人文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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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关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背景，国内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比较强调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到鲍姆加登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注：见邵大箴，《温克尔曼及其美学思想》，载《希腊人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5—6。） 但是，西方研究温克尔曼的专家阿历克斯·波茨(Alex Potts)则认为，温克尔曼关于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并不像是歌德、施莱格尔和黑格尔那样的德国唯心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倒是更接近于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24. ）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必要继续作一番研讨。

我们都知道，尽管温克尔曼在1738年进入曾是沃尔夫的讲坛所在地的哈雷大学学习神学，而且他还听过沃尔夫的学生、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加登的课，（注：鲍姆加登于1737—1740年间在哈雷大学任教。） 但是他对鲍氏的哲学很是不以为然。（注：见[德]西海·贝格瑙，《论德国古典美学》，张玉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6。） 通观温克尔曼的著作，我们也会发现，尽管温克尔曼是在德国的学术中心哈雷大学接受了正规的神学教育，他也熟知莱布尼兹、沃尔夫一派的哲学理论，但是温克尔曼的著作中并体现不出德国哲学家擅长的形而上思考的特点。显然，从温克尔曼对待鲍姆加登的态度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著作中有意避免给人以鲍姆加登式的印象。然而，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却是不能因为作者的主观姿态而否定掉的。温克尔曼史学思想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作为体系的艺术史、自由与艺术的繁荣、关于理想的美——事实上都与他之前的理性主义者的哲学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温克尔曼把艺术史作为一个“体系”去进行思考首先就得益于他在德国所接受的哲学训练，这种探索体系形式的理论训练先是由莱布尼兹灌输到了德国哲学中，继而在沃尔夫那里得到了强调，最终影响到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而英、法的哲学在笛卡尔之后对于庞大哲学体系的建构则基本上持着一种排斥的态度。（注：关于德国哲学在体系思维上的训练及其与英、法哲学的区别的论述参见[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326—327。） 正是因为温克尔曼接受了这样一种训练，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已经在研究上走在前面的英法古物研究专家，而是德国人温克尔曼发明了现代的、综合的艺术史学科。在讨论自由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时，温克尔曼把“自由”这一基本的原则当作一个对于艺术之繁荣来说必须事先存在的理由，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美”的问题上，温克尔曼根据他对希腊艺术的研究勾画了一个理想的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因为它的高高在上、超凡绝伦，因此一些学者把温克尔曼称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注：“美”的性质在温克尔曼思想的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意见不一。克罗齐、韦勒克、贡布里希、朱光潜都把温克尔曼看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而文杜里则对此予以否认，黑格尔也把温克尔曼归为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美的学者之列。相关论述见：[意]贝内戴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袁华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105；见[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凯身、杨自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199；Gombrish， Ernst，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Ⅰ.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Ⅱ.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New York， Cooper Union( The Mary Duck Biddle Lectures) ， 197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18，鉴于朱光潜受克罗齐影响之深，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一看法来自于克罗齐；[意]L. 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迟轲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12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19。本文同意文杜里和黑格尔的见解。） 然而，无论说温克尔曼的美是来自于夏夫兹伯里这个赞成理性主义的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还是说它来自于莱布尼兹对于“美”的理解，在我看来都只是看到了温克尔曼关于美的论述的一些表面的问题。恰恰是温克尔曼的这两位前辈在模仿普罗提诺，而温克尔曼则是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使理想的美从具体的材料中生发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把理性主义者的论述用经验主义的方式颠倒过来了。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经验主义的影响确乎更大。经验主义在当时整个德国的文艺理论界也是占优势的。18世纪初的德国思想对于温克尔曼的确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当时的德国学术比起英、法两国的学术来说实在是太薄弱了。（注：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状况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79—282。） 对于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来说，更多的影响来自于英、法。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进行“古今之争”的时候，德国人考虑的问题却不是古今的优劣，而是他们的文艺是应该借鉴法国还是英国，足见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在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高特雪特委代表的莱比锡派与以波特玛和布莱丁格为代表的屈黎西派之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在德国的延续，其结果则是以经验主义的胜利告终。（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82—286；以及[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211—281。） 法国的启蒙思想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当然是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思想家当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这与其注重形而上思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参见[英]柏林，《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载《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页193—224。） 而在哲学史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事实上也更多地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根据罗素的分析，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除了英国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牛顿对于宇宙演化的解释超越了笛卡尔使得人心偏向了洛克，洛克哲学在英法的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牛顿的威望，而把英国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传到法国去的主要人物正是伏尔泰。（注：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175。）

1726—1729年，伏尔泰流亡英国三年，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曾写道：“尤其在哲学方面，英国人是其他民族的导师。”（注：见[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496。） 在自然科学方面，伏尔泰成为牛顿的信徒；在历史学的领域，他则创立了一种以《风俗论》(1756)为代表的新的方法论方案，也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卡西勒指出，这种方案就是不让历史写作单纯的依赖哲学或者神学的建构力量，而是试图直接从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引出新的哲学问题。（注：见[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195。） 伏尔泰的兴趣不在于事件的前后相继，而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内在的关系。伏尔泰抱怨历史知识较之自然知识而言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历史也应当能够类似于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他打破了以前的历史以《圣经》作为基本的叙述结构的局面，而是要模仿牛顿的力学从最基本的历史材料出发建构新的历史模型。这个历史模型把人类的历史从神学的救赎史拉回到了世俗的世界，试图通过对人生活的环境气候、民族、风俗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考察勾画一个世俗的人类文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维特把从鲍胥埃的《世界通史》(1681)到《风俗论》的转变称作是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精神史上危机的标志。（注：见[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21。） 卡西勒对伏尔泰历史编纂观作了精到的分析，他认为伏尔泰并不否认理性作为一种人类先天的禀赋的存在，他的做法是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模型使得理性能够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也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唯有分析的、经验的历史才能够充分地展现理性的发展。（注：[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页213—214。） 而伏尔泰是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前导，熟悉伏尔泰的温克尔曼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启发。事实上，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也表现出了与伏尔泰的历史逻辑相似的一面，尽管他深受德国理性主义哲学训练，却也用一种经验的方式去进行艺术史研究。

二

前述的认识论背景对于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艺术史》绪言中，温克尔曼说：

“我所着手写作的古代艺术史不仅仅是一部重要事件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要说明在那些年代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我是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历史’这个词，这种意义就是它在希腊语中所具有的含义；而且我的目的是试图提出一种体系。在第一部分中——关于古代国家之艺术的论述——涉及到每个单独国家的艺术时我已经力图实施这个构想，这一点在论述希腊艺术时尤为显著。……”（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p. 107. ）

这一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温克尔曼提出了他的艺术史不是一部罗列事件的编年史，而是“提出一种体系”。把艺术史作为一种体系去研究，也就是说要用一种体系性的思维去构架艺术史写作的结构，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体系”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涉及到图像、风格、文献材料的考据等一般的艺术史方法，它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西方现代哲学史上，从莱布尼兹开始，德国的古典哲学大家们多倾其一生，努力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像康德、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也被称作“体系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对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论述的相关研究中曾用相当的篇幅讨论过“体系”的概念及其历史，特别是“体系”在近代的形成史。我认为，这一渊博而又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很有帮助的，这一论述不只对谢林有效，因为体系的观念是近代哲学思维逻辑的一个基本的“语境”，所以我想首先简要地引述一下海德格尔的研究。（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0-65。）

海德格尔首先考察了何谓“体系”？“体系”来自于希腊语συνιστημι，意为“我来安排”，他有两个意义的指向：其一是内在的、给事情提供其根据与支点的结构；其二是外在的随意的堆积框架。后来“体系”这个词逐渐被使用于认识领域，由于其本来所具有的两种意义指向，从而使得人们一方面创造真正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随感堆砌起来，以“体系”的名义招摇。海德格尔简要地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的开端，也就是古希腊，如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并不“具有”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在中世纪，像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的《神学大全》也不算是体系，其概念十分的混乱，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不及，更不用说是和像黑格尔、谢林那样的真正的体系相比，因而中世纪的各种神学“大全”不算“体系”，而是神学的教科书。接着，海德格尔对于“体系”的概念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反对把“体系”当成是对现有的教学材料进行的划分排列，指出：“体系一般地首先并非是、也并非仅仅是给现有知识材料以一种次序，以期适当传达知识，反之体系是可知东西本身的内在安排，是给其以论证性的形态和展示，更真切地说，体系是对存在东西在其存在性内结构与衔合的合知识性的安排。”（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5。）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体系”是在近代，也就是17、18世纪形成的，因为直到近代“体系”才具备了其形成所必需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数学的理性体系在人类思维中占据优势统治地位。在进行了以上论述之后，海德格尔指出，在从17—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体系”是“整个哲学的主导词语”。（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55。）

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抽出一条最为核心的理念，即“体系”必须是某种理论内在的结构秩序。然而，海德格尔的论述是着重于德国的唯心论哲学传统。前文中，我强调了温克尔曼与经验主义的关系，那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接近海德格尔所谓“体系”概念的实质，而与温克尔曼的联系又更为直接的论述呢？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其中对“体系”一词有专门的词条解释，解释者正是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伏尔泰说，“所谓体系，无非是一种艺术或科学中的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秩序的组合，这种秩序使他们彼此相互依存；从其原始因素可以导致并说明其最终因素。那些用以解释其他因素的，称为原则，而原则的数量愈少，体系就愈完善，最好是减少到只有一个原则……在所有的体系中也只有一个首要的原则，而构成体系的各个因素都依存于它。”（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梁从诫译自[美]斯·坚吉尔的英译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页349—350。） 伏尔泰认为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三类原则，他们形成了三个类型的体系：第一类原则是一般的或抽象的原理，涉及此种原则的体系被称为“抽象体系”；第二类原则是一些假设，以此作为基础的体系称为假说；第三类原则是由事实所构成的，这些事实，是在实验中收集到并经过考察和鉴别的。伏尔泰认为“真正的体系是在最后一类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被称之为体系。”（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0。） 而且，真正的体系要以事实为基础，它要求有大量的观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种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伏尔泰坚信“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或艺术是根本不能建立任何体系的。”（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3。）

伏尔泰的解释使我们意识到，“体系”的问题在17、18世纪是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说：“为了认知人类文化和社会某些关键层面的经验的多样性而精心构建一个体系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课题。”（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 33.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温克尔曼与孟德斯鸠和卢梭相联系。的确，有许多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概念和取向都是有区别的，并不像阿历克斯·波茨说得那么简单。从伏尔泰对于“体系”的解释看，“体系”的概念以及人们对于体系思维的认识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不能用一种笼统的趋势概括它在当时的发展和影响。卡西勒曾指出，当时的英、法正流行着一股反体系的潮流，对温克尔曼具有重要影响的夏夫兹伯里甚至说“体系是把人变成傻瓜的办法”。（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327。） 孔迪亚克在1759年发表了《论体系》一书，他强烈地主张在物理学中消灭“体系癖”，而17世纪那些伟大的形而上学大厦正是从这种“体系癖”中产生的。孔迪亚克反对任何基于表面的“物性”的一般的、任意的解释，而是主张必须直接对现象进行观察，通过对现象的经验性质的联系作出清楚的规定。接着，把牛顿奉为经典的伏尔泰也用这种理想向笛卡尔的物理学发难。（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51。） 伏尔泰在解释“体系”的词条时，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反对以前的理性主义者主要通过演绎的方法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主张一种基于现象的观察建立的经验的体系的思考。按照伏尔泰的设想，关于艺术的研究显然也应该能够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当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体系”，也就是基于观察的、由事实建立的体系。温克尔曼在大家都在反对“体系”的时候却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艺术史的“体系”，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体系”，这首先应该说是莱布尼兹灌注到德国哲学中“体系精神”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应。当然，深受英、法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温克尔曼不会把这个“体系”建构成“抽象的体系”，而是伏尔泰所说的那种新的经验的“体系”。

由于温克尔曼本人并没有对他的“体系”的概念作出说明，阿历克斯·波茨在研究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的“体系”概念及其理论结构时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把《古代艺术史》“体系”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体系”原则相类比得出结论。（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p. 41-46. ） 本文在讨论“体系”的概念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而是从海德格尔和伏尔泰的相关论述中抽象出来的，可以作为阿历克斯·波茨的相关论述的补充。涉及到温克尔曼的“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既是一个从那些作为自明真理的原则中推衍出来的概念结构，又是一个从实物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分类框架，这些实物证据联系于置于思考之下的现象，在他那里也就是古代艺术。”（注：Ibid. p. 33. ） 进而，他又对这一论点作了发挥，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尽管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之上，却不能被完全认作是来自于先验原则的推演。他认为这个体系乃是为了认知经验的材料而组成的“假设的结构”(hypothetical constructs)。单是推演或归纳性的论述都不可能证明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Ibid. p. 41. ） 本文在前面说过，温克尔曼的思想从大处说乃是受到了在他之前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综合影响。理性主义注重演绎，经验主义注重归纳，在他的“体系”中，无疑也反映了这种影响。但阿历克斯·波茨的这种表述过于折中，而且从基本的原则往下推演逻辑方式涉及到温克尔曼的“美”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问题。温克尔曼的“美”和“自由”并不是阿历克斯·波茨所说的“先验的原则”(priori principles)，（注：Ibid. p. 41. ） 这些原则是可以“经验”的，而且在古希腊是已经“经验”过的，只不过对于当时来说像是一种“先于当下经验”的存在罢了。我赞成关于“体系”是一种思维综合的表述，但不是一种折中。我不否认这些原则在温克尔曼的脑子里先是作为一种预设的结构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温克尔曼的这个“体系”中的原则都是由经验建构起来的，他以具体的艺术作品和史料为基础对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鉴别，其“体系”不是“抽象体系”，也不是假说，完全可以把他归入伏尔泰所谓的“真正的体系”。

三

温克尔曼的“体系”涉及到基本的原则、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以及具体的论证过程。古代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由与艺术的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及理想的美等问题都是构成温克尔曼的“体系”的基本原则；《古代艺术史》中比较初级的风格分析、题材与历史、神话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辨别真伪的分析等问题都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涉及到具体艺术作品、碑铭的论证则更多。我们可以把后两者全部归入到一般经验的领域，而组成“体系”的基本原则却是由这些最基本的经验论证所支撑的。作为思想范式的研究，我们只研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古代艺术的发展规律问题，也就是温克尔曼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也就是古代艺术的兴衰模式，他说《古代艺术史》的目的“是要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以及不同的国家、时代和艺术家所具有的不同的风格，而且要尽可能地从现存的最古老的遗迹开始全面考察。”（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07. ） 他像以前的人一样，把艺术比作人和植物的自然生老的过程。但是，在温克尔曼那里艺术并非如瓦萨里所言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他认为艺术以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出现，在所有孕育它的民族中以相同的形式起源，却没有证据表明艺术到底最早起源于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注：Ibid. p. 133-34. ） 表面上看起来，温克尔曼关于艺术发展过程的描绘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是陈词滥调，因为把历史的发展比作人或者植物的荣衰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在温克尔曼的表述下面却是不平凡的发现。首先，尽管温克尔曼继承了瓦萨里的艺术进步论，（注：See Gombrich， '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 ， in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5) ， p1. ） 但是他在解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时却已经不像瓦萨里那样套用《圣经》的历史序列了。（注：见[意]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译本《中世纪的反叛》卷，刘耀春译，(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页21—23。） 他摆脱了一般的历史循环论，（注：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将温克尔曼与瓦萨里相比，认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仍然是循环论的模式，而阿历克斯·波茨则认为，比之一般的艺术史循环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不能通过《名人传》和《古代艺术史》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是循环论的结论。《古代艺术史》写的只是“古代”，而《名人传》则一直写到瓦萨里的时代，后者是能够全面反映作者史观的，而前者只是古代艺术的历史序列，不构成作者完整的历史观。温克尔曼对于当代艺术要朝着古典的“美”前进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没有讨论新的历史循环。启蒙的时代是历史进步论的时代，温克尔曼也是进步论的，只不过他的历史进步的目标是“好古”的罢了。关于贝尔廷和阿历克斯·波茨的观点，参见《艺术史终结了吗？关于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史学的反思》，载《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页295—298和Flesh and the Ideal， p. 39. ） 而把艺术的进程重新确定为对至高无上的理想的“美”的追寻。无疑，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温克尔曼跳出了瓦萨里无法逾越的属于中世纪的“上帝之城”。其次，他给整个古代世界的艺术发展勾画了一个合理的图景，这个图景也就是一个描述古代艺术的通史的结构。正是在这个通史的结构中，希腊真正成为古代艺术的典范，成为古代世界最为辉煌的缩影。哈斯克尔所说，“温克尔曼最重要且持久的贡献是为包括埃及人和伊特鲁斯坎人在内的整个古代艺术——主要是雕塑——制造了一个完整、综合而且清晰的年代学框架。”（注：Haskell， Francis and Penny， Nicholas， Taste and the Antiqu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01. ） 温克尔曼不仅给古希腊勾画了艺术的兴衰，而且给整个他所了解的古代世界，在各个民族之间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兴衰的参照体系，轴心是古代希腊的艺术，这是一个大跨度的人类精神实践的历史综合。他说，直到希腊人去发现之前，埃及人和波斯人的艺术如同一棵没人知道它的好，却被悉心照料的树木；伊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是湍急的溪流；而希腊人的艺术则像是一条穿越富饶峡谷的弯曲的河流，清澈的河水充满河道却不泛滥。（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33-134. ） 这一点对于他以后的西方艺术史的价值描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他还给当时并不为人所了解的古希腊艺术勾画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轮廓，把古希腊的艺术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种风格从远古到菲迪亚斯为止，相当于政治上希伯战争之前的时间，风格以直线和僵直的造型为特点，被称为“远古风格”。第二种风格延续到普拉克希特列斯、留西波斯和阿匹列斯，政治上相当于雅典自由城邦极盛的时期，风格是崇高的、多棱角的，被称为“崇高风格”；第三种风格随着上述三人学派的衰落而衰亡，政治上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风格是雅致的、波浪形的；此后就是衰落时期了，风格以模仿为主。（注：[德]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载《希腊人的艺术》，页173-201。） 以前的法国古物学家也想构建一个希腊艺术史，但是只有温克尔曼给希腊艺术拿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年代学框架，从而描绘了希腊艺术发展的历史序列，这个历史序列也就是希腊艺术风格演变的序列。这个风格序列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它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出发，通过对风格的历史分析从而达到对古代艺术的认知。

篇2

二、信仰的追随

他们为了信仰的追随，把崇敬融入他们的舞蹈里，天地、太阳、白云、大山、树木、水都是信仰的感化物。例如羌族尚白，以白为善，崇拜白石，传统服饰是白色麻制百褶裙，头缠白色包布。羌族舞蹈“沙朗”是在喜庆、节日等重要的盛况下，衣着白色调的传统服饰，围绕着白石跳的锅庄舞。白石在羌族人民心中已成为信仰的象征，如同他们的生命一般不可亵渎。在轻快、热烈的锅庄舞中，表达的是羌族对于信仰的追随与崇拜。

三、祭祖的崇敬

安徽花鼓灯，在淮河流域的秧田间飘来的“系鼓互歌”，兼容南北文化之长，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出的舞蹈风格和风韵，表达的是安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情调。他们有些是为了祭祖，为了疾病，为了生死，用花鼓灯他们最为熟悉、质朴的表达方式迎生、送死。莲花村的赵氏花鼓灯艺人离开世界时，全村的人轮流跳了7天7夜的花鼓灯，来表达他们最高的礼节。在村民的眼中，他们早把花鼓灯视为生命的象征，一个生命的逝去留下来的是花鼓灯起舞的身姿。又如海洋秧歌的齐眉扇，起初海洋秧歌的中心为祖先像，在围绕时突显的离心和向心的关系，是山东人民对祖先尊敬最质朴的表现。

四、情感的交流

情感在民间舞中，就是“心声”通过肢体和表情的流露。“情之所至，舞之蹈之”，一笑一颦、一举一动之间，民间舞中情感自然流荡。这种情感的交流，交流于村与村、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这也是舞蹈最广泛的目的。花鼓灯中丑婆“丑”蕴含着善良、坚强，她与傻小子之间的动作交流是一个喜中带哭的情感传达。东北秧歌鬼扯腿男女面对面，男女间的动作，女生的羞涩神态是异于言语表达的直接，但全然将情愫娓娓道尽。

五、心中之竹的自我认识

每个人的心中之竹都不同，比如高美兰心中的傣族女人是柔美恬静的，充满这水性感；杨丽萍表现出的傣族是婀娜多姿的。“心中之竹”自我认识的差异往往是出于对情感的把握。

六、文化传承

我们对于“心中之竹”的情感把握首先来自于对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的人文情感是形成民间舞风格特色的重要因素，它好比植物的“根”，如果失去了人文的养料就无法真正地吸收民间舞的精华。比如纳西族是简单、大气的；而汉族在文化、社会的影响下形成了复杂、全面、丰富的特点。采风是把握民间舞“根”很好的方式，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最有感的是环境，环境带给我们力度和空间纵深感的强烈感受。例如舞蹈在蒙古的大草原上，辽阔带来的空旷、大气的感觉是完全不同于在教室中的学习的。同样也深入地了解蒙古族人舞蹈的体态为什么会表现的那么大气与圆润，引导我们向蒙古族人的形象气质和风格上靠近。由此可见，把握住文化根的来源对于一个舞种的诠释是非常重要的。

七、身体继承

其次，“心中之竹”的情感在身体的继承中体现。民间舞从起舞于田间地头发展到走进了专业的教室，学院派与原生态相比，在身体的继承上或多或少作出了调整。从田野气息浓厚、不讲究修饰的动作转变为表演性较强的舞台化民间舞，动作变得复杂、美观，组合不断追求花样翻新，同时增加了体力与技巧的训练。例如，海洋秧歌中齐眉扇这个舞姿，在民间的表演中舞姿几乎都是流动的，很少有停顿的时间。而在如今教学中，这个舞姿被灌注了情感，它可以出现在课堂提沉的组合中，在静止的舞姿上训练呼吸。在教师的教学中，老师的“心中之竹”也不相同，他们把各自心中感受到的东西审美化、形象化，所以在动作选择、要求和解释上都不同，律动自然有轻重缓急。

八、手中之竹的艺术个性

1.艺术再创造手中之竹来源对生活的感悟

并体现在艺术的再创造上。经过亲眼所见、心中所理解，到了“手中之竹”，对艺术的整体把握更具个性。民间集体舞与个体的民间艺人带来的感受不径相同。在海洋秧歌的集体舞蹈中可以感受集体舞的气势和激情，民间舞把个人凝聚成共呼吸、同肢体的集体，联同他们像是串在一条线上的心劲儿。我想，正是民间艺人们拥有共同的艺术追求、共同的艺术信仰，他们舞蹈透露出的气势才能那么打动人。而每个民间艺人的个性风格又十分鲜明，花鼓灯的老艺人陈敬芝“不疯魔，不成活”的艺术态度、艺人冯国佩的言行中可以思考人的艺术心态。田露老师从村落采风回来后，民族的不同特性让她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教育的圆润性，包括怎样更好地处理集体动作与独舞动作，在给学生动作讲解上更考究、更生动。

2.素材运用“手中之竹”体现在作品

语言的素材运用中，民族民间舞蹈作品要在所见“眼中之竹”的基础上，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实质和风格，从中提炼出素材，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服务。田露老师编创的海洋作品《翠狐》的民间原型是王大娘，而作品取材于蒲松龄著作中的狐狸精——小翠。小翠善良与人物的虚实结合与王大娘一惊一乍的特点相符合，田露老师将两个人物巧妙结合，作品的人物风格一下子丰满起来。运用海洋不正常的节奏特点，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以节奏的强弱、顿错变化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情感意愿，突出人物的鲜明性格。

3.创作手段最后，“手中之竹”表现

在创作手段的艺术个性上。如创作由塔尼克民族舞蹈为元素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创作过程，“化形留意”“化形造意”“留律存质”都是创作舞蹈作品的手段。编导在继承和把握民族风格的基础上，同时给舞蹈作品注入了表演性、感染力的元素。红色大摆裙子的运用使整个舞蹈作品更加绚丽、夺目，也让舞者扩宽了动作的表达空间，舞台气场变得更加强大。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可以借鉴到艺术家创作手段需要创新，灯光服装、道具、舞台布景等都可以成为应用的手段，并从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出发，用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段赋予作品更多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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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实施的独特与高效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表演课程设计。通过“月赛制”来围绕学习者的学习经验组织教学，从而建立表演课堂内与课堂外的比赛实践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新模式。表演课是演艺专业为期4学期的专业核心课程，根据表演课的核心知识进行要求，全程2学年4学期共设置8次表演专业比赛，面向表演、语言、声乐、形体等不同表演学科，从表演课的每周8课时中分配出2课时，并贯穿4个学期。具体课时分配如下：

（一）第一周2课时布置比赛任务，引导、启发学生设计主题进行策划，竞聘相应岗位建立创作组，并节目分类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二）第二周2课时引导学生进行课外收集相关素材，根据上周小组讨论申报结果确定并组织排练。

（三）第三周2课时检查学生课后自学的动态情况并关注学生排练进程。

（四）第四周2课时指导学生在小剧场进行比赛作品的彩排、比赛呈现。“月赛制”表演课创新教学实践模式由学生组建导演组，节目均由学生自己来决定样式与内容，在创作排演到比赛的过程中，学生得到了策划、执行、呈现等多方面的能力锻炼与提升，“月赛制”不仅学生受益，表演艺术专业整个教学团队也因为全程群策群力参与教学组织与实施而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三、模式的成效与评价机制的完善

艺术实践是一种直接体验的过程，“月赛制”表演课堂组织有序性和科学性在教学实践各环节中得到了验证，通过月赛舞台的不断锤炼学生的艺术化体现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建立和积累了一大批的原创作品，经过再加工有些毕业作品、社会公演作品由此形成，个别节目还登上了央视舞台。以教学实践环节为例，迄今为止已创作并完成了数十场包括表演、艺术语言、舞蹈表演、声乐表演、音乐剧等各类内容和形式的比赛，为学生提供综合和全面性训练与实践平台，突出以学为主、课内外结合的特点，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探究创新的兴趣与能力。“月赛制”表演创新教学实践模式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完善和加强：

（一）深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和运用。比较好的解决课堂教学时间不足，学生缺乏消化应用时机的问题，能使学生在创新实践教学中，充分发挥所学知识技能投入创新实践，拓展知识面，丰富表演技能，强化舞台经验和舞台感觉。

（二）加强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发挥。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实际体现，艺术的本质就是创新，以学生自主学习、构思、创作为主体的“月赛制”，能有效的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开发创新思维，发挥创作能量。

（三）培养学生自我组织管理的团队精神。人文精神是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演者人格完善的体现。通过学生自我组织管理，培养相互协作、共同奋斗的团队精神，不仅有利于锻炼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更能获得人格的完善，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完善符合时展需要的教学方法。“月赛制”自始至终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实行“鼓励思考启发式为主的教学法”和以学生专业自学和自我管理与相结合的“管学融合教学法”，具有完善表演艺术教学的实际效应。同时，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考核，传统课程考核以期末考试为主要评价依据（期中前20%、期中20%、期末60%），改革初期的课程考核将这一比例再度分配（期初30%、期中30%、期末40%），现在的课程考核（期初20%、平时60%、期末20%）形成了以终极性评价为主向形成性评价为主转变，进一步完善了评价体系。

四、学风建设的改善与提升

学风是学校的灵魂所在，这个灵魂的建设需要所有的人共同努力，前苏联教育家申比廖夫曾说：“没有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影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工作，”教师以身示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风建设“以赛促建”的“月赛制”平台使学生内部建立了学习竞争机制，并形成积极的竞争意识，学生在专业比赛中进行竞争，在竞争中表演技能和各种能力得到提升。通过表演艺术专业全体师生学生的知、情、意、行在教与学问题上的综合表现，凝聚在教与学过程中的精神动力、态度作风、方法措施等方面的学风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在“月赛制”表演创新教学实践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良好的学习效果，逐步形成了一种人人参与的群体性、一贯性和稳定性的良好学风，这种良好的传统和风格对演艺专业学生的成长起着重大的作用，学习环境的变化带动着学风建设，实践教学机制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专业兴趣和热忱，促进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表达欲望，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强化舞台经验，清晰了职业定位，锻炼他们各方面能力的作用，更好地推动学生“精艺修为、一专多能、融会贯通、持续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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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主体的单向性

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评价中，师生评价关系是不平等的。评价就是教师说了算，不允许学生说话，教师处于至高无尚的地位。学习评价就是教师对学生的作业批改、考试成绩分析以及课堂教学中散乱的语言评判。这种单向的评价无法做到“以人为本”。学生仅成为评价的客体，在学习中被被动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错误的导向作用，导致小学数学学习活动成为做作业、做试卷的代名词，在大量的题海中获得考试成绩的提升；另一方面，这样的评价还抹灭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评价过程是痛苦的、被动的，不适合新课改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目标的要求。

2.评价内容、过程的单一性

传统小学数学评价的单一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评价功能是单一的，评价仅仅是对学生的甄别与选拔，评价的激励性、导向性被忽视，评价的人文性没有被纳入思考的范围；其次，评价途径也是单一的，过程评价就是对作业的批改，总结性评价依靠一张试卷，书面评价成为唯一的途径，数学=做题；再次，评价内容是单一的，因为对教学目标的认识狭隘，评价仅针对传统的“双基”进行评价，对于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则没有评价，对于数学知识探究与形成的过程评价更显得“虚弱”，对于评价过程的人文化则没有涉及，评价无法做到以人为本，也无法做到促进人的发展；另外，评价过程重视定量评价，缺乏定性评价，学生成了考试机器，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被淹没在浩瀚的题海中。

3.评价方法的机械性

在单一性与单向性的制约下，传统小学数学评价呈现出机械性的特点。这种机械性首先体现在：学生只有通过机械的答题训练获得较高的成绩，才能够得到老师的激励；其次，这种评价带来了教师与学生的负担加重，大量的作用批改与作业训练让师生苦不堪言，学习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再次，这样评价的过程本身就是枯燥的，评价过程缺乏对学生的激励，评价方法手段“目中无人”；另外，由于过于重视总结性评价，导致评价的诊断功能滞后，无法对教学进行及时调整；同时，这种评价无法激发学生的思维与情感，违背学生的天性，让学生厌学，评价过程人文性的缺乏导致了教学无法以人为本。

二、新课程小学数学学习评价的新要求

与传统的应试评价不同，新课程对小学数学教学的评价提出新的要求。要求评价过程是快乐的、评价内容是全面的、评价方式是灵活的、主体关系是民主的，这样的评价才能够实现全面发展的效果与以人为本的理念。

1.评价过程与结果人文化

目前，对于评价的激励性与全面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对于评价过程与结果的人文化研究较少。其实，评价过程也是学生的体验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是快乐的，评价过程才能够谈得上是“以人为本”。所以，一方面评价要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学生从评价过程中获得快乐体验的同时，促进身心与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评价减轻学生的负担，改变延续多年的传统应试评价，从学生能力与态度价值观层面，进行全面多维度的评价，减少应试评价的比例，加大激励性评价的比例，提高评价的舒适度。

2.评价主体与方式多元化

传统的评价以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评价为主，以考试为唯一方式的单一性评价。新课程改革对评价的要求是落实评价的多元化。首先，体现在主体的多元化，即评价主体不仅指老师，应实行教师、学生、伙伴、家长四维度评价主体，特别重视自我、伙伴和家长对学生的评价，把评价权从教师手中分配到各个主体手中，避免评价的单一性。其次，体现在评价方式多样化，考试只是课程评价的一种方式，要将考试与其他的评价方式有机结合。定量评价也只是手段之一，适时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将适时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将单独评价与小组评价相结合等等。

3.重视评价的维度与过程

随着小学数学从双基向四基方面的转变，对学生学习过程与结果的评价应该立即调整，从对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评价扩展到对学生的基本活动经验、基本思想方法、情感价值观的多维度评价，从各个角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其次，要重视过程评价，重视对学习过程中学生探究思维过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学生小组合作的评价等，养成学生合作探究的习惯与实践反思的能力。尤其对于数学这门学科来看，对知识形成过程的探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传统的总结性应试评价无法对此进行诊断，只有我们介入到学生的实践过程与思维过程中，才能够通过评价激励学生去思维、去实践、去合作。

三、优化小学数学学习评价体系的策略

1.让评价过程变得更为快乐、舒适

以人为本的教学评价要照顾学生的身心健康，体现人文关怀。如果数学的学习评价内容与方式是学生厌烦的，违背教育的快乐原则与健康原则，这个评价就是失败的。

（1）以民主平等的评价关系为基础。教师要在课堂教学生态的基础上，建立评价的生态观念，让评价不再成为教师的“裁决”，而是成为一种“协商”过程，在评价的过程中教师针对学生的行为与结果给予自己的看法，教师的评价目的是激发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因为一切评价只有通过学生自己的思维与情感转换为自我反思与激励的过程，才能够起到评价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多元评价、多样评价等都有了理论上的立足点。

（2）要加大激励性评价力度。评价的目的是发展，虽然发展不能够完全依赖于激励，但相对于传统评价的消极性，目前需要加大激励性评价的比重。要深刻认识到“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个道理，激励性评价的方式很多，途径也很多，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语言、目光、分数等进行激励，还要努力把激励评价系统化。例如：通过班级的《评价公布栏》，对学生个人或者小组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一个学生主动发现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大胆发言了、在探究中表现突出等学生，可以通过在公布栏中加分、加小红花等形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3）提升评价的游戏化色彩。游戏是小学生的天性。教学中，可以开展各种数学游戏的教学活动，让学生的游戏中对自己活着同伴进行评价，例如：开展口算比赛活动等，通过同学的互评活动，激发学生好奇心；通过开展教学游戏活动，让学生在游戏中进行评价等。游戏过程中的评价符合学生的心理喜好，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成长。再如游戏“我当小老师”，请学生上台当老师对统计表提出问题，考下面的小朋友，答对了就鼓掌。不仅要求“小老师”会提出问题，而且会解决问题，“小老师”极易获得成功感和满足感。

2.让评价标准更加全面、对症

学习评价是一个细致、持久、科学的过程。要加大对小学数学学习评价的目的性、针对性、层次性、公正性的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才能够让评价发挥其积极的效果。

（1）提升评价的目标性。在评价过程中，教师要针对学习的过程、知识的特点，给出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评价。例如：针对三年级数学内容的特点，具有针对性地开展口算、 听算、笔算和应用题解答能力的单项测评。其中口算注重准确性和对速度的要求，笔算注重计算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应用题注重数量关系的分析和解答。同时，给出一定的量化标准，例如：在口算测试中，给出定量的口算题，规定时间是5分钟，鼓励学生在完成目标的数量和有限时间中超越目标，能算多少题就算多少，不以 100 分为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然后对测试的结果进行分级评价，优秀率40%、达标率在80%。教师要善于设计这样的测评过程，才能够让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

（2）重视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分层评价。班级学生的数学基础是不同的，不同的基础如果用同样的要求进行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奋斗目标，根据学生进步的情况进行分成评价，以便促进学生的不断进步发展。例如：在学习学案的设计中，针对学生的实际设计集中不同层次的教学问题，用A、B、C、D标出等级，A级是必须掌握的内容，B级是大部分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内容，C级是优生提升的内容，D级属于个别学生冲刺超越的问题。这样，在课堂上对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集体探究，互相帮助。每个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数学基础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3）重视评价信息的全面收集。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应该建立在全面的基础上，防止评价内容的单一性，如何才能够做到全面呢？最关键的是要做到评价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对学生学习的各个方面如：学习时间、思维、情感、实践、结果、数量等，只有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全面的把握，才能够给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拓宽评价途径的方式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例如：让课堂中自评、组评、师评相结合；平时评价与期末评价相结合；笔试和面试评价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等等。

3.让评价的形式更加灵活生动

小学生对于直观、生动的教学方式非常敏感，教师的评价要让学生体验到愉快。为此，不仅需要提升评价过程本身的舒适度（前面已经有论述），而且要实现多种方式的评价，让评价灵活多样，减轻评价的压力感，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不断充实新鲜感。例如：

（1）不限时间的考试。选择一个时间宽松的时候，给学生一个难度适中的试卷，让学生独立完成以后交上来，不限实际。这样的考试让学生更加自信，而且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让他们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中，把自己的潜能充分激发出来，这样的评价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2）无人监考的考场。相信学生能够诚信、鼓励学生诚信考试，通过无人监考的考场让学生享受到被信任的感觉，让学生在自我监督与群体舆论约束中树立自己内在的道德防线，提高道德的自主性与自觉性，这样的考试不再仅仅是数学的检测，更是道德成长的过程。

（3）电子化考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设备走进学生的课堂中，我们可以通过人机之间的对话，让学生通过微机上的试题软件与活动课件，对自己进行检测。例如：在微机中针对章节内容设置题库，每次都能够通过软件自动生成不同组合的试卷。学生通过微机可以对自动生成的试卷进行自我练习，微机自动批改并给出提示。学生如果对自己的得分不满意还可以重新生成试卷进行练习。这样的评价过程具有自主性，能够让学生通过努力活动自己满意的结果，把评价与学习的激励高度融合起来。

（4）语言与肢体动作评价。这种评价方式通过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的一对一评价，让评价更加具有针对性，而且交流的深度更加深入。例如：针对某一个章节的知识点，让学生选择一定的问题进行互相提问；教师通过个别交谈与个别练习评价，给予学生个别评价；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互动过程中的语言评价。这些评价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与亲切感，教师通过激励性的语言、无声鼓励赞许的目光、喜欢的体态语言进行评价，具有较好的激励作用。同时，可以通过象征物对学生作鼓励性评价，如：把“争章活动”与课堂评价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好问章”“合作章”“进步章”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激发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

（5）活动式评价。小学生对游戏有着天然的兴趣，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游戏学习活动，把数学知识融入到游戏活动当中，再通过游戏的活动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例如：扑克牌游戏。100以内进位加和退位减最容易出错，用一种学生熟悉的东西来练习计算。这个游戏，学生可以在座位上和同座的小朋友一起玩。如：1个人拿1位数1-9；1个人拿2位数10-99 。每人出1 张，算一道，加法题，谁先算出来这两张牌就归谁。如果算错了，裁判要帮助你纠正。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评价与竞赛的过程。

另外，要改革评价结果的表达方式。传统的评价结果是对成绩进行百分制排名、分档次、对优势进行鼓励、对差生进行打击，99是优生、89就是差生，要被老师批、家长骂。为了体现人文化的关怀，就不能够强化分数之间的细微差异，对结果进行模糊处理。如：在一定的等地制的同时，大量引入如争章式（类似于少先队的争章活动）、问卷式、小结式的评价方式，让学生尽量从评价中获得正面体验。

4.评价的主体更加多元化

传统的评价主要是教师对学生的单方向评价，这种评价与生俱来的权威性、不可抗拒性，学生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所以，新课程背景下的学习评价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确立以学生、教师、家长为主要评价人的评价体系。

首先，最主要的是学生的自我评价与互相评价。评价要体现“以人文本”，教学要体现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就不能忽视学生的自评和互评，因为对于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情感体验，如是否喜欢数学，学习数学是否有信心等，学生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而教师的评价往往是笼统的、武断的。另外，数学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在小组合作中，学生所表现的各种素质，是否积极参与、是否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小组内同学是最有发言权，因此学生的互评也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要重视家长对孩子的评价。家长和孩子之间有这特殊的关系，家长评价的影响力不可低估，由于家长对教学的不了解，他们的评价可能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要在教学中合理引导家长进行科学评价，让家长的评价成为促进孩子学习的一个主要动因。例如：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份作业题，让学生写出“一家人到北京旅游，请制定三种旅行计划，分高、中、低三档，并列出火车票、飞机票、宾馆住宿、景点门票等费用，然后根据家庭收入确定一个合理的方案。然后把这个方案给家长进行评价，请家长提供修改的意见。在此作业过程中，通过家长的力量促进学生自己动手动脑，亲自体验数学学习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恰当地进行评价，对学生学会学习是终身受益的。

5.评价的内容更加全面化、科学

传统的小学数学评价把数学学习当成一种技能的学习，主要评价学生技能掌握情况。这种评价是不全面的。新课程的评价应该落实全面的评价观，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与方法以及实践能力等各个方面落实评价工作。

首先，双基的评价不能缺少。数学学科本身的严谨性、逻辑性的学习必须通过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得以把握。无论我们如何去发展学生多元化的能力与情感，都不能够放弃对双基目标的重视。在当前新课堂的教学中，很多教师为了强调对思想方法与实践活动的重视，开展了很多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没有促进双基的学习，反而在“热闹”的氛围中忘记了基础知识，导致学生的思维与活动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思维而思维、为了活动而活动，走入了教学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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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突出教学特色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体育艺术课程体系应该充分体现体育艺术特点，符合体育艺术的知识结构，坚持体育和艺术相融合的原则，从而能够构建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体育艺术课程体系。体育院校在课设体育、艺术欣赏课、艺术概论等基本课程的同时还应该增加艺术体验和艺术实践的课程，通过这些实践性的课程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和审美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把握好学生能力和知识传授之间的关系，将各个学科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各学科教学资源之间的共享，提高人文社科知识在整个体育艺术课程中的地位。同时，体育院校在建设相应课程体系过程中，还应该注重突出自己院校的特色，将学习、应用、总结和创新这几个环节的内容一一做好，并增加自己院校的特色，从而形成符合院校实际的体育艺术课程体系。

1.3加强课程改革，创新教学策略例如可以减少部分运动专业的课程，增加突出艺术特色的课程，例如体育美学、艺术概论和音乐欣赏等课程。也可以增加操作性较强的课程，像是体育绘画、课件制作等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不断加深原有课程体系的改革，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突破以往以理论知识为教学核心的教学模式，不断进行创新，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掘。另外，在教材的编制上，应该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删减，组织人员进行新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方案的制定，编写相应教材，同时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适度增加综合性的实践教学内容，以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积极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学生自身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从而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体育艺术人才。

1.4借鉴教学经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体育院校中的体育艺术人才培养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体育和艺术相互融合的要求，因而体育院校的管理人员应该更加重视体育艺术类的课程方案设计，认真研究艺术类专业在体育院校发展的方向性和现实性，做到既与同类艺术院校专业有区别，又能够积极吸取和借鉴艺术院校的教学经验，从自身体育院校的教学条件出发，制定符合自身院校发展情况的人才培养方案。当前，体育院校中的艺术专业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人才培养的方案、模式等都还在摸索当中，不同的院校在层次和教学条件上不同，因而在人才培养上也不能按照一个标准进行培养，这就要求各院校从自身情况出发，并由相关管理部门牵头，将体育类专业人才和体育院校中的艺术类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区别，并可通过研讨会的形式，相互进行借鉴，以不断提高自身院校的办学水平，更好地突出体育院校中艺术类人才的培养特点。

1.5结合市场需求，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培养人才需要依据市场的角度，从市场的需求出发，不断满足市场对于体育艺术类人才的需要，从而使得体育艺术类人才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从而实现体育艺术类人才的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从发展的眼光看，高素质的人才与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将会相得益彰。社会实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及实践环节上不断改革创新，教学训练效果良好，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材。如在教学方式上，改被动实践教学为主动实践教学；改变单一的实践形式，适度增加设计性、综合性实践内容，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锻炼和培养学生独立操作能力；结合媒体，建设人才培养的品牌。

篇6

只有天天乐观向上，

烦恼才不会排徊在你的心里。

人的一生，

并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而在乎的，

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它。

生活，

不管你的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

只在于你过的生活是开心的——

那么，

其实你也是一直在拥有一笔财富。

要做一棵茁壮的大树，

那就要接受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考验。

如果你想自己身边的每一位人都是开心的，

那么——

你也是重要的；

因为，

那些得带你祝福的人，也会真诚的祝你开心……

生活，

就像一张白纸，

只要你愿意在上面涂上自己所爱的颜色，

篇7

二、二人转是由东北农民的情感欲望转化成的形式

二人转的形式也就同样可以引发出“同构”的二人转情感欲望。二人转是二人转观众的心理原型，是他们的欲望形式、情感形式、生命形式。这种原型就自然拨动了他们的心弦，使他们在灵魂、精神、情感甚至潜意识深处去随着二人转而二人转。这才是二人转令二人转观众痴情、陶醉、迷狂的原因。二人转以它“二人转”的圣婚仪式原型结构“召唤”它的观众，吸附、裹卷它的观众，去重新加入圣婚仪式；二人转观众的圣婚仪式“期待视野”驱使他们在二人转中重返圣婚仪式，去再次体验圣婚仪式的情感。圣婚仪式是东北先民最古老的民俗；二人转在把圣婚仪式转换成自身的符号形式时便把古老的民俗性内容蕴藉在自身的象征形式之中。

篇8

由于电影发源于戏剧与摄影，在19世纪末戏剧与摄影都不被认为是美学创作，所以电影也很难归类于美学欣赏的范畴。随着电影摄影机的小型化，人们有可能购买与占有电影摄影机，按自己的美学意愿拍摄与制作电影。地下电影无疑是非常个人化的。正如电影制作人与评论家乔纳斯•梅卡斯说的，这些电影源自拍片人的内心，犹如他们脉搏与心跳，眼睛与手指的延伸。他说，“我们想提醒人们在世界上还有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独处，可以与他爱的人呆在一起，可以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家庭电影的含意，也就是我们拍摄电影的视角。”先锋的家庭电影表述个人视野，家庭事件与社区交往的经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很难区分职业的与业余的，区分艺术家与个人趣味爱好者。电影成为真正的媒介，在这一媒介中，拥有摄影机的人们不仅生而平等，而且成为事实上的平等。没有人可以说他的梦想好一些，更艺术一些，因为它们是内心的表述，是唯一的，与众不同的，因此也就没有可比性。

在电影评论家看来，这种电影拍摄的民主化理论往往不起作用。有的个人电影极佳，但也有十分无聊和烦人的，有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也有粗制滥造的。虽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到新美国电影运动放映室放映自己的电影，但个人电影的良莠还是有区别的，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电影是记录个人经验的手段。如研究地下电影的帕克•泰勒说的，它完成了电影摄影机最被忽视的功能，即侵入并记录禁忌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摄影来说太隐秘了，太震撼人了，太不道德了。70年代的商业性的性电影借鉴了个人电影的这方面的功能。

新美国电影运动艺术家给电影带来了新的目标和期望。他们希冀做其他领域现代艺术家已经尝试做的事情，不仅使人见到形象，还要创造使人看见形象的新的手法。他们要求在现代主义的传统这一问题上，与诗歌、绘画和小说处于平等的地位。电影制作人斯坦•布雷克海奇认为，在电影中有一种追求语言之外的知识的倾向，这种知识基于视觉传播之上，它要求视觉心理的发育。在目前，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这一视觉过程，将他们的灵感诉诸于电影经验之中。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由移动的形象构成。布雷克海奇和梅卡斯的观点是相左的。梅卡斯反对现代主义，直接反对布雷克海奇所规范的电影艺术家。梅卡斯说，“我们需要光的艺术。”他要求电影具有让人满足的和自我发展的形象。虽然梅卡斯以拍摄痛苦的与快乐的电影来区分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实际上这种区分并不正确。所有新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痛苦的，观者必须经受从眼到脑，再从脑到眼的咀嚼和消化。正基于此，新美国电影的艺术对于有教养的、学识渊博的和有敏锐观察力的观者是一种何等样的满足。在个人电影领域中，从抽象的独自一人完成的电影到商业性故事片，最明显的最具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艺术的，一个是非艺术的。只有艺术才具有力量，无论它描述的是什么主题，它表述的手法是什么，它能给观众一种情绪上的感动。

美国战后的个人电影，本质上是先锋派的艺术。他们的美学传统相互影响，使他们制作的电影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追求艺术的现代主义运动，他们没有钱，却在一项昂贵的媒介——电影中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他们的电影风格是浪漫主义的，电影主题充满了浪漫个人主义。

根据P•亚当•西特尼所著的《幻觉电影：美国先锋派》（1974），许多重要的个人电影是用废弃的胶片和租赁来的摄影机拍摄的，有些杰作由于资金匮乏只好截短。但是，和旧金山北海滩或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诗人或小说家比较起来，他们却似乎是富豪了。由于资金的缺乏，地下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得不借助于权宜的技术手段，这反而帮助形成了电影的新的美学方向。新美国电影运动从梦幻电影演变到世俗性电影，从迷惘电影演变到神话创作。在60年代，在新美国电影运动中有一股激进的力量与神话创作决裂，便产生了结构主义电影。结构主义电影强调摄影工具优于电影制作人的眼睛，它结束了个人电影的抒情的和神话的形式。

美国早期地下电影的主题和同期的好莱坞主流电影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美国电影运动40年代的迷惘电影比同期的好莱坞的幽闭恐怖症的戏剧探索了更深层的、更隐秘的无意识状态。有些最重要的地下电影，如玛雅•德伦的《下午之网》（1943），肯尼思•安杰的《烟花》（1947），格雷戈理•马科波罗斯的《乡下情郎》（1950）的制作多少与好莱坞有关系。德伦的丈夫是好莱坞的职业电影从业人员，安杰在好莱坞当过童星，马科波罗斯在南加州大学电影课程中接受了约瑟夫•冯•斯腾伯格的教育。所谓的迷惘电影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性的探索，探索者不是一个梦想者就是一个疯狂的处于幻觉中的人。迷惘电影通过梦幻涉及了禁忌的领域，如安杰在《烟花》中描述了同性恋，斯坦•布雷克海奇在《清晨之肉体》（1956）中描述了，德伦在《下午之网》中讨论了对死亡的预感。迷惘电影是唯我主义的电影，表述内心心理。迷惘电影将观众带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们否定电影的视觉性质。在50年代末，先锋派电影制作人抛弃了迷惘电影。这可以在斯坦•布雷克海奇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布雷克海奇发展了一种新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电影中，视觉动作不是发生在银幕主人公身上，而是发生在电影制作人身上。他创造了一种视觉风格，观者可以运用他的想像力。他认为，作为一个观者，他在理解电影的含义方面和所有的观者是一样的。在放映他的旧日的电影时，他总是强调他不是艺术家，他只是观者之一而已。他的这一立场避免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学派的关于视觉艺术家的权威主义立场，重申社会性是个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是先锋电影的重要含义。但不是所有地下电影的制作者同意布雷克海奇的观点。有的人则希冀在电影中表述神秘的通神论和神秘主义。对于安杰来说，电影制片人是占星家，他将观众带进神的神秘的境地；对于哈里•史密斯来说，电影制作人是神的使者。他说，他的电影是上帝制作的，他仅仅是媒介而已。所有神话电影的主要思想源自西方的文学传统，布雷克海奇和马科波罗斯都认为自己是创造者而不是中介。安杰的辉煌的电影《愉悦教堂的落成》（1966）从神秘主义者阿莱斯脱•克劳利处获得灵感，哈里•史密斯的《第12》（60年代初）则从犹太神秘主义得到启示，布雷克海奇的《狗星人》（1965）和马科波罗斯的《两次成人》（1963）则取材于经典神话。这些源泉使神话电影的内容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不再象迷惘电影那么苍白。

电影本身是现代大众文化的新的神话源泉，好莱坞也为神话先锋电影提供灵感。杰克•史密斯的《着火的人》（1963）是对约瑟夫•冯•斯腾伯格30年代电影视觉形象结构的一个评论与赞颂。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是一部公然表述好莱坞神话的电影；它创造了美国摩托车骑手的神话，这个神话不是从经典的或神秘传统汲取源泉，而是从电影制作人的视觉感受汲取源泉。布鲁斯•康纳用好莱坞的旧片剪辑、制作了《一部电影》（1958）、《宇宙线》（1961）。他在电影中用一种复杂的、讽谕的手法将情景处于对比之中，以撩起观者对熟悉的形象的回应，以取得比银幕效果更大的或迥然相反的效果。

最早作个人或地下电影实验的有四位导演：马雅•德伦（《摄影研究》1945）、肯尼思•安杰（《烟花》1947）、柯蒂斯•哈林顿（《在边缘》1949和《断裂的寻觅》1946）、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精神病人》1948）。他们自己出钱摄制影片，影片十分个人化，十分大胆，抒发关于性的梦幻。每一部电影都反映了40年代的不安情绪，40年代的惊惶不安，性自由，政治观点，个人梦幻和对周围世界的批判。在50年代有乔纳斯•梅卡斯，肯尼思•雅各布，罗恩•赖斯，斯坦•布雷克海奇，和玛丽•门肯。60年代出现了布鲁斯•贝利，卡尔•林德，本•凡•米特，和罗伯特•奈尔逊。他们运用电影来表述抽象的美，表述视觉的设计、形式、运动和时空。个人电影拒绝顺应公众趣味，拒绝审片的标准，它们无视现存的习俗，大胆表现疯癫，和。因为导演自己出资，他们无须受电影制片厂控制，可以无视电视生产规则，也不用与脾气大的明星打交道。他们不遵循任何现成的关于主题或摄影技巧的规则。和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一样，这些拍摄非叙事的意象主义电影的美国导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阐明他们拍片的初衷和想法，表明他们的电影个人的，十分与众不同的，十分稀少的风格。有的导演干脆声言，他们的电影不是为广大观众而拍的，而只是为一小部分精英摄制的。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个人地下电影要算是肯尼思•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2-64）。电影的故事、摄影和声道代表了60年代初的个人地下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研究暴力的作品（31分钟长），表现了摩托文化，波普歌曲，和同性恋。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是社会的动力。他的作品表现了青春、死亡和黑色幽默。电影的长处就在于它的剪辑和沙声的配乐。在影片中，青年人穿摩托衫，似乎把它们视作圣品一般。影片映出了闪闪发光的腰带，腰扣，手蜀，头盔，性器官象征物，和纳粹旗帜。在那场全是男性的性聚会上，影片穿插了基督和他的信徒步入耶路撒冷的镜头。主人公“天蝎座”兼有希特勒、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安的特点。电影用闪光拍了一张又一张摩托车手的脸，配之以喧闹浮躁的音乐，预示这些摩托车手跨上摩托车正在走向灭亡。公众对这部影片反应强烈，影片对以后的个人地下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坦•布雷克海奇对地下电影类型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拒绝超现实主义和为激动而激动的宗旨，赋予影片以一种个人性。他制作电影描述自己的人生，如《窗户水孩在移动》，描写他的孩子的降生。他最好的电影是《狗星人》（1965），78分钟长，十分复杂，充满了意象。

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是地下电影导演中最为人知的。他的电影流传也较为广泛。他使用了一个女替身制作了《》（1965）和《我的》，在影片中，他表现了同性恋者，男装癖者，街狂，吸毒者。在1966年，他完成了《切尔西的姑娘们》，是个人地下电影中最有名的。这部电影在全美放映，获票房1百万美元。影片3个半小时，其中独白对宗教、社会和作了评论。有的电影评论家赞扬了影片，而有的则给予谴责。而大部分观众认为十分沉闷。美国重要的先锋电影制作人安迪•沃霍尔在60年代中期创立了结构电影，完全摆脱好莱坞电影故事的束缚。沃霍尔的早期电影是对创造性想像问题的回应，是对观众反应的回应。这些问题是由地下迷惘电影过渡到神话电影而造成的。这些电影到底能表述多少电影制作人作为主角、艺术家和神话制造者的想像呢？到底能冲击多少观者的想像力呢？沃霍尔的回答是电影制片人应完全避免起艺术家的作用。在《睡眠》（1963）和《帝国大厦》（1964）中，他将摄影机固定在一个地方，拍摄一个睡眠的人和帝国大厦，让胶卷转动拍摄直到转完为止。然后，装上新的胶卷，再让它转动。《睡眠》放映6小时，目标一直是一个睡着的人，《帝国大厦》放映8小时，目标也一直是帝国大厦。沃霍尔在延续的时间内创造了观众回应的框架。同一形象的长度本身使观者获得新的视觉经验。沃霍尔后来转向叙述人际关系和性格，如《切尔西姑娘们》（1966），它仍然是拍摄固定形象，但已是二个并排的形象。其他电影制作人发展了沃霍尔的结构电影。如迈克尔•斯诺的《波长》（1967）。这是部45分钟长的电影，用缓慢变焦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的，缓慢移动的变焦镜头成为意识移动的一种比喻。在《中央地区》（1971），斯诺用360度的摇动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一片荒芜的土地。在这部影片中，他比迷惘电影更深入到自我的内心之中，深入到完全与世不相关的意识之中。

在当时先锋电影流派中还有所谓的图解电影。在图解电影中，摄影机仅仅是一个纪录性的工具。早期在欧洲，汉斯•里克特拍摄了《节奏21》（1921），瓦伊金•埃格林的《对角线的交响乐》（1921-1924）在电影中象动画片似地展现他们的图像，都是静物形象。英国的莱恩•莱创作了《彩盒》（1937），他是第一位抽象电影制作人，在电影胶卷表面直接绘画。于是，动画和在电影胶卷上绘画技术成为先锋电影艺术家们，如哈利•史密的艺术的一部分。图解电影在扩展式电影发展之后才得以发挥其意义深远的作用。对于扩展式电影制作人来说，创造性艺术并不主要靠摄影机和胶片创造出来，而是靠计算机、录像设备和激光创造的。扩展式电影超越单一形象的在一个横向的反射型的屏幕上的放映，而达到新的布景和情景的电影效果，如大大加大的屏幕，垂直屏幕，360度屏幕，电影与戏剧在同一视野中的结合，等等。在有些展览会和迪斯尼乐园中，人们甚至使用空间的三维形象的全息放映技术，以创造最大的幻觉。由于费用昂贵，不易获得所需的技术，在70年代中期扩展式电影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设备和技术知识由私人公司掌握。先导者，如约翰•惠特尼，斯坦•范德比克和斯科特•巴特利特，都是在公司的资助下完成他们的电影的。如约翰•惠特尼得IBM的帮助，范德比克获贝尔电话公司的资助，巴特利特获准使用加州一家电视台的控制室。巴特利特的杰出的视频电影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先锋电影制作人的富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但传统的关于创造性的概念并不包括电影制作人可以用光笔在计算机显示屏幕上工作，或者可以在录像控制板上混成形象。约翰•惠特尼说，要在计算机上动情地创造性地工作是极其不易的。

到60年代，被认为是的个人地下电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开放映的机会。而美国公众对此变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由于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侵入，美国观众已变得更为老练，对于不落俗套的手法和对的直率表述也已能平静接受。于是个人地下电影从地下浮到了地上，成为仇人娱乐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好莱坞商业片的一部分。原来正统好莱坞认为、秽语、性幻想和大胆的主题是令人生厌的，而到60年代它们则成为当代大众电影的经常性内容。于是再也没有必要存在地下电影了。先锋的、实验性的和地下电影被容纳进了整个商业电影的体制之中。

根据吉恩•杨布拉德，他在《扩展的电影》（1970）中说，技术可以将艺术家解放出来专心致志于想像性创造。在新的概念性艺术中，艺术家的思想是重要的，而不是他操纵媒介的技术能力。在另一方面，由于电脑能够在诸多的选择中作出自主的决定，它最终将决定艺术作品的结果。

电影一直是大众了解社会与人的行为的信息的主要源泉。它是传播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它理应反映主流的思想和利益。美国电影正是这样做的。然而，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美国社会中强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提出了挑战，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人对美国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不屑一顾，他们找出电影的毛病，如电影的程式，电影不真实的地方，电影规避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与美国社会中其他信息传播的媒介，如课本、报纸、政治宣言、布道的缺陷是相关联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娱乐、故事、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文化判断。根据罗伯脱•斯克拉，许多美国电影平庸，腐败或者虚假，主要是由于利润动机造成的。谈论改革商业性娱乐而不触及社会思想是短视的。美国电影中有一部分作品，由于它们的质量值得保存与收藏，它们是美国思想、艺术和文化中的瑰宝。

个人电影的兴起其意义是重要的。它表明了电影艺术家的能力，表明他们能够发展一种新的视觉语言，并扩展观众的意识。由于电影设备为更多的人所拥有，吉恩•杨布拉德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的语言，成为未来形象交换的交往方式。他说，通过扩展的电影艺术和技术，我们将在地球上创造天堂。

在理想主义的60年代，电影不仅被视作一种娱乐，而且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艺术。先锋派作品，家庭录像片和好莱坞影片都得到同样的重视。但先锋派作品和家庭录像片得到更大的珍惜，因为它们代表一种新的视野，人际的视觉交往的一个新的工具。70年代《大白鲨》和《星球大战》的成功从反面显示了60年代的空虚与苍白。电影制作人开始抛弃60年代的理想主义，认为实验性电影在60年代就结束了，主流电影汲取了它的某些风格上的优点而兀自向前发展了。年轻的一代电影制作人开始从事多种的风格的尝试，有故事片，记录片，并有录像艺术。颇有成就的电影制作人不再按共同的美学标准和风格而依附于一个社团，他们强调在美国社会中正强烈孕育的多元文化的认同。他们可能是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非洲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等。多元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而他们究竟从事故事片、记录片或录像片创作却并不重要。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种风格类型片，它可以集实验主义与现实主义、虚构与写实于一体。身份认同类型片也打开了观众的视野。先锋派类型片将观众和电影制片人看作是先锋的一族，是由先锋的美学观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个人电影也意味着个人的，而不是大众的传媒和交流。虽然身份认同类型片主要描述一个族裔，但它们仍然针对广泛的观众。在70年代末，当好莱坞重整雄风之后，身份认同类型片促使独立电影制作人组织在一起以加强他们在电影文化中的地位。此时，产生了“独立故事片计划”和罗伯脱•雷德福的森德斯学院，帮助独立电影制作人。8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专门放映独立电影制作人的作品的影院。同时，电缆电视和录像带出租商店的出现和繁荣，对电影的需求猛增。好莱坞的年生产量已无法满足它们的需要。于是，发行系统开始发行低廉制作的故事片，以应付市场的增长。在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中，最佼佼者要算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诺言和录像带》（1989），租赁费赚了1千亿美元。墨西哥裔美国电影制作人罗伯脱•罗德里格兹仅花费7千美元拍摄了《流浪乐队》（1992），他自编、自导，自己拍摄，自己剪辑。

在90年代初期，独立制作影片在美国方兴未艾。独立影片制作人制作仿效老的好莱坞的B级电影，加以改造成新的适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观看的电影。少数种裔的电影制片人希冀重蹈前人的足迹获得好莱坞的辉煌。先锋的和个人的电影具有一种无视一切传统和习俗的精神，以追求新的真实的视觉。它们拒绝一切程式的东西，一切传统的美学含意。自70年代以来的先锋和个人电影的成就说明，它们改变了实验电影的精神和思想，为在电影中表现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图景和可能。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伊冯娜•雷娜。在60年代，她是一位先锋派的舞蹈演员。她开始时，拍摄短片作为她演出舞蹈时的背景。1972年，她开始独立拍故事片《演员生活》，这是她从事实验艺术、社会抗议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成果。她的女性主义是60年末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延续，她试图将艺术与政治融合在一起。当男性先锋派人士正进入一个形式主义的解构电影创作时期时，她希冀在电影中表述情感经验，她想直接面对美学的和激进的先锋派人士的性别歧视。雷纳的第二部故事片《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1974）成为后先锋派独立制作影片的开山之作。故事片的主题就是性关系和个人操纵政治的力量。雷纳用音响与形象的并置来表述她的主题。当影片空白时，传来幕外音，而形象出现时，又全然没有音响了。同时，她还使用静景。电影上显现不完整的印刷文字和不完整的幕外音，彩色片与黑白片交叉。这些打破现实主义传统的风格突现了一种关于性关系的悲观观点：既然声响与形象都无法融合，遑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了。在影片中，她使故事人物聆听贝利尼1831年创作的歌剧《梦游女》，梦游女逃避了死亡，而与情人重聚。在以后的创作中，她更趋向现实的视觉风格以表述十分难于表述的主题。《嫉忌女人的男人》（1985）探索当论，如福柯的理论与政治行动，如纽约的阶级和种族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她的《特权》（1990）运用熟悉的记录影片的形式在一部关于妇女年龄老化问题的电影中关注更年期。雷纳认为，她制作电影的目的就是使她的形象服务于情感。她说，《梦游女》最好表述了她的目的：在极端绝望的情景下，仍然存在情感生活。在70年代后期，有一批女独立电影制作人继承了雷纳的衣钵。她们的文化环境断然拒绝60年代。她们的文化环境充满了失望感，朋克和摇滚艺术盛行于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化了，而政治本身却变成了一份闹剧。她们的风格既有虚构叙事的，也有自传性的，散文式的。其代表人物为维维恩•迪克，贝丝•B和苏•弗里德里克。在80年代独立女电影制作人作品包括：利齐•博登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片《在烈火中诞生》（1983），特林•T•敏花的自传体电影《名字叫越南》（1989）。敏花1970年离开越南，在美国成为一位少数族裔的电影制作人和理论家。

70年代末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对于好莱坞拍摄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的消亡更为关注。好莱坞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专事拍摄城区的犯罪与暴力，而很少涉及黑人的日常生活。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社会现实主义。查尔斯•伯内特在1977年拍摄了《羊屠夫》。《羊屠夫》在风格上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黑白影片在开头部分就摄取了在南洛杉矶街上嬉戏的黑人孩子的镜头，这使人想起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在他早期的影片中，伯内特采取了一种道德的立场。他使用的特写镜头往往令人觉得无奈和尴尬。他显示他的人物们的背、脚，或者是从一种冷冰冰的中距离的视角来审视他的人物。他镜头下的人物似乎永远得不到宁静与闲适。伯内特将他镜头中的下层黑人劳动男女比喻为在屠宰场屠杀的羊。伯内特和其他洛杉矶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被称为“洛杉矶叛逆者”。他们实际上叛逆的是好莱坞的主流电影。这群艺术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移民海尔•格里玛（《树丛妈妈》1976），拉里•克拉克（《过路》1977），比利•伍德伯里（《为他们小小的心灵祝福》1984）。他们完全在主流电影发行渠道之外运作，在博物馆和大学播映他们的作品。80年代后期，伯内特获得资助拍摄《屯愤怒共眠》（1990），得以在主流渠道发行。在这部影片中他将他的视线集中在黑人中产阶级身上。有一天，哈利来到一家富裕的中年的黑人家庭。好客的黑人夫妇收留了他。不料，哈利是一个诱惑者，给这家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哈利的形象意在表现即使殷实的非洲裔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也是十分脆弱的。但影片的票房价值不高。人们一方面怀疑主流发行渠道是否真正愿意全力发行一部非洲裔人拍摄的电影；另一方面，人们也怀疑黑人观众是否真正喜欢伯内特拍的有社会意义的电影。在“洛杉矶叛逆者”中有一位非洲裔妇女，她的名字叫朱莉•达什。她从纽约来到洛杉矶，就读于美国电影学院。在美国电影学院，达什拍了一部34分钟的黑白故事片《幻觉》（1983）。它描述一个黑人妇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她对人充作白人。这是当时最佳的短片之一。达什通过摄影、幻光、布置和服饰将黑与白并置。她甚至还利用音响，在黑人歌唱家录制声音时，在银幕上显现白人演员在用咀唇吟唱。当黑人歌唱家穿着白色的外衣，头上戴着一朵白花坐着时，对比度使人物的影像模糊不清，黑人的身影犹如幻像一般。达什的第一部作品《尘土的女儿》（1992）写的是南卡罗莱纳州和乔治亚州外海岛上的黑人妇女在20世纪初的生活。她希冀由此重现仍然保持非洲传统和文化的黑人社区的生活，在那里，黑人的方言、烹调和社会习俗仍然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这是非洲裔妇女制作的第一部由主流商业渠道发行的故事影片。同性恋者制作电影在70年代以及嗣后的岁月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运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性恋者独立制作电影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早在二次大战之后，在实验电影的运动中，先锋派电影从肯尼思•安杰尔的《烟花》（1947）到安迪•沃霍尔的60年代的电影就在探索个人的与禁忌的主题中涉及了同性恋。虽然放映的范围有限，但同性恋独立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可以达到它们目标的观众，不象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很难达到他们心目中的非洲族裔观众。80年代中期，人们对爱滋病的知识的广泛了解，促使人们广泛关注同性恋问题。这时，记录片《哈维•米尔克的时代》（1984）便应运而生。它描述旧金山一位同性恋民选官员哈维•米尔克的生活和死亡。这部由罗伯脱•爱泼斯坦导演的记录片获奥斯卡记录片奖。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专访描绘了米尔克1977年被选为旧金山行政官员的情景。同他一起被选上的有一位华裔，一位黑人妇女，一位白种女性主义性。米尔克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公开承认同性恋的城市官员。米尔克主持通过了旧金山同性恋权利法案。该城行政官员丹•怀特因此愤而辞职。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希望得到重新任命，但受到了指责，于是对市长乔治•莫斯科恩和米尔克心怀不满，在市政厅开枪杀死了他们。这部记录片帮助开创了一个同性恋独立制片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为珍妮•利文斯顿导演的《巴黎在燃烧》（1990），探索纽约黑人与拉丁裔族的异性模仿欲者的文化；马龙•里格斯导演的《自由之舌》，主要描写他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者的经历（他1994年死于爱滋病）；李安导演的《婚宴》（1993），描写一个亚裔与白种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与中国家庭传统的冲突。

继故事片发展的第2时期、同声的第3时期和1946-1964好莱坞发展的第4时期之后，好莱坞进入了复兴时期。美国电影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韧是以以下作品为标志的：《邦尼与克莱德》（1967）、《数秒之间》（1966）、《当铺老板》（1965）、《奇爱博士》（1964）、《大卫与丽莎》（1963）、《勇敢的人是孤独的》（1962）、《》（1961）、《精神病患者》（1960）。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非主流的异类的反英雄为主角，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腐朽的，无能的。影片都以直露式的描写来处理的冲突和心理问题。它们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是吸引人而花哨的。影片往往将笑料与严肃结合在一起。同时，它们出色地运用了最新时代的电影特技，如慢镜头，快速切割，画面与声音的并置以产生讽谕性的效果。

在电影批评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电影的主题基本上是性与暴力。虽然电影在历史上一直是在描写性，一直是在描写暴力的，但在如何利用性与暴力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电影是与众不同的。图解式的性事镜头和好莱坞的新的暴力电影，对以往好莱坞的传统的类型电影是采取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们的过于乐观的结论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无法解决的分裂简单化了。这是一种新的美国电影。新的美国电影的形式是有它的原因的。以往乐于看电影的观众都成为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观众了。所以，电影必须寻找新的观众，不是那些偶尔为之的观众，而是每星期都要进电影院的观众。这些观众仍然热爱电影，认为电影对他们社会与休闲经验是重要的，并乐于观看电视不允许播映的只适合成年人的对话与处理。欧洲的新电影改变了美国电影制片人的观念。戈达尔、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对电影新的处理方法征服了新一代的电影制作人和观众。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赢得了大量的利润。1959-1961对于美国未来的电影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人们看到经典性的电影《凝神屏息》、《四百下》、《枪杀那钢琴演奏家》、《奇遇》、《甜蜜的生活》和《广岛，我的爱》。同时，虽然好莱坞主流电影一直在嘲笑地下电影，但地下电影却最终在好莱坞赢得一席之地。地下电影不仅在商业上的成就超过了好莱坞，而且造就了一代年轻的电影观众，他们懂得并接受电影技术上的、视觉刺激上的和手法上的创新。这些热心的年轻的观众正是好莱坞所希冀拥有的。于是，美国电影在精英层发现了它的电影观众。与其拍一部所有的人都喜欢的大众电影，还不如为具有特殊趣味的特殊群体拍摄特殊电影。他们为一些特殊的观众拍摄了一些家庭影片，拍摄了为黑人观众所喜爱的警察—强盗片，为不同性方向的人（同性恋的，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的和异的）拍摄了电影，并满足了他们的窥私欲。《琼斯小姐心中的魔鬼》（1973）、《深喉》（1972）和《沙中的男孩们》（1971）是三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这类故事片。他们甚至还为年轻的半夜看电影的“怪人们”拍摄了特殊的电影，如菲力浦•德•布罗卡的《心中之王》（1966），亚山大罗•乔多罗斯基的《老鼠》（1969），约翰•沃特斯的《粉红的火烈鸟》（1971），吉姆•沙曼的《落基山恐怖片》（1975）和大卫•林奇的《消磁磁头》（1977）。美国电影制片人还将目标定格在诸如亚瑟•佩恩、迈克•尼科尔斯等拍的“艺术电影”上，喜欢艺术电影是一小部分人，也仅仅是电影观众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然而，正是这些艺术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代表了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第5个时期的成就。这些艺术电影所描述的性的与社会的价值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人一般崇尚的观点。当时，艺术电影的热心观众美国的大学生关于性事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发现肉体快乐构成了他们快乐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并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也许是新电影价值的最早的代表。它是继法国的《凝神屏息》和意大利《不设防的城市》之后在美国电影界最具影响的一部电影。其后，它的许多创新成为新电影的规范。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电影的主人公是社会的异类，流浪者或者罪犯，这些匪徒之帮却是社会正义的可敬的捍卫者。旧电影里的坏人成了新电影中的好人。在《邦尼和克莱德》之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谋杀者都是一些具有魅力的、富有同情心的和诙谐的人物。而职业的追逐犯人的人们却是一群毫无幽默感的、非人性的人们。即使在《毕业生》中，一群非职业的追逐罪犯的人也是毫无幽默感，毫无公正和爱心的人。同时，新电影的结局一般是悲剧性的：主人公死亡，而法律战胜了放浪无羁。实际上，善并没有战胜恶，因为法与善往往是相对的。也有反文化的电影结尾是圆满的，快乐的，如《提秤布鲁斯》（1973）。问题并不在于反英雄们都在结局中死亡，因为死亡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这些反英雄们自由自在地生活，放浪不羁，没有任何虚伪之情。然而，尽管时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变，美国电影仍然不失其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成份，就象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一样。在电影中，仍然有过着美丽人生的好人，和过着罪恶生活的坏人，即使关于美和恶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新电影并不要求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正相反，它不时宣称自己是人为的，是设造的。新电影的新导演们使用许多电影技术增强电影的情绪，同时也让观众不时明白他们终究是在观看电影，观看虚假的真实。他们使用所有可能的技术，如慢镜头，静止，跳跃式剪辑，将黑白片与彩片混合，等等。这些手法具有极大的感情力量。和电视相比，电影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的大屏幕具有更大的催眠作用，而它的立体声效果更为真切和有力。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不可能有商业广告打断。按电影评论家的话说，电视是一个比电影更为冷峻的媒体，距离观众更远，也就是说，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感更大。电影的快速剪辑，在时空上快速变换，在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快速交替更迭，破坏了一般的时空观念，一般的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一般的故事的线性进展。新电影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音响新技术。按照以往的电影原则，电影往往运用背景音乐以增加镜头的情感力量。在新电影中，很少再有这种背景音乐。如果有音乐，新电影将使观众感到这音乐是来自电影中的无线电或录音机，或者干脆是一种明显与电影情景融合或反衬的音乐。例如，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一开头就使用多尔演唱的《末日》，它一方面与电影开端正好相反，同时又加强了现代启示录的形象效果。在哈斯克尔•韦克斯勒的《酷媒体》（1969）中年会上的爱国讲演和歌曲伴随格兰特公园学生和警察的对峙和骚乱。奥尔特曼的《象我们一样的賊》（1974）使用的声道集中了30年代的无线电广播声，表明30年代的美国生活与无线电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有的新电影故意扭曲声响，有的则全然沉寂，和歌曲与噪声成一个显明的强烈的对照。摇滚乐和爵士乐作曲家为许多新电影谱曲，最享盛名的乐队演奏这些作品。新电影使用了相当多的摇滚乐，如《逍遥骑手》，马丁•斯科塞斯的《卑贱的街区》（1973），乔治•卢卡斯的《美国人格拉菲蒂》（1973）实际上集中了当时最流行的摇滚乐之大成。这是因为摇滚乐正是新电影年轻观众所喜爱的。斯科塞斯在《好伙计们》（1990）中继续运用摇滚乐作为电影的音响，以表明他的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社会的特征。

新电影对于风格十分关注，谨慎地选用服装、道具，并注意运用当时的俚语与土语。它们善于用特定的镜头和音响将风格表现出来。新电影的电影导演们喜欢实地拍摄。传统的好莱坞讲究完美——完美无瑕的房间，不均匀的采光，背景的噪声，但新电影却崇尚不完美，不完美的视觉效果，不完美的人的境遇。新浪潮的用光风格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电影摄影师。新电影深受法国、意大利、捷克、英国电影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影响。和欧洲电影一样，新美国电影不仅仅是描绘动作，而且描绘动作是如何被感受的。这样，人物变得比情节更重要了，更处于中心的位置了。它们往往描写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然而，不管美国电影是如何被欧化，它们仍然忠于好莱坞的僵硬的类型程式，认为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的类型与程式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邦尼与克莱德》之后仍然产生了一大批描写有同情心的賊的电影；在《狂野的一帮》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老边疆的影片；在《法国贩毒网》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警察追逐匪徒的影片；在《教父》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贩毒王国的影片；在《星球大战》之后产生了一大批科幻探险的影片。不管怎么样，新电影是老的类型的后继者，是西部片、匪帮片、警察片、怪人喜剧片类型的后继者。在新电影中，大的分野便是城市片和乡间片。在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流浪电影（《逍遥骑手》）恐怖的野外电影（《活死人之夜》1968）和幻想世界电影（《巧克力工厂》1971）。城市电影描述美国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描述冷酷的，虚假的，人工雕塑的城市形象：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和霓虹灯。它们的主题往往将城市的做作与残酷，乡野的自由自在与开阔无垠作一个对照，如《午夜牛仔》描述一个城市老鼠与乡下老鼠的故事。这些电影显然继承了黑的传统。黑描述的是无法无天，尔虞我诈，而新的好莱坞城市电影描述的则是一幅地狱的图画。汽车在风驰电掣般的追逐中成为了死亡的工具，如彼得•耶茨导演的《布利特》（1968）和威廉•弗里德金导演的《法国贩毒网》（1971）。无论旧金山的噪音，如《对话》还是纽约的景色：烟雾，蒸汽，水泥森林，如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1976）都描述了城市是如何滋生颠狂和幻想的。和城市电影相关的还有郊区电影，它的形成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从城市中心逃逸到富裕的郊外同时产生，如《毕业生》，保罗•马祖斯基的《鲍勃、卡罗尔、特德与爱丽斯》（1969），罗梅罗的《死亡的曙光》（1978），保罗•施拉德的《吃软饭的美国人》（1980）。许多郊区电影运用电影中心洛杉矶的郊外作为电影的背景和比喻。和臃肿的旧的城市加以比较，这些新的郊外城镇洁净，空旷，明亮，但它们没有根，没有灵魂，既没有地理上的也没有精神文化上的中心可言。即使这些不直接描写没有人性的城市生活的郊外电影仍然利用曼哈顿的真实背景来表述枪击的场面，如《一千个小丑》（1965）、《你是一个大孩子了》（1966）、《制片人》（1968）、《袭击明斯基家的那夜》（1968）、《小谋杀者》（1971）、《下一站格林威冶村》（1976）和《曼哈顿》（1979）。新的试验性的西部电影，也即与城市电影相对而言的乡下电影，如萨姆•佩金帕的《狂野的一帮》（1969），乔治•罗伊•希尔的《布彻•卡西迪和跳太阳舞的孩子》（1969）和罗伯特•奥尔特曼的《麦凯布和米勒夫人》（1971），表明从原来外向类型已转向内向和感官化。对于新的乡下电影而言，美国广袤的西部，草原和沙漠，河谷和森林，是美国人开拓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最后疆土了。乡下电影同样需要城市作为反衬，需要城市中的警察、法官、银行家和商人作为狂野的流浪的反衬。《狂野的一帮》和《布彻•卡西迪》都是产生于旧的西部正在衰落、新的西部正在兴起的时期。新的西部遵循的是城市的价值。但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都不愿放弃旧的西部的价值，他们宁可选择与时代相悖的生活方式，而不愿选择城市式的体面的生活方式。电影中的连续的慢镜头加强了死亡时刻的氛围，并使这种死亡氛围具有一种抒情的意味。新的西部电影与老的西部电影不同不仅在于它更加残暴，而且将死亡的时刻赋以情感的力量。老的西部电影中的主人公依靠的是马，骑着马儿在空旷的荒野驰骋，但在新的描写西部和乡间犯罪的电影中，主人公驾驶汽车在草原上疯狂作案，如《邦尼与克莱德》、《象我们一样的贼》和特伦斯•马立克的《坏土地》（1973）。在这些类型的电影中，人们看到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间的对照。邦尼和克莱德的幸福的自由生活与大萧条带来的饥饿和贫困相对照，与破坏了人们生活秩序的政治制度相对照。在《象我们一样的贼》中，鲍伊、梅斯菲尔德和奇克索的幸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中产阶级令人烦闷的客厅和餐桌生活相对照，与他们的无聊的广播剧相对照，它显示一个有保障的纯物质主义的生活无疑是一种活死人的生活。

新好莱坞电影与老好莱坞电影之间的过渡在70年代表现在一批后现代的电影之中。它们可谓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类型电影，模仿30、40年代老好莱坞电影的情节结构、风格和演技。在这些电影中最为突出的便算《中国城》（1974）了。这部电影并不是由一个美国人导演的。罗曼•波伦斯基，波伦斯基的妻子，通过对纳粹集中营到曼森的残酷的谋杀的描写，表述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这种看法也许并不代表美国人的。电影的编剧是罗伯特•汤。这部电影虽然也讨论30年代的价值，一般认为这种价值较为完美，代表了美国的目的和未来走向，但它反其道而行之，却暴露与鞭挞这种价值的虚伪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城》是一部侦探片，背景是洛杉矶。影片通过对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谋杀和肮脏的的描写直接批判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腐败。摄影的技术很好，镜头给人以很美的感觉，波伦斯基正是通过这些表面的美反衬出深层的令人栗然的丑恶。美国梦原来是权力、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的一场噩梦。《中国城》表达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躁动情绪。

新电影不仅在导演手段上创新，而且在运用30年代电影材料和小说的主题与形象上进行创新。30年代电影厂时代的电影主要是室内拍摄，以对话为主，而新电影则走向室外，以真实的背景为主。它们不再强调故事结构，而是强调动作、光线和音乐。最好的新电影每每有一个很好的统一的故事情节和洞察力，在主题的表述上，影片的立场更为隐晦，而摄影的技巧则更为高超和华美。

很多好莱坞复兴时期的电影针砭美国生活中的社会的、道德的、性的与政治的问题，揭穿关于美国的文化神话，这种文化神话在生活中几乎被认为是真理了。这种电影现象是与这一时期美国整个的政治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连续数个与社会改革休戚相关的人物——肯尼迪总统、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遭到了暗杀，美国参与了许多人反对的越南战争，在越南的战场上越陷越深，最终又以水门事件而告终。这一切加深了人们对美国政体中最高决策的人们的怀疑和不满。整个时代的情绪：愤懑和怀疑取代了30年代和战时的乐观主义。那些反对美国政体最激烈的青年人正是美国电影的日常的观众。美国电影在这种情况下顺应他们的激进情绪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先锋电影十分个人化，诗化，制作时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在结构、视觉技术方面和理智态度方面取十分进取的、先锋的、革命的态度。它们在50年末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美国诗化的先锋电影并非是50年代或60年代特有的运动。先锋电影制作传统在20年代就已存在，并受到欧洲先锋派的极大影响。对于先锋电影有3种态度：1.有的批评家认为，它们是一群神经兮兮的人自恋式的视觉成品，与严肃的电影艺术发展无关；2.有人将个人独立制作的先锋电影作为一种技术与技巧的试验地，以备日后主流电影运用。如，慢镜头，镜头重叠，速摇，摇滚乐，计算机图象，断裂画面，等，都是在先锋电影中首先运用而后正式进入主流的；3.有人认为先锋电影是美国电影唯一当之无愧的艺术，因为它们没有商业目的，完全由一个人按自己的美学观点制作，并与现代艺术、现代音乐和现代诗歌同时产生。先锋电影完全关注视觉，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的手段关注如何帮助、扩展和充实一个人正视与观察内心和外在世界的能力。这也是所有现代艺术家追求的目标。美国先锋电影在玛雅•德伦和玛丽•门肯的影响下，由于8mm和16mm胶片的普及，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运动，一大批主要的电影制作人得到承认。约瑟夫•康奈尔在1939年制作了他的第一部先锋电影。在其后，肯尼思•安杰，詹姆斯•布劳顿，玛雅•德伦，柯蒂斯•哈林顿，海•赫希，伊恩•雨果，威拉德•马斯，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玛丽•门肯，西德尼•彼得森，詹姆斯•惠特尼和约翰•惠特尼在40年代开始制作先锋电影并一直延续到50年代。约旦•贝尔森，斯坦恩•布雷克海奇，罗伯特•布里尔，雪莉•克拉克，布罗斯•康纳，詹姆斯•杰维斯，肯•雅各布斯，拉里•约里，凯特•克雷恩，彼得•库布外汇券我，克里斯朵夫•麦克莱恩，罗恩•赖斯，哈利•史密斯，杰克•史密斯和斯坦恩•范德比克在50年代制作了他们的处女作。在60年代，又出现了布罗斯•贝利，杰克•钱伯斯，布罗斯•埃尔德等。从50年代起，美国先锋电影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正式的主流类型，社会批评类型，类型，反省类型。当然，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往往重叠。例如一部完全按照视觉要求制作的电影有可能是社会批评性的或反省性的，如罗伯特•布里尔的《詹姆斯城》（1957）和《拳头之战》（1964），一部电影也可能批评主流的价值观，如肯尼斯•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而反省类型的电影往往十分关注视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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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外面的世界吸引学生眼球的东西太多。例如，网络游戏把男孩子带入虚拟的战斗状态，花样美男黏住了青春女孩的心，荷尔蒙分泌和内分泌的失调，又扰乱着一个个学生的思绪，今天的世界太美好了，令人选择的东西目不暇接……诸多因素的叠加，使得学生上课的状态与几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每一学科、每个班级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道题，如果是教师一对一辅导，听得明白、理解透彻，一旦教师集体辅导，将会出现一大批一头雾水的学生。这就形成了一种情况：教师讲得很累，明白的不用讲就已明白，不明白的讲了也是白讲。分析起来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习得性无助，之所以不听是因为不明白，曾经几次努力听讲都没有明白，所以现在就放弃听讲。当然与此相反的是习得性强化，因为明白所以有好成绩，所以会受到赏识。其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领悟别人的意图，当自己的领悟时间延长于同龄人时，他们就会出现接受慢的现象，也没有勇气再次向教师和他人提起自己困惑的地方，困扰一旦增多，长时间会形成知识的负积累和听课的恶性循环———听不懂———得低分———没兴趣。针对此种情况我将每天需要讲解的新课和部分习题录制成视频，上传到网上。经调查，两个班97个学生家庭中，没有电脑的家庭仅有12户，在这12户中，有4户有wifi，可以用手机观看视频。现在我每天都有新的视频上传，只要学生在学校有听不懂的地方，回家打开电脑便可以进行自主学习。经过一个月的试验，很多学生的数学成绩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说明这种方法对学生来说是很有用的。

三、利用家访，推广视频教学

虽然翻转课堂在美国和中国一些发达地区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对本地区来说依然是个新鲜屋，要让大部分人接受，教师不费一番功夫去解释肯定不行。我对两个班的学生进行划片，利用三个周末对数学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进行家访，目的是推广视频教学。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是对自己不理解的内容置之不理，回到家中从来不看或者很少看教师录制的视频，家长不知道有此视频可供学习，使得他们的学习出现断档，还有就是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所以不让孩子开电脑，学生无法看到。针对此种情况，我提出建议，在家长有效监督时间范围内，如果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每天可以进行20分钟的视频学习、查阅资料，其他时间关闭电脑，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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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以社会实践为驱动的艺术设计应用能力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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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黑人的文学、音乐、戏剧和绘画等用以表达黑人历史、生活、情感和思想，并具有强烈的黑人民族文化色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黑人的存在，也体现了黑人文化的存在，是黑人心灵呐喊的最强音，也是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有力武器。”［2］

二、对后辈的影响

复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其对后来的黑人作家和艺术家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影响。复兴时期的文学为后来的黑人作家打开了大门。在出版界，许多出版商开始乐意接受黑人作家的作品，黑人作者的书籍以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速度和数量印刷出版。有的杂志甚至主动向黑人作家约稿，如《当代诗歌》的编辑拉尔夫•切尼(RalphCheney)就曾写信向黑人诗人康帝•卡伦约稿。

［3］与复兴之前黑人作家对白人出版商的完全依赖相比，这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复兴并没有在文学领域消除种族歧视。尽管如此，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确使得后来的黑人作家出版作品变得容易了许多。

更为重要的是，复兴极大地鼓舞和影响了后来的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和勒洛伊•琼斯(LeRoiJones)称赞哈莱姆作家们，尤其是休斯，将黑人贫民区的现实在黑人文学作品中进行真实的展现。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回忆起他第一次接触黑人文学时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了解到了20年代的新黑人运动，了解到了兰斯顿•休斯、康蒂•卡伦、克劳德•麦凯(ClaudeMckay)、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和其他人。他们激起了我的自豪感，让我更加认识了诗歌。我还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并为他们诗歌中所体现的哈莱姆魅力而感到兴奋。”［4］复兴不仅鼓舞了美国黑人作家，同时，那些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作家也受到哈莱姆作家的深刻影响。来自南非的小说家彼得•阿伯拉罕姆斯(PeterAbrahams)就是其中之一。他很清楚地记得:“我阅读了书架上美国黑人文学的每一本书。是他们使得我模糊的创作欲望变得明确，是他们让我明白长远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5］复兴培养了第一代关注种族问题的、文化上觉醒的年轻画家和雕刻家，他们反过来又培育了一代代美国杰出黑人艺术家，其中以罗•比尔敦(RomareBearden)和雅各布•劳伦斯(JacobLawrence)为代表。

在复兴时期，劳伦斯还是一个小孩，但他在哈莱姆和奥古斯塔•萨维基(AugustaSavage)工作室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了20世纪最有名的美国黑人艺术家之一。

同劳伦斯一样，比尔敦，在复兴后期还是一个年轻人，从非洲、哈莱姆和其他途径获取灵感，最终成为了20世纪伟大的美国现代主义者之一，是一位典型的“复兴”人。

三、对复兴的评价

由于复兴这个特殊时期的特定情况，黑人文学和艺术的繁荣是短暂的。尽管，复兴却对后来的黑人作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在很多黑人作家、批评家和一些白人学者看来，哈莱姆文艺复兴就其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本身而言，是失败的。一些人认为黑人作家和艺术家过于偏狭，过于关注他们种族的一些特定问题，从而无法创作出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无法去探索有关人类的一些普遍问题。历史学家纳森•哈金斯(NathanHuggins)则认为复兴时期的文学过度拘束于过去的文学，缺乏文学的创造性和新颖性。哈金斯的言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复兴时期的作家，除休斯和图默外，都没有将他们自身从对文学传统和白人评价的效仿和盲从中解脱出来。还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艺术要么为白人赞助商所收买，要么就太过于关注白人读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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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求具有较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掌握扎实的设计创作技法和相关技术工具，具备将设计与数字化技术等其他相关学科的技术进行交叉与整合运用的能力；其次了解专业发展动态并能结合于实践应用，具备相应的外语阅读能力和适当的听说交际能力；再者要培养策略、创意及传达平衡发展的营销传播策略企划与创意设计人才，达到教学与实践、教学与国际行业通行标准的无缝接轨，适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能策划、会设计、有创意、会管理、擅销售的高端技能型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掌握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并能在实践中应用经过强化训练的专业技能：

1.在市场营销领域，对定性定量的市场调研、趋势分析、消费者研究、品牌定位、产品／渠道／价格／促销等营销组合、产品开发、生命周期管理等营销理论与实务有完整的了解，掌握应用方法。

2.在整合传播领域，对心理学、传播学、基础人文、数字营销科技、广告管理、公共关系、渠道促销等基本理论与实践有一般认知，并能通过实践得到切身感悟。

3.在创意概念发想领域，成为具有原创精神的概想发想者，能将庞杂的营销与调研数据进行梳理，对核心信息进行评估,预测消费者的理解度与好感度，能独立进行创意设计与艺术加工。

二、高端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主要措施

（一）人才培养定位与顶级企业需求对接

实行双主体办学。校企双方在顶层设计、组织架构、办学理念、办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的制定方面共同负责，共同实施教学管理、师资团队建设、实训与评估、实习就业辅导。高职高专院校当前应从培养单纯掌握专业技法的工具型人才向培养熟悉完整的艺术设计流程的综合职业人才转变，把教学培养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实训经验，实战能力，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科学素质与逻辑思维的能力上，共同培养出品格与能力并重，认同企业文化，具有行业实践经验，掌握营销策略、创意思考、数码设计、人际沟通等核心能力的高端职业人才。

（二）改造传统课程体系

培养基于产业全流程的职业素养。当前创意产业的显著特点是艺术设计必须与产业的前端和后端紧密结合，线上与线下综合运用。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据此改造了传统课程体系，在产业全流程及互联网技术之上，重新整合设计类教学内容，将学生创意设计能力（Design）延及到市场分析（Marketing）、策略思考（Strategy）、售后服务（Service）三方面，增强营销传播、创意思考、数码技术、团队合作（人际沟通）的能力培养。为应对数字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学院取消了理论陈旧、技术过时的《广告概论》、《书籍装帧》等7门课程，前瞻性地新增了《营销与传播》、《移动媒体创意制作》、《社交媒体创意制作》等11门课程；从企业实际应用出发，重塑了《三大构成》、《字体设计》等5门课程；为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专业品味，优化了6门人文基础课程。同时已引入WPP集团及水晶石公司的高端培训资源，编制了43本校本教材。这些都使我学院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实现三年教育培养一流人才的高职梦想。渗透“一天教学等同一天执业”的理念，专业的物理形态与企业的现实产业环境接轨，教学空间从装修、桌椅摆设到环境气氛，都和学生今后将加入的公司类似。用国际企业通行的MBTI性格测试设计学生的个性化教学方案，依据现代广告企业工作模式，实施以团队为单位的学习和考核方式；专业课程60%由跨国广告企业创意总监担任主讲，引进产业前沿真实项目，形成与业态同步更新的校本教材。学生在校期间通过产学合作参与行业高端项目，每年暑期赴集团全球各子公司带薪实习。

（四）对接国际惯例

创新学生评价体系。依据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规律，对学生开展性格特质和就业潜力评估，因材施教，打破以分数与技能考证评价学生职业能力的传统做法。每学期召开全体教师会议，逐一甄别学生品行和成绩，规划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执行院长应每天与一个学生共进午餐，通过沟通谈心，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培养学生适应未来企业的团队工作流程，将学生编组，通过小组协同完成项目，以此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作业与考评均以提案方式进行。以国际通用的推荐函惯例，依据6个学期对学生的甄别评价记录和集团人事总监的面试审核，对合格学生颁发院长签名的学院推荐证书，获证学生可进入4A公司就业。

（五）组建一支具有引领作用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使教学的专业水准符合业界最新要求。水晶石学院的专业教师全部来自公司一线；WPP学院的策略企划、创意设计、数字创意等5位教学总监都是业界的资深创意总监，全职驻校授课并带领教学团队；23位专职教师中，7位是境外人士，6位曾任广告公司高管。企业认养课程由一线高管授课，平均每学年约20人次，使得学院具有浓厚的企业气质，专业来养得到迅速提升。

（六）创新合作办学体制

保障高端人才培养。通过校企双方共同决策的理事会和校企联席会议，探索利益相关方参与学院建设的机制与途径。实行相对独立的人才聘用制度和财务运行模式，以保障办学与改革的顺利进行。由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负责学院管理，用企业视角考虑专业发展路径，在人才聘用、团队管理、经费使用等方面渗透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手段。延请国际一流业界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主持试点学院的教学体系构建和教学资源调配，调动企业的海内外专业人才资源、案例经验及培训网络用于教学，使合作办学融合职业教育规律与企业核心要素，确保合作办学培养的人才规格符合企业高端人才标准。通过上述举措，主要解决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与顶级企业用人标准和工作岗位要求不相适应，教学内容滞后于行业企业的发展，以单一成绩为主的评价体系和在人才培养过程缺乏有效的管理等问题。确定了设计类高端职业人的培养目标；构建了培养品格与能力并重的课程体系；拓展了以国际、国家级各类竞赛项目为载体的多样化综合素质及职业能力训练的培养途径；施行了具有跨国企业特征的教学方法和学生评价方法；创新了对高端设计人才资质的认证方式。

三、高端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

（一）探索出一条高端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一线企业用人目标的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成为决定专业建设水准和毕业生就业层次的关键。我院实践证明，只要人才培养定位与顶级企业需求对接；创意设计培养与整个工作流程兼顾；业界精英师资与产业实践平台保障；个性化教育与团队培养并举；真做项目与国内外赛事联动，高职院校同样能为业界培养出高端技能型人才。

（二）培养出符合创意产业特殊需求的高端人才

我院高职毕业生已经被顶级企业大量录用。WPP学院50%的毕业生已被WPP大中华区各公司人事总监预订，实现了进入4A公司的职业理想。学生收获高端项目体验，积累了丰富的行业人脉资源。学生去往WPP集团位于伦敦、香港、台湾的公司带薪实习。公司用世界一流的内部培训经验指导学生，学生实习期间的一些设计作品已被一些世界500强客户采用，于市场流通渠道。改革不仅使个别学生受益，而且能带动全体学生整体水平的提升。我院学生在2013、2014年连续2年参加英国D&AD比赛，荣获国际最有影响的D&AD（黄铅笔）学生创意奖，取得了中国大学生在此赛事的最好成绩，为全国高校仅有。与此同时，我院学生连续2年荣获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赛金奖，2013年在20余万件参赛作品中获得2个一等奖，2014年，获得1个一等奖；在2014年的40个毕业生中，27人进入跨国广告公司（4A公司）就业，22人取得WPP集团全球CEO苏铭天爵士（他是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副主席）签发的推荐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