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保论文篇1

2、关于医疗方面生老病死是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生病一直是人们所畏惧的事情，因为生病不仅是要花费掉很多的财力，同时还可能使人们面临死亡的威胁。俗话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就是这个意思。而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增长，现在一个家庭中四个老人的现象很普遍，医疗费用成为人们很大的一个负担。而医保及新农保的出现，恰恰解决了人们的这个问题。对于特殊的疾病给予免费质量，对于普通的疾病在很多程度上有国家来担负，这大大的缓解了人们的压力。

二、目前社保进行过程中的问题

尽管我国城乡居民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在不断的增长过程中，但是就参保比率而言较其他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很多人对社保仍是不了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尽管新农保的介入给到了普遍性的可能，但是由于新农保推进不够快，致使很多地区并没有享受到社保带给他们的好处。而且大多数人是因为新农保的强制性而参保，并不是真正意愿上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1、居民应主动接受保险意识人只要活在世上，必然时时刻刻面临着风险。生病、老去、失业等问题我们虽然不可能避免，但是可以通过选择正确的方式将风险降低，得到最好的保障。而社保的出现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人们解决面对此问题时的困扰。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社保的优势来服务于自身，居民应当积极的了解社保及新农保的信息，了解保险知识，了解保险涉及的内容及范围，以此来为以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做好保障。

居民社保论文篇2

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它通过立法，以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保证社会成员在特殊情况下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两个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期消费。它是指将目前取得的消费基金推迟到一定时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费。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收入在更长的时间内平均使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调剂，使收入与消费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使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终生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者的贫富差别，使低收入者获得基本的生活消费。总之，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即期消费，但它却营造了一个让劳动者消除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减少了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不用担心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基础上放心地去消费。

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具有选择性，主要获得者是老年人、失业者、伤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优抚对象。它会立即用于消费，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扶、灾有所救、贫有所帮，从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尚在改革探索之中，致使社会保障在促进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

1、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加大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最近一些社会调查机构对居民储蓄动机的调查表明，在过去劳动积累如何补偿未明和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预期的医疗、养老等项支出大增。为此不得不进行防范性储蓄。这种储蓄动机在一些地区已经超过“住”、“行”而成为居民储蓄的头号动机，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顺畅升级。

2、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特别是三资、私企和个体参保人数少，这又加大了前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3、在企业改制中，出现了社会保障管理空白。由于改制的形式不同，下岗分流的措施各异，一些地区对劳动者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流动时社会保障如何衔接的问题还没有相应的对策，还有的把问题推给了新改制的非国有企业。致使部分劳动者陷入退休无养老金、治病无法报销的困难境地。

4、失业保险作用小，失业保险基金筹集面窄、来源单一；失业救济金直接发放到失业者手中的比例虽逐年有所增加，但比例仍偏小。

5、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离退休人员更需要医疗保障。当前，因病致贫或因贫致病已严重威胁一部分离退休人员的生活。

6、社会救济尚不能尽如人意。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全国城镇贫困人口1160万，构成了各级政府实行社会救济的基本对象。到1998年4月，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达40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60％；有225万城镇贫困人口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约占全国城镇贫困人口的20％。这里，一方面社会救济的面还不大，另一方面一些城市虽落实了帮困资金，但困难职工却未能领到基本生活费。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一、尽量营造一个让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

要减少人们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首先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构建适应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都纳入这个“安全网”中。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手中的钱拿出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正常、合理的消费，而不必因对未来的种种担心和忧虑而被迫进行储蓄，减少即期消费。

要妥善解决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走到哪里，社会保障就跟到哪里，解除职工转制或下岗后的后顾之忧。社会保障部门要参与企业改制的全过程，以利于维护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切实保证他们应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

二、重点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问题。

一要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加大征缴力度和提高统筹层次，加快立法进程，强化征缴手段。二要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良性循环。解决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负债的补偿问题，是建立新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基金良性循环的基础。应尽快从国家财政收入、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存量、发行特种国债等渠道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国家还应通过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缴力度，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特种消费税等形式，扩大资金来源，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三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监督。要将基金收缴、存储、拨付、管理、监督这一基金动态过程作为一条纽带，使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管理，相互监督。四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立法滞后使社会保障处于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因此，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并制定相应的专项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以规范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社会保障行为。

三、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基金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

一要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今后不仅要做到不发生新的拖欠，还要尽快补发以往拖欠的养老金。同时，基金收支方式要改差额缴拨为全额缴拨，以堵塞企业把养老金挪作他用的漏洞。

二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金的作用，全面实施再就业工程。要做到职工随下岗随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随能保证基金生活费的发放。

居民社保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0日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稳增长”极为重要的环节。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解除城乡居民后顾之忧的根本制度安排，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居民消费水平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以Feldstein（1980）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即存在财富替代效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会使得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以Leimer and Lesnoy（1982）为代表的学者们则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退休效应。社会保障会激励人们提前退休，获得收入的时间缩短将促使人们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国内的学者们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定性研究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而实证研究的结论则常常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本文立足于对山东省的研究，运用赵建国、李佳（2011）改进后的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变量为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区间为1995～2012年。社会保障支出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财政社保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由于山东省财政社保支出的统计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采用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数据作为研究社会保障支出的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居民消费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作为基年，用相应的指数对文中所采用的所有数据进行平减。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采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7。

三、基于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了赵建国、李佳（2011）通过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并以此研究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模型如式（1）所示：

lnct=？茁1+？茁2lnht+？茁3lngt+？滋t （1）

式（1）中，Lnc表示居民消费支出，Lnh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Lng表示社会保障支出。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之后，对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发现Lnc、Lnh和Lng都是不存在单位根的平稳序列。

对上述平稳的一阶差分系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虽然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由于单向因果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对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的稳定关系进行检验。

考虑到要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了Johansen检验，其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表2）可以看出，Lnc、Lnh和Ln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而可以得到如式（2）所示的协整方程：

Lnc=-0.048Lnh+1.132Lng （2）

从协整方程式（2）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社保支出和居民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上升1.132个百分点。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社保支出对消费水平存在着财富替代效应。从长期看，居民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下降0.048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收入的上升对消费水平具有反向影响。这可能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基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居民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却不会用来消费，反而进一步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政策

本文采用改进的消费者最优模型，对山东省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社保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保支出是居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内，社保支出、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其中，社保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社保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不健全，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能有效带动居民消费的上升。基于此，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1、稳步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近年来，虽然山东省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支持力度，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然很低，且山东省人口众多，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相对较小。只有逐步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减轻人们的负担，才能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水平的整体上升。

2、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应当注重社会保障融资机制的建设，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同时，政府应当给予社会资本更多的自，减轻其投资壁垒和税收负担。逐步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和活力，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Feldstein M S，Pellechio A J.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ehold wealth accumulation：New microeconomic evidence[J].1980.

[2]Leimer D R，Lesnoy S D.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aving：New time-series evidenc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

居民社保论文篇4

本文选取2007—2016年人均财政性社保支出、人均消费水平和其他影响居民消费因素的数据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较大，采用Eviews软件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进行分析，并最终得出东部、中部地区省份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而西部地区省份存在负向影响的结论。

1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纵横向分析

1.1时间序列分析(纵向角度)

在数据选取方面，《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以总额的形式列式，而本文为了剔除人口增长因素导致的财政社保支出的增加、保持与居民消费水平的人均口径一致，将财政社保支出总额除以当年全国人口总数，得到人均财政社保支出。2007—2016年，我国全国范围内人均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从理论角度出发，社会保障水平应当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断向前发展。如果社会保障支出超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那么就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低于人均GDP水平，表明我国社保支出能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从数据来看，2007年我国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为412.26元，2016年已经达到1561.53元，已经接近2007年的四倍。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逐年稳步增加。从2007年人均7572元到2017年人均22902元，表明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高。除了消费数量的增加以外，消费的形式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网购”成为居民消费的新形式，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实体店消费。仅仅在2018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当天，我国居民在淘宝网等电商平台上的消费就达到了2135亿元，同比增长26.9%，进一步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潜力和需求十分巨大，而且互联网的便利性极大地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远远低于人均消费水平，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两者的差距显著增大。这是因为国家财政社保支出的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为养老、医疗等重大事项提供一定的保障，而且财政社保支出只能在一定水平上作用于未来收入的替代效应，无法完全替代收入，因此其数额不能完全覆盖居民消费支出。

1.2地区差异分析(横向角度)

通过观察2007年和2016年我国各省人均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数据（除香港、澳门、台湾），发现各省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很大的差异。总体来说，东部地区各省份的财政社保支出低于中部地区各省份，中部地区各省份低于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对社保的需求相对较低，而经济发展缓慢地区则相反。而从2007年和2016年我国各省人均消费数据（除香港、澳门、台湾）中可见，各省消费支出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甚至与人均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相比，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在逐渐缩小，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国正向着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2实证分析

2.1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其中选取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香港、澳门、台湾)2007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2.2模型构建及假设

结合消费理论分析，针对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本文选取了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上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也可以影响消费水平，所以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相应的结论。为了降低数据数量级之间的差异，减少波动性，本文将所有的相关变量同时取对数，得出的模型如下：lnC=α+β1lnSBZC+β2lnCPI+β3lnSNCX+β4lnSR+ε其中，C为居民消费水平，SBZC为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CPI为消费价格指数，SNCX为上年末居民储蓄存款，SR为居民可支配收入，ε为随机扰动项。上述模型为全国范围内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为了体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模型如下：根据前文中的论述，我们作出假设：居民消费水平与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之间为负向相关关系。

2.3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居民社保论文篇5

长期以来，我国GDP增长的主推动力是出口和基础投资，居民储蓄率居高，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预防性储蓄，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本文首先进行文献综述，然后通过计量方法来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国外在有关社会保障对消费是否有影响的理论基础上并无大的分歧， 大多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以储蓄为变量来进行实证分析， 且倾向于分析养老保险财富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Feldstein（1974）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提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存资产替代效应和退休效应。一方面，养老保险会降低提前退休人员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资产替代效应使得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社会保障大幅度降低储蓄额和资本总积累，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Wouter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与总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Wilcox（1989）认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与总消费的变化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H.Yigit Aydede以土耳其为例，指出社会保障财富对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分析消费者的储蓄行为。研究发现参与养老金计划会增加储蓄，从而抑制消费。Hubbard，Skinner 与Zeldes（1995）认为社会保障能够通过降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影响居民的预防性储蓄。Barro的代际转移支付理论批驳了生命周期模型。他认为生命周期模型撕裂了各代人之间的联系，用储蓄作为中介变量， 社会保障可能被个人代际转移支付所补偿，从而抵消一部分挤出效应。

（二）国内研究

国内对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研究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普遍认为养老保险支出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有促进作用。史静远、郭兆利和何广安（2012）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凤鸣（2012）认为城市居民消费受家庭收入和户主教育程度影响的同时，社会保障对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消费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收入和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存在着相互削弱的关系。孟祥宁（2013）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每增加1%，消费就会增加0.5%，说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有较大的推动作用。邹红、喻开志和李奥蕾（2013），分析了2002 - 2009 年广东省城镇住户社会保险参与率和缴费率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保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未参保家庭相比有所增加，且城镇家庭消费会随社保缴费率的增加而降低。从家庭类型看，非国有部门、低收入和老年家庭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低于国有部门、高收入和年轻家庭。从社保类型看，养老保险缴费率增加1%，消费将降低2. 58%； 而医疗保险缴费率增加1%，消费将增加2.1%。

二、协整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 年）的数据为样本，选取当期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CS）为被解释变量；以当期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YD）、当期全国基本养老金支出（SS）以及城镇居民上一年末的储蓄（Wt-1）为解释变量。所有数据经过各年度CPI调整（以2001年为基期）。首先，对各变量的总量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然后，本文将养老保险支出引入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函数建立模型，分析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协整分析

为了降低数据的异方差性，首先对养老保险支出、居民收入以及居民消费作对数处理。

1.单位根检验

对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社会保险支出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未经差分的序列lnCS，lnSS，lnYD都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所以lnCS，lnSS，lnYD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分析

本文将分别检验序列lnCS与lnYD 、序列lnCS与lnSS、序列lnCS与lnWt-i的协整关系。

对lnCS与lnYD 进行OLS回归，结果如下：

对残差估计值序列ε∧作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估计值序列ε∧的检验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nCS与LnYD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对lnCS与lnSS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对残差估计值序列ε∧作ADF检验结果表明LnCS与lnSS 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居民消费与社会养老保险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对消费的增加存在正向影响。

对lnCS与 lnWt-i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对残差估计值序列ε∧作单位根检验，残差估计值序列ε∧的检验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nCS与lnWt-i 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模型分析

本文将养老保险支出引入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函数中，运用人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模型建立

Modigliani（1963）年的传统生命周期消费函数为：

上式中，Ct代表居民消费支出，Yt代表持久性收入，Wt代表t年末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现在将养老保险变量引入到公式中，构建存在养老保险的情况下的居民消费函数：

上式中，lnCS表示实际居民消费支出的对数值，lnSS表示实际养老保险收入，lnYD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lnWt-1表示t-1年末家庭人均拥有的金融资产。

（二）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1997年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本文为避免改革产生的影响，选择了2001-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以上回归结果显示，可决系数R2=0.9990，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三）结论

实证表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加都会刺激居民消费的增加；当期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居民消费；储蓄与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养老金收入对居民消费作用虽然显著，但影响系数仍然较小。1997年改革以来，我国养老保险水平虽然大幅度上升，但其覆盖率仍然较低。2002年，我国将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基本养老保险。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从1997年的11203.9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32218.4万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也从1997年的1251.3万元上升到2013年的18470.4万元，但仍有大量人群未被养老金保险覆盖。因此，强化财政投入对养老保险的适度倾斜，继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将有利于城镇居民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促进居民消费。

四、政策建议

本文将养老保险支出引入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函数中，分析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正面影响。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从以下方面对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居民素质与技能，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我国要继续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不断提高人民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发展产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对养老保险的依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二）强化财政投入对养老保险的适度倾斜，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就我国而言，由于当前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力度十分有限，居民的养老金收入普遍偏低，我国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仍然有限。因此，强化财政投入对养老保险的适度倾斜，继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机制，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困境的重要手段。

（三）加快养老金并轨的步伐，缩小人群之间的基本养老金差距。

通过完善养老金制度，加快养老金并轨步伐，能有效地加大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提高国家福利水平，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基本养老金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

（四）拓展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筹措渠道，增加养老金支出的有效供给。

国际上大部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大多采用社会保障税的形式来确保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而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基金强制性还不够，大量人群未被养老保险覆盖，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呈扩大趋势，影响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首先，我国可酌情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渐采用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形式筹措资金，增加养老金支出的有效供给。其次，国家可适量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力度。再次，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使运营基金保值增值。（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邹红，喻开志，李奥蕾.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13（11）.

[2] 陈静.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5（2）.

居民社保论文篇6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6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管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设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管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管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单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管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管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如果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协调、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育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富群.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5

2.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人文地理，2002.4

3.王琼英.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农业经济，2006.11

4.潘秋玲，李九全.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人文地理，2002.8

5.彭敏，付化.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国农学通报，2007.1

居民社保论文篇7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6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管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设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管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管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单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管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管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如果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协调、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育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富群.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5

2.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人文地理，2002.4

3.王琼英.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农业经济，2006.11

4.潘秋玲，李九全.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人文地理，2002.8

5.彭敏，付化.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国农学通报，2007.1

居民社保论文篇8

关键词：社区居民； 旅游经济收益； 旅游影响感知； 环保意向

收稿日期： 2011-07-17； 修订日期： 2012-12-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研究”（40971292）资助。

作者简介：

刘静艳（1965-），女，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生态旅游，Email：。王雅君（1980-），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生态旅游。施琼（1985-），女，中国人寿广州分公司银行保险部人员管理部经理。

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参与是旅游发展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冰，吴必虎，2006）和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Garrod，2003），有利于使游客获得更为真实的旅游体验，提升旅游质量。然而，社区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却较为复杂：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初衷看起来与社区生计和其他收益密不可分（Scheyvens，1999；Tosun，2005），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其首要目标；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可能并不希望旅游活动过多地干扰他们已有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正面影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Lankford，Howard，1994），这些影响可能会改变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Huang，Stewart，1996）。

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样不容忽视（Ross，Wall，1999），在要求游客注重环保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也应更多关注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与游客相比，社区居民的本地意识和对环境的敏感性更强，更具有环境保护的诉求；游客的环保行为往往只在一次游历过程中发生，而社区居民的环保行为对于目的地旅游资源保护的影响却是持久的。随着对旅游活动的依赖性日益提高，旅游经济收益以及旅游带来影响的感知等因素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然而鲜有对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方面的具体研究。

旅游对社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正面、负面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等等。Stronza和Gordillo（2008）通过访谈发现，经济收益对生态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有限，甚至会减少旅游与环境的互惠，引发社会冲突；而旅游对当地社区其他方面的影响包括增加居民自信、提高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的管理水平等，则会增强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的话语权和稳定性，并导致对环境资源管理的长远规划，从而达到环保的目的。国内学术界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影响居民感知的因素、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及其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卢春天，等，2012）；多维度地探讨旅游影响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少，一些定性研究结论也亟待实证检验（Stronzaa，Gordillob，2008）。鉴于此，本文将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对社区影响的感知纳入旅游收益对居民环保意向影响的模型中，基于相关理论和文献提出概念模型，就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其旅游影响感知和环保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探讨如何在居民个体层面上将旅游与环境保护相关联，即探讨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收益如何影响其环保意向；另一方面，将居民的旅游经济收益与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相结合，探讨两方面的因素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1.1 旅游经济收益

Anderecka等（2005）认为，社区居民从旅游中获得的收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旅游经济收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就业收入，即社区居民通过在旅游企业就业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2）经营收入，即社区居民通过开办家庭旅馆，生产销售旅游商品，提供餐饮、休闲娱乐服务等商务经营活动所获得的经营收入，这种通过资金投入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盈利方式较之就业收入在收益层面上更为可观；（3）土地租金及股金，即社区居民将宅基地和责任田之外农业用地使用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获得一定数量的租金，也可以将宅基地和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旅游企业，以股份多少获取股息；（4）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社区居民基于社区成员的身份获得二次分配性质的经济收益，例如在某些生态旅游发达的地区，社区居民达到一定保障条件，就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低保金等，还有的社区居民完全是凭借社区成员的身份，每年获得一定数量的社区分红。Diamantis（1999）认为，旅游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即大部分的旅游经济收益应该直接流向个人和目的地。Anderecka等（2005）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证实，居民确实感知到了旅游收益，并且居民经济利益驱动性较强（王群，等，2004）。Liu和Var（1986）研究指出，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主要体现在增加了就业机会、投资机会及本地经营获益机会。Haralambopoulos和Pizam（1996）也在研究中发现，旅游给社区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包括个人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等等。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绝对和相对两方面定义旅游收益，即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收益以及旅游收益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

1.2 旅游影响感知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一种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这种以群体为主体的知觉过程应该包括居民的自我知觉、居民对旅游者的知觉以及居民对旅游关系影响的知觉（李有根，1997）。有关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外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持续旅游”和“社区参与”日益受到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旅游影响在目的地社区体现尤为突出，可持续旅游目标的实现更是离不开旅游影响的主要承担者――社区居民（Sheldon，2001）。

关于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Mathieson和Wall（1982）提出的以感知内容为标准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3个维度，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研究（Getz，1986；Liu，et al.，1987），而后则较多关注社会（Brunt，Courtney，1999）、文化（Besculides，et al.，2002）和环境影响（Liu，等，1987）的感知研究；另一种是以社区居民感知价值为标准，划分为正面和负面2个维度（Milman，Pizam，1988）。

随后，Lankford和Howard（1994）对上述两种形式进行了整合，在旅游影响感知划分为正面和负面2个维度的基础上，又细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3个组成成分。在正面维度中，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包括直接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发展本地经济、传统行业转型、提高土地价值等；对文化的影响包括社区更加安全、培养本地荣誉感、提升本地人和游客对环境的理解、保存本地的文化遗产和语言、保护本地特殊技艺等；对环境的影响包括为环境保护提供激励、培养环保意识、提升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等（Diamantis，1999；Simpson，2008）。在负面维度中，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包括开发和维护过程中的资金投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一部分本地居民无法从中获益（Diamantis，1999；Walpole，Goodwin，2000；Archabald，Treves，2001）；旅游对文化的影响，包括对本地文化的侵蚀、降低了本地人的话语权、本地居民潜在的怨念和对抗；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承载力构成威胁、容易产生从经济角度看待自然环境问题（Diamantis，1999）。

该评价体系受到了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国内研究者卢小丽和肖贵蓉等（2008）也采用这一划分方法设计了中国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测量量表。本文在划分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时也采用了这一评价体系。

国内外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将旅游影响感知用作居民社区依恋、社区关心度、居民环境态度、经济收益、资源利用程度、社区参与等和社区对旅游支持度及社区归属感之间的中介变量，探讨旅游影响感知对于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态度的影响（Gursoy，et al.，2002；Ko，Stewart，2002；Nicolas，et al.，2009；尹立杰，等，2012；杜宗斌，苏勤，2011），较少讨论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的关系之间的影响机理。

Smith和Krannich（1998）通过对4个旅游社区的对比研究发现，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旅游提高居民的经济收益和改善生活水平，并且社区居民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发展旅游的意愿和积极性也就越高。Ko和Stewart（2002）在对韩国Cheju岛居民的调研中也发现，从旅游发展中获利越多，居民就越多感知到发展旅游为当地社区带来的正面影响，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也更为积极。Anderecka等（2005）的研究表明，从旅游中获利程度不同的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存在差异，获得越多经济收益的社区居民，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为强烈，对旅游的发展也越发支持。苏勤等（2013）在浙江安吉的研究表明，旅游收益会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旅游收益与居民态度之间是正向关系。因此，许多研究者支持旅游经济收益与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观点（Perdue，et al.，1990）。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H1a）：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正向影响

假设1b（H1b）：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

1.3 社区居民环保意向

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是行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切实行为（actual behavior）的前项变量（Fishbein，Ajzen，1975）。Fishbein和Ajzen（1975）在其理理论中认为，人类采取某一特定的行为表现取决于个人的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又取决于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并将行为意向定义为个人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意图强度。基于Fishbein和Ajzen（1975）的定义，本文将社区居民环保意向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参与该区域环境保护的意图强度，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将影响其切实的环保行为。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社区的所有权意识、责任感以及社区的实际参与方式（Simpson，2008）。尽管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不一定归当地社区居民所有，但是目的地旅游资源对于当地社区居民来讲是其生存环境，所以社区居民作为本地人“天生”对旅游目的地具有一种所有意识，对社区发展以及当地旅游开发项目存在着期待，对旅游带来的环境变化的感知比游客的感知更敏感。然而，现有国内外研究多关注于游客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Lee，2011；Luo，Deng，2008；Wurzinger，Johansson，2006；Chiu，2014；祁秋寅，等，2009）。一些研究指出，在环境保护方式上应关注本地社区的参与，环境保护需要建立社区的支持（Newmark，Hough，2000；Imran，et al.，2014），

本地社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先决条件（Gbadegesin，Ayileka，2000；Liu，et al.，2014）。Scheyvens（1999）、Kruger（2005）、Belsky（1999）、Nyaupane和Poudel（2011）等认为，社区参与和环境保护之间是有关系的：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提供了社区居民就业和工作的机会，也产生了一种自豪感（Spiteri，Nepal，2006）；另一方面，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的分配情况将影响环境保护，缺乏公平收益将不可能达到环保目标（Spiteri，Nepal，2006）。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收入的增加可以转变居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Nyaupane，Poudel，2011）。只有本地社区真正从旅游中获益，才能保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Belsky，1999；Imran，et al.，2014；刘静艳，等，2011）。Stronzaa和Gordillob（2008）通过对亚马逊3个生态旅游社区的定性研究，从社区层面分析了旅游业给社区带来的改变及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然而，学术界至今还缺乏有关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其环保意向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通过分析Scheyvens（1999）、Belsky（1999）、Kruger（2005）、Spiteri和Nepal（2006）、Stronzaa和Gordillob（2008）等的观点可知，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越正面其环保意向表示可能会越积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H2）：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其环保意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3a（H3a）：社区居民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环保意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3b（H3b）：社区居民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环保意向有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概念模型（见图1）。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鼎湖山鼎湖山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北纬23°10′，东经112°31′，面积1133hm2，最高峰海拔1000.3m。人称“岭南第一名山”，195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为部级自然保护区，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目前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4A部级旅游景区（肖光明，2001）。在北半球的回归线上，2/3以上的陆地属于沙漠、半沙漠或干旱草原，而鼎湖山却有完整的生态系统、有78%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有特色鲜明的垂直植物分布，是北回归线上无可争议的“绿色明珠”。

本调研共派发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2份，问卷有效率为90.5%。根据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的建议，结构方程模型中使用的样本量应不低于200份并应超过测项量的10倍，可见本研究的样本量已能够满足结构方程建模的需要（见表1）。

2.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测量被访者对旅游收益、正面的旅游影响、负面的旅游影响以及环保意向的感知情况；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月收入等指标。

旅游经济收益、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3个变量，参考了Ko和Stewart（2002）、Dyer等（2007）所使用量表的测量问项；居民环保意向的测量问项，参考了Simpson（2008）的表述并调整为“我会主动阻止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我非常乐意宣传保护本地资源和环境的相关政策”、“我非常乐意承担保护本地自然环境的责任”3项。所有的测项都是采用5点式李克特量表测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表1 样本描述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确保模型拟合度评价及假设检验的有效性，需要验证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SPSS 16.0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一般来讲，Cronbach a系数大于0.5就意味着评估项目有较高的相关性，内在信度较高（Choi，et al.，1999）。此次调查问卷总体的Cronbach a系数为0.77，各因子的该系数得分在0.58～0.80之间，说明此次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达到了信度要求（见表2）。

量表的效度采用因子载荷系数指标来判断，一般要求因子载荷系数大于 0.50。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负面经济影响感知均值”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为0.43略低于0.50之外，本研究中其他各个测项在其所测量的潜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处于0.51～0.85之间，均大于0.50的可接受水平，说明量表的整体收敛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在正面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中，根据研究需要并参考Ko和Stewart（2002）的做法，对经济、文化和环境每个维度的几个测项汇总取均值表示该维度的感知情况。其中，代表正面经济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地就业机会”“社区居民通过发展旅游培养了新的技能”和“发展旅游促进本地农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代表正面文化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促进了本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旅游促进本地居民对传统文化习俗的了解和传承”和“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代表正面环境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促进了本地环境和资源保护”“发展旅游改善了本地公共服务设施”。而代表负面经济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提供的就业机会给了外地人”“发展旅游加大了本地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代表负面文化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导致了本地文化习俗的破坏”“发展旅游增加了赌博、犯罪、抢劫等破坏活动”；代表负面环境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加剧了环境污染”“发展旅游破坏了生态系统和动物生存环境”和“发展旅游导致了本地的交通拥挤”。

表2 量表的因子载荷及信度检验

3.2 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评价和假设检验

通过Amos7软件对理论模型进行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计算模型拟合指标和各路径系数的估计值。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指标为：df=39，X2=111.7，RMSEA=0.072，GFI=0.95，NFI=0.88，IFI=0.92，CFI=0.92，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陶玉国，等，2009），表明模型的拟合情况比较理想。假设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在p

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据上文图1提出的概念模型，实证检验支持的假设用实线箭头表示，实证检验不支持的假设用虚线箭头表示，并标出各假设之间的影响关系（见图2）。

图2 路径分析支持的模型

注：***表示p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居民个体层面应用实证方法验证了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经济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之间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旅游经济收益并不能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需要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作为中介因素才能得以实现，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具有负向的影响。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旅游经济收益”“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居民环保意向”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1） 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本研究得出的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的路径分析结果与Ko和Stewart（2002）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表明，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人和旅游影响的主要承担者，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理应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当旅游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并且这些经济收益能够实现持续性增加，旅游正面影响感知也将相应地提高。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的正向影响作用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支持（Richard，et al.，1990；Ko，Stewart，2002；Anderecka，et al.，2005）。

（2） 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Ko和Stewart（2002）认为，这可能与社区旅游开发的时间长短以及开发历史有关，即旅游开发的历史越久、旅游收入占社区居民收入的比重越大则社区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会越弱，其实证研究对象Cheju岛就属于这样的特点；鼎湖山景区的情况与Cheju岛相似，其旅游开发时间较长且较为成熟，旅游经济收入在当地社区居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所以“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的假设也没有得到支持。是否存在着旅游开发历史越久、发展越为成熟的景区社区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就会越弱的情况呢？这有待于进一步实证检验。

（3） 旅游经济收益、旅游影响感知对环保意向的影响。根据本研究结论，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居民从旅游业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只有通过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才能影响其环保意向，进而影响其环保行为，即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对于旅游业对社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正面影响的感知增强，则居民对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保护意愿越强。本研究从个体层面上，验证了Wunder（2000）、Stronzaa和Gordillob（2008）等的结论，即旅游经济收益只有通过社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变，才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另一方面，本研究也表明居民的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对旅游资源保护的意愿越弱。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对旅游业的态度和支持取决于旅游业对其自身及社区的影响（Anderecka，et al.，2005；Jurowskia，Gursoyb，2004；Haralambopoulos，Pizam，1996；Gursoy，Rutherford，2004）。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居民越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对旅游资源保护表现出消极态度，这也与大部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相一致（Anderecka，et al.，2005；Jurowskia，Gursoyb，2004；Ko，Stewart，2002；Lee，2013）。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旅游经济收益的有关研究，丰富了旅游影响感知与环保意向之间的实证研究。在社区管理实践中，有助于矫正以往有关旅游经济收益和环保意向天然关联的误区，重视社区民意，有意识地引导并强化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尽可能降低旅游对本地文化习俗以及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等，才能充分激发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切实推进旅游目的地环境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局限在于：首先，由于时间所限和调研的便利性，本文主要选取了广东鼎湖山单一景区开展问卷调查，并且采用横断调研法收集数据，因而样本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的研究尚需进一步丰富样本来源地，以使样本更具代表性，同时数据的某些指标值只是达到或接近可接受范围，虽然能够支持验证过程，但也成为实证研究中的些许遗憾；其次，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探讨旅游收益、旅游影响感知和居民环保意向三者关系，因而没有研究其他变量（如旅游发展阶段、人口统计特征等）的影响情况，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人口统计特征等其他因素对环保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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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Economic Income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on

Thei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tent

LIU Jingyan1， WANG Yajun1， SHI Qiong2

（1.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td， Guangzhou branch， Guangzhou 515000， China）

Abstract：

居民社保论文篇9

民居建筑在历经多年的发展中逐渐与其地域文化、气候、生态环境相融合，并折射出特定地域的建筑特色。江西省自古以来以其内聚化地理环境，在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而使得境内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民俗建筑得以保存，也为建筑设计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文化资源。民居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环境下民居的形态、营造、设计方法存在差异性。通过对江西传统民居的地域性研究，来探讨其民居风俗的人文性、装饰性、社会性特征。

一、民居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研究

民居建筑的发展与其地域风俗文化、社会风情关系紧密，特别是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来说，在儒学礼制、易学风水、社会宗法制度影响下，其建筑选址、结构、布局、定向及装饰风格上都具有地域性特色。以江西明清古民居研究来看，其民居营造风水与其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影响较大，如居住制度、地域家庭关系、风水文化、巫文化等思想的体现。同时，在传统风水理论下，江西古民居建筑选址、村镇结构布局、住宅的营建等也受到地域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庐陵渼陂村进行古民居建筑文化调查中发现，渼陂村镇结构上体现了儒商合一的布局理念，并在民居建筑样式上，融入了书院、宗族礼法、儒商文化，以及近代红色文化等思想。有学者通过对江西乐安流坑村进行多维化古民居群落的研究发现，其民居营造理念多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可见，对于民居建筑地域性特征，与其历史文化、地域关系、环境、行为等都有关联性。

二、民居建筑的装饰性研究

江西民居建筑的研究，以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明清古民居建筑特征来看，赣东北地区具有显著的徽派风格，赣南地区与客家建筑模式相近，赣西具有显著的赣湘文化特色。也就是说，江西的民居地域性特征，与其周边省份的建筑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交融性。因此在民居建筑装饰性上，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以江西天井民居结构为例，无论是平面布局、建筑材料选择、建筑雕刻、内部构造、外墙装饰等，都具有南方合院型特征。学者在对流坑村雕塑、壁画艺术进行研究中发现，其艺术构思与设计特征与当地民俗文化审美具有较大关系，还有江西明清木雕装饰艺术，从其起源、象征意义、结构样式、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九江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无论是从表现形式、图案纹饰、构成要素、选材及文化寓意等方面，都与九江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及风俗习惯存在直接关系。学者对赣东北地区民居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发现，其徽派建筑特色中的雕饰艺术，既有江西徽式民居特色，又有徽派民居雕饰特征，两者在构件、雕饰、纹线上也具有异同点。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吉祥纹饰的研究发现，客家思想与族群记忆，对赣南传统民居的建筑吉祥纹饰影响较大，特别是从艺术表现、文化意义、审美特征等方面，多体现了客家文化的写实性、教化性特征。

三、民居建筑形态与地域环境的融合

从民居建筑形态来看，既有居住形态，又有社会形态。所谓居住形态多指传统民居的结构、选址、布局、内外空间、建筑形式等内容，社会形态多与地域性的文化、历史、风俗、自然环境等有关。由于传统民居聚落具有较强的空间结构与意象特征，其地域性表现形态较为多样。如江西婺源、庐陵、赣南客家等地域民居建筑形态保存较为完好，其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较为突出。在江西宗族聚落研究中，其传统民居聚落结构受到“形势派”风水理论的影响，在建筑形态表现上多采用“横巷式”布局，体现其显著的宗族结构关系。庐陵地区的流坑村，其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也是江西典型民居代表。从流坑村民居建筑形态研究中发现，流坑村村落布局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体现，特别是对风水理论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民居形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巧妙渗透易学思想，在结构型制上具有理性的秩序性。同样，对于庐陵地区的钓源村，其村落选址、布局、排水系统、环境改造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风水理论特色，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建筑材料选择上，以其当地的资源特色来构建村落整体建筑布局，对于现代村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江西婺源作为地域性民居形态的典型特色之一，在体现村落人文特征与环境融合上，其村落空间的整体性、意象性、环境场域性等特征，在其公共建筑、公共活动空间构成中更显特色。如书院、桥亭、祠堂等民居建筑，既有美学特征、又有哲学特色，还兼具风水学、环境心理学意义。婺源的民居形态结构与江浙地区的滨水聚落空间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方面体现了婺源地区临水而居的风俗，另一方面与江浙地区枕水而居的风俗也有关系。可见，江西古村落民居空间布局与形态研究，对于探究古村落建造机制，特别是从古村落景观生态融合上来洞悉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赣南客家民居形态具有原始的自然生态观。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建筑特征、设计理念、构造制式，以及民居建筑空间功能划分来看，其主体特色是对“自然的顺从”。有学者提出赣南客家民居建筑型制与室内装饰风格，一方面体现了赣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从增强防御性建筑特色上，体现出对闽西建筑的借鉴。由于赣南客家民居、聚落形态与其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紧密，在体现客家建筑特色过程中，将赣南客家的传统民居文化与地域性土著文化进行了融合。如安义县罗田村古村落选址、建筑风格、聚落布局、排水系统等更具艺术文化价值。

四、民居建筑与营造设计方法的融合

民居建筑在建造与设计上具有自身规律性，特别是传统工匠在技艺传承上以师徒方式为主，其经验及营造技艺多为失传。因此，通过对一些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的抢救性保护与改造，在挖掘传统营造技艺，继承传统建筑文化特色上，为梳理和归纳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设计方法创造条件。如通过对渼陂村、湴塘、钓源等村落民居建筑特色及地域文化的挖掘，从选址、定位、地基开挖、打石脚、行墙、献架、出水、内外装饰等方面来研究民居营造技术，为促进传统民居聚落空间的科学管理，制定全面的保护措施奠定基础。随着传统民居聚落保护与开发的不断深入，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挖掘，需要从村落保护与民居遗产抢救中，明确科学的开发与保护思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对传统民居形态、形制、结构等方面的保护，并从传统民居建筑实践技艺、设计理念挖掘中，总结建造规律，为创造民族民居特色、地域民居特色，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住宅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居民社保论文篇10

图8 长滩子大院窗花细部

图7 空间主从 尊卑关系

在礼俗文化影响下，古民居轴线序列有着严格的主从、尊卑关系，

其造型与细部蕴含着教化理念，如对祭祀信仰空间的特殊设置（图5），

对堪舆之术的敬重与依赖，以及对地方性风俗的传承与发展。在规制

文化影响下，古民居必须在政府所允许的营建形制之内，不得越级；

受到当地经济制度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构造细部；又受到当地土地

制度（井田制、庄田制、族田制）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形制；其建构

也受到当地宗法民约的影响而呈现不同形制。因此社会地域性要素影

响下的古民居修复策略，必须严格考察论证古民居所处的地域文化以

确保修复时准确地获取其形制、构造细部、传统工艺、文化情感的原

真性信息源。

如在重庆潼南双江古镇长滩子大院的保护性修复中，十分注重对潼

南双江古镇地域文化的发掘考察。尊重原院落布局的“觅龙形势”（图6），

清除加建建筑对原有布局的影响，维护其整体建成环境的完整性。在院

落的空间形制上拆除后期改建部分，复建倒塌部分，恢复原有形制的主从、

尊卑关系（图7）。在潼南双江古镇文化传统影响中，流传着对于为学清雅、

为商富贵、为官显赫的理想以及对于福寿双全的愿望。这些理想与愿望

均生动地反映在了长滩子大院的细部雕刻中，通过对残存的帘架窗棂构

造细部与雕刻进行文化解读与技术复原（图8）。

3 技术组织影响下的古民居修复策略

在中国农耕社会影响下的技术组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季节性、

稳定性，主要由匠做组织、材料选取、结构技术、岁修制度组成。古

民居的建构受到各个时代技术组织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结构、材料、

构造细部、传统工艺里。

匠做组织涉及到工匠间的分工与合作、构件的制作与运输以及建

筑的营建与后勤，古民居受匠做组织的影响而呈现不同构造细部与工

艺。选材涉及材料的地域性特征，同时亦与屋主的社会地位、风尚与

传统息息相关，古民居受材料选取的影响而呈现不同材料做法。结构

技术涉及到建筑结构对待水平力与重力体系所做出的地域性回应，古

民居受结构技术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结构做法。岁修制度涉及到居住者

在建筑自然与人为的老化因子下所采取的措施，古民居受岁修制度的

影响而呈现不同材料与工艺。因此社会地域性要素影响下的古民居修

复策略，必须严格考察论证其所在区域的技术组织以确保修复时准确

地获取古民居结构、材料、构造细部、传统工艺的原真性信息源。

如在重庆磁器口古镇禹王宫保护性修复中，所采用的修复技术均建

立在磁器口所在区域的典型川东民居构筑体系内。禹王宫的结构技术采

用了抬梁构架与穿斗构架的组合构架方式，这是西南地区传统大空间木

构建筑的典型构架手法（图9）。在修复中保留其台梁构架及驼峰等构件，

对其进行加固维修（图10）。在修复中的材料选取上，均采用当地木料

与做法，拆除后期加建隔墙，恢复原有夹壁墙、装板墙（图11），恢复

大殿的原有形式、门廊，对缺损的构件按照原样进行修复与复原。

图9 禹王宫修复后抬梁式构架图10 禹王宫修复加固后的驼峰月梁大样图11 禹王宫夹壁墙、装板墙大样

图12 适应巴渝气候特征的夹壁墙现场施工图13 源泰和大院修复后的挑檐图14 源泰和大院深出檐屋面修复前后对比图

图15 源泰和大院天井、敞厅和过厅的轴线序列

4 环境气候影响下的古民居修复策略

中国幅员辽阔，经过世代积累的古民居营建具有极强的气候适应

性。环境气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民居的选址布局、形制、构造做法里。

古民居受到温差与风向的影响而采用不同选址布局与形制，受到

辐射与湿度的影响而采用不同形制与细部构造。如古民居在寒冷地区

为了防止热源散失，倾向于密闭性设计；干热地区为了缓和昼夜温差

过大，倾向于紧凑布局，减少向阳面积，设计高窗与浅色墙面，减少

太阳辐射；湿热地区为了防止湿度过大与辐射过于强烈，倾向于深挑檐、

大凉台、连廊、遮阳装置等。因此社会地域性要素影响下的古民居修

复策略，必须严格考察论证其所处的环境气候以确保修复时准确地获

取古民居的选址布局、形制、构造做法的原真性信息源。

如重庆属于湿热气候地区，潼南双江古镇也具有典型的“高温、

高湿、多雨、风缓”的气候特征。潼南双江古民居在适应此类型气候

的长期营造中，形成了特定方式的空间布局与构造措施。在其他地域

性因素佐证的前提下，重庆潼南双江古镇源泰和大院的保护性修复在

对其损坏墙体复原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当地传统做法，即白灰抹面竹

编夹壁墙和木构装板墙体系（图12），以利于通风、散热、防潮；在

对损坏的挑檐复原中，也采用了大挑檐的方式以适应当地多雨、高温

的气候环境（图13，14）。在确定中轴线上正房是否为当今现存的敞

厅模式时，通过对当地气候的特征分析以及从当地古民居应对这种气

候所采用的适应性策略推断：源泰和大院利用天井、敞厅和过厅的轴

线序列来组织交通以及采光通风（图15），而这种模式在潼南杨氏故

居群中也多次得到验证。

5 经济变迁影响下的古民居修复策略

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与功能稳定、单一，

经济变迁渐进、缓慢。古民居受到各个时代经济体制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选址布局、形制、材料、构造细部上。

在传统社会里，古民居受到经济政策的变迁而采用不同选址布局

与构造细部；受到经济结构的变迁而采用不同选址布局与形制；受到

经济重心的变迁而采用不同材料与构造细部。

图16 杨氏故居修复整合图图17 修复后的杨氏故居的整合区域空间形态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资料快速增长与生活需求特点策划文化展览、艺术画廊等公共性极强的文化艺术活动，置入了

日益增强构成了一个崭新的、动态的平衡。如何恰当处理好空间职能展示潼南历史文化与杨家历史兴衰的展览，实现了原真性修复

的转换与原有文化情感的表达，成为验证是否能够应对这种变迁的核与保护性再利用的有机结合。

心内容，功能置换法、传统文化功能复原法等都是较为成功的方法。6 结语

因此，社会地域性要素影响下的古民居修复策略必须严格考察所在区根植于社会地域性因素下的古民居承载了传统民间生活，具有非

域发展现状，以确保为修复后的古民居提供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发展。专业性与歧义性，饱含了多样的人地关系。笔者通过聚落结构、地域

如在重庆潼南双江古镇杨氏故居的修复中，在其他地域性因素的文化、技术组织、环境气候、经济变迁五个部分的考察，探讨了社会

佐证下，充分考虑到当代社会剧烈变迁对传统民居的影响。由于杨氏地域性因素影响下的古民居修复策略。历史研究、现场测绘、民居价

故居所属的永祠、杨公住宅、“源泰和”大院这三组建筑属于同值分析评估与修复设计这四个阶段的古民居策略中暗藏着一条不可拆

一宗族的建筑院落，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空间呼应关系。在保证三组分的脉络关系：只有根植于社会地域性要素下，对古民居建成环境、

建筑原有原真性信息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巧妙地利用后加的连廊与整形制、结构、材料、构造细部、传统工艺、文化情感进行原真性修复，

修的广场实现了三组建筑的一体化（图16，17）。并根据三组建筑的才是贯穿古民居修复内容的一条完整脉络，

注释

1原真性原则是国际建成遗产保护领域的基本原则，用来评价建成遗产的信息源是否真实有效。

图片说明

图4/图7，8/图9～11/图13，15/图16分别根据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偏岩古镇总体规划》/《杨尚昆同志旧居保护修复工程》/《磁器口禹王宫保护修复工

程》/《源泰和大院保护修复工程》整理绘制；图5源自http：///wmzh/2008-03/24/content_12435282.htm；图6源自文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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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果. 潼南双江镇长滩子大院保护修复研究[D]. 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8.

居民社保论文篇11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1]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2]这是党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专门提及住房保障制度，并且第一次谈到保障方式和保障对象，这也意味着党和政府将继续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将以更大的力度关注和解决“安居”等民生问题。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议：“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3]

2011年“两会”上，温家宝指出：“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推进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民生工程，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持社会和谐安定，成功实现“十二五”规划各项目标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弊端日渐突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以房地产为重要内容的投资和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低迷，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另一方面，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拉大了贫富差聚，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给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要战略部署，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再次确立了正确指南。作为牵动经济社会发展主旋律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力。首先，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利于改善房地产产业的内部结构，使房地产行业回归到科学合理的发展状态，从而抑制过度集中的投资，使投资转向科技研发、高水平制造、社会服务等领域，为人民群众消费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和住房服务质量，为释放人民群众消费欲望，提升隐藏消费力，扩大消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我国房地产行业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次，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利于改善民生，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促进合理消费，使人民群众的消费信心得到增强，消费支出多元化，从而达到提升内需，振兴国内市场的巨大效应，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添砖加瓦。最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更加充沛的生活保障，为人民群众的艺术文化和科技的创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提升我国的科技文化水平，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协调发展，促进我国经济未来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1．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免费论文下载。[4]在当前诸多社会问题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住房公平的问题了，再加上近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让已经难以承受住房压力的中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因此，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条件。

首先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公平问题。近几年，社会公平的缺失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体现的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在切实保障人民利益的同时，必须维护好社会的公平。住房公平在社会公平问题中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住房公平的缺失直接关系着民生工程的建设，关系着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急迫解决的问题。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和主要任务的体现。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590万套，基本建成370万套，农村危房改造开工136万户，基本竣工108万户，解决了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5]为“十二五”时期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维护了人民群众的住房公平。其次，人们的安全感是评价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尤其体现在住房问题上，现在房价和租金已经远远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不但可以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安全的住房，而且所需费用完全在其承受范围之内。它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稳定、安全的住房，人们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障，安全感并油然而生，人们对于社会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就会上升，这对于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2．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强调：“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6]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主要包含两方面目标任务：一是经济发展在不断改善质量的同时保持较快的速度，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二是促进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保持着较快的速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绩斐然。但是我们还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所达到的小康社会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想要真正到达全面小康的社会我们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当前社会现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温饱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人民群众需求，其需求层次已经向更高的一个档次上升即住房需求，住房问题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解决的问题。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住房条件。马克思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但是为了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7]因此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只有当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保障，才能追求更高的层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建立在此理论基础上，而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恰恰就是将这种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证明。因此，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体现了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表现。人民群众在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之后，将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保障了人的基本权益，为和谐社会主义的构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十二五”目标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利于推进服务型政府转型

当前，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发展，我国政府为适应时代的需求，与时俱进，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就必须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型。推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代表着我国政府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为着实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断努力免费论文下载。因此，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利于推进服务型政府转型。

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刘熙瑞：《中国行政管理》2002.7）。其内含“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依法行政的行为准则、公众需求导向的服务模式及回应民意的政府责任”。（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07.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服务型政府是以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首先，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恰好体现了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的根本治理理念，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方向。使各级政府在全面履行应有职能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公共服务，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科学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中政府不能以赢利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应该至始至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宗旨，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推行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和执行政策的落实。其次，政府应转变角色，使政府由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唯一参与者，转变到保障性安居工程良好发展环境的创造者、优质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公平分配的维护者，切实减少政府对保障性安居工程资源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政府应转变观念，使各级政府树立更加牢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十二五”计划中，2011年制定了1000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任务，对于稳定房价工作不力、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不完成、影响了社会稳定的地方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根据国务院要求，中央将同监察部等部门对这些地方的负责同志进行巡查、约谈，甚至问责。政府在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应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进行根本转变，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保障性住房工作的落实，真正地解决人民群众住房问题，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政府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技能水平，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结语

“十二五”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的资金跟人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以后的发展中，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这表明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关系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李克强强调，住房是居民的大事，也是政府的大事。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也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措施。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从投资、土地、财税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尽快增加基本住房供给，使群众有房可租、有房可买。[8]因此，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应该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决抑制投机炒作等不合理需求，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切实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巩固调控的初步成果，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较快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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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居民社保论文篇12

1　运用商谈法的意义

商谈理论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是指主体问的对话、交流与讨论。采用商谈法进行居民健康教育，是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运用生命健康知识就居民的生命健康问题及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交流与讨论。

1.1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社区卫生服务对象是活生生的、有感受、有感情、有意志、有思维的人，他不仅需要卫生服务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技术的帮助，更需要卫生服务人员的情感共鸣和人文关怀。采用商谈式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进行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进行感情的交流，居民在对话中受到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这种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区居民的关心，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落实。

1.2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主体间关系　居民在商谈过程中，不是接受生命健康教育的对象和客体，而是探讨如何保持生命健康的主体，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关系。建构这种主体间关系能够充分表现出居民的参与性、主动性与自主性，从而使保持生命健康变为居民自愿自觉的行动。

1.3　商谈法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居民的平等关系　主体间在商谈活动中，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长幼贵贱或上下尊卑之分。正是这种平等的主体间关系，使居民易于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正确观点，使健康教育起到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4　商谈法能够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的自主性商谈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以对话为方式、达到理解为意向的活动。在商谈活动中，主体间是以平等地位自由地进行对话，在充分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它能确保公共卫生行为与公共卫生管理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与共同性，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表现了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卫生及其管理的自主性。

2　商谈的规则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主体间关系是以言语为媒介的商谈关系。在商谈中，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平等地、自由地、没有任何强制性地参与对话，自由地证明自己的观点，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质疑与批评。在商谈中，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要遵循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遵循以下三项规则。

2.1　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对话与讨论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员，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体差异。但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不能因为个体差异而区别对待，而应根据生命等价原则一视同仁。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社区所有参与者都遵循这一原则，使健康教育具有广泛性。

2.2　任何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关于个人健康保持问题，不同居民有不同的经验，而关于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卫生服务人员要让每个居民充分表述自己的质疑和主张，用科学知识引导居民进行比较，取长补短，异中求同，达成共识。在商谈活动中，卫生服务人员还应引导居民以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为商谈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舍弃个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诉求，因为个体的健康是建立在公共卫生的基础之上的。

2.3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居‘民对质疑权利和主张权利的行使这一原则强调每一个参与者在对话中具有均等的权利，能自由平等地投入对话与辩论，并排除各种强制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鼓励社区居民自由发表意见，仔细倾听，不可随意打断与制止，切忌采取行政命令式或权威式的压制方法，否则会使居民产生逆反心理，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在就公共卫生问题进行对话时，卫生服务人员还应确保对话与交流的规范性与秩序性，因为这种秩序和规范为个体行为理性确定了一个存在的合理边际，如果没有规范与秩序的保障，个体理性的张扬就可能使个体健康利益诉求陷入无限制性的境地，并导致公共卫生管理的失灵。黑格尔曾以思辨语言叙述了公共卫生管理的理性前提：个体只有获得普遍性品格才能有真实的、有个性的个体。总之，群体的公共利益和群体交往的秩序与规范是构成公共卫生管理的前提条件。

3　商谈的技巧

商谈法的运用是为了达到居民的理解、信任、并加以实施。那么，如何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并实施呢?要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理解，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应掌握以下四个方面的技巧。

3.1　可领会性卫生服务人员应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社区居民能够理解。卫生服务人员应使用社区公众容易理解、熟悉的语言，尽量少用医学术语，避免长篇大论，以免社区成员产生烦燥心理，讲课应深入浅出，应具有可操作性。要注意寓教于乐、寓教于做，大胆创新，引起居民的兴趣，才能达到知、信、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