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合集12篇
多元系统理论篇1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034－02
引言
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语言学转向之后，逐渐开始向文化研究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研究翻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便在此过渡阶段应运而生，有效辅助翻译研究的转向。该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即是多元系统论和翻译规范论，而前者则是奠基之作。
多元系统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佐哈尔在他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特定文化里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着眼于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演变。谢天振在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多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
一、多元系统论的翻译观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中心论点是把各种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看作系统而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系统内部可以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加以描述：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经典文学与非经典文学的对立，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的对立等等。
佐哈尔按两条思路研究翻译作品和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接受文化（目的语文化）是如何选择作品作为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作品是如何通过与其他目的语言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准则、具有特定功能的。早期翻译研究者倾向于看待对等的一对一关系及功能对等概念，他们认为译者具有主观能力来生成一个对等的文本，而这些文本反过来又会影响某一社会的文学文化常规。而多元系统理论者则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规范及文学常规支配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从而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们在吸收“系统变化”观点的基础上，抛弃了静止的、机械的一些观念，试图描述翻译生成的过程和整个文学系统内变化的过程。多元系统论的提出预示着翻译研究重心的转移，把重心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化。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据主要位置也可能位居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他文学的状态而定。他描述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位置的社会条件：第一，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即是说，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有待确立；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陈德鸿、张南峰，2002：118）。在这三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很频繁和重要，也占据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仅仅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会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将原著里大多数的新元素带到译入语文化系统里。结果就是译文在充分性方面会比较接近原著。
然而，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发展完善的时候，便无须依赖翻译输入外来元素。在这种情形下，翻译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在多元系统里只能形成一个边缘系统。因此译者只能屈服或遵从系统里一些原有的规范，倾向于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在译入语文化文学系统中寻求已有的模式，结果往往需要放弃或修改原著里的内容或形式，此时的译文比较注重“可接受性”。
二、多元系统论的盲点
（一）译者的文化态度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传统译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往往把语言模式或不发达的文学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多元系统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为翻译研究最终走出规定美学局限开辟了道路（Gentzler，2004：123）。
但国内有学者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按照多元系统论，“选择拟译文本的原则是由对（本国）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即文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与目标文学的新方法是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它们在目标文学中所具有的可能的革新作用。”（Zohar，2001：193）例如在五四时期，大量外国诗歌被翻译为白话文自由体诗歌，符合当时提倡以白话文创作自由体诗歌的需求。但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多元系统决定的，译者的主体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熟悉的体裁，以发挥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另外，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由多元系统的运作机制决定的。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则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做出翻译策略决定的自主性。如果真是这样，那又该如何解释同一时期的某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会采取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呢? 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表明多元系统论区分的两种不同翻译策略选择可以在同一时期同一文化体系内同现。这一例外并非要否定多元系统论，只是意在指出这一理论由于未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而造成的缺陷。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之所以能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因为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意识到了出发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而赋予了他特定的文化态度。由此可见，我们在关注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译者的文化态度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王东风，2000：6）。多元系统假说如果能将译者对两种文化的主观认定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考虑进去，势必会更有说服力。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二）审美文化的干涉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涉及译者的审美习惯和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期待（魏瑾，2009：61）。译者作为特定文化群体的成员，其审美意识必然受到其母语文化传统及审美机制的影响，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译作中。译者是一个个性化的主体，在对原文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不同的译者会因其审美能力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审美想象方式。当客观因素作用于主体的审美结构时，主体不是被动地进行活动，而是能动地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处理。
例1：She was a striking-looking woman, 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 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 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Naval Treaty)
译1：安娜貌颇逸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眉，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唯体略短削，微嫌美中不足。（程小青译《海军密约》）
作者和译者处于两个不同的美学系统，各自持有不同的对女性美的规范和描写方式。为了迎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译者将原文中那个矮小丰满和拥有美丽橄榄色皮肤的西洋女子改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传统美人：凝脂一样雪白的肌肤，双眸点漆，斜波流眉，呈现给读者的是中式女子的特征，异域色彩消失殆尽。文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动态系统，文学翻译应以再现原作的审美特质与价值为出发点和归依，而作者和译者所处的两种不同文化系统所派生的审美客体表现形态和审美主体心理机制的差异会造成译文一定程度上的变化（Jauss，1983：336）。
（三）伦理文化的干预
每个社会都有其根深蒂固的伦理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树立道德标准。同样，一个社会的伦理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于有悖于本文化的异国文化因素可能会持有排斥态度。因此译者会无意或有意地用译语读者熟悉的伦理观念去传达外国文化信息，这无疑影响和制约着译者对异国文化的择取。
中国一向崇尚伦理道德，在伦理上相对保守和敏感。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对今天的人们还有影响，在此影响下形成的伦理价值观与西方在解放人性、尊重人权方面较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伦理价值观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这种伦理开放度的不平衡必定会作用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标文化的开放度越高，译者的策略选择就越偏向出发文化，反之，则偏向目标文化。
例2：D.immediately overcome.“Oh,dear,dear Julia! Oh,I have been a naughty and undutiful child!”(David Copperfield)
译2a:都拉复悲，自承其不孝。（林纾《块肉余生述》）
译2b:朵立即伤感起来。“哦，亲爱的亲爱的朱丽亚！哦，我过去是一个淘气的不孝的孩子！”（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两位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译者都把原文中的“undutiful”译为“不孝”。在林纾的许多译文标题中也可寻到“孝”的踪迹，如Montezuma’s Daughter和The Old Curiosity Shop就译成《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和《孝女耐儿传》，原文中的复仇和反抗行为均被视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尽孝行为了。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翻译对等的枷锁，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但任何理论都具有缺陷，多元系统论亦不例外，对于同一时期并存的两种翻译现象便缺乏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考虑到译者的文化态度、审美文化、伦理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等的影响。多元体统论结合影响翻译的主观因素，可以对一些翻译现象做出较为合理和全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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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篇2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该学派主要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对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埃文-佐哈尔出版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根据该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号主导人类交际形式，诸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须视为系统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大的“多元”系统。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个系统，就必须将其置于多元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中来研究。后来佐哈尔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作为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次系统，文学系统是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翻译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大的文学系统中来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化因素。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过程涉及最少两个文化系统，即源语文化系统和译入语文化系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取决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是处在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又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可以占据中心位置，也有可能处在边缘位置，这与当时该文化系统中其他文学子系统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各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和依存，同时也存在矛盾和斗争。正是由于各个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一对对立的子系统，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文学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中）或者处于“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者文学真空的情况。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会引起翻译策略的变化。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是创新的力量，这时译者就不再套用本国文学中已有的规范和模式，相反，译者会打破本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而遵守源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时译者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多遵守译入语文化已有的模式及规范。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慎重考虑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并以此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从原语中寻找蕴含的文化信息，并且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不偏离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要使译入语读者能准确地理解其意义。因此，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就充分地体现了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其英译本中，当属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影响力。但是，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
杨宪益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敬仰和崇尚之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而且杨译本是受外文出版局的委托，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它把《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更加注重对文化信息的考究，更加忠实于原文。而对霍克斯来讲，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影响，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都处在边缘位置，译成英语的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文学系统中，也同样处在边缘位置。因而霍克斯在翻译时就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英译本也定位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
例如，对书中端阳节的翻译，杨译本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赛龙舟的文化意向，将其译成Dragon-Boat Festival；而霍克斯译本只是点出了这个文化意向的时间是midsummer，他更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使很多翻译学者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文学，因此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分析之中，它其实同样适用于指导商务翻译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商务英语也逐渐得到发展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因此，商务英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商务广告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译入语的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例如，商标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一）Rejoice 飘柔；Heads&Shoulders 海飞丝；Safeguard 舒肤佳；7-ups 七喜。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特点---中国人比较喜欢喜庆的事物。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在大的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这种采取归化策略的翻译正反映出了译入语文化中已有的模式和规范。与直译相比，更具有接受性。
（二）Kentucky 肯德基；Mc Donald 麦当劳 ；Nokia 诺基亚；Motorola 摩托罗拉；Cadillac 卡迪拉克；Pierr Cardin 皮尔卡丹。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事物被引进到中国，同时中国人在心理上也更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外来文化放在了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来考虑，采用了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语音效果，使其听起来更具异国情调，更有“洋味”。因此异化的翻译策略非常好的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四、多元系统理论指导翻译的不足之处
虽然多元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指导翻译研究与实践，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其理论自身也并非完美，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是其理论中评价性术语的界定问题。佐哈尔提出了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提到“边缘”和“弱势”，但是对其应该如何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多元系统理论篇3
【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 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伊埃文·佐哈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文化研究学院的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在文学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又不尽相同，有的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本身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有的系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有的会从中心走向边缘。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尔认为有三种情况：第一，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还没有被固化，还很年轻，还处于被建立的时候；第二，当一个文学系统本身即处于弱势或是边缘化的时候；第三，当一个文学系统遭遇转折，危机或是遇到真空的时候。很多翻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出现了所谓的欧式汉语，因为译文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尽量接近原文和译入语。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的位置呢？与上面相反，当一个文学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范式，已经被凝固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设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和其它文学系统相比较处于强势或是中心地位的时候，或是这个系统自认为如此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春秋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范式，经过两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可以说已经凝固化，已经完成了建设自己的阶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厦上装修了。中国文化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论到了明清时代这是否还是事实，至少中国文化自己是这样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如何只能占据边缘的位置，佛经的翻译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译也不例外。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涌现了四大译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就是说，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号之一，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2）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种经咒，一经翻出，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译为智慧，“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不可直译为“无生”，“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5）此方无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形似苹果，其意为“无垢清净”，食之可除风热，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使集体译经制度化，系统化，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梵文好繁，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胡适指出的那样，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方才可读。胡适提出要删减佛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即采用删减的方法，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不敢轻易改动，更不要说是删减，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受到原文的限制，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不仅在隋唐，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多元系统理论篇4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理论简介
多远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博士论文，边缘性。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张南峰、谢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 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论文，边缘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等。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博士论文，边缘性。
2. 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博士论文，边缘性。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新疆的发展是以旅游为先锋（邓新民，2000）。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家乡的立场上清楚地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喜欢用华丽抒情性的文体，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博士论文，边缘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读者被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这样就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时要如实地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时让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论文，边缘性。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若想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处理好原文、意识形态和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1
4.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5.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旅游，2000.4
6.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多元系统理论篇5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左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主张语言、文学、政治等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又包括众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统。然而，各个系统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起主导作用，有的处于边缘，起次要作用。它们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不断地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地转化。
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于传统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左哈尔提出了三种使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中；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或者“弱小”状态；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同时，就翻译文学而言，当它处于多元系统中心地位时，译者主要侧重于译文的充分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者往往更加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基于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以我国两个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以来――为例，试析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及成因。
二、鸦片战争到时期翻译策略的选择
鸦片战争到时期，林纾的文学翻译采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林纾不懂外语，他的翻译通常由懂外语的合作者口译，再由他根据意思形成文字，其译文语言均采用文言文。《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代表作，此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反对奴隶制并带有宗教性质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由魏易口译、林纾执笔合作完成，于1901年出版。从严复“信达雅”的翻译观来看，《黑奴吁天录》违背了“信”原则，林纾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改编。然而，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些误译、漏译、情节增删似乎是林纾有意为之，是其翻译策略的体现。
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林纾对国家前途深感担忧，满腔的爱国热情促成了他的翻译动机。他想通过翻译《黑奴吁天录》来警醒国人。所以，在《黑奴吁天录》中，他将大部分有关宗教劝善的情节删掉，融入醒世话语。此外，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受制于列强，但在文化方面国人笃定传统文学是最优秀的文学，加之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林纾自然也深受影响，从而促使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使译文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模式。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传统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人们固守着传统的文学模式和思维模式，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候译者为了迎合大众读者，使译文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林纾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三、改革开放之后翻译策略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文化领域的空前匮乏之后，国人普遍对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感到不满。中国文化出现了转折点，于是开始引进西方文化，掀起了一个翻译高潮。各类西方著作被译成汉语，许多名著被重译。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几乎停滞，文学作品严重匮乏，文化领域出现真空。到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量西方文化产品涌入国人视野，可以看作我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转折点，翻译文学逐渐处于我国文学大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可以不受目的语文化传统规范的束缚，大胆采用与原文本接近的、能使译文具有“充分性”的异化翻译策略。同时，与清末知识分子所担负的开启民智、振奋民心的历史使命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着重于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通过各类翻译作品使国人接触到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文风物，以实现中外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互通。
四、总结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翻译实践，也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该理论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研究的窠臼，关注隐藏在译者身后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翻译策略选择的隐形社会文化力量，将翻译文学嵌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语境，标志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多元系统理论篇6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75-02
一、《老人与海》及译本
这本书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此前，已有不少译本。内地最早的译本是1956年12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海观译本，译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黄源深的双语全译本，2004年上海文译出版社出版的吴劳的译本，最新201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张琪的译本。为何这么多译者如此青睐《老人与海》呢？现代翻译研究表明,翻译文学能够给本土文化输入某种活力,从而实现改进主体文化的目的。
二、多元系统论与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是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界限,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应被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研究。这些社会符号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因此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它们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各有不同的行为，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然而，在这个整体系统中，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地位，有的处于边缘位地位。翻译文学也是如此，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是可变的，要视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所决定的。使翻译处于中心地位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第二种是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当中）或“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第三种是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发展完备的时候，这时，翻译就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同时佐哈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使翻译规范、翻译行为和翻译政策也发生变化。当翻译处于中心地位的时候，翻译行为是创新的重要力量，译者在这一条件下乐意打破本国传统，翻译接近原文，成为充分翻译的可能性就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大，具体就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异化”翻译。与此相反，当翻译文学占据边缘地位的时候，译者多倾向于模仿文学系统中已存在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化”翻译，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归化”和“异化”是一对描述性概念，由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决定，并不存在高下正误之分（谢天振2009：219）。
三、多元系统论在《老人与海》译本中的运用
（一）句式结构
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上存在着差异，对于英语，句子主谓机制突出,主次分明，形态上呈现出叠床架屋式的空间树型构造；对于汉语，句子不存在主干结构，而是“主题+述题”,且省略较多，呈“竹式”结构。张琪所译的句子根据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对原语的句子结构作相应的调整，打破了西方语言精确严谨的结构,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而海观译本在一些可以灵活翻译的地方,有些拘泥于原文,对原文的句法和用词亦步亦趋,这种英语化的句式和词语使读者读起来有些生硬。这里的英语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欧化”，是指汉语受欧洲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
下面用两个实例
例1:Back in the stern he turned so that his left hand held the strain of the line across his shoulders and drew his knife from its sheath with his right hand. The stars were bright now and he saw the dolphin clearly and he pushed the blade of his knife into his head and drew him out from under the stern. He put one of his feet on the fish and slit him quickly from the vent up to the tip of his lower jaw. Then he put his knife down and gutted him with his right hand, scooping him clean and pulling the gills clear.
海译:回到船艄以后，他回过身用左手撑住钓丝的肩膀上的压力，右手把刀子从刀艄里。现在星星亮了，他清楚地看见了那条海豚，他把刀口从它的头上攮进去，把它从船艄下面挑出来。他把一只脚踩在海豚身上，用右手掏出肠肚，掏得干干净净，再把鱼鳃完全去掉。
张译:他回到船尾后转过身，左手抓住斜在背上的钓线，右手将小刀从刀鞘里拔出。星光灿烂，他能看清海豚，把刀它的头部后把它从船尾下方拉过来，用一只脚踩住鱼身，快速把它剖开，从割到了下颚尖。随后，他放下刀，用右手把肠子掏干净，再把鱼鳃统统去掉。
例2:I can remember the tail slapping and banging and the thwart breaking and the noise of the clubbing.
海译: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还有你用棍棒打鱼有声音。
张译:我记得那鱼尾用力地拍打，拍断了横坐板，还记得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海译本基本上保持原文的句式结构,而张琪译本则基本上翻译成汉语的“主题+述题”的句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建构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逐步处于中国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新文化运动以打破封建传统为主要目标，并尝试建立新的文化、文学系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和埃文·佐哈尔所列的第一种情况是相近的,也就是说从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译者常常会打破本国文学的规范,使译本保持原文的“充分性”即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内容,所以在翻译策略上选择以欧化为主。海观译本是1954年出版的,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由于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所以他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在新世纪的今天,文学现代转型已经完成,新文学系统已经确立、稳定。依据多元系统论,这时的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应处于边缘位置,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更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张琪译本对句式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
（二）英雄主义文化色彩
对于《老人与海》本身故事来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海明威通过描述老人的形象，热情歌颂了人类面对艰难时所体现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
例1：文中男孩对老人的崇拜显示出老人的伟大——以他们的对话为例
Boy:“Who is the greatest manager, really, Luque or Mike Gonzalez?”
Old Man:“I think they are equal.”
Boy:“And the best fisherman is you.”
Old Man:“NO. I know others better.”
Boy:“Oué va,”the boy said. “there are many good fishermen and some great ones. But there is only you.”
海译：男孩：“说真的，谁是顶伟大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老人：“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
男孩：“可顶好的渔夫是你。”
老人：“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男孩：“哪里，”男孩说。“好渔夫很多，还有些很了不起的。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
张译：男孩：“到底谁是最能干的经理呢，是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老人：“我认为他们不分伯仲。”
男孩：“最好的渔夫是你。”
老人：“不。还有更好的。”
男孩：“为什么这么说？”男孩说。“渔夫很多，有些确实很好。但你是最好的。”
例2:“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he said.“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I am sorry that I killed the fish though, he thought. Now the bad time is coming and I do not even have the harpoon. The dentuso is cruel and able and strong and intelligent. But I was more intelligent than he was. Perhaps not, he thought. Perhaps I was only better armed.
海译:“可是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人尽可以被毁灭,可是不会肯吃败仗的。”他想:不过这条鱼给我弄死了,我倒是过意不去。现在倒霉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连鱼叉也给丢啦。“dentuso”这个东西,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也许不吧,他想。也许我只是比它多了个武器吧。（海观 2005：81）
张译:“但是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绝不能被打败。”不过我还是很懊悔杀了这条鲨鱼,他想。现在艰难的时刻就来了,而我连鱼叉都没有了。登土鲨残暴、神勇、强壮、聪明。不过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是这样,他想。也许只不过是我比它装备得更好而已。（张琪 2010：141）
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张译本采用异化策略,追求翻译的充分性,彰显了源语文本中老渔夫的英雄式面貌;而海观译本采取的归化策略,追求翻译的可接受性,削弱了源语文本中老渔夫的英雄式面貌。例1中“顶好、顶呱呱”更具本土色彩且程度上要比“最好”更强些；例2中，张译本没有用语气词,译文多用短句,显得简短、紧凑,这是符合源文本风格的,并塑造了一个坚毅、果敢的渔夫形象;相比之下,海观译本多用口语,“过意不去”、“吃败仗”,多处出现“啦”、“吧”等语气词,拉长人物心理过程,不如张译本来得简洁。
为什么两译本对英雄主义文化色彩的翻译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以下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来探究。海观和张琪翻译《老人与海》的时代背景分别为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当然这也包括《老人与海》。建国后17年(1949-1966)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偏向于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国家的文学，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译介得很少。之后由于苏联发表了称赞《老人与海》的文章，这部小说这才在中国得到译介。在20世纪50年代的翻译主流是宣扬“纯洁、健康”的翻译文学,处于当时翻译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凸显无产阶级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翻译诗学处于形式库中心,而彰显英雄主义精神的翻译诗学自然处于形式库的边缘地位（查明建、谢天振 2007：637）。海观的译本在处理英雄主义方面顺应了那时的主流诗学规范,在翻译上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结束后,中国走上了富强民国之路,文化地位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且随着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处于长期封闭的国人急于了解域外,翻译活动日益繁荣。随着世纪更替,世界经济逐渐全球一体化。中西文化不断相互交流、相互吸纳,翻译已不仅仅是双语间的信息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传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努力传递原语语义的同时保留原语文化色彩,尽量把原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富有成效地在译语中再现。据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文学系统本身内部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凸现异域文化的翻译诗学,而张琪译本正是顺应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规范,追求翻译的充分性。
四、结语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翻译文学在整个的文学系统内部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地位,因此海译本和张译本对英语句式结构分别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英雄主义文化在翻译文学这个系统内部分别处于边缘和中心地位,因此上述两译本分别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分析多元系统理论在《老人与海》不同译本中的运用,证明了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影响了翻译策略的选择。但是,不同的翻译策略,仅反映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规范,规范并没有正确错误之分，所以策略也没有好坏之分。翻译涉及源语与译入语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涉,应当把翻译文学放到社会、语言、文化多元系统中,体察译者在这些系统中如何进行翻译活动的,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协调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伊塔马（Itamar Even—Zohar)著,庄柔玉译.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多元系统理论篇7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多元系统理论篇8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高潮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高潮。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多元系统理论篇9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
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高潮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高潮。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多元系统理论篇10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高潮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高潮。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多元系统理论篇11
“意象”概念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象”首先是作为天地万物可观之象而存在，`《系辞·上》开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997：76）；而后对意象这一概念又进行了发展，分别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尽，象以言著”，集中阐述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而真正将“象”从哲学、宗教论域引入到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958：1）这里作者已经把自然之象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在西方，“文学意义的“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文艺理论所使用的术语‘eilōn’（2005：134）汉语解释为“意象”、“像”。此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动之象”进一步论及了文学之“象”这一概念。然而“意象”这一概念真正成为西方美学界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始于二十世纪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兴起。意象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984：202）在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义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意象”的发展源远流长，它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2.《瓦尔登湖》中的意象类别及特征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创作的《瓦尔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了近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与《圣经》等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二十五本书”。目前国内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瓦尔登湖》作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只有少数几篇论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对〈瓦尔登湖〉中译本的几点意见》中分析了徐迟译本的语言层面，指出了徐迟在翻译时所犯的错误；孙胜忠于2004年在《从文化传译看梭罗walden的三个中文译本》中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从文化传译的角度指出了三个译本（徐迟、吴明实、王光林）中在神话、典故和出处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用现代翻译理论来探讨《瓦尔登湖》在中国译介的。迄今为止，还鲜有对《瓦尔登湖》中意象汉译作系统的论述。本论文尝试以多元系统论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译学为讨论依据，以《瓦尔登湖》中意象的类别为基点，来探讨徐译《瓦尔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这一策略背后的动机。
下表所列为《瓦尔登湖》中的意象按其来源所进行的六种分类以及各自所占的数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动物类意象所占比重最大为27%；位居其后的分别是其他类意象和自然类意象，分别占22%和19%；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虽小，却对理解原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尔登湖》中出现的动物类意象多为可爱型的、正面的。比如画眉（thrush）、云雀（lark）、杜鹃（cuckoo）、小鸭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这主要与作者那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关。对于植物类意象，同样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代表虚假的雏菊（daisy），外表悲伤的柳树（willow），爱情的玫瑰（rose），代表纯洁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榄（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贞的紫罗兰（violet），代表青春的苍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枣树（date tree）以及代表“长盛不衰”的棕榈叶（palm leaf）等。
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希腊罗马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神的拟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说，每个神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同样积淀在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意识中，同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西方人经常借助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来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尔登湖》中出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共97例，每一个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中得到的神赐“天粮”（manna），希腊神话中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艺女神缪斯（muse），以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帕尔茜（parcae）等等。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出现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显了意象的文化积淀性这一特征。
多元系统理论篇12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政论文的有效翻译对于宣传中国的政治体系、政治思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平台。然而，政论文翻译却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对于党代会报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对于已有的研究更是缺乏理论支撑，作为政论文一部分的政治词汇翻译更是如此。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作为整个翻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论词汇翻译可以从多元系统这个新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势，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在整个翻译研究系统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是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由此出现了一词多异现象。
三、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探究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
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赞助商、译者主体性等。通过阅读报告发现，前三种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较大，本文以不同的翻译实例具体阐述影响翻译的三种主要因素。
1.政治因素―党的先进性。2012年以前，该词一直译成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十报告中却译成 the vanguard nature of the Party。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看，党的先进性意为“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先锋，人民应该学习”。《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progressive” 意为“特别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支持新思想新方法”。从这个解释可以明确看出，progressive重在通过新的思想或现代的方法来提高，而vanguard 一词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更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先进性是我党最突出的特点。从我党所作出的各项成就来看，党的先进性正是党的本质体现。党的先进性建设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政治词汇的翻译应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适时作出正确的翻译。由此可鉴，后者的翻译更符合当前的政治条件。
2.经济因素―民生。“民生”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报告中分别译为people’s livelihood 和 people’s well-being。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可见，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计、生活。国家统计局已在2012年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当中，livelihood一词解释是为了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去赚钱。而well-being指为了幸福和健康而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民生”的翻译变化正是中国经济变化的真实反映。正如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的发展与民生密切相关，必须注重社会发展以确保经济的增长和民生的改善，开展社会重组，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 我党专注于社会建设和民生改革，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可见人民幸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翻译应该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将翻译以外的因素纳入考虑的范畴。
3.文化因素―生态文明。该词在十七大报告和十报告中分别译为conservation culture 和 ecological progress。《现代汉语词典》中，生态意为在某种自然环境下，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指生物体的特殊的生理特征和习惯。《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conservation意指自然环境的保护，该定义明确指出conservation更强调的是自然。在英语词典当中，“Ecological”不仅指自然，也指和植物、生物有关的东西。引起生态文明一词翻译变化的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从字面意思，另一个是从社会环境。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翻译与研究工作的刘仁胜博士曾说在过去的20多年间，国内外从事翻译专业的学者认为英语中的ecological正是汉语中生态的对应词。在Conservation所包含的解释当中就有保护自然资源。然而生态文明不仅指保护自然资源，也指调整生产关系。相对于conservation，ecological能更明确地表达“生态文明”的内涵。
四、结论
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政治词汇翻译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为了能够更好地对政治词汇进行翻译，时间性、政治感性、翻译规范三方面的因素都应加以考虑。政治词汇的翻译要求译者应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沿，根据政治经济的变化适时调整翻译；政治词汇翻译要强调政治，这是根本；翻译规范更应着重强调，遵守翻译规范才能使国外读者更好的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