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论文篇1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历史发展论文篇2

一、花鼓历史起源

学说花鼓历史悠久，起源于民间，被主流文化所忽视，表演者多是活跃在底层社会的农民群众。其继承与传播只能靠口传身授，却无详细的记录与研究，因此极易失传。加之受文化多样化的冲击，随着时间地推移，有关花鼓起源的时间与方式问题上出现了说法不统一现象。（1）历史传说起源有人把花鼓的起源最早追溯到夏。相传当时黄河及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夏禹治理水患有功，其间还流传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感人故事。后来百姓们为了感激大禹治水的功德，为他建立了许多的寺庙，并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禹诞辰的那天，在庙会上敲锣打鼓，跳起舞蹈用来纪念，一直流传至今。这就是有关花鼓舞的最早传说。在江苏徐州还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花鼓花鼓，敲锣打鼓。女顶彩球，男挎花鼓，蹦蹦跳跳，有文有武。追根溯源，晋朝有祖。”以此可窥，花鼓起源可能在晋代。另有一种说法来源于“薛刚反唐”的传说。薛刚曾利用玩耍花鼓作掩护，私下却开始习武练拳，招兵买马、壮大队伍，最终起兵反唐。花鼓从唐代起，经流传发展成了现在的花鼓艺术。（2）史料记载起源以上均是传说，由于时代的久远，传说的版本还有很多，但都无从考证，最值得研究的还是有关花鼓的文字记载。最早也是最多出现有关花鼓文字记载的是在宋代，多数的学者也都偏向于花鼓起源于宋代，据《宋书乐志》记载：“梁孝王筑睢阳城，造偶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以此可知自宋代始，就已经明确有了这种歌舞。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说：“今之古文，如舞迓鼓，其间男子、妇女、僧道杂色无不有，但都是假的”（这里“假的”指倡优）。可见，“迓鼓”表演当时在宋代就是一种声势浩大、与花鼓同样是融扮演与武术、杂技为一体的，以击鼓伴奏为特征的群体歌舞形式。遂有前人认为花鼓就是源自宋代的“舞迓鼓”。就花鼓故乡安徽凤阳的地方志来看，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全国上下民不聊生，百姓多流亡。于是朱元璋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于洪武二十二年至永乐年间分别从全国各地移民集中迁至濠府（凤阳府）。由此可见，凤阳的地方文化史在明代是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从当地花鼓艺人的唱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来看，凤阳花鼓的流行时间刚好是在朱元璋迁民运动之时，区域也正好在明朝凤阳府的辖区内，因此可知花鼓的诞生在明代之后。

二、花鼓历史起源分析

历史发展论文篇3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实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过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品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个“发展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百废待兴、百业重建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用“向自然界开战”的语言表达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需要转移的思想；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初步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来在发展方向上走了弯路，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适应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主要包括：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等；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国际条件加快发展现代化等重要思想。这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面探索，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从而把我们党的发展观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对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高度，既坚持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了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突出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注重统筹兼顾、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今天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是：它们都必须以中国工人阶级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只能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而实现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4]就会变形走样。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高度凝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发展认识的思想理论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入了体现时代特点、符合中国需要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走向新阶段。二、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重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困难的考验面前，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其实质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的根本途径，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指明了发展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包含着对“人”和对“本”两方面的理解。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这里的“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了谁”发展，就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承认并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价值观念，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依靠谁”发展，承认并尊重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促进发展，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创新精神。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包含了“人是根本目的”和“人是基本动力”双重意义，解决的是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问题。可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指明了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必须充分考虑发展要素空间上的全面性、系统结构上的协调性与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全面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的量和质、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协调发展，就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要互相适应、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就是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动态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系统在整体上的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城乡、区域、内外、上下之间，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利益性结构和社会功能性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5]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当前，只有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指明了发展的根本途径。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统筹兼顾，就是指在工作中要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兼顾全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按照统筹兼顾的思想，就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又要尊重和遵循市场规律，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发展的活力和效率；要始终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可见，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统筹兼顾，已经不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某个环节的方法和策略，而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根本方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三、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甚为剧烈，代价无比昂贵，同时也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彻底觉醒。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到底该走什么路，社会主义运动的突破方向到底应该如何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始终成为关注和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近16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个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个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特别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由此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在一个国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在第二阶段，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但基本框架是一致的，都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

在第三阶段，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甚至跌入谷底，经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之后，社会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缓缓回升，结束了“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1978年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就是不断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科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外交往、祖国统一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新方略。这些新思路和新方略，既承载着浓浓的历史厚重感，也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6]“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7]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吸取国际发展经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增强了自身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和世界范围内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进步潮流相吻合的，它反映并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

从世界范围来说，自从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GDP增长的发展观以来，半个世纪内的人类发展观大致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着：一个方向朝横向扩展发展观念，如法国社会学家佩鲁在1983年提出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一个方向是朝纵向扩展发展观念，如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方向是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署以及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观、以及作为自由、人权的发展的发展观等等。

科学发展观既借鉴和吸取了发展观在这三个方向上发展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成果。例如，在朝横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朝纵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方面，我们党阐明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就是说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平、开放、合作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注重扩大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注重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显著提高。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世界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历史发展论文篇4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 现代 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 艺术 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 经济 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 中国 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 法律 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 企业 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 旅游 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 历史 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 现代 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 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经济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 中国 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 科学 活力和 自然 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发展论文篇5

一、依托浙江师大的资源优势

1、浙江师大教授、学者的专家讲座

我校是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长期以来，历史学科组和浙师大历史学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学科组全体成员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在师大举办的各种历史学术活动和专家讲座，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请进来，邀请师大的教授给历史学科组的老师和学生开展教学交流和专家讲座，教授们的专家水平和学者风采给我们的历史教学带来了更多的精彩。

2、浙江师大历史教育硕士的教学交流

我们历史学科组和师大历史教育硕士教育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有三位老师获得了浙江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硕士学位。同时，我们历史学科组成员也积极的参与师大给教育硕士举办专家讲座和交流，这也使我们历史教师有着很多的机会和聂幼梨教授等教育理论专家多次的亲密接触。此外每个学期师大历史教育硕士也将课堂搬入我校，通过上课、听课、评课，和我校历史教师进行交流和学习，将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给历史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

3、浙江师大的图书资源和网络资源

浙江师范大学图文信息中心大楼于2006年10月五十周年校庆之际落成并投入使用。图书馆现有总建筑面积51191平方米，阅览座位4200个左右。读者不仅享有免费公平使用丰富的馆藏资源的优越，而且享有先进的网络服务平台、高性能的网络环境和完备的服务功能.图书借阅、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读者教育、馆际互借、文献传递、信息推送等多类型、多层次的服务，使图书馆成为广大读者博览群书、涉猎各科知识、获取各种信息的重要场所。

截止2007年6月，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书刊190多万册，电子图书130多万种，中外文期刊7000余种，3000余种国内外中、英文核心期刊及专业期刊，购建、自建大量文献数据库，如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镜像站、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天宇全文检索系统等等。

二、开发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

1、历史教育基地建设

据了解，金华市共设立了8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省级5个、市级10个、县级70个，包括文物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其中，大陆现存惟一的台胞抗日战争遗迹——台湾义勇队纪念馆，用大量史实，记录了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战斗和生活的场景，也见证了两岸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深厚感情，对弘扬抗战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学校的地理位置，充分的利用和挖掘部分金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历史教育作用，建立历史教育基地，是校外历史课程资源的重要内容。

2、地方性历史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倡导的一种新兴的学习方法，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提高社会实践能力，树立科学思想，培养创新精神。在新课程改革之前，我校就在直升班教学中全面开展了研究性学习的课程，进入新课程改革后，研究性学习成为了学生的必修课。历史学科组专门开设了地方性研究性学习课程，就近就易的原则，充分利用家长、社区、社会各界人士等社会资源，开展研究性学习。近几年来，主要研究的方向有两宋时期金华人文荟萃，金华古老建筑，金华书画探源，金华传统小吃，金华传统民俗，金华女名人，金华古子城变迁，金华城区商业中心的变迁，金华地区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金华北山溶洞探密等等，对于学生进一步的提升历史学习兴趣，了解地方历史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地方性历史校本课程开发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目标是“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加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从而确立了地方和学校参与基础教育课程管理的主体地位。校本课程开发是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要求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中的方法选择和内容选择，体现教育内容的多元性和选择性。

新课程改革的第一年，我校就在高一年级开设了校本课程选修课，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2007年，学校加大了对校本课程宣泄课的开发力度，历史学科在新的学期也开设了多门校本课程选修课，我们的特色是充分发挥地方性资源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的作用，形成地方性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系列。主要有叶秋鸳老师开设的《八婺遗存——金华历史遗迹介绍》，通过介绍金华各地的著名历史遗迹，加深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理解；吕准能老师开设的《我们身边的历史》，通过去了解身边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人物、现象以展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培养学生发现历史，理解历史，感悟历史的能力；刘海婴老师开设的《金华传统习俗介绍》，主要介绍金华地方性传统社会习俗来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等等。

4、“口述史”系列开发

在历史教学中，我们特别重视发动学生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新去感受自己身边的历史，让学生自觉的挖掘社区、家长、社会各界等人力资源。近几年来，我们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记录历史”的活动，充分发挥口述史的教育价值。每年暑假，我们都会在高一新生中开展“历史小报制作”评比，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同学们对长辈们的采访，记录长辈们的生活经历，来展示各个时期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大炼钢铁、、红卫兵、知青、改革开放等等，2005年，在全校开展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让学生走访抗战遗址、采访地方上的抗战老人，开展金华地区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等活动，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展现一段不堪回首的真实历史；2008年寒假，我们又在高一年级中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鼓励学生从长辈们的生活点滴中去感受改革开放30周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

几年来，我们收集了大量“口述史”成果，在新课程条件下，我们将系统的进行整理，形成“口述史”系列开发，开设专门课程。

三、努力开发“休闲娱乐”活动性资源

1、音乐、影视中的历史资源

音乐、影视是现在青年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影视除了让人身心愉悦之外，也可以作为历史课程资源来开发。林俊杰的《曹操》，学生感受到的是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周杰伦的《青花瓷》可以让学生感受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学生从中发掘出了歌词中“汉谟拉比法典、黑色的玄武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苏美女神、泥板文书、楔形文字”背后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另外，一些影视记录片，譬如《百年中国》、《大国崛起》等，还有《探索·发现》、《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也是青年学生们非常感兴趣的电视节目，即使是一些革命题材的电视剧、古装的历史剧甚至是古装的武侠剧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

2、网络游戏中的历史资源

很早之前就有人说过，游戏产业不但身负娱乐使命，更兼有着一种文化身份。而历史题材的网络游戏，它无形中就扮演着传播历史文化的使命。大型历史网络游戏《抗战》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凝聚力，它以中华民族八年抗战为历史背景，用真实的手法来表现那段历史；它在网络游戏界呼唤一种民族精神的聚集，它在全民族范围里面呼唤人们牢记历史，莫忘国耻；它把民族网络游戏文化在娱乐中提升到了民族自强的精神高度。游戏《大唐风云》，融合了隋唐真实历史和中国特色的玄幻色彩，游戏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特色，等等。寓学于乐，网络游戏可以是娱乐，也可以学习历史。

历史发展论文篇6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发展论文篇7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发展论文篇8

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作为一种公共旅游资源，由于缺乏有效的束缚很容易造成对资源过度消耗导致破坏，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破坏后将直接影响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在历史文化街区中的表现是街区风貌破坏与历史建筑的破坏，并使传统文化、民俗活动与地域情感这些潜在资源也受到破坏，因此全面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建筑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中重要的观光资源，已经成为了保护与建设的焦点，如何协调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与新建筑风貌的控制是资源保护与拓展中的重要问题。传统形式与现代功能的结合、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保护原则与经济利益的矛盾，都在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上显示出矛盾性。历史街区旅游资源现状存在众多问题与矛盾，需要整合资源加强保护与整治，同样需要旅游经济体系予以正面支撑。在不破坏历史街区、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发展特色旅游文化价值，认清建筑遗产的保护是第一地位的，有了建筑遗产才有遗产的旅游，而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保护不同于其他的旅游对象与产品，这种现象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地发展旅游。最终要通过保护更新，改善街区中的旅游资源现状，并提高人们的经济水平，使居民从旅游中获益，从而更好地自觉保护历史街区与传统建筑。

屯溪老街旅游资源保护与发展机制探索

屯溪老街位于安徽黄山市屯溪区，是全国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于2009年被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屯溪老街沿新安江自西向东延伸，总占地21.3万平方米，全长1220米，其中步行部分有895米老街保持了宋、明、清以来徽州建筑的传统风格地方特色，成了徽州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屯溪老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国内相对较早的例子，对老街进行分析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屯溪老街中的建筑是最重要的观光资源，风格秉承了传统徽州建筑特征，在规划布局与形式上特色鲜明。从街巷空间构成来看，路面取材自当地的赭红石板铺成，街道两侧临街界面依街巷而建，建筑整体高耸，街巷空间范围界定明确，天际线优美清晰。从建筑平面上看，老街建筑沿街门面的开放性内部天井的私密性，沿街面有可灵活装卸的排门，卸去排门即可营业，街道空间与建筑空间交融，空间层次更加丰富。老街内的建筑小开间大进深，色彩古朴，山墙和屋脊勾勒出了丰富多变的天际线，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效果。这种地域特征明显的建筑组合构成了几乎不可复制的旅游资源形式。老街中的外部街道空间与建筑相辅相成，不仅作为交通载体，更是一种生活与文化的外向表达。街道剖面呈正方形，通常宽六到八米，两侧临街建筑高度均为八至九米，街道空间尺度比例约为D/H=1/1.2（D为道路宽，H为两侧高），既不使人有拥挤感，又符合街道的商业氛围与功能要求。总体来说屯溪老街的建筑与街道空间特征构成了徽派建筑特有的旅游资源，也是吸引游客前来观光的重要因素。

屯溪老街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堪称徽州文化的展示与旅游窗口。从70年代以来老街的保护与旅游发展就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重视，1995年3月被建设部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规划全国唯一的综合试点，使老街的旅游业发展也更上一个台阶。屯溪老街作为徽文化精华，通过旅游资源视角观察分析，它的保护与发展措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以保护为基础的观光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屯溪老街的旅游资源合理开发是在整体保护的前提下运作，老街保护的指导方针是“整体保护、积极保护”，划定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三个层次的保护区。老街的机关、工厂和宿舍迁出，引入商家营业，并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和修缮了一批传统商铺和老字号店面，同时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也使老街能够适应新的功能需求，以不影响风貌的前提下投资新建和改善了市政基础设施，使老街观光旅游资源更加完善。这一系列保护和发展措施，使屯溪老街从一条传统的居住街区转化成为集文化、商业、旅游为一体的历史文化旅游街区。旅游开发使百姓到实惠，自然增强了保护的意识，良好的老街风貌，因此也成为了黄山地区的旅游热点资源。以历史传统为支撑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屯溪老街因为特殊的文化背景成为了徽州文化特色旅游的载体，并且传承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地域精神，文化与传统记忆的场所让人们形成了独特的情感旅游资源。老街着力打造了以茶文化、三雕文化、文房四宝等徽文化为典型代表的购物旅游场所，“祁红”、“屯绿”、“徽墨”、“歙砚”、“徽州三雕”（砖雕、木雕、石雕）产品及徽派国画、版画、碑贴、金石、盆景、根雕这些特色的旅游购物资源商铺在老街中随处可见。徽州文化在老街上展现了迷人的风采，为当地旅游资源添上了靓丽的一笔。当地居民自发参与模式下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屯溪老街旅游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渗入了当地居民群众。早在时期，当地群众就用泥巴和大字报保护了老街建筑上精美的雕刻和装饰，可见百姓对老街文化具有强烈的情感，这也是旅游资源百姓参与的精神体现。屯溪老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居民积极性具有较大提升，在保护中求开发，以开发促保护，通过合理的旅游资源发展，居民不仅在经济物质上得到了实惠，有了修护建筑的经费，还使得许多传统文化与风俗得到了复兴，丰富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向游客展示了徽州文化的精华。

历史发展论文篇9

发展的无止境和传播的广泛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无限的，后继者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不断推进其发展，它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列宁在1913年所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并阐述了在这三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到这一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第二个时期，从1872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905年俄国革命。这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以上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305—308页)第三个时期，从1905年俄国革命至列宁写作此文时。我们可将其延续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通过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次革命，即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先后了沙皇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参照列宁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在这三个时期以后，还可以划分两个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时马克思主义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指导思想，并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大洲。第五个时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共产党领导下，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三大洲，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20世纪90年代的剧变，使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与其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也是低潮。在总体低潮中，从9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左翼学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这种情况反映了，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冷战中虽然是赢家，但是资本主义的很多矛盾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无力解决它；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众多群众对资本主义已经失望，期待用马克思的学说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理论的不同方面被提到首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学说，它的基本结构有、学和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又有许多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时，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应当把不同方面提到首要地位。列宁在1910年末和1911年初所写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又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动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同上，第281、279页)列宁在该文中将此前从1905—1910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5—1907年，这三年的特征是发生了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个风暴的年代，上层建筑急剧发生变化，社会各阶级都在研究如何沙皇专制制度，因此必然把策略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论著都是围绕策略问题而展开的，他的名著《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第二个时期是从1908—1910年。这三年的特征是革命失败，形势急转直下，由高潮转向低潮，反动势力进行反扑，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对革命势力进行“围剿”，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动摇。这一时期，无论从革命经验以利再战还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都要求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首要地位。为此，列宁在1908年用了8个月时间，写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哲学著作。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因而我们党在这个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理论提到首要地位。在这个时期为指导革命，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光辉著作，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在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任务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化。在这个时期，我们党通过探索，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到首要位置。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发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前者已过时，后者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区分不够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它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还是列宁的提法准确，在不同时期，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方面将被提到首要地位。

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以变革社会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24页)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批判过无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错误思潮，批判过工人运动内部形形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潮和路线。就后一方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和以后，批判过普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主义；列宁批判过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考茨基的右倾机会主义、俄国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过陈独秀、王明等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得到发展的。通过批判，分清了对错是非，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如果马克思主义“失去”批判的功能，那就意味着这种理论“变质”了。当然，这种批判要把握一定的度，也不能只批判，不吸纳。这里所说的“批判”，就是继承流行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扬弃”，既有对错误观点的抛弃和割舍，又有对有价值的因素的吸纳和发扬。

于1952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著作选读》下册第784—785页)可以把这段话做为总结。

态度不同和理解各异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步履艰难，而且纷繁复杂。不同的阶级、政党和个人，对它的态度和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代表性的，仅举如下几种：

——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政党可追溯到列宁在1903年所创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的主流派——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作斗争。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于1919年建立第三国际，在第三国际的号召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共产党、工人党。其中有的是从第二国际社会的“左派”中分化出来组建的，有的是新建的。中国共产党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类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从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两方面论述。就党组织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行动指南。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党员个人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追求。对美国记者斯诺曾说过：我第二次(1920年)到北京，读了三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从此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再没有动摇过。我们党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也大都如此。我们党大多数党员都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和平年代，后来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在，由于受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在淡化，特别是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层领导，信念动摇，有的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剧变后丧失政权的艰难岁月里，也有的高层领导干部经受了考验，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至于一般党员，则要做具体。

——与马克思主义。这种类型政党包括社会、社会党和工党。比资格，它们比共产党老，大体上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党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民主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出发，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党命名为社会。这些党后来普遍参加了1889年创建的第二国际。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当时这些党是接受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明确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也有一些党深受其它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大多数社会、社会党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互相厮杀，第二国际就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40年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占了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封，停止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51年重建社会党国际。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各国党，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是肯定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很大变化。50年代初，还有一些社会、社会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称马克思、恩格斯是他们的导师。50年代末以后，许多社会、社会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实际上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9年德国社会的哥德斯堡纲领把该党的思想根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伦、人道主义和古典，不但四者并列，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发生很大变化，认为它只是“社会的”。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社会、社会党的纲领都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尽一致，有的党在纲领中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用语，有的党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分道扬镳了。在同一党的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区别，左翼基本赞同，右翼反对。总体上说，社民党、社会党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西欧一些国家相继遭受失败。这个基本事实，引起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学者的重视并深入进行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从20年代以后出现了被人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学派。这个思潮和学派的特征：在层面上，既憎恨和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和否定苏联模式，政治色彩极其鲜明；在学术层面上，通过学术形式探讨政治层面的，学术色彩很浓。这个思潮和学派中又有很多流派，可以分类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都是一些知名政治家和学者，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赛、萨特、阿尔都塞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辩证地对待，半个多世纪的实践验证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些观点是正确的，对我们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启发和帮助；有一些是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或者是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遭到扭曲的问题；有的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西方马克思学。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出现“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学术对待，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理论，为研究而研究，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站在对立的立场，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对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多于肯定，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有一些又是建立在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与此相适应，还出现了西方“列宁学”、西方“斯大林学”、西方“学”。

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在人类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深远影响。1999年末，时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路透社先后进行了两次千年伟人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分别列为第一、第二位。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提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巨著对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和政治形势与思想产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和影响下，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化。

——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资本主义在全球几乎独占统治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潮发展为社会运动，再发展为社会制度。20世纪社会主义破土而出，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在坎坷和曲折中不断前进，开创了人类社会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局面是绝不会出现的。

——殖民主义被埋葬。有资本主义必然有殖民主义，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对内要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对外要无偿掠夺落后国家的财富，推行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和派生物，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有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必然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影响下，亚非拉90多个国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斗争，宣告了民族独立，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了。

历史发展论文篇10

“现代”在发生学意义上是指区别于过去的现在，与现代社会伴生的“现代性”立足于对旧的神圣世界的挣脱，致力于新的自主理性世界的构建，自产生之日起就带着强烈的生成性色彩，而见仁见智。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起始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特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发展而进一步地彰显，“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①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增值，直接带来了私有制与劳动的对立，从表面上看是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力量所致，但实际上它体现了资本主义文明自我发展中的危机，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时代重要特征的现代性应置于历史发展与实践的视域才能加以科学地考量。马克思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②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世界各国人民交往与联系，历史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这一社会发展趋势面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说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这一事实:“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马克思审慎地观察世界史上新时代的内在特征，认为离开对资本、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及其进程。因为高扬理性原则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近现代与古代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是否诉诸理性只是在思想层面的区别,在理性原则的背后,乃是利益在起决定作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在他们转向实际生活的研究之后，不是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而是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即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的能力发展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它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还要多、还要大。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许多，“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在资本普遍统治的条件下，资本成了存在的普遍中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通过资本的集中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之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可见，与其说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是持一种反现代性的态度，毋宁说是持一种辩证的批判视野。正是这样一种辩证的批判视野，决定了马克思不是在自我意识中而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透过现代性的繁荣市场的表象，发现了资本现代性的困顿与人的危机。

二、现代性历史发展的困顿：资本的限度与人的危机诚然，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合理性从表面上看，似乎证明了韦伯笔下资产阶级勤勉、兢兢业业追求财富的幻象，似乎是资本主义新教中盘算式理性造就的人类幸福的神话。但马克思识破了这一幻象：“诸多的社会功能从政治控制或共同体监控中脱离出来，并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市场规律。”③“因为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呈现为一种市场关系，它不易借助于公民权与法律地位的等级制度，如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来证明其合理性。相反，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法律意义上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对于‘纯经济’剥削模式的依赖，以及对于超经济实体与等级制度的抑制，事实上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与公民自由与平等的理论，以某种非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从未有过的形式共处。”④在马克思眼里，现代社会及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之下，这种普遍性的幻象，一开始就裹挟着资本现代性内生的矛盾，并伴随着资本现代性的纵深发展而无法得以解决。

（一）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⑤资本自我增殖的永恒目的，以及资本阶级囿于自身利益的占有，与社会生产之间天生地存生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首先，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虽然资本似乎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这也就在简单表象巧妙地掩盖了资本的复杂之处：“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量的总和。⑥”但另一方面，资本又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这一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其次，资本也带来了竞争与不可避免的内生危机。马克思指出，“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⑦资本的国际竞争促进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必然反过来对从事扩张的原资本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促进了资本竞争力的增强，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种影响的最后结果大多数是消极的。由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往往表现为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的比例失调，“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频繁。”为了摆脱这种危机，资产阶级常常采用的是扩大市场或者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去。但“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马克思深刻指出：“正是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⑧但是整个地球的调整绝非易事，因为世界市场并不是无限的，不管是在广度上（即市场的大小），还是在深度上（即市场的潜力），都是有限度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⑨这样看似富足的“过剩”实际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要解决这一“恶性循环”（傅立叶语）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也就成为资本生产方式新的替代。马克思是以实践的方式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把这种资本的内生矛盾放到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认识到了资本内在限度的历史必然性。

（二）人的危机

历史发展论文篇11

早在18世纪60年代，美国图书馆的佼佼者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已经迈出了搜集口述历史的重要一步。班克罗夫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通过对话收集而来的资料比传统文献更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于是开始走上口述历史的采集之路。由于当时尚未出现留声机、录音机等电磁录音设备，班克罗夫特只能在采访过程中用文字记录受访者的口述回忆，所以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最初收藏的口述历史是抄本形式，而不是电磁录音的形式。“根据现有文献来追溯现代图书馆收藏口述资料的历史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录音机发明以前，已经出现了现代图书馆采集与收藏口述资料的例证，那就是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该馆所保存的是借助于文字将口述内容逐字逐句转录而成的抄本而非原始声音，不过因产生的源头是口述形式，我们仍认定其为口述资料”。但是，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在当时只是个例，影响力较为有限，并未带动其他图书馆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工作从而形成口述历史潮流。因此，在很多研究者看来，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只是美国口述历史的萌芽。

自1948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影响与推动下，其他口述历史计划和机构相继应运而生。1952年，德克萨斯大学开展了有关美国石油工业和森林木材行业先驱的口述历史计划;两年后，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口述历史专业机构—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Office ); 195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也创建了口述历史项目。至1960年之前，美国第一批以大学图书馆为基础的口述历史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除大学图书馆之外，对美国早期口述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总统图书馆，1961年杜鲁门总统图书馆(Harry S. Truman Library )率先启动口述历史计划。到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肯尼迪、胡佛、约翰逊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口述历史计划。基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开创的口述历史模式，从1948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历史在美国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根据统计，到1965年全美共有89个口述历史计划[3]。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其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至此，由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口述历史中心引起的“真正的运动”，促进了口述历史在美国的长足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以及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便利和效率，美国图书馆口述历史进入了全面快速的发展轨道，并引领口述历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同时，受世界民主力量的推动，图书馆口述历史的用户已不再局限于专家学者，而是逐渐延伸到广大的普通民众。值得指出的是，普通民众不仅是口述历史的用户，还纷纷加入到口述历史项目之中，参与口述历史的采集、信息传播和共享。总的来说，当前美国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已迈入信息化、网络化和社会化。

历史发展论文篇12

一、继承优良传统,不断发展创新

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已有百年历史,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由于旧中国落后的教育状况,校园文化以及校园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近代中国经历了漫漫长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探寻,由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他们在严酷的现实和痛苦的思索中觉悟到,中国的变革不仅是在生产力和政治制度方面,更应该触及到其背后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没有文化的变革,物质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变革是不牢固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开放的眼界和开阔的胸怀,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检讨西方文化,提倡白话文,掀起了文化变革的浪潮。在伟大的“五四”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不再是文弱书生,他们成为引领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领军人物。数点五四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生活战斗在校园里,从鲁迅的“呐喊”,到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从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发出的呼唤,到、瞿秋白、等一批青年学生的崛起,纷纷成为引领社会潮流的先锋和当时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正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使之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校园文化引领社会文化进步的典范,是文化创新的楷模,是校园文化发展史上灿烂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中,高校校园文化继承优良传统,传播先进科学、文明和谐、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良好育人环境,教育、影响、服务师生的作用才显现出来。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和“左”的倾向的时有发生,人们的思想集中在政治运动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高校在办学体制和管理模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校园文化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愉乐身心阶段。校园文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活跃广大师生的业余生活。调节因工作单一,生活单调所带来的精神疲劳,缓解紧张心理的作用比较突出。相对封闭、自娱自乐、乐在其中是这一阶段校园文化的特点,所以有人称校园文化为书斋文化。这一阶段的文化活动形式主要是以健康的业余体育或文娱活动为主。由于受到传统思想和历史上政治因素的影响,校园文化的活动形式及思想内涵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受到了影响和限制。校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滞后高校教育的发展,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深厚的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和利用。第二阶段为娱乐身心与教育师生并重的阶段。校园文化以娱乐师生生活和教育师生相结合为目的。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以健康向上的各种活动充实校园氛围和师生生活。在活动中让每个人接受正确思想导向,树立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丰富业余生活,陶冶身心健康。这一阶段的活动形式仍以集体活动为主,团队参与人数仍然是校园文化活动质量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但校园文化的内容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传统的文体娱乐活动外,师生员工从各自不同的需求出发,有组织地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并且开始注意以校园文化为阵地展示自己的才华。此时的校园文化与社会其他文化的接触和互补是相当缺乏主动的,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先导和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阶段是继承、传播、创新、发展阶段。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步入实质性阶段前后,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对校园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以从未有过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的校园文化,并以极高的热情参与校园文化的创新活动。这一阶段的高校校园文化以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和校园文化精华,传播先进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广大师生的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建设优雅协调、绿色环保的生态环境,创造适应21世纪信息时代、生物工程时代的更高层次、更高品位的校园文化为目的。新旧校园文化的继承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以人为本,开放创新,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是这一阶段的特点。校园文化在人才素质培养提高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同,广大师生主动积极地投身校园文化的建设,文化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文化需求的多元化,与传统集体活动并存的是自由灵活、相对松散、规模不等的各种社团组织活动。校园文化在继续发挥娱乐和教育师生作用的同时,又增加了充分满足校园师生的个性要求,注重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在社会文化发展中起引领潮流的作用。在对校园文化发展趋势和对校园文化发展创新的表现特征作了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多学科知识的互相渗透,文理交融,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资源共享,全面开放的校园文化新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新世纪的校园文化还将继续沿着继承、传播、创新、发展的道路不断发展下去,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它的变化,及时做出研究和引导,避免其无序发展的倾向。

二、关注人的需要,构建和谐家园

高校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活动空间,以校园师生为参与主体,以师生教学科研活动和业余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文化的多学科、多领域广泛交流及特有的生活节奏为基本形态,体现了文化育人、环境育人、实践育人的整体资源观,并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群体文化。高等学校既是培养高级专业人才,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同时也是传播和发展高品位先进文化的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不仅与高校的办学目的、教育任务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它更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校园文化要以教育师生、感化师生、服务师生为其宗旨,帮助人们建立起一个能感受到理想和意义的精神家园为重要使命。高校校园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就要注重广大师生的多种价值需求,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等的实现,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这也应该是校园文化发展存在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在营造文明健康、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师生的理想信念、目标追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人格塑造和文化修养。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青年学生,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修正、塑造完善自己,向着理想自我不断迈进。高校经常利用校园师生比较集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特点,举办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并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使大学生受到了最直接的集体主义教育,并逐渐转化为行为规范和人生准则,促使他们把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和个人的正当需要联系在一起,把学校的建设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完善联系在一起,使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创造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有大幅度的提高。总之,高校校园文化在塑造灵魂、培养情操、潜移品性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导向作用。高校校园文化在和谐校园的创建中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校园文化在营造科学进步、健康向上、情趣高雅的精神氛围和文化氛围中,通过多种形式和多种途径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向广大青年学生传播当今国内外最先进、最科学、最广泛的科学文化信息,大大地开阔了师生的视野,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教育、引导、影响青年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崇高的信仰追求和优良的品质。(2)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调整了师生工作学习的节奏,缓解了竞争激烈所引起的紧张的情绪,舒展了身心,而且在愉悦的活动中增强了人与人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增强了彼此的信任和尊重,既提高了师生的审美水平和情趣,同时也避免了人们心理上的无所适从或行为上的某种“失范”状态。近几年来校园文化的内涵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也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广大师生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纳社会变革,思想顾虑和精神禁锢少了,渴望追求和积极参与多了。(3)提供平等和公正的机会是和谐环境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校园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校园文化的发展给每个成员提供了更多的参与和分享的机会。它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极为广阔的人生舞台,校园文化使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校园生活的变化和发展,通过自身的参与和创造分享其成果,体会自身价值的存在。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时,人与人相互平等,机会均等,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展示自我,各尽所能,各展其才,这种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必然会在理论修养、文化修养、艺术修养、心理修养等方面有难以估量的进步,其个性的创造力、科学的感受力、文化的领悟力都会大大提高。总之,理性与高雅的校园文化正在帮助我们营造一个和谐与理想的精神家园。

三、坚持以人为本,引领文化潮流

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先进文化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着力点,同时它也为高校广大师生营造了精神生活家园。今天的校园文化已经初步形成了资源共享、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校园文化的发展同社会其他文化一样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之后,对未来的发展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