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论文合集12篇
货币供给论文篇1
2．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为样本期，首先分析样本期内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负债情况，即资产负债表中的右列。央行资金来源于负债和自有资金，其中自有资金为219．8亿元，占历年总资金来源的比例不足1％，可见负债是人民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负债中的储备货币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与金融机构存款的合计数，是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样本期内，储备货币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62．5％，且该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发行债券是央行为了弥补资金占用不足而对外发行的债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据发行。在样本期内，发行债券占总负债的比例约为18．6％。据此可得，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合计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81．1％，也就是说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然后分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中的资产情况，即资产负债表的左列。“资产”一列反映了资金的运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和途径。经过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增加了2倍，国外资产规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资产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其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续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达到样本期内的最高值（84．7％）。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样本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外资产科目成为资产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负债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储备货币科目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负债的比例不断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储备货币科目成为负债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将资产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合并成为国内信贷，从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本文据此进行分析。
2．2货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根据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平衡关系，可得以下数量关系：储备货币＝国外资产＋国内信贷－发行债券。这一关系表明：储备货币规模与国外资产和国内信贷正向变动，与债券发行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央行购买的外国资产越多，则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对国内机构的债权越多，则其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的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则其储备货币规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资产迅速持续增加。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为了收购“双顺差”下的外汇净流入，人民银行被迫投放人民币，使得资产方中的国外资产和负债方中的储备货币迅速持续增加。面对外汇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资产方中的国内信贷作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理论上可成为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刚性、操作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压缩其规模达到缓解基础货币投放过快的目的。而负债方中的发行债券在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内起推迟压力、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的作用。随着票据到期形成的资金压力和发行成本的不断上升，发行票据难以在长期内对冲新增外汇占款，其作为调控基础货币手段的效力有限。综上所述，面对外国资产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对冲手段（如发行票据和压缩国内信贷等）的效果有限，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较弱。总的来说，资产方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导致负债方中的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从而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3计量模型
3．1模型构建在计量经济学文献中，状态空间模型通常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等。很多的时间序列模型———包括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为状态空间模型的特例。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了“状态”概念，经济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状态反映了系统的真实状态，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与系统内部不可观测状态的关系，能实现基于各种状态向量分析和认识系统。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描述动态系统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状态空间模型可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得到估计结果；二是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估计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时刻转移到的状态；二是量测方程或输出方程，它将动态系统在某特定时刻的输出变量、系统状态与输入变量联系起来。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模型。上式中：βt是随机系数向量，是状态向量，也称为可变参数，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x′t是随机系数向量βt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数γ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假定可变参数βt的变动服从AR（1）模型，假定扰动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3．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文选取的初始变量分别为CPI环比月度数据、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2010年＝100）、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鉴于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保证样本容量和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环比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通常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衡量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变量。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是加权汇率，其权数是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该汇率比双边汇率更能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变化。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的货币供应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和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将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增长数据，这样3组变量数据均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然后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对3组变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分别对经季节调整后的3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经过上述处理后，统一了不同变量数据的比较基础，消除了季节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将调整后的最终序列分别记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或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避免出现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的“虚假回归”问题。
4．1平稳性检验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稳定性，本文采用ADF检验和KPSS检验两种方法。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KPSS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是平稳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据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稳序列，可直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4．2状态空间模型构建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状态空间模型。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输入方式，在文本框输入定义好的状态空间模型表达式，运用卡尔曼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的结果可知，状态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AIC等信息准则较小，说明模型拟合的较好。
4．3模型检验对所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估计出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查看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为36期的相关系数和自相关系数可知，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基于卡尔曼滤波所得的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而稳定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有一定意义。图1中，sv1表示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整体来看，随着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其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在－0．048附近上下波动，这种动态影响除了在2008年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动总体趋于平稳，动态影响在2008年1月达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达最小值（－0．116）。这说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环比指数每变化1％将导致CPI环比指数降低0．048％。这种抑制作用的时变特征说明，该微弱的抑制作用还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图2中，sv2表示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总的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为正数，在样本期内在0．471附近呈现动态变化，这与经济理论的预期一致，且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M2环比增长率每增加1％，将导致CPI环比变化率平均变动47．1％；这说明长期来看，货币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造成的。这种动态影响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现持续大幅上升趋势，且在11月达到最大值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缓慢下降至平稳状态，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间区间，说明4万亿元计划的实施在拉动经济增长，抑制经济放缓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货币供给论文篇2
货币供给属性之争是货币经济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实际争论中，无论是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都将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作为其立论基础。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坚持货币供给“乘数机制”，认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是基础货币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内生性理论则相反，其货币供给机制可称之为“倒逼机制”，而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最后一个环节。同时，在现实经济实践中，货币政策制订者都以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为依据而制订货币政策，故以基础货币供给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一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尤其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一国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判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综述
目前，对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的理论研究都体现在货币供给属性的研究之中。现代主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都体现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Siney・S・Weintraub（1978）在论述其货币供给内生性时，基于工资加成的价格形成定理认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收入的增加，造成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下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必须增加货币供应。Nicholas・Kaldor（1982）在从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角度论述货币内生性时认为，虽然从形式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这是因为公众的货币需求经常大量地表现为贷款需求，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是紧密相关的，银行贷款的增减实际增减了现有货币供给量。Basil・J・Moore（1988）在论述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时，基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三大法宝”，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取决于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
上述货币供给理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实际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基础货币供给”的一般形式。可以看出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中，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由于各国中央银行都把基础货币供给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从经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倒逼”环节。
经验研究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基于当代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国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到最后“倒逼”环节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Lombra、Torto（1973）以及Forman、Groves和Eicher（1985）的实证研究，他们证实了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中，其“倒逼特性”只体现到实际经济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倒逼”这一层次。然而，外生货币供给论者都将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立论基础：M・Friedman，A・Schwartsz（1963）、Phillips・Cagan（1965）、Jerry・L・Jordan（1969）、Albert・E・Burger（1971）等都分别从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量这一角度论述其货币供给外生性思想，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不够彻底的，并不能从外生货币供给论的立论基础角度反驳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其实践意义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实证研究路径的选择问题，而合理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相关理论争鸣的焦点及其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为主要变量，展开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环节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将通过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计量关系的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问题。为了表述的全面性，文中将同时分别检验广义货币供给（M2）和狭义货币供给（M1）与基础货币（B）的关系。
由于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1997年以后的数据与以往的历史数据是不可比的。本文选取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共35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其中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月报。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值，得三个变量：LNB、LNM2、LNM1，分别代表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实证检验过程如下：
（一）ADF检验
由于采用非平稳序列建立模型将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故在分析时间序列问题时，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必要的。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后得到的ADF统计量若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所检验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反之亦然。若为非平稳序列，则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对上述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LNM2、LNM1、LNB都具有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为I（1）序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是指若干个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为平稳序列，它可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分别对LNM2、LNB以及LNM1、LNB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B、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243+0.696LNM2
第二步：令
E2=LNB-2.243-0.696LNM2
对E2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E2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这样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表明LNB和LNM2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删除不显著的滞后量，采用广义差分法得到方程如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2、对LNB、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1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803+0.708LNM1
第二步：令
E1=LNB-2.803-0.708LNM1
对E1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发现E1也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N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样经过多次试验，删掉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也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如果由yt和xt滞后值所决定的yt的条件分布与仅由yt滞后值决定的条件分布相同，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若加入xt滞后变量有助于改善yt的预测精度，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上述各货币供给对数序列两两配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8到2006年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M2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LNM1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存在明显的“倒逼机制”，具有显著的“倒逼”特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货币供应体系中，是广义货币供给以及狭义货币供给决定基础货币供给，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所认为的狭义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广义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供给思想。
（四）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本文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揭示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过程。
1、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各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不仅可以对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还将每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笔者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而得出方差分解结果。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各变量贡献的变化趋势，文章用趋势图给出（见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三期开始，广义货币供给（LNM2）对基础货币供给（LNB）的影响持续、显著地增大，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持续地明显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从第一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在第十二期就占到基础货币供给预测误差的50%，并且之后依然持续增强其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是相反的。
2、脉冲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的，并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反应函数来分析LNB对LNM1、LNM的动态冲击的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期基础货币（LNB）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供应量增加了约0.042左右，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四期就回到原来的水平，以后一直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微弱负值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广义货币供给虽然在第二期对基础货币有一个微弱的负向影响，但很快从第三期开始就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较强正值影响着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与上述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吻合的。并且广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与图1相似，第一期基础货币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起反应，但很快就回复到一个持续、稳定微弱的负值影响；从第二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LNM1）就以一个较强的正向值作用于基础货币供给，并且之后以一个较大正值持续稳定地作用于基础货币的供给。而且与图3中不同的是，狭义货币供给并没出现任何对基础货币供给的负向作用，这应是狭义货币比广义货币具有更强流动性的缘故。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供给（对数）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发现，各层次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具有持续的、显著的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在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的长期均衡关系上，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都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点，主流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外生货币供给理论都是认可的。
第二，从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变化都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表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存在显著的“倒逼”特性，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者所长期坚持的由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决定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思想。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识别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方差分解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在长期和短期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持续的，“倒逼”特性非常明显。
第四，通过估计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发现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冲击效果是持续而稳定的。估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倒逼”特性，而且具体描述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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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论文篇3
在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关于货币供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无论是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或者没有明确的货币供给理论,或者是对货币供给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即货币供给或者是内生的或者是外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关于货币问题旷日持久而又毫无结果的争论。从最根本上来讲,造成货币供给分析几乎被所有的学派或忽视或简单化的原因就是在货币市场所有的学派都坚持货币均衡的思想。在货币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基本思想都经历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是货币市场就是均衡思想。
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被当成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其本身除了能够影响绝对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之外,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没有丝毫作用。货币数量说是他们关于货币的核心理论,简单的“费雪交易方程”或“现金余额方程”就能够满足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需要。尽管我们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寻找不到关于货币供给理论的明确表述,但是如果认为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只有货币的需求而完全没有货币的供给的理论也是一种误解。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存在一个隐含的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是以它们的利率理论为支撑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的核心是“实物利率”,这种理论认为,决定利率的因素不是货币而是经济中的真实资本的供求状况。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是古典和新古典利率理论的集大成者。维克塞尔把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引起任对货币贷款的需求增加;反之,如果货币贷款的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人们就不会提出任何贷款申请。这种对货币的供给是以经济系统对货币的需求为基础的,即货币供给是由经济系统内在决定,这就是货币内生供给思想。
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中,他也开创了货币研究的新时代。首先,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决定而与货币供求无关的思想,提出了“货币利率”理论。其次,凯恩斯抛弃了“两分法”。但是,在对于货币的具体问题研究方面,凯恩斯走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对于货币供给,凯恩斯在否定了新古典利率理论之后,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就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新古典的货币供给就不能成立,但是,凯恩斯对货币的供给过程却做了简单的处理,即假定货币供给是经济系统之外的因素,即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或者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但其本身却不受经济的影响。这种无弹性的货币供给曲线确实给凯恩斯的分析带来了许多方便。显然,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关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思想,尽管凯恩斯本人事前、事后(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作的前后)都明显表现出对货币外生思想的反对。而且,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给只涉及货币供给的存量问题,而没有涉及流量问题。这一点,凯恩斯也和以流量供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存在差异。
对于货币的需求,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并具体将货币的需求划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影响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持有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利率。预防需求和交易需求,尤其是交易需求是“费雪方程”和“剑桥方程”的主要内容,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的货币需求不是否定而是修正。因此,人们通常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看成是现金余额说的延伸和发展,即在现金余额说的基础上加上了投资因素造成的货币需求。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货币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凯恩斯的货币供给也是由利率决定,不过,凯恩斯的利率不是“自然利率”,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利率”。利率与货币的需求之间存在反方向的关系,因此,在利率——货币供求量的空间中,货币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货币供给则是一条垂直线。因此,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总能够与垂直的供给曲线相交,就是说,货币的需求总等于货币的供给。可见,尽管凯恩斯否定新古典货币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货币市场均衡的思想还是被凯恩斯保留了下来,不同只是,凯恩斯是用“萨伊定律”取代了新古典的“萨伊逆定理”。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凯恩斯批严厉批评的均衡思想,却在货币市场被凯恩斯不假思索地捡了起来。而且,凯恩斯的货币市场的均衡不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被供给创造出来的需求和供给本身总是相等的,没有任何调整的必要。既然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且货币的供给又是由货币等价外生决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货币的供给呢?
三、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批判。关于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鲍莫尔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也和利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平方根公式;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惠伦则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并认为预防性货币需求也与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立方根公式;关于投资需求,则被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为“资产选择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为一种资产形式,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风险和受益的比较。
关于货币供给,后凯恩斯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凯恩斯把货币供给外生化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的反对。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坚持回到新古典理论上去。早期的内生论者从货币乘数入手(外生论的核心假设就是和货币乘数是稳定的),对外生论提出批判。后期的内生论者则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提出货币供给主要是经济自身对货币的需求而形成的。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把货币供给作为流量来分析。
早期的内生性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批评中,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开始复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一直在英国享有重要
地位;1959年的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了货币供给主要由银行贷款决定,提出了内生性供给的思想;罗宾逊、卡尔多、凯恩和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提出并发展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适应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面对企业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当商业银行因扩大贷款而出现储备不足时,可以向中央银行寻求准备,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性的满足它们的需要,否则将引发金融危机,严重时会危及宏观经济的安全。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没有控制力,相反中央银行只能适应商业银行寻求准备。因为在适应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方程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利率弹性,所以莫尔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水平于货币供给横轴的直线,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被称为水平主义。
结构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商业银行对储备金的需求的,而是可以拒绝商业银行寻求准备。但结构主义者同时认为,虽然中央银行拒绝了适应银行,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扩大了商业银行储备的来源的范围。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同业拆借、金融创新等手段来解决自身的准备不足问题,流动性偏好观点的学者同意适应主义和结构主义关于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同时认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必须对其未来的流动性做出预测,特别是对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做出预测,由此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和家庭部的流动性偏好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增加而倾向于持有银行最具流动性的负债(即存款增加),则计划消费会随之减少,而储备需求会增加,单个银行将面临储备枯竭的情况(Wray,1992)。总之流动性偏好的观点在承认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即在贷款创造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从存款到贷款过程的因果关系。
总之,无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运行对信贷需求而创造的,货币供给的过程就是信贷发放的过程。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随信贷的发放而增加,随信贷的回笼而减少。
虽然,内生论的许多思想极富启发性,但是,和凯恩斯一样,货币供给仍然没有成为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的研究主要对象,究其原因,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只是抛弃了凯恩斯的形式而继承了凯恩斯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货币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凯恩斯认为货币市场是供给决定需求,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则认为,货币市场是需求决定供给。因此,在货币市场的状况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和新古典理论决裂转而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即认为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凯恩斯是以“萨伊定律”为依据,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是以“萨伊逆定律”为依据的。
至于货币的需求,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主要是以资产选择理论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的,这实际上也是凯恩斯投资性货币需求的扩展而已,并无本质差别。
参考文献:
货币供给论文篇4
在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关于货币供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无论是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或者没有明确的货币供给理论,或者是对货币供给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即货币供给或者是内生的或者是外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关于货币问题旷日持久而又毫无结果的争论。从最根本上来讲,造成货币供给分析几乎被所有的学派或忽视或简单化的原因就是在货币市场所有的学派都坚持货币均衡的思想。在货币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基本思想都经历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是货币市场就是均衡思想。
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被当成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其本身除了能够影响绝对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之外,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没有丝毫作用。货币数量说是他们关于货币的核心理论,简单的“费雪交易方程”或“现金余额方程”就能够满足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需要。尽管我们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寻找不到关于货币供给理论的明确表述,但是如果认为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只有货币的需求而完全没有货币的供给的理论也是一种误解。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存在一个隐含的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是以它们的利率理论为支撑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的核心是“实物利率”,这种理论认为,决定利率的因素不是货币而是经济中的真实资本的供求状况。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是古典和新古典利率理论的集大成者。维克塞尔把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引起任对货币贷款的需求增加;反之,如果货币贷款的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人们就不会提出任何贷款申请。这种对货币的供给是以经济系统对货币的需求为基础的,即货币供给是由经济系统内在决定,这就是货币内生供给思想。
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中,他也开创了货币研究的新时代。首先,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决定而与货币供求无关的思想,提出了“货币利率”理论。其次,凯恩斯抛弃了“两分法”。但是,在对于货币的具体问题研究方面,凯恩斯走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对于货币供给,凯恩斯在否定了新古典利率理论之后,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就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新古典的货币供给就不能成立,但是,凯恩斯对货币的供给过程却做了简单的处理,即假定货币供给是经济系统之外的因素,即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或者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但其本身却不受经济的影响。这种无弹性的货币供给曲线确实给凯恩斯的分析带来了许多方便。显然,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关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思想,尽管凯恩斯本人事前、事后(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作的前后)都明显表现出对货币外生思想的反对。而且,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给只涉及货币供给的存量问题,而没有涉及流量问题。这一点,凯恩斯也和以流量供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存在差异。
对于货币的需求,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并具体将货币的需求划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影响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持有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利率。预防需求和交易需求,尤其是交易需求是“费雪方程”和“剑桥方程”的主要内容,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的货币需求不是否定而是修正。因此,人们通常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看成是现金余额说的延伸和发展,即在现金余额说的基础上加上了投资因素造成的货币需求。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货币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凯恩斯的货币供给也是由利率决定,不过,凯恩斯的利率不是“自然利率”,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利率”。利率与货币的需求之间存在反方向的关系,因此,在利率——货币供求量的空间中,货币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货币供给则是一条垂直线。因此,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总能够与垂直的供给曲线相交,就是说,货币的需求总等于货币的供给。可见,尽管凯恩斯否定新古典货币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货币市场均衡的思想还是被凯恩斯保留了下来,不同只是,凯恩斯是用“萨伊定律”取代了新古典的“萨伊逆定理”。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凯恩斯批严厉批评的均衡思想,却在货币市场被凯恩斯不假思索地捡了起来。而且,凯恩斯的货币市场的均衡不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被供给创造出来的需求和供给本身总是相等的,没有任何调整的必要。既然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且货币的供给又是由货币等价外生决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货币的供给呢?
三、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批判。关于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鲍莫尔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也和利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平方根公式;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惠伦则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并认为预防性货币需求也与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立方根公式;关于投资需求,则被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为“资产选择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为一种资产形式,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风险和受益的比较。
关于货币供给,后凯恩斯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凯恩斯把货币供给外生化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的反对。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坚持回到新古典理论上去。早期的内生论者从货币乘数入手(外生论的核心假设就是和货币乘数是稳定的),对外生论提出批判。后期的内生论者则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提出货币供给主要是经济自身对货币的需求而形成的。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把货币供给作为流量来分析。
早期的内生性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批评中,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开始复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一直在英国享有重要
地位;1959年的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了货币供给主要由银行贷款决定,提出了内生性供给的思想;罗宾逊、卡尔多、凯恩和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提出并发展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适应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面对企业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当商业银行因扩大贷款而出现储备不足时,可以向中央银行寻求准备,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性的满足它们的需要,否则将引发金融危机,严重时会危及宏观经济的安全。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没有控制力,相反中央银行只能适应商业银行寻求准备。因为在适应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方程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利率弹性,所以莫尔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水平于货币供给横轴的直线,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被称为水平主义。
结构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商业银行对储备金的需求的,而是可以拒绝商业银行寻求准备。但结构主义者同时认为,虽然中央银行拒绝了适应银行,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扩大了商业银行储备的来源的范围。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同业拆借、金融创新等手段来解决自身的准备不足问题,流动性偏好观点的学者同意适应主义和结构主义关于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同时认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必须对其未来的流动性做出预测,特别是对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做出预测,由此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和家庭部的流动性偏好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增加而倾向于持有银行最具流动性的负债(即存款增加),则计划消费会随之减少,而储备需求会增加,单个银行将面临储备枯竭的情况(Wray,1992)。总之流动性偏好的观点在承认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即在贷款创造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从存款到贷款过程的因果关系。
总之,无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运行对信贷需求而创造的,货币供给的过程就是信贷发放的过程。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随信贷的发放而增加,随信贷的回笼而减少。
虽然,内生论的许多思想极富启发性,但是,和凯恩斯一样,货币供给仍然没有成为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的研究主要对象,究其原因,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只是抛弃了凯恩斯的形式而继承了凯恩斯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货币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凯恩斯认为货币市场是供给决定需求,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则认为,货币市场是需求决定供给。因此,在货币市场的状况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和新古典理论决裂转而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即认为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凯恩斯是以“萨伊定律”为依据,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是以“萨伊逆定律”为依据的。
至于货币的需求,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主要是以资产选择理论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的,这实际上也是凯恩斯投资性货币需求的扩展而已,并无本质差别。
参考文献:
货币供给论文篇5
作者简介：刘志雄(1982－)，男，广西柳州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张秀娟(1981－)，女，山西长治人，山西运城学院经管系教师，主要从事货币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17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123－04
收稿日期：2007－01－12
自克鲁格曼(1979)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以来，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尽管这些模型各有弊端，但仍然具有实用价值。以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为例，我们可以利用该模型对中国是否存在货币危机进行实证检验，也可以对之进行改进，以检验当前中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这一方面的运用就成为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货币供给规模研究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我国是否存在超额货币的争论长期存在，出现了超额货币论和非超额货币论。
1．超额货币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常增长，准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92％和2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与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9．6％和6．7％，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超额货币现象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价格指数偏低假说”、“被迫储蓄假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假说”、“地下经济假说”、“货币化假说”、“综合成因假说”、“价格决定的财政理论”、“时滞效应假说”、“资本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和“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假说”等。谢平(1996)认为，超额货币现象的出现主要根源于制度变迁。易纲(1996)认为，货币化就是“通过货币进行(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而且这一比例随着分权化政策而增加。赵平(2004)认为，我国超额货币的存在，一方面弱化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股市的超额货币需求对超额货币供给现象的存在要负相当一部分的责任。江春(2004)认为，长期以来(1979～2004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比GDP与物价年均增长之和平均高出7．79个百分点，并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回到流通领域，引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当前，我国存在着资源错配，融资结构与投资结构不对称，金融体系没有充分发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大量的资源被盈利能力低下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占用等问题，使我国货币供应的增加不能带动产出的相应增长。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有效增长，人民银行应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2．非超额货币论。郑小胡(2003)认为，虽然表面上我国存在超额货币，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但判断一个经济体系货币存量是否充足，不能仅仅看金融部门而关键要看实体经济的增长与运转状况。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缺，企业间相互拖欠已达1万多亿元，面对这些事实，不能说我国的货币供给真正地超额了。程建胜(2004)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超额”或者“迷失”的货币。我国银行系统向社会供应的货币既没有“迷失”也没有“超额”，之所以出现“迷失的货币”或“超额的货币”之说，就是因为使用了不当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胡智等(2005)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用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对交易方程式进行了修订，并对我国1991年～2003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广义货币的供应只是存在稍微过量，并不存在大量的超额货币。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采用不同区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当前的货币供给到底处于超额还是不足状态，本文将借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实证检验。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简要回顾
1979年，克鲁格曼教授的开创性论文《一种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奠定了国际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稳定的情况下，国内信贷的扩张会带来储备流失，从而导致原有的固定汇率在投机冲击下产生危机。在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货币危机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大量发行货币，必然引起资本流出，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起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陈雨露，2002)。
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国内信贷与持有的外汇储备组成(假定不存在私人银行)，则有：
令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为μ，有：
(公式无法输入)
(4)式表明在货币需求不变时，国内信贷的变化与外汇储备的变化呈相反方向变动。外汇储备将随着国内信贷的增长而持续流失(见图1)，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之间保持一定比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开创了货币危机研究的先河，第一次从经济理论角度揭示了货币危机的根源与本质，指出了当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导致危机的出现的必然性和可预测性。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假定货币供给保持不变，国内信贷增长率保持稳定数值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以外汇储备的流失为条件。这种假定不符合实际，因此需要改进。下面，笔者试图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检验。
三、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改进
我们仍然沿用上述的代表变量，在不考虑货币乘数(令=1)条件下①，有：
也就是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仅仅考虑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间的比例分配问题，而忽略了随机因素。假定随机因素是白噪声，于是有：
(9)式与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相比考虑了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体现了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即在模型中，适度的货币供给由外汇储备
增长率和国内信贷增长率二者共同决定③。(9)式的产生存在一定的条件。首先，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或者变量的差分具有单位根过程。实际上，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位根过程。其次，由于变量是平稳时间序列，假设时间序列是连续的，因而用增长速度来代替时间序列曲线每一期的斜率。再次，假定货币乘数为1，即不考虑货币乘数的作用，货币乘数的存在对分析没有影响。最后，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国内信贷规模远大于外汇储备规模，货币供给远大于国内信贷。
四、实证检验
我们以1986年～2005年的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为研究对象，其中，货币供给采用广义形式，即M2；国内信贷相关数据采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中资金运用项目下的贷款项目；外汇储备通过汇率已经折算为人民币实际储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略)。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三者都具有同步的上升趋势，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相当，二者的规模几乎同步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与货币供给、国内信贷的差距比较大，曲线呈平缓上升走势。
表1为1986年～2005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根据(9)式，计算出1986年～2005年的(μ-β)γ+β值(见表2)。在表2中，1986年的(μ-β)r+β值，可以认为是一个奇异点，该点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大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一方面，当年国内信贷增速为47．9％，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却负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负相关。比较表1与表2中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可以得出：1986、1989年～1991年间，我国出现货币供给严重不足。2003年～2004年，尽管我国也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现象，但货币供给不足现象并不严重。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货币，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高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所决定的水平。1986年～2005年间的其余年份(12年)，我国实际货币供给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共同决定的水平相吻合，我国货币供给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并未出现超额现象。
总之，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内，我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超额货币、货币供给不足和适度现象。但其中大多数年份(12年)我国的货币供给是适度的，货币供给不足年份不多，而出现超额货币现象的年份则更少。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大一样。1994年之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并不多，满足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率要求，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现象，这也说明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数量非常合适，我国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了超额的货币供给，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高速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唯有如此，才能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因而，国内信贷伴随着对资金需求的增加也呈逐年上升趋势。除此之外，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直接导致西部地区对资金的需求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上升势头。
其次，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变动。货币供给增长率较高，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则较低，甚至1992年的外汇储备增长率为负，外汇储备的减少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减少了国内货币供给的数量，而国家仍然投放过多的货币，过多的货币投放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当年的通货膨胀。事实上，1992年～1994年，我国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主要根源于货币供给的过多投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1986年～2005年货币供给规模进行了实证检验。改进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由外汇储备增长率与国内信贷增长率所决定，而不是在保持货币供给不变条件下，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的反方向变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货币供给绝大多数年份处于适度水平，少数年份出现不足和超额现象，这与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超额货币的结论不相符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我国在大多数年份中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处于适度水平，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
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三者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协调发展。尽管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存在确定的比例关系。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年份，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并不满足确定的比例关系，实际的货币供给出现不足或超额现象。因此，需要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投放的时候，全面考虑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至于使货币投放出现不足或超额，达到满足经济建设所需的适度水平。同时，在货币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中央银行应充分考虑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的变化，以制订出稳定有效的货币政策。
货币供给论文篇6
内容摘要：探讨股票市场与货币供给及货币结构的关系有利于股票市场稳定及货币政策优化。本文对货币供给量及货币结构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证指数与货币供给和货币结构呈现长期均衡关系；上证指数与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呈单向因果关系；货币供给量和货币结构是上证指数货币结构的原因，上证指数则不是货币供给和货币结构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股票市场 货币供给 货币结构 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
理论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研究了股票市场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一是从理论角度研究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如Friedman认为股票市场的发展及股价变动会通过财富效应等途径对货币需求结构产生影响；二是从实证角度研究货币供给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如Homa and Jaffee（1971）对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利率变化总是领先于股票市场的变化。Berkman（1978）发现货币供应量变化和股市价格变化之间存在着逆向变化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以实证为主。钱小安（1998）对货币供给和股价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股指与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相关性较弱且不稳定。李红艳、江涛（2000）运用1993-1999年的数据检验了货币供给量和股指的关系，表明中国股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的因果关系中，股市价格主要处于因方地位，货币供应量主要处于果方地位，且股票价格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影响不同。杨新松、龙革生（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M1和M2与股市流通市值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卢艳茹（2008）的分析结论是货币供应量和股指之间双向都不存在因果关系。李文军（2002）研究认为货币供应量和股市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孙华妤、马跃（2003）用动态滚动式VAR模型研究发现所有的货币供应量对股市都没有影响。
纵观国内外研究发现，国外学者从理论上研究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系列经济学假设之上的，现实中货币供给与股指间的关系并非全都符合理论上的推理。另外，国外以成熟的股票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其结论不完全适合于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我国新兴股票市场；我国学者对货币供给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研究多是集中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所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选取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的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作为时间区间，二是同时将货币供给量和货币结构作为变量研究货币供给、货币结构和与上证股指之间的关系。
理论分析及模型构建
（一）股票市场与货币供需相互影响的理论分析
1.股票市场影响货币需求的理论分析。股价变动会通过四个途径影响货币需求：一是财富效应，股票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名义财富的增加，而财富的增加将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二是资产组合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反映了风险性资产预期收益和资产组合风险上升，从而导致居民通过增加相对安全资产来对冲这种风险，如增加对短期债券和货币的持有；三是交易效应，股价上涨往往伴随着股票交易量的增加，这将产生相应的货币需求；四是替代效应，股价上涨导致的交易量扩张一般会使得股票的吸引力增加，对货币有一种替代作用，从而降低货币需求。上述四种效应中，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交易效应会增加货币需求，而替代效应则减少货币需求。
2.货币供给及结构对股票市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影响到股票价格。从利率的角度来看，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利率水平会随之下降，进而引发更多的投资支出。投资支出的增加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因而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后者通过乘数的作用又导致了更高的产出和更多的公司利润。公司利润的提高又会刺激股票购买，从而促使股票价格提高。由于股票的价格等于按利率贴现的预期收益流量，与利率成反比，这样也会提高股票的预期收益的现值，从而进一步促使股票价格上涨。
（二）研究变量样本数据的选取
货币供给量及结构与股票市场关系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而实际经济活动较假设更加复杂或与假设可能不符，货币供给与股价的关系并非全都符合理论上的推理。本文将运用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VAR模型分析研究我国货币供给、货币结构与股市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中线特征和货币供给的周期性特征，本文采用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用上证指数的季度收盘数据表示股市的变动趋势，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月度报告（用Ind表示上证指数）；考虑到代表货币政策性质和对股价具有较大影响的货币统计口径为广义货币（M2），所以文章选取M2作为货币供给量，即M=M2，用表示货币结构。样本区间为2006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24组季度样本观察数据，M和MG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统计公报。
实证分析
货币供给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8 -03
一、引言
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争论由来已久，究其本质是货币当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那么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反之，如果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那么货币供给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王楚明，2008）。此时，货币供给只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货币外生性一直是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命题，得到了新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支持。现代经济理论大多以货币供给外生性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央银行才能够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节来干预或影响经济。例如，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主张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单一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然而，随着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外生性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师们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并从多角度探讨了内生性的原因。例如，格利和肖（1960）从“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角度入手，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加上货币当局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控制，因而货币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存在内生性。托宾（1967）认为，货币供给类似地决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受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化。温特劳布（1978）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政府为避免失业增加而被动增加的货币供给。卡尔多（1985）认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是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够独立于货币需求的变化。莫尔（1988）认为，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在既定利率水平上，中央银行只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而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公众的贷款需求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在既定利率水平下是水平的，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帕雷（2002）指出，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的开放经济内生性主要是通过放款渠道实现的，出口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出口部门的投融资需求，由此导致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国内学者对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结论。魏巍贤（2000）指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投资软约束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形成的“倒逼机制”，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缺乏自主控制能力。万解秋、徐涛（2001） 认为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率受到体制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强烈约束。王曦、舒元（2003）对我国在结售汇制和汇率制度安排下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做了实证分析，指出基础货币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由于国际收支的变化。谢罗奇、胡昆（2005）利用1993 年第一季度至2003 年第四季度的M0、M1、M2 和GDP 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规模变量GDP 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 原因（M0 除外）。因此，货币供给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内生性。王国松（2008）从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与外汇”资产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基础货币供给存在制度内生和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结论，例如，史永东（1998）对1981-1995 年的GNP 和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季度数据进行了Granger 检验，发现M1 或者M2 对于GNP 是外生的。郭文旌、周磊（2008）的研究表明，就基础货币投放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因此，综观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却更倾向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于我国而言，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半期，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而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本文进一步检验当前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由于M2 更能反映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情况，本文选择M2 作为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选择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M2 和GDP 采用1999 年1 月至2009 年9 月的季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宏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ADF 单位根检验
在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没有单位根，则为平稳序列。如果变量是平稳的，那么可以继续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此，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取对数后的GDP 和M2 的原始数据和一阶差分数据都是不平稳的，而对应的二阶差分数据则为平稳序列。因此，GDP 和M2 具有二阶单位根过程。
（三）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平稳。因此，根据表1 中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利用GDP 和M2 的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 的变化是M2 变化的Granger 原因。这一检验结果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下面，本文深入探讨内生性的原因，以便全面了解货币供给的性质。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原因考察
（一）从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考察
依据相关金融理论，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因此，探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就是要分析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1、从基础货币来看。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但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和方式不同。
（1）在再贷款方面。长期以来，中央银行一直将贷款限额作为调控基础货币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粗放式增长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投资饥渴症使得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向银行信贷软约束转化，各种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对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的“倒逼机制”，再贷款的内生性较强。而在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超额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大幅增长的缘故，说明我国货币供给有较高的内生性（郭文旌、周磊，2008）。
（2）在再贴现方面。目前，我国商业票据远没有普及，贴现市场不发达，再贴现业务数量和功能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导致票据业务发展较缓（陈敏，2007）。2000 年之后，我国再贴现额发生较大变化，再贴现额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小（见表3），再贴现业务有淡出票据市场的迹象。实际上，由于再贴现额的发生对于央行来说并非主动行为，贴现与否、贴多贴少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因而通过再贴现所形成的基础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3）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从表4 可以看出，在2003 年以前，我国央行债券持有量占总资产的比重比较低，而2004 年之后这一比重大幅度增加。2004 年，我国进行了利率改革，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下限与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同时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也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有效收益率曲线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此外，由于适合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加上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因此，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控制权，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基础货币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
（4）在外汇占款方面
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抛出本币，购进外币，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1994 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1998 年除外），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见表5），从而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1995 年，外汇占款仅有6774.5 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32.6％ ；2005 年，外汇占款达到71211.1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达到110.7％。这一比例在2006-2008 年间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此外，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从1994 年的50％增加到2008 年底的2.4 倍（《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9）。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导致通过外汇渠道发行货币的比重提高，强化了我国货币制度对外汇储备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发行成为刚性，这无疑从体制上强化了货币发行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总之，随着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内生性增强。
2、从货币乘数来看。货币乘数又称为货币创造乘数，指当基础货币变动一单位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规模。货币乘数的表达式为：m=（rc+1）/（rc+rd+re） （1）其中，rc 表示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rd 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 表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我国近年来的法定准备金率来看，法定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例如，2003 和2004 年国家将法定存款准备率上调后，货币乘数仍在扩大，2003 和2004 年的货币乘数分别为4.15 倍和4.30 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从超额准备金率来看，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超额准备金率来降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失效。对于现金漏损率而言，现金漏损率主要取决于居民持有现金的状况，中央银行对于它并无直接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中央银行不能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乘数，加上超额准备金率及现金漏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运行中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表明我国货币乘数同样具有内生性。
货币供给论文篇8
一、引言
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对外经济也取得了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组成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失衡也在继续扩张，继而带来的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在促进我国经济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对货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针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早的是货币主义学派提出的货币供给量决定论，Johnson（1972）等学者认为，一国国内的货币供给超过需求时，超过需求部分的货币就会流向国外，从而使本国现金减少，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决定了该国的外汇储备需求，因此本质上国际收支失衡是一种货币现象。还有如克鲁格曼（1999）基于内外经济均衡的“三元悖论”，认为开放条件下国际收支变动所带来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将对一国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国内学者在理论上（田华臣，张宗成，2005；陈岱孙，2011）从货币均衡模型、国际收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IS-LM模型与不可能三角等不同角度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基本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国内学者还进行了实证研究（周铁军，刘传哲，2009；黄武俊，2010），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国际收支通过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扩大，国际经济学界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研究很少。而国内经济学界虽然对中国的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给后续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但是结论并不一致，且缺乏对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实证方法，运用2008～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揭示其传导机制，为改善中国的货币供给提出政策建议。
三、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理论分析
我国央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其中，“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保持国内物价稳定；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要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必然涉及汇率制度安排。因此，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货币需求，最终影响货币供给，简称“货币需求机制”；二是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简称“汇率安排机制”。
（一）货币需求机制
根据货币供给内生论的观点，货币供给决定于货币需求。而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引起货币需求的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带来经常项目变动，形成对货币的直接需求。对外贸易活动扩张导致的实体经济增长要求与之适应的货币信用形式表现为货币需求量增加。具体表现在：贸易扩张带来总需求上升，物价稳定要求下，总需求上升引起货币需求上升，最终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传导机制是：出口量国内生产规模生产资金需求贷款货币供给。其次是直接投资活动带来资本与金融项目变化，形成对货币的间接需求。资本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的配套资金，诱发了更多的国内投资，从而提高了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引起货币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二）汇率安排机制
汇率安排机制是从供给侧分析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下，1994年中国确立了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和结售汇制度，并形成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从而使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成为影响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其传导机制是：国际收支变化外汇储备变化外汇供求关系变化稳定汇率要求下，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买卖操作基础货币投放变化货币供给变化。
四、我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根据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分析，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的传导途径有“货币需求途径”和“汇率安排途径”，但前者从属于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最终通过国际储备表现出来，而国际储备又会通过“汇率安排途径”影响基础货币，最终影响货币供给量。基于此，本文选择M2和基础货币MB作为货币供给的变量；选择国际收支状况的直接反映指标――外汇储备FR和国际收支状况在货币形态上的反映指标――外汇占款PFE作为国际收支的变量，分别从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和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关系这两个角度上不同、实质关联的两个方面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我们采用X12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季度调整，为消除异方差，对调整后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用LFR、LM2、LPFE、LMB表示。由于2005年7月至今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本文选择市场较为成熟的2008.1-2014.09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的关联性分析
我们采用ADF法对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2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是相关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两序列均为I（1）序列。因此，可以进行Granger检验，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LM2与LFR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外汇储备是货币供给量M2变化并不显著的原因。
（三）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关联性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两序列均为I（1）序列。因此，可以进行Granger检验，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发现MB不是PFE的Granger原因，而PFE对MB有99.9%的解释能力，说明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变动的明显原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首先，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呈一定的正向关联性，而且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其对货币供给的正向作用也增强；结合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形成机制考察，可以得出：外汇储备作为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直接结果，其对货币供给的显著影响具有制度条件下的高度可靠性和稳定性，这里的制度因素就是现行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下的“汇率安排”。
其次，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呈现高度而稳定的正相关性，而且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其作用于基础货币的效力也随之增强，说明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不断增大，外汇占款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使得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内生性进一步增强。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高度关联性成为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主要和直接的传递途径。
（二）政策建议
1.货币供给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要素。在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格局下，要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短期对策是调控货币乘数，具体措施是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而从长远看，必须弱化或切断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传导关系，其解决之道在于推进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加速从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汇制过渡，或者寻找其他合适的渠道来形成外汇储备，如由非央行机构（财政部或专设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筹措资金购买外汇储备等。
2.对于处于“新常态”状态下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应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目标。汇率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更是因为中国影响自身贸易条件的能力不如发达国家；同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防范由于本币汇率的过度升值抑制出口进而导致经济下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更为重要。
3.若人民币汇率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意味着央行可以不必为“稳定”汇率而进行入市干预，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也不会太多，不会成为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占款部分。也就是说，国际收支活动不会通过“汇率安排机制”影响国内货币供给，只会通过本身经济活动产生“货币需求”。
4.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过大反映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并带来一系列挑战。要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应该坚持双管齐下，解决好流量问题，控制好收支平衡。主要措施就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由较多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以及在稳定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促进贸易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不断创新和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及方式，提高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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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晓雷，刘昊虹.论贸易收支、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调和均衡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12，（11）
[4]范小云，陈雷，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J].世界经济，2014，9（2）
货币供给论文篇9
货币供应和汇率波动是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有关货币供应和汇率的联系问题，早在亚当斯密时期便已开始研究。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外乎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展开的。
一、规范分析
（一）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与汇率关系
关于货币和汇率的研究，最早始于金本位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便是金本位制中货币、汇率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最早由大卫休谟提出，后经李嘉图等人不断补充，逐渐形成体系。金本位制下，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本国黄金净输出，国内货币供给量减少；反之，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本国黄金的净流入，国内货币供给增加。
（二）信用货币下货币供应与汇率关系
1、购买力评价理论
这一理论最早由H. Thornton提出，最终由G・ Cassel在1802年加以完善。根据这一理论，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相交换，实质上就是一国与另一国购买力的交换，因此本币对外币的汇率取决于本币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又取决于本国的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导致物价水平提高，从而本币汇率下降。
2、货币主义汇率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Johnson， Mundell和Frankl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建立了货币主义的汇率理论。这一理论，更加突出了货币因素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一国货币政策同与该国的汇率直接相连。该理论认为，一国的货币需求是相对稳定的，汇率是货币相对价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货币供给相对货币需求过分增加，则以汇率表示的货币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反之，货币供给的增加及不上货币需求的增加，则汇率上升。
3、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Robert A. Mundell和J.Marcus Flemins于20世纪60年表了一些列论文，对开放经济中货币、利率和汇率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论文共同组成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无效。浮动汇率之下，一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能够刺激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会导致本币汇率的下降；固定汇率之下，为了刺激产出而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导致本币供给增加，本币贬值，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货币当局又不得不在外汇市场收购本币，因而固定汇率之下由于货币当局承担了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货币政策无效。
4、“不可能三角”理论
Paul Krugman（1999）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不可能三角”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当局只能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货币政策目标中选其二，三者也不可能兼得。这也就意味着，若一国实行资本管制，便能够独立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本币汇率和国内经济发展进行调控；若一国放弃汇率浮动，由于汇率固定，货币供应的增减便无法对汇率的变动施加实质性影响，货币供应和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被阻隔了。
综上可以发现，不管是在金本位制下还是在信用货币下，不管是货币学派还是非货币学派，不管是从国际收支角度还是从金融资产等其他角度，都证明了货币供给和汇率变动是密切联系的，而且两者的变动方向是反向的。
二、实证分析
各国学者对于货币供给与汇率变被动关系的实证检验为数繁多，应用的数据也是出自各个国家、各个时期，虽然研究的数据、方法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验证了规范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在特殊条件下，货币供给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扭曲。
Lars E.O. Svensson（1991）利用新西兰的宏观数据，在分析开放经济下通胀的政策目标时，发现了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导致本币汇率的上升，进而降低国内物价水平。由此证明了货币供应和汇率变动的反向关系，货币供应的减少会导致本币汇率的上升。
Charles Freedman（2000）研究了加拿大的货币政策机制时，发现货币供给量受制于汇率，具体而言，汇率上行时货币当局应该增加货币供应，反之则下降。
David Dodge（2005）从资产投资的角度，论证了当本币的汇率上升时，外国投资者对以本币标价的金融资产的需求增加，从而会引致出一部分货币供给。
黄瑞玲和李子联（2008）研究了我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实践，发现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环境下，人民币升值对货币供给的增加具有阻碍作用，人民币升值没有相应的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反而缓解了当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黄志伟和谢合亮（2011）指出，在中国目前所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得围绕着汇率变动来制定。具体来说，人民币贬值时，为了保持市场汇率的稳定，央行需要在外汇市场大量购进外汇，这样的话，流通中本币供给量就必然增加。
赵政党（2011）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供应量增加后的两个月内对汇率的影响比较强烈（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但随后的时间里，这种影响便趋于平淡。
总之，绝大部分的实证检验结果都佐证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会引起本币汇率的下降；相应的，为了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当汇率升高时，应该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然，仍有一些实证检验的结果与之相悖。至于孰对孰错，有待进一步研究。
货币供给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09-02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侧重于研究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因为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的影响尤其是物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所以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是之前宽松货币政策滞后作用的显现，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McCandless 和 Weber （1995）对世界上 110 个国家 1960— 1990 年间的考察表明，长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和通胀率的相关性接近于 1 ，而同产出水平不相关。赵留彦和王一鸣对1952—2001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同时存在误差协整机制。刘金泉、张文刚和刘兆波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陈彦斌、唐诗磊、李杜通过对1994年以来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无论M0、M1还是M2都对通货膨胀率没有影响。
货币供给论文篇11
一、理论综述
关于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归纳起来主要有货币供给的中性理论和非中性理论。
（一）货币中性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的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无关，即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不会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支持该观点，他认为，供给创造了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始终相等，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只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指出，社会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货币均衡的实现同其他商品供求均衡的实现过程是一样的，因而货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中性的。
（二）货币非中性理论
货币非中性理论认为货币供给会对经济增长影响。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影响经济产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强调政府应该适时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也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
二、我国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3645.2亿元增加到2015年676708亿元，但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逐渐弱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凸显。本节主要对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为下文的实证作铺垫。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年底余额由1995年的60750.5亿元递增至2015年的1392300亿元，同时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5年的61339.9亿元递增至2015年的676708亿，二者都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图2中，1995～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波动趋势，二者可能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我国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1995～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经济增长和货币供给的代表指标，借助Eviews6.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最常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将数据导入Eviews软件中，分别对GDP和M2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GDP、M2的值均大于临界值，接受ADF单位根假设，表明时间序列是非平稳序列。对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还是非平稳的。二阶差分后的数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小于相应的临界值，通过ADF检验。说明GDP和M2的二阶差分时间序列均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为了排除时间序列的伪回归现象，对M2和GDP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DP=0.4948M2+41292.85
（45.85275）（6.170188）
R2=0.991044 SE=20150.66 F=2102.474 DW=0.671721
同时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以上模型数据得出，方程显著成立。残差的ADF统计值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所以认定通过单位根检验。因此上述变量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明变量M2与GDP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关系。
（四）误差修正模型建立
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确定变量之间短期相互影响力和调整速度，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
M2与GDP的模型误差修正估计结果是：
ΔYgdp=9563.94+0.3198ΔXm2+0.1179ecm
t=（1.6295） （4.6462） （0.3838）
R2=0.5801 F=11.05142 DW=1.579086
从以上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ecm的系数为正，符合正向修正的原则。而且ΔXm2和ecm分别在0.1%和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从短期角度看二者有关系。因此两个变量货币量M2和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判断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3 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
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当P值大于0.05时，接受原假设；当P值小于0.05是，拒绝原假设。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行的P值均小于0.05，所以拒绝原假设。因此M2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也是M2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货币供给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货币供给的增加显著的影响着经济的增长，符合货币非中性理论。并且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针对分析结果给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能力，需要全面掌握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效结合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以及窗口指导调控经济，以此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二）配合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增速
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样本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仍然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政府还应当利用货币政策以外的其它调控手段，尽量减缓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加快利率市场化，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和金融工具的种类不断增多，使货币的形式不断多样化。在这种情形下，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将逐渐降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除了货币供应量，利率也是可以考虑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经济变量。加快利率市场化，使之成为可行的中介目标，将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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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论文篇12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3－0045－05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RMB apprec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declining pressure have become the focuses of monetary policy recently. Actually, Liquidity surplus in macroeconomics is the result of unbalanced monetary supply phenomenon.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netary supply, price and output is investigated empiric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quidity surplus, the present dilemma of monetary policy is indicated and proposals are mad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improve liquidity surplus.
Key Words: Price Rise; Growth Decline; Monetary Policy Validity; Empirical Test
一、引言
货币政策效应，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货币M2衡量的货币增长速度一直存在着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经济现象，不管其原因如何及是否合理，这一现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①。我国从1996年开始放弃信贷规模控制，转而关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但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与实践中对这一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近年来，金融创新特别是关于证券交易保证金、外币存款等资金是否计入货币供给统计口径以及计入何种货币层次的争论模糊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标准②，同时，关于货币供给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中国之谜”以及“货币中性”命题的争论进一步弱化了货币供给中介目标的经验基础。从理论上来看，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源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在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的假设条件之下，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会通过产出和价格的变动来反映，因而基于货币供应量基础的货币政策操作必然是有效的。进一步，内生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货币供给被动地取决于客观经济活动，货币当局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控制其变动，从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不易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则说明货币当局能够直接对货币供给进行控制，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有效地影响经济进程。但超额货币的存在似乎割裂了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预示着货币供给对产出作用淡化，这与基于货币供应量基础的货币政策体系有效性的两个基石――货币供给与物价和产出之间明确的相关关系相悖。按照货币数量理论关于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的阐释，货币供给调控物价与产出的前提基础在于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或者说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和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能够保证货币供给以确定的机制影响价格与产出，外生性的货币供给为货币当局主动性的货币控制提供条件――但这些前提假设不断地受到来自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方面的冲击。如Estrella和Mishkin(1997)指出，囿于各种因素(经济的、政治的)的冲击，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我们很难保证货币需求函数或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仅仅依靠货币的增长率似乎无法对通货膨胀水平给予充分的解释。Friedman和Kutter(1992)、Baba、Hendry和Starr(1992)以及Thoma(1994)的研究也对上述观点提供支持，并指出货币供给、产出与价格之间的均衡关系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存在，之后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稳定。在货币供给与经济之间存在一些长期且稳定的相关关系的大多数国家中，长期通货膨胀与货币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非常高，接近于1；而真实产出增长与货币增长之间则不存在长期的清楚的相关性(Komendi和Meguire(1984)、Boschen和Mills(1995)以及McCandless和Weber(1995))。但我国经济运行的事实却似乎与之不符。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石受到挑战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无疑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与宏观经济相关性较差的主要原因(夏斌、廖强，2001)，Bennett和Dixon(2001)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中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为主要特征，大部分国有企业以银行融资为主，这使得货币政策不得不更多地通过银行贷款来直接影响总需求与总供给，因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货币供给具有更强的内生性，无法准确地确定货币供给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赵留彦、王一鸣(2005)认为我国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要大于收入增长所引发的流通速度的下降，因而，货币供给的变动不可能完全体现在价格和产出的变动上。
一般来讲，按照交易方程，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应大致存在着同向的变动趋势，这已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经济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必然会伴随着剧烈的通货膨胀现象。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以来货币供给与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从存量上来看(图1左)，改革以来我国广义货币M2存在着一个类似指数函数的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增长的趋势较为明显；但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并没有表现出与货币供给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相反，在90年代中期之后，二者之间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存量增长态势。这一期间，我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出口不畅，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当局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而，货币存量的剧增自是必然；但物价似乎并未因为货币的大量发行而改变其趋势，这意味着在货币供给和物价之间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必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使货币供给的调节效应弱化。
但从我国改革以来货币供给与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来看(见图1)，我国广义货币M2与物价水平的变动并不具有同向趋势。从图1(左)各时间序列的存量趋势上来看，货币M2似乎存在着一个类似指数函数的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增长的趋势较为明显，但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存量增长态势(图1(右))。这一期间，我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出口不畅，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当局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而，货币存量的剧增自是必然；但物价似乎并未因为货币的大量发行而改变其趋势，这意味着在货币供给和物价之间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必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使货币供给的调节效应弱化。进一步，从我国货币供给与消费物价水平1998年1月至2007年2月的月度数据的X-Y线图来看，不论是广义货币（图2左）还是准货币（图2右）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相关关系在2004年7月份左右均发生了某种转变，之前明显的正向变动趋势自此之后开始为负向变动所替代，这种负向变动趋势直至2005年中期之后才有所扭转（表1），但与其他国家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几乎为1的相关性相比，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差异较大。
同时，伴随着2000年以来美国硅谷经济的衰落，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开始不断蔓延，在输入性的流动性过剩冲击之下，中国持续多年的货币超额供给现象开始日益严峻。至2006年12月末①，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达3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4%；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0万亿元,同比增长17.48%；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4.80万亿元，同比增长15.94%。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3.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82%。全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3万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中国的货币存量是美国的60.6%，Gdp却仅仅是美国的20.2%，与美国经济规模相比，中国的货币存量3倍于美国货币供给，如此异常的货币流动性似乎意味着我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存在着某些特性（王健，2007），它使得中国的货币供给存在异常增长现象。
图3给出了我国货币供给与消费物价水平2003年-2007年2月的月度数据的X-Y线图，从图中来看，不论是准货币（图3左）还是广义货币（图3中）和狭义货币（图3右）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相关关系在2004年7月份左右均发生了某种转变，之前明显的正向变动趋势自此之后开始为负向变动所替代，这种负向变动趋势直至2005年中期之后才有所扭转。此外，从图3来看，除狭义货币与cpi之间的变动趋势略有改变之外，广义货币和准货币与cpi之间的变动趋势均衡完全一致，由此我们大致推测在广义货币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准货币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变动对二者之间趋势的变迁至关重要。
从货币的流动性来看(图4)，自1993年以来，我国货币供给中货币的流动性M1/M2一直在不断下降(图4左)，特别是2004-2006年之间，这一比例下降的更为明显(图4中)，这意味着在我国的货币供给结构中，相对于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存在着更为快速的增长，而这种快速增长的背后显然与准货币(M2-M1)的变动密切相关。但自2006年4月以来，货币供给的流动性M1/M2下降的趋势开始扭转(图4右)，流动性比率开始显著提高，2006年12月高达36.46%；这说明这一时期在货币的供给结构中狭义货币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准货币，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多地与货币M1的高速增长有关。
货币流动性结构变动的背后隐含着的其实是微观经济主体持币行为的变迁，对微观经济主体而言，狭义货币M1与交易性的货币需求密切相关，而准货币则与谨慎性的、财富储藏行为相连；货币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反映了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预期，它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和投资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而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其效应实施至关重要，它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给）得以影响最终目标（物价和经济增长）的核心环节。
三、货币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般来说，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着同向的变动趋势是货币当局运用货币工具调控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但对我国货币供给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似乎显示，货币政策对外部冲击所造成的物价波动的调控可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近一段时期以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应对通货紧缩而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所累积的大量流动性过剩开始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
从宏观经济中货币供给的角度来看，改革以来，以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之差表示的超额货币问题早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黄达，2003；王健，2007）。出于对大量流动性过剩所可能引发的潜在通货膨胀等经济冲击的担忧，货币当局不断加息、频繁运用利率工具(表2、3)，但不论是从消费物价水平还是从资产价格来看，效果均不明显。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之下，央行既要对冲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又要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大量基础货币因被动冲销外汇储备而投放，推动了超额货币的进一步增长。
目前，为对冲经济运行中的过多流动性，央行一直在利用价格工具进行调整(表2、3)。自2004年10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自2003年以来也已上调10次，几近199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但经济中超额货币依然充斥，过剩的货币流动性并未因而削弱。
一般来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密切相关，巨额的超额货币可能源于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也可能与货币乘数的剧烈变动有关，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价格调控工具的实施即在于通过货币乘数的倍数效应达到调控货币流动性的目标。但既有的数据显示，尽管自2003年以来，央行一再提升准备金利率，我国的货币乘数不但没有逐步减小，反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王健，2007）②，本应冲销流动性的政策工具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货币供给的规模。面对货币政策调控的这种困境，是货币政策价格工具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缺陷，详细的分析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交易方程式关于物价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货币需求函数本身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否则，它将改变货币与物价之间的传导过程，否定二者之间的变动方向；因而，不论是从超额货币方面所判断的经济“偏热论”还是从物价方面所得出的“偏冷论”（李健，2007），目前货币政策调控所面对的一系列困境都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
四、结论与建议
要有效实现货币政策对物价、失业和产出的调控，货币当局不但要对货币供给实施有效控制，同时，货币与物价和产出之间也必须存在稳定的统计关系，这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得以有效调控经济运行的两个基本条件。但关于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和产出之间相关性的检验显示，由于大量流动性剩余的存在，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并不存在上述稳定的关系：大规模的流动性过剩与以居民消费价格表示的物价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并不稳定。同时，关于货币供给(M2)与产出之间协积系统的检验也证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较强。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内外均衡的问题上面临一些困境，关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制度之间“三元悖论”的约束仍然存在。从内部经济来看，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偏好的存在，促使消费倾向降低，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流动性剩余堆积；抑制投资过热和刺激消费、稳定物价的经济目标使货币政策在紧缩和扩张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从外部均衡来看，“双顺差”促使外汇储备大量结余，外汇占款推动超额货币大规模发行，对冲流动性过剩需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会推动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升值，加速资本流入，推动超额货币的进一步增长。
从长期来看，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超额货币供给、扭转经济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自然是要从根本上断绝超额货币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意味着我们要规制金融市场的发展格局，调控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的结构。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和教训，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汇率制度和贸易方式的改革，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虽然在对冲流动性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却可能削弱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导致储蓄率的提高、不良贷款的增加和整个宏观经济的低迷(魏杰、王韧，2007)，因此，从长远着眼，要根本改变过多的流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对当前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要削弱流动性过剩形成的另一个根源，也必须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消除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存在的外部环境。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改变我国金融产品的期限结构，供应更多的长期金融工具，例如股票、资产证券化产品、企业债券等。在金融市场的总体，过多的流动性需要引向两个“水池”来化解，一个是人民币资产市场，另一个是外汇市场。目前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在人民币资产市场，导致了价格上涨；但另一个水池进水却很少，那就是外汇市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来换取资产价格的相对稳定；如果人民币汇率相对僵化，则必然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上升。由于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因此必须弱化或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基础货币增加之间的纽带关系，缓解流动性进一步泛滥的程度。从欧美国家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来看，一个发达的直接融资市场对于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更多地求助于自有资金和股票市场，有利于投资需求的扩大和不良债权的转化。另一方面，发达的资本市场还可以分流银行储蓄，降低银行储蓄存款的数量，减小经济体潜在流动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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