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论文合集12篇
经济金融论文篇1
2.1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还是比较侧重于微观监管，尚且比较缺乏宏观监管的意识，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金融经济周期问题，此后一定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宏观监管理论是新提出的一个理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宏观监管意识不强，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很少研究金融周期以及实体经济周期，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那样，定期公布金融经济周期研究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还停留在合规性监管阶段，只是依据技术性指标和管理办法来进行监管，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监管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已经无法满足金融市场风险放空的需求，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革新监[2]管方式。
2.2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想要切实做好金融宏观监管，前提就是要准确把握经济周期问题，进而把握金融对经济周期的放大作用，把握好金融经济周期，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构建研发部门，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这样一来便于把握金融经济周期，可以为宏观金融监管提供依据。不得不认识到，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这方面还存在欠缺，只有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重视金融经济周期的研究，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做好金融宏观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也一定要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深入研究金融经济周期。
2.3强化金融反周期监管金融宏观监管中存在着很多难点，而金融反周期监管就是典型的难点之一，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面对金融经济周期时，由于缺乏金融经济周期的检测，因此不能把握反经济周期的力度、频率、节奏，例如在应该降低经济“虚热”时，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有时会刺激经济热度，导致金融风险大大增加。未来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一定要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强化金融反周期监管，这样才能切实提高金融宏观监管的总体水平。
经济金融论文篇2
首先，开放经济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够对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升级，国内市场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而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式的开放与创新。金融领域的开放会促进国外的金融资本与金融产品进入我国金融市场，这些国际因素的进入在给我国金融市场主体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国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为了吸引更多客户，会推出更多创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领域的创新能够缩短资本积累的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在这种显著的成效中，以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会带来不适应金融发展的结果。比如，实体经济发展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后果，这些都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诱发金融危机的出现。另外，金融创新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金融系统的运行毕竟与实体经济的运行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匹配，则很容易造成金融系统的崩溃。
其次，我国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缓解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国内通货膨胀情况都发挥着非常有利的作用。而随着2014年英国决定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国债的举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更加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诸多好处的同时，也会给我国金融的稳定带来一定不利的影响。关于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国际与国内学者都有一定的研究，国外的学者主要站在美元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美元国际化带来的对于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运用以及美元贬值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这些年，使得美国国内贸易赤字非常严重，政府的负债压力也非常大，这些因素便促使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出现，而对于财政及金融政策的放松管制，便引发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些都要引以为戒；而我国的学者主要站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开放型经济下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学者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投机行为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由于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和美国相对比的地步，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可能会对我国的汇率制度造成不利影响，破坏我国汇率制度的统一，影响我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从而对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另外，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存在非正常流动，无论是某些国家大量买入人民币还是大量抛售人民币，都会对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造成不利的影响。
总的来讲，在开放型经济中，无论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带来的金融创新还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大规模的非正常流动，以及整个国际宏观环境本身带有的不确定，都会给我国的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挑战，都会对我国金融防范与自身化解外部风险提出严峻的挑战。但是我国采取开放型经济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如何适应这个趋势，在开放经济中有效维护我国金融的稳定，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内容。
二、开放经济下维护金融稳定的实践
由于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既有金融行业本身的不稳定性，又有相关外部政策原因，因此在维护开放经济下我国金融的稳定时，要从两方面考虑。从金融系统自身考虑。处在金融系统核心地位的银行业要做出重大调整，积极维护金融稳定。首先要提升银行的经营能力来防范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即提高银行坏账准备金率，使其资产不会受到突如其来的外部金融风险的影响；我国银行管理机构要完善对各大银行的监管力度，对贷款的额度以及比率等都做出相应合理的最高限额规定等。其次，加大银行业信息的透明度。加大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力度能够驱使银行机构更加谨慎地经营与管理，这样就不会产生过多的金融产品泡沫，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化解银行业的支付与结算风险，在这个方面可以借鉴国际清算体系相关的做法，银行要时刻关注客户借贷的流动性，这样可以随时掌握贷出的资金的用途，从而化解某些不必要的风险。从相关的外部因素考虑，则需要强化金融市场的功能作用。我国政府在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金融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宏观政策的变动是引起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与股票市场变动的重要因素，在如今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另外还需要加强国际间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建立起金融危机处理机制，既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加强交流，也要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交流，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这样即使出现了金融危机，也会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将损失降到最小。
经济金融论文篇3
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基于VAR模型之下，将经济增长、资本存量、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以及对外开放看做是系统里面的变量指标，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考察。
(一)变量和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的发展状况。
2.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不一样，因而学者所选取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大相径庭。为了对金融发展进行准确的衡量，我们在选择金融发展指标的时候，充分借鉴和思考了戈德史密斯(1969)、罗纳德.麦金农(1973)、爱德华.肖(1973)以及莱文(1997)等相关人等的观点，并着重从金融发展的具体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机构在工作上的效率这三个层面上展开了考察。
3.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存货增加额，本章以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资本的投入。由于存货增加额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资本存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用(MKR/GDP)表示。
4.本章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值(W/GDP)来对劳动投入进行衡量。
5.本章在考虑到了对外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VAR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对外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IE/GDP)来表示。本章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GDP、固资投资以及薪资总额等相关的数据都源自于安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系列可能存在异方差，故本章将所有的数据系列都取对数，所有相关测试都是通过Eviews6.0来进行。
(二)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1.VAR模型因为不能够预先对系统里面各个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确认，所以本文使用基于VAR模型之上的分析法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分析。VAR模型作为一种系统回归模型，其对系统里面全部的变量都是统一对待的，因此我们不用对自变量以及因变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预先考虑。
2.短期因果关系测试样本中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单位根测试过程，基于单位根测试可知晓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此时可考虑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仅仅只能够对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变量进行测试，并未涉及到误差修正项的检验工作。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可知:应变量是ΔLRGDP时，否定了3%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W、ΔLMKR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与此同时还否定了4%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IE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其最终结果显示GDP之所以会发生改变，其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方面发生改变，在这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劳动力、资本存量等。如果应变量是ΔLFIR，5%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MKR并非是ΔLFIR格兰杰成因的假设进行否定，金融深化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存量发生改变。VEC格兰杰因果测试结果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存量、经济增长、劳动投入等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
(2)资本存量、金融深化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换言之，金融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发生改变;
(3)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具备统计意义。前三期无需考虑LRGDP所做出的贡献，LFIR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从第二期开始便可知晓误差方差是9.7%，到第三期时可明显发现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即解释率为31.5%，直到第七期为止呈下滑趋势，第八期在20%水平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波浪形。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二期时可清楚知晓误差方差为0.78%，第二期到第四期这段期间大幅度增长，第四期时误差方差的解释率为40%，直至第六期为止一直都是上升趋势，第六期时便达到最高点，解释率为57.5%，达到顶点之后便逐渐下滑，但解释率不会低于20%。仅就劳动投入而言，第四期的解释率为7.3%，此后便会呈现上升趋势，但解释率不会低于15%;仅就对外开放而言，从第二期开始便可发现误差方差的解释率没有达到0.1%。综上所述，通过新息分析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金融发展给经济大幅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所有变量中贡献率最大的是金融发展，尽管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会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影响力较大，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安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大幅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此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的是VAR方差分解法、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从劳动投入、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对1989年－2012年这段时期所有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其最终结果如下:
(1)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指标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FIR处于长期均衡。这说明，在1989－2012年间随着安徽省GDP的增长，金融资产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二者保持着长期稳定。
(2)此次研究工作中以安徽省为例，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金融发展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力较小。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法制环境、地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等，对安徽省现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可明显发现本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完善成熟的法制体系，对现行机制进行修改与完善，如此一来才能够将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区域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
经济金融论文篇4
二、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发展现状和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目前正处于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还不成熟，规模也很有限。在这个低碳时代，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并没有树立低碳经济理念，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及碳金融运行模式认识不足，对碳金融的交易规则和操作模式不清楚，对发展碳金融的重要性认识不全面。我国法律也缺少对碳金融的政策保障。最终导致碳金融的商业价值流失。我国碳金融业务风险众多，比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气候和技术风险等。各种风险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越快，风险越多。
三、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策略
(一)制定低碳经济金融创新相关政策
完善低碳经济金融相关法律，使低碳经济金融规范发展。政府在低碳经济金融创新中起到主导作用。政府各级部门应当为低碳金融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健全低碳经济金融体系。政府各部门还应当制定优惠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政府应当加大对低碳金融排污的监管力度。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针对减排制定一个可计算、可报告、可考核的减排目标。减排目标不能盲目制定，应当符合实际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环境的检测，完善检测系统。低碳经济金融相关法律政策要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二)加大低碳经济金融创新宣传力度
采取舆论宣传或网络宣传等方式，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通过制作低碳经济金融创新宣传册和建立金融创新网站，使人们都能认识到这是个低碳经济时代，了解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怎样发展低碳经济。
(三)培养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
目前，我国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极为匮乏。传统的金融人才普遍出现知识单一化现象。加强对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金融知识，还应当具备项目管理、环保、金融等知识。在现行高等金融教育中，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两方面改革。金融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以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
经济金融论文篇5
过渡区域指介于两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与周边区域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而又明显区别于周边区域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七大经济地带中的中部五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该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在知识经济悄然而至，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之际，其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还将给西部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过渡区域现实中的经济地位、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其区域发展优势分析
过渡区域的五省均为农业大省，其GDP中农业产值的比重较其它地区都要高。表1显示了自1995年至1998年各区域人均GDP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过渡区域人均GDP在逐年有所缓慢的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正逐步放慢。
过渡区域经济的现状迫切要求其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台阶式”发展战略的切实实施同样需要过渡区域经济的即时发展。首先该区域经济的发展能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整体水平，有利于该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对西部大开发也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其一，过渡区域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起着“东接西联”的作用，经济发展了，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才能实现，如公路网等的建设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前提，进而为东西部有形生产资料的流通创造条件。其二，过渡区域经济实力的增长还可增加对人才培养的投入，过渡区域人才培养量的增加可缓解西部的人才供求矛盾。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要求有过渡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最后过渡区域经济发展对减轻东部地区就业压力、促进东部地区“夕阳产业”的转移并最终实现东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对该区域自身有好处，同时更可直接和间接作用于整个社会，促使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稳定”的目标。
过渡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经济运行纽带上的特殊联结地位，与西部地区相比较，在国家对中部地区同样有部分政策倾斜的同时，更容易发展起自己的经济。特别是现今经济增长主要是以提高生产效率、加速资金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为依托，而不是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价格和低技术的组装。
第一，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它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区域之间，同时也处于七大经济地带中三大阶梯地带的中间地带，较之于西部有更大的发展经济的地理优势；第二，特殊的产业结构。过渡区域的五个省份均为农业大省，但又有别于纯粹的农业省份，它们均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如合肥和长沙的轻工业和电子工业，武汉的汽车和钢铁工业等，而且工农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也比较成熟；第三，生产要素的占有优势。生产要素从广义上讲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还包括知识的占有和利用，过渡区域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人才、科研等知识资源方面都占有较之与西部的优势；第四，经济核心地带的存在。中部五省经济发展都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即存在经济核心地带，如长沙——株洲——湘潭、南昌——九江、合肥——芜湖——巢湖——铜陵、武汉——黄石、郑州——洛阳——新乡地区等，它们的存在能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从而有利于该区域各省份经济的整体发展；第五，该区域的经济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较，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六，经济运行纽带上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离不开诸如运输业等的流通部门，过渡区域由于它的特殊的位置，东西部地区的各种资源的有效流通必须依靠过渡区域这一中介区域充分发挥“传输”作用，所以过渡区域在国家实施“阶梯式”发展战略时拥有发展自己经济的优先优势。
二、从过渡区域金融业的特殊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过渡区域的金融业有必要加大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金融部门作为经济的核心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同时金融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发展对整个产业部门推进的反作用。以知识为首要生产要素的新的经济形态在我国悄然而至，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已进入实施阶段，国家将对西部地区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如减免新设企业所得税、对新建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等，这样西部地区对社会资金的吸引能力必定会强于过渡区域。而同时东部地区在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其金融业较之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程度都要高，它的投融资渠道相对比较完善，如我国两大证券交易所均设在东部地区，所以该区域的企业至少在通过上市融资这一吸引投资方式上具有优势，因而东部地区也可利用它的完善的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同时加上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因而在资金的引入方面间具有对过渡区域的绝对优势。在社会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过渡区域经济发展既无政策倾斜优势，又无完善的投融资渠道可用，过渡区域经济如何在东、西部地区争分社会资金的夹缝中得到长足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充分利用过渡区域的现有金融资源，加速资金的流转并使其发挥出最大效用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过渡区域的金融业便具有了较之于其他区域金融业的特殊的使命，其特殊性要求它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投融资责任。
过渡区域的金融业支持本区域经济发展，本身其实也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受到其带来的整个产业部门的更高层次的拉升作用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时，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为了能更好的迎接挑战，更需要有本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环境。以下从三方面论证过渡区域金融业的稳定建康发展必须以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本前提。
（一）、金融业从业人员多，但人员素质较低，入世后高层次金融人才将更难留住
1997年过渡区域金融业从业人员约为45万，其中大专以下学历的占25万以上，大专学历的约有11万，研究生学历的仅占剩余员工的0.5%左右。在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高薪，出国留学深造等方式吸引走大量高层次人才，从而使国内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降低。过渡区域的金融机构为防止“人才流失——效益低下——待遇水平下降——人才流失”这一恶性循环的出现，就必须使金融机构的盈利增加，从而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增强竞争能力等。
（二）、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网点虽多，但受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开发金融工具能力等的影响，加入WTO后它们将面临严峻挑战
1999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通过增设分支行、点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622亿元，比上年增长11.6%，贷款余额93734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但是过渡区域金融机构的吸收存款能力较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要低，且其服务质量、技术、开发及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受本地区经济水平的制约，在入世后，将受到国外银行高效管理、高开发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的挑战，要在世贸组织的逐步自由化原则及相关协议规定的五年左右时间的保护期内，使服务质量、开发金融工具的能力得到提高，就必须通过发展本区域经济来解决利润率提高这一问题。
（三）、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同样将受到国外此类经营机构的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及雄厚资金实力的挑战
入世后，外资证券业经营机构的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完善的服务体系将吸引走部分投资者；外资保险业经营者也会凭借自己完善高效的理赔处理而吸引走部分投保者。过渡区域的证券业和保险业在受到挑战的威胁时，唯有依靠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利用这段保护期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才能吸引并稳住更多的投资者和投保者。
以上从三方面分析了过渡区域金融业在入世后将面临的挑战，而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故而金融部门有必要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作出最大力度的支持，否则自身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威胁。因而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同时过渡区域金融业的发展也需要有该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大环境为前提。
同时过渡区域要想吸引外国金融机构的投资，也必须以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为前提。只有在拥有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国外金融机构对本区域的投资回报有较高的预期时，它们才会到本地区来投资，进而增加本区域内的资金总量，促进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对发展该区域经济支持方式探讨
从前面分析的金融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过渡区域的金融业要得到长远发展，是很有必要对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作出支持的，特别在目前知识经济到来，我国加入WTO的脚步日益临近时，尤其显得必要。笔者认为金融部门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给予过渡区域以金融支持。
（一）、对人才的培养、科技创新等知识资源方面的支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利用之上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到来说明了知识、信息的重要性。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而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金融部门是首要的便是从提高该区域人员素质入手，借此提高投融资服务的质量。
第一，加大对科研院校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加科研投入及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方面的投入。过渡区域的科研水平在全国占中上等，但在本地区实现他们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率却并不高，不能与其科研水平相匹配。这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是指在过渡区域，科研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约有80%的科研成果是被东南沿海地区利用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的，过渡区域的金融机构因此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投入，让科研成果能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发展本区域经济。
第二，对人才培养、再深造的投入。人才是知识这一知识经济时代必备生产要素的载体，若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实行学生助学贷款，降低贷款条件。1998年，过渡区域高等院校就读学生占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的20.89%，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中过渡区域学生仅占26.31%，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各高校在五省录取总人数少，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经济负担不起引起的结果。学生助学贷款的实行，的确解决了不少学生的求学问题，但由于贷款条件对于70%以上的贫困生来说过于苛刻，所以现行的助学贷款并没有发挥最大效用，故而有必要降低贷款条件。人才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可再生资源，它有着很高的投入——产出比，因而贷款条件的降低不会带来诸如不良资产的形成方面的经营风险；其次，支持各种机构、单位等的人员再深造。当代社会的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今日的人才很可能会成为明日的“废物”，所以人才的再培养深造并非多余，金融部门在过渡区域现行条件下不仅有必要加大对自身职员的再培养深造，而且还应支持其它各种机构单位职员的再培养深造。
第三，支持地方政府实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目标。据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该市教育会议上透露的消息，深圳将为到其读研究生的学生给予每年3万元的学费及生活费的奖学金性补贴，这一消息说明东南沿海地区不仅要挖走内陆省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还有意于挖走内地的中低层次人才。过渡区域的政府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财政不可能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一样给予同等支持，所以，金融部门的特殊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二）、对各种产业的投入应视产业结构调整为首要目标，要有选择有重点的增加资金投入量
自98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了二十多个月的负增长，国内有效需求一直难以启动，国家为了能迅速启动内需，一方面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扩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试以扩大经济规模总量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以上两方面的措施已经起到一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1999年GDP增长达到7.1%，财政收入达到11377亿元，比上年增加1501亿元，同比增长15.2%。200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也呈现出强劲势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817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第二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长7.5%。
然而，作为国内市场重要部分的农村消费市场却依然未能启动，经济要发展，就不能忽视农村市场的有效启动。过渡区域各省均为农业大省，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所以过渡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一方面要靠农村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应将着眼点放在耐用消费品上，如何启动这部分市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1994年过渡区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177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0元，到199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5307元，农民可支配收入为1908元，据预计2005年农民实际收入将受入世影响而下降2.4%，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则会上升4.6%，如此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金融部门对农村经济发展必须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
而同时，过渡区域的城镇经济由于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城镇经济的发展与沿海省份城镇经济相比亦有较大差距，同样需要金融部门资金的引导性支持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1）、增加对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加工业的投入
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其生产总值约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30%。乡镇企业的发展，为缓解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给城市带来的就业压力起了很大作用，据统计，1978年以来共有一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但以前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过渡区域的乡镇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的发展是很难的。但是乡镇企业的资金有限，人才培养、技术改进很难有资金的保障，所以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一必须转变与难以转变的矛盾，笔者认为可走一条中间型的过渡战略，即依旧利用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无疑最好的方法便是发展以农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加工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使之成为含有高附加值的产品。金融部门在此方面可作如下方面的资金引导性投入：第一，增加对农产品初步生产的资金投入，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对种植业内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增加适合本地种植且可深加工的农产品的种植量；第二，增加对农产品提供深加工企业的资金投入；第三，增加对特色产品生产人员的科技培训的资金投入量，最终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
（2）、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型企业的发展
中国的汽车业在近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中国的汽车工业却依旧未能摆脱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企业发展模式，一个汽车厂家的产品基本上都靠自己生产的零部件的组装来完成，“生产流水线”这一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自福特创立以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效用，但在中国却未得到很好的利用。一个大的企业需要有小的企业的支持，这样整体生产效率才会有较大的提高，为此有必要按合作性分工发展一些小企业，过渡区域的现状约束性的要求应大力发展家庭型企业。首先，家庭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本地区的工业水平在整体上有一个大的提高。过渡区域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由于受到资金人员等的限制，企业规模很难有较大的扩张，所以过渡区域的大企业只能依靠与小型企业的逐步联合来实现规模经营，而家庭型企业正是最佳联合对象，同时家庭型企业也可在与大企业的联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其次，家庭型企业由于所需投入的资金量少，生产产品单一，与大企业联系紧密，因此资金的流动性较强，资金周转速度快，比较符合过渡区域金融机构的现实资金支持能力。最后，家庭型企业的发展不仅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可以提高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过渡区域的金融业有必要对家庭型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金融部门可在保证信贷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如租赁信贷等；同时，加强对发放的贷款的追踪监管力度，提高资金的运行质量。
（3）、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促进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入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科技为主导，经营灵活，经济效益高，但由于它们的经营风险亦较大，资金短缺严重，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过渡区域发展举步维艰。因此，过渡区域的金融机构通过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组织本区域乃至东部地区的游资，促进该区域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
（4）、城镇金融机构的信贷款应偏重于制造业，使其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尽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增大，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远远快于农村.。但这些并不说明过渡区域城镇的产业结构很合理，相反，城镇的产业结构由于受到80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三二一”发展模式的影响，偏于发展服务业、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发展经济学认为只有当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100美元左右，经济结构才向成熟经济的社会过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属合理，而目前过渡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50美元左右，所以过早发展第三产业很不适当。
过渡区域1996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人数的16.8%，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8.3%，根据国际比较，1994年日本制造业劳动力占总量的23.7%，德国则更高，达到28.7%。由此，过渡区域的制造业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
所以过渡区域在综合上述两点理由后极有必要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金融部门支持制造业发展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对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渠道的多样化改造的支持。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单一的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所以金融部门必须使融资渠道多样化，可采用如支持其上市而得到股市资金的支持，引导各种投资主体进行直接投资等方式；第二，通过“债转股”等形式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负债，这种方式在另一方面还可促成金融业与制造业的联合，从而形成联系密切的新的集团性的利益主体。
（三）、增加对商品流通部门建设的投入
我国已进入了产品相对过剩时期，买方市场正式形成，然而，自1997年以来市场的有效需求一直难以启动，但商品流通市场的作用依旧不可小视，经济的大发展只有在商品流通部门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过渡区域的商品流通部门的发展现状根本无法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具体情况见表4，所以金融部门有必要对过渡区域的商品流通部门建设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考虑到有形市场的现状，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应将支持的重点放在自身业务水平提高这点上。
第一，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经营水平，努力开发便于本区域商品交易的金融工具。金融部门为了能一方面支持过渡区域商品流通体系的完善建设，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促进自身发展方面的考虑，极有必要提高开发和运用新型金融工具的能力。如大力推广信用卡、发展电子钱包业务、实现银行间的一卡通、建设POS终端、引入综合账户管理体系等。
第二，做好为无形的商品交易市场提供服务的准备。信息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的共享，同时它也给商品交易方式上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尽管目前过渡区域的网上购物还不普及，但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应该未雨绸缪，加速自己在信息网络方面的软硬件建设。
第三，切实做好支持当前有形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如增设ATM（自动取款机）和CDM（自动存款机）、扩大服务种类与范围等。
（四）、加大对社会中介组织建设的支持力度
社会中介组织广义上是指起媒介作用的组织。主要包括四类：监督类、商务类、公益类及智能类。无论是哪一类中介组织都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党和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建设也表现出高度重视。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的机构改革部分中就曾指出要“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对于社会中介组织建设理所当然的应担负起扶植的责任，并积极与其合作共同发展。下面就四类中介组织与金融部门的关系差别，分别分析金融部门支持中介组织的设立及发展的必要性和方式。
（1）监督类。主要包括律师、会计、审计等事务所类中介组织。由于此类中介组织对经济能起到监督作用，所以金融机构须与其积极合作，共同为市场的规范发展尽力。
（2）商务类。主要有投资咨询公司、项目公司等。此类中介组织提供的都是有偿服务，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所以金融部门可以通过采取投资入股等方式参与其经营，同时在经营活动中给予适当的引导和规范。
（3）公益类。此类中介组织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公益性，金融部门理应给予资金、人才、信息等的支持，特别对如劳动就业指导中心及人才交流中心等的建设和运行要加大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以便使得各类人力资源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4）智能类。主要包括策划中心、软件测试中心、现代企业设计事务所和企业形象研究顾问公司等，它们是新兴的信息产业，有着“高、新、尖”的特点，与金融部门在将来发展中所需的具有信息处理及知识的综合运用等才能的人才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金融部门应给予最大限度的合作与支持。
（五）.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为了配合以上四点特别是二、三、四部分的措施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过渡区域的金融部门很有必要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资金支持，同时过渡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也需要有金融部门的支持，以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能有大的提高，降低基础设施对吸引投资的阻碍力。
基础建设在信息时代应包括运输系统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及环境建设。过渡区域经济若要得到大的发展，必须建设两个网：一个是交通运输网的建设，以便于有形生产要素的流转；另一个是信息网建设，以便于有利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能及时获取和。三类主要金融机构在支持基建方面根据各自的特点可采取以下三种适合自己的方式：
第一，银行类机构适宜采用直接投资方式。商业银行根据自己信贷经营的特点，同时利用目前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加大对过渡区域基建项目的申报审核和评估力度，从而增加对基建的信贷投入；政策性银行根据其资金来源的财政性及使用的有偿性，也可对基建适当增加投入；合作性金融机构资金运用需以安全性为首要前提，对基建的投入必定可以使其安全性得到最大保障，同时实现自己的互经营目标。
第二，证券投资机构可采取支持它们上市从而使基建有更多的资金来源的方式。由于过渡区域五省地理位置上与深沪两交易所较近，五省的证券经营商可以与两交易所联合共同促进二板市场的发育成熟，从而让基建项目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都能得到社会上最广泛资金的支持。
第三，保险部门可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基础建设进行直接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的设立一方面可以使保险业的大量资金找到更好的出路，实现资金的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促成对基建项目投资总量的增长。
过渡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作为过渡区域经济的核心部门的金融业，只要运用的支持方式正确，使过渡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过渡区域的经济腾飞就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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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论文篇6
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理论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如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等等。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一种以资金为对象的交易活动，同样要面对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谈判、签订契约、监督执行而付出费用的问题。出于降低交易费用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要为与农户的贷款交易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宁夏农村自身具有的很多特点，如地广人稀、基础设施不发达、较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关系等，这些特点构成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的较高交易费用。根据达尔曼和阿罗的交易费用理论，农村信用社与农户的贷款交易具体要支付下列费用:①、客户信息搜集费用。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只有将贷款成功发放、按期收回才能盈利，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村信用社为了避免贷款不还的金融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必须花费一定的费用用于搜集优质客户信息费用。②、贷前调查费用。由于农村社会缺乏象城市信贷记录这样的信息网络，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会在贷前对贷款农户的财产、资信等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尤其是在宁夏南部山区，这种调查费用是非常高昂的。③、签订贷款合同的费用。对于每一位贷款农户，无论其贷款数额大小，农村信用社都要在层层审核之后与之签订贷款合同。由于农户贷款具有数额较小、分散等“规模不经济”的特点，农村信用社与农户签订贷款合同时，就要为单位金额的农户贷款负担较高的交易费用。④、贷后检查、监督费用。农村信用社为了保证发放的农户贷款按时、足额收回，就需要对农户的贷款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在居住地非常分散的宁夏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要为此付出高额的费用。笔者认为，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信用社在与农户发生贷款交易时要支付高额的交易费用，而在国家对贷款利率实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较低的贷款利息与高额的交易费用相比，农村信用社出于经营效益的考虑，就会理性地选择对农户“慎贷”、“惜贷”或“不贷”，必然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短缺。
2、交易费用对农户借贷的影响
经济金融论文篇7
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将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走向趋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在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也将加大，防范与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为此，在搞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正确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准确掌握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度、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前提下，通过国际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十分必要。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国际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估模型。
一、建立一个金融风险的监测预估指标体系
根据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等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建立的金融市场预警系统要求182个成员国及时提供重要指标，我们在预警体系建立的构想中，除了要求各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资料外，还应该有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指标以及地区外部环境的指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监测、防范金融风险，应设置一些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金融相对量预估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三大部分指标：国内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国内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外部环境指标体系。三类指标具体内容如下（各个指标后面的字母数字是为下面计算风险当量所设定的代号）：
1.国内宏观经济指标（G1）。大体上包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1.1）；通货膨胀率(%)（G1.2）；货币供给增长率（包括M0、M1和M2的增长率）（G1.3）；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G1.4）；国内储蓄占GDP之比（G1.5）；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之比（G1.6）；出口占GDP之比（G1.7）；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额月份数（G1.8）；经常项目赤字占GDP之比（G1.9）；外债结构指标（G1.10）（有：外汇储备占短期外债之比（G1.10a），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G1.10b），负债率（G1.10c），偿债率（G1.10d））；总外债与出口值之比（G1.11）；国际储备与进口值之比（G1.12）；货币化程度指标，即M2占GDP的比例（G1.13）；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比例（G1.14）；消费率或积累率（G1.15）；货币汇率波动幅度（G1.16）等。
2.微观金融风险指标（G2）。大体上包括资本充足率指标（G2.1）；流动性风险指标（G2.2）（包括：存贷款比例（G2.2a），资产流动性比例（G2.2b），备付金比例（G2.2c））；银行不良贷款比率（G2.3）（包括：损失类贷款比率（G2.3a），可疑类贷款比率（G2.3b），次级类贷款比率（G2.3c））；金融机构海外借款占总存款的比例（G2.4）；金融机构向房地产行业放款占总放款比例（G2.5）；银行同业市场资金拆借利率波动率（G2.6）；银行业风险监测性指标（G2.7）（有：加权风险资产比例（G2.7a），外汇资产比例（G2.7b），利息回收率（G2.7c），资产利润率（G2.7d））；国内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资本数额（G2.8）；股票市场股价指数变动率和日均交易量（G2.9）等。
3.外部环境指标（G3）。大体上有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量（G3.1）；国际资本在地区结构分布方面的变动（G3.2）；主要相关国的短期利率和汇率变动（G3.3）；主要相关国与本地有关的金融、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变动（G3.4）；主要相关国对本地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变动（G3.5）等。
但在评价时应注意上述各项指标尤其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值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其横向可比性与纵向可比性都不是很准确。
二、建立量化分析模型
定量地测定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iskexposure)是建立预警体系的客观要求，注意到上述指标体系框架中，大部分指标存在有经验数据，这对我们采用专家评判求得客观结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考虑到各指标对总体金融风险贡献的非线性性，我们的量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和综合预警评判。
1.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
当某一项指标值极为突出，此时无论其它指标值处于何种状态（良好或突显），都有极大可能引起国内或国际金融风险，即此时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主要取决于此项指标值，与其它指标值关系不大。这是由指标体系结构的非线性引起的，但我们也因此可将复杂的评估体系简化为单指标检验和评估。
例如：当资本充足率指标大大低于8%时，则认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将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再如，当偿债率大大超过20%时，同样应该引起决策层注意。
此步骤虽然简单，却很重要，因为它是下一步得以执行的先决条件。我们这里判断“极为突出”的基础是经验值，是人类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可以认为当指标值超出经验值范围时，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相应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可以认定为最大值。
2.综合预警评判
单项指标检验剔除掉了指标间的严重非线性关系，使此步骤内所研究的指标值均处于正常范围内。但同时这一范围内各指标间关系高度相关、相互影响，单独那一指标均无法形成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独立判断。为此我们利用专家知识，借助层次分析工具，构造综合预警评判模型，方法如下。
设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为R，则R=w1G1+w2G2+w3G3（1）
其中G1、G2、G3分别前述的一级指标，而w1、w2、w3为对应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是专家综合判断、填写判断表的过程，在一般管理方法书籍中均可找到，不再赘述。
而（1）式中的G1、G2和G3分别为
G1=w1.1G1.1+w1.2G1.2+…+w1.16G1.16（2）
G2=w2.1G2.1+w2.2G2.2+…+w2.7G2.9(3)
G3=w3.1G3.1+w3.2G3.2+…+w3.5G3.5(4)
（2）、(3)和(4)中的W1.1…W1.16，W2.1…W2.9和W3.1…W3.5为对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同理，二级指标G1.10、G2.2、G2.3和G2.7分别为
G1.10=w1.10aG1.10a+w1.10bG1.10b+w1.10cG1.10c+w1.10dG1.10d
G2.2=w2.2aG2.2a+w2.2bG2.2b+w2.2cG2.2c
G2.3=w2.3aG2.3a+w2.3bG2.3b+w2.3cG2.3c
G2.7=w2.7aG2.7a+w2.7bG2.7b+w2.7cG2.7c+w2.7dG2.7d
式中所有权重确定方法是统一的层次分析法，其优点在于能对专家判断的一致性进行检验，避免出现对复杂问题的某一方面的偏见。
至此，总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可以表示为指标的逐层加权和，具体预警和监测时只需搜集最基层指标（如G1.4、G1.5、G2.2a等不再分解有下层指标的指标）的现实值，逐层代入上述公式即可得R。
需要注意的是，对基层指标值，实践中应该加以归一化处理，即把所可能出现的取值范围等比例折算到0到1区间内，这样处理使得各指标值均为无量纲单位，且结果值R也在0到1范围内，保证了综合评判R，进而进行预警和监测的规范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体系模型体现了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要求。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上述数值权重值不仅取决于专家的知识，也随不同国家和地区及时段而异。[NextPage]
三、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
当然，仅有预警指标(甚至说这些指标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体系，便难以对国际金融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建立起金融风险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最后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预警网络。
金融业本就是一个技术性强、利润丰厚、竞争激烈因而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想造就一个无风险的金融运行体系，这在任何国家都无实现的可能。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集合风险、管理风险、谋求盈利的金融组织存在的原因。所以，追求金融安全只能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能引致危机的临界点以下。为了阻止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从统计角度来考察，主要是建立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监测可能产生金融风险的动向与征候，及时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在我国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应建立严格、完善的统计报告报表制度；各层次的监测预警组织机构在收集到各阶层被监测金融机构上报的资料后，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并运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预测出各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然后找出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时将金融风险反馈给金融机构，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号，提醒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有关部门予以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其金融风险，政府根据金融企业风险程度的差别而实施分类管理。
经济金融论文篇8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经济金融论文篇9
【关键词】新疆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发展
1样本的确定、数据选取与实证方法
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章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和衡量金融对我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支持作用,进而通过新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实际农贷投入中所占比重来证明其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至今为止,国内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分析,大多从宏观层面出发,讨论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程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认为,金融市场化程度,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单一,信贷资金依然是经济实体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信用发行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增长。
为了分析目前新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影响,作者拟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对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作回归分析。
新疆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1980-2005年,农业生产总值由22.01亿元增至831.06亿元,增长了36.8倍,年均增长7.96%,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0.77元提升到2482.15元,增长了11.4倍,年均增长10.6%。在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金融业发挥着重要的资金支持和产业导向功能。2005年末,全疆全年各项农业类贷款642.52亿元,比上年增长32.3亿元,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28.3%,农业贷款余额达169.78亿元,比上年增长13.8%,高出各项贷款增幅7.8个百分点,是1980年的75倍,年均增长16.2%。新疆农村金融机构灵活运用信贷杠杆,加大优势农业信贷投入,支持开发式扶贫,新增贷款从支持传统农业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从单纯支持农业生产转变为全面支持农村经济,并捐助大量资金支持农牧区建设发展。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实现了农业战略性转变,促进了新疆农村经济增长。下面通过模型验证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
2模型设定
2.1实证模型的建立
(1)理论依据:经济增长的原因、内在机制及其实现途径历来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Harord一Dmoar首先建立起研究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数次变革。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Luca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探讨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与研究方法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机制分析的飞跃。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扩充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促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这己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自从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和他的同事肖几乎同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以来,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停止偿付外债而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后,更加突出了动员国内金融资源的重要性,而不是大量依靠外部资金流入来为本国经济增长筹集资金。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金融部门的作用也纳入了传统的以研究实物部门为主的内生增长模型,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分析。国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普遍看法是金融中介在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以及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即金融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大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国内学者于90年代初兴起了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2002)等学者的研究证明,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深化理论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现阶段不能单纯地追求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而应该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问题。国外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普遍看法即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而我们的问题是,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看法是否也适用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由于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必然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我们要对我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2)模型推导: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均强调了储蓄率和资本一产出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帕加诺模型(Pagano,1993)是现代金融理论中说明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是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理论为基础,假设生产率是总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够以相同的技术被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扩大资本存量,就一定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假定农村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根据该模型,可以假定农村经济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农村人口规模不变,农村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既可以用于农村投资,也可以用于农村消费,则有农村生产函数:
Y=AK(1)
方程(1)中,Y为农村总产出,A为农村资本资源的边际生产率(投资效率),k为总资本。根据Kt+1-Kt=It代入式(1),整理得:
ΔYt+1/Yt+1=(AIt/Yt)-δ(2)
方程(2)中,I代表农村投资,δ代表折旧率。在t+1期的农村经济增长率ΔYt+1/Yt+1等于第t期的农村资本资源生产率A与农村资本—产出率的乘积减去折旧率。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两部门封闭经济系统中,均衡条件下,总投资等于总储储:It=St。假定农村储蓄在向农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总储蓄作为成本被消耗掉了,设这一比例为(1-θ),则有:
θSt=It(3)
将(3)代入(2)得AK模型为:
g=ΔYt+1/Yt+1=A(θSt/Yt)-δ=Asθ-δ(4)
方程(4)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AK模型的表达式,它反映了均衡的农村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农村资本的边际生产力A、农村储蓄率s、农村总储蓄向农村投资的转化比例θ以及折旧率δ。考察农村金融资源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率的机制,就是考察农村金融是如何影响A、s和θ的。首先,储蓄—资转化率θ反映的就是金融市场改进资源分配的效率,金融中介为投资动员足够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θ值越高说明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第二,储蓄率s反映的是金融中介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金融市场和信用中介的存在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其对投资时机更良好的把握可以给储蓄者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收益,所以金融中介的存在可以通过更好地动员居民储蓄来聚集现有的金融资源,使投资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能使资本生产率得到提高,相应的加速经济的增长。最后,金融中介通过发挥信息的作用,使投资组合多样化进而分散消费者流动性风险,这种生产者的专业化能够提高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在A、s和θ三者中,尤其s和θ发挥的作用更主要。
(3)变量的选取: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区农村经济运行的特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1)储蓄—投资转化率(θ)
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代表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及金融部门的效率。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部门效率高可以促使储蓄更多更快的转化为投资。而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收益变化也会影响金融部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我们知道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效率一般可以用一国全部资产价值与其GNP或GDP之比加以衡量,也可以用货币化比重(M2/GDP)来表示。因此,首先,我们选取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其次,我们选取农业贷款余额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原因是目前我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资金的供给上。从理论上分析,农村贷款作为一种货币资金,对农村的产出应当具有促进作用。即农村贷款投入的规模越大,农村社会产出的规模也应该越大,两者之间应呈正相关关系(周小斌,李秉龙,2003)。从我区1981一2005年农村贷款与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数据来看,两者呈同步增长(见图1)。在这期间,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村贷款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21和4.9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业总产值(当年价)将增长1.24元和4.96元。我们认为用以上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即每单位产出有多少金融资产支撑,每单位产出有多少贷款投放,这两项项指标可以反映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指标越大说明单位产出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RGDP=c+aRFA(1)
RGDP=c+bAL(2)
其中,RGDP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b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
2)储蓄率(s)
根据有关分析,影响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利率水平、预期不确定性、经济货币化程度、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社会贫富差距等(韩廷春,2003)。考虑新疆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1981一2005年期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贷款之间也两者呈同步增长态势(见图1)。在这期间,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贷款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3.41和13.3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3.41元和13.36元。这两项指标越大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农民将收入转化为储蓄比例越高,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FI=c+dRFA(3)
FI=c+eAL(4)
其中,FI为农民人均纯收入,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d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e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
2.2验证过程
根据以上(1)-(2)个方程以及1980~2005年的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农业贷款余额(AL)、农业总产值(RGDP)、农民人均纯收入(FI)的数据,判断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利用Eviews3.1经济计量软件,经比较得到模型为:
RGDP=111.35+1.21×RFA(1)
s.e(26.296)(0.107)
t(4.234)(11.238)
R2=0.876,ADRR2=0.868;F=126.28
RGDP=54.43+4.96×AL(2)
s.e(18.666)(0.304)
t(2.916)(16.349)
R2=0.920,ADRR2=0.917;F=267.276
FI=510.9+3.41×RFA(3)
s.e(59.862)(0.244)
t(8.535)(13.961)
R2=0.915,ADRR2=0.911;F=194.92
FI=411+13.36×AL(4)
s.e(52.084)(0.758)
t(7.891)(17.63)
R2=0.945,ADRR2=0.942;F=310.82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1)-(4)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与F检验,相关系数R2也在0.9上下,说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农村金融资产与农业贷款每增加1元将分别拉动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21和4.96元,分别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3.41和13.36元。因此,推进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力度对新疆农村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事实上,新疆政府一直坚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2008年,自治区政府把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与春耕备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紧密结合,引导人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包括兵团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涉农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支农力度,全区农业贷款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走势。到2008年4月末,全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286.3亿元,同比增长21%,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达到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农业贷款99.4亿元,占全区各项贷款新增额的88.1%;全区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54.4亿元,同比多投放31.2亿元。
参考文献
[1]纪森,李宏瑾:《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07.
[2]张玉红:《农村信用合作社内控建设:以稽核为视角》[J],河北金融,2008.
经济金融论文篇10
二、政府宏观监管失误
政府监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场制度设置,为实现某些公共政策目标,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规范与制约。美国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强调市场的内在调节功能。而在利润分配极其缺乏规律的虚拟经济行业,美国政府的这种放任态度,已被证明是一种政府缺位。具体来说,美国政府在以下几方面的监管是缺失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存在真空地带,房贷机构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投资银行监管缺失导致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缺失使其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评级机构评级方法不够透明。更严重的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处置手段单一,被动的国有化使纳税人不满情绪激增,这也暴露了美国政府补救措施的匮乏。
三、金融系统稚嫩脆弱许多国家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环境下,未能建立与之匹配的金融系统,其金融系统不成熟不健全,面对外来的冲击往往不堪一击。这a些问题已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这次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他们亦未能幸免。但是对于以美英为代表的有着完善金融系统的国家,由于其金融市场是自发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市场机制在市场调节方面起主导作用,因此,政府干预一般只出现在由市场机制失灵与政府监管失效导致金融不稳定或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它具有较少干预和被动干预的特点。而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美国银行大量倒闭,美国有关当局不得不插手干预,采取措施纾缓金融市场的紧张情况、挽救会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机构,以至支持房地产市场。美国一直以来奉行自由市场原则,这些干预行动可谓前所未有。危机出现至今已有一年多,但即使是最乐观的金融机构至今仍未敢表示已看到危机完结的迹象。对于美国来说,重建金融体系,重新设置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平衡点,已是迫在眉睫。
四、启示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与金融深化必然结果。虚拟经济既能起“杠杆作用”,十倍百倍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如果对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不加限制,它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极大损害,正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的经济萧条。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决不能采取视而不见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以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此次金融危机中,我们汲取教训,对于虚拟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
1.积极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改组。
2.加快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革。
3.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4.发展民间资本。
5.加强对虚拟资本的控制。
论文关键词虚拟经济金融危机
论文摘要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是经济虚拟化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当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极度膨胀时,就会形成金融泡沫。因而,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金融论文篇11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经济金融论文篇12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资本价格、市场业务、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为基调的金融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一。对于处在改革深化中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它们的教训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种启示。
金融自由化的经济背景比较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了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大萧条过后，美国便率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金融业方面，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过度竞争是导致金融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于是纷纷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督控制，试图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维护金融长期稳健运行。例如：美国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将Q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非会员银行；对银行投资证券、新银行的开设都做了限制；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与监督。这些措施促进了战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但也使金融部门由于过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战后建立的。由于生产力落后的一致性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具有经济货币化程度低下、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资源极为有限的特点。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当时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扩大外汇储蓄，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政府为了把稀缺的资本导向工业部门，除了减免税收外，对货币金融系统进行了严格管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为特征的货币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集中利用国内储蓄资源、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进口替展战略的实施。但是，政府信贷配给金融资源也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无法得到资金，只能从地下市场以较高的利率获取资金，或进行内源融资。汇率实行严格管制，造成对本币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响国外资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体系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实施金融探化发展战略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
金融自由化动因的国际比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GDP平均增速为7%-10%。因此，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结构与金融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冲突，即以金融创新为特点，本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
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发展战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汇率、低利率、信贷配给、贸易保护等。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压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市场体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则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机构的效益得不到提高，从而限制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起飞构成了“瓶颈”。因此，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它是为了调动国内私人储蓄，增加金融储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证投资更有效以及通过更多的金融储蓄减少对财政储蓄、外援和通货膨胀的依赖。其本质是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决落后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为特征。
金融自由化动力的国际比较
从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经济自由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源自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的推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金融业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像美国这类具有完善市场条件的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由微观经济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政府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法律法规的重建，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从金融微观主体角度看，动力来自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显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创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规则和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活跃的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动力。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在信贷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松，逐步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束缚，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去积极应对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这类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外部竞争力和内部追求效率的需要。从外部力量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原来的金融管制难以达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实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从而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内部力量看，国内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求金融部门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急需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构成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一部分。这是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的国际比较
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内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经历约20年的较快发展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经济发展陷入“滞涨”的泥潭。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金融管制还是否有效成为人们新疑问。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相机抉择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显，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震荡。因此，在货币主义看来，国家最好不要干涉经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是由于国家干预太多造成的，如果国家干预少一点，竞争就会进一步加大，垄断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国家用人为的方法（如管制、财政方法等）来干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陷于不稳定之中。这些理论转变了人们对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应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对大萧条的重新估价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进程。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还受国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金融当局对金融系统的管制权有弱化的趋势。况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实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又为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肖与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深化战略，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集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进储蓄向其他金融资产转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动因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给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带来了一系列正向效应，从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英国、新西兰实行的是激进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国、日本等国却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但却异曲同工，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理解不透，实践中不能根据自身情况推进具体改革，以致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总的来看，虽然各国的情况各异，取得的效果各异，但都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经验教训，形成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尽管南锥体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方式不同，具体实施带来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但金融自由化实践确实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当面临国际投机攻击时，高利率客观上使得投机资本进行攻击的成本加大，不敢轻易进入，从而可以用于保护本国货币；外资金融机构进出自由后，竞争加剧，从而提高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效应：破坏了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市场无法良性运行；金融业的脆弱性加大。
结论与借鉴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场结构所导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单从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转轨经济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危险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等作为目标，而不管这些措施实施的条件、后果如何，必将导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统一，与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进程相统一；同时，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还要综合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发达国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较自由化，对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开较易。而发展中国家对利率多数存在严格控制，因此，从严格控制走向放松，绝非易事。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劲，市场发育程度高，不怕同别国竞争。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如完全开放，很可能被它国投机者操纵市场，以致产生金融危机。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应排斥金融监管。事实证明，由于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于激进，因而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体系多样化、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了负担过重等问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陷入无监管或监管漏洞很大的状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