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技术论文篇1

我国国立科研机构每年产出大量的科研成果，但是对这些科研成果及相应知识产权的管理状况却不尽人意。在调查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借鉴国际著名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举措，为完善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提出对策和建议。

1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1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情况

目前，我国国立科研机构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主要采取了挂靠式和独立式两种管理模式。挂靠模式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一般都挂靠在科技主管部门内，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办公室或专业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一般管理科研成果的奖励、鉴定等，并在原有管理模式之下兼管知识产权管理。独立模式是成立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设备和一定的经费，并确定一定数量的专业管理人员。智力成果的产生及知识产权的形成、转移、许可和转化都由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

笔者对我国64个国立科研机构的调查显示，设有专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单位有7个，占总数的11％左右；由科技部门(如科研开发处、科技处、计划财务处、科技投资管理处等)管理的46个，约占总数的73％；由外事部门兼管的4个，占6％；由科技部门和外事部门共管的3个，占4％；由其他部门兼管的4个，占6％。关于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配备，在被调查的科研院所中，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的有5个，占8％；配备兼职人员的单位有42家，占66％；个别单位既有专职人员，又有兼职人员，专兼职人员都没有的单位有17家，占总数的26％。有许多知识产权工作量大、面广、任务艰巨的科研机构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职的管理人员。根据访谈中了解的情况，目前许多科研机构所从事的知识产权工作都是停留在专利统计、奖励申报和审查等流程性、事务性的管理层面。知识产权管理兼职人员往往未经专门学习和培训，缺乏工作经验，并且常因人员变动而难以保证。

1.2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

根据笔者调查，在64家国立科研单位中，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内部规章制度的有20家，占31％，这说明，有2／3以上的调研对象正在建立或根本没有建立单位内部知识产权规章制度。根据对科研机构的管理制度所做的具体调研，除了少数知识产权工作开展较好的科研机构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且内容比较全面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如制度建设滞后、修订不及时、偏重知识产权的申请和授权等。以某科研机构为例，其关于科技成果的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的，部分内容亟待更新。

1.3知识产权管理激励机制

1.3.1经费支持知识产权机构健全的科研机构每年都有一笔经费(大约在10万至30万元)，用于申请国内专利以及维持专利所需的年费。一般课题组支付专利申请费，科研机构支付维持费。有的研究院所每3年进行一次专利评审，如果某专利有效益，则继续支付专利维持费，否则研究院所就不再支付专利维持费了。根据调研结果，在对专利申请的激励方面，64个参与调研的国立科研机构中有48个制定了支持专利申请的经费补助政策，并且政策的规定比较具体，操作性强，基本上的得到了落实。

1.3.2科技奖励在对科研人员的奖励(主要是专利法规定的针对获得专利授权的奖励)方面，调研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的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获得知识产权都进行了奖励，一般是针对不同的成果方式事先制定不同的奖励标准，并定期兑现。

1.3.3利益分配在知识产权利用(主要是专利的实施)过程中，科研机构通过对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许可使用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这部分报酬一般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在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进行分配，不同单位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关于支付科研人员专利实施报酬方面不容乐观。许多科研机构都没有落实对科研人员报酬的支付，只有少数科研机构以变通的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支付。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资金限制和部分科研机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4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1.4.1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偏颇我国国立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管理中呈现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利用的特点。之所以重视知识产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论文和专利数量正在成为科研人员升职、晋级、评聘的关键要素，也成为科研机构彰显其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出现了科研人员为求数量而将一些市场前景不明，价值不大的成果申报专利，或者将一个专利分拆成多个专利的情况。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专利统计、奖励申报和评审等事务性工作方面，而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化等知识产权管理下游阶段的工作还远没有提上日程，导致我国专利技术应用转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整体上来说影响了我国的科技竞争力。这些简单化的认识曲解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意义。

1.4.2缺乏专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专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目前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通常属于科技处的职能，科技处工作内容繁多，对知识产权管理重视程度不够，这就使知识产权工作往往局限在成果管理的工作层面，缺乏对知识产权的申请、保护和利用上中下游管理工作进行有机结合的统筹考虑，难以进行全过程的管理。此外，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工作人员中很多都没有法律背景，也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难以实现知识产权的高层次管理。

1.4.3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据上文对国立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情况所作调查，目前2／3以上的科研机构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而在已经制定规章制度的科研机构中，除了少数几个单位制度建设比较成熟、可操作性强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完善。

2国外著名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策略

2.1德国马普学会(MPG)

马普学会(TheMax-Planek—Gesellschaft，MPG)是德国也是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学术科研机构，成立于1948年，旨在推动科学领域的研究，下设80个科研机构和一些临时研究中心。

MPG在众多研究计划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研发成果，其中不乏有商业价值者。因此，MPG在1970年设立了马普学会专利办公室，后转制为嘉兴创新公司(GarchingInnovationGmbH，GI)，负责对研发成果的管理和知识产权的应用。

GI的工作人员包括科学家、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专利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向研究所提供知识产权应用方面的信息；向科学家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议；评估发明人的知识产权及其商业价值；聘请专利律师确定专利申请范围、谈判专利许可和优先协议；引导发明人与企业合作；在评价发明人思路、风险基金申报、支持的获取等方面给予指导；在知识产权应用过程中提供数据库、保护期限、商业利益划分、会谈和发明人联系方面的帮助等。

GI非常重视专利申请的审查与评价，认为专利申请的审查有利于对专利转化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和审查，从而可以促进专利的后期转化，同时也有利于对非专利信息和专利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并借此判断专利是否能反映技术发展的趋势。GI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MPG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而且通过专利技术许可和创办新公司等方式加快了专利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实现了专利技术的经济效益。

2.2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NationaldelaRecher—cheScientifique，CNRS)成立于1939年，是欧洲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下辖7个学部和2个国家研究所。

1992年，CNRS协同其他国家科研机构成立了法国科学发明和转化公司(FISTS.A)，作为管理其科研成果的专门机构。FISTL6j的服务包括：评价和选择创新项目、制定和执行保护战略，并将新技术进行直接的或在线的产业合作研究、资金注入和技术转化合同谈判、帮助发现和管理初创企业等。

CNRS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应用，包括：①制定创新法(InnovationLaw，1999)，以此来鼓励研究人员成为企业家，并通过孵化器和其他鼓励措施对其进行支持；②建立信息中心，促进实验室研究信息的传递，鼓励向缺乏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进行技术转让；③进行专业培训，通过对科技人员与产业界的合同关系、知识产权管理和其他相关培训来增强实验室创新成果向私营部门的转化应用。

2.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研究及资助机构，成立于1938年，目前共拥有27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NIH非常重视科技成果的管理和转化，专门成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TheOffice0fTechnologyTransfer，OTT)，对NIH的发明资产进行评价、保护、监控和管理。OTT的职责包括对每个研究项目进行评估、跟踪和管理，监督专利实施、谈判、许可证合同，提供合作研究和开发合同(cRADAS)政策回顾等。

在NIH中，OTr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受NIH主任管辖。OTT的办公室虽然设在NIH总部，但实际上所有的运作却是渗透到NIH每一个组成机构之中。OTr在NIH的每一个机构和研究中心都设有“技术发展协调员”，负责与具体项目科学家进行联系，了解项目情况。为了促进技术转让，OTr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都设有自己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如加州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技术转让成功后，OTT会给予大学一定比例的许可费收益。

在经费支持方面，与马普学会各研究所承担专利申请费用不同，NII-I的专利中请费用不需研发机构承担，而是由OTT统一负责，而且对于任何有商业应用价值的产品，OTr都会尽力促进其商业化运作。另外，为促进研发机构的成果产出，OTT还规定，成功实现技术转让后将技术转让费的15％或25％返还给技术研发机构，但不得超过15万美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国际著名科研机构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都设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这些机构逐渐发展演化成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公司，配备了具有多种学科和知识背景的管理人才。一方面对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产出进行评估，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商业和产业转化与利用，促进先进科技在各创新单元之间的流动，既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发挥了知识产权的价值。

3完善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3.1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管理意识

要积极开展对科研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一方面要明确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价值观。政策制定者也要从有利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制定政策，引导科研机构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评价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在机构科技评估和人员竞聘中所发挥的作用。

3.2加快建立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是知识产权管理的“作战部”、“参谋部”和“后勤部”，设立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和资金从整体上规划和组织知识产权的创造、申请、保护和利用的全过程，有利于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其集中精力专职服务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3.3实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制度

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力直接决定了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科技发展和新型科研合作方式的形成，科技成果产出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将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全球研发网络背景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可能会涉及多国利益，因此要求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不仅要具有法律背景和相关专业技术知识，还要能够灵活处理涉外知识产权事务。实行从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利于培养更高层次的综合型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3.4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对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依赖于合理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科技成果登记制度；评估、选择申请专利的种类及保护方式的制度；科技成果及专利资助和奖励制度；知识产权质量评估制度；科技保密制度；对职工调入和离职人员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制度；职工离职后的竞业限制制度等。此外，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操作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补充。

3.5为知识产权管理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前沿技术论文篇2

[分类号]N99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数据获取，采用主题检索形式，经过反复比较，参考若干比较权威的技术创新研究文献，并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确定采用T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OR(technological lnvcn－tion*))，在Web of Science的SCI、SSCI与AH&CH中进行主题检索，比较符合学术规范。检索时间跨度为2004－2008年。

研究所用的主要软件是CiteSpaceII，是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美籍华人陈超美博士开发出来的一种知识可视化计量软件，该软件可以在其主页(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ben/citespace/)上自由下载，免费使用。

2、当代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知识图谱

利用CitespacelI软件对所下载的5179篇文章进行文献共被引(cited document)分析，运行结果显示网络中有304个节点与l 321条连线出现，并且形成形象化的“聚类面积”；另外，启动CiteSpaceII中作者关键词与出现频次功能，图谱的各文献聚类中会进一步显示各共被引聚类文献的施引文献出现的关键词，见图1。

某一研究领域作为知识基础的被引文献与作为研究前沿的施引文献，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共生依附。对于知识基础的内涵而言，可从被引文献的中心度、被引频次等角度进行解读；相应研究前沿的研究主题可在代表性被引文献解读的前提下，从施引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内容剖析，相互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而界定。

2.1　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核心知识群

根据核心知识群中关键节点论文和施引文献关键词，对这个研究前沿的内容和特点做如下概括：以演化理论和知识理论为基础，以国家创新系统为条件，以企业及产业联盟为主体，形成从机会来源、研发、产品到扩散的技术创新链。

在这个核心知识群内，存在10多个关键节点论文，如纳尔逊与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和格瑞特的《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等，是这一研究前沿的主要知识基础。同时，从这个知识群的施引文献中提取出若干关键词，作为核心知识群的内容分析与术语标识。

这一研究前沿知识基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两个主要理论：①演化理论，其代表性著作为――纳尔逊与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被引频次为43，中心度为0.09。纳尔逊等在著作中，提出经济变迁的演化思想，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其在提出惯例、搜寻、选择等概念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的惯例化行为是产业分析的微观基础，企业间的竞争是产业演化的动力思想。②知识理论，其代表作之一是核心知识群的一个关键节点论文――格瑞特的《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被引频次为17，中心度为0.01。在假定生产的知识需求与知识特征的前提下，认为企业是一个集成知识的制度，探讨了企业集成专家知识的协调机制。

这一研究前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出，成为企业技术创新链的社会条件。其代表作是弗里曼的《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被引频次为23，中心度为0.08，该著作是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名著。弗里曼根据日本的经验，首次提出并阐释了“国家创新系统”学说，其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本质和各个层次的分析，指出技术赶超不只是个别技术的赶超，而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和赶超，依赖于国家创新系统对技术创新资源的集成能力、集聚效率和适应性效率。

这个研究前沿的中心内容是以企业及产业联盟为主体，形成从机会来源、研发、产品到扩散的技术创新链。其涉及到的主要关键点文献有：①斯彻勒的《企业规模、市场结构、机会与专利发明的结果》，被引频次为13，中心度为0.06。该文论述了企业规模与专利及发明、企业规模与国家环境政策、市场结构与技术机会及技术绩效、市场结构与技术变迁、市场集中度与创新等问题。②艾森哈德特的《动态能力：它们是什么?》，被引频次为23，中心度为0.04。该文重点集中动态能力与更广泛的资源基础观的企业问题，提出动态能力是一组具体过程，譬如，产品开发、战略决策制定与联盟。

核心知识群“以演化和知识理论为基础的创新链”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1所示：

核心知识群的研究内容中，代表性的被引文献主要体现演化经济学、企业知识理论、国家创新系统、动态能力、架构创新、产品创新与产品生命周期等思想，同时，表1所示施引文献中出现了创新、研究与发展、产业、企业、知识等代表性关键词，由此可以推断，该知识群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演化和知识理论为基础的技术创新链”方面。

2.2　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次级知识群

由图1可知，以“核心知识群：演化与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创新链”为中心，经由若干关键节点论文的中介作用，在附近衍生出若干小聚类迭加而成的“次级知识群”，这是当代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进一步延伸。

2.2.1　次级知识群1：创新三螺旋与核心竞争力

在显现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次级知识群l中知识基础的被引文献，突出的内容是对国家创新系统深化发展的新见解：创新三螺旋。其代表作是提出“创新三螺旋理论”的艾茨科瓦茨的著作《创新动力：从国家系统与“模式2”到大学一产业一政府关系的三螺旋》，被引频次为8，中心度为0.01。其在当前社会背景下，针对研究体制，比较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可替代的模式。

次级知识群1中，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核心竞争力及相关创新能力。涉及到的重要论文有：①伦德瓦尔的《生产、创新与竞争力构建的国家系统》，被引频次为11。首先，该文说明了国家创新系统慨念的出现与扩展；其次，从生产结构与创新及竞争力构建结合方面，描述了国家创新系统奥尔堡版本的演化；再次，讨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挑战。②普拉哈拉德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被引频次为23。普拉哈拉德首次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认为鉴别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方法有三：①核心竞争力能为企业进入多个市场提供方便；②核心竞争力应当对最终产品为客户带来的可感知价值有重大贡献；③核心竞争力应当具备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特性。

次级知识群1“创新三螺旋与核心竞争力”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创新、研究与开发、企业、产业、动态能力、吸收能力、成长等施引文献的关键词以较高频次

出现，可以推知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创新三螺旋与核心竞争力”方面，同时，绩效、产品开发、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等关键词的出现，可做为该知识群所密切关注的“知识域”。

2.2.2　次级知识群2：基于资源观的企业研发与创新

次级知识群2中，构成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基于资源观的企业研发与创新”主要代表作是：巴尼的《企业资源与可持续竞争优势》，被引频次为43，中心度为0.03。巴尼基于企业的战略资源是异质的、不可流动的与稳定的前提下，认为企业资源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头，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资源潜力的四个实证指标是价值、稀缺性、可模仿性与可持续性。这个研究前沿被引文献的主要关键词，如表3所示：

巴尼的企业资源观的思想属代表性研究内容，另外，表3中创新、研究与发展、产业、企业、基于资源观等代表性关键词出现，这表明，该知识群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基于资源观的企业研发与创新”方面。

2.2.3　次级知识群3：国家创新系统下的合作创新与企业成长

次级知识群3中，体现研究前沿的首要内容是国家创新系统，其中深入探讨国家创新系统的有两篇代表作：①伦德瓦尔的《国家创新系统――分析概念与开发工具》，被引频次为35，中心度为0.36。该文认为创新系统慨念产生已有20余年，并在今天的决策者与学者之间广泛传播。该文还探讨了这一概念如何与为何产生，主张进展的关键是更好地理解作为创新基础的知识与学习，理解不同的创新模式之间如何相互补充，找到具体国情的支持。②纳尔逊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个比较分析》，被引频次为13，中心度为0.01。该著作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资助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体系，并明确指出：创新是大学、企业等有关机构的复合体制，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在技术的私有和公有两方面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并且研究了大学、政府、企业在新技术生产中的作用。

次级知识群3“国家创新系统下的合作创新与企业成长”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4所示：

次级知识群3中的被引文献，伦德瓦尔与纳尔逊的国家创新系统等的被引频次与中心度处于突出位置，并且，表4所示创新、合作、成长、企业、产业等代表性关键词出现，这说明其研究主题为“国家创新系统下的合作创新与企业成长”；另外，技术、知识、扩散、创新系统、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关键词的出现，表明其亦是该知识群所关注的前沿所在。

2.3　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边缘知识群

图1显示，除“核心知识群”延伸而出的“次知识群”之外，周围分散着一些“边缘知识群”。它们虽然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但是属于值得关注的创新研究前沿的生长点。这三类知识群构成当代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的“核心一衍生一边缘”三个层次格局。

2.3.1　边缘知识群1：行为医学与人口质量边缘知识群1中，作为知识基础的文献主要有艾然博格的《如何评估诊断标记测试――氟美松抑制试验的上升与下降的经验》，被引频次为1。边缘知识群1“行为医学与人口质量”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边缘知识群1中，行为改变、信息、医学、人口、质量等关键词出现，结合主要被引文献的内容，说明该知识群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行为医学与人口质量”方面。

2.3.2　边缘知识群2：工程设计与工程教育　边缘知识群2中，作为知识基础的文献主要有何弗的《反现代主义：魏玛与第三帝国的技术、文化与政治》，被引频次为2。边缘知识群2“工程设计与工程教育”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6所示：

由6可知，边缘知识群2中，工程教育等关键词出现，表明该知识群的研究主题与前沿主要集中在“52程设计与工程教育”方面的问题。

2.3.3　边缘知识群3：生态毒理学与微污染物处理技术　边缘知识群3中，作为知识基础的主要文献有莱恩尔特的《瑞士农民从再循环人类基因营养中如何认识肥料》，被引频次为1。该文对467个瑞士农民进行邮件调查，研究接受尿样为化学产品的情况。研究认为，信息与早期利益参加者，对于成功的技术转移是至关重要的。边缘知识群3“生态毒理学与微污染物处理技术”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7所示：

边缘知识群3中，被引文献内容及表7所示废水系统比较、循环、生态毒物学危险评估、微污染物质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该知识群的研究问题主要关注在“微污染物质处理”等方面。

2.3.4　边缘知识群4：新型临床检验与诊断　该知识群中，作为知识基础的文献主要有萨迟尼的《膀胱癌诊断中调聚物的适当量》，被引频次为2。边缘知识群4“新型临床检验与诊断”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8所示：

边缘知识群4中，通过对被引文献内容的理解，另外，表8所示蛋白质组学化验、诊断等关键词的出现，表明该知识群的主要研究主题与前沿围绕着“新型临床检验与诊断”等问题。

2.3.5　边缘知识群5：胚胎干细胞与基因技术　边缘知识群5中，作为知识基础的文献有古顿的《从喂养蝌蚪肠上皮细胞提取的核开发能力》，被引频次为11。边缘知识群5“胚胎干细胞与基因技术”的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如表9所示：

由表9可知，边缘知识群5中，胚胎干细胞、胚泡、杂交细胞、重组等关键词出现，表明该知识群的研究主题与前沿主要集中在“干细胞与细胞重排”等方面。

前沿技术论文篇3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了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IT前沿技术系列课程和面向行业的软件特色系列课程建设”（批准号：10JGXM-MS02）的支持。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154-02

软件学院培养的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必须满足技术市场对软件人才的需求。大规模系统或应用软件研发企业不仅要求新员工有较好的软件基础知识、扎实的计算机软/硬件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软件开发经验，也要求他们了解IT前沿技术和最先进的软件开发工具，掌握将从事的相关行业的特色、行业的专业知识和与行业有关的软件开发的特点。

为了让软件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能够在相关行业发挥重要的作用，软件学院必须改革现有的软件通才培养体制，培养出能满足21世纪国家科技发展需要的软件人才。如何和业界领先的IT企业合作，开设IT前沿技术系列课程？如何面向特色行业，开设面向行业的专业课程？解决这些问题将大大提高我们培养的研究生水平，满足国家对软件人才培养的需求。以此为目的，中山大学软件学院与著名IT企业合作，开设了系列IT前沿技术课程，帮助学生了解IT技术发展的新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和趋势。同时，软件学院针对行业软件开发的特点，重点强化与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环节中的产、学、研结合的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具备较强的行业专业知识，从而缩短企业人才培养的周期。我们认为，中山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工作为软件学院研究生培养找出了一条新路：以和特色行业的典型企业或机构共建“研究生教育行业实践基地”为基础，挖掘其具有行业特色的实际应用需求，优化专业学位课程建设，开设面向行业的专业课程。

一、软件学院特色课程建设现状

软件学院是一个较新型的办学模式。2001年教育部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教育部文件“教高[2001]3号”）通知后，全国各重点高校都建立了软件学院，积极探索软件学院的办学模式。软件学院作为信息产业人才培养的核心基地和国民经济信息化专业人才培育的摇篮，受到国家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软件学院纷纷对合作办学模式进行逐步探索与实践，希望各走出一条特色化软件人才培养之路[1]。这些典型探索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的“软件工程硕士开放式教学体系的建设方案”，以改革软件工程硕士培养的教学体系[2]。2009年，中国惠普公司与重庆邮电大学共建“重庆邮电大学惠普软件学院”，将惠普的经实践检验的知识体系引用到高校教学中去，创立更符合企业需求、“方向培养”与“工学结合”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3]。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针对软件工程专业，突出工程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过院―企合作，加强面向市场需求的工程型人才培养；通过院―院合作，加强Computer+X和X+Info的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以此模式为基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教学体系，实现了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创新。该学院通过与企业合作，及时掌握IT企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把握人才的最新需求，及时调整现有的教学方案，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4]。深圳大学软件学院以“校企联合，注重实践”为指导方针，大力发展与企业的联合人才培养计划，创造了软件学院办学新模式。该院通过课程认证、联合办班等合作形式，与国家和地方软件园、著名软件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5]。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探索性工作还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业界还没有对校企合作的模式和影响作系统的研究。

将行业专业知识引进到教学中也开始得到重视。已经有些教学者在实际教学中采用此办法展开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李儒、王克亮等在“跟踪提高采收率前沿技术，搞好课程教学工作”论文中提出，“在高等院校应该紧密跟踪提高采收率的前沿技术，有的放矢，搞好《提高采收率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为石油工业提供基础理论扎实、掌握前沿技术的专业人才”[6]。傅延勋等在“对开设‘分离科学与技术前沿’课程的思考”中指出，“在理科化学与应用化学专业研究生中开设“分离科学与技术前沿”课程，可使学生了解拓宽这方面的知识面及其一些最新动态，掌握分离工程领域的最新技术，更好地适应毕业后的工作环境”[7]。汪琨等“在立足教学改革，瞄准学科前沿―“基因工程技术”精品课程建设”中强调了“在基因工程技术课程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和实验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瞄准基因工程技术的前沿，有利于基因工程技术课程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8]。

前沿技术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TD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9－0171－01

1　当前我国煤矿生产沿空留巷支护的主要问题

因为我国煤矿的地质状况差异较大，所以使得进行沿空留巷围岩控制时需要进行复杂的研究，巷旁支护技术处于初步使用阶段，技术层次和水平等没有很好的适合生产的需要。当前在沿空留巷的支护设计，巷旁支护的实践和理论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1.1沿空留巷支护设计思路问题

我国采煤生产以往使用的沿空留巷技术，其设计的思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多数都将工作面回采之前的巷道掘进以及回采之后的留巷进行独立的设计，没有从系统的角度进行考虑，更没有实现把沿空留巷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支护，例如在进行需要保留巷道掘进之前，巷道支护形式和支护参数的确定时，对后期沿空留巷技术的实际需要，没有进行预先的考虑，致使沿空留巷后巷里面的支护体强度不符合两次采动影响的要求，巷内和巷旁支护匹配度不够，致使达不到预期的留巷目标。

1.2巷内支护存在的问题

很多的理论和采煤生产实践的研究表面，提高留巷围岩的强度，正确地进行巷内支护方式的选择，是实现煤矿所留巷道在留巷后发挥作用的关键。随着我国的综采综放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作面的采煤越来越多，因为工作面采煤能够估出厚度较大的煤层，上覆岩层的活动程度和波及范围也有了一定的增加。回采巷道内的压力随着采煤高度的增加而增大，加上已采区、工作面的采动引起的支承压力的叠加，使得巷道围岩的应力变大，造成了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受影响的距离增加，矿压显现更加的急剧。沿空留巷的顶板下沉量，在开采厚度增加的情况下也慢慢的增大，在采煤面的前方，巷道断面收缩率较大，如果不采取及时合理的巷内支护，把巷道的变形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下，则可能会影响所留巷道进行下区段回采时候的正常使用。

1.3巷旁支护存在的问题

沿空留巷技术的难点之一就是巷旁支护，这一技术在我国的煤矿生产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和解决。传统的巷旁支护容易产生支护阻力以及可缩性等，不符合沿空留巷围岩变形，其密闭性和机械化程度较低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的存在，对巷道的维护以及采空区漏风和自燃的预防是不利的。因此，一段时期以来，沿空留巷技术基本上都是在条件较好的中厚或者薄煤层的采煤工作中应用，采煤条件较差或者厚煤层的开采时候，使用沿空留巷技术的实际困难较大，效果不理想，多数的留巷需要进行翻修才能使用。传统的巷旁支护方式只能够用在中厚及以下煤层的低瓦斯煤矿以及没有自燃发火倾向的稳定煤层。高水速凝材料和高水灰渣材料巷旁填充，硬石膏等风力进行填充，需要进一步建立较为复杂的填充体系。

1.4沿空留巷理论研究问题

与一般的回采巷道相比沿空留巷具有不同的特点，留空巷道的一侧是煤体层，另一侧是巷旁支护体，与此同时，还要承受两次强烈的采动和掘进时候产生的叠加应力的作用，造成剧烈的矿压显现，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一技术的复杂性，到现在为止，对煤矿空留巷围岩控制的理论研究没有到达深入的层次，对于留巷所处的应力环境和矿压显现的规律把握不全面，构件的沿空留巷受力分析还不完备，没有研发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参数设计值，不能较好的应用到沿空留巷实践作业中去。

2　沿空留巷技术的发展对策

2.1将沿空留巷技术视为一项系统工程

对于沿空留巷技术保留的巷道要受经过掘进和两次强烈的采动影响，因此对所要留设的巷道，要从掘进前的各项参数的设计，到施工期间的巷旁支护方式和参数选择，以及采煤工作面回采时候的超前加强支护、日常的生产管理等要予以全面、系统的决策，只有系统的设计才能保证留巷施工的顺利有效进行。

2.2使用锚网索支护作为沿空留巷巷内的基本支护

锚索网支护的优点是成本低，操作简便易行，节省时间等，而且锚索网的作用力一方面作用于围岩的表面，另一方面在围岩的内部也能够起作用，每一根锚杆在杆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锚固体，使得锚固体内岩体的受力改变，围岩自身的强度也得到了提高。在沿空留巷中进行锚网索的支护，可以有效地解决金属支架被动支护的不足，实现充分的适应顶板的下沉，从而保证巷道顶板的稳定性能。

2.3因地制宜，提高沿空留巷技术在我国煤矿生产中的应用

因为我国煤矿地理条件、支护原材料的使用、矿井大小等存在的差异，所以进行因地制宜的使用不同的技术来完成留巷支护，一方面符合我国煤矿差异的实际，另一方面有利于留巷技术的使用。从增强我国煤矿巷旁支护的水平和采煤的机械化程度来讲，针对现代化的大型煤矿，实现巷旁填充技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首先要加强对填充所用材料、充填的技术以及充填工作使用的设备进行深入的研究，降低充填材料的成本，使充填工艺更加的简便易行，满足充填材料运输和传送的施工要求。

2.4加强沿空留巷围岩控制理论的研究

前沿技术论文篇5

一、引言

对一个或者多个经济体经济增长源泉的测量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们的兴趣，学者们一般较多使用索罗余值核算方法（Solow Residual Accounting）进行测量。但是由于索罗余值核算方法具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等严格假设条件，并且它假定所有生产者都能实现最优的生产效率，因而无法测量在生产无效率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源泉。随着测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沿生产函数（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方法的出现，弥补了索罗余值核算方法在这方面的不足。前沿生产函数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方法（如：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简称SFA）和非参数方法（如：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两种，参数方法的优点是它可以考虑到现实经济中，投入―产出行为不可避免地包含随机误差，所以包含随机扰动的前沿模型才能更为准确的描述生产者行为，因此它可以考虑到生产函数中的随机误差项，并且可以估计出相应的参数，缺点是具有一定的生产函数形式，参数估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函数形式的选择。非参数方法的优点是无需任何生产函数形式，从而参数估计结果可以避免因错误的函数形式选择而带来的问题，缺点是该方法不能把随机误差项分离出来。由于非参数方法不考虑随机误差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随机误差项在一定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较大的，因此，采用参数估计方法（如：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比较适合于区域性经济增长源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应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不少。yanrui Wu（2000）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研究了中国27个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并且将全要素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两部分。刘小二和谢月华（2008）利用SFA对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之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上升，但是欠发达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于发达地区，说明我国TFP有一定的收敛性。何枫等人（2004）运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29个省市（区）1981―2000年的技术效率变迁进行了测算。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运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对我国28个地区1978―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研究，研究后认为中国各地区自199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绝对发散趋势。周春应和章仁俊（2008）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区域经济技术效率水平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表明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技术效率差距比较明显，但是我国区域经济技术效率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经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相关文献资料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对云南省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测量，这也为本文的提供了研究目标。本论文采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通过对云南省和全国1978―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对云南省和全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并且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云南省和全国在经济增长源泉方面的差异所在，进一步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二、测量云南省与全国经济增长源泉的SFA模型说明

索罗余值核算方法（SRA）假定生产者都能完全达到投入―产出的技术边界，从而都能实现最优的生产效率，但是现实经济中这样的生产者是很少见的，生产者由于受随机因素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而不能达到投入―产出函数的边界。因此，Aigner和Chu（1968）提出了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将生产者效率分解为技术前沿（technological frontier）和技术效率（technological efficiency）两部分，技术前沿描述的是生产者投入―产出行为所能达到的边界，技术效率描述的是生产者实际技术与技术前沿的差距。由于在现实经济中，生产者投入―产出行为不可避免地包含随机误差，因此，包含随机误差项的前沿模型才能更准确的描述生产者投入―产出行为，这就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SFA）研究方法。Aigner, Lovell和Schmidt（1977）、Meeusen和Broeck（1977）以及Battese和Corra（1977）最先提出随机前沿函数方法，Battese和Coelli（1996）进一步发展了随机前沿函数方法。根据Battese和Coelli的研究，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一般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F（.）表示前沿生产函数，Yit表示生产者在t时期的产出，X表示各种生产要素投入，?茁为一组待估计的参数，t表示时期，uit表示第i个生产者在t年生产技术效率的随机变量（非负的），uit具体函数形式是：

uit=uiexp[-?浊（t-T）] （2）

即ui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浊是待估计参数，表示技术效率的变化率，当?浊>0时，表明在所考察时期内生产者技术效率水平是上升的；当?浊0时，表示生产者投入―产出行为处于生产前沿曲线的下方，也就是说没有达到充分的技术效率。T表示选定的基期。vit为观测误差和其他随机因素，服从零均值和不变方差的正态分布，即V~N（0，通常假定它独立于uit，并且也独立于投入和技术水平。技术效率可以用产出期望与随机前沿的比值来确定，即：

如果技术效率损失较大，则TEit接近于0，如果技术效率没有损失，则TEit等于1。Battese和Corra（1977）认为的值被限定在0和1之间。如果?酌>0，则表明生产者投入―产出行为处于生产前沿的下方，必须使用SFA技术对这一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如果?酌=0，则表明生产者投入―产出行为恰好处于生产前沿曲线上，直接使用OLS进行估计即可。

同时，应用SFA模型对经济体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测算需要采用一定的生产函数形式，目前较为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主要有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两种形式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具有模型简单、需要估计的参数个数较少、可以估计出劳动力、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等优点，相比起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容易产生多重共线问题而言，具有明显优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函数具体形式是：

其中A（t）表示t时期的前沿技术水平，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琢、1-?琢和?茁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将（4）式两边取对数形式可以得到：

LnYt-LnLt=LnAt+?琢（LnKt-LnLt）+?茁LnHt+vit-uit （5）

我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并且运用coelli开发出的Frontier Version 4.1软件（参见coelli,1996），可以估计出（5）式中的各个参数值。根据估计出的各个参数值，不仅可以得知云南省和全国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而且可以得知是否适合用SFA技术对云南省和全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另外，Frontier Version 4.1软件估计结果还可以给出云南省和全国1978―2009年技术效率水平。但是Frontier Version 4.1软件估计结果却无法给出云南省和全国1978―2009年技术进步水平，一些学者如S.C. Kumbhakar（2000）、Yanrui Wu（2000）、王志刚（2006）、沈汉溪（2007）以及李谷成等（2007）采用将取对数后的生产函数求关于时期t的一阶导数方法来计算技术进步率。但是，上式计算技术进步率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技术进步率取决于各个生产者在各个时期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等投入要素的增长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目前来看使用SFA模型测量一个或者多个经济体技术进步率方面，仍然难以令人信服。

三、基于SFA模型的云南省与全国经济增长源泉计量分析结果

运用Frontier Version 4.1软件，并且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5）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Frontier Version 4.1软件还计算出了云南省和全国技术效率水平，这些结果如表2所示。

表1给出了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参数估计结果，表2给出了云南省和全国技术效率水平结果。从表1和表2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首先，从参数γ的估计值来看，γ1=γ2=0.001>0，说明了云南省和全国生产技术水平都不在生产前沿曲线上，因此使用SFA技术对这一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第二，从参数η的估计值来看，η1=-0.052

四、研究结论

本文分别使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云南省和全国1978―2009年的经济增长源泉，经过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云南省和全国生产技术水平都不在生产前沿曲线上，都处在生产前沿曲线的下方，因此使用SFA技术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从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来看，全国物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要大于云南省，劳动力投入产出弹性要小于云南省，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也要小于云南省；云南省和全国技术效率水平都呈现出略微下降趋势，但是云南省技术效率水平略微低于全国技术效率水平。

（注：本文属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面上项目《基于SRA、SFA和DEA模型的云南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0ZC080。）

【参考文献】

[1] Aigner, D. J. Lovell, C. A. K. and Schmidt. P., 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77（6）.

[2] Meeusen, W and Broeck J. van.den., Efficiency estimation from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composed error[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7（18）.

[3] Battese,G.E. , and Corra, G.S., Estimation of a production frontier model: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pastoral zone of eastern Australia[J].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7（21）.

[4] Coelli T. ,A Guide to Frontier Version 4.1 A Computer Program for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and Cost Function Estimation[W].CEPA Working Papers, 1996.

[5] Yanrui Wu. I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ustainable？A productivity analysis[J].China Economic Review , 2001（11）.

[6] 傅晓霞、吴利学：技术效率、资本深化与地区差异――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中国地区收敛分析[J].经济研究，2006（10）.

前沿技术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4-0154-07

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全球新的趋势。2015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和最大的碳排放量国家。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SO2和COD排放减少8%，CO2减少17%；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大幅度提高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有效控制能源、水资源以及建设用地消耗，大幅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并逐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变是未来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文献综述

数据包络分析（DEA）由于能够提供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因此被广泛运用到能源效率分析。然而，许多文献[1-2]都是基于径向效率测度方法，由于忽略了松弛变量，导致估计出来的能源效率值过高[3]。为了克服这个问题，Tone（2001）[4]在DEA中引入基于松弛变量的测度方法（ Slacks Based Measure，SBM）测度技术效率，这种方法具有非径向、非导向的特点。Zhou et al.（2006）[5]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到SBM模型对环境效率进行测算。最近的一些文献都采用SBM方法测度中国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碳生产率[6-7]。

尽管相关研究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限制，就是都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生产技术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测度出来的能源效率值是有偏的[8]。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工业发展差异较大，因此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距。因此，假设所有的省份都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相对过于严格。而“共同前沿方法”可以克服这些限制，一些研究已经将共同前沿方法纳入到方向性距离函数（DDF）框架里面[9-10]。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SBM和共同前沿方法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异质性的中国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

二、研究方法

（一）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

本文将每一个省的工业行业视为生产决策单元（DMU），由此构造中国30个省市每一个时期的生产前沿面。根据Fre等（2007）[11]的思路，假设每一个地区使用投入要素

。

根据Tone Cooper 等（2001）[12]提出的SBM处理方法，中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的SBM模型如下：

b0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要素；ρ*为目标函数；λ表示投入要素权重的列向量；s-、sg、sb分别表示各项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的松弛向量；m、s1、s2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个数。当投入和产出约束越松弛，即s-、sg、sb的值越大，则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就越低。当s-=0、sg=0、sb=0时，决策单元的效率值ρ*=1，表示决策单元SBM有效，处在最优解情况下。否则决策单元无效，还可以通过改进，达到最优效率。

（二）Meta-frontier 生产函数

由于我国不同省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因此各地区面对的生产前沿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此时，如果继续使用总体样本进行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评价，将无法真实反映各省区的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针对这一现象，Battese等（2004）[13]提出共同边界生产函数（ Meta-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的分析框架，其主要思想是：首先依据一定标准将DMU划分为不同的群组，然后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界定所有DMU的共同前沿和各组DMU的群组前沿，测算出共同前沿技术效率和群组前沿技术效率，接着比较两者之间的技术缺口率（Technology Gap Ratio，TGR）。

后来，Battese等（2004）[13]、O’Donnell等（2008）[14]进行了改进，用DEA方法取代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并采用线性规划法构建了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并将共同前沿技术效率分解成群组前沿技术效率（Group Technical Efficiency，GTE）和共同技术比率（Meta-technology Ratio，MTR）两者的乘积。包含了非期望产出的共同前沿技术的集合为：

能够生产出

其中，x、yg、yb分别表示投入向量、期望产出向量和非期望产出向量。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可能性集定义为：

根据经典效率理论，此时共同技术效率等价于共同距离函数，其函数形式可以表示为：

同理，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划分，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群组（i=1，2，3），DMU所在的群组技术集合为：

能够生产出 群组所对应的可能性生产集为：

等价于群组技术效率（Group Technical Efficiency） 的群组距离函数为：

由于共同前沿技术是群组前沿技术的包络曲线，满足 共同前沿框架下的共同技术比率（MTR），也叫做技术缺口率（TGR），反映的是群组前沿跟共同前沿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共同技术比率（MTR）越大，说明群组前沿技术越接近共同前沿技术水平，即实际生产技术效率（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实际生产技术效率（水平）越低。其表达式如下：

进一步可将代表潜在生产技术水平的共同技术效率（MTE）分解成代表实际生产技术水平的群组技术（GTE）和共同技术比率（MTR）两者之间的乘积：

为了分析不同地区生态能源效率差异的内在原因，进一步挖掘各地区生态能源效率提升潜力，借鉴Chiu（2012）的做法，将各省份共同前沿下的生态全要素能源利用无效率（IE）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IE）和管理无效率（MIE）两个部分。

其中，TIE代表的是不同省份之间由于生产技术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无效率，MIE表示的是一个地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内部管理能力差异导致的无效率。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上述理论方法，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剔除以及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工业部门2004-2014年包含了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主要有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处理如下：

1. 期望产出。考虑到污染排放总是贯穿于工业生产的全过程，因此本文选取工业总产值作为期望产出，并用以2004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由于从2013年开始，《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改为《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工业总产值的数据， 因此分别利用2012、2013、2014年与2011年“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计算。

2. 非期望产出。本文选取CO2、工业SO2和工业COD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1）由于CO2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燃烧和水泥生产。因此本文根据IPCC（2006）和杜立民（2010）的计算方法对CO2排放量进行了测算。（2）工业SO2和COD排放量从EPS数据库可以直接获取。

3. 要素投入。本文要素投入主要考虑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资本投入：首先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减去累计折旧的差值，再以2004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差值进行平减，最终得到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作为固定资本存量的替代变量。劳动投入：选取工业行业职工年平均人数来表示。能源投入：选用地区能源消耗总量来表示。

三、省际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

表1是在共同前沿和群组前沿下2004-2014年我国30个省市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算结果。可知，我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总体偏低，区域差异比较明显。在共同前沿下，各群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值（MTE）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其值分别为0858、0614和0482。这表明，如果采用潜在的最优生产技术，东部地区还有142%的效率提升空间；同理，中部和西部地区仍将分别有386%和518%的效率提升空间。从具体群组来看：（1）在东部地区群组中，平均群组技术效率表现最佳的是北京、上海和江苏，这三个地区对应的GTE值和MTE值都达到1000，达到生产的最优状态；表现最差的三个省份分别是辽宁、河北和海南，其对应的GTE值和MTE值都相等，分别为0712、0661和0625。这表明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效率衡量框架之后，无论是与东部地区群组前沿最优生产技术还是与共同前沿最优生产技术相比较，这三个省份在生产上都仍有288%、339%和375%的效率提升空间。同时，东部地区的GTE值和MTE值差距均为零，表明东部地区本身就代表先进能源利用水平。（2）在中部地区群组中，群组前沿效率值均大于共同前沿效率值。与群组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吉林的GTE表现最佳达到1000 ，而表现最差的山西仅为0559，说明山西在生产上还有441%的效率提升空间。同理，与共同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吉林和山西两个地区分别有322%和595%的效率提升空间。（3）在西部地^群组中，群组前沿效率均大于共同前沿效率值。与群组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陕西GTE值表现最佳达到1000，而表现最差的宁夏在生产上还有362%的效率提升空间；而与共同前沿生产技术相比较，两个地区则仍分别有473%和609%的效率提升空间。

注：所有均值为几何平均。

注：所有均值为算数平均值。

共同技术比率（MTR）反映了特定群组技术水平与潜在共同前沿技术水平之间的缺口。当MTR越大，表示DMU的实际技术水平越接近共同前沿最优技术水平。由表1可知，三大群组的MTR均值从高到低的排列同样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的MTR平均值都达到了1，表明东部地区的技术水平基本上代表共同前沿最优技术水平，内部不存在技术差距，因此未来东部，如河北、辽宁和海南等地区要着重提高群组前沿下的能源利用效率，充分挖掘节能潜力。中部地区MTR值为0735，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因此缩小技术差距，是提高生态能源效率的关键。西部地区MTR值仅为0560，在三个地区中最小，结合上面的分析可知，技术效率低和技术差距大已经成为西部地区提高生态能源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三大地区生态能源效率差距扩大的根源，挖掘生态能源效率提升的制约因素，本文分析了30个省市共同前沿下的生态能源利用无效率（IE）以及技术无效率（TIE）与管理无效率（MIE），具体分解结果见表2。其中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TIE值均为0，而MIE均值为0148，说明东部地区拥有最好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环境，能源利用无效率都是因为管理无效率造成的，东部地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中部地区一方面MIE值在三个群组中最大，达到0166；另一方面TIE值对整个中部群组能源利用无效率的贡献率达到了591%，因此中部地区未来要同时要考虑改善技术和提高管理效率的双重任务。西部地区MIE值在三个群组中最小，仅为0139，而TIE值最大，达到0379。其中，TIE值占到整个能源利用无效率的733%，可见西部地区相对来说能源利用技术严重落后，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技术环境，积极吸收和引进东部地区先进生产技术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中之重。

四、 中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

上面已经通过Meta-frontier方法获得各个地区的群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和共同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值，但是哪些因素影响地区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在参考相关研究[14-15]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择以下几个主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indu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研发投入（rd）采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环境规制（er）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政府干预（gov）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

（二）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由于共同前沿方法测算出来的效率评价值均介于0-1之间，所以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会导致参数估计有偏误。为了克服以上结果，本文采用Tobit截断回归模型，分析外部环境变量对生态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yit为第i个省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解释变量xit为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β为待估参数，υit～N（0，σ2）表示随机效应，εit～N（0，σε）表示随机干扰项。

利用上式，先后采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分析各变量对共同前沿生态能源效率的影响，最终决定采用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产业结构对全国和三大群组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均为负，即工业增加值比重越高，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越低，这反映出我国当前工业发展仍然处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阶段，工业比重的上升对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影响最大，达到- 1012，其次是西部- 0681，而对东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说明，过去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工业的快速发展；而东部地区由于过去一直不断升级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绿色增长。因此未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键。

对外开放程度对全国、东、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对中部地区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扩大对外开放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另一方面也存在将国外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内地，成为外资的“污染天堂”。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从全国来说提高对外开放程度能带来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从局部来说，中部地区在加快对外开放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和环境管制要求。

研发投入对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对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具体而言，全国、中、西部的研发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MTE分别增加4210%、4401%和2130%。这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研发实力较为薄弱，因此研发投入的边际产出绩效较高，研发投入能够对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对全国以及三大群组的影响较为一致，都是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跟指标选择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关。一方面，工业污染治理是属于环境保护的“末端治理”，并未对生产过程和生产环节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不会直接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环境规制越严格，意味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越高，因此企业用于生产和研发的资金相对减少，由此产生的“挤出效应”，限制了企业规模扩大和技术提高，不利于工业企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环境规制执行标准，才能有效提高我国各地区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

政府干预对生态能源效率的提高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许多以往的研究结果都认为，政府干预越大越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降低能源的使用效率。而本文的研究跟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是由于本文在测算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过程中，同时考虑了工业SO2、CO2和 COD三种环境要素，这与以往没有考虑环境因素或只考虑其中一种环境因素所得出的结果不同。其次，能源消费产生的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需要政府的引导干预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最后，企业生产需要的一些绿色技术也需要政府的介入才能更好地推广和应用。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在共同前沿分析框架下，利用非参数SBM-Undesirable方法测算了2004-2014年中国各省区工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以及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共同技术比率（MTR），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总体上看我国三大群组共同前沿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MTE）和共同技g比率（MTR）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

（2）而从群组前沿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GTE）来看，三大群组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

（3）生态全要素能源利用无效率均值分解来看，东部群组能源利用无效率都是因为管理无效率造成的，中部群组技术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同时显著存在，而西部群组技术无效率最为明显。

（4）面板tobit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研发投入、环境规制、政府干预对共同前沿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都不尽相同。其中：产业结构的影响为负值；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污染效应，有助于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研发投入对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为正，且影响力度最大；环境规制对全国以及三大群组的影响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对生态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调整能源供应结构，显著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加快工业发展向高效低碳化转变。其中，东部地区一方面要总结和推广好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管理效率，充分挖掘地区内部节能潜力。中部地区要通过积极吸收和引进东部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技术升级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西部地区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改善能源效率。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实质性、大力度调整。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方式来显著降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工业部门或者生产环节的比重。

（3）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绿色低碳技术成果产业化。通过集中资源超前部署相关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加强公共研发机构和实验平台建设，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自主化工程、重大项目国产化率等要求，促进绿色低碳技术成果产业化。

（4）完善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的考核机制。将考核重心从过去唯GDP、唯经济总量增长和唯经济效益调整到以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上来。彻底从体制上解决地方政府盲目热衷重化工业发展，绿色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充分释放政府干预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5）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一方面要通过制定积极地财政金融政策吸引境外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外资进入“绿色门槛”，引导外资向干净清洁、污染小的环保产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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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16-04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导致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和探索从未中断，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有效测量指标，也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国富论》中，作者将劳动生产率作为生产的核心决定要素。定量研究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始于道格拉斯提出的生产函数理论，早期的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单要素的生产率分析，如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丁伯格（1942）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并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分为投资和生产率两大类，但他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只包括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没有考虑研究与发展、教育与培训等无形要素的投入。戴维斯（1954）首次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认为全要素生产率要包括所有的投入，即包括劳动、资本、原材料、能源等。索洛（1957）扩展了生产函数的概念，使其能够容纳技术进步的作用，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可操作模型，从数量上确定了产出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各投入要素增长率的产出效益之间的联系。丹尼森将索洛模型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定义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的“残余”。在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指标以其固有的优势继续在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保存着重要的地位，部分学者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理论，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以提炼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将对全要素生产的增长率测算理论研究和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的已有成果进行总结。文章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的两种主要方法――增长核算法和前沿生产面法，并详细分析了确定前沿生产面的DEA方法率和随机前沿函数法；第二部分总结了利用增长核算法和前沿生产面理论对劳动生产率分解的已有成果；最后是总结性评述。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理论的发展

早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重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析。从上世纪60年带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作为度量技术进步的指标成为关注重点，其测算方法也获得了巨大发展。最早的增长核算测算法是丹尼森在索洛的增长核算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1 增长核算法。设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为Y（t）=F(A(t),K(t),L(t))：Y(t)表示t时期的产出，A(t)表示t时期的技术，K(t)表示t时期的资本投

入，L(t)表示t时期的劳动力投入。则对生产函数两边对时间t求导，并进行适当变换可得索洛残余计算公式

A•A=Y•Y-αK•K-βL•L

其中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假设下，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为技术进步。增长核算法通过巧妙地转换提供了简单的技术进步的测量方法，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该方法也存在许多缺陷。首先表现为假设苛刻，要求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其次在具体计算中难以准确估算要素的投入量，如实际服务资本的难以获取，往往用存量资本代替服务资本，将劳动力投入同质化，忽略了个体素质的差异。

1．2 前沿生产面法。前沿生产面法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计算的核心，该指数首先由Caves、Christensen and Diewert(1982)引人，由Fare(1994)等人进一步发展而来。该指数法是在距离函数的基础上定义的， 其思想来源于法雷尔(Farrell，1957)效率理论，Shephard(1970)给出距离函数定义的。记由M维投入向量空间和K维产出向量空间所构成的生产空间为 ，该空间上的距离函数可定义为：

在此距离函数的基础上定义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并进一步分解此指数，可得

即生产率变化可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TC）和技术效率变化（TE）。由于技术进步变化测算是前沿生产面的改变，技术效率变化是测算生产单元实际生产水平与前沿生产面的差距的变化，故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计算关键是确定前沿生产面。

目前用得最多的前沿生产面的确定方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前沿生产函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由Charnes，Cooper, Rhodes（1978）创立，被广泛用于效率的计算。该方法利用线性优化理论直接给出前言生产函数和距离函数的估算。不必对生产函数和分布作出假设，也就没有了参数的估计和分析，故也称为非参数法。CCR模型和BCC模型是两个广泛用于确定前沿生产面的模型，CCR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效率评价模型。

设有n个企业，每个企业都有m种类型的投入指标z和s种类型的产出指标Y, 记

Xj=(x1j,X2j,…,xmj)T,j=1,…,n；Yj=(y1j,y2j,…ymj)T,j=1,…,n

输入指标的权向量v={v1,…,vm}，产出指标的权向量u={u1,…,um}

若第k个评价单位为DMUk，其效率评估为CCR模型，有

v0作为评定DMU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固定及规模报酬递增的指标。其中：

v0

v0=0代表规模报酬固定，表示DMU在最适规模状态下生产。

v0>0代表规模报酬递增，表示DMU在小于最适规模状态下生产。

为更方便从实际数据根据DEA方法获取前沿生产面，Coelli（1996）组织编写了专业软件DEAP Version2．1。由于DEA法无须对生产系统输入输出之间进行明确的生产函数表达式的假定，仅仅依靠DMU的实际观测数据，利用线性规划方法将有效的DMU线性组合起来，构造出包络整个观测样本点的分段超平面即生产前沿面，并由此来评估DMU的相对效率。

DEA构造的生产前沿面紧紧包络着全部观测数据，它反映了生产系统输入输出之间的最优关系。但DEA方法更适合同质的决策单元的横向比较，在比较时间序列数据方面存在不足，而且在分析过程中忽视了随机误差的影响。

按照前沿函数的发展过程，可将前沿生产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的发展，确定前沿生产函数最早由Aigner andChu(1968)首先提出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模型Y=f(X)e-u，其中u≥0。exp(-u)介于0和1之间，反映了实际技术效率与前沿技术效率的距离。由于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没有考虑生产活动中存在的随机现象，针对这一缺陷，Aigner, Lovell and Schmidt(1977)和Meeusen，van den Broeck（1997）在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随机误差项，分别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其基本模型为Y=f(X)exp(v-u)，v表示影响生产者的随机误差。u作为大于零的随机变量，一般假设它服从指数分布、截尾正态分布、半正态分布、Gamma分布等，生产函数f(x)常用C―D生产函数和Translog生产函数。在此基础对模型Y=f(X)exp(v-u)用极大似然法（ML）或调整最小二乘法（MOLS）估计参数和，进而得到技术效率TE=exp(-u)。

目前广泛使用的随机前沿函数数据处理软件是frontier version 4．1（Coelli1996）。

2． 劳动生产率的分解

和其他单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一样，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产出劳动投入，产出和劳动投入都可以以数量为单位或以金额为单位，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根据具体的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单位。

作为衡量劳动生产效率的方法之一，劳动生产率不仅可以反映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也可衡量其他替代生产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所以劳动生产率不仅是衡量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经济统计指标，亦可帮助经济决策者分析当前经济状况、预估所需劳动力及了解促进经济成长方法。 由于劳动生产率指标包含了丰富的经济信息，通过对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分解以分析指标背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劳动生产率分解主要借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已有成果，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局根据Robert Solow的增长率测算方法和C-D生产函数Q=AKαLβ得出了劳动生产率变动的一个分解等式：

等式左边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是通过产出增长率的变动减去劳动投入增长率的变动来计算的。等式右边第一部分表示资本强度（劳均占有的资本数量）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第二部分表示其他多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由以上等式可看出，虽然资本强度的变化有很直观的经济意义，但多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仍然是个十分综合的指标。

2.2 Naodhaus(2001)以当前产出为权重的各行业生产率增长率的连锁加权指数作为生产率的测度。在此基础上他将总生产率变动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纯生产率效应，以基期产出或支出为权重计算不同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率。二是包莫效应，表示一段时期内各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和行业权重变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三是丹尼森效应，表示基期权重和当期权重间的差异引起的生产率变动，即不同生产率水平行业间再分配的影响。设总产出为Xt，总投入为St，生产率为At=XtSt，则At=∑ni=1AitWit，n为总行业数，Wit为行业i产出占全部产出的份额，等于Xit∑nj=1Xjt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写为：

g(At)=∑ni=1σikA(it)+∑ni=1(σit-σik)g(Ait)+∑ni=1Rit(Wit-Wit-1)

其中k表示基准期；σit=XitXt，如果时间跨度小并且序列平滑则σit近似等于SitSt×Xn-1Xt-1×Sit-1St-1；Rit=AitAt，表示相对生产率。上式右边第一项是纯生产率效应，第二项是包莫效应，第三项是丹尼森效应。在此的生产率既可以是全要素生产率，又可以是单要素生产率。但其后使用此方法的大部分文献是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标。

2．3 Subodh Kumar和R．Robert Russell（2002）利用前沿生产理论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三部分。假设t期和t+1期劳动生产率的前沿面分别是ft和ft+1（如图1），对某一生产单元，t时期的人均资本占有量为kt，t+1时期的人均资本占有量为kt+1，其所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前沿劳动生产率分别是St、yt和St+1yt+1。ut是在t+1时期人均占有资本为kt时，对应的前沿劳动生产率；ut+1是在t时期人均占有资本为kt+1时，对应的前沿劳动生产率。

图1

等式左边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右边第一个括号表示技术效率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二个括号表示技术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三个括号表示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57个国家从1965年到1990年的劳动生产率的演化特征。

由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通过适当的处理可以将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解出来，分解出来的这一部分，也可以作为技术进步的度量。由于劳动生产率的直观意义很明显，利用已有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成果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可以更深层次挖掘劳动生产率数据的经济和管理意义，同时可以为经济理论界已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在现实经济和管理领域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3．总结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增长核算方法的演变对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从单要素生产率到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为描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索洛提出了增长核算理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度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2)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运用从宏观到中观和微观，生产率的前沿生产面理论抛弃了增长核算法所需要的假设，极大拓展了理论的运用范围。(3)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研究成果对单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将进一步促进生产率测算理论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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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论文篇8

一、导言

国家与地区间的收入水平的差异是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的研究热点，但是不同国家或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难以用传统分析工具精确描述，并且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近年来，经济学界对TFP的研究逐步深化，比如Kumbhakar等人将TFP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化。目前比较流行的分析方法是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Meeusen，Broeck（1977）、Aigner，Lovell，Schmidt（1977）以及Battese（1977）等人的三篇论文是SFA方法的开山之作。这种模型可以表示为：。

本文尝试引入SFA方法（随机前沿模型）对全国28个省级地区人均产出进行分解，并且引入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制度因素和学习效应，以反映各地区在体制变迁过程中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

SFA（随机前沿法）是一种参数方法，以生产函数回归为基础，能很好地度量各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考虑了随机因素和技术无效率的影响，也就是说能将随机因素和无效率因素分开考虑。以往的生产率分析中效率的改进类似于一个“黑箱”，面板数据下的SFA方法通过制度因素和学习能力来解释效率变化，从而能对效率改进做出合理解释，并且这种分析更稳健（（Coelli，1998）。因此，本文利用SFA方法对各省劳均产出进行分解。

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

（一）生产函数的设定

目前随机前沿法使用较多的是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前者便于回归和估计，形式简单，但产出弹性固定并假定技术中性（即前沿技术水平平行移动）；后者放宽了这两点假设，并且将生产函数设置为二阶函数，但是不方便对回归结果进行分解，且易产生多重共线性。Battese和Coelli（1993）提出了一种适用与面板数据的可以同时估计生产函数以及技术效率的方法。另外，之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都表明科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能够较好地描述中国经济增长。李京文、钟学义（ 1998） 、Chow等曾运用Solow模型分解经济增长，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b）等基于C-D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这些研究都得到了不错的结论。因而本文选择C-D生产函数进行回归，但放宽了该模型对人力资本外部性、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外生等假定，以便更充分阐述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驱动因素。

考虑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后，我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Yit=AitKαitLitβhitγexp（vit-uit）

其中γ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γ-β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另外，Ait=exp（A0+kt），其中A0表示初始技术水平，t表示时间趋势，k表示前沿技术进步速度。将该生产函数对数化后得到：

进而，我们引进制度因素与学习效应来解释地区技术效率。本文利用综合制度指数变量而非分项指标。另外本文还引入时间趋势，即考虑了各地区随着时间推移的学习效应带来的金属进步。具体来看，本文对技术效率的假设如下：技术效率服从均值为m it、方差为σu2和零处截尾（ truncations at zero）的正态分布，即uit ～N （mit ，σu ） ，其中m it =δ0 +δ1 Iit +δ2 t，Iit表示地区制度因素，t为时间趋势，δ1 和δ2 为参数，表示各地区制度因素和学习能力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随机因素vit服从N （0 ，σv2 ）的正态分布。

（二）指标与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样本为1978～2009年28个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共896个观测结果。由于本文所用数据库不包括和海南，重庆纳入四川，东部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北京、河北、辽宁、山东、福建、广东10个省、市、区；中部包括：安徽、湖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8个省。西部包括：四川、广西、内蒙古、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个省。

地区产出采用各地区生产总值指标（GDP），平减调整为1990年的价格，单位为亿元人民币，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制度变量在本文中作为测度个各地区制度水平与变迁情况的变量，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四个分项指标进行综合，合成为一个指标。四个分项指标为：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各地区总产值比重、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以及外贸依存度。表1提供了数据的统计描述。

（三）估计方法和结果

Battese，Coelli（1993）提出一种三阶段极大似然估计法，该方法另外设定两个参数σ2 =σv2 +σu2 和?=σu2 /（σv2+σu2）替代随机误差的方差σv2和技术效率的方差σu2，这保证了0

各地区技术效率水平见附录文件。

三、分析及结论

通过第二部分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信息：第一，物质资本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43，劳动为0.51。γ-β大约为0.40，人力资本外部性明显。二，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年平均技术进步率超过3%，且估计结果十分显著。这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收益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本模型考虑了中国经济发展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技术进步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另外，制度变迁的效果十分显著。但时间效应系数为正，可能是测算误差，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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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31-07

Dynamic Traje Ctory of Chinese Catching up the World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Time Trends of Chinese Approaching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GAO Xirong，ZHOU Chang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 400065）

Abstract：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data of 56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1990 to 2010，the multigage

VRS model was adopted to estimate the world production frontier and analyze the distancechange trend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ndustrial technolo gical frontier，drawing a dynamic trajectory for China to catch up the

global advanced technology.It showed tha both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n represent the world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while Korea follows them p ared with United States，a great gap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in China has still existed bu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is being reduced markedly in the recent

years.The Chinese technological catchup processes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the first stage is the

far distance stage apan from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1990 to 1991；the second stage is the quickly

shorten stage in dist ance to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1992 to 1994；the third stage is the moderate

shorten stage in distance to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1995 to 2001；and the forth stage is the close stage

to the industry technological frontier in 2002 to 2010.According to the dynamic catching up trajectory，China

would reach the average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of current Korea in 2018.

Key words：production frontiers；technological catchup；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自1840年伊始，赶超世界先进技术一直是我国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乃至全体国民

的共同梦想。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精神得到

了全世界的公认。然而，一旦以人均经济指标来衡量，我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便立即显

现出来。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明

显的差距，未来的追赶道路仍然十分艰苦和漫长。

为了形象地刻画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动态轨迹，定量地测算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生产技术差距，科学地预测我国未来的追赶道路，本文将从产业技术前沿的视角来进行相应

的探讨，希望以此来客观地评判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状态，并澄清可能存在的模糊认识，为

我国加速赶超世界先进生产技术提供决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在经济理论中，生产技术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Solow将技术作为外生因素，测

算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认为经济增长的80%以上来源于技术的贡献[1～2]。

Arrow、Romer、Lucas等进一步将技术内生于经济增长之中，构建了基于技术内生的新

增长模型[3～5]。随着对技术进步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注意到了技术赶超现象，即先前的落后国

家通过技术追赶而接近乃至超越原来的领先国家。技术赶超最早由Gerschenkron提出[6]，之

后Nelson和Phelps作了进一步的发展[7]。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技术赶超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也就吸引了国内学者对技术赶超的高度关注。 贾嘉等认为技术赶超是指在一个固定的技术轨道上，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快的相对速度[8]。吴晓丹等认为技术

赶超是跟随者与先行者之间相对运动的速度和位置关系[9]。郭根山认为赶超战略是经济

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其

本质在于强调战略的目的性和赶超意识[10]。

关于技术赶超的可能性，Posner认为由于经济体间存在着技术水平差距，那些拥有

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经济体能够通过模仿领先者的生产而出现追赶现象[11]。

Nelson和Phelps认为国际间的技术扩散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赶超的主要原因[7]。

袁泽沛等认为技术上的“势差”（即技术差距）作为技术扩散的充要条件，为落后国家带来了特殊的发展

机会[12]。

关于技术赶超的实现条件，张国胜认为技术赶超是国家经济赶超的基础，但成熟

的技术轨道上并不存在赶超的机会，只有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才

能带来赶超的机会窗口[13]。Griffith等对生产效率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落后于产

业前沿的企业经历了一个更快的生产率增长过程，且在地理位置上与前沿企业越接近则赶超

更快[14]。Serranito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赶超过程如果尚未结束，则长期收敛效应假设仍然

成立，落后国家将会比先进国家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但此类增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15]。

关于技术赶超的影响因素，杨文举等认为技术追赶的实现需要建立在诸如技术

差距的存在、落后经济体拥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之下[16]。

邹薇和代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赶超，是

因为其人力资本水平低下[17]。生延超通过探究日、韩两国技术赶超的过程及经验发现，后

发国家技术赶超方式是与其拥有的技术能力密切相关的，技术赶超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技术能

力不断提高的过程[18]。Drine认为法律法规、投资环境等制度体系对于缩小技术差距、加

速技术赶超非常重要[19]。Manca认为国家之间的技术赶超过程，拥有更好制度体系的国家

呈现出了更高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和更快的技术采用率，并能更快地接近生产前沿[20]。

Camilla等认为进口和FDl对于效率外部性的扩散有着显著的影响，进而加速了欧洲国

家的技术赶超，且进口在短期内的作用更加显著，而FDl的长远影响更重要[21]。

关于技术赶超的成功案例，陈一博认为美国和日本都是从技术后发国成功实现赶

超，并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的典范[22]。朱美光研究了我国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带的“技术

追赶”经验[23]。Park研究了韩国公共部门对数字无线通信技术的追赶与引领跃迁战略[24]。Joo和

Lee等研究了三星电子对索尼技术能力的成功赶超，并分析了赶超过程中两个企业技术特

征的多方面变化[25]。

从现有的文献看，尚缺乏对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动态过程的刻画、测算、分段与预测，而这正是本文重点关注和准备探讨的问题。

2 研究方法与数据结构

2.1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任务是估计世界生产前沿，分析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并考察这种距离的时间变化趋势，据此来判断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动态轨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一方面，不同经济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往往是不同的，

因而难以设定一个统一的生产函数；另一方面，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所选择的主要经

济体限于56个主要国家，样本容量受到限制。在此情形下，SFA的采用条件不充分，因此，

本文选择DEA方法来计算世界生产前沿。

DEA分析是根据投入-产出数据集来确定实际生产前沿，在数据真实且无过多奇异的情

况下，可以得出更加接近于现实的结果。DEA方法并不直接对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决策单

元的效率与投入、产出指标的量纲选取无关，且对各变量无须作主观权重预设，因此该方法

在处理多产出-多投入的有效性评价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在众多的DEA模型中，本文选用Coelli提出的“多阶段可变规模报酬”算法[26]。该算

法对于松弛变量的计算更加精确，并且不需要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投入导向的“多阶段可

变规模报酬”DEA算式如式（1）所示。

Mθ，λθ

s.t. -yi+Yλ≥0，θxi-Xλ≥0，N1′λ=1，λ≥0（1）

式（1）为第i（i=1，…，n）个决策单元的DEA效率算式。其中，θ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DEA

效率值， xi（xi=x1i，…，xri）′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向量，yi（yi=y1i，…，ysi）′为第i个决策单

元的产出向量；X（x=x1，…，xn）′为所有n个决策单元的投入矩阵，Y（y=（y1，…yn）′为所有n

个决策单元的产出矩阵；λ（λ=λ1，…λn）′为参数向量，N1（N1=1，…，1）′为n维单位向量。式（1）

所计算出的DEA效率是单个时期的DEA效率，通过考察n个决策单元在某一时期的DEA

效率，可以找出该时期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再由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即可构造出该时

期的DEA有效前沿。

在有效前沿的估计中，投入向量中的资本存量K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K=It+（1-α）Kt-1（2）

式（2）中，It为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Kt-1为上期的资本存量，α为综合折旧率。折旧率

α的选择，范巧认为通过设置较大的资本折旧率可以降低基期资本存量K0对式（2）计

算结果的影响[27]，据此本文拟采用10.96%的折旧率[28]。基期资本存量K0计算公式为：

K0=I0/（g+α）（3）

式（3）中，I0为基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本文的样

本期为1990～2010年，但为了减少基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拟将

基期前移至1970年。

基于有效前沿的估计，可以计算两个国家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某一时期两个国家之间

的生产技术距离可按公式（4）计算。

D=（Uit-Ujt）2+（Vit-Vjt）2（4）

式（4）中，Uit和Ujt分别代表i、j两个国家在t时期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量，Vit和Vjt分

别代表i、j两个国家在t时期单位产出的资本投入量。

此外，本文在考察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距离的动态变化时，采用了非线性回归分析；

在对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时间趋势进行阶段划分时，采用了聚类分析方法。

2.2 数据结构与来源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以及避免数据缺失的考虑，本文原始数据取自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

1990～2010年期间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产出数据为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投入数据为劳

动力人数L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基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可按式（2）、式（3）计算得到

资本存量K。所选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在1990～2010年期间的投入产出数据是完全数据，

即不存在数据缺失，且完全足以估算世界产业技术前沿本文所取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美、欧、日等全部发达国家，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准发达国

家，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大国。样本的国家数量尽管只占全球国家数量的30%，

但因包含了所有的发达国家、新兴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也超过了全球的90%，因此并不

影响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估算。。数据结构及来源参见表1。

3 世界产业技术前沿估计

根据表1所列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990～201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公式（1）计算

样本中各国在各年度的DEA效率。其中，年度DEA效率等于l的国家即为该年度DEA有

效的国家，各年度DEA有效的国家就构成了该年度的DEA有效前沿。表2列出了1990～2010

年间全部11个偶数年份的生产前沿构成国从有效前沿的图形上看，部分生产效率等于1的国家实际上是位于有效前沿图形的内部，删除这些国家并不影响有效前沿的分析，故表2中未包含这类国家。。

从表2的结果看，美国、日本一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表明可以用这两个国家来代表

1990～2010年期间的世界产业技术前沿。此外，多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的国家还有英国、冰

岛、卢森堡等，但它们并不是一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因而不适合作为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

标志性国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处于生产前沿上的经济体未必一定是发达国家。正如表2所示，相

对落后的经济体只要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技术资源，也能够取得有效率的产出水平。Kumar

和Russe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9]。实际上，舒尔茨早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译本）一

书中就已经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即传统农业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是有效率的[30]。

4 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计算

由表2可以看出，美国无疑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创新型国家，日本则是追赶美国最为成功的

国家。本文的计算还证实，韩国也是紧追美国的国家，尽管它尚未进入世界生产前沿，但

距离已经很近了。日本、韩国无论是在人种、文化还是在历史、地理等方面，都与我国

有着巨大的相似性。100多年前的日本、50多年前的韩国与我国并无太大的区别，但它们经

过一段时间的奋力追赶，成功实现了由模仿到创新的转型，并跻身于世界发达工业化国

家之列。那么，日、韩的经历能否在我国重演，即我国是否也能够在不长的时间之内赶上世

界经济强国呢？为回答这一问题，下面将从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来进行阐释。

4.1 基于市场汇率的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

基于表1的数据，运用公式（4）计算1990年以来中美、韩美的生产技术距离，结果见图1。由图l可看出，自1990年以来，韩国与美国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一直很近，韩

国落后美国的距离数值一直保持在0.5～1.0之间，这说明韩国最近20年的生产技术水平已

经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看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1990年我国落后美国的距

离数值高达14以上，超过了同期韩美距离的20倍；但中美之间的距离在1990～2010年间一

直处于不断缩小的进程之中，到2010年我国落后美国的距离数值已经缩短到2.5，

已不到同期韩美距离的5倍。这表明：一方面，我国近20年来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一个持

续性的提高，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另一方面，我国与世界生产技术

前沿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距。

图1 中、韩两国与美国的生产技术差距

4.2 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我国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距离

表1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资本存量数据是利用2000年市场汇

率换算出来的2000年美元价数据。市场汇率是外汇交易市场上货币供需平衡的结果，而且

还受到各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因而并不能真实反映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人们普遍

认为，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则人民币明显被低估。Chou与Shilh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考

察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的问题，认为在1990年代初人民币大约被低估10%[31]；Preeg认为我国

政府对货币的操控导致人民币大约被低估40%[32]；Goldstein和Lardy认为人民币相对美元被

低估了15%～25%[3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和韩元的购买力平价推算，人民币对美元

的市场汇率平均为购买力平价标准的2.32倍；而韩元对美元的市场汇率平均为购买力平价

标准的1.43倍。

为避免市场汇率对计算结果的干扰，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本文

将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对中美、韩美的生产技术距离进行修正。具体来说，就是以2000年

为时间点，人民币在2000年被低估2.52倍，韩元在2000年被低估1.49倍，人民币相对于

韩元被低估169倍。从相对关系上看，我们不妨保持韩美距离不变，只是将我国的单位产

出劳动投入除以1.69表1中国内生产总值和资本存量的计量单位均为2000年亿美元，二者同时乘以1.69后的比值不变，

因此，不需对单位产出资本投入进行修正。，再求中美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修正后的结果见图1。

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之后，中美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明显缩小了。到2010年，中美生

产技术距离已降低至韩美生产技术距离的两倍，比修正前缩小了2.5倍。

5 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阶段划分

由图1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生产技术距离在1990～

2010年的21年间，经历了一个不

断缩小的过程，从最初的

距离遥远发展到目前的距离逐渐接近。中美生产技术逐渐接近的过

程，也就是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过程。从图1的曲线可以看出，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

术前沿的过程存在着阶段性的特点。为了确定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表现方式，下面拟采用聚类

分析的方法来进行阶段划分。

5.1 运用系统聚类法判断合适的阶段分类数

采用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数

据，对我国1990～2010年间的技术追赶过

程进行系

统聚类分析，其中，距离测度采用欧式距离法，聚类方式采用Ward法。最终的系

统聚类结果树状图见图2。

图2 1990～2010年中美生产技术距离变化过程的系统聚类树状图

从图2可见，1990～2010年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过程应划分为四个阶段。

如果只划分为两个阶段或者三个阶段，则会出现15个年份聚为一类、剩下6个年份聚为一

类或者两类的不平衡状态；如果划分为五个以上的阶段，则划分过于破碎，不同阶段之间的

区分度会下降。因此，将21个年份划分为四个阶段是最好的选择。

5.2 运用K-均值快速聚类法进行阶段划分的统计检验

为了在统计上评价阶段划分的合理性，本文按照四个

阶段的划分标准，对我国1990～2010

年间的技术赶超过程进行K-均值快速聚类分析，数据仍然采用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

产技术距离数据。K-均值聚类法计算出四个阶段的聚类中心值，并对聚类结果作了方差

分析的F检验（见表3）。从表3方差分析的F检验结果可见，K-均值聚类法的四个阶段

划分满足统计上的显著性要求，即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满足统计上的区分度

要求。

表3 基于K-均值聚类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变化阶段划分

基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认为，我国1990～2010年间的技术赶超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

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1990～1991年，其聚类中心值为8.10，属于距离遥远阶段；第二阶

段为1992～1994年，其聚类中心值为618，属于距离快速缩小阶段；第三阶段为1995～2001

年，其聚类中心值为4.02，属于距离中速缩小阶段；第四阶段为2002～2010年，其聚类中心

值为2.13，属于距离接近阶段。

6 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趋势预测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关键时期。一方

面，我国正在不断地接近世界产业技术前沿；另一方面，我国接近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速度

正变得越来越慢。为了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发展趋势，下面拟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6.1 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曲线的非线性估计

本文仍然以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为考察对象。从图l所示的形状来看，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曲线的走势大致遵从负指数函数形式，据此，可将该曲线的时间趋势模型设定为：

zt=ae-b2t（5）

式（5）中，zt为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时间序列；t为年度变量，

1990年是t的起点，即t1990=1；a、b为待估参数。基于图1中修正后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6.0对模型（5）作非线性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4。

以上，这说明模型（5）对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时间序列的拟合效果很好。将表4的估计

系数代入式（5）即为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时间序列函数形式：

zt=8959454e-0088387t（6）

6.2 我国未来生产技术的赶超预测

运用式（6）得到的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时间序列函数，可以预测我国未来生产技术的

赶超趋势。鉴于预测的误差会随着预测时间的前移而迅速放大，为了控制误差的放大程度，

本文拟选择与我国技术差距较小的韩国作为未来的赶超目标，测算我国按照目前的

发展趋势何时可以赶上韩国。

考虑到韩国与美国的生产技术距离自1990年以来一直比较稳定，不妨对1990～2010年

间韩美生产技术距离求平均值，以该平均值作为我国近期技术赶超的目标。经计算，

1990～2010年间韩美生产技术距离的平均值为0721，据此，可令zt=0.721，并代入式（6），

求解出t=28.5。根据前文t1990=1，则t=28.5所对应的年份为2017～2018年之间。这就是说，我

国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大致可以在2018年达到韩国的平均生产技术水平（见图3）。

鉴于2018年这一时点离2010年只有8年，时间跨度不算太长，可以认为预测误差是不大的，因此，预测结果应该是较为准确的。

图3 我国赶上韩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时点预测

7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5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990～2010年间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柯利提出的“多阶

段可变规模报酬”算法，估计了世界生产前沿；参照世界生产前沿，分析了我国与世界产业

技术前沿的距离，并考察了这种距离的时间变化趋势，由此勾绘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

动态轨迹。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1）1990～2010年期间，美国、日本一直处于世界生产前沿，据此可以认为，美、日两

国代表了世界产业技术前沿。韩国的生产技术虽未达到世界生产前沿，但一直紧追美、日，

据此可以将韩国作为我国近期的追赶目标。

（2）观察中美生产技术距离的变化过程，一方面，我国近20年来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一

个持续性的提高，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在大幅度缩小，从最初的距离遥远发展

到目前的距离逐渐接近；但另一方面，我国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

差距，未来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追赶过程。

（3）我国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过程具有阶段性特点。我国1990～2010年期间的追赶

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1年的距离遥远阶段，第二阶段为

1992～1994年的距离快速缩小阶段，第三阶段为1995～2001年的距离中速缩小阶段，第四阶

段为2002～2010年的距离接近阶段。

（4）中美生产技术距离曲线的动态走势遵从负指数函数形式。运用该函数式预测我国未来生产技术的赶超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大约可以在2018年达到韩国目前的平均生产技术水平。

（5）本研究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创新转型的临界阶段，此时，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及时推进创新转型，则赶上世界产业技术前沿指日可待。如果未能抓住创新转型的战略机遇，则极有可能长期陷入“发展中”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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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071－05

收稿日期：2006－04－07

国内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因素的研究；二是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研究：三是对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诠释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内部特征与外部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无一涉及对跨国公司本身投资效率的评价。利用一个前沿生产函数模型，Wu(2000)研究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效率，Wu认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效率呈现一种逐步提高态势，而且，各省市的技术效率差异在逐年缩小，Wu研究的一个缺陷就在于，尽管Wu构建的是一个生产函数模型，但估算时却采用了成本函数的估算方式，从而有可能影响文章的结果。而且，Wu的研究只涉及到1983-1995年期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大幅度增长，其中，1979-1993年的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18．7亿美元，只占1979～2004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的12．6％，而1995年以后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却占了87．4％，因此，有必要对1995年以后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效率做一个全新的评估。

利用Wu的方法，本文重新对1995～2004年中国东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省市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地区间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差异的原因。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呈现一种不均匀分布特征，东部沿海10个省市集中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85％左右的份额，同时，这些省市涵盖了中国最大的三个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研究跨国公司在这些区域的投资效率与投资行为无疑具有代表意义。

一、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度量

在新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被看作与劳动、国内资本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因此，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率就可以在生产函数框架内进行分析。有关投入要素的生产技术效率问题，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各种不同的分析方法，Farerall(1957)提出的参数随机前沿分析，与传统的生产函数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参数随机前沿分析允许生产处于最佳生产前沿的下方进行，也就是说，生产存在非效率性。技术非效率指数度量了实际产出边界与理论最大产出边界的距离。对于投人距离函数来说，技术非效率则度量了实际投入与理论最小投入的距离。

考虑一个Shephard投入距离函数，定义如下：

D(y，X)=max{θ：X／θ∈L(y)}

其中，L(Y)为投入组合，有：L(Y)={x：x能够生产Y}，其中，x为投入向量，Y为产出向量，对所有的投入要素x来说，距离函数D(Y，X)为一正向、非减的凸函数，满足我　。对产出来说，为一个非增函数，即，其经济含义为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出越高，实际产出越接近理论产出，即距离函数越小。

考虑一个Cobb Douglas生产函数，则距离函数就可以定义为：

其中u为一非负值，假定u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O2v截尾的半正态分布，它度量了实际产出(投入)与理论最大产出(最小投入)的差异，在参数前沿模型中，它代表了技术非效率效应。

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与技术非效率模型的参数可以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在确定了生产函数与技术非效率模型的参数值之后，技术效率指数(technical efficiency)就可以表示为：

TEit=E[exP(-Uit)l(Vit-Uit)]

由技术效率指数的定义可以看出，技术效率指数为距离函数的倒数。

二、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投资技术效率分析方程考虑一个包括有劳动、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投入要素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投入距离函数形式为：

InD=α0+α1+βkInk+ηInPDI+γInGDP+v

其中GDP表示总的国内产出，由一阶齐次生产函数假定，有：αι+βκ+η=1，代入到投入距离函数，变形，有：

当生产位于前沿生产边界时，距离函数D等于l，当生产处于前沿生产边界下方时，距离函数D大于l，令υ=InD，移项，可以得到前沿生产函数：-InFDI=αo+αιIn(L/FDI)+βκIn(K/FDI)+γInGDP+v-u　(1)

通过估算(1)式，我们就可以得到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非效率效应u，利用技术效率指数TE的定义，我们就可以得到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效率指数。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数据样本为东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0个省市1995-2004年面板数据。本文分析所用的所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4年有关各期。进入模型分析的有关数据如下：

国民生产总值Y：以1995年不变价格水平衡量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名义国民生产总值除以以1995年不变价格水平衡量的GDP平减指数获得。

劳动投入L：由于没有各省区劳动投入时间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劳动投入采用各省区三次产业总的劳动从业人员代替。

资本存量K：资本存量的度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中国的统计资料未能提供有关资本存量的统计，本文采用的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Kι为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Kt-l为t-1年的实际资本存量，pt为t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年)，lt为t年的名义投资，以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代替，6为资本折旧率，在估算资本

存量时，资本折旧率设为5％。在对初期的资本存量进行测算时，使用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

通过使用1995～2004年名义投资通过线性回归估算出来，估算的结果为：

InIt=9．567979+0．115366t。

即θ=0．115366，Inlo=9．567979，可以算得初期(1995年)的全国资本存量为K1=139138亿元。

跨国公司年末投资总额FDI：以各省区跨国公司年末注册资本总额代替，把以美元计价的跨国公司年末主持资本总额乘以当年人民币汇率均价换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国公司年末投资总额FDI。

模型分析时，以上所有变量均为原始数据的对数值。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利用Frontier4．1对公式(1)所构造的参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最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1。

回归结果的各项系数值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其中，γ为变差系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变差系数γ定义为：γ=

，当γ趋向于l时，说明产出的偏差主要由技术非效率效应Uit，决定，而当y趋向于O时，则说明产出的偏差主要由随机误差项Vit决定。如果σ2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的异于0，则说明生产函数模型不存在技术非效率效应，那么选取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生产函数是合适的，前沿生产函数无效，但是，如果生产函数模型中存在技术非效率效应，那么OLS回归是有偏和不一致的，而前沿生产函数有效。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在东部沿海10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沿生产函数中，存在明显的技术非效率效应。

利用表1，可以计算出东部沿海10省市1995―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情况。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

1．1995至2004年，中国东部沿海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1995年的0．902下降到2004年的0．851．下降了5个百分点。由于效率指数度量的是实际产出与理论最大产出的距离，因此，这一结果也显示，在1995至2004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外商直接投资距离有效的生产边界还存在10％到15％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在逐年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方向基本相同，胡鞍钢(2003)、涂正革(2005)等人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90年代中期开始有逐年下降趋势。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下降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日益扩大，从而降低了各个地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平均水平；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近几年投资的高速增长，资本过度深化，导致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得投资技术效率系统性下降。据胡鞍钢等人(2004)估算，1995年以后，中国的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比1978-1995年的平均增长率高出2．5个百分点，过高的投资增长率使得中国的人均资本量迅速上升，由于资本存量的上升并没有伴随人力资本及劳动力素质相应的提升，从而导致了投资技术效率的下降。

2．上海仍然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最高的地区，而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则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由表2可以看到，在1995～2004年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效率指数为0．993，基本处于前沿生产边界之上。这个结果与Wu(2000)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同。比较Wu(2000)的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与上海相比，作为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1995年以来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平均效率指数为0．814．在东部沿海10省市中，仅仅高于福建的0．803，处于第9位。

3．长三角地区的江苏与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有较高投资技术效率，其中，浙江的投资技术效率略高于江苏的投资技术效率，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1995～2004年，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效率技术指数为0．873，浙江为0．881。浙江与江苏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经济结构的省份，浙江经济以民营企业及家族企业为主体，其特点为内向、民营，而江苏则是以外向、外资为主体，外资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两省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但外资投资的技术效率却表现出同一性，说明两省的制度与文化等外部环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京津地区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技术效率，其中辽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指数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为0．925，显示了该地区较好的投资潜力与势头。

计算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算数平均值，可以得到如下结果(见表3)：

表3结果显示：在1995―2004年问，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最高，其平均效率指数为0．916，其次为环渤海地区，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指数为0．883，而珠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最低，为0．814。这个结果表明，经过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的高速发展后，长三角与环渤海地区已经开始取代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外资最有投资潜力的地区，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来的投资优势有丧失的危险。而且，珠三角与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的差距仍在扩大，1995年珠三角与长三角投资技术效率差为7．2个百分点，2004年这一差异上升到12．3个百分点。图1显示了这种趋势。

三、讨论

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反映了不同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潜力与投资地位的变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90年代中期以后，长三角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技术效率，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投资技术效率优势有逐渐丧失的危险。

理论上分析，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首先取决于投资外部环境的影响。张为付(2002)比较了江浙沪三省与广东省的经济水平、科技实力、劳动力素质以及金融实力等投资环境指标，认为江浙在这些指标方面均强于珠三角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源素质以及较好的制度环境使得江浙沪三省相对于广东省具有更强的产业竞争力，而广东在90年代以后，在资金、技术、人才与制度环境等方面缺少必要的更新，从而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低下，影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次，跨国公司本身的投资结构与产业导向也是影响投资技术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长三角地区外国投资额占其HDI总额的60％左右，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讯设备、机械、交通运输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跨国公司实力雄厚，投资规模大，注重长期发展，不但投资生产，也投资研发、培训等环节，这些研发与培训与长三角丰富的人力资源相结合，使得长三角地区在

引进外资的同时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实现了技术的升级与产业的更新，提高了当地的投资效率。而在珠三角地区，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占到了当地FDI总额的80％强，这些投资多集中在电子产品、塑料制品、食品加工及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这些行业与产业在短期对当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改善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将直接导致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使得珠三角地区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对珠三角地区来说，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引导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是改变当前不利局面的有效手段。

前沿技术论文篇11

引言

沿空留巷是随着采煤工作面的推进，采用适当的巷旁充填方法，隔绝采空区，沿采空区留下巷道的一种采煤方法。应用沿空留巷技术具有如下优越性：

（1）可以进行前进式的开采，工作面的运顺和回顺是随着工作面的推进，在采空区两侧留巷形成的。回采工作面的运顺、回顺可以随工作面的推进边采边掘，也可以直接由采煤机从上帮割到下帮，不需要事先把运顺和回顺掘出。前进开采适用于低瓦斯矿井、地质构造简单、煤层不易自燃、煤层厚度不太大的采煤工作面。

（2）可以在回采工作面，采空区侧留下一条尾巷，形成Y形通风，通过这条巷道排放瓦斯和热量，在瓦斯涌出量比较大时，有利于安全生产和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

（3）不论是前进式开采还是后退式开采，沿空留下的巷道均可作为开采下一个工作面的顺槽，一巷两用，节省掘进巷道的费用，避免采掘失调、接续紧张。

（4）沿空留巷省去了工作面的煤柱，大大提高了资源回收率。

1　当前我国煤矿生产沿空留巷支护的主要问题

因为我国煤矿的地质状况差异较大，所以使得进行沿空留巷围岩控制时需要进行复杂的研究，巷旁支护技术处于初步使用阶段，技术层次和水平等没有很好的适合生产的需要。当前在沿空留巷的支护设计，巷旁支护的实践和理论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1.1　沿空留巷支护设计思路问题

我国采煤生产以往使用的沿空留巷技术，其设计的思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多数都将工作面回采之前的巷道掘进以及回采之后的留巷进行独立的设计，没有从系统的角度进行考虑，更没有实现把沿空留巷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支护，例如在进行需要保留巷道掘进之前，巷道支护形式和支护参数的确定时，对后期沿空留巷技术的实际需要，没有进行预先的考虑，致使沿空留巷后巷里面的支护体强度不符合两次采动影响的要求，巷内和巷旁支护匹配度不够，致使达不到预期的留巷目标。

1.2　沿空留巷理论研究问题

与一般的回采巷道相比沿空留巷具有不同的特点，留空巷道的一侧是煤体层，另一侧是巷旁支护体，与此同时，还要承受两次强烈的采动和掘进时候产生的叠加应力的作用，造成剧烈的矿压显现，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一技术的复杂性，到现在为止，对煤矿空留巷围岩控制的理论研究没有到达深入的层次，对于留巷所处的应力环境和矿压显现的规律把握不全面，构件的沿空留巷受力分析还不完备，没有研发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参数设计值，不能较好的应用到沿空留巷实践作业中去。

1.3　巷内支护存在的问题

很多的理论和采煤生产实践的研究表面，提高留巷围岩的强度，正确地进行巷内支护方式的选择，是实现煤矿所留巷道在留巷后发挥作用的关键。随着我国的综采综放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作面的采煤越来越多，因为工作面采煤能够估出厚度较大的煤层，上覆岩层的活动程度和波及范围也有了一定的增加。回采巷道内的压力随着采煤高度的增加而增大，加上已采区、工作面的采动引起的支承压力的叠加，使得巷道围岩的应力变大，造成了工作面超前支承压力受影响的距离增加，矿压显现更加的急剧。沿空留巷的顶板下沉量，在开采厚度增加的情况下也慢慢的增大，在采煤面的前方，巷道断面收缩率较大，如果不采取及时合理的巷内支护，把巷道的变形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下，则可能会影响所留巷道进行下区段回采时候的正常使用。

1.4　巷旁支护存在的问题

沿空留巷技术的难点之一就是巷旁支护，这一技术在我国的煤矿生产中，没有得到很的处理和解决。传统的巷旁支护容易产生支护阻力以及可缩性等，不符合沿空留巷围岩变形，其密闭性和机械化程度较低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的存在，对巷道的维护以及采空区漏风和自燃的预防是不利的。因此。一段时期以来，沿空留巷技术基本上都是在条件较好的中厚或者薄煤层的采煤工作中应用，采煤条件较差或者厚煤层的开采时候，使用沿空留巷技术的实际困难较大，效果不理想，多数的留巷需要进行翻修才能使用。传统的巷旁支护方式只能够用在中厚及以下煤层的低瓦斯煤矿以及没有自燃发火倾向的稳定煤层。高水速凝材料和高水灰渣材料巷旁填充，硬石膏等风力进行填充。需要进一步建立较为复杂的填充体系。

2　沿空留巷技术的发展对策

2.1　加强沿空留巷围岩控制理论的研究

按照不同类型煤层其地质条件的情况，进行不同沿空留巷受力模型的构建，研究科学合理的巷旁和巷内支护形式，加强对支护参数的计算，实现支护体系符合留巷围岩活动规律的要求。要按照各类煤层的不同的开采和地址条件，进行完整的、有指导作用的沿空留巷技术方案和作业规范的制定，实现沿空留巷技术的应用性推广。

2.2　将沿空留巷技术视为一项系统工程

对于沿空留巷技术保留的巷道要受经过掘进和两次强烈的采动影响，因此对所要留设的巷道，要从掘进前的各项参数的设计，到施工期间的巷旁支护方式和参数选择，以及采煤工作面回采时候的超前加强支护、日常的生产管理等要予以全面、系统的决策，只有系统的设计才能保证留巷施工的顺利有效进行。

2.3　使用锚网索支护作为沿空留巷巷内的基本支护

锚索网支护的优点是成本低，操作简便易行，节省时间等，而且锚索网的作用力一方面作用于围岩的表面，另一方面在围岩的内部也能够起作用，每一根锚杆在杆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锚固体，使得锚固体内岩体的受力改变，围岩自身的强度也得到了提高。在沿空留巷中进行锚网索的支护，可以有效地解决金属支架被动支护的不足，实现充分的适应顶板的下沉，从而保证巷道顶板的稳定性能。

2.4　因地制宜，提高沿空留巷技术在我国煤矿生产中的应用

前沿技术论文篇12

技术效率指标，可以从衡量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中观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区域经济的典型代表。能够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指标有许多种，有体现经济数量增长方面的指标，也有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方面的指标。盲目的追求数量式的增长，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会导致后劲不足，一旦投入资本降低，城市的发展势头必然受到严重打击。

一、基于随机前沿的测度模型

建立具有一般性的技术效率影响模型。

lny=？茁0（？茁LlnL+？茁klnK+？茁ElnE）+■[？茁LL（lnL）2+？茁KK（lnK）+？茁EE（lnE）2]+（？茁KLlnKlnL+？茁kElnKlnE+？茁ELlnElnL）+？着it

？着it=vit-uit

TEit=exp（-uit）

uit=？茁t・ui

？茁t=exp[-？浊（t-T）]

？酌=■

其中，i为城市序号;t为时间序号。y为城市生产总值，L为年末从业人员，K为资本存量。？茁0为截距项，？茁K、 ？茁L、？茁KK、？茁LL为待估计的参数。？着it代表误差项。TE表示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m为各区域不同时期技术非效率的程度;？酌为技术非效率在误差项中的比重。

二、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应用Frontier，得到假设检验结果，见表1。

从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因为对零假设的拒绝，显著存在着技术非效率，SFA技术的使用是有效的。构建模型选用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有效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非效率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研究构建的模型对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映。

三、辽宁省技术效率测算

以辽宁省14个城市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利用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测算，得到最大似然估计结果和技术效率结果，见表2。

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中，可以得知：第一，在随机扰动项中，有86.45%的成分是由技术非效率所导致，即y与前沿面的距离主要由统计误差等因素造成。第二，参数？浊=0.0613>0，对？茁t来说，来自于时间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说明各个城市以0.0613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速下降其所面临的随机因素。

从测算结果来看，第一，站在13年发展的总体角度，辽宁省全省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85，这个数值刚刚及格，显示辽宁省整体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是很高，社会的实际产出与理论的产出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现有技术和现有资源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有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搁置甚至被浪费了，不论是资本投入还是劳动力投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还存在很大的蓝海区域，还有很大可以挖潜的空间。

第二，从面板数据横截面来看，技术效率数值，也就是资源利用的水平，都以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发展，见图1。

可以看出，2000年辽宁省平均技术效率为0.588，2007年平均技术效率为0.771，上升了31个百分点;2000年中部城市群平均技术效率为0.631，2007年中部城市群平均技术效率为0.796，上升了26个百分点;2000年沿海经济带平均技术效率为0.585，2007年沿海经济带平均技术效率为0.770，上升了31个百分点;2000年辽西北地区平均技术效率为0.631，2007年辽西北地区平均技术效率为0.796，上升了39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发展，各个城市各个地区对于资源的利用水平都在稳步的提高。

第三，从面板数据纵截面来看，辽宁省14个城市之间的技术效率水平不均衡，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是省会――沈阳市，2012年的技术效率为0.917，说明省会城市对各项资本投入利用的水平较高，与生产前沿面的差距很小。资源利用效率最差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市，2012年的技术效率为0.670，说明阜新市对于各项资本投入利用的情况不好，与理想前沿面的距离差距很大。具体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资源利用效果最好的城市有沈阳、鞍山和锦州;资源利用效果中等的城市有大连、朝阳、辽阳、丹东、葫芦岛和盘锦;资源利用效果最差的城市营口、本溪、抚顺、铁岭和阜新。第一层次的城市集群，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都在0.8以上，第二层次的城市集群，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都在0.6―0.8之间，第三层次的城市集群，其平均技术效率都在0.6以下。利用效率低的城市应该内部寻找原因，注重资源的利用性，利用效率中等的城市要技术效率和创新共同发展，利用效率高的城市要利用技术创新，使理论前沿面再度提高，以此来刺激城市的更好发展。

第四，为了从集群的角度来研究辽宁省经济发展，所以，将各个城市分为三大领域，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区域是中部城市群，其平均技术效率为0.7193，比全省数值还高出3.5个百分点;资源利用效率居中的区域是沿海经济带，其数值为0.684，约等于全省的平均数值0.686;资源利用效率最低的区域是辽西北地区，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6332，与辽宁省其他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各个区域的技术效率名次基本不变，说明在短时间内，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相对稳定的。

四、结论

本文对辽宁省城市的技术效率进行了研究，利用随机前沿函数（SFA）构建了具有一般性的模型，并对数学模型进行了假设检验。利用14个城市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际测算，可以得知：辽宁省全省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85，表明辽宁省整体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是很高，社会的实际产出与理论的产出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从面板数据横截面来看，技术效率数值，也就是资源利用的水平，都以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发展。从面板数据纵截面来看，辽宁省14个城市之间的技术效率水平不均衡，资源利用效果最好的城市有沈阳、鞍山和锦州;资源利用效果中等的城市有大连、朝阳、辽阳、丹东、葫芦岛和盘锦;资源利用效果最差的城市营口、本溪、抚顺、铁岭和阜新。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区域是中部城市群，资源利用效率居中的区域是沿海经济带，资源利用效率最低的区域是辽西北地区。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基于效率视角的辽宁省经济增长差异测度及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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