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论文篇1

从威尼斯用水征服了世界到鹿特丹用船承载起了欧洲；从夏威夷用波利尼西亚文化迷倒了世界游客到罗马建筑让世界为之震撼；从维也纳用音乐勾住了世界人民的魂到佛罗伦萨用绘画与雕塑让世界为之赞叹；从洛杉矶用电影梦幻倾倒了世界到巴黎用时装把世界装扮得五彩缤纷；从拉斯维加斯用调动了世界兴奋的神经到里约热内卢用狂欢撩起了世界人们的激情；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真正成了世界的大众到日内瓦用会议把世界大事议定；从苏黎世用金融牵动着世界到海德堡用大学城吸引了全世界的青年；从达沃斯用论坛推动了世界经济到汉诺威用会展拉动了世界经济；从伯尔尼用钟表为世界制定时间到爱丁堡用文学感动世界；从摩纳哥用赛车、、邮票吸引世界眼球到洛桑的奥林匹克理念；从硅谷用创意成为新经济代表到毕尔巴鄂用一座建筑说明自己的身份……所有这些城市最终都是因为拥有古典城市主题文化才演变为世界名牌城市的。从这些世界名牌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城市没有城市主题文化，这个城市只能成为一个城市，而不能成为一个世界名牌城市。

世界文化论文篇2

〖测得准原理〗：世间万物，无例外，都是测得准的（准确程度最终都将取决于普朗克常数h＝2π?的准确度），绝非测不准的；世间只存在测不准的学者，并不存在【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文中用大量无可否认的事实，全面、系统、严格地证明了量子力学--世界权威理论，纯系伪科学。其基本原理--【测不准原理】系反科学的理论，由此量子力学已把科学引入歧途，并使之陷于恶性循环不解之中！

由于量子力学已修成了诡辩内禀属性，任何单方面对其论说全然无效，必须给量子力学以全面充分曝光，所以篇幅显得较长。实乃：

有道僧是愚氓忧可训，

奈何量子愚氓胜和尚！

第一章．世界是测得准的，并非测不准的

乍看，题目好象哲学的。不屑哲学，只谈物理。

大量研究表明，目前为止的实验已经给出物质世界准确信息，物理学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找出这信息并揭示其内在规律。遗憾的是，目前为止的理论(无例外)均未能如此。然而国内外学界却一致认为理论物理大厦框架--《量子力学》已经建成，剩下只是装修和美化了。

但经本文研究表明，《量子力学》对一些基本物理学问题的实质并不清楚，往往似是而非。然而《量子力学》却娓娓动听、夸夸其谈，实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请看事实：

1.1关于"量子化"根源问题。

微观世界"量子化"已被证实，人们已经公认。但接踵而来的就是"量子化"根源问题，又机制怎样？这本是物理学根本任务之一。已有的理论包括爱因斯坦、玻尔、量子力学都未能回答。然而量子力学家们却置这本职任务于不顾，翩翩起舞与数学喧宾夺主、相互玩弄！

就是说，《量子力学》是在未有弄清量子化根源前提下侈谈"量子"的"科学"。其结果只能使原子结构凭空量子化，量子化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是目前物理科学之现状！

可有人，例如一位量子力学教授辩论时说："量子化是电子自身固有属性，阴极射线中的电子能量也是量子化的"。

虽然，这量子力学家利用了"微小量子"数学"极限"概念进行诡辩，显得很聪明，但却误了人类物理学前程！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阴极射线中的电子、X射线韧致辐射电子、高能加速器中电子或其它自由电子能量都连续可变，决不表现量子化！这无疑表明量子化不是电子自身固有属性。那末，原子结构中能量量子化必有其它原因。显然这是基本物理学问题，作为理论物理又是非弄清不可的问题。其它科学例如数学，由于任务不同尚可不必关心量子化根源问题。然，作为理论物理决不可以！本文如下将准确具体讨论量子化根源问题以及物质世界又怎样量子化的，并给出8位数字有效精度与实验完全相符的计算结果。

1.2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

既然凭空将电子能量量子化，就难免臆造之嫌，所以《量子力学》就下意识往实验上靠――"符合"试验。然而，既下意识就难免拙劣，请看事实：

世界著名理论物理第六册--《量子力学》（文献[1]）中著："量子力学，可建立于数个基本假定上，大体上这些基本假定分属两大项……，两项的假定便构成一量子力学完整系统"。

这明确表明，量子力学就是建立在基本假定上的（种种猜测）。"科学学"研究还表明：任何建立在基本假定上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科学！然而量子力学家们却娓娓动听说："量子力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这不是弥天大谎么？！

文献[1]在建立对易关系：

pq－qp＝（?／i）E―――――――――（1）

时说："这是一基本假定"。并告诫人们："不可懂"！就是说（1）式不能用任何数学--物理方法导出，即：不否认这是一种猜测。然而，（1）式就是昭著世界的"波动方程"的基础，也就是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

所以确切地说，量子力学就是建立在基本假定上的种种猜测。这分明表现的是量子力学家们主观意识！

研究表明，量子力学所谓实验基础，首先在于德布罗意"物质波"理论。认真研究表明，物质波究竟是什么？德布罗意本人未有弄清，后人至今仍未弄清，又怎能说"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呢？！

研究表明，量子力学的实际过程是：德布罗意对自然现象进行一次连他自己也弄不清的抽象（猜测）（以下证明），提出"物质波"概念。量子力学对这不清的概念又进行一次抽象（猜测）（以下证明），提出"波函数"（Ψ）概念，并且通过一种算符将其作用到一个基本假定即（1）式上，便铸成了著名的"波动方程"--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

（h2/2m）2Ψ+(E－V)Ψ＝0―――――（2）

由于量子力学凭空引进"波函数Ψ"，实际上就赋予了电子神奇性质。正是这种神奇性质使得量子力学具备了非凡诡辩能力。

1.3量子力学诡辩伦理

1.3.1关于理论基础诡辩

以上及以下讨论都证明，量子力学是，由于缺乏了解，错误地估计了试验（以下严格证明），用了错误的基本假定（不能由任何合理方法导出）而形成的，错误理论。然而量子力学家们却口口声声："量子力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地科学"。这分明是在诡辩，再加上社会意识，量子力学又具备了狡辩能力。

1.3.2关于物质波的狡辩

对于"物质波"概念，量子力学[1]应用了三个基本假定：其一假定"对易关系"即（1）式，由此构成量子力学骨架；其二假定"测不准原理"，由此编造了电子"几率云"图像；其三假定"波粒互补原理"，这种原理本身就是一种诡辩，因为"波粒二象性"问题目前仍属困难不解的世界性难题。于是量子力学精心泡制出"波函数Ψ"并强加给电子。经如此之假定，电子便具备了神奇性质--量子力学家们的主观意识。

然而"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究竟是什么？量子力学家们着实应向人们交代清楚，遗憾的是任何学家都未能如愿。实际上对波函数Ψ的真实物理意义，量子力学家们也只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凡人不可知。这分明是狡辩理论！

如果需要，量子力学（文献[1]）首先拿出：

2πa＝n――――――――――――――（3）

很明显式中2πa是粒子中心轨迹。于是说，物质波是粒子轨迹波动。此说极易征服初学者，但此说问题也易败露。量子力学立即改变说法，言（3）式系近代物理概念，对此不能用经典概念理解。于是又出现：

1.3.3关于"经典"与"近代"狡辩

量子力学经常炫耀是近代科学理论，已经超脱经典，又不时贬低经典理论。

然而，以下讨论完全证明：量子力学除了主观臆造因素外，完全没有离开经典物理一步，也未超出经典物理一点，就连波函数Ψ的表达式（无例外）也完全是经典数学和经典力学关系式，并且以下用不可否认的事实--量子力学所犯经典错误，表明量子力学连经典理论也不通。所以，量子力学所谓超脱经典，正在于一些基本假定连同主观臆造。在此种意义上说，量子力学不仅超脱经典，而且也超脱科学！1.3.4量子力学方法论狡辩

确切说，量子力学不能给波函数Ψ做出完整的真实物理学定义，但在理论中却轮番使用:①波函数Ψ表示粒子中心轨迹波动；②波函数Ψ表示粒子出现几率；③波函数Ψ表示弥撒物质波包三种概念。有了三种概念，又可各取所需，自然一切物理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然而，量子力学同时又"有权"轮番否定这三种概念。但却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另一种需要--否定其它理论，其中包括真理。要指出的是，量子力学轮番使用三种概念，又轮番否定这三种概念，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的。因为应用一种概念的同时又否定这种概念，这是卖矛又卖盾的故事，连儿童都知道是蠢事。显然量子力学家比儿童高明得多，这叫认识方法狡辩。

似这样，在哲学面前，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量子力学可以蒙混过关；其它科学由于研究任务不同，不会关心"量子化"根源，又由"领地"限制也无权过问波函数的真实意义；量子力学又可各取所需轮番应用和轮番否定①、②、③三种概念。于是，量子力学便以狡辩赢得了世界理论权威！

1.4关于"符合"试验问题

以下将证明，量子力学所谓符合实验，实际上系对实验的猜测。量子力学很善于做貌似合理实则谬误的猜测（以下揭示），并美其名曰"符合"试验。其实，对实验的真实物理过程并不清楚，又何谈相符呢？请看事实：

基于玻尔理论的成功，量子力学作两项重要推广。心理学原因，人们对这种推广又愿意接受。然而却出现本质性原则错误，请看：

1.4.1量子力学推广（一）

由于氢原子的试验电离能与玻尔理论真实能级相近，于是量子力学推广为：

试验电离能＝原子真实能级――――――――――（4）

将该式推广到多电子原子中显然很省力气，但这是严重错误。请看氦原子事实：

试验（文献［1］）测得氦原子两个电离能，这里分别用E1，E2表示为：

E1＝1.80(Rhc)＝24.58(ev)――――――――（5）

E2＝5.80(Rhc)＝79.01(ev)――――――――（6）

量子力学［1］认为这就是氦原子的两个真实能级。

若用E玻表示类氢氦离子基态能玻尔理论值，则

E玻＝54.42(ev)―――――――――――――（7）

显然下式成立：

E2＝E1＋E玻――――――――――――――（8）

该式明确表明E2不是氦原子的真实能级，因为其中包含有E1，即第一电离能。

那么，实验值E2即（8）式表示什么物理内容呢？

研究表明：要使氦原子第二电子电离，仪器必先付出能量E1＝24.58(ev)先使第一电子电离，这好比代价，氦原子于是变成类氢氦离子，其基态能为E玻＝54.42(ev)。要使它电离，仪器必须再付出与E玻相等的能量，才能使第2电子电离。那么仪器付出总能量必为E2＝E1＋E玻，这就是氦原子电离实验真实过程，由此不难结论：

1.4.2据电离实验本文结论

电离实验结论一：氢原子及类氢氦离子玻尔理论值正确。

电离实验结论二：目前电离能实验值≠原子真实能级。

电离实验结论三：所有元素最低能级皆为其类氢离子能级，不存在比这更低的能级。

然而量子力学（文献［1］、［3］）却竞相用"微扰法"、"变分法"乃至用修正核电荷方法逼近计算这氦原子的"能级"E2：

E2＝5.80(Rhc)＝79.01(ev)――――――（9）

显然，量子力学这种下意识"符合"实验，拙劣以极，形同瞎子摸象！

这是由于量子力学对原子结构缺乏了解，又没有搞清电离实验真实物理过程所致。

对此，进一步证明如下，参见表（一）：

表（一）几个元素的类氢离子能级

原子序元素E1（ev）E玻（ev）E1＋E玻E实（ev）注

13Al5.9862299.37992305.35692304

14Si8.1512666.73642674.88742673

15P10.4863061.30463071.79063070

16S10.3603483.08433493.44433494

17Cl12.9673932.07563945.04263946

18Ar15.7594408.27864424.03764426

表中E1为元素第一电离能实验值，E玻为类氢离子基态能玻尔理论值，E实表示类氢离子电离能实验值，可见下式成立：

E实＝E1＋E玻―――――――――――――（10）

该式明确表明类氢离子电离能实验值E实不能直接代表其真实能级，因为E实中包含有E1（第一电离能）。有说这是巧合。然而表中六个元素都完全巧合必有规律，这种规律就是以上三条结论。实际上（9）、（10）二式等价，但（10）式只对表中几个元素成立。对于其它元素或其它情况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不可一日而语。

这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三条结论，再做如下推论：

1.4.3据电离试验本文推论

电离实验推论一：任何电离实验过程都是电子几经碰撞交换能量综合结果。注意氢原子的电离能与真实能级相近但并不相等的事实，因此

电离实验推论二：任何元素任何电离能目前实验值均不能直接代表原子的真实能级。

电离实验推论三：随着理论与技术进步将来完全可以试验直接测得原子的真实能级。

以上证明（4）式完全错误，然而量子力学对此未经证明却实际应用。可见，量子力学逻辑上粗糙、理论荒诞！

1.4.4量子力学推广（二）

根据玻尔理论的成功，量子力学（文献[4]）又作一项重要推广:认为多电子原子结构不同壳层K，L，M，N…中电子的量子数分别为n＝1,2,3,4…

显然，这种推广也很省力，然而也是严重错误！

参见图（1）氢原子的能级，这代表玻尔理论的成功。可是量子力学毫不思索原封不动将图（1）推广到多电子原子中。量子力学很善于做这种貌似合理实则谬之千里的推广。从中可见量子力学理论思维完全不具物理学素质。

稍经分析不难发现，图（1）所示物理意义可用图（2）类比。谁都知道图（2）表示的内容是三个人在同一时刻的官位（级），或者表示一个人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官位。但决不表示一个人在同一时刻具有三种官位(级)。

那么图（1）也如此：或者表示在同一时刻三个氢原子的能级（画在一起），或者表示一个氢原子在三个不同时刻的能级。但图（1）决不表示在同一时刻氢原子有三个能级（注意氢原子只有唯一电子）。

要知道，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将产生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同样，量子力学这种推广也未经证明而普遍应用。

研究表明，原子结构这种性质是由量子化根源决定的。量子力学对此一无所知，严彦却夸夸其谈什么"量子"、什么"力学"，实在误人不浅！

经量子力学如此推广，其结果必然使得原子结构--物质世界变得一塌糊涂。因之，物质结构必然由测得准变为测不准的了。这就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稍经分析也不难发现【测不准原理】的哲学错误。

所以如上述，量子力学所谓符合实验，实际上是对实验进行貌似合理（但谬之千里）的猜测并作勇敢推广而已。

1.5关于【测不准原理】问题

如果人们要问，量子力学就会说：【测不准原理】是根据实验的总结。

根据什么实验？

还是根据"物质波"。

但须知，与其说世界公认量子力学是理论物理权威，毋宁说世界公认"波粒二象"性问题仍是世界性遗难问题。在此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之前怎么可以总结呢？！

所以，在问题循环不解情况下，由于量子力学诡辩性及其狡辩能力，方才成为世界理论权威！以致人们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哲学错误丧失分辨能力。又由于这种错误原理隐藏在高深难懂的量子力学之中，常人不可涉才得以免遭非难。现在有必要给这错误原理充分揭露！

大量研究可以结论，目前为止的实验已经给出大部物理世界准确信息，这就是普朗克常数h

＝2π?给出的信息。根据这种信息，本文已经给出目前大部物理学问题以准确具体描述，其中包括目前困难问题，也包括"波粒二象"性问题。并且这种描述全部具有8位数字有效精度与并实验完全相符的结果，以下将做这种描述。这表明〖测得准原理〗成立（参见提要）。这就在事实上完全打了破了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神话--鬼话！

然而量子力学由于缺乏了解又理论贫乏，却完全错误地应用了大自然给出的准确信息：

Δp·Δx≥（1/2）?―――――――――――（11）

这就是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数学表达式。显然竟将大自然给出的准确信息--普朗克常数?作为测不准的量度，是乃天大谬误。

第二章普朗克常数给出物质世界准确信息

本文大量研究，现总结普朗克常数：

h＝2π?――――――――――――――――――（12）

给出的物质世界准确信息：

2.1?已经给出所有元素原子结构的准确信息

据此可以准确具体描述任何原子的真实结构，并都将与实验符合很好。文献[5]、[6]、[7]已经做了这种描述，这在事实上已经打破了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神话--鬼话。

2.2?已经给出任何微观粒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以及场粒子等）自身结构准确信息

例如，可以算得质子自身结构理论半径，以rP表示，准确为：

rP＝1.3214100×10-13(cm)―――――（13）

并可从能量、电荷、自旋、磁矩、元素周期率五方面算得完全相同的这一结果，已无可否认地证明这结果唯一正确。这是目前任何理论都办不到的！

又例如，可以算得电子自身结构理论半径，以re表示，准确为：

re＝2.9742175×10-14（cm）----------(14)

同样可证明此结果唯一正确（繁琐，略），量子力学对此望尘莫及。

2.3?已经给出普适常数Φ的准确信息

普适常数定义：任何光子的波长λ与发射该光子的电子在原子中的轨道半径r之比为常数，以Φ表示之，那么有：

Φ＝λ／r＝常量＝1／（ε。·α）

＝4π×137.03600＝1722.0451--------(15)

（说明：当电子跃迁为r∞时，轨道半径直接用r；当电子跃迁为rArB时，式中要用当量轨道半径，略。）

研究表明这是一个斩新的物理常数，虽无量纲，但具有丰富重要物理意义。由（15）式已经看出，普适常数Φ严格规定着光子和电子；以下还将看到，普适常数还严格规定着质子和中子以及粒子的磁矩及其"反常"。相形之下，量子力学竟将光速C称作"普适常数"，不知多么无聊！

此外，根据普适方程（见下）和普适常数Φ还可算得任何光子的形成机制、光子的尺寸、质量、能量、性质以及光子的自身内部结构。此类问题，由于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限制，人们连想都不敢想。可见量子力学荒谬已极！并且，这种计算完全表明光子的粒子实在性，而所谓波动性只不过是粒子实在性的客观反映。

2.4?已经给出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固体性质、液体性质、气体性质等物质结构准确信息

本文如下普适方程可以变为：

V＝n2?2／mr2――――――――――――（16）

式中V为引力势能，它将准确决定晶体晶格能；而r则决定晶体晶格常数（略）。

2.5?已经给出量子数n＝0,1,2,3…真实物理意义的准确信息

但在量子力学中，量子数n＝0,1,2,3…只表示自然数，除此之外无任何物理意义。大量研究可以结论：宏观温度T就是量子数n在统计意义上的单值函数，即：

T＝f（n）――――――――――――――（17）

研究还表明，对单个粒子（原子、分子）该式也严格成立，只不过对单个粒子（原子、分子）则无需统计。这已表明，微观粒子的温度也是"量子化"的，不能连续取值。此外还表明，任何微观粒子的温度都有真实物理意义和丰富物理内容。然而量子力学（文献［8］）却说："对于个别分子，温度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表明量子力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由理论贫乏导致理论错误！

2.6?已经给出宇宙最低温度准确信息

周知，由气体状态方程可以导出绝对零度。那么，由普适方程即（20）式可以推出宇宙最低温度。并且，不难证明宇宙最低温度就是宇宙奇点。以下证明奇点宇宙必然爆炸，那么宇宙的历程就是循环爆发过程。由此可以准确具体了解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7?已经给出天体结构准确信息

据此可以准确描述任何天体的天文结构。

研究表明，任何天体天文结构与原子一样，都只能有唯一稳态解，他们遵循完全相似的基本规律，也就是普适方程即(20)式所揭示的规律。

也周知，据万有引力定律或开普勒定律也可描述天体的天文结构（位置、动能），但却实际上无穷多解，不能得到唯一稳态解。

这恰表明目前理论困难所在，量子力学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缺省"上帝一次推动"说！。

宇宙正在膨胀，没有稳态解呀！有人说。

不管你膨胀（例如银河系）还是稳态（例如太阳系），哪怕你收缩，都逃不脱普适方程严格支配！也所以这叫：普适方程！

2.7.1太阳系唯一稳态解

太阳系的唯一稳态解的意义在于：若用强大火箭推动，改变任意行星（例如地球）轨道（黄道面内）半经大小，待火箭动力消失后，该行星（例如地球）将慢慢回复到原来既定轨道位置。这由太阳性质决定，也由普适方程所规定。

通过对太阳系天文结构唯一稳态解的计算，可以得到太阳系的三个重要天文结构常数：K1、K2、K3，其中K1、K2是基本的，K3是导出的（略）。可惜，量子力学半个也不知！

2.7.2太阳系第一天文结构常数K1：

K1＝Vi2·Ri＝常数

＝1.327×1026(达因·cm2／克)――――（18）

式中Vi为各行星轨道速度，Ri为各行星轨道半径。并且，由此可直接推出开普勒定律（略）。

2.7.3太阳系第二天文结构常数K2：

K2＝mi2·Vi2·Ri2/ri5＝常数

＝9.747×1049（克2／cm·秒2）―――(19)

式中mi为各行星质量，ri为各行星携带半径（定义：包括大气尺寸在内的行星自身半径叫做携带半径）。

研究表明，太阳用这两个常数严格地规定着系内所有天体的质量、尺寸（包括大气）、轨道、速度以及轨道曲线性质，无一例外。这些都是普朗克常数给出准确信息的结果，并由普适方程所确定。（说明：①普适方程计算天文结构要经过变换；本文对太阳系天文结构的计算都与天文观测符合很好。②《太阳系天文结构计算》一文已送南京大学。）

2.8?已经给出大自然内在本质规律准确信息

见以下，物理学的首要和本职任务就在于寻找这些规律。

第三章普朗克常数的真实物理意义

上述可见，普朗克常数具有极为丰富的物理意义和内容，量子力学所知无几。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了解，量子力学还经常混淆并滥用普朗克常数的物理意义。【测不准原理】正是量子力学滥用普朗克常数典型例证[参见（11）式]。

现初步总结普朗克常数h＝2π?真实物理意义如下：

3.1?对宏观，谓最小能量单位。

这就是：E＝ω?＝nh，这由普朗克首先发现，并由此人们公认能量"量子化"。

3.2?表征微观能量交换的最大单位。

研究表明，?是微观能量交换的最大单位。研究表明，还有更小级别的量子化能量单位：（1/Φn）?，其中，n＝0,1,2,3…为量子数；而Φ＝1722.0451为普适常数即（15）式。

3.3?表征原子结构中电子轨道运动角动量的单位。

电子在原子结构中的轨道角动量若用符号Le表示，那么有：Le＝n·?，其中n＝0，1,2,3…为量子数。

3.4?表征微观粒子自旋角动量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微观粒子自旋也是量子化的。但对微观粒子自旋的描述量子力学明显力不从心，狄拉克用量子力学算得费米子（电子、质子）的自旋量皆为（1/2）?是完全错误的结果。

3.5?表征粒子自身能量量子化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人们也已公认，原子核自身能量也是量子化的，其量子化的单位为?。

需要指出，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并不是孤立的，然而量子力学却完全孤立看待。研究还表明，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必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外界，尤其首先作用于核外电子。物理学重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种作用内在联系，遗憾的是所有理论均未能如此。并且，量子力学家们皆置此本职任务于不顾（可谓不务正业），而竞相与数学喧宾夺主。有目共睹！

3.6?表征原子核与周围电子相互作用的能量单位。

研究表明，原子核的量子能量状态首先作用到核外电子，而周围电子必同时感受这种作用。于是核外所有电子都同时感受两种相互作用支配：

第一，核外所有电子同时受静电（库仑）引力能（场）支配，这种作用是经典的。在这种作用下，电子有落向原子核的趋势。

第二，原子中所有电子又同时受原子核量子化能量场的支配。因此，原子中所有核外电子必同时感受原子核这种量子化能量作用。并且，这就是原子结构中电子能量量子化的真实原因！也因此，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状态必与原子核一致，同一原子中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数必都相同，且都等与原子核的量子数。

也所以，量子力学认为原子不同壳层K，L，M，N…中电子的量子数分别为：n＝0,1,2,3…是完全错误的。纯系闭着眼睛摸大象！量子力学很善于这种猜测，又美其名曰"符合"试验。多么荒唐！

若用数学关系表达原子核这两种场量相互作用，这就是文献[5]、[6]、[7]推出的普适方程：

T＝（1/2）V――――――①

T＝E――――――――②―――（20）

E＝n2·?2／2m·r2――――③

该方程因具有普遍意义，故称普适方程。研究表明，普适方程适于所有元素的原子结构，还适用于天体的结构，并且计算与实验真正符合很好（普适方程物理意义见下）。

3.7?表征任何粒子（含天体）间相互作用能量的最大量子化单位（还有更小单位）。

这不是简单推广，而有极为丰富的物理内容。例如，?将准确决定晶体结构，还准确决定天体天文结构。

3.8?表征物质与场、场与场间相互作用常数。

它直接与普适常数相关，还将决定粒子的"反常磁矩"，附录中具体讨论。

3.9物质波与波粒二象性问题恰系普朗克常数?表演的内容（准确具体证明待续）。

3.10?（普朗克常数）将贯穿于全部物理世界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宇宙的爆炸和膨胀，光的干涉和衍射问题以及波粒二象性问题，核力与弱力问题等无一例外。

然而量此外还表明，任何微观粒子的温度都有真实物理意义和丰富物理内容。然而量子力学（文献［8］）却说："对于个别分子，温度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表明量子力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由理论贫乏导致理论错误！

2.6?已经给出宇宙最低温度准确信息

周知，由气体状态方程可以导出绝对零度。那么，由普适方程即（20）式可以推出宇宙最低温度。并且，不难证明宇宙最低温度就是宇宙奇点。以下证明奇点宇宙必然爆炸，那么宇宙的历程就是循环爆发过程。由此可以准确具体了解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3?表征原子结构中电子轨道运动角动量的单位。

电子在原子结构中的轨道角动量若用符号Le表示，那么有：Le＝n·?，其中n＝0，1,2,3…为量子数。

3.4?表征微观粒子自旋角动量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微观粒子自旋也是量子化的。但对微观粒子自旋的描述量子力学明显力不从心，狄拉克用量子力学算得费米子（电子、质子）的自旋量皆为（1/2）?是完全错误的结果。

3.5?表征粒子自身能量量子化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人们也已公认，原子核自身能量也是量子化的，其量子化的单位为?。

需要指出，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并不是孤立的，然而量子力学却完全孤立看待。研究还表明，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必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外界，尤其首先作用于核外电子。物理学重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种作用内在联系，遗憾的是所有理论均未能如此。并且，量子力学家们皆置此本职任务于不顾（可谓不务正业），而竞相与数学喧宾夺主。有目共睹！

3.6?表征原子核与周围电子相互作用的能量单位。

研究表明，原子核的量子能量状态首先作用到核外电子，而周围电子必同时感受这种作用。于是核外所有电子都同时感受两种相互作用支配：

第一，核外所有电子同时受静电（库仑）引力能（场）支配，这种作用是经典的。在这种作用下，电子有落向原子核的趋势。

第二，原子中所有电子又同时受原子核量子化能量场的支配。因此，原子中所有核外电子必同时感受原子核这种量子化能量作用。并且，这就是原子结构中电子能量量子化的真实原因！也因此，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状态必与原子核一致，同一原子中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数必都相同，且都等与原子核的量子数。

也所以，量子力学认为原子不同壳层K，L，M，N…中电子的量子数分别为：n＝0,1,2,3…是完全错误的。纯系闭着眼睛摸大象！量子力学很善于这种猜测，又美其名曰"符合"试验。多么荒唐！

若用数学关系表达原子核这两种场量相互作用，这就是文献[5]、[6]、[7]推出的普适方程：

T＝（1/2）V――――――①

T＝E――――――――②―――（20）

E＝n2·?2／2m·r2――――③

该方程因具有普遍意义，故称普适方程。研究表明，普适方程适于所有元素的原子结构，还适用于天体的结构，并且计算与实验真正符合很好（普适方程物理意义见下）。

3.7?表征任何粒子（含天体）间相互作用能量的最大量子化单位（还有更小单位）。

这不是简单推广，而有极为丰富的物理内容。例如，?将准确决定晶体结构，还准确决定天体天文结构。

3.8?表征物质与场、场与场间相互作用常数。

它直接与普适常数相关，还将决定粒子的"反常磁矩"，附录中具体讨论。

3.9物质波与波粒二象性问题恰系普朗克常数?表演的内容（准确具体证明待续）。

3.10?（普朗克常数）将贯穿于全部物理世界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宇宙的爆炸和膨胀，光的干涉和衍射问题以及波粒二象性问题，核力与弱力问题等无一例外。

然而量此外还表明，任何微观粒子的温度都有真实物理意义和丰富物理内容。然而量子力学（文献［8］）却说："对于个别分子，温度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表明量子力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由理论贫乏导致理论错误！

2.6?已经给出宇宙最低温度准确信息

周知，由气体状态方程可以导出绝对零度。那么，由普适方程即（20）式可以推出宇宙最低温度。并且，不难证明宇宙最低温度就是宇宙奇点。以下证明奇点宇宙必然爆炸，那么宇宙的历程就是循环爆发过程。由此可以准确具体了解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3?表征原子结构中电子轨道运动角动量的单位。

电子在原子结构中的轨道角动量若用符号Le表示，那么有：Le＝n·?，其中n＝0，1,2,3…为量子数。

3.4?表征微观粒子自旋角动量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微观粒子自旋也是量子化的。但对微观粒子自旋的描述量子力学明显力不从心，狄拉克用量子力学算得费米子（电子、质子）的自旋量皆为（1/2）?是完全错误的结果。

3.5?表征粒子自身能量量子化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人们也已公认，原子核自身能量也是量子化的，其量子化的单位为?。

需要指出，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并不是孤立的，然而量子力学却完全孤立看待。研究还表明，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必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外界，尤其首先作用于核外电子。物理学重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种作用内在联系，遗憾的是所有理论均未能如此。并且，量子力学家们皆置此本职任务于不顾（可谓不务正业），而竞相与数学喧宾夺主。有目共睹！

3.6?表征原子核与周围电子相互作用的能量单位。

研究表明，原子核的量子能量状态首先作用到核外电子，而周围电子必同时感受这种作用。于是核外所有电子都同时感受两种相互作用支配：

第一，核外所有电子同时受静电（库仑）引力能（场）支配，这种作用是经典的。在这种作用下，电子有落向原子核的趋势。

第二，原子中所有电子又同时受原子核量子化能量场的支配。因此，原子中所有核外电子必同时感受原子核这种量子化能量作用。并且，这就是原子结构中电子能量量子化的真实原因！也因此，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状态必与原子核一致，同一原子中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数必都相同，且都等与原子核的量子数。

也所以，量子力学认为原子不同壳层K，L，M，N…中电子的量子数分别为：n＝0,1,2,3…是完全错误的。纯系闭着眼睛摸大象！量子力学很善于这种猜测，又美其名曰"符合"试验。多么荒唐！

若用数学关系表达原子核这两种场量相互作用，这就是文献[5]、[6]、[7]推出的普适方程：

T＝（1/2）V――――――①

T＝E――――――――②―――（20）

E＝n2·?2／2m·r2――――③

该方程因具有普遍意义，故称普适方程。研究表明，普适方程适于所有元素的原子结构，还适用于天体的结构，并且计算与实验真正符合很好（普适方程物理意义见下）。

3.7?表征任何粒子（含天体）间相互作用能量的最大量子化单位（还有更小单位）。

这不是简单推广，而有极为丰富的物理内容。例如，?将准确决定晶体结构，还准确决定天体天文结构。

3.8?表征物质与场、场与场间相互作用常数。

它直接与普适常数相关，还将决定粒子的"反常磁矩"，附录中具体讨论。

3.9物质波与波粒二象性问题恰系普朗克常数?表演的内容（准确具体证明待续）。

3.10?（普朗克常数）将贯穿于全部物理世界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宇宙的爆炸和膨胀，光的干涉和衍射问题以及波粒二象性问题，核力与弱力问题等无一例外。

然而量此外还表明，任何微观粒子的温度都有真实物理意义和丰富物理内容。然而量子力学（文献［8］）却说："对于个别分子，温度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表明量子力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由理论贫乏导致理论错误！

2.6?已经给出宇宙最低温度准确信息

周知，由气体状态方程可以导出绝对零度。那么，由普适方程即（20）式可以推出宇宙最低温度。并且，不难证明宇宙最低温度就是宇宙奇点。以下证明奇点宇宙必然爆炸，那么宇宙的历程就是循环爆发过程。由此可以准确具体了解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3?表征原子结构中电子轨道运动角动量的单位。

电子在原子结构中的轨道角动量若用符号Le表示，那么有：Le＝n·?，其中n＝0，1,2,3…为量子数。

3.4?表征微观粒子自旋角动量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微观粒子自旋也是量子化的。但对微观粒子自旋的描述量子力学明显力不从心，狄拉克用量子力学算得费米子（电子、质子）的自旋量皆为（1/2）?是完全错误的结果。

3.5?表征粒子自身能量量子化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人们也已公认，原子核自身能量也是量子化的，其量子化的单位为?。

需要指出，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并不是孤立的，然而量子力学却完全孤立看待。研究还表明，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必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外界，尤其首先作用于核外电子。物理学重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种作用内在联系，遗憾的是所有理论均未能如此。并且，量子力学家们皆置此本职任务于不顾（可谓不务正业），而竞相与数学喧宾夺主。有目共睹！

3.6?表征原子核与周围电子相互作用的能量单位。

研究表明，原子核的量子能量状态首先作用到核外电子，而周围电子必同时感受这种作用。于是核外所有电子都同时感受两种相互作用支配：

第一，核外所有电子同时受静电（库仑）引力能（场）支配，这种作用是经典的。在这种作用下，电子有落向原子核的趋势。

第二，原子中所有电子又同时受原子核量子化能量场的支配。因此，原子中所有核外电子必同时感受原子核这种量子化能量作用。并且，这就是原子结构中电子能量量子化的真实原因！也因此，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状态必与原子核一致，同一原子中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数必都相同，且都等与原子核的量子数。

也所以，量子力学认为原子不同壳层K，L，M，N…中电子的量子数分别为：n＝0,1,2,3…是完全错误的。纯系闭着眼睛摸大象！量子力学很善于这种猜测，又美其名曰"符合"试验。多么荒唐！

若用数学关系表达原子核这两种场量相互作用，这就是文献[5]、[6]、[7]推出的普适方程：

T＝（1/2）V――――――①

T＝E――――――――②―――（20）

E＝n2·?2／2m·r2――――③

该方程因具有普遍意义，故称普适方程。研究表明，普适方程适于所有元素的原子结构，还适用于天体的结构，并且计算与实验真正符合很好（普适方程物理意义见下）。

3.7?表征任何粒子（含天体）间相互作用能量的最大量子化单位（还有更小单位）。

这不是简单推广，而有极为丰富的物理内容。例如，?将准确决定晶体结构，还准确决定天体天文结构。

3.8?表征物质与场、场与场间相互作用常数。

它直接与普适常数相关，还将决定粒子的"反常磁矩"，附录中具体讨论。

3.9物质波与波粒二象性问题恰系普朗克常数?表演的内容（准确具体证明待续）。

3.10?（普朗克常数）将贯穿于全部物理世界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宇宙的爆炸和膨胀，光的干涉和衍射问题以及波粒二象性问题，核力与弱力问题等无一例外。

然而量此外还表明，任何微观粒子的温度都有真实物理意义和丰富物理内容。然而量子力学（文献［8］）却说："对于个别分子，温度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表明量子力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由理论贫乏导致理论错误！

2.6?已经给出宇宙最低温度准确信息

周知，由气体状态方程可以导出绝对零度。那么，由普适方程即（20）式可以推出宇宙最低温度。并且，不难证明宇宙最低温度就是宇宙奇点。以下证明奇点宇宙必然爆炸，那么宇宙的历程就是循环爆发过程。由此可以准确具体了解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7?已经给出天体结构准确信息

据此可以准确描述任何天体的天文结构。

研究表明，任何天体天文结构与原子一样，都只能有唯一稳态解，他们遵循完全相似的基本规律，也就是普适方程即(20)式所揭示的规律。

也周知，据万有引力定律或开普勒定律也可描述天体的天文结构（位置、动能），但却实际上无穷多解，不能得到唯一稳态解。

这恰表明目前理论困难所在，量子力学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缺省"上帝一次推动"说！。

宇宙正在膨胀，没有稳态解呀！有人说。

不管你膨胀（例如银河系）还是稳态（例如太阳系），哪怕你收缩，都逃不脱普适方程严格支配！也所以这叫：普适方程！

2.7.1太阳系唯一稳态解

太阳系的唯一稳态解的意义在于：若用强大火箭推动，改变任意行星（例如地球）轨道（黄道面内）半经大小，待火箭动力消失后，该行星（例如地球）将慢慢回复到原来既定轨道位置。这由太阳性质决定，也由普适方程所规定。

通过对太阳系天文结构唯一稳态解的计算，可以得到太阳系的三个重要天文结构常数：K1、K2、K3，其中K1、K2是基本的，K3是导出的（略）。可惜，量子力学半个也不知！

2.7.2太阳系第一天文结构常数K1：

K1＝Vi2·Ri＝常数

＝1.327×1026(达因·cm2／克)――――（18）

式中Vi为各行星轨道速度，Ri为各行星轨道半径。并且，由此可直接推出开普勒定律（略）。

2.7.3太阳系第二天文结构常数K2：

K2＝mi2·Vi2·Ri2/ri5＝常数

＝9.747×1049（克2／cm·秒2）―――(19)

式中mi为各行星质量，ri为各行星携带半径（定义：包括大气尺寸在内的行星自身半径叫做携带半径）。

研究表明，太阳用这两个常数严格地规定着系内所有天体的质量、尺寸（包括大气）、轨道、速度以及轨道曲线性质，无一例外。这些都是普朗克常数给出准确信息的结果，并由普适方程所确定。（说明：①普适方程计算天文结构要经过变换；本文对太阳系天文结构的计算都与天文观测符合很好。②《太阳系天文结构计算》一文已送南京大学。）

2.8?已经给出大自然内在本质规律准确信息

见以下，物理学的首要和本职任务就在于寻找这些规律。

第三章普朗克常数的真实物理意义

上述可见，普朗克常数具有极为丰富的物理意义和内容，量子力学所知无几。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了解，量子力学还经常混淆并滥用普朗克常数的物理意义。【测不准原理】正是量子力学滥用普朗克常数典型例证[参见（11）式]。

现初步总结普朗克常数h＝2π?真实物理意义如下：

3.1?对宏观，谓最小能量单位。

这就是：E＝ω?＝nh，这由普朗克首先发现，并由此人们公认能量"量子化"。

3.2?表征微观能量交换的最大单位。

研究表明，?是微观能量交换的最大单位。研究表明，还有更小级别的量子化能量单位：（1/Φn）?，其中，n＝0,1,2,3…为量子数；而Φ＝1722.0451为普适常数即（15）式。

3.3?表征原子结构中电子轨道运动角动量的单位。

电子在原子结构中的轨道角动量若用符号Le表示，那么有：Le＝n·?，其中n＝0，1,2,3…为量子数。

3.4?表征微观粒子自旋角动量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微观粒子自旋也是量子化的。但对微观粒子自旋的描述量子力学明显力不从心，狄拉克用量子力学算得费米子（电子、质子）的自旋量皆为（1/2）?是完全错误的结果。

3.5?表征粒子自身能量量子化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人们也已公认，原子核自身能量也是量子化的，其量子化的单位为?。

需要指出，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并不是孤立的，然而量子力学却完全孤立看待。研究还表明，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必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外界，尤其首先作用于核外电子。物理学重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种作用内在联系，遗憾的是所有理论均未能如此。并且，量子力学家们皆置此本职任务于不顾（可谓不务正业），而竞相与数学喧宾夺主。有目共睹！

3.6?表征原子核与周围电子相互作用的能量单位。

研究表明，原子核的量子能量状态首先作用到核外电子，而周围电子必同时感受这种作用。于是核外所有电子都同时感受两种相互作用支配：

第一，核外所有电子同时受静电（库仑）引力能（场）支配，这种作用是经典的。在这种作用下，电子有落向原子核的趋势。

第二，原子中所有电子又同时受原子核量子化能量场的支配。因此，原子中所有核外电子必同时感受原子核这种量子化能量作用。并且，这就是原子结构中电子能量量子化的真实原因！也因此，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状态必与原子核一致，同一原子中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数必都相同，且都等与原子核的量子数。

也所以，量子力学认为原子不同壳层K，L，M，N…中电子的量子数分别为：n＝0,1,2,3…是完全错误的。纯系闭着眼睛摸大象！量子力学很善于这种猜测，又美其名曰"符合"试验。多么荒唐！

若用数学关系表达原子核这两种场量相互作用，这就是文献[5]、[6]、[7]推出的普适方程：

T＝（1/2）V――――――①

T＝E――――――――②―――（20）

E＝n2·?2／2m·r2――――③

该方程因具有普遍意义，故称普适方程。研究表明，普适方程适于所有元素的原子结构，还适用于天体的结构，并且计算与实验真正符合很好（普适方程物理意义见下）。

3.7?表征任何粒子（含天体）间相互作用能量的最大量子化单位（还有更小单位）。

这不是简单推广，而有极为丰富的物理内容。例如，?将准确决定晶体结构，还准确决定天体天文结构。

3.8?表征物质与场、场与场间相互作用常数。

它直接与普适常数相关，还将决定粒子的"反常磁矩"，附录中具体讨论。

3.9物质波与波粒二象性问题恰系普朗克常数?表演的内容（准确具体证明待续）。

3.10?（普朗克常数）将贯穿于全部物理世界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宇宙的爆炸和膨胀，光的干涉和衍射问题以及波粒二象性问题，核力与弱力问题等无一例外。

然而量此外还表明，任何微观粒子的温度都有真实物理意义和丰富物理内容。然而量子力学（文献［8］）却说："对于个别分子，温度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这表明量子力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由理论贫乏导致理论错误！

2.6?已经给出宇宙最低温度准确信息

周知，由气体状态方程可以导出绝对零度。那么，由普适方程即（20）式可以推出宇宙最低温度。并且，不难证明宇宙最低温度就是宇宙奇点。以下证明奇点宇宙必然爆炸，那么宇宙的历程就是循环爆发过程。由此可以准确具体了解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7?已经给出天体结构准确信息

据此可以准确描述任何天体的天文结构。

研究表明，任何天体天文结构与原子一样，都只能有唯一稳态解，他们遵循完全相似的基本规律，也就是普适方程即(20)式所揭示的规律。

也周知，据万有引力定律或开普勒定律也可描述天体的天文结构（位置、动能），但却实际上无穷多解，不能得到唯一稳态解。

这恰表明目前理论困难所在，量子力学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缺省"上帝一次推动"说！。

宇宙正在膨胀，没有稳态解呀！有人说。

不管你膨胀（例如银河系）还是稳态（例如太阳系），哪怕你收缩，都逃不脱普适方程严格支配！也所以这叫：普适方程！

2.7.1太阳系唯一稳态解

太阳系的唯一稳态解的意义在于：若用强大火箭推动，改变任意行星（例如地球）轨道（黄道面内）半经大小，待火箭动力消失后，该行星（例如地球）将慢慢回复到原来既定轨道位置。这由太阳性质决定，也由普适方程所规定。

通过对太阳系天文结构唯一稳态解的计算，可以得到太阳系的三个重要天文结构常数：K1、K2、K3，其中K1、K2是基本的，K3是导出的（略）。可惜，量子力学半个也不知！

2.7.2太阳系第一天文结构常数K1：

K1＝Vi2·Ri＝常数

＝1.327×1026(达因·cm2／克)――――（18）

式中Vi为各行星轨道速度，Ri为各行星轨道半径。并且，由此可直接推出开普勒定律（略）。

2.7.3太阳系第二天文结构常数K2：

K2＝mi2·Vi2·Ri2/ri5＝常数

＝9.747×1049（克2／cm·秒2）―――(19)

式中mi为各行星质量，ri为各行星携带半径（定义：包括大气尺寸在内的行星自身半径叫做携带半径）。

研究表明，太阳用这两个常数严格地规定着系内所有天体的质量、尺寸（包括大气）、轨道、速度以及轨道曲线性质，无一例外。这些都是普朗克常数给出准确信息的结果，并由普适方程所确定。（说明：①普适方程计算天文结构要经过变换；本文对太阳系天文结构的计算都与天文观测符合很好。②《太阳系天文结构计算》一文已送南京大学。）

2.8?已经给出大自然内在本质规律准确信息

见以下，物理学的首要和本职任务就在于寻找这些规律。

第三章普朗克常数的真实物理意义

上述可见，普朗克常数具有极为丰富的物理意义和内容，量子力学所知无几。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了解，量子力学还经常混淆并滥用普朗克常数的物理意义。【测不准原理】正是量子力学滥用普朗克常数典型例证[参见（11）式]。

现初步总结普朗克常数h＝2π?真实物理意义如下：

3.1?对宏观，谓最小能量单位。

这就是：E＝ω?＝nh，这由普朗克首先发现，并由此人们公认能量"量子化"。

3.2?表征微观能量交换的最大单位。

研究表明，?是微观能量交换的最大单位。研究表明，还有更小级别的量子化能量单位：（1/Φn）?，其中，n＝0,1,2,3…为量子数；而Φ＝1722.0451为普适常数即（15）式。

3.3?表征原子结构中电子轨道运动角动量的单位。

电子在原子结构中的轨道角动量若用符号Le表示，那么有：Le＝n·?，其中n＝0，1,2,3…为量子数。

3.4?表征微观粒子自旋角动量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微观粒子自旋也是量子化的。但对微观粒子自旋的描述量子力学明显力不从心，狄拉克用量子力学算得费米子（电子、质子）的自旋量皆为（1/2）?是完全错误的结果。

3.5?表征粒子自身能量量子化的单位。

实验已经表明人们也已公认，原子核自身能量也是量子化的，其量子化的单位为?。

需要指出，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并不是孤立的，然而量子力学却完全孤立看待。研究还表明，原子核这种量子化状态必然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外界，尤其首先作用于核外电子。物理学重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种作用内在联系，遗憾的是所有理论均未能如此。并且，量子力学家们皆置此本职任务于不顾（可谓不务正业），而竞相与数学喧宾夺主。有目共睹！

3.6?表征原子核与周围电子相互作用的能量单位。

研究表明，原子核的量子能量状态首先作用到核外电子，而周围电子必同时感受这种作用。于是核外所有电子都同时感受两种相互作用支配：

第一，核外所有电子同时受静电（库仑）引力能（场）支配，这种作用是经典的。在这种作用下，电子有落向原子核的趋势。

第二，原子中所有电子又同时受原子核量子化能量场的支配。因此，原子中所有核外电子必同时感受原子核这种量子化能量作用。并且，这就是原子结构中电子能量量子化的真实原因！也因此，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状态必与原子核一致，同一原子中核外所有电子的量子数必都相同，且都等与原子核的量子数。

也所以，量子力学认为原子不同壳层K，L，M，N…中电子的量子数分别为：n＝0,1,2,3…是完全错误的。纯系闭着眼睛摸大象！量子力学很善于这种猜测，又美其名曰"符合"试验。多么荒唐！

若用数学关系表达原子核这两种场量相互作用，这就是文献[5]、[6]、[7]推出的普适方程：

T＝（1/2）V――――――①

T＝E――――――――②―――（20）

E＝n2·?2／2m·r2――――③

该方程因具有普遍意义，故称普适方程。研究表明，普适方程适于所有元素的原子结构，还适用于天体的结构，并且计算与实验真正符合很好（普适方程物理意义见下）。

3.7?表征任何粒子（含天体）间相互作用能量的最大量子化单位（还有更小单位）。

这不是简单推广，而有极为丰富的物理内容。例如，?将准确决定晶体结构，还准确决定天体天文结构。

3.8?表征物质与场、场与场间相互作用常数。

它直接与普适常数相关，还将决定粒子的"反常磁矩"，附录中具体讨论。

3.9物质波与波粒二象性问题恰系普朗克常数?表演的内容（准确具体证明待续）。

3.10?（普朗克常数）将贯穿于全部物理世界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宇宙的爆炸和膨胀，光的干涉和衍射问题以及波粒二象性问题，核力与弱力问题等无一例外。

然而量子力学一无所知，严彦却夸夸其谈，自欺欺人又听不得不同意见。认真地研究表明，量子力学并未解决任何实质性物理学问题。量自力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在人类文明史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纪念碑--【测不准原理】--科学史上奇耻大辱！历史将证明这是对量子力学恰如其分的评价。

世界文化论文篇3

Onemessagetobeemphasizedinthesecoursesisthatvariousgroupsofhumanshaveheld,andcontinuetohold,conflict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beliefs,thevalidityofnoneofwhichcanbeestablishedonabasiscompellinglypersuasivetoallinterestedparties.

Andevenscientificknowledge,whichiswidelypersuasive,evolves,remainseverincompletetoanindeterminatedegree,ischaracterizedbycompetinginterpretationsonitsfrontiers,andisinanyeventincapableofresolvingreligious,philosophical,andideologicaldifferences.

Thusfromaglobal,panhumanstandpointthereisaninconclusivenessandincompletenessofhuman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andthisistheonespiritualandintellectualsituationthatoverarchesallparticularbeliefs.

Thoseindividuals--including,importantly,politicalleaders--whoconsciouslygraspthiscommonalityofthehumancondition,should,onemaysuppose,beinafavoredpositiontothinkandact,notasculturallyseparatistextremists,butsimplyasearthlings,andtherebytoavoidthekindsofconflictsooftenproductiveofmutuallydestructiveactivityamongthepeoplesandnationsoftheworld.

一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交流融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动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为己任。这些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年轻的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尚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目前世界上国际间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需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还亟待发展。笔者不想也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海内外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作复述和介绍，更不敢对海内外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妄加评论和菲薄。我们只需感到很幸运，可以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再去作积极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高瞻远瞩。考虑到目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了一种最现代的国际流行，而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笔者认为：“文化”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领域，范围之大实在无从说起。何况世界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有效范围。而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我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在无法达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结论一致－－这是目前的最客观面对－－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传播”非常需要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全球大致共识的基础平台之上。所以本文仅就一题作粗率的探讨：重视和拓展世界文化课程，以人类现阶段认知的局限和世事万物之不可确知性来铸就文化兼容态度，从而丰满、坚实跨文化传播学科，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再实用，在道德上也不再无懈可击。鉴于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和新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开设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传播》类的课程。数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世界视角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inWorldPerspective”)这一课程的设置和讲授（这是一门一年制的课程，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议题，牵涉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扩大这类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本文中将要阐明的观点和计划，是可以采取双重的策略来实现的，一方面依靠课程自身的拓展与调整；另一方面依靠媒体或是行政手段。

探讨“文化”也不得不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我们本着越原始的东西就越具有民族国际性的立场，往往从文化的源头探起。因为人类在隔绝视听的情况下，在文明还没有大规模的交相影响的时候，对于面前的客观世界及其过去将来都各具有不同的独特视野，对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具有国际性。也正因为这样，目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类课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类的诞生作为开篇，接着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出现；然后，课程不断调整设置及侧重点，围绕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类型，以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方面为线索，继续讲授希伯来、亚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然而这些课程迁涉到的内容很多，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学科的知识学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视线还过于狭窄，还不具备当今世界需要的理解能力。我们认为通常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有必要拓展为学制三年的课程组合，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到历史材料中去。如果说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理解人类发展形态时必不可少，那么要应对当今的问题，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不可或缺。课程组合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将涵概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将关注的目光主要投向人炸、疾病的全球传播、海洋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耕地退化、臭氧层的损耗以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过来要靠现代科学来解决。全球生态系统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扩张的方式激进地改变着抚育它的自然环境[1]。从科学的方面来看，既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广义的世界文化史关系密切，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应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该组合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将聚焦于国际冲突的解决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财政和贸易政策、民族间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国际犯罪团伙的控制和剿灭、以及社会与个人间关系调节之文化策略比较等等。当今世界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态势，世界文化学习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学生也才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重要的人类问题。大胆开设这些整合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应尽量不作其他技术或是专业要求，使课程普及化。

如果这套课程的价值得到认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广它呢？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和社会科学部分的推广，意义深远。很明显，这部分知识意在向学生展现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这类知识越丰富，就越容易正确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从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说，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务关系的过程中，这样的知识也会非常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知识是双刃剑。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能够保证对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养蔑视之情。为了跨越后者的障碍，我们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世界上不同的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艺习俗、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的介绍上，而应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全球的角度看是人类共有的。既然我们所提倡的课程内容和目标设置将直接建立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之上，那么下面就先来深入探讨一下局限性的本质。

二

可以这么说，所谓为人，其精髓之处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能力的问题；人的好奇心远胜于其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说成，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只能令自己满意地理解存在的意义；声称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把自身信念的完满建立在这种对比判断的基础上，尽管对方也是同等真诚地认为你错他对。其实，关于真理（TRUTH）和谬误（FALSEHOOD），无论难以想象的最终衡量尺度是什么，存在之整体并没有所谓的“对”（“TRUE”）或“错”（“FALSE”），它只是“存在”（“THERE”）这就象在中国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义一样，是“自己如此”。所谓存在的正确和谬误仅仅是人类思维判断的产物。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可以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摒弃差异，因此这种判断活动的不完满往往会导致冲突性言论的形成。

的确，我们从世界文化中学到的最为清楚的一课，就是在人类宗教和哲学的纪录中这样的冲突性言论连篇累牍。到底存有何种的“实在”（ACTUALITY），或“现实”（REALITY），或“存在”（BEING）？用什么方式可以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未能达成共识。对于诸如“经验”(EMPIRICAL)、“理性”(RATIONAL)、“直觉”(INTUITIVE)或“神秘”(MYSTICAL)这样的概念，在判断方式的权威性和功效性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和已知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物质(MATERIAL)、精神(MENTAL)，或是意识(CONSCIOUS)、潜意识(SUBCONSCIOUS)、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或神(DIVINE)的。有人宣称几种不同的存在共存(CO-REALITY)，而有人则将所有的标准合而为一，称为物质、精神、或者神。有些判断完全矛盾，如“上帝存在”(“THEREISAGOD”)和“上帝不存在”(“THEREISNOGOD.”)；有些判断只是部分冲突，不过非常明显，比如说如果都信奉有神灵的存在，则有人持多神论（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论（MONOTHEISM）；如果都持一神论，则有人持泛神论（PANTHEISM），有人持先验论（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持先验论，则有人持天佑观（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观（DEISM）。在信仰的谱系中，差异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斯兰教义中万能真主的概念和大乘佛教中超验的佛与菩萨的等级的概念就不一致，这两种教义和众多的非洲及其他部落的泛灵论（THEANIMISTICBELIEFS）亦无法调和；而从现代西方哲学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EMPIRICISM）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信仰又无一正确。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既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亦无法通过经验证实，所以就谈不上对或错，甚至无所谓前提的真实，它们只能是无意义的——然而，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众多的、将没有普遍说服力理论整合成自己认“真”的真理的断言之一。

有些人信奉万能的神，他们相信，人类所有的矛盾、争端和无知都能被神的万能所化解明示。因此，他们把最终消除纷争达成终极理解视为宇宙主题中的必然，只不过这个必然的实现是从世俗向神域退了一步而已。从世俗的角度看，这种全知的理解或许并不是“真”（TRUE）的，但却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的对错判断而存在的至高理解。这样的人们会期待，等到自己在这个世上死后，可以加入神明的行列，进而达成自身全知的完满境界。基督教义中的“见主圣面”（BEATIFICVISION）即类似这样的期待，认为被拯救的人们会在天国直接与上帝相见和相识。他们可以得到超越自然的启示，从而充分地理解在世间勾留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惑。印度教的一则教义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的期望。那些最终摆脱了业报轮回（THECYCLESOFTRANSMIGRATION）获得解脱（MOKSHA）、救赎（SALVATION）的人完全地与梵（BRAHMAN）相融合，而梵为自然、人类和神明等构建了一个永恒的、非人的、无所不在的境域。这样的人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不会变为虚无之物，而成为万物；他们超越了极端、对立和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最终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然而摒除文化偏见、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看，“见主圣面”和“解脱”并不能逃脱人类思维的局限；在众多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冲突性信念中，它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之二。

当然，如果有某种宗教或哲学对于存在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应该能够适用于全人类而即便没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因为毕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个宇宙。在现实中，尽管有些教义或人文理想已经、或正在获得相对而言的更多的赞同或质疑，可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适性理论。通过学习世界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史，人们会逐渐了解到人类的这一共同的缺憾，从而在面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能够保持容忍与宽恕的哲学谦逊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人文理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会对特定的种类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从全球的立场说，人类情境包罗万象，各种理解并无定论－－而世界文化课程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一情形。

但是，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所会产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那样的话，那些宗教哲学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论是否就会变得无法确定？再者，如果人们以这种不确定性作为行为准绳，会不会助长可怕的道德放纵？我们认为不会，因为所谓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这里意指无法确知宗教或哲学的系统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义或哲学信条并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要违反这一原则就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义对其他的教义可以具有破坏性，而且行之有效，这样，该教义信徒对非信徒的伤害行为就可以从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这种做法，就不可知论的角度观之，就是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别人是谬误；不就与其原则相矛盾冲突、转一圈又回到原先的争端中去、落到毫无效用的境地中了吗？所以请注意我们这里讲的不可知论只是要接纳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对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实施暴力，当然自卫除外。可是这样的话，不可知论是否只是众多信条中的又一则，是无教条主义（non-dogmatism）的一条荒谬教条（paradoxicaldogma）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不可知论仍然最大限度地调和所有其他信条，给不同文化以最为恰当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理解问题重重。一方面，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科学判断较宗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比如，不管是美国派人士，还是台湾的，是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还是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是泰国的佛教徒还是印度教的信仰者，只要是物理学家就会欣然接受化学元素周期表，包括其中的原子序数、原子团及其他已知元素的相关资料。元素周期表和其他许多科学发现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自然界中可观察或可引发的明显变化与这些发现相一致，这让大众可以不断地认证其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人们通常不会忽略，除非不怕违背科学而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丝毫不懂科学公式的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也会同样的信服。

然而，在科学知识通常被普遍接受和运用之际，知识的诸多方面却又大大增强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性。对于有效地应对今天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充分积累必不可少。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世界文化教育的课程组合也将强调：对于存在，科学知识同样无力于给出一个充分全面的解释。一来，科学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在科学史中，已重复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曾被确认的东西随后又被摒弃、修正或是扩充。在一些事例中，更为完备的新发现修正了旧的观点，缩窄了旧观点的适用范围。例如，与早先牛顿的物理学（将引力看作是不同实体间的作用力）相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透彻、全面地阐释了引力（被认为是来源于空间实体的存在所引起的空间弯曲），但牛顿物理学在某些计算中仍然适用。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识被直接提出，如人类分别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发现细菌和病毒——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的扩充并不预示着停滞，科学的探索永远受阻于一个不确定的界限；因为无论何时，从微观到宏观，人们都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人类积累的科学判断只与特定的阶段相对应，但是无法反映存在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各种科学判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直都不完整，现在的科学也是这样－－而且可以无需迟疑地说，在将来也会仍然如此。

我们看到，不完整的科学理解的边界正在扩张，并且常常在不同说法的冲突中得到彰显。举一个宇宙科学的例子，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认为静止不动、永恒存在；而现在天文学家却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the“bigbang”theory）。该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前，一个密度极大的物质点爆炸，形成宇宙。庞大的星系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间渐行渐远，空间（或时空）也随之不断地膨胀。然而又有天文学家认为，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引力会最终导致膨胀的宇宙反向收缩，在可怕的内爆炸中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有限的（“闭合宇宙”closeduniverse）。也就

[page_break]是说只有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临界值时，宇宙才扩张以至无限（“开放宇宙”openuniverse）。现阶段的知识还不足以判定孰对孰错[2]。无论何种结论，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我们还想追问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这种追寻是永远无止境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静地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而且，“大爆炸”理论，－－正象所有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而这样的问题，代代相传地困扰了和将会继续困扰哲人智者不已。更何况日益更新的新型望远镜和仪器被设置在太空里，凭借它们提供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经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又会不断发现“大爆炸”理论的瑕疵。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在许多前沿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进步还远远不能解决“存在”的终极问题。地球自然具有惊人的复杂性；宇宙自然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时空上讲更具有令人类却步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这种复杂性只会加重“存在”的神秘色彩。

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可比性，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拿牵涉到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学（soci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研究的行为科学（thebehavioralsciences）来作为一个例子，这些学科研究人在独处时和在群体中时的性格，因此必须设法解释人性所展示出来的多样性和反复无常。然而，性格特征并非总是在变化的，也存在一定的规律和范式。为了确定一些范式，行为科学家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可控制性实验（controlledexperiments）、个案研究（casestudies）、样本调查（samplesurveys）、统计分析（statisticalanalyses）等。让我们从大量已经被认定的行为发现模式中随意拿一例来查看一下：

强烈的无法接受的动机的压抑不时会伴有与被压抑的趋向相反的公开行为和意识知觉。（“反应构成”）（Repressionofstrongunacceptablemotivesissometimesaccompaniedbyovertbehaviorandconsciousfeelingsthatareoppositetotherepressedtendencies〈“reaction-formation”〉）[3]

这个观点和大量类似的研究结果会对很多人有帮助，从社会工作者到精神治疗师再到国际谈判中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受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挑战。可是，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某些互相矛盾的解释显现出来。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人类的习惯仅仅是身体的（腺体的和运动神经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而这恰恰与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或心智的水平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精神分析学”（depthpsychologies）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回顾自然科学的情况，当我们从更宽广的哲学角度来考察时，行为科学对人类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定论。仅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行为科学——或者其它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是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确定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动因和制度惯例；经过必要的思考后找出一些方法，再对其进行修正。

如何给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识的抽象领域如逻辑学和数学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欠缺。当然，抽象学科并不包含有关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运等知识的假设。虽然这些学科以定论为特征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但现在的讨论仍要不时地提醒，它们还是建立在争议的基础之上。例如，形式逻辑学对特定判断的正误进行抽象推理。因此，若将例如“所有的a都是b”和“有些a是c”这样的前提并列，就肯定可以推出“有些c是b”的结论。再举一例，矛盾律以所有人的正误判别为基础，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形式逻辑公式表述为“‘同时承认P和非P’为假”。（“Nosentenceoftheform‘pandnotp’canbetrue.”）

在逻辑学的特别发现（一系列广泛复杂的发现，远远不止这里的几个简单的例子）受到相关各方的普遍认同之际，如果有人急于追寻逻辑知识的深层次依据，那么他可能会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逻辑知识来源于实践，它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并且与我们过去对世界实际运行机制的持续观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逻辑学家则认为，即便逻辑知识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经验世界的运行，但它却是源自先验的基础（aprioribasis）；它在最初时纯粹是理性或内省式的，告诉我们外部世界的本质。作为后一观点的推衍，还有的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知识反映了人的思维本身是如何强制性地工作的；人们显出逻辑上的差异仅是迫于思维结构因而无法表现出其他的特征（这种解释似乎要将哲学逻辑改成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又有人断定，逻辑思维并不更为深入地反映现实，它只是基于语言习惯；逻辑思维能力只不过是随着语言的增长而获得的主观约定，反映了人类为了方便起见而得到的如“和”（“and”）、“或”（“or”）、“所有”（“all”）、“有些”（“some”）、“不”（“not”）等词语的习惯性意义以及它们的句法关系[4]。这样，无论逻辑知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在其理解问题上已有多种观点互相矛盾。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为了尽力处理当今的问题，人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获得知识。而当超越了这种学习的实用价值后，更为深入清晰的信息显现出来：人们持有了并确实持有着相互冲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并且没有一种宗教和哲学信仰可以强制所有人都认同。虽然科学知识具有较为普遍的说服力，并且在前沿问题的探索上呈现竞争的态势，但科学知识的发展仍受限于一个不确定的界线，且无论如何无法解决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就连人类借以作出正误判断的逻辑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经历争辩。从全球的、不可知论的角度，人类理解力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状态，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狭隘的信仰。那些敏锐掌握人类共通特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像凡人那样思考、行动，而不是在种族上特例独行，在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上高傲狂热。这套世界文化的组合课程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教育人们摈弃这种自负的心态。

三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提议一个教育计划。该计划可以获得非常广泛的收益，尽管这样大的计划眼下看起来要付诸实施还困难重重，但现代的科技已经给我们以条件，使这种计划不一定非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们希望，其实施的困难不会影响本文的读者对其进行仔细的思考衡量。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给学生提供机会接受世界文化的常识教育，其中不仅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强调人类的理解能力在所有领域中的局限性。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课程组合的讲授需要多位教师的配合（因为教师本身的时间、知识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课程需要不同的教师联合或同时讲授。如何确定这种课程的主题？意见难以统一。但从根本上来说，达成共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共识可能更易于在大学内部达成，但一旦成功，假以时日，就可以通过现代远程通讯的媒体技术提升到校际联合的水平。想像一下最理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学最终开设相同的课程组合，讲授基本相同的内容。最终，接受先进教育的世界人口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宽容。

这个发展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实：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高层决策者均出自受教育阶层；如果这里提倡的教育体系能够得以实行，受过世界课程教育的人们将在各自的社会中出类拔萃。试想，世界最终由一群这样的领导人来管理：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理解局限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对宗教和智力上的自负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导致敌意性和破坏的教义束缚感到厌恶。对于专业而深奥的学术知识，世界各大学间的合作计划已经就绪；建立一个致力于上述全球理解共识的世界性团体，并以抱有此种共识的人充实各国的当政阶层，这不是非常有价值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常会被提到，即虽然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差异并非总呈现负面效应，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确实成为挑起军事侵略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确实，在这些冲突中，通常很难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受到自称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的驱动（这些原则和政治上的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意无意之间只专注于把对权力和统治的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只是为了缓和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困境。这样的含混不清体现在无数的例子里，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冲突，十六、十七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布道，近代共产主义者们及其对手间的冷热战争，日本的神道教原则作为领土扩张的依据；或是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近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争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的冲突……但是不管其中纯粹的自我扩张的动机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冲突中的参与者可以感觉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杂糅明显加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今，联合国竭力通过协商论坛和维和部队来阻止或平息公开的冲突。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人类总倾向性地认为自我正确，这已不断地在人性的各主要方面中显现出来；因此单靠这手段，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渺茫而不可期。希望通过推广世界文化史，各国的领导人能够接受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即使同时伴有相当多的争议）；或许这样和平会容易实现些。人们也许更加希望持不可知论、未可定论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人类进化到现在的阶段，需要的领导者是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守卫者，而不是文化分歧的狂热分子。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核武器时代，现在的几个世界势力集团之间，就潜在的互相毁灭的危险性而言，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同种族的人们，再也不能隔着愚昧与敌意的深渊相互仇视－－相反，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在地球上－－这个被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Ward）称之为“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5]的地球上，生存与繁荣的话，我们人类必须努力学会相互欣赏。至少必须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彼此的不同－－也就是把跨文化交流做好。试想象一下，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际的太空中运行。如果坐在小船中的人们你推我攘、互不相让，一旦失去平衡，会导致全舟覆灭。相反，如果大家能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将能遨游逍遥于无限之中。

话要说回来，在各个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度中，这个融洽跨文化交流的计划面临的会是一个窘境，要推广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教育课程大概需要依靠那里优秀的重要人士－－即所谓的舆论带头人的影响力；尽管在那些国家中还没有开展世界教育计划，但他们已经有机会接受世界教育并受到其经验和成效的激励，比如已经参与世界课程并深受其积极影响的海外留学生，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把这个计划的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精髓带回国去，接着再达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整个教育体制的目的。

更多的根本性的问题会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观点。全球性文化课程组合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接受跨文化教育的阶层。这些人会在世界或实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并在接受不可知论的基础上持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姿态。尽管世界各地的“大众”大都不会放弃自己珍视的狭隘信念——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些观点给予了他们身份和自尊。并且显然，将继续给芸芸众生以必要的信念，让他们相信，当一切终了，他们在世间遭受的苦难绝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荒谬（arandomabsurdity）；凭借正确的信仰和艰苦的工作，这些苦难将受到公正的评价并换得来世永久的幸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也将继续凭借这样或那样的信念来维持情感上的平衡。接受过世界文化教育的领导者们会发现，这些信念从不可知论的角度说十分典型，或是值得怀疑，或是仅仅具有暂时的合理性。这些领导人将会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团体，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从容游走于不确定、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他们善意而又策略灵活，明察秋毫而又情怀超脱，不会轻易受其形形的支持者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嫌恶的影响。换言之，虽然不尽相同，但这样的领导者就像柏拉图思想中身为哲学家的国王。他们是经过长期教育精心培养的少数人，能够独立地试着去理解和追求具有永恒“形态”（“Forms”）的终极真理。永恒不变的“形态”是仅被意识所察觉的超验现实，是构成有形实体、物质品性以及道德活动的雏形。相比之下，“世界史之王（World-historykings）”就应该最能透彻地认清所有形而上学（也包括柏拉图的理论）的不确定性本质。

不过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和学习过世界文化史的统治者都需要凭借道德优势来进行家长式统治。柏拉图式的统治者是极少数的个体，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掌握最高的永恒“形态”：善（Good）。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统治以最佳的姿态实施公平。这样的公平通过保持三个不同阶层（统治者、士兵和劳动者）之间的平衡来实现，每一个阶层的成员都承担着由哲学所联合起来的社会授予的任务。相对而言，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导者们要管理的世界比古希腊复杂得多。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努力通过他们对不可知论的共同认知，来保持不同团体和不同信仰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与良好道德行为的超感官原型(anextrasensoryprototypeformorallygoodbehavior相比，“善”的“形态”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善”是人类掌握正确知识的能力来源；“善”的“形态”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6]。因此，鉴于柏拉图式的君王们用独享的“善”获得统治权，则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袖人物将更有资格管理世界，假如他们互相容许、承认终极的无知。

人类天生热衷于体验扮演救世主的，并经常将这种转化为可以在伤害性的跨国或跨文化冲突中获得的兴奋。如果上文主张的世界教育项目在国际关系中最终确定下来，那么由此而来的世界和平会不会过于单调乏味，而不能满足人类对上述兴奋的需要？我们认为不会，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希望避免改朝换代、贫穷饥饿、满目疮痍，或是在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人们尽可以思考和设想世界和平共存、民族稳定状况下激情和丰富产生的可能性。这里构想的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清一色的种族一致，也不摒弃个人、家庭、社区层面上的生活体验，诸如成功失败、喜怒哀乐，这些恰恰是人类生活的鲜明特点和魅力所在。不可知论的政见并不包治百病，也不主张乌托邦。超越令人头痛的宗教、哲学信仰争端，从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说，不可知论的政见意欲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可能性，让全世界的人类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科学发展，以解决经济、生态环境、疾病传播等问题。这些努力反而让人们有机会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这是一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所能给的。

此外，艺术也可以提升、充实这种满足感，因此世界文化的课程组合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同文化的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艺术作品是人类的愿望、焦虑和满足等情感的反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情感是全人类共有的。通过思考情感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生命得到升华；与此同时，人们在更广泛的世界层面中寻求定位。比如说，视觉艺术和建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特定的服务的，而这些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远胜于文字教义，它们足以架起跨文化欣赏的桥梁。如常见于西欧哥特式大教堂（Gothiccathedrals）的一些建筑技法、雕刻、彩绘玻璃，它们服务于信仰目的，但并非只有基督教徒才会为之折服。在土耳其、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清真寺、马德拉沙（madrasah穆斯林学院）以及陵墓里可以见到美妙绝伦的彩砖装饰（colored-tileadornments）。这种彩砖以精美的字体写有《古兰经》的经文。但也绝非只有穆斯林才会沉醉其中。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塔造像的匠心独具。同样，并非只有佛教徒才会赞叹它们的美丽。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始无终、不知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深不可测的宇宙（ateleologicallyunfathomableuniverse），但这些纪念碑仍然象征着人类精神的胜利。

注释：

[1]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不太了解的读者可参见阿尔·戈尔著《平衡中的世界：生态与人类精神》（波士顿、纽约、伦敦，1992），特别是第1－163页[AlGore,EarthintheBalance:EcologyandtheHumanSpirit(Boston,NewYork,London,1992)

esp.pp.1-163]

[2]关于现代宇宙学与天文学的相关问题，读者可参见理查德·莫里斯的精彩论述《宇宙问题：星系光环、暗物质和时间的终结》（纽约，1993）[RichardMorris,CosmicQuestions:GalacticHalos,ColdDarkMatterandtheEndofTime(NewYork,1993)]

[3]见伯纳德·伯尔森和加里·A·斯达纳著《人类行为：科学发现的目录》（纽约、芝加哥，柏林格姆，1964），第284页[BernardBerelsonandGaryA.Steiner,HumanBehavior:AnInventoryofScientificFindings(NewYork,Chicago,Burlingame,1964),p.284]

世界文化论文篇4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世界文化论文篇5

茶诗入禅（其一）

赵朴初

中国——茶的故乡

东赢玉露甘清香，椤伽紫茸南方良。

茶经昔读今茶史，欲唤无涯认故乡。

（说明：日本宁治产玉露茶甚佳，斯里兰卡（古称椤伽）产红茶有名于世。这首诗从赞颂日本名茶宇制玉露茶，斯里兰卡（椤伽）紫茸茶入手，占出了中国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欲唤天涯认故乡”。）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中国茶叶、茶树、饮茶风俗及制茶技术，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向全世界的。最早传入日本、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至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16世纪至欧洲各国并进而传到美洲大陆，又由北方传入波斯、俄国。

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茶以人兴，人伴茶名。现在五大洲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大多数人喜欢饮茶，茶和茶文化覆盖了全球。

美国

美国被称为咖啡王国，却有大约一半人喝茶，令人称奇。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的乌龙茶、绿茶等有上百种，但多是罐装的冷饮茶。这也就凸现出了美国人饮茶，讲求效率、方便，不愿为冲泡茶叶、倾倒茶渣而浪费时间和动作，他们似乎也不愿在茶杯里出现任何茶叶的痕迹。青睐于喝速溶茶，夏季来一杯冰凉的冷饮茶，顿觉心中清凉，很是惬意。

在美国，茶消耗量占第二位，仅次于咖啡。美国人与中国人饮茶不同，大多数人喜欢饮冰茶，而不是热茶。饮用时，先在冷饮茶中放冰块，或事先将冷饮茶放入冰箱冰好，闻之冷

沁鼻，啜饮凉齿爽口，顿觉胸中清凉，如沐春风。遗憾的是，由于这茶以饮、以凉为主，便没有中国茶沏出的那种品味、那种温馨、那种悠闲，喝茶的情调也大打折扣。

英国

茶是英国人普遍喜爱的饮料，80%的英国人每天饮茶，茶叶消费量约占各种饮料总消费量的一半。英国本土不产茶，而茶的人均消费量占全球首位，因此，茶的进口量长期遥居世界第一。

英国饮茶，始于17世纪中期，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与英国查尔斯二世，饮茶风尚带入皇家。凯瑟琳公主视茶为健美饮料，嗜茶、崇茶而被人称为"饮茶皇后"，由于她的倡导和推动，使饮茶之风在朝廷盛行起来，继而又扩展到王公贵族和贵豪世家及至普通百姓。

英国人好饮红茶，特别崇尚汤浓味醇的牛奶红茶和柠檬红茶，伴随而来的还出现了反映西方色彩的茶娘、茶座、茶会以及饮茶舞会等。目前，英国人喝茶，多数在上午10时至下午5时进行。倘有客人进门通常也只有在这时间段内才有用茶敬客之举。他们特别注重午后饮茶，其源始于18世纪中期。因英国人重视早餐，轻视午餐，直到晚上8时以后才进晚餐。由于早晚两餐之间时间长，使人有疲惫饥饿之感。为此，英国公爵斐德福夫人安娜，就在下午5时左右请大家品茗用点以提神充饥，深得赞许。久面久之，午后茶逐渐成为一种风习，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在英国的饮食场所，公共娱乐场所等都有供应午后茶的。在英国的火车上，还备有茶篮，内放茶、面包、饼干、红糖、牛奶、柠檬等，供旅客饮午后茶用。午后茶实质上是一餐简化了的茶点，一般只供应一杯茶和一碟糕点，只有招待贵宾时，内容才会丰富。

法国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西靠大西洋。自茶作为饮料传到欧洲后，就立即引起法国人民的重视。以后，几经宣传和实践，激发了法国人民对"可爱的中国茶"的向往和追求，使法国饮茶从皇室贵族和有闲阶层中，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法国人最爱饮的是红茶、绿茶、花茶和沱茶。饮红茶时，习惯于采用冲泡或烹煮法，类似英国人饮红茶习俗。通常取一小撮红茶或一小包袋泡红茶放入杯内，冲上沸水，再配以糖或牛奶和糖；有的地方，也有在茶中拌以新鲜鸡蛋，再加糖冲饮的；还有流行饮用瓶装茶水时加柠檬汁或橘子汁的；更有的还会在茶水中掺入杜松子酒或威士忌酒，做成清凉的鸡尾酒饮用的。

法国人饮绿茶，要求绿茶必须是高品质的。饮绿茶方式与西非饮绿茶方式一样，一般要在茶汤中加入方糖和新鲜薄荷叶，做成甜蜜透香的清凉饮料饮用。

花茶，主要在法国的中国餐馆和旅法华人中供应。其饮花茶的方式，与中国北方人饮花茶的方式相同，习惯于用茶壶加沸水冲泡，通常不加佐料，推崇清饮。爱茶和香味的法国人，也对花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年来，特别在一些法国青年人中，又对带有花香、果香和叶香的加香红茶发生兴趣，成为时尚。

沱茶主产于中国西南地区，因它具有特殊的药理功能，所以也深受法国一些养生益寿者、特别是法国中老年消费者的青睐，每年从中国进口量达2000吨，有袋泡沱茶和山沱茶等种类。

另外，浪漫的法国人从来就不会放弃在浴缸里浪漫的机会，也从来不会放弃在浴缸里制造美丽的机会。现在，巴黎人最喜欢的洗浴形式莫过于茶叶澡。把茶叶和桉树叶、海藻同包于柔柔的雪纺绸中，投于浴池，有一股淡淡的茶香溢出。嗅着如此清爽的味道，将身体完全融于其中，有水在旁边荡漾，还有什么身心疲惫要谈啊，剩下的就是情啊爱啊了。怪不得巴黎人就是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看来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绝对是真理。巴黎人懂得茶叶中含有人所需的微量元素，所以美容护肤、减肥当属它无疑了。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原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因此饮茶带有英国色彩，大多习惯于饮红茶，普遍爱好的是牛奶红茶。一般早、中、晚饭后各一次，有的甚至达到5次。大多采用茶炊烹煮法，即先将开水壶中水煮沸，尔后放上红茶，再烹煮3-5分钟，随即用过滤器滤去茶渣，然后将茶汤注入茶杯，再加上牛奶和糖调匀即饮，另外，也有少数不加牛奶而代之以柠檬片的，又叫柠檬红茶。

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高地以及靠近阿富汗边境的牧民，也有爱饮绿茶的。饮绿茶时多配以白糖并加几粒小豆蔻，以增加清凉味。巴基斯坦人待客多数习惯用牛奶红茶而且还伴有夹心饼干、蛋糕等点心，大有中国广州早茶"一盅两件"之风味。

俄罗斯

喝茶属于俄罗斯生活的一部份，俄罗斯人喜欢喝茶，但是跟所有以肉食为主的民族一样，他们喜欢喝红茶，主要是红茶末。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就是中国茶叶的最大买主，那时候中国茶叶的出口量百分之七十五都卖给沙皇时期的俄国。莫斯科市中心中国城社区有十九世纪雕龙画栋的中国茶行，可见证当时双方茶叶贸易的兴盛。

为了喝茶，俄罗斯人家里都有一个特殊的茶炊，它们称为「萨莫瓦尔。以前茶炊是铜制的，有点像台电福利社东北火锅，中间是放木炭、冒烟的桶子，底下是放煮水的锅，唯一差别是俄罗斯茶炊有一个水龙头，水煮开后，就从小水龙头放水泡茶。这种旧式茶炊只有在莫斯科跳蚤市场看得到。现代「萨莫瓦尔兼具传统与新潮，它外表漆得非常有斯拉夫民族的风味，也不用炭烧而用电加热，体积变小，而且用电烧水不会弄得乌烟濔漫。主要是现在俄罗斯家里人口变少了，家庭人口少，因此不需要大容量的茶炊了。

俄罗斯人泡茶后，要用一个做成各种母鸡或俄罗斯大妈形状的套子罩在茶壶上，等茶泡开了往茶杯倒。俄罗斯泡的茶特别浓。所以他们先倒半杯浓茶，然后加热开水，再加两块方糖与柠檬片。

由于俄罗斯人喝茶程序非常复杂，俄国人对茶也比较讲究，不仅要有茶杯，还要有茶托，连用玻璃杯喝茶，也要把杯子放在金属套内。俄罗斯人不仅饭后喝茶，他们平常也喝茶。喝茶时配果酱、巧克力、饼干与蛋糕，与台湾茶食比较别有一番风味。

伊朗

伊朗人，将茶喝成了生命里一道不变的美丽风景。国内大大小小的茶室遍布各地，让人眼花缭乱。长此以来，形成了一种渗透着民族文化的丰富茶文化。一天十五六杯茶。许多伊朗人每天非茶不欢，而每天喝茶的次数也多得惊人，一天十五六杯是最起码的。原因在于：伊朗禁酒，以茶代酒，能够提神、健身、醒胃、清肠等等。

茶室，对于大部分伊朗人来说，是以茶会友的地方，也是谈生意的好场所。几乎每间茶室都出租水烟，握着水烟管咕嘟咕嘟地吸食的同时，一宗宗生意也就不知不觉地谈成了。

在伊朗北部大城大不里士（Tabriz）有间桑葚茶室。那是间别具风味的露天茶室，设在成排桑葚树下。那儿有一条奇怪的规矩：男女必须分开坐。

伊朗人喝茶，有个很奇特的方式——琥珀色的茶，盛在小巧玲珑的玻璃杯子里，喝茶时，糖块不是放进茶里搅和的，而是直接放入口中，再去啜茶。伊朗的糖，呈现不规则的结晶体，一片片薄薄的，晶亮的黄色，轻轻一咬，“卡卡”数声，糖片分崩离析，再悠悠然地把茶啜入嘴里，让它慢慢地与口内的甜味中和，在味蕾上泛起一圈又一圈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涟漪。有些糖片还镶嵌着柠檬皮，一咬，满嘴生津，这时，赶紧将略带涩味的茶灌入口中，以舌尖略略搅和，那种甘醇已极的好味道，足以使头发“轰”的一声全都直直地立起来。当然，一般较为简陋的茶室，并不备有这些薄片糖晶，仅仅只供给一般化的方块白糖，伊朗人惯常的做法是：以拇指和食指拈着糖块，蘸了蘸茶，放进口里，等它在舌上欲融未融之际，便啜茶入口，与糖中和。

韩国

韩国的民族史有5千多年,从新囫时代开始就有茶文化,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韩国茶礼“和、敬、俭、美”基本精神，体现了心地善良，以礼待人，俭朴廉政和以诚相待。

成人茶礼是韩国茶日的重要活动之一。韩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家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视礼节。成人茶礼是通过茶礼仪式，对刚满20岁的少男少女进行传统文化和礼仪教育，其程序是司会主持成人者赞者同时入场，会长献烛，副会长献花，冠者（即成年）进场向父母致礼向宾客致礼，司会致成年祝辞，进行献茶式，成年合掌致答辞，成年再拜父母，父母答礼。冠礼者13人，其中女性8人，男性5人。

高丽五行茶礼气势宏伟，规模更大，展现的是向茶圣炎帝神家氏神位献茶仪式。唐代陆羽著有《茶经》，被人称为茶圣，茶神。韩国则把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炎帝神家找称作茶圣，古代传说中神家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家是发现茶，利用茶的先行者，高丽五行茶是韩国为纪念神家氏而编排出来的一种献茶仪式，是高丽茶礼中的功德祭。

高丽五行茶献茶礼是部级进茶仪式，反映出高丽茶法，宇宙趔和五行哲理，是一种茶道礼，是高丽时代茶文化的再现。茶礼全过程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民族风情。

日本

日本人饮茶以"茶道"出名，讲究一点的人家都设有茶室。主人迎客入茶室，要跪坐在茶室门口，让客人一个个进去，客人经过门口时，要在门旁洗手，然后脱鞋入茶，主人则最后纔进入茶室，和客人鞠躬行礼。主人开始煮茶时客人要退出茶室，到后面花园或石子路走走，让主人自由、从容地准备茶具、煮茶、泡茶。主人泡好茶以后，再让客人再回茶室，然后开始一起饮茶，饮完茶以后，主人还要跪坐在门外，向客人祝福道别。

德国

德国人也喜欢饮茶，但方式和习惯与中国差别较大。德国的“花茶”是用各种花瓣加上苹果、山楂等果干制成的，里面一片真正的茶叶也没有。德国花茶饮时需放糖，否则会有些涩味。德国人饮茶时把茶叶放在细密的金属筛子上不断用开水冲，之后再将茶叶倒掉，有人发觉其茶味很淡，问后方知是德国人独特的“冲茶”习惯所致。

阿根廷

无论是走在街头、公园或坐在办公室里，还是在足球比赛的观众席上，或在乘飞机、火车和长途汽车的旅行途中，到处可以看到阿根廷人端着茶壶在津津有味地喝着马黛茶。

马黛茶是生长在南美洲地区的一种常绿灌木叶子，加工制作方法与我国茶叶加工大致相同。阿根廷东北部气候湿润，阳光充足，红色含有矿物质的土壤很适合这种植物的生长。近些年阿根廷马黛茶的生产发展很快，如今年产量达40多万吨，居世界第一位，被称为“马黛茶王国”，全国人均年消费量约7公斤，其余30％用于出口创汇。每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是阿根廷全国的马黛茶节。节日里，在首都街头可以看到许多着装漂亮的少男少女向行人分赠小盒包装的马黛茶。在马黛茶主要产地———米西奥内斯省等地，节日里还要举行高乔人参加的花车游行，竞选“马黛茶女王”，选出的“女王”可以免费到首都和各大海滨城市旅游，并能得到不少珍贵礼品。

在阿根廷，使用什么样的茶壶招待客人，比喝马黛茶本身更重要，就像西方人待客讲究餐具一样。一般平民百姓使用的马黛茶壶大多是竹筒或葫芦挖空制成的，壶上没有什么装饰。而高档的茶壶则是一种艺术品，做工精致，有金属模压的，有硬木雕琢的，有葫芦镶边的，也有皮革包裹的，还有牛角磨制的，形状千奇百怪，以怪为贵。壶的外壁刻有马头、鹦鹉、山水、花鸟、天使等各种图案，有的被视为“带来好运”的祝福，有的象征“怀念”或“友谊”。商店里陈列的高档茶壶还镶有各种颜色的宝石，在灯光照射下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来到阿根廷的外国游客都喜欢买个马黛茶壶带回去留个纪念。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

当“茶”成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恒定”。“茶”从单一的“饮料”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进行了区分和固定，不仅因为是一种跨地域的饮料，而饮料的“文化性”则增强了这种传播性，“茶”不但是人的物的需要，也成为了人的精神所求。

主要参考文献：

1．《茶的起源及传播》中华美食网2004-03-27

2．《茶马古道的积淀——茶文化》2004-06-04

3．《论茶文化的定义、内涵与功能》2004-07-21

4.《游览世界的“绿叶”》中国茶叶在线2004-09-06

5．《世界各国饮茶之道》中国茶叶在线2002-06-16

6．《茶叶浴盛行巴黎》中国茶叶在线2002-08-14

7．《韩国茶礼之道》中国茶叶在线2002-07-03

世界文化论文篇6

“世界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必然体现。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原理，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和交往的扩大，敏锐地指出真正的“世界历史”已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扩张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76“世界历史”产生的实质是已进入资本主义的文明国家向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从而把后者不可抗拒地纳入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里，并受前者支配。世界历史“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6-277

“世界历史”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即世界市场的形成。这无疑是由于资本有着跨越时空限制的逐利性。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即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形式。“人们的想象、思维和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72“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98

因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前者取决于后者。同时，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确立和维护，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巩固，前者反作用于后者。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使每个民族的孤立状态被打破，而且表现在文化上，资产阶级还把自己的文化不断地向各民族国家输出和渗透，把各民族文化纳入到世界文化，并使之世界化，即资产阶级化。因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当然这种世界文学或文化是以处于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主导的。

对于前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为表现的“世界文化”是一种处于高位的、不可阻挡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性是历史的范畴，特指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文化。因此，只要资本主义时代不被超越，那么作为这个时代的“世界文化”便不能被超越。而判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生命力只能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大工业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屡次发生，不仅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且也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难以为继。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因此，作为一种较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将取代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并由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将必然地重塑世界文化。

二、从“世界文化”到“普世文化”

马克思去世后，由于几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如马克思预期般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在许多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东方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到了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占主导，发展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时代，在世界文化上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共存状态。直到如今，这种状态依然如此，但是这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从来都未停止。在世界文化领域中，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一直希望通过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斗争和消融，恢复其在世界文化中的支配地位，“普世文化”则应此目的产生了。普世文化，指的不是一种实然，而是指向应然，它要求当今世界各国都应遵守和践行，它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突出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文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景的观念体现。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到普世文化，变的是名称，不变的是实质。由于无法摆脱其固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深重的危机，刚刚爆发并波及到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即是明证。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观念上反映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即普世文化不具有先进性。普世文化以先进文化自居，以期动摇和消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使世界文化重新资本主义化，但却不具有真实的先进性。

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今时代的先进文化，体现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面。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唯物史观观点，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高于资本主义，从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较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更先进。在实践中，一方面，经过了科技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又得到了发展，股权分散化和福利保障等措施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更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在实践中全部都是物质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比较发达的西欧和北美，这就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呈现出矛盾的二重性：经济落后性和文化先进性。即是说，由于进入了社会主义，坚持高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先进性；同时，由于物质生产的落后，表现出了经济上的落后性。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如何在实践中解决这一矛盾，只能是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落后的经济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文化这两者在先进性上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基于此目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所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一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经过改装之后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即“普世文化”，用来瓦解和消融我们的文化，以期最终瓦解和消融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此，我们一定要端正认识，明确代表着先进文化及其发展方向的不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普世文化，它们是必将被取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及其方向的代表。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我们党始终一贯的目标：从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再到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无不如此。

三、提高思想文化安全意识

世界文化论文篇7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文化论文篇8

【  正  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在英语当中，　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　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　本世纪初期，  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当中，  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赖福·林顿（Ralf  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  Herskovits）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  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页，  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首先，  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  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  年第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  适应（adaptation  ）、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  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　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s）；继而，  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

     

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的概念。  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

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  ）。　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

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　  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  于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  ）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  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  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调整（adjustment  ）—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  C＝A来形容。

到了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  ）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  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　J.

世界文化论文篇9

【 正 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　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　本世纪初期， 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当中， 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赖福·林顿（Ralf 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 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 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 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首先， 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 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 适应（adaptation ）、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 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　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s）；继而， 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的概念。 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

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 ）。　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

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　 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 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 ）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 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 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调整（adjustment ）—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 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 ）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 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　J.

Turner ）等。　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 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 Melting Pot）， 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 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 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 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　 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　②拒绝型 （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 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 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 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 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 ）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 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 ）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 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 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 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 ）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

i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 racism）。 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 racism ）；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

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 prejudice ）； 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　likesand 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 ）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快感。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 、 多元文化论

如上所述， “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 A.Banks）。 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　 （注：James

世界文化论文篇10

一、民族君主国与工业革命的开始

我们考察现代化的内容时，按社会形态的领域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而每一个方面又包含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其中观念层面是最根本的、最可靠的〔1〕。我们这样认识现代化的话，其开始年代就不应简单地认为是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而应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正是此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和观念基础，如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都源于此。

文艺复兴之后的16世纪，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西欧出现了一批民族君主国家，如英、法等国。这些民族君主国的诞生与文艺复兴有什么关联呢？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它刺激了人们追求现世幸福，打破了基督教对物欲的禁锢，商业活动因此在西欧活跃起来。从事商业的市民阶层由此兴起后，开始反对大封建主对他们的束缚和压榨，于是他们和企图扩大自己权力、削弱封建主的国王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君主国。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在1505年授权组成“贸易商行”及1600年伊利莎白女王授权组成“东印度公司”。国王依靠商人获得财政上的支持，而商人则攀附国王，获得商业特权，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君主国建立初期，国王依靠的并不一定是本国商人。英国国王直到贸易商行建立，仍依靠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几乎控制着英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而这一点与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民族君主国，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是少数商人垄断贸易，整个社会的本质是的“国王家天下”，还不存在“民族主义”。

垄断贸易虽使少数商人暴富，国王财政有所保证，但却并未提高普通人的收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依赖外国商人，还是依靠本国商人，垄断贸易总会限制更大规模和更有利可图贸易的展开，而这对国王的收入也是个损失。因此，关注普通人利益的反垄断的自由贸易成为时代的要求，也得到国王的同意。

自由贸易兴起后，国王从本国商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它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保护本国商人们的利益，协调其间的关系。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由来。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是矛盾的，而在民族君主国时期却是一致的：自由贸易是国内政策，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重商主义则主要是指对外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防止黄金外流，也对增加国民财富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正是率先实行这种双重政策，才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这样，国王和本国普通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不仅是国王的国家，也是普通商人及其与他们有联系的广大阶层的国家。至此，民族君主国才有“民族主义”的内涵。

民族君主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内涵，即是个政治共同体，而少有种族和文化认同的涵义。福特雷认为，外国人定居于英国并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特权，英国将受益无穷，而外国人很想成为英国人，因为英格兰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比任何共同体更加美好。〔2〕由此可见，外国人无论何种族、何文化，只要加入英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可成为此民族平等一员。

民族主义最早应该出现在英国，它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可以从英、荷兰一兴一衰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荷兰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大半个世纪执世界贸易牛耳，其后走向衰落，除了战争失败的因素外，我们还要挖掘深层因素。荷兰摆脱西班牙独立后就成立了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是一盘散沙。它是由各个独立的城镇的商人们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其中央会议很少开会，而且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有效和连贯的政策。荷兰共和国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和民众在行动和观念上都没有多少联系。这样的政府难道能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吗？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吗？它与民众和国家紧密结合的英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句话，那就是荷兰还没有民族主义，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17世纪和18世纪末的荷兰人没有选择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也没有注重定向问题──即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专有的’标记的精神问题。他们却保持着┉┉经纪人的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3〕

民族君主国诞生后，它们为领土、霸权、经济利益、王位继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此，各国政府都鼓励科技创新、海外探险、发展工业、重商主义等，这些政策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民族君主国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在渊源上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循着人本主义市民阶层兴起民族君主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前进。这条路线是一条现代化的路线，即为观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物质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二、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英法工业革命的完成

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出现的。但是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有质的差别，为了与其后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我就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

在革命中，人们了以前效忠的对象──君主。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中，法国人产生了新的效忠对象──祖国。这个祖国在人们眼中已不是以前君主的国家，而是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即公民）的国家，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认同。因此我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民族主义只有政治内涵，与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关系不大。国外也有些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跟民族感情或民族原则并无多大关系，甚至是相冲突的。”〔4〕

由上可看出，这种政治认同感实质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在民”。它当然是源于卢梭的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有两条路线，一是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它强调的是“贤者政治”，另一条就是源于法国卢梭的“民族主义”，即在民思想，它强调的是全民参政。这两种思想体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观念的核心。前者侧重于机会平等，后者侧重于绝对平等。虽有差异，但都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在政治实践中两者往往是互补的。如英国19世纪的几次议会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民”对“贤者政治”的补充和修改。1871年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则是“贤者政治”对“在民”的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英国的民族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有近似的地方，也有所区别。英国民族主义崛起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让自负的法国人感受到英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七年战争的前夕，即1750年前后，在英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开始在法国崛起。“英格兰是法国引进民族观念的源头，即新的──民族的法国意识形态。”〔5〕

英国的商业兴国对法国人影响很大。法国是一个贵族的国家，贵族们一般来说都鄙视商业，崇尚高贵，即保卫国家才是他们的天职，是最高尚的职业。然而面对英国这个商业帝国，问题不是有没有保卫国家的热情，而是怎样保卫国家。英国的经验就是要他们从事商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不可阻挡，国家的财富已经与从事商业的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只有国富才能提供保卫国家的必需手段。这样贵族们的传统价值便遇到了挑战，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关于贵族参与商业的争论。

当然，大部分贵族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认为商业和贵族并不相容，商业和贵族的关系只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目的就是尽快离开商业界。他们还认为从事商业虽然可以使国家更富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保卫国家免遭侵略，商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些贵族们无视商业给英国带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只是陶醉在贵族们以前的荣耀中，顽守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阿贝?夸耶则代表了那些识时务者的看法，“商业已经成为国王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商业已成为“政治利益和均势的真谛。商业不再是个私人问题，而是为国家效忠服务”〔6〕受其思想影响的一批贵族投身于商业，成为后来的“新贵族”。

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虽然在经济上很富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还要承担国家大量的赋税义务；而那些没落的旧贵族却享有特权，虽然没落却居高位，也不用纳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掀起了打倒旧贵族的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进程中，虽然一派比一派更激进，但其打倒旧贵族的宗旨没有改变。

可见，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在革命受到列强武装干涉后，其民族主义倾向就爆发了。

这样，英、法在19世纪都建立了近代政治制度，而法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

三、狭隘民族主义与第二、三次科技革命

然而，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却轻易地被转换成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如前文所述，“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7〕。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种族认同、语言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8〕。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法国革命和德国统一这段时间里，其内容为1821年希腊起义，1830年比利时摆脱荷兰统治，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其高潮就是德国统一。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俾斯麦用“铁血”手段统一了德国，这在民族主义的内涵转换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民族主义便彻底转向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德国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受法国影响而产生，“一个外部事件，即法国军队的长驱直入，将浪漫主义精神转变为德国民族主义，并最终将其变成了德国精神。”〔9〕

1806年法国入侵德国之前，一批出身下层社会的有才华的青年，希望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来进入上层社会。但是他们被贵族们拒之门外，穷困潦倒。他们将其困境归咎于启蒙的理性，因为理性扼杀了个性即人的个体价值，阻塞了他们通向上层社会的道路。于是他们反其道而鼓吹反理性和个性，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精神。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所鼓吹的个性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的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当法国侵入德国时，他们就号召平民支持他们驱逐侵略者，这只不过是利用平民获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即利用民族主义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他们构筑的国家理想里，他们应该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因此也应是位居社会上层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浪漫主义虽然转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正因为从浪漫主义转变而来，德国的民族主义才与极权主义融为一体。

在德国民族主义对经济腾飞的贡献中，费里德里希?李斯特功不可没。他的理论“重新确定了经济向国际竞争和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其理论影响下，德国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兴办现代企业。而经济的发展又使民族主义在各阶层蔓延，“长久以来局限于大学和知识分子之中及官僚政治内外的民族主义，象野火般传播蔓延，把德国资产阶级传统的谦卑燃烧成灰，并以经济抱负点燃了它的精神”，“海洋不再仅仅是我们商业的公路和国民经济的哺乳母亲，而且还是我们同各民族角斗的战场和新自由的摇篮”。〔11〕

当然，狭隘民族主义除了受到法国民族主义和本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外，它还有其他原因，如“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富有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及生物学上的族群性理论的影响等。〔10〕

这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种族和文化认同及经济腾飞融为一体，使其极具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英、法的民族主义。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在其1870年战胜法国后的大陆霸权和19世纪末咄咄逼人的经济扩张，改变了英法的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他们也开始向德国的民族主义靠拢。而欧洲的民族主义又刺激了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日本。

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说18世纪是英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19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那么20世纪则是德国的狭隘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

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能否认为是现代化的内容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问题。

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应为许多灾难负责，但是不应因此而无视它的积极意义。狭隘民族主义在推动种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没，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就是极好一例。此种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化的民族主义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各国政府关注与扶持规模庞大的民族企业，以便于与他国竞争，这使垄断成为可能，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狭隘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推动了科技的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看来，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带来过不幸。从价值理性来说，我们不能苟同，它不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从工具理性来讲，我们又不能否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1〕尹保云：《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载《现代化研究》（138─147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同上，第115页。

〔4〕MauriceBlock,‘Nationalities,principleof’inJ,Lalor(ed.),Cyc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vol.Ⅱ,p.939.

〔5〕同〔2〕，第182页。

〔6〕同上，第178页。

〔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世界文化论文篇11

【 正 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在英语当中，　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　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　本世纪初期， 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当中， 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赖福·林顿（ralf 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 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经过1 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 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首先， 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 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 适应（adaptation ）、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 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　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s）；继而， 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

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的概念。 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

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 ）。　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

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　 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 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 ）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 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 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调整（adjustment ）—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 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 ）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 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　j.

turner ）等。　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 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 melting pot）， 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

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 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 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 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　 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　②拒绝型 （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 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 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 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 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 ）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 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 ）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 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 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 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

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 ）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

i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 racism）。 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 racism ）；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

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 prejudice ）； 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　likesand 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 ）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 、 多元文化论

如上所述， “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 a.banks）。 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　 （注：james

a.　 banks:　 《an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日文版第2页， simul出版社，1996年。）但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必须进行切实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课程的改革，要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内容当中，真实反映各少数民族集团、文化集团和被歧视集团的呼声、成就和斗争历程；其次是充分保障所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为使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非白人儿童、女学生和残疾青少年能接受教育并完成学业，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再次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对属于不同人种、文化和集团的成员持积极和

世界文化论文篇12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在世界各国经贸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产生、发展的原因往往也被视作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理由。实际上，这种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各国之间能否走向经济一体化，不仅取决于现时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经济利益，而且，也是各国政策策略选择的结果。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各国政策选择如果不在合作中实现较大效益，就会在冲突中遭受更大损失，这已成为决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另一方面的因由。本文试图用对策论来分析这一情况。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主权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 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表1 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B国开放 不开放A 开放 Ⅰ（3，8） Ⅱ（0，10）国 不开放 Ⅲ（4，0） Ⅳ（0，0）（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表2 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附图 {图}）（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 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附图 {图}）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附图 {图}），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附图 {图}），则项目可修建。若（附图 {图}），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附图 {图}），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附图 {图}），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附图 {图}），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附图 {图}），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由于各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 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表3 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降低资源 降低资本密 降低高精密集产品关税 集产品关税 尖产品关税A国 3 2 1B国 2 1 3C国 1 3 2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 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策略选择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基础上，任何超越于生产力许可范围之上的政策安排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可能要求各国走向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但策略选择总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内，所以，两者会存在不同步发展的问题。在分析经济一体化过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者存在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