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论文篇1

一是国际公共行政理论交流中对话层次不对等的风险。事实上，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不仅承载着为我国行政实践中的问题寻求出路的使命，也承载着确立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主体性、使中国公共行政学平等地参与国际公共行政学对话的重任。而这样的国际性对话要获得平等性，首先要求的是对话的理论层次的对等性———如果将行政学的理论层次按其抽象程度分为中层理论和元理论(或基础理论)的话，那么，一种平等的、可持续的中西方行政学理论对话模式，从形式上看应是以中国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来回应西方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以中国的行政学中层理论来回应西方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只有这样的同一层次的对话，才能使中西方的公共行政学交流不至于因范畴、视域的不同而自说自话，才能使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在与西方的不断交流中获取更多的国际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将中国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定位于中观理论层次，就必然导致中西方交流和对话的不对等———这一方面是由于:本土化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缺乏，必然使得元理论和基础理论层面上的中西方行政学理论交流成为西方的独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行政学中层理论一般都是高度依赖于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以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一旦缺乏中国式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支撑，本土化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就可能成为一种在形式上体现中国经验、在内核上却反映和注解西方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理论形态。如果是这样，那么那种看似平等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对话，实际上却仍是在西方行政学理论体系内部展开的，它并无平等性可言。

二是中层理论意义上的行政学理论的代表性和一般性不足的风险。对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而言，一种理论能否产生强大的影响，除了要看理论自身的逻辑是否自洽之外，还要看这种理论是否对参与对话的各方理解行政问题、把握行政生活、厘清行政理论有着足够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大小，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形态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广延性和可扩散性。而对于中层理论而言，它作为一种介于元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形态，具有明显的“居中”特质:一方面，它不同于对行政现象的单纯描述，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但另一方面，它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又是不充分的，它掺杂着具象、对于特定的行政情境有着高度的依赖。中层理论的这种具象性和情境依赖性，使得中层理论意义上的行政学理论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多地仍是本土性的，它的可参照性、可推广性、可接受性远不如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因此，就中层理论本身的特质和功能而言，它很难承担起代表中国公共行政学参与国际交流和对话、向世界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之独特贡献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层理论构建即使对于推进行政学的本土化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也只能是过渡性的、阶段性的、策略性的，而非终极性的。再次，从内容体系构建视角来看，其主要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将概念、话语的本土化等同于行政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之风险。如前所述，目前行政学本土化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是从行政学的概念、话语着手，以概念、话语的本土化来推进行政学理论的本土化。应该说，这种做法看到了概念、话语所具有的描述和解释本土化行政现象的功能，体认到了概念、话语在本土化行政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工具性、前提性意义。但必须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并不等同于概念、话语的本土化;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并非是某些区分于西方的零散的、非体系化的概念、话语的创生和加总，而是要以概念、话语为基础，经过逻辑加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

这里的意涵在于:其一，本土化的行政学理论必须是体系化的而非松散的概念和话语的集合;其二，行政学理论的体系化，其核心在于厘定出将松散的行政学概念和话语汇聚起来的逻辑理路，其中，逻辑理路是本土化行政学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概念和话语得以汇聚的线索。只有在厘定清楚了本土化行政生活及行政理论所赖以为基的相关逻辑前提、逻辑演变历程、逻辑主线等的基础上，本土化行政学的构建才能摆脱无序和纷乱，才能思路清晰、事半功倍。二是学科特质与学术原创性丧失的风险。在本土化行政学的内容体系构建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模仿西方行政学内容体系的倾向;其二是模仿其它相关学科的倾向。就第一种倾向而言，它有两种可能的表现:第一是“新瓶装旧酒”，即将西方理论和西方行政学的内容体系贴上新的标签而变成本土化的理论;第二是仅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使中国的行政实践与行政经验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解。这两种表现都是我们在推进行政学内容体系的本土化进程中所要极力避免的。而第二种倾向的出现，则是由后发学科对先发学科的借鉴所引致的。事实上，目前学界所提出的一些本土化概念已经显现出学科模糊的倾向，一些话语和概念，如“锦标赛体制”、“公推直选”等实际上都来自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尽管学科间的交流和借鉴无可厚非，它对于推进行政学的繁荣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如果操作不当，它也可能会导致行政学核心概念的缺乏(尤其是具有真正原创性的核心概念的缺乏)，如果是这样，那么行政学就有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合法性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以上我们针对学界有关构建本土化公共行政学的三种具体路径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了反思。这些问题和风险大多是具象性的、显见的，它们较易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和重视。但是，除了上述可能的问题与风险之外，在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关注如下两个更为隐蔽、但影响却更为深远的潜在问题。一是行政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这里所说的“问题认知支配”，主要指的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那种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情形，它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进行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表现形式。相比于理论和研究工具的西方主导与支配而言，问题和议程设置方面的西方主导与支配现象更具陷蔽性，而其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影响亦更为深重。具体到行政学学科而言，问题认知支配现象的影响目前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是公共行政问题和议程设定中的问题认知支配，它表现为学界较为普遍存在的试图从西方的行政学议题中找寻中国行政学学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及通过了解西方社会对行政问题的界定而去发现中国行政系统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倾向。其二是在行政问题处置方法上的问题认知支配，主要表现为，对于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行政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些学者总是试图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中找寻相应的解决方法，奉西方理论和经验为奎臬，而忽略了西方理论和经验本身所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水土不服的问题。由于全球化时代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具有无意识性、前置性特征，其影响一旦扩散，它对行政学本土化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其中最严重的影响之一在于，它可能使得一些推进行政学本土化的努力由于未能脱离西方问题意识的影响而长期在西方的理论逻辑中无意识地循环，从而极大地削弱行政学本土化的现实效果。因此，对于行政学而言，推进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的全面反思、尽量避免其对行政学本土化进程的干扰，是每一个行政学研究者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二是行政本土化过程中的“现代化范式”支配问题。“现代化范式”主要是指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以“传统—现代”二分为基础，将社会发展预设成一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的倾向。与“问题认知支配”着重揭示学界在问题界定上的西化情形不同，“现代化范式”支配着重强调的是学界在学科理想图景界定上的西化倾向，它重点关注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那种将西方的“现代化”理想图景作为自身的图景，而忽略了“根据中国”、基于自身实际构建符合自身的社会科学理想图景的现象。具体到行政学学科，“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其一是“追赶”式的行政理论研究模式设定。在行政学界，以追赶西方潮流、寻求行政学理论的“现代化”(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实质是西方化)为研究的目标定位的现象，是极为常见的;西方学界一旦出现某种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理论，国内行政学界往往趋之若骛、极力推崇。值得指出的是，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并非由于他们缺乏推动行政学本土化的意愿，而在于他们对于“现代化范式”的潜在支配缺乏明确的意识，从而前反思性地、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现代”的行政发展模式，走入了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圈套。

其二，对行政理想图景问题的忽视或误置。“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使行政学研究者普遍将西方的行政理想图景当成了自身的行政理想图景，继而也就导致了学界对于中国式的行政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受西方技术主义思潮和行政中立性思维的影响，国内学界大多将行政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些具体的行政问题的解决之上，而对如下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如:究竟怎样的行政学研究是符合中国语境的?中国语境中的行政学研究要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图景?中国行政学的理想图景与西方行政学的理想图景之间有何差异等，却缺乏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缺乏，实际上进一步强固化了“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扩大了其支配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行政学界如何摆脱目前表现出的那种在枝节问题上冷静、而在根本性问题上无知的现象，真正确立起中国行政学研究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是我们所必须深刻反思的问题。

二、公共行政本土化之可能路径展望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2

2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的现状和不足

2．1教学主体以教师为主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以教师为主体，课程全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提高，而学生也只是在枯燥、乏味的课堂讲授中度过每堂课，在考试时，死记硬背成了代名词，考试之后，学生的专业知识很快就忘记了，更别说在实践中有效的运用了。那么这样的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整个教学过程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就更谈不上如何提高学习效率。而教学，实际上应该将学生放到主体地位上来，而不是教师每节课填鸭式的全堂贯穿讲授。

2．2教学缺乏实验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验的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都已被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学生群体正是对计算机和网络感兴趣的人群，那么，新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中，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相关章节的实验，就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没有实验课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进行。这样，既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不能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能使学生全面立体的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所谓的纸上谈兵大概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如果只是书面的全程讲授，学生只是对理论知识有了平面的、二维的理解，这就像早些年学生学习英语，很多学生学成了“哑巴英语”，只会做书面的题，口语应用十分吃力。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应该是穿插着科学的实验课程的。

2．3教学缺乏实践环节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缺乏实践的环节。所谓实践出真知，教学正全面的诠释着这句真理。医科大学学习公共行政学的学生，毕业后的培养方向是趋向于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院的行政科室的，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枯燥乏味的一味的讲授，期末是以试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这样，无意中就进入了一个非良性的循环，既老师讲授无激情，学生听课无兴趣。同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考核方式单一，只是用试卷说明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学生就只为了如何应付考试去学习，不能全面、立体的掌握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知识。

2．4教学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授课内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内容单一，以书本讲授为主，未结合专业方向设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只是针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讲授，并未将学生今后的就业趋势紧密结合。

3完善具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

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方法，已经刻不容缓。建立有医科大学特色的公共行政学教学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更是符合培养自治区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

3．1要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改变教师满堂讲授的授课方法，将学生的参与度提到最高。每个章节在开始之前，用适合本章的案例引入，在了解案例之前，将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了解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案例时，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由于是在章节开始之前所看的案例，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还不能系统的运用本章所学的知识，但是，正是这样带着问题去进行学习，遇到重点和难点再与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知识不断内化，并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能力。与此同时，在案例的选择过程中，以医疗行政系统的案例为主，让学生在早期就能站在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养具有先进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方法、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创新精神、能够基本掌握基础医学，并且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的行政科室的现代高级专门人才。

3．2要将现代化的实验课带到教学中来目前，卫生管理学院的实验室，针对公共行政学这门课程，引入了电子政务实验课。在实验室，模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档案管理、公文传输、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审批系统、框架、招标采购平台、政府办公系统，以及政府信息门户等内容。学生可以在实验课上，通过模拟政府的以上办公内容，更加直观和全面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用更立体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和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针对电子政务的实验课课程安排还是不够科学合理，课时数还较少，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不断优化实验课的课程设计，并将实验课的实验设计的分数纳入到考核范围内。

3．3要把学生的课间实习规划到教学计划中来卫生管理学院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四上学期结课后，都会到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实习单位的范围包括各盟市的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这时的实习，正是考察学生学习各门课程成绩的最佳时期。通过实习，学生能够用体验式的学习方法将理论知识内化，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同时，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但是，目前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一旦确定了实习单位就不能更换，这使得学生不能全面的了解卫生系统内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运行状态，那么学到的实践知识限于学生所实习的单位。如果能够将实习单位施行轮岗实习，既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卫生监督部门，以及医院的行政科室等将实习生进行轮岗实习，每个单位或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么，学生将会从更多的角度和方位成长。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3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赡芟硎芄参锲罚此降摹按畋愠怠毕窒蟆U庋ジ龈鋈艘话悴换嶙约夯ㄇ垂郝蚬参锲罚庵治锲分荒苡烧垂郝蚧蛱峁5谖澹橹形募壑等∠蚴枪怖妗U橹且恢止卜褡橹永砟钌辖玻Ω冒讶骞竦背勺约旱姆穸韵螅挥Ω糜凶约旱奶厥饫妗6杂谡橹此担彩亲非笞约罕咀橹⒈静棵爬娴男形际谴砦蟮摹R虼耍Ω檬且恢帧肮嫒恕倍挥Ω檬且恢帧白岳恕薄KΩ靡仓荒馨炎非蠛臀す怖孀魑咀橹⒈静棵诺男形勘辍T谡饫铮怖嬗Ω美斫馕骞竦墓餐妗5比唬谝桓龃嬖谧挪煌准丁⒉煌盘宓纳缁崂锩妫捎诓煌准吨洹⒉煌盘逯涞睦媸窍嗷コ逋坏模艺獯瞬煌准丁⒉煌盘宓睦嬗肴骞竦墓餐嬉部赡芊⑸逋唬虼耍谡绾味源缁峁餐娴奈侍馍弦灿幸桓瞿母鼋准丁⒛母鐾盘宓睦嬗畔鹊奈侍猓獠⒉荒芤虼朔穸ㄕ橹形怨怖孀魑炯壑等∠蛘庖皇率怠?/P>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谡馊嘧橹哂械摹肮残浴背潭鹊牟煌撬哂械摹胺怯浴背潭纫膊煌R话闼道矗谝焕嘧橹咕哂幸欢ǖ摹坝保础胺怯浴背潭冉系停坏诙嘧橹疚蕖坝被蛑挥猩倭俊拔⒗保胺怯浴背潭冉细撸坏谌嘧橹推涫抵识允粲谕耆蕖坝弊橹蚨钦嬲胺怯浴钡摹？杉印坝浴闭庖惶卣骼纯矗谌棵庞纱印吧倭坑弊橹健拔⒗弊橹俚健拔抻弊橹庖幌盗凶橹虿棵殴钩伞?/P>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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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4

一、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特点及其发展

(一)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特点

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这门学科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系统科学,公共行政学科特点比较突出,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内容是丰富的、交叉性的、广泛的。行政学的发展史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行政学的综合性特征。综合性是行政学最大的学科优势和特点之一。

第二,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这种实用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行政学研究的均为行政实践中出现的具体的、常规的问题,否则行政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次,行政学是对行政现实进行研究的结果,是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过程,这一解决问题过程本身是客观的,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又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实用性与效用性是行政学的生命力所在,是行政学存在的价值所在。

第三,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是在复杂的行政现象与现实问题中来探求、寻找共通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条理和法则,并依据这些条理与法则去对行政活动实践加以规范的学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关于方法的、工具的知识体系的学科。

第四,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系统性学科。公共行政学本身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对各种行政现象与事实进行系统观察、实验、比较、分析及研究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系统知识。它的知识并非是支离破碎的,而是具有一定科学性、完整性、统一性的理论与知识体系。

第五,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发展性的、动态的、进步的、不断创新的学科。国家行政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必定要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与此相一致,研究国家行政现象的公共学也必然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和更新。正因为如此,行政学才会历久不衰,充满活力与生机,并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相关学科所重视。

(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中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1.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兴起。企业家政府理论是伴随着西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的危机而出现的,它不仅对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作出了新的回答,还对企业家政府的本质与特征作了简洁而形象的刻画。该理论认为,政府是我们用来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机制,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的载体,对于一切文明社会来说,政府都必不可少。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运作。然而,问题不在于政府中工作的人,而在于工作的体制,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中的大多数公务员是负责的、有才能的、立志献身的人,只是受制于陈旧体制的桎梏,创造性得不到发挥,精力遭到浪费。我们相信这些制度可以改变,释放出政府公务员身上巨大的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2.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所谓新公共服务,它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目前,与其说公共行政官员正集中于控制官僚机构和提供服务,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掌舵”而不是“划桨”,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但是,在他们忙于“掌舵”的时候,他们是否忘记了是谁拥有这艘船呢?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

二、公共行政学教学对象的新变化

公共行政学进入我国的高校教育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它的教学对象也有了新的变化。如今接受高校教育的大多是“90后”的学生,这和最初“80后”学生有了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性独立自信,但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90后”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相比“80后”更加好了。但是,他们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更加张扬自我个性,相对比较缺乏合作意识和团队忠诚感,人际关系应对力和心理承受力相对薄弱。虽然“90后”渴望思想上的独立,但不少学生在生活上对家长依然有较强的依赖性。

(二)关注社会主流思想,但价值观更务实

由于身处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信息的逐步开放和透明化,使得“90后”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比他们的前辈更加丰富和趋于理性化。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90后”在学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这个领域很积极,在这些方面的领悟非常快。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多变,让他们更加务实,很早就明白应该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关注抽象的哲学。他们认为社会是在要求他们成为更加务实的人,而不是像“80后”一些年轻人那样乐于过多的坐而论道。

(三)网络时代形成的速食文化

速食文化,原本是指那些快餐文化,就是指那种很快而无营养的快速食品。现在引申为,在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下,都市人追求快、新、奇的生活方式。

由于网络普及和教育民主程度的提高,传统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模式发生改变,“90后”大学生获取信息更加快捷,知识更加丰富,对自己的人生表现出的信心和理性远超过他们的前辈,在某些方面比老师知道得多。现在的“90后”一代在知识结构上的复杂和多样性远远超越了以前。信息量的极大丰富和创造力的提高,使得他们渴望成熟独立,希望能跟老师进行平等的交流,而不是被动接受单向的知识和观念灌输。网络时代是“90后”大学生的生存环境特征。因特网的便捷和低成本,使得“90后”迅速掌握了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本领,接受信息的渠道方式趋向多元化,因此扩大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心智发展超前。他们的大脑在接受互联网上大量新奇的信息以后,这种强烈的刺激反而会使他们内心更加空虚。信息通过音像、图文和其他网络语言,在网络上的多样化展现,符合他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符合追求个性、强调效率、注重时尚的心理特征。而读书则通过印刷媒体阅读文字,理解内容,内馈为自己的感受,则是一种深层的生活方式。而且,网络使人的虚拟沟通能力远远超过实际沟通能力,容易形成一种在网络中的虚拟人格,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

我国高校教育思想和行为上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信息和知识有了新的需求层面;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所以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授课教师,既要紧跟学科发展的步伐,又要满足授课对象的新的需求,这些就对授课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公共行政学对教师素质的新要求

传统时期,高校专业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身心素质、业务素质、创新素质、综合素质,等等。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可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进入21世纪以后,公共行政学科新的发展和高校大学生思想的变化,都对承担公共行政学的高校教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具备跨学科悖论研究的能力,真正实现公共行政学的综合性特征

跨学科悖论就是指在某一背景知识条件下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出现的悖论。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特征中包括综合性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在研究中或者现实中都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可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跨学科研究也面临着悖论的困扰,以致不同学科之间难以进行充分的交流。跨学科方法的出现,打破了科学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导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推进新的分化。实际上,这种跨学科悖论的发现,不仅向人们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且也拓展了悖论研究的视野。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面临这种问题,这就需要教师清理悖论中的逻辑矛盾,由此抓住悖论中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使科学理论逐步走向精确化、严密化和系统化。这也是推进学科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

(二)提高公共行政学教师的学习能力,既包括学习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又包括学习教学对象的新思想超级秘书网

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发展性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有了新的变化。直到目前,公共行政学仍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既然学科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作为授课教师就需要不断了解和学习这些新的信息和知识,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只有授课教师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够不断推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并实现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让教学对象掌握最新的信息。

另外,当代教师一种新的素质和能力还应体现为向教学对象的学习。这不仅需要教师观念的转变,更需要一种勇气。古人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这是古人对老师的一种概括和解释。但同时还有一句古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结合这两句话,作为新时期的教师既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也要善于学习和吸收他人的智慧。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参与到学科的研究和讨论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集思广益。教师要把教学模式从单向教学变为双向教学,把教学观念从单纯的“教与学”转变为“以学促教,教学相通,共同学习”。

(三)了解教学对象的需求,掌握目的性教学的能力

我国高校教育中,“90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想更好地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首先要了解他们的需求。“90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价值观的务实性,他们更关注知识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它的理论价值。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这门学科对我有什么用处”,这种强烈的功利欲望与学术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公共行政学教师,可以通过改变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达到教学的目标。针对教学对象务实性的特征,公共行政学教师可以实行目的性教学。所谓的目的性教学即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总结出他们的学习目的,从而将教学内容设计成围绕学习目的而展开的教学方式,在完成教学内容的同时实现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从而达到双赢的一种教学。这种目的性教学最适合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能让教学对象掌握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又能满足教学对象对理论的需求,更能实现教师教学效果的改善,是一种一举多得的做法。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J].中国行政管理,2008,(10).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5

在科学管理行政研究时期，科学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要求政府同样实行科学管理，改进行政方法。在这一时期，管理过程研究学者法约尔，他首先提出了管理是经营一部分，并提出管理的五大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同一时期行政学家怀特也对行政进行了研究。也就是说，行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管理，都是为实现管理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通过怀特的研究，他将行政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行政管理内部，转向技术性细节，满足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要求。

2.从三权分立的角度

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通过权力的分立制衡，来达到国家权力的平衡运行。从三权分立角度来理解行政，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及法院分别行使。那么行政就是与立法、司法并立的三权之一，是国家行政组织（除立法、司法组织以外）所从事的政务管理活动。由此，从三权分立的角度，确定了行政活动的范围。由此，行政本身就是管理，行政管理就是国家行政组织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及其自身事物进行的一系列组织和管理活动。

二、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学科名词之间的关系

“行政学”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斯坦因提出，而行政学真正开始成为一门学科，则始于威尔逊。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工业化的迈进，尤其是在美国，为了反对政治腐败、政党分赃制带来的弊端，要求改革政府体制，扩大政府行政职能。现行的政府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行政学”一词则出现在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之后，根据管理学研究的不同侧重点，有以企业研究为主要对象的企业管理，也有以政府研究为主要对象的公共行政。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性管理活动，具有强制性，管理的是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以及自身事物。当时管理学在我国刚刚兴起，人们通常把政府机关的管理活动习惯的称为行政管理。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很快被确立并发展开来。学者们对其定义为：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及其自身事物。行政管理学作为学科名词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总之，在我国行政学界，不管是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他们所表述的主体都是国家行政组织即政府部门，客体是国家和社会事务及其自身事物，活动准则都是依法管理。因此，这三个学科名词内涵一致。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7）06-100-2

引言

国外研究学者指出，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总结出来的行政管理成果，若不经过本土化处理在其他社会文化环境中解决行政问题适用性较差，也就是说，在全新的环境体系下应当总结归纳属于其自身特点的行政学理论和规律，但是对于我国而言，有关公共行政学研究以西方行政学理论和公共问题为主，这样一来导致研究内容同我国公共实际情况出现偏差，同时对我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实践指导意义不大。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在今后公共行政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进行研究对象的调整，将重点向国内转移，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行政学理论研究，以为今后本土化行政问题的解决对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资料。

1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概述

社会学科在新的环境下出现并应用必须进行本土化过程，这既是这一学科的特殊性要求，同时也是新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趋势。对于我国而言，本土化最初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中，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基于此，对公共行政学进行本土化研究也是该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1.1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涵

现阶段，本土化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概念。新事物本土化发展必须同社会环境、应用对象等相适应，同样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也需要一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本土化处理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在这四部分内容中，尤以“本土化的过程”不确定性较高，因此也是今后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从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本土化内涵：以我国历史文化背景为依托，汲取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公共行政学理论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构建以中国特色为主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创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公共行政学科，为今后公共行政实践操作提供正确的指导。

1.2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容

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涵方面分析，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和概念、研究方式及工具、研究对象。站在研究对象角度分析，公共行政学的根本是本土化问题的解决，这就要求研究学者在进行国际公共行政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应当逐渐将重点向国内公共行政问题转变，但是并不是指公共行政学研究对象就是本土公共问题，选择的标准必须符合相关的要求。

2 探寻我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不足表现及原因

无论是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还是从实践指导应用方面，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学科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通过对公共行政学科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行政学关于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概念尚未形成，在对公共行政实践进行指导过程中经常出现偏差，指导作用不大，培养人才同社会需求不符，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证明了一个问题：我国还没有构建属于自己的公共行政学科，本土化问题还比较严峻。

2.1 本土公共行政学缺乏原创理论

基础理论是学术研究的核心，一旦核心缺失，那么问题的研究也就会停滞不前，同样对于公共行政学而言，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本土公共行政学后续研究的基石，是一切关于学科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研究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理论为基础的，如古德诺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弗雷德里克新公共行政学、奥斯本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另外，学科的本土化可以从理论内容和语言表达来探寻，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公共行政学概念、理论、实践指导等分析可以发现，主要案例、理论表达等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学内容为基础的，从我国政府部门实践指导范例中很难发现属于中国特色的影子。

2.2 理论研究对本土化实践指导意义不大

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关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加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等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外受到复杂环境的影响，由突发性公共危机引发的公共问题时有发生，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体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亟需公共行政基础理论体系指导实践，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国公共行政本土化不足，在实践应用中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3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路径选择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研究比较早，但是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的反思和创新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纵观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都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尤其是本土化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日趋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成为了当前学科研究的重点。

3.1 建立本土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

时至今日，我国传统形成思想对目前公共行政实践也存在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对现代人逻辑思维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影。因此要想从根本上了解和掌握我国公共行政文化内涵，必须从传统行政思想理论着手。有学者指出，我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从传统资源中挖掘积极行政学内容对构建属于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对政府部门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应注意的是，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决之前的所有，而是以当下实际情况为基础，通过对行政文化和环境的认识和分析来进行创新，有关这一点可以从我国部分高校行政教学实践中发现，这一举措的实施将会为形成我国公共行政学原创理论提供基础。

3.2 以本土公共行政实践问题为基础开展理论研究

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实践为服务对象的，同样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也是以实践问题解决为目的的，一旦理论无法应用实践问题，那么理论体系构建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进行中国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就需要从实践中积累。首先，中国公共行政学应当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价值导向。我国国情同英国、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这一点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当提高认识。其次，以中国实践经验为指导。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前提是了解和掌握我国的实际情况，知晓我国公共行政学的本质，因此在探寻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当对历史资料和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从而清晰我国公共行政过程，保证整个学科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提升公共行政学的应用范畴。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应当重视国际化问题和本土化问题。我国关于公共行政学研究一直以“国际学术前沿”自居，但是过程中应当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存在差异的”，因此要想保障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前瞻性前提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了本土化问题。

3.3 加强行政学研究方法训练

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确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关于学科研究方法同理论体系构建，学科研究深度和广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哲学层面和技术层面，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应当对具体研究流程、相关标准等进行确定，并检验研究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效果体现。这就要求在今后关于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过程中，首先国家社科基金等应当加大对该项研究的资金投入，其次还需要我国权威公共行政学期刊等提供平台支持，以为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提供引导作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关我国行政学本土化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内容也在不断加深，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我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研究还不成熟，在行政公共实践问题指导过程中应用价值还不高，还不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需加大力度。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7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形成的背景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界改革的成功，政府公共行政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已显得日益力不从心，并且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指导下的政府机构内部也危机重重，政府行政改革迫在眉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及要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努力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它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委托――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其支撑点。其倡导者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交易成本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其要义为：

1、改变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形成新的“顾客”“客户”关系，并把这种顾客至上的理念带进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理论当中来，使政府服务以顾客为导向。

2、更加注重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通过这样能更好的产生所谓的经济、效率和效果。

3、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等。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坚持引入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戴维奥斯本和彼德普拉斯特里克在他们的著作《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明确提出摒弃官僚制的主张。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由于描绘了“造政府”的“路线图”而风靡全球。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在其专著《公共管理导论》中完整系统地研究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的不同概念和特点，阐明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并研究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和一般趋势，从理论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进行的行政改革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统称为“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盖伊彼得斯第一个系统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彼得斯在对传统治理和全球行政改革进行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并对每种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国内一批学者开始著书、撰文对其进行介绍，一批介绍性书籍及文章相继出现。如：周志忍教授主编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卓越教授的《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走向分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1期）等。这些书籍及文章成为国内学者了解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资料，为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90年代末期，国内结合新公共管理的相关主题讨论我国行政改革的文章逐渐增多。而这其中又以讨论我国究竟能不能借鉴新公共管理的做法，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居多。此外，这方面研究的相关文章还有张国庆教授的《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启示》（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卢明教授的《公共管理学管理范式的演进》（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唐钧教授的《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载《新视野》2000年第5期）等。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

1、实践成效

（1）它不同程度解决了发达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提升了政府运作能力，回应了在全球化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2）不仅在西方，也对包括东方在内的一些国家，它提供了当代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模式，在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也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3）新公共管理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了许多创新。从理论上讲，它改变了传统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理论基础等。它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奠定了更广泛、坚实的理论基础，开阔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为政府的行政提供了许多的新模式、新方法。

2、实践中的不足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2）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3）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很难付诸实施，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4）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的腐败和。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实践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形成的背景

基于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总结与反思，对“新公共管理”的各种质疑的理性思考，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罗伯特V登哈特和珍妮特V登哈特于 21 世纪初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登哈特夫妇指出：“所谓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及要义

所谓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指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人本主义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等理论为基础，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其要义为：（1）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非掌舵；（2）追求公共利益是主要目标；（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身份，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即公务员不应仅仅关注市场，亦应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6）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关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大多比较分散和不成体系。英国著名学者E费利耶（EFerlie）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The New Management in Action） ―书中关于政府治理改革模式探讨中提及到了“新公共服务取向模式”（new 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美国纽约大学学者保罗C莱特（PaulCLight）在其《新公共服务》（The New Public Service） ―书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三个特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教授詹姆斯派瑞（JamesLPerry）在其著作《民主与新公共服务》（Democracy and the New Public Service）对学者Frederick Mosher在《民主与公共服务》（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rvice） ―书中关于民主与公共服务的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并且认为新公共服务已不同于以前的公共服务。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得算是罗伯特B登哈特（RobertDenhardt）和珍妮特V登哈特（Janet VDenhardt）夫妇合著的《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The New Public Service：Serving，Not Steering）以及罗伯特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Theori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公共服务中的行政领导》（Executive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rvice）以及登哈特夫妇的论文《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The New Public Service，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等。

国内学界对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来自对西方有关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著作和论文的翻译，以及关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介绍和评价的期刊论文。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国内学界对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主要体现在“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中。与新公共服务有关的研究论著包括：刘俊生教授翻译的登哈特夫妇的论文《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对新公共服务理论做了精炼的概括和阐述；丁煌教授翻译的登哈特夫妇的著作《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是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介绍；扶松茂和丁力共同翻译的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有所涉及和阐述。其他与新公共服务有关的译著还包括学者吴琼翻译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戴维约翰法默尔著）和《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麦克斯怀特著），李学翻译的《民有政府：反政府时代的公共管理》（谢里尔西姆拉尔金，卡米拉斯蒂福斯主编），孙柏琪等译的《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理查德博克斯著）等著作，这些著作虽未直接提及新公共服务，但从很多方面对其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从中吸取了相关理论和元素，并以此为基础。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实践

1、实践成效

（1）新公共服务理论完善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它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好的方面与民主治理融合了。这种兴起的理论模式填补了旧公共行政的不足，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构建现代公共行政研究规范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为理论与实践上推进政府改革具有借鉴作用。（2）创新了行政管理新的实践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当初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的价值所在，在抛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建立出一条更加关注民生与公民利益，更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新的模式选择，是新公共管理的发展。（3）提升了公共性质的思想和方法的解释力。新公共服务理论是较为全面的理论，它不仅强调了公平与正义、民主价值与公共性的论述，还重新规划了新公共行政理论的传统蓝图。（4）突破了限于政府失灵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眼界，提出了政府在以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新的观念。从理论上说，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人们所熟悉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超越。从实践上讲，新公共服务理论重新回归到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2、实践中的不足

（1）新公共服务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特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体系，在面对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发展问题，产生西方发达国家现实背景与话语体系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有其深刻的话语局限性。（2）从责任的定位来看，政府责任与公民责任的界定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定位，新公共服务并没有明确的界定。面对现实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冷漠，如何提升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民，如何提高公民参与的效能感，新公共服务也没有提供良方。（3）相对于管理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倡议和宣扬多于实际的可操作的科学方法和技术，甚至作为政治途径的一种，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一些涉及根本性政治问题时做出有成效的回答。

结语

以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主要是以效益为导向，建立企业家政府，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等；政府的作用就是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促进自由选择和实现效率，公民就是顾客，公共行政官员被视为旨在以低成本、低消耗和高效率来促进市场活动完成的市场参与者。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则主要是追求公共利益，奉行服务理念，凸显公民权利、公民意识、公民身份和公民价值，强调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信任和互动共治；政府的作用不是控制或激励，而是服务，民主的观念与对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崇尚，不仅应贯穿于公共行政的运作中，而且应在行政组织内部牢固加以确立。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作为当代公共行政的两个主流理论，彰显了顺应时展的先进性。新公共管理的根本特性是追求效率价值，新公共服务的根本特性是追求公平价值，二者各有其核心理念，各有其发展空间。我们研究它们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并非要舍去其一，而是希望在二者间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使它们在当代政府治理与改革中共同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完全赞同将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纳入有学者提出的多元行政观的思想图谱里。在其理论发展和实践当中，我们更应该注重二者的理论互补关系，充分发挥双方的积极因素来共同指导社会及政府的发展与建设。（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V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 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8

自我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以来，有关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一直不断。直至今天依然是基本概念混乱不清，基础理论肤浅薄弱，学术论著自相矛盾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文试图规范澄清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理顺三者的相互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和研究健康深入发展。

一、公共管理概念

何谓公共管理？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例如，夏书章教授就是这样看的。他指出，行政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英文为administration，意为行政、管理，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行政学，有人把它译为行政管理学。因为行政天生具有公共性特质，因此，英文administration前通常有public加以限制、形容和修饰，所以，有人也把它译为公共行政学，有人译为公共管理学。[1]我理解夏老的意思，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仅仅是个译名不同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差别。如果我的理解是夏老的本意。那么，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假定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过去在外国表达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的含义，但是也不是对国外在这一个领域全部研究现状和历史的全面概括，至少它没有能够概括进去国外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全球治理等理论。其二，既然我们把外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引进国内，那就遇到一个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夏老的看法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其三，当前中国教育部在专业设置上把公共管理设为一级学科，把行政管理置于公共管理之下设为二级学科，表达了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有差别的意向，此时再把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值得商榷。当然，夏老强调公共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不仅在译文上有他的道理，而且在实践中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行政管理即政府管理确实在公共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舍弃政府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只是一句空话。

有人认为，公共管理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新公共管理。陈振明教授说：“说到底，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而且它代表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趋势。因此，我宁愿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传统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之后的新途径、新范式，我称之为‘第三种途径’，而将前两者分别称之为‘第一种途径’和‘第二种途径’。”[2]陈教授讲的“第三种途径”的“公共管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英、美一度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它是一种在“重塑政府形象”名义下以市场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引入私人管理企业方法的公共事务管理市场化的公共管理模式。陈教授关注当今世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令人钦佩。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一，他把公共管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模式，忽视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也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显然在概念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其二，他只看到新公共管理引进私人管理方法的优点，没有看到这种模式存在的缺点。据我观察，当年在美国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如今并不是很时髦的东西，相反，强调政府权威才是当今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公共管理模式。其三，有意思的是陈教授一方面写文章赞扬宣传西方新公共管理式的公共管理，另一方面由他主编的《公共管理学》却讲的是政府管理的内容，这种论著上面的互相矛盾表现了作者自己研究中的困惑。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34 ― 02

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府改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重塑政府运动”、“企业型政府”、 “政府”、“国家市场化”、“国家中空化”等只是对这场改革的不同称谓。这场改革运动始于英国， 然后席卷全球。从美国的“重塑政府（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运动到英国的“ 运动（ Hood，1991） ”；从新西兰的“全面改革”到德国的“苗条国家”改革以及其它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以市场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 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 体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各种特征。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

（一）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构想，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有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特征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具备顾客意识。这一观点指出，政府是受顾客驱使的，其宗旨是满足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服务。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强调对效率的追求

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和按顾客需求作预算。可以说，效率贯穿了整个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始终。

（三）追求管理的自由化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遵循既定法律法规，通过严格的行政规制来管控。新公共管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度规范化，法制化和过多控制的情形下”如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因此它提出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

（四）引进市场，在公共领域实现竞争

市场化实际上是在政府公共服务处于困境的时候，利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有益尝试。虽然“竞争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但是在解开使许多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的死结方面，它也许比本书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关键”。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有关政府的概念，私人部门所强调的一些价值观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念是效率――在公共部门中应该更加受重视；不仅如此，而且向私人部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促进公共部门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

二、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特别是如何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我所用， 成为我国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而为何能够实现新公共管理论的中国化，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稍加解释。

（一）从当前面临的国际背景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以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大潮之中。向别国学习，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方面（这甚至是一条捷径），特别是通过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公共管理及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

（二）从我国目前的国内环境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社会结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使政府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政府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变化，逐步暴露了种种制度上的缺陷，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能的发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 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理论上讲，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政府管理领域的新范式，对于我国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自80年代以来，我国恢复了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学学术研究、教学等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总的来看，中国行政学仍停留在引进、介绍国外学术成果的阶段，并且对西方行政学的引进和介绍缺乏系统性和深刻的分析。诚然，西方行政学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能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提供指导；但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行政学需要尽快完成从引进、借鉴到发展、创新的飞跃。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原则

（一） 因地制宜，忌照搬照抄

要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获得对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要求我们能够因地制宜，不能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新公共管理改革并不总是成功的， 有的改革措施成效不明显， 有的则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英国政府内部改革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行动方案”， 动摇了传统的文官制度和传统的行政责任机制， 这对公民来说并不是福音， 因为它会导致责任关系模糊和权力滥用。因此在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因地制宜。

（二）认清自己，忌妄自尊大

不可否认，新公共管理作为指导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 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 我国研究新公共管理的文献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便是明证。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大量的公务人员和学者以发扬传统文化的视角，全面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官僚制的特殊性，在理论与实践之中，都无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适用意义。

（三）分析经验，去粗取精

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从文化角度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我国国内对新公共管理的研究，正如陈庆云所说“ 我国国内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还是以介绍国外研究的现状为主”。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有自身的价值，中国政府所面临的自身行为非规范化，低法治化和管理能力，管理绩效的不理想状况将成为我们批判地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一）转变政府定位，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政府定位实际上指的就是政府行政的边界问题，即政府介入市场、社会的程度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就在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但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个渐进、缓慢的进程。对此，要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管理学的角度批判，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认为分权、放松规制、委托是医治公共管理机制江华痼疾的组织原则。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职责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环节是： 还权于企业、社会和公民，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以公共权力主体的身份介入私人关系领域。

（二）夯实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增强社会自治能力

新公共管理实践是建立在社会具有很强的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归因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较早，自治能力也在多年的发展中获得了极大进步。根据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设计， 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 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 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 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

作为对比，我国长期处于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政府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社会自治能力较差；同时，传统官僚文化以“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使得公民的参与度非常低。近些年来， 陆续出现了一大批非政府组织或其它非营利组织，但是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真正履行自身的应然职能――自治职能，而成为政府的附庸，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呈现“官民二重性”的特点。

在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显得较为迫切，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的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要扮演好扶持者的角色，通过拓宽资金渠道、提供政策支持、完善监管体制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并由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此外，还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做出努力，提高自省责任感，两者相结合，真正奠定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

（三）更新人才观，强调人力资源管理

新公共管理推崇弹性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管理及其它人事环节上的灵活性，即打破传统公务员终身制和按资历、年限逐级晋升的做法，主张采用私营部门弹性管理制度并按功绩制晋升。根据奥斯本和盖伯勒的观点，公共部门的试验已证实了如下的成功：“广泛的职位分类和工资等级，由市场决定的工资，以绩效为依据的工资；根据绩效而不是资历的提升和解雇。”可见，这些私营部门取向的人事改革方案有效改善了公共部门人事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受传统行政管理观念的影响，对人力资源的关注并没有与它的重要性相匹配，对人员在录用、任期、工资等环节上较程序化，缺少灵活性。再者，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因此， 需要进一步规范行政人员的考试和录用程序， 吸收优秀人才； 严格晋升和考核制度， 将考核作为晋升的依据； 加强培训， 倡导建立学习型组织， 不断更新与补充行政人员的知识。

〔参 考 文 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93.

〔2〕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06）.

〔3〕国家行政学院.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10

[摘要]新公共服务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新模式。在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它被当作是一种理论工具，以全新的视角透视现实。在这些研究视角中，以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研究、探究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公民参与研究、行政伦理价值研究以及该理论的贫困研究等，本文将综述以上视角的研究现状。

[

关键词 ]新公共服务理论；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公民参与；行政伦理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比较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研究途径特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提出来的，[1]是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与公共利益，更加适合现代公共社会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选择。具体来说，是建立在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公民社会的模型，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内容涉及政府职能、公共利益、战略性思考与民主性行动、服务对象是公民、行政责任复杂、人的价值、公民权与公民服务等内容，注重社区的重要性，构建公民-社区-政府三者互动沟通、协商发展的有效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一种前言理论，也是学者们探究与研究的新热点，他更是一种工具，指导人们用更新的视角透视现代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

1、视角一：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研究

1.1 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变迁，人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的模式和具体内容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例如,美国学者格林和哈伯尔在《论治理和重塑政府》一文中对“企业化政府”模式提出了五点批评；另一位美国学者查尔斯·古德塞尔则提出与“企业化政府”模式十条原则针锋相对的十条原则。有些批评强调新公共管理对公共价值观的削弱,认为“新公共管理”追求“三E”(效率、效益、经济)标准,其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基础和对绩效的重视都与公共价值观相冲突。还有人对新公共管理的普适性进行了批判。[2]

新公共服务所批判的，是新公共管理通过推行“一套大部分从私人部门引入的价值观来寻求管理变革”,这种把商业的价值迅速转移到公共部门的做法给公共行政及其人员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3]。批判的内容主要是对新公共管理应用市场模型的分析、对强调顾客关系的批判以及对提倡企业家式政府和精神的批判[4]。

1.2 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传承与超越

新公共服务理论并不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替代，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关系应界定为传承与超越。这两种理论范式都很重视理性，只不过，新公共管理理论关注的是工具理性，而新公共服务理论关注的是价值理性；这两种范式都关注参与，承认公共组织的开放性和参与的重要性，并将参与的重点放在外部参与上；这两种范式都强调放松管制和弹性化，认为应该对政府松绑,解除内部繁文缛节和限制,以提高政府行动的水平,使政府的活动更具有创造力、回应性[5]。

新公共服务的创新在于，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是管理价值的变迁；追求公共利益，是管理目标的变化；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是公民精神的“复活”；在决策制定与执行中注重民主价值；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责任观，强调责任的复杂性；击碎新公共管理的“控制”狂想，强调服务的角色；注重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生产率为本。

2.视角二：探究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2.1 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问题、理论诉求及路径选择

我国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按照新公共服务的要求，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突出体现在服务行政意识低与民主行政意识不强两个方面：服务行政意识较低表现为政府定位不准、服务效率较低和公务人员服务意识薄弱；民主行政意识不强表现为行政过程公民参与机会少和公民利益表达不均衡。[6]“人本、服务”是当前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两大理念诉求。[7]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是要更新行政理念、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管理体制、改进服务方式。[8]

2.2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观点中，有很多内容是可以给予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启示的。有学者认为这些启示包括，公民本位的核心治理价值、公共官僚的职责转型、协商式的治理机制。 [9]有学者认为，这些启示为确立民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理念、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正确定位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以及大力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10]也有学者认为，借鉴价值在于关于政府的价值理念、关于责任意识、关于政府的作用以及关于社会治理结构等方面。[11]

3.视角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3.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取向的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中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取向涉及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注重民主参与、强调责任多维以及重视人。对于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在于，融公共利益与个人价值相统一，以人为本取代成本理念，以民主、参与取代集权、专制，以多样责任观替代狭隘责任观。[12]还有学者认为，强调战略理性[13]同等重要。

3.2 我国公务员管理相关启示

对于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创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人性假设基础成为公务员激励机制创新的出发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理念成为公务员激励机制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新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公务员激励机制从观念上、模式上以及制度上进行创新。[14]

对于提升公务员的服务能力，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观点也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如公务员招选应贯彻“服务理念为本”，建立健全的甄别人才机制；对公务员的管理应更具人性化；建立与公务员公共服务相配套的制度[15]等。

对于公务员角色的重塑，有学者认为公务员角色重塑的选择路径有三个：培育和提升公务员公共行政精神；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建立与公民合作模式。[16]

4.视角四：行政伦理价值研究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七个主要内容映射出了七种行政价值理念，这七种价值理念对我国对行政伦理价值的建设有很大启示。有学者总结为：以满足公共利益为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转变政府职能和规范公共管理者的责任。[17]有学者总结为：对行政主体的要求,树立公共利益至上的信仰、确立公共行政的多重责任、强化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对行政相对人的要求，加强行政相对人配合和参与行政活动的意识、权利意识和政府责任意识,促进公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干预和参与，同时还要应当履行社会义务；行政制度伦理的建设，以制度道德化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同时强调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环境的建设，构造行政价值观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宽松、民主环境使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制度三者的互动得以顺利进行，增加社会对行政主体的社会期待，通过各种宣示途径营造良好之社会风气。[18]

5.视角五：理论的贫困研究

每一种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有它的贫困之处。有学者认为该理论研究选题所引发的研究目标存在低层次性，“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行动研究层次,难以实现理论内容的创新,更多地只是用‘新公共服务’这个‘新瓶’装某一群学者的‘旧酒’而已”，不仅从理论选题到理论内容缺乏一定的创新型，其理论论证的不充分性、不严密性以及在美学意义上的简洁性方面也有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家政府理论存在诸多偏见或误解。[19]还有学者认为这些贫困表现在理论贫困和现实贫困两方面。理论贫困表现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只是一种价值转向，没有实现政治价值与效率价值的统一；自然人与组织人的角色冲突挑战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人性假设；有意忽略政府政务官和公务员的区别，导致一种责任的悖论。现实贫困表现在，程序性的最小政府只是一种想象，政府不可能退出实体性事务；公民社会内部的博弈缺乏有效的规约，会出现“丛林状态”，陷入自私的泥沼；缺乏一个可以操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十分有限。[20]

新公共服务理论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对当代各国的行政改革也产生了很多影响，对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就是上文中总结的七个视角，由于本人的学识以及资料查阅有限，可能还有遗漏的研究视角，有待于后续的继续研究。综上所述，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但它还是避免不了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因此，我们在看待任何理论时，都必须全面、深刻并且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正确的运用该理论为现实行为做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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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许源源,雷平.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伦理价值理念[J].求索,2007,(8)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11

2006年1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的《公共行政的精神》（The Spirit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译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涉及了当代公共行政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公共行政的信念、价值和习惯问题，是他继《新公共行政》之后，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进一步阐述公共行政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又一力作。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1987年起出任堪萨斯大学埃德温?斯滕尼特聘教授之职，此前，就任切尼和斯波卡尼的东华盛顿大学校长十年，同时任密苏里在学公共与社区服务学院院长，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副院长。多年来，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一直致力于公共行政的研究，甚至于一直扮演旗手的角色。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经典论文和著作对公共行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并因此荣获了1990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和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美联合会共同颁发的特别研究奖。1992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为公共行政专业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颁发的德怀特?沃尔多奖。

《公共行政的精神》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治理、政治和公共”，论述了公共行政中的公共的相关问题。作者首先从广义的角度对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进行了界定，这种界定方法不仅意味着公共行政研究主体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知道公共行政实践的价值的巨大变化；接着从公共行政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从沃尔多（Dwight Waldo）的观点出发，对政治进行分析。沃尔多认为，政治是公共行政的首要要素；然后对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关于治理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公共行政一直是关于治理的科学，而不只是关于管理的科学” [1]；第二部分“公正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进行讨论。首先讨论了行政自由裁量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从理论和现实出发得出结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发得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接着，作者将注意力转向有关社会公平问题的文献和公共行政理论。接着，探讨了社会公平理论在当代以及代际之间的应用问题。最后，作者将社会公平理论与本书前面讨论过的话题即公共性和公民精神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论文参考网。第三部分“公共行政中的伦理、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讨论公共行政的伦理问题，这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作者从伦理模型和知识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了公共行政的伦理问题。其中第九章对公共行政的伦理问题做了一个简短的综述，并且运用行政伦理思想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问题。通过这种讨论，作者把公共行政的精神与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的伦理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高尚的伦理，公共行政的精神就会消亡。

综观全文，本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读者全面构建起对公共行政的精神的理解。

本书通过模式介绍、哲学观探究、特点描述、案例分析等方法，全面介绍了宏观角度的公共行政的精神。并引用了大量的学术理论及其所依赖的哲学观，从该基础出发论述了公共行政要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时，本书还引证了大量案例，十分具有代表性。

本书的一个亮点是对公共行政的精神做出的如下概括性总结：公共精神与公共行政的内在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就像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共精神的基本功用就在于它为行政体系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现代公共行政精神的基本要求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民主精神。“民主行政是一切民主宪政体制国家公共行政的理念基础,其核心观点认为,民主价值观和政治伦理规范是一切行政价值的基础。”行政民主是公民表达利益、行使权力和保护权利的最有效途径。2. 公正精神。 作者认为社会公平应成为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第三个支柱。“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公平原则指导着我们队公关行政精神的理解，它要求我们既要高效，又要公平”。3.爱国主义。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的要求就是在从未出现过的环境下，公务员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在这种爱国主义之中，理想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从而体现了公关行政的精神。4.公民精神。新公共精神指导下的公共行政强调将公民看作平等合作的伙伴,重视公民的行政参与权。“参与是微型民主的本质,或者说,它为上层结构即民主政体,提供了关键的基础结构。论文参考网。

第二，综合比较了公共行政各种理论的哲学观。

按照李普曼（Walter Lippman）的观点，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一种公共的哲学。因此对哲学观的深入探悉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以前的书中对此方面探讨的浅显正显出了本书的哲学价值。

从自由主义关于公共哲学的观点到保守主义关于公共哲学的观点；从洛伊（Lowi）现代行政柏拉图主义的优劣到格鲁伯（Judith E. Gruber）治疗方案的优劣；从社会公平哲学上的发展到伦理所依赖的哲学观分析。作者试图向读者构建一个关于公共行政的哲学观框架。掌握了这种分析方法，会对读者带来极大的裨益。

第三，系统分析并提炼出了公共行政的新原理。本书的微言大义就体现在这些原理之中：

这些原理包括：（1）公共行政的前辈们明知地选择公关行政而非政府行政一词来表明这一领域的性质。公共行政包括国家的活动，的确也根植于国家，但是，其范围更广，并且应该更广，还包括集体的公共行为的行政或执行层面的各种形式及表现。（2）公共行政的任务在于高效、经济及公平的组织和管理所有具有公共性质的（包括政府、准政府的及非政府的）机构。（3）公共行政的范围是执行公共政策，有效地组织与管理公共机构，不带任何党派偏私的支持公共机构使命，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而维护政体的价值。（4）公共行政，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的领域，均应公平的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联邦体制下的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层级上。（5）我们应当以这种方式，即以增强变革的前瞻性、回应性及公民参与的方式，管理公共组织和机构。（6）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7）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公共行政对公平与平等的承诺，都应该与对效率、经济和效能的承诺同等重要。 遵循公平与平等原则能够把我们时代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我们与未来一代的联系更加紧密。（8）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

总之，本书从公共行政的本源——“公共性”谈起，对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正、公平、公民精神、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当代公共行政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构建公共行政官员所应当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伦理准则，保证建立现代民主政府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张个人权利、自我利益意识觉醒,由此,“个人”日益地鲜明起来,而“公共”却在逐渐地黯淡。尤其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在人的头脑中似乎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诸如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精神也似乎太理想化或者太浪漫,因此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然而,过于看重私人地位和私人生活,必会有脱离公共生活的危险;过分主张个人权利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人们不关注个体决策的后果,丧失了公共责任感。如果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已存在的公共精神、共同目的、公共价值和意义以及人们之间的这种和睦情感就此被忽视甚至遗忘,公共行政何来信念与能力来提供人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正义、推进民主行政呢?由此可见,在公共行政领域,关注公共精神的价值与功能,探索公共精神的培育途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参考网。

本书是研究公共行政精神及其哲学观的思想库和文献集，它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高度关注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充满崭新观点的理论框架。正如本书译者张成福所述，“弗雷德里克索提出的这些公共行政的重大问题，是跨越国界的，也是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和反思的问题。翻译《公共行政的精神》的过程，对自己而言，也是一次涤荡灵魂之旅”。[2]那么，在我阅读完这本著作之后，我认为把这话改为“阅读《公共行政的精神》的过程，对每一个读者而言，也是一次涤荡灵魂之旅”也是再适当不过的。这也是我读完这本著作的由衷感言。

参考文献：

公共行政学论文篇12

(二)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公共管理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内含公共管理思想。德国学者李博(WolfgaugLippert)经过考证，发现汉语中“共产主义”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汉学家造出来的，内含“公共财富”，因此，可以把“共产主义”直译为“公共主义”。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的博士都产于欧洲。”在这些博士中，施泰因第一次提出了“行政学”的概念，可称为现代行政学的奠基人。而与施泰因同时代的博士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管理思想。施泰因的公共管理思想侧重于“管理”。而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则侧重于“公共”。美国学者德怀特认为，“美国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英国费边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指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是对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的批判和扬弃，其基本内涵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人本性、历史性。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为建立‘现代福利’制度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同时，恢复建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出版了一些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著作和教材，代表作有:戴大祝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李福玉等主编的《中国行政管理学讲座》(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田禾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世英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通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徐学武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等。这些教材与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理所当然，其中，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我国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科，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学正式定为一级学科，而以往的行政管理学则成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此后，学术界开始重点研究西方公共管理学，而一度中断了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批判地继承西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的精华而产生的。武汉大学李和中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公共权力的特质为主线，总体性地描述了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观。从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它渊源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多种政治思想的扬弃和整合。全面分析其理论来源，有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脉络，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

(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依据在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不存在明确的公共管理思想，即使有，也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因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很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甚至有人干脆就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有政府公共性思想，”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有学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曾峻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可能性、必要性与基本取向》一文中，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为依据。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公共管理’概念。该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至少出现过三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和分析过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制度、政府职能、行政改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等概念和相关现象，对市民社会、官僚和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也有大量论述。”

(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唐铁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政府管理的内涵及其本质;政府职能的观点;市民社会的理论;政府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观点。王振海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二重属性;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本质;三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五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王同新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研究述评》一文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作了总结性论述。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府职能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理论和政府职能的动态性特征，笔者认为无论政府的职能内容、职能重心、职能方式和职能关系如何变化，但以公共性为本质追求的社会公共职能始终是政府职能的基础，尤其是在当前应上升为政府的主要职能。”

(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当前建设民生型政府、高效型政府、廉洁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根本指针。王同新指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曾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唯一科学的公共管理思想，是批判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尖锐思想武器，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体系的灵魂。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重塑公共管理学之魂”。

三、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的反思

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文本依据、基本内容、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无疑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提供了不同的素材。为了进一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当前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还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尽管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文本依据、基本内容、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但学者们往往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兴趣爱好进行“碎片化”研究，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体系。因此，需要尝试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避免“碎片化”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以期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