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道德论文合集12篇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83-02
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是我国医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医学伦理学探新》《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等专业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杜治政教授认为，医学哲学的灵魂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又要围绕美德伦理、技术伦理、利益伦理三个基本维度。他的医学伦理观对于探讨我国当代医学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谋求其合理解决途径以及当前医学科学的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美德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核心
杜治政教授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性前提在于他对医学和医学伦理学基本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医学是“躯壳”，医学伦理学是躯壳之“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亦步亦趋，相伴而行。首先，“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一个医生运用某种技术医治病人，救人性命，本身就是一种善行，就是一种伦理行为。”[1]其次，“医生的美德（德性）伦理和医疗技术伦理是医学伦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不能互相取代，亦缺一不可。”[2]当代医学一方面使人类在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手段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突现了许多医学伦理的新问题，譬如生与死的道德问题、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在道德上的可允许性问题、生命质量与医学道德问题等诸多道德难题。杜治政认为，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关键在于重塑美德伦理。基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美德”乃是“医学伦理原德”的医学伦理学核心命题。
美德伦理是基于我们“是什么”而断定我们要去“做什么”的一种伦理。美德伦理为塑造医生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杜治政提出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医患关系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美德要求。他指出：“医生的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伦理的原德。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医生做什么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具有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2]
杜治政认为，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医学主体群的内在要求。美德可以调节社会人群的各种关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在医学伦理学中，美德伦理首先应当是医生的美德伦理。医生的美德是有效处理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医学科学的精神支柱。在医患冲突升级的当今社会，医生美德显得尤为重要。杜治政认为，一个医生对身患疾病的患者表示同情，深切地想为患者解除痛苦，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无关技术高低的仁爱之心构成了医生的美德；高尚的医德是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保证。首先，医生对自己职业生活的崇尚和向往是美德的内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对各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法规、标准的坚决执行力上；其次，医生的美德不仅表现在其对患者生死抉择的关注和责任上，更表现在其对病患的人道理解和支持上。正是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医生美德才构成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永恒的保护伞。
显然，在当今社会，单一的医生美德已很难适应医学科学的飞速进步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传统的美德伦理需有新的改造、补充和完善。对此，杜治政剖析了现代医学道德伦理的几个特点，其一，“医务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由面向单个病人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3]即医生不仅要面对病人个体，而且需面对社会各种不同的群体。其二，医学道德主体与医学道德客体的扩大。即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亦成为重要的道德主体，道德客体也亦有亚健康和健康的加入。其三，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的新进路。其四，现代医学道德伦理需补充公益论的原则。
美德伦理是医学道德评判的核心视角。杜治政认为，美德需内化为所有医学道德主体的思想理念，外化为实际的医学行为。医生的美德无疑是医学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是当代医务人T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应成为医院和其他医疗建制决策的理论基础。
二、技术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基底
医学技术作为医学科学的工具化和实践化的延伸，是医学活动尤其是临床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学科学的现实存在形态。杜治政首先肯定了当代医学技术的重要性，指出医生如果没有医疗技术的支撑，其美德伦理就无法实现，就是空谈。在此基础上，他全方位地剖析了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特征，尤其对于医学技术主体化问题、技术-资本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试图为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应用提供新的参考模式。
杜治政认为，医学技术就是医生在医学实践中的工具，医学技术伦理就是决定医生在应用技术时“该如何做”的问题。这是医生在应用医学技术时的道德向导，美德伦理最后必须通过医生运用医疗技术这一工具性的方法来实现。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生用于治疗疾病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愈来愈多，这就引发了该如何应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和方法的伦理决策问题。这是医学伦理从医生自身的美德伦理延伸到以器械、手术等为主的技术伦理的阶段。
当代医学技术已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技术主体化已成为医学中的一种突出现象[4]。也就是说，当代医学的某些技术，已经开始脱离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开始基于其自身的发展潜能去决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活动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而是为实现医学技术的自身价值。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医生大量依赖检查数据、过度使用高新设备，诊疗受制于医学技术的科学性，而忽略了医生自身的经验性和病人的特殊性。此外，技术主体化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结合所呈现的特征，造成了医学宗旨的异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技术对美德乃至人性的奴役。
杜治政指出：首先，技术伦理具有群体性特征。医学技术的主体已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医生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者、药商以及政府，使得技术伦理的责任分散化。其次，技术伦理具有多维性特征。医生的医疗行为内在于信念伦理，外在于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其中以信念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指示，也是医学技术伦理的最基本要求。再次，技术伦理具有过程性特征。从技术的创想到临床的实践应用，都应寓于一种必要的伦理学思考。最后，技术伦理具有或然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要对其有一种预测和防范的伦理警觉。
三、利益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的诸多实践行为尤其是临床医疗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利益伦理即医学活动中展现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变化的。”这使得利益问题日益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危机[5]。医学伦理要在医生、患者以及相关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以及调和中产生、存在和发展，不能离开利益的语境而孤立存在。
然而，利益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往往被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所忽略。而这种忽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缺失了其时代性特征，也缺失了一个能够作为其新的研究框架和条件的重要边界性参数。为了矫正这种缺失，杜治政明确指出：当今应把利益纳入道德范畴一并考虑；利益伦理不仅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必要补充。“医学伦理学……只要我们精心思考一下，揭开其外层的种种面纱，便不难发现这些关系的背后正是利益的纠葛；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也正是利益的合理调节和配置。实际上，我们对当代许多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和研究，都没有绕过利益这个门槛。”[6]这样，杜治政从我国当前医学伦理学若干纯粹思辨性的争论漩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伦理的重要性。
杜治政认为，当今的卫生保健争论、以药养医问题、医患关系其实质都是利益使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将病人利益放在医务人员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之前，在这个前提下处理医疗服务的一切问题。这是杜治政利益伦理观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医学主体从事医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驱动力，这不仅导致了美德伦理的丧失，也导致了技术伦理的迷失。为有效协调医学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杜治政教授强调，我们要设置利益的道德界限，也就是让道德成为利益的内在保证，恪守利益的边界原则。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制建设，使得从外部环境到医院集团以及医生患者都能够将各自的利益置于合理的道德限度内，从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支持并强调医务人员的合理利益。总之，只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正视利益伦理的存在感，才能使利益伦理有效引导医学实践，规范医疗行为，也才能使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得以真正的实现。杜治政所主张的利益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道功利主义。这是解决利益伦理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和向度。首先，人道功利主义强调利益的本质应当是人道的。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必须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出发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人类最大的利益。其次，利益的博弈应具备合理的法制外部环境。最后，利益分配应当向社会弱势群体适当倾斜。这就是杜治政所提倡的以病人利益为导向的人道功利主义的利益伦理观的内核。
四、结束语
杜治政教授对t学伦理学的三重基本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视域和理论深度。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他明确指出，支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基本道德前提有三点：一是医生应忠诚于病人；二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关爱；三是将病人利益放在首位。所有这些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医学伦理学的最终旨归在于推动医学成为人道的医学、人文的医学、公平的医学，成为人人可及的医学。杜治政的医学伦理观是内容丰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内在于医学的医学伦理学，它不仅为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处理当前医学临床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为我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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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2
体验认知视角为我国医学生伦理道德责任心的培育模式带来了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即在这一过程道德认知发展模式应当有效的结合体验认知视角来进行，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对于体验认知视角下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进行探究和分析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教学意义和医学意义。
1 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研究的必要性
1.1当前医学伦理道德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通过初步走访和问卷调查，虽然我国的医学生伦理道德课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和进步，但还是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有必要对现存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并逐渐加以解决[1]。①最为严重的问题主要包括了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师缺乏权威性、教学方法陈旧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在课程时间安排、课程合理性确定的过程中其整体水平都有待提升。有的学校安排“医学伦理学” 课在大二时学习，有的安排在大三学习。就我们学校，“医学伦理学” 安排在大三有见习课时学习，但课时量太少，班级人数太多，无法达到伦理道德教育实际目标[2]。虽然此时学生有专业技能的有效支持，并且在医学知识和医学专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感性体验，但据调查，医学伦理教师们、专业技术教师们、公共课教师们、学生管理人员等没有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所以学生在医学伦理道德方面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不深，导致医学伦理理论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3]；②医学院校教师认识上，一般教师认为医学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是医学伦理教师的事，与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医学伦理道德难以达到内化育人的目的。事实是医学伦理道德课的真正落实关系到医学院校的所有教师及管理人员，这要归因于学校对所有教师教育结果的评价不够科学；③在教学方法上，依然以理论灌输为主，尽管采用了案例教学法，但学生真正参与互动和采取实际行动的机会很少[4]。教与学的方式方法不能体现终身化教育的要求；④如果对于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医学生对于医学伦理的看法往往是这门课程的理论性过强，并且假大空的内容较多，因此没有实际的意义并且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这种学习态度的存在使得医学伦理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并且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5]。基于此，积极探究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生医学伦理道德培养模式是医科大学院校各个老师的责任和义务。医学伦理道德教育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因此这意味着医学生应当注重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并且对于教学理论和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优化，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医学教学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6]。
1.2医德失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价值的多元化发展使得部分不好的负面思想和理论影响到了医学生的培养和发展，这集中的体现在了医德的缺失和部分医生拜金主义的形成。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价值标准的变迁和心理失衡往往也会促使部分导医生将追逐经济利益放在了救死扶伤的责任之前，并且天价收费、就以先送红包等事件屡禁不止，也很好的说明了医德失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7]。有极少数人甚至没有“红包”不看病、不手术，失去了基本的职业道德；不少医务人员对待患者“冷”、“硬”、“推”、“拖”，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态度粗暴，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所有的这些医德失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医生们在学生时和在工作后缺失医学伦理道德教育[8]。因此，在各大医科院校，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道德的教育，探索有效的医学伦理道德教育模式意义重大并非常有必要。
2 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的主要目标
2.1医学伦理对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要求具有全面性和实践性，它在思维和行动两方面都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医学生的培养要以态度、知识、技能协调发展为目标。
2.2使得医学教育模式真正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新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2.3为了能够有效促使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真正的应用于临床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重对于医学教育模式进行合理的改良与革新，从而能够有效的提升医学生的医德和医学伦理修养。除此之外，在培养医学生医学伦理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使其认识到医学伦理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性，从而能够使其牢固的确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价值取向。
2.4通过学生对医学伦理道德实实在在的课堂上，临床实践上，生活上的体验～认知～感悟～内化～接受等过程，引导学生正确对待非道德现象，从而能够更好地形成优秀的医德观念，并且也能同时提升自身的医学水平和待人处事的哲学。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医学生应当注重将自身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工作热情[9]，从而能够达到真正培养适应新形势医学发展需求的医学人才。
3 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探究的主要内容
3.1在各科学习实践以及临床实习中“体验（embodied）”医学伦理教育 医学生对医学伦理道德的体验是方方面面的，贯穿他所有的学习生活，包括医学伦理课堂、各科专业课课堂、公共课课堂、临床实习、学生管理等。这就意味着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在医学伦理课堂上去完成。传统上的认识是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是伦理道德老师们的职责或者是实习时专业课教师的职责。其实，医学生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关系到医学院的所有教师及管理人员，所有教师都应担起对所有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让学生接触到的一切都围绕高尚的医德为核心的潜意识的价值体验[10]。
体验哲学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内容之一，对亲身体验的经历的认识，一般说来都较为深刻。尤其从“embodied”这个构词，“em”就是“in”的意思，“embodied”就是被嵌入身体的体验，所以医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要通过这种体验，学生才能真正认识体验的内容。
3.2在各科学习实践以及临床实习中“认知（cognition）”医学伦理教育 在各科课程学习、校内外各种各样亲身对医学伦理道德的体验活动以及临床实习中，医学生会对医学伦理道德认知会更加深刻。这里的认知就正如“embodied”这个单词的构词所展示的词义一样，是嵌入身体，心灵的体验所带来的认知[11]。
3.3在各科学习实践以及临床实习中“感悟（understanding）”医学伦理的精髓 我国的医学学生在进入医院学习后，往往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对于医学伦理的理解较为浅薄，并且部分医学生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对于医学伦理从根本上重视起来，其对于医学理论的理解还较为肤浅、较为模糊。那么，这就需要老师们的正确引导，各科老师都负有培养学生伦理道德的责任。比如，医学伦理学教师在上了理论课以后，让每个学生对每周的见习课写医学伦理道德心得[12]；又比如，辅导员在给学生开展活动之后，应该让每个学生写思想汇报或者是医学伦理道德体会等等。这样让学生在反思过程中感悟到医学伦理精髓，潜移默化伦理道德精神。
3.4在医学生的各种学习和实践中“内化（internalization）”医学伦理道德知识和精神 应改变过去那种试图通过短暂的课堂教学和临床实习，就可以培养医学生高尚的医德的奢望，医德的培养始终贯穿学生整个的大学阶段和今后的工作生涯，培养和提高医学生的医德认知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实践能力等重要的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对于其医德和医学素养进行有效的增强。除此之外，在内化的过程中，医学生还应当注重理论对照和榜样学习等方法的合理应用，最终能够更好地提升自身的行动能力和实践能力[13]。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内化医学伦理道德知识和精神的目的。
3.5医学生在医学职业生涯中“接受（acceptance）”医学伦理知识 伦理查房制度能体现是否真正接受了医学中的有关伦理方面的知识。举例来说，在查房的过程中，能够接受医学伦理的医生往往都具备很强的和患者沟通的能力以及人文情怀，从而能够有效的提升患者的满意程度和配合意愿。除此之外，接受医学伦理知识还集中体现在医生还应当具备法制观念和爱岗意识，从而能够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语言和服务能力，最终能够和患者进行高效的沟通[14]。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医生应当注重知情谈话制度等制度的合理执行，并且用和蔼可亲的态度来对待需要帮助的患者，从而能够更好地提升服务的人性化和合理性。
4 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探究基本思路、途径
4.1培养模式基本思路 所有医学院校的教师和管理者纳入医学伦理道德教育中来各个科目各个层次的管理者都有其自身对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责任并落实到实处并且医学生的医学伦理道德教育始终贯穿大学学习的整个过程中。①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的教育责任。目前，医学伦理学课程教学的教育承担起培养医学生伦理道德意识培养的主要责任和主导作用；②专业理论知识教学的教育责任。专业理论知识教学教师除承担起教授学生高超的专业技能，还要承担起教授学生良好职业操守的职责，专业理论知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学生一般比较崇敬专业理论知识教师，因此，专业理论知识教师要真正落实“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献身带头作用。
4.2培养模式实践途径 ①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营造润物无声的氛围。加强医学伦理系统教育、重视医学人文素质的养成、注意典范直观教育、树立医院形象、扩大医院影响；②建立道德教育制度，形成激励约束机制；③因材施教，形式多样开展医学伦理教育，内容上要加强针对性，教育标准要有层次性，方法上要增强灵活性，教育形式多样化；④建立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每个月写在实践中的伦理道德心得并监督实行情况；⑤加强学生的伦理道德培养意识，首先要加强老师及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意识。
5 结论
随着我国医学水平的持续进步和医学生培养模式的持续发展，体验认知视角下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探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医学教师应当注重合理地借鉴体验认知视角下的医学生培养模式，从而能够更好地对于学生的伦理道德进行持续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医学伦理道德教育模式分别只是针对医学生的道德实践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会是完美的，并且都具备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医学教师在体验认知视角下医学生伦理道德培养模式的应用过程中应当注重对其进行合理的完善，并且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局限性来合理的做到扬长避短，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医学生培养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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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3
现代医学治疗范畴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治疗疾病，而是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治疗，促进医学与人的关系的进一步和谐，这也正是医学伦理学的宗旨之一。医学伦理学历来是医学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医德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进而使之成为合格的现代化医学人才。
一、医学伦理学亟待改革
（一）教学上强调理论忽视实践。
医学伦理学虽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是其本身肩负了培养学生职业价值、态度行为等全球医学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的任务，需要加强实践性和针对性。
（二）方法上缺少学科间整合学习。
医学院校通常将医学伦理学单独作为一门社会学科进行安排，忽视了其与临床医学、其他学科间的联系与协作。
（三）资源上医学伦理教师匮乏。
虽然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来越高，跨专业人才也加入到医学伦理教学队伍中来，但是兼具哲学素养和医学实践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仍然匮乏。
二、把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培养作为医学伦理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培养。
古往今来，对于人才来说，德才统一是最有价值的。而医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其主要面对的是人，因而培养医德高尚的医学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者应当积极倡导高尚医德医风教育，不仅要对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进行重新定位，更要有效整合教学资源，在医德教育上加大投入。
1.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要与实践相结合。
医德教育要摆脱纯理论教育的观念，要在实践中发展医德理论。如果忽视了医德教育的实践性，采用说教式教育，不仅会使医德教育变得乏味、无趣，更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达不到教育的目标。
2.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教育的客观认识。
在医德教育的过程中，有理论认为医德教育是无能的，因为社会不正之风会完全颠覆学生在校习得的医德观念，因而是无能的。也有理论是认为医德教育是万能的，只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可以培养出医德高尚的好医生。我们应当客观认识医德教育的作用。
（二）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培养与医学伦理教学改革相结合。
将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培养作为医学伦理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是培养学生高尚医德的必然要求，也是医学伦理教学改革的出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既是对广大医务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也是针对目前医疗行业出现的医生收受红包、医患关系紧张等不良现象做出的反应。对于医学生来说，培养高尚医德是迫在眉睫的，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者改革医学伦理教学，深化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意识，以培养现代化的医学人才。
1.改革教学内容。
医学伦理学应当摒弃过时的理念，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贴近学生生活现实而不是超脱于现实生活之外，构建合理可行的医德评价体系。体现在伦理学教材中，应当针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如过度医疗、医患关系等，从而增强医学伦理学的现实指导性，也为医学生医德培养提供真切实际的指引作用，消除学生的疑惑，提高其对医学伦理学的信服程度，从而培养高水平的职业道德素质的准医生。
2.改革教学方法。
改革医学伦理教学的重要方法就是摒弃原有的、单一的说教式的教学方法，采用案例式教学，通过分析新近发生的事例，讨论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原则的具体应用，使学生在感性上和理性上体会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实践中更好的把握医学伦理学的宗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兴趣，还可以使学生自觉的进行医生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
3.改革教学模式。
医学伦理学是基础学科，因此应当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实现学科间的整合学习，这样才能使职业道德教育由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在医学伦理教学过程中，应积极与专业课、临床实践科目沟通与协调，在理论教学中加入实践操作，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融会贯通，实现医学伦理教学的实效性。此外，学校也应将强医德文化的塑造吸收到校园文化中来，加深学生的医德意识。
4.优化教学资源。
为了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医德教育的比重，需要选派业务能力强、教学效果好、兼具医学实践和哲学素养的教师担任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还学要定期组织医学伦理学教育者外出参观学习，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教育资源。此外，还可聘请校外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以案例为出发点，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保证教学质量。
医学伦理教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主要渠道，其旨在提高学生认识和分析医学伦理问题的能力，承担医学道德责任和义务。医学院要以提高以学生职业道德素质为基本思路，改革医学伦理教学的内容、方法、模式与资源。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全体医学教育者与医务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唯此，才能培养出具有丰富医学知识和较高医学职业道德的专业人才，彻底提高我国医疗水平。
参考文献: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4
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人学，医学是为人的健康和幸福服务的。医学能呵护生命，减轻痛苦，促进健康。由于关涉人的权利和利益，医学具有浓厚的伦理性。因此，医学发展伊始，伦理道德就纳入了医学的范畴之中，并贯穿于医学发展的全程。实践证明，弄不清医学的伦理性、医疗行为的技术与伦理的统一性，在实践中就很难成长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高素质医务工作者。因此，为了医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专业发展，医学人文教育、道德教化成为了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为帮助医学生增强职业道德责任感，国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医学高等教育领域内加强了医学人文教育，《医学伦理学》是其中重要的课程。从1980年代开始，我国各医学院校也大多开设了这一课程，从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来看，应该说，《医学伦理学》对医学生的成长、成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医学伦理学》教学，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笔者认为，由于该学科课时少、教学条件相对有限、伦理学理论本身飞速发展而教材建设相对滞后、医学伦理学实践性极强，伦理学理论十分抽象、复杂而具体的临床医疗行为对道德判断、道德行为决策提出的高要求等原因，寄希望于“一本教材打天下”，通过传统的教学单纯的传授、灌输一些基本的知识、思想观念而忽视能力的培养，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我们应重视在教学中加强医学生能力尤其是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
一、加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医学伦理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主要课程。根据道德教育的有关理论，道德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阶级的要求设计教育的目标、内容(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要求、行为规范等)，通过教育活动使之转化为学习者的认知、品格，并通过学习者的决策转化为行动，同时进行事后评价，以深化道德教育成果的活动。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综合性的，它既强调学习者对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进行认知，培养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又注重培养学习者的道德分析、判断、决策、评价及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只有把一定社会的要求转化为个体的认识、观念、品格、行为能力、评价能力，才算是达到了道德教育的全部目的。其中，分析、判断、决策、评价能力就是所谓的道德思维能力。因此，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应是道德教育的必要内容。同时，从个体的道德发展来看，仅仅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并不足以适应复杂的道德生活，在道德生活中学会分析、比较、判断、抉择、评价应是道德发展的关键。个人和社会都是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人们在与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相互作用时，个体道德行为的选择、实践、道德品格的形成，离不开人们对各种道德观念、道德现象进行正确的判断、决策和评价。也就是说，个体的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应是道德发展的必要环节，是个体实施道德行为、形成道德品格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到课程本身而言，《医学伦理学》教学究竟应教给医学生什么?从现实来看，尽管国内《医学伦理学》教育界尚未有明确、统一的提法，全球也没有统一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基本的共识。2000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医学院校的伦理学和法学教师学会即ATEAM(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Ethics and Law i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Medical Schools)的工作会议根据国际共识提出了《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和态度(attitude)三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为：培养医学生正确的医学职业态度和价值观、学习伦理学的基本知识以及掌握这些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与病人的沟通和对病人照护所需要的技巧。国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界则大多认为：课程教学应提高医学生对伦理学问题的敏感性和意识，提高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医德修养水平等。从国际、国内的认识来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强调知识、态度、能力并重，而在能力的指标体系中，笔者认为道德思维能力居于核心地位。那么，要完成这样的教学目的，必然要求我们在课程教学中重视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在道德教育中，道德知识、道德观念要转化为学习者的态度和行为，道德思维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二、加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实践意义
医疗行为兼具技术性和伦理性。一方面，医疗行为的正确选择离不开伦理道德的保驾护航。医务工作者能否自觉地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能否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正确诊断，采用有效、最佳的治疗手段来解除患者的痛苦，绝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同时还关涉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由于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会给患者带来影响，轻则影响心情，带来经济损失，重则影响健康，危及生命，因此，任何一个医疗行为的选择，都既是医学问题，又是伦理问题。那么，兼具技术性和伦理性的特性就决定了对行为本身进行医学判断和伦理判断是完全必要的。而由于医学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很难在事前就给出十分肯定的答案，这种不确定性就使得行为本身可能存在道德问题甚至是道德风险。那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具体的医疗行为都处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具体的道德分析、判断、决策必不可少，光有伦理学知识而不去做具体的分析、判断，我们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有积极、主动、正确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同时，作为一门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内容必然是相对滞后的，原有的教学内容有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教师本人也可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答案的寻求可能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现实生活中，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多元呈现，社会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传递越来越快捷，在医疗卫生领域中，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并作出回答的新问题，而伦理学本身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很多涉及到伦理难题的案例往往都可能是两难选择。例如，克隆技术、器官移植、安乐死，人们似乎总是在不断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又似乎都理由充足。也许，在这些争端面前，唯有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能帮助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面临道德的“两难”选择时保持清醒，做出理性而又合乎人情的选择。此外，尽管我国医学教育界对《医学伦理学》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存在分歧，但不少医学院校却在现实中存在着课时严重偏少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课程开设的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日等国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教学内容从绪论(基本概念和学科发展历史)、伦理学理论(义务论、功利论、美德论)、美德的追求和行为修养、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及范畴、医患关系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临床科研和人体实验中的国际伦理准则、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高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时间有限、内容太多之困。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无限延长教学时数，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也不过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历程。那么，《医学伦理学》究竟应该教给医学生什么?或者说，什么更重要?故此，笔者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道德生活和临床医疗实践，对医疗职业活动中的具体行为进行道德考量的前提是掌握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具备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道德决策、实施道德行为和行为后评价。因此，道德教育仅仅只是传授、灌输一些基本的知识、思想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远比让他们记住也许并不存在的唯一正确答案更有意义。
三、培养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现实途径
道德思维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及自身行为从道德角度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做出判断、进行评价的思维活动。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就是指导学生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正确运用科学的思维规律、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艺术，观察、分析和解决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道德难题，培养道德智慧以规范自身行为，完善自我，实现医患者关系的和谐发展。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思维能力包括道德思维能力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在医学生道德智慧的培养中，归根到底就是教导医学生在实践中能够分析自己所处的道德具体情境，审视自己的道德行为，并对不同的道德实践手段进行比较，选取达到道德行为目标的最佳手段。笔者认为，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培养的现实途径包括：
1.理论教学是基础，让学生“学”起来。《医学伦理学》是一门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的学科，理论性较强。要培养医学生学会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判断、处理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离不开伦理学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教学，这是医学生未来进行道德判断、分析、决策的基础。在理论教学中，有如下几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一是理论教学的结构设计应着眼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完善医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而不是过分追求理论自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课堂理论讲授以必需、够用为度，以留出足够的时间突出重点，帮助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二是理论教学应该注重联系实际。理论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为医学生未来的临床实践服务，课堂教学应帮助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关注现实道德生活的态度。三是传授知识应与发展能力相统一。理论教学是为能力培养服务的，不能只关注学生是否掌握了理论知识，还应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对伦理学相关理论的探求过程中来。只有经过一次次学习过程中的感知、思考、讨论、发言，才能确实提高学生的能力，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
2.引入案例，让学生“想”起来。掌握了一定的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并不意味着医学生就已经具有了正确进行道德分析、判断、决策及评价的能力。为了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实践证明，引入案例教学法是正确的选择。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典型案例，让学生在情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是现实问题的缩影，它为培养学生的临场决策能力和综合素质提供了一个训练的场所。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展现一些真实的典型问题，让学生进入案例情景，设身处地面对、处理和分析各式各样的伦理问题，学会多方位思考，设想种种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能帮助医学生克服用一个角度、一种观点、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局限。同时，它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帮助学生站在具体医疗行为伦理决策者的角度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提高了学生处理、解决临床伦理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精选案例，选取与讲授内容相符、有针对性的案例，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应有争议性和讨论的余地，存在着从各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同时，不论是发生在身边的现实事件、科研时遇到的伦理难题还是临床发生的真实事件，案例应具有典型意义。
3.积极组织课堂讨论，让学生“讲”起来。课堂讨论可以是针对某一医学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及讨论，目的是使学生在讨论中找到有关临床伦理难题的解决之道，在争辩中巩固理论知识，培养道德情感。同时帮助教师从学生的论辩中发现教学及学生道德情感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及方法，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课堂讨论能够有效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因为，当一些富有个性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时，由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不同角度，研究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产生种种不同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课堂讨论中的比较、对照、切磋，同学之间就会有意无意地学习到他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思维能力得到潜移默化的改进。组织课堂讨论要求教师在课前对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道德现象、伦理困境设置讨论题，并要求学生根据讨论的问题广泛收集资料、写发言稿，积极参与讨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在课堂参与讨论并对学生的发言作简要点评。课堂讨论一是要求适宜的教学班级规模，班级人数太多会使许多人没有发言机会，太少则不利于讨论的进行;二是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对课堂管理有较高的组织驾驭能力，能够控制现场局面，善于归纳和总结，只有这样，课堂讨论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4.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动”起来。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增强教育教学效果，单靠课堂教学或单靠医学伦理学专职教师的教育可能是不够的，让学生在真实的道德实践中学会道德分析和道德判断是培养道德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教育应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到临床实践中去，让他们在其中感受道德、践履道德，选择行为方式，在活动中发展品德。引入实践教学环节，一是可以组织学生就一些医疗卫生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调研，如组织学生在本地医疗机构开展医患关系现状及问题的调研，也可以组织学生到医院做导医，体验医学职业道德的基本精神等等。另一方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还可以与医学生的临床见习结合起来，通过引导学生在临床见习时对临床常见的伦理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使抽象空泛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论证。这样，既帮助医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行为规范和基本范畴，又在临床实践中使学生的医学技术和伦理决策能力都得到提高。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71-03
广义上讲，医德不仅指医务工作人员的道德，而且包括医学专业活动的道德，即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从医德生成的角度讲，讨论医德问题，必须首先对医德的逻辑主体进行探析。这与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主体即人的重视是一致的，因此德性伦理的一些理论对我们探讨医德问题是有帮助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的道德践履上都是如此。尤其是美国著名学者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共同体主义德性伦理思想，可以为我们探析医德逻辑主体提供一种理论分析的科学视角。
一、主体与德性主体思想的历史脉络
人类思想史就是对于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体或主体性的揭示和宣扬。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有一种伦理转向，这种转向可以说是以探讨主体和主体的善为主题。亚里士多德把主体定义为实体，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而且实物比如石头等也是主体。近代到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规定，才把“主体”（自我）从一般实体范围中突出出来，作为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直到康德，才真正把主体性哲学确立起来，康德对人的三大能力的考察，纯粹理性即知性能力、人的实践理性即意志能力、人的判断力即审美能力，把人的主体或主体性问题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主要特征突显出来。20世纪以后，主体性被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主体间性问题产生。胡塞尔在先验现象学的理论构建中提出和讨论了主体间性问题。所谓主体间性就是承认“他我”的存在，承认这个“他我”并非普遍的“他物”，而是一个与“自我”并存的“他我”。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范式为主体间性问题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哲学理论形态。
伦理思想的发展也是随着哲学主体性问题而相应演化的。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是西方伦理思想经过辩证运动后的伦理思想范式，具体表现在：古希腊的伦理思想以德性伦理为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都有相关的论述，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可马各伦理学》中对德性伦理思想的具体论述涉及德性主体问题。在中世纪，宗教范式下的伦理也是以德性伦理为主旨的。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社会的变革，德性伦理思想逐渐被规范伦理思想代替，人的一切行为都以某种抽象的规则来衡量，伦理规范或规则成为伦理思想的中心。启蒙理性的工具主义强势表现在这种伦理思想中。
直到1958年，英国哲学家安斯库姆（Anscombe）发表《现代道德哲学》对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发出挑战，安斯库姆在批评功利论和义务论中首次提出了德性伦理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玛莎·努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迈克尔·斯洛特的《从道德到德性》和《来自动机的道德》以及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论德性伦理学》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德性伦理学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西方伦理学表现出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回归，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从思想的辩证运动看，德性伦理→非德性伦理→德性伦理，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就是整个西方伦理思想的辩证逻辑。但是，当代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在经历了规范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以及元理论学的生态之后的回归，比起古希腊的伦理思想无疑是一种更高级的伦理形态，它所处理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展现出的理论魅力更加迷人，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德性伦理还没能达成一致看法，然而德性伦理所唤起的伦理思考可以说是人类的伦理智慧叙事表现，尤其它对伦理主体的强调，注重行为者的品质而不是行为的规范，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的深层审视。
新西兰学者赫斯特豪斯对德性伦理要义的分析明确强调了德性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与强调责任或规范的义务论和强调后果或效果的功利论相比，德性伦理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德性伦理是作为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agent-centered）的伦理学，而非“以行为为中心”（act-centered）的伦理学;它所关心的是人“在”（being）的状态，而非“行”（doing）的规条;它强调的问题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非“我应该做什么”;它采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如好、善、德），而非义务的概念（正当、责任）作为基本概念;它拒绝把伦理学当作一种能够提供特殊行为指导规则或原则的汇集。这样，基于行为者的德性伦理，就是从个体的内在特质、动机或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和基本的德性品格出发，来对人类行为做出评价（不论是德性行为，还是义务行为）[1]。
从本质上说，道德是人的道德，是人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既有发展人自由的一面，又有约束人的一面，人既是道德的执行者、体现者，又是道德的创造者。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只把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否定个人在道德领域的主体性，道德教育主要以道德秩序和道德准则来规范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推行道德一体化秩序的道德约束，以纪律为形式进行强制的训诫、评价和奖惩，表现为一种道德的管制，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消解了个人的道德主体性。道德教育潜在的意图变成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黑格尔曾说：“实体本身就是主体，所以一切内容都是它自己对自己的反思。一个实际存在物的持续存在或者说，实际存在物的实体，乃是一种自身同一性;因为如果它与自身不同一，它就会陷于瓦解。”[2]可见，没有德性主体，德性就会被瓦解，道德的作用无法发挥。探讨医德的生成，首先就需要探析医德的逻辑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医德的真正内涵。 二、德性伦理的共同体范式与道德主体的辩证关系
德性伦理的主要代表麦金太尔是以共同体范式构建德性伦理学的，他认为任何想把一个人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其品格为诸美德提供一个充分目的的当代尝试都会遇到两种不同的障碍，一种是社会的，一种是哲学的。社会的障碍源于现代性把每一个人的生活分割为各种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与模式。由此，工作与闲暇相互分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互分离，团体的与个人的相互分离。由此，无论童年还是老年都已被扭曲而与人生的其他部分相互分离，结果变成不同的领域。这些分离造成个人经历的都是人生每一部分的特殊性而非人生的统一性。哲学的障碍在于以原子主义式思考人的行为并且基于简单成分去分析复杂的行为与交互行为，而忽视了各种特殊行为的特性是作为更大整体的部分而获得。同样，当个人与他所扮演的角色截然分离时，或者当个人生活的不同角色规定之间相互分离，以致生活只是一系列不连贯的事件，我们再也看不到人生的统一性[3]。
在麦金太尔看来，共同体是真正的实体，共同体既包括家族、家庭、氏族、部落、城镇、民族、王国，也包括渔业队、学校和实验室等等。个体既不能脱离共同体而存在，也不能脱离共同体来认识。个体是共同体的成员，占有某种确定的社会位置，个人的身份就是由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决定的。麦金太尔从历史传统、人生叙事的统一性和实践活动等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共同体主义德性伦理。首先，麦金太尔认为共同体历史文化传统是个体公民德性的产生土壤。从逻辑先在性讲，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使个体具有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个体不能独立于共同体。自我的实现和德性的追求和达成不仅不能离开共同体，而且以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为背景。麦金太尔认为，历史是唯一的一种获得德性的方式，通过个体实践活动恢复传统，在传统中寻求德性，德性其实就是传统的一部分，人们在传统中理解、继承和发展德性，唯有如此，个人生存的完满意义才能在延绵的历史传统中得到实现，德性才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得到明确的定义和表达。其次，麦金太尔认为一个个体人生叙事的统一性在于个体的德性。麦金太尔认为，个体自我存在于一种将出生、生活、死亡作为叙事开端、中间、结尾连接起来的叙事统一性中。但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结构，个人生活被迫嵌入许多不同专业的领域，每个领域都用自己专业化的准则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这导致现代社会道德的破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组织与个人相互对立，人们在各自个体生活的整体过程中思考和感受的只是生命中的特殊片断而不能形成统一的人生体验，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难以形成德性自我认同。在麦金太尔看来，在各种特定类型的活动中使人获得成功的品性只是职业技艺而不是美德，然而现代社会却误将这种技艺视为德性。显然，作为个体，人生叙事的统一性不只是表现在生物学意义的连续稳定，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性表现在社会人的德性内核的稳定统一上。第三，在德性共同体的论述中，麦金太尔把实践定义为由人们在既定共同体中互相交往发展而来的、追求内在目的的活动。借助亚里士多德把在实践中自身目的的追求定义为最高的善的理论，麦金太尔区分了实践内在与外在利益（即内在与外在善），外在利益是排他性、竞争性的，某人占有的所有物越多，剩给他人的就越少，内在利益就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利益，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过程就是其内在利益，实践活动内在利益的获得有益于参与实践的整个共同体。因为每一种实践都具有相应的内在利益，每一种实践都涉及相应的人际关系，而且大家对实践的目的和标准有着共同的期待和分享。实践与善具有内在统一性，公民德性成为获得实践内在利益的内在手段。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规范是基于共同体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每一种实践都需要参与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实践是发生在身处社会共同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如果缺少德性、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压倒一切，那么个体不仅得不到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共同体还会丧失维系实践所需的人际关系。
麦金太尔认为共同体是真正的实体，个体的道德是从共同体中获得的。黑格尔认为实体就是主体，有自身的同一性。从这个角度看，分析医德的主体，必须考察医德的共同体含义。
三、医德多重逻辑主体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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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R1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5-292-02
前沿：医学教育，毫无疑问，就是要培养出具有一流的医术和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务工作者，这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利的维护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诉求。然，当今的医学教育往往过于独立的进行医学基础和技术的理论和实践的教学，而忽视了医学更重要和更高层次―伦理和道德层面的教育。有了伦理和道德的约束，医生们的手术刀曾不会变成草菅人命的凶器，而是治病救人的宝刀。
1对准医生们进行伦理教育刻不容缓
自神农尝百草，不惜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换取世人的安康，人们便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了医生，这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但也是风险极高的。作为未来的医生,医学生将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体,而是饱受病痛的折磨，甚至面临着死神的呼唤而渴望回归健康，在生命面前略显弱势的群体，他们有生理的疾患,抑或具有心理的缺陷。医生必须将用自己的医学技能和人文关怀去抚平患者的痛楚。仅有药物的治疗将是不完全的。就像是我们中医常常强调的，治标还要治本，解决了病人们身体上的疼痛，还要更好的施加关怀，使他们从疾病的阴影中更好的解脱出来，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神圣和不可替代的职责。
归根结底，伦理道德教育是社会发展和现代教育的需要。伦理道德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两者相辅相成。医生高尚的医德有赖于良好的医学教育,只有接受了良好的医德和伦理道德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学人才。另一方面,临床教师的为人师表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高尚医德的一言一行必将进一步推动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在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医疗社区的今天，我们尤其要突出对人的尊重，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转变思路，把生物医学模式不断转变为生物加心理的治疗模式，增强对病人的心理关怀，尊重病人，让病人感受到关怀，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以助其早日康复。
伦理道德教育是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也是迎合广大民众心理呼唤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医院和医生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医学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2如何进行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2. 1在临床医学教育实践中加强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谈起伦理教育和职业道德，恐怕我们的医学生们会不以为然，受我们当今大学教育宽泛性的影响，学生们很容易想到我们所进行的伦理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会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的理论一样死板和空洞，课堂上的理论教育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加强医德教育,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关键在于是学生们在实践中感悟对生命的敬重和职业的崇高性。要在日常诊疗实践中培养学生“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的职业操守,鼓励他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真正为病人服务。让他们明白体现一个医生真正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在爱护、保护患者的基础上。要做到从内心视病人如亲人。
健康是生理的健康,更是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健康。要将“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意识融入教与学的过程中。将“平等、关爱、公正、尊重、宽容”等生命伦理的理念贯穿在临床教学环节中。医学生刚踏入临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因此,要抓住这关键时刻,树立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医德观、事业观。要建立“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原则和公正与公益原则相结合”这一重要的生命伦理观念。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相信自己的医术，但还要相信科学理论，时刻对病人负责。
2. 2伦理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应合理开展
由于学生们的学习方法和接受能力和途径不能，不能对所有学生求同。医德教育和人文培养不是空洞的说教,要结合具体的事例,有针对性地教育。可以采用理论讲座、医疗纠纷案例分析等方式,并利用伦理查房的形式,切实使医学生形成正确的临床伦理决策程序。医学伦理查房是一种新的创举,它是医学伦理学直接介入临床实践的好方法,它可以根据医疗活动中不符合医学伦理的事例,直接对医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教育,并给予正确的处理。我们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教育手段和方法，并不断开拓出类似医学伦理查房的新举措。
2. 3继承优良传统，向先辈们学习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中医药的魅力之所以直至今日仍令人津津乐道，无疑是因为它对人类的健康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同样,中国的传统医德中蕴含的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如“济世活命”、“仁爱救人”、“医乃仁术”、“厚德济世”、“人命至贵,有贵千金”等思想无论是神农氏、华佗还是扁鹊、孙思邈，这些前辈们被我们所熟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高超的医术，更因为他们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这些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医学发展的推动力。我们要以我们具有这样的优秀传统为荣,更要以古人朴素的“仁爱之心”来发扬光大我们的精神财富。学有所用，实现我们医务工作者的价值。
结语：本文详细阐述了加强医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希望能对医学教育的同仁们提供一点借鉴，也希望我国的准医生们也能在学习和时间中，不断注重自身的修养，在提高业务能力的同时，注重职业道德和操守的提高。共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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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民胜,奚益群,贾福娟,等.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指导医疗实践[J].医学与哲学, 2006, 27(1): 36-38.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8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核心和价值取向折射到医学伦 理学领域里，形成了许多相映成趣的对比。
1. 1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关系密切，医学本身就具有 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医理论体系所蕴含的是比西方医学体系中的那 种工具主义理念复杂得多的文化内涵。古人就有“若 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 有慈悲喜善之德……则医道无所滞碍。”之说，现代行 医者更需浏览诸家，博采各科，以适应医学日新月异的 变化。西医理论体系则以科技为基石，以实验医学为 基础，以循证医学为先导，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完善。
1. 2以外向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基础的中国医学 伦理学和以个体为核心的西方伦理观在健康责任上的 观点冲突显而易见
不同的伦理学背景对医学伦理学发展走向也有直 接影响。西方医学伦理思想是“着眼个体，注重权利， 主张人道主义”，而我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则是“着眼 群体、强调义务、主张济世救人”。11]中西伦理学存在五 个重要区别，即：中土伦理与政治结合，远西道德与宗 教结合;中土道德以家族为主题，远西道德以个人为本 位；中土道德主义务平等，远西道德主权利平等；中土 重私德，远西重公德；中土家族崇尚尊敬，远西家庭崇 尚亲爱。2]这些构成了中西方医学伦理的各自特点。
2中国传统伦理与当代医学伦理的冲突
中国传统伦理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统的 土壤，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渗透于人们的 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及社会生活等广泛领域，起着潜 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中国传统伦理对当代医学伦理 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时代的进步，传统伦理便与当代伦理格格不入，无法相 容终致冲突。表现在:其一，二者在义与利辩证关系问 题上的认识宏观冲突。传统伦理贵德尚义，义尊利卑， 主张“安神之志，无欲无求”当代医学伦理强调估计 全体、局部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义利并重。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必须重新审视义利观，树立人道主义功利观， 构建医德基本原则层次论是当代医学伦理发展的客观 要求。其二，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当代医学伦理不 断充实、变化和发展，具有变革性和突破性，而传统伦 理则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继承 性和保守性。其三，在对待人、研究人的问题上二者不 能相容。传统伦理片面夸大道理的超现实能力而忽视 人作为现实个体的实质性，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当代医学伦理则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以人为本、人 文关怀。其四，在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上，二者也存在冲 突。这些冲突的解决正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动力。
3市场机制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 细化则不可避免的迫使政府结构进行职能分化以适 应经济发展要求。面对“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 益集团化”的现实，如何在市场机制下构建科学合理 的伦理共同体、认识卫生大部制的伦理意蕴是我国医 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现对最大多数人群负责的关 键。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出现社会进步与道德 进化相背反的现象。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 着对医德建设及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否定，无论是东方 还是西方，在伦理是非判定标准的认同上是一致的。 在社会的任何改革中，都必须以大多数人群利益的实 现为其改革的目标，同时重视道德舆论的辅佐作用， 否则改革极易招致非议，乃至最后的失败。从大多数 人群利益的角度出发，坚持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协调性 与进取性，医学关注视角从对高新技术应用、危重病 人的关注向健康伦理及卫生保健研究转移，优化有限 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积极开展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发展临终关怀事业，致力于心身健康教育和和 谐社会外环境建设，坚持以大众利益为导向，强化国 家和个人的健康道德责任，深入实践，探索和完善能 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健康伦理，将理论转 化为人民健康利益实现的行为实践，这些则是探索创 立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医学 伦理学的必由之路。
4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4 1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视阈下“生”与“死”的审视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平均寿命 不断被刷新，社会老龄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的生命， 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更是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 高。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作为一个人， 优生和优死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人都有选择优生 和优死的权利。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而广 泛地介入人的生死过程，不仅能改变人“生”的方式， 也能改变人“死”的状态，从而使一直以来的自然生死 过程日益成为人为操纵的过程。生之神圣的淡化、生 之过程的技术化、生之构成的社会化，将对自然生殖方 式的神圣性带来震撼性的冲击，也将改变人们的生育 价值观。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应被经济发展的中心所忽 视，也不应成为被医学人文和爱心奉献“遗忘”的角 落。与西方大众相比，我国人民更加重视家庭关系，强 调晚辈对长辈的孝心。这种孝心，一是生前尽孝;二是 死后尽孝。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回避死亡的生命神 圣论被一种盲目的道德力量庇护着，具有极强的个性， 具体直观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和寿终正寝，而 且离死愈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采取惧之避之 的消极心理抵御态势。安乐死和临终关怀在实现优死 方面各自有对方不可替代之处。实施安乐死的需求随 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大，让病人无痛苦、安详的、有尊严 的离去，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原则，但它受到传统伦 理意识、经济文化和现行法律条文的限制，安乐死在医 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尚无定论，在临床工作中 也不能全面实施。临终关怀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足 迹，顺应了经济发展、精神文明进化的潮流，满足人在 临终时优死的需求。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现代医 学人道主义的进步，使得临终关怀实施成为可能。企 业家、慈善家和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临终关怀，临终关怀 医院及相关机构的建立和获赠，体现了时代所需要和 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进步。因此，引导大众转变对死 亡的认识 积极开展安乐死多学科研究 高度重视并积 极推进临终关怀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4 2医学伦理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平台搭建
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教学和传播，是伴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在我国医学伦理学 研究伊始，我们就很重视学术交流、学术平台建设在学 科发展中的作用。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 会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西安创刊。 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较多地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成 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创刊则壮大了 我国医学伦理学宣传、学习、研究和交流的阵营。时值《中国医学伦理学》刊 庆20周年，作为该刊的首任主编、作者以及读者，内心 无比的欣慰，在此表示我衷心的祝贺。文以载道，道以 医显，改革开放为恢复我国医学伦理学深入研究提供 了历史机遇。《中国医学伦理学》自创刊以来，不断成 长进步、健康发展，被学者们称为一片面向全国的专业 学术“热土 ”坚持正确办刊方向的“净土 ”和影响巨 大、收获颇丰的“沃土 ” 14]
4 3医学伦理学研究本土化与文化背景的思考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9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content and methodology of networkethics education in medicalethics teaching. Methods A demonst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content and method of networkethics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were done. Results A tentative idea was proposed for enforcement of networkethics education in medicalethics teaching in terms of prerequisite， task， procedure and guarantee. Conclusion The content of medicalethics education must be innovated， and the networkethics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Medicine; Network; Ethics; Educaiton
网络伦理问题是伴随互联网飞速发展而提出的新课题，又称鼠标上的道德，主要以人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社会（虚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该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仅就医学生的网络伦理教育问题做粗浅探讨。
1 网络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挑战
1.1 网络挑战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内容
网络已成为医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学生网络失范和网络受侵害问题日渐增多，凸现加强医学生网络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理论上了解医学道德的原则和规范，但主要立足于学生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无法应对网络和基于网络发展而形成的虚拟社会的挑战。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社会，它也应拥有它的社会秩序[1]。同现实社会一样，置身网络时同样存在着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的选择问题，应该履行什么样的道德义务，恪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如何处理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医学生面临的困惑。有人进行了一项名为“你对网上黑客行为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钦佩，是天才”的学生最多，达37.1%；其次为“只要不造成破坏就没关系”，占27.8%；有18.8%选择说不清楚；而选择痛恨黑客，认为“一定要追究责任”的只占16.2%。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创新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加强网络伦理教育。
1.2 网络挑战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权威和效果
网络以其开放性而著称，在与网络接触的时候，一方面，大量良莠不齐、色情、反动的网络信息扑面而来，加之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标准的多样性，传统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医学生在难辨是非真伪或受不良信息诱导的情况下，面对多元文化，就可能由欣赏而走向趋同，由无意模仿走向有意识追求，最终做出背离社会主流文化的错误选择，学校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效果因之而淡化。另一方面，司空见惯的网络失范现象，虚拟的环境、隐匿的方式，也会诱导、引发或强化学生潜在的不良心理，弱化学生道德意识。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一项“你认为在网上最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道德素质”调查结果显示，66.1%的学生没有选择“诚实守信”，有55.1%的学生认为网上聊天可以欺骗对方，甚至13.2%的学生认为网上聊天谁也看不见，互相欺骗是正常的[2]。这种错误的网络道德意识将对现实社会中医学生的医德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加强网络伦理教育，提高在网络社会中的判断能力，是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的新课题。
1.3 网络挑战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方式与方法
网络以其形象性、趣味性的特点和虚拟现实的技术，为置身于其中的医学生提供了色彩艳丽的图片、悦耳的声音、活泼的三维画面及其他仿真画面，犹如身临其境。利用网络资源辅助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进师生之间的沟通和良性互动，可以在短时期内传递大量信息，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满足学生多方面的心理需求[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方式：方法以理论灌输和说教为主，形式单一、方法简单，严肃有余又太过呆板，很难引起学生的注意，并且极易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如果医学伦理学教学充分利用网络这种全新的载体和丰富的教学资源，精选内容，精心加工，把一些优秀的视频和音频资料穿插在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之中，或开办医学伦理学教育网站，发布各种医德教育信息，组织网上教学和案例讨论，让学生进行交互式的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德育主动性，培养他们对现实医德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不仅会树立新形势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崭新形象，而且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变对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对教学内容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从而达到教育目的。
2 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加强网络伦理教育的设想
2.1 构建体系、明确内容是加强网络伦理教育前提
网络伦理是社会伦理在网上的延伸扩展和运用，是社会伦理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4]。因而医学生网络伦理教育体系不应是独立的，既应秉承现有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原则和规范，如善恶观、义利观等，又应该在广泛吸收有关网络发展和各类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出和加强网络伦理教育内容，紧扣医学主题，突出网络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网络诚信：网络所具有的“数字化”、“虚拟化”运行的特点，可以使学生表现出非常自由、难以控制的虚拟人格，从而做出许多与现实人格不相适应的事情，不利于医学生高尚医德形成和健康人格的完善，教育学生网络诚信同样就成为医学生走向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必然过程。②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教育的目的是使医学生既要树立网络社会中的自我保护意识，警惕网络社会丰富多彩的背后暗藏着的陷阱，如信息欺诈、网络色情、电脑病毒等，避免上当受骗；不用计算机进行偷窃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等。③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虽然网络空间中侵犯知识产权现象司空见惯，但要教育学生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使用、不复制他人的程序和其他信息，不使用或拷贝没有付钱的商业软件，不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未经许可不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不窥探别人的文件，不越权去访问或者试图获取那些不应该获得的资源等。④网络自律：网络论坛（BBS）有“无纸化的大字报”之称，但就其影响范围之广和发布言论的方便程度而言，甚至比大字报有过之而无不及，网络的虚拟与隐匿性，为处于网络社会中的个人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由于缺少约束，为通讯自由权利的滥用提供了可乘之机，并可能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因而要加强医学生网络自律教育。
2.2 正确的网络观是网络伦理教育的重要任务
网络社会的数字化生存导致了人类文化传播载体的划时代变革，有利于人们生活观念的更新，给人类社会生活和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数字化也有消极作用，表现为网络文化载体可能导致恒常文化价值观的涣散以及域外强势文化侵略等。网络本身也蕴含着虚拟与现实、多元与一元、平等与霸权、技术与人文、自由与规范等诸多矛盾。如何引导医学生形成正确的网络观，理性审视网络的二重性，趋利避害，把网络作为学习工具和获取知识的手段，而不是猎取不良信息的途径，更不能形成对网络的工具崇拜。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体系下，学会鉴别，学会选择，是医学生网络伦理教育的重要任务。
2.3 提高医学生自身修养是网络伦理教育的重要环节
“慎独”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意即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古代先贤把“慎独”作为完善道德的一种方式，特别强调一个人自觉实践道德行为的意义，强调修养在“隐”和“微”上下功夫，即使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言行一致，避免社会生活中的双重人格和两面行为。但现实中“慎独”往往受到环境的限制。而网络的虚拟与隐匿性为医学生伦理教育创造了绝佳的“慎独”道德实践场所，所以应从提高医学生道德修养入手，加强网络伦理教育，强化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教育医学生不仅在现实社会，在网络社会中也应坚持“慎独”，养成良好的网络道德习惯，遵循网络的应用规则，保持清醒的自我约束，纯洁品质，坚守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信念。
2.4 创新教育机制和模式是网络伦理教育的体制保证
网络具有极强的渗透性，由此决定了网络伦理教育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对医学生的网络伦理教育除依托医学伦理学课程外，更应该形成由德育课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宣传、保卫、网络中心、院系部及学生管理等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的教育体系。既要培养一支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掌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懂思想政治艺术和网络技术的新型德育工作者，又要重视对专业课教师进行网络知识普及和应用的教育；既要进行系统的网络伦理教育，又要把教育内容融入学校教育系统，寓教育于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同时，要建立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制定网络伦理道德规范，建立网络监控机制，规范网络运作，加强学校局域网、校园网的管理，通过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阻止各类不良信息进入校园网络，创造优良的网络伦理教育环境。
医学生是一群思想解放、积极向上、富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和怀疑精神的年轻人，自身素质决定了他们无论在现实社会还是在虚拟社会中都是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群体。在网络社会中，医学生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更是主动的信息寻求者、选择者和交流者。加强医学生网络伦理教育，不仅可以培养他们自觉的网络道德意识和规范的网络道德行为，而且还可以作为一个辐射源，通过他们操纵信息去影响其他网民、网友，从而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说，加强医学生的网络伦理教育，增强其对网络多元文化的鉴别能力、自律能力和免疫能力，内在地培养他们自觉的网络道德意识、道德意志和道德责任，促使其形成正确的医德意识和完美人格，其社会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谢长征，胡纵宇. 网络伦理的困境与发展[J]. 青少年研究， 2006（6）：2628.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11
护理伦理学是一门研究护理道德科学的学科，是护理工作者在护理工作的过程中，运用一般伦理学原理和道德原则来解决和调整护理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护理伦理学开展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养、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护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整体护理素质，让学生用冷静和成熟的理性思维去探索和审视护理实践中的道德问题、道德现象，从而在复杂的实际护理工作岗位上，引导学生学会运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选择符合伦理道德的言行进行护理实践。在医学院开展护理伦理学课程，最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护理道德情感、护理道德意识。护理道德是护理伦理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整个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是推动护理学科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机，是护理人员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调整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护理道德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尊重患者的生命，维护、履行护理职业的荣誉和责任。随着医学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医学院护理专业中，必须落实以工作岗位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教学方针，必须做到护理课程设置于工作岗位、课程内容基于工作任务、课程教学基于教学一体化，要充分体现职业化、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护理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是用伦理学的原则、理论来指导护理实践，培养护理人员道德情感、道德素质，协调护理领域中的人际关系，对护理实践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在医学院护理教学中开展护理伦理学能够提高学生的伦理道德情感，伦理道德素质，从而提高整个护理服务水平。
2现阶段医学院护理伦理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目前来说，在医学院护理伦理学教学中仍存在着学时安排少、教材较少、教学内容混乱、教学模式单一等问题。首先是重视程度低，学时安排少。在现阶段的高等医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重医术、轻医德、轻伦理等思想观念。没有将护理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因此在课程设置的时候，没有具体明确护理伦理学的地位和性质；在学时安排上，一般仅安排24~36个学时。在有效的教学时限内，很多护理伦理学知识没有学习到位，更别谈实践了。其次是教材较少、教学内容混乱。目前很多高等医学教育护理伦理学教学中所用的教材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护理伦理学》，教材种类少，教学内容多且混乱，教学难度大，护士在学习护理伦理学的时候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重构教学内容，严重影响教学及护士学习的效率。此外，单一的教学模式也是制约护理伦理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的护理伦理学教学中，很多都是由教师单纯的课堂讲授来完成，单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很难激起学生学习伦理学的兴趣，从而也就影响了护理伦理学学习的效率[2]。
3基于岗位的护理伦理学教学改革
针对目前护理伦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医院护理岗位工作的实际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基于岗位的护理伦理学教学改革。
3.1以护理伦理学理论为基础进行改革
在进行高等医学护理伦理学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高等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在坚持“必需、够用”的原则下，有重点、有选择的向学生讲解护理伦理学理论知识。护理伦理学理论知识主要包括伦理学学说、伦理原则、伦理分析方法、护患关系伦理决策、护理道德等。具体到实际的护理伦理学工作中又包括护患、护医、护护、护技、护专、护社等六大人际关系伦理道德，护理道德教育，护理道德修养，护理道德评价等。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要全面而重点的突出和反映基于岗位的当代护理伦理学内容。要强调护理伦理学理论知识和护理实践相结合，注重护士的创新思维，学会独立思考，能够运用护理伦理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来指导护理实践，提高护理道德情感及护理服务水平。
3.2以工作岗位为主体进行护理伦理学教学改革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护理伦理学教学必须密切联系护理工作岗位来进行，要充分体现其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3]。护士的岗位分工一般是按照流水线的工作方法进行分工，以岗位为中心分段，将医生、护士搭配成一组，负责患者的治疗、护理等工作。就普通医院来说，具体可以分为门诊护士、病房护士、手术护士。门诊护士下面又可分为总台分诊护士、科室分诊护士、门诊注射护士等，病房护士又可分为责任护士、主班护士、治疗班护士、药疗护士等；手术护士可分为洗手护士、台下护士、助手护士等。护士的多维岗位要求护理伦理学教学内容必须符合各岗位职责的要求，按照各岗位的特点、主要职责、涉及的人际关系、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等进行详细讲解，同时结合具体案例以及护理实践让学生深入学习护理伦理学。
3.3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贯通案例
护理伦理学教学中涉及很多特定规范具体的行为要求，而在实际中如何运用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借助案例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伦理学问题[4]。例如案例1：产妇杨某，产次4次，患有习惯性流产史，第四次妊娠保胎至31周早产，新生儿体重1850g，出生后多次呼吸暂停，B超显示颅内出血，合并吸入性肺炎。医护人员向产妇及家属交代新生儿病情危重，抢救后可能存在智力问题，但产妇及家属决定施以抢救。这时护理人员应该采取哪种护理伦理对策。让学生分组讨论该案例：颅内出血新生儿该如何处置，该新生儿有没有生存的权利。然后结合国内外产科临床实践工作有关残疾新生儿处置问题，护理伦理学理论知识，最后讨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新生儿的生命价值，引导学生理解生命和生命质量相统一的伦理学理论。
4结语
综上所述，护理伦理学要结合护理岗位实际工作情况，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对患者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社会所担负的责任，培养他们关爱患者、无私帮助患者的美德，以成为未来合格的护理工作者。
参考文献
[1]李佳圣.基于护士工作岗位的高职护理伦理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实践[J].卫生职业教育，2012，4(4):97-99.
[2]孙鸿燕，张青碧，黄华英，等.探索护理伦理学的教学改革对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1):102-103.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12
2.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重要性的体现
2.1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
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知识，决定了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人们的健康是医学存在的目的。自古就有“医者仁术”之说，可见“仁”和“术”在医者的行为准则中是最重要的，更是医学行业内的基本准则。医学理论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注重，对医学信息化人才道德的教育更是其突出的重点。由此可见，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素质，决定着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是推进医学行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2.2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信息化人才能够应用医德理论知识来解决医患问题
在目前我国医院的管理中，由于对于医务人员疏于严格管理，因此在各种医患之间产生纠纷的根源都是由于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差，使得医患之间关系恶化；以及在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对患者的自主权加强重视，没有遵守知情、同意的准则，因此患者对其不理解，也使得医患之间产生较多的矛盾；有些医务工作者没有责任心，在对患者进行身体检查时，疏于认真，对问题的处理上不及时、不恰当，也由此引发医疗事故的产生；更有甚者为追求巨大的经济效益，故意要求患者多花费，患者由于不满而产生的纠纷。由此可见，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都体现着医者的“仁”与“术”。而二则之间是相互依存着的，伦理学教育中医学技术是医德基础，医德又是医学技术得以实施的基础保障。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信息化人才能够应用医德理论知识来解决医患问题，是培养医务人员富有责任感，减少和避免医患纠纷与理疗事故的重要途径。
2.3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医院工作进行的主题的医疗，医疗决定着医院能否良好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而“仁”与“术”决是整个医院医疗重中之重。量的高低。二则密不可分、相互依存，是对医学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核心。医务人员医德水平决定其能否更好发挥设备、技术作用的基础。若因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属于医德的建设，会使医院整个医疗水平下降，对医院的长期、健康、良好、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3.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现状
3.1医院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忽视。医学信息化人才的道德、人生、价值观体现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由此可见，信息化人才在从事医学工作时必须拥有医学伦理学知识。而我国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医学模式也在不断的改变，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医院必须对医学伦理学培养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3.2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忽视。由于，很多医务人员对于医学伦理学知识不够重视，认知程度低，因此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并不能够有效发挥其重要性。
3.3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落后。信息基础知识与技能是对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最基础要求，对心理学、伦理学、社会等人文化知识都是教育的范畴。但是现今在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依旧很落后，不能够与社会现实接轨，严重影响着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实施。
4.在息化人才培养中医学伦理学教育良好开展的策略
4.1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的建立。加强吸收世界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先进水平，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
4.2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的加强。医学院校不仅要重视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制定合理科学的课程标准[2]。以问题、案例为核心，开展互动式、小组讨论式的教育。信息化人才只要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念。那么今后的工作中，学会及时运用医学伦理学知识来约束自身行为。
4.3良好人文环境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培养是培养良好人文环境的基础。人文环境由人文精神和文化相互结合下所创建的。在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中，人文素质必须要加强重视，可利用直观教育、树立先进典型、大力宣传h等方式，用实际中的案例去感染、教育信息人员，树立起医院良好的医疗形象，加大医院的影响力度，为医院创设道德和技术并存的人文形象。加强医院信息化人才团队的设立。
4.4医学伦理学教育多样化的开展。医学伦理学教育不仅要求其在内容上具有实际性、针对性，在规范标准上更要有层次。结合信息人员文化程度、岗位职责、自身身体和思想情况的不同，来制定出不同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标准，确保医学伦理学在教育中，具有针对性以及广泛性。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例如：座谈会、研讨会、展览会、演讲比赛、知识问答互动等方式，引起和加强信息化人才的思想共鸣，促进医学信息化人才团队的建设发展，以及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开展。
4.5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和培训。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中不仅要重视和加强伦理文化的深入，更要对伦理学教育管理进行加强，利用多钟形式进行培训。不定时的更新学习信息资源，增进交流和学习。
5.总结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信息的发展依托于现代社会信息的发展，医院在人才的培养上，不仅要全面更要与实际信息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培养出具有专业技术性强，又有创新思维和良好道德的信息化人才[3]。因此，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的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