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论文篇1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罗剑朝.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兰.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财经科学，2006，3：75-79.

[3]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16.

[4]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1-98.

[5]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J].中国农村观察，2000，4：2-9.

[6]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M]内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焕彰，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农业投资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所占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见表1)。从总量上看,1991-2005年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以平均每年大约14%的速度递增,大多数年份在绝对数上都有所增加,其中仅有1992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为负增长。而且财政支农资金年度间增长幅度差不多,从1994-2002年间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连年下降，从2003年开始又有所回升，看来从2003年开始政府又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加关注农民问题。

总体而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够且不稳定，还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以增加农民收入。

1.2农村集体和农户投入的变化

(1)从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变化看(见表2)，1991-2000年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在逐年增加，2003-2005年间一直下降，其中2005年降到了26.55亿元，比2004年下降了59.52%。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在逐年增加,1991年为24.47亿元,2005年达到了135.95亿元。看来,各年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基本均高于当年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1991、1992、1995、2000和2005年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当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2、2.6、1.3、1.1和5.1倍,说明农户是农村固定资产主要投资主体。

（2）从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情况看(见表2),1991-1996年湖北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是逐年增加的,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率为18.5%，1997-2000年呈逐年减少趋势,2001年后又开始逐年的增加。而从1991-2005年这15年间,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0%,说明2001年以后,虽然投资总量的整体趋势在增加,但增速却比较缓慢。这说明农户对家庭经营投资的兴趣下降,农户的资金投向多元化。

1.3从农业比较投资率的角度来分析其变化趋势

农业比较投资率,是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与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比率。由主要年份农民收入情况以及表3可以看出,2001-2004年间,农业比较投资率均在0.5以下,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与世界农业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比较投资率的值应接近或超过1)的差距很大,说明湖北农业投资相当不足。

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对比分析

由表4可知,在未扣除物价因素情况下,“七五”、“九五”及“十五”时期,各个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均低于GDP的年均增长率,1981-2005年20多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约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3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相关性分析

3.1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变动关系

由表5可知,湖北农业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90的189.03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114.0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5%；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539.16上升到2499.33元,年均增长率为11.6%。这说明了随着农业投资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也随之增加。但收入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投资的增速,这一点可以由图1看出,收入曲线比投资曲线显得更为平缓。

通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对农民人均收入与财政农业投资、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和农业贷款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人均纯收入与上述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8,0.677,0.979,0.858和0.893,经统计检验均达到0.0l的显著水平。这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投资和农业贷款均有极大的关联性。下面再对其进行回归模型的设定,以确定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具体影响大小。

3.2回归模型分析

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运用E-views3.1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对1991-2005年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运用C-D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Y=Axα1xβ2xγο3x4

其中:Y为人均纯收入(元)；x1为财政农业支出；x2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3为农户对农业的总投资；x4为农业贷款额。YCX1X2X3X4

回归结果如下表6。

YCX1X2X3X4

表6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系数t-Statistic值

常数项30.6691.264

财政农业支出(x1)55.1874.492

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2)7.5752.889

农户总投资(x3)13.7104.593

农业贷款(x4)3.6282.764

调整后的R^20.987

F-statistic193.020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98.7%,通过99%显著水平的F检验,且各投入项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95%的T检验,表明其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分析表明:农业投资的各主体财政支农、农村集体和农户投资及农业贷款,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农民人均收入随着这四项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具体而言,每增加1%的财政支农资金,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55.19%;每增加1%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7.57%;每增加1%的农户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13.71%;每增加1%农业贷款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3.63%。同时可以看出,在农业投资的各个主体中,农户投入的增加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和财政资金投资;农业贷款的投资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位居最后。由此可见,要增加农业的总产值,就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鼓励农户和农村集体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同时要稳定财政对农业的投资。

4结论与建议

对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表明: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提高农民收人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增加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状况,在目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急需资金条件下,应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资。

参考文献

［1］杨明洪.农业增长方式转换机制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

农业投资论文篇3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农业投资论文篇4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农业投资论文篇5

我县工厂化农业的技术路线特点可以总结为“低投入、低耗能”，而非理想的“高投高产模式”，这种体系的形成主要可以归结于经济能力的制约和科技含量的欠缺。以温室模块为例，在与国家制定的生产标准进行比对中，其温室在实际的结构上相对粗糙，为总体条件的可操控性提高了一定的复杂程度；而选择栽培的作物种类也并非适应温室种植的特殊良种，温室的硬件设施条件价值作物选种方面欠缺最终决定了质量以及产量水平不能达到国家所订立的最高标准，更难说与国际水平做出比较。总而言之，我县的设施农业在栽培技术、网络控制技术以及温室调节技术等方面都滞留在较低的层次，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1.2投资不足，配套水平低下

尽管设施农业对于提高产值等方面能够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但是出于资金缺口、技术支持薄弱等原因，多数农户仍旧没有能力投资这类高效的新兴农业。因此，设施农业在叶城县的营运还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农业配套程度占有的比率并未得到全面的提高，劳动力在生产中依旧占有较高的比重，而有限的农业机械包涵的机器类型单一，并不能全面适应各技术模块所提出的技术要求。例如，大棚种植尚未匹配到适合的器械，农户的劳作成分在设施农业中占有比例过大，这成为叶城县设施农业推广的阻碍之一。

1.3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成功的设施农业应当是一个软硬件一体化，硬件设施支持结构、软件技术主导运营的高技术、市场化的有机结合体。合理的设施农业构件步骤应当包括两大步骤，首先是硬件方面设施打造的普遍，其次是产销循环促进，结合企业市场的良性运行。但是，就我县目前经验管理主导的情况而言，设施农业的规模尚未发展好，拳头产品也未打造出，就算有能力引导简称多元的投资体制实现硬件方面的全面更新，想要短时间内提高运营管理的水平也是相当困难的。除此之外，运营管理成本高、资源浪费现象控制无效、设施结果不完善、温室引进过于盲目等问题在本县设施农业的建设道路上都是等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农业投资论文篇6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Rights）”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二、对“农业资源权”的设计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资引入的影响

讨论植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外商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及其程度，与我国设立“农业资源权”的具体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业资源权”在国际法层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我国无论是以CBD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承担的义务，还是以主要遗传资源国的立场，都要在立法上贯彻该权利。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学者们对其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形成以下的认识：

首先，对于其权利主体。按照农业资源权的定义，其主体是农民，而这种农民群体数以万计，将带来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对此，有人提出区分事实上的主体和法律上的主体。上述农民群体是农业资源权事实上的主体，而其所属国家是其法律上的主体。国家作为农业资源权事实主体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

其次，在“农业资源权”框架下，国家作为法律上的主体，通过立法或协议的方式，凭其对开发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权，惠益分享权。作为遗传资源的长期种植者，其权利应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权、利益补偿及获得其他支持的请求权。

按照上述“农业资源权”的制度设计，使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跨国公司，相应的承担了以下的义务：(1)在对其选中的某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之前，必须要取得国家和相应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仅仅是通知；(2)若进行专利申请，在其申报材料中必须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来源的说明。这在我国第三次专利法修改中已经有所体现；(3)与相应资源提供者分享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惠益，这种惠益既包括允许我国参与产品开发、对我国技术人员进行遗传资源有关的培训、转让相应植物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我国共有知识产权等，并必然包括经济利益的共享。

这些义务的承担意味着其对我国所进行的相关投资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减损。而这是否会影响我国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明显下降？

农业投资论文篇7

（2）农业项目投资缺乏系统的科学管理办法。农业项目的投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管理。事实上，现在的农业项目管理缺乏一套规范的实施管理制度，导致农业项目管理良莠不齐、缺乏准则、难以界定、效益不高。

（3）农业项目管理人才的水平有待提高。项目管理是一项应用性、技术性、原则性都要求较高的管理工作，目前的项目管理人才，基本上是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员在其主持的项目管理中成长起来的，其能力的获得靠的是经验、悟性和积极的自我提高。但是，拥有项目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人才较少。

（4）农业项目的资金划拨与项目的实施时序失调。农业项目资金，一是通过财政部门层层下达，二是通过主管部门直接下达。由于资金下达环节多、到位慢，容易被截留挪用。此外，农业项目实施季节性较强，由于资金到位不及时而造成延误项目实施季节的事例仍然存在，因为延误实施季节，使得有些项目实施的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5）农业项目需求资金预算不够完善。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资金预算模块中，资金使用计划不够细化，编制比较粗糙，资金预算没有经过细致深入地调查研究，而是东拼西凑形成的，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随意变动性较大，项目市场调查及前景预测过于乐观，后续效益难以实现。而且，农业项目建设期限过长，也会影响项目投入资金发生较大的变化。

（6）农业项目的总结验收和成果推广工作有待加强。较多的农业项目工作完成后不注意及时组织总结验收和评估，不利于后续项目的继续进行和深化研究，不利于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项目效益的时效性滞后，导致效果不明显。

2做好农业项目管理，提高项目效益

（1）加强组织领导工作。负责农业项目管理的各个部门、单位和相关负责人，要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思想，本着对党和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原则，加强服务“三农”意识，精心组织实施好农业项目，建立项目库统一管理农业项目。项目一经立项、审批，要按照项目建议书，由项目审批单位与项目实施单位签订“项目实施责任书”，落实项目责任制，配备具有完成项目工作能力、专业性强的专人，负责项目的检查和日常实施工作。按照项目计划和时序精心组织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适时组织相关人员跟踪督促实施情况，做到对项目进度了如指掌，对项目质量情况心中有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强化监督检查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发现影响项目据实实施而需要进行计划调整的情况，项目的实施单位和负责人要及时向项目审批单位申报办理实施计划调整的审批手续，项目审批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予以调整的决定，以便项目能够顺利按时实施。

（3）严格资金管理。在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管理工作中，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资金管理单位要根据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实施进度情况，按照项目实施责任书实施时序的要求，及时拨付项目资金，并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资金进行规范管理。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资金要建立项目专户管理，严格实行专款专用、项目资金单独核算的管理制度，要求有自筹配套项目资金的，要认真落实配套资金的到位工作。

（4）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要加强项目管理的人才制度建设，建立稳定的支持、长效机制，培育优秀的科研人才和团队，促进形成有益于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长效机制。建立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对项目的设立、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核及提出合理性建议，保证项目投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建立项目负责人责任负责制，完善项目责任书的签订内容和范围，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加强监督检查、绩效考评、年度评估、执行情况报告和总结工作。建立健全项目经费管理制度，明确经费的使用和审批权限，按照项目实施时序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考核，加强项目实施单位对资金管理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有效。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要明确管理及使用权属，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农业投资论文篇8

 

农业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予以支持与保护，财政对农业投入是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基础的迫切需要,财政投入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长期深远影响。本文立足围绕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现状，着眼于全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结构的现实分析，就建立完善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支农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相关分析与思考。

一、对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基本判断

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支农投入比例的纵向变化以及与周边相关县(市、区)的横向比较，来判断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情况。

1、从纵向比较，赤壁市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呈上升之势。近些年，赤壁市财政部门努力加大支农力度,农村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农民人均收入逐年递增。“九五”、“十五”时期以及2008年、2009年至今，全市财政支农投入呈增长之势。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九五”期间的5.3％增加到2010年的10.7％，农投入绝对值从“九五”期间的924万元增加到2010年18026万元，支农投入增长率从2008年的12.4%提高到2010年度的24.1%。所以，从“九五”、“十五”和2008年至2010年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与预算内支农支出比上年的增长率两个指标来看，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处于逐年递增的态势。

2、从横向与其他周边县（市、区）比，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小。我们选择了周边具有较强可比性的咸安、崇阳、通城、通山四县（市、区），进行了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比较。以2007～2010年四年为例，这四年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0.2％、10.4％、10.6％和11.5%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而四县（市、区）平均比重达到了12.2%、12.5%、12.2%和12.8%。由此可见，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的规模偏小。

3、从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判断，赤壁市农业仍处在贡献地位。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财政支农投入/财政总支出）/（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产值贡献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越高，说明农业获得的财政投入支持越大。倾斜指数为1，表明农业获得了与农业产值地位平等的财政支持度。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赤壁市2006～2010年五年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分别为0.53、0.57、0.63、0.64和0.69。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呈逐年上升的变化，首先表明了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在进一步加强，其次表明了赤壁市的农业经济还没有获得与其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相等的地位，仍处在贡献地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通过对赤壁市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以及近几年的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变化，表明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投入能力处在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过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扶持由原来单一的农业发展项目拓展到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因此，尽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规模有所扩大，但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支农投入能力的有限性与新农村发展的巨大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缺口，在财政支农投入规模逐步提升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结构效率，提升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密切度，是我们建立完善现代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的关键所在。

二、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赤壁市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总量增长迅速，但市本级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仍不尽合理。

1、农口系统事业费支出比例偏高。农林水利气象事业基本支出，主要是维持农口事业单位的“吃饭”问题。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农口事业费支出比例的变化看，尽管财政支出中农口单位基本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各年度农口单位基本支出仍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如2009年、2010年财政支出中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占农口部门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1％和48％，过高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对农业生产的直接作用甚小。

2、农村基础建设投入不平衡。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实际看，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都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较大比例，如2008年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达653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5％；2009年投入农村基础建设投入6791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57％；2010年投入728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7%。但这些支出中用于大中型的带有社会性的水利、交通等全社会普遍受益的项目投入比重较大，而对一些农民直接受益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可以真正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关系农业和农村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动植物防疫设施建设、农业品种改良、农田水利以及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所占比重较小，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

3、农业科技、农民教育培训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投入是农业投入的重要

摘要内容。据统计，农村教育投入每增加1元，就可以使农业产值增加8.43元。当前赤壁市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也明显不够，2009年这块投入只占财政支农总投入的0.65％。

三、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赤壁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按照农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并重的原则，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统筹兼顾、合理配置，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的规模结构，确保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稳定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有效实现。

1、加大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一是确保预算内支农资金稳步增长。坚决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按照中央提出的“三个高于”和“三个主要”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分配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将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努力增加预算内支农资金，确保预算内支农支出按法定比例增长。二是广辟途径，拓宽财政支农资金的筹资渠道。在加大财政预算内对“三农”投入力度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稳定的支农资金筹措渠道，努力做到支农投入多渠道，资金来源多源化。一是加大政府性基金筹集力度。加强水利资金、土地开发资金、水资源费等预算外资金的征收管理。二是确保土地出让金的支农支出。列入土地开发成本的耕地开垦费、补充耕地成本回收款、农业土地开发出让金地方财政留成部分和省返回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支农支出；从安排给经济开发区、中心镇、城市防洪工程、工业功能区及乡镇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8%用于全市新农村建设；大幅提高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净收入用于支农支出的比例；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提高后，新增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用于支农支出。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农业项目库，以优势项目争取省、咸宁市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其他各项支农专项资金上对全市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2、科学安排，合理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投入，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投入的比例、产业之间的投入比例、长期投入和短期投入的比例关系，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制定完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各项补贴政策。积极改进补贴方式，加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补贴，增强农产品政策性补贴转作直接补贴资本的能力，提高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的联系密度。要把农产品政策性补贴一部分转投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科技上去，进一步扩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范围和规模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二是适当稳步减少农业事业费支出。在现有财政支农投入水平下，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进一步压缩财政支出存量中的一般性支出，根据各个农口单位的实际情况，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开源节流，腾出财力用于增加“三农”投入。三是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合理调整农、林、水等投入比例，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本级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30%以上。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重点支持与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低产田改造、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配套机械、乡村道路、山间林道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四是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科技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及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要提到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2％以上；加大对种子工程、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投入，加快品种引进和改良；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投入，提高农业社会化、信息化服务水平；加大对农产品认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投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农民教育和科技培训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农业投资论文篇9

作者简介：刘晗(1989-)，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简介：曹祖文(1988-)，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在1978-2010年这段时期内由1117.6亿元增长到6910.3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8.74%，其中，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有9年，农业增长为负的年份有4年，农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业发展并不稳定，不同年份的农业增长水平差别较大。由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影响，未来的农业发展将会面临来自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依靠追加土地、化肥等物质资本的投入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长期来看，通过这些短期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寻找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并减轻贫困。Binswanger等(1993)[1]、Mamatzakism(2003)[2]、Romeo和Kurada(2005)[3]分别对印度、希腊、菲律宾三个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获得比人口增长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减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的增长。基础设施具有间接生产性，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来说更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鞠晴江和庞敏(2005)[4]采用双对数C-D函数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发展对农业生产增长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史明霞和陆迁(2007)[5]对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陈灿煌(2009)[6]研究了198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发现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Schultz(1961)[7]批判了传统增长理论的观点，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强调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Uzawa(1965)[8]建立物质和人力资本两部门生产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Lucas(1988)[9]通过研究得出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源自于人力投资水平差异的结论。Romer(1900)[10]提出人力资本较为富集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Mankiw等(1992)[11]、Caballe和Santos(1993)[12]、Barro(2001)[13]、Bloom等(2004)[14]通过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模型中，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外研究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是否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利用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黄振华(2008)[16]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剔除人力资本因素后，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近30%，由此提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杜江和刘渝(2010)[17]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1997-2007年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土地、物质资本等重要影响因素外，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确实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确实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研究者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同时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费用基本上是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对任一方面资金投入量的增加必然降低另一方面资金的投入量，因而必须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配比以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为今后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提供参考，以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但考虑到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家庭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同时就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而言，不应该忽视物质资本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将私人资本投入也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为了研究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各因素的作用，先将农业生产部门简化为一个超大型的企业，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同时借鉴Agenor(2008)[18]的做法，构建一个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的农业部门生产函数模型：

其中，Y表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G表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Kp表示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α，β，γ∈(0，1)分别表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λ∈(0，1)表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总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比例。

假定原始的劳动力(L)不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对于农业生产没有促进作用，属于“剩余劳动力”，原始劳动力必须经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为此，需要构造一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在Agenor(2008)[19]所构造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积累看作是教育质量、教师以及尚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量，Q表示农村的教育质量，L表示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原始劳动力的数量，(1-λ)E是未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农村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数量，且κ(0，1)。由于原始的劳动力不可能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始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要大于人力资本的数量，为了方便分析，把原始劳动力数目设置为人力资本数目的一个倍数：

对于教育质量Q来说，一般认为对教育部门投入的资金越多，越能够提高教育的质量，同时，教师的工资越高，也越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严格督促学生学习，从而提高教育的质量。因此，参照张望(2011)[20]的方法，假定农村的教育质量是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与教师人数比例的一个增函数，那么农村的教育质量可以表示为：

其中，IE表示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量，同时ω(0，1)。

把(3)式和(4)式带入(2)式中可以得到：

经过化简整理，(5)式可以变为：

对(6)式两边同时除以E，经过计算和整理，可以得到一个E与IE的等式：

把(7)式带入(1)式中可以得到：

对(8)式进行化简，同时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把设为常数项C，最终得到的理论模型方程式为：

其中，因变量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自变量除了常数项以外，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上述理论模型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增长受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方法选用

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就是考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属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最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但是，使用OLS法的前提是各变量必须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否则采用OLS法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极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为此，本文将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VAR模型不建立在任何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而是用模型的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的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的优势在于在估计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假设的约束和限制，相比传统的OLS法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二)指标选取、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和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为了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教育资金投入(IE)以及私人资本投入(Kp)对农业经济总产出(Y)的影响，需要设定相应的指标。农业经济总产出(Y)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用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来衡量，采用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量主要是因为由于公共品有非排他的特性，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同样的道理，农村教育也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并且农村教育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因此选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来反映教育资金的投入(IE)。对于农业生产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准，所以，采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私人资本投入(Kp)。因此，本文最终建立以下形式的实证模型：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5-2010年，共计26年的年度数据。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报表制度调整，因而2007-201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由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得到。由于没有直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的统计数据，所以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直接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获得。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有数据均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价格平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根据模型要求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因而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要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序列变量，如果变量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就应该使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在1981年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的检验模型由AIC和SC准则共同确定，各变量的ADF单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取变量的一阶差分值，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平稳变量，表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确定

由于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而这些变量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反映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要求，本文采用带有截距项而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另外，为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首先选择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再应用LR、AIC、SC、HQ、FPE等统计量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除AIC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3以外，其余四项评价准则均认为最优滞后阶数应为2，因此，最终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

(三)协整检验

尽管各变量都属于非平稳的序列变量，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上述检验含有常数项，不带趋势项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LNY、LNG、LNIE、LNKP等四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得到如下的均衡向量：

β'=(1.000000，0.071578，-0.375777，-0.477432，-4.395207)

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的似然比统计量为121.89，各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12)式中可以看出，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各变量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衡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为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LNY)将下降0.071578%，这与鞠晴江和庞敏(2005)[4]、史明霞和陆迁(2007)[5]、陈灿煌(2009)[6]的研究结论相反。一般认为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也应该注意到，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将会对其他如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抑制作用，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张海燕和邓刚(2012)[21]、李强和郑江淮(2012)[22]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佐证。因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衡量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有正向作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375777%，表明教育资金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这与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杜江和刘渝(2010)[16]、黄振华(200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衡量的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同样有正向作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477432%，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杨丽和陈莹(2009)[23]、曹跃群等(2011)[24]、魏勇等(2012)[25]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育资金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比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更能促进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带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李宪印和陈万明(2008)[26]、闫俊强和李大胜(2009)[27]、左伟和张夏妍(2010)[28]的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物质资本投入确实要比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大。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在证实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后，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刻画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在VECM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以及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系数也都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短期内各因素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很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物质资本的投入都属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因而短期内这些因素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在长期内这些影响因素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五)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不能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强度。所以，本文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全面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所有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农业总产值(LNY)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农业总产值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在滞后5期内，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都不是太大。从滞后6期开始，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开始显现，并且影响力在不断增大，各变量在滞后10期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共计达到了75.3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6期内先上升后下降，从滞后7期开始影响力逐渐增强，最高时达到8.71%。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5期内缓慢上升，从滞后6期开始影响力显著提高，最高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达到了40.14%。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最高时影响力为26.47%。方差分解的结果同时验证了前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与农业总产值间不存在短期波动关系的结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短期内不会对农业总产值产生影响，其中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私人资本投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可见，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农业投资论文篇10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又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农业大国而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

然而，任何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资本投入的增加和资本产出的提高，资金的积累及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即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亟需增加投资。

农业投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界对于投资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创立之初，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了完整体系的投资理论。纵观其发展历程，投资理论经历了从收入决定理论和加速器原理、经济增长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和金融投资理论等的演进。其中，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投资理论和理念中，都对影响投资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论及了均衡增长的问题。而对于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就体现在以下流派的观点中：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R• F• 哈罗德和多玛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以N•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理论；以西奥多• W•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有三条主线贯穿其中：物质资本积累论，技术进步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

物质资本积累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它是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得出的，因此它关于资本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的结论过于片面。

技术进步决定论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它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但它的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或唯一源泉的观点则过分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技术进步的概念过于一般化很难从量上进行统计和计量。

人力资本决定论则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但它只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影响产出增长的要素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考虑，同时定量分析明显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和扩展，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对人力资本内在化增长的正确认识问题，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上述这些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把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然而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投资的重要性差别也很大。

从理论分析模型看，有的模型中投资是唯一变量，劳动力只是按照一个固定比率与资本结合，如哈罗德-多玛模型；有的模型不仅包括资本投资，还有劳动力，如卡尔多的理论；还有的模型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还有人力资本，如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从实证分析来看，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的认为是资本投资，有的认为是劳动力，有的认为是技术进步，有的认为是人力资本。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此不同，可能与各自对相关概念的认识不同和使用的模型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增长理论侧重的角度不同造成结论不一，但把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共同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因，二者有着密切联系与内在机理。投资数量增加、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效率提高、投资环境改善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农业投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也依据此理。

农业投资现实分析

许多学者对我国农业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结论是我国农业投入严重不足。本文就目前我国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中几个主要主体分别进行分析：

政府

中央财政现有直接支持“三农”资金15大类，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国债资金）、农业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农村中小教育支出、农村卫生支出、农村救济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这一口径是目前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最大的口径，基本涵盖了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各个方面。

基于数据可得性原理，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的有关数据，以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与农业占GDP份额的比值衡量中央财政支农相对效率，见表1和图1。其中，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它支出。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虽然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仍处于相对稳定增长的态势，这种增长态势符合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基本理论。

但是，反映财政支农相对规模的指标（即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却一直处于徘徊或下降的趋势，由于受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力、市场经济进程、公共财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不过，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的比值基本上是平稳的，变化不大，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以来都居于中等水平。

就我国目前的财力而言，基本属于正常水平。因此，要想在短期内扩大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是不可能的。

就中央政府投入这一主体而言，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投资结构优化，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并不断提高投资效率，通过大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以此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对农业的不断投入。

同理，本文以2003年全国各地财政支农份额与各地农业GDP份额的比值来衡量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相对效率，见表2。基于数据可得性，其中的财政支农支出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三项之和。

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农相对效率即财政支农份额与其农业GDP份额之比值存在着较大差异。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陕西、青海、宁夏高于平均值，其中北京、上海高达1.37、1.45，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广东接均值的2倍；内蒙古、福建、云南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河北、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新疆则低于全国平均值。由此可见，全国有一半地区的地方政府存在农业投入不足的现象。

农村集体与农户

这里的农户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专指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商品率比较高的家庭，不包括那些虽然居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但以自给为主的家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大体上经历了快速增长、增速回落、缓慢增长和增速回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5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国家价格政策的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农户增加农业投资的热情，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人均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39. 48 %。

第二阶段：1986～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农用生产资料和其他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扬，农民在第一阶段得到的实惠开始逐步丧失，农业投资比较利益大幅下降，农户对农业投资热情剧减。在此期间，虽然农户农业投资的绝对量还在增加，但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了25 个百分点，为14. 04 %，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波动很大，在1992-1993年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阶段：1994～1999年。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疲软、需求不旺，农业也不可避免地大受震荡，而且农户农业投资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致使农户农业投资增长幅度继续回落，下降速度呈现加快势头。1994～1999年间，年均投资增长速度只有5. 26% ，比第二阶段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比第一阶段下降了34. 2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农业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的出台和推进，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开始增加，尤其是农户已经成为目前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农户农业投资增长速度回升。然而，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业比较利益低且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国家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的投资环境恶化，农户收入增长缓慢，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土地相关权利的频繁变动， 特别是国家政策的稳定程度、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缺乏、信息渠道不通畅等，大大妨碍了农户投资的热情，很多农户对农业投入的增加有限，有的甚至只是处于观望状态。

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投资的合理结构大体上应当是60 %来自于农户，然而，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据统计，1995 年农户农业投资占农业总投资来源的比重达到最大值，近43 %，其余各年多集中在10 %～30 %区间。由此可见，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

从传统观念来看，农业最主要是解决人们吃的问题，包括粮食、鸡、鸭、鱼、肉等，范围非常之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市场其实是很大的，但在过去它并不是风险投资家投资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投资和农业似乎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但是，从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规律也正在被打破，农业的投资机会洞开，当然这种机会并非纯粹的传统农业，主要来自产业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新技术现代化的农产业，而高新技术农产业的发展首要的就在于大量社会资金的注入。据统计，单是依靠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行业就会有1万亿元的市场流动空间，农业投资给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简称“三资”）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近年来，一些极具投资敏感性的“三资”就越来越关注我国的农业产业发展，甚至成为一些投资者投资的重心。

当然投资是需要考虑风险的。从稳健投资角度来讲，投资农业的风险低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是与消费相关的，提供人类生活的必需消费品，是一种稳健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的产业，而许多新兴产业更新换代非常快，需要有非常超前的眼光，才能把握得非常准确，其特点是利润大风险大。农业投资的风险则主要来自系统性风险，尽管农业产业很大，但它仍是一个弱势产业。

我国农业原来在地方经济保护之下，现在逐渐开放，市场化以后，整个市场配套设施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像国外那么成熟，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法律配套不健全，市场混乱，这也是“三资”在我国农业方面不敢大举进入或进入之后又退出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源源不断流入我国，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每年流入国内的外资就高达400亿美元，外资流入主要聚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很多行业的市场接近饱和，由于投入资金效率不高，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外加我国税法改革的推进，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制，很多行业获利率已经很低，大量外资正徘徊在撤退还是转向之间。

国内工商资本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也有相当部分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或处于闲置状态。国内民间资本2002年就已经超过12万亿元，至今基本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资本极其活跃的浙江省，目前也仍有3500亿，民间资本闲置，占总量的2/3。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和增值。资本的这种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民间资本、外商资本、工商资本蓄势待发，随时捕捉投资机会，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资本成功导入农业产业领域，从而实现资本配置高效和农业投资充足的“双赢”。

农业投入不足的解决思路

理论和实践表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投入。但是这么多年，我国农业投入资金一直不多，尤其是近几年农业投入资金不足问题突出。农业投入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又使得农业投入停滞甚至倒退陷入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个农业投入恶性循环问题，笔者认为要明确以下几点：

适时选择最优农业投资主体结构

所谓农业投资主体结构是指农业投资主体的构成、各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各自所占比重以及相互之间行为的互动反应。它是农业投资结构中的关键性部分，在农业投资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对其他各类型的结构发展有着一种导向作用。只有确保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合理，才能进一步优化农业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使用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当然，合理的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构建是一项牵涉资源、资金、环境、利益等诸多方面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工程。为此，必须注意从战略高度、宏观视角、全局利益出发对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优化的意义加以认识和把握；必须充分认识对农业投资主体结构进行优化的迫切性，即这一优化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而且对保持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协调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优化，保证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合理化和运行通畅，带动农业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的改革，建立和健全农业投资体系，有力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发挥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

公共投资的特点在于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致性，投资的对象一般是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用的公共产品。农村公共投资数量足效益好，可以带动更多私人投资介入农业和农村投资领域。在我国，对于农村和城市公共投资的问题，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投资城市天经地义，投资农村却屡遭非议。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投资是讲求效率的，投资农村可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又正值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际，农村公共投资更是意义非凡，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符合市场农业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的农村经济结构的构建，有利于我国超稳定二元经济结构的改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应当也必须充分重视政府这一宏观投资主体，发挥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从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村公共投资主要应着眼于完善适应市场的硬件即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交通与通讯是建立市场信息系统和物流系统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些方面应首当其冲。为了确保效益中心的原则，必须同时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这就需要加强农村电教网络、科教基地的建设，这些方面同样构成了农村公共投资至关重要的方面。此外，伴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各种水、电、气、环境建设、娱乐场所建设、文化、卫生设施都需要齐备，政府应视情况介入。

着眼于微观经济主体

从上述分析来看，客观因素决定了今后我国政府投入增加是有限的，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最终主要着眼于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农村集体和农户以及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事实表明，我国农村集体和农户与“三资”对农产业的投资远未达到农产业发展的投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主动并大量投资于农业产业领域呢？关键就在于通过好的机制设计来实现各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各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政府与农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互动，政府与“三资”之间的互动，“三资”与农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互动，“三资”相互之间的互动。通过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的农业投资将会出现飞跃。

参考文献：

1.姚杰，池宏.我国农业投入不足问题的原因：一种博弈视角的解释.农业技术经济，2004（6）

2.王国敏,马慧吉.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嬗变与思考.天府新论，2004（6）

3.陈池波,崔元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博弈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5（6）

4.侯石安.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目标选择与政策优化.农业经济问题，2004（3）

农业投资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4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05-03

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手。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投资中国家力量渐渐退出舞台，农户成为了中坚力量。微观上讲农户是农业的基础，农户的行为决定着农业发展走向，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研究不仅与农业经济发展相关，也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连。

一、文献综述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如下：一是农户经济理论研究的三大学派：以俄国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与生产学派，提出小农生产是自给自足的观点；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充分肯定了农民的理性；以美籍华人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中国的小农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二是关于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研究：调整成本理论、投资行为理论、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理决策理论（TRA）、计划行为理论（TPB）、贝克尔的农户家庭经济学模型、生产与消费统一的农户模型等。三是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如E.J.Austin等（1998）研究了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变量对农户投入行为的影响等。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如下：一是农户农业投资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如国家统计局（1992）用农调资料，基于“核心需求恒定”假设，提出了农户的基本投资模式，验证了他们的“效益——风险决定新增投资”的行为假说，认为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兴趣下降。二是影响投资的因子和政策环境间的研究。如韩菡、钟甫宁（2011）指出农户劳动力自身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其转入土地面积有负影响，家庭财富水平对农户转入土地面积有正影响，在单位土地收益高、种植结构容易改变的地区，“剩余土地”容易流向财富相对丰裕的生产大户，在单位土地收益低、种植结构不易改变的地区，“剩余土地’容易流向相对贫困的小农户。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相关的系列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然而还有一些亟待补充和探讨的地方，如对区域差异深层次的原因分析等，因此本了相关研究。

二、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差异化概述

（一）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现状表现为：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数量总体上逐年增长，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农业生产投资在农户全部投资中比例逐年下降，投资结构趋于合理。整体上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持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因为投资结构合理化等，农业经济增长、土地集约利用、粮食增产增收方面表现出上升姿态。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非常明显。沿海及发达地区投资数量远低于其他地区，但投资效率更高，农业生产更现代化；内陆特色地区的农户有其特殊的投资偏好，产生了一些特殊发展模式：成都模式、海南模式等；其他地区的农户以农业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生产生活方式，投资相对较高，但结构欠佳，如、云南等。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地区间农业发展不协调。区域间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政策指引效果薄弱。第二，农业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同地区同样生产投资或同样劳动付出的农户获得的收益不同，个别地区差异巨大，套利等其他经济手段由于交易成本过高等原因效果不足。

（二）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发展水平的测度

为了能够直观的观察不同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单位：元/户）来测度。采用集约分组方式，根据2003—2012年10年的数据得到：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平均值位于5000以下的省份依次有：北京、山西、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位于5000-10000的：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海南、云南、甘肃、青海。位于10000以上的：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宁夏、新疆。平均值越高说明当地农户投资数量越多，反之亦然。其中湖北、重庆、广西、辽宁、云南、黑龙江的标准差较大（标准差/均值>0.4），说明其投资的变化程度发生了较为强烈的波动。

三、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区域差异化的因素

（一）影响因素及观察指标的选择

本文选择了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农户特征、土地经营收益作为影响因素研究，四个变量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替代诸如产权所属、土地经营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服务、现有资产、年总收入和总支出等变量，故既全面又简约。关于四个影响因素的观察本文使用以下指标：土地的大调整、土地的小调整描述地权稳定性；经营耕地面积（X1，单位：亩/每人）、租入或租出耕地的户数比重（X2）描述土地经营收益；文化程度（X3，即未上学或只上过小学的农户比重或低文化率）、劳动能力（X4，即整劳动力比重）描述农户特征；农户兼业情况（X5，即纯农户比重）、非农收入（X6，即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户数比重）描述非农就业机会。

（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地权稳定性方面：地权稳定性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重要因素，原因是地权稳定性越高越有利于保障农户土地使用的安全性和长久性从而激发农户的生产投资。本文从土地的大调整和小调整的角度来看，虽然不同地区的土地调整频率不尽相同，但大量资料显示，土地调整的总体频率很低。土地的大调整次数非常少，Brandt et al对8个省份215 个村庄的调查研究发现， 自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这些村庄平均调整土地1.7 次，平均调整期限为7-8 年，落实30年土地使用权以后土地调整的频率更低。在中国相对比较普遍的是土地小调整，但其影响效果不能一概而论。Kung（2000）认为：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大体上接受了根据人口与土地比例的变动进行的微小调整，这向农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只要家庭人口不发生减少，他们可以在未来耕种相同的地块。土地小调整只会影响与特定地块相关的投资，如塑料大棚、化肥等，但并不会影响与特定地块不相关的投资，如生产工具等。与特定地块相关的投资短期不会减少，长期也只会部分减少，原因在于：如果需要退出相关地块，农户一般会减少对这些地块的长期投资，转而加大对保留地块的投资。农户对道路、灌水区等投资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为这些投资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单个农户本就不会有长期投资的想法。综上所述土地小调整对投资的影响效果也不是很大，所以本文看来地权稳定性的影响作用是比较小的。

土地经营收益方面：X1低于1.5的省份依次有：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福建、海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天津；X1位于1.5-3的：江西、陕西、河南、云南、山东、湖北、、安徽、河北、青海、山西、甘肃；X1高于3的：宁夏、辽宁、新疆、吉林、内蒙古、黑龙江。X2低于6%的省份依次有：河南、山东、甘肃、；X2位于6%-15%的：河北、陕西、青海、山西、江苏、海南、宁夏、辽宁、安徽、湖北、云南；X2高于15%的：天津、贵州、广西、内蒙古、吉林、广东、新疆、湖南、江西、四川、重庆、北京、黑龙江、福建、浙江、上海。不难看出，经营耕地面积越多的省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越多；而租入和租出耕地户比重则有两个方面的效应：租入会提高土地经营收益进而促进投资，而租出意味着减少投资。另一方面比重高也说明了当地土地流转市场活跃，会促进土地经营规模的合理化进而改善投资结构。综合来看，土地经营收益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农户特征方面：X3小于0.35的省份依次有：北京、山西、上海、天津、河北、河南、辽宁、海南、广东、山东、陕西；X3位于0.35-0.6的：江苏、黑龙江、吉林、湖南、广西、内蒙古、湖北、新疆、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宁夏、甘肃、重庆、四川；X3高于0.6的：贵州、云南、青海、。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一个负向因素，其效果明显但不强烈。X4值各地区相近，基本维持在0.85，说明全国农村中从事农业的主体大都为青壮年。

非农就业机会方面：X5低于0.7的省份依次有：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福建、、江苏、广东；X5位于0.7—0.85的：江西、山西、湖南、河北、辽宁、安徽、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新疆、内蒙古、甘肃、海南、青海、宁夏、吉林、黑龙江；X5高于0.85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X6低于0.2的省份依次有：、海南、新疆、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X6位于0.2-0.4的：甘肃、贵州、广西、宁夏、四川、青海、辽宁、河南、山东、湖南、陕西；X6高于0.4的：河北、江西、重庆、湖北、安徽、山西、广东、福建、天津、江苏、浙江、北京、上海。显而易见，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相关不值得担心，因为非农就业机会给农户的收益往往大于农业生产。

四、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及区域差异化的根本动力

（一）中央及地方自上而下的推动效应

中国是一个强政府国家，中央及地方掌握着很多经济发展资源，因此不同的政策和规划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央的宏观政策。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重要政策和文件，如一号文件、农业税减免等。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户的投资动力，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同时，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很多非农就业机会，尤其是实践先富带后富政策的沿海和发达地区，这些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具有可能性更大、安全性更高、稳定性更强等特点，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土地流转，提高了土地经营规模和收益，改善了投资结构。第二，地方区域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规划一般遵循中央宏观政策，也会根据当地条件发展特色农业，通过信息导向、投资导向、服务导向来完成对特色农业的支持，使得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更加现代化、合理化、层次化。

（二）村集体或企业由内而外的发散效应

村集体是距离农户最近的管理和服务组织，村集体的组织能力决定了农户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等，如水利水电、道路交通、学校医院等。这些基础设施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但会间接影响土地经营收益、农户特征、非农就业机会等因素。如：学校的条件决定着农户的整体文化程度，交通的便利情况决定着农产品的买卖进而影响土地经营收益。同时，一些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影响农户投资决策上也具有同样效应。

（三）技术进步全面的促进效应

众所周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具有双重效应：科技创新带来的高效率和知识流动带来的衍射效应。我国已陆续采取系列措施：提高高新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投入和补贴力度，如“星火计划”等。优先推广共享性强、带动性强的新技术和政策，如家电下乡、标准化温室大棚推广、电脑农业专家系统等。建立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园区等。

（四）WTO框架下经济全球化外延的拉动效应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质量低、成本高等问题，为应对WTO的挑战，我国采取如下措施：以优先发展、集中发展为战略方针；把高新技术融入传统农业；鼓励融资创新，培育农业资本市场；发展公司农业与农业公司。这些措施无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村信贷服务，创造了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改善了农业生产投资结构。

五、结论与建议

（一）本文的结论

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能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及收益并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现代化，因此造成的部分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减少是不必担心的；农户特征上表现为文化程度高的农户一方面更具有准确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而提高投资数量并改善投资结构，但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降低投资；土地经营收益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区域差异化上，沿海及发达地区表现为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户视野宽广、投资结构更合理等特点；内陆特色地区表现为土地经营收益高、投资适中且结构分明等特点；其他地区表现为非农就业机会少、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投资数量大但结构欠佳等特点。以上现象的根本动力在于四个重要效应：中央及地方自上而下的推动效应，村集体或企业由内而外的发散效应，技术进步全面的促进效应，WTO框架下经济全球化外延的拉动效应。

（二）本文的相关建议

第一，发挥政府职能。提供更多大量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速城市化进程，引导土地流转向种粮大户转移并强化农村科技宣传。第二，促进学术与实践结合。组织部分优秀师生定期下乡与农户互动，既丰富理论又能开拓农户认知。第三，充分利用法律、市场、媒体的作用。加强国家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督，建立公平市场交易，加大媒体宣传力度。第四，区域农业发展战略部署。根据不同地区的特色发展当地农业，对农户做好信息导向，针对目前的沿海发达地区模式、内陆特色地区模式、其他地区模式分别制定农业发展战略，注重发挥区域优势与协调发展，改善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2，（04）：34-42.

[2]叶剑平、丰雷、蒋妍、罗伊·普罗斯特曼、朱可亮.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10，（01）：69-71.

[3]钟甫宁、纪月清.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12）：43-46.

[4]许庆、章元.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J].经济研究，2005，（10）：59-62.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业投资论文篇12

1、引言

传统探讨物质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采用C-D生产函数，将物质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或者引入其他要素作为主要变量进行考察。国内学者也大都采用这一模型来研究农村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张艳华等（2006）引入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利用改进的生产函数探讨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 ；翟印礼等（2009）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12个要素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夏新燕（2010）则直接将C-D函数设定为不受约束的拓展生产函数，考察了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8个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

但是，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或者受数据问题的限制，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增长问题时，对物质资本投入要素直接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净值或者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而未考虑农业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农业中间投入（中间消耗）是指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主要包括种子、饲料、肥料、农药、小农具等物质产品消耗，以及科研费、保险服务费、畜禽配种费用、畜禽防疫医疗费用等非物质费。通过加大农业中间投入，不仅可以提高农业产品的产量，更重要的是可以激活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村市场化水平，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钱纳里等人的调查研究，农业产出中物质消耗所占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40美元、280美元、360美元、1120美元和2100美元（1965年美元）5个发展阶段，农业的物耗率分别为30%、40%、50%、60%和75% 。

在我国农村地区受农业生产必需性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与资金、技术等要素相比，农业中间投入成为农村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其在我国农民总收入水平中占比高达50%以上，并且随着其投入数量及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这在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也保障了我国农业种养结构调整、农业土地用途多样化、劳动力非农就业等 。另外，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业中间投入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并且带动了当地商业的发展。

本文首先从三个角度对我国农业中间投入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利用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农业中间投入对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我国农业中间投入现状分析

2.1近年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图1反映1985-2008年我国农业中间投入及增长变化的情况，其中ZJTR为中间投入，DZ为增长额。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1993为低水平且低速增长阶段，平均年投入额为1703.4亿元，年均增长额为259.9亿元；1994-1997年受粮食价格正向效应及化肥价格过快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农业中间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期，平均年投入额达到5523.8亿元，年均增长额也达到1369.8亿元；1998-2008年，前半阶段处于低速发展阶段，直到2004年，又是受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农业税取消的刺激，同时伴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又一轮快速上涨，农业中间投入又进入一个快速增长阶段，平均年投入额达到11872.9亿元，年均增长额为1258.3亿元。

从这三阶段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归纳出农业中间投入变动主要是受粮食价格和我国农业政策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政府不断稳步提高粮食价格以及持续的支农政策的出台，未来农业中间投入还会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2.2地区差异较大

我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导致我国不同省份农业中间投入的差距也较大。根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31省市区的农林牧渔中间投入占总产值的比重平均值为42.35%，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处于前三位，占比分别为63%、60%、54%，后三位分别为海南、、青海，分别为34%、32%、31%，最低的青海还不到北京的一半，近似于传统农业。

2.3投入结构逐渐改善

如表1所示，2008年我国农业中间投入比2000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136%。另外，根据对投入结构的分析，发现饲料、肥料、生产支出所占份额最大，且生产支出也是增长幅度最大的，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投入质量有较大改善。小农机及用电量数额较小，且增长速度都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尤其是用电量增长远远小于其他投入的速度，说明我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现代农业的特征就是广泛运用现代科学、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社会化农业，也即“商品生产商品”的农业。我国农业中间投入结构是符合我国农业该阶段特点的，但随着现代农业发展不断深入，生产支出、用电量、小农机等指标会得到更快速的增长。

3、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3.1模型设定

我国传统研究农村经济增长大都以内生经济增行长理论为基础，即根据C-D生产函数或函数的改进形式进行研究，模型表达式为：（1）

其中，Y为农村总产出水平，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物质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a、b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但我国以往在物质资本投入（K）的数据选取上大都是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的，没有考虑中间投入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将农村中间投入（I）引入函数，用中间投入代替以往的固定资产投入来进行研究，模型表达式为：

（2）

最后，为了综合考虑各要素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三种要素同时引入，设定模型如下：

（3）

3.2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85年至2007年为研究区间。所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主要变量采用以下处理方式：

3.2.1农村产出（Y）

本文中，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但是，因为农村地区的GDP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给本文的分析带来了数据搜集上的困难，因此本文借鉴熊启泉在《中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估计:理论、方法及实证测算》一文中估算农村GDP的方法，其计算公式是6：

农村GDP=(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十农村非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100/90

农村非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人口数×10%

3.2.2固定资本投入（K）和劳动力投入（L）

本文也采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净值来代替资本投入K，用农村劳动力数量表示劳动力投入L，两者数据都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3.2.3中间投入（I）

统计部门是通过农、林、牧、渔四个部门来统计我国农业中间投入的，包括物质产品消耗和非物质消耗，该项数据可以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获得。

3.3结果分析

3.3.1中间投入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检验

要研究农业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因该论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经济数据相互之间共线性比较大，只是单纯的做相关性分析并不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并且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性。因此，需要通过格兰杰非因果检验验证两者间的因果关系。通过计算，农业中间投入与农村总产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直接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检验。

通过表2可以发现，滞后期为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业中间投入与农村GDP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且农业中间投入的显著性更强。因此，可以认为，农村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农业中间投入可以视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投入要素，可以继续以下的研究。

3.3.2回归分析

本为利用Eviews5.0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三个方程进行了回归与时间序列组合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发现，以固定投资和中间投入为代表的物质投入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物质资本投入对农村经济具有正向影响。方程（1）中固定资本投入lnK和劳动力lnL都通过了检验，且劳动力的系数略大于固定投资系数，说明我国充足的农村劳动力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方程（2）只有lnI和AR(1)通过检验，常数项和劳动力指标并没有通过检验，从而可见农业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方程（3）中将三者同时考虑进来，并且都通过了检验，其中中间投入的弹性最大，达到0.632，固定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同为0.364。如果假定三者按照相同比例增长，则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的贡献显然要大于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但现实中，三者的增长速度并不一致，尤其是受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中间投入和固定资本投入的速度。通过计算可以发现，1985-2008年我国农业中间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1%，固定投资增长率为12%，劳动力增长率仅为2%，根据测算的三者弹性系数，中间投入与固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该远远超过劳动力因素，而中间投入的系数又远远高于固定资本投入的，因此，最终可以得出农业中间投入在三者中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结论。可见，在我国目前阶段，加大农业中间投入不仅对提高农业产量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4、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前面几部分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受粮食价格的稳步提高及国家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强，近几年我国农业中间投入数额增长迅速，投入结构逐渐合理，同时也存在着不同地区农业中间投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农业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不仅产出弹性而且贡献率都高于其他两个投入要素。

因此，在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固定投资比较缓慢的背景下，加大农业中间投入对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有效率的方式，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应有之义，具体应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应该保持粮价稳步提高以及继续加大支农政策的力度。根据前文的研究，农业中间投入与我国粮食价格的变化及支农政策力度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以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稳步提高粮食价格及加大支农政策力度具有极大地现实意义。这一方面需要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业种植的补贴力度，持续增加支农资金的投入。

其次，加大科技支农投入。现代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提高良种使用面积、增加化肥、农药的施用、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等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这不仅可以大幅提高农业产量，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活跃农村市场，延长农业产业链，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最后，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我国幅员辽阔，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经济状况差异较大，各地区应该根据资深实际来确定中间物质投入结构。

参考文献：

[1] 张艳华，刘力，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61~65.

[2] 翟印礼，谢海军，农村经济增长的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9.4：92~97.

[3] 夏新燕，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