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学科论文篇1

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

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基础学科论文篇2

1.科学在直接自我保全的教育中价值的体现。直接自我保全，换句话说也是一种人类逃避危险而求以安全的本能，是一种自然。就像当有义务向我们投来时，我们会本能地躲闪一样。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哪些对会对我们造成危险、威胁。当然，在保证身体不受外力而造成伤害之余，我们还要防止由于违反生理规律而生病甚至导致的死亡。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生有大病小病的人，而这些疾病有时只是拥有一些少许的相关的知识就可以避免的。然而，人们却由于缺少这些必要的知识而害了病，缩短了寿命甚至于死亡。不良的健康状态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诸如容易使工作困难甚至达到无法进行的状态；会产生急躁情绪，对于合理管理儿童产生不利；使公民的作用无从发挥甚至对娱乐感到厌烦等等。因此，用正确的方法传授正确的知识就会很好地为直接自我保全的教育做准备。这里提到的合理的教育中所运用的正确的知识便是生理学。

2.科学在间接自我保全的教育中价值的体现。间接自我保全的教育就是教青少年谋生的手段。这是人们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的，即使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装饰一样的古典教育，教育的目的也如此，只是它与实际的生产活动无关。因为同生产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大量知识完全被忽略了。这些知识就是科学。科学可以使文明生活成为可能，并能正确进行一切过程。这些科学知识涵盖了数学、化学、力学、热学、光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社会学等等。人们只有掌握其中一门或几门的知识才算真正得到了谋生的手段。

3.科学在做父母的教育中价值的体现。子女从父母那接受的教育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其生与死、善与恶产生影响。作为父母，就要有一定的知识来引导自己去为自己儿女的未来进行考虑，指导自己的儿女如何在身体、道德、智慧方面健康发展。很多子女体弱多病，很多父母总是以为那是与生俱来的体质弱，是遗传的，甚至有些封建迷信的父母会认为，那是上天安排的，是无法避免的。却不想，子女的这一切疼痛、虚弱、颓废、苦闷恰恰就是父母们没有尽到责任而造成的。父母经常不允许孩子们打闹，因为怕磕碰到；不许他们在大冷天跑外面玩，因为怕冻着……殊不知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学规律，孩子们的天性好动，就应该让他们去疯闹，即使磕碰到了，那也只会是偶尔一次，并且日后他们自己就会注意小心了；天气冷，是自然现象，既然自然安排了这种天气，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父母把孩子当成温室花朵，冻不得，殊不知，这样却大大降低了孩子的免疫力，反而使孩子们更容易生病……正是由于父母缺乏生理学规律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所以造成了孩子们身体的不健康。至于道德方面，父母们做的就更不科学了。很多父母从未接触过心理学，无法知晓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于是很多父母都会采取很激进的做法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比如，他们觉得需要鼓励的行为，他们就会采取强迫、威逼利诱的手段；他们嘴里教育着孩子们要诚实，自己却从来不做出诚实的榜样；他们心情不好时，不会顾及孩子的感受，反而会因为一些小事来责骂孩子……这一切，导致了培养的孩子虚伪、自私、暴躁……再说智慧方面，父母们由于没有教育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神童一样，明明应该8岁学的东西，做父母的恨不得在孩子4岁前就让他们学完，最后弄得孩子们对学了厌恶还是厌恶，智力也随之退化。因此，在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时，心理学、生理学和教育学这些科学知识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4.科学在做公民的教育中价值的体现。对于公民教育中，应该学习哪些科学知识，斯宾塞认为是历史知识。而这些历史知识，不是过去的那种哪个君王的传记，那个将领怎样部署军队，怎样调动、进攻、退却等等。因为建立行为准则是事实的主要用途，然而以上这些是无法得到结论和组织的事实，并不能帮助建立行为准则。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社会的发展历史，需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对一个国家的成长和组织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对于一个公民在调节他的行为中起作用。

5.科学在生活中各项文化活动的教育。在斯宾塞看来，科学自身就是诗意。任何最高的艺术都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没有科学，任何艺术都不能有完美的创作，更谈不上充分欣赏。他举了几个例子来支持了他的想法：从事雕塑的雕塑家只有熟悉人体骨骼肌肉的分布，联系和动作，才能够将雕塑作品完成得栩栩如生。这便体现了解剖学的科学知识的作用；杰•路易士先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画家，但因为缺乏科学，他把一个格子窗的影子用清晰的线条花在对面墙上。而如果，他懂得班颖的现象，他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成人与儿童一起欣赏一幅画，由于成人了解图画所表现的自然或生活中的真理，所以，成人就会比儿童更能看出图画中的美……所以说，掌握了科学才能创作初艺术，并且能够充分的欣赏艺术。就是为了人类活动中剩下来的娱乐，也需要科学来为其做准备。我们能够通过斯宾塞的教育与被说中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价值。科学知识的正确运用，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基础，同时带给我们益处。因此，我们要了解并掌握所有活动最好的准备———科学。

（二）科学精神的培养手段———环境教育环境教育可以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通过利用自然资源而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是人类文明与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严重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厄尔尼诺现象、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等等，这一系列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严峻的关系，唯有开展环境教育来转变人们的环境观念才能真正解决。自然资源是人类文明与发展的基础，自从认识到自然环境破坏的严重性开始，全世界都在提倡保护环境，并且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大多数人们只是浅显的知道一些保护环境可以采取的措施，比如节约用水，多种植一些绿色植被，保护动物，减少废气排量等等。但是人们对环境保护这一认识达到的水平还远远不够，因为人们认识到的并不是保护环境的真正目的，更多的人重视保护环境只是为了对自身有利，而保护环境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保护环境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可以从中受益，还要让我们的后人也能够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有更好的生活。鬼头秀一曾经强调我们必须把思想转到保护自然应当是为了保护自然之本身这一观点上，即便这对人类也许毫无益处。环境教育问题在近年来已变为全球性问题，因其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我国对环境教育问题开始越来越重视。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将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环境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得我国人民环境意识日益增强。环境教育在1992年我国新制定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及其相配套的各科教学大纲中列为重要的教育教学要求。环境与发展已然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当人们意识到了严重的环境灾难的威胁，便提出“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等口号，开始呼吁保护生态环境。环境教育是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其重要性得以体现。人们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一直认为自然资源是不会枯竭的，环境纳污自净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在发现环境生态被破坏以前一直在肆无忌惮地使用自然资源，直至今日，自然环境的破坏已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所以，人们要意识到，自然资源虽然有可再生资源，但是即便这样，它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依然需要这些赖以生存的资源，因此，保护自然资源一定要维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之上，使自然资源能够持续利用，为我们造福。通过环境教育便能够使人们了解这点，更能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使人们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正确观念。

（三）探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验教学理科是实验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实验是理科教学的基础，搞好实验教学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使学生对理论教学和科学方法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探究能力，陶冶学生的科学精神，进而对学生的科学素养加以提高。然而，当前的实验教学依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使实验教学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受到了阻碍。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学生科学素养发展的三个维度。通过实验教学，可以更好地促进这三个维度的发展，即激发兴趣、提高操作技能、培养探究能力、养成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严谨科学态度、培养科学精神。因此，实验教学在理科教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教学手段无法替代的，是理科发展的生命源泉。实验教学课标中要求学生要对自然界保持好奇，在教学中要发展学生对科学的探索兴趣，在了解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有满足感及兴奋感。在创造性活动中，兴趣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人接近愿意接近的对象，从事自己爱做的事，因为对一件事物感兴趣，会驱使人对其进行钻研和探索，从而使人有机会去发现事物的新线索，进而对人进行建设性的有新意的活动产生有利影响。因此，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是实验教学的主要作用和功能。抽象的理论知识可以通过实验教学转变为生动的、形象的实验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更直观地观察到某一种现象，从而对这一现象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进一步理解。比如，物理课中磁场这章的内容很抽象，如果单纯的只上理论课，将磁场、磁感线等等这些抽象的概念教给学生，相信，能够真正理解和掌握这章内容的学生会少之又少。但是通过实验教学便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效果。我们只需要一些小磁针和几块磁铁，磁场的分布以及磁感线的方向等等就会立即一目了然。学生们就会将这抽象的概念深深地印刻在自己的头脑当中。

学生们也可以通过自己动手做这个实验来加深印象和进一步理解。因此，通过这样的教学手段，学生便可以不再需要死记硬背，硬套公式，而是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新课程标准对科学课程提出以“探究”为核心的要求，所以教师要在日常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探究意识，使学生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观察兴趣浓厚，可以使学生拥有积极思维，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所以，教师可以通过在实验教学活动中结合教材的内容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安排学生进行参观、采集等活动来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从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与主动性。实验教学是一个动手、动脑的过程，学生们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正确观察、主动发问，并且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异于教师自己创新出一种新的实验来解决自己不懂的问题。学生们通过实验教学一步一步掌握这些科学方法，真正达到了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共同信念、行为规范、价值标准即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是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课标中强调，要加大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教学的情感目标就是通过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后儿童期（6~13岁）到青年期（13~20岁）的中学生自身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喜欢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办事，不愿接受别人的观点，处于青年初期的初中生具有自我意识强而不稳的特点，对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因此在那个教学中应该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特点，而且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实验活动。通过学生亲自动手实验，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而且激发了他们探索科学的热情。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注重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都喜欢实验而不喜欢照本宣科的讲授，进行实验教学，就不会发生学生成为“人云亦云”的被动接受者，失去探索勇气的这种状况，相反，更加有利于情感目标的实现，由此可以达到陶冶学生科学精神的终极目标。实验教学的功能在理科教学中不容忽视，发挥实验教学功能是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在日常的理科教学中关注实验，真正认识实验的教学功能，进而发现实验教学中的不足加以改善。

基础学科论文篇3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T.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s”，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10．JosephRouse，ThePoliticsof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1，Vol.58。

基础学科论文篇4

1．1专业课程的学习本科生进入实验室的同时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是对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内容进一步深入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了解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进展，并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英语的水平，为科学问题的提出提供一个宽阔的知识背景。

1．2科学问题的提出在学生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背景知识后，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提出一个科研问题。学生围绕这一科研问题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背景知识及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提出可以采用的实验方法、预期的实验结果等，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需要和导师定期反馈和交流。这个过程非常关键，学生思维活跃，需要导师适当地进行引导，如实验设计是否合理、实验方法是否可行等，都需要和学生经常进行交流。

1．3实验技术的锻炼在思考科研问题的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实验室研究生的日常科研工作，担当研究生小助手，掌握并独立完成一些基本的实验技术操作，为后续正式实验打下基础。告诫学生不能“眼高手低”，让学生认识到实验技术会影响实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锻炼实验技术的过程中对提出的科学问题进行初步的实验，以验证实验想法。当发现实际结果与预期不一致时，根据实验结果调整最初的科学问题。

1．4实验方案的设计初步实验后，根据初步的实验结果进行最终的实验方案的设计，并进行开题报告。学习用科学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科研思想。根据其他老师和学生对于整体实验设计的看法，再进一步修订自己的实验方案。

1．5实验方案的完成学生完成最终的实验设计后，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锻炼。在完成实验的过程中，告诫学生一定要秉承科研诚信的原则，保证实验结果的真实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得出的实验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督促学生根据实际结果调整实验方案。在出现实验结果后，学习如何判断和分析实验结果，要有思辨精神，并学习指导自己下一步研究方向，让学生了解到实验的科学性。对于不理想的结果不气馁，学会分析原因，并努力解决。当在实验过程中出现问题后，要及时与导师和实验室实验人员进行沟通，学会互助和团队精神。让学生在科研过程中学会坚持，学会对待实验中的点点滴滴，了解细节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6医学文献的汇报安排学生参与实验室医学文献的学习和交流，能独立进行医学文献的汇报，培养医学英语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同时督促他们了解自己科研方向的新进展，培养关注和阅读文献的习惯。

2总结汇报科研结果，提高表达和交流能力

科研锻炼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毕业答辩的准备，总结和交流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2．1实验结果的总结分析当学生按照研究计划完成实验工作后，即进入对所有实验结果汇总分析和汇报的阶段。此时指导教师要和学生一起，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年的工作历程，回味其中的细节，对于实验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终的实验结果能否回答所提出的科研问题?与最初的实验设计进行对比，有哪些改动和补充?实验中还有哪些不足?如何进行补充和完善?

2．2撰写毕业论文指导学生如何书写毕业论文，了解毕业论文的整体构架及写作思路。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学习如何用科学简练的语言表达整个实验设计过程，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图、表等展示实验结果。对于实验结果的表述要实事求是，不浮夸，客观地进行分析。对于参考文献的引用要有理有据。指导老师要对论文反复进行修改，与学生共同商讨。

基础学科论文篇5

关键词：管理；科学性；艺术性；基础；创新；转化。

“成功的管理，靠科学还是靠艺术？”———这曾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出现这一争论，主要是因为言论双方所站角度或立场的差异造成的。强调管理是科学，是言者重视事实知识与原理知识的结果；认为管理是艺术，是论者重视技能知识与人际知识的结果。现在，人们都已承认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两方面的知识。正如罗斯·韦伯所说：“没有管理艺术的管理科学是危险而无用的，没有管理科学的管理艺术则只是梦想。”

1管理的科学性与管理的艺术性的内涵。

1.1管理是一门科学，它是以反映管理客观规律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有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

管理作为一个活动过程，在各种组织当中是纷纭复杂，别具特色的，但其中仍存在共通之处，存在着规律性。大量学者和实业家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成功，通过从实践中收集、归纳、检测数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从中抽象总结出一系列反映管理活动过程中客观规律的管理理论和一般方法，好让其他人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有矩可循，有据可依，提高成功率和可行性，不至于盲目和被动。人们利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管理实践，又以管理活动的结果来衡量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正确，是否行之有效，从而使管理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验证、丰富和发展。因此说，管理学是科学的，具备科学的特征。

科学性是管理必不可少的基础，管理者如果没有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相关知识，就象哈罗德·孔茨认为的那样：“医生不掌握科学，几乎跟巫医一样了。高级管理人员不掌握管理科学，则只能是碰运气，凭直觉，或用老经验。”；而有了系统化的科学的管理知识，他们就有可能在严谨、量化、合乎逻辑的科学归纳基础上，对组织中存在的管理问题提出可行的、正确的解决办法。因为科学的管理注重自然规律、客观数据、分析结论、程序化、规范、规则、惯例、理性体验、同一性和经验运用。科学性是一种行为的严谨，为组织带来平衡和稳定，犹如骨架和躯干的作用。管理者学好管理学，能减少因违背管理的基本科学规律而造成的低效率和失误。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又时常看到一些饱读管理经书的学者，在管理实践中却屡遭败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片面强调了科学性，盲目照搬国外的管理理论；将书本上的管理原理当作教条；而管理的科学性对现实的要求过分理想化和理性化，它并不能为管理者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标准答案，它要求管理者以管理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基础，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管理又具有艺术性。

1.2管理是一门艺术，它是指利用系统化的知识和技术并根据实际情况激发灵感、发挥创造性的技巧和诀窍。

艺术，就其本义而言，是指用形象反映现实并比现实典型的社会意识形态。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是指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管理艺术，则是表现为灵活高超的管理才能和艺术化的管理方法，是打开管理活动奥妙的钥匙。

由于管理对象分别处于不同环境、不同行业、不同的产出要求、不同的资源供给条件等状况下，这就导致了对每一具体管理对象的管理没有一种惟一的完全有章可循的模式，特别对那些非程序性的、全新的管理对象，则更是如此，从而造成了管理活动的成效与管理者对管理技巧的发挥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事实上管理者对这种管理技巧的运用与发挥，体现了管理者设计和操作管理活动的艺术性。另一方面由于在达成资源有效配置的目标与责任的过程中可供选择的管理方式、手段多种多样，因此在众多可选择的管理方式中选择一种合适的用于现实的管理之中，这也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一种艺术性技能。

管理属于软科学，没有最优解，只有满意解。如何更好地管理，受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更受管理者本身的价值观、风格和偏好的影响。如果仅凭停留在书本上的管理理论，或背诵原理和公式来进行管理活动是不能保证其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地将管理知识与具体管理活动相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艺术的管理注重的是灵活多变、逆向思维、创新创造、情感认知和审美感悟。艺术性是一种思维的升华，带来活跃与发展，如同流动的思想、气质和血液。艺术性是管理变化创新的灵魂。

2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所以，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2.1管理的科学性是艺术性的前提和基础。

从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内涵可知，卓有成效的管理艺术是以对它所依据的管理理论的理解为基础的。管理的科学性决定了管理活动必须接受管理理论的指导，以管理的基本规律为行动指南。对一个管理者而言，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十分重要的，管理的专业训练不可能培训出“成品”的管理者，但却是为通过实践进一步培训管理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培养出色的管理者在理论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管理的艺术性是科学性的突破和创新。

管理的理论价值，有别于其他学科，比如工程技术。在工程技术应用上，只要遵循它自身的科学性和规律性，通常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效果，例如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飞机，一般都能飞得起来，一般无需对每一架飞机作个别的特殊处理。但在管理上则并非如此。由于每一个被管理者的性格、心理不同，不同的阶段情绪也不一样，以及每一种管理情景也有所差别，导致了同一种管理手段和技术，在管理效果上必然存在差异性。所以，仅靠“背诵原理”来进行管理活动，必然是脱离或忽视现实情况的无效活动。管理者必须懂得如何在变化着的管理实践中对管理理论加以灵活运用；懂得针对现实及管理与被管理对象的特点对科学规律进行巧妙运用，不断求新求变，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正是管理者艺术水平高低的体现。

2.3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可以相互转化。

管理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就是艺术化管理知识与科学化管理知识不断互相转化的过程。艺术化的管理知识要不断地转化为科学化的管理知识，作为管理知识体系中规范的一部分，才能更好地指导自己的管理实践；反过来，也只有对科学化的管理知识进行艺术化的运用，边运作边探讨，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活动。我们必须重视一线管理者的直觉、悟性或经验，从中感悟和提炼科学化的管理规律。没有他们的直觉、悟性或经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创新的源泉。

2.4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各有自己发挥作用的场合和时机。

由于管理的科学性决定了其理论体系相对严密，而管理的艺术性决定了其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相对灵活，所以两种属性在作用的发挥上各有侧重点。科学性侧重喻管理理论的学习、研究方面，艺术性侧重于管理实践的应用方面；科学性借以提高管理效率，艺术性借以提高准确性、管理适应能力；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程序化和逻辑化，艺术性主要体现在非程序化和非逻辑化。管理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较注重科学性，借鉴一些成功的管理模式和制度；而管理知识密集型企业则可能较注重艺术性，要靠管理者更高层次的技巧去激发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管理的艺术性与科学性比例也可能是变化的。在企业创业阶段，艺术管理可能更为需要；在发展阶段，科学管理可能更为重要，而到成熟阶段，艺术性可能又上升到较重要的位置。管理的科学规律为企业实现目标指明了一条最短路径，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危机或使危机最小化讲究的就是管理艺术。

综上所述，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既有规律又不拘泥于成法，它为管理者指明了一个行动方向，又给他们留下了想象和发挥的广大空间。认识管理的两重属性，对组织和管理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管理者才能运筹帷幄，组织才能有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杜。我眼中的管理。中外管理研究，2001,11.

[2]熊鹭。论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清华管理评论，2001,10.

基础学科论文篇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基础学科论文篇7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基础学科论文篇8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基础学科论文篇9

密切联系临床,激发兴趣,保持好奇心。以问题和临床现象引入主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教学导入作为打开教学思路的钥匙,要有针对性、启发性、趣味性和艺术性。针对性是指设计导入一定要根据教学内容需要,要求确切、精炼,一开始就把学生思路带入一个新的知识情境中,让学生对要学习的新内容产生认识上的需要。启发性是指设计导入,使学生实现知识的迁移,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调动学生思维活动的积极性;趣味性是指导入要做到引人入胜,使教材内容以新鲜活泼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防止学生产生厌倦心理[4]。例如在讲解恒牙萌出顺序时,以一张微笑的露出“虎牙”的人像照片引出一个临床现象:即上下颌恒牙萌出顺序不同,尤其是上颌尖牙的萌出相对更晚,因此容易发生拥挤。另外,结合三维动画、教学录像以及互联网在线学习系统等,采取多样化、新颖的教学形式,提供相关教学资料,方便学生理解和学习。教师要时刻努力去提高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同时,也不能忽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并非每门课都能引发所有学生的内部动机。

基础学科论文篇10

论文摘要：通过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内涵、功能及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分析，论证了国家作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主体的合理性，从经济角度分析了科技基础平台的使用收费问题，讨论了确定服务收费标准的论据及建立相应的资助补贴制度等问题，并就如何构建内生的平台建设运行的激励机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1．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经济属性分析1）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内涵。200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等四部委《2012-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标志着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工作全面启动。其指导思想是以全面提高国家科技能力和增强国家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以改革为动力，以建立共享机制为核心，以资源系统整合为主线，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利用国际资源，搭建具有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改善科技创新环境，增强科技发展能力，为科技长远发展与重点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目标是：“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包括下列三方面的内容：由大型科技基础设施及研究基地、自然科技资源、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网络科技环境等组成物质与信息保障系统；以共享为核心，支持、保障平台顺利运行的制度体系；以科技服务为目标的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和组织机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具有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特点。根据上述建设目标，预期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将在改善我国科技创新环境、增强科技发展能力、激励自主创新、促进实现重大科技突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①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②自然科技资源平台；③科学数据共享平台；④科技文献共享平台；⑤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⑥网络科技环境平台。从这些建设内容来看，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将为科技发展服务，即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要为全社会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有效、高质、公平的服务。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包括个人、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那么，这样一种服务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属性？这种服务应由谁（市场、政府、或者第三部门）来有效提供？2）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经济属性。经济学通常依据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是否具有排他性及竞争性，或是否具有正外部性，将其划分为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通常需要政府行为，而私人物品则可以由市场有效提供。从技术层面看，一方面，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可以“排他”，即从技术上可以实现对直接用户权限的有效识别和控制，比如，未经产品提供者授权的个人或组织，提供者可以识别并拒绝使用。另一方面，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产品）有一定的“竞争性”，而竞争性强弱取决于平台提供服务的能力及特点。这表明，从技术上讲，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产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其属性更接近于私人物品或自然垄断物品。于是，按照经济学理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可以通过市场或有规律的市场来有效提供。但事实上，载止目前在我们国家并没有出现自发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服务的市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需求？还是没有供给？还是没有有效的市场制度？ 据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多次调查，社会各界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服务具有很大的需求。以企业为例，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高收益的特性，企业具有较强的寻求技术创新的动机，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性，对单个或个别企业而言，需要风险规避途径。建设共享式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化解企业在开发技术创新时所面临的高投入、高风险瓶颈的有效手段。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为什么没有出现有效的市场供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可以归结为①尽管在技术上科技基础条件平

基础学科论文篇11

 

社会对人才的类型与层次需求是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研究型人才或学术型人才，更需要应用型人才，特别是需要一批具有持续发展能力和发展潜质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这给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从自身的发展环境看，新建本科院校往往是区域内唯一的本科院校，立足地方，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就成为其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征 

新建本科院校大多是由专科转型而来，与老牌本科大学相比，不但具有本科办学历史短、文化积淀浅等先天不足，而且受师资力量、生源层次、办学传统等方面的局限，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理论型人才并不现实。新建本科院校也不可能像高职高专一样培养技术型应用人才。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要想在一、二流本科大学与职业院校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实现“错位发展”，就必须在“高级”上下功夫，培养出“既不同于普通本科，也不是三年制高职高专的增容，与普通本科相比，它更强调应用性和技能性，与专科层次相比，强调一定的基础教育，强调一定的后继发展的高级应用型人才”。［1］ 

（一）新建本科院校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特征 

1.知识层面 

在知识层面，高级应用型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修养和人文科技素养，形成相对扎实和完备的理论知识结构。此外，还需要通过使其具备必要的应用性知识。使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既区分于研究型大学，也与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形成差异。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科学把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即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相对完整，技能性知识相对熟悉，生产的全程性知识以及经济、社会、人文等知识相对丰富，确保应用型人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具备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潜质和基础。［2］ 

2.技术层面 

新建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介于学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之间，是掌握完备的应用性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直接从事解决生产领域实际问题、保障工作正常运转的高级人才，这类人才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技术思维能力，擅长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生产实际中的具体技术问题，具有综合性、复合性的特征，是现代技术的应用者、实施者和实现者。［1］ 

3.能力层面 

从能力层面看，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更多地体现在能力的多样性上。所谓能力的多样性是指既有专业所需要的实践能力，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还有进行技术创新和二次开发能力。这里所说的能力的多样性，是建立在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上的技术传播与技术应用能力，是有相应的组织、管理、营销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有掌握相关行业生产原理和操作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服务技术和商业谈判技术以及获取和综合信息的技术等能力。 

4.素质层面 

高级应用型人才需要一定的创新能力，特别整合其知识、技术、技能等专业素质，创造性地应对市场和社会形势变化，同时需要应用型人才具备较强的政治、文化、心理等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是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一种社会胸襟、精神境界和历史眼光，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职业荣誉感，以及在工作过程中的表现出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充足的自信心、强烈的责任心等等非智力素质。 

（二）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主要问题 

新建本科院校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办学层次的提升带来了办学定位的迅速转变。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短，缺乏厚重的文化底蕴对学科专业建设的支撑，在人才培养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没有充分体现“高级”的内涵 

高级的内涵表现为“高素质”，即除了既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又需要有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就业创业能力等综合性素质。其次，表现在“高技术”，一方面不同于一般综合性大学培养的高层次领域、高科技范畴所需的高级专门人才，不需要有那么“高”的知识理论和创新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同于停留于精通某一项工种、某一岗位即可的“技师”型人才，而是“高”于职业院校培养的一般“技术蓝领”，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高级技术人才。由于新建本科院校探索时间尚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没有充分体现“高级”的内涵。 

2.缺乏岗位所需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高级应用型人才应具有健全的人格，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和大学的学术水平、培养模式相关，同时更和大学的文化熏陶和大学的学风密切联系。事实上，许多大学生就业后，缺乏对岗位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缺乏职业规划意识，频繁变换发展方向，丧失了单位对人才的信任度，也破坏了人才成长的良好土壤。 

3.存在“量”与“质”的供需矛盾 

从人才市场的变化趋势看，一方面社会对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这是市场需求的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人才有又存在就业难的现象，反映了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即“量”与“质”供需矛盾。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的人才口径不合。新建本科院校在强调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时，面临着功利化的巨大挑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专业主义”和“职业主义”的怪圈，容易把文化教育仅仅视为附加课程，在思想观念和管理层面把文化教育分离于专业教育领域。［2］ 

二、大学文化对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基础作用 

近年来，新建本科院校着力加大大学文化建设力度的态势已见端倪。在新建本科院校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和办学特色培育、人才培养的内涵支撑等方面，大学文化建设的作用日益受到新建本科院校的重视。大学文化对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一）对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体系的补充作用 

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要素，而大学文化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在现实的学校环境中，从物质环境到文化传统，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教师的举止仪表到学校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等，这些隐性文化因素都传递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信息，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涵，给学生以暗示和导向。校训、标语以及形式各异的风格建筑，和各项活动集中反映着学校领导者、教育者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和培养意向和价值取向，对学生的道德认识和价值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同化和导向力量，成为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有力补充。 

（二）对大学在校生素质结构的完善作用 

在行为和实践上片面强调课堂教学或学科课程教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建构自身素质结构的需要。大学文化的陶冶是指通过创设和利用有教育意义的情境氛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除了必要的专业知识传授，更多是要靠学生自己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积极主动的思维和体感中学到东西。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把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教育以学生自觉教育的形式完成。高级应用型人才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也只有在健康向上、求真务实的文化环境中养成和陶冶。 

（三）对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特色的标签作用 

处于发展的起步期和建设期的新建本科院校，不仅要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也不能忽视大学文化对人才特色的独特作用。正如清华学子的自强不息精神，北大学子的追求进步精神。大学生走向社会，其母校的精神特征不仅是大学生自身的口碑，也散发着母校的影响力。这种精神特征继承于母校，又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发扬光大，增加了人才自身的附加值，从而形成以大学精神烘托下的人才培养特色——人才特色的循环促进。 

（四）对新建本科院校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的深远影响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行业和技术工种换代越来越快，社会对人才需求变化也呈加快的趋势，同时，知识更新、技术刷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如果跟不上知识更新、技术进步的速度，其知识很快就会被淘汰，这要求新建本科院校培养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必须具有自我学习能力。这种关键能力在专业教育上基本难于达到，学校只有通过大学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进而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使其具备适应未来岗位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创新大学文化建设，提高人才的内涵素质 

文化建设是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可或缺的基础，新建本科院校要把握时代脉搏，从学生不断变化和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出发，构建适合应用型人才健康成长顺利成才的大学文化，就要实现观念、制度、载体和作用方式的创新。 

（一）树立适应高级应用型人才成长的大学文化观 

新建本科院校，作为现代大学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但在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建构与很多办学悠久的大学有较大差距，即作为大学的深层文化模式与文化精神的研究和实践还不够。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文化是一种狭义的校园文化，主要体现为大学里的各种文艺和社团活动，是第一课堂之外的一种辅助的校园育人活动，关注的是基本意义上的各种校园文化现象和学生为主体的自发、自主的文化活动，作为文化核心的大学精神普遍没有得到成熟的积淀。仅凭相对较低层次的校园文化活动无法标志大学的文化精神，也发挥大学文化的引领作用，更无法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内化为大学生自觉的发展源泉。因此，新建本科院校的大学文化必须创新观念，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大学文化观。新的大学文化观是一种比校园文化更加上位的文化观，不仅包含校园文化活动，还应包括理念、制度、物质载体和活动等多个层面。文化主体不单是学生，而是通过塑造“文化校园”，使大学文化成为一种总体性的校园文化理念，渗透于校园内的全部理念、制度、物质载体和活动之中。 

（二）形成一体化的大学文化全员共建机制 

新建本科院校原有的大学文化基本上是着眼于学生课外文体活动的一项具体工作，外在性、附加性、表面化、具体化、主体缺失、精神缺失等等是其主要特征。这种处在较低文化内涵意义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不利于校园文化与大学文化精神的融合，使校园文化活动脱离了大学精神主体，致使本应与大学精神为一体的校园文化在教学、科研、学生工作等领域被人为割裂，缺乏内在精神支持；也造成了校园文化活动表现出迎合和突兀等特征，形成“为活动而活动”、非主体参与者旁观的现象，致使教师和管理人员处于脱离大学文化建设主体参与者的尴尬境界，使校园文化被误认为专业学习之外的带有装饰色彩的文体活动。基于此，新建本科院校大学文化建设不能局限于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层次上，应当以制度的形式将校园文化建设纳入到学校的总体发展规划中，改变现有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机构、人员单一化的局面，统一思想，统筹规划，全员动员，全员参与，形成校园文化全员共建机制。 

（三）营造提升人才内涵的无声无形的文化教育环境 

就大学文化中教育影响的呈现方式而言，一种方式是采用明确的、直接的、外显的方式来呈现影响，另一种是通过暗含的、间接的、内隐的方式发挥作用。大学文化的作用方式的创新就在于把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教育外化转变为以一种以文化的形态或潜性课程参与教育全过程的非强制性教育手段，通过教育环境的营造，以无声无形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构建的方式实现教育目的并影响教育过程。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大学文化建设应遵循文化作用的一般规律和原则，按照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使大学文化全方位、全过程发挥影响作用。 

（四）构建多元化大学文化载体 

与作用方式相对应的，学生对文化影响的接受方式，也可以分为有意接受和无意接受两种。对有意接受而言，学生总是能意识到自己在学习什么，接受什么，目的性比较强，一般都采用有意识的自我控制的方式，不断的调节自己，以求最大限度的获得各种经验；而对无意接受来说，学生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目的性不强，一般都是在无意识中获得各种经验，通过非特定的心理反应接受教育影响，是一种自然的习得过程。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大学文化建设要改变重社团文化，轻班级文化的思路，重视非正式群体建设，实现载体的创新。新建本科院校通过创新大学文化建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无形的、持续的、潜在的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去培养学生的自主人格，独立思维能力，以活动和交往促自律，通过自己的理性探究，审视既定的规范体系，在工作岗位中自觉负起责任与使命，尊重真理，热爱知识，体验奉献、创造之愉悦，尽责之崇高，成长为能适应社会岗位需求的、有自身特色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基础学科论文篇12

2文科院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为了科学、客观、公正地考查学生的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制定出更加符合计算机基础教学规律、迎合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和社会需求的考试形式与内容,该校将“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办公自动化水平测试(吉林省考区)”与该校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考试改革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一个统一、科学、准确的评价标准,搭建一个通用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检验的平台。具体考核方式如下。

(1)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总评成绩=期末考核成绩50%+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办公自动化水平测试(吉林省考区)成绩50%。

(2)所有学生将统一参加学期末学校组织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期末考核”,期末考核成绩=平时成绩30%+期末成绩70%。

(3)所有学生将统一参加本学年教育厅组织的“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办公自动化水平测试(吉林省考区)”,成绩按实际得分计算。

(4)文科院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总评成绩“大于或等于60分”,且两项单科成绩同时“大于或等于60分”,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5)两项或其中一项单科成绩不合格者(保留已经合格的单科成绩),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补考或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