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篇1

二将比较文学与美学捆绑在一起

那些主张文化批评的学者也肯定会不以为然。他们会认为，文学只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哲学、宗教、政治等文化形式相比，它并没有特殊地位，它反映文化，复制文化，并没有与整体文化传统和氛围相背离的新东西。所谓美学，也必须服从一定的整体的文化逻辑，跨文化的人类共有的情感思想、想象力及其共通表达和接受根本不存在，比较文学必须建立在比较文化的基础之上，或者，比较文学必须走向比较文化。由于把文学看成是与文化相同一的东西，有人甚至干脆主张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划定在同一文化或文明的界限之内，取消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平行研究。韦斯坦因就说，他“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认为“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较难言之成理”，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有学者认为，在今日社会，流行文化已经取代了过去由文艺独立承担的审美功能，艺术已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美”与生活的边界线已不存在，文学艺术与文化同质，其独立价值已消失，甚至有学者认为艺术死亡的丧钟已经正式响起。既然如此，“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有理由相信，从比较文化的宏大视角去观照文学，或者从一国文学中去透视、判断其文化的特征，可以将比较文学研究提高到“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的高度，重塑某种神圣的话语权威。但是，“文化”很可能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字眼，其确切含义还有待学者们的细心考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学作品中确实包含着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文化内容，在某些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化内容还构成了其思想内涵的主要方面，因此，文化研究不可或缺，文学研究也可以服务于其他更宏伟的目标，理应更加深入。然而，当一部作品成为某种文化、尤其是某种正统文化的附庸，其主要内容不过是吆喝某种文化的传声筒的时候，它已经很难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异域时空间自由穿梭，构成比较文学的主要对象了。

我们也许应当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狼子野心，但很难想象，诸如莎士比亚、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一流作家会与某种文化、某种主义沆瀣一气。当代被商业化、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流行文化的“美”的光环与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是不是一回事尚需要我们耐心研究，但我们不难论证，文学“反映”的未必是一定时代的流行思想文化观念，其中的思想、情感、美学价值与某一国度在某一时期内流行观念文化并非同一关系。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作品的核心美学价值往往是叛逆精神或其独特的思想发现，它不是现成思想文化的容器，尤其是世界文学作品不仅超越了他域的思想规范，也冲破了产生国流行的、正统的思想文化的囚笼。莎士比亚超越了他自己时代的约翰牛，他的历史观，他对权力欲望的担忧，在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或皇权主义者那里都找不到与之匹配的对应物，因此，他的剧作在传播过程中引起了法国人先抑后扬的强烈反应，招来了中国学者经久不息的过度诠释。歌德超越了他自己时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鄙俗气，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使他成为他的同时代诗人、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宙斯，他的《浮士德》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红楼梦》产生于中国，儒、道、佛等文化也许在它身上都留有印记，如果一个外国人迷醉于那“多情地爱着许多女孩子，又多情地为许多女孩子所爱”的贾宝玉，以为他就代表了中国人，把《红楼梦》当成了中国文化读本的时候，他无疑是误解了中国传统，但这并不妨碍他欣赏贾宝玉的叛逆精神和曹雪芹的呕心沥血的独创性。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宗教等文化内容是文学的附加值，不是本质内涵。那些世界文学作品往往本身就是一种作家背离了自己周围的文化、并对之进行批判的产品。伟大作家几乎都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逆子贰臣，如莎士比亚所云，诗人与疯子、情人是一回事，都与众不同，其作品也一定会逾越文化常规。往往越是非常规的、超常规的、反常规的，就越是世界的。鲁迅之推崇浪漫主义恶魔派，绝非是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英国的绅士文化，而是看到了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逆反精神、造反勇气。伟大作家历来不是主流文化、正统文化的应声虫，也不是大众文化的传声筒，他们之所以受到最广泛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不受文化局限，有着最普泛的人类关怀，因此其创作深入到了普遍人性的最深处，表达了他们的深厚同情和非同寻常的见解。从传统的角度看，文学中的确积淀了文化内涵，反映着一定时代的系统化的理性思想，如哲学、政治、宗教的内容；但从创作的角度看，文学中更重要的文化内核，恰恰是对传统的反叛、对统治性文化的批判，

是融会在感性描写中的个人发现。试图通过文化去解析文学、或通过文学来比较文化是靠不住的，甚至会招致对文学和文化两方面的误解。我们当然要进行深入的文化研究，但只是在测量一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批判了这种文化，超越了这种文化的平庸气息，并以此来判断它有何创新价值、阐释其独特的美学价值的时候，这种文化研究才对比较文学有意义。而如果将比较文学的重心乃至唯一目的放到文化附加值的相异性上去，无疑有消解其学科合法性的危险，使其徘徊在“危机”的周围。事实上，比较文学迄今一直未彻底摆脱危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常有学者所热衷的是文化，而不是文学，他们急欲向公众证明，民族、国家之间产生所谓“先进”和“落后”差距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文化传统的背道而驰。这不禁让人想起韦勒克曾经的批评：“很多在文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上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中于研究公众舆论史、旅游报道和关于民族特点的见解。总之，对一般文化史感兴趣。”

三、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研究

一定有某种相似、相通乃至相同的东西使得跨越民族、国家、文化的文学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属类，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在我们看来，比较文学之所以可能，立脚点在于人。人作为同一个星球上的生灵，相互间心灵上的相通性决定了文学的相通性，这才是比较文学最应当关注的重心。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开篇即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心都是肉长的，地域、种族、文化、国家的不同不会改变这一基本事实。所谓西方是色文化，中国是吃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是乐感文化，这都是针对整体文化的某一相对特征而言，难以落实到七情六欲俱全、“心理攸同”的个人。异质文化间的差距或许是巨大的，但人性却是相通的，文学总是要表现人的七情六欲及其挣扎，所以从根本上说，文学之间不存在宗教、政治、哲学等文化形式之间那种势不两立的尖锐对立，跨文化的文学传统之间具有“和而不同”的“互文性”，因此相互间可以进行跨越一切障碍的对话，我们可以拿出“世界文学”的眼光和勇气，进行“打通”研究。文学的相通性呼唤相通的文学理论。

世界性的文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需要我们拿出勇气和胸襟将文学中最精华的内涵置于核心位置，去汲取其中本来就属于世界人民的营养，而把那些属于特定时代集团利益的东西放在次要的比照的位置。比较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提醒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它不应当臣服于二元论思维乃至斗争哲学，而应当隶属于人类的和谐。将文学看作封闭文化的附属物，用封闭的理论去曲解文学，去盲人摸象，文学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理论。事实上，人们早就意识到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属类了，也早就在呼唤相对独立的文学理论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文学理论林林总总，却大多不是附庸于欧洲中心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从属于政治理论、社会学理论、宗教学理论、文化理论，语言、形式、结构理论或者某某主义哲学，但却很少看到与它们有相对关系的、相疏离的理论。这固然表明了文学内涵丰富，对各种理论都具有足够的魅力，是文学的光荣，然而任何一种理论倘若缺少了立足于其研究对象内核的支点，那么，它的相对真理性就值得怀疑。中国古人尝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文学是作家直接面对宇宙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它“先于逻辑”、“先于理性”、“先于反思”、先于文化，其核心内涵就是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价值，因此，以文学为对象的理论也必然首先是一种美学理论。比较文学的立足点也是跨越“东海西海”的别裁、别趣，围绕文学的核心价值展开美学研究当然应成为它的基础。事实上，美学与比较文学同为新兴学科，关系密切，相互间的碰撞和影响已经有绵长的历史，美学理论也一直构成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力量。在所谓“第一次危机”的过程中，克罗齐、狄尔泰等学者就明确反对“唯科学主义”和“唯事实主义”，拒绝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文学研究，拒绝机械的因果关系论，坚持将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置于研究中心，从而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后起的理论体系，美学和文学一样，具有反叛和创新的性质，并不附庸于任何其他的文化和“学”，总是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是西方思想家弥补唯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产物。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受到了文学独立意识和文学批评的推动而被注入了具体内涵。按照一些德国学者的说法，美学就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元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启蒙时代以来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哲学家康德“为其打下了基础”，文学家歌德等人为其“提供了关键性内容”。

比较文学论文篇2

解决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在语文教学中应做到师生平等。我经常向学生宣传做学问应该不“唯书”，不“唯上”而“唯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认为做学问除了要谦虚外，还要有破除迷信，敢于怀疑，勇于向权威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学生倘若养成勤思考、常比较、敢质疑的习惯，那么不仅能克服死读书的僵化局面，还有助于他们积极开动脑筋，主动自觉辨清问题的是非，提高自学能力。这有助于教学相长，师生双方同步提高，真正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积极作用。另外，给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让他们与教师开展学术争论，并不影响教师威信，反而会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学生更亲近教师，信任教师，这无疑为“情感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剂，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极大兴趣。师生分歧意见的比较，有利于教师捕捉学生偏见的根源，一旦发现，教师就紧追不放，授之以理，这也可以说是“欲擒故纵”吧。当然，让学生充分发表议论，对教师本身也是一种促进，必须在课前课后多花时间，使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更深刻，处理更科学。有时我故意抛出一个错误见解，以刺激学生据理力争，在课堂上形成唇枪舌剑的局面，这样更能激发他们学好语文这门功课的欲望，而且也造就了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和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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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比较文学论文篇4

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教材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动态、开放态势。这种选择，不仅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发展实际，而且也内在地契合着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的基本特点。从长远来看，今后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恐怕会越来越多地以个人专著的形式问世。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也不意味着未来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唯一模式。经过适度调整后的“静止教材观”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从国际视野来考察，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体系、学科规范都源自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尽可能详尽而深入地介绍、评述国外比较文学的已有成果，它的流派、范畴、概念，它的学者、著作，它的发展演变历程等等。对于一部比较文学的教材而言，如果能够准确、翔实地介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当前的、历史上的、大家公认的东西，也就是本学科既有的学术成果，这就已经大体合格了。这种绍介、引进的工作本身对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于援引外来的学术资源，正是以跨文化为旨趣的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要经历一个从借鉴、吸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发展演变历程。随着时间进程而推进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探索和多人成果积累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弥足珍贵。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继承;我们应该对所谓“创新”、“原创”之类看似激进实则可能偏离学术发展规律的主张保持谨慎的态度。当前，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前的任务，似乎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在于为了吸引眼球的标新立异，而毋宁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翻译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可比性、影响与创新之关系，等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展开深入的、富有成效的探讨，在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基础上②，为世界比较文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比较文学论文篇5

    n 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

    n 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

    n

    n 2、“比较”的意义:

    n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n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n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

    n 二、撰写论文的基础

    1、语言基础:你读的无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对象国文学的作品,应该是原文原着。这就是说,你读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你读的对象国文学作品,原则上也应该是对象国母语语文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非外国语系的大学生还没有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的能力和习惯,所以大多数只能阅读翻译文本。假如一个外国作品有两种以上翻译文本的话,你就需要请教懂行的人,选择其中一种翻译精粹的译本阅读,同样切忌只是阅读“故事梗概”和“简本”。在目前不阅读对象国母语文本的特殊状态中,建议论文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尽量地能够找到原着,读一读原着的原文“提要”。

    n    从事“比较文学”学科论文写作的人,必须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并能进入运用的状态中。特别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提倡直接阅读并采用与论题查关的外文第一手资料,对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语言、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注重论文的学术前沿性(这一点与一般的中文专业不同)

    法国着名学者艾金伯勒三十多年前就说过:“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这样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却是每位学习研究比较文学者的奋斗目标。

    2、文本基础:发挥中文学科的优势,具备关于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文本的基础性知识。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知识和文学范式等。至少你应该读过有关的文学作品,了解并大致掌握与这些作品相关的比如作家的简单的经历,他的文学地位和学术界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等等(这一点与一般的外语专业不同)。

    n

    n 3、理论基础。

    n 三、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

    n 1、影响研究法:(法国学派)

    n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

    n  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而言,法国学派所主张的“影响研究”是其早期的主流模式。所谓“影响”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或反响。影响一产生,就表明两者发生了联系。法国学者着重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各国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与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即国家民族之间存在过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一个作家通过旅游、阅读以及与人交谈等各种途径,对某一外国作家或作品有了了解,并受其影响,这两位作家就有了“事实联系”。普希金通过阅读<堂璜><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等作品,直接受拜伦的影响,鲁迅在留日期间,先后译述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反映了鲁迅对西方具有反抗品格的作家的推崇,也受到其精神影响。

    n  法国学派的理论纲领和奠基作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主张研究不同的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影响关系,影响与被影响的经过路线上有三个要素:

    n 放送者(流传学):站在“放送者”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

    n 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如对<阿Q正传>在国外影响的研究即为一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阿Q正传>即受到许多国家学者、作家的重视和评价。从人物形象、“精神胜利法”的奴性和创作手法方面都有外国学者进行了研究。

    n   

    传递者(媒介学,重要分支“翻译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个人、环境和文字材料等。如对译本的研究。

    n   

    n 接受者(源流学或渊源学):从终点的接受者出发,考察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吸收和改造的外来因素,揭示其间的因果关系。涉及到探求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情节、语言、风格乃至艺术技巧等因素的来源。如我们可以在鲁迅的<药>中看到安特列夫的《齿痛》的影响,《齿痛》描写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当地附近有一个商人牙齿痛,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热闹,和《药》中的老栓小栓一样,对于别人的死并不觉得有任何可惜,只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一个伟人的冤死要重要得多。可以说《药》受《齿痛》的影响而创作,但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旧中国小城镇上的社会生活,着重揭露了清王朝的屠杀政策和愚民政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和社会悲剧。

    2、平行研究法:(美国学派)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学派为中心,以平行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二步。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威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

    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

    平行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华,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文学现象之间不必存在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或得出有益的、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平行研究中,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如古希腊的神话可以与北欧神话相比较,也可以和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可以与同时共的中国的汤显祖的剧作相比较,也可以和时间相隔数百年的郭沫若的剧作比较。

    平行研究的具体可分为类比和对比两种。类比研究是在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品中考察相似之处,以期从中了现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比研究是比较不同文学体系的不同之处,从而使两者的特点更加突出。

    平行研究离不开“可比性”的问题。可比民生是指被比较 的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现象的同与异,这种异同一般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其范畴主要包括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

比较文学论文篇6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比较文学论文篇7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比较文学论文篇8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中国左翼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　郅薄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3]　王向远《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

比较文学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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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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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22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

23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24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论向度分析

25 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26 重新规范比较文学学科领域

27 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2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29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

30 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

31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32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

33 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34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3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

36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和价值

37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38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39 跨学科:比较文学成功的对策之一

40 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再探讨——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反思

41 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推荐书目

42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 

43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44 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格局

45 比什么?不比什么?——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范式通论

46 比较文学的互文性与创造性文本的生成 

47 比较文学危机及出路之我见 

48 比较文学:在退守中求得生机

49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50 中国比较文学30年的主题学研究  

51 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52 比较文学、传统与创新:马歇尔·布朗访谈录(英文)

53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54 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55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56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 

57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与再论“比较文学”的定位

58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论20世纪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危机及其化解

5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60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

61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五大难题 

62 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 

63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

64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

65 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生态范式的发展

66 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67 跨族群对话:中国比较文学的双重路径

68 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

69 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上)——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

70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71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72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 

73 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 

74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75 对中国比较文学教材观的反思——兼及王向远与夏景之争

76 当代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挑战与彼此的互补

77 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78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 

79 当前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出路

80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81 比较文学的教学与比较视域的培养——评杨乃乔主编的教材《比较文学概论》

82 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83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以荣格与卫礼贤的立场为例 

84 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85 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的缘由及意义

86 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再探讨 

87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 

88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学理、范例和批评

89 “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课程内容的全面更新 

90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化与本土化 

91 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变异学

92 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93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 

94 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

95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96 再论杨周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97 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 

98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99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

100 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理念(笔谈)  

101 比较文学变异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102 “比较”的超越性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103 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978-2008)——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报告

104 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105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 

106 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结 

107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108 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的贡献 

109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寻找文学性原点

110 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

111 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 

112 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113 学科交叉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

114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教学改革的可行性刍议——兼论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空间

115 从方法论看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116 跨越性与比较文学学科定义的界定

117 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

118 从“比较文学”定义之争看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11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120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121 跨类还是在分类系统中言说——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另一种陈述

122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论文篇10

二、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在双语教学模式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其英语语言水平。使学生对很多文化现象有了深刻认识，如，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学生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解决“中西之争”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师、学生都要去查阅原版资料，同时要用另一种语言的思维习惯来进行对比，更彻底使用对比的方式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另外，现在有很多院校都与国外有着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或与国外院校合作办学，这为教师带来了进修或考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英语和专业水平，也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这些条件，可明显提高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现状

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受许多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好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双语教材，老师只能查阅各种单语版本的教材与参考书，然后经过教师的组织与加工，变成双语授课材料。这样的讲义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单语教材，而且理论深度也不够，在指导学生深度比较方面就捉襟见肘。第二，学生英语水平制约。学生的英文水平，特别是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使得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有一定的难度。学生无法准确、流畅地叙述完某个文化现象，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对其进行评价。老师上课英文讲得多，学生就会听不懂，进而听得不耐烦，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师必须又用中文赘述一遍，影响了教学进度。第三，师资匮乏。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双语课能否很好实行的关键。而目前全国各大院校的双语教师均较匮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担任双语教师。英语教师英语水平高，而专业知识薄弱，专业课老师专业基础扎实但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第四，双语课和双语教学理念不统一。至今学术界对双语教学及双语教学实施的意见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北美一些国家，对于双语教学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在此种情况下，双语理念的实施更是举步维艰。

比较文学论文篇11

2在大学英语专业知识中建构的途径

2.1明确该教学方式的应用范围面对现阶段成果颇丰的大学英语教改实践，需要明确中美文化比较在专业知识建构上的应用范围。本文主要从阅读和听说两个方面进行了主题讨论，其中也表明在这两个板块的教学中可以使用该教学方式。那么对于作文写作而言，是否也可以采取这种教学方式呢？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发现，理论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践中感觉采取该方式有些多余，并可能增大学生在写作练习中的心理负担。因此，在写作训练范围还是以传统教学方式为宜。

2.2把握该教学方式的应用时段大学英语课程一般开设在大学一年级，且每周4课时。然而，大学生英语课程在许多高校中还扮演着提高学生英语过级率的重任。因此，中美文化比较下的专业知识建构也无可能贯穿于阅读和听说训练始终。因此，需要把握好该教学方式的应用时段。笔者建议，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知识点进行发挥，如引导学生阅读美国人写的文章，可以事前向学生就两国文化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进行介绍，从而告诉学生在阅读时要紧扣文章逻辑而不要过分自我发挥。

2.3重视该教学方式的课前准备建立在中美文化比较下的专业知识建构，依赖于教师自身的文学修养，以及对大量材料的查阅。前面也已提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深受移民文化和西方哲学的影响。因此，教师在课程准备阶段就应按照“美国社会文化特征——美国人的思维特点——美国人的行为偏好”的内在逻辑来进行资料准备。受到教学课时的限制，教师在阐发这些知识时应以提升学生的兴趣和点拨学生的认识为基础。总之，努力改变现阶段在教学中枯燥、乏味的局面。

2.4构建该教学方式的控制机制为了更好地实施这种教学方式，我们还需要构建起该教学方式的控制机制。控制机制的内容包括：依托教学团队来不断深化对比较文化教学的认识；将学生的主观评价纳入到控制机制中来，具体来听听学生对该教学方式的体会。由此可见，借助中美文化比较下的专业知识建构模式，将能丰富学生的视野和拓展他们的英语专业能力。

3实证讨论

秦建华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初步调查（英文）》中对来自中国5所高校的216名英语专业，以及354名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进行了测试，其实验结果表明，中国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大学生都缺乏足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秦建华，2005）。《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性研究》对266名中国非英语专业和30名英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SPSS数据分析。其实验数据显示，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和在跨文化交流中采取恰当的行为的能力都很低（王莹，2007）。因此，教师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进行课前准备：（1）对中美文化中哲学内涵的专递。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将影响着一国的文化特质的形成和走向，因此首先需要从中美不同的哲学内涵入手进行文化知识传递。之所以英美人具有理性思维和实证推理的优势和习惯，这深深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可见，教师可以就希腊哲学所蕴含的理性思维和实证推理元素进行提炼，并从总括层面来传递给学生。（2）对中美文化中民族特性的传递。为何英美人具有直线思维的特质，并反映在阅读材料上具有“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特征，这与国人的喜欢绕圈子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特定的哲学意识下，所逐渐形成的民族特性。如，在日常交往中的原则性极强，并尊重制度安排。由此，使学生明白这一点将有助于他们在涉外岗位上，能适应英美人士的行为习惯，而不至于陷入中国人臆断的尴尬之中。（3）对中美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传递。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充分体现在中美文化的差异中，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又受到移民文化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移民文化所推崇的竞争、自由、平等，深深影响着美国社会，并植入到了每一位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中，这就使“自信”、“创新”、“冒险”的特质植根于美国人的行为习惯里。在语言逻辑上则表现在，如面对需要冒险的事宜，国人常常从消极的一面进行表达，而美国人则从积极的一面进行表达。

比较文学论文篇12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