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论文篇1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系统的提出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风文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法治、社会安全等多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中文化作为影响力最广泛的元素,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物质文化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作用,另一个是精神文化提高人类综合素质的作用。物质文化是有形的、易变的,精神文化则是无形的、相对稳定的。

一、乡风文明中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和变化。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政府逐步发展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相对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西方文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渗透和融入到我国的文化市场中来,同时随着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化,我国主体文化正承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加之我国对传统文化继承的缺失,导致我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我国的本土文化正面临着被外来文化覆盖和同化的现实。

文化是人类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然而文化又能指导实践。文化冲突是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文化建设中,应该着重突出我国特有文化的优势,汲取世界上的优秀文化应该只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补充我国的文化建设。如果过分依赖国外的文化理论那么我们势必会被导入一种误区,使我国自身的文化走入僵局,更容易陷入被西方文化西方同化的尴尬境地。

二、在文化的双重性中探索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在物质文化中文化显性作用

目前我国存在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由于一直对农村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基础设施差,农村文化管理系统几乎成为摆设。加上长期以来文化建设只是“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这些文化发展形式过重强调外部植入而忽略了农村自身的发展培育过程。这种植入文化的发展模式导致农村文化发展缺乏生命力,一旦停止外部文化输入农村文化的发展就会陷入僵局。

当代农民大多是改革开放后经历土地承包的新型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有一定的物质文化需求,手机,电脑等新的科技设备的购买逐渐增强。但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对电脑等高科技设备的使用还是相对浅薄,在利用互联网等便利网络资源查询信息方面还是相对落后。通常电脑在家里成了摆设,有的成为孩子的游戏机,还有的仅仅是当起了电影设备,对于网络科技信息的利用还是相对较少。

2.在精神文化中文化隐性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精神生活贫乏,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单一对新知识和新事物的认知缺乏主动性。另外农民对于知识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农忙时农民没有时间学习,农闲时农民大多看电视、打麻将、玩扑克等活动为主,很少人会主动学习提高自己。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依据,农民自身主动性的缺乏是目前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

三、对乡风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的对策

1.重视隐性作用的影响

第一,改革农村文化的发展机制。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发展过多依赖外部力量,忽视了依靠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很多农村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存在问题,传统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淡化。改革现有机制提高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文化能人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文化主体,拥有文化主导权,带动大多数农民都能积极的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去。

第二,重视传统文化地位。农村是相对封闭,是具有相对封闭传统文化的社区。有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农村社区中,重视和保护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对提高乡风文化建设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带动农村自身物质文化发展有巨大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2.提高显性作用的影响

第一,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镇政府应当提倡各个村建立图书馆为农民提供学习的客观条件,另外政府部门应当扩大家电下乡的覆盖范围和财政补贴力度,扩大有线电视和数字电视以及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利用原有广播文化站体系继续对农民的主体意识加以正面引导。

第二,针对农村的实际开发技术性教育体系。农村自身教育条件有限,很多人义务教育结束后就不再接受再教育,有点只是传统的农业技术,致使很多人一年到头都只是收入甚少。开发农村技术教育体系,可以使农民自身的技术教育提高的现代水平,拥有先进的思想,会使用先进的技术,利用自身资源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农民网络课堂的建立。对于农民用电脑的技术专门开设网络普及班,有利于农民在农产品种植或养殖中处理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也有利于在购买种子和销售产品时也可以多渠道供销提供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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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80％。可以说，没有农村的乡风文明，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我们要站在新世纪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1、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提出我国到本世纪末要进入小康社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然而，解决温饱或实现富裕并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个经济目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目标，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发展的概念。只有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同步增长，才算得上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水准。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广大农民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有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要求生活要富足殷实、居住条件要改善，更要求文化生活要丰富、健康水平要提高、社会服务设施要配套。所有这一切，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不能只顾物质的丰富而不顾精神的建设，从而延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房的前进步伐。

2、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从长远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把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众所目睹，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由于长期受到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一些农民还存在着封建落后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对此，我们务必正视现实，在农村广泛进行以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农民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进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安定稳定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可以说，农村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卓有成效，农村改革深得人心，农村政治稳定、人心安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乡风文明建设是离不开的，因此，我们更要始终坚定不移地以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产生的利益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了解农民、关心农民，把农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使农民切实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满足农民安居乐业的愿望，从深层面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保证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

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较之文明城市创建，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乡风文明的形成缺乏硬件。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例如农村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篮球场24个，仅占城市的6％－20%；大部分农民缺少休闲场所也基本没有休闲意识，休闲娱乐几近空白，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生活贫瘠。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

2、村常住人口发生改变，乡风文明建设主劳力缺失。莘口镇一名干部形容村里留守的常住人口为“3、6、9”人员，即三八妇女、六一儿童和九九老人等妇少老弱病残。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向城市就业转移，或打工或经商形成劳务经济，其劳务效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所在村经济的发展。但大量有文化的主劳力外移，不仅阻碍了村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还使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失去了主力军。

3、农村教育存在“空洞”，乡风文明的希望值降低。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小孩一般留守随其祖父母辈生活，隔代抚养现象普遍。而祖父母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孙子辈的养育仅限于温饱和平安，学习成绩好坏无所谓，孩子缺少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调研中乡镇学校老师普遍感到“留守”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难度增大。加上读书无用论不良思想的冲击，目前我市初中辍学人数较多，辍学率超标，辍学形势严峻。孩子自身厌学是辍学原因之一。有的乡镇辍学青少年集结城区拉帮结派“划片”从事不良活动，违法犯罪率呈上升态式。相对于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较好学校的市区居民而言，农村教育早已输在课堂之外的起跑线上，勤奋好学的农村学生只是农村中的为数不多的佼佼者。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同样也是愚昧的，这与新农村建设基本内容的乡风文明是相悖的。历史造成祖辈没文化，当今父辈去打工，孙辈教育少，乡风文明的希望无处可托。

4、打牌现象普遍存在，文明乡风缺少形成氛围。据了解，农民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外，喜好打牌者比例较大。打牌易学，老少皆宜，不限时间，不择地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劳动间隙，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即可开战。极少数人不务正业，以抹牌为生；个别乡镇有固定点聚众大赌。因抹牌致贫、引起家庭矛盾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小打小赌带来的好吃懒做等不良习气严重影响文明乡风的形成。

5、农村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贫困人口影响乡风文明。政府现有社会低保体系以及有关部门各类相关活动和载体覆盖面有限，在农村的覆盖率很低。相对于广大贫困弱势群体，只是杯水车薪，救急救不了穷。农村一些孤、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的处境一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有贫困就不是真正的文明。

6、村容村貌长期脏乱差，乡风文明缺少必要条件。远乡僻村较少去且不论，只从近效村就可略见一斑。农民房前屋后随处可家畜家禽粪便和污水坑，村里无公厕，只有简陋的“旱厕”甚至随处大小便。村容村貌的脏乱差是乡风文明中一个长期存在较难解决的基本问题。

究其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二方面。一方面源于客观，主要在于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从事农业活动，家居生活环境较之以前大有改善，但对村路面上的污水坑和到处日积月累的垃圾司空见惯，村里的公共环境、公共卫生无人治理。另一方面源于主观。其一是基层有的领导干部把乡风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软指标”，没有认真抓，农村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二是党员干部示范不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基层党员干部是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群众的思想行为的典范。基层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行为、作风的好环直接影响着群众。其三是职能部门作用发挥不够。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突飞猛进发展，农民有了电视也对电影失去了兴趣，农村电影队“树倒猢狲散”。乡镇虽有文化中心，但设施简陋，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乡村级体育组织几近空白，有关部门组织的“三下乡”活动虽轰轰烈烈，毕竟每年只有一次。其四是资金投入不够。导致乡镇建设和中心村建设发展不快，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够；

、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增加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经费，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按省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系要求，把文明村镇创建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增加各项精神文明创建经费投入，使科教文卫体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专项资金投入增加的幅度与财政收入成正比增长。

2、实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正常化。按创建标准把创建工作具体分解小项，成立项目组，明确责任人，建立考评制度，把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班子成员、单位负责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联席会形式定期分块落实村（居）、所（站）、学校、部门的组织创建工作，使各项工作融入常年日常工作之中，成为和经济建设一样必抓的工作。在乡镇逐步推广城市创文明行业的做法，在“七所八站”建设文明窗口，列入绩效考评，树立主动为农民群众服务意识。以基层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文明服务行为向农民群众广告乡风文明。开展各种共建活动，村与邻近企业、部队、单位挂钩，联合改造共用村道或公路；联合开展联欢活动，增进联系，密切关系；联合设立治安联防岗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禁止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有效治理封建迷信和恶习的同时，促进村民人际关系和谐；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促进共建发展，推动乡风文明。

3、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弥补农村教育“空洞”。学生的文明行为直接影响村民的文明行为，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后来人”。我市农村青壮年外出导致留守学生的大量存在，客观上使学校成为“留守”学生成为“问题生”。学校是孩子最主要的受教育场所，对留守学生尤其重要。在职责上责任上要求村校必须切实落实县政府相关规定，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和控辍保学机制。除对孩子正常教学外，应辅之更多的关爱，弥补孩子缺少的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切实落实县政府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规定，杜绝因贫辍学现象。同时，加强基层关工委工作，动员更多农村“五老”加入与青少年结对子的队伍中来，帮助青少年学生坚持学习、健康成长。

4、建立一支乡风文明建设队伍，立足乡村建设文明乡村。应该尽可能恢复农村瘫痪的一些文化组织，发挥作用就一定会有成效。如：文化站、电影队、体育协会、村文化室等，并对相关文化人实行归口管理，防止名存实无。市有关部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应由“活动”向长年化过渡，利用基层站所，就近指导就近服务农村、农民。同时，选准活动载体，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整合民间艺术资源，花灯、武术、乐队等组建成几支常年活跃在民间的特色群众文艺队伍，“农民演给农民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通过乡镇农体协组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象棋等业余运动队和村级有传统特色的秧歌队、舞狮队、拳术队、铜管乐队、农民艺校等，坚持常年开展活动，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率，以量取胜，打牌的人然会减少，形成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注重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在外打工先富起来的农民“精英回流”回乡办厂，让这部分人也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带动文明乡风的形成。

5、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做文明乡风的先行者。建立和完善镇村两级议事规则，配套制定党政班子成员目标责任考评管理办法、机关干部岗位工作管理办法、村主干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量化考评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带头。推行流动办公、村校协作、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一系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制度和发展党员事前公示制度、驻村记事备案登记制度、干部联系卡制度等经验，接收群众监督，带动乡风文明。

6、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为乡村洗出一张文明“脸”。以创建文明村镇为载体，组织开展整治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生活环境公益活动，发动群众义务投工、修路，清除污水沟，清理垃圾堆，有效整治农村长期以来脏乱差问题。有条件的村建议组建村级环卫队，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和村卫生公约，实行“七所八站”和集镇村分段包干镇区卫生的管理责任制，推行居民区门前卫生、绿化和秩序“三包”制度。或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通过学校、妇联、老人协会等组织学生、妇女开展义务劳动，“自扫门前雪”，配合乡镇村开展“脏、乱、差”问题综合整治。或建立农户轮流保洁制度，适当补贴，逐步实现镇容村貌长效保洁。村民的文明习惯，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养成与提高。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3

新农村建设正在我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经验表明，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有效模式之一。目前中国的旅游业形势的发展迅速，从旅游业产生的对经济与社会效益强劲推动作用来看，旅游产业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效益、改变城乡的二元结和为农村增添活力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着重探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建设策略。

一、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

1。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为乡村旅游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①乡村旅游建设获得了政策和资金扶持。新农村建设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国家鼓励更多的企业在农村地区投资兴业。乡村旅游以投资小、见效快，成为众多企业青睐的项目。政府部门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建设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且也使农村地区得到更多社会资本。同时，政府还增加了对农村经济的总体投入，乡村旅游也得到部分款项建设资金。

②乡村旅游建设获得了科学技术和智力支持。新农村建设重视对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产业经营模式的改变，这给农村旅游业建设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持。而农村教育水平的改善，不仅提升了农村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同时也为乡村旅游重点培养了经营管理人才。

③加强乡村旅游设施建设能力。新农村建设成果具体体现在极大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尤其是交通、通讯、环境卫生基础设备的改善。这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乡村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旅游接待能力。

④乡村旅游建设注入了充实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的发掘与保护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原始古老的乡村庆典节日、喜庆的婚嫁活动、文化艺术节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艺术戏剧舞蹈、民间文学和其他文化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将成为乡村旅游的新资源，以满足游客的多层面的需求。充实的文化内涵使游客的旅游活动不仅仅停留在游山玩水视觉享受，更带来丰富的心理体会。

2。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①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商业、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大的旅游需求同时直接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②可以提供农民就业岗位。乡村旅游所幅射的行业十分广泛，涉及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娱乐等方面。这些服务性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富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久居都市的人们以乡村为旅游目的地，让农民提供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农民从收入增长中体会到新农村建设的带来的实惠。

③可以提升农民文化素质。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将带来先进的文化、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农村旅游，可以缩小城乡之间距离，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特别是在偏远山区，能够打开一扇了解外界的窗口，促进人们观念的转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④可以促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了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各级政府将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乡村则以集体或个人出资的方式，不断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旧村改造步伐。通过这些人们的共同努力，使农村进出的公路、通讯条件、公用设施、垃圾处理等设施明显改善。

二、乡村旅游鲜明的时代特征

1。对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与创新新农村发展战略是我们党在深入分析当前局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由于新农村建设产生的背景特殊，必须承载了当前这个时代要求的许多重任，并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现状提出新的解决方法。乡村旅游建设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立足农村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与创新。

2。生态和谐共存乡村旅游以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城镇居民前往消费，既实现了农民增收，又让游客得到了满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建设农村旅游中，必将更加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3。乡土文化丰富乡土文化一种围绕农业为主题的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区域差异，体现了历史、经济、科技、民俗、文学和其他文化丰富的内容。乡土文化不仅包含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含了自然生态文化，这正是乡村旅游的突出特色。

4。农家休闲体验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渴望回归自然放松心情，乡村旅游中的农家休闲体验正给了人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游客采摘果实、垂钓网鱼，体会简单淳朴的农家生活方式。而这种独一无二的农村地区的魅力，让游客流连忘返

三、乡村旅游建设的基本条件

1。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以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反之，旅游资源是否丰富决定了在乡村旅游建设能否成功。乡村旅游是以自然资源为基本条件，辅以一定的旅游活动内容的一种新的旅游模式。因此，建设乡村旅游只有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才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共同进步。

2。有利的政府政策如前所述，乡村旅游业与商业、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息息相关。这就需要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旅游发展相关的旅游、环保、教育、商业、卫生等各个部门通力协作。要重点解决一些乡村旅游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如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源储备等，给予乡村旅游建设有利的政府政策。同时，在旅游开发项目时应享有必要的优惠倾斜，为刚刚起步的乡村旅游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3。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制定农村基础设施规划时，除了满足村民的一般日常生活需要外，还要以发展的眼光充分考虑到发展旅游业的需要。

只有配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才有能力满足游客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娱乐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同时，这些基础设施应有机结合农村的传统特色和一定的时尚设计元素。

四、乡村旅游建设具体措施

1。科学规划建设，做到全面发展在旅游开发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与农村的其他建设项目相结合，通过科学规划，全面整合资源，策划好旅游项目，帮助乡村旅游平稳有序的发展。当地政府要在深入调研本地农村旅游资源后进行科学论证，制定出符合本地农村实际的旅游发展规划。政府部门之间需要通力合作来为乡村旅游构建科学的政策环境，做到全面发展。

2。打造知名品牌，推广自身的特色乡村旅游能够让那些久居都市的旅游者远离那些喧嚣的环境，在农村的自然环境中得到身心的放松。因为乡村旅游的亮点与特色就是乡土气息和田园氛围，能够让旅游者体会农村湖光山色和传统习俗文化。当地政府要将各个景点统一包装，积极宣传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主动出击寻找客源。不断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和具有强烈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满足旅游者需要，打造并推广自己的旅游品牌。

3。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以期能够高水准的发展我国的农民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普遍有限，而他们的素质对乡村旅游的质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急需对乡村旅游就业人员开展专门培训，让农民增加对游客的接待能力。对于高层次旅游管理人才，可以向外引进或者挑选接受能力较强的人员前往专业院校进修。

4。加强环境生态的保护，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基础，空气和环境如果遭到污染破坏，也就无法吸引游客。因此我们需要对资源合理规划，避免资源的破坏性利用，这样不但能够使得乡村旅游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渠道，也可以推进农村的环境保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五、结语

乡村旅游建设是富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科学的结合了旅游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与新农村建设，使二者得以和谐互动发展。虽然乡村旅游建设还在探索阶段，但它所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前景是无可争议的。在乡村旅游的建设过程中，要结合当地自身特色，在全力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依靠科学规划的指导，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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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拿的是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体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不承担城市生活主要费用，大体也算均衡；最惨的是从低端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的，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几乎完全不对等，成为这个城市最不平衡的边缘人

我们改革思路当中有一个误区：老说制度不完善，必须要改革我们现有的制度。的确，制度不完善，人们会钻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如果真有无懈可击的好制度，其成本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脱离城乡关系，就农村谈农村，是谈不下去的。以农民看不起病为例，在20—30年前，农村的医疗问题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尽管那时农民也没有很高的医疗服务，但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稍大一点的病就弄得倾家荡产。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为什么农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呢？主要原因是“医”和“药”大多来自城市，其价格是按照城市生活和收入水平来制订的。所以，农村问题需要从城乡关系的新视角来重新看待。

“耐用消费品时代”到来导致的“断裂”

关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去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是3.22∶1。另外的一个计算结果，是将福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结果是6倍。而前一段一家研究单位的研究则得出另外一个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但这当中包含了实物折合，比如过去一年养的猪长胖多少，树长粗了多少……把这些实物增涨都折成钱，这才达到3255元，这部分非货币收入大约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1/3，所以如果去掉实物这部分，只算货币收入，城乡差距就是4倍多；如果再把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等等都算进去，城乡差距可能达到8倍多。而世界上城乡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

8倍或6倍的差距使得城乡两部分人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和世界。更严峻的问题是，两部分人却要面对同样一个市场，同样一种价格。医疗问题就是这样的，城乡8倍差距也好，6倍差距也罢，医疗市场只有一个，药品价格只有一个，而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贴近城市收入水平确定的。教育价格也是如此，所以仅仅就农村看农村是行不通的，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

读过《光荣与梦想》的人会发现，1929年之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近：经济繁荣，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能力过剩，购买力不足，汽车、钢铁、房地产崛起，成为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1930年代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场大萧条的产生原因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1929年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过剩的危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生产过剩是确实的，但说周期性却并不准确，因为从1929年到现在70多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危机。那么当时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西方社会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就开始进入这种转折，但就是转不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转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然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后来“二战”爆发，西方才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变。所以朦胧一点讲，整个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干了一件事：使得这个社会完成了从一个生活必需品时代到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猛一听可能觉得奇怪：过去是柴米油盐的生活必需品时代，现在是汽车、楼房的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不挺好嘛，怎么出现大危机了？这个转变从个人的角度看，丝毫困难没有，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相适应的一套消费模式，就必须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的条件来支撑它。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三条非常重要。第一条就是社会保障。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社会保障是一件花钱的事，总以为政府手里钱多得花不出去，才会有社会保障，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大萧条是1929年到1932年，美国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来的，当时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走出来。为什么？很简单，没有社会保障，消费者就不敢买东西。

第二条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现在人们在讲一个社会要以中产阶层为主，这其实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条件。当时美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从农村刚刚进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国比我们多了一个工人运动，多了一个工人可以对资本家进行博弈的工具，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工人工资迅速提高。现在我们讲中产阶层的社会，一定不能理解为这是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中产阶层的壮大，是和一连串的城市市民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斗争的结果表面上是工人工资增加，但同时也意味着购买力提高，资本家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了。

第三条就是城市的人口必须达到一半以上。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40%左右，但这其中包括所谓在城市中连续居住达到三个月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像北京市石景山和深圳市那样“农转居”的人口，所以真正城市人口可能远没有这么多。城市居住的人群达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个社会就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最近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过去在三农问题讨论中，我觉得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总想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我觉得三农是一个没解的问题。这次新农村建设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针对一个没解的问题，采取分解的方式来逐步缓解，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把一些相关政策都归到一起，按照类型来分，我觉得至少能分成三条不同的路径，然后多管齐下。

第一条路径就是用农村发展来解决一部分问题。农村的产业化不能绝对解决农村的问题，但至少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差距。每有1元钱初级农产品，在美国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即1元钱初级的农产品经过美国人加工以后可以卖4.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经过日本人加工后能卖到3.2元。而中国的附加值仅仅是3毛8分，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最后我们只能卖1.38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如果我们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0.38元的附加值翻一番提到0.76元，也很可观了。对农村本身来说，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潜力。我认为这是比较务实的思路。

第二条路径就是城市化。中国每年大约1000万左右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使得农村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又减少了1000万，1000万的人口在城市当中会寻找一些新的机会。刚才说的产业化思路，实际上需要国家补贴，农村人口如果像现在这样仍然多达七八亿人，那其实无论产业化也好，国家补贴也好，都会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不管根本思路如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都是分解路数的一部分。

第三条路径就是国家的投入。虽然大家都会说，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制度建设比钱更重要，但建设新农村，国家还得向农村投入。我想，通过农村自身有限发展，一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国家再有一些投入，原来农民自己办的教育国家大部分承担起来，原来农民自己修的路国家承担一部分，原来完全没有的社会保障，国家能够帮助搞起来，农村生存状况恶化的速度会大大减缓，甚至说不定会有改善。

新旧“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中的“三元结构”

谈城乡关系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二元结构”。但是这个二元结构我们往往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所以我提出了一对概念，把二元结构分成两种，一种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一种叫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改革前我们基本上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当时主要围绕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等等这些因素构造起来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是非常严格的，它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程度至少从城乡事实上不通婚就可见一斑。但是有一条人们往往忽略了，就是即便在那样一个严格割裂的二元结构当中，城市人挣到钱以后，这些钱还是要到农村周转一圈。那时候夫妻两个加起来月收入100元，用于购买柴米油盐可能占到了2/3，也就是城市人口的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其他产品。但现在问题完全变了，现在假设夫妻二人一个月总共挣6000元钱，有多少会流到农村呢，估计也就1000元，也就是1/6，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更多的钱都干什么了呢？主要就是投入在房子、汽车、教育、医疗等等。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这个社会到了一个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了，人们购买的主要内容已经不是农副产品。

当大部分钱不到农村转一圈时，城市对于农村依赖性就日益降低。2002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占到国产大豆的90%多，稍微夸张一点说，这一年中国农民如果一粒大豆不生产，城里人吃油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对农村已经越来越失去它的依赖性了。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谈农村问题的时候，农村在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累赘。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原来的那种二元结构还没有完全破除的情况下，新的二元结构又叠加上来了。而后一种二元结构，即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或者说是以城市对于农村依赖性丧失为基础的二元结构，造成的断裂更为严重。因为前一个是由种种行政制度安排造成的，制度是人制订出来的，人可以改变它；但要改变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就很难。吃饭在城里人支出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而且还可以到国际市场去解决，结果现在事实上导致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了。

目前中国政府对农村弱势群体比较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从绝对水平上说，农村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善，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贫富差距仍然在扩大。前年农民收入增加6.8%，这6.8%实际上是减免农业税和给农民种粮补贴后，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而实际上去年粮食价格是不升反降，也就是说，城乡的差距实际上是逐年扩大的。

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对整个社会有很大影响。农民开始进入城市，结果就是把农村结构的一部分移植到城市中来，导致整个中国实际形成了一种“三元结构”：一个是真正的城市社会，一个是真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是夹在两者之间的农民工社会。这种三元结构的存在，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城市内部的状况发生明显改变。原来只是在农村表现出来的问题，现在也表现在城市本身。

比如在一些中小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数量已经相当于老失业群体的3倍。“新失业群体”是我前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对于原来国企下岗群体而言的。“新失业群体”的父母有的失业了，有的退休了，自己原来十七八岁，现在30岁左右，开始结婚生子，但还是浪荡着。社会舆论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就业？农民工可以在城里端盘子，你如果去端盘子会失业吗？人们就把这个归咎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而这批孩子现在也是破罐子破摔，因为整个社会反正也瞧不起他。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不完全在他们身上。正如刚才提到的，由于这样一个城乡新三元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城市当中一种独特的现象：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相差太大，高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全球化和国际接轨，越来越往发达国家靠；而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城乡收入差距8倍，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其市场价格会压得很低。一个大学居民楼里看电梯的女孩每月400元钱，和一个大学教授相差20倍。假如这个女孩是城市下岗职工的孩子，其生活方式是城市的，社会网络是城市的，那么她一个月的劳动所得可能只够请朋友吃顿饭。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对于维持这个城市的生活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城市中“新失业群体”不去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城市社会可以分成三部分人。一部分人，从高端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也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体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不承担城市生活主要费用，大体也算均衡；最惨的就是从城市当中的低端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的，包括刚才说的新失业群体，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几乎完全不对等，成为这个城市最不平衡的边缘人。

新农村如何建设

新农村建设，从最实在的角度来说就是钱。当有了一笔钱时，一定要看到这个钱的旁边趴着无数的“饿狼”，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拨的钱，最后能到村里去的只有15%—30%，还不说这笔钱用得怎么样。

这次新农村建设，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保障这笔钱经过中央、省、市、县、乡到村庄最后到农民一共7个层次后，能够真正用到农民头上去？在目前体制下，很多人都不是很乐观，有人开玩笑说，森林失火，林业部发财；江河发洪水，水利部发财；新农村建设，不知道轮到谁发财。所以一定要注意这周围趴满的饿狼。

第二个方面还跟钱有关，就是如何用工业反哺农业的资金造就农村自身的发展动力。政府向农村的投入，一部分会用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上，一部分用在道路、桥梁、水电、基础设施上。我觉得可以拿出其中一笔钱搞减免税费，鼓励和农业有点关系的小企业的成长。如果能用1万元钱减免一个小企业的税费，就可以催生一家三五个人的小企业。1个亿就能催生一万家这样的小企业，100个亿可以催生100万家这样的小企业。有100万家这样的小企业，对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动力。更重要的是会造成一个历史上所没有的趋势：我们过去都是农村的资源流向城市，如果实行这样的免税政策，很可能会把县城、小城镇甚至中等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和资源吸引到农村来。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5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建立路径选择

十七大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具体行动；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必然途径。在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责和服务宗旨。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进行政府改革，提高政府绩效，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近70%的农业大国来说，在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日益突出并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因素的客观现实下，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1公共服务体制的内涵

所谓公共服务体制，主要是指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是由一系列彼此相互联系的关于公共产品与服务生产和供给方面的制度所构成的完整体系，主要包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即公共产品与服务应该和可以由谁来提供。实践证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并不总是能将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政府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的制度安排，是公共服务改革的必然选择。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即应当向社会成员提供哪些公共产品与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需求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必须依据公共需求内容和结构的不断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即怎样向社会成员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服务供给对象，即不同类型公共产品与服务主要和应当向哪些人提供。其中有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也有面向某一地区或社区成员，仅使部分人受益的地方性公共产品，还有仅针对某类特殊人群的。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必须明确公共服务的受益对象公共服务监管机制，即如何确保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提供。尤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职能更要加强。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内容涉及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广泛领域，既包括有形的产品，也包括无形的服务。

2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发展现状

公共服务是国家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具体指为社会提供的各项公共产品和服务。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多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虽不断增加，但与城市相比，特别是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实际需要相比，有很大差距。随着信息技术、网络传媒的发展，经济性公共服务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社会性公共服务上。和谐社会旨在和谐，缩小城乡差距是其根本目的之一。公共服务体制主要包含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方式、供给对象、供给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呈现出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政府转型的滞后，各级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缺乏深刻的理解和紧迫感，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因此，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为全体公民提供充足有效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是新阶段解决社会矛盾的迫切要求。

（一）城乡财政投入的差距

公共财政的投入直接决定公共服务的质量。据相关资料统计，1990-1998年期间，国家用于农村的各项支出总和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15%。而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镇人口却使用了政府财政支出的50%。

（二）公共教育投入的差距

第一，城镇中小学生生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农村的1.5倍，城镇中小学生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是农村的1.3倍。第二，减免农村中小学学杂费政策未出台之前，从学杂费占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看，农村普通小学生是城镇学生的2.5-2.6倍，普通中学生是城镇学生的1.2-1.3倍，高等教育农村负担更重。第三，从办学条件上看，无论是学校的固定资产，还是学校的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农村与城镇都有很大的差距。第四，农村从国家教育投入中的受益比城镇少，全国绝大部分的高校都设在城区，绝大多数国家重点中学、小学都在城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城镇工作。

（三）城乡公共卫生医疗的差距

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相比，广大农村及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人民面临着巨大的疾病风险和经济负担。从卫生支出绝对额看，城镇是农村的2.2倍；从医疗条件看，城镇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医疗病床数是农村的6.19倍，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1.85倍。农村的医院基础设施与城镇相比有很大差距。

（四）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比城市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完善，造成大病致贫返贫现象；养老保险几乎没有，造成普通农民负担过重，不仅要负担儿女的教育费用，而且要负担老人的疾病治疗和赡养费用。

（五）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差距

农村与城市、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集中体现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的差距过大。长期以来，中央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服务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这就造成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差距拉大。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的状况。在基础设施投入上，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农村的近6.89倍，政府预算内投资城乡差距是11.11倍。在基础设施和文化产品使用上，农村的公路建设，家庭拥有电视、电话、冰箱、电脑，以及文化法律保障等方面等与城镇相比差距巨大。

3建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路径选择

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匮乏、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要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就应以向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在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此时是不断完善我国各项社会制度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缓和矛盾，协调发展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基本要求。要解决当前农村的相对落后状况，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路径如下：

（一）构建公共服务相关法律体系

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理念，是有限政府，必然也是法治政府。一切事物的执行以法律为准绳，构建相关的关于公共服务的法律体系，可以从法律的层面为公共服务提供法律保障。加大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可以让人民具体了解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及范围，避免拥有公共服务权力的政府利用公共服务权有选择性的提供服务，进而产生不公正、不公平后果，同时滋生腐败，也可以让人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评价体系。目前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共服务不公造成的。相关法律体系包括相关法律问责制，公民代表参与公共政策（尤其是与公共服务有关的政策）的咨询建议制度等。

（二）推进行政管理改革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我国在乡村实行乡村自治管理，村民委员会负责村民各项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并设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等职，在一般农民心中他们是“官”。我国的行政升迁制度对村的基层干部不起作用，乡村干部虽由村民直选，但受乡镇政府影响极大。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提供乡村的公共服务，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上传下达中央政策，处理村民纠纷等。但事实偏重“下达”功能，缺少公共服务功能。主要原因在于村干部升迁机制缺失，公共财政上自上而下转到村级手中，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人的自私性会导致村干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因此在推进行政改革过程中，建立健全村民监督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完善村干部管理制度，是促使村干部做好公共服务的关键。

（三）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提出的“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这四句话高度概括了服务的本质，公共财政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但必须做到公平公正，这样人民才会满意。缩小城乡差距有赖于公共财政向弱势群体倾斜。主要措施有：进一步进行税费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更依靠政府，加大对农村信贷投入，调整农民土地的征用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等。

（四）完善农村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体制

强调：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队伍建设。在谈到教育时，他说：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这突出了中央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完善农村教育制度关键在于调整农村教育结构，进一步免除农村中小学教育学杂费，改善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加大扶贫力度，健全农村养老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卫生体制的关键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理顺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实施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加大农村卫生投入力度，扶持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等。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6

(一)借助乡村旅游发展，凤溪新农村建设步伐大

1．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为农民致富提供了宽阔的道路旅游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产业之一，旅游产业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乡村旅游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凤溪就以独具特色的瑶族风情晚会闻名遐迩，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开创了广西少数民族风情游的先河。在以后的发展中，以富川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贺州的旅游文化品牌，并与山水风光、古镇文化品牌并驾齐驱。2009年，贺州市政府把发展乡村旅游摆在实现旅游业突破发展的重要位置，凤溪村成为规划中富川瑶族风情农业观光休闲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努力建设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近几年，富川提出打造“中国瑶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凤溪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受瞩目。目前，凤溪瑶寨民俗风情旅游已成为贺州乃至广西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每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直接吸纳就业人员38人，带动和瑶家土特产柑橙等销售百万元以上。［1］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方式的发展途径，促进了农村经济走多元化方向发展的道路，开拓了非农业增收渠道，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2．深入挖掘旅游文化资源，加强了乡村的文化建设随着旅游开发，为了满足游客观赏瑶族文化的需求，凤溪通过戏剧团表演的形式，使逢年过节才有的瑶族蝴蝶歌、芦笙长鼓舞等民间文化成了常态化。凤溪的瑶民自古就能歌善舞，据史料记载，早在清嘉庆年间，凤溪村有了自己的戏班子，二百余年里村里业余剧团的演出从未间断过。1993年，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来到瑶乡，村里以陈永楣为首的文艺骨干和乡亲们合计后，决定在原来的凤溪村业余彩调团的基础上，建立凤溪戏剧团。戏剧团的成员白天务农、做工，晚上排练戏剧和歌舞，这样一来，不但外面的游客们也能欣赏到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民族艺术，村民们的业余生活也更加丰富。蒋明娥是戏剧团的元老，她自己曾外出打工，但在外面没呆两年，就回到了凤溪村，她直言还是家里舒服，来剧团演出，也不为了赚钱，就为了图个乐子。而对于戏剧团团长陈永楣来说，他更希望剧团能够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来，让瑶族的山歌、舞蹈永远地传承下去。［2］借着乡村旅游这一载体，那些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蕴含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保留着古老淳朴的艺术风格和散发强烈的泥土芳香的民族文化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3．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凤溪旅游业的发展增进了当地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外来的现代文化使当地的农民思想观念不断得到更新。游客们把现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信息辐射到农村，使农民不用外出就能接受现代化意识观念和生活习俗。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成为城乡和谐发展的纽带，有利于开展文明生态富裕村创建活动，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村民们在旅游开发中市场经济意识与商品意识不断增强，也有助于新农村文明乡风的形成，“特别是当地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开发，市场经济意识和商品意识得到增强，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奠定了实现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的基础。”［3］乡村旅游的发展，使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在2013年开展的清洁城镇乡村中，全村踊跃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百年瑶寨焕然一新。此外，凤溪戏剧团上演的一幕幕戏剧，村民们演唱的一曲曲山歌，如清泉浇灌着心灵。以民族文化为吸引物发展旅游，有利于挖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并使得村民重视本民族文化，深刻体会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弘扬缅怀祖先、尊老爱幼的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4．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实现民主管理作为旅游社区中的成员，当地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有利于实现“管理民主”的目标。“随着乡村旅游开发，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改善，新观念、新思想传播，特别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在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激活，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识和管理意识逐渐增强，认识和体会到先进管理能够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3］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中，富川县引导村民成立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家园自己建。由凤溪村“两委”干部、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18人组成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专门协调处理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业产业管理等新农村建设事宜。“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成为民众进行民主管理的有效组织。此外，凤溪村还提高村级组织战斗力，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实施“两强”党员带富工程和“支部+协会+农户”新体制，促进“五村、两规范”建设。

(二)倚重新农村建设，凤溪村乡村旅游发展稳步向前

凤溪以新农村建设为平台，利用乡村日渐完善的经济文化条件及基础设施，满足来乡村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需求，为乡村旅游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实现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共赢。1．推广生态农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凤溪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打造一个民俗文化旅游村、成立一个理事会、推广五位一体生态农业”三个一为重点，充分发挥农民主动参与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整合政策、科技、人才、资金、产业等有利因素，大力推广“猪－沼－果(稻、菜、烟)－灯－鱼”五位一体生态农业，发展高效农业。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2006年，凤溪村共投入资金176万元用于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新种脐橙250亩、春烤烟450亩、香芋400亩，养殖瘦肉型母猪300头、猪花1000余头，菜牛200头，在建养殖野生塘角鱼小鱼池30座，沼气池50座，在农田安装频振式杀虫灯10多盏。［4］新农村建设一起步，循环经济的有序发展就为凤溪村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弘扬民族文化艺术，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不绝的源泉深厚、旖旎的瑶族文化是凤溪旅游开发的基础。1993年改建的凤溪戏剧团，为旅游者提供了观赏乡风民俗的平台。如今，戏剧团每个月都在村里的戏台演出，次数多达7、8次，接待了很多国内外游客。实景演出《印象凤溪》，有蝴蝶歌、芦笙长鼓舞、竹竿舞，甚至连日常的织布、刺绣，也被搬上了舞台，原汁原味令游客惊叹。凤溪着力打造贺州市“千村万户文艺惠民工程”文艺村，全国首创的“千村万户文艺惠民工程”以广大农村为阵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以原有的传统文化为基础，通过创建、命名一批文艺村、文艺户，广泛组织开展公益演出、艺术培训和专业指导，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农民群众文化艺术需求、繁荣农村文化。陈永楣认为凤溪村经常开展文艺活动，村民们像种庄稼一样“种文化”，把“文化的种子”种入乡村大地。乡土文化艺术成为旅游发展不绝的源泉。［1］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旅游的接待水平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凤溪村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乡村旅游的接待水平。2006年，凤溪村依托瑶族刺绣、土纺、文物古迹等独特民族风情旅游资源，按照“打造凤溪瑶寨社会主义民俗新村”的定位要求，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塑造民俗新村新面貌。拆除并清理杂房55处1600平方米，观光道路两旁房屋外墙勾缝3600平方米，安装路灯10盏，主干道两旁房屋屋外墙瓷砖亮化5600平方米，建瑶族特色围墙250米，新建1564米的通村水泥路，新建1个标准化篮球场，修缮打造了2栋瑶族民俗新居。近年来，在县、乡镇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凤溪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投入200多万元实施城乡风貌改造工程，先后建设了宣传文化长廊、休闲文化广场、标准篮球场，400平方米的停车场;休闲娱乐的荷花塘、九曲桥、八角凉亭;3栋总面积600多平方米的瑶族民俗新居，瑶族特色的村大门，修复山门两座、门楼两座等，一大批设施的改造建设，使凤溪村面貌焕然一新。［5］4．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增加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村貌的绿化与美化，是提升乡村旅游环境质量的重要保证。2007年，凤溪村通过对水、路、厕、圈、厨的五改建设，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用水困难问题;修通乡村公路、硬化入户路;住房和畜圈相对隔离，开发推广沼气等洁净能源，使厨房整洁、卫生、明亮。瑶村的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凤溪1000多瑶胞世代聚居在西岭山脚的山坳里，“垃圾围村”现象长期存在且较为严重。为了彻底改变这一乱象，2013年城北镇出台了“联合保洁”制。即将凤溪村划分成6个责任小区，每个小区配备一名保洁员和一名卫生督查员。小区实施每月动态考评，自6月1日这一制度正式挂牌实施以来，全村已经开展3次评比，评选出优秀小区3个，清洁示范户18户，近20吨的垃圾一扫而光，百年瑶寨重现了往日的光鲜与明亮。此外，城北镇团委、妇联组织18名城北籍大学生志愿者在凤溪开展的为期1个月的清洁城镇乡村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联合凤溪民间艺术团、城北桂剧团在印象凤溪实景舞台举办了一场净村洁屯主题文艺汇演，也使清洁城镇乡村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加强凤溪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路径

凤溪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凤溪初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紧密，乡村发展趋势也必然对它们进一步结合的路径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重视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部署，形成互动并进格局

当地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统筹部署。从目前来说，凤溪主要还是以乡村旅游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并以此带动相关经济的发展。因此，每年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的方案，选择更适于凤溪旅游发展的模式，加大乡村旅游的投入，巩固“中国瑶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另一方面，也要拟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方案，在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方面推陈出新。通过对两方的合理部署，达到既推进乡村旅游，也使新农村建设阔步向前的目的。

(二)坚持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相结合，打造两位一体的新亮点

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中，应发挥示范点的积极效应，以推进内涵发展，提高档次，扩大知名度。凤溪的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应始终坚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推进，做到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也是乡村旅游示范点，并着力提升档次，力争建成全国知名的示范片点。2006年凤溪成为广西第二批农业旅游示范单位。目前，贺州市只有黄姚古镇获批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极具民族文化气息的凤溪如能获此殊荣，并力争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当地旅游业才能迎来新的突破，新农村建设也才能上新台阶。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7

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为他们增强自身技能和本领提供精神保证和智力支持。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比重，是农村发展经济、农民增产、增收，生活总体水平大幅提升的重要途径。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物质水平和生活质量，更为农民提供了高雅的文化服务，丰富了农民的精神世界。

1.2新农村文化建设对推动农村乡风文明举足轻重

乡风文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要求农民要有与时俱进的科学知识、文化修养、行为规范、道德思想等。新农村文化建设为乡风文明提供了一个优雅舒适的文化生长环境，有利于农民转变农村人民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各种承载着优秀文化精髓的文艺活动熏陶了民众，使他们团结友爱、诚信互助、勤俭持家；纯化了乡风，使乡风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前进。

1.3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

新型的农民应具备有文化、有纪律、懂技术，能经营等条件，这是提升农民整体素质的必经之路。同样，培养新型的农民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多得的力量源泉。一定程度上，农民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培养新型的农民旨在培养农民用双手去创造美和幸福，其文化素质的高低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民是否顺利创造新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培育新型的高素质农民，相应地，新型的农民为打造新农村文化风貌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文化下乡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策略

2.1变文化下乡为文化留乡

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应该是一种灵活多变且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形式，它以物质或精神的方式制约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观念，潜移默化地将文化精髓烙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使农民将这种文化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但由于一部分农村的文化水平始终处于滞后并止步不前的境地，农民只能在村中原有的文化风俗中重复着古板的形式，没有接受新文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文化下乡为农村陈旧的文化内涵诸如新鲜的血液，但单纯的文化下乡并不能彻底改变农村中愚昧、低俗的文化现象，这还要求农村的文化部门针对本村文化的特征，对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式的改进，引进新鲜的文化信息与文化生活方式，让文化留乡。文化下乡移风易俗目的的实现，有利于农村文艺人才的培养，文化留乡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加强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针对文化留乡举办一定的文化活动，鼓励农民参与文化建设中来，激发农民对乡土文化的热爱，根据农民的文化需求使先进文化扎根于农村，服务于农民。

2.2促进农村题材文学的创作

新农村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下乡的推动，加强农村文学作品的创作是文化下乡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也是宣传农村文化，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大部分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旨在传播和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时代精神，将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逐一展露，这些文学作品往往传递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旨在反映农民的愿望，并积极化解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矛盾，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批判农村中的歪风邪气，对纯正乡风、建立良好的农村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村文学体裁内容的转换和控制，多多提供有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应多创作反映农村开拓进取、发展繁荣的文学作品。从文学作品反映的主题来看，要多创作反映人性美、人情美等真善美俱全的作品，“三农”主题的文学作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推动农村环境文学创作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此来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8

乡镇管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问题突出，县级政府以及乡镇政府双重管理部门较多，这导致各个组织部门各自为政，各项工作开展的立足点不是为了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而是追逐自身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乡镇管理协调难度大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经济、文化、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工商、税务、农推、文化等机构之间通力合作，这样才能够有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反之则会拖累新农村建设。

2.乡镇政绩考核模式比较落后。

政绩考核模式存在误区也是乡镇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政绩考核的目的在于发现乡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改进，但是反观目前乡镇绩效考核基本上陷入了一个为了考核而考核的误区，数字出干部、数字出优秀成为了绩效考核的直接表现。在具体的绩效考核内容层面，新农村建设相关指标没有被纳入到乡镇管理范畴之内，乡镇考核基本上就是以经济考核为主，考核内容单一，考核方法落后，考核结构使用不足，对于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二、乡镇管理改革中的困难分析

乡镇管理改革的必然性不言而喻，但是我国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却无一不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以及阻力，要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乡镇管理改革同样会遭遇到很多困难。

1.改革遭遇巨大阻力。

面对新农村建设给乡镇管理提出的更多要求，乡镇政府改革势在必行，但是也必然会遭遇到预料之内的巨大阻力，这些阻力处理利益阻力之外，还包括文化、理念等方面的阻力。利益阻碍是指在乡镇管理改革中可能受到利益损害的工作人员对于改革会进行的阻挠，文化以及理念层面的阻碍是指乡镇行政文化非常落后，带有严重的官本位、人治色彩，乡镇政府官员都是高高在上，没有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政府服务理念，而新农村建设要求行政文化的重塑，这意味着对文化阻碍必然乡镇管理改革。

2.改革遭遇动力不足困难。

从改革动力来看，乡镇管理改革缺少足够的动力，首先就是乡镇上级政府动力不够，在乡镇管理改革动力方面，基本上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存在动力层层递减的问题，出于种种考虑乡镇管理改革总是踯躅不前。其次是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滞后，其对于乡镇政府改革的推动力比较弱，经济发展是推动乡镇管理改革的重要动力，经济落后自然就会影响到改革动力。最后是农村公民社会尚不成熟，广大农村居民在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等方面都比较落后，村民自治水平比较低，这也影响到了乡镇管理改革的推进。

3.改革基础条件不够充分。

从乡镇管理改革基础条件来看，相关配套制度、措施的不具备同样给乡镇管理改革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乡镇政府改革涉及到多方面内容，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的孤立的工作，需要全面的做好的配套制度的改革，这样才能够为乡镇政府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反之在配套制度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乡镇政府改革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很难达到预期改革效果。乡镇管理改革基础条件不够主要表现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不健全或者缺失，从而成为了乡镇管理改革的拖累。

三、乡镇管理改革的具体路径

在乡镇管理的改革的具体路径方面，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既是乡镇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乡镇管理改革的路径，乡镇政府在具体职能定位方面，要加快转变步伐，利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利契机，结合新农村建设具体要求与内涵，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下，针对职能定位方面存在的越位以及缺位问题，有计划的制定职能转变路径。

2.完善管理考核模式。

在管理模式方面，需要根据新农村建设需要打破各个职能部门的割据情况，统一到新农村建设这一目标之下。在考核模式方面，则要将新农村建设内容纳入到乡镇管理考核中去，完善考核方法，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9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知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所提出的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农业发展、乡村教育为中心，由此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需求。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起源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起源于我国抗战时期，其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并就我国文化衰弱问题提出了以社会为主体的理论基础。同时，作为我国20世纪儒学家的梁漱溟先生，运用儒家文化为手段，实现对社会进行改良的目标。从中国农村开始切入，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情而定，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是消极的，是没有政治可言的，是没有国家地位的，因此必须改变由上而下的国家建设之路，转而开展社会基层建设，从广大的乡村开始。

二、浅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实践

1.以农村为切入点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阐述了以农村为切入点的三大原由。首先，中国是以家的聚集形成乡村，进而以乡村的汇聚形成国家，所以乡村是开展建设的根基；其次，绝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占到全国人口的80%，而且乡村有几十万个，因此乡村具有巨大的发展基础；再次，符合当时的国情，乡村是用理性维系，而城市是靠武力维系，加之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保持的重要基础，保持着淳朴民风。所以，进行新民主义改革就必须由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提出：“没有农村的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救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希望从中国的新生命里来要求农村的新生命。”

2.运用教育为手段措施

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是根本内容，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需要在进行乡村建设过程中合二为一。梁漱溟在邹平乡村建设实践中，对乡村理事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措施，就是遇事公开讨论,以求得到多数人的了解和赞同;引导群众监督公事;接受学长的规劝;善于将县政府的意思传达于众等。同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还就乡村教育提出了两点主要任务。首先，进行乡村教育必须以乡民自愿自觉的开展，也就是要使得广大乡民充分了解乡村教育的意义，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乡村建设，是对乡村建设贡献力量，不要像过去那样稀里糊涂的混日子；其次，化解西方文化对广大乡民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为了消除这种冲突，就要充分发挥广大乡民的智慧，重新了解古人总结的道理与掌握全新的精神方向，进而逐渐找回失去的传统观念，使得传统观念成为一种观念习惯，让他们看到未来与前途，抛弃消极的生活态度，形成全民快乐发展、充满斗志。如此做法，有效的保障了乡村建设改造的顺利进行，让广大的乡民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队伍中。

3.围绕“政、教、富、卫”为核心内容

20世纪初，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是乡村建设改造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了非常多的乡村建设改造的内容，如社会调研工作、行政管理转变、基层自主管理、教育改革、技术发展、移风易俗、鼓励合作等等，简称为“政、教、富、卫”。上述简单说来，其核心包含以下四个内容，首先是充分发挥乡村力量，促进乡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其次，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不断改善广大乡民的生活水平，解决衣食住行；再次，加强学习教育，全面提升乡民文化程度与文化素养；最后，就是充分运用乡村环境开展社会教育；概况的说就是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上述，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建设是解决我国问题的根本，不断大胆的探索乡村建设问题，加强民众科学知识教育、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农业技术发展、鼓励民间合作等，是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系统的建设改造，囊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社会方面。

1.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科学合理融入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不仅能消除农村的腐败与陋习，提升农业科技力量，引领新农风气，同时能促进组织合作，利用新农村合作社等形式，提升农村金融环境与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此类做法，有效激励了广大农民积极性，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推动新农村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包含了两个主要内容是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就当前，我的新农村建设，政府主导力量坚实，而农民主体尚未体现明显。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提升农民主动性，实现新农村建设在广大农民中自觉进行。

2.引导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知识分子与农民是关键主体，实现新农村建设的跨越发展就是有效融合两者。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知识分子的融入，极大利与农村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素养的提升，同时积极引导与调动农民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尤其以知识分子的参与为重点。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共同建设新农村，是时展所要求，是社会成员共同进步所需求。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梁漱溟全集(第2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梁漱溟全集(第5卷)[M].山东人民出社,1992.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2-0093-04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M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M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家政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政府，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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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千家驹.中国的乡村建设[M].上海：大众文化社，1937.

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Zhan-ping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11

发达国家完成从城乡二元社会向工业社会结构的转化，一般都是通过科技投入和以教育为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都是把教育提在优先发展的位置，通过教育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以农村作为载体，积极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农村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奠基性工程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应该把梁漱溟先生的乡村教育思想作为摸索的基点，找准农村教育的落脚点，积极探索农村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创新农村教育理念，把农村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强调了乡村的重要性，注重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他明确指出：“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事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动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所以，梁漱溟认为，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乡村，改造乡村的关键是重视乡村教育。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旧中国不同，但中国问题的关键仍是在农村。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发展教育，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培养新型农民。

梁漱溟说：“要‘农民自觉’，‘乡村自救’，首先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只要认识了上述道理，他们也就有了自救的热情;有了自救的热情，他们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梁漱溟将农民对现实的自觉作为教育的初始目标，进而进行各种实用知识的灌输，这与我们今天的农村教育理念非常相异。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农村教育”实践则是在农村进行的教育，办学体制、办学模式、管理方法及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是用城市的一套，并没有反映农村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只是城市教育在农村的延续，定位于普通文化知识和升学的农村教育产生了很多问题。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观提出坚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一体的理念，从邹平县乡农学校到后来的乡学、村学成功的案例说明，农村教育在改变落后乡村的面貌的过程中是大有作为的。发展农村教育，必须走与农业、农村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新的农村教育既要解决回乡务农、劳动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又要解决引导农民走出农村、灵活就业、拓展发展的空间的问题。农村教育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核心，使广大的农村学生都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劳动生产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每一个青壮年农民能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更新农村教育思路，把培养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教育的立足点

在教育中，梁漱溟十分强调对受教育者“德”的培养，甚至把对“德”的要求放在知识学问之上，要求受教育者要有良好的精神和道德素质。为唤起民族精神觉醒，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教员开设了“精神熏陶”课，在村学乡学开设有“精神讲话”课，要求教员们在努力使乡村人精神活起来上下功夫。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乡村的“精神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首先必须“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看见前途”，“再则在人生实际问题上来给他点明”，从而使他变意志消沉为“乐生之心，进取之念”。只有这样，农业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组织，各项建设方有可能。在他看来，精神自立才能进行自救行动，才能真正复兴乡村。梁漱溟的“精神陶炼”的教育价值论和教育方法论的意义是明显的。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农业的主人也是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总的来说，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关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把教育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青少年的升学与就业培训结合起来，改变“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简单升学模式。为了使农民能够自觉，梁漱溟希望用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其能够学会自主。与建国前相比，当今农村教育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农民素质仍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主要集中在农村。由于法律、科技、政治等基本常识的缺乏，农民常常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譬如农民失地问题，当其土地遭到不合法的侵占时，很多农民不知道运用法律来维权。再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问题。为了体现基层民主，各地都在实行村委会直选制度，结果却出现了舞弊行为，其关键在于农民对选举制度的陌生，以及自主意识的淡薄。所以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引导农民学会学习，就如梁漱溟所说的：“教育不是教育你成功干什么，是教你更会受教育，教你学习更会学习。”因此培养新型农民可使农民学会自己学习，不断学习，以此促进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三、重塑农村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看到了乡村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农民文化教育水平对整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性，期望注重通过兴办农村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培养乡村建设和治理人才，建立起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团体，促进农民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民生活习惯的改变，推进农村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发展，推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富强和实现现代化。这些系统改良的思想和做法，都可为发展现在的乡村管理和国家建设所吸收借鉴。在改进乡村教育中，他尤为重视成人教育。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时，在村学乡学所实行的广义的教育大体上以成年农民为主要教育对象，兼及儿童青年。梁漱溟的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他把乡村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把推广成人教育、重视习惯养成、推行社会改良、建设社会事业作为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这些思想和实践活动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与今天农村教育改革思路和农村发展方向的精神实质是基本一致的，对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也具有借鉴意义。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梁漱溟按行政区划设学，分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学及市(分行政院直辖和省直辖)学、坊学。在教育方式上，区学、乡学以社会教育为主，国学、省学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区学、乡学中儿童教育外，更重视对成人的教育。如此可使农业教育与农业社会并进、职业教育与职业社会并进，而非脱离社会改造谋农业或职业教育。

梁漱溟倡导的以社会为本位、以人为本位的大教育观具有其历史价值和重要作用。他再三强调乡村教育必须服务农村、服务农民。在农村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农村教育的不同类型承担了不同程度上的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任务，农村教育中的成人教育应该承担积极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这份责任，对农村转移人员和培训同样应该责无旁贷，要进行有关城市职业的技能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

四、让知识分子下乡，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体系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小城镇的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使命莫过于提高5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逐步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将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才资源，发展农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高等教育体系，要注意农村教育改革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社会性，把农村教育改革放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去考虑，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把经济发展、科技推广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其发挥最大功效，从而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人才战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指出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与多数的农民打成一片，合成一股力量，否则，“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接不上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要使这两部分人“接气”，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上层去接受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到乡间去，与乡间人接近而浑融”。藉此中国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知识分子下到乡村，就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即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故乡村建设主要是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改造社会，由知识分子来引导，启发农民的向上精神，提高农民的素质，把农民纳入社会团体组织之内，培养他们的团体生活习惯和互助合作精神。当然，这种教育方式不能采取学校式的教育，而应以社会式的教育为主体，村学和乡学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化社会为学校，引导众人一齐向上学好，讲求进步。他还指出对知识分子切忌重才轻德，这也有现实意义。人才战略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重中之重。我们认为，目前促进人才向农村流动，能够做的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靠政府通过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广大人才向农村流动，满足农村的教育和科技需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吸纳更多的知识分子到农村来为新农村作出贡献，解决农村教师待遇问题，加强农村教师的培养和管理，使农村教师成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非常有必要在高校开展理想教育，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工作。唯有如此，中国农村的发展振兴才有希望，中国的发展才有可能。

五、改革农村教育方式，实现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结合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倡导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大教育观，认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要“合流”，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这与我们今天农村教育改革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从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看，他的农村文化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不只是单纯地救济乡村，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卫等多方面，并以乡村民众教育为其中心环节。他是怀抱着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进行乡村建设和农村教育的。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梁漱溟指出，乡村所受的破坏尤其严重，所以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是救济乡村，但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则是创造新文化。正如他说：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或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概括地讲就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不只是单纯的乡村救济或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建设，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建设，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这正是其思想的精彩之处。不过针对当时的国情，他又说：中国现在已被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农村教育不从农村的社会实际出发，不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是没有前途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的农村教育改革，再三强调的就是农村教育必须树立起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大教育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梁漱溟大教育观的一种发展和继续。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表明，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上，必须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农村教育的发展，促进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实现农科教结合发展，农业要以科技为指导，而科技的传播和掌握又来源于教育，以教育为突破口对农村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改革。

虽然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综合建设是不彻底和不完全的，但说明综合建设对与中国农村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必须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的道路，以“两个文明”为指导，带动农村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发展、全面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2006.

［3］刘爱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现代价值［D］.山东师范大学，2002.

［4］李.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探析［D］.西北师范大学，2005.

［5］赵玉丽.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D］.南京理工大学，2006.

［6］袁媛.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试验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27］佟玲玲.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山东师范大学，2007.

［7］［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12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各地乡村教育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26年，平民教育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深入河北定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开展“实验县”工作。他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提出以“文化、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方式，医治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逐渐产生论争。

一、论争缘起和发展过程

1931年，国际教育考察团柏刻氏等奉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之命来华考察教育，于次年发表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对“定县实验”进行评论。首先，报告书认为定县每年预算达数十万元，其普及全国的计划必因人民无力付此巨款而失败。其次，该运动的领袖人物不甚与其他专家切磋，不能获得科学的批评。[1]再次，定县实验选择较简单、学习费时较少的文字教育农民，易将全国民众分为知识较高和教育程度极低两部分，成效可疑。[2]

由于国际联盟是权威机构，《中国教育之改进》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方对定县平民教育的批评接踵而来。1933年中央委员张继发表谈话，认为定县实验不啻一种骗人东西；虚糜公帑数百万而成绩有限；村治学者整日试验研究似办理太难，实则可借鉴欧美经验。[3]北大法律系教授燕树棠认为定县民众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平教会把定县固有建设冒充自己的成绩；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潜伏反对势力；提高定县生活水平，使定县奢侈之风日甚一日等。[4]

针对上述批评，了解定县实验的学者撰文反驳。任鸿隽指出平教会事业经费大部分是私人募捐来的，不是“虚糜公帑”；平教会花钱多、计划须时太久，是因为平民事业以整个农村建设为目的，要研究出中国各地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乡村教育必须乡村化、地方化，不能照搬欧美经验。[5]《独立评论》代主编蒋廷黻批驳燕树棠，认为他偏袒地主和债主，其批评是失意绅士和地主恶感的反映；关于潜伏反动势力，则是燕树棠“故意中伤”。蒋廷黻指出“改革总要使一部分人不满意”、“对试验只应有善意的贡献意见，不应有恶意的破坏”。[6]

随着乡村建设的发展，大部分人认识到平教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力谋农村的复兴，精神与人格无讥讽的余地。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定县实验招致更多人尤其是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以千家驹、李紫翔、吴半农等为代表，因其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独立评论派以陈序经、吴景超等为代表，因其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

1934年，吴半农发表《论“定县主义”》，千家驹发表《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他们认为定县工作的整个哲学和理论不正确，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由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愚穷弱私”只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

批评定县实验的另一种论调来自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认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7]他反对从乡村入手救济中国，1936年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批评乡建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对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悲观。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教会在《民间》2卷24期刊出短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和《陈序经先生的将来》，解答陈序经的问题。接着燕京大学杨骏昌发表《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傅葆琛发表《众目睽睽下的乡村建设运动》，对陈序经批评乡建工作的观点予以答辩或反驳。瞿菊农在《民间》先后发表《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和《以工作答复批评》，阐述乡建运动成功的条件和对于社会的要求。针对平教会的反驳，陈序经又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检讨》和《乡村建设的途径》等文章，对乡建理论进行评论，认为乡建运动在理论上有复古的倾向，乡村建设的前途如何主要看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等。[8]

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不得不中断，但有关论争没有完全终止，只是规模和声势小了许多。

二、论争的焦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论争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各方针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争辩。

（一）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

定县实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下乡。他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以农民为主，也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他认为“极大鸿沟存在于上层少数受教育者与基层以千万计的未受教育人民之间”[9]，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可以沟通上下。

独立评论派和中国农村派对晏阳初的观点提出质疑。1933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原因是：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乡村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知识分子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希望他下乡。[10]中国农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孙晓村认为知识分子进农村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只要剥削阶级存在一天，农民受教育就受限制”[11]，在社会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改良工作不会有结果。

乡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平民教育派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到农村工作，其精神令人敬佩。但吴景超的分析颇有道理，甚至晏阳初也承认，一些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城市。不仅知识分子下乡难，下了乡工作也难。乡村教育家傅葆琛承认知识分子到乡下宣传“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吃了多少哑子说不出来的苦”。[12]燕京大学学生伍伯禧在《下乡工作的困难》中讲述遇到的困难，如言语隔阂，行为举止带有书生色彩，与农民打成一片困难重重等。[13]

（二）以乡村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城市教育为重点。

晏阳初等平民教育派主张教育的重点在乡村，要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理由是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谓民族自觉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民族的基本力量蕴藏在他们身上，故必须通过乡村教育提高农民觉悟，开发民力。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中国近代“文化失调”，这就需要“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中国“人”的基础是农民，因此乡村平民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14]

陈序经则发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一文，主张重点发展城市教育，理论基础是文化中心论。他认为都市是文化的中心，“文化中心不但是文化集中与优高的地方，而且是文化向外辐射的地方”[15]。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是从都市向乡村辐射。他认为都市是人才和经济的中心，从经济供给、设备便利、人才集中来看，乡村远不能与都市相比。因此，乡建工作要以都市为起点，教育的现代化要从都市入手。

（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否有前途。

1936年，陈序经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对乡建运动的前途抱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第一，乡建工作没有成绩表现，有了很多失败。第二，乡建工作偏重于理论的发挥，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第三，乡建困难太多，不易发展。第四，乡建工作者不能“自家创造出饭来吃”。第五，乡建运动好像已到了专为着维持工作人员保持乡建机关而工作的地步。[16]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民教育派的观点是：第一，乡建工作中的困难是任何建设所不能免的。第二，乡建运动的成功要靠多方面的力量，政府要倡导与推动乡建工作；大学要给予学术合作与领导，供给人才；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给予赞助倡导和同情的批评。[17]第三，一切工作都要有理论根据，乡村建设理论是从社会事实中观察体验的结果。[18]第四，乡建运动并不汲汲于求得零星和皮毛的成绩，目标是以推动和促进乡村建设来改进中国社会，完成复兴国家民族的使命。第五，乡建工作者先吃饱了去做事，给薪是必然的。第六，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责难，但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乡建工作或进行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批评。[19]

三、现实启示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论争影响深远，论争各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有价值。

（一）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通过农村教育的发展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改革的精英，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需要知识分子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深入农村工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抛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深入农村，为发展农村教育和建设乡村而努力奋斗，这种精神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应该愿意深入民间，但冷静分析可以发现吴景超所说“知识分子下乡难”、伍伯禧所说“知识分子下乡工作难”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比如对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实施优惠政策；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等。

（二）重视发展农村教育，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乡村教育运动是从乡村教育入手，以乡村全体人民为教育对象，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推动和促进农村建设，目的是复兴中华民族。现在我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农村教育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主要靠教育，故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应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而奋斗。

（三）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民国乡村教育论争的焦点之一是“乡村建设是否有前途”，分析其论争内容可以发现乡村建设的成功并非易事，不能单靠乡村建设本身，要依靠学术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乡村教育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建设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政府、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不仅要关心新农村的建设，还要真正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从而加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M].国立编译馆，译.1932：215，35.

[3]张继普及乡村建设[N].天津：大公报，1933-10-1.

[4]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J].独立评论，1933（74）：4-7.

[5]任鸿隽.定县平教事业平议[J].独立评论，1933（73）：8-9.

[6]蒋廷黻.跋燕先生的论文[J].独立评论，1933（74）：9-11.

[7][8][16]余定邦.陈序经文集[Z].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61，113-119，106-112.

[9]马秋帆.晏阳初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92.

[10]吴景超.知识分子下乡难[J].独立评论，1934（62）：11.

[11]千家驹.中国乡村建设批判[M].上海：新知书店，1936：36.

[12]傅葆琛.下乡者的工作与乡下人的心理[J].民间，1936，三卷一期：5.

[13]伍伯禧.下乡工作的困难[J].独立评论，1936（198）：18-20.

[14]詹一之.晏阳初文集[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258-260.

[15]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三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