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批评论文篇1

在我国滚滚而来的城市化浪潮中，建筑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管是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还是依山傍水的吊脚竹楼；不管是气势恢弘的皇宫大殿，还是清静秀丽的江南民居；不管是蕴含神秘色彩的埃及金字塔、希腊神庙，还是冰清玉洁的泰姬陵、耸人云天的哥特教堂都体现着一种难于言表的伟大的本质力量。而在当代中国，公路、铁路密如蛛网，摩天大楼如繁星遍布，一座座建筑物造就了一个个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然而在铺天盖地的大建设的繁荣景象背后，暗含的却是建筑行为的无序化和更深层的危机——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大潮中，人们日益追求的是投资的经济利益或政府官员的“丰功伟绩”，而消费者的需要和体验与感受以及建筑物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得到真正的考虑。换言之，建筑理性正在缺失，公众的生存和生活越来越少得到考虑。因此，加强对当代建筑行为的考察与思考，重建建筑行为的人文尺度是当务之急。

一、建立人文尺度的必要性：建筑的属人性

建筑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为公众服务的。它不是纯艺术的创作，而是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的约定俗成的一个部分。建筑是一种人工的自然物和由人造成的自然环境，其产生和发展都直接来源于人的需求，它是人类聚居的环境。“从原始时代的树巢土穴到后来的村镇和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聚居的存在和重要性——只有单个建筑(shelter)的概念，而没有聚居(settlement)的概念，似乎不能完整地解释当今村镇城市以致特大城市的建筑发展现象，以及人类对环境建设的重大要求。”可见，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环境，也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文化符号。建筑是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我国着名的建筑师布正伟认为：“建筑是人类用物质去构成以精神去铸造的不断变换着的生活容器。”可见，建筑是人的精神力量的一种外在体现，可以说，没有人的存在，就无所谓建筑的发展。

建筑作为人类生活活动和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它既不像仅仅作为“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它严格说来是不能称之为“建筑”的)的“房子”(house)那样，主要只具有物质性的一面；也不像文学、绘画、音乐、戏剧和电影等“纯艺术”那样，主要只具有精神性的一面，而是两者兼而有之，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比如说建筑一般都具有物质性的使用功能(安全和舒适)，要在物质条件的限制下利用一切可能的物质手段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又有精神性的表现，如建筑的一般的形式美感，能使人产生美的愉悦，或造成一定的情绪氛围，形成环境气氛，有时甚至可以陶冶人的情操，震撼人的心灵。物质性和精神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其精神功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建筑是一种多元复合结构的现实形态，其中既有自然科学的成分，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可以说建筑是一种以进步的自然科学知识建构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容器它几乎包含了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哲学和宗教的所有内涵。难怪雨果说：“人类的全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因此建筑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和体现了人生的需要的层次和水平。同时也正因为它是一种人工的自然界物和人造的自然环境，所以自古至今的建筑都是在人为的努力和自然的制约两种张力的相互作用中变化发展的，因此又可以说建筑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层次和水平。

盖房子的确是为人居住的，供人居住的房屋也的确是物质的，但人类的居住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孤立的行为，他们总是要聚而居之，而聚居就要形成群落就要建造村镇、城市，就要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就会有不断发生的公共性和私密性活动。因此，我们对建筑的认识，首先必须明确“建筑”不是抽象、孤立的巨大物体或空间，而是一种“人居环境”。环境的创造乃是人们有目的的行为，一切环境的创造都是因人而创造，并因人而实现其价值的，没有人，建筑环境就没有意义。其次，建筑环境作为人们赖以生存于其间的物质对象和场所，需要我们去经营，对它的经营乃是为了人们的需要和利益，忽视了人，我们的工作便失去了目的和重心，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建筑不仅仅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相关，而且与人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筑是为人而存在，为人服务的。而且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人类文化、艺术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之于我们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同生命活动的本质和内在的关联，或者说，在于它鲜明而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根本的属人性。当代建筑活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基本目标的迷失，价值意义的混乱，思想行为的盲目，场所感的消失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归因于对建筑人文价值与人文属性的漠视或遗忘，而漠视或遗忘的原因又显然在于现代人严重地割裂了建筑同生命活动的根本联系。其实，“大写的人，这就是衡量建筑的真正尺度。”只有以人类的存在意义和实际需求为核心，建筑行为才不会迷失其方向。

二、当代建筑误区：建筑行为对人的遗忘

美国建筑史学家威廉·寇蒂斯(wiliamj．r．cur—tis)在《1900年以来的现代建筑》(modem architecturesince1900)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当前，现代建筑正处于另一个危机阶段之中，许多信条遭到诘难和否定，留待人们去观察这究竟是一场传统的崩溃呢，还是一场新的统一之前的危机。”随着近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带来了建筑事业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它对人类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经济上，也许建筑的经济性是目前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并不富有，许多人尚未获得足够的甚至基本的居住条件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无可厚非也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对经济性的过分关注往往伴随着对人的终极关怀的遗忘，这种关注也就将失去其本来的意义，甚至走向反面。现在各地的房地产商把追求最大的产出投入比和回报率作为指导建筑行为的唯一准则，于是不顾环境条件，不顾公众需要，使不计其数的旅游度假区、高级住宅区、别墅区星罗棋布、遍地开花。这样的开发区，不论城市大小，不分东南西北，从形式到风格，从模式到内容，都如同标准件，一份图纸小修小改四处套用，既合乎“时尚”又免除了设计的周折，做到了“多快好省效率高”。结果是神州大地建筑通用化而毫无个性。而且由于这种开发不是从人的现实需要出发的，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致使规模宏伟的高级写字楼、度假村、别墅区等建筑成后长期无人问津，造成极大的浪费。一代人的政绩，需要几代人来偿还。如果这些被浪费的资财用于“安居工程”，大可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成为现实。可惜的是，在我们当前的建筑活动中，建筑的“主人”与建筑的使用者之间的分离和矛盾十分明显。因为建筑的“主人”大多并非建筑的直接使用者，而主要是各级行政领导或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对建筑活动的干预往往并非出于对使用者的生存与生活的现实问题和需要的考虑，而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目的和追求。对开发商而言，追求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率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们有时甚至会通过投机和牺牲公众的利益来换取更高的利润，这当然会导致对建筑的基本目标的偏离。实际上，所有的建筑，都必须与其周围的其他建筑或环境保持整体上的一致性才可能是成功的“作品”。美国建筑师霍雷肖·格林诺夫(horatiogerenough)认为：“适合性法则是一切结构物的基本的自然法则。”举例来说，杭州西湖之美，在于她那全局景观的优美而非一种壮美。北高峰、南高峰以及宝石山上的宝塔，对于有平远特征的湖面来说．都起到了争相辉映、协调一致的良好作用，然而近年来在湖滨出现了“飞来峰”，几十层的现代化建筑为平静娴美的西子湖牵强地穿上了一套别扭的西装。“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在“飞来峰”的重压之下就很难有昔日的妩媚动人的魅力了。

许多地方的行政长官为了在政绩考察中有所表现，忙于在任期内完成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往往缺乏科学论证，盲目追求高速度，而且互相攀比，以求表面上繁荣昌盛，大有“放卫星”势头。他们只顾自己在任时有风光的“政绩”给上级看，但全然不管实际的效益。在这样的心态和风气之下，建筑本身的特性、规律和功能往往被人们置诸脑后，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赋予了建筑以新的“功能”——建筑主要是各级领导彰显政绩的砝码。于是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没有经过细致的可行性研究，更不必说深入地考虑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现实问题和本质需求了。公众的角色被遗忘了，消费者的需要与利益不是建筑行为的首要目标．建构起来的不是人们温暖的家或是方便的公共设施，而是用于彰显行政官员政绩或记载投资者的“丰功伟绩”的“纪念碑”。

当代中国的建筑行为过多关注建筑的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乃至遗忘建筑的主要消费者——公众的物质精神需要和利益还有其深层的文化上的原因，这就是流行于西方而又在逐渐影响我国的大众文化的潮流。大众文化并非真正是大众的文化。它的特点是平均化、标准化和无个性化。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建筑活动的影响和作用在很多方面是负面的。总起来说，它在无形之中导致和鼓励了建筑师们创作灵感的缺失，理论的空洞、平庸和肤浅，造成了表面多样繁荣的建筑活动背后实质的贫乏、单调和趋同。伴随着大众文化、商业化的发展，我国建筑活动中价值观念混乱，场所感丧失等问题日渐突出，建筑同人的生存和生命活动相分离的矛盾日益严重。李鹏程先生说：“处在‘大众文化’过程中的生命存在是一种无根基的、飘浮着的非确定性存在．在肆意的狂欢和迷恋之后或者在其间隙，它也总是在追寻自己的根基，总是在追寻自己所处的世界的整体性(家)和自己生命存在的前景性(路)。”大众文化与以真善美为目标的文化艺术不是同一回事，它们指向的只是某种外在目标，关注人的生理需要和物质欲望，却不关注人的自我完善。

在大众文化物质喧嚣的背后深藏的是一种非理性的迷狂意识。以满足物欲和感官刺激而取消价值理想和价值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大众化一旦浸入人的灵魂，就会使人们变成整个文化机器中的一个小机器，在低俗的感官享受中以一种所谓“幸福意识”取代“不幸意识”，或者说以沉沦和屈从取代了觉醒和反抗，最终掩盖了人的异化这一真相，也堵塞了人们对现实怀疑和反思的道路。因此他呼唤一种能重新铸造灵性的高级文化，以反对大众化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对抗大众文化对人们的麻木。大众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导致了今天建筑创作中普遍的平庸和肤浅，虽然这种影响所表现的方式各种各样，但实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建筑活动中人文价值和理想的蔑视。建筑行业中大众文化的幽灵使得建筑活动流于形式，不再思考人的实际的和本质的需要。人们生活于“遗忘”了人的建筑中，很难说生存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偏离理性而遗忘了人的建筑行为正在走向无序和困境，寻求当代中国建筑出路的任务紧迫而又艰巨。

三、当代建筑的出路：人文尺度的重建

要使当代无序的建筑行为步人正轨，就必须重建建筑理性，避免建筑行为过多地受政治、经济和其他私人性目的的干预。而重建建筑理性的核心则在于树立对建筑行为进行批评和反思的人文尺度。作为建筑的聚合体，城市中昔日那些供人们锻炼、小坐、嬉戏、休憩、会友、谈心的户外活动场所消匿了，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内向孤立、各自为政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那些有利于交往、具有清晰可识别性的令人倍感亲切而又舒适的街道变成了车水马龙的纯粹的交通渠道，广场成了无明确范围的巨大的“空间”，城市则成了人们互不交往、素不相识的黑匣子，在这样的城市中，“人”被“遗忘”了，被疏离化了，成了被建筑隔离而孤独的无根的飘荡者。建筑活动中人文尺度的确立，已是刻不容缓。

人文尺度是基于人文精神而对建筑行为进行考察的一种尺度。人文精神是自由、自觉超越的精神，是对人性、人道、人的文化和历史、人的存在与价值等全面的尊重和关怀，而不是有意加以忽略或抹杀曲解，以免使人混同于人之外的其它存在。“人文也是伴随着与天文的对举而出现的。我们所讲的人文更强调了它与自然的对举，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脱离了自然状态。”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在通常意义上是指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及其解脱的思考与探索。因此，人文精神便具有了终极关怀的属性，显示了人的终极意义与价值。而在建筑活动和评价中，人文尺度的确立，目的在于发掘和重建建筑的人文价值，为人们寻求、发现和设计出生活与生命精神的理想之境。人文尺度作为哲学反思的根本尺度，具有为反思奠基和定向的作用，为我们对当代建筑行为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角和倾向。因此它是根本的、终极的和不可或缺的。当我们以人文尺度来考察当代建筑的现状时，我们发现在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渐分裂，工具理性压抑着价值理性。其结果是物役性取代了精神品性；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取代了对理性价值的崇尚；短期行为取代了终极关怀。大量的建筑活动成为开发商追逐利润的纯商业行为或行政长官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而不再关怀人的生存和生命活动，这就背离了建筑的根本性质与目的。因此在建筑创作和批评中，唯有以人文尺度为依据，才可能判别建筑行为是否真正强化和改善了而非破坏了人的生存和生命活动。而其他的一切尺度，无论是科学的、艺术的、逻辑的、感官的尺度，还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尺度，都只是外在的衍生性的尺度。如果我们在建筑活动中丧失人文尺度，那么建筑活动即使有再多的“创作”和“成就”也难免走向本末倒置、丧失其自身的意义的命运和境地。

在对建筑和建筑活动进行批判、反思和评价的过程中，人们所获得的是对建筑及建筑行为的总体的印象和体验，而不是分析推理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人们所关注的建筑的焦点，不是“建筑物”，而是自己对于建筑的感受和体验，这就决定了建筑以人为本的问题意识和尺度。只有以人类的存在意义和实际需求为核心，建筑行为才不会迷失其方向。一个平凡的生活空间，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在人的参与下就大为不同，对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来说，人及其活动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和感兴趣的因素；建筑环境中人的生活空间比建筑物本身更为根本、更有意义。因此日本的建筑师丹下健三指出，在现代文明社会，所谓空间，就是人们交往的场所。因此，随着交往的发展，空间也在不断向更高级的有机化发展。建筑环境在人的交往中起到了场所、背景和媒介的作用。动物要以洞穴来遮风避雨，有安全和归属的要求，但它们没有更高的要求。而人除了生理的要求之外还有更高的要求，即心理要求或精神要求，建筑首先和最起码的要求是能遮风挡雨，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然后是提供尽可能适宜的物理条件(包括温度、湿度、噪声等级等)，然后是心理方面(如私密性、归宿感、交往的可能性等)。在交往的过程中，又引起了人际关系的问题，也就包括了尊重、自我实现等要求。美国学者欧文·埃德曼认为：“绘画可以被深藏于博物馆，诗歌可以被束之高阁，音乐可以掩耳不听，但是建筑物总要进人事务缠身、来去匆匆者的视野。”我们无时不在建筑的世界中生存，无时不在体验建筑。对建筑的体验实际上就是对自身和建筑环境关系的确认，从而也是对自身存在的把握和关照。从根本上讲，建筑不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它是在与人的现实关系中的存在，是在人的理解和体验中的存在。正如汉宝德先生所说的：“人文主义的建筑家所努力以赴的是把人性中高贵的品质呈现出来，提升人之为人的水准。”建筑本体意义上的属人性，在于它指向人的自身完善的终极价值和目标，因此建筑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担当起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特殊使命。它要求建筑活动更加贴近公众，更加深入公众的现实生活，反映和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反对和抵制一切不能造福于现实生活的观点和行为；另一方面，则要坚守建筑活动的终极目标和人文取向，保持现实的清醒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避免建筑活动中的任何非人文化取向和本末倒置的追求。要走出建筑师毫无主动权而必须对业主唯命是从的怪圈，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我国建筑的设计、审批、管理等体制的不健全，使得从规划、设计到审批、投资以至于施工、管理都与建筑的使用(接受)过程相分离，同人的真实需要相分离。这就使得一些行政领导有可能不是把建筑作为人们生活的天地，而是作为自己的“功德碑”，从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依据不是建筑能否满足人们生存与生活的需要，而是能否赢得上级领导的赞誉，获取升职的法码。因而许多建筑便不再是建筑师发挥专业特长而自由创作的成果，而是长官意志下的怪胎。可以说，很多大型的建筑项目，不是建筑：规划设计的，而是领导定样式，建筑师画图，施工队动手的产物。所谓的建筑规划，就沦为建筑师中流行的一句话那样：“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杜绝行政领导对建筑行为的过多干预，给建筑师以更多的自由空间，这样才可能使建筑师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创造出真正符合人们物质上和精神上需要的“作品”。总之，建筑行为是为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离开了对人的关注，建筑行为就将沦为无源之水。

建筑批评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B036；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20―07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 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 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

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

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

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

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

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

罚。

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 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

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

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 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 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

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

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 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建筑批评论文篇3

1两种批评

近年的建筑理论与批评、呈现了两种着似抵悟的趋向;一方面.是建筑的“外部”批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建筑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突破其一自身”的网限.去获取更大范围的话语权力和干预社会与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和批评又表现出一由外向内‘转移的取向、仿佛是要抵消过热的‘外部”批评所带来的偏颇和“盲视“。由此、建筑理论与批评不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视野和路向.而且导致了所谓文化批判与学术批评之争。事实上，这种争论并不仅仅出现在建筑界.在当代文学理论以至整个艺术理论中也早已出现了同样或类似的问硒，尽管就目前的建筑领域而言，“‘外部“批评的呼声正高.这种争论尚未充分展开。但两者之间存在若明显的张力关系，确是不容置疑.对之进行探讨‘不无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两种倾向的批评并非象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隔绝和对立，相反。它们更多地是在不同层面上构成着某种互补的关系。所谓“外部”批评.就其棋式来说、主要是指对建筑作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考寮，承认并强调建筑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最终把握和深人建筑活动与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根本联系。而所谓“由外向内，转移.则是主张由这种着重考寮建筑外部联系t他律性)的批评向探人研究建筑的内部规律叉自律性》转移，显然、前者的目标在于使建筑批评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批判’.而后者则试图使批评成为更纯摔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前者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的和思想观念的批评、后者则更偏于方法、方法论和技术层面问题的探究(当然、这里同样也有思想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建筑的批评作为一种整体有机的文化活动方式，而不是单纯思想观念成技术性的运作，那么应该说，这两种批评都是不可缺少并且不可替代的。因而.站在确立批评的视野与理路的角度.我们强调或倚重哪一种批评.就不应是一般念义上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注重我们现实的批评实践和理论中真正缺少的东西。

2建筑文化批判的目标与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批判是随着现代文化哲学的兴起而兴起的。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川。因此.人类文化应该从根本上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应该体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提供种种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换句话说。文化的发展总是同人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正是由于有人的自我完善、自我解放作为原动力.人类文化才总是在自我批判中向前发展，网时又在这种发展中发挥其功能的。这是文化批封的实质与意义所在，也是文化批封的基础和很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批判首先是文化主体的批判.是对人类自身的批翔。

作为与人的日常生活最直接相关的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建筑本当是人们最熟悉、最了解的事物，而事实上人们对它的误解却似乎比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普谊、更严重、这是值得探思的。从某种惫义上说.也许正是由于建筑同人类的这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使一灿人很少意识到它对于我们的真实涌义.就如同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空气.但却很少意识到它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一样。因此.尽管人们对建筑误解的程度及其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有将建筑同人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惫义联系起来.而只是把它当作某种外在于人、外在于人的生命的“对象物，来看待。这样.建筑便失却了与生活的内在关联.失却了它粗以存在的文化土旗。建筑的设什和建造仅仅成了一种与人的生活无关的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制造.或所谓“艺术的”创造~一这两种表面上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在无视建筑的人文品格.将建筑与人的生存意义相剥离的傲法上却是共通的。因而，这种建筑无法清足人们生活的真实需求.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喜爱和共呜，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建筑决不是一种单纯孤立的物质生产活动.特定社会文化的各种思想、观念、理想和矛盾都必然要深刻地反映到它的建筑活动中并获得充分的体现。建筑之于人的生活和存在而言.其意义恐怕远未为今天的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体认之不足。因此我以为，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建筑就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我.充分理解生童，充分恤得生活的涵义—就必须还建筑话动以强烈的主体惫识和人文精神。而这，正是建筑文化批月的任务和目的所在。

就世界范围而言、so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及俏息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建筑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发展和创新的可能性.但人们却未能很好地利用和把握这一机缘。另一方面.却是当代建筑越来越表现出对手段和物质的过份强调，为了建筑自身个性的表现和自我完善.常常自成一体而不顾及所处的环境，甚至忽视和牺牲建筑预期的功招要求.这就使其违背和远离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初衷，模糊以至顺例了建筑的手段和目的。因此.自74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继而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涌现了试图冲破这种思维模式的尝试.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热情。表面上.这种变革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建筑形式的革新要求、反映的是物质经济状况以及审美趣味的变化‘而事实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在当代文化的大背景中，以文化批判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则不难发现，在建筑形式和审美趣味变化的背后，是建筑观念的更新‘是对建筑更深人的理解和追求.一~人们试图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重新认识和把握建筑存在的本质、找回失却的建筑的意义与价值。于是，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成了建筑理论、建筑批评乃至整个文化思想领城共同关注的课题。这种关注，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状况的关切。广义地说.它是人类在寻求自身存在与发展中的一种战略性思考—一种文化哲学

对文化的哲学思考和研究，在文化与哲学相结合所产生的活力与影响中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在此氛围中、建筑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比如、的年代后期在欧洲出现并盛行的结构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哲学它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批评及文学理论中的成就对当时正面临困境的建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撮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结构主义哲学家虽然对一结构、.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从结构与成分的区分去了解现象。比如。结构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先验的结构与人们日常讲的言语不同.这就是结构与经验现象的不同。这一语言结构理论成为结构主义的原始摸式。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核心正是以语言学的原则作为基本模式。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中的规律.即到具体现象关系心表层结构)背后去寻搜事物的本质结构(深层结构〕。so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学，特别是用于原始部落社会中社会现象与社会意识的分析，并因而使结构主义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

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神话与意力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结构主义是全新的哲学或革命的哲学.是一种误解冬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至于现在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倾向。他认为，科学研究方法不是还原主义的便是结构主义的，当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可以还原到其他层次的比较简单的现象.那么就可以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现象。如果遇到太复杂的现象不能还原到较低的层次.那么就只能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尝试去了解它们是由哪一类原始的系统所构成的。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由许多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又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现象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以认识，而表层结构则是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把握。因此，结构主义注重和强调的是深层结构。殉维一斯特劳斯说，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为了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一种秩序而苦冲2}.面结构主义的中心课题就是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和关系来。在他看来，结构便是一种模式，棋式的构成使一切被观察的事实成为直接可理解的。而结构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借助模式去研究社会关系。就是说，建立一种显示结构特点的模式作为认识客观结构的手段。显然，就出发点而言。结构主义并不把事物的本质视为先验、永恒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结构。即一种关系的组合一套完整的关系系统，在这系统中各种要素都能变化，不过.构成事物的各要素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只能从关系中发现其意义，因此，它们的变化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保证对整体依棘的前提下进行‘各要素既自由又受到整体关系的约束。这样，结构就应当是一种开放和连续的建构过程的结果，是有历史、有功能并不断延续的，因而它使我们与过去和未来建立起内在的联系。结构主义的目标正是通过事物结构的运作从无意义的构成要素中，寻找到事物有意义的本质关系。

这种思想给正试图恢复自己目标的建筑研究和批评以深刻的启示。针对当代建筑活动中因把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排除于它的时空框架以外而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和与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剥离，人们热切地期望和要求恢复建筑的本来意义‘重建与现实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内在关联1为了抓住建筑的本质结构。找回被现代文明压抑了的那些基本的和本能的需要.不少建筑师、理论家和批评家、把具光投向了史前原始建筑和那些自然生长的‘.家人建筑“、自然聚落以及乡土建筑等.就象要建造历史上第一座房屋那样，不带偏见和预设地去考虑建筑的最基本问题.并由此体认建筑存在的意义。日本的原广司，美国的林奇、拉波波特、亚历山大.埃及的法赛和娜威的舒尔茨以及印度的柯里1等，都曾为此进行过探索并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建筑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并不一致.但都反对仅仅用传统的几何学的或符号的概念去描述建筑和建筑思想，而是强调把建筑当作具有意义和文化特征的结构体系来理解心因为，尽管房屋的设计和建造是科学、理性的工作.然而它的使用却杂揉着多重情意，它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实体空间，而且是人类心灵中十分重要的精神场所和意象。建筑只有当其能够存放我们的回忆，蕴藏我们的梦想，方能改善和强化—而不是破坏—我们的生活。所以、建筑活动的真正目标就不是对建筑的某些自律性原则的探究和寻觅，而是要把某个地方转变成真正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场所—能使人领悟到其自身存在的具有一定意义和特征的环境。

在这种认识下、我们不仅很难再把对建筑的研究和批评简单地区分为”外部的二和一内部的”，而且也无法将两者分别称作.，文化”批判和.’学术I.批评。因为很显然，文化的批判对于建筑活动并不完全是‘.外部“的.相反，它恰恰更多地针对着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是真正意义上一内在”的联系和批评，因而，‘’学术“批评也就不可能排除这种联系而仅仅囿于“内部一规律的探索。比如.在大量的建筑行为中，人们往往把诸如生理需要、地形气候、房屋生产、经济技术，特别是建筑形式、环境要素等作为考虑的对象，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因家也的确是包括在场所概念里因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质量以及影响这种质t的人们关于环境的意象.的确受着这些因素的影.自和牵早，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建筑的“内部I.规律或条件。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因索并不能单独和最终解释人类聚居的现象和间题，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却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中人们生活的方式、理想、信念与环境的契合.它不仅关涉物之理，同时也关涉人文、人伦、人情，关涉人们的建筑价值观和人生观，正是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构成了建筑活动的真正基础.因而成为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可以这样说，理想环境的创造是通过特定的空间组织和物质形式的操作而实现的.但这种组织和操作又并非完全独立和自律、它依附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依附于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及其现实的变化方式、由此才产生了建筑环境的整体质量和特征。正是这种质量和特征构成了建筑的本质(如果我们承认它具有本质的话)。因此.对于作为整体的建筑批评.文化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典荃的作用，它给建筑批评以大方向、大观念和大思路的宏观把握。目的在于使批评面对更加真实的问题，从而更加趋近其本来的目标。

3‘.外韶，与“内部”的互动和互补

“外部“批评在当前日益受到重视，并非诵然。毋宁说，它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深人思索的结果。因此。这种倾向不光在建筑中，在文学艺术批评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在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刹一书中.1}希利斯就曾指出，自70年代以来。欧笑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t。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论述权力、历史、愈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闷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间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当文学研究不再严甫地思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学的特性时，所一贯倾向于成为的东西上去。‑}=i这似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显然.在这里“外部，.批评并不意味着故弃或拒斥“内娜”批评，而是把视野投向更加广泛的间题和领域、以探究对象与其本来就存在的复杂关系。建筑文化批判的功能和目的也在于此c

但是。文化批判并不能代替对建筑一切问题的研究和批评，特别是不能代替许多具体的技术层面和语言层面的间题的分析与批评，它恰恰需要后者有力的支持和补充。比如.我们很容易发展，建筑中的结构主义思想在实际的运用中就遇到了困难和矛盾。一方面，结构主义强调了建筑与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为“发现人的始终不变的本质一(凡，艾克}。以寻求建筑的永恒之道。它又赋予结构概念以实体的性质，又把它看作是超时代、超社会、凌驾于人类文化之上的原始范畴，看作是一劳永逸的确定了的和谐而没有矛盾、没有内部动力的东西。结果就把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模式看成是一个不受外部条件制约的内部发展过程;研究人类发展。以至建筑发展过程，就变成浏览某种固定的原始结构的历史，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用释历史发展过程的可能性。毫无疑间.这是有违其初衷的。事实上。事物的内在结构也是受时代与社会的影响而发展的.它们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以新的方式组合。所以，仅仅从史前建筑或”素人建筑’中搜寻建筑的”原型“是不够的.它只能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面重要的是由此探究人与社会本欧结构植变、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而切实理解此时此地人们的生活需求与理想。而建筑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剧应致力于探索建筑内在结构重组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和方法。使之回应这种藉求和理想，从而创造出满足当代人生活意象的空间和场所。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世界，

因此。更具启示惫义的，是结构主义一为克服功能理性主义的侣死和异化—以建筑的可解释性椒念伪基础所提出的“多价空间’的思想。I9b3年.荷兰建筑师赫兹伯格表明了这种观点，’，我们所迫求的.是用某种个人得以解释集体模式的原型来代替集体对个人生活模式的解释·一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造成一种能恰好适应每个个人的个别环境。我们就必须为个人的解释创造一种可能性.其方法是使我们创造的事物真正成为可以被解开的’[)]。赫兹伯格所意欲创造的这种，’可以被解释的’‘事物.就是一种“多价空间”。比如。他认为功能主义者把住宅单元严格划分为起居、价室、厨房、盟洗及卧室等功能组织是一种粗释的作法;他提倡恢复前工业时代房屋相互联系的那种模式。以便在空间与人类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松弛、自由的联系。满足不同使用者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不难看出.这种建筑思想中休现了更多的对人的关怀与薄重。这里。显示了两种批评所具有的互动和互补的关系。

建筑批评论文篇4

批判性批评，实质上是对作品的评价设定出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是理想的标准，而批评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批评对象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艺术批评中大致经历过“得体原则”、“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三种类型的批判性批评模式。

1.得体原则

得体原则，是西方艺术批评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它最初出现在古代修辞学的批评中。“得体”是对“协调”和“比例”的评价，即“得体”来自于“协调”和“比例”。

在艺术批评中，得体(decorum)是古典后期特别流行于罗马的诗学和修辞学理论中的一个决定性观点。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追溯“得体”原则的时候，一般会认为贺拉斯(Horace，65―8 BC)是全面阐发这一理论的第一人。贺拉斯在《诗艺》(Ars poetica)里将“得体”奉为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他要求无论是画家还是诗人，不论做什么，至少要做到统一、一致。在《诗艺》的开头，贺拉斯列举了画家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不得体的。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是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覆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见这幅图画，能不捧腹大笑吗?

如果比较一下约成书于公元前19年的《诗艺》和约成书于公元前27年至前23年的《建筑十书》，以及《诗艺》在中世纪的不为人知和《建筑十书》在中世纪一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维特鲁威与贺拉斯一道共同构筑了西方古典艺术批评的范畴体系。加上《建筑十书》的体系感比《诗艺》要强得多，前者的影响力比之后者也要持久得多。

不过，“得体原则”在词源学上与伦理学的联系表明，它的核心指向仍然是“真”与“善”，即以中庸为德(in medio virtus)。

也是在《建筑十书》里，维特鲁威曾十分清楚地说到：“建筑应当造成能够保持坚固、适用、美观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也可视作是西方设计批评中功能主义的理论源头。

2.功能与装饰之争

对功能的诉求是设计的本质性目标，由此对设计功能的文本讨论也就成为设计批评的最早形式。中国先秦的《考工记》中所谓“六齐说”表达的正是“功能决定一切”的观点：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文中告诉我们的是有关铜与锡的重量比：六比一适于造钟鼎，五比一造斧头，四比一造戈戟，三比一造刀剑，五比二造箭头，二比一造铜镜。此“六种配方”理论，即为典型的功能决定论。不过，中国早期的设计功能决定论并非针对装饰而言；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西方18世纪出现的机器时代，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基本上没有西方概念的设计批评。而中国文化中早熟的形式主义批评，一直固守在诗、书、画――这一中国特有的艺术体系之中。

早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也十分清楚地说明：“建筑应当造成能够保持坚固、适用、美观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也可视作是西方设计批评中功能主义的理论源头。

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提出的“美与适用”理论，是与维特鲁威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此时，维特鲁威的理论追随者马克・安东尼・洛吉耶(Marc-AntoineLaugier，1713―1769)，在他的著作《论建筑》(EssaiSur L’architecture，1753)中，就反复强调建筑设计的基础是结构的逻辑性，并将维特鲁威所描述的建筑类型作为古典建筑的范例，从而倡导建筑设计上的新古典主义。由于他强调“建筑的真实性来自结构逻辑”，因此，洛吉耶被认为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功能主义论辩的肇始人。

到20世纪之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大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1856―1924)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启蒙对白》(Kindergarten Chats,1901―1902)。他在书中针对“功能与形式”，即“功能与装饰”问题推导出一个公式：形式永远追随功能，此乃定律。不久这句名言简化为“形式追随功能”，且旋即变成了20世纪功能主义设计批评中倡导“抛弃装饰”的口号。稍晚一些时候，奥地利建筑师、理论家和作家，北欧现代运动最有影响力的先驱之一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1870―1933)，在沙利文的影响下发表了极有影响的论文《装饰与罪恶》(Ornament und verbrechen，1908)。全篇文章的内容后来被压缩成一句口号：装饰就是罪恶。该文也由此成为功能主义的宣言书。

卢斯激进的争辩才能，使他成为功能主义美学的一位早期倡导者，并且在其专业生涯的早期便激烈抨击当时风靡的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风格。卢斯在美国呆了3年时间，其间与美国重要的建筑师包括沙利文有密切的接触，这导致他发展出一种激进的美学清教主义。他对过度装饰的厌恶，在这篇被人反复引用的文章中得以充分地表达。在这篇文章里，卢斯认定人类的进步是一个逐步脱离装饰的过程。事实上，卢斯的大多数激进观点都可以追溯到英国改革者们的身上。例如，卢斯的身上可能有许多蕴藏很深的拉斯金气质。拉斯金很尊重人类的手工劳动，并曾因此而谴责装饰的堕落，他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就说过：“不能把装饰和做生意混为一谈。”卢斯和拉斯金一样，对公用品进行装饰的做法极为反感。拉斯金曾写到：“如果火车站不经装饰，它就会有，或可能会有一种尊严。”卢斯也在寻找这种尊严，但不是以一个浪漫派工艺师的方式来寻找。浪漫派工艺师太注重工艺美，而卢斯像拉斯金一样，认为应该注意到装饰的作用，但不可过分强调。卢斯所提倡的美学与他之前的新古典主义传统遥相呼应。新古典主义把所有过分的装饰都看成俗气的表现。拉斯金和英国的设计改革者们则强调野蛮的工艺传统和东方工艺传统的优越性，这种理论也加强了卢斯的观点。拉斯金曾赞扬过哥特风格中的野蛮，并且相信野蛮人在图案设计中处于比其他人更优越的地位，尽管他对这些民族的道德堕落很反感。拉斯金的这一观点离卢斯“工业时代装饰的落后其实是一种更高级文明的表现”的理论只有一步之遥。卢斯在阐述他所谓的“装饰等于野蛮和犯罪”的理论时，更多地利用了装饰中的性联想。实际上，他把装饰与原始的等同了起来，并暗示说，缺乏装饰是纯洁高雅人的体现。由于这篇文章写于进化论 和弗洛伊德主义盛行的时代，因此该文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是道德进化的历史：“小孩是道德的，巴布亚人是道德的。巴布亚人把敌人杀死，吃他们的肉。但他们这样做不是犯罪，而这个世界中其他人这样做是犯罪或堕落。巴布亚人在皮肤上刺纹饰，并在他们的小船、船桨以及所有的东西上都刻上装饰，他们这样做不是犯罪，而这个世界中其他的人这样做就是犯罪或堕落……把人的脸和人所能得到的各种东西装饰起来的欲望是视觉艺术的起源，也是绘画艺术的婴儿时期。所有艺术都是的。”

卢斯所提倡的美学借助之前新古典主义传统理论的支持，由此使得功能主义观点迅速传播开来，对后来的工业设计影响甚广。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包豪斯，功能主义几乎被滥用而成为建筑中“国际现代风格”和设计中“现代风格”的代名词。

3.形式主义

就形式主义批评而言，“设计”(disegno)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由瓦萨里作为艺术批评概念而提出的。他在《名人传》(The Lives，1550，1568)中将“disegno”(设计)视作艺术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的5个批评概念是：regola(规则)、ordine(秩序)、misura(比例)、disegno(设计)、maniera(手法)。我们还记得他对“设计”的界定：“disegno”来自一切事物中的“regola”(规则)和“misura”(比例)；由此而知，起码就瓦萨里而言，“设计”(disegno)涵盖了“规则”(regola)和“比例”(misura)；所以他的批评概念在逻辑关系上只有3项：设计(disegno)、秩序(ordine)和手法(maniera)。瓦萨里的“ordine”(秩序)，无疑来自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中对建筑风格分类的概念“柱式”(order,ordinate)。

而瓦萨里的“maniera”(manner，手法)概念相当于现代英语的“style”，瓦萨里开创性地使用“maniera”作艺术史分期的作法一直沿用到18世纪，直到1764年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1717―1768)《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im Alterthums)的出现。温克尔曼创造性地用文学批评中的惯用语“style”(风格)替换了“manner”，理由是后者无法用来指称特定时期最高的艺术成就。而视觉艺术批评中一个含糊的术语“mannerism”(手法主义)，则被用来指瓦萨里之后到17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过度强调表现手法的艺术现象。

在艺术批评中，设计指的是合理安排艺术的视觉元素以及这种合理安排的基本原则。这些视觉元素包括：线条、形状、色调、色彩、肌理、光线和空问，而合理安排就是指构图或布局。如果说从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艺术批评家们在使用“设计”这批评术语时，多少还强调它与艺术家视觉经验和情感经验的联系，那么自19世纪之后，“设计”一词已完成了个人视觉经验和情感经验的积淀，进而成为一个纯形式主义的艺术批评术语而广为传播。因此对现代设计来说，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艺术批评家毫无例外地成了现代设计批评的先声。

对于批判性批评家而言，艺术的形式问题是一种规则化的批评标准。20世纪形式主义的设计批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瑞士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1864―1945)对艺术风格史的研究，美国学者登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935)的《纯设计理论》(A Theory of Pure Desig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09)，以及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在艺术批评中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

沃尔夫林对作品的形式分析，成为了20世纪设计批评的主要理论依据。沃尔夫林25岁时在所写的第一部著作《文艺复兴与巴洛克》(Renaissance undBarock，1888)中，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建筑、雕塑和绘画作出形式的分析，试图辨明这几个阶段里各门艺术之间的根本不同。对于巴洛克建筑的起源，他认为来自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形式向块面、宏伟、厚重和动态诸方面的转换。在1899年出版的《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导论》(Die klassische Kunst,eine Einf ti hlung in die italienische Renaissance，1899)里，他描述了绘画与雕塑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形式转换，重点分析莱奥纳尔多(Leonardo)、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艺术家的作品，却对相关人物的传记材料略而不叙。通过这两部著作，沃氏确立了艺术史的风格史写作规范。

沃尔夫林“无名的艺术史”概念，在他1915年出版的《艺术史的原则》(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里得到令人信服的阐述。在他看来，风格的变化是能够把握的；从文艺复兴向巴洛克风格的转换，体现在如下5对原则或反题概念：1)线性的与块面的(the linear and the painterly)；2)平面形式与深度形式(plane orparallel surface form and recession or diagonal depthform)；3)封闭形式与开放形式(closed or tectonic formand open or a-tectonic form)；4)多重性与整体性(multiplicity or composite and unity or fused)；5)清晰的与相对不清晰的(clear and relatively unclear)。这5对反题概念适用于视觉艺术的所有媒介，每对概念又是两种视觉观察方式的两种历史。沃尔夫林坚持认为，风格有着意欲改变的内在倾向，而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的风格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内在的、逻辑的进化。然而作为一个只注重描述而不进行解释的经验主义者，沃尔夫林拒绝讨论这种进化的原因。对于同时代的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而言，风格的变化是一个开放的线性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运动既无进步也无衰退，所有的风格都有着同等的价值。但沃尔夫林则相信封闭的循环中有着辩证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决定性的因素便是一种自我激活的力量；这种自我激活力在艺术现象中运作，是这个运动系统中的内在之物。

建筑批评论文篇5

道德经中有“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以室喻有无，是最早对建筑的一种概括，可以看成是古代先哲对建筑的一种认识与评价。

建筑评论是建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对建筑评价的过程中，建筑评论主体既可以是专家学者，也可以是建筑的使用者、居民或社会公众；评论的客体包括建筑创作设计作品、实际的建筑空间环境、某种建筑学说、理论、建筑文化思潮或某位建筑师的创作思想、方法、技术和个人风格等建筑文化实践的各个方面。建筑评论是一种既具有专业性、学术性，又具有社会性和群众性基础的建筑科学文化艺术活动。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最早的建筑评论可以追溯到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20世纪意大利建筑理论家赛维所著的《空间建筑论》则对建立建筑评论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本身副标题就是“如何品评建筑”。另一位称得上建筑评论奠基人的是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塔夫罩，他在《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人文主义建筑》、《设计与乌托邦》和《领域与迷津》等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建筑的历史批评理论和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第一次有创见而又全面地陈述并论证了“建筑就是批评”这个命题，奠定了建筑评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建筑评论理论深入了解，再进一步对郑州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建成检察院的调研，从各方面对这座建筑做以尝试分析。

郑州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建设用地位于高新开发区，主景观科学大道中段北侧，呈长方形，南北长140，东西长100米。主楼退科学大道60米，坐北朝南，呈明显的中轴对称关系。检察院主入口设在科学大道上，形成主入口绿化广场；楼后为花园等活动场地。把空地及建筑最好景观让给城市。西北为服务楼和活动楼位置。从图中可以看出总平面整体布局主次分明，建筑及出入口布置得当，各种人流、车流关系清晰，并满足停车位及消防要求，充分照顾到了城市总体规划和空间景观要求（图1）。

在整体设计的把握中，设计师力求使总平面

布局、交通组织、建筑造型格调、城市空间景观

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周边整体环境的协调吻合，并形成对话关系。在重点体现检察院的严肃认真，锐意进取的个性特征，致力营造开发区科学大道新的建筑景观和检察院建筑特有的空间氛围――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简明大气，质朴典雅，简约美观，庄重大方。

仔细观察办公楼（图2）坐北朝南，面向科学大道，形成开敞的楼前绿化、美化广场，既照顾到了城市景观大道，又突出了主体建筑，并在入口处形成威严

而不失亲切的围合空间。总体布置分区合理，流线清晰，互不干扰，联系方便。

在对郑州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调研过程中，我们对设计师是怎样经过精心设计，巧妙配合室内外空间组合关系，力求使建筑“表里如一”、“浑然天成”地溶于新城市环境中非常感兴趣（图3）。研究发现检察院的主辅楼平面采用较规整的柱网形式，可有效降低和节约工程造价。流线渐变的造型，用才的合理搭配，基础稳固，造型飘逸。既有古典韵味，又透出现代风格。整个空间色彩温和,质感朴素，适合法律以人为本的亲和力。以石材做中堂地面，凝重、庄严、肃穆又与空间整个色调是一色系，空间协调统一，给人以简单、朴素、凝重、廉洁之感。整个设计力求避免哗众取宠，奢侈浪费。

办公楼地上七层，平面呈腰鼓状，一字形南北朝向（图4）。一层为门厅、公诉大厅和案件管理中心等；二至六层为办公、办案、技术用房，每层设有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两套领导办公室；七层主要是职工大活动室和大会议室；地下一层为警务区和设备用房。服务楼为二层，底层为小汽车库，二层为职工食堂和小餐厅

等。活动楼一层，主要为室内健身运动活动场地。平面柱网规整，功能分区明确合理，大小空间搭配适中，使用方便。

站在检察院办公楼面前可以使人充分感受到人民检察院的个性特征。设计师不断整合零碎细节，力求简洁明快，质朴典雅，风格现代；用心去体现检察院建筑的庄重大方，质朴洒脱，又不失亲切感。整体设计强调与开发区的协调一致，照顾到主干道的建筑景观效果。

检察院办公楼设计为七层，服务楼为二层，活动楼为一层。沿街立面采用全对称及大尺度柱列，统一的母题韵律符号，虚实结合，形体搭配。漏空的挑板檐口（图5），厚实的石材台阶基座，现代的装饰材料分格等处理手法，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营造检察院个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简约美观，庄重大气，伟岸流畅。整个建筑格调清隽高压，简洁明快。既富有现代建筑的韵味，又有古典建筑的精美（图6）。

当代中国建筑评论在建设实践如火如荼韵大潮中震开。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的转变，建筑评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马国馨先生曾提到：“建筑评论的繁荣需要各方面的配合：要有获取各方面意见的心理准备，要有切磋讨论的宽松环境，要有正确的引导，要有一大批热心的评论者”。

面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建筑评论具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当前社会的信息化、可持续发展、全球化趋势等等，这些都将给建筑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也都应是我们新一代建筑学者应该特别关注的新视野和范畴

参考文献：

1.支文军、朱广宇.永恒的追求―马里奥・博塔的就建筑思想评析 .新建筑.2001

2.徐千里.建筑批评的环境与氛围.新建筑.2001

3.朱大明.建筑评论的“评”和“论”.建筑。1997

建筑批评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TU-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7-0111-03

1 关于“地区性”

从建筑的地点性来看，所有的建筑都是地区建筑，由于建筑与生俱来的一个特性是其一旦建成便不可移动，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文化环境。但是地点性又并不等同于地区性。就如张彤在《整体地区建筑》和单军在《批判的地区主义批判及其他》中所认为的建筑的地点性是其地区性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笔者较为同意单军在《批判的地区主义批判及其他》一文中对“地区性”的总结：“①地区性的概念具有时空维度。从空间看它具有相对于某个整体的局部性，从时间看，它是一个时段内相对稳定的现象。②地区性是以广义的人类聚居概念为前提的。③地区性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动态发展的过程。④地区性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多样性，它提供一种观念，而最后的答案都需要再具体、真实的语境中寻找。”①总结来说，地区性的一个基本本质：建造活动与其所在地区必然存在某种适应并互动的动态契合关系的属性。

2 当前研究地区性建筑的主流角度

2.1 三种视角 按岳邦瑞和王军在《地域建筑与乡土建筑研究的三种基本路径及其评述》中对地区建筑和乡土建筑的研究路径大致总结为三种视角：

2.1.1 “建筑本体路径” 用一种“是什么”的视角去关注研究对象自身，回归到研究对象本体上以期达到挖掘建筑地区性的目标。具体操作是对研究对象各个组成构件加以描述，但由于这种描述往往受研究方法的制约，所以其结果也会趋于唯方法论来判别。

2.1.2 “外部学科路径” 用一种“为什么”的论调去揭示研究对象的各方面属性，以除建筑学以外的学科为视角来看待研究对象回答“关系”为主体性答案。但由于对各外部学科的认识程度的不同和各个学科适应范围的不同，其结果也是良莠不齐，而其检验标准学术上未有定论，这种论调往往只能是种尝试。

2.1.3 “建筑创作路径” 用一种“怎么办”的语言去探讨研究对象的创作规律和理论，强调了本体创作在建筑活动中如何体现其地区性特征。但由于各个创作主体思想程度的不同和研究者个人喜好，所以这种研究呈现出个人主观色彩浓重，其结果玩往趋向于大而范的结论。

2.2 自明视角出发 本文的研究视角从作者上文的“地区性”定义出发，用“是什么”、“内核学科”、“怎么做”三点来定义自明视角。所以作者预设两个体系：“建筑——建造活动——地区”的基本建造关系和“建造主体——内省评价——地区”的基本评价关系（这里的建造主体包括了建筑师、施工方、业主和场地本身）以期通过建筑学自身学科——使建造主体重新认识建筑本身，从而使地区性成为建筑的基本属性。

3 大理红龙井旅游文化中心的批评性解读

3.1 大视角下：空间肌理和空间规划设计 “红龙井”旅游文化中心地块位于大理古城红龙井片区，临博爱路和复兴路，总用地37亩，地块内功能构成是由星级酒店、星级俱乐部、民居客栈、商铺、旅游步行街构成，分为休闲度假区、商业中心区、特色民居院落和街坊区、庭院式星级酒店共四个部分，规划方案总建筑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如图1）。

“红龙井”规划的整体呈现出的是典型的民居肌理，为传统小尺度街巷和少数组合院落式样建筑群，但是对比大理古城原有肌理和现有肌理就会发现，由于基地承受着地产经济的沉重包袱，实体部分偏多或密，从整个图底中会发现整个“红龙井”片区相对于周边肌理是呈现出集中感和密度性。

3.2 小视野里：平面形制和典型建构的批评性 红龙井旅游文化中心借鉴当地典型院落“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店后院”的传统空间形态，将建筑化整为零，使尺度符合传统院落特点。项目中的单体建筑以不同的围合方式，形成院落。各个分区间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其商铺开间3.9米，进深多为5.4米，这是由于其下商上住的功能要求，其标间大多为3.9*5.4的标准关系。笔者特将红龙井旅游文化中心中E号院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以此能达到一种批评性。

3.2.1 概况：大理红龙井E号院位于大理红龙井片区，临红龙井水系，位于水系南侧，毗邻红龙井中心广场，且位于中心广场大青树东侧（如图2）。E号院建筑为局部一层，其余二层的低层建筑，为大理白族民居式样院落。该民居院落主体共四个单体，为下商上住，上下住及会客娱乐室的功能配置，另有景观休闲及服务配套部分。其经济指标为：占地面积是342.0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538.4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451.26平方米，阳台及走道建筑面积为174.28平方米。

3.2.2 平面形制分析：从一层平面（如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平面形制不是严格的三坊一照壁或是以坊为单位的平面构成，而是比较自由的形态构成。从其总图位置来看，E号院毗邻复兴路和中心广场，其商业价值是可见一斑，所以设计将底商上住，前商后住的模式贯穿到底，E号院从其空间组织上可以分成两大模块：一是作为中心广场的边界部分底商上住的模式，其空间是外向的，似乎要脱离主体本身，还好其二层的进入需要先进入E院落，再通过一把室外楼梯进入，这是绝妙的流线描写；其二，其主体部分是面对主街的底商上住和全住的L形两层体量加中间院子边的一层院子构成。

3.2.3 山墙物语：E号院和整个红龙井片区，其山墙面（如图4）的处理是富有变化和时代感的。原有的民居山墙由于其内向型的院落组织，致使其山墙面几乎是不会开窗，就是一堵三段式的墙体设计，而红龙井片区由于其外向型空间的规划设计，建筑本身能在民居尺度和民居形式下达到一种通透，也是一种追求。但是纵观山墙面的处理，其处理无外乎以下几种手法：其一，还是完整再现第一段式的山尖和山花，而是在“腰带厦”部分做处理，要不留白和民居一般，要不就是将“腰带厦”和两个边柱通过玻璃形式脱开；其二，在面对有三层的时，将第一段式完解成玻璃构架；其三是在面对中心广场或是商业可能时，其山墙多为玻璃的通透处理。而无论是玻璃构架或是玻璃分隔本身，在其山花部分的理解都是有些被完解，且其意义被销毁，也显示了设计者的无助。

回到原点，回到当时2004年12月到2006年，那样的日子里有这样山墙构成实属不易，且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批评性应该是一个共时性的眼光来看待其特点，而不是历时性的得出所谓的是与非或是功与过。

3.2.4 结构假面舞：大理红龙井旅游文化中心的E号院落其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多为单跨布置，其抗震性能是较差的，且上文已指出其墙体结构中的清水石墙是其一大施工特色，由于当时未有对石头墙的明文规定，所以部分墙体采用了直接清水石墙的垒堆，如E-1、E-5、E-14轴线的墙均有石头墙，其墙面的真实性是完全在逻辑控制之内的。而对于柱网和墙相遇的地方，就做的反而比较小心翼翼，是一种石材贴面的做法，这样其结构性保证了，从外观上看仍是某种真实性的再现。尤其在山墙面的墙体材料处理中，设计者采用了相对中庸和以及乱真的套路，将山墙面构筑成两种建构手法的集合：其一，是柱外包混凝土，在这其上贴石材；其二，是中间围护的墙体部分，大多清水石墙垒集，或是和第一一样的做法（如图5）。

而关于建筑的真实与虚假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首先是个悖论的命题，因为建筑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相对的，而虚假却是绝对存在的。绝对的真实建筑首先是一种完全符合力学原则建造，而只是体现了一种结构，没有建构，这样的构筑是不美的。但人们对建构的认同首先也是基于自己感官上的绝对真实基础上的相对真实，所以E号院或是红龙井在某些墙体的处理上是成功的。

建筑的真实当然也允许装饰，而且这样的装饰应该是一种基于建构逻辑控制下的适度（如图6）。但是如E号院中对商业面的过廊处理，多少显得有些唐突而有失分寸。整个红龙井片区的其设计逻辑在于：下商上住，商业面前形成过廊，其上的功能过程大多是外廊或是各个居所的阳台，所以其过廊的轴线控制为1500，从剖面图中可清晰辨识其上的阳台或是过廊是由建筑的主体结构悬挑而来，而与其复杂的装饰木构架无关。而在木柱和悬挑阳台间似乎缺少了某种过渡，而不是现在的直接相撞。因为对这种部分细节要素的合理限定是其他要素开放的基础，否则其合理性就会遭到质疑。

4 呼唤地区性成为建筑的基本属性

有关建筑的基本属性的讨论无外乎两种：存在属性和原则属性。存在属性又分为：空间属性和实体属性；而原则属性一般沿用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的“坚固、实用和美观”。但是具体到某个建筑上时，这些准则就显得大而空，尤其是在今时今日，资本高度积累、技术快速变迁的时代。笔者在这里大胆呼唤地区性应该成为建筑的基本属性，从而为“中心——边缘”和乡土建筑的发展寻找到一个可供讨论的平台。当然，建筑的地区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结果呈现，而是种“动态”的过程。所以当代建筑师们在努力揭示的是一种新的地区文化，而不是对传统乡土的简单再现。建筑的地区性无疑注定就是要再阐释和再分解的方法论过程，而建筑的地区性其存在的前提是地区乡土的延续性上。所以，在从乡土建筑到地区性建筑的可能转变中，地区性的研究更应注意其与传统或是现代的地区性之间的异同。或许可以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那种从“大历史”向“小历史”的转变，“一种进入社会边缘生活层面的历史的阐释。”

注释：

①单军.批判的地区主义批判及其其他[J].建筑学报，2000（11）：23.

参考文献：

[1]单军.批判的地区主义批判及其其他.建筑学报，2000-11，23.

[2]岳邦瑞，王军.地域建筑与乡土建筑研究的三种基本路径及其评述.2007第十五届中国民居学术研讨会，588.

[3]弗兰姆普敦，王骏阳，译.建构文化研究，第一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7.

建筑批评论文篇7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房屋建筑学课程；情景式教学； C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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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8；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2)04-0114-04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大规模物质形态建设为特征，土木工程作为一种发展工具被广泛运用。紧迫的建设任务迫使土木工程教育不得不寻求学以致用的捷径，基础课程多以工程物质形态的具体设计为对象，偏重知识和方法的直接给予式传授，但容易忽略通过利用环境提高学生自身思维和能力。这样有将学生培养成“工具的人”的倾向，而背离了高等教育“全人”教育的方向［1］。作为土木工程系主要专业基础课之一的房屋建筑学课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从2006年开始，汕头大学工学院提倡以产品的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行(operate)的生命周期为学习主线的CDIO教学改革，旨在与国际工程教育接轨［2］。房屋建筑学课程做出相应的改革，将过去的理论讲授+课程设计模式改造为以团队设计全过程带动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新模式［3］。团队设计项目选择“住宅”这一基本概念而且创意空间最大的建筑类型作为设计对象,确定5个明确的设计主题,供学生自由选择。每3～4 个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合作完成建筑方案设计以及指定建筑部位和自选建筑构件的构造设计。为了与实际开发建设住宅的逻辑一致，和以往的课程设计只由教师 评分不一样，在本次改革中加入了对设计的展示、评估、改进环节。

在教学实践中，学生仅凭借书本知识且局限于对设计的理解，要完成新增的评估、改进环节有较大困难。比照实际工程，对设计方案的评估一定是发生于特定社会环境、针对具体设计内容并有特定群体参与的情境之中；而改进意见的提出更需要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因此，只有伴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学生才能完成好方案的评估和改进环节。考虑到批判性思维只有在学生的思考过程中才能得到锻炼，灌输式教学难以奏效，采用情景式教学模式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学校土木工程系在房屋建筑学课程中以情景创设的教学方式开展课堂的模拟方案评审讨论会，借助角色扮演的形式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有助于设计环节的全面完成。

一、教学实践情况

（一）教学设计

1. 对批判性思维的解析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技能概念可追溯到杜威的“反省性思维”——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及其指向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批判性思维被用于标示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70年代，批判性思维成为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80年代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如今在国外，很多学校都设有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相关的理论成果也很多。

批判性思维是英语Critical Thinking的直译。Critical源于希腊文kriticos（提问、理解某物的意义和有能力分析，即“辨明或判断的能力”）和kriterion（标准）。Critical Thinking在英语中指能抓住要领，善于质疑辨析，基于严格推断，富于机智灵气，清晰敏捷的日常思维。从语源上说，该词暗示发展“基于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将critical应用于思维，意味着利用恰当的评估标准确定某物的真实价值，形成有充分根据的判断。批判性思维可以使人们意识到价值、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

2. 情景的构建

对房屋建筑学课程而言，团队设计中对设计方案的评估非常需要批判性思维，即利用恰当的评估标准确定建筑设计的真实价值，以明确形成有充分根据的判断。只有在设计中引入批判性思维，才有

建筑批评论文篇8

彭培根批评，“一些外国建筑师偏重个人喜好，把所谓的‘艺术’放于科学和哲学之先，这就好像驾马车时将马车放在马前面。”而且，在中国寻求为个人修建纪念碑的机会，这有悖于建筑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彭培根说，“我并不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他举例说：　“比如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是美国建筑师设计的。我和许多建筑师一样，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超高层建筑物。”

彭培根指出，之所以一些外国建筑师无法在本国实现理想，正是因为他们的设计通不过在“可持续发展”、节能和比较经济方法下的预算审计。

彭培根呼吁“要与时俱进地培养民族建筑师”，“中国城市有生命力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师把中国文化吃透，再将她从现代文明的骨架再生出来表现在建筑设计上。只要我们善待自己的民族建筑师，一定会产生一批把中国文化与现代建筑完美融合的新一代建筑火师。”

不拘一格选才，重在以绩效论英雄

建筑批评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TU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我国建材检测发展现状

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统计，目前我国的检测机构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宽，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在众多的实验室中，绝大部分实验室的检测装备相当简陋，科技含量也不高，建材检测行业从开始出现发展到今天，都是以科研院校和大型建筑企业内部试验室等附属机构的面貌出现的，大都带有科研与教学性质。而以各级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名义设立的监督检验室，带有政府色彩，且一直附属于母体的部门进行运作，还没有形成独立企业运作的理念。但是，按照国际惯例，没有独立法人资格，检测机构是不能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服务市场的，这就为中国的建材检测机构带来了市场风险和压力。

建筑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对所耗能源的多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旦耗能增加，随之而来的大量的建筑垃圾会给环境造成巨大的负担，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有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建筑工程所用材料质量不过关，从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现状，方法以及提高措施几方面着手，对建筑材料质量检测进行分析。

二、常用建筑材料的分类与检测频率

1.砂、碎石或卵石

以同一产地、同一规格、同一进厂（场）时间，每400m3或600t为一检测批，不足400m3或600t的也论为一检测批。

2.水泥

（1）袋装水泥以同一水泥厂、同一标号、同一生产时间、同一进厂（场）时间的同一出厂编号的水泥为一检测批。但一检测批的总量不得超过200t。

（2）散装水泥以同一水泥厂、同一标号、同一生产时间、同一进厂（场）时间的同一出厂编号的水泥为一检测批。但一检测批的总量不得超过500t。

3.粉煤灰

以连续供应的200t相同等级的粉煤灰为一检测批，不足200t的也论为一检测批，粉煤灰的数量按干灰（含水率小于1%）的重量计算。

4.钢筋原材料

以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规格、同一交货状态、同一进场时间，每60t为一检测批，不足60t时，论为一检测批。

5.钢筋焊接

在一般建筑物中，以每300个同钢筋级别的钢筋接头为一检测批。在现浇钢筋混凝土多层结构中每一楼层或每施工区段，同钢筋级别的300个接头为一检测批，不足300个的也论为一检测批。

6.混凝土外加剂

必须有生产厂家的出厂合格证书，内容包括厂名、品名、包装、出厂日期、性能使用说明。以掺量大于1%的同品种外加剂每100t为一检测批，掺量小于1%的外加剂每50t为一检测批，不足100t或50t的也可按一个批量计，同一编号的产品必需混合均匀。

7.墙体材料

（1）烧结普通砖：以每15万块为一检测批，不足15万块的也可作为一检测批。

（2）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以同一种原料配制成的相同外观质量等级、强度等级和同一工艺生产的10000块为一检测批，不足10000块的也按一检测批。

（3）蒸压灰砂砖：以每10万块为一检测批，不足10万块的也可作为一检测批，但不得小于2万块。

（4）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以同品种、同一规格、同等级的砌块，以10000块为一检测批，不足10000块的也可作为一检测批。

三、常用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与检测

1.按施工计划的要求，组织好各种材料的进场，按总体平面布置堆放，设立标识，不同品种、不同规格的材料分别堆放。做好材料防雨工作，防止水泥受潮变质，钢筋锈蚀等。做好材料的及时检测工作，检测合格的材料方可使用。例如：水泥的储存时间不能过长，一般水泥存放三个月，强度将降低10%-20%，存放六个月，强度将降低15%-30%。水泥一般最多存放三个月。

2.按检测规范要求，对进场的建筑材料进行见证取样送检，见证取样送检在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保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公正性、科学性、权威性的首要环节。提供质量检测试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试样的真实性负责。见证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中应当注明见证人单位及姓名。因此，必须加强对建筑工程材料质量检测见证取样工作的普及辅导，推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使建筑施工的材料全过程实现检测控制。

3.按国家的检测标准和规程对送检的材料进行检测，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检测工作坚持科学性、公正性，其工作不受任何行政干预，不参与任何有损于检测结果公正性的活动，实事求是，让检测数据来说话，使见证取样送检的材料检测结果能真实反映工程和材料的质量。

4.落实建材供应、使用、检测三方责任。从见证取样深化到三方确认，就是要紧紧抓住建材供应商，一旦检测结论产生，就能及时确认各方责任，顺利实现不合格产品的清场和对使用单位的警示。使用方，包括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合理使用和见证使用经检测合格的产品，这是保障工程质量的根本。检测方就是检测机构，应确保检测的客观、公正，真实反映施工现场建材产品质量状况。这是保障工程质量的关键。应充分发挥这三类对象的作用，通过明确各方责任，规范各方行为，才能有效遏制检测工作中的假、乱现象。

5.把握委托、核查、抽样、试验、报告和评估六个操作节点。委托应更新，应改变现有的委托方式，委托过程应有第三方监督；核查应严格，应核查施工现场建材产品信息，保证检测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抽样应科学，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抽样方案，推行检测机构现场抽样和取样，保证试件能代表母体的质量状况；试验应规范，应按检测运行法则操作，确保检测过程和检测结论客观、准确；报告应有效，检测信息应即时传输，不合格检测信息应及时上报；评估应专业，对检测工作的开展应进行绩效评估，不断规范和完善各个节点的操作运行。

四、结语

随着工程建设任务的迅速发展，建筑市场的兴旺，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与检测在建筑施工、科研、技术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筑材料是保证建筑工程质量的首要条件，把好材料质量关就是把好工程质量关。我们要树立起“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从源头抓起，使检测的结果正确反映建筑材料的质量，从而使工程上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得到及时的发现，让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流入建筑工地，确保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为有效地控制工程质量奠定基础。

建筑批评论文篇10

Abstract：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analysis the architects’thought by the use of six points of crist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also their articles.Try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 of these two architects,and define the Chinese regional architecture.

Key words：crist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six points; build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批判的地域主义在中国

前段时间，看国人别人写的评论地域主义的论文或是博客，里面的很多词汇晦涩难懂，多引用社会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再和其他的领域产生联系，说法比较晦涩。就比方说什么叫做批判的地域主义，在百度百科里有一个定义：地域主义是指建筑上吸收本地区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在建筑中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的设计思潮。从广义来说，地域建筑的含义是宽泛的，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有地域性。单独看这句话的最后一部分，可以理解为所有建筑都是地域主义建筑。可是如果是这样的标准，那为什么还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批判和评论呢。比如上海的新天地，刚出来的时候惊艳四方，因为中国以前没有这样的建筑，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建筑地域性的尝试。而后很快，就有归国学者出来评论说上海新天地完全是照搬国外的模式，只能说是一个产品，毫不独特，没有艺术性可言。也有人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商业建筑，虽然借用了国外的模式，可是也尊重了上海里弄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所以也算是一种地域性的尝试。

地域主义不是大师们自己的论断，而是笔者给大师们贴的标签。地域主义是态度和方式，中国建筑师在探索的路上有很多成果，其中更是不乏例如张永和，标准营造，马达斯班这样的新锐建筑师和团队。他们用各自的思考方式来完成他们的作品。在西方普世观念影响下，中国建筑的发展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准则，笔者也不可能在本文中得出任何观点，只是试图通过大师们的建筑和著作，探讨多元文化下，属于中国自己的建筑的发展情况。

2 弗兰普顿批判的地域主义思想以及北京的主要观点

本章节介绍阐述他人的研究理论成果，为以后的章节中的内容提供理论依据。

2.1弗兰普顿的理论

批判的地域主义持一种辩证和批判的态度。

当然，弗兰姆普顿并没有发明批判的地域主义，他仅仅是识别和辨认出这种已经存在相当时间的建筑世界观和建筑学派。他识别出在建筑设计中可以被认为是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六种要素。

单就理论来看，批判的地域主义只是一个概念，对于同类元素的归纳和总结。它并不能代表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不论出发点如何，思考的方式和过程肯定是千差万别，那些六要素近乎苛刻的筛选，能够存活下来被成功贴上地域主义标签的建筑所蕴含的内容更是不同。

2.2北京

后来看北京时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广义建筑学是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综合，即三位一体。广义建筑学把建筑看作一个循环体系，建筑学要着眼于人居环境的建造。广义建筑学强调技术和人文的相互结合，并根据人类社会的不同特征，注意技术多层次的运用；注意到文化的多元性，建立全球—地区建筑学；创造整体的环境艺术，雕塑、绘画、工艺、手工劳动重新结合为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

3中国建筑师的观点和理论

3.1王澍的理论观点

王澍说传承传统还是集中在建筑学创造性的传承上，传统不会说话需要一代一代人用创造性的方式与传统对话，之后形成一种传承关系。中国建筑中很重要的传统是工匠技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工匠技术，传统还能维系。所以今天我们做建筑的时候，不妨给传统工匠留出大量的可操作的机会。从这段话卡已看出他对于建筑中工匠作用的重视。也道出了中国建筑传承的重要因素，就算是在今天，建筑学的学生们在接受教育时也还是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学生们受到师傅思考方式的熏陶，直接影响到日后自己的设计思考方式。

下面是他在某篇杂志上说的话：我厌烦“设计这个词”，在今天，设计大概等同于“空想”。它是反映性的，策略性的和文学性的，因为它必须是有意义的，并为了有意义不断为建筑添加意义的灰尘。而我，只想在“营造”而已。营造是一种身心一致的谋划与建造活动，不只是指造房子，造城或者造园，也指砌筑水里沟渠，烧制陶瓷，编制竹篾，打制家具，修筑桥梁，甚至打造一些聊慰闲情的小玩意。

图3 象山校区教学楼透视

可能如同我们小时候会搭积木和堆沙堡一样，扩展到显示尺度中，就是“造房子”。记得以前老师为我们讲解苏州园林的时候就说过，园子是一点一点造出来的，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及时一间房子，然后可能在附近挖个水塘，把土堆起来成为一个小山，铺条小路上山，山顶建个亭子。一点一点，一个园子的设计建造通常会穷其一生。和今天规划建筑图纸都出来以后才开始破土相比，园林的制造者更容易通过现场需要来创造空间，把握住建筑的建造细节。王澍的工作方式就像这样，象山校区的设计也采用了多点透视的方式，就像是布置一个迷宫一般，步移景异，需要慢慢体会。

3.2刘家琨的理论观点

图4 川美雕塑楼入口透视 图5 川美雕塑楼材质效果

笔者去四川时走访的第一个刘家琨做的建筑是美院的雕塑楼是刘家琨先生的代表作

由于雕塑系需要大量天光教室，所需面积已超过基地所允许的建筑占地面积，所以整个建筑屋顶向外挑出，以获得最大的顶层面积；同时建筑的四、五层凹入，得到两层的室外空间，为位于其下的第三层教室争取到了天光。重庆地区气候炎热，在日晒强烈的西面和南面设计了双层空花墙，以提供阴影和墙面通风。地下室亦采用双层墙体以隔绝金属加工车间的噪音。从实现手法上来说，可能他用的材料都不是昂贵的材料，属于“低技派”的手法。叙述方式也平淡无奇，可是完全符合批判的地域主义中描述的思考方式，将环境和文化等要素充分展示出来。

前几天看见上海一周杂志有一个讨论。就是该如何保持“老成都”。他说，许多东西只是美学假象，我们其实是“文化分子”们，拼命要维护的“老旧衰残”，要这些老旧衰残的载体们，长久地、持续地为满足我们的审美要求，但这样的要求，等于要他们在每分每秒中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样地体会“美”、延续美，有残暴之嫌。

保护的目的首先是建筑，其次是保护一个原来的生活场景，老成都的房子大多是危房，住在里面的人多为社会弱势群体。游人吃饱过后去逛一逛当然很好，可是住在里面的人会不舒服。这是很朴实的看法。他所提出的所谓的‘抵抗文化’，并不是排外，而更多地是在审视自己的文化，保留、坚持特色之后，既回到自己文化的源泉，又参与到全球中去。

3.3记得看过保罗安德鲁的一个访谈录，当时很多人对于他所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持批判态度。认为在故宫这样的地方应当修建一个和古典呼应的建筑。而保罗自己说，故宫和中国的古建筑的建筑材料是木料和砖石，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而今天，难道我要使用钢筋混凝土去搭建一个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么，我想这会是丑陋的。我的工作是创造这个时代的伟大建筑。

4结语

通常说来，笔者觉得建筑师自己的观点会比评论者的文章更加直观，贴近建筑师的初衷。比如王澍总是用山水诗意来解释自己的建筑思想，刘家琨的设计说明则总是简明扼要。从中可以窥见他们思考的轨迹。“营造”和“建造”是他们二人各自对于自己创作的描述。

王澍在描述自己的作品时总是少不了引用中国古代文人的山水画和手札来解释自己的作品，山水画卷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观者可以置身画中的风景，没有明确的焦点可供参考，因为到处是风景。在他的作品中，路径导致景观的变化，产生空间趣味性。而刘家琨的文人叙述式的手法也和他有相似之处。或许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用心做建筑。不只是他们二人，在中国，还有许多建筑师们为本土建筑努力，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也越来越多，本文本文仅撷取一点而议论之，希望能触及其本质，能有所启发。

[参 考 文 献]

[1] 王澍. 营造琐记[J].北京：建筑学报，2008.06—16.

[2]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自述[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建筑批评论文篇11

同时，我们看到，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院式研究，而是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力求回答当前现实提出的问题。正如他在上海的演讲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关注当下成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鲜明特色。“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这正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在詹姆逊那里，文化批评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一、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和批评观念

要研究詹姆逊对当代文化的看法，首先需要认真分析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在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后现代的“文化”概念与以往侧重于精神特征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从德国古典美学一直到现代主义，文化都被理解为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逃避现实的去处，是很高雅的事情，因此很自然地被理解为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这样便形成了文化圈层的自律性。詹姆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文化对各种事物的渗透或者说移入是普遍而深刻的现象，“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4](P381)，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成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海市蜃楼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4](P381)

詹姆逊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扩张时，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将文化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他认为，当今一方面经济进入了各种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文化逐步经济化，一切艺术都被纳入商业文化之中。“美的生产也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P429)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乃至无意识等领域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与市场连在一起，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康德所标举的无功利的纯粹的审美在后现代主义中已很难寻觅了。“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4](P148)。而商品生产将文化变为产品的同时，商品也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已含有文化的内容了，以致于人们难以说清麦当劳、可口可乐究竟是一种食品还是一种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5](P147-148)

詹姆逊关于“文化”的概念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运用“他者”的概念限定文化，或者说，把文化还原为不同形式的群体关系（从词义上讲，“文化”概念在19世纪的重新定义缘起于人类学家对地球上原始民族的观察）。詹姆逊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6](P420-421)群体之间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他赞同莫里斯的观点，“把文化研究当作一门有能力思考区域性、民族性、国际性行动和经验框架之间的关系的学科”[6](P440)，借此来更好地认识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关联和差异。在研究中，他推崇比较的方法，“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5](P11)。詹姆逊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正是通过一种群体或地域的文化去反观另一种文化的。而这种文化之间的互相观照，互相审视，可以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位置。因此，詹姆逊反对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分离出某种不变的对象作孤立的研究。“对文化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5](P7)。

简言之，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含义已经相当广泛了，当今的文化形式不仅与经济生产、政治运作水乳交融，而且对文化的分析也就是对后现代社会状况的分析。因此，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对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研究。后现代文化不再是一种孤立的美学现象，它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到文化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涉及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或群体之间的关系。

就文化批评而言，詹姆逊一方面继续强调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文化性质的决定作用，主张从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入手，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并尝试采用经济系统及生产方式的语汇对文化进行分析，同时他又力图充分发挥批评的政治阐释功能，突出文化批评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在詹姆逊看来，文化批评应关注文化文本的基本政治性质和意识形态的矛盾，特别要关注那些过去被忽视和被压抑的领域。他明确指出，“文化既受制于制度又为制度服务，文化的审美和悠闲、恢复和空想的外表是一种假象，一种诱惑。”[6](P435)针对建筑评论家塔夫里关于建筑从来就不可能表现为政治，建筑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看法，詹姆逊严正指出：“拒绝承认意识形态性或自我信奉某种否定和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总逃脱不出意识形态的支配”[6](P103)，并认为亨利·勒斐伏尔把“空间”概念看作政治学的基本范畴，看成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是具有先见性的伟大思想。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詹姆逊对西方新近出现的“文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把文化研究看成是学术问题是不明智的，文化研究里面包含了文化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斗争，只不过在当今商品化社会里，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像昔日那样明晰罢了。

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拒绝接受清一色的身份，他认为批评不是将不同群体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消解为统一的意义，而是揭示出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和矛盾。后现代文化批评所面对的文本具有丰富的内涵，代表着各种群体的声音，“各种群体身份之间的张力能够提供一种更强大的角逐场”，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的对象可以定义为群体关系的文化表现”。文化批评“应当被看成是有关各社会群体大联盟设想的表现”[6](P399)，它的任务是揭示出文本中斑驳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像文化分裂主义那样追求某种独白式的话语。詹姆逊认为，“如果没有力图结合、引导和协调各种身份、各种责任和立场的促动性张力，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意义、富有成果的作品和思想。”[4](P440)

在分析具体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时，詹姆逊提出了一套颇为完整的批评步骤，他希望有兴味地关注这些现象，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更充分地、更审美地、更直接地去经验和体验种种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同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最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对策。他具体阐释了批评的三个层面：

在趣味的层面，我们对种种文化现象心醉神迷得有点让我们自己吃惊。眨眼间“电脑朋克文化”出现了，我们感到这里面有新东西，有意思的东西……趣味的层面是一个惊讶的层面，在此人们感到身体里有了新的需求。分析的阶段则是考察这些事物的运作和功能，考察这些新出现的事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出现，它出现的客观条件是什么，为什么“电脑朋克”会在此时此地出现于美国文化，等等。我把这一切归于分析的层面。接下来就是价值判断的层面，在这里我们必需找到一个历史角度。也许某种历史观点并不会马上在具体现象之中出现，但我们日后可以慢慢确定“电脑朋克文化”到底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表现还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抗拒。[4](P43)（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段叙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似乎有一种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老路的感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詹姆逊更强调批评的体验性，同时坚持把这些现象同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联系起来，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二、詹姆逊论大众文化

在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漫画乃至休闲方式等这些以往批评很少光顾的方面都成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对象。与那些倡导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家不同（注：克莱夫.贝尔曾在《艺术》一书中指责文艺复兴派的画“总是去迎合赞助人的意图，这种做法断送了艺术。想方设法震惊公众是不好，千方百计地讨好公众就更坏。”他要求艺术家“拒绝一切妥协，更不愿在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和公众所喜欢的东西之间搭起桥梁。他们总是绝然地、有时是粗鲁地拒绝考虑那些在他们看来不重要的东西”（《艺术》第164页）。追求纯正、精致的审美趣味，这正是现代主义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社会具有一种美学民粹主义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对大众文化的重视。在《后现代与消费社会》一文中，他从消费文化入手，列举了一批文化现象，电视连续剧、《读者文摘》、广告模特、汽车旅馆、子夜影院以及机场销售的平装本哥特式小说、浪漫传奇、名人传记、侦探、科幻小说等所谓的准文学，而这些被现代主义斥为“低级的”的文化材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它们不是像乔伊斯那样作为“引证”，而是进入后现代文化的本体，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后现代社会里，传统的充满精英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化受到严重挑战，文化逸出原有的圈层而走向大众，曾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现在正被当成消费品而被无限制的重复和模拟，世界名著的精致包装就是如此。大批量的生产和制作代替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的精雕细刻，一些传统叙事作品乃至古典音乐也开始走向大众化。

如何看待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互相渗透，詹姆逊持有自己的见解。与阿多诺不同，他对大众文化采取的是正视而非拒斥的态度，同时他也不是加剧两者的对立，而是促进双方的共融和多元共生。他一方面认为孤傲地坚持高雅艺术只会导致高雅艺术的消亡，同时他也要求对商品化和市场机制在大众文化中的殖民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

詹姆逊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在詹姆逊看来，大众文化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在实现一种紧迫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又是一种具有极端乌托邦幻想的载体。他认为大众文化不应被理解成无聊的消遣和虚假意识，而应被理解为对社会和政治的焦虑与幻想的一种改造工作。焦虑和希望是同一集体意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大众文化必然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否定和批判，并通过对焦虑的压制使现存秩序合法化，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表达集体的最深刻最基本的希望和幻想。大众文化是通过想象性解决的叙述结构和对社会和谐的视像幻觉同时实现了压制与愿望，在压制的策略中唤起幻想。[7](P30)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大众文化的乌托邦性质，不论采取多么歪曲的方式，它所体现的集体幻想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忽视大众文化中的乌托邦成分，就难以对大众文化做出恰当的评价。

詹姆逊进而从现实的角度，论证了大众文化与以往的通俗文化的区别。首先，他认为这两者处于极不相同的社会空间，“大众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它是与普遍商品化联系在一起的”[8](P7)而前资本主义时期活跃于乡村和都市里的艺人所创造的那些老民歌和“通俗”文化则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逐渐被商品化和市场机制殖民化和灭绝。同理，就所面对的对象而言，大众文化面对的是被商品化所分解的一个个孤立的同等的个体的聚合，而以往的通俗文化固然拥有一些有其自身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如乡村、城镇的人群等，创作者与受众之间也有着某种审美默契，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这些社会群体的结构。诚然，大众文化的流行虽然是由大众的期待视野决定的，但在这种狂热的迷恋和重复中，每个人可能在这一特征上加入丰富的个人联想、体验的东西。“借助重复，某一流行的艺术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结构的一部分，以致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发声。”[7](P20)如我们在出租车上听到流行音乐时就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是个人化的。再则，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本身像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完全与当今普遍的商品体系连成一体。因此，这种生产与以往的通俗或民间文化的形式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在今天，大众文化是与一定的经济效益结合在一起的，它作为文化产品领域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不过，大众文化又的确存在陈套的痕迹，那么，如何看待大众文化中出现的传统文类的话语呢，詹姆逊解释说，“大众文化的文类形式和标志，应该恰当地被理解为对更老的结构形式的历史性的重新占有和取代，它服务于性质迥然不同的重复的情境。”[7](P19)大众文化的重复既表现出对传统文类的兴趣和利用，也表现出对传统文类的颠覆。

三、城市空间——詹姆逊与后现代建筑

建筑批评论文篇12

由此看来，e建筑与社会信息化进程有直接联系，信息化的社会就是所谓的非物质社会，非物质社会的显著标志是信息传播载体的非物质化②，互联网是非物质信息传播的集中体现。互联网的信息流动模式使社会的交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的阶段。互联网上信息通过“超文本链接”相互平等、没有主次，文本和文本之间无参照中心——恰好是解构主义所说的“异延”③的空间。在这样一种文本的乌托邦中，一切文本都平等共处。穿行在无数的文本之间，没有固定的路线，传统阅读的秩序消亡，阅读不再是一种不可逆的线性的历史过程，而变成了交互指涉的游戏。这种阅读具有一种非时间化的意识流的结构，仿佛蒙太奇，梦境一样全面解构的图景展现在观者眼前。

e建筑是以高科技手段容纳这种解构方式传递各种信息的建筑，或者通过叙事性手法表现这种传递方式的新型建筑。

二、e建筑试图表现网络时代的建筑空间，属于前卫思想的最前沿

前卫是将来发生的现在时态，必然难以被大众理解，所以需要建筑师、建筑作品和观者的“对话”。对话是通过不同语言体系、话语圈之间的相互解码、阐释而实现交流的沟通。

建筑是艺术，或者至少是艺术的一种特殊形式。建筑师使用建筑语言创作，凡是艺术都需要向外界表达一种思想或者说明一种意义，建筑语言在创作过程中书写这些意义；当作品完成，建筑语言需要被诠释为观众能够读懂的语言；媒体或评论界就充当了诠释的角色，成为观众与建筑作品对话的中介。

在以传媒和信息飞速发展为特点的后现代社会，媒体的评论极大介入作品本身，以至于某些前卫作品离开了批评界的评论就难以理解。2000年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上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与舞蹈编导费德里克。弗莱芒合作设计了名为“工作的未来”的主题会馆就是一例。

“工作的未来”以高科技手段演示了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解构方式。实际属于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的范畴，建筑师设计了装置，舞蹈编导设计了行为。自从杜尚将便壶送入艺术展览馆，艺术从此不再是贵族从事的活动，任何人都可以走入艺术展览馆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艺术，艺术变成“一次主动或者被动的参与过程”，审美变成多元的。这类艺术就是当前所说的实验艺术。

传统的作品对文本的阐释都是以原始文本和作者的权威为归依，然而实验艺术的原始文本自身所携带的信息不易理解，只能依靠批评家的阐释和批评才能解读出完整的意义。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接受者而言，没有经过批评家阐释的实验艺术的原始文本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对话不再是作者（作品）与观者之间的交流，而是诠释作品的媒介和观者之间的“对话”。“工作的未来”以变幻刺激的声光和舞台表演模拟了一个现实与虚幻交融的场景，试图使用拼贴的手法表现“被连接的孤独个体”，表达单个的人在卫星、互联网和机器连接在一起紧密工作时实际处于孤独的境地，从而触发观者对于未来的思考。但是，离开了评论和现场介绍的提示，该作品就只是一个热闹的现代舞表演，能够被理解的意义还有多少？

e建筑的文本传达的意义离普通人的理解十分遥远，在没有捕获创作的意图或者评论界的诠释前，普通观众基本不能理解。

三、一般理解的语言是意义传达的代码，是用来指称外部世界的符号系统

语言学将语言分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前者就是“文本”，后者就是“逻各斯（logos）”。解构主义用“文本中心论”取代了“逻各斯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涵义是读者的阐释高于原始文本，或者更极端地说，只有无穷无尽的阐释活动，而不存在什么原始的、根本的意义，e建筑所传达现实与虚幻交融的空间，和解构主义联系紧密。按此理解，e建筑在创作之初就已经确定了需要批评界的诠释才能建立与观者之间的“对话”。

实际上，尽管解构主义建筑理论有些已经“过时”，但是当前许多前卫作品依旧需要按照解构建筑来分析归类比如2000年9月在西雅图落成的盖里新作“新体验音乐馆（EMP）”。e建筑同样需要用解构的分析才能理解，解构主义论述的是语言学的东西，因此e建筑可以从语言学上进行分析。

普通的语言都是向外部世界传达信息，寻求信息的传播和交换。但是有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不寻求向外部世界传达信息，而是寻求一种预约和先验的答案，这种形式的语言就是符契。符契最通俗的例子就是事先约定好的接头暗号。比如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为大家所熟知的两句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在这里，第一句话的意义已经超出文字本身，它的唯一目的是——寻求事先约定的回答暗号并对回答作出判断，这两句话的关系就是符契关系。

符契本身的意义是超文本的，失去预约的答案，符契就不成立。因而符契具有排他性，不能满足符契要求的回答都被排斥。实际上，符契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东西，比如方言就是一种符契。在公开场所进行私下交谈的时候，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人都很自然地聚集到一处，此时方言本身是一种符契，当发言者用方言讲话的时候，口头语言意义之外的口音发挥超文本的作用，寻求同样的口音成为非自觉的符契行为。当相同或者相似的口音出现，符契关系成立，其排他性就显现出来，将交谈限制在同一口音的人之间。类似于此，其他具有同一性特征的交流在适当的场合都会体现出其超文本的功能，实现符契关系。

符契关系因为先验的约定性产生，一经产生就具有排他性。如果能够使作品实现超文本的“约定”，就可以利用符契关系引出排他性使之被理解和接受。e建筑作品所传达的意义可以利用符契关系加速社会的认同。实际上，符契关系与意识形态及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欧陆风”建筑之所以流行，可以用符契来解释：由于西方文化的非正常引入，形成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曲解，而且“崇洋”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欧陆风”传达的意义虽然不伦不类，但是和社会心理形成符契关系，表现为对其他建筑风格的排斥。所以尽管有识之士大力批判这种不中不洋的建筑风格，但是市场依然广阔。

大众对e建筑传达意义的认同需要一个符契环境。利用评论界与观者的“对话”给观者提供一个预设的理解方式（符契），在观者面对实际作品的时候，审美的过程因为符契关系朝向作者创作意图或者批评界阐释的方向进行。

四、以上介绍了对话和符契与理解e建筑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推及到各种新的建筑风格未被接受之初的状态

19世纪末，艺术新理论的产生和对折衷主义的普遍不满引发了对新艺术风格的探索，“从1890年起，先锋建筑师的创新便与画家的工作密切相关”，所以，绘画艺术的风格变化直接影响到建筑，“一些建筑师的活动以一些画家的活动为先决条件，而一些画家的活动也以一些建筑师的活动为前提”1。印象主义画派之后，艺术家处于分离状态，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建筑风格的多元化。从对折衷主义的不满到当时的先锋——现代主义风格一统天下之前，许多建筑师“都为他们那不落俗套的艺术使命付出了个人的代价”。现代主义建筑最初也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批评界充当了作品与观者对话的中介，直到现代主义风格能够普遍被大众所接受。这时候社会心理和现代主义风格建立了符契关系，非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反而不易被接受了。

建筑历史的车轮在20世纪末再次走向多元。现代建筑进入一个“解体、离散、转变（矶崎新语）”的年代，“未来不明朗”是当今各学术领域中的共同话题。e建筑在现代主义建筑的前景被质疑的时刻顺应网络时代而诞生，那么它究竟是未来时代的建筑形式还是未来建筑形式出现之前的铺垫？这个话题的答案也不明朗。在e建筑之前，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其他对抗现代主义的建筑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我们可以说在现代主义的对立面一方又站起一个新的对抗者，但这次的对抗不再是单纯的“主义”对抗，而是新旧文化之间的对抗——网络文化和工业文化对抗。

网络文化正在成长中，有无法估量的前景，而工业文化的生命力蓬勃依旧，这场对抗难分高下。现代主义建筑因为它极大地适应了工业文化而把对抗它的多种风格统一麾下成为其分支或者改良，出现了新现代主义、新都市主义、地方主义、极少主义……但是就如同 “路易十五、十六、十四式或者哥特式，对建筑来说不过是插在妇女头上的一根羽毛”2　一样，这些分支或者改良摘下新风格的“羽毛”，都是现代主义的。谁又能够说未被统一进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和解构主义作品摘掉“羽毛”后不是现代主义的呢？但e建筑不是，它同现代主义的分歧不是实体形式上的，而是思想来源上的。在网络思想的指导下，或者创作出一个类似解构主义作品的e建筑，或者创作出一个类似现代主义作品的e建筑，由于思维出发点的不同，e建筑就是e建筑，绝不是现代主义的东西e建筑超越了传统的以形式划分风格的界限。

五、谈代表着网络信息文化的e建筑成为普遍的建筑形式还为时尚早，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还没有完全转变为非物质社会，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取代不了传统的讯息交流模式。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动无法取代充满人情味的面对面之交流，“建筑是一种艺术行为，一种情感现象，在营造问题之外，超乎它之上。营造是把房子造起来，建筑却是为了人”2。不然整个社会就如同“工作的未来”描述的那样，每个人成为“被连接的孤独个体”——既在工作中紧密合作，又倍感孤独。

而且，任何文化被接受的过程都不是一个完全代替的过程。新文化或者外来文化总是被简化为概念后被接受者放入原有文化的框架中，渐渐与原有文化融合，产生新旧文化的混合物；既然是混合物，原有文化的特征会通过多种形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和方位，建筑也不例外。所以，e建筑自身的发展也会带上国家和民族的烙印。在强调民族特色和地方文化成为全人类共识的今天，现代主义建筑和社会选择的符契关系会把建筑发展引向背离e建筑，我们对e建筑的理解依旧需要通过媒体或者批评界与大众的“对话”才能完成。e建筑仍旧只是一种体现网络文化的建筑探索形式。

e建筑试图与新生的网络时代建立呼应，试图将网络的变幻带入建筑空间，在建筑空间中传达网络的意义。但是网络文化刚刚在发达地区开始普及，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工业文明仍旧是世界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可预见的将来，e建筑不会取代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现代建筑，它还是一种探索中的研究活动。

注释

① 引自方振宁《21世纪e建筑的先声——来自威尼斯第七届国际建筑双年展的报道》。

② 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信息大量流通。信息传播的比特化使信息传播离开了传统的物质载体，载体失去具象，外部形态呈非物质化，后现代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被称为非物质社会。

③ 异延是德里达创造的解构术语，解构主义的中心概念。通俗说就是中心不在场，产生于文本之外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