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险责任论文合集12篇
寿险责任论文篇1
与其他行业相比,保险业的负债主要由各种责任准备金组成非寿险责任准备金是对保险合同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或经营风险的评估结果,其计算需要依赖保险精算人员运用特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计量,这是非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不同于其他负债的地方,也是初次涉及保险会计的财务人员较难理解的地方
一非寿险责任准备金的含义
非寿险责任准备金中的责任是指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的未了责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因承保保险业务而提取的基金,或者说是对因承保保险业务而引起的将来负债或已有负债的提取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取在先,赔款支付和费用发生在后,所以保险公司要设置一定储备基金以应付未来的保险责任
按照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非寿险责任准备金包括: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公司在会计期末对已发生保险事故应付未付赔款所提取的一种资金准备,一般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已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而保险公司尚未结案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但尚未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为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费用而提取的准备金
2.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包括保险公司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以及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长期责任准备金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
1.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最常应用的技术是逐案估计法,即由经验丰富的理赔人员对每一个已报案赔案的未决赔款成本进行估算,同时要考虑索赔自身的特点经济环境等的变化在进行会计处理时,需要精算部门分别提供再保前和再保后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数据
2.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对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通常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赔付率法和B—F法等通过上述精算方法可以先计算出各事故年的终级损失,从终级损失中减去已决赔款,即得出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估计值,然后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估计值中再减去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金额,就得到了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32109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323109
3.理赔费用准备金对于保险事故,保险公司除应支付给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赔偿外,还应支付结案过程中发生的理赔费用,所以保险公司应当提取理赔费用准备金其中,直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损失检验费律师费等为直接理赔费用,应提取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而不是直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理赔费用为间接理赔费用,应提取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1)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的常用方法是比例法,该方法假设直接理赔费用与相应的赔款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并且该比例关系的发展规律在过去和将来是一致的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直接理赔费用准备11089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11089
(2)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需要首先确定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经验比率,然后假设间接理赔费用在立案时发生50%,其余50%在剩余的理赔过程中发生按照上述假设,就可以根据下述经验公式估计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50%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经验比率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三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保险公司履行未来赔付责任的资金准备,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要按照规定计提而且保险公司在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还要对其进行充足性测试,如果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能满足未来赔付费用等的需要时,还必须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评估方法通常分为比例法和风险分布法其中比例法又可以分为1/24th法1/365th法等,主要适用于被评估险种或险类的风险分布比较均匀的状况;而风险分布法分为七十八法则逆七十八法则流量预期法等,主要适用于保险期间较长的险种下面分别就上述方法予以介绍:
1.月平均估算法(1/24th法)
月平均估算法的理论依据是假定一个月所有承保的保险单是30天内逐日开出的,并且保险单数量保额保费服从均匀分布,这样可以近似的认为所有的保单从月中开始生效,即对于每张保单当月仅能赚得半月的保费对一年期的保单,当月已赚保费仅是年保费的1/24
以一年期的保单为例,采用1/24th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每年末的12月31日,可以根据下表所示的未赚保费因子来评估:
(1)2005年12月该公司提取的再保前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P12=1248*1/241296*3/241200*5/24…1164*23/24=1115.5
则2005年12月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115.5
贷: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115.5
(2)2005年12月该公司再保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A12=998.4*1/241036.8*3/24960*5/24…913.2*23/24=892.4
2005年12月该公司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P12-A12=223.1
则2005年12月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23.1
贷: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23.1
2.逐日估算法(1/365th法)1/365th法是以日为基础逐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一种方法,所以又称逐日估算法1/365th法是根据有效保单的天数来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将所有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下(包括一年)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加总,即可得到短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将所有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加总,即可得到长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采用1/24th法,1/365th法或者其他更为谨慎合理得方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特别是对于机动车辆法定第三者责任保险,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必须采用1/365th法评估其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而且采用1/365th法,其精确程度明显要比1/24th法高得多
1/365th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公式为: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保单未赚保费天数/保险期间涵盖天数×保费收入
3.七十八法则与逆七十八法则对于某些特定的险种,随着承保时间延长,风险逐渐降低或增大此时保险公司考虑近似选用七十八法则与逆七十八法则,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例如,对于个人抵押商品住房保证保险,由于贷款余额的减少,风险分布呈现递减的趋势,可考虑采用七十八法则;而对于车辆保修期延长保险的风险在承保期内逐渐增加,则考虑采用逆七十八法则
七十八法则的计算公式为:
12
P12=∑（13-N）*XN/78
N=1
逆七十八法则的计算公式为:
12
P12=∑N*XN/78
N=1
N——表示月份数
P12——表示年底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X——表示年度各月的保费收入
上述公式适用于一年期保单,分母78=1211…1;如果为两年期的保单,分母则是2423…1=300
1)该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前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12
P12=∑(13-N)*XN/78=1233.1
N=1
借: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233.1
贷: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233.1
2)该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12
S12=∑(13-N)*ZN/78=986.5
N=1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P12-S12=246.6
借: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46.6
贷: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46.6
4.流量预期法流量预期法是以承保业务的实际风险分布为基础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这需要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对风险分布状况和已赚保费比例分布进行估计
5.保费不足准备金按照保监会第13号令《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中第12条规定:保险公司在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应当对其充足性进行测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足时,要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因此,在按前述方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后,保险公司还需要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与费用,就是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去乘以估计的赔付率与费用率,扣除投资收入的差额,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账面余额进行比较,检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否足够充分并且按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应大于或等于以下两者中的较大值:
I.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费用及再保支出的余额;
II.在准备金评估日假设保单退保时的退保金额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提取责任准备金的目的是为了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基本原理来核算损益反映盈亏,而从保险公司经营的角度来看,准备金评估的准确性将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策略产品设计偿付能力以及公司之间盈利能力的可比性等等因此,保险会计对保险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尤其是对责任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应遵循谨慎的估价原则目前,各家保险公司也在通过不断努力,寻求适合于自己保险公司实际情况的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法,力求计提的责任准备金充分合理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为保险公司的准备金核算提供一些有益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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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卓奇.保险公司会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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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责任论文篇2
关键词 寿险准备金 会计计量 问题 探索
一、我国保险会计制度的发展
从198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后，我国的保险会计理论引起关注，因此，在同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并在1989年末进行了修改。在这一阶段不论是社会经济还是保险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1993年的时候财政部要求我国的会计制度要进行全面的改革，1993年7月起实行了《保险公司会计制度》。
1995年我国颁布了《保险法》，并于1998年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段时期是保险制度出台最多的一段时期，我国的保险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此，对原有的《保险公司会计制度》进行了适合市场要求的修订。
随着国际化脚步的加快，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的会计准则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在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上却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对此，财政部专门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对保险混合合同分拆、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以及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会计问题进行了重新规范，并要求从2009年年度报告开始实施。
二、寿险责任准备金的概念以及分类
寿险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公司为将来要发生的保险责任而提存的资金。寿险公司80%―90%的负债都为寿险责任准备金负债，而这些准备金大小在精算假设上的轻微变化或在准备金评估方法上的变化都会对某个时期的收入和公司的价值产生极大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只有三类寿险责任准备金被经常使用。用于保险监管人员估计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使用的准备金是法定准备金，它想对较为保守。还有就是保险公司希望得到最佳经营状况估计而使用的准备金叫盈余准备金，他是用假设计算评估出来的，但是假设想对很精算，可以说是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负债情况。还有一种经常用到的就是为了确定保险公司的税收而使用的准备金，想对以上两种，税收准备金算不算保守，也不算激进。
我国的寿险责任准备金最初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计算，这种方法每年都保持收支平衡，但对于给付责任的承担能力则是未知的，这种方法缺乏科学依据，不适应市场的发展要求。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寿险精算方法引入我国，初期，由于技术人员短缺，计算的寿险责任金并不能达到要求的精算水平。会计准则的发展，制度的出台都让我国的会计计量紧随国际发展的水平。我国寿险准备金的计提初步建立了较为科学、完整且统一的法律规定。至2009年末，我国财政部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一处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对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量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三、我国寿险责任准备金会计计量现状
2006年对于我国会计界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的会计准则重新修订，开始逐步接近国际水平。这套准则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反观国际对会寿险责任准备金的会计计量规定后发现，我国的会计计量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的空间。这些差距将不能如实的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因此，相关规定进行了新的计量方法的要求。自从《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以后，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我国保险行业发展的一大利好。的确，在行业结构竞争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也相交于过去的计算方式更加公平和透明，对会计的监管也更加合理，这将促进会计规范的迅速发展。
（一）理论与实践脱离
从市场反馈情况调查表中不难看出，最明显的就是实践缺乏理论的指导，这与很多事物是相反的，很多事物是理论性太强，没有可行性，但是会计计量则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忽略了理论的发展，相关研究更是发展缓慢，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士少儿又少，对此，国家应给予一定的鼓励与支持，促进计量理论的发展，对此，发到国家的一些理论成果以及方式值得借鉴和研究，结合我国现状进行更加系统的分析，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直接导致计量模型和方法的准确性降低，而计量信息的缺失将引起大众以及相关机构的不满，造成营业额的降低，因此，促进我国寿险准备金会计计量的发展将是近期会计计量发展的目标。
（二）问题将引发的后果
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公众对权力的要求变得更加注重，尤其对隐私权和知情权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保险业务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一项事业，因此，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的透明化、清晰化将是大众有权获得的，如果，会计计量的实施不到位，将无法科学透明的呈现经营结果，降低了保险公司的信誉，导致利益的降低将是必然的结果。
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直接引起的会计后果就是增加了会计主观判断的余地和人为操纵的空间，从而对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产生影响。这包括企业自身的比较以及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对比，这都将影响整个保险业的发展与良性竞争。
寿险责任准备金的会计计量结果反映的是特定公司在特定假设条件下的现值调整金额。在缺乏明细信息披露的情况下，这个计量结果对特定公司状况的反映也会造成最终结果的可比性降低。
四、会计计量问题的解决
不论是保险企业自身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的要求，还是国际发展市场提出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寿险责任准备金会计计量规范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将无法适应市场的发展，将滞后于社会前进的脚步，使我国的整体经济落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本文从政策、经济、企业自身、监管制度等多方面共同着手进行改革。
（一）政策的支持是关键
保险业近年来成为竞争较为激烈的一个行业，纵观世界上保险业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利润的来源多数依靠保险资金的投资获得。资料显示：1982年全世界私营保险公司(不包括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用作投资的资产总值达15000亿美元，其中人寿保险公司为11000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73.3%。就国内寿险公司而言，当前，第一，要加强对现有资金的管理，防范资金风险，防止新的资金流失。第二，采取集中管理办法，提高保险资金的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第三，注意掌握资金运用的结构，既保证公司正常给付和日常开支，又可有一定的流动性，有利于灵活调度资金，还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第四，本着积极稳妥的态度，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当放宽资金运用的渠道，允许将保险资金投向规模大、信用高、影响广、效益好的投资项目。
从解放初期到现在，我国的保险业相关法律规定不断地完善，不断地修订，从市场的发展要求，从国际上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精华，可以说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的出台以及执行都是都在国际的前沿的，但由于国内的保险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对于保险合同等方面的会计计量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以下几方面有必要特别加强一下法律的强制规范。要想顺利实施《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中对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规范，就必须在现有计量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关于计量的详细规范，以便避免各保险公司在实务操作中的多样性，增强各公司之间财务数据的可比性。具体到计量模型，我国寿险责任金的评估一直都是依靠保险公司的精算部门完成的，也就是依赖保监会制定的监管要求完成的，会计准则下得准备金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参数设置自然也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利益的侧重点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规范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预测，尤其是对新型寿险合同的特殊现金流量项目，以便保证各公司在准备金计量模型中包含的内容具有可比性。同时，相关规定中也有对剩余边际的规定，我国应该进一步细化边际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寿险责任准备金会计计量时应该单独计量的边际组成部分。
（二）打造中国特色的会计计量
国情不同，发展速度不同，针对的客户不同，而且发展相对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行业经验和人力积累方面都较为薄弱。因此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应当意识到我国的保险行业的现状研究出具体可行的方式，我国的市场体制仍有待发展，寿险责任准本金计量应该随时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同时，注重人才的培养以及行业经验的积累，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同时，选择切实可行的计量方式。特殊的国情造成我国保险业的特殊现状，自然对信息的披露进行特殊的规范，保证信息的准确是保险会计计量的必然要求。
（三）加强内部与外部的监督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必要的监督和指导是必须的，从宏观方面来看，相关的部门要对行业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主要是指财政部以及保监会，因为责任准备金直接关系到保险工资的营业额和相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监管层必须赋予足够的重视。同时，企业内部对此也要进行合理的监督以及指导，保证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营。
（四）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对于相关部门出台的法律必须认真执行，维护客户的利益，保证长久的信誉。加强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管理，首先，要从思想上入手，认真学习、执行《保险法》。世界上各国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极为重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由政府或有关部门直接进行监管。我国《保险法》也作了明确规定，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具体办法。寿险公司要按照规定，足额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不断提高承保质量和资金效益，切实提高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其次，在工作中真正树立保户第一的观念，树立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观念，管好用好寿险责任准备金，以最大可能去实现其保值增值。同时，要通过开展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控制费用开支，增收节支，以增加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
（五）探索新的财务核算方法
追求新事物的过程总要不断地探索和改善才能不断地进步，寿险保单的责任金完善的过程中，核算办法需要不断地改善，目前寿险核算中“死差、费差、利差”作为利润单独考核。通过利润核算，从公司盈利中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以解决基本建设、固定资产购置的资金出路问题。对分业后占用的寿险责任准备金应尽可能地通过逐年消化，加以填补。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不断地完善，最终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进步。
（六）账目清算时间缩短
这属于历史性的问题，保险公司最初出现被认为属于欺骗行为，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保险被大众所接受，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大，保费收入增加，但是不良资产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为了防止新的资产风险出现，降低不良资产的比重，大力做好清收工作，降低资产损失。这项工作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题，必须得到相关领导的重视 以及支持才能顺利的进行，保证成效。
（七）重视责任准备金计算工作，利用电子手段，确保精算准确性、科学性、严肃性
寿险责任准备金计算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要有高度责任感、事业心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才能搞好。严禁弄虚作假的行为，确保计算结果的真实性。电子科技的发展为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提供了方便，为了提高寿险责任准备金计算的准确性，中保寿险公司可利用电子化的先进手段进行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人员少和管理工作量大的矛盾，保证寿险责任准备金计算准确。近年来，各级领导对电子化工作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都在积极开发程序投入使用，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还不能形成统一的电脑网络，开展统一规范的自恢复办理国内人身保险业务以来，原人保公司在寿险责任准备金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规定了计提方法，年度决算时按照规定计算提留，专项管理。但是，从当前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情况看，保险业务迅速发展，而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却未能与之同步，与其所承担的风险责任不相适应。
结束语：
寿险责任论文篇3
原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保费，对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达到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合同。按照保险人在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是否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分为：非人寿保险和人寿保险。原保险合同延长期：被保险人自上一期保费到期日未缴纳保费但保险人仍承担赔付责任的期间。非寿险保险合同是指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不承担赔付责任的保险合同，具有如下特征：
①保险金缴纳方式以一次性缴纳为主，分期交付为辅；
②由于保险期间短，通常假定保险风险平均分布于保险期间；
③采用自然费率计算保险费，保险公司每年收取的保费与当年承担的风险大小是完全对等的，保费收入的实现过程与保险风险的承担过程形成同步对应关系；
④因保险期限短，风险分布均衡，保险单通常无任何现金价值；
⑤保险公司有权根据保险期间内的风险变化情况调整应收保费，或者在期末根据承保风险的实际发生概率对下期保险费进行适当调整。
分类：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交通事故保险、船舶保险、农业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二、非寿险业务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提取来到期责任准备金”账户设置多余
对于非寿险原保险合同，保险人通常假定保险风险在保险期间是均匀分布的，与之相应，保费收入也是均匀分布的，在保险人按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认保费收入的情况下，为了真实地反映保险人当期已赚取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通过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将保费收入调整为已赚取的保费收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账户所核算内容只是本期不能确认的保费收入，是一个负债类账户；“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账户是费用类账户。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要求将当期收取的保费调整为当期应确认的保费收入分两步走：先全部确认保费收入再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账户属于保险公司特有的账户，一般非专业会计人员难以理解它的含义，导致外部报表使用者阅读保险公司会计报表具有一定的难度，既然非寿险原保险合同保险风险均匀分布，保费收入就应在保险期内均匀确认即可。这样就没必要设置“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及“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账户了。
2. 现行保费收入的确认标准易导致非寿险公司保费收入确认虚增
保费收入是指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为履行原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对价收入，是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的价格。保费收入的确认根据保险公司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保费收入应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
(1)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合同签单生效)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2)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能流入公司；
(3)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的计量。
在实务工作中，非寿险合同一般是签单生效，即原保险合同一经签订，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无论是否收到保费，应确认为保费收入，它是基于“权责发生制”原则，根据这一确认原则，非寿险公司对于保费收入需设置“应收保费”这一账户核算，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定的应收保费是非寿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非寿险公司的某一非寿险合同的应收保费短期存在无可非议，如果这一应收保费长期存在，就会引起公司利润虚增，破坏公司资产质量和现金流，还增加其分保成本、管理成本、坏账成本和机会成本。
寿险责任论文篇4
一、准备金概述
在寿险业务中，保单的期限一般较长，而且保费一般采取平滑的方式收取，在评估时点，保险公司必须基于一定的假设和未来风险水平对未来的保险金给付提取一定的负债，这部分负债形成寿险责任准备金。在保险公司的负债中，80%—90%的负债都是责任准备金部分，因此，准备金精算假设及评估方法的细微变化都会对公司的负债水平及价值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法定准备金计提分析
首先是传统寿险产品法定责任准备金的计提，关于假设，以前的精算规定，保险人在计算产品费率时必须采用90-93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所规定的死亡率，现在的精算规定，保险人在计算产品费率时可根据公司自身的经验选取适当的死亡率，但是在计算产品准备金时，应当采用00-03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所规定的死亡率，另外，对于费用率和利率的评估水平，不得高于定价时采用的利率和费用率以及保监会规定的标准两者之间的较大者。
寿险的法定责任准备金由寿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两部分组成，理论上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在均衡纯保费的假设条件下，在评估时点，计算未来赔付责任的现值与未来保费收入的现值两者之间的差值。在均衡纯保费的条件下，由于寿险业务首期发生的费用较高，如果采用理论上的法定责任准备金计算方法，容易导致首期收取的保费收入用于费用支出的部分无法满足实际的费用支出，导致保险公司出现亏损，因此有必要对理论法定责任准备金进行修正调整。其中一种修正方法是把首期的纯保费调整为首期的风险保费，其余部分全部用于满足首期的实际费用，这种方法叫做一年定期修正法，目前在实务中采用这种方法对传统寿险产品（不包含分红保险）进行法定责任准备金评估，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陷，因为对于高费率保单，如果保费扣除风险保费的部分很可能大于实际费用的支出，虚增保险公司利润，因此还有必要继续改进。对于分红保险，其对首年纯保费的修正采用max（首年风险保费，毛保费减去E），其中E表示基本死亡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该比例不得高于3.5%，其实就是把首年发生的费用限制在基本死亡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内，其实质是和传统寿险产品一致的。另外，对于传统寿险责任准备金，如果修正后的未来期间纯保费大于实际收取的毛保费，还应计提保费不足准备金。对于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其次是非传统寿险产品责任准备金的计提。对于非传统寿险产品，其法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由账户准备金和非账户准备金两部分构成。账户准备金是相关账户的价值，因为这一部分是投保人的资产，对保险人来说就构成负债，另外，为保证保险人在未来对保单账户之外的理赔，费用支出以及持续交费奖励有足够的偿付能力，要求保险公司提取非账户准备金，其计算方法就是从最后一期现金流为负的时期开始，逐步往前推移，其实质就是从评估时点到最后一期现金流为负的时期，如果产生的正现金流可以满足负的现金流，则不计提非账户准备金，如果不能满足，则提取其精算现值的差额作为非账户准备金。
三、财务准备金计提分析
在企业会计准则2号解释出台以前，寿险财务准备金的计算方法与法定准备金的计算方法相同，过于保守，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企业会计准则2号解释出台以后，要求对保险合同进行分拆，对于属于保险合同的部分，其收入确定为保费收入，对于不属于保险合同的部分，其收入不确认为保费收入，如果合同不能分拆，或者虽然可以分拆但是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如果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则将整个合同确定为保险合同，如果没有通过，则整个合同都不确认为保险合同。引入“先分后测”的方法过后，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明显下降。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二号也对保险产品的财务准备金计算提出了新的方法，主要是未来净现金流折现法。包含未来期间的合理估计负债，合理的精算假设条件以及边际。以评估试点为基准，在相关精算假设下计算未来各个期间的净现金流并折现到评估时点。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在合理估计负债的基础上必须加上一定的边际以减少假设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在刚签发保单时点，如果当时保费收入减去必要的获取成本，其值大于合理估计负债加风险边际之和，表明了保险人在未履行相关义务的条件下就已经获得了利润，这明显不对。因此有必要将此部分利润在后续区间进行摊销，因为只有保险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才能确认相关利润，这部分首日利润称为剩余边际。但如果首日发生损失，则保险人必须确认首日的损失。如果存在剩余边际，对于剩余边际的摊销，一般选定一个评估基础，确定剩余边际摊销率，在后续评估试点，根据评估基础与确定的剩余边际摊销率确定剩余边际，而且有一个要求，就是该评估基础必须是逐年递减的，以至于在最后年度首日利得可以全部摊销完成。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有缺点，因为如果在未来区间内，情况发生改变，保险人的定价风险暴露出来，产生亏损，而此时却继续确认利润，明显存在矛盾。如果在每一个评估时点根据新的情况重新确认是否存在首日利得，会消除刚才所阐述的矛盾，但是可能在实务中操作起来会很麻烦，而且可能要经常返回前面区间进行调整，使利润的波动较大。
四、总结
寿险准备金的精算假设和计提方法对保险公司的整体负债水平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保险公司的价值和各期利润水平。因此，如何较合理的提取法定准备金和财务准备金，以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需求和合理地反映寿险公司的真实负债水平将是保险界必须不断探讨的重点，相信随着中国寿险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法定准备金和财务准备金的计提也将更加完善。（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参考文献：
[1]孙蓉.保险学原理[M].西南财经大学，2006.10
[2]陈戈.保险公司负债公允价值的评估[J].保险研究，2009（1）：96-100.
寿险责任论文篇5
为此，我和20多名本班同学准备去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人寿”）和洛阳市区的居民小区进行实习。
首先我们确定了实习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保险公司形成体制、公司文化与发展史。具体了解民生人寿内部的组织体系、管理体系，总公司、分公司、支公司、营销部之间管理与责权利的划分。
2、了解保险公司在展业、承保、理赔等业务流程和熟悉主要险种和相关单证。具体知道民生人寿在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营销中的主要环节、主要险种。
3、进行市场调查，了解人们对保险的具体需求和认识，保险营销现状并交流心得。具体向居民介绍民生人寿产品并力促成交。
遵照上述内容，我们的计划是：
1、花费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去了解民生人寿尤其是洛阳分公司的情况、民生人寿的主流产品和业务流程。
2、安排一周时间做市场调查，了解居民的需求和认识。
3、再安排至少两周的时间做保险销售工作，进行实战演练。
二、实习环节介绍
在民生人寿实习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1、通过公司讲解了解了民生人寿公司情况
2、学习了民生人寿的产品及其责任
民生人寿的业务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和资金运用业务。险种包括：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短期健康保险、长期健康保险、个人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具体了解了“合家欢”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民生人寿《吉祥卡》保险，民生长乐保障保险等相关产品和其保障对象、保险责任、保单利益等知识。
3、在公司理赔服务部了解了理赔的流程
首先，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客户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并将相关的资料由自己或委托他人送到保险公司。其次，保险公司理赔部接到材料后，会马上立案，如遇重大事故或有疑问的事故，会派专人进行调查。第三，调查员根据要求，展开调查。第四，理赔员对材料进行审核，确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计算出赔付金额。如有疑问仍可派人调查。作出核赔结论。第五，理赔员将审核意见和结论上报，专人签批，签批同意后结案。第六，通知客户领取赔款或其他书面通知。
4、深入市场展开调查，介绍产品并力促成交
寿险责任论文篇6
投保人投保之后，在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前（下文称为“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保险界和司法界的一个难题，我们称之为“候保期间事故赔付难题”。近年来，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纠纷频频出现，先有中国保险史上最大的个人保险赔付案——孙某诉广州信诚人寿案，[1]后有交强险时效争议——武汉车主叫板车险行业惯例案。[2]审判此类纠纷，往往令法官大挠其头。案件判决理由与审判结果以广州天河区法院和广州中院为代表分为两
派：前者认为，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已生效，保险公司应当赔付责任；后者则正好相反，认为保险合同根本未能成立，保险人自然不须承担赔付责任。两派争议之焦点，首先在于此类案件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其次在于赔付之理论基础。然而，争议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欠缺临时保险制度，也许正是这一制度的欠缺导致审判实务中的一系列问题。
2009年我国修改了《保险法》，但新法不仅没有规定临时保险制度，还明确规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如此，可以预计，保险公司未来为减少赔付，必将在保险合同中附加一系列的条件或期限，防止其承担保险合同生效之前的责任。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在他们看来，购买保险就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只要支付了对价，便已经获得了保障，保险人若以保险合同尚未生效拒绝赔付，必然引发诉讼。在《保险法》明确赋予保险人附条件和附期限权利的情况下，候保期间事故究竟应否赔付？其赔付的法理基础如何？我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赔付制度？这些仍然是新修订的《保险法》施行下的难题。
一、事故赔付：成文法原则及其理论解释
（一）成文法所体现的赔付原则
关于候保期间发生事故，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世界各成文法国家或地区较少提及，从笔者查阅的资料看，只有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对此有明文规定，兹引述如下：
《韩国商法》第638条之2第3款规定：“在保险人从保险合同人处接受保险合同的要约及全部或部分保险费后承诺该要约前，若发生保险合同所定的保险事故时，除非有理由能够拒绝之外，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合同上的责任。但是，人寿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应当接受体检而未接受体检时除外”。可见，在韩国，对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赔付责任的前提有二：其一，保险人接受保险要约；其二，保险人收受全部或部分保险费。然而，理论上说，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是提出保险要约的一种证明方式，保险人接受了保险费，通常可以证明其接受了保险要约，因此，上述两个前提实际上变为一个前提：保险人收受投保人预交之保险费。[3]对人寿保险，《韩国商法》虽附加要求被保险人接受体检，但候保期间投保人须交付保险费这一条件依然没有变化。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规定：“1.依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签发保险单或暂保单，须与交付保险费全部或一部同时为之。2.产物保险之要保人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及暂保单前，先交付保险费而发生应予赔偿之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3.人寿保险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付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开始”。其第2、3款规定的核心内容在于：预交保险费后，在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均以保险人赔付为原则，但在人寿保险中，尚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为条件。
由此可见，至少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如果投保人已经交付了全部或者首期保险费，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予赔付已成为一个原则。例外的情况是，在人寿保险中，韩国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台湾地区则要求保险人同意承保。但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并非完全合理，已饱受学者批评，其不合理之处留待后文论证。
（二）赔付之理论解释
上述国家和地区为何将赔付作为候保期间事故的处理原则，从其立法资料未能查得。笔者以为，从保险法及合同法的角度详察，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首先，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解释。保险费交付之性质，本质上为履行合同的行为，但保险业已普遍将该行为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与买卖合同中买方交付金钱购买商品没有太大区别，交付保险费本质上是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履行义务应该在合同生效之后，因此，保险费的支付也应当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4]但在今天的保险实务中，特别是人寿保险实务中，交付保险费已经转变为保险合同生效的一个要件。[5]“人寿保险人几乎不变地于要保申请书或保险单中，或同时于二者中规定保险契约在交付约定之保险费或第一期保险费前不生效”。[6]保险人在签发保单之前预收保险费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中外皆然。[7]预付保险费行为的性质由履行行为变为保险生效的要件，致使原本可以在合同生效之后履行的义务，必须在合同生效之前作出。因此，出于公平对等考虑，保险人也应当提前履行义务。保险人的义务是承担危险，该义务的提前履行，便是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生效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其次，保险合同对价衡平之解释。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前，这笔保险费必然会产生一笔利息，该笔利息可以认为是自预付保险费至保险合同生效日之间的保险费。由于保险费交付至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较短，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利息基本可以满足候保期间保障的费用需要。[8]因此，于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之时，由保险人提前承担保险责任，符合对价平衡原则。台湾学者曾就台湾预付保费在前，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在后，双方权利义务前后失衡曾有论述。这一论述，既可作为预付保险费导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提前之理论基础，亦可作为对价衡平之佐证，现摘录如下：“保险人未等到保险契约成立，却于受领要保之时即预收保险费，嗣后同意承保时，若保险事故未发生，则使保险人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保险责任，对保险人并无不利，若谓溯及负责为保险人之真意，保险人应无异议……但若于同意承保前发生保险事故，而保险人事后亦同意承保者，若认为保险责任自契约成立时才开始，而非提前至预收保险费时开始，则两相比较下显然前后失衡，对于被保险人至为不利”。[9]
最后，保险赔付之合理期待解释。关于“合理期待原则”[10]，Keeton教授在《保险法上存在的与保单条款相冲突的权利》一文中提出其概念，即“就投保人和未来受益人来说，他们对保险合同条款之客观合理的期望应当被满足，即使通过深入研究保单条款可以发现保单条款其实并不保障他们的期望”。[11]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之后，几乎都会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保险保障，交付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任何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应该负责赔付。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也会不自觉地产生投保人交付保费，就应该获得保障的观点。运用合理期待原则，美国法官已经在多起案件中判决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Gaunt v.John HancockMutual Life Insurance Co.案，该案主审法官Hand指出：“对于一般投保人来说，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并成功通过了体检，在保险人用其闲暇时间批准保险之前，他很少有机会了解不予保障的情况，他只会假定，支付了保险费就应该马上获得保障”。[12]
由此可见，无论从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方面、保险合同对价衡平方面，还是保险赔付的合理期待方面解释，如果投保人预交了保险费，保险人就有义务对候保期间的保险事故予以赔付。
二、事故赔付的性质：三条思路之批判
（一）三条思路之展开
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的事故予以赔付，但保险人的这种赔付在性质上如何界定，却不无争议。目前，关于该赔付之性质，学理上形成了三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该观点认为，“就保险人方面而言，若保险人或其履行辅助人疏忽未处理或转交要保人之要约、预定拒保却未通知要保人、或已完成内部核保却未将结果转交或通知要保人，均应认为保险人已违反前述对要保人利益之照顾义务，而应负缔约上过失之责任”。[13]在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审判指导意见中，这种观点也多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条规定：“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单后，保险人未及时签发保险单或者表示拒绝承保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责任。”无论是学者的观点，还是我国法院之司法解释或审判指导意见，都强调保险人在处理投保单或核保事务时存在迟延的过失，因此可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此种责任，既非侵权责任，亦非违约责任，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14]
第二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上为侵权责任。该理论源于美国的“杜费原则”，“杜费原则”来自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一案。[15]爱荷华州最高法院认为保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常人均以保险为私人间合意成立之契约行为，不发生过失问题，但此显属忽视保险契约当事人一方为保险人，保险人经由政府特许而经营保险业务，而颁授此一特许之立法政策在于促进公益，对于因意外事故受损害之人提供补偿……保险人既已接受保险申请，并收受保险费，自须对要保人提供其所需之保险，或于相当之期间内予以拒绝。若保险人因过失而未为任何一种处理，对过失之后果应负责任”。[16]爱荷华最高法院未将该案作为契约纠纷处理，而是以保险人未能及时处理投保单，主观上存在过失为由，判决保险人承担过失侵权责任。
第三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有学者指出：“此非缔约过失责任，而似为合同强制成立。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只是一个要约，保险合同是否得以成立，还要看保险公司经过危险审核后是否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保险人作为相对人没有义务一定要作出同意或反对的意思表示，更不存在及时签发保单的义务；最高法院的意见看上去更像是强制性的规定，保险人不及时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也成立并生效，这与缔约过失似乎并无直接联系。”[17]2009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投保人提出财产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虽未出具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但已接受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的，一般应认定双方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但投保人与保险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便属于保险合同强制成立的规定。保险合同强制成立后，保险人应当承担收取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保险事故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观点中保险人所承担的契约责任，乃是未来可能成立之正式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非正式保险合同生效前之临时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且，此种观点不区分保险人在核保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只要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和保险费，即使保险人不同意承保，在其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亦应承担正式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二）三条思路之批判
关于保险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般认为，承担缔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先合同义务的违反；（2）相对人受有损失；（3）违反先合同义务与损失间的因果关系；（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归责事由（即主观过错）。[18]将这些要件用以衡量候保期间的事故责任，问题在于：保险人违反尽速核保、尽速出单的义务是否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般来说，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损失可能是意外事件或者他人的侵权、违约行为造成的，保险人迟延核保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许多情况下，尽管保险人及时核保，仍可能在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此时保险人在核保方面并无过错，但保险人岂能完全免责？若保险人并无过错，所谓“缔约过失责任”也就因此不再适用。
关于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在美国，“杜费原则”曾为亚拉巴马州等十余州所采用，但现在只有北达科他州等少数几个州采用。密西西比等州则拒绝采用该原则，“认为保险业与银行业均经特许，银行业于借款申请延迟不为表示既不负责任，自无理由责令保险业对要保申请立即为行为之义务。”[19]杜费原则体现的侵权责任，在美国侵权法体系下或许可以勉强适用，但在我国侵权法体系下适用恐存在困难。保单签发前，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可能尚未成立，如被保险人发生损失，保险人未有造成该损失的任何行为，其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意在保护此损失之发生，因此亦无侵权过错，谓之构成侵权行为实在有些牵强。再者，保险人究竟侵害了被保险人的何种权利亦难认定。因此，有学者称：“保险人预收保险费后拒绝承保之行为，纵使认为有违反诚实努力促使契约成立之义务，亦无法以侵权行为课予损害赔偿责任。”[20]
关于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并生效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在候保期间，投保人仅仅交付了投保单和保险费，保险人并未同意承保，保险合同并未成立，更未生效，要求当事人承担一个并未成立的合同责任，理论上无法解释。保险法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尚未承保，而需要体检的保险商品的体检尚未开始，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就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在法律上有难以解释之处……按保险合同法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21]
三、临时保险合同责任：保险人赔付之形式依据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均存缺陷，那保险人赔付的性质究竟如何，其又以何种形式加以表现？
（一）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作为临时保险合同：英美国家的选择
在美国，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通常可以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意识到，在申请正式保单获得保障之前，被保险人面临的风险没有获得保障，而这一期间可能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对被保险人是不利的。而且，在这一期间如果不提供保障的话，被保险人也可能改变主意去购买其他保险公司的类似产品，这对保险公司也是不利的。[22]因此，他们通常提供暂保单或附条件收据来保障这一空白期的风险。[23]暂保单多用于财产与责任保险的情形。[24]由于财产和责任保险的代理人一般为总代理人（general agents），他们基于保险公司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有权直接对被保险人签署暂保单，为保险人正式承保之前的风险进行保障，且这种保障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现均可，只要代理人的行为使得一个理性人有理由相信其已经获得保险保障即可。[25]对暂保单性质的认定，美国的保险法学者一致认为其属于临时性的保险合同。[26]这意味着，在正式保险合同成立之前，为保障被保险人候保期间的风险，已经存在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附条件收据多见于人寿和健康保险的情形，特别是人寿保险的情形。[27]而财产保险的暂保单不能用于人寿与健康保险，[28]其原因在于，“销售人寿保险的代理人通常是展业代理人（solicitingagent）而非总代理人，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的授权，其无权对被保险人签发暂保单，只能签发附条件收据。”[29]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的不同之处在于，暂保单的保障内容基本与正式保险合同相同，[30]一般并不附有条件；而附条件收据的保障附有条件，只有被保险人符合保险人规定的条件时（符合可保要求），保险人才对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在美国，包括Vance、York在内的绝大多数保险法专家都将附条件收据看作临时保险合同的表现形式。
在英国，暂保单被称为covernote，主要出现在汽车保险、盗抢保险或火灾保险中，通常不会出现在人寿保险中，[31]其与美国的binder含义大体相同。[32]早期英国学界并不认为暂保单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合同，但这一认识因著名的Thompson v.Adams案而改变。[33]在此案中，法官确认暂保单是一个完整的保险合同，随后，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案再一次强化了暂保单就是一个保险合同的观点。[34]于是，该观点如今已经成为通说，例如，英国的Ivamy教授认为：“暂保单本身就是一种保险合同”。[35]“但它同随后签订的针对同一风险并记录在保险单中的保险合同是有区别的，前者由临时保险单调整，后者由保单调整。”[36]
（二）法定追溯保险：维护公正的被迫选择
前已述及，大陆法系要求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的保险责任，依据之一是追溯保险理论。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属于法定追溯保险，如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保险法“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人寿保险人如于同意承保前预收保险费，则事后同意承保时，应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其保险责任，其特征正好符合‘实质保险时点先于形式保险时点’之客观要件，且要保人于提出要保后，被保险人始发生危险事故，应符合主观上之‘善意’要件，因此，在此适用‘追溯保险’之概念，应与其本质无违。”[37]
单纯就保险期间提前而言，候保期间之保险保障与法定追溯保险的保障确有相同之处。[38]然而，如果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提供临时保障，法律便不会通过法定追溯保险的形式要求保险人承担责任。事实上，即使是追溯保险，最初也仅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国家并不强行介入，保险发达国家的保险法一般仅对约定追溯保险作规定，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往往难觅踪迹，学者中亦不乏反对法律强行规定追溯保险之人。桂裕教授指出：“‘无论已否发生损失’（即法定追溯保险）之条款，通常见诸海上保险单，盖亦惟海上保险乃有不知危险已否发生之情形也。”[39]对台湾地区在主要规制陆上保险之《保险法》中应否规定追溯保险的争论，桂裕教授持否定态度，认为“若保险单无此项订定者，任何契约，皆不溯已往。”[40]大约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均在保险法中规定了约定追溯保险，有关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则付之阙如。依照桂裕教授的理论，在保险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法律不应强行将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保险合同生效之前，但此种情形却昭然出现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保险法律中，何以解释这种现象？
笔者认为，法律强行将未来生效之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合同生效之前，乃是为了补救临时保险制度缺位的遗憾。其原理在于，保险人提前收取保险费，本应为被保险人提供临时保障，但其不愿提供，以至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公正的补偿，法律出于正义考量，要求保险人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这一法定的赔偿责任，不过是对临时保险合同缺位的补救措施。在存在临时保险制度的国家，被保险人因有临时保险合同保障，法定追溯保险并无适用余地，只有在保险人不提供临时保障的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制度才得以适用。因此，以法律形式规定保险责任提前，不过是立法者的被迫选择。但是，在理论上，法定追溯保险无法解决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却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难题。立法者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合同生效前的责任，更像是法律强行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了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注释:
1.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一）、（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
2.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
3.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
4.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 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holders，Little，Brownand Company，1994.
5.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
6.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 Hong Kong，Lloyd’s London Press，1997.
7.The Project Group of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09.
8.Muriel L.Crawford，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Law，（seventh edition），FIMI Insurance Education Program Life Management Institute LOMA，Atlanta，Georgia，1994.
9.Robert H.Jerry，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Matthew Bender&Co.，Inc.，1989.
10.[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2001年10月5日，投保人谢某听取了信诚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黄女士对“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及5个附加险的介绍，与黄女士共同签署了《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书》。10月6日，信诚人寿向谢某提交了盖有其总经理李源详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谢某根据信诚的要求及该建议书的内容缴纳了首期保险费11944元，并于10月17日下午完成体检。10月18日凌晨，谢某被其女友前男友刺杀身亡。当日上午8时，信诚人寿接到医院的体检结果，决定因谢某身体问题须增加保险费18.7元，并提交财务证明才能承保。2001年11月13日，谢某之母孙某向信诚人寿提出索赔申请，11月14日，信诚回复：根据主合同，同意赔付主合同保险金100万元；同时认为，事故发生时其尚未同意承保（尚未签发保单），故拒绝赔付附加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2003年5月20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判决信诚人寿赔付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判决后，信诚人寿不服提起上诉，2004年11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此案所涉保险合同未生效，判决信诚人寿不必赔付附加保险合同保险金200万元。2005年11月，孙某对此案提出申诉，被广州中院驳回。2007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指令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但此后该案的审理便不见下文。参见许崇苗：《对信诚寿险案二审胜诉的法理分析》，载《保险研究》2005年第3期。
[2]2006年8月15日，明先生在中国平安保险湖北分公司为车辆投保，其中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当日20时15分，他驾车不慎将一行人撞伤，伤者因抢救无效死亡。明先生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对方于2007年4月25日下达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依照保险合同约定，保单应自购买保险次日零时生效，明先生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合同尚未生效，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付责任。保监会于2009年4月1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各保险公司做到交强险保单“即时生效”，但这一规定仅仅限于交强险领域，在其他保险中，仍无法杜绝投保人投保后，保险合同生效前发生事故的纠纷问题。
[3]之所以称为“预交保险费”，是因为依照合同法理论，保险费的交付须在保险合同履行时交付，但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提交投保单时（即发出保险要约时）即交付保险费，此时保险合同尚未成立，遑论履行，因此我们将此种情形下的保险费交付称为“预交保险费”。
[4]对此，台湾保险法学者江朝国先生指出：“按一般民法契约上之概念，保险费之交付仅系当事人之一方——要保人——于契约成立生效后应履行之义务。”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2页。
[5]在寿险以外的其他保险，预收保险费虽然不若人寿保险中普遍，但将交付保险费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却是保险业的普遍现象。
[6]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第70页。
[7]19世纪英美的案例表明，当时的寿险业已经将预付保险费作为保险生效的条件，例如，在Canning v.Farquhar （1886） 16 Q.B.D.727中，保险人在投保单中即写明，只有交付保险费，保险合同才能生效，但当时预收保险费的做法还没有严格实行。
[8]利息是否足以支付保单签发前的保险费，原则上应经保险精算计算，唯法学与保险精算学存在差别。在法学上，通常不会以投保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数额少于精算保费数额而否认合同效力。故笔者认为，法学上的对价平衡并非保险精算上的保费与承担风险绝对相当。即使在保险精算学上，精算出来的保险费也不会与被保险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绝对相当。况且，目前中国保险实务界的精算恐有“粗算”之嫌，经“精算”的保险费未必合乎该保险商品的实际价格。
[9]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80页。
[10]关于合理期待原则的理论，参见梁鹏：《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304页。
[11] Robert E.Keeton，“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83Harv.L.Rev.（1970），p.967.
[12] Gaunt v.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160 F.2d.601.
[13]同注[9]，第186页。
[14]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15]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160 Iowa 19，139 N.W.1087 （1913）.在该案中，投保人投保时身体健康，属于可保体。之后，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也完成了保险人要求的一切手续，但投保申请却因代理人的过失延迟至被保险人死亡后才将保险费交给保险人，此时距投保人提交投保单已有30天之久。原告遂提起侵权诉讼，爱荷华州法院以侵权为由判决原告胜诉。
[16]转引自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集），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第7版，第54页。
[17]此处“最高法院的意见”系指最高法院200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邢海宝：《中国保险合同法立法建议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18]参见注[14]，第151页。
[19]同注[16]，第54页。
[20]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1]同注[9]，第183页。
[22] See 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p.36.
[23]美国保险法教科书将收据写为conditional receipts，应译为“附条件收据”，但美国法院多不承认此种收据所附条件，更愿意将“附条件收据”认定为“无条件收据”，保险实务又将收据分为“批准性收据”、“有条件收据”和“无条件收据”。
[24]参见[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25] See 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p.294.
[26] See note[22]，p.36.
[27] See 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 holde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61.
[28]参见注[24]，第149页。
[29]同注[25]，第299页。
[30]See note[27]，p.59.
[31] See E.R.Hardy Ivamy，General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4thedition），Butter worths，1979，p.103.
[32] See 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HongKong：Lloyd’sLondon Press，1997，p.297.
[33] See Thompson v.Adams，（1889） 23 Q.B.D.361.
[34] See 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1922） 38 T.L.R.334.
[35] See note[31]，p.107.
[36] See note[32]，p.297.
[37]同注[9]，第180页。
寿险责任论文篇7
投保人投保之后，在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前（下文称为“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保险界和司法界的一个难题，我们称之为“候保期间事故赔付难题”。近年来，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纠纷频频出现，先有中国保险史上最大的个人保险赔付案——孙某诉广州信诚人寿案，[1]后有交强险时效争议——武汉车主叫板车险行业惯例案。[2]审判此类纠纷，往往令法官大挠其头。案件判决理由与审判结果以广州天河区法院和广州中院为代表分为两
派：前者认为，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已生效，保险公司应当赔付责任；后者则正好相反，认为保险合同根本未能成立，保险人自然不须承担赔付责任。两派争议之焦点，首先在于此类案件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其次在于赔付之理论基础。WWW.133229.cOM然而，争议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欠缺临时保险制度，也许正是这一制度的欠缺导致审判实务中的一系列问题。
2009年我国修改了《保险法》，但新法不仅没有规定临时保险制度，还明确规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如此，可以预计，保险公司未来为减少赔付，必将在保险合同中附加一系列的条件或期限，防止其承担保险合同生效之前的责任。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在他们看来，购买保险就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只要支付了对价，便已经获得了保障，保险人若以保险合同尚未生效拒绝赔付，必然引发诉讼。在《保险法》明确赋予保险人附条件和附期限权利的情况下，候保期间事故究竟应否赔付？其赔付的法理基础如何？我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赔付制度？这些仍然是新修订的《保险法》施行下的难题。
一、事故赔付：成文法原则及其理论解释
（一）成文法所体现的赔付原则
关于候保期间发生事故，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世界各成文法国家或地区较少提及，从笔者查阅的资料看，只有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对此有明文规定，兹引述如下：
《韩国商法》第638条之2第3款规定：“在保险人从保险合同人处接受保险合同的要约及全部或部分保险费后承诺该要约前，若发生保险合同所定的保险事故时，除非有理由能够拒绝之外，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合同上的责任。但是，人寿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应当接受体检而未接受体检时除外”。可见，在韩国，对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赔付责任的前提有二：其一，保险人接受保险要约；其二，保险人收受全部或部分保险费。然而，理论上说，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是提出保险要约的一种证明方式，保险人接受了保险费，通常可以证明其接受了保险要约，因此，上述两个前提实际上变为一个前提：保险人收受投保人预交之保险费。[3]对人寿保险，《韩国商法》虽附加要求被保险人接受体检，但候保期间投保人须交付保险费这一条件依然没有变化。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规定：“1.依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签发保险单或暂保单，须与交付保险费全部或一部同时为之。2.产物保险之要保人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及暂保单前，先交付保险费而发生应予赔偿之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3.人寿保险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付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开始”。其第2、3款规定的核心内容在于：预交保险费后，在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均以保险人赔付为原则，但在人寿保险中，尚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为条件。
由此可见，至少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如果投保人已经交付了全部或者首期保险费，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予赔付已成为一个原则。例外的情况是，在人寿保险中，韩国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台湾地区则要求保险人同意承保。但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并非完全合理，已饱受学者批评，其不合理之处留待后文论证。
（二）赔付之理论解释
上述国家和地区为何将赔付作为候保期间事故的处理原则，从其立法资料未能查得。笔者以为，从保险法及合同法的角度详察，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首先，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解释。保险费交付之性质，本质上为履行合同的行为，但保险业已普遍将该行为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与买卖合同中买方交付金钱购买商品没有太大区别，交付保险费本质上是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履行义务应该在合同生效之后，因此，保险费的支付也应当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4]但在今天的保险实务中，特别是人寿保险实务中，交付保险费已经转变为保险合同生效的一个要件。[5]“人寿保险人几乎不变地于要保申请书或保险单中，或同时于二者中规定保险契约在交付约定之保险费或第一期保险费前不生效”。[6]保险人在签发保单之前预收保险费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中外皆然。[7]预付保险费行为的性质由履行行为变为保险生效的要件，致使原本可以在合同生效之后履行的义务，必须在合同生效之前作出。因此，出于公平对等考虑，保险人也应当提前履行义务。保险人的义务是承担危险，该义务的提前履行，便是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生效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其次，保险合同对价衡平之解释。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前，这笔保险费必然会产生一笔利息，该笔利息可以认为是自预付保险费至保险合同生效日之间的保险费。由于保险费交付至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较短，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利息基本可以满足候保期间保障的费用需要。[8]因此，于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之时，由保险人提前承担保险责任，符合对价平衡原则。台湾学者曾就台湾预付保费在前，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在后，双方权利义务前后失衡曾有论述。这一论述，既可作为预付保险费导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提前之理论基础，亦可作为对价衡平之佐证，现摘录如下：“保险人未等到保险契约成立，却于受领要保之时即预收保险费，嗣后同意承保时，若保险事故未发生，则使保险人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保险责任，对保险人并无不利，若谓溯及负责为保险人之真意，保险人应无异议……但若于同意承保前发生保险事故，而保险人事后亦同意承保者，若认为保险责任自契约成立时才开始，而非提前至预收保险费时开始，则两相比较下显然前后失衡，对于被保险人至为不利”。[9]
最后，保险赔付之合理期待解释。关于“合理期待原则”[10]，keeton教授在《保险法上存在的与保单条款相冲突的权利》一文中提出其概念，即“就投保人和未来受益人来说，他们对保险合同条款之客观合理的期望应当被满足，即使通过深入研究保单条款可以发现保单条款其实并不保障他们的期望”。[11]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之后，几乎都会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保险保障，交付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任何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应该负责赔付。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也会不自觉地产生投保人交付保费，就应该获得保障的观点。运用合理期待原则，美国法官已经在多起案件中判决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gaunt v.john hancockmutual life insurance co.案，该案主审法官hand指出：“对于一般投保人来说，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并成功通过了体检，在保险人用其闲暇时间批准保险之前，他很少有机会了解不予保障的情况，他只会假定，支付了保险费就应该马上获得保障”。[12]
由此可见，无论从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方面、保险合同对价衡平方面，还是保险赔付的合理期待方面解释，如果投保人预交了保险费，保险人就有义务对候保期间的保险事故予以赔付。
二、事故赔付的性质：三条思路之批判
（一）三条思路之展开
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的事故予以赔付，但保险人的这种赔付在性质上如何界定，却不无争议。目前，关于该赔付之性质，学理上形成了三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该观点认为，“就保险人方面而言，若保险人或其履行辅助人疏忽未处理或转交要保人之要约、预定拒保却未通知要保人、或已完成内部核保却未将结果转交或通知要保人，均应认为保险人已违反前述对要保人利益之照顾义务，而应负缔约上过失之责任”。[13]在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审判指导意见中，这种观点也多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条规定：“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单后，保险人未及时签发保险单或者表示拒绝承保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责任。”无论是学者的观点，还是我国法院之司法解释或审判指导意见，都强调保险人在处理投保单或核保事务时存在迟延的过失，因此可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此种责任，既非侵权责任，亦非违约责任，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14]
第二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上为侵权责任。该理论源于美国的“杜费原则”，“杜费原则”来自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一案。[15]爱荷华州最高法院认为保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常人均以保险为私人间合意成立之契约行为，不发生过失问题，但此显属忽视保险契约当事人一方为保险人，保险人经由政府特许而经营保险业务，而颁授此一特许之立法政策在于促进公益，对于因意外事故受损害之人提供补偿……保险人既已接受保险申请，并收受保险费，自须对要保人提供其所需之保险，或于相当之期间内予以拒绝。若保险人因过失而未为任何一种处理，对过失之后果应负责任”。[16]爱荷华最高法院未将该案作为契约纠纷处理，而是以保险人未能及时处理投保单，主观上存在过失为由，判决保险人承担过失侵权责任。
第三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有学者指出：“此非缔约过失责任，而似为合同强制成立。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只是一个要约，保险合同是否得以成立，还要看保险公司经过危险审核后是否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保险人作为相对人没有义务一定要作出同意或反对的意思表示，更不存在及时签发保单的义务；最高法院的意见看上去更像是强制性的规定，保险人不及时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也成立并生效，这与缔约过失似乎并无直接联系。”[17]2009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投保人提出财产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虽未出具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但已接受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的，一般应认定双方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但投保人与保险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便属于保险合同强制成立的规定。保险合同强制成立后，保险人应当承担收取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保险事故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观点中保险人所承担的契约责任，乃是未来可能成立之正式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非正式保险合同生效前之临时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且，此种观点不区分保险人在核保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只要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和保险费，即使保险人不同意承保，在其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亦应承担正式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二）三条思路之批判
关于保险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般认为，承担缔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先合同义务的违反；（2）相对人受有损失；（3）违反先合同义务与损失间的因果关系；（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归责事由（即主观过错）。[18]将这些要件用以衡量候保期间的事故责任，问题在于：保险人违反尽速核保、尽速出单的义务是否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般来说，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损失可能是意外事件或者他人的侵权、违约行为造成的，保险人迟延核保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许多情况下，尽管保险人及时核保，仍可能在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此时保险人在核保方面并无过错，但保险人岂能完全免责？若保险人并无过错，所谓“缔约过失责任”也就因此不再适用。
关于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在美国，“杜费原则”曾为亚拉巴马州等十余州所采用，但现在只有北达科他州等少数几个州采用。密西西比等州则拒绝采用该原则，“认为保险业与银行业均经特许，银行业于借款申请延迟不为表示既不负责任，自无理由责令保险业对要保申请立即为行为之义务。”[19]杜费原则体现的侵权责任，在美国侵权法体系下或许可以勉强适用，但在我国侵权法体系下适用恐存在困难。保单签发前，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可能尚未成立，如被保险人发生损失，保险人未有造成该损失的任何行为，其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意在保护此损失之发生，因此亦无侵权过错，谓之构成侵权行为实在有些牵强。再者，保险人究竟侵害了被保险人的何种权利亦难认定。因此，有学者称：“保险人预收保险费后拒绝承保之行为，纵使认为有违反诚实努力促使契约成立之义务，亦无法以侵权行为课予损害赔偿责任。”[20]
关于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并生效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在候保期间，投保人仅仅交付了投保单和保险费，保险人并未同意承保，保险合同并未成立，更未生效，要求当事人承担一个并未成立的合同责任，理论上无法解释。保险法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尚未承保，而需要体检的保险商品的体检尚未开始，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就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在法律上有难以解释之处……按保险合同法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21]
三、临时保险合同责任：保险人赔付之形式依据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均存缺陷，那保险人赔付的性质究竟如何，其又以何种形式加以表现？
（一）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作为临时保险合同：英美国家的选择
在美国，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通常可以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意识到，在申请正式保单获得保障之前，被保险人面临的风险没有获得保障，而这一期间可能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对被保险人是不利的。而且，在这一期间如果不提供保障的话，被保险人也可能改变主意去购买其他保险公司的类似产品，这对保险公司也是不利的。[22]因此，他们通常提供暂保单或附条件收据来保障这一空白期的风险。[23]暂保单多用于财产与责任保险的情形。[24]由于财产和责任保险的代理人一般为总代理人（general agents），他们基于保险公司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有权直接对被保险人签署暂保单，为保险人正式承保之前的风险进行保障，且这种保障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现均可，只要代理人的行为使得一个理性人有理由相信其已经获得保险保障即可。[25]对暂保单性质的认定，美国的保险法学者一致认为其属于临时性的保险合同。[26]这意味着，在正式保险合同成立之前，为保障被保险人候保期间的风险，已经存在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附条件收据多见于人寿和健康保险的情形，特别是人寿保险的情形。[27]而财产保险的暂保单不能用于人寿与健康保险，[28]其原因在于，“销售人寿保险的代理人通常是展业代理人（solicitingagent）而非总代理人，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的授权，其无权对被保险人签发暂保单，只能签发附条件收据。”[29]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的不同之处在于，暂保单的保障内容基本与正式保险合同相同，[30]一般并不附有条件；而附条件收据的保障附有条件，只有被保险人符合保险人规定的条件时（符合可保要求），保险人才对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在美国，包括vance、york在内的绝大多数保险法专家都将附条件收据看作临时保险合同的表现形式。
在英国，暂保单被称为covernote，主要出现在汽车保险、盗抢保险或火灾保险中，通常不会出现在人寿保险中，[31]其与美国的binder含义大体相同。[32]早期英国学界并不认为暂保单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合同，但这一认识因著名的thompson v.adams案而改变。[33]在此案中，法官确认暂保单是一个完整的保险合同，随后，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案再一次强化了暂保单就是一个保险合同的观点。[34]于是，该观点如今已经成为通说，例如，英国的ivamy教授认为：“暂保单本身就是一种保险合同”。[35]“但它同随后签订的针对同一风险并记录在保险单中的保险合同是有区别的，前者由临时保险单调整，后者由保单调整。”[36]
（二）法定追溯保险：维护公正的被迫选择
前已述及，大陆法系要求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的保险责任，依据之一是追溯保险理论。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属于法定追溯保险，如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保险法“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人寿保险人如于同意承保前预收保险费，则事后同意承保时，应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其保险责任，其特征正好符合‘实质保险时点先于形式保险时点’之客观要件，且要保人于提出要保后，被保险人始发生危险事故，应符合主观上之‘善意’要件，因此，在此适用‘追溯保险’之概念，应与其本质无违。”[37]
单纯就保险期间提前而言，候保期间之保险保障与法定追溯保险的保障确有相同之处。[38]然而，如果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提供临时保障，法律便不会通过法定追溯保险的形式要求保险人承担责任。事实上，即使是追溯保险，最初也仅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国家并不强行介入，保险发达国家的保险法一般仅对约定追溯保险作规定，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往往难觅踪迹，学者中亦不乏反对法律强行规定追溯保险之人。桂裕教授指出：“‘无论已否发生损失’（即法定追溯保险）之条款，通常见诸海上保险单，盖亦惟海上保险乃有不知危险已否发生之情形也。”[39]对台湾地区在主要规制陆上保险之《保险法》中应否规定追溯保险的争论，桂裕教授持否定态度，认为“若保险单无此项订定者，任何契约，皆不溯已往。”[40]大约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均在保险法中规定了约定追溯保险，有关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则付之阙如。依照桂裕教授的理论，在保险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法律不应强行将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保险合同生效之前，但此种情形却昭然出现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保险法律中，何以解释这种现象？
笔者认为，法律强行将未来生效之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合同生效之前，乃是为了补救临时保险制度缺位的遗憾。其原理在于，保险人提前收取保险费，本应为被保险人提供临时保障，但其不愿提供，以至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公正的补偿，法律出于正义考量，要求保险人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这一法定的赔偿责任，不过是对临时保险合同缺位的补救措施。在存在临时保险制度的国家，被保险人因有临时保险合同保障，法定追溯保险并无适用余地，只有在保险人不提供临时保障的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制度才得以适用。因此，以法律形式规定保险责任提前，不过是立法者的被迫选择。但是，在理论上，法定追溯保险无法解决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却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难题。立法者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合同生效前的责任，更像是法律强行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了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注释:
1.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一）、（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
2.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
3.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
4.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 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holders，little，brownand company，1994.
5.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
6.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 hong kong，lloyd’s london press，1997.
7.the project group of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09.
8.muriel l.crawford，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law，（seventh edition），fimi insurance education program life management institute loma，atlanta，georgia，1994.
9.robert h.jerry，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matthew bender&co.，inc.，1989.
10.[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2001年10月5日，投保人谢某听取了信诚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黄女士对“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及5个附加险的介绍，与黄女士共同签署了《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书》。10月6日，信诚人寿向谢某提交了盖有其总经理李源详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谢某根据信诚的要求及该建议书的内容缴纳了首期保险费11944元，并于10月17日下午完成体检。10月18日凌晨，谢某被其女友前男友刺杀身亡。当日上午8时，信诚人寿接到医院的体检结果，决定因谢某身体问题须增加保险费18.7元，并提交财务证明才能承保。2001年11月13日，谢某之母孙某向信诚人寿提出索赔申请，11月14日，信诚回复：根据主合同，同意赔付主合同保险金100万元；同时认为，事故发生时其尚未同意承保（尚未签发保单），故拒绝赔付附加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2003年5月20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判决信诚人寿赔付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判决后，信诚人寿不服提起上诉，2004年11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此案所涉保险合同未生效，判决信诚人寿不必赔付附加保险合同保险金200万元。2005年11月，孙某对此案提出申诉，被广州中院驳回。2007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指令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但此后该案的审理便不见下文。参见许崇苗：《对信诚寿险案二审胜诉的法理分析》，载《保险研究》2005年第3期。
[2]2006年8月15日，明先生在中国平安保险湖北分公司为车辆投保，其中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当日20时15分，他驾车不慎将一行人撞伤，伤者因抢救无效死亡。明先生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对方于2007年4月25日下达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依照保险合同约定，保单应自购买保险次日零时生效，明先生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合同尚未生效，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付责任。保监会于2009年4月1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各保险公司做到交强险保单“即时生效”，但这一规定仅仅限于交强险领域，在其他保险中，仍无法杜绝投保人投保后，保险合同生效前发生事故的纠纷问题。
[3]之所以称为“预交保险费”，是因为依照合同法理论，保险费的交付须在保险合同履行时交付，但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提交投保单时（即发出保险要约时）即交付保险费，此时保险合同尚未成立，遑论履行，因此我们将此种情形下的保险费交付称为“预交保险费”。
[4]对此，台湾保险法学者江朝国先生指出：“按一般民法契约上之概念，保险费之交付仅系当事人之一方——要保人——于契约成立生效后应履行之义务。”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2页。
[5]在寿险以外的其他保险，预收保险费虽然不若人寿保险中普遍，但将交付保险费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却是保险业的普遍现象。
[6]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第70页。
[7]19世纪英美的案例表明，当时的寿险业已经将预付保险费作为保险生效的条件，例如，在canning v.farquhar （1886） 16 q.b.d.727中，保险人在投保单中即写明，只有交付保险费，保险合同才能生效，但当时预收保险费的做法还没有严格实行。
[8]利息是否足以支付保单签发前的保险费，原则上应经保险精算计算，唯法学与保险精算学存在差别。在法学上，通常不会以投保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数额少于精算保费数额而否认合同效力。故笔者认为，法学上的对价平衡并非保险精算上的保费与承担风险绝对相当。即使在保险精算学上，精算出来的保险费也不会与被保险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绝对相当。况且，目前中国保险实务界的精算恐有“粗算”之嫌，经“精算”的保险费未必合乎该保险商品的实际价格。
[9]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80页。
[10]关于合理期待原则的理论，参见梁鹏：《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304页。
[11] robert e.keeton，“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83harv.l.rev.（1970），p.967.
[12] gaunt v.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160 f.2d.601.
[13]同注[9]，第186页。
[14]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15]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160 iowa 19，139 n.w.1087 （1913）.在该案中，投保人投保时身体健康，属于可保体。之后，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也完成了保险人要求的一切手续，但投保申请却因代理人的过失延迟至被保险人死亡后才将保险费交给保险人，此时距投保人提交投保单已有30天之久。原告遂提起侵权诉讼，爱荷华州法院以侵权为由判决原告胜诉。
[16]转引自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集），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第7版，第54页。
[17]此处“最高法院的意见”系指最高法院200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邢海宝：《中国保险合同法立法建议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18]参见注[14]，第151页。
[19]同注[16]，第54页。
[20]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1]同注[9]，第183页。
[22] see 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p.36.
[23]美国保险法教科书将收据写为conditional receipts，应译为“附条件收据”，但美国法院多不承认此种收据所附条件，更愿意将“附条件收据”认定为“无条件收据”，保险实务又将收据分为“批准性收据”、“有条件收据”和“无条件收据”。
[24]参见[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25] see 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p.294.
[26] see note[22]，p.36.
[27] see 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 holde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61.
[28]参见注[24]，第149页。
[29]同注[25]，第299页。
[30]see note[27]，p.59.
[31] see e.r.hardy ivamy，general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4thedition），butter worths，1979，p.103.
[32] see 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hongkong：lloyd’slondon press，1997，p.297.
[33] see thompson v.adams，（1889） 23 q.b.d.361.
[34] see 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1922） 38 t.l.r.334.
[35] see note[31]，p.107.
[36] see note[32]，p.297.
[37]同注[9]，第180页。
寿险责任论文篇8
Abstract:TheobjectiveofthispaperistoanalyzewhetherthecapitalstructureofChinese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industryhasreachedit''''soptimallevelandwhat''''stheinfluenceofthenon-optimalcapitalstructurehasonthefirm’sefficiency.UsinganewformofDEA(Super-EfficiencyModel),weestimatethesuperefficiencyscoresandoptimalcapitalstructurefromthesampleofproperty-liabilityinsurersovertheperiod2001-2004.Bycomparingtheactualcapitalstructurefortheindustrywithit''''soptimalcapitalstructure,wecandeterminethattheproperty-liabilityindustryhaveover-utilizedcapitalstructureduringthesampleperiod.Regressionanalysisprovidesevidencethatunder-orover-utilizationofcapitalstructureisassociatedwithlowerefficiency，whichmeansitleadstoefficiencypenalties.
Keywords:Chinese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Industry;CapitalStructure;DEA
一、前言
寿险责任论文篇9
一、文献综述
保单现金价值作为保单持有人的一项财产，在保单持有人破产的时候，理应可用于债务清偿。但是保单现金价值作为一项财产，又具有特殊性，如果债权人将保单现金价值列为债务人的清算财产，寿险合同的效力必将难以为继，那么保险单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权益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未做明确规定，而美国则有保单现金价值豁免制度，它源自美国法律的豁免权，用于保护保单持有人。这对我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随着保单的证券化，保单设计日益复杂，而且内容也不仅仅限于保障目的。特别是有些寿险保单由于长期性，会形成数额不小的现金价值，对于这个现金价值的归属和处置的探讨变得日益重要。特别是对于寿险保单现金价值能否用于债务清偿上，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学者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本文试图从保险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能否用于债务清偿的问题。
三、寿险保单现金价值
（一）寿险保单现金价值的含义。
现金价值是指带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保险人为履行合同责任通常提存责任准备保单现金价值金，如果中途退保，即以该保单的责任准备金作为给付解约的退还金。在长期寿险契约中，保险人为履行契约责任，通常需要提存一定数额的责任准备金。当被保险人于保险有效期内因故要求解约或退保时，保险人按规定，将提存的责任准备金减去解约扣除后的余额退还给被保险人，这部分余额即解约金，亦即退保时保单所具有的现金价值。
（二）寿险保单现金价值产生的原因。
根据统计规律，随着人的年龄增加，死亡率会上升。因此，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应随年龄逐年增加。在寿险当中，由于交费期一般比较长，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增加，其死亡的可能性将越来越高，保险费率也必然逐渐上升直到接近100%，这样的费率投保人难以承受，而且保险也已经失去意义。
为此，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采用“均衡保费”的办法，投保人每期交纳的保费都相同。被保险人年轻时，死亡概率低，投保人交纳的保费比实际需要的多，多交的保费将由保险公司逐年积累；被保险人年老时，死亡概率高，投保人当期交纳的保费不足以支付当期赔款，不足的部分将正好由被保险人年轻时多交的保费予以弥补。这部分多交的保费连同其产生的利息，每年滚存累积起来，就是保单的现金价值，它主要来保证保险公司履行将来的给付义务。
四、寿险保单现金价值与债务清偿
与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归属问题一样，对于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是否是一种财产这一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对此探讨甚少。在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将保单现金价值作为可供执行的财产，但鉴于现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缺乏具体规定，因而操作起来十分困难。
（一）保险单现金价值具有财产属性。
从一般法学理论讲，法律上的物（财产）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是应为人类所认识和控制；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某种物质利益，具有经济价值；是具有独立性；四是得到法律认可。由此可见，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是一种财产。
现金价值是一种债权，是投保人与其投保的保险公司之间发生的债权，不过这种债权的发生还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即必须是在投保人退保或保险合同解除时才产生。现金价值是一种债权，只有在退保或保险合同解除而且投保人已缴纳两年以上保费时才会产生，因此在前述条件成就前，投保人对现金价值享有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期待权，是一种可以在将来实现其权利的期盼，而不是可以立即享有的权利。
（二）寿险保单现金价值豁免制度。
保单持有人的债权人能否通过诉讼方式，用它来清偿保单持有人的债务呢？从理论上说，现金价值作为保单持有人的一项财产，在保单持有人破产时自然可以被列为清算财产之列。但是，如果债权人将保单现金价值列为债务人的清算财产，寿险合同的效力必将难以为继.特别是在保单效力已经继续多年，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对保单产生了较高信赖利益情况下，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目前，我国保险法、破产法及相关法规都没有对保单现金价值是否列为清算财产做出规定。在该问题上美国的保单现金价值豁免制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美国的一些州宪法或成文法一般规定，对于债务人的某几类特定的财产，可以免除被债权人清算，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即属于可免于被债权人清算的特定财产之一。
这一规定主要源于美国法中的豁免权。美国有几个州的成文法还规定了“豁免权”的“最高豁免金额”，即豁免金额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年度保费所能购买的保险金额。这具有较大的合理性。目前，人寿保险的产品种类繁多，某些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远高于保单的风险净额，因此对保单现金价值的豁免需要有一定的限制条件，以实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平衡。
我国在具体建立保单现金价值豁免制度时，也应该规定最高豁免金额，同时还可以具体规定适用豁免权的寿险产品种类。只有属于特定寿险产品种类的保单才能享有现金价值豁免权。此外，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如果保单所有人与保险受益人相互串通，通过保单形式恶意隐匿、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保单现金价值的豁免权应当依法丧失。
参考文献：
[1]张念.保险学原理[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寿险责任论文篇10
Abstract：Insurance industry is business on risk,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lso facing the huge risk in conduct process any time because of under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long-term funds benefit, the operation of a huge sum of funds. For such a company that takes risk as the conduct object, guarding and controlling ability of the risk is the main factor foe company to obtain the public trust, take long-term and steady business. Therefore,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ven should value the usefulness and perfecting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having the necessity to depend on the forerunner and scientific the internal audit system against the risk.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advice on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internal audit system of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n foundation of analyzing the aim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nal audit system of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Keywords: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internal audit；internal control system
一、寿险公司内部审计的对象
作为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具体实施，内部审计的工作原则是通过协助管理层监督公司业务活动的有效性，来促成建立良好的控制机制。
（一）会计系统
作为金融机构，寿险公司的业务操作轨迹是大量的货币交易和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保存大量交易轨迹的会计系统便成为了内部审计的着眼点和主要审核对象。审核前，必须先确定公司会计系统可以提供怎样的工作迹象，如编码、交叉索引或连接账户余额与原始交易数据的书面资料。目前在寿险公司中应用得比较普遍的交易轨迹是基于保单，用保单编号来串起与之相关的所有交易。内审人员如果发现会计系统提供的工作轨迹不能满足审计需求时，应协助会计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改进。随着客户财务管理的兴起，按保单区分的交易轨迹已经无法完整而清晰反映客户与公司的财务联系，基于具体客户的交易轨迹才是寿险公司会计系统未来的方向。
（二）业务规程
业务规程是寿险公司自定的日常操作制度和规定，是公司营运的指导文件，汇集了公司多年的操作经验和教训。合理的业务规程，必须基于符合经营的法规要求和市场要求。寿险公司由于经营的是长期业务，一份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往往长达几十年。因而通常会出现在公司内部作业中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版本业务流程的情况，需视操作对象来决定使用哪个流程。内审人员必须注意这一点。一般而言，同一份保险合同所适用的业务规程，应该是稳定而前后一致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当发现业务经营中存在系统性的或普遍发生的问题时，便应检讨业务规程是否应作改进。
（三）操作记录
操作记录是指在寿险业务操作中所使用并保存的单据、凭证和工作表，是业务过程的书面轨迹。通过对其审核，内审人员得以复原实际业务操作，并可作出相应评价。由于信息技术在寿险行业的广泛运用，操作记录正在由传统的书面格式转向电子格式。电子格式操作记录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可接受程度，已日益成为内审需特别关注的内容，成为现代寿险公司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内部审计在寿险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中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后，寿险市场更加凸显出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公平竞争的特点，这必然要求寿险公司按照市场新规则加快体制改造、推进科学管理、实现效益经营。内部审计的检查、鉴证、评价、建设职能在这些方面起到了其他审计监督机构难以达到的作用。
（一）内部审计在防范保险经营风险上具有直接作用
寿险业是一个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寿险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其基本职能是提供保障。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外部环境风险因素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识别、衡量、管理新型风险成为外部环境对寿险公司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目前许多寿险公司远未从粗放型经营战略中摆脱出来，核保核赔不够严格、科学，财务和资金运作未按照法律要求进行，这些不适应WTO要求的方面给寿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了更多、更大的风险。要保证寿险公司在新环境下的合理生存和有效发展，防范风险十分重要。
内部审计在防范风险方面的作用表现在，一是内部审计通过检查各项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及合规性，及时发现背离法规和监管措施的问题，保证业务经营活动在法规和监管措施允许范围内进行，降低业务经营风险；二是内部审计通过评价寿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各种章程的合理性、完备性和有效性，找出其中的管理缺陷和控制弱点，防范因缺乏控制而产生的风险；三是内部审计通过对财务数据进行日常监控，及时发现异样情况，防止财务风险。
（二）内部审计在提升寿险公司管理水平上具有辅助作用
就寿险公司而言，内部审计发挥熟悉经营环节的特点，站在独立、客观的立场，在计划、决策制定前，分析评估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并在执行计划和决策方案的初期，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执行中的问题，反馈给决策层，为计划、决策的修订、完善提供依据。内部审计还可以辅助管理者查明分支机构的受权人（即责任人）应负经济责任（如业务指标、利润指标等）的完成数量和质量情况，确保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
提升管理水平，其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寿险公司内部审计通过财务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经济活动全过程审计等项目，找出管理上的问题，并与被审计对象共同分析错误和问题的实际及潜在的影响，挖掘管理潜力，找出人力、物力、财力最合理的使用方式，充当经营管理人员加强内部控制、完善经营管理、完成所负经济责任的参谋和助手，协助领导提高经济管理活动的效率、效果和经济性。
（三）内部审计在资产重组、体制改革上具有保驾护航的作用
入世后的保险市场竞争也是寿险公司资本实力的较量。在逐步开放保险业的压力下，许多寿险公司把扩大资本实力作为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措施之一，频繁与国际保险财团接触和“联姻”。而国有独资寿险公司为适应市场发展，力图寻求突破现有经营体制的时机，走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经营的道路。保险行业的资产重组即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保全股东资产的任务日益重要，这时更需要内部审计为寿险公司的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在资产重组过程中，监控财产的安全、完整尤为重要。内部审计的事前介入，可以对账内资产进行彻底核实，验证资产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盘清账外资产的数量和价值，严格管理，防止在重组过程中账外资产的流失。而且内部审计的全过程介入，可以制止铺张浪费等行为，降低重组成本。
另外，企业改制后，将涉及到一些管理人员的提升和任用，对其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本着对管理人员负责和对股东负责的原则，查明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就能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资产的安全和遵纪守法，保护责任人的正当权益。
三、寿险公司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寿险公司经营模式的确立，内部审计工作明显加强，对防范经营风险、预防案件发生、依法合规经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一些寿险公司未能将内部审计工作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手段加以重视，导致内部审计工作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受到制约。
（一）内部审计的权成性和独立性不够
内部审计机构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独立性，对内部审计工作影响十分巨大。审计工作的关链在于其独立性的强弱、大小，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决定了其职能发挥的范围和效果。我国大多数寿险公司的负责人没有直接领导或特别关注本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最多有一位行政副总分管审计工作。而内部审计部门是对董事会而非行政管理者负责，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在没有管理层的干涉下执行委派任务，可以自由地报告审计发现和评价，并不受管理层的干涉，可以在内部进行通报。
（二）审计理念落后，偏重于事后监督与财务监督
长期以来，寿险公司内部审计的重点主要放在财务稽查复核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查证；主要职能是查错防弊而不是对企业管理做出分析、评价和提出管理建议。财务收支审计无法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内部控制和决策制定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监控，无法实现增加公司价值，帮助管理层达到目标的作用。事后监督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公司健康良性发展的需要。事后监督是对风险形成的损失进行核查，即便监控有效，公司也蒙受了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审计方法和审计技术落后
目前不少寿险公司的内部审计基本上是账目基础审计，以全部业务和账目为基础，主要采用详细审计或依赖于审计者个人经验判断的抽样审计方法，而不是国际上先进的通行的风险基础审计，这就使得内部审计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审计的内容完全凭审计人员的经验判断，造成审计期限长、审计成本商、审计效率低下。
（四）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监督能力有限
寿险公司普遍存在着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的情况，导致审计监督不连续，审计面窄和间隔时间长，不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寿险公司经营活动中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弱化了审计监督的作用。一方面内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强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完成内部审计工作任务的需要；另一方面没有确定的用人标准和考核机制，内审人员的岗位要求不明确，人员调动较为随意，难以保证内部审计队伍的素质。
四、加强寿险公司内部审计监督的对策
内部审计是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的产物，它扎根于企业内部，熟悉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乃至每一操作环节，较外部审计而言，它的工作领域更大，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效果更明显。对于寿险公司这样一个风险行业而言更要不断完善公司内部审计监督。
（一）建立一套符合工作需要的内部审计制度
健全、规范的内部审计制度是审计工作取得进展的有力支撑和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建立一套符合工作需要的内部审计制度才能保证内部审计工作的有效展开。这些制度要包括审计政策层面的《审计章程》、审计管理层面的规定以及审计技术和方法层面的各种项目审计规范等项内容。
（二）审计部门的重新定位
现代内部审计的趋势之一就是保持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使其单独对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负贵，并与管理层保持有效沟通，单独在管理层下设置审计部门，向管理层负责，以利于其独立监督职能的发挥。
(三)建立监督、评价和建议一体化审计职能体系
将监督寓于管理之中，实现内部审计从监督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从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的转变、从经验导向向风险导向转变、从事后审计向事中事前审计的转变、从静态评价到动态评价的转变、从单角度关注到多角度关注转变、从被审计单位被动接受审计向主动参与审计转变、从以经济责任审计为重心向全面审计转变、审计人员从单一知识结构向复合知识结构转变、从回顾历史到着眼未来的转变。
（四）推动公司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完整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是审计改革得以真正贯彻执行的先决条件。建立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一是通过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诊断，找出相应的风险点，二是描绘出公司系统树形和单位矩阵内部控制流程图，为编制内部控制手册、内部控制审计指南做准备，三是根据各级公司运营的现状开展管理论断，以提高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提高系统各级公司的管理水平。
（五）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内部审计队伍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内部审计队伍是内部审计工作得以进展的重要组织保证。现代企业要求内部审计人员应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审计部门不仅仅需要财务会计专家、财经法规专家和信息系统审计专家等。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足以完成其任务的财会学、经济学、企业管理学、法学和计算机知识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其他专业能力，同时，具有独立的收集、分析、评价和记录信息的能力。为完成这一目标，首先要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培训机制。一是加强对新录用、在职人员的适应性培训。二是加强对在职人员审计业务和更新知识的培训及根据专项工作需要进行的专门业务培训。其次，积极从公司外部引进人才。最后，建立内部交流机制，吸引公司其他部门的人才到审计部门学习锻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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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巧琴：《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江晓霞：《浅谈公司治理环境下的内部审计问题》载《科技资讯》,2007年第7期。
[6]许长征：《论内部审计在现代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载《青海金融》，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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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红路：《析国有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载《保险研究》，2004年第12期。
寿险责任论文篇11
一、建设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定义
当前对于建设项目质量管理的周期界定不够精确。项目实施阶段的施工质量管理是整个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关键，《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于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的质量责任和义务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对于前期设计以及竣工之后的维护阶段的责任界定很少提及。质量管理应该贯穿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建设工程项目全寿命期是指建设工程项目从开始策划到使用报废为止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全过程。对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而言,项目全寿命期包括:项目策划决策阶段(项目策划、可行性研究)、项目建设实施阶段(项目设计、施工及竣工验收)和项目运营维护阶段(运营准备、运营维护)。建筑物的前期决策、勘察设计、施工、使用维修乃至拆除各个阶段的管理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全寿命管理系统。
不过，由于立足点不同，国内外对建筑物全寿命周期的理解不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任何时间的全寿命周期总费用等于相应的维修费用与更换改装费用之和。根据这个概念，全寿命周期总费用的最低值就表示最佳维修水平。由于更换用的改装费高低主要取决于规划、设计、招标采购、施工各阶段的优劣，因而工程的维修和寿命必然与上述各阶段密切相关，也就是必须从全寿命周期的观点来分析和改善建筑物的质量安全问题。
二、我国建筑项目质量管理中忽视的问题
统计近几年由于建设工程质量原因引起的重大事故，可以发现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由于前期决策、勘察设计、检测单位的失职或失误，导致新建成的工程，发生危险事故，并造成不可估量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工程竣工后，由于建筑本身或后期的维护与养护不到位，导致在合理使用年限范围内发生建筑质量问题，并造成巨大损失，相关责任人的界定很模糊，使得受害人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建筑的使用运行阶段发生质量问题，而依据法律规定的相关责任法人已经不存在了，建筑物的拥有者的权利得不得实现。
1. 前期决策、勘察设计、检测阶段阶段
（1）前期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对于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考虑得不够详细、全面和深入，侧重点往往在于经济成本的管理，而对于环境和社会成本则考较少考虑。
（2）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考虑的时间周期太短。大多数项目仅仅考虑从项目开始到投入使用阶段，而对项目竣工完成交付使用以后阶段的情况没有详细分析研究，甚至将可行性报告变成了可批性报告，以此得到上级的批准。
（3）勘察、设计和检测单位由于渎职或者疏忽得到错误的勘察结果，这么结果在项目实现阶段不容易观察出来，但竣工后或使用几年后问题凸显。
（4）在建筑物的设计中采用较低的安全设置水准与耐久性要求，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有限的资金与物资。这样很难抵抗偶然的不可抗力，造成严重后果。
2.竣工后维护阶段
（1）管理工作限于被动应付濒临倒塌的危房和其他出了安全问题后的建筑物，还有自然灾害期间的抢险救灾。平时缺少对建筑物正常使用和维护的督促检查。而政府只管拨款新建，忽略建成后使用阶段的维护修理费用。
（2）建筑物出现质量问题有谁负责维修。建筑物的维修费用应按照“谁拥有、谁负责”的原则办理，但负责不代表有责，真正的事故责任人如何界定，当前法律对于相关责任人的界定很模糊，有必要将责任明确出来。
（3）对建筑物实行检查并要求维修，必须有法律支持和经费来源，否则强制要求业主掏钱检查和修理于法无据。现在除了危房已有法规可以依法要求执行外，地方政府对于尚未成为危房的建筑物只能提醒业主自己注意检查，而后者在专业上根本不具备发现安全隐患的能力。
（4）一些质量记录会存在建筑物的档案之中，作为竣工之后相关问题调节的依据。按过去规定，公房的设计图纸等原始文件在使用单位的房管部门有一套，在政府的建筑档案馆内也有一套，现在新建的住宅在物业公司有一套，但实际情况很是混乱，既有建筑物原始档案往往不全或丢失，至于以后的使用、维修记录就更差了。
三、工程竣工交付后的质量责任
下面将重点讨论项目竣工交付以后，发生质量问题，责任如何追究，在保修期内引起的损失，施工方是否也应承担赔究认定，就此问题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进行探讨。
《建筑法》第62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按照工程，供热、供冷系统等项目；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具体的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由国务院规定。”此条文规定了质量保修期内，质量问题的责任主体就是施工方。《建筑法》第8O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明确规定了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如果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使用者是有权利请求赔偿的。而“责任者”具体指谁，并没有明确指出，当然就可能不是施工方。可见，我国的建设工程法律框架设定的建筑物竣工交付后的质量责任主要区分两个阶段，一是工程质量保修期。二是损害赔偿责任期。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O条具体明确了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范围和最低保修期限。其中，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最低保修年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屋面防水工程、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的最低保修年限为5年；供热与供冷系统的最低保修年限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年限为2年。其余部位的最低保修年限由承发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因此可能引起争议的就是损害赔偿责任期内的质量问题。与保修期内的责任形式不同，保修期内只要发现任何瑕疵，不管有无损害承包商均有义务修复，不修复将承担一定的后果；但在保修期后的损害赔偿责任期内，出现了质量问题要有损害才可主张赔偿，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另外《建筑法》第8O条规定的赔偿方为责任人，不过究竟哪些主体可能成为受索赔的责任人，并没有说明。相关文献提出由于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不一定依据合同而发生，因此按照建筑物在建设期间是否与业主有台同关系，在建筑物竣工后承担质量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可以大致分为：与业主订有合同者，包括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与业主没有直接合同关系者，主要包括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质量检测机构、分包商供应商等。对称笔者比较认同。
四、相关问题及建议
我国目前法律对于项目竣工交付后的质量责任规定少之又少，现实情况复杂多样，并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可避免产生一些问题：
1.由于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质量责任人，当出现争议，两方或以上的单位相互推卸责任，受害者无法判断时，不知道应该找谁赔偿。
2.如果在损害赔偿责任期间，建筑使用者选用了第二家施工单位为其维修翻新或加固处理。之后出现了质量问题，责任该怎样划分。
3.当发生重大灾害时，如地震、海啸、泥石流、龙卷风等不可预见性风险，导致建筑物破坏，发生损失，如何区分灾难引起的损失和工程质量缺陷导致的损失。
4. 一些责任主体，尤其是承包商、设计商，在经过几年的营运后可能资不抵债、破产，或者不复存在，或者他们购买的执业责任保险期限太短或保险金额不足，一旦发生建筑物质量缺陷的损害赔偿可能无力承担责任，或者根本找不到责任承担者，这时怎么保证受害人的利益。
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以保险方式落实建筑物合理使用寿命内建筑工程的质量责任，引入建筑工程保修保证保险和建筑物质量责任综合保险。
建筑工程保修保证保险，是由保险人就建筑工程承包商对建筑物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负有的保修义务，向建筑物权利人提供担保的险种。建筑物质量责任综合保险，是由保险人承保建筑物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建筑物本身和以外的财产及人身的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险种。
寿险责任论文篇12
故意犯罪致死
免责事由
可保性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5条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视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这条规定虽然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宁及善良风俗等公益，但却损害了无辜的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等私益，违背了“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进而有“株连九族”之流弊。因此，应对此条规定进行反思与重构。在解释论上，应当破除在人寿保险领域内故意犯罪致死“不可保”之“迷思”；在立法论上，应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求平衡，以充分发挥人寿保险制度之良善功能。
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中，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而死亡时，受益人能否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一直是国内外备受争议的问题。从我国保险立法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于1995年制定之初，在立法政策上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作为保险人当然免责的法定事由；2009年《保险法》第二次修订时，上述立法政策并未改变，修订后的《保险法》第45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然而，由于该条规定中所采“故意犯罪”一词本身含义太广，使得司法认定上易流于形式乃至泛滥；同时，此条规定有遭保险人滥用而推卸给付责任之弊，因而广受质疑。[1]对于此条规定，不能不引起人们反思的问题是：在人寿保险合同立法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是否当然成为保险人得以免责的法定事由？保险立法所应采之政策，究竟是以维护社会安宁及善良风俗的公益优先，还是以保护保险金受益人的私益优先，抑或兼而有之？以下，笔者拟从保险政策、保险法理、保险立法等方面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对我国保险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遭遇质疑的“保险法公共政策”：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
自人寿保险制度于17世纪末叶产生以来，传统保险立法、学说与判例基于“犯罪是人们最痛恨的，公共利益强烈要求阻止犯罪”之立场，均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之保险事故，作为保险人得以当然免责的法定事由，[2]并逐步上升为保险法上的一项公共政策：“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3]上述保险法公共政策的意旨主要有二：(1)希冀通过免责规定以“惩罚或威慑”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由于故意犯罪行为本质上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险性而为社会大众所无法忍受，因此，立法者应当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所致死亡或伤残之事故作为保险人得以免责的法定事由之一，以达惩罚、威慑或者阻却被保险人犯罪之目的。(2)避免人寿保险制度成为“助长或者鼓励”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诱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伤残，其危险之发生均属不法之原因所致。倘若责令保险人仍须负给付保险金之责，那么被保险人“侥幸犯罪成功时，固可逍遥法外，享受犯罪之成果，不幸犯罪失败时，亦可凭其保险金照顾家属，免其后顾之忧。如此犯罪利多害少之现象，恐有助长犯罪之虞”。[4]如此一来，“保险制度将形同奖赏犯罪之制度，势必沦为鼓励被保险人犯罪之工具，或者成为被保险人犯罪之帮凶，此岂保险制度之法旨”？[5]
然而，晚近以降，上述结论渐次受到怀疑或者批评，“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箴语，听起来“很暖人心但却经不起分析”。[6]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过分夸大了在给付保险金条件下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激励效应”。虽然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应当受到遏制而不应当受到鼓励，但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下，是否必然刺激被保险人铤而走险故意犯罪呢？事实上，“被保险人为使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而故意犯罪致死，通常可能性不大”。[7]或者说，“某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家人将得到保险金而易于进行判处死刑的犯罪的可能性纯属虚构”。[8]因此，所谓“助长或者鼓励”被保险人犯罪之推论，实有夸大事实之嫌。(2)过分夸大了在不给付保险金条件下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威慑效应”。虽然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但通过免除保险人给付责任之途径以示惩罚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其威慑力如何，值得怀疑。英国保险合同法学者克拉克教授曾指出：“过去对于因犯罪被处决的人的人寿险法院不予强制执行。有人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执行保险将减少人们对犯罪的反感，即减少我们对相关状况是否良好的关心。但将威慑作为不强制执行原则的基础是很薄弱的……对这一假定的最好回答将是提问，当死刑都不能阻止一人的罪行时，取消此人的生命险将有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威慑力呢？”[9](3)违背了“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中，一般指定被保险人以外之第三人为受益人，受益人大多是因为被保险人的死亡而丧失了扶助或扶养的人。在此情形下，如仅以被保险人所为者属一故意犯罪行为，就全部剥夺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权益，此种立法规范实际上已违背“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有“株连九族”之嫌。(4)过多地给保险制度强加了作为惩罚犯罪之工具的功能。保险作为人类社会之良善制度，具有分担损失、保障生活安定之功能；若强加给保险作为惩罚犯罪之工具的功能，则“买保险之人，皆不能犯罪，否则，若因犯罪行为致死或致伤，则被保险人不但可能要被科以刑罚，还要受到丧失请求保险金之惩罚”。[10]因此，诚如克拉克教授所言：“保险的可获得性或现行保险的不可强制执行性，都不会对非法或不负责任的行为起作用……单单是威慑力既不能解释不强制执行规则，又不能界定其范围。如果需要威慑力，那么需要由刑法或侦察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合同法和保险法”。[11]
综上所述，传统保险立法所采之“保险人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而免责”的规定虽是以“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公共政策为其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的，但公共政策作为法律规范外部行为正当性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本来就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马”。因此，在保险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需要小心谨慎地适用公共政策原则”。[12]
二、现代保险法理之转向：“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理论的阐发及其影响
晚近以降，在传统保险法“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公共政策受到普遍质疑的同时，“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学说也随之兴起。该学说无论是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判例，还是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改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理论的提出与阐发
与传统保险法理仅仅着眼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不同，现代保险法理从人寿保险制度的功能出发，提出并阐发了“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的理论。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人们购买人寿保险之目的是多元的：“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保险金意味着被保险人年老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以残疾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保险金意味着已致残的被保险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活保障；“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大多以后代或配偶为受益人，保险金意味着已死亡的被保险人的后代或配偶的生活保障。因此，人寿保险制度之功能，除了分散被保险人自己可能遭受的经济生活风险之外，更具有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不仅具有浓烈的经济保障功能，而且蕴藏着丰富的人道主义伦理价值。[13]以“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理论来审视，被保险人于订立人寿保险合同时，皆指定其家属或其他须受扶养之人为受益人。此等受益人即可期待保险金额之利益，而于被保险人死亡时即可现实请求保险人为保险金额之给付。然而，倘若立法者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作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以示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惩罚，那么不仅惩罚的“皮鞭”势必落在“无辜”的受益人身上，而且无辜之受益人的生活即陷入无着落之境地。如此立法，也殊失怜恤之道。毕竟“自公共政策的立场，社会并不希望在被保险人死亡时遗留缺乏生活保障的受扶养家属，而这正是人寿保险契约的基本目的”。[14]
(二)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保险法判例向“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转向
“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的学说兴起之后，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的判例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时保险人是否免责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少数法院的判例仍然“站在高度专门化的立场认为：这种保险与公共政策相违背。其潜在的原理是这种保险即使不会诱发犯罪，也是在为犯罪行为排除障碍。因此，以拒绝支付保险金作为对犯罪的威慑所产生的效用，重于承认保险金而对债权人进行偿付及对被扶养人进行支付所产生的效用”。[15]但是，大多数法院的判例则认为，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情形下，应当首先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区别开来，因为“受益人是某些具备必需条件的人，而不能是保险的对象，并与违法行为没有牵连的人……在这些情形下，只要保单不是为犯罪企图而签订，就应当赔付保险金，特别是当受益人不是犯罪的被保险人时。进一步说，并不是违法人获得了保险金，也不是由违法人精心设计的权利人获得了保险金，而是保险合同给予权利而且对损失不负责任的人获得了保险金”。[16]总之，尽管分歧仍然存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保险法判例之立场还是呈现出向“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转向之趋势。美国学者总结指出，法院对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不予赔付的理由在于：坚持法律对故意犯罪行为的惩罚和威慑效力；被保险人应当对自己的故意行为或犯罪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也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但是，与对犯罪行为予以制裁并不否定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同理，当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时，对无辜受益人的保险金给付比惩罚或者威慑做坏事的被保险人更为重要。[17]
(三)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政策之改革：以日本为例
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相关保险法判例所体现的新思想与新观点，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的国家保险立法尝试通过法律改革予以接受。其中，以日本的相关立法最为典型。1899年颁行的《日本商法典》第680条第1款关于“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规定：“于下列情形，保险人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1)被保险人因自杀、决斗、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时；(2)保险金额受领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但是，如果该人应受领保险金额之一部分时，保险人不得免除支付其差额的责任；(3)投保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上述规定表明，日本传统保险立法上，视“被保险人因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但是，1998年日本生命保险法制研究会草拟的《生命保险契约法改革试案(1998年版)》提出应对《日本商法典》第680条规定予以修改，主张将“被保险人因决斗、其他犯罪或者死刑之执行作为保险人免责事由之规定”删除。该修法草案表明日本立法例已经肯定被保险人因犯罪致死或者被处死也在承保范围以内，保险人不得主张免责。[18]上述修改意见为2008年5月31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日本保险法》所采纳。《日本保险法》第51条对《日本商法典》第680条所规定的“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进行了彻底的修改，该条规定：“死亡保险的保险人于下列情形下不承担支付保险给付责任。但第三项所列之情形下，对于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金受领人以外的保险金受领人所负之责任，不在此限：(1)被保险人自杀的；(2)投保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前项规定除外)；(3)保险金受领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前两项规定除外)；(4)被保险人因战争等其他暴乱等原因而死亡的”。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日本的保险法已不再将“被保险人因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视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
综上所述，“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学说的阐发，并非对“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传统公共政策的简单否定；相反，恰恰是对其重新审视的必然结论。因为在人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无论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而死亡，还是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死亡，其本人均无法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可能获得保险补偿的是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第三人。受此思想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保险法判例，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均呈现出“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的趋势。
三、传统保险法理的超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可保性”的论理解释
尽管现代保险法学说、判例及立法例已呈现出“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趋势，但在理论上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是否具有“可保性”仍有分歧，由此必然导致对“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正当性的怀疑。笔者在此拟结合保险法与刑法之原理作深入分析，以破除一直残存在人们观念中的所谓“故意犯罪致死不具有可保性”之“迷思”。
(一)从保险法角度来看“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从保险法角度来看，对“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问题持否定性观点之论者，在解释上大多是着眼于被保险人在主观上的“故意”，认为保险立法者之所以应当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作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理由，是因为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与“保险事故须发生于‘偶然性’”之原理有违。[19]申言之，在保险法上所谓“偶发性”原则，是指保险所承担的危险须为非因故意而偶然发生的危险；若危险之发生系出于当事人之故意，则此危险非保险所可保之危险。因此，原则上须保险事故之发生出于偶然者，保险人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若系出于故意者，即有违“偶发性”原则，保险人不应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保险法》第27条第2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即揭明其意旨。依“偶发性”原则，对于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所致自身之死亡，既然出于“故意”而非意料外之事故，应不予享受保险之利益。在此种解释论之基础上，更有一种解释论进一步认为，因为被保险人故意从事犯罪行为致死，可以认为系“故意涉险轻生或者自杀”，因为“对于死亡之发生，被保险人已有可能预见，却仍然执意为之(如甲独自一人前往杀害有两百人保护之乙)，则此与自杀无异，保险人得据以免责”。[20]
然而，上述解释是否妥当，殊值怀疑。因为保险法上之“故意”，所着重考量之点在于“结果(保险事故)之原因是基于故意所致”。若保险事故系出于被保险人故意所为，则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此为所谓“偶发性”原则。而在刑法上对于行为人之故意犯罪行为，从“故意”之样态而言，又可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前者是指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后者是指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反其本意。因此，保险法域之“故意”与刑法上之“故意”并不一致。依此而论，就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而言，不能简单地推论“被保险人死亡之结果，是由被保险人‘故意’所为”；[21]否则，就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保险法学者江朝国教授戏言的那样：“某一小偷爬上高楼行窃之际，不慎摔死；若认定该死亡之结果系该小偷故意所为，则显然属于不合理之推论”。[22]对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只能说是被保险人出于故意而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并非是其故意所为，至多只能认为是其具有重大过失而导致自身死亡。重大过失与故意属于不同的概念，两者根本不能画上等号。因此，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保险事故之发生仍应认为系“过失”所致。同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也不可视为“被保险人自杀”。因为于自杀之情形，被保险人对于行为之实施及结果之发生，均系出于具有意思决定自主且自愿之情况下，本于自愿所为；而于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无论是在犯罪过程中死亡，还是因故意犯罪而被处死，均只能认为被保险人系出于故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死亡结果之发生，并非出于其故意所为。因此，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情形视同为故意涉险轻生或自杀，此一推论不合事理乃至荒谬。
总之，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其保险事故之发生仍系过失所致，与保险法上“偶发性”原则并不相悖。无论是所谓“违反偶发性原则”说，还是所谓“故意涉险轻生或者自杀”说，都是以一个正确的前提推导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均为不合理之推论。
(二)从刑法角度来看“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从刑法角度来看，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理应受到刑法之制裁，此无疑义。有疑义的是，在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之情形下，能否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而剥夺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进而免除保险人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之义务？依刑法原理，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虽然是惩罚犯罪的有效方法，但没收财产有可能株连无辜。因此，刑事立法所采之政策无不严格限定没收犯罪行为人之财产的范围，以防止其株连无辜。[23]一般来说，刑法规范中所规定的没收犯罪行为人财产大多限于以下几种类型：违禁物、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因犯罪所得之物。对于违禁物，不问属于犯人与否，均得没收；对于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以及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属于犯人所有为限，始得没收。[24]显然，人寿保险之保险金在性质上，既不可能被视为违禁物，也不可能被视为供被保险人犯罪所用或供其犯罪预备之物。那么，可否将保险金视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财产”，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时而依法将其没收，保险人得以主张免责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依刑法之原理，所谓“因犯罪所得之物”，乃指因实施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物，如因盗窃而窃得之财物、因赌博而赢得之财物；而保险金之给付乃基于保险契约之约定，保险金于性质上自不得视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物”。因此，所谓“视保险金为被保险人以命换钱之代价，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财产”之说法，在理论上并不能成立。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川口教授所言：“因被保险人若触犯刑律固已受国家之惩罚(如犯罪处死)，今若再免除保险人应负担之保险金责任，此无异形同没收属于‘受益人’之财产，足何异强其妻孥连坐，横加民事罚则于刑事案！则彼所谓保险责任，岂非尽成诈欺浮夸之事业？”[25]
综上所述，从保险技术性要求而言，保险事故必须是意外事件所导致，而非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所导致。但是，保险法上之故意不可与刑法上之故意同视，即保险制度所着重者在于“结果(保险事故)发生之原因系基于故意或过失所致”，至于其中间过程之“行为本身”系故意或过失之样态，抑或系合法或非法行为，此并非保险法上所必须考量之点。依此而论，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行为致死时，虽然被保险人所从事者为故意犯罪行为，但死亡结果之发生，仍应认为系过失所致，与保险法上之“保险事故之偶发性”原则并不违背。因此，在解释论上应当肯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四、未来保险立法政策的切换：优先保护受益人之私益、兼顾善良风俗之公益
在人寿保险立法上，如何处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实属难以抉择的两难命题，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权衡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国内外保险立法实践表明，一方面若仅从维护社会公益的立场出发，在立法上采“全不赔”的政策，固然可以达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目的，但势必株连无辜的受益人，违反“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现代刑法精神，实不足采；另一方面，若仅从保护私益的立场出发，在立法上采“全赔”的政策，固然可以达到保护受益人保险金请求权之目的，但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在本质上毕竟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害性并为社会大众所无法忍受，从而也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虞，也不足采。由此可见，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私益”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若在思想观念上将“私益”与“公益”视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则必然陷入“全赔”或者“全不赔”的“非此即彼”之思维困境。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权衡“私益”与“公益”的冲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具而言之有二：
1·未来立法政策之选择：私益优先、兼顾公益
故意犯罪虽然足以使社会公益遭到破坏，但公益与私益之间并非全然对立，保障私益亦属维护公益之一部分。人寿保险制度之建构，除分散被保险人的经济生活风险之外，更有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被保险人若故意犯罪，理应负刑法上所应负之责任。但是，若因此使其遗属受到波及者，不仅违反刑法上“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原则，而且势必使人寿保险制度安定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遭到破坏。因此，基于优先保护受益人之私益的立场，承认保险人之保险金给付义务，此时亦不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主张优先保护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等私益，并非完全漠视社会公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的实施，毕竟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害性，从而也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虞。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的角度来看，并非只要有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保险人就一律免除给付保险金之责；而应当是避免被保险人“滥用”乃至“恶用”人寿保险制度以达其故意犯罪之目的，进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序良俗。所谓“滥用保险制度”，在人寿保险方面之典型情形，系指在缔结人寿保险合同之际，已具有犯罪意图之被保险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借此达到其犯罪目的，同时可兼顾家庭成员之利益而使其无后顾之忧。[26]如此情形，人寿保险制度反而成为犯罪之后盾，这无异于鼓励或者奖赏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因此，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上，原则上须先肯定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之情形也在人寿保险之承保范围内，再将“被保险人于缔约时已存有犯罪意图”之情形视为“例外”，将其排除在人寿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外。唯其如此，才能一方面保护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另一方面又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序良俗，始符法的公平、合理与正义之真谛。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被保险人过失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中，被保险人并不会存在滥用保险之意图。如前所述，所谓滥用保险，主要是指于订约时已有犯罪意图之人于从事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而于过失犯罪致死情形，在论理上、逻辑上均很难想象于此情形保险有遭滥用之可能！因死亡结果之发生，乃出于被保险人之过失行为所致，并非事先有所预谋或计划。因此，被保险人之过失犯罪行为既系疏于注意所致，自不可能于订约时存有犯罪意图，当然亦无使保险遭到滥用之虞！那种认为承保过失犯罪致死将有滥用人寿保险制度、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之虞的观点，实属言过其实！因此，只要能通过有效地立法方式，将“订约时已具有犯罪意图之人，于从事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之情形”排除在人寿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外，就可防范被保险人滥用人寿保险制度，如此也应无危害社会公序良俗之虞。
2·未来制度设计之路径：《保险法》第44条立法技术之参酌
毋庸讳言，在缔约之际，被保险人是否具有犯罪之预谋以及“滥用”乃至“恶用”保险之意图，深藏于被保险人之内心，要求保险人在缔约之际予以查明，或者事后举证证明，实属不易，此为制度设计之难点。笔者以为，关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的可保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可参酌《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以“两年期间”作为保险人是否承担给付责任的区隔时点。《保险法》第44条规定之规范技术目的在于：“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于具有自杀之意图时，专为贪图保险金而投保人寿保险，故保险法设有‘两年缓冲期限制’之规定，图希冀此缓冲期，改变被保险人自杀意图。而若保险契约订立超过两年后被保险人故意自杀，则不论是基于订约时之执意或新意之念，保险人皆应负保险理赔之责。由此可知，保险法上故意自杀规定中‘缓冲期限’之立法目的，仅在于防堵被保险人订约时之‘以命换钱’意图。”[27]
虽然《保险法》第44条的规范对象为“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与“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有本质区别，但其规范旨意同样也是为了防堵被保险人缔约之时即已具备的滥用人寿保险制度之意图、回避主观事实举证之困难。因此，《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可资参酌。即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被保险人有无滥用保险意图之时点，切断“被保险人投保时之犯罪意图”与“滥用保险”两者之关联性。具体规定如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内，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当推定被保险人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反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后，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则推定被保险人并无滥用保险之意图，保险人亦不得另行举证证明予以推翻。当然，在立法技术上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时点，而推定所有在两年内发生的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皆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弊端，但该种规定不仅回避了主观事实举证困难的问题，而且通过“两年期间”之区隔，使得划一简便的处理方式成为可能，法律关系由此变得十分明确，从而达到了举证责任转换的目的。因此，实属“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策略下所不得不采取的规范技术。此外，鉴于被保险人因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始参加投保，当认为被保险人系恶意地隐瞒其主观上之犯罪意图而致保险合同解除时，亦无须返还已收受之保险费。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将《保险法》第45条之规定修改如下：“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起两年内，被保险人有故意犯罪行为发生，并因该行为致其死亡或被处死的，保险人解除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五、结语：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求平衡
在人寿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如何处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与“保险人给付责任”之关系问题上，保险法学说、立法例及判例长期以来一直纠结在“维护公益与保护私益”的矛盾或困惑之中，人们担心人寿保险制度沦为助长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帮凶”。其实，保险仅是分散危险、分担损失、安定生活的一种良善制度，并不具有预防乃至惩罚犯罪的作用或者效果。因此，我们应以发挥人寿保险制度之经济、社会功能为着眼点，正视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所必然带来的犯罪问题，从而在排除滥用保险之情形的前提下，破除在人寿保险领域内犯罪行为不可保之“迷思”，科学地建构符合保险法理的制度规范。如此，保险制度才会有持续发展的未来。
注释:
[1]见周玉华：《最新保险法经典案例解读》，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556页。
[2][6][8][9][11]参见[英]malcolm. a. clarke：《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页，第657页，第662页，第662页，第657页。
[3]raoul colinvaux， the law of insurance， 5th ed.， sweet & maxwell， 1984， pp.80-81.
[4][7]林群弼：《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588页，第587页。
[5]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0][19][20][22]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三)》，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17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
[12][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陈丽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13]参见[美]s.s.侯百纳：《人寿保险经济学》，孟朝霞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14][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珀：《人寿保险(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1页。
[15][16][17]参见[美]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第4版)，梁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18]参见日本生命保险法制研究会：《生命保险契约法改革试案》，有斐阁1998年版，第4页。
[21]对于此问题，有学者持肯定性见解：“犯罪行为性质以可以预见结果将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或伤害而仍故意为之者，保险人不负保险给付责任。又如对第三人故意挑衅或攻击，可能招来反击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受伤，此为被保险人为挑衅行为所合理可预见者，若预见其发生，而发生又不违反被保险人本意，即有不确定故意。再如违法施打禁药或吸食海洛因，性质上将肇致身体受伤，此亦被保险人可预见者，被保险人预见施打禁药或吸食海洛因将遭致身体受伤害而发生伤害又不违反其本意，亦有不确定故意”。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9页。
[23]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416页。
[2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9条、第6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