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创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1）提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精确地阐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同时，他也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缺一不可。（2）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3）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4）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八字方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2.正式形成阶段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1）初步界定了先进文化的内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一内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所建设的文化，它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核心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列主义；它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培养现代化“四有”新人；它的时代品格必须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它的时代特征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揭示了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出发，阐述了先进文化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间的关系。（3）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3]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阐述，对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4）指明了创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保证发展的先进性，同样，文化创新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至此，中国几代领导人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艰苦探索，正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3.发展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1）提出“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把和谐精神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2）强调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指出，“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4]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创新的意识和精神，而且要敢于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创新。（3）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信息技术时代的迅速推进，造成了网络的普及，进而促成了网络文化的出现。它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但也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因此要特别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4）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之，在新时期提出的文化观念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更是对其的一种伟大创新和实践探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1.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一切成绩的关键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列主义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党的第十八报告大会指出：文化建设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使当前社会更加和谐文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灵魂所在。只有正确认识到指导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评判一切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要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文化”的构建不仅能使民心聚拢，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泉源。

2.以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使命要求我们必须要把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力求文化的不断丰富，努力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文化的内在品质，从根本上进行创造革新，这样才能创作出更美好更精华的文化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务必要牢记，文化建设旨在服务群众，所以只有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关乎着亿万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这个中国梦的需要。

3.正确把握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的创新就是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并加以吸收和改进，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断创新才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必须正确处理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完成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吸纳旧社会传承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必须符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文化。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2

一、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

为了弄清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前期市场社会主义的独有特征，首先让我们追溯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M·Walras）、帕累托(V·F·D·Parato)、巴罗内(E·Barone)等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的探索算起，迄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OskarLange)模式诞生之前的理论探讨，属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前史，它是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的建立准备思想资料。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应该以兰格模式的诞生为标志。

以兰格模式为起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依其间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1）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Lange,1936)；（2）60—80年代随着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3）80年代中期后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EstrinandGrand,1989)；以及（4）剧变以后，西方左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

90年代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众多复杂、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经理经营型模式，主要代表有约翰·罗默（JohnRoemer,1994）的“证券社会主义”，詹姆斯·扬克（J·Yunker,1992）的“实用社会主义”，巴德汉（P·BardhanandRoemer,1992）的“银行中枢的市场社会主义”等；2）劳动者管理型模式，主要代表有戴维·米勒（D·Miller,1989,1991）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罗宾·阿切尔（RobinArcher,1995）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雅克·德雷泽（J·Dreze,1993）的“自我管理”市场社会主义等；3）综合前两者优势、突出民主基础的模式，主要代表是施韦卡特（D·Schweikart,1993）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韦斯科夫（T·Weisskopf,1993）“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4）不考虑改变企业财产权而通过民主参与管理监督来限制资本权力的模式，弗莱德·布洛克（F·Block,1992,）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乔舒亚·柯亨与罗杰斯（J·CohenandJ·Rogers,1993）的“联合的民主”体制等属于这种类型。（对90年代“模式”的详细评介，见余文烈、姜辉1998）

在上述四个阶段中，以“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二阶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期”。这里把前者称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而把后者称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

在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从政治背景上看，剧变是其分水岭；若从理论特征上看，则以80年代中后期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为其分界线。英国“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产生为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9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则可以看作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与民主，在效率与平等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泛化。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区别是其政治目标的不同：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大都是在社会主义之后，一批激进学者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诸如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产物，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改良资本主义或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是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中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的学者称前者为东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后者为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科尔奈（J·Kornai,1993,P42）非常重视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起始原因”上的区别。他说，初始条件对实际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形式都有强烈的影响，“因为起始原因发生的背景不同，值得清楚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主题内容：一个是作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作为代替旧形式的、改革前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目标，构成了它的第一个重大特征。

二、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其主要的发展脉络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从计划主导机制论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

30年代的兰格模式是计划模拟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它把市场引入计划，资源配置方式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计划手段，在只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市场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用“试错法”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问题，通过模拟市场求解线性方程组确定物价等一系列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见，其经济运行机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机制。

60—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是随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既不抛弃计划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力图利用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种种“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布鲁斯(W·Brus,布鲁斯,1984)“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OtaSik,1972)“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J·Kornai,1982)“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A·Nove,1983)“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著名的模式均属于此种类型。这类模式主张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保留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计划，决策权分散，让企业在生产与分配上有一定的自，消费者得到尊重。分权模式是一种二元机制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企图在计划的有效控制下，尽力发挥市场的作用，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分权模式与兰格模式一样，都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利用市场。

布鲁斯(Brus,1987)在给市场社会主义下定义时，以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为实例，认为1965年以后南斯拉夫的“体制”和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在严格意义上趋于接近”他的定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有人或许会据此认为，前南、匈的体制在资源配置上已经市场化了，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二元机制”情形不相吻合。然而在我看来，第一，布鲁斯的定义是含混的（对此当另作论述，可参见余文烈,，1999）；第二，前南、匈的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全市场化，不是“市场主导”，而是属于“二元机制”。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尽管其原先宗旨是想充分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效、协调发展，但在实践中并未做到。南斯拉夫事实上是让联邦共和国取代中央政府的集权干预和指令计划，匈牙利也出现间接行政干预强化的情况。两国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尤其在生产资料上）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它们或是在通货膨胀中冻结物价，或是因为政府限制某些重要产品的价格而影响了所有物品价格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方式也是扭曲的，根本无法促成产业结构形成自动适应科技与国际市场变化的机制。这是“二元机制”的典型后果。

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确立。这一理论上的“创新”首先得益于7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发展。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中性机制论”，认定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迪夸特罗则具体论证了“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的观点。80年代中后期英国理论家的贡献是：以市场“中性机制论”为基础，主张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的领域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市场“联姻”，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理论家突出了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的功能，从而创立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模式中，中央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当作在市场的主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时才启用的方式。“主要的交换机制只能是市场。最好不管的就应当不管。”（EstrinandGrand,1989）当然，市场有其先天的缺陷或“失灵”，在这方面需要政府进行积极有效的计划和干预，进行有益的补充。

剧变以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资本主替代。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这样，90年代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就理所当然地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

由此，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构成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三、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对国有制/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是默认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即使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也是少量的“补充”。到了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80年代后期，不仅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的做法受到质疑，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产生的效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此时，英国理论家提出了“国有化的内在实质并不是消灭剥削”的论断，英国工党则在政策调整中摒弃了工业国有化的一贯主张。然而到了90年代，面对剧变之后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反而认识到公有制对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性。当然，这里的公有制已经排除了传统形式的国有制。

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大部分赞成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不同方面实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社会所有，主张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但也有人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不急于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是从限制其功能上入手，或者首先倡导其它方面（例如构成知识经济财富的信息）的社会化。概括起来，从追求社会平等这个目标出发，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主张生产资本全社会公有，但对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作了分离。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银行中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属于这种类型的两种不同形式。

罗默设想让每个成年公民从社会领取数额相等的有价证券，用以购买企业股票收取股息，但不得买卖证券，死后证券回归公共财产。企业为公共所有，每个企业采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由聘任的经理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几个公司围绕一家主办银行形成一簇，由公共银行向本簇内的公司提供资金。在这种模式中，罗默所主张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社会所有制，有人称为证券所有制，最终产权属于社会，产权明晰而又分散是其明显特征。美国经济学教授韦斯科夫“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财产形式与罗默的方案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在韦斯科夫的模式中，股票持有者对企业没有正规的控制权。

扬克主张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型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他认为，社会允许富人存在，人们可以储存大量财富，过富有的生活方式，但禁止能够带来富有生活方式的非劳动挣得的资本所有权收入。在他的方案中，资本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经营管理的职能却交给“公共财产管理局”，以便尽可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产权收益则以社会分红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

第二种类型是“合作制经济”的财产形式。合作制经济是一种企业制度，其财产形式有两种。早先，工人合作制企业的资本是在企业职工中内部筹措的。这种形式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而且未能分散工人的投资风险，所以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合作制经济大多采用劳动合作组织“雇佣资本”的形式。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德雷泽的“自我经营”市场社会主义等是实例。这类经济形式不太考虑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否公有的问题，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合作社内部经济剩余的“公有”，与此同时强调劳动者当家作主、民主管理和公平分配。

第三种类型是，不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但对资本职能作了各种限制。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方案，埃尔森(DianeElson,1993)的“市场社会化”方案等属于这种类型。

布洛克允许继续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但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私人对集体联合财产的控制程度将被大大降低，企业将在国家权力的协调下，由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共同管理。具体作法是，所有的企业都以联合的方式组成，在董事会的组成中，35%为雇员，35%为财产所有人，30%为代表消费者和当地公民的其它人员。他认为这将有力地削弱资本的阶级权力，让企业为大众服务。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在管理控制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一些改良，而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否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殊权力的问题，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

埃尔森的“市场社会化”方案很有意思，他认为资本对信息的垄断是资本垄断利润、剥削加深的秘密，因而主张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家庭、个人和计划局都能免费存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原材料等经济信息，即建立公开公共的信息网络。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神经，其重要作用人们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也是一种财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信息的社会所有是必不可少的。但反过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拥有“市场社会化”尤其是信息社会化这一条件，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成分到底有多大？恐怕人们不会估计太高。

社会的发展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泛泛地谈论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和私有已经不能洞悉实际问题。因此，我们这里对公有制类型的划分也只是非常简单粗糙的。

四、兼顾平等与效率的价值取向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几乎所有的模式设计都是在平等与效率双重目标上下大功夫：坚持公有制作为争取平等的基础；保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制度，兼以种种保障措施的运行机制——企业自治、企业竞争、企业破产、银行监督、类似的控股监督等等，以保障不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

但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在平等与效率上的取舍方式却是不同的。如上所述，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其侧重点在于效率。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其侧重点在于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自我实现和福利的平等、政治影响的平等……。

在扬克、罗默、巴德汉、韦斯科夫等模式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证券收益、社会分红等，这就保证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实现较高的经济平等。当然，罗默承认，市场经济不会带来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因为每一个人的先天素质不同、出身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不同。市场社会主义存在的收入差别是合理的，这是发挥市场效率的副产品，而且目前还没有比利用劳动市场更为有效的配置劳动的手段。

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平等”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结果平等，有的强调起点平等，有的则认为机会平等比结果与起点平等更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平等，还包括社会政治上的平等。

80年代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放弃国有化的传统做法之后，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人们以有效的方式进入市场，一开始就让人们在资源（包括个人的接受教育的资格和享受终身医疗保健的资格）方面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人们应当一开始便享受平等，而不是最终才享有平等。”他们强调起点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米勒在《市场、国家与社团：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至少要实现四个目标：1）发挥市场在生产和服务中的效率优势；2）限制国家的经济作用，使民主管理切实可行；3）保护工人自治，无论他们作为个人还是作为自我管理企业的成员；4）实现初次收入分配的较大程度的平等（而不是依赖收入的再分配）。他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平等的起点和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即无阶级社会的那种平等。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也指出，社会主义者需要三种机会平等：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3）社会地位。三项“机会平等”中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占据两项，而“自我实现”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五、突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呼唤民主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又一特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深恶痛绝才极力主张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因此，大声疾呼“民主、平等、和自由”是其基本特色。

在前面提到的90年代四类模式中，基本上“都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默和扬克的模式突出了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社会平等，同时也有利于全社会政治民主的实现。劳动者管理型模式更有利于“把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米勒（D·Miller，1994，P252）颇为得意地说，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工业民主（经济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就民主特有的权利而言，这种工业民主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人们可以控制他们从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同时，它为更广泛的民主提供了训练和刺激的基础。”

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中，有许多是直截了当地冠以“民主”的标题，突出民主的地位。例如，罗宾的著作标题为《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标题，韦斯科夫的著作冠以《以企业为基础的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施韦卡特的著作称《经济民主——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J·柯亨和罗杰斯的文章干脆叫《联合的民主》。此外，像布洛克那样的方案，“民主”已成为实施他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

施韦卡特的模式假定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的存在，通过中央、省、市选举产生各级民主机构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根据市场导向的民主计划来发放投资基金，将计划与市场两套机制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这样，民主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布洛克则在选举制度上大做文章。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活动是私人富有者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对经济进行控制来操纵和影响选举的，为此必须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具体措施有：向所有政治机构提供公共资金、在传播媒体中为候选人提供自由时间、私人政治捐款不超过100美元、实行普遍的选举登记和周末选举日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是充分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和尊重个体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当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特权介入经济活动的民主政治制度。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也有此种要求，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总之，种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都追求某种形式的民主，不仅经济民主，还有政治民主，或是作为其模式的出发点，或是作为其方案的目标。

六、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上具有重要的位置（两者相互促进而发展），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它表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它的理论和“实验”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有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设定不同的模式。此外，市场社会主义还预示了世界社会主义中短期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当代社会“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F·Roosevalt,1992）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心脏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重新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极大地鼓舞和团结了西方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仅此一点，其意义就是十分重大的。

然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向人们提供了各种美妙的蓝图，其实现的可能性却很令人生疑。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先天不足，只是一种神话。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不无道理。

前面说过，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是“替代”资本主义。这就首先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通向他们理想的社会经济模式的道路如何走？即，依靠什么政治制度和社会力量，来保证从现存的经济制度向他们所倡导的经济模式转变并顺利运行？然而，各种模式对此都没有明确作出回答。忽视政治制度的基本保障，轻视“由此达彼”的道路问题，这是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缺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措施，要想让既得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利益，诸如资产所有者主动把财产收益交归社会以保障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甚至把资产归还社会以实行公有等等，都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资本家商谈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制”的问题，实际上等于与虎谋皮。

从各种模式的运作上看，由于一些模式对公有财产的使用管理权的设计问题，或是由于其模式中市场机制的反作用问题，最终有可能与倡导者们想要达到收入分配平等的初衷大相径庭，甚至还会导致公有制的瓦解。例如：在罗默的方案中把公有资产以证券方式发给每个成年公民自己购买股权谋取收益。这就有个问题，如果一些公民购买股票的企业破产，这些公民的证券岂不就化为乌有，他们后半生的这份收益不也就丢失了吗？这样，社会的平等分配岂不大打折扣？又如，扬克主张的公有资产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形式下运作。这样，人们不无理由地对其实际运作的进展表示担忧──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最终可能导致公有制的瓦解；即使它存在下去，由于完全的市场运行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个人）间的强烈的利益冲突，也会使它不能实现公平分配的职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否定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至少，它们为未来的实践留下丰富的思想资料，留下可供选择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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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余文烈、姜辉：《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载《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3-4期连载。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3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入研究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深化了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即发展目的、本质、要求、模式、路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1、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的有了更清醒的把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价值目的的明确回答。

2、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和本质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离开了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不快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好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对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此后不久，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这表明我们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质量和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个词序的变化，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认识的深化，是对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认识的深化。

3、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更全面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实施“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以及主要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些科学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要求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要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举措。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又可以体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举措。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安居乐业，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才得以充分体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才得以巩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系统回答了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怎样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重大问题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对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探索，特别是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阐述，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1、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先进性是党的生命，先进性建设是执政党最根本的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论述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总结了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建设的经验，而且对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在实践上，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了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对于能否长期执政至关重要。为提高全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总结了党的执政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不断提高我们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种能力。《决定》提出的“五大执政能力”建设，不仅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是我国建国以来领导思维和执政路径的一次飞跃。

四、深化了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科学回答了我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怎样建设新农村的重大问题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和谐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和战略举措。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4

Abstract:Thetendencyofopeningisoneofthemostimportantfeaturesofthetheoreticalsystem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isarticleshowswhythissystemshouldbebuiltandhowtoimproveitfromthehistoricalaspectandphilosophicalaspect.

Keywords:theoreticalsystem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endencyofopening;DengXiaopingtheory;importantthoughtofThreeRepresents;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首先是邓小平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当时背景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主要是从实践层面进行阐发。真正从理论上实现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体系整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先进行完整意义阐释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突破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性的意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也从不拒斥任何形式的先进文明成果，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步伐，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是由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哲学基础所决定的。

一、从历史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开始进行艰辛的探索。邓小平同志在前辈探索的基础，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教条式理解桎梏还未完全破除。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确了我们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而不是普适性的；二是对于马列主义也好，思想也好，都应该紧密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本本。1987年，党的十三大已经明确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十四大提炼该理论的思路则开始清晰起来。正如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1997年，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二十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并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3］这一提法将邓小平理论的本质、根基和地位做了明确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十六大要求全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号召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十六大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了继邓小平理论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形态之一［4］。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5］党的十七大顺应了十六大提出的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的理论创新要求，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归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体现出几次理论飞跃的一脉相承性，又体现了它们之间共同的终极目标。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有两个特点充分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成果的核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即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研究作为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应该如何加强执政能力，而无论是弄清概念也好，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也好，始终都是为了发展。如果这其中任何一个理论成果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断然不可能实现这样的逻辑链的。既然迄今为止的三大理论成果都不是封闭的体系，就没有理由推论，作为成果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封闭的。二是作为开放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孕育和发展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的，作为开放体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和发展出了科学发展观。每一次理论的飞跃，都是对前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从实践中获得，不断地为实践所检验，又服务于实践的，每一种新的理论的诞生无不打上“实践”的烙印。

从认识过程本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从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这说明这个体系还远远没有完善，必须在创新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具体到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简单的平均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活力。到了九十年代剧变，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促使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从多方面进行更为深刻和深入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继续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稳定了民心，明确了方向，促进了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健康的发展。八十年代末，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党内腐败现象增多，党的建设问题日渐凸显出来。同志洞察到这些问题，适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严整党风，树立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同志延续了这一做法，进行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践行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想，根据现实国情，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五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此可见，与现实密切联系的三大理论成果，无一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一不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这一点，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从总的脉络上来讲，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理论的“继发形态”，而科学发展观则是这一理论的最新成果，十七大论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对这前后相继的三个形态的一次大“整合”［6］。这个整合后的理论体系，显然，依旧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

二、从哲学角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而这种哲学本身就是发展的、革命的、开放的，这直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具有开放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存在具有无限复杂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运动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就是要始终把这一体系的产生、完善和发展当作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要义。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从来不承认任何终级真理，它总是把发展的现阶段当作继续发展的起点，反对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僵化的概念体系中。这个扬弃过程是在对客观世界充分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各种运动形式的抽象、概括和总结，并且随着运动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顺应了中国的现实国情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认为，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各国可以并且必须根据现实选择不同的建国和和治国道路，这体现了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在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发展就是这个统一体内部各种矛盾运动变化的产物，就是这些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事物不断被否定，新事物不断出现，只有这样，整个系统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这些都注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封闭的体系没有发展，或者只是有限地发展。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因为，无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还是以社会为环境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主体的，而人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整个社会处在动态的进程中，开放性是系统运动的重要源泉。并且，由于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接受新鲜事物。从人的劳动实践出发，以人为本，坚持与时俱进，使社会主义先进的生产关系不仅适应、而且积极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换句话说，只有在全人类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才可能实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具体地说，就是在发展路径上，它总是不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民族文化的精华，从世界各国文明中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特别是新的科技成果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它总是在同各种文化、社会思潮的碰撞交锋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完善自己的理论形式［7］。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来讲，在阶级社会里，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它不会停止在某一个既得利益阶段上，它总是在不断开拓前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道路。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允许封闭，也不能封闭。

总的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观、发展观、改革观、创新观和群众观，吸收了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社会管理等学科的优秀成果，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前瞻性、实践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开放性特点的科学理论体系［8］。

三、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态特征，是其所具有的发展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这个理论体系不是凝固的和封闭的，它将适应时展的潮流，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和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以及在融会、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新的创造的过程当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实现理论体系自身的丰富和发展［9］。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自我封闭，从不保守僵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在开放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没有终结，也不会停滞，而是为后人对其进一步丰富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开放性地发展。牢牢把握开放性，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性体系的秘密就在于：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吸收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不断地发展进步，本身就有开放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理论研究，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等各种先进成果。其次，根植于现实，而现实是千变万化的，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不断地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在各项工作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从实践中学习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以现实国情为基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理论终归要为实践服务，而不是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再次，顺应时代的需要，而认清时代潮流本身及在一定前瞻性的基础上顺应，要求任何一个体系不能是独立的，而只能在全球背景下发展，这个前提体现在对于其他文明的态度。这要求我们要摒除民族偏见，克服地域歧视，以谦虚之心对待他人。同时，学会在繁杂的信息化浪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有益元素，做到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团结和吸纳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归根结底，落实到为人民服务中来。在境界上，要求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党员，真正能拥有一种既能仰望星空、又要立足现实的积极生存状态，只有如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从理想走到现实。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3.

[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p10.

[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p9～10.

[4]齐卫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之基和思想之源[J].思想理论教育.2008(1).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p11～12.

[6]陆剑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次新的“正名”和“整合”[J].南京社会科学.2007(12).

[7]梅荣政.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12).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5

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观点，积极开展社会建设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创新建设思路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与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真领会总书记的这段话，就会感到其中寓意十分深刻：首先，社会建设理论是一个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更为宏观的概念，其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其次，提出社会建设理论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然而，和谐社会建设，并未穷尽我国社会建设的创新思路，恰恰相反，它为我国的社会建设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再次，社会建设理论为我国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社会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建设这一创新理论成果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总书记提出的社会建设理论。

二、历练执政能力

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为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挖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有助于提高各级党组织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能力。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善；同时，为党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为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贯彻党的社会建设方针，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统筹全局、宏观指导和科学领导的作用，要经常分析社会建设状况，及时了解涉及和谐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和谐社会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认真研究和解决社会建设中重大和突出的问题。二是有助于提高党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开阔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环境，提高了党关注社会建设，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解决党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党为民、务实、清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党的任务更加繁重，从事的建设领域更为宽广，全党同志必须更加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增强了党在完成四位一体的建设任务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自身的建设，建立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机制，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三是有助于提高密切联系群众、增强感召力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搞好社会建设。全体党员只有充分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才能在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党在整个社会弘扬正气，从而提高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四是有助于民族创新意识、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新本领、新知识的能力，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努力适应工作环境扩大、工作任务加重的新形势，努力学习，勇于实践。这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丰富和发展社会建设理论的过程。可以相信，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在社会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创新理论一定会不断出现，创新成果一定会大量涌现，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三、完善建设措施

总书记不仅提出了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开展社会建设，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采取的措施：一是提出采取十项措施做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工作。这些措施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而且强调“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全面、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二是要注意四个建设领域的差异。社会建设，侧重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优化。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推进这个新领域的工作，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领域；还要注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逐步认识了这些建设领域的特点，不断深化认识其发展规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社会建设领域则不同，在以往的建设中虽然也积累了经验，但作为一个新领域进行全面建设，必然要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既不能用抓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来抓社会建设，又不能只顾抓社会建设忽视了其他三个领域的建设，更不能忽视与它们的协调。正确的方法是：积极认识和努力把握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同时要注意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联系和协调，使四位一体的建设事业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三是要注意抓好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把社会建设任务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同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还要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社会建设目标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而且要不断地检查社会建设目标的执行情况，以便进一步改进。四是要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高效的社会建设机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从建立社会建设机制方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种机制的基本点是：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迅速快捷地反馈各种社会信息，了解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6

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推进，社会主义本质也随之日益丰富，社会主义优越性逐渐体现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针对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阐明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与时俱进的新发展。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来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本质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深刻地揭示了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更高的层面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的。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根本源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衡量某种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步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判断它是否适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2]。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生产力观点，指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荃础，离开了这一点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根本，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三个代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发展，凝结了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与根本要求就是代表和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邓小平则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LI丁。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仁4]。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其纲领和实践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始终走在先进生产力的前列，忠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健全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带领全国人民尽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浪潮，又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战略，增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进步、党的宗旨的实现和先进性的弘扬就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其本质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理应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科学论断，不仅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三个代表”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第一个方面提出来，突出了“生产力”的理念，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准确把握和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观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历史证明，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先进的文化推动社会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指出:“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4]。在当代中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适应。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先进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看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反复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需要先进文化的智力支持和文化依托，没有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知识、理论武装，就难以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有更大的作为。同样，先进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最新经济运行方式和新科技手段的介人，否则，文化发展就难以有更大的实力。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论述，突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全面发展思想，体现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本质要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坚持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观，它既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又高度重视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思想体系，作为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而来的，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二个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其精神实质就在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体现在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建设。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民族的重要力量和体现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党只有坚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个代表”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统一起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高度，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又从精神文化层面上揭示出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和任务，从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自觉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概括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4〕。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灵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内容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5]。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的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地寻求自己的解放，它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向人民负责，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惟一、根本的宗旨，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一早就说过:‘“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邓小平在揭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最紧密的本质联系之后，紧接着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突出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目标和要求，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本质。这是与其他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特别是“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现了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义和价值。邓小平始终强调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来衡量党的各项工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目标和归宿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继承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4]。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一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4]。我们党的所有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4]。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贯穿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主线和灵魂。从根本_1二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它一贯忠实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到党的建设的高度，发展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的集中体现和进一步深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求党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础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切切实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还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真正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是人民的公仆的党建思想。他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并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观点，把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放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终的落脚点。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是为了更好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学习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而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新形势下的重新概括，其具体内容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

3.在坚持“三位一体”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论断。基本路线中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富强、民主、文明”是“三位”，“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体”。首先看“三位”，显然“富强、民主、文明”分别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对应，从而保证了理论思维上的逻辑一致性。仅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毕竟精神文明不能涵盖政治文明的全部内容，尽管其中也包含政治文明的因素。所以，同志在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基本关系时就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川(勿)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提出的三大文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三位”的逻辑一致性，可以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再看“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提出时就带着中国特色。邓小平论述小康社会时，就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作过比较。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sl(})},0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fsl(}0)同志在邓小平“小康社会”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毫无疑问也存在着中西比较的内涵，虽然没有说超过，但为了中华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上，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否定，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框架下，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作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为分析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体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同任何理论的形成一样，之所以形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理论，还有着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只有以这个方法论体系为指导，才能正确分析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作为方法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既有思考问题的基本观点，又有着评价问题的基本立场。撇开众多具体方法不谈，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必须善于运用辩证发展和普遍联系的系统分析方法。这三个“必须”是形成和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从这三个“必须”，我们也可以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7

材料二：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材料三：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下午进行经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材料四：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二、含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①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②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③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④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⑤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三、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需要。我们只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才能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巩固改革成果，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社会中项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最终确保改革、发展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定团结。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无进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本世纪头20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才能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解决中国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发展什么的问题，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社会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进一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是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

7、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民主法治，维护社会以平和正义，使全体人民诚信友爱，社会发定有序，实现政通人和、社会美好和谐。

四、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3）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4）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5）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6）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五、题目1：材料一：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材料二：建立和谐社会新理念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来，已在国人中取得广泛共识。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建立“和谐社会”集思广益，见仁见智。“和谐社会”议题成为本次“两会”亮点中之亮点。

请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问题：

1、请你对“和谐社会”议题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2、请你展开自己的想象，描绘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壮丽景象。

3、你所在的地区是否存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合拍的现象？请举例说明。

4、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请你为当地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献计献策。

题目2：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1）请运用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材料中所叙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8

一、法治的意义追问 什么是法治？让我们从几个事例说起。 美国的“查尔斯河桥案”。1785年，一家公司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造了座桥，收取过桥费，1828年，另一家公司在查尔斯河上又造了一座桥，做同样的买卖。1831年，前者将后者诉之法院。183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并由此得出一条规则：公司执照的合法性应严格地从是否有利于公众这一点来决定。 德国的“磨坊案”。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1797—1888年）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登高远眺，视线却被紧挨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坊。不料无论“钦差”出多高的价钱，这个磨坊主就是不卖，他认准一个理：这座磨坊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气急败坏的“钦差”就把磨坊拆了。磨坊主不服，要告皇帝，好心的邻居劝他不要告，告也白告。但是这个磨坊主说，我相信我们德国的法律是大于国王的。于是他将威廉一世告上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这状告本国君主的案子。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擅用王权，拆毁由私人拥有的房屋，违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应立即重建一座磨坊，并赔偿损失费150塔勒。”皇帝只好执行，磨坊得以恢复原状。 物是人非。数十年后，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威廉二世，说要将磨坊卖给他。二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应当永远保留。于是便亲笔回信：“可爱的邻人，我怎么忍心让你丢掉这份产业？你应当竭力保住这份产业，并传之子孙，使其世世代代在你家主权之下。这件事与我们国家关系极大，这座磨坊应当长期保留下来，以作为我们国家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纪念。你现在很困难，我十分同情，今赠给你6000塔勒，供你偿还债务。你亲爱的邻人威廉复。”磨坊主的儿子收到威廉二世的信以后，再不提及出售磨坊这件事，并且教育其子孙珍惜这份祖产。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仍然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每年都吸引不少观光者，特别是一些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以观摩磨坊为自己从业的必经程序。 在1950年代的反右中，青海省某国有牧场有党员20多人，按照上面的规定有一个右派名额，于是组织党员讨论谁是右派，讨论了两天没有结果。最后一个老党员挺身而出，他说，现在党很困难，需要一个人去当右派，我去。结果，第二天他就被扫地出门，一切待遇（权利）都没有了。1966年，一个非政府的文件（5？16通知）就结束了所有法律的效力，造反派以暴力取代了大部分合法的国家机构，全国上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依据1954宪法选举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当刘少奇拿出宪法主张自己是合法的国家主席时，红卫兵将宪法扔在了地下。 清咸丰年间，天津附近的海河上历来有二个渡口：窑洼和堤头，二者间相距10里。一个姓崔的混混在两地间新开设一个渡口，与前二者抢生意。三家发生了争执。窑洼和堤头二帮人就在崔混混新设的渡口处架起了一个大油锅，将油烧滚，对姓崔的说，如果你敢跳进油锅，就可以永远开设这个渡口。崔听说后，立即纵向跳进油锅，当场烫死。后来，这个渡口就由崔的子孙永远开了下去。 通过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法治是什么？最直白的说法就是，纠纷最终由法官按照法律说了算，国家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必须在法律之下运作。在西语中，就是Rule of Law，法律的规制。Rule by Law不是法治，那是人治，人用法律来治他人。 二、法治的历史之源 法治观念源于古希腊，是古希腊思想家们关于法律与“哲人”在国家政治运行中的作用问题争论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国家形成初期，人们便遇到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早期的雅典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制。知识界首先反对贵族制，提倡“优秀人”的统治，商人出生的毕达哥拉斯和贵族出身的赫拉克利特都是“优秀人统治”的倡导者。但他们同时都主张法律的统治，即精英们要依法统治。 “优秀人”的统治是针对贵族（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而提出来的，具有合理性，但最后却走向极端，演变为柏拉图的“哲人”统治理论。亚里士多德起而批驳其师的“哲人”统治理论，提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经典的法治理论。他 说：“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说应该有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因素”。 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阐明了法治的核心含义并论述了法治优于人治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主要理由有：（1）法治符合正义，人治不正义，因为人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应当大家互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一个人统治不合正义；（2）众人比一人聪明。亚氏认为，法治是依照法律治理，而法律是众多聪明人制定的，所以法治实为众多聪明人治理，许多聪明人比一个聪明人（哲人）更聪明，他打比方说，众人办的宴席总比一个人办的宴席要丰盛。（3）法无感情。法律无感情，所以不会感情用事，容易达到公正；而再好的人都会有感情，有感情就会出偏差；（4）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哲人说的话前后不一致，而且不如法律明确；（5）个人精力有限。亚氏说，个人日理万机事实上不可能，还是要依靠官僚统治，与其由统治者选择官僚，由官僚进行统治，还不如一开始法律就把一切都规定好了。针对部分人认为现在法律不完备需要人治，亚氏说：问题是由谁去完备，是一个人还是大家？要是众人去完备，这就是法治。亚里士多德这些实行法治的理由自古至今从未遇到有力的反驳。在启蒙运动中，思想界几乎一边倒——提倡法治，极少数提倡人治的人们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像霍布斯这样的舌辩之士，也只能喃喃地说：“法的统治，不可思议”云云。 务实的罗马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就用行动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为了限制执政官的任意权力对人民的侵犯，罗马人要“拟定各种法律来规定执政官的权力，任何高悬于人民头上的法律，都得是他们自己给予执政官的，这些，而且只有这些，才是他可以引用的，绝不许他们把自己的放肆和任性当法律。” 罗马人的实践与斯多噶学派法治观的结合，产生了罗马人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法治观。在实践上，古罗马也是一度实行法治的，服从法律是罗马社会的共识和优良传统。连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一封信中也指出：“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为依据。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 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的一统天下为法治争得一席之地，他认为立法者（皇帝）应当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 近代的自然法学派除少数学者外（例如霍布斯）都是法治论者。他们无不从人民主权的高度为法治立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治权，治权必须依照人民制定的法律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洛克认为公民社会只能依法治理，不依法治理就等于公民都守法而只有君主一人处于自然状态，那是比自然状态更坏的状态，那就违背了社会契约，与人民组成政府的目的不符。孟德斯鸠则在对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以后得出法治的结论：“没有法治，国家便将腐化、堕落。” 孟氏并且提出实行法治的方法：制定好的法律，司法按程序办事，人人守法，君主特别要守法，不得滥用权力，实行分权等等。卢梭则提倡法律至上。为实行法治，他主张司法独立，法律应当以自由为内容。 经过两个世纪的法治启蒙以后，西方人开始组建自己的法治社会。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西方开展大规模立宪和法律改革运动。到20世纪，大部分发达国家先后走上了法治之路，一些非法治的国家却走上了法西斯之路。二次大战中劫后余生的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经过十多年的改造，也逐步实现了法治。1959年，世界法学家在印度德里召开法治讨论会，1961年各国法学家又在尼日利亚首都讨论法治问题。1966年，法治精神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宣示。自此，法治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冷战结束以后，法治观念进一步向东方扩展，成为进步人类的共识。 理解法治这一概念需要正确理解儒法两家的争论。 儒法两家的争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所争论的核心概念：礼（道德）、法的含义是什么；二是他们是在什么层面上发生的争论。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所讲的法与今天的不同，当时的法是刑法，甚至是“刑罚”，并不包括我们今天的民法、宪法，这一点在法家的著作中是非常清楚的。而儒家所讲的礼，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宗教礼仪、法律（比如民法）、习惯。就两家关于德与刑发生的争论而言，是发生在帝王工具意义上的：德与法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在这一点上两家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法家主张“缘法而治”，而儒家主张“德主刑辅”。由此可知，儒法两家都是人治论者：他们都主张帝王治天下，只是治理的手段有些差别而已。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儒家与法家等量齐观。儒家思想中的“礼治”与“德政”思想却有某些法治色彩的。因为儒家的礼治与德政有针对帝王的一面，礼治与德政是对统治者的规范性要求。同时许多礼是现代意义的法概念的外延：国家机关相互关系与帝王的行为规范（祭天地之礼、君臣之礼）。德政之“德”是统治者的统治行为中的道德规范，不是今天用来治百姓的道德。所以，法家的法治决非今天的法治，儒家的礼治也并非完全的人治。相比而言，儒家思想更接近于法治。当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臬陶为士，瞽叟（舜的父亲）杀人，则如之何”时，孟子干脆利落地回答：“执之而已矣！”（《尽心》）。这清楚表明儒家不但不否认法的作用，他们甚至主张统治者要遵守、起码是尊重法律。 可惜的是，在中国法律与法观念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法治观念被法家的“法治”、“垂法而治”观念曲解，使法治这一重要的观念法家化而失去意义。始作俑者梁启超。宣统元年（1909年）梁公作《管子评传》，文中将西方法治理解为“以法为治”，用法家之“垂法而治”去诠释西方法治，使西方法治观失去价值内涵。梁公说：“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 梁公认为，即使在专制国，也未有舍法家之精神而为治者也。子产、商君、诸葛武侯、王安石、张江陵、胡文忠等都是法家。梁启超的错误早经同时代的沈家本匡正。早在1911年沈氏就贤明地指出：“抑知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围。两者相衡，判然有别。则以申韩议泰西，亦无究厥宗旨耳。” 所幸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之法治已经为法学界共识。 法家之“法治”即“垂法而治”，实为“刑治”、“罚治”，是人治之尤，与今日之法治不可同日而语。其主要区别在于：（1）治理的主体不同。垂法而治的治理主体是君主或不受法律约束的统治者，而法治的主体则是人民。法治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者和被治者的地位不是恒定的，而是依法轮流的；（2）治理的客体不同。垂法而治的治理客体是人民，不包含君主、统治者本身，而法治的客体从广义来说是全体公民，因为人人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从狭义上看，人民是治理主体则政府为治理客体。（3）目的不同。垂法而治追求的是统治者的私利，其最高、最终目标是维持统治秩序；法治的目的则为人民利益和正义。（4）法律的价值内涵不同。“垂法而治”的法处处体现了统治需要，以等级特权、权力至上为特点。法治的法则以人民利益（或全体有政治参与权的人的利益）为最高法律，自由、平等、权利是其核心价值。 当然，话得说回来，法家之“缘法而治”的思想比起那种“无法无天”的、鼓吹任意统治的法西斯思想来说还是要进步得多，他们在强调依照刑法治理刑狱这一意义上，有刑事上的形式法治意义。 三、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法治思想与实践 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一，社会主义思想中有没有法治思想？回答是肯定的。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有法治的萌芽。在公元前18世纪的克里特，就有人民大会，按照人民大会决定治理的社会无疑具有法治色彩。公元前15世纪的迈锡尼王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与其他公民一样，国王也是“人民的佃户”，土地按法律分配，这是明显的法治。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创始人是柏拉图。柏拉图在总体上是个人治论者，这对后世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柏拉图思想中并非没有法治的内容。在他晚年所写的《法律篇》中就贯彻了法治思想。柏拉图终身为寻求政治正义而奋斗，他先是主张“哲人之治”，这当然是人治的，他为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培养哲学家，想让统治者成为哲 学家，但是都不成功。在60多岁的时候，他第三次去西西里岛，试图教育新上台的年轻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但是却被出卖为奴。这次的失败使柏拉图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哲人统治者”无法找到，他转而寻求“第二好的统。治”（第一好的仍然是人治）——法治，他将法律比作金子做的最纯洁的“绳子”。在实践中，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的是法治，当然，这是种族奴隶制基础上的法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也有法治思想，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从社会规模到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到纠纷解决方式等都有法治的内容，当然，法治在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有没有法治思想？长期以来人们将马克思恩格斯与人治相联系，似乎他们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莫大误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与解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等都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我们将他们作为手段的东西当作了目的，而将目的遗忘。这是导致斯大林式专制主义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早年的马克思就指出自由是人的本质，社会的发展是人的自由不断实现的过程。他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在描述他们理想的社会的时候，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同样的观点：未来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恩格斯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崇高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谈到人与国家（包括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时候，马克思认为，要使人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就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 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的自由是目的，是他们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社会形态都只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它必须以人的自由即人权为原则。 既然人的自由与人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目的，而社会主义等只是手段，那么，人的自由就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人的自由与人权相悖的任何制度都与有违社会主义的本质，都必须放弃。自由、权利、平等这些概念都是规范性的概念， 人的自由与解放只有在法治中才能存在，一个人统治人的社会不可能有人的自由，只有人人服从法律的社会才可能是自由的，这再清楚不过了。由是观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 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确立 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由于复杂的原因，他们的继承人逐渐将马克思恩格斯达于目的的手段绝对化，而将他们追求的目标逐渐淡忘。从而形成了人治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强制集体化和血腥的“肃反”运动中，随着成千上万正直的共产党人被无情地消灭，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正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法制建设和法观念方面全盘苏化，苏联人治思想与中国千年人治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人治观念。1957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传播和政治运动不断，人治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被信奉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法治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受到抵制与排斥。1957年反右运动中主张法治的人（其实只是主张发挥法的作用而已）大多被打成右派，法治遂成理论禁区。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法制建设带来了春天，鉴于文革中无法无天现象带来的种种罪孽，邓小平等老干部开始提倡法制（不是法治），开始制定法律，这对于为法治正名起到前期准备的作用，但是接受法治观念却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社会阵痛。从1979年开始，人们开始了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1979年在东北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法治与人治结合论。当时的观点主要有四：（1）取消论。此说以为人制定法，人高于法，统治只能是人对人的统治，死的法 不可能统治人，所以法治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表现，与唯物史观对立，不科学，应予取消。（2）结合论，即法治人治应当结合。理由是：法治人治是统治阶级治国的两种方法，“封建统治阶级侧重人治，但也并不轻视法治”，“资产阶级厉行法治，并不能说明他排斥人治”，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法的实施离不开人，所以必须有人治；统治必须以法律为工具，所以要法治，两者不可分离。（3）社会主义人治论，此说以为社会主义需要人治，社会主义人治“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任贤使能。”？（4）法治论。前三种观点实际上都是人治论的不同表现形式。“取消论”取消法治，实质提倡人治；结合论将法治看作发挥法的作用，内中的主张也是人治；社会主义人治论当然是地道的、明白的人治论。从发表的文章的篇数及社会接受程度来看，人治论仍是强势理论，真正的法治论仍然曲高和寡，仍未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命运。后来由于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法治，共产党的权威往那里放？于是，问题又回到了50年代，讲法治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法治讨论以失败告终。1985年后又有少量介绍苏联法治理论的文章，但不久再度沉寂。 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法学界再次掀起了思想解放高潮，法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1996年春天，中共中央领导人听了“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讲座，在该次讲座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1997年，中共中央召开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13条决定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法治取得了宪法规范的效力，法治最终站稳了脚跟，现在，连那些当初将法治打入18层地狱的人也在那里讲法治了。当然，作为现实，法治在中国还有相当的路要走，我们目前仍然缺乏对法律必要尊重的观念与制度。 五、现代法治的主要内容 法治（rule of law，或supremacy of law或rule according to law）的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在德语国家以法治国家（Retchtsstaat）一词表达相同的含义。最早指出法治含义的是亚里士多德。亚氏认为法治有二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普遍守法与良法。 启蒙学者讲法治都与权利、自由、平等相关，但很少明确指出法治含义，英国宪法学家戴雪（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将法治要素归纳为三：（1）人民非依法定程序、并在普通法院前证明其违法，不受处罚；（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宪法为法院保障人权的结果，而非人权之来源。德国人在启蒙运动中虽然接受了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但其早期法治观只强调守法、法律得到严格执行，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到本世纪30年代，德国人转而强调纯实质意义的“法治”，“正义之治”，而正义又由希特勒等权力意志随意解释，结果是不仅没有实质法治，连形式法治也全部丧失，有的只是法治口号下的法西斯专制。战后德国人转向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认识法治。 对法治的形式意义（人人遵守法律或法律的普遍性）大家没有歧义，对于实质意义即什么是良法大家虽有分歧，但是由于希特勒这个老师的教育，人们对良法的基本内容还是很快达成了共识：人权。为了保障人权就必须控制权力。因此，战后法学家们从都人权和限制权力的角度讨论法治。1959年的《德里宣言》将法治归纳为三条：（1）立法机关的职能 在于创设和维护以使每个人保持“人格尊严”的种种条件；（2）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职业自由。1961年1月，各国法学家又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召开“法学家代表大会”，对德里宣言作了修改，称为“拉各斯法则”（Law of lagos）。 进入19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重视程序公正的研究，将程序公正纳入法治，强调良好的法律表达形式。同时将保证上述三层法治含义得以实现的基本制度建构也纳入。这样，法治的内涵或原则就包括四方面的内容：法的普遍遵守、良法的实体（内在）价值、良法的程序（外在）价值和基本制度原则。下面分述之。 1.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法律至上包括法律内部秩序和法律与外部权威的关系两方面。就法律内部秩序言之，指宪法至上和法律位阶制度之维护。宪法处于法律位阶的顶端，一切其他法律违反宪法无效，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规章和命令。宪法至上要求宪法是真正的可以适用的法律，不能是中看不中用的悬置的“最高规范”。就法律与外部权威关系言之，表现有三：法律高于任何权力、法律高于任何其他规范、法律高于任何个人。任何权力（包括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都必须在法律之下。任何国家权力（包括各种实质上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社会权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受法律约束，违法行使权力要承担法律责任。立法权的行使必须遵守宪法、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人类基本价值准则。法律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任何其他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政党的政策、纪律、社会自治规范等）与法律冲突无效。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团体人）的权威都在法律之下，任何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不承认有法上公民或法上团体。 2.良法的实体内容。良法的实体内容指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 3.良法的程序内容。良好的法律不但要求内在价值善，也要求有善的形式。良法的形式通常指：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明确性、公开性、法律的普遍性（不得制定针对具体个人的立法）、不矛盾性（法律不得相互矛盾）、法律的可行性、法律的安定性等等。这些程序内容富勒称为法律的“内在道德”。 4.维护、体现法治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各家表述差异很大，比较一致的有：（1）国家机关分权制衡原则。为了保障国家机关遵守法律，必须建立国家机关间的牵制关系，使这种牵制关系成为保障国家机关遵守法律的力量。（2）司法独立。法治社会里负有维护法律尊严使命的司法机关必须独立才能公正、中立地行使职权，因而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3）司法审查。这包括司法对行政与立法的审查。法律控制权力是法治的真谛，立法权与行政权是法律控制的重点对象。法律控制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制度主要是司法审查制度，所以司法审查刑事就成为法治的第三个基本制度。 六、法治再次成为中国选择的意义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前者是以人（个人或人的群体）为最高权威、以人为正当性最终依据的社会组织原则，而法治是以优良的规范为最高权威的社会组织原则，前者必然保持甚至追求人的不平等，而后者只能追求人的平等与公平。对于古代社会，法治的原则就是所有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而对于现代社会，则是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法治最终必然会带来人的自由与解放，而人治则必然是人的等级与对人权的侵犯。对于我国来说，法治再次成为社会的共识具有重大的意义。择其要者如下： 1、认识论意义：实现对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由于复杂的原因，人们长期以来侧重从经济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将市场经济让给资本主义独占。结果使社会主义的路越走越窄。邓小平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大胆提出了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于我国人说， 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走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飞跃，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认识的飞跃，是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从人治社会主义到法治社会主义的飞跃是人们对 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这是人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属性认识的飞跃。长期以来，人们将人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将法治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即使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治”仍然是强势理论。在其后的10多年中，人们或是以“法制”取代“法治”，或是侧重法治的姓资姓社的区别反对法治有其普适性内容。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无疑将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如果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将使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最终站稳脚跟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开辟全新的广阔道路。 2、伦理意义：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在规则面前的独立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人的发展的大敌。法治是以人格独立为前提的，只有它才能培养正常的人格：自信、自尊、负责、讲信用。这些都为人的自由与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社会条件。同时，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更不是个人的任意统治，它只是以人民制定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主而没有法治是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和最高指示治国带来的灾难应当永远记取。法治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需要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遇，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一个处在他人任意之下的人是无法自由发展的；同样，一个对他人有任意处置之权的人也是无法自由发展的：他发展了自己的兽性而压制了理性——对他人的尊重。怎样才能保证人人平等？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遵守共同的良法，这就是法治。 3、功利意义：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古希腊罗马有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人们在其上建立了法治社会；中世纪商品经济衰落，法治也随之衰落；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西方高度发达的法治相一致，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们可能大多知道英国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想必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也是现代法治的发祥地。正是有了法治，才使英国这个当时只有区区300万人的岛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反观东方小农社会，没有一个能建成法治社会，这足以促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联系。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全国上下就是一个大工厂，这个大工厂的原料分配、产品流通、人员的配备、对外贸易无不由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干预。计划经济内在地要求人治。市场经济则不然。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内在结构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要求主体的地位平等，要求自由、自主地决定经济行为并对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要求权利的充分保障；市场经济要求人们行为的高度规范化、高度可预测性，因此要求规范的权威而不是人的权威、权力的权威。总而言之，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立法，要求法律的至上权威、要求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这一切就是法治。 法治是社会稳定地、正常地发展的需要。社会的稳定、正常发展需要行为的高度规范化，要求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优良的立法，特别要限制统治者的任意对社会的急剧调整，当然还有防止以权谋私。法律一旦对权力失控，即使主观上想做好事的统治者也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我们且不说大跃进、公社化之类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的破坏，就是几年一个周期的盲目发展、大幅整顿这种权力经济模式，使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般需要法治的话，那么现代化社会就更离不开法治。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掌握着高新技术和强大的物质力量，如不依法办事，权力大于法律，则权力对人民权利具有比古代社会更大的侵犯性，因而可能带来的破坏力也更大。现代社会的社会化程度是农业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是脆弱，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问题将很快波及全局。社会化程度高本身意味着对秩序、规范的需求程度高。所以现代社会如不实现法治，不但难以发展，最终连起码的社会稳定也难达到。 社会稳定的另一个大敌无疑是腐败，而法治是防止统治者腐化变质的需要。人治即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其运转的必然结果是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为其原因深深扎根于人性之中。现代法治就 是作为腐败、滥权的直接对立物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法治原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制度是腐败的克星。法治意味着人民选举、罢免官员、任期制，这可以防止私下授受官职、制止买官卖官，减少不称职者入围，及时清除不称职者，防止终身制必然带来的反社会利益集团；法治意味着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人民权利可以成为政府权力的有效牵制力量；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权力行使的规范化、合法化，这样，权力的含金量会降低，权、钱交易难度增大；法治意味着为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竞争的机遇，人们不会依靠权力的恩赐而生活，权力买方市场将萎缩；法治意味着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使司法机关真正成为社会公正的护卫者，避免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本身也加入钱权交易的行列。 七、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按规则生活是人类社会的起码要求，法治的核心意义是平等的人们按照良好的规则生活，即人人生活在以自由为归指的规则下面，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人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最低要求，因此，法治就构成社会主义的底线，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虽然法治在中国还远非现实，但是，法治在中国取得正当性的意义却不能低估，它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的走向与中国人的命运。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

（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

（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

（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05 ― 02

一、引言

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只有努力发展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先进文化建设，创新文化理论，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二者虽然形成时期不同，却保持了党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连贯性。同时基于不同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针对文化建设的目标、内容、内涵有了新的突破和提升，达到了新的境界和高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一致性

（一）二者都坚持文化指导思想的一元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都始终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不仅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还影响着文化建设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过程。〔1〕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正确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地掌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预见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明确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才能制定出文化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二者都强调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关键

坚持党对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文化建设先进性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而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也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新时期，要继续保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提高党在文化创新上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加强对中国先进文化的领导和传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先进文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和关键因素。

（三）二者都指出文化统一战线是文化建设的法宝

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志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2〕文化统一战线的创立，不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中不但没有放松，而且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大力加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一些领域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封建文化和腐朽文化侵蚀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出现信仰危机的警报;农村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城市社区文化尚不完善，文化事业受到诸多消极因素的严重影响。同时，国外与国内敌对分子相互勾结，分裂祖国，阻挠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强势进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继续取得文化建设的成功，广大文化工作者不仅联合内部各条战线，而且联合其它各条战线的工作者，不断加强思想宣传，提高思想境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共同加强文化建设的堡垒，巩固和加强了文化统一战线，使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沿着先进的方向发展。

（四）二者都遵循文化继承、发展和文化借鉴的正确方针

任何文化要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也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即要处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外”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强调要注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求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必须结合起来，既要汲取积极合理成分，也要摒弃和抵制消极落后的因素。同志关于文化继承、发展和文化借鉴的思想为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解答和正确的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开放的，能够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借鉴外来文化，做到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面向世界、博采众长。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坚持文化继承、发展与文化借鉴相结合的方针，汲取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营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而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提升了文化建设的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的是一大批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斗争者、革命者。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斗争服务的，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忱，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不仅是大批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接班人，更需要广大有知识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对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要求和标准，这一目标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科学。

（二）拓展了文化建设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志从“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思想出发，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要求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也确实对推动革命斗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大的效用。然而，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实践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更多的被强调为意识形态性质和思想政治功能，人们更加看重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功效，能够更好的激发和号召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信心，而其科学文化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正是由于当时党在文化建设上的这种功利性态度，使得当时的文化建设成为单一的思想建设，除了革命文化之外，其他的文化形式都被忽视和排斥，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和模式是违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了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党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丰富了文化建设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特点，但其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内涵却存在差别。

从民族性角度看，二者都主张民族文化的平等和独立，要求文化的民族形式和内容，对民族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和方针。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3〕 可见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奴役和压迫，主张建立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民族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斗争性、革命性，突出的是文化的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反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主张实现民族繁荣、国家富强的民族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独特性、发展性，不仅凸显文化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坚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展现出更高的层次和内涵。

从科学性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文化内容的科学性提出了严格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除了要求文化内容的科学性，还强调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提倡文化建设的科学精神。

从大众性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强调人民大众是文化建设的源泉、主体和服务对象。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的人民大众则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它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现人民大众的发展为目的，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涵盖的范围更广，服务目标更高。

结语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大文化理论创新成果，其文化建设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看作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第一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则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二者继续坚持了党先进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参 考 文 献〕

〔1〕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1

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回答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标志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

首先,精神文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否定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经验的历史性凝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文化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对于肃清封建思想在社会中的残余、对于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文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

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

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二、先进文化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三、和谐文化理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2

关于“文明”的概念，西方大多数进步思想家和学者是从“进步的文化”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文明”是特指与蒙昧社会和野蛮相区别的历史阶段，是反映历史（文化）进步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显然，政治文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利、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文化和理念、政治运行规则和政治行为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彼此沟通和协调发展的统一体；是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政治智慧的运用艺术，是人们改造世界所获得政治成果和政治发展和进步状态的总和，是人类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色且发展水平不同，所以政治文明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和不断演进的。

事实上，人类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活以来，就不断探求政治生活的奥秘及其本质，思索人类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设计符合人类本性的政治生活模式、追求和谐、美好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是与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越发展，社会越发展，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就越高。人类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又依据一定的条件而发生改变，旧的文明衰落了，新的文明又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由此推动政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政治文明都不是抽象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政治文明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穿越了悠久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经由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进入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从政治文明的国家制度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有序运作的构架机制，体现为各种政治要素的内容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方式及其原则的法定性、制度性规定。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和活动。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5页。）“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因此，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度民主。

同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人民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本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人权和民利的根本手段。这三者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外在表现和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具体化。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

第二，绝大多数人享有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形态加以分析，还应从公民形态来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一是作为个人的人存在，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类的存在。人类政治生活可以分为国家形态和公民形态两个层面。从公民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垄断和享有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真正享有政治权利，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政治权利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自由，表明的是公民作为政治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依法治国并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

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承担政治义务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政治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的完善为最终目标。人类社会政治权利是随着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享有自由权、平等权和民，直接参加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来参与分配利益的权利和决定资源增益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生活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通过选举权来选择公共权力行使者；通过代议制等形式来行使制宪权、修宪权和普通法律创制权；通过被选举权、任命等形式行使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使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限于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还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获得政治生活信息的权利等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确认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且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日益完善的政治利益的表达机制、政治信息的传递机制、政治决策的参与机制、政治权利的实现与保护机制、政治利益整合机制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

人类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是政治文明内容不断拓展从而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早期人们参加议事等简单权利，扩展到今天以公共事务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权、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利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功能上的深化，使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成员在政治中的自主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实效性也越来越提高。

第三，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制度形态和公民权利的法律形态来考察，而且不需用从文化价值形态加以透视和考察，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与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视野需要超越制度和法律范畴的局限，向其背后更深的文化价值层次拓展。从政治文明的文化价值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主张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先进的政治文化集一切优秀历史文化之大成，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演进的趋势。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心理因素的聚合”，“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注：［美］加而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C·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等。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观领域，它规范政治制度，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内化了政治行为规范，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政治文化包括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价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们聚成一个整体，构成政治文明的底蕴。政治文化，又表现为显性的思想形态，即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政治思维传统的继承性。其中的优秀成果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从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到邓小平的《邓小平文选》的《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成果和精髓。

政治文化体现的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会分别形成各自独特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先进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和任务。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渊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凝聚和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

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蕴含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理想、信念、价值观和现代观念。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民主集中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共同富裕；以人民为本位，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培育“四有公民”，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倡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开拓、创新、变革、竞争、正义、和谐、效益等现代观念；在国际社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进程中主张共赢共存，推进人类政治生活朝着和平与发展轨道前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明的底蕴、灵魂和精神内核，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构成，也是我国社会政治深层次现代化走向的根基。

第四，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然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并且同政治生活之外的系统进行着物质的、信息的、能量的交换，政治生活与其环境达到动态的平衡。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来达到政治与其环境的互相作用中的动态平衡，从而使社会主义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谐的政治生态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局限于政治系统内部，而是朝着把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吸纳于其广阔视域的现代政治发展。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自龚建华：《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概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年第3期。）随着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及其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注重全球化进程中本国政治与世界的生态关系，而且还需要关注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建立一套处理公共事务的规则和程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以生态化的观念，自觉地站在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政治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把政治——社会——自然看作紧密联系的系统，把政治放到一个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广阔的大背景中，对其进行多重的、宏观的考察，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日趋规则化、信息化、技术化和科学化。

和谐的政治生态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是向着协调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方向发展，向着与经济、文化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向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是以有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为准则，注重对社会政治生态的维护，从而使社会政治发展所需的内在资源不被破坏，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获得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根本保证。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体现时代进步的政治的领导，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政治文明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因为，先进的、强大的政党能够以其有效的执政，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并提供和创造政治文明的发展所需要的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执政地位。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与执政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最终解放，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宗旨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着人类前进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了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党通过其强有力的领导及其有效的执政，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发展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执政党，承担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其本质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和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指出：“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3页。）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用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党，代表了先进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主导性动力，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高度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和宗旨所决定的，它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需要其先锋队进行概括和表达，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保证了人民民主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

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体现了进代的先进性，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主导性力量和根本保证。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革命性变革，在我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先进形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依次更迭相适应，政治文明也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给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政治文明演进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的质的飞跃，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以新型民主为核心，第一次否定了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否定了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把人民当作历史和社会的主体，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及其政治权利，实现了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主导格局，具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然而，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从自身发展程度来看，仍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通过政治体制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