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论文篇1

由于成人教育学生大多从事第一线的实务性工作，缺乏论文写作的实践机会，据我院对09级毕业班学生的调查，其中只有45%的学生在大专毕业时独立完成过字数为5000字左右的论文，还有55%的学生在大专毕业时未独立完成过毕业论文。在课程论文方面，在15门专业中，仅有3门课程采用课程论文的方式考核。在学生对课程论文的态度方面，87%的学生认为课程论文考核要比卷面考试容易，完成的压力小。近70%的学生表示自己完成课程论文的态度不够认真。在完成工作报告方面，仅有5．2%的学生在过去的三年时间中独立或参与过字数在10000字以上的工作报告的撰写，其余学生均未独立完成或参与。在论文和工作报告写作程序和要求的了解方面，近53%的学生表示对此方面知识十分缺乏，35%的学生表示略有了解，10%的学生表示有较多了解，2%的学生放弃表态。从上述数据可见，成人教育学生缺乏论文写作经历，对论文写作的要求程序方法都知之甚少，需要指导老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为有效的方法加以指导。

(二)论文写作能力未能在课程教学中得以充分培养

论文体现了学生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深入和全面的剖析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培养需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但目前的教学在对实践问题进行剖析时，往往侧重于解决方案的优缺点阐述以及如何选择方案，而缺少对问题本源及其演变过程的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倾向于得到实用的结论，对于如何得出结论则关注不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对于问题本源的解释和阐述，需引用大量理论知识，因成人教育学生理论基础不够夯实，为减少学生学习难度，很多教师简化教学过程放弃对问题本源的阐述。二是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风气影响教学过程，将成人教育重应用性的理念演变成实用性，将高等教育演变成只教授学生“怎么做”，不阐述“为什么这么做”的短期职业培训。三是教师在对实践问题深入剖析时学生参与度很低。2012届金融专业学生课堂讨论，学习报告、课程论文等形式的作业准时提交率只有35%，远远低于普通题目形式作业的提交率。学生的低参与率阻碍了教学过程对学生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

(三)论文选题趋同化、热点化

为培养学生对实践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论文写作兴趣，毕业论文选题采用“学生自行选题，指导老师提修改建议”的方式。2012届毕业班学生中有近62%未从事金融业工作，对金融业的实践问题缺乏直观认识和兴趣，因此在选题时主要参考网络上的热点信息，出现论文选题趋同化、热点化的特征，而部分的热点问题带有很强的时效性和政策性，深入研究的价值不大，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有失恰当。

(四)论文写作“搜索化”

我校图书馆数据库学科种类齐全资料丰富，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强大的资料支持。但学生论文写作出现“搜索化”，资料堆砌成文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学生选取某些具有时效性和政策性的热点问题作为选题。对于这类选题，学生受专业水平限制很难对其本源性进行探讨，而对政策方向的把握能力又不够。出于写作成绩的保险性考虑，学生往往只能资料剪接堆砌成文。二是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已形成对网络信息和资料的依赖，独立思考能力下降，论文写作过程中极度依赖网络资料，由于资料分析删选重组的能力有限，难免用资料堆砌成文。三是部分学生因学习动力和精力有限，或者指导老师疏于对论文选题、成文的过程控制，导致部分学生出现抄袭网络资料现象。据我院2011届金融专业毕业生论文来看，抄袭率达到11%，都被判为不及格，以致影响正常毕业。

二、金融专业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改进措施

(一)“循序渐进”式指导

我院金融专业专升本专业学制为三年，毕业论文工作一般被安排最后一学期，论文写作过程为期五个月。而全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来提高论文质量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五个月，而应贯穿于整个三年教学过程，采用循序渐进指导方式。首先，在新生开学教育时，老师应强调毕业论文的意义，它是综合检验学生三年学习状况的重要环节，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工作任务的阐述解释能力。其次，开设学术修养培养课程，采用讲座方式，每学期循环开设，学生必须在论文开题前选修完成。讲座围绕选题方法、数据库使用与资料搜集、数据统计基本方法、论文写作格式、问题讨论交流方法五个主题展开。第三，从第二学年开始每学期至少有两门专业课需采用课程论文考试方式，课程论文要求从易至难，依据学习笔记———综述———问题阐述———完整论文，逐步提高要求。第四，配备辅导老师专业回复学生有关课程论文、工作报告写作方面的问题。通过上述改进方法，使学生在开题之前具备基本论文写作素养，减小不同背景和基础学生之间在写作知识掌握度上的差异，从而为最后一学期的论文写作做好准备。

(二)主导师与导师委员会相结合

2012届前，学生毕业论文采用导师负责制，每位导师指导10名学生，全程负责学生论文的指导，此种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以下弊端:首先，指导老师受自身学术专业的限制，无法给学生提供最为专业的指导。其次，指导老师精力有限，同时指导10名学生的论文写作，质量控制受限。基于此，从2013届开始，金融专业开始采用主导师和导师委员会相结合的论文指导模式，该模式有如下特点:选题及开题报告答辩由导师委员会共同负责，导师委员会的三名导师对学生选题的口径、内容及可驾驭性共同做出评判;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有任何写作问题，除了可向主导师寻求帮助之外，还可与导师委员会中任何一位导师进行学术探讨。

学生论文篇2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具有较高知识层次和思想觉悟的群体，不少学生对环境问题较为关注，这表现出当代大学生具有较为强烈的环境危机感。然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不成体系。由于生态文明教育在高校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大学生在主观上虽然有着学习生态文明观的渴望，并且有着初步的生态文明意识，但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仍是感性的，缺乏系统的全面的学习，无法形成深层次的、成体系的认识。其次，高校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不成常态。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今天，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环境保护的相关专业和课程，然而生态文明观作为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素质，仅仅对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其应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覆盖到全体学生的常态化教育。再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不成规模。由于大学生容易受到当下流行的“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之自制力较差，且大学校园里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活动也不是很多，很容易导致过度消费等违背生态文明观的行为的产生，即使有学生在生态文明意识驱使下，进行环境保护活动，其影响力及持久性也较为有限，没有在大学生人群中形成规模。

三、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意义

现代工业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近年来，“雾霾”等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无不应正了这一说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富有创造性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它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由此看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1、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今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不仅需要其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求其具有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求其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否具有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就构成了当代大学生是否全面发展的衡量尺度之一。

2、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高校是大学生的培养基地，其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反之，大学生是高校中除教职工外的主要人群，是高校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大学生的言论及行为对高校的人文生态环境同样影响巨大。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可以使学生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的风气，能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学生论文篇3

二、生态哲学的内涵

生态哲学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体系，分别由生态哲学本体论、生态哲学认识论、生态哲学价值论和生态哲学方法论这四个部分有机构成。生态哲学本体论是生态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世界既不仅仅指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单纯指人类世界，而指的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社会—人”的复合生态系统。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既表现为自然的人化，也表现为人的自然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态哲学认识论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主宰自然的世界中心，而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其中的组成部分，与自然是相互联系、影响与依附的关系，共同构成世界乃至宇宙的有机整体。生态哲学价值论则认为自然不仅具有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外在价值，或者叫做工具价值，还具有其自身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人类的实践与认识活动只有在正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相统一后，才可能促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哲学方法论主张用生态思维，即生态观点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提倡人们用辨证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类以及其他生物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核心价值。

三、东方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是以对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反思为主。再加上我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对气候、天气的依靠性很大，因此“天人合一”作为我国哲学的基本内核，贯穿始终，超越时空，并且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最终形成深层内涵：一直在追求和执着于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亲和、统一的境界。同时，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已经融入进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学艺术中，融入进了中国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从而形成了代表我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如“天人相参”的思想。儒家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认为人类社会与宇宙自然是协调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作为自然界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与自然对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道家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与儒家强调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认为人必须遵从顺应自然。老子的相关思想理念是最接近生态伦理的，他最先表达了有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主张天、地、人三才都统一于“道”也即自然，从而提出了“齐同万物”的观点和“重人贵生”的理念，同时从宇宙的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是却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中汉传佛教便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相融合的最好例证。佛教中的“缘起论”阐释出的“整体共生”的生态观便是以系统性、相关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之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彼此依存、互及互入的关系。

四、西方的生态理论

“人类中心主义”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但归根到底全都主张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人处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将人类的自身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事的尺度”，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苏格拉底的“神学人类中心主义”都属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动物解放论”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是生态哲学的一大进步。澳大利亚的辛格作为“动物解放论”的代表，提出了“解放动物”的口号，他将“功利主义”作为自己伦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动物同人一样也能感受到苦乐，从而将道德的主体范围从之前的仅限于人类扩大到了包括动物在内。动物权利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人类应该像重视自己的利益一样去考虑动物的权利。因此，“动物解放论”又叫做“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又称为“生物平等主义”，摒弃了“动物中心主义”的的局限性，将道德权利的范围扩大到包含所有生命的整个生物圈。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史怀泽和美国的泰勒。相比较“动物中心主义”而言，将人类的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动物扩展到了整个生物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依然是沿着解放、权利的道路在走，将人类降低到与其他物种同样的地位，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于“生物中心主义”与“动物中心主义”只强调生物圈内物种个体的权利与价值，“生态中心主义”更加注重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它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在承认自然界以及其所属部分拥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强调益主体多元化，进而推证出自然界的道德权利与地位，从而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

学生论文篇4

目前国内外仍然没有一本专业的《葡萄生态学》教材。虽然2009年以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主要参考了张光伦教授主编的《园艺生态学》教材，并结合葡萄生态学自身的特点制作了课件和讲义。但是，生态学的研究日新月异，分支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讲授葡萄生态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当拓展理论视野，密切关注葡萄生态学领域科学研究前沿和动态，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中，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颖性。过去5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发现，《园艺生态学》教材能系统地为学生提供生态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课程组则结合最新的葡萄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进行补充和优化。如在葡萄气候区划方面，授课老师根据研究结果补充了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葡萄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再如我国优质葡萄酒产区主要位于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区域，保护生态环境一直是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坚守的重要目标。在葡萄生态学的讲授中不断更新了沙漠产区、戈壁滩产区、盐碱地较为严重的产区等发展葡萄酒产业的生态需求。另外，根据不同生态因子对葡萄与葡萄酒质量的影响不同，课程组采用了区别于园艺生态学、森林生态学等课程的授课架构和顺序，对涉及重要生态因子的章节加强了学时和内容。例如目前水分缺乏和低温冻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这两章的讲授则更为详细。最后，在教学过程中课程组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只有深刻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对葡萄原料质量、葡萄酒质量和风格等方面的评价才能更加客观和深入。

1.2改革与创新教学方法

1.2.1提高教学过程的师生互动过去由于没有参考教材，并受“注入式”教学思想的影响，上课时主要是老师讲解，学生忙于记笔记，强调讲授的作用。课程教学改革以来，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穿插提问、增加小测验，这样既可以集中学生上课的注意力，同时又促进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温习和思考。另外，在每节课的前5分钟鼓励学生向老师提出问题，由授课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思考，在下课前5~10分钟进行解答和评论。既提高了学生探究知识的热情，又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全班同学共同思考，相互学习。改革实践中另一种互动的方式是提前定向生态学热点主题，如气候变化对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影响、环境污染与葡萄生产等，让学生自己查阅文献，同学们经过准备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把过去以教为主变为教与学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效果良好。

1.2.2增加学生主导的课程讨论课课堂讨论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辅助环节，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教学效果。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来，一直安排4个学时进行学生为主导的课堂讨论。具体做法为首先按照我国行政区划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每个年级全体同学分为31个小组，通过查阅文献、数据统计，并结合生态学课程讲授的内容，对每个区域进行生态评价，并结合当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进行论述。所有讨论内容需制作成幻灯片，并上台讲解5分钟。同时，随机挑选5名学生作为评委，授课老师辅助点评，其它同学进行交流和质疑。整个课堂以学生为主导，授课老师主要进行引导和辅助点评，最大程度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讨论课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团队协作意识，也锻炼了材料收集与组织能力、演讲能力等。另外，各小组通过查阅文献、上台讲解，对该产区的生态条件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所有小组通过集体交流，使得全年级的每一个同学对全国的生态条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独立的思考，为以后葡萄栽培学、葡萄品种学学习，以及进入产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3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的手段已完全实现多媒体教学，但是由于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广、概念较多，所以仅依靠幻灯片进行讲解有时仍显得较为枯燥和抽象。因此，授课老师在尽量制作更为优美的幻灯片的同时，根据章节内容，收集整理大量实地照片、视频进行讲解。授课老师利用科研活动、考察等机会，分别在新疆、辽宁、山东、吉林、四川等产区从生态学的角度拍摄了大量实地照片和视频，如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地形地貌、园地建设等，为学生提供了许多真实而直观的例子。另外，课程组还积极下载和制作各种视频，补充说明各个知识点，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记忆。课程组在新疆北疆地区拍摄了戈壁滩产区从原地选择、葡萄园管理到酒厂生产全过程的视频，以生态学知识为切入点，为学生详细介绍了北疆产区的生态条件及其对葡萄酒质量的影响，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我国干旱地区葡萄与葡萄酒的特点及其生态学基础。

2改革考核方式，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采用考试、课堂讨论以及小论文撰写等多种考核形式，可以综合评定教学效果。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来，从以前的成绩构成仅为期末试卷考试加上平时考勤改为讨论课成绩、平时考勤成绩、实验成绩、期末成绩4大块，而且期末试卷成绩的比例由原来的80%降为65%，更加注重了对平时讨论、实验、实践能力的考核，导向性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的能力。

学生论文篇5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合适的教师是进行有效教学的重要环节；语言是教师与学生相互沟通的重要工具，本校留学生授课为全英语授课，这就要求授课教师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客观地讲，目前真正能在课堂上流利地使用英语教学的非英语专业教师并不多，因为大多数教师接受的是中国式英语教育，英语读写没有问题，但是缺乏海外学习背景，听力和口语功底不深。这就要求任课教师需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教师要利用一切可能接触英语的机会（如网络、学术活动、媒体等）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通过培训、互访、交流的形式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国外高校进行学习、交流，以此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2理论教材和实验教材的准备

教材是教师传授教学内容的主要工具，是学生预习、学习知识、复习的基本工具。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重要的基础课，掌握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为今后的临床各学科学习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教研室全体教师在理论课的教材选用上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以贾弘褆教授编写的《Biochemistry》为基准，结合数本英文原版教材作补充，并且根据教学需要和留学生的知识背景，对内容进行了取舍，学生使用后对《Biochemistry》教材的选择还比较满意。目前，国内还无成熟、统一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材供留学生使用。结合本教研室的教学实践，借鉴多所知名院校的相关实验教材，自行编写了《Biochemistryexperiments》一书。这样既符合本校的教学大纲的要求，又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利于学生学习理解实验内容，避免操作中的失误，受到了留学生的欢迎。

3教学方法多样化

3.1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强化教学效果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内容系统性强，蛋白质和核酸结构抽象，多种代谢途径相互作用，错综复杂，仅靠教师讲解非常抽象，学生不容易理解，而多媒体课件、彩色挂图、胶片投影、立体模型等形象而直观，这些辅助工具的使用能使学生对各种知识有一个感性、直观的认识，使教学内容生动活泼，更加容易被学生接受，方便学生快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3.2融合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留学生思想活跃，不懂的问题会随时打断教师的授课，喜欢即时提问，对教师授课效果要求高。针对这一特点，要求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必须灵活地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及效果，使留学生更加容易接受。

3.2.1采用启发式教学法

生化内容晦涩难懂，如果教师不注重授课技巧，用“填鸭式”的教育模式照本宣科很容易使学生感觉枯燥乏味，丧失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启发式教学法侧重于引导而不是由教师一味地“满堂灌”，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所学知识。留学生性格活泼，喜欢即时提问，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因此在教学中更容易开展启发式教学。如在讲“DNA复制”一节内容时，可有针对性提出问题“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让学生自由讨论10min，自己寻找答案，然后教师引出DNA复制的半保留特性，留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既掌握了知识点，也将枯燥的理论知识与平时的生活常识联系起来，增加了学生学习生化的兴趣。

3.2.2应用归纳对比法

生物化学这门课程具有抽象难懂、系统性、联系性强等特点，学生普遍反映难以记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不断地应用归纳对比教学法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对比。这样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强化记忆，理解知识要点。

3.3提问式教学

留学生课堂纪律比较差，自由散漫，上课爱互相讨论。为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并使他们感到压力，本校在教学纪律开始变差时，随机点名提问，要求学生回答教师刚讲过的问题。因为所有学生都有可能被提问，因此课堂纪律好转，学生又能继续认真听讲，教学效果也显著提高。

3.4复习式教学

在每章课讲完后，给出一定数量的“quiz”，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定时做题，教师纠正错误，用上习题课的形式复习，这种方法加强了学生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理解、记忆和掌握，可以帮助教师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时查漏补缺巩固学习效果。

4改革考勤制度与考核标准

学生论文篇6

现今的中学生现实状况是不喜欢文言文，据九四年《中国青年报》——学生版的调查表明：中学生对语文学习开始排斥，尤其是文言文，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这里面的东西太遥远了，他们希望从书本上学到能指导生活的知识，培养能适应社会竞争的能力，可是这些都是文言文做不到的。是否中学生就真的不想学习文言文？在最近的网络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中学生是能够理性的认识文言文的地位和社会作用的，学生们都明白这是中华民族悠久、优秀文化的传承，不能够放弃，都在尽可能的去喜欢，但是现实问题非常的严峻，社会的发展趋势、现实生活人们都不再追求是否具有对古典美的审美能力，是否具有阅读、鉴赏、感悟悠久古文化的能力。社会不需要这样的人，社会的竞争需要去培养更能适应社会的人，在此，摘录几句学生的评点，毕竟学生的话最能说明问题，“我想学，可用不上。”“文言文，是应该学习的，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能丢，如果连这都丢了，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可是我曾努力去学过，但最终我放弃了。”以上两句来自于网络评点，以下来自于对学生的电话调查：“不是我不想学文言文，一是有点难，二是没用”，“我其实很喜欢文言文，也知道对自己有好处，可是我不会花时间去专门研究，老师教一点就学一点，碰到就学，碰不到就算了。”“学了没用，我不想学，但是高考要考。”从许多的学生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文言文的作用，可是社会发展趋势让这些都变得无用，最多也就是提高个人的人文素质，对于今后走入社会，这并不是一种能力，可学生仍然在学，试想，如果在高考中去掉文言文这一块，还有学生会自愿、自觉的去学习文言文吗？虽然教育部门仍在坚持、学术界也在坚持，可是这些与社会导向相比，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需要，没有需要也就没有了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没有学习文言文的需要，就不能提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学生不喜欢文言文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社会的语言发展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现在的学生很清楚一个现实，虽然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时间不长，但是将来仍然会朝白话文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文言文将进一步失去生存空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受全白话文教育，对古文言文的情感开始淡漠，更别提出生在八十年代的后期的人能够喜欢文言文，他们都是从小就习惯于白话文的 表达方式，接触到的语言、书籍几乎都是白话文，这就决定了白话文的完全主流发展趋势，文言文只能是越来越陌生。社会不会再重视文言文，而且，现在的中学生无法接触到更多的文言书籍，这里面存在许多的因素，有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十年浩劫”古书遗失惨重，民间几乎没有了收藏，许多的古籍至今都没有重新大量印刷发行，原因是出版商无利可图，市场不大，国家在这方面支持力度不足。这就让中学生很难接触到文言文，除了中学教材中仅存的一些，一般的图书馆也很少收藏，就更别提农村及一些偏远的地区，这些现实状况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学生“无书可读”。

其次，在仅存的学校教育中，教育部门决策的不稳定，教材安排不断变更。

对于文言文教学，在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中已没有了生存环境，要培养未成年人的文言文基本能力，只能依靠学校教育来实现，然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学教材中，文言文不论在数量比例、（相对白话文而言）内容选择、教学目标中，都存在不停的变换，我们希望教学能不断的改进，但是要相对的稳定，否则那是得不偿失的。

建国以来，文言文教材忽多忽少，甚至时有时无，这里除了政治原因外，主要是人门无法确定到底“文白比例”各占多少是好，社会评论不一，不断有人提议增加文言文的数量，也不断有人提出要减少文言文的数量，还有人提只读白话文，不学文言文，于是乎，文言文 的 数量跟着许多“大家”的意见或建议在不断的变动，教育部门制定的大纲也不断的变换，应该说探索不是一件坏事，但不能“心中无数”时多时少，而且变更频繁，尤其是在搞教育改革的近几年，教材换了一套又一套，而且，文言文所选的数量也不一致，这对学生来说，带来的重视程度是直观的，学生看见教材改了，如果文言文的数量增加了，他们就会认为国家重视这方面了，反之则认为社会对文言文的要求变低了，教材的频繁更换，数量的不断变化，让学生无法理性的判断，从而，对文言文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到最后，学生几经“变革”后也变得无所适从了，学生自己就变得“心中无数”了，到底这文言文还重不重要，学生没有 了一个客观的标准。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学习是很难见成绩的，这也是导致学生不喜欢文言文的一个原因，我个人在中学作有关的调查是，大部分的学生对为什么不喜欢文言文这个问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不喜欢，也说不出为什么，于是我将上述的这一原因分析给他们听，大都表示赞同，我这想也能说明，教育部门教材编排中文言文数量的变化频繁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扼杀、阻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不断变换下，对于教师而言也有不利的因素，在此就不多作论述了。

二、文言文自身存在的缺陷

从总体上说，文言文自身的文字相对古典、艰涩，在古代，读书人从小接触大量文言文作品。“四书”、“五经”不用说那都是通用教材，还有《周礼》、《春秋》、《资治通鉴》等。据资料显示，如一人八岁入学，一般也要到二十岁上下，才能达到用文言文读书作文的水平。文言文在当时就基本脱离口语而成为书面语。一般都是读书人的专利，称之为“咬文嚼字”。现代中学生对于古文言文更是感到不方便阅读，要想达到基本的阅读要求，那要积累许多关于古汉语的基本知识。但由于课文的选文不多，外在资料少等多种因素，学生不能很好的掌握，这在阅读中就产生阻碍。对教师以及译文的依赖性增大，自我探求不足，无法享受到学习的乐趣，没有一种“成就感”，逐步面对学习生涯的延续，选文难度的增加，就更难以适从，甚至开始厌烦古奥难懂的文言文作品，这只是文字方面的原因。另外，由于古文作品中所反映的情感、思想观念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学生又是一个不断接受新观念，接受新事物的群体，思想观念变化很大，就更难于认同古文言作品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及感情。而且，学生这个群体又是具有一定理性思考能力，而又不能完全理性的去认识问题的群体，由于受年龄阶段的限制，容易感性认识优先，在对问题的看法上感性认识先入为主，受现代思想观念影响在主观上就对古文言作品心存否定就无法感受到文言作品的经典美，无法与作家、作品沟通，其实读书就是一种沟通，一种与作品情感的对话，而学生对于文言作品没有这种沟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文言作品的理解，逐渐的，学习兴趣随之消亡，唯一剩下的就是学习任务，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成功的主要动力，没有了兴趣就很难进一步去探索，研究，对文言作品一般都是浅尝辄止，以完成老师的显性目标为主，缺乏自主探索，就形成了老师“灌”一点就知道一点，不“灌”就不学习的学习状态。

以上是对文言文本身的缺陷导致学生厌学的分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学生本身有好学的天性，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求，如果老师在引导上得当，以上的缺点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的。但是，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学方法上又存在许多的 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面就来简单探讨一下。

三、教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

文言文教学在多年的探索中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同时，在教学中出现了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教学的模式化（主要是教学方法），而且几乎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固定模式，或注重语法、字词，或片面的注重作品的文学性，或者是在教学中满堂灌，缺读少练，等等。教学本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教师在这方面普遍存在问题（这里只针对文言文而言），教师在自身认识上没有提高，即使是在高呼“教育改革”的今天，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也是只改变了形式，而缺乏自身本质的改变，几乎每个人都在走老模式，无法科学的应用各种教学方法，更有甚者，完全走入了形式主义的误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根本就不顾及各种不同的因素。文言文也要“因材施教”，当然许多的形式主义也并非是教师的本意，有着它存在的社会因素，个别教师为了迎合“潮流”，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迫于“压力”，将学生的利益抛开一部分，作为教师，应该是坚持原则的，不要因为外部原因就改变自己的原则，那样是对学生不利的，形式主义是不利于教学的，但鉴于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在此就不作过多的叙述了，这里就教师自身的模式化教学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一些探讨。

〈一〉、死抠语法、字、词

个别教师认为语法和基本的字词对文言文阅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在教学中注重这一点，应该说，这没有什么错，也是人们都认同的，可是个别教师却将这个方法用得“过”了，而且是不分场合的、不顾一切的运用。“培养学生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主要是让学生熟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文言文（约五十篇左右）， 熟悉一定数量的文言文常用词（约八百个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学生一些文言常识（包括最基本的文言语法在内）就可以了。”[1]，但是，目前文言文教学中，过细的给学生讲授古代汉语的语法知识，结果是把一些文情并茂的古典名篇讲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而且是不分年级的一律运用此方法。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来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训练的重点，开始可以多讲一点语法、常识，到后面就应慢慢的多训练一些阅读、理解的能力，虽然阅读文言作品是需要语法和基本字词的，但这并不是最终目标，而且，在课堂上过分注重语法、字词的训练就没有更多时间让学生去读、去品味、去感悟，这样不但是让课堂变得毫无生气，而且，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培养阅读能力，其实，只要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法、常识，并不需要知道更多翔实的语法知识就可以去阅读浅易的文言文，这也是中学阶段对学生提出的基本要求，而并非是要求学生能准确运用文言文来写作，所以，在不影响阅读理解的情况下，在随着学生知识的不断积累情况下，应该适度的调整教学重点，而不可以把对字词的训练作为教学终生法宝，如果始终是抓住字、词、语法不放，那样会让学生觉得文言文学习是烦琐可怕的，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的。

〈二〉、教师对教学大纲的把握各执己见

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学要求是让学生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在这个问题上各个教师在理解上是不一致的。这就导致部分教师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其实，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是认读能力、理解能力、鉴赏能力的综合体，而各个教师在认识上就各有侧重点，典型的就是三者分离，个别教师只注重认读能力，要求字词、背诵，能翻译就好，而个别教师则注重理解，在基本认读能力和鉴赏能力方面缺乏，还有一种就是个别教师片面侧重于对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这就出现，一种问题，个别教师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与现代文教学，或是等同于古代汉语教学，或是完全的将文言文教学上成了古典文学鉴赏课。这样的各行其是，只是因为教师对文言文教学的要求理解不明确，其实，文言文的认读能力、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是融合在 一起的，不能只侧重于一个方面，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学生的整体阅读能力不足，始终是无法把握文言文的学习方法，学生在阅读文言作品中无法体验到阅读的乐趣，逐渐的丧失学习兴趣。

在教学中还存在许多的不合理和不科学的地方，在此就不一一论述，我们主要还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要在其它不利因素还没改善前，让学生喜欢文言文，培养学生一定的学习文言文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中学语文教师从根本上改变观念，提高认识水平，要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努力的去完善它，在此，我想针对教师存在的问题提出我的一点建议：

（1）、教师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言修养，不断的积累有利于教学的材料。

由于现在的中学教师工作较繁重，很少有时间重新学习，尤其在文言文这个离生活相对较遥远的科目上，教师在资料的积累上显得相对不足，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连续几年在教案上是只字未改，完全是以前的积累，这样是不利于教学的发展的。

（2）、教师要把文言文带进生活去感悟，将作品的思想感情尽量的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因为在中学语文文言作品所选篇目中所表现的更多是赞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可以找到与作品中相似的融合点的，这需要老师做一个有心人，在生活中找到了类似的融合点，就可以运用到教学中。在文言文教学中，学生不喜欢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与现代不合拍无法引起感情的共鸣。如果教师能很好的把握这一点，可能学生会做得更好。

（3）、教师应当重视语言研究和语言积累（针对古汉语）。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要完成教学的任务，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就必须在语言文字方面下功夫，抓紧时间多积累、多 学习、多研究。首先要在学习研究中加深自己对语言的热爱，提高对语言的鉴赏能力。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指导学生学习。

（4）、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特别是在文言文教学方面，要坚持正确的教学方向，不要一味的追随形式，要坚持以学生为本，育人为本。要压制功利心，要勇于坚持自我，勇于和不合理，不正确相抗争。

学生论文篇7

第一，住宿生活导致的远离生活实践的客观性。谈到对哲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这也就是有的老师提到的学习哲学理论不能与实践相脱离。我们想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问问，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呢？我们难道不愿意结合实践来学习吗？当然不是，这一代学生埋头在象牙塔里一直为得高分奋斗着，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实践去感知课堂或者是书本上的哲学道理。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在这样的话：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学，而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老人说得话却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年老的人经历了实践了的人生，验证了“实践出真知”、“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出于考出好成绩的需要，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哲学的奥妙和伟大。但是从中学时代，有的同学可能更早，从入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寄宿的校园生活确实带来了方便，但是学习不是人成长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爷爷奶奶的人生阅历的渗透，周围邻里街坊的日常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题材一旦严重忽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无疑进入了的知识的神圣殿堂。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哲学的学习，不是从内心的感知和结合生活阅历的感悟，反而变成了条条框框的东西，靠背诵、记忆就可以拿到高分，这样便渐渐丢掉了真正的哲学，丢掉了思考，丢掉了想要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务面前成为了得高分的机器，纯粹把哲学当成了知识。孙富江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价值》一文中说到：哲学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哲学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个体掌握相应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它需要对象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说，高校大学生对哲学理论公共课并不单单是在上大学形成的。这样的课堂表现是之前教育“后遗症”的体现。

第二，好奇心的丢失。回顾我们的成长：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期里，人会不自觉的拿起手边的东西丢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东西遭殃，这就是好奇心的开始。而每一个阶段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发挥的余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渐渐地便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了，以为那些熟知的东西就是真知，但其实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记忆中，多数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好奇”“、淘气”、“追问”而责骂过孩子。只有少数会因势利导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开动孩子的大脑。孩子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傻”，但无论孩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烦，更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而应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并且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答案，让孩子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长的过度关爱剥夺了我们的思考权利。现在很多家长，习惯于给孩子指路和包办。孩子养成了依赖家长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只会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善于发现问题，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品质，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遇，更容易拥有成功的生活和事业。第四，现代生活远离实践，高科技懒于思考。现代化的教育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多媒体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执着于快节奏的猎取知识，忽略了放慢节奏进行必要的思索。这不只是我们大学哲学领域教学困难要进行的探讨，而是全民现代生活的一个现象。与读课外书和听广播习惯相比，孩子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电脑游戏。能帮助家长做家务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等设备，孩子们觉得做家务很简单，就连削铅笔也是“自动化”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确实不多。都市人成长杂志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孩子们懒得动脑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时代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轻松，减少了孩子们动手动脑的机会。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动画与电子游戏，也因为声、光、色彩、图像的越来越完美而挤占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观性——努斯和逻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课中我们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哲学，这里的西方哲学其实主要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更谈不上来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理科的同学把哲学课作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考取更高的分数只能走“捷径”。于是乎，我们的哲学是有关“背”的学习，谁背的多，谁背的快，谁应用答题模板最好，谁就获得了“成果”。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当成了一条条知识点，忽略了真正的哲学，从而“误解了”哲学，而大学哲学公共课堂面对的学生群体既有理科的同学，又有文科的同学，既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也有对哲学不太了解的同学。造成了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教育的进一步困难。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哲学教育在此阶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什么是教育？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这部著作中谈到：所谓教育无非就是一种代际关系的变化模式。他对教育所提出的几种定义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为教育，就必须有成年人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有成年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哲学课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是否有代际互动的意识和行为。我们的成年人，既家长们在代际互动方面有何作为？我们的互动多数是在讨论学习成绩高低的互动，讨论谁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学、谁家的工作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汽车贵的互动，讨论如何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动。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地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教育起点就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当我们有的放矢的探讨哲学教学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的哲学认知。于是，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哲学认识的普遍的问题上来。邓晓芒教授在《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0世纪初许多西方思想传入我国，引起了国内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新变化。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学，是用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的。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国人最初用程朱陆王的心性心学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学的。”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在实践领域我们开始就看中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甚有渊源，其中古希腊哲学可以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是从古希腊的辩证法发展而来的，而且还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文学艺术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邓晓芒教授从对黑格尔的研究入手来阐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硬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

学生论文篇8

海德格尔曾就西方哲学史作过这样的总评：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展开；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是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至此，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我们认为，海氏的评价是中肯的。正是马克思完成了颠倒“形而上学”的工作，哲学才由“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转向对现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思索的非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即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具有存在论之意义，亦即具有生存论的指向，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其哲学生存论的指向又是如何得以表征的，是我们这里要涉猎的问题。

1.通过对传统哲学的主题转换，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得以初步表征。“传统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一历史阶段的所有哲学形态，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学问，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

应当指出的是，对世界以理性的方式从总体上去把握，这本身是哲学的特征，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哲学把它们探讨的“本体”或“本原”抽象化了，以致在它们那里（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仅“物质”或“精神”成了“抽象的存在”、“抽象的实体”，而且人也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物，人的主体性完全失落了。

对于传统哲学只关注宇宙本体、注目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的实体”，而忘却对人类世界即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怀，马克思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所以，当他在哲学研究的初始，便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并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与孔德“拒斥形而上学”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不是把这种“拒斥”局限于经验和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而是在“拒斥”后，把哲学导向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人类世界”，并强调哲学应当“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上书，第161-162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这类概念有过明确说明和规定，从中我们看到，这一系列概念实质上都指一个东西，即“人类世界”或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针对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马克思特别谈到对“自然界”的理解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存世界”当然包括自然界，但这个自然界已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或者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的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是“无”，或者说“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在人类世界里，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在现存世界中，自然与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人类世界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

由此观之，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类世界”，它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即以人的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2.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通过他解构传统哲学的必然性观念而得以表征。传统哲学对必然性具有普遍的信念，这一信念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中世纪表现为神学观念，在近代表现为对理性的迷狂和对“知性科学”的崇拜。毫无疑问，传统哲学的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是造成西方“理智主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理智主义”所形成的只能是“知识论谱系”的哲学。在知识论哲学的时代，人的生存和欲求是被抑制的，人的身体和四肢都消失了，人就是大脑，大脑就是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这一特征，马克思给予了特别关注和揭示，并在自己的哲学创造活动中，着力地瓦解这种必然性观念的统治。

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借用伊壁鸠鲁哲学表白了自己对必然性观念的哲学认识。在分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别后，马克思指出，要把这两种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而他们的这种对立和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通观《博士论文》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赞扬，实际上只不过标示着马克思自己对偶然性观念的认同和对必然性观念的反叛。如果说，必然性、命运、天意、决定论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信念的话，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未受重视的“原子偏斜说”的重大理论意义的重新认识和对偶然性哲学原则的高度颂扬，解构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抽象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地谈到“自然科学”问题。由于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抽象地理解“物质”和“实体”，所以，在传统哲学那里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被割断，没有真正成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倒是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理解自然界和人自身，“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才会可以理解，而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和“人”（现实的人）的基础上的自然科学才可能成为“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才会成为“人的科学”、“现实的科学”。所以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也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历史”时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与所有其他问题比起来，人类生存问题是一个最原始最重大的问题。人类在衣、食、住等方面的需要也就是他的生存或生活的欲望和意志。这种生活上的需要和欲求与人的知识或意识的关系是这样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从上述我们可见，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之而来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不断地以新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态度去瓦解它们，一再强调哲学必须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发展。

二、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主要体现在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实践哲学的创立，不仅实现了对传统理智形而上学的颠覆，而且也确立了当代哲学的伟大界碑。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的这种分量，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它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和生存论的意义，而从现代哲学看来，这两者又是根本一致的。

1.实践的现代提问方式。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存在的现实性、自然界和人们现实存在的一个最本质最重要的范畴。然而，实践观的这一本体论意义长期为我们所忽略。所以结果竟是这样：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本质差别被磨平，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蔽而不明。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对“实践”作了狭隘的理解，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把这一存在领域让渡给了旧唯物主义。因此，不从现当代哲学出发、不以现当代哲学范式去思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我们就不可能对实践的哲学本性作出既具有原则高度、又富具体理论内容的阐述，就不可能作出符合马克思本意的结论。

20世纪初，葛兰西率先以实践哲学重新界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对改变实践的提问方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葛兰西认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派的根本缺陷，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他的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活动。事实上，马克思是以实践哲学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这种独创性，按照葛兰西的理解，是指马克思哲学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路”，“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再使现当代哲学追求那种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而是面对和研究人们存在于其中的历史的现实，人的具体的、感性的现实。葛兰西通过对实践哲学性质的规定和说明，把马克思哲学从传统哲学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移植到现代哲学的文化土壤之中，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提问方式，亦即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提问方式。

科西克在吸收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也直接探究了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在他看来，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首先是哲学的提问方式。实践的哲学提问，就是把隐秘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各种特殊方式中的实践的本质揭示出来。而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存在，是人的秘密的揭露。其次，实践的本体提问是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在科西克看来，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中主要包括劳动要素和生存要素，其中生存问题又是重要的。最后，科西克还谈到实践本体提问的认识论问题。

葛兰西和科西克的研究成果当然不能囊括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却为我们立足当代哲学的高度发掘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价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他们共同说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存在论的意义（生存论的指向）。

2.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内涵来说，偶然世界始终是一个必经的环节。

偶然性之所以成为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存在原则和思维原则，成为一种新的哲学精神，就在于它经历了哲学本体论的过滤。这种哲学本体论的过滤，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产物，是对巴门尼德“存在”学说解构的结果。马克思之所以被看成是“终结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偶然世界是其哲学的本体世界。

如同我们知道的，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实践哲学与偶然世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之所以称赞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原因就在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设定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并通过这一设定把偶然性提升到人的生活的存在原则与思维原则的高度，从而确立起哲学的本体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不在实证科学上而在哲学上。正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这一内容和态度，马克思指出：偏斜表述了原子的真正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在这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结论，与其说是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解释，毋宁说是马克思自己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方式所作的一次彻底清理，是力图把实证科学的内容和思维方式排除于哲学之外所作的一次理论尝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特别地就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作了概括，而这一概括又特别地关乎到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的概括就是对人的感性世界，亦即人的实践进行本体论的抽象。正是基于这一概括，马克思对实践哲学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在那些规定中，马克思试图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即：哲学的实践不论采取多么抽象化的形式，都是与人的感性世界相联系的，实践的世界是人的感性世界、生活世界。尽管上述这些思想在论文中只是粗略地被规定，但将偶然世界视为哲学的本体世界的哲学理论格局已定，在以后的哲学创造活动中，马克思所做的努力是将这一理论格局发展完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偶然世界视为自己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的思路。例如，在谈到人们的存在问题时，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而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这里，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乃是人的现实的存在或现实的人的存在，亦即哲学的实践是关乎着偶然世界的。感性的活动乃是人的存在本身，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再如，马克思谈到自然界的存在问题时，也特别地讲到这种自然界的现实的存在是关乎人的感性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感性的活动”乃是“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实际上就是“现存的感性世界”，或曰偶然世界，而把这个世界当作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本身来理解时，这样一个世界也就成为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世界，亦即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世界。

3.实践哲学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哲学。当马克思把自己哲学的世界规定为“偶然世界”（人类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时，当他从“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去理解这个世界时，现实存在的人也就成了他哲学关注的焦点。如果一般地说，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学问。正是如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超出传统哲学的界限并使其哲学理论展开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本体论上指证着“实践”——这一标志着人的存在方式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而人的意识是在实践中生成、实现和确证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页。）

从整个《巴黎手稿》对人的本质的实践追问来看，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实践是人的本体存在，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人的存在的本体性质。马克思通过分析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本质区别，揭示了人的“感性活动”是与人的价值创造、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实现相联系的。通过这一分析，马克思完成了实践哲学的理论化，亦即：一方面，以人的本质规定实践的本体，把实践归结为人的本体存在，从而将实践提升为哲学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通过探究实践的哲学本性来确定人的本体的性质，从而揭示出实践本体论的深层内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原则获得了关于“现实的人”的本体论的哲学解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为自己的实践哲学作了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论的展示。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这一对自己历史观的概括，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境域的整体揭示，以及对这一整体境域中人的各种生存样式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描述。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人的整体生存境域中有这样几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生存样式：一是人的最基本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及“生产方式”的论述而展示的。二是人的政治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基础上的“国家”、“法”的分析而实现的。三是人的观念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的。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感性的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社会是实践的展开形式，是人自己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存在方式。人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而他是什么样的，同他的生产活动是一致的。一切观念形态都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本质上体现着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三、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也表现在他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

从马克思对哲学史的反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来解答时代课题的。在马克思一系列哲学批判中，最能凸现其哲学生存论指向的主要是他的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和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自己哲学的价值取向。

1.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最富特色的重大理论成果，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追问，即通过对私有财产人学本质的追问，实质地导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引发了一场哲学本体论上的伟大变革，即使得其哲学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羁绊，通向现象学的人学，成为对人的生存论本质的探讨。第二，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解释学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对具有“世界命运”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历史之思”，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海德格尔评）。因而“成为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识方式”（杰姆逊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成就从哪个方面来表现，它都凸现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因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最基础性的概念——实践——这一作为人的生存之历史性的概念，正源于异化劳动学说；而作为一种直接遭遇人的现实的历史生存，并且以自己特有的运思深入到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坎陷和人的历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历史生存境遇和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的哲学理论，也主要是通过“异化劳动”学说而得到体现的。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后一种意义上的异化劳动学说所体现的生存论意义。

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诚如我们了解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家不同。如果说，费尔巴哈仅仅只从直观的角度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一种“感性类本质的异化”的话，那么，马克思则认为，私有财产本源的东西，则是“感性”（活动）本身的异化。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是从抽象的先验原理和虚构的前提出发来理解问题，那么，马克思则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通过“走向事情本身”，来揭示被遮蔽在私有财产中的人的本质。在通过对异化劳动现象的层层剥离后，马克思得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即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继而在此基础上初步描述和分析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方面，即私有财产的现实。通过对异化的“体会”，马克思不仅获得了他对人的“一般本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同时也获得了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正是马克思从人的“一般本性”与“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固有联结点上，更加真切地把握到了人的本然价值和这种价值的历史的实现或历史的乖离。马克思的结论是：(1)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2)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3)自我异化的扬弃跟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4)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全面彻底的“复归”，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己的本质。

2.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兴奋点。所以，继《巴黎手稿》提出“异化劳动”学说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再度通过历史现象学遭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指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现实的异化现象。再后，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拜物教”现象的批判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物”（商品、货币、资本）掩盖起来的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再现了这一社会人的历史的生存（“物化”或“异化”）的图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著作中，形式上好像是在谈纯经济问题，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命运的哲学探问，或者，毋宁说马克思在这里是通过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逻辑层面的分析和剥离，来达到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关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是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的。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物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商品作为产品是简单而又平凡的东西，但产品作为商品却成了一种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人与物的颠倒的幻觉近似于宗教迷信，所以，称为“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分析后，又进一步揭示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

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只会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一方面物被主体化；另一方面人被物化。马克思进而指出，这是一种颠倒，一种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现实发生了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的颠倒。这种主客颠倒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在这种异化过程中，资本家感到“绝对的满足”，而工人感到的是“被奴役”。

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拜物教”的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曾作了正确的解读。他认为，在马克思哲学的物质观中，“物化”是一个核心概念，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名著中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坐而论道，不是抽象地谈论“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类旧唯物主义早已谈过的教条，而是通过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揭露，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促使他们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卢卡奇是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和实践功能。

从上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和“拜物教”的批判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它凸现着对人的命运的深情关注，在其历史的逻辑的悉心考辨中所逼显的是人的谜底。

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然而，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远未得到既具原则高度又富具体内容的深刻阐明。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真正在哲学的范围内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在本体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并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形成最广泛和不断深入的对话，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6)。）而作为体现这一哲学的当代性的生存论指向也才会被我们“深刻地感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定，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是“经验的事实”。

［收稿日期］2000-09-29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杨耕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8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余源培．时代精神的精华[M]．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学生论文篇9

(一)基于网络自由主义的批判曾有学者和民众认为，网络本身代表着自由，任何对网络行为的干预都是对自由的侵犯。网络自由主义以《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为代表，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绝对自由的空间，互联网应该完全摆脱政府和外力的影响和介入。然而，自网络产生开始，网络的自由就使空间中存在各种乱象。从道德缺失到网络犯罪、从谣言泛滥到谩骂之声，互联网空间中存在的戾气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网络自由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事实上，基于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考虑，出于对表达失控的本能恐惧和对集体行动非理性冲动的担忧，对民众表达进行适度的控制已成为国际惯例，这本身似乎宣告了网络空间无政府主义的破产。正如托夫勒(A．Toffler)曾指出的［14］:因此，在高校，对大学生的网络表达进行介入就不应看作对大学生网络自由的粗涉，相反，对自由的适当限定恰恰是对自由的保障。

(二)基于大学生网络表达的现实考量从大学生的网络表达看，高校网络空间中也存在着现实的舆论风险，最为明显就是大学生的情绪化、偏激化表达。由于网络空间遮蔽了个体的识别信息，传统的价值标准和参考框架淡化为变幻莫测的背景，失去了某种“社会化”控制的网民，进行着“N重自我的放肆表达”，私密的我、夸张的我、情绪性的我都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网络成为公共舆论和社会情绪的‘泄洪区’，这已成为中国特色的表达定势。”网络时代人们的社会认知一定程度上具有“听一半，理解四分之一，零思考，双倍反应”的特点，本就容易进入非理性状态，而大学生群体血气方刚，加上这一群体同质性较强，更容易发生从众现象，思维也容易走向极端。勒庞(G．LeBon)认为，个体在群体中，其思想独立性难以坚守。“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却会变成野蛮人……在群体心理的支配下，群体会显得冲动、急躁、易受暗示、轻信、情绪夸张、单纯、偏执、专横，容易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美国学者桑斯坦(C．R．Sunstein)在研究网民的网络行为时提出“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概念，“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桑斯坦曾用证据表明，网上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比例是现实生活中的两倍多。团体在争论过程中做出决定时，最方便的方法有时是走向极端，而不是温和地向中间考虑。在高校网络空间中，论坛或跟帖中往往那些言辞激烈的帖子比态度中肯、重在说理的帖子更容易获得支持。因此，无论是基于理论分析，还是基于现实考量，都需要对高校学生网络舆论进行引导。南振中曾把“舆论引导”概括为6句话:“公布事实即引导;辨明是非即引导;指出利害即引导;讲清大局即引导;揭示趋势即引导;及时沟通即引导。”［18］笔者甚为赞同。虽然在现代社会，尤其面对具有相当素质的大学生群体，不应消除也消除不了舆论的“不一律”，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犹如一盘散沙的舆论不利于社会的整合。在错综复杂的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圈中，仍需要占据主导地位的主导性舆论，实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和谐。

二、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的思路

舆论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也是反映民众呼唤、感受社会冷暖的“皮肤”。虽然大学生的网络表达“真理与错误并存、意见与情绪齐飞”，但对待高校学生网络舆论，不能以引导为名对大学生的网络表达施以简单的控制甚至打压。进行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不是把高校学生网络舆论视为“洪水猛兽”以期除之而后快，而是“放大该放大的、缩小该缩小的”，在多元中立主导、在沟通中求理解，在对话中谋共识。同时应从学生网络舆情波动中洞察大学生的心理走向，从而“顺势而动”。

(一)坚持虚拟引导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高校学生网络舆情是社会矛盾冲突或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矛盾的反映，如果现实问题不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高校学生网络舆论的引导和应对就不可能取得根本的成效。众多高校网络热点事件中学生网络舆论的发展轨迹已经显示出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事情得到现实的解决，大学生网民的诉求得到了及时或合理的回应，则舆论消弭;如果大学生网民所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连官方解决问题的态度都无法看到的话，舆论则会一直发酵、扩散，甚至会升级，直至问题的解决。因此，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中，一方面需要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针对学生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探索网上舆论宣传工作的有效方法，增强号召力、吸引力、感染力，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共识，引领各种思潮和观念。另一方面，必须对学生网络舆情所反映的问题或矛盾予以重视，能及时解决的及时解决，需要长期规划的也要给大学生一个表态，让他们看得到希望。唯有回应大学生的呼声，切实读懂大学生期待的舆论引导才是脚踏实地、掷地有声的，也才能真正抚慰情绪，为社会改革和学校发展赢取宝贵的时间和民心。

(二)坚持依托外力的“有为”与发挥网络自净功能的“无为”相结合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既需要对学生网络舆论施以系统外的力量，又要充分发挥学生网络舆论的自净机制。基于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良莠不齐的大学生网民素质、尚未理性宽容的网络表达，“有为”而治显得极为迫切。但网络的无中心性又使网络传播具有自组织性，表现出自创生、自生长、自适应的特点，网民在自由表达中会剔除错误思想，真理也会战胜谬误。因此，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中，在坚持重大事件上“舆论一律”前提下，还需要利用和遵循“自组织”规律，通过设立言论自由机制，给予舆论足够的“呼吸空间”，对“舆论不一律”予以宽容，既保护其特色又成功地消减负向舆论的中伤力，无为而治地达到舆论引导的目的。总之，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的“有为”治理和“无为”而治不可偏废，要合理巧妙地发挥“虚拟空间的双重效应”。

(三)坚持法律、行政等“硬”性规制与人文关怀等“软”性引导的结合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既需要用必要的硬手段来规范大学生网络言论表达的合理界限，又需要用软手段引导大学生网民的理性表达，通过关怀、疏导和感化大学生网民实现舆论的良性发展。硬手段主要指学校纪律、规定乃至国家法律的约束，通过增加非法言论表达的代价来阻止舆论的负向化。但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硬手段对言论表达的规范会产生一定的“寒蝉效应”从而伤害大学生网民的表达热情，妨碍真相的揭示和传播，甚至会因过度的“寒蝉效应”使既得利益者免于公众监督，反而增加大学生的不信任感。因此需要将“寒蝉效应”维系在一个正常的度之内。所谓软手段，一是信息公开，满足大学生的知情权。在大学生对信息渴求的情势下，唯有信息公开方能引导舆论走向，这也是一个最简单、最快捷、最有效的争取舆论引导主动权的策略。高校学生网络舆论引导中的软手段还包括情绪疏导，逐步做通大学生的情绪安抚工作。再次是结合大学生成长所需施以人文关怀，赢取大学生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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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专业教学相结合

促进语文课堂的实效性职高学生一般都对专业课的知识比较重视，而对语文课堂的学习投入的精力不大，这就使学生在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堂任务时积极性不高。要发展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提高他们在专业课上的学习能力，教师需要对学生的专业课进行探究，了解学生的专业特性和就业导向，在语文教学中把语文知识和专业知识进行有效结合，促进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积极性。教师要引导学生体会语文作为一种工具对他们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要作用，从对专业课的重视到对语文学科的重视。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并养成良好的习惯。为此，我利用学生的专业特点，鼓励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在花卉园艺专业讲“调查报告”这种应用文体时，我鼓励学生到市场搞一个调查报告。这种作业弹性大，学生发挥的空间也大，大家都愿意做，乐意做。这种探究性的学习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还让学生在搜集、阅读资料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思维能力，提高了教学效率。语文教师与专业教师要密切配合，在配合中实现语文教学与专业教学的“阶段性”同步提高，语文教师提供资料，专业教师形成相关的技能练习资料库，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使之真正做到把语文素质提高与专业技能水平提高的有机结合。

三、重视实践，培养语文能力

语文学习不只是记忆和积累大量的字词句，在教学中还要突出语文学科的实践性，通过让学生对语文知识进行运用，提高他们的语文综合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把目光投到课外，通过阅读适宜的课外读物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组织丰富多彩的语文学习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活动中感悟语文知识的内涵。例如，在教室里开办图书角，让学生把自己喜欢的中外名著、政治历史等等书籍放到图书角中，让大家一起分享图书。通过阅读量的增加，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对于他们树立学习语文的自信心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每周组织学生出一期语文小报，让学生主动收集各种资料，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使他们对知识进行了探究。为了使语文小报的内容完美，他们通过查阅、收集等各种途径来进行，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辩论赛，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的同步提高；还可以进行猜字谜游戏，让学生在欢乐的氛围中不断收获语文知识和体验，使学生对语文学科充满兴趣，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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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论文学习与科研能力提升的途径

研究生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手段是参加各类学术会议，聆听各类学术报告，以及大量地阅读科学论文。科学论文研讨课有助于提高研究生查阅科学论文、汲取学科领域前沿知识的能力;研究生通过真正的研讨，既可以锻炼自己的立论与逻辑思维能力，亦可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科学论文研讨课还可以充分调动研究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创造研究性学习的氛围，提高研究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2.1培养研究生科学论文学习的自觉意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阅读产生兴趣是提高研究生科学论文学习自觉意识的重要途径。阅读兴趣，一方面来自于导师的引导，在研究生初涉学科领域时，由于涉猎不深，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对自己的学科显得兴趣不足，这时需要导师将研究生引入学术殿堂，带入科研实践，向研究生昭示学术的魅力。笔者在研究生科学论文研讨课的实践中，在科学论文的选取上给予研究生一定的指导:①选取中药学领域近5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中英文科学论文，供研究生查阅，这些科学论文应能反映国内外本学科或领域的最重要学术观点和最新成果，使得研究生接触到最权威、最重要的学术思想;②有意识地帮助研究生选取与当前时事热点相关的科学研究内容，比如每年度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科学家的相关论文，提升研究生对热点科学问题的理解和兴趣，帮助研究生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③引导研究生学习导师的科学论文和与导师研究方向相关的研究论文，帮助一年级的研究生尽快熟悉导师的研究领域，尽早进入科研氛围。

2.2授课方式灵活、开放，与研究生积极互动论文研讨课的科学论文学习是课程的内容，研讨则是课程的授课形式。就课程的授课方式而言，强调“研讨”，即以研究生讲解自己阅读的科学论文为主、教师引导点评为辅、研究生集体讨论的形式开展。其教学目的在于通过组织和引导研究生对专业科学论文的阅读和讨论，充分调动研究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创造研究型学习的氛围，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论文研讨课不仅要求研究生要阅读大量的科学论文，学会查找科学论文，而且还要积极参与课堂讲解和讨论。研究生除了阅读教师指定的科学论文外，还需通过网络或学校图书馆的国内外专业数据库来查阅与课程主题报告相关的科学论文资料。每一位学生在阅读、分析科学论文的基础上，写出科学论文学习报告，并制作出一份PPT用于课堂讲解。每名研究生都需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是课程教学的最大特色。论文研讨课要求研究生自己去阅读、探究、讨论科研科学论文，并予以综合提炼，从中发现问题，甚至提出研究课题，这样就把学习、研究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研究生，使研究生成为真正的“研究生”，教师则从中进行点评指导。

2.3研究生“值周组长”制度的建立授课方式的灵活并不代表课堂松散无组织，有效的教学制度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必要前提。建立研究生“值周组长”制度，搭建共同学习的平台，积极引导研究生的学习主动性。科学论文研讨课程包括“讲解环节”、“讨论环节”及“点评和总结环节”。“讲解环节”由研究生“值周组长”在上课开始前对阅读过的科学论文进行15～20分钟的讲解，内容包括科学论文的主要观点、所应用的方法、结论、对该领域的贡献以及科学论文当中存在的问题等。“讨论环节”是针对上述讲解的科学论文，同学和教师提出疑问，共同讨论解决问题，这个环节时间为15～20分钟。最后的5～10分钟是教师讲解的过程，做出总结和评定，包括指出科学论文讲解不足之处，补充涉及到该领域的相关知识及相类似的应用方法等。总之，每一次授课前负责的教师都要做好细致的规划，课堂上也要随时掌控课堂节奏，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科学论文研讨课的作用。

3完善的监督及评价机制

论文研讨课的实施，需要结合中药学研究生的特点，专门建立以科学论文学习为基础的学期考评制度。考评工作首先应建立研究生导师组，由导师组负责，主要起到监督和引导的作用。导师组的主要任务在于:一方面要为研究生设置严格而适合自己学术发展的科学论文学习方案;一方面还要对研究生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及时而有效的解答，指导和引导研究生阅读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辅助研究生开拓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点。导师组还要阶段性地对研究生的阅读状况进行调查、考核并做出科学的评价，以便及时地调整研究生的科学论文学习方案。经考核后，对效果不佳、未能达到预期的研究生提出批评和改善意见;对研究方案不适合的研究生，导师组要及时做出合理的调整，做到因材施教。最后，制定详细的考评标准，通过多环节多步骤的考核评价体系，避免可能出现的个人主观评价差异。成绩评价从选题、PPT制作、课堂报告、课堂讨论、出勤、课堂后问题总结回复等多方面多环节给出，并且增加研究生打分环节，加强研究生的主动性、参与性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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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时，技术总是被一些学者认为与生态危机的产生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想法，实际上是脱离了经济规律及社会生产方式抽象的谈论技术，这无益于探究生态危机与技术的关系，探究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将技术及其背后操控技术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技术置于其存在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真正的厘清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依据上述的分析路径，福斯特指出，“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生态危机，技术落后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用“杰文斯悖论”就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反驳。福斯特依据经济学家杰文斯通过统计学得出的结论，即当某种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时，非但不能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激发市场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从而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学规律，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生产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进而对某种资源的需求与使用量也会增大，这样技术的进步不但不会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加速资源的枯竭。结合“杰文斯悖论”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惊人数据，福斯特不免发问，“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新研发的技术就能够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吗”［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术奇迹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想法在本质上等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里技术的发展是从属于市场需求的［1］。”既然技术的发展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反而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术悲观主义”提出的通过抑制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更有道理了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因为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术根除生态危机，技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它的生态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所导致的，技术只不过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润的工具，“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2］。”至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双重批判，将技术从纷繁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摘出，进而开始关注掌握技术的资本之手，逐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定位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技术。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时，他们便获得了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技术问题的机会，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生态效益基本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断定，那些有利于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技术，即“好的技术”、“替代技术”、“软技术”、“小规模技术”也从来不会被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所选择，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1.2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根除生态危机

在对“经济简化论”、“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批判的理论准备，亮出了自己的理论底牌，即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依据。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类矛盾”，“第二类矛盾”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的顽疾和本质缺陷。“第二类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而以生产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则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想尽一切办法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加快资本周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求遵循生态原则，从整体的视角通盘考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显然是不相符的”［1］，而这一切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本质进行揭示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进而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生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倡导和坚持一种能够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3］，它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政府拥有强有力的生态管制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的监管，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备生态理性萌发的条件，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对此，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争议及其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技术的发展是保护了还是破坏了资源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对这些有争议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客观的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寻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2.1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

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简化论”的批判而引发的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对于稀缺性自然资源使用规模的影响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还是刺激了其使用量的增长?笔者认为，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高效作用，为自然资源制定反应其稀缺程度的，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市场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所承载的自然法则转化成引导、调节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消耗量的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调节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目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市场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同时，“经济简化论”所主张的，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地调节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而不考虑生态规律，仅凭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来配置自然资源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受政府生态监管的企业往往就会掠夺性开发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经济简化论”将生态危机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片面的。因此，无论是“经济简化论”，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各有其局限性。应该积极汲取两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在生态理性原则指导下的有政府进行生态监管的市场经济，既充分发挥市场在稀缺性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又为市场划定生态规制，消除其生态负面作用，这才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生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向效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2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

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实质上是后现代思潮中“技术双刃剑”问题在生态领域的延伸，而“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双峰对峙，正是传承了后现代思潮那种抽象的、符号化的理解技术的衣钵。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只是抽象、片面的理解技术，并各自抓住技术生态作用的一端不放，片面地夸大了技术在治理或者破坏生态系统方面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技术应用的生态后果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经济规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单纯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也不赞成完全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通过转变掌握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技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解放，主张转变拥有技术选择权力的经济理性为生态理性，使技术沿着绿色的方向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技术的生态功能，体现了其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为分析解决生态危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笔者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技术的生态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酣畅淋漓的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双重批判之后，并没有给出如何发展技术、选择技术、发挥技术积极作用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的可行的方案，其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等概念，尽管有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又有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之嫌，有在发展技术或抑制技术之间折中处理的味道，没有体现出其所推崇的按照生态理性原则选择技术的设想。

2.3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为生态危机根源的争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着一定的质疑，质疑产生的缘由就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反而成效显著呢?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其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地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底线，才能满足其对剩余价值无限贪婪的内在要求，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进，资本不断地渗透到世界各地，必然使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揭示是一致的。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都那么成效显著，事实上除了少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仍然十分普遍，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最后，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源”一词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是无法克服的，这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这不妨碍那些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暂时性的延缓生态危机。实际上这少数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是通过环境立法、环境行政监管、大众环境意识的培育以及生态殖民入侵等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本国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已［5］。其中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生态殖民入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之际，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来保障本国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废料，用贸易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吃下污染的苦果;利用贸易剪刀差效应，从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能源来维持本国高消费、奢侈的生活。由此看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福利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生态贫苦基础之上的。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严重的生态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最理想社会形态的观点应该坚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则是在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它们二者都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形态，拥有着相同的性质，只是发展程度上有所差别，正如列宁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时所说的，“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7］。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具备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能力，它的充分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次，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但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本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更为直接、紧迫的任务列为头等考虑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的时候，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许多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诱导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广泛存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的疑问。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首要任务，生态建设往往被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后，加之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传统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尚在逐渐转型的过程之中，现代化的绿色技术体系远没有形成，体现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还很淡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生态殖民入侵不断上演，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的现实因素，这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瓶颈。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