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自动化论文篇1

【关键词】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自由存在；实践科学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3）01―0027―06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是人类存在与作为的产物，它诞生的前提就是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由自觉思维走向自由思维，亦即通过人的学科建构自由思维探索，将它从他律的“囚徒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它获得新生，显现出其庐山真面目。也正由于此，我们说，人的存在先于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本质，正是人，使它的本质揭示和显现成为可能。可见，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行动，究其实质，就是要在现实世界中，与未知的科学世界中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关系，通过自己的建构行动超越自然世界原本简单而又稳定的存在决定论，以在世界的纯粹物质性中，把握人通过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并在这种人的能动性改造中，完成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自律性建构，从而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逐步由自在走向实在。惟因如此，笔者认为，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中，人作为主体是自由的，他作为人的自由是必须保证的。人在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建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它自身，而是一个对自我在场的绝对超越。当人步入一个纯粹的形而上世界之中时，就意味着人将因为保持了一种自由的理论性思维、建构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选择性思维、否定性思维及批判性思维，必然做出符合自己“心智特征的选择”（康德语），并且对作为整体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存在着的诸多存在结构”，做出符合自己心智的合理“解释”（萨特语）。

显然，正是由于自由的人所进行具有鲜明自我特征的自由创造，我们才领略到种种与众不同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理论的魅力，才从千姿百态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和理论中，目睹到远程教育合作主体千差万别的鲜明个性特征。也正基于此，笔者确信，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构建，归根结底，首先应当归功于人的自由创造人格、人的自由创造合作行动，恰恰正是因为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创造行动，才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呈现出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理论态势。由此可见，对象着主体自由意志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其行动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存在，通过自己的自由行动选择，选择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行动及其模式。诚如萨特所说的那样，建构的理由和建构的根据是与建构主体的自由选择行动一起爆发出来的，就像在许多情况下，自由表现为自由动机、自由动力和自由目的及其整体一样，“我的每一个活动，哪怕是最小的活动，都是完全自由的”[1]。不过，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的主体自由性发挥，并不意味着人的有关理论自由建构是任意的、随意的，甚至没有理性节制的。其实，它恰恰说明，在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中，构建行动往往具有理智意向性，甚至经常被理智意向性所规定，所以，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自由行动，其实也得受这样那样的文化制约，就像我们平常所认识到那样，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必然、必须受客观存在着的物质现实性的制约。也正由于此，笔者认为，人类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动机是极其复杂的，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文化理论构建的愿望是多种多样的，正是因为物质现实性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的自由建构意志的多元性，才导致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自由建构呈现出种种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观点认识。

1.知识习得假设论

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的自由存在论中，自由的知识语言习得假设成为一种最有意思的观点。按照其代表性人物斯蒂芬・狄・克拉申（Stephen D Krashen）的认识，语言合作应当是人类合作的最初起源，谁曾见过不与他人交流的语言呢？语言的特性决定它必然会将两个以上的主体联系在一起，使他们通过彼此间的合作，掌握更多的知识及其话语权。因此，在远程教育中，知识的语言习得假设，成为各个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学习者走向合作办学、合作教学和合作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种合作文化理论假说，它可以分为五个类型：一是“区别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其理论核心就是克拉申对人的“知识语言习得”和“知识语言学得”做了区分，按照他的观点，“知识语言习得”是潜意识的合作过程，是学习者注意意义的自然交际的结果，而与之相对的“知识语言学得”则是指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学习相互支持过程，即通过开放大学教师的讲授辅导，以及学习者有意识的练习、记忆等活动，达到对所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二是“监控假说”（The Monitor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设，克拉申认为，人的“语言知识习得系统”与“语言合作学得系统”的作用各不相同，“知识语言习得系统”成就的是一种人在潜意识中获得知识语言的能力，它是真正的语言能力，而“知识语言学得系统”，则开发的是一种人的有意识的知识语言获得能力，它是人类大量使用知识语法规则监控能力的必然结果，二者的存在，都以与他人的知识文化交流为目标，它们的出现与作用，都是在学习主体与其它主体的互动合作中实现的；三是“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依据这个假说，克拉申提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解的知识语言输入”，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方、第三方的知识语言输入（这种输入或许是由他人或学习机器来完成的），而他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知识信息或知识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知识习得，这种知识习得其实恰恰正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教学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据此，他提出，理想的远程教育知识输入应具备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既有趣又有关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非语法程序安排 （not grammatically sequenced）、要有足够的输入量等特点的观点；四是“情感过滤假说”（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克拉申认为，有大量的可理解的“知识语言输入环境”并不等于学习者就可以学得很好，原因是在学习者的知识语言习得过程中可能还会受许多情感因素的影响，只有知识语言输入经过了其他主体的巧妙情感过滤，这些知识语言才有可能最终被学习者完美地“吸收”（intake），反之，如果其他主体的知识语言输入情感屏障性较高，他们获得的有效知识语言输入量就减少，他们的远程学习效果也就差；五是“自然顺序假说”（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说，克拉申认为，学习者对知识语言结构的习得是按照由外到里、由浅入深、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等知识语言习得自然顺序进行的，在远程教育过程中，为学习者提供支持服务的那些合作主体，不论是开放大学及其教师，还是其他学习者，都应当按照此顺序假设操作，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学习者的远程学习效 率[2]。由此可见，知识语言习得假说论的确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建构的重要动力之一。

2.交际能力锻炼论

在种种建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呼声中，交际能力锻炼论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借助其覆盖全社会的远程开放大学系统，为学习者的广泛交友、相互切磋、互帮互学、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培养人脉、练达人情、共同进步提供一个平台。由于开放大学的学习者都是成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背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个界别、行业和阶层，因此，广泛的交际不仅有助于学习者在校的合作学习，而且有助于他们校外的工作合作。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学习者才非常看重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氛围，并通过其“天网、地网和人网”“三网合一”的互动平台，寻觅知音，有的学习者甚至发出倡议，与其他同学共同做事，为社会服务。具体到我国电大而言，就是许多学习者充分利用中央电大、省级电大和地市电大的“三级互动”平台，跨时空、跨地域、跨专业、跨年级漫游交友，寻求合作学习、合作做事的机会。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型大学，成人学习者的这种交际能力锻炼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他们大多是社会人，在社会生存、人生规划、事业发展中，都离不开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少不了与形形的人群打交道，所以，开放大学的这种人际交往能力锻炼，很可能非常有助于他们事业发展的成功。就像美国心理学家卡耐基所断言的那样，一个人事业的成功，30%取决于才能，70%则取决于其交际能力的大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开展及其文化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印证了功能派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那么究竟什么是制度呢？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而制度博弈论的代表人物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 ）则认为，“在一个人群P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Γ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R而成为人群P中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制度”[3]。我们不妨把这个“P”当作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为学习者所提供的知识信息和交际能力，显然，正是为了这个共有的知识信息和交际能力，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才生生不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才不可或缺，并成为人类社会有组织的、非常有意义的理论体系建构活动之一。正是它，不断推动我们致力于建设和完善远程教育合作这种奇特的“社会制度”，让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和学习者在合作这一事务上，不断地和某些社会机构、社会团体、社会人群进行交往和联络，让他们在一种规律性的、技巧性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得知识和人生的增长点。基于此，笔者认为，交际能力锻炼论肯定也是促进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产生的重要原因。

3.教学交往情感论

在远程教育中，人们发现，由于失去了面对面的传统教学情境，教师的教学失去了与学生交往的现场亲切文化氛围，原来他们所掌握的那种课堂教学情感策略一时找不到表现的对象，最终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从而使其教学顿时变得黯然失色，失去了生动的知识渲染力和暗示力，而学习者也因为无法感受到教师现场教学丰富的情感表现元素，其课程学习体验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在网络自主学习时，由于面对的是抽象、单调、贫乏的文字符号知识文本信息，失去了传统课堂教学情境里那些与他们同样充满激情的同学们的呼应和支持，他们的学习顿时变得孤独和落寞。在一个因为情感缺失而导致知识缺失、文化缺失的个人化教学情境里，学习者与人交往的欲望激增，那种曾经被虚拟学习冷却和固化了的学习交流热情再次被激活和焕发出来，他们渴望开放大学能够给他们创设和提供一种充溢着丰富教学交往情感那样的再现式课程教学情境，由此，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构建命题以一种人们不曾想到的方式被提了出来，教学交往情感因素由此上升为影响远程教育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认为，在远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对象进更多主体情感体验的课程教学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呼唤，如何创设一种能够卷入更多教育主体――不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无论其身在何处，都能积极参与的合作教育、合作教学或学习模式，成为研究远程教学、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惟因如此，我国学者洪梅指出的那样，“教学过程的本质由两种根本关系决定：交往关系（主体――主体）和认识关系（主体――客体）”，“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和交往过程”[4]。这说明远程教育系统就是一个由主体与主体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合作教育系统，通过师师、师生、生生的交往互动和共同发展的合作教学和学习模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合作教育文化氛围，为师生们授业解惑、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养成习惯、个性发展等，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途径，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人人更加乐于接受的创新性的教学体制和学习机制，而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研究，显然有助于这个创新性教学体制和学习机制的建设。这说明，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也是远程教育教学交往情感渗透的必然选择。

4.教育沟通渗透论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的出现，也是教育沟通理论诞生的必然结果。由于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学习型社会，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沟通已不可避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沟通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远程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沟通初现端倪，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沟通的倾向已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构建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远程教育“立交桥”，形成一种与各种教育相互融通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当量替换、一专多能的远程教育合作机制，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促进全民学习、全域学习、全面学习和全程学习，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正由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职前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互相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在当前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时代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教育体制”，“为毕业生提供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电大也不例外，它必须在建设学习型国家中担当主力军的角色，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协调和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学校之间的相互沟通、专业之间的相互沟通、课程之间的相互沟通、教师之间的相互沟通、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学习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也是非常有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这种沟通，不仅活跃了开放大学的校园活动文化氛围，缩短了沟通主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保证了远程教育的品质和质量，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成为开放大学发展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有效手段。 因此，笔者认为，沟通教育是一种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它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征着远程教育离不开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交往、交流特性，也表明远程教育离不开“若干人或者一群人互相交换信息的行为”（《大英百科全书》）。就像我国学者王泽英所言，沟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沟通指以符号、记号为媒介实现的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即人们在互动过程中通过某种途径或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对方接受信息的人”，“广义的沟通则是人类整体的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交换观念、思想、知识等信息，而且交换相互作用的个体的全部社会行为”，“沟通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信息的交流在于符号，在符号互动意义上实现沟通”，“所以符号互动论者常将‘互动’与‘沟通’通用”，二者“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本质相同。他还认为，沟通活动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称为自我沟通”；二是“在少数人之间的沟通称为人际沟通”；三是“组织和其成员、组织和其所处环境之间的沟通称为组织沟通”；四是“职业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众多的人称为大众传播”[5]。根据他的认识，我们可将教育体系之间的沟通称为教育沟通，学历证书之间的沟通称为学历沟通，专业之间的沟通称为专业沟通，课程之间的沟通称为课程沟通，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沟通称为教学沟通，学习者之间的沟通称为学习沟通。这充分说明，沟通已经渗透到远程教育的各个层面，作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它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远程教育体制、制度和战略之中，渗透到开放大学办学及其学科、专业、课程、资源、教师和学习者等多种多样的丰富社会关系层次之中，已经成为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事业发展和运行的重要活动方式。也正由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沟通教育至关重要，它是远程教育文化生生不息和远程教育文化理论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动力。

5.教学互动诱发论

众所周知，远程教育是一种互动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模式中，教师之间的互动、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互动司空见惯，这些千姿百态的互动形式形成一个个丰富多彩的远程教育互动圈，装点着远程教育这个时空跨越、教学分离的教育模式的大风景。可是，究竟什么叫互动呢？就是事物相互之间的来回往复运动，它包括相向运动、相交运动、相对运动等丰富形式。其实，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最早阐述了互动的概念，以解释物体或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影响，说明能量守恒定律。而在社会学领域，互动则是指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和关系，人们借助它来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形成了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社会互动论”的学说。在今天，伴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手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物之间、系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入了新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互动关系研究引起社会多方的关注，互动概念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远程教育的互动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提出来的，被人们用于描述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环境里，教育主体与其他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教与学行为模式。按照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和格雷格・基尔斯利（Greg Kearsley）的观点，互动理论的出现，乃是因为在远程条件下，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出现地理距离和物理距离而引发的。由于这种可能造成教师和学习者之间产生文化隔离或误解的时空屏障的存在，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合作教学模式或学习模式，促进和推动教师和学习者冲破孤立彼此的那种天然存在的“交互距离”，以便打破时空束缚，消弭由于时空距离存在而导致知识学习被隔离或产生误解的可能性。穆尔和基尔斯利指出，“互动距离是由于教师与学习者地理上的距离造成的理解和交流的空缺，这种空缺必须用教学设计的一些专门步骤与互动支持来弥合”，“互动距离就是导致交流缺失的物理距离，是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存在误解的可能性，必须由特别的教学技术来弥合的心理距离”，“互动距离是一个连续变量，而非离散变量”，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改变远程教育中存在的教学时空离散教师和学习者彼此的窘迫问题，让教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通过远程教育媒体进行对话，并借此形式彼此“积极主动地倾听”，从而在别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的激活下“提出更有价值的意见”，从而把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转化成一种“有指导的教学会谈”，一种“以学习为目标的指导性对话和带有助学特征的对话”，这样“师生之间交流的感觉可以提高学习的愉悦程度和学习动机”，“这种感觉可以通过完善的自习教材和适当的远程双向交流进一步强化”[6]。依据他们的观点，教学互动是远程教育的有效模式，正是教学互动模式的诱发才导致独具特色的远程教育教学合作文化和学习合作文化模式的出现。因此，在研究具有传奇特色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教学互动诱发论”的贡献，它的存在，也是推动我们不得不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如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的那样“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6]。

6.教育水平相长论

以交互为特征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文化繁荣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导致教育主体彼此之间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得开放大学之间，以及它们与其它类型的大学和社会相关机构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办学进入一个规范、有序、和谐的新天地，使得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合作教学进入默契、融洽和友好的新境界，同时也使得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进入快乐交友、互学互帮、共同进步的新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它，推动教育主体之间进入一个相互促进和共同增长的良性运行状态，呈现出教教相长、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和学习相长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可见，基于合作文化模式为基础的远程教育催生出许多在传统教育中不曾看到过的教育亮点，在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分工协作、相互促进的政策引导下，各教育主体之间不断地拓展战略对话的渠道，寻求合作的机遇与可能，从而进一步激活了彼此的教育活力，强化了开放大学共商发展、共话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与此同时，由于各教育主体之间信息意识不断增强，信息摄取能力大幅度提高，已形成了一种信息互通、知识对称、增长均衡的远程教育教育机制，其共图发展、共谋发展的教育潜力已初现端倪。当然，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由于各教育主体都在不断致力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远程教育资源整合、战略重组、体制创新、机制优化，适时采取一种优势互补、行动协调、集约经营的合作策略，这无形之中提升了各自的教育实力，为其共同发展和共赢发展创造了契机形成了一种共促发展、共荣发展的远程教育事业发展新格局。当前，随着远程教育合作观念的日趋深入人心，一个教育主体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在形成，因为合作及其文化，远程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性大大增强。笔者确信，远程教育主体之间的教育相长必然要求人类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相长论”出现的一个深层原因。

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只有人，才必须接受教育”。教育是人从自然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变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由人的唯一方式，而远程教育正是一种可以让更多的教育主体参与进来、活动起来、团结起来、发展起来的合作文化发展模式，才使得它自身成为人类教育文明中一道宏伟、壮丽的风景。毫无疑问，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正是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和学习者主体获得“自由”的“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正是它，才使得其合作文化理论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自由的人必须接受自由的教育，自由的教育必然是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方式，正是因为它所拥有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合作文化品质，才使得它成为无数自由人从伴随他们由生到死的社会规定性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确证。惟其如此，我们说，正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将无数深陷其中的自然人、社会人转化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活生生的远程教育主体，让他们在天各一方、彼此疏离的自然世界里，共同协作，守望自己心中那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由此可见，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是让教育主体保持自己独立自由尊严的“最后一片栖息地”，作为一种自由存在的教育理论，它已成为促进人性自由、教育自由、人格自由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并使得远程教育越来越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自主选课、自主学习为其终极文化旨归。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自然存在论，向自为存在论，向自觉存在论，直到最后向自由存在论的进化历程表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的远程教育文化情境并不能自由选择，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合作文化方式，来实现对于并不自由的文化情境的超越，如恩格斯所言，“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9]。由于人具有至高无上的自由选择权利，这就使得人对于环境、处境和情境自由超越，成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恰恰是因为和人的自由超越权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结果也就赋予它可以由人来自由建构的无限可能性，而这也正是远程教育合作理论生成的奇妙之处。诚如萨特所指出的那样，行动对于人类现实来讲，就是通过行动超越世界简单而又稳定的决定论，以在世界的物质性中改造世界，人的存在应该归结于行动，而行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因此，人的存在就是自由。可见，正是由于人的自由创造，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虚无中一步步走向自由，正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诞生，又将人类一步步从自然王国引向自由王国。

按照康德的有关观点，笔者认为，建立在“自然存在论”基础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究其实质仍然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科学，而建立在“自由存在论”基础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实践科学，它们的分野就是“学”和“用”的关系。不可否认，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以致用”，因此，将来自“虚无自然”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理论科学”转化成“自由存在”的“实践科学”，正是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把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虚无”的此岸世界中赎救出来，是我们的职责，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达到“存在”的彼岸。由此，笔者坚信，来自“自然存在论”这种“虚无”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是我们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形式起因，而来自“自由存在论”这种“存在”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则是我们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必然归宿。将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自然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和“自由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本质差别不同功用区别开来，决定着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必须按照从自然建构到自为建构，再到自觉建构，直到最后进行自由建构的因果律去进行。

[参考文献]

[1]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北京：三联书店，1997，（1）：565.

[2] 李研. 对于“斯蒂芬・克拉申”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划分的回顾和

评析[J]. 邯郸学院学报，2007，（2）：106-108.

[3] 黄卫华.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36-39.

[4] 洪梅. 教学过程的交往性本质浅探[J]. 江苏教育研究，1990，（3）：

13.

[5] 王泽英. 他你我的世界（导论）[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00.

[6] [美] 迈克尔・穆尔，格雷格・基尔斯利. 远程教育系统观[M]. 王一

兵译. 上海：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222-223.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2

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现着华夏民族的主体意识，是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的根基。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民族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在经济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今天，更应该把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开创实践教学的新内容、新途径、新方式，探索二者相融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从而推动国学经典的传承，增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一、国学的内涵

《辞源》中国学的定义为：“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广义上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为主体文化，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科技等，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门学问。狭义上的国学可以分为三类：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流派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释道三家等；以目录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关系

国学经典涵盖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教育原则和方法，可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将其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也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所在。

（一）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

国学经典凝聚了华夏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例如国学经典家国一体、心忧天下、以身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宽厚仁德、诚实守信、浩然正气的德行修养，奉养令其身安、尊重令其心安、孝要推恩及人的孝道教育，见贤思齐、和而不同、信义为重的人际交往原则，自强弘毅、学而不厌、知行合一的为学思想，进退有度、顺应自然、得失自如的人生境界等，都是思政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可将其融入思政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中。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应当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从国学经典里汲取充足的养分，通过继承、转化国学内涵并赋予时代性，才可以给予传统文化绵延的生命力，赋予思政理论课、实践课教学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底蕴。

（二）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原则与方法

国学思想涵盖了行之有效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两者的相同之处）。国学思想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比如引导、规范、教育等，尤其在德育原则和方式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学思想主张的立德树人原则、知行合一原则、榜样示范法、家校共同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等，都可以融入当代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中。

三、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呈现信息多元化、社会开放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各种思潮的交汇交锋，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碰撞，使得当代大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易发生各种冲突和选择，从而影响到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知的稳定性，强化了他们的功利性，弱化了或消解了他们的主体性。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引导大学生克服多元文化的冲击，解决他们在成长成才中的精神迷惘和传统文化素养的缺失问题，如何进行国学教育，让大学生感受国学魅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自信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自觉性，成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又一新的教学难点。因此，思政理论课教学不能脱离对国学经典的传承，要让国学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在实践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心灵产生影响，才能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认知程度，使大学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二）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思政理论课，长期以来的教学效果堪忧。将国学融入思政理论课不能只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

一是国学经典本身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与价值。要让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体会到国学对思想的引导、教化作用，对社会环境的净化作用，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的热情，深化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逐渐将理论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立足于国学经典开展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实践活动。大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能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了解民族精神，了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阔眼界，增长才干，从而实现思政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三是国学经典能够极大地改善传统思政理论课单一枯燥的教学内容。运用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灵活地将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听课热情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总之，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将传统文化落实到大学生的一言一行当中去，让国学真正入脑入心，使大学生从本质上陶冶性情，提高个人修养。

四、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途径

（一）国学经典与思政理论校园实践活动相融合

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校内实践教学形式通常分为课堂实践和课外实践。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和阐发思政理论课教学体系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实际开展学生乐于接受、易于操作的活动。例如国学经典中的家国一体、道德教育和个人修养、道生法、唯公无私的道家法治思想等，都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三大块内容相契合。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可以组织开展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演讲、辩论、诗歌朗诵、红赏析、道德法制剧表演、历史人物故事分享等实践活动。在教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第八章第三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教师可针对课程内容组织实施以“中国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通过主动阅读经典著作，查找重要文献，整理分析收集材料，撰写研究论文，制作汇报课件，师生课堂讨论交流一系列环节，深刻认识民族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教师可以在课堂实践教学活动课前将任务布置给学生，学生可以独自或合作完成这些任务。任务完成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活动进行总结和评价，让学生体验每一个学习环节。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国学经典还可以渗透于课外实践活动中。高校思政部门可以组织开展国学讲堂、汉字书写比赛、知识抢答、征文比赛、国学读书会、国学经典诵读、中国书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此外，思政部门可以与其他部门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文艺节、学生社团协会活动、党课团课培训学习、板报展示、橱窗宣传栏、文化艺术墙、校训、校徽、校歌、学校精神等都可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我院开展的狮山讲坛之国学讲堂、经典红歌咏比赛、经典诵读、传统节假日系列文化活动，以及阅读经典校本德育读物――《国学之美》等实践活动深受学生喜爱，极大地提高了思政教学质量。我院还充分利用广播、学报、校刊、网站等媒介，将国学普及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国学氛围，让学生深度领会国学思想精髓。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相契合

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常见形式，是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将国学经典融入社会实践，开展校外实践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可将地域文化融入校外实践教学中，开展具有地方人文内涵的活动。例如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开展地域人物寻访、地方红色教育基地考查、地域历史文化学习活动；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开展追溯文化源头、重走文化古道、寻访民间艺术、考察民俗文化等活动，让师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另外，我院组织实施的德育实践项目、志愿者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慈善一日捐”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都融入了国学文化。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将国学理论知识化为生动形象的素材，从而化教为学，化学为思，化理为情，化知为行。这样既促进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重视、喜爱、守护和践行，又进一步提升了思政理论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三）国学经典与校园新媒体相结合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时空的限制、覆盖面窄的局限被打破，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日渐深入。而且，高校校园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信息化技术手段日益成熟，“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的建设开始普及。这一切都使得思政课的教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基于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丰富形式和新媒体的特点，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与校园新媒体有效地结合起来，创新实践教学方式。例如教师可以运用思政理论课专题网站、世界大学城空间、微课、MOOC、QQ、博客、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进行国学课程的开发和共享，利用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技术，结合视觉与听觉，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强化教学效果。网络视频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在线观看，国学讲座视频也可以运用其中；APP游戏可以在好友之间进行竞争排名，国学经典也可以融入其中；选秀比赛可以吸引选手参赛和粉丝目光，国学知识比赛也可以吸引大众学习。因此，运用新媒体的多媒体性可以改进和完善传统的教学形式，从单一运用参与性教学方法到融合吸收在线互动学习、研究性学习等多种实践教学方法的综合提升，增强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W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骆建彬.卓越领导国学讲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3

关键词: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培养青年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教育环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十六大以来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并相继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工作部署。十七大后,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把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贯穿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但同时不容否认的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比如学生学习兴趣低,缺乏学习热情;部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存在误区;教学内容重复泛化,教学方法简单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又掣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使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所以需要对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既考虑学生和教师的主观原因,又考虑社会的客观因素,既考虑教学主体与课题,又考虑教学中介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以此态度指导教学改革,才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并内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素质建设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关键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主导,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设计者和指导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能否促进学生主动、和谐、活泼地发展,关键在教师。”所以,要有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培养和建设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比较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献身思想理论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知识日新月异,知识创新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品质在于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才能从思想上认识上跟上形势,不断提教学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必须具有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根本,他在认识论中再三强调理论必须回到现时中去指导实践,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才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紧密结合起来,是历史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在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具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理解,才能把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目标结合起来,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富有鲜活的教育意义。

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难题。这都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方面。因此,能否及时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揭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理论本质,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才能在大学生普遍关注某一问题的时刻,及时为其做出解答,也才可能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实践中,我们要大力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人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提高自身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学术研究,鼓励教师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由此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全能型”的教师队伍,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良性湖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完善更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基础

教材是制约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给“教材”下的定义是:“所谓教材,就是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在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杜威是把教材作为活的知识来把握的。这里的“知识”决非死的、静态的知识、现成的知识,而是活的、动态的、生成的知识。这就是说,能够作为“教材”的知识,应该具有及时更新完善的与时俱进的功能。

但在现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作为其教学知识的教材却存在诸多不足。如教学内容重复泛化。主要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与中学时的思想教育课程衔接性差、重复多。据统计,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中学政治课有近1/4的课程是简单重复,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空洞的政治说教;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和滞后性,教材编写的特点决定了教材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现实,导致了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从教材和教师口中得不到对现实情况的合理解释,从而对教学内容产生了厌倦。 三、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核心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反思的思想结晶,是继“文明冲突论”后又一重大社会理论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需要。“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在此讲的“自知之明”应该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这里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而且包含对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理解、探寻。以便明白在多元文化交叉融合中,本民族文化处于何境地,较之他族文化,我族文化有何特色,在未来发展中该往何去。这是一种兼深度和广度的认知,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忏悔,而是走向自身文化深处、走向其他文化殿堂并筹划和追求民族文化理想的探索历程。二是认知的升华,即把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也就是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把自身视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把民族文化视为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主客,合二为一。这样,就把保护传统文化作为自身使命,把认知内化为自身信念和行动指南,在新形势、新环境中自觉地去继承它,保护它,弘扬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扞卫它。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4

1.大学宿舍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独特载体和实践平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实践操作为主，采取原著阅读、研究讨论、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地获得知识，增强能力和素质的一系列教学活动。毫无疑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广泛实施需要借助各种有效载体和实践平台。高校宿舍是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社交的重要场所，是大学生思想火花最容易碰撞的地方，其日益成为大学生传播信息、交流思想、探讨问题、表现自我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政治敏锐感的第二课堂，是大学生塑造良好品格、实现自我提升、形成独立人格的成长空间。作为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宿舍文化，是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宿舍活动为载体的宿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宿舍成员在共同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群体文化。宿舍文化以其参与的互动性、内容的切己性、影响的潜在性以及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丰富性越来越为广大学生所接受和认同。宿舍文化的这些特征和功能决定了结合宿舍活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能够使教学活动更生动有趣，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使其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一个独特载体，同时又成为学生了解社会、直面现实、锤锻合作精神和交往能力的一个重要平台。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培育积极、健康、和谐大学宿舍文化的重要保障

宿舍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它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宿舍及其周围场所为主要活动空间的一种群体文化。宿舍文化建设的好坏，会影响到宿舍成员的行为习惯、价值观等等，从而影响到校园文化的建设。积极、健康、和谐的宿舍文化往往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会引导宿舍成员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容易形成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并增强宿舍成员的集体荣誉感；而低俗消极的宿舍文化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恶化整个宿舍风气，影响宿舍成员的健康成长。毋庸讳言，高校宿舍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其育人功能的发挥。其一，易受西方负面思潮的侵蚀。在大学生看来，宿舍社区的主要功能集中在学习、生活、娱乐方面，宿舍社区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方面还没有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同时，社会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潮往往企图通过高校学生宿舍这一渠道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渗透。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宿舍活动中容易出现淡化精神支柱的倾向，导致一些宿舍活动的形式和动机目标偏离了社会的“主旋律”。其二，存在重视管理而轻视教育的现象。有些高校过多地强调宿舍管理的控制和管理功能，强调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的管理手段，淡化了其育人、激励功能。其三，宿舍文化活动过于单一。有些高校把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等同于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一味强调其娱乐功能。同时，每一学期的例行“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并不能得到更多学生的青睐，导致学生参与宿舍活动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3.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

苏联教育家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能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种方法，它要求教育者按照受教育者的自身发展阶段予以适当的指导，通过发挥受教育者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逐步培养受教育者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调控的能力。而宿舍社区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最佳天然平台。学生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情感的交流大多发生在宿舍，学生的性格特点、个人喜好以及生活习惯在宿舍里表现得较为真实。同时，学生中存在的各种思想、心理与情感问题以及诱发各种不良现象和突发事件的苗头也常常最先在宿舍里发现和酝酿。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结合的途径

1.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是前提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同年3月26日，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在教育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学生生活管理，推进思想教育工作进宿舍”[1]。2007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指出：学生宿舍和公寓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发挥现有学生工作体系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宿舍和公寓为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以生为本”，就是要把满足和引导大学生的理论需求和发展需要作为实践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既要坚持教育大学生、引导大学生、鼓舞大学生、鞭策大学生，又要尊重大学生、理解大学生、关心大学生、帮助大学生。教师要因势利导，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真正培养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加强宿舍管理队伍的建设是重要抓手

在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中，高校要提高宿舍管理水平，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宿舍管理队伍。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三支队伍的建设：一是宿舍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他们主要是负责学生宿舍的日常管理，以及卫生检查和财产安全工作。目前，大多数宿舍管理员素质较低，与服务对象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员队伍的建设。首先，要注重管理员队伍的思想建设。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使宿舍管理员树立“学生工作无小事”的意识；其次，要注重宿舍管理员工作方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明确宿舍管理员的岗位职责，将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其重要职责之一，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二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现在各高校都设立的专职辅导员，来管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在宿舍管理中要充分发挥辅导员的作用，建立并落实辅导员入住宿舍和值班制度，并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是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是大学生宿舍文化活动的骨干和带头人，在宿舍文化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他们最了解学生宿舍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态度、个人爱好、生活习惯甚至习惯用语都很容易诱发其他大学生认同、模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导向，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要建立学生管理队伍，要加强宿舍的党团组织建设，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3.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线为指引，着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宿舍文化活动是根本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5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6

[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途径

[作者简介]曹小军（1963-），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宫春艳（1971-），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吉林长春13 01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5)20-0049-03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应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通过教学使大学生懂得积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同时，我们也要根据时代实践发展的需要，广泛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深刻认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现实价值，才能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而对于传统文化，也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正确引导大学生们主动接触、了解传统文化，有效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将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课程改革增添活力，对大学生良好品质和修养的养成起到重要作用。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富有普世价值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突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创新精神等良好的思想品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具有较为丰富的人文知识，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不应只是知识方法的传授，而应是一种情感的交流，要求我们善于了解大学生的心理诉求，把握大学生情感脉搏，不仅关注他们所关注的，更要引导他们追求崇高健康的人生观，通过明理、动情、导行来帮助大学生实现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以实际行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人文培养与情感培养的过程

加强人文培养与情感培养是大学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要求。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思想走向成熟和稳定的关键时期，确立以大学生为本的思想，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把培养大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置于课程目标的核心位置，要求高校教师以育人为本，立足于大学生思想实际，不断转变教育观念，让大学生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尊重大学生树立自我意识，促进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同时更要关注他们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以及道德修养与人格养成。通过教育，使他们既能掌握知识和技能，也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成为既会工作又懂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他们走入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人文教育问题

（一）忽视人文教育

忽视人文教育、追求功利目标已成为教育的世界性问题。当代中国，同样存在强调知识学习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将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作为教育的主要价值，尤其在经济实用主义氛围下，以金钱为中心，信息成为商品，教育变成产业，大学生成了消费者。在一些高校，由于受到原有教育体制和机制的影响，认为人文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情，由社会大环境来制约。高校和教师更多的是关注专业教育与教学工作，而把参与人文教育实践活动视为时间和精力上的一种浪费，常常忽视人文教育，甚至把人文教育边缘化，这是造成当今大学生人文精神贫乏的直接原因。

（二）课程设置重视自然学科，忽视人文学科

课程设置重视自然学科，忽视人文学科，是现代大学人文教育匮乏的主要原因。传统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最主要是依靠自然科学的发展进步，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文科是艺术，“重理轻文”的观点一度影响了一代人。具体反映到当前大学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在课程门类、学时数、学习要求、课程建设等方面，就是重视自然学科，忽视人文学科。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已被打破，新的适合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价值观尚未建立，在相应的配套措施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乘虚而人，对缺乏成熟理性思辨能力的大学生必然会造成消极影响。

（三）泛政治化思维方式突出

泛政治化思维方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突出问题。“泛政治化”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常常把教学内容、理论、目的都抹上政治色彩。如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很多内容陈旧僵化，更多意义上是理论的说教，缺乏实证支撑。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过分突出说教价值，必然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及受教育者个人发展价值的实现。这些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缺乏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离开人文精神谈人文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社会本位遮蔽人文关怀

传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本位的价值定位，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所内含的人文关怀价值，是教育实效性不佳的重要原因。教育的社会本位要求我们在制订和实施教育目标时，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把满足社会需要作为现代教育的最终目的，并通过教育，把社会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传递给大学生，使受教育者能够尽快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这种社会本位教育思想认为，作为成人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以大学生行为规范和教学活动中的权力秩序形态来约束大学生言行的，我们一方面明明知道给大学生过多过严的约束不利于大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却总是担心放松了管束会使大学生无法无天，因而仍旧抱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古训不放，上课时教师依然要不苟言笑，举止严谨，大学生必须得正襟危坐，不可乱说乱动。这严重压抑了大学生的个性发展，束缚了大学生的自主性。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渗透人文教育的路径

（一）挖掘人文因素，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主课堂。从教学内容看，它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和多个领域。要想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就必须在教学内容上下功夫，使之成为影响大学生自律的行为，促进大学生政治信仰和道德品质的提高，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言行举止等人文态度。不过，接受了这种教育，不等于大学生就具有人文精神，就形成了人文素养。从教育实践看，作为高校教师，在教学中还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教材，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实际，努力回答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通过人情入理的分析，让教学真正深入人心，并通过自学自讲、对话教学等形式，尊重大学生的个体差异，区别不同专业、不同年级，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让大学生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真正洞悉大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大学生有所思考、有所领悟，从而获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

（二）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是顺利实施教学任务的基本保证。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以知识灌输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大学生则处于被动地位，自然容易使大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伤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信息化程度的加速，必然使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产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师生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打破了以往以老师为主导传授知识、大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育模式，变教师的“教”和大学生的“学”为师生互教互学，即师生共同参与教育，从而使教育的教学指向与大学生的学习动机趋于一致，变大学生被动的学习为主动学习，才能达到经济、快捷的教育效果，使大学生充分认识自我，展现自我，超越自我，在学习活动中体验和内化教育，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开展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不断深入观察和体验真实社会生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要环节。为此，教师不仅在课堂教学中要强化基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还应鼓励大学生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参与社会，参与实践，才能使大学生走出自身狭隘的认知世界，才能培养大学生身居校园、心怀天下的高尚情操和社会责任感。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不断地解决大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让他们亲身感受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大学生能在更深层面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依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努力充实自己，形成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

（四）创设以人为本的评价机制

创设合理的以人为本评价机制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和制度保障。而当前我们的高校评价体系仍然把大学生获得的各科分数作为评价判断一个大学生学习好坏的标准，从而忽视了大学生适应社会生存能力的培养，必然造成高分低能的情况，知行严重脱节。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对大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及提升，更可能使其缺失做人应有的诚实、忠诚等品德，不仅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创设以人为本的评价机制，建立多元的评价标准，把考试只作为了解大学生掌握知识的一个侧面，评价不仅要看结果也要侧重过程，既注意大学生的课堂表现，又参考大学生的课外实践，让大学生在过程中体验探究的艰辛、合作的快乐、成功的乐趣，逐步达到知、情、意、行的有机结合。

（五）营造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发挥大学生特长、培养大学生高尚情操、构建大学生健康人格、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有责任为大学生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具体可以通过加强校园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方面来实现：一方面，加强硬件环境建设，使大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中耳濡目染，形成美好的、内蕴丰富的道德品质，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加强软件环境建设，各高校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各自的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打造出具有符合本校实际和特点的校园文化，如“为人师表，勤奋创新”等，使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直指大学生的内在情感，给予大学生日复一日的熏陶，不断提升校园软实力建设。

[

参考文献]

[1]杜时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7

引言

社会文化理论促使人们站在更具创新理念的角度来思考第二语言的习得。在社会文化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加充满了现代化与人性化的教学色彩，其推崇的多角色转变理念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逐渐推广开来。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理论的深入应用和广泛普及，该理念也逐渐应用到教育事业中。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的方面，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下面笔者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围绕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学主体的多角色转变进行展开讨论，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发挥的效用和发生的角色转变。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最初是由苏联心理学者维果茨基提出的，其认为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引导下，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方式会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化，会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二语习得行为的创新化发展。应用在语言学习领域中的社会文化理论，其推崇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主体角色的转变，在更为多元化的角色角度上完成全方位的第二语言教学活动。社会文化理论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可以被看作为在多元化语言环境下完成教学行为，同时在文化理念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角色互换，改变教学方式，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1］。在社会文化理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主要由以下几个分支组成:第一，教学对象。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第二，教学内容。围绕英语知识的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展开教育，立足于全面化和综合化的写作视角进行高效化的英语写作教学;第三，教学环境。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出来的整体环境极具开放性、平等性与和谐性的氛围，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可以说极大地体现了该种教学模式的真实概念，正是由于极具开放化与自由化概念的整体教学环境，使得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展现出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实践性。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特点

第一，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主体为学生。由于在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而教学内容也是由教学者层层“下发”给学生。从教学的互动性来看，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单方向的互动。然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的主体是学生，其更加突出了学生在写作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升了学生在教学行为中与教师的互动性和沟通程度。而教师被定位为写作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负责教学活动的纪律、节奏、覆盖面积等，更多的是教师服务于学生，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英语写作教学与学习氛围。第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更具个性化特点。这种个性化的特点主要展现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技能和学习方式。学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学习理念，并以该理论下营造的开放性学习环境为基础，在信息量更大、与外界接触更多并且与教师、与同学互动程度更高的前提下，完成对英语语言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的学习。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营造出来的教学环境非常丰富，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倾向、学习特点来选择极为个性化的英语写作学习内容，使作为活动主体的学生更加充满了主动性意味。所以说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具备了个性化的特点，也满足了现代化英语写作教学理念的个性化需求［2］。第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由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利用文化交流理念和开放性学习平台理念为基础，而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实施教学行为。在语言、文化交流形式为基础的开放性平台的背景下，其提供的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或者开展多种类型的英语课后辅导活动以及课余时间的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等。这样能够使学生在随时随地的状态下完成对英语写作的学习，多角度的英语写作教学方式也更是展现了多元化发展的特点。第四，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突出了听、说环节。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带动中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多方面培养。其立足于全方位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听、说、读、写、译功能，并更加突出了英语听、说环节，以此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同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相比，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哑巴”英语教学，利用更为先进和即时性的文化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和表达水平。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通过不同形式的写作环节和“英语角”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英语环境中，以此来利用开放性的心理沟通与互动平台积极推动学生进行英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学习心得的交流。第五，教学管理被收集到更具人性化的教学模式体系中。所谓教学管理，是针对教学活动的一项全面管理活动，其是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集合了教务部门、教师和在线管理系统等环节而组成的。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将教学管理纳入其中，并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效融合了规范的教学管理行为，使整体教学工作更为规范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完善英语写作教学平台，为良好的教学内容提供有效管理。

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教师多角色分析

1.信息收集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尽管建立在开放性极强的社会交流平台基础上，也需要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为学生带来更加全面和丰富的学习信息。所以说，教师在该理念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扮演了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在教师进行信息收集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信息过于繁杂，信息良莠不齐，那么针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抉择便非常重要。教师便发挥了对信息的有效筛选的角色职能，挑选出对学生有益、促进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有效开展的相关学习信息，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信息分配与信息整合，形成更加适合学生进行学习的信息资料，以此来为后续的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奠定基础。

2.教学内容安排者

课堂教学内容是既定的，要想充分展现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安排与规划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对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应该提前制定和安排，形成非常具体和极具层次感的教学计划。这样在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时能够保证课堂教学节奏，与开放性环境实现科学融合，从而提高英语写作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为有步骤、有规划地完成系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立足于英语写作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从而明确教学行为的直接目标，以此在更具条理性、导向性的环境中完成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教学信息输出和教学工作［3］。

3.课堂引导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集合了现代化教育理念和传统教学方式二者的优秀之处，并加以高效融合，形成了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学系统。那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的创新教学氛围中，会由于信息过于繁多，不仅具备积极的、有益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料，同时也存在负面的、消极的相关信息。然而学生无法在自主抉择的状态下完成独立的英语写作学习活动时，教师便需要发挥写作课堂的引导性作用，作为英语写作课堂的引导者带领学生实施有效的学习行为。因此，教师本身作为教学计划的实施者，在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对学生的引导性职能，立足于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知识，从而推动学生更为准确和科学地学习英语写作并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4.教学管理者

建立在开放性教学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头脑空间”自由和学习自主选择性。教师作为更加直观的教学行为管理者，学生在英语写作课堂中可以根据自身的英语喜好和英语兴趣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英语写作材料。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开放和自由的教学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课堂管理的难度。因此，教师要良好把握社会文化理论的教学思想，正确发挥对英语习作课堂的管理职能，作为课堂的教学管理者来维护课堂教学秩序，并形成良好的英语写作课堂模式和学习习惯，以此来带动学生在自律的前提下完成学习行为，同时也带动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4］。

5.学生培育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为注重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和沟通性程度，主张学生在信息交流和互动过程中完成正面的信息获取，从而实现有效的学习行为。为了在课堂中更好地培育学生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应该发挥学习培育者的效用，实现自身教学角色的完整发挥，作为培养和教育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和学习理念的培育者，提高英语写作课堂知识输出与输入的效率。

四、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多角色转变

1.由知识灌输者转换为学习引导者

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定位与扮演的角色同传统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相比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针对教师角色在传授英语知识的目的来说，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定位更为倾向于作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行为的引导者，而不是传统教学行为中的英语知识灌输者。为了充分实现我国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的高效性和教学行为的科学性，教师作为英语课堂的重要“领路人”，需要积极锻炼学生独立选择英语写作学习导航的能力，引导学生选择更加适合自身的学习板块［5］。2.由教材执行者转换为教育研究者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需要具备更为高素养和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能力，从而由英语教材的执行者转变为英语教育的研究者，发挥教师的真正存在价值。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学生在积极丰富自身学习行为的同时，教师更要实现自我角色和定位的转变。社会文化理念构建出更加开放的学习平台，其赋予了教师更加广阔的教学心得交流窗口，教师可以把握英语写作教学信息的多样性，不断学习、充实自我，积极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英语写作学习方式的见解互动。以此来成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的教材硬性执行者。

3.由教学管理者转换为学习促进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发挥了教学管理环节的积极效用，然而很多情况下会过于重视教学管理的死板规定和强制性。这样就会导致英语写作的教学课堂失去了本真的乐趣和轻松，不利于营造更为欢快和自由的英语写作教学氛围。因此，当下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管理者角色，充分利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前进性”原则，向学生的学习促进者角色发展。所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要求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中利用高效和多元化的文化理念交流与互动的教学行为，将各个学习目标制定得更加人性化和轻松化，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写作的乐趣，促进学生产生良好的学习理念，体现对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的促进职能［6］。

4.由品德培育者转换为情感支持者

教师不仅是向学生传播英语知识的教学者，也承担了学生思想品德、个人行为的管理者。为了使教师角色的定位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实现高度融合，教师也需要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转变，即由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品德培育者向与学生进行良好交流、实现心灵沟通的情感支持者角色转变。以此来更好地保持师生关系，营造充满爱和关怀的师生相处氛围，为构建科学的英语写作教学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满足学生对英语写作学习需求的新兴英语多角色教学模式，即在多角色转变的环境中完成高效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其利用现代英语课堂的全新理念完成更高效的学习计划并积极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本文指出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作为施教者的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实现教学过程中的多角色转变，以期弘扬更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推动我国英语教育事业走上持续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哲，张跃．大数据方法与外语教学创新研究———以“2015年百万同题英文写作研究”为例［J］．外语电化教学，2015(5):3—8．

［2］王娜，杨永林．“三级评议模式”在创新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来自“体验英语写作”团队的报告［J］．外语教学，2016(6):36—40．

［3］叶洪．批判教学法视野中的英语写作教学改革———以中南大学2010级英语专业写作教改为例［J］．外语学刊，2014(4):118—122．

［4］邵春燕．社会文化视角下英语专业写作教学的多角色参与模式［J］．外语界，2016(2)．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8

一、文化哲学的理论视野

 

文化哲学是文化时代精神的哲学表达，它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出发，为人类探寻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文化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论视野。

 

1.理性主义与价值主义的合流:文化哲学的诞生逻辑

 

文化哲学诞生在一个荒谬的时代，之所以说荒谬在于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由人自身创造的，人反对人，人压迫人，人创造的世界背离人，人进行文化创造不是成全人、服务人，而是压抑人、束缚人，人的异化与文化的异化相互表征，共同构成当代人生活世界的文化逻辑。就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看，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已发挥出各自的优势，但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推动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人本观念和价值理性维持着人的原始幸福感，却拒斥走向现代性的坦途。两种理论倾向的片面性已经在20世纪暴露无遗，人类能否走出这一文化异化的悖论，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良性结合，改变人及其文化世界片面性发展的厄运，成为文化与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理性主义与价值主义各自的片面性及互补性，使得二者的合流已经不可避免，文化哲学就诞生在这一哲学变革的运动之中。文化哲学通过对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的扬弃与整合，将理论基点建立在科学文化与人本文化的双重根基上，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探寻新的出路。

 

2.文化: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主要回答“文化是什么”以及‘‘文化为什么”的问题，这是人面对自己的本体、根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而与人生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生态哲学等其他哲学类型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文化哲学也与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文化科学等实证性文化研究不同，文化哲学是从整体性、批判性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的，文化哲学视野下的文化研究当然要研究文化的流行现象、本质属性、演进方式、发展规律，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哲学要通过研究文化，对人类的发展模式、存在状态、演进机制进行全方位地反思和批判，从而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文化哲学是对人的文化对象，也就是人的外在化存在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哲学属于对象意识，然而文化哲学对文化的研究不是纯客观的分析，而是把文化看做与自我高度相关的系统，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哲学又是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最高层面的文化研究和哲学理论，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的文化本性的理解和掌握，对人类的文化本体进行反思和批判，对人类的基本文化关系进行梳理和调适，实现解释和改造文化世界的目的。因此，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整体性、批判性的视角出发，对人之文化本体的理解、掌握、批判和建构。

 

3.人学:文化哲学的实质内涵

 

文化哲学主要以文化为研究对象，但研究文化也就是间接地研究人，因为所有关于文化的主题都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人类自我解放)的不同道路”，“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普遍的人类利益。”人是文化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关心人的存在与发展，追求人类的解放和进步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诉求。但文化哲学对人的研究，是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来展开的，这有别于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社会人类学，从一般文化学视角出发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从生理学视角出发的体质人类学等一般的人学研究，正如哲学家保罗海贝林所言“在一般哲学人学终止的地方，便开始了文化哲学。”[2]52文化哲学也不断在艺术哲学、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的批判中，归结于人本身，事实上，文化哲学只有建立在人的根基上，才足以真正展示文化的诉求和灵魂。‘‘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专门人学，它提出了人的文化可能性问题。”[2]因此，人学和文化哲学必然结合成同一哲学，文化哲学成为人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一句话，文化哲学归根结底不能不是一种人学，人学是文化哲学的实质与核心。

 

4.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问题: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人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文化哲学异于一般哲学的地方。对于文化哲学而言，仅仅阐述荒无人烟的物质世界的做法，不具有实质意义。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下，那种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的物质世界图景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人的世界”。所谓“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世界，即人所创造的世界“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所谓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创造物的关系，人与人化自然、人与文化传统、人与历史等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之总和。”[3]这样，文化哲学就将其研究领域，定位在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所及的范围。一方面，人与“人的世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同一性，因为“人的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对象化的存在形态或人的自我确证，人与文化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与自身的矛盾。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世界”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均等的，人是能够进行自我创造的能动的主体‘‘人的世界”则是人所创造的被动的客体，这就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人要对‘‘人的世界”也就是人本身负责。人与‘‘人的世界”的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统驭其他的关系和矛盾。关于文化的其他问题与矛盾，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入或展开，它们的发展与解决，也都以这对矛盾的发展与解决为前提。文化哲学的悄然兴起和广泛传播，对于拓展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促进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顺利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哲学意义:文化哲学的批判性价值就本体论层面而言，文化哲学具有本体论意义。文化哲学通过对人及其世界之间关系的把握，以及对人化和化人的文化生成过程的理解，系统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深刻完整地揭示出文化的人为性和为人性。文化与人是文化哲学的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强调文化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存在方式，是人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及结果;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人，是相对于物而言的，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其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文化哲学通过对自然和文化的严格划分，确立了一个大文化观，把文化和人内在地联系起来，这样既可以从人学的视野研究文化，也可以从文化的整体性视角研究人，从而对文化形成更加本质性的认识。文化哲学通过考察人与物的原则区别，形成了一个人学的视角，因而能够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把握人，从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把握人，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把握人，进而对人形成整体性的理解。

 

从价值论视角出发，文化哲学不乏价值论意义。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构成文化的基本内核，决定文化的根本性质。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不仅仅要对其技术和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更要看其价值理念合理与否。先进的文化固然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作为基础和保障，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有先进的理念与之相匹配。批判性是哲学的本性，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予以反思和批判，放弃人类不合理的文化价值观念，重新确立合理的适应时展和人的发展要求的文化理念。不难看出，文化哲学研究有助于合理性价值观念的确立，而合理性价值观念的确立，对于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以及文化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合理发展，有着积极的价值导向作用。

 

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化哲学的诞生为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具体文化学科提供方法论指导，从而推动文化研究由实证的经验层面向思辨的抽象的层面深化和拓展，促进整个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纯粹实证的经验层面研究往往缺乏批判思维和辩证眼光，容易陷入文化生态之镜，文化哲学以整体性视野审视文化的存在状态、发展规律、内在机制、动力系统、传播方式，从而更能够把握文化研究的终极诉求，真正解决文化研究中深层的重大问题。当然，文化哲学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乏指导和借鉴意义。

 

2.人学意义:文化哲学的主体性价值

 

文化哲学将文化看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了实质性提升“认识人自己”是人类自觉的起点，但一直以来，对人类本质的认识都流于现象或陷入片面，人的本质成为一个历久而弥新的斯芬克斯之谜。文化哲学把人定义为文化的存在，把人看成是自我创造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与神道主义划清界限，使人从上帝的宠儿变成人间的公民。文化哲学也抛弃了“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等片面性认识，而是把能涵括这一切方面的文化作为人的本质。文化具有历时性、累积性、创造性、多样性等特性，把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理解，将人的本质的动态性、独特性和丰富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化哲学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每一个文化个体都诞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教化，人在文化面前处于一种被决定地位，因此，人类对文化往往处于一种无意识、潜意识或不自觉的认识和理解状态，自从文化哲学产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开始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而充分认识到人于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样，人就不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受塑造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管理者、传播者、批判者、改造者。文化哲学引导人的行为越来越趋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学理路，大大地推动了人的文化主体自觉的进程。在文化哲学的指引下，人类逐渐摆脱文化决定论对人的误导，开始自觉地进行文化认识和文化创造。

 

文化哲学将人的发展的终点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活动，其初衷和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以分析文化创造活动为对象的特殊的文化理论和实践，更是如此，而且在文化哲学的视阈下，人成为文化的焦点，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成为自觉追求的最终目标。但由于人类所处发展阶段的阈限，现实世界的人们往往被私人利益、物质利益、眼前利益一叶障目。如何帮助人们摆脱和超越这些狭隘利益的束缚和限制，从而追求人类的长远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公共的利益，实现人类整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诉求。这对于人类文化个体的自觉生成和发展，以及人类理性地实现从“史前史”向“人类史”超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时代意义:文化哲学的历时性价值

 

作为人的深层存在方式的文化，引导人类从远古走向未来，从野蛮走向文明，可以说文化一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文化的真正发现、凸显、转向却是全球化以来的事情。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境遇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无论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和平主义还是恐怖主义……整个世界都将目光聚焦于文化，都试图用文化来大做文章，试图从文化中寻找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答案。于是，文化成为国际会议、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名人演讲的关键词，成为政府首脑政治作秀、邪教领袖迷惑人心、恐怖组织宣传动员的砝码，文化成为一张牌，大打“文化牌”变成一种时尚。这其中尽管有些许矫情，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所属时代的中心话题。

 

全球化时代是文化凸显的时代，是文化转型的时代，是人类文化生成的时代，因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时代。文化时代的到来，呼唤深化文化认识，从而再现文化时代的特征，形成系统地应对文化时代问题的机制。随着新的文化时代的生成和凸显，人类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改变趋势日益明显，当代世界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一种属于自己时代的哲学解释。对文化时代进行自觉地认识、反省、管理和规划，是时代向哲学发出的深切呼唤;关照文化时代现实，升华文化时代认识，实现哲学研究的时代转向，是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诉求。与此同时，哲学的创造性发展需要对文化时代精神和突出的文化问题，予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关注和思考，从而汇集不同文化化解文化冲突的思路和方法，探索人类的和平共处之道，促进人类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6-0290-01

二、从达尔文近代生物进化论到古尔德等的现代生物进化论，说明生物理论的层次性和演进性

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石，它首次向世人勾画出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图式，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并重创了“神创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类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能起如此巨大作用的理论没有几个。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自然选择理论的传播，奠定了生命科学发展的基础，亦使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今天显然还是有用的。然而，任何伟大学者及其显赫的理论都受到历史的局限，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也是这样。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以及与自然选择相关的生存竞争和渐变论。

达尔文认为一切生物都是由自然来进行选择的。但“自然选择”并不是唯一法则，近数十年的研究发现，进化是多渠道的，不但有（带方向性的）自然选择，而且也有中性选择。中性学说是在1968年由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首先提出，也叫分子进化中性学说。1969年，美国学者J.L.金和T.H.朱克斯用大量分子生物学实验和资料肯定了这一学说。该学说认为，生物在分子水平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的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既没有好坏利害之别，又没有适应和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

“生存竞争”的理论是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达尔文认为，动、植物界存在着十分剧烈的生存竞争。在这种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则被淘汰，逐渐积累的有利变异结果形成了新种。“生存竞争”理论是达尔文对生命科学的又一个重大贡献。但是，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在自然界，任何物种或个体、任何一个种群和群落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既不存在脱离于生态系统的孤立物种和个体、种群和群落，也不存在脱离于生物物种和个体、种群和群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内的生物个体、物种、种群、群落的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它们与环境的关系，不但有竞争，又有协同发展。达尔文只看到了生物的竞争，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协同进化。我们知道，昆虫在寻花采蜜的时候，也为植物完成了授粉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昆虫得到食物，花得以授粉，动物与植物彼此受益，相得益彰。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有时甚至协同进化出令人惊讶的现象，动植物的一方仿佛完全是为了适应另一方而存在，如蝴蝶的口器刚好适合兰花的唇瓣，一些花筒的长度和形状恰巧与采蜜蜂鸟的喙相吻合。

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均变论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达尔文一再宣称：“自然界没有飞跃”。他的观点是渐进的理论，即生物个体在长时间的演化中，经过自然选择，其微小的变异积累为显著的变异，于是形成新的物种或新的亚种。但事实上，30多亿年的生命演化史上爆发性发展的现象屡见不鲜，自然界和生物界的飞跃也是一个接一个。例如，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的我国云南的澄江动物群既是世界上目前所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古老的带壳后生动物群，亦是世界上公认的爆发性跃进的进化动物群。其实，类似澄江动物群代表的“寒武大爆发”那样的跃进性进化现象，在生命演化史上还有许多，如“埃迪亚卡拉大爆发”、“三叠大爆发”、“早第三纪大爆发”等。

生物经历了萌生、发展、壮大等过程之后，其最后的归宿则是灭亡。这是任何一种生物都逃脱不了的命运。达尔文只承认渐灭，不承认突灭。他在《物种起源》中说：“确信通常的世代演替没有一次中断过，没有任何激变曾使整个世界变成荒芜”，还认为承认突灭“是已经走进了神秘的领域，不再属于科学的领域”。

其实，自然界不单存在着达尔文所主张的渐灭，还存在着达尔文所不承认的突灭。即在较短时间内的生物整体性地灭亡，例如恐龙类动物在白垩纪末期整体地突然灭亡，也就是集群性绝灭。在漫长的生命演化历史上，生物整体性的突然灭亡（简称突灭）时有发生。自距今5.7亿年的寒武纪初以来，有人统计明显的生物突灭事件有15次。其中“奥陶大绝灭”、“泥盆大绝灭”、“二叠大绝灭”、“白垩大绝灭”4次事件是大家所公认的。例如，在“二叠大绝灭”事件中，仅海洋动物当时即绝灭了200多个科，海洋无脊椎动物当时约有700个属绝灭。

寒武纪大爆发是达尔文生前最困惑的一个科学问题，因为在这一时期，即在距今5.3亿到5.4亿年前，地球上突然出现了与该时期不相吻合的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动物门类，所以他在《物种起源》的后记中说无法解释这一事实。

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适者生存”，而瑞士籍华人许靖华院士（外籍院士）在他的《大灭绝》一书提出了“幸者生存”的观点，他认为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因此，适者生存是存在的，机会也存在，必然也存在，都不能片面。情况往往是，生存的优势特征，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可能变成弱势。我们现在的人类，对自然的需求越来越多，就像恐龙时代的恐龙一样，如果真的极端环境来了，第一个进入绝灭的就可能是人类。

进化有偶然，也有必然。必然是因为它受物理、化学自然规律的调控。偶然往往是事物的初始状态。比如一个乒乓球从桌子上掉下来，由于有风力等因素，人们就很难预测它会掉在什么地点。两个乒乓球碰在一起，人们就更难判断它们的走向，这是一个复杂系统，有多种因素参与其中。但是，乒乓球一旦弹了起来，人们就看到了它的规律。生物进化也是这样，有偶然，也有必然。

进化是否只有一个方向，只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有没有从复杂到简单、从高级到低级这种现象的发生？两种方向都有。比如说寄生虫，它是退化的。它的眼睛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它不需要眼睛。由于它是喝流体的，牙齿它也不需要。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诸多缺陷。

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否认突变，他的自然选择解决不了突变问题。同时，达尔文也不了解遗传的内在机制，这条道路是由达尔文同时代的奥地利牧师、生物研究者孟德尔开创的。

鉴于大量新事实，美国科学家埃德雷奇和古尔德于1972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进化理论―――“间断平衡论”。该理论指出，生物的进化不像达尔文所强调的那种连续渐进的进化过程、线性进化模式和缓慢变异积累的新种形成作用，而是渐进与跃进交替的进化过程、间断平衡的进化模式，以及基因突变或地理隔离的成种作用。该理论较合理地解释了生命演化史上的很多记录，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生物界的进化不但有渐进，而且有跃进。达尔文的“自然界无飞跃”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10

媒介文化评论原称“中国电视文化评论”。创建之初衷是基于中国电视面对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中国电视作为第一媒体继续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动力。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介的迅速发展，我们发现这一文化问题不仅存在于电视文化中，在泥沙俱下的网络世界同样需要文化自省和文化转型，于是课程与时俱进，于2010年更名为媒介文化评论，朝着更纵深的传媒领域延伸。

二 创新培养目标

媒介文化评论的

关键词是“媒介文化”和“评论”，这就决定了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使学生在审视当代各种媒介产品、媒介现象时，具有现代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敏感，具有现代的文化质疑精神和文化批判精神；对我国传媒事业具有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文化观念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渗透在各种生活知识、社会知识、科学知识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习惯。

与此相关，还要按照文化评论员的要求培养三种能力：文字评论能力、口头评论能力和把媒介文化评论作成视频节目的能力。我们期望在传媒大学生群体中成长出一批未来的媒介文化评论员，为传媒文化传播功能的优化和强化作出贡献。

三 教学方法改革

媒介文化评论课程教学主要围绕“三性”，即实践性、现实性和开放性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一个基本点是颠覆“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念讲稿，学生记笔记”的传统教学模式，创建“学生做，教师引；以学生的实践为中心，以学生的实践成果为教学质量鉴定标准”的现代教学模式。学期末，衡量学生成绩的不是试卷纸，而是学生写作的评论文章、当堂进行的口头评论和策划的文化评论视频节目。

1 与社会媒介现象保持同步，展开文化评论教学

为了体现本门课程的现实性，评论对象的选取是与时俱进的。如2007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决策，便以这个电视娱乐节目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文化反思，在广电总局进行两次“限娱令”后也立即展开了文化评论；十七大报告学习的热潮中，我们选取纪录片《大国崛起》、政论片《复兴之路》为评论单元，从整体历史文化的角度强化对十七大精神的文化理解和认识；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感动中国”也是文化评论的对象；近年来，评论的单元扩展到电影《小时代》、新媒体产品微博、微信文化的探讨，保持课程与社会媒介现象的同步。

2 展开以师生互动为主体的实践教学

各单元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先写好评论文章。教师的引导有两个要点：一是控制学生进行评论的视角，不要游离于文化视角之外；二是启发学生发掘媒介现象的文化本质。 课堂上主要展开口头评论，进行思想的碰撞。课堂评论过程中教师引导的关键点为：以同学们不同的观点进行穿插，激发学生交互提问和辩论的热情，避免冷场，以取得良好的互动效果。

课后教师按照评分标准批改学生评论文章，有针对性地给予分析性的评语和客观评分，并在单元最后一次课上进行单元小结。单元小结是教师展示引导作用的“重头戏”，这里不仅要根据学生作业梳理出学生在该单元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还需要将学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把经验与教训上升到文化理论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历届学生的评论比较，帮同学们打开更广阔的思路，并引导学生懂得：一个文化评论员需要有终身扩大知识领域的自觉。小结后，教师鼓励学生对总结提出异议，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每学期学生需要进行约四个单元的文化评论，各单元进行评论的成绩的均分为该学年的总分。优秀作品由教师推荐媒体公开发表。也就是说，课程没有期末考试，却在过程控制中时时进行考试。

3 以文化讲座扩大学生视野和思维空间

为体现课程开放性，避免一言堂，本课程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进行讲座，旨在帮助学生更多了解传媒业界前沿动态。邀请来的讲座专家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先生、凤凰卫视策划人胡野秋先生、安徽卫视导演耿小强先生、南京电视台主持人方方先生、滁州日报副总编王清先生等，为同学们带来了一系列如“视听快餐与艺术规律”“当代中国道德现状”“纪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谈话类节目的文化内涵”“综艺节目是化妆成魔鬼的天使”“当代中国电视剧文化内涵评析”等文化讲座。

4 开放对外合作

为了更好地进行开放式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动手机会，本课程一直致力于构建教学网络。如与安徽电视台就《新安大讲堂》《旧闻新说》节目探讨合作，与《安徽电视节目报》约定供稿等，为学生评论实践提供更多校外平台。

四 初步的收获

1 学生开始树立整体的文化观念

对于学生来说，掌握整体的先进的文化观念，是他们发现媒介产品的问题、从文化视角进行评论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建立了整体文化的参照系后，学生才有能力对各种文化问题保持敏感，并发现症结之所在，以作出针对性的深刻批评。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已经对文化观念各层次和层次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如，在纪录片单元，通过对《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中各文化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核心文化的变迁、改革的分析，学生对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而加深了对十七大精神的理解。学生的朴素表达是：“如今看电视，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看到媒介产品，不由自主开始了评论”。

2 实践推动了学生自知之明的提升

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知识和能力的欠缺。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通常是被动的接受者，最常见的互动形式也就是回答教师的问题，参与讨论，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现自身的不足，所谓的“听十次不如做一次”正是此意。在本课程的学习中，传统的教学模式被改变，“学生做，教师引”成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学生通过自己的演讲和自己的书写，自己策划文化评论的视频节目，能够更深切地发现文化理论的准备、各种知识的积累以及表达能力的欠缺，由此自觉地产生如饥似渴的求知欲。这是进一步丰富自已，提高自己的心理前提。

3 促进教师水平进一步提高

教师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高：进一步树立了关注前沿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并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学生，从根本上提高了教学质量。媒介文化评论关注的是当下的媒介产品的文化问题，面对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鲜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教师要把关注前沿、关注学生作为一种基本的自觉，而不能只是埋头做自己的学问，教师要通过研究把最前沿的信息引进课堂，把有针对性的理念与知识传授给学生。在这个专注和研究的过程中，终身学习将成为教师的必然选择。我们的一个深切的体会是：我讲你听易，你做我教难。

4 媒介文化评论教材出版

媒介文化评论课程在课程创建七年后编写出了课程教材，成为教改的初步成果。与传统教材的编写体例不同，本教材致力于对媒介文化现象提出多元的学术思考，除收录本教学小组三位教师对于媒介文化评论的理解之外，还收录了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多元看法，这是一本不下任何定论的教材，仅提供供学界、业界讨论的范本。教材的第二部分是实践篇，收录了教学小组教师撰写发表的文化评论文章，给予学生理论探讨外的实践范本。通过课程互动教学，辅以教材，不断强化学生对于文化评论的认知，更好地指导实践。

5 参与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社会影响

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下，本课程围绕“如何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新问题、新危机”这一主题，集合同学们在课堂上的思考，决定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发出合理使用新媒体的倡议。

通过我院部分学生的思考、讨论、撰写、组合，外加多位教授、学者的整理与思考，《给全国高校大学生的一封信》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大学生见面了，该信提出“度”为核心的解决办法，号召高校大学生正确对待新媒体，不做“低头族”；号召让新媒体扬长避短，以利于新公民的健康成长、以利于新媒体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文化的正能量。倡议发出后，在互联网上被同学们积极转发，最终该信被财经网转发，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同时提升了师生对接社会文化现象的自觉。

五 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1 学生常有不知从何下手的困惑

此问题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首先，对于这样的教学方法，学生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其次，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存在差异。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整体文化观念还未建立，文化知识的积累还较薄弱，表达和写作的能力也有待提高。第三，学生感觉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产生学习上的焦虑。

针对以上问题，在课程中我们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进行辅导：一是做专题的讲座，从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补课”。二是做课程的小结，在剖析的过程中将整体的文化观念、先进的文化观念不断地进行巩固加深。三是作业的详细批改和教学示范。

2 学风问题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11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大学自动化论文篇12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