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R71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1]。显然,生育文化包括:(1)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建立在生育主体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生育观念;(2)属于生育科学范畴,含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设备、手段等,其内容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观念包括三方面的认识:一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也就是对孩子效用的认识;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别取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对子女素质的期望;三是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生育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对生育观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终极原因;(2)制度与组织因素,包括对生育起影响或控制作用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组织与生育的关系最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舆论评价等;(4)生育科学因素,与生育观念共同构成生育文化总体的生育科学本身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节育技术所带来的对受孕的随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更是影响人们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潜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

1.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文化类型。其特征表现为:(1)生育认识上,由于生育具有社会、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用,生儿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视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轻女,其中,追求多、男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抚养、教育局限在宗教内部,极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学方面,对生殖规律一无所知,生育知识贫乏,怀孕、分娩、母婴健康皆顺其自然,主要取决于自然的机遇,这是由传统社会生育科学的极端落后决定的。

2.现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现代生育文化是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育文化类型。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口数量,则需要由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实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力求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人口规模。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应成为现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传统生育文化重点在于生,而现代生育文化关键在于育。

现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体现为:获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满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对父母没有抚养责任的模式;数量上的少育与相当数量的自愿不育;发达的托幼组织、较多的单亲抚育;基本无性别偏好;避孕节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生育数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国平均TFR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生育科学的发展,避孕节育知识的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的数量调控、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对生育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种,指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与抗争精神。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夜晚气温仍高达33℃。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但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与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生育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则体现了小农经济中的劳动力转让。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口多,特别是男性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客观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从而对生育行为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从家庭本身来说,在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而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儿子的义务,而儿子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等等,所有子辈所需担负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女儿则因外嫁而不负责任或负很少的责任。因此,父辈倾向于生育儿子。一个儿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会是不保险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着没人养老送终、没有人继承遗产等,因而多生育儿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湖南古时恶劣和变化无常的气候,使人们易于产生对天道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为特征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得到了强化。即便是现在,这种反抗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无疑产生一定的阻力。

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45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这种移民文化也体现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经世致用的核心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在这种交往比较便利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必然带有开放性特征。尤其是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高潮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与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更以坚持经世致用原则而卓然孓立。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实际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开放性,使人们易于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生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已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自发生育在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设途径选择

湖南的人口控制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实现生育文化的变迁,其难点就在于,由于农村特殊的社区环境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广大农村地区还盛行强烈的性别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变社区环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在这样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其数量较质量而言仍更为重要,从而促使农民们为发家致富而追求多育。农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包括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后才会实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区环境对生育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社区环境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别是乡村和城市,其社区环境的差别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利于消除来自农村社区的文化压力,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要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变。

(二)充分发挥湖南教育的优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对先进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响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的群体易接受先进的、科学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质较高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因此,要实现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和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必须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这个根本问题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开阔视野。湖南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高区域内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我们通过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变迁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内部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内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生育问题,这种认知的提高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文化的变迁。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生育主体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不仅要依靠行政强制力,还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生育主体对当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务实有效的活动,搞好政策宣传。若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就不会得到生育主体及家庭对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与采纳,相反会引起生育主体对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触,即使靠强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会长久的保持,甚至导致生育主体无视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违背政策的生育选择。所以,要重新审视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运用生育文化的内控作用机制,引导生育主体从根本上理解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摈弃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树立新型婚育观念,使生育意愿自觉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一致,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从培养社会公德入手,营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围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公民社会公德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合进去,提倡遵循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婚育观、家庭观、养老观,增强全民人口控制意识和生育道德修养,使公民清楚地认识到,遵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自己还有利于国家,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一环,从而真正能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规范,自觉追求新道德,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传播普遍化、大众化所构成的浓厚氛围,就会影响生育主体根据价值标准和行为取向调整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 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龙.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2,(4):105-107.

湖湘文化论文篇2

文化是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地区乃至行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在监狱文化建设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所创造出来的民俗文化改造的创意性文化改造模式，在坚持常态性文化改造模式的同时，已成为监狱文化改造罪犯的新颖手段。湖湘文化以其鲜明的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存在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在了解罪犯改造的特征基础上，将犯罪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置身于湖湘特色文化中，进而突出民俗文化的改造作用，从而有效提高监狱改造质量。

一、湖湘文化的渊源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

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二、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对服刑人员改造的有益启迪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淳朴重义”

“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淳朴重义”更加凸显了湖南地域特色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外向关系处理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儒家为基准，儒家的核心范畴是“仁”。儒家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营造出一种将心比心、关心他人、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社会和谐气氛，这对于正确处理民警与服刑人员之间的矛盾，服刑人员与服刑人员之间的矛盾，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的第四条（明礼诚信、互助友善、勤俭自强）与上述的理念不谋而合，充分体现了行为规范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勇敢尚武”

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与“淳朴重义”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可以理解为：服刑人员在日常改造中，要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抵制内心的不良改造情绪，改恶向善；明辨是非，在面对监狱的反动势力要勇于和其作斗争；不畏生死，在自然灾害事故中，为挽救他人的生命和财产能挺身而出等等。

（三）“经世致用”

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作为在监服刑的罪犯来说，最务实的莫过于积极配合监管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和家庭。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将这种湖南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得以充分发挥。

（四）“自强不息”

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监管工作中，要鼓励服刑人员自觉地努力向上，永不松懈。全面地审视自己，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获得从宽待遇，进而获得行政或刑事奖励。

三、湖湘文化建设在改造服刑人员中的作用

（一）湖湘文化建设在服刑人员集体教育中的效应

在监狱开展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营造弘扬传统文化美德的大环境，进而突出湖湘文化的特殊作用和共鸣启示。比如在监舍墙上挂贴湖湘文化中的一些精髓故事、名言、格言，引导服刑人员学习优秀的湖湘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美德。举办湖湘文化经典名篇的背诵比赛，如《楚辞》之作，忧愁幽思，奏出湖湘大地古老而悲壮的爱国乐章；贾谊伤怀，《鹏鸟》抒志，与屈原一脉相承，奠定湖南文化心怀天下，爱国忧民之精髓，陶冶一代代湖南志士之情操，让服刑人员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优秀的伦理文化。将这些知识内化为理性的人生，持之以恒地实施教育，在服刑人员的群体中极易形成辐射和整合的效应，这种精神一旦固化，将大力推动监区的文化建设和改造氛围，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起到积极良性循环作用。

（二）湖湘文化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服刑人员的教化

以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促进服刑人员的教化，以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促进服刑人员的教化。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地域性文化，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重视家庭中的人伦亲情美德。现在我国监狱中的所谓“亲情帮教”，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作为奖励，运用监狱外的多种社会资源，形成社会与监狱共同矫治的教育感化体系，对罪犯起到良好感化教育作用。以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促进服刑人员教化，这种人道观念对服刑人员的教育和反省起着积极的创新作用。

四、湖湘文化建设促进监管改造工作创新和发展

（一）湖湘文化建设可以提高民警的个人素养和创新改造理念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乡土文化，地域性非常强，基层监狱司法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省内，湖南作为家乡，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和亲切感，那么自然而然地对于湖湘文化有着更深的理解和领悟。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监狱民警要以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服刑人员。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竞争愈来愈激烈，矛盾愈来愈复杂。作为一个监狱民警，不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要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监狱民警经常面对的是一群心理扭曲的犯罪群体，自身的心态非常重要，所以民警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新营养，化解服刑人员中存在的矛盾，化解民警与服刑人员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监狱民警要从“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个角度切入服刑人员的改造切点之中，将服刑人员引向善的方向、美的方向，从而有利于服刑人员的积极改造。

（二）湖湘文化中丰富教育改造的理论内涵，对于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刑人员教育感化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湖湘文化论文篇3

创意阶层是新经济条件下，基于经济发展对于创意的渴求，从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阶层，主要由来自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工作的核心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或新的创造性内容。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已分化成四个主要的职业群体：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所共有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同周围人有些不同。这种气质也影响并决定了他们对居住地、工作方式等的选择。优质的教育、文化、自然、新闻、出版等城市软件，既是创意产业的发展基础，更是培育创意阶层的前提条件。宽容的社会、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更是无法估量的。

一、湖湘文化与湖南城市人文精神

（一）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

湖湘文化是在湖湘大地特定的地理背景、经济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胡宏和张先后在南岳和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在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形成了宋学中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派，后来人民便把这个学派称之为湖湘学派。由于湖湘学派在宋学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后代湖南许多重要思想家的深远影响，所以近现代许多研究湖南历代思想发展史和传统文化的学者，便把湖南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称之为湖湘文化。

不同学者对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尽相同的答案。彭大成将它概括成五个方面，即：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丁平一的概括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求新求变的变易精神、重践履重实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卓励敢死勇为天下先的士风民气、流布湖湘的程朱理学。王继平则认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田中阳的提法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郭汉民的概括是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等等。有关于湖湘文化的特征的研究论述还有很多，但如果要用八个字概况的话便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二）湖湘文化的精髓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大无畏气概，指的是湖南人的一种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的精神，一种独立根性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敢为人先就是要勇于探索、追求创新，这指的是一种强烈的求新求变、大胆革新除旧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精神。胡宏发挥《周易》的理论，首先提出日新不息的思想；“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又进一步倡导了造化日新的理论。

从此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日新思想就激励着数代湖南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使他们能在近代中国变幻剧烈的政治风云之中，顺时而动，遇机而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魏源首先以创新精神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了睁眼看世界思想，成为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曾国藩、左宗棠进一步把魏源的思想付诸实践，倡导了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在洋务派中独具一格的郭嵩焘则是一位较早坚定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开拓了近代思想的先河，是他第一个打破世俗偏见，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谭嗣同可谓是敢为天下先和极具新思想的典型，他所著《仁学》的宗旨，就在于冲决网罗，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文化精神也成为湖南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更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辛亥革命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

（三）湖湘文化精髓的现代诠释

就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来说，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所以比较迅速，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在全国率先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当各地还在提倡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时候，湖南就提出了发展文化经济、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的思路。早在1989年湖南省委做出了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20世纪90年代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时期又相继制定了规划和建议。

一步为赢，步步为赢。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一方面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气质在具体产业发展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湖湘文化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发展。

二、厚植湖湘文化精神，培育湖南文化创意阶层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创意阶层的支持，这就要求湖南人民建设、打造优质的城市生活质量；形成更具有特色的独特的湖湘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格；培育宽容的城市文化；营造宽松社会文化氛围。让湖南的城市更有魅力、有活力，成为吸引创意人才、培育创意阶层的创意城市。

（一）建设优质的城市生活质量，构建创意生活圈

“文化创意”的主体是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卓越人群。因此，要吸引创意人才就必须营造优质的城市生活环境。这里提到的生活质量不仅仅是对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要求，重要的是创意生活圈的构建。硬件基础设施指的是建筑物与制度所形成的连结，包括研究机构、教育、文化设施、会议场所、以及相关的支持服务，如交通、医疗保健等。而软件基础设施指的则是社群结构与社会网络的系统，有助于个人之间与制度之间观念的交流。优质的教育、文化、自然、新闻、出版等城市软件，将一方面为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夯筑基础，另一方面他将为湖南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广泛罗致一流创意人才。

（二）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

近代以后的湖湘文化充满了与时俱进，创开时代风气之先；打破世俗偏见，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开放思想。这种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文化精神也成为湖南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更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辛亥革命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然而这种敢于失败、敢于创新的湖湘文化精神绝不是凭借一人一时之气能够开创的，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这种敢为人先、求新求变、大胆革新、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精神折射出的湖湘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宽容。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社会对失败的宽容，让人人都成才更需要社会对失败的容忍。“失败也是一种创造”。在一个充满宽容和理解的社会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这种创新思维去对待那些敢于越雷池、敢于失败、敢于创新的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必然增强，人人都成才的步伐必然加快，人才的能量必将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无疑，成功是我们谋发展、干事业的最大愿望。但许多事情，走老路、循旧规，便难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所以必须不断地改革创新。而要改革创新，就免不了既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如果只讲改革创新必须成功，而讳言失败，那么，就失去了改革创新的本意，也会变成一句空话。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对探索性失败不予苛责，则有利于拓展改革创新的空间，有利于人们放开胆子去突破，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宽容的社会氛围对湖南创意阶层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南人民不仅仅应该把湖湘文化精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一面发扬光大，还应该将湖湘文化的另一面，即宽容作为湖南城市文化的重点内容加以弘扬。将宽容失败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同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新、勇于竞争的精神一并大力倡导。

（三）厚植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

一个人有人格魅力，一座城市也有城市魅力。人格魅力在于这个人崇尚真、向往美、追求善所修炼出来的精神气质；而城市魅力则体现在这座城市所特有的风貌、风格以及所蕴含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品位。显然，城市魅力的精髓是人文精神。

在制度层面，这种人文精神往往衍化为一种理念和风范；在技术及其产品层面，它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的反映；在物质层面，它表现为一座城市的整体建筑式样和综合风貌；在日常生活层面，却又展现了一座城市的人们待人接物的方式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等。

综观国内外城市发展史，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魅力的源泉。一座缺乏人文精神的城市是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城市，是没有吸引力的城市。发展经济尤其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发扬。纵观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城市，无不是用自身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将创意人才笼络过去的，创意阶层也无不是凭靠这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培养起来的。

事实上，人文精神塑造是离不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湖南人民凭着自己的聪慧和灵动，为湖南赋予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富于创新、诚实守信、讲求实际、重商重教、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不守陈规等等独特的人文精神，促成了湖南一次又一次地把握住机遇。从古自今都体现出了湖湘人民豪爽之气为忠勇爱国的英雄主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放兼容的胸襟气量、豪爽幽默的乐观性格，“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已构成湖南人文精神中较独特的内核。近现代数代湖湘学人，开数代风气之先，人才辈出，灿若星河，他们凭着“心忧天下”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壮丽的辉煌。当今时代同样需要这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只有“心忧天下”，才能跳出狭隘；只有“敢为人先”，才能破除一切阻滞发展的条条框框，以科学发展的精神捕捉发展的先机。

20世纪末，湖南人以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创造了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发优势。进入21世纪，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湖南人文精神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放眼世界的眼光，海纳百川的气度，应对竞争的危机感，增创优势的使命感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是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有力的人文优势。也应该成为厚植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大成.湖湘文化与[M].湖南出版社,1991.

2、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湖湘文化论文篇4

一、中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应凸显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

当代中职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首先要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这是时代赋子中职生的历史使命，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在中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要通过各种网络课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可以通过网络讲座的形式贯穿一些湖湘文化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经典案例，通过多媒体给学生播放一些爱国主义纪录片，譬如爱国志士的纪念馆、曾生活过、工作过的地方，通过观看这些纪录片让学生受到更深的教育，激发其爱国主义热情，使其个人梦想自觉融入中国梦。此外还可以在校园网通过张贴一些标语、名言警句或是在校园网上写上其生平介绍等形式来彰显湖湘文化。

二、融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髓

曾指出：“豪杰之士展其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要想成为湖湘豪杰，不仅要有专业知识，更要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伟大精神。中职学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已成为共识，但是中职学校不能把学生培养成“生产”的机器。在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下，学生既要崇尚科学，又要敬畏自然；既要做科技创新人，又要做坚强的环保卫士，为造福人类社会而“敢为人先”。因此，在中职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进程中，中职学校应植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髓，让学生正确面对网络，充分运用网络的积极功效，借助网络去勤奋学习，树立远大的理想为祖国去奋斗，如此一来中职校园网络文化才能发挥正确的导向功效，为广大中职生的学习点亮一盏明灯。

三、植入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

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关注现实，要关注国计民生问题。经世致用文化在宋明理学中得以集中体现。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人在洋务运动中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主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无不彰显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中职学校定位为培养实用应用型人才，实用性应用型人才实质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人才。中职学校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引导学生认真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增强动手能力，同时要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动态，关注民生，将自己所学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将个人的梦想与中国梦相统一，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事业中。

四、植入敢为人先的湖湘理念

敢为人先精神倡导的是一种勇于创新、大胆探索、锐意改革的精神。中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要融入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拼搏进取精神。当今世界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如果所培养的学生不能不断吸收新知识必然被社会所淘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个人不断取得进步的动力源泉。当前国家大力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中职学校也掀起创新创业活动的高潮，这就更需要在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中倡导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此外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教学方面以及学校管理等方面也要秉承敢为人先的精神，积极开展各项改革工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竞争力，这种敢为人先的教改精神也应植入中职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中，引导广大中职教师为职教事业的发展形成敢为人先的奋斗理念。

五、植入吃苦耐劳的湖湘精神

湖南人常常被贴上“吃苦耐劳”的标签，这一标签实质是湖湘文化的一种综合体现。中职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企业一线岗位。这些岗位一般劳动强度大、工作相对枯燥，待遇相比本科生、研究生一般要低，这就要求毕业生能有良好的心态，能“下得去，留得住”。要在平平凡凡的工作岗位上发扬吃苦耐劳精神，能脚踏实地干下去，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业。这种毕业生的培养需要中职学校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融入湖湘文化精髓，使学生在校园网络文化中深受熏陶，在课外网络活动、网络课堂学习、网络实习实训等学习过程中得到磨练。

六、构筑完善的中职校园网络文化与湖湘文化的融合机制

中职校园网络文化与湖湘文化的融合需要一个完善的规章制度。所以，在构建的进程中，应当重视中职校园网络文化与湖湘文化融合的规章制度的构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首先从本校的实际网络文化构建的情况入手，对校园网络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做好对应的监控工作，从根本上防止不良信息入侵到中职校园网络文化中。其次，应对学生的上网进行针对性的约束，帮助其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使校园网络服务于其成长，而并非阻碍其进步。最后，在这一基础上在校园网络中植入湖湘文化的精髓，以名人名言、经典故事等形式植入。此外，应对制定的规定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对出现的漏洞应及时的进行补充。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湖湘文化融入中职校园网络文化，需要中职学校全体教职员工齐心协力，将湖湘文化中的精髓植入中职校园网络文化，让学生在校园网络文化中受到良好的熏陶，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勤奋好学的思想，用一颗上进之心去对待学习、面对生活。

注：此文为教学工作委员会、教材工作委员会2015-2016年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课题《构建湖湘文化融入中职校园文化建设新模式新机制研究》支撑论文，课题编号2-155。

作者简介：雷明艳（1973-），女（汉族），湖南衡阳，湖南衡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大学本科，高级讲师，主要从事中文教育研究。

湖湘文化论文篇5

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是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工作的重要组成。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就是要以人为本，深入实施行为品质教育、生存意识教育、务实价值教育与包容智慧教育。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理性的优秀的地域文化，蕴含当前思政教育亟须的思想精华，因此积极实施湖湘文化教育并以其为切入点，能有效地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下面结合高校基层工作实际情况简单谈几点看法。

一、取湖湘文化之“敢”深入实施行为品质教育

“敢”字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也是当前高校学生需要具备的品质。要在高校的思政教育中有效地融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行为品质教育。

“敢为人先”，不仅仅体现的是爱国主义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还展现的是积极向上、敢于追求、乐于表现个性特征的促进因子。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个体的自我展示欲望显得十分重要，而今许多大学生恰恰缺少这种品质与胆识。很多学生不敢于表现自己，真正能够在公共场合中积极出头的可谓“凤毛麟角”。一个不会展现自己的个体，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生存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思政教育者有必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入培养学生“敢”于表现的题材与活动载体。

“敢于担当”，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作为高校的思政辅导员不需要跟学生大谈特谈担当的道理，而是可以通过故事说理、现场模拟与户外拓展实践进行强化。责任担当意识需要教者润物无声的渗透。

“敢于奋斗”，就是要增强学生奋斗的信心与勇气。现在的90后学生有他们的特点，个性张扬，有许多闪光点，有目标、有想法、有规划，也知道要奋斗拼搏，可更多的情况下是不敢拼搏，惧怕在奋斗中受伤，当然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很多家庭教育的不足是有关联的，部分家长“难辞其咎”。作为老师确实需要培养他们敢于奋斗的勇气。

以上三个“敢”，或许只是思政教育系统工作的一部分，高校学生还需要更多方面的“敢”字精神。“敢”，是一种动力源泉，是学生成人成才路上的助推剂，学生不可缺少，人生不可缺失。

二、取湖湘文化之“忧”健全完善生存意识教育

“忧”亦是湖湘文化之精髓。不管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生于忧患”，抑或是“心忧天下”，关于“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说忧患，或谈责任等等。在推进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工作中，我们需要研究湖湘的“忧”文化，以“忧”促教，以“忧”促学，健全完善高校学生的生存意识教育。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思考。

其一，教者当“忧”。陶行知先生曾将教育比作农业，我认为当今教育是现代化的自然农业。教育有规律，但无程式。因而教者当忧自己的育人理念、知识基础、施教方法，不断思考研究，读自己、读学生、读社会，方能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

其二，学生当“忧”。现在很多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有的甚至是几个家族只有一个孩子，学生在物质生活等层面上已经十分富足，可以说一路成长都是无忧无虑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缺乏忧患意识。古人早已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亘古不变的道理向我们诠释，适当让学生学会担忧，有助于学生更好的成长。

其三，家长当“忧”。家庭教育是学生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是开展学校教育的剂，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积极补充。在思政教育工作实施过程中需要家长的支持配合，家长的主体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作为家长也应该常怀“忧”之念想。

三、取湖湘文化之“实”积极加强务实价值教育

“实”有“实事求是、踏实、诚实、厚重”之意，是湖湘文化精髓的又一体现。笔者以为加强高校学生的务实价值观教育，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为人处世当“实”。由于受到个别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学生当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实之风，小到为了应付评比检查材料弄虚作假，大到评奖评优、贷款偿还作假。当然，现行的教育不是缺少这样的工作而是工作的方式方法陈旧，效果欠佳。要通过改进教育工作方式、丰富活动载体等多维方式培养学生诚实、务实、踏实之风，推进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发展。

四、取湖湘文化之“兼”深化拓展包容智慧教育

“兼”有“兼容、包容”之意。高校学生需要具备包容情怀、国际视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有包容之心的人才有宽阔的视野。容得苦，容得挫折，是学生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容得下自己很容易，容得下他人需要豁达，包容是智慧，也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武器。在广大学生中传承“兼”文化意义深远。

高校的思政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灵魂教育。思政工作内涵式发展更是一项长期的常新的系统工程，工作重要，责任重大。尤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现状情况复杂、形态多维、问题多样，因此要跟上时代脉搏，掌握学生动态，有效做好高校学生的思政工作，需要高校思政工作者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研究、善于假借外力，才能有效地推动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为学生的成人成才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湖湘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1-0084-03

一、湖湘文化的概述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与精神

湖湘文化相对稳定，包含了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等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思想，是一种特征鲜明，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是形成、发展于湖南省境内，传播于湖南省境内外的一种历史性和区域性的文化。湖湘文化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既继承了古代湖湘人民的勇敢、勤劳、朴实等优良传统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奋斗精神，又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与时俱进，表现出经世务实、知行合一的作风。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特点是爱国主义，个体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爱国情操，为了崇高理想，不惧艰难困苦，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也是湖湘人民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并始终保持良好积极心态的源泉。湖湘文化主张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积极人世，特别是敢为人先的拼搏进取精神，使湖湘地区人才辈出，为国富民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保证。

（二）湖湘文化具有完美人格塑造的价值指向

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格形成的基础，个体的外在行为表现方式和内在心理活动特征，都与个体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就重视完美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湖湘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文化的精髓，还汲取了如巴文化、楚文化等其他地域性文化的精华，融合了儒家、道家、释家、墨家、法家等经典学说，如：释家主张禅宗、静悟，以入定为工夫而有所悟，个体通过“静修”、“顿悟”的修行方式达到最高境界，注重个体的“善”。

正是湖湘文化通过多途径、多方法和多领域的强影响力，来力图实现个体理想人格的构建，使湖湘人民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湖湘文化在对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塑造过程中，仍有其时代价值和意义。

二、当代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特性

教师人格是教师个体在教育教学的专职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优良的情绪情感、合理的意志结构和心理结构、稳定的道德意识和个体内在的行为倾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应是给予学生正确导向并以身作则的人，教师个体各方面的素养水平，如：学识、人品、性格、行为方式等因素，构成了教师的人格魅力。高校女教师需更努力地加强对自身健康人格的塑造，并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因为这不仅是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对高校女大学生的影响也会更为明显，她们是众多女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的真实榜样，这种人格魅力影响着女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一言一行、审美情趣都可能会有女大学生进行学习和模仿，并潜移默化地成为她们内在的素质。

（一）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育人性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本职工作和神圣使命，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育人性。高校女教师的心思更为细腻、温和，其健康人格必然会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培育和发展。高校女教师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到大学生一些思想观念的形成，有可能会导致学生出现不同的行为标准，所以时代对高校女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使命和要求。高校女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其人格特征都会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她们在不断塑造健康人格的过程中，其满意感、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的实现，主要来源于自身和学生两个方面的成长与进步。尤其是学生的“有出息”，看到学生的成长与进步，高校女教师会感觉个人需要得到满足，实现了自身潜能的发展，认为工作有意义和价值，会反馈到高校女教师的自我评价系统，使其体验到自身正能量的成长。为培养与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更需要高校女教师努力塑造健康人格，不断提升自身修B水平，真正发挥为人师表的作用。

（二）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示范性

教师是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榜样，是学生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的指导者，学生爱其师而信其言。高校女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培养、训练、陶冶学生的品德和情操，又要灵活组织控制、评价学生的学习，要求和安排学生完成教学任务，通过言谈举止、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发挥自身人格的示范性和感染力，使学生通过自身的认知进行解读并内化，用自身的健康人格引导和鼓舞学生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发展性

高校女教师的健康人格有利于其自身认知活动的发展。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和信服具有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等人格特征的老师。教师以主人翁的立场，带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强烈责任感教学，用爱心、耐心、细心去关爱学生，不断地从实际教学工作中感受自己与学生的共同成长与进步，在育人中领会到幸福，才会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和激情为祖国培育更多有用之才。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有利于她们理性地评估自身，发掘自身潜能，更合理地调整自身发展目标，不断提升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抗挫折能力，从而能更积极有效地工作。高校女教师人格的发展性，会促使她们不断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领悟，通过学习增强自我控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以包容的心态，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适应现实，改变现状，同时保持旺盛的精力、内心的平静和满足状态。

三、湖湘文化对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塑造

（一）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思想对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塑造

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也是湖湘文化的支柱和世代传承的坚实基础。湖湘人士一贯将爱国作为个体崇高的目标，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无私奉献精神，用爱国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民族、社会及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校女教师也应用实践来丰富和充实心忧天下的终极关怀，学习和领悟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悲怆，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终极关怀作为终身践行的目标。高校女教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自发守护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对祖国的积极支持和深厚感情，将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各种爱国、爱社会、爱校、爱家的行为中，重视民生的改善，重视自己与家乡、民族和祖国的共同发展，升华自身的爱国信念，形成一套维护祖国利益至上的行为准则。

（二）湖湘文化开拓进取与创新意识对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塑造

一种文化需要发展，维持自身顽强的生命力，需具备自我保护和自我革新的能力。湖湘文化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保护与自我革新之间动态、良性发展前进。湖湘文化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强化高校女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促使高校女教师勇于打破旧思想旧事物的条框，不断追求新知识、新思想和新事物，根据实际需要改革现有事物，探索新规律和新方法。

高校女教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是独立思考和行为，是团结合作、相互交流，不是不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固执己见。高校女教师从事培育人的工作，作为大学校园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不能只知不行，只说不做，要从气质风度、言谈举止、服装打扮，到人际交往、学习科研等，都要做到知与行协调统一，要对所学习或研究的事物抱有好奇心，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爱美、追求美、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的思想和行为。目前高校教师的职业相对稳定，使得高校女教师队伍流动率较低，她们把敬业、乐业、爱业，作为自己从事高等教育的终生事业追求，为国家、为民族争自强、争发展、争进步。

（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对高校女教师健康的人格塑造

湖湘文化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个体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用包容之心，积极主动的态度接纳外来先进文化和思想，并不断修正和完善自我，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治学与践履相结合，是湖湘士人安身立命的基石，是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从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到曾国藩的洋务运动，再到谭嗣同的维新变法，黄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湖湘文化一直保持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高校女教师应务当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专注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实事，密切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不断调整自我心理适应状态，保持完整独立人格。育己与育人共同发展，自觉地把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影响或改造所处的时代，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断培养自身求真务实的工作、科研作风，找准自己的位置，忌空虚之学。

（四）湖湘文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对高校女教师健康人格的塑造

湖湘文化论文篇7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何清湖从湖湘文化源流以及湖湘历代名医探索了湖湘中医文化的渊源。湖南，自古就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誉，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数千年来，湖湘文化之发展可谓大儒迭起，书院崛兴，承前启后。荆楚之域，历代名医更是迭起不穷。初有炎帝神农尝百草；汉·苏耽“橘井泉香”流芳百世的佳话；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医书14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者毕具，可谓中国医学稀世之璧玉；唐宋以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者不乏其人，汇聚成浩瀚的湖湘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因其做过长沙太守，故亦有称“张长沙”者，其方亦被称为“长沙方”；药王孙思邈与湖湘中医之缘结于涟源龙山，他长期居住于龙山采药、治病，其《千金要方》即撰于此。综观历代湖湘医家所著，医经、伤寒、金匮和养生等面面俱到，形成湖湘中医文化体系；何清湖还总结了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的湖湘中医精神特质；阐述了湖湘中医的历史地位；分析了湖湘中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打造现代湖湘名医、建立湖湘名医俱乐部的发展模式。

3　湖湘道地药材的研究

道地药材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是湖湘中医的特色，湖南省地形地貌为东、西、南三面山地围绕，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泊平原密布优越的地势气候蕴藏了丰富大量的药用植物，蔡光先等主编的《湖南药物志》该书收集药物近5000味，其中植物药2077种，动物药256种，矿物药51种，道地特色药材有玉竹、吴茱萸、湘莲、栀子、白芷等，基本收集了湖南境内全部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全面系统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药资源，总结近40年来湖南本草学的发展情况，突出湖南特色，系统地总结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传于民间颇有疗效的单方、验方。葛晓舒等也对湖南中医药单验方收集整理情况进行述评。

4　湖湘民族医药的研究

湖南省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55个，近700万人口，湖南省民族医药资源丰富，省内四大主要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即土家族医学、苗族医学、侗族医学、瑶族医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至1984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欧志安引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此后周卫华探索了湘西苗药治疗妇科病资源。

同时湖南土家族、瑶族、侗族医药研究不断兴起，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建树。田华咏等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特色，医学理论基础，病因病机，诊断与治疗方法，卫生保健和常用的土家族药物，在临床证治上重点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的命名与分类，还编撰了《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选录论文30余篇，包括“湘西土家族医药论述”、“土家族医药发展史略”、“土家医脉学简析”等。在湖南瑶族和侗族医药方面，刘育衡收集整理了湖南流传的瑶族“庞桶药浴”及药浴植物，湖南瑶族传统端午药市调查与比较研究等内容。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通过对湖南省境内侗族聚居地的实地调查，共考证侗药689种，整理医方1420首，辨考病名938种，病症453种。而诸国本则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族医药和苗族医药的历史、现状做了调查，总结了对当前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科研、开业和职称评审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田华咏编纂的《湖南民族医学史》，共十章，25万字，分别介绍了湖南少数民族概况、南土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民族药资源、湖南省民族医药研究成果和湖南省民族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等。

湖湘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65-01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种特殊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湖湘文化的精髓、优良传统以及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戏剧、工艺、文物、民俗等资源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都曾经或正在产生巨大的作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湖南高校校园文化在湖湘文化大的环境中产生、发展、创新，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不可分割组成部分，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湖南高校校园文化应该充分汲取湖湘文化的营养，结合高校自身发展建设的传统与现实，以物质文化为载体，以制度文化为保障，以精神文化为灵魂，培育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立足长远的校园文化。

一、以湖湘文化充实湖南高校校园物质文化

高校校园文化包括高校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三方面的主题文化，高校校园物质文化主要由高校的校园环境、教学环境、教学设施设备、教学技术、师资力量等有形的文化因素组成。高校校园环境是宏观上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的核心部分，可以从千姿百态的湖湘自然、人文景观中寻找合适的参照。在房屋、道桥、廊台、亭榭等建筑的设计上，可以从湖湘历史人文景观中，特别是古建筑中汲取灵感，比如可以从素有天下楼美称的岳阳楼，在房屋、道桥、廊台、亭榭就有着他的古风借鉴之材；在山水、花木等园林的设计上，可以从洞庭胜景、桃源美景和南岳绝景等湖湘自然景观得到启迪。比如，可以从堪称天下水的洞庭，学习、借鉴、思考、领悟，或许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灵感。高校教学环境、教学设施设备、教学技术都可以从湖湘哲学、文艺、科教成果中找到启发。

二、以湖湘文化健全湖南高校校园制度文化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是约束高校师生员工行为的规范文件，是高校校园文化有序的保障，主要包括各种行为习惯、习俗、不成文的制度、行为规范等内容，可以从湖湘哲学中去提炼。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是湖湘人千百年来沉淀的精华，湖湘人的哲学思想以其独到处，生根于湖南大地，根植于湖湘人的心里，湖湘的哲学思想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提倡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务实的治学观念和经世思想，仁义中正、以忠信为本、以合群为教的处世原则和团队意识。以湖湘哲学思想作为高校校园的制度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能够更好的健全高校校园文化制度。

三、以湖湘文化创新湖南高校校园精神文化

高校校园精神文化是高校校园制度文化的内在动力，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主要通过校歌、校训、校风等文化形式表达出来，潜移默化的鼓舞、激励、督促着全体师生。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可以从湖湘精神中寻求滋养。湖湘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灵魂。湖湘精神是“忠诚、担当、求是、图强”，影响着一代代湖湘人，是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湖湘人、湖湘学子、湖湘文化名人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湖湘精神，湖南高校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阵地，肩负着湖湘文化发展壮大的使命，应该积极探索。湖南高校应该以湖湘精神作为食粮，始终把高校校园精神文化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旋律，并以传承湖湘精神为己任，从湖湘人民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勇敢尚武、卓励敢死的英雄气概，力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图变求新、敢为人先的创造意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淳朴尚义、独立不羁的质朴品格中，提炼出一中有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的大学校园文化精神。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办学的重要任务，是高校师生的共同愿望，也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搞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一直以来都是高校办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社会广发关注的焦点。湖南高校做为高校的组成部分、重要成员、典型代表，应该从湖湘文化中广泛汲取滋养，充实湖南高校校园文化、健全制度文化、创新精神，着力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让湖湘文化在文化的重要园地-湖南高校，得以传承、发展、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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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论文篇9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地域文化研究也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处长江流域的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均是极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故而均列入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规划之中。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湖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湘潭大学四校联合主办“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首届高层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两地50多位专家学者在此共同探讨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及两种文化的比较与交流。这次论坛开启了一种很好的地域文化交流模式，本辑论文由此次会议论文选出。

（朱汉民教授）

[摘要] 湘学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有学理意义的学术思想。湘学史经历了产生、成型、发展的过程，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关键词] 湘学；源流；学统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05—07

湘学即湖湘传统学术，是中国丰富多彩的区域性传统学术形态中的重要一支。湘学经历了一个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并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湘学研究的历史也已很久，早在南宋湖湘学术兴盛之时，湘学就开始成为学界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对象与话题，并留下许多的文献与论著。由于湘学历史长，学派、人物和著作众多，研究者较多采取对湘学具体人物及其学派的研究，而较少对湘学作综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将它与中国传统学术关系作总体把握。

本文主要讨论湘学的源流与学统问题，我们首先探讨湘学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在此基础上考察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并以此开始展开对湘学的综合性研究与思考。一湘学的渊源

湘学是什么？此“湘”是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学术，此“学”是指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所以，学界一般是以两宋时期的周敦颐、胡氏父子作为湘学的开端。他们的学术是湘人之学或产生于湘地之学，同时也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

但是，由两宋时期的湘学还可以进一步上溯。晚清一些学者就强调湘学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他们认为可上溯到先秦时期。戴德说：“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 戴德诚：《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他以屈原为湘学的宗主。叶德辉则进一步提出：“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 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朱汉民：湘学的源流与学统应该说，我们把周敦颐作为湘学的奠基人、宗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宋代一些著名学者早有此观点。但是，把屈原甚至熊鬻作为湘学的“大宗”，则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

首先，叶德辉以湘学“肇于鬻熊”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鬻熊是楚国的开拓者，后来还留传《鬻子》一书，但这部书于何时成书，至今还是个疑问，而且鬻熊只是楚国的创始人，而湖南至战国初才纳入楚国版图，所以鬻熊与湖南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屈原则不相同。他在流放湖南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其中蕴含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观念，并对以后的湖湘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相继又有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批学者流放或寓居湖南，在此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到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学术思想领域。因此，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是与“湘学”有关联的。

那么，屈、贾、柳、刘等人的学术思想在“湘学”的脉络中应该如何定位？

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屈、贾、柳、刘等士大夫在湖南寓居期间所形成、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因而能够纳入到湘学的脉络中来。屈原在沅湘之地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包括《九歌》、《九章》、《天问》、《渔父》、《招魂》等篇章，这些作品大量汲取了沅湘地区文化中的自然观念、宗教思想、社会理念、人生哲学、艺术思想等。当后来的文人学者从屈原的诗歌中考察楚人关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宗教、自然的认知时，这些体现楚人的观念形态无疑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意义。贾谊的知识学问也是如此，尽管贾谊是中原地区的才子，年少时即“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他寓居长沙期间，主要是将中原的知识学问传播到湖南地区来。但是，他在寓居湖南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仍有很突出的地方性知识特点。一方面，他在湖南期间写了《吊屈原赋》、《鹏鸟赋》这些具有鲜明地域性特色的诗赋，尽管诗赋主要是表达主观的情感世界，但其中仍反映出一个中原士大夫流放到湖南这个独特自然、文化环境下的思想观念，包括对自然天道、社会政治、人间善恶的知识与观念，其中的《吊屈原赋》还体现出贾谊在思想上、情感上对屈原的传承，这也是地域性知识观念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在长沙王太傅任内的一些重要上疏，如《谏铸钱疏》以及关于礼貌大臣的《阶级》等文亦反映了一个在湖南这个皇权边缘地区的士大夫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独特见解。

其次，我们也应该指出，屈、贾所留下的著述，还不是标准的湘学形态，因而就更谈不上湘学学统的开创者。一方面，湘学之“学”首先是指学理化的知识系统，而屈、贾所留下的著述主要是表达主观情感思想的文学作品，而并非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即非标准的“学”。另一方面，湘学之“湘”作为一个政区的符号，以及与政区相关的文化区符号，能得到普遍公认也是到较晚之后，屈原的作品向来是被纳入到另一个区域文化——楚文化即楚学系统之中。由于上述原因，屈、贾的作品既然不是标准的学，也就不可能构成地方性知识体系传承的“学统”。

湖湘文化论文篇10

学术谱系湘学作为湖南区域学术思想，一直是学界颇有兴致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方克立先生倡导加强湘学研究以来，湘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也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但湘学的内涵及范畴是什么，一直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2012年，王伟光先生倡导成立湖南湘学研究院，湘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推力，湘学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湘学进行学理的探究，以明了湘学之内涵、范畴及其学术谱系（发展形态），推动湘学的深入研究。

一、“湘学”溯源

“湘学”一词始于何时？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以“湘学”来概括湖南学术？作为学术流派的湖湘学派虽然在南宋时形成，但时人也只是以“湖湘学派”、“湖南学”、“湖南一派”来称谓，没有出现“湘学”的概念。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湘学”一词的出现，是在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先是江标、唐才常、蔡钟睿等创办于湖南长沙的《湘学新报》（自21册后改名为《湘学报》）。但是，与同时期其他省份的维新报刊一样，“湘”表达的只是区域的概念，如《苏报》、《蜀报》。“湘学” 也不是指湖南学术，《湘学报》宣传、介绍的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它设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格致等栏目。

梁启超等人在这一时期也使用过湘学的概念。1896年，梁启超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江建霞顷督湘学，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兄与之厚。……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之内湖南可以丕变矣。”①1898年浙江学者陈汉第致信《时务报》总编辑汪康年称：“当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未萌，先发制人，此其时也。”②显然，梁启超所谓“湘学”，是指江标任湖南学政，掌管湖南省教育事务。而陈汉第所言“湘学”，则是指湖南学会――南学会。

清末由于民族危机严重，民族主义思潮勃兴，而作为民族主义变种的国粹主义盛行，爱国和保存国粹思想浸润，留学生和爱国志士对故乡多抱挚爱激情，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加之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初期多以同乡组成小团体，故当时讴歌故乡之文不绝于报章杂志：如：“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③ “我广东有特质异于各省者数端，而其为中国精华之所注……于是中国全部之事，几于有广东人则兴，无广东人则废。”④“江苏者，我全中国最受外力之包围攻击者也。……是故为江苏计，吾不得不改革江苏；为中国计，吾亦不得不改革江苏。”⑤ “吾浙江固祖国国系内之一分子，而治浙即所以治中国。……我诸父伯叔诸兄弟，生于斯长于斯，聚党族于斯，要皆有负责全浙之责任。”⑥留学生们正是通过这种对乡里桑梓的讴歌，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烈的感情。⑦诚如梁启超所言：“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且深切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⑧所以，他们所办刊物多以省名冠之，如《苏报》、《蜀报》、《浙江潮》等等。可见，清末维新志士所谓“湘学”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

从湘学学术谱系的角度对湘学进行了概括的是叶德辉和杨毓麟 。叶德辉在《答人书》中说：

“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人，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 ⑨

1902年，湖南革命志士杨毓麟撰写《新湖南》一文，其中写道：

“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学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 ⑩

叶德辉、杨毓麟在这里使用的湘学，是指两宋以来湖南的学术，具有湘学的真正意义。

对湘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李肖聃先生。1924年，为纪念长沙《大公报》创办10周年，李肖聃应邀撰写了《湘学小史》，1934年，他又撰写《湘学叙录》。1946年，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肖聃在此两文的基础上撰成《湘学略》，述北宋周敦颐至晚清谭嗣同共二十六学略，涵括宋以来历代湖南学人及流寓学人。

在此之前的1943年，钱基博先生撰写了《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叙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g、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王]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章士钊等十七位“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好学深思”之学行， 其实是一部近代湘学略或者湘学学案。

对中国学术史有系统研究的梁启超，也没有使用“湘学”来描述湖南学术史，大都使用“湖湘学派”、“沅湘学派”来表达。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所作两本著作中，他是这样表达湖南学术的：

“南宋学派，主要是朱陆两家……两派之外，还有两个人需要注意。一个是张南轩。……南轩生在湖南，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子（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做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船山在清初湮灭不闻，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

“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

可见，在清末、民国学者那里，湘学、湖湘学派、沅湘学派都是湖南学术的指称，他们虽然没有给予湘学以明确的定义，对湘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湖湘学者学术的描述，显然是指湖南学术思想史。

二、湘学正义

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文化热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也获得发展。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受到学者的重视，但作为区域学术的湘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先是方克立先生倡导研究湘学，主要是从湖湘哲学的视域来进行的，而其着重点主要在南宋湖湘学派的研究。近几年来，王伟光先生倡导推进湘学研究，对湘学的研究在更广大的层面深入，但对于湘学的概念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具有是以下四种：

一是方克立先生认为，“广义地说，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湖湘学派倡导的理学历史和务实学风一直贯穿于其中。由于湘学还是属于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下限大致地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湘学精神的现代转换与改造就具有新的时代意涵而不属于传统湘学的范畴了。”

二是陈代湘先生认为，“湘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域思想”，“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发生了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与方克立先生不同的是，他强调其内涵是哲学：“作为湖湘文化内核的湘学，核心内容就是湖湘哲学”。

三是王立新、方红娇认为，湘学“产生于南宋时期的湖南，但湘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湘中学术的省略称谓”，“湘学既非一般意义上的湘中学术，就不当包涵风土人情，亦不包括农桑手工以及词章训诂、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之类。湘学的概念，与宽泛的湖湘文化的概念是不同的，湘学可以被叫做核心湖湘文化或湖湘核心文化，但却不能直接将一般意义上的湖湘文化当成湘学。湘学的基调是宋学，所谓义理之学，义理，是湘学的主要的和核心的内涵。”因此，“湘学在原则意义上，应当是传统儒学在湖南生根和演变历程的凝缩式称谓”。

四是郭钦在“新架构”的视域下认为，“新架构下的湘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时间概念，更不只是一个学理概念。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关于湖南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学问，是关于湖南人、湖南事和与湖南相关的人和事的学问，是关于当今湖南社会发展中有关湖湘气派、 湖湘特质、 湖湘风格、湖湘精神的学问，是关于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在世界的地位的学问。 简言之，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湖南学”。

综上所述，当代湘学的研究者，并没有超越清末民国的学者，基本上赞同湘学就是湖南学术思想史或者学术史（思想与方法），至少湖南学术思想史是湘学主要的内容，只是在湘学的内容、范畴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没有超出李肖聃先生的《湘学略》的界定，郭钦先生则是从更宽泛和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湘学。

我个人倾向于从学理的角度来定义湘学，就是晚清、民国学者主张的、方克立先生广义定义的湘学概念，即湘学是指湖南区域学术思想史或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它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何谓学术史？我以为张立文先生的定义是非常准确的。他说：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 而是直面已有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

基于此体认，我认为所谓湘学，就是湖南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借用张立文先生的定义，所谓湘学，就是对湖南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

因此，湘学不是湖湘学派。传统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此外还有因区域学术传承而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因问题关注而形成的问题性学派。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主要是师承性学派和地域性学派。这两种类型的学派，除了学术价值取向的一致或相近，重要的是都有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湘学显然不具备这种特征。在湖南学术发展史上，有过湖湘学派、晚清经世理学学派，前者学术传承比较清晰，但传承时间短；后者比较松散，但它们都只是湘学的一种发展形态，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的湘学，而晚清经世理学晚清湘学。

湘学也不仅仅是湖湘哲学。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是经、史、子、集，所谓学术实际上仅指儒家经学。虽然中国古代也有数学、天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方面的成就，但这些学术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形而下”的末艺，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不能形成各自独立的科学体系。故经学成为包容一切的学术。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等都被容纳在经学的范围，实际上只是经学的附庸。所以，历代学者都认为所谓学术只有经学及其各流派。这从历代学者对学术的界定即可窥见一斑。宋学的创始人程伊川论及古今学术的范围时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清代学者姚鼐认为，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也，考据也，词章也。”戴震也把学问分为三种：义理、制数，文章。曾国藩在鸦片战争以前，也把学术概括为“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由此可知，中国几千年来士人心目中的学问只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种，实际上也只有经学一种。所以有人说中国传统学术是：“义理考据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宋，则归汉。”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在义理、词章、考据之外又加上经济之学。不过，曾氏所谓“经济”之学乃是孔子学说中的“政事”，六经中的一经（礼），外加一些兵、漕、荒、盐等诸种具体政务，也就是经邦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我们今天所谓哲学，乃是按照西方近代科学的分类体系以及西方哲学的定义与范畴来规范和解释传统学术某些学说的。以这种“照着讲”的解释体系或叙述体系来规范博大精深的传统学术体系是不全面的，陷入了狭隘的学科偏见之中。

湘学同样不是宋学或义理之学。宋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发展形态，是宋以后援佛入儒后的一种学术主流，但即使是主流，也不是全部。清代汉宋之学的两足鼎立乃至两军对垒，就是明证，而汉宋之外，也还有史地、方志、金石，乃至所谓新学。如果说，宋学或义理之学是宋以来湖南地区学术发展的主流或主旨，那只能说是宋以来湘学发展的特征，也不是湘学发展的全部。

梁启超认为学术史的叙述，必须：“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因此，将湘学定义为“湖湘学派”、“以哲学为核心”、“核心内容就是湖湘哲学” 或“湘学的基调是宋学，所谓义理之学，义理，是湘学的主要的和核心的内涵”是过于狭义了，不能全面反映湖南地区学术发展的面貌，所以湘学应当完整地叙述湖南区域历史上各学派、各家、各人的学术成就，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

晚清西学东渐，经过民国的新旧交融和转型，至当代学术，已经完全融合于以西方学术为参照体系的所谓现代学术话语系统了。传统学术体系和区域学术流派逐渐消解，或许还存留着某种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钦先生试图构建湘学的新架构，即将湘学定义为“是关于湖南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学问，是关于湖南人、湖南事和与湖南相关的人和事的学问，是关于当今湖南社会发展中有关湖湘气派、 湖湘特质、 湖湘风格、湖湘精神的学问，是关于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在世界的地位的学问。 简言之，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湖南学”，或许具有当下的意义，但已经不是传统学术语境下的湘学。

三、湘学谱系

关于湘学学术谱系或发展形态的最早表述，还是得追溯到清末、民国时期。叶德辉主张追溯到楚时期：“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人，奏戡乱之绩。”杨毓麟则认为当自濂溪始：“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学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至于发展形态的表述，因叶德辉、杨毓麟并未就湘学作一专论，所以叶德辉仅列举鬻熊、屈原、船山以及晚清经世之学，而杨毓麟则仅列举濂溪和船山。

对湘学谱系有系统的表述是李肖聃。他的《湘学略》叙述了自宋至清末湘学代表人物的学术脉络，共二十六家：濂溪学略第一、衡麓学略第二、南轩学略第三、紫阳学略第四、岳麓学略第五、阳明学略第六、船山学略第七、恒斋学略第八、九溪学略第九、邵阳学略第十、镜海学略第十一、益阳学略第十二、二贺学略第十三、邹邓学略第十四、曾左学略第十五、罗山学略第十六、玉池学略第十七、岳阳学略第十八、湘绮学略第十九、葵园学略第二十、鹿门学略第二十一、E园学略第二十二、浏阳学略第二十三、校经学略第二十四、诸儒学略第二十五、流寓学略第二十六。

从李氏的目录来看，他是将湘学上限设定在北宋周敦颐，下限则至浏阳谭嗣同（清末）。但李氏设流寓学略，又述自楚屈原至清纪昀主临武义学止。但无论如何，李肖聃先生条列湘学谱系之功不可没。

当代湘学研究者关于湘学溯源的看法不一而足。有主张追溯到炎帝、舜帝的，也有的认为，“湘学的先驱与先烈无疑是屈原。屈学奠定了数千年湘学传统的基础。 如屈原的“内美”与“修能”，与自宋以降的“内圣”与“外王”，便是方向一致的政治生活修养。因之，湘学形成于屈学，发展于汉唐迁谪文学，成熟于两宋程朱理学。 这三个阶段可以成为湘学清晰的发展理路”。

在诸多关于湘学上限的观点中，赞同自濂溪起似乎多一些。方克立先生和陈代湘主编的《湘学史》可以作为代表，其认为：

湘学概念的范围，其上限应断自周敦颐，其下限则可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其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湘学精神的现代转换与改造已具有新的时代内涵而不属于传统湘学的范围。

《湘学史》以此为编纂思想，叙述了自周敦颐、章士钊、杨树达、余嘉锡、黎锦、向达、金岳霖、陈润霖、范源廉、易培基、易白沙等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文史哲学者乃至科学家及实业家的思想及事功。

朱汉民先生则认为湘学可以追溯至两宋更久远一些，但不能自鬻熊始，他认为：

鬻熊是楚国的开拓者，后来还留传《鬻子》一书，但这部书于何时成书，至今还是个疑问，而且鬻熊只是楚国的创始人，而湖南至战国初才纳入楚国版图，所以鬻熊与湖南并无直接联系。

但是可以追溯到屈原，因为：

屈原则不相同。他在流放湖南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其中蕴含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观念，并对以后的湖湘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相继又有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批学者流放或寓居湖南，在此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到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学术思想领域。因此，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是与“湘学”有关联的。……屈、贾、柳、刘等士大夫在湖南寓居期间所形成、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因而能够纳入到湘学的脉络中来。

不过，朱汉民先生最终认为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学术思想仍然不属于湘学的范畴：

湘学之“学”首先是指学理化的知识系统，而屈、贾所留下的著述主要是表达主观情感思想的文学作品，而并非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即非标准的“学”。另一方面，湘学之“湘”作为一个政区的符号，以及与政区相关的文化区符号，能得到普遍公认也是到较晚之后，屈原的作品向来是被纳入到另一个区域文化――楚文化即楚学系统之中。由于上述原因，屈、贾的作品既然不是标准的学，也就不可能构成地方性知识体系传承的“学统”。

上述研究者观点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湘学的上、下限、范畴和区域三个方面，而这三个问题，正是建构湘学谱系、或者说考镜湘学发展形态的关键所在。基于对湘学概念的体认及上述研究者观点的解读，我认为，第一，湘学既是湖南区域学术思想史，其上限应当追溯到远古时期。炎帝、舜帝乃传说中之部落首领，其思想与事功被历史湮灭久远，难以与湘学即湖南学术思想勾连其清晰的脉络。鬻熊是楚国创始人，是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道家崇尚母性多元，以柔克刚，阴阳调和，损有余，补不足，协调均衡，是学界认为是楚地黄老道家的起源之一。湖南在中国开发较晚，其学术倡明亦迟，但在先秦两汉时期，黄老思想、道家学说确实这一地区思想与观念的主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德经》即是证明之一。叶德辉云“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我以为此处“鬻熊”既当做区域理解，也指向鬻熊个人。因此湘学始于楚国时期，是王先谦明确的理念。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向南扩展到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即所谓南楚或楚南，即今日之湖南。研究区域学术史，无疑是以今日之区划为范围，上溯至各历史时期该范围内之学术。一定的区划是以一定的文化即语言（或方言）、文字、风俗、经济联系等等为基础的。历史上，楚湘（两湖、湖广）地区犹如巴蜀地区，其文化、经济、政治的联系是难以截然分离的。因此，湘学应当追溯至楚国时期的楚南地区，而不应从康熙三年置湖广按察使司，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移驻长沙，湖广行省南北分治，湖南独立建省开始。至于其下限，到民国时期（而不是民初）是比较妥当的。晚清、民国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时期，就学科门类来说，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辞章、考据、义理或文章、训诂、儒者之学向分门别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转变。湘学既为传统学术，因此转型时期治旧学、即以传统学术理论与方法治学之成果，应当纳入湘学的范畴。至于1949年以来湖南学者的工作，基本上是在现代科学话语体系分门别类地展开，则应当以学术思想史或学术史涵括之。

第二，湘学既然是湖南学术史，其范围就应当包括张立文先生所说的，包括湖南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因此，湘学的叙述体系不仅仅只包括哲学家、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学问家，也应该包括文学家、宗教家、科学家等所建立的理论和知识系统。有的研究者可能认为宋以前湖南的学术思想没有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旨趣或者宗旨，所以不能以“学”冠之。其实，宋以后湖南学术确实表现出理学的主流特色，但这只是因为一方面理学是宋以后学术的主流，在宋以后进入传统学术体系的湖南学术，自然也脱离不了主流学术；另一方面，即使在宋以后，理学也并不是湖南乃至中国学术的全部。清代汉学的显学地位、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同样构成清代中国学术的多彩画卷，同样也反映到湖南学术之中。王]运、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以至谭嗣同，其学术经世的共同之处是明显的，但并非完全具有理学的倾向。即使是晚清湖南学术的经世致用学术取向，也并非完全传承于湖湘学派，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旨趣或许师承于唐鉴的“守道救时”、“取笃实践”而传承了湖湘学统，但魏源更多地是接受了常州学派的用世理念。湘学，不应当视其为一个学派，因此它并没有薪火相传的学脉和师承谱系。作为理学一个分支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湖南学、湖南一派），只是南宋学术史上耀眼的流星，并没有延续其脉络。台湾学者罗光曾经评价说：“蜀学不是专于理学的学派，湘学则是理学的一宗；然而蜀学和洛学为两派思想，湘学和洛学却是脉络相承。湘学的第一人为胡安国，继起的为他的儿子胡寅、胡宏，而发扬光大的人则为张颉U蛞院笪薮人。中国哲学史上再不讲湘学，及到明末王船山再振湘学的名字，然而王船山的学自为一家，不是承接宋朝的理学。”这是符合湖湘学派发展历史的。作为湖南学术思想史的湘学，在晚清以前确实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学术师承和学术旨趣。因此，湘学的叙述体系只能是湖南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

第三，湘学既包括“湘中之学”，也包括“湘人之学”。这一命题是方克立先生提出来的。方先生认为“湘中之学并非皆是湘人之学，另一方面，湘人之学也不尽在湘中”，“从历史现象看，古代湘学并非尽为湘人之学，近代湘学倒是以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湖湘士人为主体；古代湘学一般来说即是湘中之学，近代湘学则不一定为湘地所限”。方先生主张二者适当地兼顾、结合，这是极为精当之言。我以为，湘学即是湘中之学，即湖南区域的学术思想。“湘中”就是湖南这一区域，既包括湘籍人士，也包括流寓湘地之人。胡安国、胡宏、张虿⒎窍嫒耍却是湘学历史上辉煌的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和光大者，近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主要活动地并非湖南，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晚清湘学的杰出代表。因此，湘中之人无论湘籍还是流寓，必然受到湖南区域学术文化等环境的濡染，其学必然反映湘域的特征，因而纳入湘学范畴是适宜的。

基于上述看法，我认为湘学谱系或曰发展形态，可以表述为：楚南之学、濂溪之学、湖湘学派、船山之学、清代湘学、晚清湘学、民国湘学。宋以来湘学发展的形态学界已无大的争议，具体表述可能有所不同，亦无伤大雅。楚南之学，可能有所分歧。基于以上论述，我以为楚南之学作为宋以前的湘学形态，是可以成立的。诚如已有的研究者所说，宋以前湖南学术理论思辨性不强，完整的学理形态并不完备。但是，南楚道家思想、屈原、贾谊的文学、汉代黄老思想、禅宗南岳一系、柳宗元文学成就、李东阳茶陵诗派等等，是湖南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其精神与气质对后世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确立楚南之学的地位，湘学谱系才能完整地建构。

【 注 释 】①《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卷，第6078页。

②《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5页。

③⑩《杨毓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5页。

④欧榘甲：《新广东》。

⑤铁生：《江苏改革之方针》，《江苏》第1期。

⑥匪石：《浙风篇》，《浙江潮》第5期。

⑦章开沅：《时代・祖国・乡里》一文比较透彻地分析了这种思潮。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304―305、46―47页。

⑨《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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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湖湘文化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134-01

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以“忧国忧民，敢为人先，坚忍顽强，经世致用”为主要精神特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当我们追溯其源流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古代到近代，湖南书院的产生与兴盛，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多方面作用。

书院，最早出自于名山佛寺的藏经阁，清雅的环境，寺内的藏书，高僧的学识，佛学的哲理都成为学子们获取知识的理想之处，因而文人云集，进而开馆授课，渐渐形成书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级官学日渐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成了部分人钻营功名利禄的场所，由此导致学风腐败，教学僵化，一部分崇奉儒学精神的士大夫则利用书院，探究纯粹学问，追求崇高道德，收徒教行化美。在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地书院日渐兴盛，逐步发展成集教学、研究学问、祭祀、藏书、刻书于一体，具有多样的文化载体。

湖南自古就是中国书院最盛之地。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4年）尚书朱洞出任长沙太守，在唐末僧人岳麓山办学的基础上，创建了与嵩阳、睢阳、白鹿洞齐名的“岳麓书院”；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邑人李士真在衡阳石鼓山创办的“石鼓书院”；宋仁宗庆历年间，益阳人黄照在龙牙寺办起“松风书院”；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浚、张父子创办的“城南书院”；明嘉靖三十年，益阳知县刘激创办了延绵至今460年的“龙州书院”；清康熙三十一年，安化知县赵尺壁捐薪俸创办“中梅书院”；清朝末期，晚清重臣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联合办起的“箴言书院”；光绪二年著名学者郭嵩焘创建的“思贤讲舍”以及嗣后刘人熙主持的“船山学社”……一千多年来，湖南书院灿若星辰，弦歌不绝，从理论建树、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典籍藏刻等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湖湘文化的的形成和发展。

一、杰出的理论建树提升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

自宋代以来，历代大儒纷纷以湖湘书院为基地，潜心学问，探究天理，进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思想体系。

南宋初，胡安国、胡宏、胡寅、胡宁父子隐居衡山一带，创建碧泉书院，研传程朱理学。胡安国历时30载，遍览诸家，兼采众说著成《春秋传》；胡宏继承其父学术思想，写就代表作《知言》，提出：宇宙本性是“性”，宇宙一切事物由“性”派生，天理人欲统一于“性”之中的思想体系，一举奠定湖湘学派的理论根基；胡宏高足张，在主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期间，与朱熹共同探讨“中庸之义”，有《论语解》、《孟子解》等著述传世；明中叶，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在被贬贵州途中两次假道湖南访学，将良知之学与湖南学术传统相融合，营造出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大家风范；明清之际，一代哲人王夫之，“决计林泉，潜心著述”批判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体系。

此外，开经世致用一代学风的陶澍、“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魏源；兼采汉宋，兼收诸子的曾国藩；不中不西，溶于一炉的谭嗣同；学贯中西，平视百家的杨昌济等，不论是主教书院，开坛布道的鼻祖，还是叩拜山门，问学求道的学子们，他们在湖南书院的学术研究，都从理论上提升了湖湘文化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内涵。

二、卓越的人才培养造就了湖湘文化的精英群体

如果说，湖湘文化理论根基的夯实，得益于历代书院的学术研究，那么，一大批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涌现，则更能体现书院的培养造就之功。南宋、明中叶、晚清，是湖南书院发展的几个高峰时期，也是湖湘人才辈出之际。

南宋是湖湘学派创立及湖湘文化形成期，胡氏父子、张、朱熹等儒学大师，培养出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一批学有成就的理学家群体，他们继承师门学术传统，张扬着湖湘文化；明中叶，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的王夫之，继承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集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大成，成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清中叶以来，“岳麓巨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行者；同为岳麓书生的曾国藩以不朽的“三立”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精神偶像；还有湖南书院培养的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曾国荃等杰出人才活跃在当时各个领域，成为彪炳青史的显赫人物；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书生中更是涌现出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杨度、黄兴、蔡锷等一大批爱国志士，成为血荐轩辕的先行者。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书院文化，以“传道而济斯民”的教育理念和“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济世英才，而他们的人品、学识、智慧和身体力行，又为湖湘文化的弘扬光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有效的文化传播促进了湖湘文化的持续繁荣

湖湘书院自开办起，就将传播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主要通过讲学和祭祀两种形式来实现。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一代名儒朱熹与张会讲于岳麓书院，“道林三百众，岳麓一千徒”，四方学子闻讯趋之若鹜，盛况空前，并由此开辟了湖湘书院以讲学形式进行文化传播的优良传统；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年间，王守仁及其弟子季本、罗洪先、张元汴、邹元标等多次讲学于长沙、衡阳书院，传播“明阳心学”；清代光绪年间，晚清著名学者、洋务派思想家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并亲任主讲，以及后来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传播船山学说……这些会讲和讲学活动，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书院文化传播的另一种形式是祭祀。南宋以来，湖南书院就以立祠祭祀自己的学术宗师，如胡安国父子、朱张、王明阳、王夫之等，这种祭祀，主要目的主要是标榜自己的学术风尚和学术宗旨，引导学生继承传统和学风，同时，自然地与书院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发展到供祭与当地有关的忠臣义士、乡贤名宦乃至书院德有功之臣，客观上产生了很大的“开化民风”，“道德教化”的作用，促进了湖湘文化的推广普及和持续繁荣。

四、丰富的典籍藏刻形成了湖湘文化的深厚积淀

湖南书院讲究藏书，同时拥有丰富的藏书。清代以前湖南书院的典藏数目已难以详考，但清代以后的藏书规模从几所书院的藏书量可见一斑：清中叶，长沙城南书院共藏书403部，3714本，10555卷；建于清同治三年的益阳箴言书院藏书达1133部，29700卷；嘉靖年间，岳麓书院藏书有384部，3301本，10106卷。藏书的读者不仅是书院的学生，也来自社会其他阶层，可以说，书院藏书楼，也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先导。

典藏的同时，书院的刻书也与书院自身历史一样悠久。宋元初年，茶陵东山书院的刻书就已规模大、印刷精在全国有着很大影响，所刻得《增补六臣注文选》、《梦溪笔谈》、《说苑》、《考古图》、《文选补遗》等均流传至今，成为当今难得的元刻本。明中叶至清，岳麓、城南、石鼓、南轩、紫云、蓝山、渌江等书院均重视刻书，除刊刻各种经史典籍外，还刊刻有关书院自身的教学和学术成果、书院史料及学生的论文集。

典籍的藏刻，丰富了湖湘文化的积累总量，有效保存了湖湘文化作为物质形态的存在，成为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清朝末年以来，书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它被另外一种更加顺应时代，更加先进的教育制度所取代，然而，它在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况且，书院的退出并不意味着他命运的完全终结，它的教育理念，它的学术传统，以及他所折射出的湖湘文化的底蕴与精神，在当今的现代教育中对我们仍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兴国，聂荣华.湖湘文化纵横谈.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

[2]肖永明.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8日.

[3]邓洪波.湖南书院与湖湘学统.光明网，2003年12月2日.

湖湘文化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J314.2文献标识码：A

一、浸润于湘楚文化中的民间雕刻艺术

关于一元化与多元化、民族性与世界性、地方性与全球化论题的探讨绵绵不休地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各地各界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这一论题的关注，这些论题随着世界范围内辩论的不断深化，细致入微地影响着各领域的本土文化情结的回归。如：源于湖南境内对国学之一“湖湘文化”的系列大力宣扬活动，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众多对此论题所持态度的一种表现行为。关于湖湘文化，王兴国先生在《湖湘文化纵横谈》一书中阐述说：“从文化的层次上加以划分，所谓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雅文化’，即经过知识分子再加工的精英文化；所谓‘广义’的湖湘文化则包含湖湘的雅文化与俗文化，即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的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等的总和。”在这样的文化艺术大背景下，蛰伏于湖湘一隅的湖南民间建筑雕刻艺术，因为其典范地域性成为“湖湘文化”中民间俗文化艺术的有形代表，由此日益受到来自传统与现代两个层面艺术人士的关爱。

建筑雕刻是指建筑上的装饰雕刻，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建筑就有“丹楹刻桷”的常规做法，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了关于建筑木雕的详细做法和图样，至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技艺已相当高超，并向立体化方向发展。湖南北部为水域，林木较少，房屋低矮，民间雕刻因而相对较少。而湖南的湘中、湘南丘陵地区，层峦叠翠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建筑提供了丰富的建筑与雕刻物产。其民居建筑用料因地取材，从而形成明清两代多饰雕刻的木架砖瓦结构府第式建筑。据《清泉县（今湖南衡阳县）志》记载，南宋民情曰：“清泉四界，山高林密，宜耕田亩甚少，丁壮多富余，事竹木雕者甚众”。[注：参见左汉中主编《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民间雕刻》，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加之湘中、湘南地区居民以汉人为主，且“湖湘文化”的渊源是“湘楚文化”，对“湘楚文化”的传承被尽显于民间建筑雕刻图案中，从而以湘中、湘南地区为典范的湖南民间建筑雕刻艺术中的图案从审美到题材、从形式到风格无不表现出“湘楚文化”传统上神秘浪漫的神巫精神及怡情闲适的乡土情结特征。

二、神秘浪漫、怡情闲适的审美揉合

一种艺术特征的形成，审美往往起到先声作用，并影响到其题材、形式、风格等特点的走向。对湖南民间建筑雕刻艺术中图案审美趋向的总结，终究离不开“湘楚文化”精神对其作用的探究。“湘楚文化”精神的源头是神农文化与炎黄文化，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是，神农氏的身影遍布三湘，农耕文化由此深入民间，加之湖南冬寒夏暑变化无常的恶烈气候对先民赖以生存的农耕的影响，湖南先民的“天问”及自主奋进精神尤为彰显，由此揭开了湘楚巫文化的序幕，形成了湖湘古人神秘而浪漫的审美情怀。这种情怀在马王堆的帛画漆画、屈原的楚辞中都得以尽情宣泄。此外移民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湘楚文化”传统审美精神的成型。据史料记载，湖南境内由于战乱纷扰致使原住居民没落，元、明两朝有两次政府行为的大移民。移民务实拼搏的精神，促使湖南浪漫而又现实的鲜明地域特征在神秘虚无的精神世界与现实具象的物质世界中被揉合，由此生成了湖南民间建筑雕刻艺术图案神秘浪漫及怡情闲适的双重审美取向。这种审美情结成为湖南民间建筑雕刻图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与青瓦白墙、庭园草木、室内陈设相互映衬，融于整体建筑中，体现出湘人特有的文化品格与审美趣味，尽显了湘人神秘浪漫的神巫精神及怡情闲适的乡土情结的建筑情怀与和谐的人文理想。

现存的湖南民间建筑雕刻主要分布在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中，如：凤凰古城，张谷英村，湘中地区的体仁堂、柏荫堂、韦伯堂，以及散落在湘南民居中的桂阳阳山村何氏家族建筑群、永兴县板梁刘氏家族建筑群等。一因中国特色的木结构建筑的不历久性，其次明清时期湖广通商，经济的发达使衣锦还乡的商人大兴土木，建筑业的繁荣给雕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并在此中传达出“湘楚文化”神秘浪漫的神巫精神及怡情闲适的乡土情结艺术审美传统。

三、巫术神性与乡土世俗题材的共存

审美的取向往往能决定对艺术题材与内容的选择。

湖南地境层叠延绵的山峦，成为保护地域文化纯粹性的自然屏障，移民文化所带来的纷繁变异性因山峰的阻隔，被融于先楚神秘浪漫的情怀中，即使是明清的商人也不敌这千年来所根深蒂固的神巫情结与乡土精神。民间美术是一种民俗现象，民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的产生，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注：参见左汉中主编《中国民间美术造型》，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传统审美在日常的民俗活动中被世代承袭下来，湘南民间巫术活动至今没有消亡：为小孩“惊夜”招魂，每月初一、十五的祭祀等等，仍然是老一辈必行的民俗活动。这种精神寄托不可避免地在民间建筑雕刻图案题材的选择中显现出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却对神巫的精神寄托，古时湘人的现实生活便是生生不息的农耕传统。“湘楚文化”艺术审美中神秘浪漫的神巫精神和怡情闲适的乡土情结传统，共同促使湖南民间建筑雕刻艺术中的图案题材在选择上具双重性：神秘虚无的神、巫世界与直白具体的乡土现实互融互通，既有巫术神性纹饰，也有山水风光、田园小景，还有戏曲故事、演义传说，丰富的题材被展现于同一个舞台。如湖南传统民居雕刻艺术图案中有很多具有巫术神性意义的纹饰：中梁上压煞的太极、护宅的神龙；卦木上保家的太极八卦、狮子，檐檩下边象征神水以及避火的鳌鱼或鲤鱼托木；门坎侧边表示“海边”和“鲤鱼跃龙门”的“鱼打挺”纹饰；大门前吃鬼的“吞口”；饰鱼虾祭水神的柱基……等等。[注：参见左汉中主编《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民间雕刻》，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在湖南民间建筑雕刻艺术图案的舞台上同时还上演着，随处可见的具浓郁生活意味的世俗化和生活化题材的图案：祭祀、农耕、放牧、采桑、织布、纺纱、剪裁、渔猎、砍伐、瓜果、鱼虫、蔬菜、水草、家禽等。

吉祥题材虽也是中国民间艺术的共性，但湖南民居雕刻艺术图案中主要冀望的是福、寿、财，这与同时期安徽、福建等省民间雕刻对“马上封侯”“加官进爵”的大肆宣扬截然不同。至今湘南一带还保存着“传杯”的习俗，每逢来客、节日或办喜事，举家围桌而坐，由家中长者先举杯从“一杯出行大吉、动步生财；二杯双发，人发、财发；三杯为多，人多、财多、福多；四杯如意”依次对家人朋友予以祝福，这种围绕人本位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乡土情结式吉祥文化，在民俗中流传，在古拙的民居雕刻艺术中再现。

八十年代兴建的湘南民居还有很多青瓦青砖挑檐、门窗四周粉白的传统民间建筑，正门四周虽少施雕饰，但依然大肆画栋，题材仍没有脱离巫术神性与乡土世俗情结与人本位的乡土情结式吉祥寄喻。湖南民间建筑雕刻艺术图案题材上巫术神性和乡土世俗共存的特征，相对于徽州和福建的民间建筑雕塑图案题材的选择而言，说教功能与文化意味相对淡薄，巫术与装饰目的纯粹，也更富于人情味。

四、古拙、粗犷、写意的形式与风格

审美的取向同样作用于艺术风格及艺术表现形式。

楚巫文化与移民精神共同促成古时湘人主观、激越而又浪漫的性情的形成，加之乡土情结致使――湘南民间建筑装饰雕刻图案形式上不追求对称和工稳，风格古拙、粗犷、写意。

神性传达是中国民间艺术的共性，在这一点上，湖南民居雕刻图案的特征则体现出主观、激越的浪漫主义神性表现，如：宜章县篱笆乡车田村刘桂良家的雕花门额中的鸾凤和鸣以拟人的形式表达夫妻之爱；宜章县篱笆乡宋家村宋孟祥家的窗栏板二龙戏珠中罕见的龙首蝠翼造型，无不道出湘人主观激越的浪漫主义情怀。加之乡土情结和移民精神的融入，便形成了湖南民居雕刻在形式上不追求对称和工稳，却尽表神秘、浪漫而又现实的鲜明地域特征。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这种情怀和精神在湖南民居雕刻图案中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