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化教学论文篇1

二、F学校大学英语层次化立体化教学模式的特色分析

1．层次化滚动制分级教学

F学校大学英语层次化立体化教学模式“层次化滚动制分级教学”的特色主要基于著名语言学家Krashen在1985年提出的语言输入理论，在此基础上的层次化滚动制分级教学要求注重学生的个性化，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差异，充分考虑学生专业的差异性进行分班教学。分班教学采用4级。不同级别具有不同的语言输入，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评估和教学手段上各有差异。因此，层次化滚动制分级教学是一种动态的教学方法，他可以保障学生在当前的英语水平上选择适合自己的级别。并且层次化滚动制分级教学实行“可上可下”的管理模式，即根据学生的英语成绩、学生英语能力的变化，学生可自我选择“跳级”或“降级”，这种开放式的分级教学模式能使学生根据自我现实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级别，在不断的英语点滴积累中逐步提升，

2．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

大学生英语教学改革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基于计算机和课堂两种途径进行英语教学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司也多次提到，新的英语教学模式就是要利用好现代信息化技术，发挥网络的力量，是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实现自主化学习的目的。在大学生英语教学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多个院校对自主化学习进行了有效探索，但是实践表明大多数院校的自主化教学又走入了放任式学习的误区。F学校在英语教学探索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构建的大学英语层次化立体化教学模式实现了“在老师指导和监控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特点。在层次化分级教学体制下，F学校对于低级别的学生采用了以课堂教学为主，以网络教学为辅助的模式。主教材采用《大学生体验英语》，相对教学内容较简单，拟定课时为每周4个学时；网络自主学习则是利用了《大学生体验英语》主教材配套的自主学习系统而进行的，拟定课时为每周2个学时。这样课程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的课时比例为2：1，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教师传授，以便学生尽快掌握相关的英语知识和英语学习方法。F学校对于高级别的学生采用了以网络教学为主，以课堂教学为辅助的模式。自主学习利用了F学校“体验英语自主学习体统”，选取了其中难度最大的第八级。要求学生在老师规定的实践和地点通过上机学习而完成教学内容，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老师还定期定时到现场进行指导或监控，规定时间为每周不小于2小时。对角课程教学，学校将其安排在隔周进行，时间为每周2消小时，因此该种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面授的时间比例为3：1，相对来说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更长。在自主化学习模式下，教师主要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在隔周的面试中，教师要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整体情况进行反馈，同时对下周自主学习的目标提出要求。层次化分级教学体制下，面对“自主学习和教师面授”教学模式，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学习任务，可以选择略高于自我能力的任务，这样有利于在自己学习承受范围内，不断严格要求自己，获取新的语言知识，逐步提高自我自主学习能力和水平。

3．基础必修和高级选修相结合

这是F学校大学英语层次化立体化教学模式的又一重大尝试和探索。F学校充分考虑了学生英语能力和学习水平的差异性，设置了基础课和高级课程两档。其中基础课程主要对英语基础知识进行讲解，这写基础知识是学好英语的前提和基础，因此，F学校规定每个专业大学生必须进行学习。但是F学校英语课程改革小组一致认为，英语是一门拓展学生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因为独立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不能仅仅传授基础的语言知识和语言学习技能，对于一些包含人文风情、生活习惯、文化素养等方面的英语教学知识，学生应该积极进行了解，因此F学校大学英语层次化立体化教学模式将基础必修和高级选修相结合。要求学生在进行完1－4级的基础必修课程学习以后，有计划的组织教师开展“后四级”各类语言、文化类英语课程选修课，鼓励学生进行选修。其目的正是要求通过学生选修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体现大学英语作为素质教育课程重要构成部分的内涵。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2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媒现代化的进步，使得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电影、广播、广告、多媒体软件、信息高速公路等传媒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计算机网络的扩充辅射，几乎把整个世界的古往今来都呈现在人们面前，所有这些构成了“大语文”环境。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就是从“大语文”环境出发，以“大语文观”为指导，实施多方位、多起点、多层次、多联系的立体化的语文教学。

一、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的意义

（1）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是时展的需要。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社会的调整发展，对人们语文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仅仅识一些字，能读一些书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连能说会写的要求已日渐有了新的内涵。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人们能说会写，更要求人们能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说到点子上，说到关键处，卓有成效地快速解决问题，提高办事效率；社会的发展更要求人们能写出有价值的书面语言，做好本职工作，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就要求语文教学必须改变少慢差费的现状，实施全方位、立体化，提高语文教学效益。

（2）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是语文教学改革的需要。传统教育是建立在旧经济体系之上的，而教育改革提倡新的教育，应该建立在新的经济体系之上。因此，旧经济的教育是以传授知识、传授技能为目的；而新经济的教育是以终生学习为目的。“教育改革的中心，应以创造一个学习的社会为目标，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运用他们的天赋，从幼年到成年不断地学习，随着世界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学习。”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倡导尊重学生学习中的主人翁地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培养他们乐学、爱学、会学、自学。

（3）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是适应人才选捉任用制度改革的需要。现在用人制度虽然还没有彻底地改革，但是，引人公平、公正的竞争制度势在必然。例如，招考公务员要考试；律师证、注册会计师证、英语等级证、各类计算机证的取得都要通过考试。这些考试，都要求应试者有较好的语言运用和表达能力，这就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重在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这正好适应了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符合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升学考试制度、考试形式也在不断改革，改革的趋势就是对学生读写综合能力与语文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表现在升学考试中，就是读写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非常重视培养学生阅读、写作、口语交际与实践活动能力的培养，适应升学考试改革的需求。

二、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的实施办法

（1）转变语文教学观念。实施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不仅在于要使学生识多少字、读什么程度的文章、写多少字的作文，更要注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发展，“授之以渔”，帮助他们学会自主学习，养成良好自学习惯，提高他们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激发内部驱动力，使学生主动发展，以达到低耗高效的目的。也就是说，语文教学要建立“大语文观”，不能仅仅局限在课本上，而要让学生自觉自愿地扩大视野，多渠道学习语文，多渠道获得信息，多读、多想、多说、多写，提高学习能力与学习效率。

语文课堂教学要改革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信息传递方式，要实施师与生、生与生多向的信息传递方式，提倡主动自学、小组学习、分组讨论甚至辩论，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变学会为会学，变评价学生单看考试分数为看全面发展、是否学有个性。要实施语文教学立体化，首要的条件就是转变教学观念，把语文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教育和教学。

（2）改革教学方法。转变教学观念要落实到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能力上。改革语文教学方法，实施小学语文教学立体化，适应了教改形势的需要，符合教育发展的要求。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制订了《语文课程标准》，大纲精神的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实现，都需要改革教学方法。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应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要建立以培养学生主动自学观念、主动自学能力为核心的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教学方法。“主动式”教学、“自学辅导法”、“导探教学法”等，体现了新教育思想和使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教学主旨。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3

    教育理想是指教育信仰，也即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在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教育理想.如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科学研究的教育理想、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国度里都曾经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使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对大学的理解是传授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相应的教育理想有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而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最高层次的教育理想则是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大学追求文化多元性、文化的高品味，注重文化选择、批判、创新的教育。同时，以文化作为辐射源向其它方面辐射，以提高社会的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平衡，社会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

    1.对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阐释

    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在提出学校以文化为主体作为教育理想似乎是废话。其实不然，学校的教育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文化高品味却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去追求过。从前学校追求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专业教育等都是比较狭窄的文化，而不是一般文化的含义。

    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其涵义在于对文化的理解上，是在最广泛的文化概念基础上考虑教育问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外显形式的客观文化和内隐形式的主观文化，从社会文化整体的层面上研究教育规律、形成价值取向和目标。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必然是把学校教育定位在文化上，这种文化为体、经济为用的教育理想就被称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

2.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作用

    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认为，社会和人都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延续和发展，但它是通过培养社会所要求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人们认为大学教育是以人为本，也可认为以社会需要为本，同时这两种主体观是统一的。事实上，也会经常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当处理不好二者的统一关系，就会造成教育上的偏离，降低教育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处理教育上的各种主体观的矛盾统一关系呢?那就是应该以文化为主体，就能保证以人为本的教育主体观的实现，也能使教育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当代教育发展，应该提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是更有意义的事。

    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的教育，这一提法往往忽略了社会需要，因而会造成教育对社会的不适应性，减少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不利于教育发展。而把教育看作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主体，往往会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素质的提高，因而降低教育的育人功能。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因为文化是和人密切相关的，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人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包括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也包括了以社会为主体的教育，因为文化是人和社会的中介，人走向社会依靠文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沟通都要靠文化。文化实际是社会深层次要素，是社会的基石。以文化为本的教育必然也能满足社会需要。

    由于文化内涵十分深刻，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教育中的许多思想、观念被包容在里边，比如高校有四大职能: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化，每一种职能都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职能。这样，高校的四种特定的文化职能就可以概括为文化职能。

    对文化的研究，使我们对教育更有深刻的认识。把研究教育的注意力、思考方式转移到对文化的理解上来，因此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研究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即教育文化。这样就可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利于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3.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意义

    第一，使得学校教育具有长远的价值取向。文化不像经济那样更直接，而是体现着一种精神，具有长远的、持久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久远的价值取向能够鼓舞人们去努力奋斗，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理想，更多的是从战略上去思考，从而能够克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我国教育专家认为，真正会对教育产生长期危害的则是教育目标的过份功利化倾向。实际上，我国教育在质量上是很下功夫的，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是精雕细刻、认真负责，很少有马虎懈怠现象，但为什么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创造力不强，这是因为把人才培养局限在知识教学方面，是教育目标功利化造成的误区所致。所谓教育目标功利化就是把教育目标仅仅看作是培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把它看成是造就有文化的知识创新的人，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与教育价值取向不长远有直接关系。因此，通过以文化为主体的现象.克服教育教学中的短期行为，树立长远的教育价值取向，必须在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效益和效果。

    第二，具有宽阔的文化胸襟。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处于文化之中，但教育往往缺乏文化的自觉性和多元性、选择和批判性。树立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就会更多的以文化视角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回顾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教育和文化关系最密切，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身处文化之中而不自觉，教育本身对文化认识的就不够，因为教育存在几千年，而文化概念的提出仅有一百多年历史，且定义150多个，至今还在不断更新。可见教育对文化认识不够，因而不能主动地适应文化规律，而缺乏自觉性。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有助于这种文化自觉性，也正是有了文化自觉性才能提出这种理想，并能把这种理想作为一种最高的形式.处于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堂而皇之地进人教育殿堂，使得教育活动不再被局限于各个专业领域之中，不再是被分割为许多分支，而是一种整体统领着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文化视野将会变得无比宽阔。教育中有博大的文化胸襟，对人才培养、教育自身发展都将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在教育中能够形成文化力，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穿透力。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相比，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多么强大和优势，但长时间来看，则会显示出其强大力量，表现出辐射能力和穿透力。教育的特长在于利用文化力，而不是经济力盆或政治力量。教育正需要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鼓舞着教育活动去提高人的文化力量。

    文化力也即是文化释放的能量，人的文化力包括智力因素、精神力量、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其中精神力量包括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求实创新、奉献精神等。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提高文化力。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正是培养他们的文化力的一种支持力量，也能帮助探索出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力的方法。

    第四，便于运用文化学方法去研究教育规律与教育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科学技术等都能提供研究教育的方法，并能形成相应的教育理想、教育理论和模式，形成相应的教育思维方式。同样，文化学方法比起上述其它那些方法，更具抽象概括性，从而能够统帅、更新原有的许多概念、思想和方法，使得传统教育思维和方法作出重大转移，也将形成新的教育逻辑和思考方式，使得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借鉴、沟通，形成新的教育理论与发展思路。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使文化学更快地和教育结合起来。

    第五，在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支持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将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文化品味，增强人才的文化素质，不仅能够使学校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也为社会发展注人更多的文化活力，能更好、更快地提高社会文化素质，从而也就提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家质，提高了综合实力。

    4.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实现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育人第一的教育思想。因为人是文化的载体，培育质量高、数量多的人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最大体现，是实现这一教育理想的最高层次和境界。

    人是万物的尺度，培育出人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而培养人才也不能停留在技能、智育的训练上，而是全面的，特别是人格塑造。从文化角度看人才培养，就是在教育中突出由知识内化为人格，让知识变成精神生活的因素，吸引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兴趣和热情，使思维方式、心理要家得到品质上的改替，从而使精神得到升华，文化品味得以提升，较好地实现用知识文化、社会文化去化人的这一过程，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提升，并能进行外化为一定的文化产品，形成受教育者的文化呼与吸的运动，从而使学生具有文化自觉性，主动地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实现人生价值。

    其次，学校应始终强化学术氛围。学校教育不能是平庸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活动，也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功利主义活动，需要更多地体现出学术价值，突出学术研究。大学的学习过程往往应和研究、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研究往往是最好的学习。学生参与研究活动，通过学术氛围燕陶学生，使学生尊重学术、感悟学术，树立起浓重的学术意识，这是学校教育具有文化高品味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应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包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依靠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们专心致志的从事科学研究，用自己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率先垂范去影响、带动学生的科学与人文思想和精神，有好的译程内容和教材，开设出高质量的课，形成良好的教学实践。这样繁重的任务需要教师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就需要有政策保证和良好的校风。可见，这是艰苦的工作，绝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作得到的，这需要有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精神鼓舞。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4

教育理想是指教育信仰，也即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在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教育理想.如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科学研究的教育理想、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国度里都曾经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使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对大学的理解是传授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相应的教育理想有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而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最高层次的教育理想则是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大学追求文化多元性、文化的高品味，注重文化选择、批判、创新的教育。同时，以文化作为辐射源向其它方面辐射，以提高社会的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平衡，社会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

1.对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阐释

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在提出学校以文化为主体作为教育理想似乎是废话。其实不然，学校的教育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文化高品味却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去追求过。从前学校追求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专业教育等都是比较狭窄的文化，而不是一般文化的含义。

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其涵义在于对文化的理解上，是在最广泛的文化概念基础上考虑教育问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外显形式的客观文化和内隐形式的主观文化，从社会文化整体的层面上研究教育规律、形成价值取向和目标。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必然是把学校教育定位在文化上，这种文化为体、经济为用的教育理想就被称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

2.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作用

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认为，社会和人都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延续和发展，但它是通过培养社会所要求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人们认为大学教育是以人为本，也可认为以社会需要为本，同时这两种主体观是统一的。事实上，也会经常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当处理不好二者的统一关系，就会造成教育上的偏离，降低教育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处理教育上的各种主体观的矛盾统一关系呢?那就是应该以文化为主体，就能保证以人为本的教育主体观的实现，也能使教育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当代教育发展，应该提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是更有意义的事。

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的教育，这一提法往往忽略了社会需要，因而会造成教育对社会的不适应性，减少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不利于教育发展。而把教育看作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主体，往往会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素质的提高，因而降低教育的育人功能。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因为文化是和人密切相关的，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人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包括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也包括了以社会为主体的教育，因为文化是人和社会的中介，人走向社会依靠文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沟通都要靠文化。文化实际是社会深层次要素，是社会的基石。以文化为本的教育必然也能满足社会需要。

由于文化内涵十分深刻，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教育中的许多思想、观念被包容在里边，比如高校有四大职能: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化，每一种职能都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职能。这样，高校的四种特定的文化职能就可以概括为文化职能。

对文化的研究，使我们对教育更有深刻的认识。把研究教育的注意力、思考方式转移到对文化的理解上来，因此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研究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即教育文化。这样就可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利于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3.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意义

第一，使得学校教育具有长远的价值取向。文化不像经济那样更直接，而是体现着一种精神，具有长远的、持久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久远的价值取向能够鼓舞人们去努力奋斗，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理想，更多的是从战略上去思考，从而能够克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我国教育专家认为，真正会对教育产生长期危害的则是教育目标的过份功利化倾向。实际上，我国教育在质量上是很下功夫的，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是精雕细刻、认真负责，很少有马虎懈怠现象，但为什么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创造力不强，这是因为把人才培养局限在知识教学方面，是教育目标功利化造成的误区所致。所谓教育目标功利化就是把教育目标仅仅看作是培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把它看成是造就有文化的知识创新的人，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与教育价值取向不长远有直接关系。因此，通过以文化为主体的现象.克服教育教学中的短期行为，树立长远的教育价值取向，必须在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效益和效果。

第二，具有宽阔的文化胸襟。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处于文化之中，但教育往往缺乏文化的自觉性和多元性、选择和批判性。树立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就会更多的以文化视角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回顾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教育和文化关系最密切，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身处文化之中而不自觉，教育本身对文化认识的就不够，因为教育存在几千年，而文化概念的提出仅有一百多年历史，且定义150多个，至今还在不断更新。可见教育对文化认识不够，因而不能主动地适应文化规律，而缺乏自觉性。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有助于这种文化自觉性，也正是有了文化自觉性才能提出这种理想，并能把这种理想作为一种最高的形式.处于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堂而皇之地进人教育殿堂，使得教育活动不再被局限于各个专业领域之中，不再是被分割为许多分支，而是一种整体统领着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文化视野将会变得无比宽阔。教育中有博大的文化胸襟，对人才培养、教育自身发展都将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在教育中能够形成文化力，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穿透力。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相比，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多么强大和优势，但长时间来看，则会显示出其强大力量，表现出辐射能力和穿透力。教育的特长在于利用文化力，而不是经济力盆或政治力量。教育正需要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鼓舞着教育活动去提高人的文化力量。

文化力也即是文化释放的能量，人的文化力包括智力因素、精神力量、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其中精神力量包括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求实创新、奉献精神等。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提高文化力。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正是培养他们的文化力的一种支持力量，也能帮助探索出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力的方法。

第四，便于运用文化学方法去研究教育规律与教育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科学技术等都能提供研究教育的方法，并能形成相应的教育理想、教育理论和模式，形成相应的教育思维方式。同样，文化学方法比起上述其它那些方法，更具抽象概括性，从而能够统帅、更新原有的许多概念、思想和方法，使得传统教育思维和方法作出重大转移，也将形成新的教育逻辑和思考方式，使得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借鉴、沟通，形成新的教育理论与发展思路。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使文化学更快地和教育结合起来。

第五，在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支持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将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文化品味，增强人才的文化素质，不仅能够使学校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也为社会发展注人更多的文化活力，能更好、更快地提高社会文化素质，从而也就提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家质，提高了综合实力。

4.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实现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育人第一的教育思想。因为人是文化的载体，培育质量高、数量多的人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最大体现，是实现这一教育理想的最高层次和境界。

人是万物的尺度，培育出人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而培养人才也不能停留在技能、智育的训练上，而是全面的，特别是人格塑造。从文化角度看人才培养，就是在教育中突出由知识内化为人格，让知识变成精神生活的因素，吸引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兴趣和热情，使思维方式、心理要家得到品质上的改替，从而使精神得到升华，文化品味得以提升，较好地实现用知识文化、社会文化去化人的这一过程，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提升，并能进行外化为一定的文化产品，形成受教育者的文化呼与吸的运动，从而使学生具有文化自觉性，主动地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实现人生价值。

其次，学校应始终强化学术氛围。学校教育不能是平庸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活动，也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功利主义活动，需要更多地体现出学术价值，突出学术研究。大学的学习过程往往应和研究、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研究往往是最好的学习。学生参与研究活动，通过学术氛围燕陶学生，使学生尊重学术、感悟学术，树立起浓重的学术意识，这是学校教育具有文化高品味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应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包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依靠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们专心致志的从事科学研究，用自己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率先垂范去影响、带动学生的科学与人文思想和精神，有好的译程内容和教材，开设出高质量的课，形成良好的教学实践。这样繁重的任务需要教师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就需要有政策保证和良好的校风。可见，这是艰苦的工作，绝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作得到的，这需要有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精神鼓舞。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62-02

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既是我们跨文化教学的理论研究课题，也是我们跨文化教学的一个实践过程。如何把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理论研究和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教学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本次研究的重点。根据本次研究的重点，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研究和阐释思路，即本文分两部分进行研究和阐释。一部分是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研究，一部分是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下边就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对自己多年相关工作的反思，在参考其他研究者著述的基础上，对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及其相关问题阐释如下：

一、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理论研究

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跨文化能力培养、课程改革的教学模式、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对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现状的思考以及对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所需要的教育教学理论。

（一）跨文化能力培养

所谓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主要是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根据所教知识内容和具体的教学要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各种跨文化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包括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学生的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等诸多能力培养。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主要应该突出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语言的习得能力。前者，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是对学生所学外语知识的检验过程，同时也是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一种培养。学习的目的就是应用，外语学习的目的更是应用。如果一个学生学习了某个外语后，不能进行跨文化交际，即达不到具体运用的目的，那么这种学习是一种失败的学习，一种毫无意义的学习。从另一个方面讲，即从教的角度讲，学生这样的学习结果，标志着我们教学的失败。即，在具体的外语教学过程中，没有注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因而导致了学生学习上的失败。其次，外语学习的另一个目的是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所谓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是指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对另一种文化现象――外语学习时的语言习得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掌握具体的学习规律，而且还能培养学生把这种规律运用于学习其它语言的能力，即某一个学生在学习某一个语言时所获得的能力，他可以运用这个能力快速、高效地学习其它语言，即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的能力，应该主要以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和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为主。前者是我们学习外语的基本目的，后者是我们学习外语时主要目的。因为两种能力对学生的学习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课程改革的教学模式

所谓课程改革的教学模式就是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究一种体现新课程改革精神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与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学模式是一种体现新的课程改革精神的教学模式。在这种课程改革精神的影响下，新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加关注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的培养。特别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我们的老师更加突出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更加突出对学生跨文化的语言习得能力的培养；其次，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学模式研究与传统教育背景下教学模式第二点的不同在于，两种教学模式建立的理论根据是不同的。前者，即传统教育背景下建立教学模式所依据的理论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建立教学模式的理论是处于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和背景下的教学理论。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不仅处于一个教育教学理论高度发展的阶段，而且，后者更加关注学生，更加关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关注，既使我们的教学更加贴近于学生的发展，而且这种关注也使我们的教学更加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及思考

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研究处于这样的现状：首先，我们在知网上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2010年相关的论文为2166篇，2011年的论文为2302篇，2012年的相关论文为3096篇。论文数目这种递增的趋势说明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外语老师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关注度是相当高的。这种高度的关注，一方面说明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是教学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新的课程改革对当前的外语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的关注，更对当前的外语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次，在下载次数统计的结果中，下载次数的论文分别为：祖晓梅的《跨文化能力与文化教学目标》和高兆金的《浅议英语专业本科生跨文化能力培养》以及吴卫平等人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维度及评价量表分析》等文章。这里的列举虽然不是穷尽式的，但从这几篇下载次数较多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外语教学研究者，不仅关注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而且还从理论的层面对学生这种跨文化能力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吴卫平等人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维度及评价量表分析》这篇文章，便值得我们在研究学生跨能力培养时给予特别的关注。

（四）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所需要的教育教学理论

每一种教学模式的建立都需要相应的教育教学理论作为理论支撑。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外语教学模式的建立一样也需要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大家熟知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的建立影响最大。

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外语课堂教学中，我们更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仅我们的教学方法选择要依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且，我们布置的作业习题也要依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仅影响我们怎么样教授学生知识，而且它还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巩固学生的所学内容。即通过什么样的习题，利用什么样的作业形式去巩固学生的课堂所学，而且还要考虑利用哪些适合学生接受能力的评价方式去检查我们布置的课后作业。其次，外语教学过程，是我们老师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自我建构的一个实践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外语老师要采取各种方法去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建构兴趣，引导学生自觉地进行知识的建构。因而，在外语课堂的教学上，我们老师就不能采用传统教学中的灌输方式，就不能采用不符合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方法。我们采用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还要适合帮助学生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在特定的教学情景中，建构新的知识。再次，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合作、探究的过程。在课程改革背景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我们应该根据这个理论，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知识的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师生的合作，强调学生与学生的合作。通过合作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特别是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过程中的合作探究方式，完成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这种既注重结果，又注重学习过程的学习方式得益于建构主义理论对课程改革的指导。最后，建构主义的理论在新的课程改革中，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还涉及到对学生的评价。在传统的教学评价中，比较注重单一的学习结果，而忽视了具体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单一的评价方式既不符合学生的学习实际，又不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因此，在新的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使我们的评价既照顾到具体的学习过程，又照顾到学生个体发展的实际。教学评价不仅会对教学过程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和学生能力培养的实际，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和内容，正确而客观、公正地对学生作出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跨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需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主的相关教育教学理论作为研究基础。

二、对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

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建立以及建立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一）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建立

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的建立既需要相关的理论研究，又需要相关的教学实践。只有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推动教学的发展。根据具体的外语教学内容，建立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改革教学模式，需要以下具体教学实践：首先，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确定具体教学过程所需要的教学步骤。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步骤，教学步骤要适合教学内容。只有两者和谐地统一于教学实践，我们的外语教学才能取得成功。其次，探索教学的一般规律。根据一般的教学规律确定教学的方法，作业布置的形式。最后，建立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教学评价体系。然后在具体评价的基础上，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改进教学中的不足。

（二）建立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一个教学模式的建立，一定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对传统教学的继承，一个方面是对传统教学的创新。前者决定了新的教学模式不能凭空产生；后者决定了新教学模式之所以为新的原因。因此，在建立教学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

总之，研究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既涉及到相应的理论研究，又涉及到具体的教学实践。只有在研究者的过程中把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推动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6

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内涵为何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不是一个原创性提法,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彰显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品质,蕴涵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深意。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又与高等教育本土化密切关联,但高等教育本土化比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范围广,即前者包含着后者。当然,仅仅如此解说,还不足以辨明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本质内涵。因此,有必要先从“本土化”自身说起。项贤明博士认为:“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织部分的过程。凡本地原有的文化,无论是源于历史的民族传统文化,还是源于现实的活的本土文化,都不存在什么本土-化.的问题。西方的-知识.,即便-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的.,也仍然是西方的-知识.。”[1]可见,项贤明博士眼里的“本土化”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与其说它是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西方真正开始了对非西方文化的侵淫。质言之,本土化是单向的,是一种“由外到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事实上,本土化涉及的问题复杂而多元,高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不但包括研究主题的选择,而且包括理论架构、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与工具的确立。同时,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路径应该是双向的:一是“由外到内”的本土化,即国外的高等教育理论在本土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高等教育理论构成的过程,其核心和焦点在于如何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省,对应的是“外来化”或“进口化”。二是“由内到外”的本土化,即“在本土、由本土人、就本土的问题、以本土的方式”[2]自主创新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本质上表征为研究对象之时空的本土化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化,对应的是“全球化”或“国际化”。后一条线路的本土化原本不应该受到质疑,因为既然是在本土,那么由本土人、以本土方式研究本土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也有人认为源自本土的东西或研究本土的东西,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在一定的语境下是有道理的,但若在全球化或国际化的语境中,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研究,其产生的理论也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理论。

二、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何以必要

高等教育属于文化的和社会的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会往往不同,因而全球普遍通用、历世普遍有效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高等教育理论都不可能存在。假如果真存在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或高等教育理论,那么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必然是静态的和整齐划一的。很显然,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因而不可能存在永恒的和万能的高等教育理论。照此逻辑推理,地缘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由此地向彼地输出或引进,必然需要一个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过程,即本土化的过程。如果缺失或忽视了这些环节,其结果恐怕是难以避免的高等教育理论依附化或殖民化。因为“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若是无中生有地从外移植进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性格。倘若该社会的学术界深具批判反省与原创动力的话,则此移植性才可能逐渐消失。但是,倘若社会缺乏产生自发性批判和反省的动力,那么,这种移植性格势必会一直延续下去,严重的将腐蚀学术的原创活力,终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3]作为社会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无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反观国内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的高等教育理论是一种“舶来品”,其发展历程表征为一种“抄”、“仿”、“搬”、“学”的过程,最初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然后照搬美国,最后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概念性”和“诠释性”的倾向,要么是古代高等教育思想的诠释,要么是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注解,要么是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搬运,高等教育理论界普遍存在言必称美国、西欧的现象,美国化、欧洲化严重。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学术先辈们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做过大量的本土化处理工作,但不可否认移植的色彩是昭著的。特别在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今天,许多学者将西方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的圣地,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看成是高等教育理论的圣经,潜意识地以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引进和借鉴成了高等教育理论界的基本理念和惯用手法,甚至连讨论的高等教育热点问题也美国化和西欧化了。尽管我们也经常批判西方的学术霸权和教育霸权,但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所患的“失语症”,忘却了自己一直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对别人的理论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怎样才能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根本的路径何在?我们的回答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实践,以新的理念与方法去研究和反思本土的高等教育困境,解决本土的高等教育问题与矛盾,完善甚至重构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同时将它推向世界,完成高等教育理论由内向外的本土化过程,而不仅仅满足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简单引进与借鉴。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既不是一个源于“本土化情结”的简单口号,也不是高等教育理论固守本土的文化与传统的教育思想,而是基于高等教育理论要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的内在要求。

三、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路径何在

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既是一个如何引进与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继承与弘扬本国的教育传统以及立足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创新的问题。历史与现实地看,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离不开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互动,也离不开本国高等教育界本土化的探索。因此,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也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创新精神,还要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质言之,有效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路径是一条基于国际视野的“双向本土化”路径,尤其是在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我们“要像技术精巧的花匠一样,把外来高等教育的奇花异草巧妙地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树桩上,使其成为本土家园中生长出来的一枝新芽”[4]。

1.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封闭保守,相反要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有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有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但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还是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都应该学会如何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进而更便捷地实现本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诚然,引进与借鉴外国的高等教育理论,从中获取有益的养分,是一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更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必然刻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机械翻译和原版移植层面,要保持适当距离和谨慎态度,要有反省与批判意识,敢于怀疑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衍生的意识理路。况且,就算是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也并非所有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是先进的,同样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理论输入国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缺乏一种谨慎的和理性的鉴别与选择,一些业已证明欠科学甚至错误的高等教育理论,也可能被理论输入国再次选择,如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乃至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都经历过一个被动选择和模仿的过程,这种被动选择和模仿的痕迹至今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高等教育的主体性和选择性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近乎完全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理论,选择的自主性严重缺失,模仿更是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模仿范畴。从2”世纪8”年代起,我国开始转而向美国学习,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改革中的许多做法均以美国为蓝本,但这种近乎模仿的学习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拥有不同的文化根基和教育传统,对美国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模仿或移植,只能产生“南橘北枳”的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强势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建设过程。没有对英国和德国的大学组织体系和办学理念的吸取和借鉴,就不可能有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与进步。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究竟如何处理,香港中文大学的杜祖贻教授对此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采用外来的学说,因为有着语言文化等不同的因素,所以本土的知识分子应全面了解一个理论的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彻底探究一个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几项重要资料:(1)理论创建者的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2)该理论的主要文献,包括原著及有关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及评论;(3)该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的方式、过程及有关的环境因素;(4)理论创建者对他自己所建立的理论的评估(包括是否认为该理论具有普遍的功能与价值);(5)在建立的过程中,该理论有没有经过客观的检验?若有,其结果怎样?其后有没有做过重复试验?(6)该理论建立后,有没有被用来解释有关现象及解决问题?若有,其效果怎样?有没有旁证?(7)该理论应用于原产社会和应用于不同社会所得到的效果有何异同?如果有差别的话,能否查考出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8)理论创建者对该理论的应用方法有没有做过任何提示?有没有说过应用该理论时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才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5]与此相对照,我国高等教育界过去在对待一些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仓促的做法,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引进,就缺乏对该理论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条件等重要资料的准确把握,以致今天留下了不少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7

一、引言

独立学院是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是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实践课程，也是体现办学理念和办学水平以及办学特色的重要指标，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以下简称珠江学院)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注重应用、彰显特色的办学理念，按照保证基础、强化实践、培养能力、提升素质的人才培养规格，强化实践教学，把毕业论文作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实践环节，努力保障毕业论文的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本文基于广东17所独立学院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调查数据，以珠江学院为例，对独立学院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影响因素与管理模式进行初步研究。

二、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影响因素

1　指导教师因素。指导教师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主导因素。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师资队伍数量不断上升，质量不断提高，基本满足了独立学院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但是，据调查，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状态，即主要由从公办高校退休的年龄偏大的教师和刚从大学毕业参加教学工作的年轻教师组成，而中年骨干教师所占比例较少；教师职称结构总体呈现“高职称教师少、低职称教师多”的现状，教师的职称层次有待提高。独立学院是教学型学院，教师需承担大量教学工作，而承担的科研项目和教学研究项目却很少，使得其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难以提高。另外，由于诸多原因，致使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相对不稳定，教师流动性大，阻碍了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从总体上看，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基本能够满足毕业论文教学的需要，但不少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经验不足，指导方法有待改进，指导质量有待提高，指导责任心也有待增强，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重要因素。

2　学生因素。学生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主体因素。毕业论文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学习方式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使得学生必须更加主动学习，切实强化主体意识，方可保证学习质量。从调查结果来看，独立学院学生除高考成绩与母体高校学生存在差距外，其能力、素质与母体高校学生相比却各有特点和优势，甚至有不少学生在个性和特长等方面还比母体高校学生表现突出，优于母体高校学生。独立学院的绝大多数本科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是端正的，认为这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重要学习环节，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毕业论文课程教学与学生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等在时间上存在冲突，也有极个别学生受急功近利、虚假浮躁风气影响，对毕业论文课程学习认识不足，疲于应付，甚至直接从网上抄袭或请“”代劳，违反学术道德，对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影响了毕业论文教学质量及育人效果。

3　教学条件因素。教学条件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基础因素。毕业论文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以配套的实践教学条件为基础。然而，大多数独立学院办学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尤其是实验室、实验仪器设备、实践教学基地、图书资料、网络文献信息资源等还不能完全满足毕业论文教学的实际需要。同时，许多独立学院对毕业论文经费投入不足，成为制约提高毕业论文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前，许多独立学院正处于发展战略转型期，在不断增加教学投入，逐步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改善实习、实验条件，更加注重实践教学，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这必将推动独立学院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也为毕业论文教学质量保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教学管理因素。教学管理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核心因素。毕业论文课程教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只有强化其教学过程各环节的教学管理，教学质量方可得到有效保障。从调查结果来看，独立学院充分发挥毕业论文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把规范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作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作为打造办学特色和创建品牌的重要内容，同时制定了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制度，促进了毕业论文教学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由于独立学院办学时间短，大多数独立学院没有形成规范的毕业论文管理制度，毕业论文选题、开题、指导、评阅、成绩评定、答辩、质量监控、诚信质量管理、优秀毕业论文评选标准等教学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加之毕业论文教学管理经验还不足。这些问题成为了制约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核心因素。

三、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管理模式

1　坚持分类管理。坚持分类管理，是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前提。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管理应当严格标准，统筹管理模式，以维护教学秩序和教学管理秩序，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管理应当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坚持分类管理，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珠江学院实行以分类管理为前提的毕业论文教学管理模式改革，积极探索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分类管理模式。一是同绕系、专业、指导教师、教学条件等因素，在学院统筹管理模式下。规范职能部门、系、指导教师的职责，充分发挥各系、指导教师在毕业论文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实施专业差别化管理模式。珠江学院鼓励各系根据专业特点，引导和鼓励各专业师生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自行制定毕业论文教学质量的标准，自行实施个性化的教学管理，自行规范质量评价的约束机制，以充分发挥师生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保障毕业论文教学质量。三是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和引导各专业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以及就业方向开展毕业论文实践，以增强毕业论文教学的针对性，提高毕业论文教学效果，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就业能力，促进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　加强规范管理。加强规范管理，是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抓手。珠江学院按照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工作的特点，逐步构建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章立制。制定了《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细则(试行)》《本科学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与奖励工作细则》和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计划以及中期检查等教学管理制度，明确了各学科专业毕业论文格式规范和质量标准，为系、指导教师和学生开展毕业论文教学工作提供制度平台。二是将毕业论文写作课程列入人才培养方案，以加强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切实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技能和水平。三是加强指导教师管理。珠江学院明确了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资格标准与工作职责，并坚持选拔有一定学术水平、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同时，建立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论文培训制度。在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开始之前，由各系分别对指导教师进行统一培训，以提高指导教师的指导水平和质量。四是加强学生教育与管理。各系针对各年级学生毕业论文教学及教学管理实际，围绕学风和安全等主题，以专题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强化学生毕业论文教学期间的学生管理工作，确保毕业论文教学的正常秩序。

3　强化过程管理。强化过程管理，是毕业论文质量保障的关键。珠江学院针对毕业论文教学时间长的特点，将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工作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并围绕各个阶段的教学工作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管理措施，强化全过程管理。在前期阶段，主要是做好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计划、指导教师选拔与培训、选题与开题等工作。在中期阶段，主要是做好中期检查工作．重点检查指导教师指导情况、毕业论文教学进度完成情况、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工作的数量与质量情况以及毕业论文教学及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等。在后期阶段，主要是做好评阅、答辩、成绩评定、优秀论文评选、诚信评估、总结、归档等工作。珠江学院通过强化毕业论文教学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使毕业论文教学计划得到有效执行，教学各环节工作均得到有效落实，确保了按时按质完成毕业论文教学工作，保证了毕业论文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8

作者简介：柯水云（1965-），男，浙江金华人，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副教授。（浙江 丽水 323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ZYB201207）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88-02

“思政课”是高职院校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然而一直以来，“思政课”教学的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越来越不能适应高职教育发展的要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学生方面：高职生尤其是理科生政治理论基础差。“思政课”不同于专业课，对学生来说专业课是他们将来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有比较充分的学习内在动力，而“思政课”是一门公共课，对许多学生来说，是因为它是规定的必修课才学的，再加上这门课政治性、理论性强，所以，相对来说缺乏充分的内在学习动力。

教师方面：教师照本宣科，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没有很好地化教材内容为通俗、易懂、生动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脱离活生生的实际，缺乏针对性、时代性；“思政课”教学方法呆板、单一，教学手段落后。 采用集图形、图像、视频、声音和文字等于一体的立体化多媒体教学法，能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改变教师教学内容抽象、教学方法呆板、教学手段落后的情况，从而切实提高思政课的教学实效。

一、立体化多媒体教学法简介

立体化的多媒体教学法是一种把讲述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专题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课堂教师和学生互动式教学法、幽默式教学方法、学生主演法、视频教学法和配音图片文字浏览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机融合到多媒体教学法中的教学方法。

该教学法以全国统编的高校政治课教材为基本内容，以课堂教学为基本形式，以讲述法为基础，以复杂、实用的多媒体课件为基本载体，能融教材内容和网络相关内容于一体。该教学法实施要求较高，实施难度较大，需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1.硬件方面

要具备配有较高性能电脑、音响设施和投影仪的多媒体教室。

2.软件方面

（1）教师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要制作好与教材内容紧密结合又反映网络内容的、复杂实用的PPT课件。

（2）要建立相应的教学参考图书资料库。

（3）要建立相应的教学案例资料库。

（4）要建立相应的各种教学视频资料库。

（5）要建立相应的各种教学图片资料库

（6）要建立相应的各种教学配乐插曲资料库等等。

二、立体化多媒体教学法能切实提高高职思政课教学实效

立体化的多媒体教学法是通过计算机实现对符号、文字、图像、声音、视频、互联网资料的组合编辑控制，通过课堂师生的教学互动使教学由平面走向立体，变静态为动态，化抽象为具体，营造情景、寓教于乐，是提高高职思政课教学效果的一条有效途径。具体来说，立体化多媒体教学具有四个方面的优点。

1.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事实证明，浓厚的兴趣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强化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于一体的立体化多媒体教学能够将多种形式的感性材料转换成生动形象的画面，使抽象、静态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形象，以声光图形营造的声情并茂的场面，直接作用于人的不同感官，多媒体传递信息的多样性、新颖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使学生对思政课由厌学变为愿学，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比如：在讲解“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第六章第三节“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是不全面的小康”问题时，笔者从网上下载了一组有趣的图片以及奇志和大兵合演的小品《社会公德》和巩汉林、杨蕾等表演的小品《如此游客》等视频，有选择地让学生观看，说明现在的小康社会确实是不全面的，偏重于满足物质消费、生存性消费，而精神消费、发展性消费还得不到满足，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道德水平低，法纪观念薄弱，不文明现象还随处可见。再比如：在讲解“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第九章第二节中“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问题时，笔者给学生放了一段电视连续剧《北方有佳人》中山东军阀韩复榘荒唐审案的有趣视频，让学生真切地体会了“人治”的危害，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

2.拓展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领域，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大了教学的信息量

运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和制作优良的教学课件，可以向学生直观地展示除了文本信息以外的图形、动画、视频、音频等各种信息，使信息的获取方式多层次、多维度，与传统的板书加语言的教学形式相比，大大增加了单位时间内获取的信息量。比如：在讲“思想”这一节内容时，笔者引导学生课外上网收看了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传奇系列片《世纪伟人——中国出了个》；在讲“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节时，笔者又引导学生课外上网收看了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精心打造的九集大型系列纪录文献片《国情备忘录》，等等，大大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能力。

另外，多媒体技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课后学生可以复制拷贝老师的教学课件，对课堂上所学知识进行巩固和温习；学校也可以把教学资料挂到相关的网站上，为学生远程学习或课后学习创造条件。比如，为了拓展高职“思政课”的内容，笔者所在学院在学校网站上建立了思政网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院级精品课程网站，思政网设有校园新闻、廉政建设、思政园地、统战园地、先锋在线、红旗团委、学工在线等栏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院级精品课程网站上设有电子教案、电子课件、教学案例、相关视频等栏目。2007年我院建设了“社会人生网络平台”。2010～2011年又进行了《共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做模块》电子书籍的编辑，电子书籍的主要栏目有三个平台：

（1）“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体系延伸平台：国际交往、中国崛起、特色制度、时政要闻、新闻跟踪。

（2）校园文化平台：农林之旗、商企文化、红旅文化、校园文明、创意创业。

（3）“思想修养与法律基础”延伸平台：它山之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法律经纬。引导学生课外上网自行进行浏览学习，大大地拓展了高职“思政课”的内容，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思想政治课的能力。

3.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有利于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

思政课中的概念、原理都比较抽象和枯燥，对于政治理论基础不是很好的高职学生来说，要让他们明白道理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如果采用一般的教学手段，往往会变成空洞的说教，使教学枯燥无味，教师在台上讲得口干舌躁，学生却还听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达不到应有的教学和学习效果。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借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设计与教材内容相符的典型的案例、多彩的信息展示，创设一定的情境，并配以简洁的文字说明就能使理性知识感性化，抽象知识具体化，深奥知识通俗化，复杂知识简明化，便于学生对重点、难点知识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内容，使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比如：在讲解“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第八章第四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依据”时，笔者举了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而引发的福岛核危机的例子，并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发生福岛核危机的原因，告诉学生福岛核电站的爆炸，天灾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人祸也是主要的，是日本在发展理念上没有做到“好”字当头、又好又快。日本的发展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给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并从网上下载了一组福岛核电站爆炸后的照片让学生浏览，还下载了中央4台《深度国际》栏目播出的视频节目《福岛问号》和中央新闻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视频节目《追问核电安全》，有选择地给学生观看，从而使学生真切地意识到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好”字当头、又好又快的必要性。在讲解“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第十四章第三节“军队现代化建设是核心”的问题时，笔者举了利比亚战争的例子，利比亚的空军和防空部队仅仅9天就被多国联军打垮，根本原因是军备落后，利比亚政府军军备仍停留在1989年的水平。同时，通过了一组被西方联军空袭摧毁的利比亚政府军装备残骸的照片让学生浏览，并下载了中央新闻台《世界周刊》栏目播出的视频节目《利比亚之战》，有选择地给学生观看，从而使学生真切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确实是军队建设的核心。

4.可以促使高职思政课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从而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能力

立体化多媒体教学法大大地提高了教师上课的难度，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对每一节课都必须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首先，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要通过网络收集相关的有用资源，并对网络信息资源内容进行选择、加工，写出紧扣教材、内容丰富的教案，同时做出精美、实用、复杂的PPT教学课件。要千万防止教案、课件原封不动地从网上全文下载，不经任何加工就直接使用。其次，对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都要进行精心设计。上课时何时教师讲解、何时观看相关视频、视频观看多长时间、何时浏览图片资料、何时进行师生双边互动、互动的内容是什么等教学环节，教师事先都应有大致的安排，否则整个课堂就会失控，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再次，教师还要做好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如给学生布置网络学习的任务等等。另外，实施立体化多媒体教学法还要求思政课教师掌握一定的电脑知识技能，掌握一定的多媒体制作知识技能，比如PPT的制作、用RealPlayer等软件从网站下载视频、音频，用绘声绘影、All Ok Video Joiner视频合成器、Zealot All Video Splitter汉化版视频剪截器等软件制作视频、音频，用Photoshop软件制作图片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对思政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才能适应立体化多媒体教学的需要。

三、结语

总之，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性、综合性很强，加之内容抽象，“一根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材”的传统授课方式已跟不上时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立体化的多媒体教学法将教学内容以文字、声音、图片、视频、音乐形式展示在学生面前，画面活灵活现，有声有色，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大大提高了高职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参考文献：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9

一、课程标准的研制促进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教育哲学具有理论性、综合性（或概括性）、批判性等特点”，是“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在音乐学科，国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潮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并推动了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我国，廖家骅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是较早出现的此课题研究论文。但和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导致了音乐教育更多停留在应用教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层面，缺乏宏观层面哲理性理论的支撑。

以2001年新版课程标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出于本能和自觉开始寻求更深邃教育哲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在课程标准的研制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同学说的精髓，提出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实现了音乐课程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自此，国内学界开始逐渐关注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了围绕“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一系列讨论，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专题研讨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专项研究。

关于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讨论和争鸣，代表性观点譬如：管建华针对“以审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基础，提出了批判与质疑，他认为审美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过时的普遍主义，是反历史主义和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并借鉴国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和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观。⑥杜亚雄认为，音乐属于表演艺术及其非语义性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音乐教育不能以审美为核心。在创作、演出和欣赏三个环节中，“表演”最为重要，音乐教育应该“以表演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为重点。李渝梅和李方元评介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审美音乐教育限制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乐教育在广泛、多样的功能方面表现出应有的作为，而功能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新观念，体现了包容与进步。

针对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国内学者们开始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王耀华提出了“音乐创造为核心”的哲学观，认为音乐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应将“创造”贯穿于音乐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刘沛认为，目前音乐教育的价值观点呈相互融合的趋势，应该在进一步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等重要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多维度的音乐教育逻辑体系和价值范式。宋瑾提出，音乐美育中将美作为善的附庸，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这种错误观念影响了具体教育实践。音乐教育中要实现“以审美为核心”，必须改变“重善轻美”的历史惯性。廖家骅赞同当前我国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坚守“审美教育”观点的同时，提倡“洋为中用”的治学态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兼容论”、“求善论”等观点。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例如：《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音乐教育研究》、《后哲学文化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认识和思考——基于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乐者“乐”也——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之省思》。此外，谢嘉幸1997年把埃利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介绍到国内；《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在我国翻译出版；2009年广州大学举办了国内首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埃利奥特本人被邀现场讲学，使国内对音乐教育哲学的关注和研讨进一步走向深化。以上研究成果，折射出我国十余年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显示出课程标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1年版课标颁布后，国内学者开始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有别于以往对课标进行分析与解读的研究思路，如王州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和“面向全体学生”课程基本理念的探究。将课标的研究定位于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符合21世纪教育哲学的转变：“要从‘以教育知识为核心’转变为‘以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为核心’”，“这种教育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真正地提高人们的教育智慧，而不仅仅是增加人们的教育知识。”经历十余年发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从理论自发转向学术自觉，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超越对音乐教育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与“概括”，着眼于实践性与反思性研究。“实践性”赋予学科发展以新的使命：音乐教育哲学不应该处于被动“解释”实践活动的地位，而应该主动“改变”实践，从抽象的“为知识而知识”，转向思考真实教育情境中的问题，为音乐教育行为的优化与提升而探求知识。“反思性”应为学科研究的另一关键性基点：其作用不在于对音乐教育活动的认识和对音乐教育实践行为的指导，而是使教育工作者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认识逻辑与行为模式，从而突破程式化，为新的音乐教育与教学的设计提供思想支持。如同“哲学是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反思”，音乐教育哲学就是对音乐教育问题反思性和彻底性的探究，其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者对教育行为的掌控力和理解力。

无论是音乐课程标准中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还是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研究音乐课程标准，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更深邃哲学理论研究层面的必然。

二、课程标准的修订彰显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基础的定位，关乎音乐课程价值、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标准、课程实施等几乎是音乐课程的所有方面，可谓举足轻重。”2011年版课标，从理论阐述到实践操作标准，无不显示出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上的基础意义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一）理论上的基础意义

2011年版课标作为国家规范和指导基础音乐教育的正式文件，在理论上海纳百川，广泛汲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重新界定了一些重要的概念、理念及其内涵，体现出音乐教育哲学在课程发展中的理论基础作用。

2011年版对“音乐审美”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深化：“音乐审美指的是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感悟、沟通、交流以及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认知”。音乐审美内涵的重新阐释，厘清了2001年版中不明确的概念界定，避免了实践中的误读，提升了理论上的意义。“课改”以来，对音乐审美的片面理解，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学生）对审美对象（音乐作品）的单向体验，在2011年版中得以澄清和明确定位。使“审美为核心”的理念，从理论上揭示了作品本身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独特作用，在实践中修正了音乐教学中的主、客体之间的裂痕，显示了我国素质教育的新方向和新理念。

2011年版梳理了“审美”和“美育”的关系：音乐审美“这一理念立足于我国数千年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与我国教育方针中的‘美育’相对应，彰显音乐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美好情操、健全人格和以美育人的功能”。“审美”指向非功利性的精神需求，是音乐教育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和功能。“美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塑造完美人格、发展人的全面素质为目的。二者密切联系，共同构筑了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中“美”与“善”的教育价值取向。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看，如果重“善”轻“美”，实践中会导致以德育化的认识活动进行审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得不到真正的音乐审美体验；如果重“美”轻“善”，则也不利于音乐的多种教育功能的发挥。审美和美育的关系涉及到音乐教育实践的方向和教学操作，因此，2011年版在理论上给予了全新的阐释与提升。其“审美”理念扎根于我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强化了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之一。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版课标强调“审美”和“美育”为“我国”所特有。早在《尚书》中，就有我国古代关于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最早记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审美”和“美育”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范畴，指导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实践的进行，成为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1年版课标的哲学基础中，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成为了重要部分，使“审美”和“美育”等一系列理念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也促使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更为本土化。

（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以逻辑思辨为主，但必须超越纯理论层面并应用于实践，方能显示其学科价值。在2011年版扩写的“课程设计思路”部分，体现了音乐教育哲学对教学实践的重要引领作用。

第一，加强了音乐课程中美育的可操作性。为了凸显音乐课程的美育功能，2011年版将教学内容整合与拓展成四个教学领域：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以音乐活动方式划分的四个教学领域有机融合，通过不同的教学内容，用“以情动人”的方式，培养学生知、情、意的能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11年版课程标准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为新中国建国后历经曲折的美育确立了实践上的立足点。

第二，2011年版课标特别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理论研究能够反映和引导实践活动。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内的一些学术论文局限于理论思辨层面，缺乏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最近，笔者有幸见到一份修订中的音乐教材目录，曲目囊括了不同时代、风格、流派和地域的优秀音乐作品，包括奥尔夫和柯达伊的经典教学曲目，其中一首柯达伊作曲的《滑雪》，不但标注了柯尔文手势，还在教学细节上做了符合我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处理。这反映了当前一些音乐教育的实践探索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未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2011年版课标纠正了上述偏颇：“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是在生动、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生成和实现的。”此表述将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观有机融合，并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强调了多样化音乐实践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搭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第三，2011年版课标强调了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2001年开始的音乐课程改革中曾提出“淡化知识技能”的口号，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理解，甚至部分教育专家也认为审美能力是独立的，和知识技能并无关系。2011年版课标从音乐学科的特殊性出发，把“音乐素养”概括为“双基加四个能力”：“学习并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并明确了掌握一定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作用及意义：“应正视这一客观的学科规定性，正确处理课程中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发展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关系。”

三、在一定文化立场上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2011年版课标的修订与颁布，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渐趋成熟。尤为重要的是，其理论基础并非学术拼盘，而是在坚守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实施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一）反思：文化立场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文化传播与传承主阵地的教育领域，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是重中之重。1994年10月3日，在日内瓦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上通过了《为和平、人权和民族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其中指出：“教育必须教育公民尊重文化遗产”。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必不可少，但前提是必须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所以，当今各个国家更加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性。反思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如果脱离文化立场和具体国情，以堆砌国外的各种理论观点做为立论依据，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在理论和实践双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精神，“讲求共存与和谐相处，承认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样性，但并不互相排斥，即使是不同质的实体和部分也可以在某种逻辑精神的联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音乐教育哲学的“和而不同”应是在保持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以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为中心，国外理论为多样化补充的哲学观。目前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已显现出重建文化立场的趋势，如有学者指出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民族意识的重要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华大地上有着足以令当代音乐教育安身立命的哲学根基。

当今，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也不乏曲解与误读。作为音乐教育风向标的课程标准，其理论导向作用不容小觑，2011年版在“文化立场”问题上同样旗帜鲜明。课标重新扩写了“课程性质”，“人文性”居于首位：“无论是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课标中音乐的“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精神内涵的特质，给音乐教育活动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本身就是“文化立场”的明确表现。再者，2011年版课标将“多元文化”改为“文化的多样性”，文字的修改折射出了哲学观的变化。本文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多元文化消弭了文化中主位和客位的差异。文化多样性则是强调了民族的主体性——无论是音乐教育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均需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民族意识。

课标还赋予“文化立场”以显性可操作的特点：“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音乐项目）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树立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这并非学术壁垒或盲目排外，“文化立场”的建立和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系统地学习母语音乐文化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这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与学术自信。

2011年版课标的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各项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文化立场与民族意识的重视。这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既以本国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又要善于借鉴和吸纳异文化，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繁荣，进而带动音乐教育实践的提升，这也是课标对一些学术争鸣的明确回应。正如廖家骅所说：“修订稿能够在众说纷纭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中，坚守国民音乐教育阵地，坚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显然是把握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正确导向，为今后音乐教改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种体现，它凝聚着无数先哲学人的智慧和心血，应该得到珍惜、坚守和发扬。”

（二）开放：兼收并蓄

音乐教育哲学既是文化传统的积淀，也是时代思想内涵的精华，这两方面构成了学科的基石。我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乐教”思想和百年来“美育”的实践是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浓缩为我国古代“乐教”思想的核心哲学观，音乐教育在审美和情感之间，在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统一性之间，先秦时代就已经做出了实践。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学堂乐歌”，在实质上兼容了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和外来音乐文化。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现了中西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交融。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些重要的音乐教学方法、观念和学说，不断丰富着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乐教思想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不可忽视的积淀，延续百年的“美育”思想则融汇了中西文化，这双方面奠定了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也确立了2011年版课程标准兼收并蓄的哲学观。

首先，2011年版课标开拓性地界定了音乐课程的三个性质：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全面涵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学说。以往各版本的音乐教学大纲缺乏对音乐课程本质属性的归纳与总结，2001年版课程标准首次界定了音乐课程的性质，深化了对音乐课程的理解与认识，但表述的相对简单。2011年版中，“人文性”是对音乐课程的全景式概括，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审美性”体现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与主要价值，凸显了音乐课程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不可替代性，是我国“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托；“实践性”将音乐的本质探究转向了多种生动的教学活动，将音乐的音响和主体活动合二为一，实现了音乐课程的价值。这“三性”有机融合并概括了美育论、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将音乐教育理论发展到了新高度。

其次，2011年版的五条“课程基本理念”是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高度凝结的产物。作为国家正式文件，课标不直接阐述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而是将其概括为应用性的基本理念，作为指导音乐课程实施的理论基础。2011年版课程基本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一、二、四条。其中，“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强调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承载了我国数千年“乐教”和“以美育人”思想，在注重音乐本体的基础上，将音乐的“审美”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并做到了以学生为本，来发展其音乐学习的兴趣与爱好；“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显示了我国对“音乐教育哲学”这个舶来品的本土化诠释，“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强调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演唱、演奏、聆听、综合性艺术表演和即兴编创等各项音乐活动”、“音乐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艺术”，理念中的各种表述从我国教学实际出发，诠释了“实践论”，有机渗透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王耀华的“音乐创造说”和杜亚雄的“音乐表演说”，显示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包容性与发展性；“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是我国音乐教育在强调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语境的必然选择。同时，对于我国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加强学习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使音乐课程增加弹性与可选择性，推动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10

本文主要探讨哲学本体论视野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论证，得出比较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独特价值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观的视角实现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构，达到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哲学本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性的理论［1］。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前提性命题。任何要确立学科地位的研究领域都必须首先进行本体论的论证。围绕本体论论证，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和“是什么”［2］。“什么是”是事实判断，意在回答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现象中提取本质构成比较教育本体论的论证思路。目前，比较教育学面临着“领域”抑或“学科”之争，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论证有助于划清学科界限，奠定学科发展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

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需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教育”，旨在追问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同时，分析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之争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的起源为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科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准备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由此，教育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能够通过增进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品德以实现个人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则是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在对比和求同存异中思考如何实现人的发展。第二，教育学领域中之所以会产生比较教育学，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即比较思维。比较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思维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比较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继归纳法和演绎方法之后成为人类思维方式的新高度。第三，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离不开哲学支撑和物质条件的准备。莱布尼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3］，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正是对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认识，才为“比较”提供了前提，因为比较正是为了确定事物间的同异关系，寻找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明显地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不断推进，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彼此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别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至此，比较教育学在这三大内在动机的推动下产生并不断地向前发展。目前，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属性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比较教育是“学科”抑或“领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教育学目前发展的不完善所致，探讨这些争论背后学者思考的维度，有助于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在成就与不足中思考努力的方向。首先，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研究领域。其中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黎成魁的观点，即“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4］。黎成魁学者从比较教育方法论角度质疑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认为比较教育缺乏一套公认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法不属于比较教育的特有属性。由此，要使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要么从前提上否认方法论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要么致力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其次，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来看，比较教育学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三大制度化标准，即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出版学术刊物［5］;另一方面，对于学科的苛刻要求，学者们对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内在规定。埃德蒙•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法国学者德贝塞•米阿拉特雷认为比较教育像其他任何地理学科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从我国学者来看，王承绪先生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起着综合作用的学科［6］;顾明远先生则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7］。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侧重之处，体现出比较教育的属性不是单一，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教育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8］。比较教育学虽然已经具备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即课程、社会性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在对象、方法、理论体系上有待提高，这些是衡量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从比较教育本体事实论证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的本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时代性，但比较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和挑战。

(二)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

“比较教育是什么”属于本质论证，它是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通过对比较教育事实内容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9］，得出比较教育的本质内容。因此，比较教育的本质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比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比较教育本体有哪些特性。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意在揭示贯穿比较教育发展始终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从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中可以看到，比较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无法达成一致，面临着学科属性之争。基于此，追问比较教育的学科本质或许可以从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达成共识，奠定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基石。作为以方法论著称的比较教育学，其本质的探究自然离不开“比较”。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具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稳定的研究模式和独特的研究视域［10］。换言之，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两国教育现象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简单的“比较”，比较教育的本质就是“比较视域”，其中“视域”意味着观察者从多视角面对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内在透视性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另外，“视域”也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从他已有的传统或先见出发所看到与理解到的可能范围。视域包含着主体的“先见”理解，解释者从自己原有视域出发，使文本有选择地进入视域，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域［1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立场，由“视域”迁移到“比较视域”，比较教育的本质即比较视域，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主体视域，价值无涉视域向他者视域的转变。比较视域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路径。比较教育的本体具有多层次性和立体性的特征。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确立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统一的认识逻辑;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世界教育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全质形态进行对应性的理念形态性反映和建构与刻画、表达和呈现文本形态［12］;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不同地区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分析与解释。由此可见，通过对比较教育本体特征的把握，我们应该在探讨比较教育的本体特征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而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来看，比较教育本体的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改变，方法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必然随着对象内容的改变而改变［13］，以便达到研究的目的。不同时期比较教育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主要分析不同时期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为下一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历史解释本体论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西方历史主义学派作为从批判理性主义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由于受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转向人文主义，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导向，即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历史解释本体论。自从萨德勒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后，比较教育家们开始关注影响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康德尔进一步发展萨德勒的思想，提出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两大核心概念，试图将教育背后的力量归因于这两大概念中。汉斯将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教育背后力量的理论依据，实现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的理论化和具体化，他提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传统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德国的施奈德将倡导的历史法中引入哲学辩证法，在进行分析时，他非常重视民族性和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他认为在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中，教育的内在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乌利希对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他注意到中国、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同样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具有启示意义。马林森使民族性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他建立了民族性模型，指出决定民族性的因素分为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的本体论，不再单纯地借鉴和移植别国的先进经验，而是更加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国外的教育情况从别国的经验中寻求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之道。从横向发展来看，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纵向发展上，它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比较教育。

(二)科学实证本体论

20世纪60－70年代，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遍布各个领域，比较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实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影响，其中，实证社会学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为探索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意义，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探讨内容;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倡资料的量化、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统计分析，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验教育学是拉伊、梅伊曼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为比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科学实证本体论，主要探讨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实证本体论的发展经历了倡导阶段、诊释阶段、发展阶段和修正阶段，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在《计划》中试图通过教育比较表、问卷调查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比较教育家的重视，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安德森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教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教育内部因素的研究是互补的，不可替代。正如其它社会分析一样，比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14］，这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操作性内容，促使比较教育本体论从历史解释向科学实证转变。之后，贝雷迪提出了比较的四步法，使比较教育研究首次有了具体的研究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首次与假说的验证联系起来初步建立起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诺亚和埃克斯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验证假说的程序和方法即假设验证法，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假设即: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教育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研究逻辑，寻求普遍的规律和原则。随后，霍尔姆斯在强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预测性特征的基础上，侧重使用假设演绎法，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法。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科学实证本体论，坚信比较教育是一门科学，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知识是与价值无关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和社会及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找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强调研究的操作性程序。

(三)文化相对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亚非以及其他大陆民族的解放运动兴起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毁灭性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人们开始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15］。同时，受哲学现象学的影响，比较教育开始关注主体建构的生活世界，而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从科学实证转向文化相对本体论，即主张置身于某一教育文化背景中，实现教育决策。文化相对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泼斯坦、霍尔姆斯和埃德蒙•金。18世纪爱泼斯坦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找到这种背景影响下学校的特点以及形成该国教育制度的特殊因素。至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从科学实证的本体走向文化相对的本体。受哲学现象学的启发，埃德蒙•金提出生态式的背景论，主张在动态的社会背景中关注人们的内部观点，从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理解教育。同时，埃德蒙•金重新将比较教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教育借鉴上来，提出了教育洞察法和教育决策理论，前者以客文化的角度深入客文化背景，后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教育决策，形成一套系统的比较教育分析框架。霍尔姆斯深受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和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的影响，提出了问题法，主张在反驳和证伪中，不断改进教育决策，实现教育改革。与前一时期科学实证的本体论相比，比较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博弈中，走向了人文主义道路，即文化相对本体论。它注重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在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中，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教育是特定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对不同教育作普遍性的概括是不可能的。它承认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卷入的可能性，强调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此，文化相对本体论并不注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特别关心研究目的，认为目的决定方法。

(四)文化理解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在肯定外国文化独特价值基础上，爱泼斯坦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思想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对待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一国内的亚文化，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层面、亚文化层面的教育诉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质性、非主流的少数族群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理解。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扩大，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了文化理解本体论。文化理解本体论是比较教育历史进程中科学实证本体论和文化相对本体论的结合，在吸收、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吸收科学实证本体论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存在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肯定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吸收文化相对本体论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的认识，即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的评价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由此，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内涵，即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和批判性反思下的教育理解［16］。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从借鉴走向国际理解，从全人类的视角赋予比较教育以更为神圣的使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借鉴以实现本国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解的角度尊重文化差异、进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文化理解的本体论使比较教育研究挣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桎梏，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探寻教育的共同进步。文化理解的本体论的重心更加关注非主流教育，它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国际主义分析框架，它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

三、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比较教育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方法论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期许寻找比较教育共同的学科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

就比较教育而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单独探讨了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比较教育世界观体系，但是就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更无从谈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主要从哲学的视角获得该研究的理论支撑，并在其它学科领域中进行参考。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一般学者认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持有三种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们各有其研究对象、性质和特点;从方法论到世界观或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中间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化环节［17］。由此，从哲学的视角推演到比较教育学科视角，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关系，比较教育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比较教育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相互转化。就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外国学者Harder的思考，即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服务于本体论。认识论又明确地在方法论中体现———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论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桥梁。同时，潘文国指出，方法论的前提是本体论，方法论是否恰当首先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18］。由此，教育研究的本体是“教育”，比较教育的本体就是“对教育的比较研究”，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派别:从本体论上说，存在把教育现象作为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两大类别，从方法论上说，存在量化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类别，可见，比较教育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观点，比较教育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和具体方法。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11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亚林，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437100

内容提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 键 词：生存论哲学 教育 教育学

一、生存论哲学及其意蕴

当前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是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哲学转向生存论，生存论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论阐释模式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在自然、社会、历史与文化中敞开的人的实践活动哲学感性出场。生存论哲学所开启的对人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思量和解释，既增强了哲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创造功能，又进一步彰显了人的生存特性，确立了社会生活中作为价值主体的“人”。

(一)生存论是哲学思想理论的新发展，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生存论哲学要重建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

存在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然而，“存在是什么”及“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在古今哲学思想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追问世界的本原及认识可能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哲学流变和学术理路进展中不断分化和专门化，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现象学、实践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等主题逐步推出，对传统的哲学解释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疑，对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吸取与批判，推动着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生存论转向”，彰显遮蔽的生存论成为当今哲学的重大课题。“所谓生存论的彰显，意味着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转变的路向。”[1]p2从我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生存论哲学已然成为批判借鉴西方现当代哲学、回归马克思哲学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中国问题情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范式。

生存论首先就是要破除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建立关于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解释原则。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贯穿着一种被称之为“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理论。“所谓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是‘存在论’问题上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2]与这种理论相适应的是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要探寻和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最高依据和终极原因。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概念二元对立，后者是作为第一性的，前者是作为第二性的，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是西方知识传统中的“知性思维”或“概念性思维”。知性思维总是力图穿越感性现实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而否定感性现实的存在，这种寻找是通过自我意识的知性思维以独断的方式削平和抽取存在者的存在特性来完成的。因而，西方传统的实体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只能是一种“意识哲学”，因为他是在人的自己的“意识”里完成的，而不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西方哲学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及知性思维妄图建立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以其“总体性”的概念思维吞噬存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消磨存在者的特性，将存在抽象化为某种“绝对观念”本质，这种思想受到了黑格尔以后哲学家的质疑与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趋势是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及知性思维的反动。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本我”等都是对实体本体论的背弃与逆动，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力图找回失却的“存在”，重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解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抹平差异、执著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专制统治性，倡导多元主义，力图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以其“感性实践活动”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思想，确立了感性实践活动先于逻辑和知识并构成逻辑和知识的本体论地位，实现了存在论的变革及哲学阐释方式的转换。正如吴晓明所说，“马克思哲学揭示了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在存在论基础上跃出知识论路向，颠覆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生存论路向，构成了哲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3]生存论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在历史文化的实践中统一的生存结构，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在世”的人，“人与世界”共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生存实践活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这种本源性关系决定了人的“在世存在”基础地位，建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也突显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是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

(二)生存论是哲学表达方式的转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生存论哲学要建立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结构还仅仅是一个前提和基础，揭示了“人在世界中”的敞开，那么，人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呢？“人在世界中”并不指向人与世界的“混沌”式存在，不是“活物论”式的存在，也不是形而上学主体性设定的站在“绝对”高度君临万物的存在，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通过生产生活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p273人的生存特性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第一，人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不是某种永恒的本质规定，而是在生产生活中并与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共在”的实践性存在。就人本身而言，人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自在与自为、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统一体；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普遍联系，互相确证，构筑了人的意义世界和世界的人文价值。第二，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又使人成为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在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认识，通过知识与逻辑，通过行动，通过类的实践，改造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这是一个否定与自我否定、超越与自我超越的过程。

人的生存特性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源性关系的基础上又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关系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又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改变。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使人能够站在主体的立场来认识、观察、测量、实验、生产和改造世界，确立知识论的基础和逻辑，增进人类的科学知识发展。这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人文世界，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界，他们内在地统整于生活世界之中。

生存论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属性，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第一，人类实践活动要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统整意义、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实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文与科学是人的两种“在世”方式，人文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人文，人文追求的是意义与价值，科学揭示的是事实与真理。从综合的角度来看，人文和科学统一于“在世”，人文精神必然孕育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扩大人类的理解视野而强化人文精神。科技的单向度发展可能会“遮蔽”或者“遗忘”“存在”，但没有科技，人类就犹如井底之蛙式的“存在者”。第二，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自然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发展的动态统一。马克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5]p169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不是人类的资源库，不仅仅是攫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的家园。第三，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动态统一。如果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看，由于人的“对象化”特点，人又往往将他人、社会作为对象，人与人的互为“对象性”而互相“否定”，似乎销蚀了人的主体性。但从本源性的生存论上来说，社会团结与统一是人的生存的伦理道德之根。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共在”特性，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存在中才能实现。

(三)生存论超越了“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确立了“价值主体”的合法性，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观念虽然确立了以理性为依据的“人”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理论核心是把“主体”作为“实体”，主体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了，形成了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所谓‘主体形而上学’，就是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6]p40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主体性，主体性体现为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自身：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以理性为依据的主体性贯穿于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科学、道德与艺术之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7]p20-22这种主体性被批判为主体的无根性、主体的独断性和主体的封闭性，这种主体性是随着近代认识论转向、把实体性的“人”作为认识的最终根据而产生的。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的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在世存在”的基础地位，也确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从而奠定了人的“价值主体”的合法性。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4]p34价值主体的确立标示着哲学的“人学”主题和“价值哲学”的生存论构建方向，生存论所确立的价值主体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知性主体”或“思维主体”观念，从具有本源性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生存维度彰显人的价值，并把人的价值与世界的意义内在关联，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第一，价值标准不是抽象的“理性”与“自由”，不是永恒的“普遍本质”与“客观规律”，价值标准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第二，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维”及其“对象化逻辑”表现为一种控制性的、征服性的专制与暴力，它蕴含着“同一性”的规训法则，用同质化克服异质性，消融“他者性”，具有非道德性。价值主体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和“他者性”，是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敞开”与“生成”，走向一种“可能生活”。第三，人不是某种抽象绝对的理性主体，人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与感性、肉体与灵魂、现实与可能、逻辑与直观等杂多的统一，人可以并能够从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实践中进行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在文化语法中生产生活，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超越与自由。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作者简介：

二、教育的生存论阐释

教育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撇开一些神秘主义的和极端的见解，人们大致认同的是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一般被称为教育现象。以前我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科视野看教育，从客观的、对象性的认识论眼光来“看”教育，基本是把教育作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来看的，这个看法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看法”本身，其症结就在于我们过去的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对象性思维”，过去我们把教育当做单纯的认识对象，所认识的教育现象还只是对象性意识中的现象，是客观现象，而不是生存论哲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不是人与教育和社会共生的“共在”现象。

生存论哲学提供了解释教育的一种思维。毫无疑问，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教育是不可能是独立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它虽然不是社会活动的全体，但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社会活动的结构之中，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生存目的和存在价值，并以某种社会语法形成一定社会中具体的教育形态。

立足于生存论哲学，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教育的阐释方式。

(一)摒弃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确立教育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做”的思维，彰显教育的活动特性

人们往往对象式地“看”教育，归纳教育活动的某种“本质”。周浩波认为，哲学上对教育的第一次注目实际上是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理想、价值、信念的问题时，附带论述教育的，他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基本分析文本，分析了教育作为工具的发生语境和元规则。柏拉图的《理想国》对理念、善、正义、公道、理想的国家和完善的个人品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后，很自然地进入了教育问题，教育成为实现他的理想国的唯一途径，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哲学家和军人。周浩波由此认为，“我们所能肯定的教育思维的第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是，教育能够完成某种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只能由教育来完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讨论教育的起点：第一，教育的确存在着，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活动形式。而且，这种教育活动形式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其他任何的人类活动方式所不能取代的。第二，教育思维历程的起点是，教育有用，并且，用‘教育有特殊的作用’来为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作基本辩护。这样，人们不再去回答‘教育为什么会起这些作用’这种穷原究委式的本体论追问。第三，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应该起到哪些作用’‘教育怎样才能起到这些作用’”。[8]p38周浩波的分析表明，由于教育有用或者说教育有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教育：教育从一开始就被镶嵌在“目的—手段”的思维和理解框架之中。

根据这种理解模式，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教育是一种工具(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的、生活准备的……)。这种理解模式就是把教育当做完成其他社会任务的工具，恰恰没有教育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教育还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工具”式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这样，教育就消弭了作为“存在”的活性和丰富性，沦为一种手段。例如，在二十世纪后期我国教育学研究中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当今这种思维仍然存在，把教育从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归结为某种“本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认为教育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无视教育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活动特性。从生存论思维来看教育，就不仅仅是“看”的思维，而更应该是“做”的思维，确立教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活动特性”。就其活动特性来说，第一，教育具有时间上的起源和发展特征，它始终在“过程”之中，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在不同的人类活动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第二，教育始终是人的社会活动，人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生活状况交互影响，构成教育存在的社会境况，形成教育在不同历史和社会阶段的社会语法，从而，人们可以在参与不同的社会语法中认识和表达教育存在。

(二)超越学科中心视野的“教育”视点，还原教育的社会生活整体性，建立教育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

教育学者习惯从学科视野看教育，本亦正常，但又难免顾此失彼。从学科中心出发看教育，就是截取教育的某一片段来进行学科视野的分析，也容易“抽象”出教育的局部特征，斩断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学科视野与“本质主义”思维一结合，教育就会成为森林中的一“叶”。学科中心视野就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是知识论的眼光，把教育当做供研究的客观物体，这就是近代认识论的思想模式。认识论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作一种客体，供人们去认识、表述、改造与征服，包括人本身也是认识对象。近代认识论有三件法宝，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没有了它，认识就不可能进行；二是确定性的寻求，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捕捉事物，征服和改造事物；三是知识论眼光和路径，用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探寻事物本身的“存在”及其特性。

教育存在是一种与人、与社会历史文化不可能分离的存在，既有其“活动特性”，又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教育与人的生活本是同体互构的。教育是人类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由于教育活动的目的性，教育蕴含着人类不同人种、民族和群体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创造特征，在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中，教育与其他部分构成开放的、动态的互构关系。在我们传统的教育理论中也经常讲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但都是进行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就是“被决定”、“被制约”的“具有一定反作用”的社会存在，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看起来似乎全面辩证，其实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这就要求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教育与人及社会存在的结构上进行“现象”还原，展露教育与人及社会的原初的内在联系。胡塞尔的哲学有个“现象学还原”概念，他从真理是现象与意识的符合出发，把客观现象在主观意识中的“还原”称为“现象学还原”，我在这里反其道而用之，主张把我们关于教育的意识进行社会生活“现象”还原，通过这一还原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其一，教育是人与社会生活的“共在”，它不是孤立的客观现象，更不是僵死的物品，而是开放的、生成着的人的社会活动；其二，教育在社会语法中承载着人和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学意义，教育既受制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状况，又体现着人的理性和希望，它富含人类学的发展特征，汇聚各种历史文化信息，伴随着人走向成熟与超越，具有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

(三)彰显教育的属人特性，展现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教育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现象，是人是生存情态和社会存在状况的体现，也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创造

我们习惯于从意识、概念和思维出发探寻“本质”上的教育，往往忽视了教育现象的“本真”，教育现象的“本真”就是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学会生存》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图景：“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是复杂的和连续的。这时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或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的照管到狩猎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到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氏族巫士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这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在世界广大地区内一直流行到今天；这种学习方式至今仍是为千百万人提供教育的唯一形式。”[9]p26-27这幅教育图景充分说明了教育是属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内含于生活世界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粘连。教育是属于人的，人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人、教育与社会的生存结构来看，教育不仅仅是理性的，不仅仅是科学的，也不仅仅是规范的，而是根植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的，是人的生存情态的展现，也是社会存在状态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命题。但是，还不止于此，教育还是人的社会生活创造，人通过主体性的活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改变人、社会和教育，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又是生活世界的创造和超越。

近些年来，受到存在哲学和现象学的影响，我国教育界认识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提出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命题，这说明我们不再简单地把教育化约为某种抽象的“物性”。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还要彰显教育的属人性，教育是人的生存目的之证明，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人要通过教育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创造一种“可能生活”。教育活动是人类为了理想信念而设计创造的一种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教育蕴含着人类生活的目的性和价值观，而不是原初的、散漫的社会现象，教育立足于生活世界，还要穿过和超越生活世界，达成人的“可能生活”。由于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原初经验性的、自明的世界，具有直观性、散漫性、个体性、非理性和自我封闭性，它要接受某种理论的检测与反思，赵汀阳的“可能生活”又提供了一种目的性的思维，内含着人的目的性和超越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不仅仅具有“物性”，更多具有的是属人特性。可以这么概括：教育既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又在与人的共在性关系之中；教育既有物性，又有属人性；教育既是人的创造物，又是人的绵绵不断的创造本身；教育内含着人学目的与生存价值，指向人类生存的意义。这是从生存论得出的合理的结论。

三、从生存论视角看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世界现代化以来，科学的发展及对科学的崇拜日盛，科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特指了，科学的逻辑需要科学研究共同体遵从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而排斥其他一切非科学，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和精神的研究被称为“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了，这大致也成为科学所排斥的对象之一。关于教育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我国教育界有很多讨论，尽管教育学从一产生就试图科学化，这种努力是值得尊敬而有限度的，教育学对科学的自我迷恋导致的结果是自我迷失。

教育学是不是科学，或者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大有争论廓清之必要，因为这既关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又关涉到教育研究的旨趣、方法与目的等问题。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促进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在生存论哲学视野中，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既然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目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那么，教育学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学科，教育的实践指向与人学立场意味着教育学要超越知识论，意味着人的意义与价值构建。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作者简介：

(一)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活动的学问，教育现象不同于一般现象，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

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教育社会”的概念，与此相反，教育学自产生以来却越来越“迷惘”，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作为社会实践的教育活动生机日盛，从一种简单的照料训育儿童、给青少年传授伦理道德和知识的普通学校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全民性和终身化的复杂社会活动；其二，越来越多的学科合理地或“越界”来探讨教育问题，教育学也主动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研究教育问题；其三，有些“职业教育学者”不忍或不愿看到其他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力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科以抗衡其他学科，抬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更多，这刚好证明了教育学科生命活力的日渐强盛。

第一，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活动，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命题与知识资源及其体系都是根据教育活动提出和展开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活动的。教育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现象不同于其他现象，也不同于胡塞尔意义的现象学之“现象”。教育现象与其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最大区别就是目的性和价值追求。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有目的地培养人，是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是教育的本质特点。”[10]p16第二，教育活动的特性决定了教育学的综合性，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是教育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教育学是从教育活动实践中产生并随着教育的发展壮大而逐步扩大其边界发展壮大的，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工业的迅速增长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劳动者，普通教育迅速发展，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问题。实践需要催生了教育学，早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就根据教育的发展状况在《论学问的精神与进步》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学科，夸美纽斯在教育实践中写出了《大教学论》这部近代最早的教育学专著，赫尔巴特接过康德在大学的教育学讲座，开创了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学，力图教育学的科学化。当今，教育已经制度化，基本实现了全民性和终身性，教育活动的边际也在不断扩大，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日渐相融，教育学的研究越来越兴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统一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阿基米德点”就是教育实践本身，“唯有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或辩护的知识才是‘教育的’，才是‘实践的’”。[11]石中英分析了教育学活动的主体、对象、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等核心要素，提出了“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的命题，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推论出教育学的“民族性格”和“理论性格”。[12]第三，教育学的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决定了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是近几百年从哲学中产生的，科学从其产生就以其独特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壮大自身体系而脱离其母胎，且不受到哲学命题的制约。西方哲学的求知特性必然催生出科学，追问存在背后的本质、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使“确定性”和“因果律”成为科学的真理共设，反过来，西方哲学致力于认识与事实的一致性企图把哲学也科学化(并已经部分科学化)，导致了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与人文价值的危机。自狄尔泰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后，李凯尔特以价值为标准区分自然和文化，提出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两种科学类型，哲学家们面对哲学的分化也认识到理念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的不同。教育学不排斥价值因素，教育学需要理念性知识，当然，教育学也要吸纳科学知识，所以说，教育学具有综合性，不必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最多只是李凯尔特意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文科学”。

(二)教育学具有相对独立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

教育学具有综合性，它可以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为科学基础，吸纳现代科学成分，但它只能是“文化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但这既不影响教育学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危及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劳凯声认为，“教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强调教育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地位，相反地，这样一种定位提升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育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13]教育学研究的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来说的，但是，就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来看，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我们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可以看出，赫氏的教育学是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王坤庆在总结分析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征后指出，“由于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研究教育必须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14]教育学科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些观点。

由于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教育学科的发展动力是人类的教育活动需要，教育活动的发展变化是教育学科的生长点。对教育活动的研究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但并不妨碍从其他学科视野和借用其他学科方法来研究。实际上，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科学发展史所总结的“方法先行”，另一个就是科学的公共性。我们知道，培根和笛卡尔都生活于近代科学全面兴起之前的约一个世纪，但培根的经验方法与归纳逻辑和笛卡尔的唯理论方法及演绎逻辑构成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基础，促成了近代科学的繁荣，这就是“方法先行”。科学的公共性是众所周知的，科学产生以后，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方法是普遍性的，它的社会进步意义是革命性的，科学成为对大众普遍的素质要求。这两个现象说明，一切科学本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科学方法也是一种大众工具，不要把它当作教育学的异己，或神秘化，或排斥它。我们需要的是借鉴这些学科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学的问题，形成新的教育学命题和扩大教育学的知识体系。

(三)由于教育现象的活动特性，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教育学的存在样态也就具有多样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教育学是对教育现象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的教育活动归纳为一种现象，这个观点大致不错，但要强调两个问题。其一，教育现象具有人类的主体性活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其二，教育现象兼具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之“现象”的综合特征。康德承续了西方哲学二元论传统，把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体，现象学从现象与实体本质一致性出发，认为“现象”就是事物本身，现象就是存在自身的显现。现象学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发展理路，典型的是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现象，体现出“文化存在”、“对象性存在”(意识现象)和“在自身中存在”的综合特征。与此相对应，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与阐释起码有三种基本路径：文化路径、科学路径和哲学路径。这就说明，教育学的存在样态具有文化样态、科学样态和哲学样态，教育学研究能够并且应该从多学科角度来进行。

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就质疑教育学的独立地位和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教育学从pedagogy到education或educational sciences说明了教育学学科的分化和教育学的“终结”，唐莹和瞿葆奎的《教育学科分类：问题与框架》历数教育学分支学科及其发展脉络，唯独不见了“教育学”，这都是“科学”眼光看出的“问题”，而不是教育学本身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从赫尔巴特创立的教育学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如果把200多年的人类教育活动发展作为一个变量来考量，我们还能够怀疑教育学科的地位和合理性吗？教育的发展变化要求从多学科来研究“教育现象”，相应的，教育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扩大，但这只是预示了一个现象：教育学科的重要性及学科存在样态的多样性。当然，教育学科和教育学研究者也要具有相应的胸怀。

综上所述，从生存论哲学观点来看教育学，教育学是研究人的教育活动的人文科学，教育学内含人学目的论，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自我增值特点不同，教育学是“人为赋值”的学科，人赋予教育学以意义和价值，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人文学科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15]p4教育学的理论概念与知识体系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学具有人学立场，教育学通向人类的意义世界，实现人的价值。

四、教育学研究的生存论哲学方法及其旨趣

当前我国教育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纵深发展，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命题逐步提出，教育研究的哲学、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不断夯实，正呈现多元开放、生机勃勃的局面。当然，在这种宏观大局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有的研究盲目照搬其他学科理论，简单移植其他理论成果，难以嫁接到教育学上来；有的研究提出的命题武断片面，不能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价，顾此失彼；还有的研究追求奇异，故弄玄虚，华而不实。这种问题说明我们需要对教育学的研究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厘清理论思维，梳理学术理路，加强方法探讨，生存论哲学就是一种对教育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

(一)生存论哲学方法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存论哲学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致力于世界改造的实践哲学，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生存论哲学思想，教育实践就是教育学的本体论基础，教育实践蕴藏在生活世界之中，又体现了人的意义与价值追求，指向了生活世界的超越，是教育学的存在之家。教育中的认识论由人与世界的两类关系构成，即对象性关系和共生性关系，对象性关系构成了人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方法，是科学认识论的方法，是以“看”为特征的方法；共生性关系构成了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基础和方法，是生存实践和人文体验性的方法，是以“做”为特征的方法。教育是有价值负载的，教育的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的意义与价值属性，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教育价值论要以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为基础，坚持人的主体性观点，确立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致力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构建。生存论哲学方法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又不代替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检测与反思功能，为教育学提供人学命题和价值命题，而又拒斥一切神秘主义，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在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建立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

我国教育学研究一直注重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也不可否认，有些研究错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当作直接照抄照搬，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约束教育研究。但是，当前有些研究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观点，不顾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忽视了教育学的人种、民族、水土和生态特征，更难以认识到教育的社会文化境况。因此，我主张坚持生存论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对一些引进的或移植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预防性的检测，对一些模糊性的认识进行澄清，对一些“闪光”的口号和命题进行质疑与评判。

(二)生存论视域中的教育学研究坚持方法论的指导，又不替代和否认其他的具体方法，是坚持人学立场的多元化的综合研究

生存论哲学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指导，但是并不替代和否认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教育学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在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形成自身的研究方法，教育学也具有一般科学的“方法先行”的特点。我国很多学者非常重视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曾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前沿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学的研究。王坤庆曾著《教育学史论纲》，以研究方法为线索梳理西方教育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经验——描述”、“哲学——思辨”、“科学——实证”、“规范——综合”和“科学——人文”的研究范式。[16]这个观点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其主张的辩证综合的方法论注意不够。

当前的教育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强调教育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注重现象学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就全面性来说是不够的，这就要对其主要思维方法进行检测。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强调教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教育学的人学立场和人文特性，是指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并不否认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科学的观察、测量、统计、数理逻辑等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研究教育中大有作为，量的研究生命力依然强大，尤其是研究教育的结构、规模和效益等宏观问题还必须采用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单纯突出教育学的现象学性质既不能完全体现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又潜藏着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教育学可以是现象学的人文科学，但不一定就说教育学只是现象学的人文学科，只能进行解释学的人文体验研究。现象学的方法可以为教育学所用，就如教育学现象学派的马克斯·范梅南也承认，现象学方法有其不足，它不能用于理解社会整体的特征，也不能解决问题。当然，现象学方法也有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更是多样，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话的方法等都可以为教育学所用。

因此，我主张用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指导教育学科的研究，要从教育学科发展史上继承经过检验的其他方法，还要借鉴和改造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教育学研究所用。方法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教育学具有独特性。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作者简介：

(三)生存论哲学方法意味着教育学研究不单纯是科学式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而更应该是人文性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意味着教育学研究者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自教育学产生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教育制度化又进一步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工程。与此相应，教育学科的领域逐步扩展，教育也应该研究国家的教育政策与管理，可以研究特定的民族与群体生存情态。教育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成为现实，研究方法自然丰富多样，教育研究不排斥科学方法，但是，教育学的人学立场要求教育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普遍性与确定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服从科学的“管理”与“规训”的学科逻辑，而是构建人之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是显现和理解人的生存境况，是扩大人的视野和拓开人的思维，是增进人的交往、团结与幸福。

迄今我们的教育研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不够，而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运用得不多，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意识蒙眬。我们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及其知识观和真理观上，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迷恋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本质与真理，把教育学的研究当作一种“管理”与“控制”。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提供和彰显了一种“人文逻辑”：坚持人学目的论，注重个体性的生存现象；坚持感性实践的生活形式，显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本源性关联；坚持意义与真理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解释原则，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坚持个体主体性及主体间的生存价值优先的价值观，质疑和批判强迫性共识，呼吁对个体、差异和特殊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

教育学研究的人文逻辑将使教育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局面，教育学既可以与科学结合，运用科学新发现、新成果和新方法，又能够融入人文学科大家族，把哲学、历史和文化等学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学中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改善教育实践。教育学研究可以追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更要进行本土化，借鉴西方思想，整理中国教育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20余年前，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一文中就期盼教育学的繁荣与“中国教育学”的诞生，我们有理由期待生存论哲学思想和方法给我们启迪。

最后，要强调的是，生存论哲学方法对教育研究者也提出了要求：研究者要对人与教育保持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参考文献：

[1]邹诗鹏．生存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3]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J].学术月刊，2001(9).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7]［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周浩波．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0]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11]瞿葆奎，郑金洲，程亮．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J].教育学报，2006(3).

[12]石中英．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J].教育研究，2002(3).

[13]劳凯声．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J].教育研究，2004(4).

立体化教学论文篇12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