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篇1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钱币文化论文篇2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 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0.

[2] 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彭威信.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4] [清]梁正诗，于敏中.钱录[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1989.

[5] 闫晓君.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J].法律科学，2004（1）.

[6] （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日）渡信一郎.中古代の政と家[M].|京：汲古院，2010.全汉N.中国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钱币文化论文篇3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钱币文化论文篇4

刚才黄锡全同志代表第五届理事会对上届的工作做了总结。我认为，第五届理事会期间中国钱币学会工作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可以说是历届理事会最好的。在史纪良理事长的领导下，各位理事在第五届理事会期间付出了心血和努力，并默默无闻地作了许多工作。这一期间的各项工作，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对外交流，无论是展览还是宣传，以及关于钱币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史行长刚才讲话中谈到的仅仅是他从2002年4月在厦门第五届理事会选举他担任理事长之后所做工作的一部分。事实上，史行长从1997年10月调到人民银行工作之后就对钱币学会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心。中国钱币学会是挂靠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学术性团体，工作的开展离不开行政的支持。史行长尽管在1997年到2002年这五年期间不是理事长，但是人民银行对中国钱币学会工作的支持是通过史行长的努力来实现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新当选的理事长，我确实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惶恐不安。面对大家的寄托和希望，我觉得压力非常大。从人脉来说不如史行长，威望不如史行长，管理和开拓的能力也不如史行长。怎样在史行长、在第五届理事会已经开创的工作局面的背景下，把我们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做好，这是我和我们所有新当选的理事们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我在这里只能表一个态，就是向史行长学习，向各位理事学习，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幸而有史行长和前几任理事长继续作我们的顾问，有李贵鲜同志作我们的名誉理事长，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热情，我相信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好，不辜负史行长和各位的期望，也不辜负全国所有会员对我们的期望。

钱币学会秘书处给我准备了一份讲话稿，我看过了，会前也和庞则义、黄锡全同志做了一些交流。这个稿子我就不去念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把自己关于理事会、学会工作的一些想法进一步和大家做一个沟通和交流，请大家思考、讨论。

一、关于中国钱币学会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钱币学会是挂靠在人民银行的一个学术团体，人民银行给予经费、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证，其目的不仅仅是着眼于支持钱币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着眼于研究钱币文化，推动金融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着眼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现在的金融工作，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钱币学会的工作如何去开展，如何去研究，如何去深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钱币学会的工作角度讲，我们不仅要研究钱币文化，研究钱币历史，还要研究钱币背后的政治、经济、金融的发展历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史为鉴，指导现在，展望未来。因此，确立第六届钱币学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未来四年工作的依据。刚才黄锡全秘书长对未来四年工作提出了一个规划，大家回头还可以集思广益地去讨论。我提出一个基本的想法，未来四年中国钱币学会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货币，从货币的演变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货币的实物来分析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状况，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审视货币的功能，从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货币文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当今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服务。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粗略的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二、关于钱币研究的方向

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钱币文化在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中的作用，我们还应该深刻地认识到钱币在中国政治、金融演变过程中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未来的钱币研究方向，既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钱币，还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钱币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因为钱币本身凝聚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凝聚了科技及历代文化的精华，而且它是以实物的形式留存到现在的，这是我们不可脱离的钱币的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大家也知道，任何时代的变革，朝代的更迭，币制也一定随之改革。所以，从政治演变的角度看钱币的演变，从钱币的演变反窥政治制度的演变，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现代从有了商业银行，有了中央银行以来发行的货币，与我们在一个完全的农业经济状况下发行的货币，就因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钱币。经济的发展会带来钱币的发展，钱币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要认识到钱币在各个不同经济制度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还要从金融的角度来研究钱币，弄清历代钱币在不同金融制度下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我们研究钱币不能仅停留在历史中，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钱币文化的演变过程中，还要从历史中抬起头来，看现在，看未来。要把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联系起来，才能对外走出一条交流和沟通的道路。我们要从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中抬起头来，去迎接世界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大的潮流的演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一直自我封闭在一个小小的环境之内。我们要从我们历史学家，钱币的收藏者、爱好者的学术氛围中走出去，把我们的钱币文化、钱币历史、钱币背后的政治、经济、金融制度向社会大众作普及和宣传，才能体现党中央的要求，弘扬先进文化。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到今天，货币已经演变为多种形式，除了我们大家习惯使用的人民币的现钞和硬币之外，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支付工具。各种各样的信用卡、支票、汇票、本票等都表明，必须把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把研究和宣传联系起来，把中国的钱币和世界钱币联系起来，把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世界经济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我们的学术研究才会有更强更活的生命力，才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创造，才会有更多的交流和提高。

三、关于学会和会员

在中国钱币学会这样一面旗帜下，集聚了6万多全国各地的会员，从这6万多会员中，又集聚了170多名全国会员的代表。可以说，在座的各位是钱币文化研究中的佼佼者，也是钱币收藏中的佼佼者，也是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金融制度研究的精华，是精粹，是人文荟萃。作为学会的理事，作为会员的代表，怎样把我们的工作更好地和会员结合起来，和不是会员的社会大众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明确中国钱币学会是一个社会学术团体，它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商业机构，它从事的主要是钱币文化事业，带有这样的历史使命， 因而要向历史去发掘，要为现在提供经验教训，要对社会大众做宣传。大家看到，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收藏感兴趣。越来越高的收藏热本身就在提示我们的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怎样把我们的钱币研究搞好，把学会工作做好，把我们的会员组织起来，把我们的宣传面向社会大众，这是我们大家要共同考虑的。同时，钱币学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和一般意义上的学会不同。钱币学会虽然有团体会员，但更多的是个人会员，这些个人会员又是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理事的组成，就有政府部门的钱币文化的爱好者，有各家金融机构的，有商业机构的，有来自大学、科研机构和博物馆的，还有个人会员的代表。这对学会提出了更多的责任和更高的要求。怎样把会员组织起来，怎样把宣传搞好，怎样把文博系统、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和广大的会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学会要考虑的工作。在钱币市场里，我们这方面的宣传材料还不多。

另外，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专业人才的造就。怎样形成一批真正的、有影响力的、造诣很高的专家队伍，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去培养这样的人才，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事业要一代代地发展下去，一代代地继承下去，仅仅靠我们这些同志是不够的，还要靠年轻的一代。现代社会发展太快，年轻一代对历史的兴趣在减小，历史知识也在减少，但他们对现代的东西非常认同。我们的民族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东西很快。对传统的东西，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还比较重视继承和发展，但是下一代人怎样，我们不好说。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把学会的工作和会员的工作及社会大众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也是学会工作。

四、当前需要开展的几项工作

第一，钱币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这一点要重视，要抓紧开展相关工作；对上一届理事会已经提出来但还没有开展的《中国货币通史》的编撰要抓紧进行。第二，要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因为中国钱币学会在国际上已经加入了国际钱币学委员会，而且钱币博物馆也加入了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我们要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第三，我们这一届理事会期间将面对2008年国际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也面对200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60周年。这些重大事情给了我们许多机会，要很好地去利用，要对外大力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弘扬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坦率地说，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很重视，但我觉得仍然不够。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能不能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真正建一个历史博物馆，去对民众进行历史的教育，去向外国的民众展示我们灿烂辉煌、广大博深的历史、文化和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呢?我们变革太快，留下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怎样利用奥运会期间去宣传，这是我们钱币博物馆和我们在座的理事、会员代表共同要考虑的。同时，人民银行成立60年，我们也应该集中精力搞一下展览或者去配合搞纪念活动。

钱币文化论文篇5

会议指出，货币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货币文化也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工作职责。中国钱币学会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货币，从货币的演变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货币的实物来分析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状况，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审视货币的功能，从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货币文化，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开展学会工作，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当今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服务。要把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把研究和宣传联系起来，把中国钱币和世界钱币、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世界经济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钱币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中国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期间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钱币学自身的理论建设，继续抓好几项重点学术项目，尽早启动《中国货币通史》的编撰工作；二是加强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年轻的专家队伍；三是抓紧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巩固钱币博物馆(陈列馆)的成果；四是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国际间钱币学术交流，大力宣传、普及中国货币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钱币文化论文篇6

第五届理事会四年来的工作回顾

一、组织建设方面

1．制定相关条例，加强制度建设在学会章程的大原则下，学会先后制定了《中国钱币学会组织工作发展办法》、《学会秘书处工作条例》、《中国钱币学会负责人产生办法》和《中国钱币学会评选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了学会的制度建设。第一批顺利通过民政部年检、审核。对全国地市级团体会员开展届审及重新登记，考察吸收江苏省南通市钱币学会、湖北省荆州市钱币学会为中国钱币学会团体会员。目前，学会已经发展团体会员46个，个人会员6万余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学术团体之一。

2．以博物馆(陈列馆)为依托，加强组织建设

以博物馆(陈列馆)为依托，积极开展钱币学术活动，是本届理事会期间组织建设工作的亮点。中国钱币博物馆经过十年的发展，在总行领导的直接关心下，搬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地下室，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原保商银行改造为向社会开放的钱币博物馆。各地钱币学会，在人民银行有关分支机构的领导和支持下，也相继建设了一批钱币博物馆(陈列室)，展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广西钱币博物馆有关越南货币、新疆钱币博物馆有关少数民族货币、甘肃钱币博物馆有关丝绸之路货币、云南钱币博物馆有关银锭的展览等。2004年，广西、云南、新疆、甘肃、湖北、河北、宁波等7个省市钱币学会所建钱币博物馆先后被批准为所在人民银行正处级事业单位，从组织上加强了学会工作的依托。

3．举办培训班，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

钱币学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要求专职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规划中也曾强调要加强钱币专业人才的培养。为落实这一要求，2004年5月中国钱币学会与陕西省钱币学会、西安市钱币学会联合，在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培训中心举办了“中国钱币学会第四期钱币专业干部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40个团体会员的65名学员接受了系统培训。除此，有关省、市学会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学会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为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奠定了基础。

4．举行评选活动，推动学术及学会工作的开展

钱币学术成果评优及学会工作业绩评选是钱币学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方面。根据《中国钱币学会奖励工作条例》，组织了中国钱币学会第三届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及第二届先进团体会员的评选，于2003年在湖北武汉召开评选工作会议。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共评出论文30篇、著作10部、音像数字作品4部、刊物4本、陈列4项；北京、上海、辽宁、陕西、河南、江苏、江西、云南、福建、广西、新疆、西安、安庆、南充等14个省市钱币学会被评为中国钱币学会第二届先进团体会员。

二、学术研究方面

学术研究是学会工作的中心，专题研究则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四年来，学会以古代货币、近现代货币、外国货币、货币史等四个专业委员会为核心，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成果显著的专题学术研究活动。

1．首次承办国际钱币学术会议

2002年10月，中国钱币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在北京成功承办了“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9届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是国际钱币学术界的一次盛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货币的多样性”，中外代表分别以“钱币与银行博物馆事业”、“钱币文化的交融”、“中国钱币论坛”、“各具特色的地区货币与银行”为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中外钱币学术交流。会议期间同时举行了中国钱币学会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编撰出版了《中国钱币学会二十年》纪念图集。

2．几部重点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取得了新的进展

(1)《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计划出18部22册，是1992年为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60周年时开始编写的。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了7册：即《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一、二、三分册)》、《陕甘宁边区货币史》、《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东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最后4册《晋察冀边区货币史》、《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下)》、《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也基本完稿。该课题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基本结项。

(2)《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由上海市钱币学会于1983年开始组织编写。全书共有12卷，已经出版了9卷，其中，有3卷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出版的：即《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清钱币》、《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还有3卷即《宋辽西夏金货币》、《元明货币》、《钱币学录压胜钱外国古钱币》，正在编写中。

(3)《中国钱币大辞典》是1985年10月在中国钱币学会第二届年会确定，由河南省钱币学会牵头组织编纂的重点项目。全书共有14编22卷，已经出版了6编：其中，有2编4卷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的：即《宋辽夏金编》3卷和《泉人著述编》。还有7编在撰写中，即《元编》、《明编》、《清编》、《民国金属币编》、《民国纸币编》、《考古资料编》、《附录编》。

(4)《中国钱币丛书》是1993年4月，中国钱币学会与中华书局合作组织编撰的钱币研究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为学术著作，已正式出版了19册。其中，有9册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出版的：即《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丛》、《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秦半两研究》、《永隆通宝钱范》、《中国近代机制币》、《世界各国铸币史》、《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国铜元分类研究》；乙种本为普及性读物，已正式出版了3册，其中《世界现行硬币图册》、《金泉沙龙》是在本届理事会期间完成的。

(5)《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在本届理事会期间编写出版。

此外，还编辑出版了会刊《中国钱币》杂志全文检索光盘，与印钞造币总公司、金币总公司、金融出版社联合编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光盘等。

各省、市钱币学会也编撰出版了一批高 水平的学术著作，如天津市钱币学会编著的《天津近代钱币》，江苏省钱币学会编著的《中国近代纸币史》、《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省钱币学会编著的《元明时期湖南货币专题研究》，安徽省钱币学会编著的《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广西钱币学会编著的《广西历史货币图集》、《中国十文铜元版式研究》，淄博市钱币学会编著的《齐国货币研究》，苏州市钱币学会编著的《苏州近代货币录》、《昆山钱币收藏精品选萃》等。

3．若干专题研究领域取得新成果

“白金三品”是西汉武帝时为解决财政困难铸造的一种银质货币，不久便停止使用，文献中虽有记载，但过于简单，留有很多疑问。近些年，甘肃、陕西、安徽等地出土了与史书记载近似的呈龙、马、龟等图案的铅质器物，钱币界对其归属存有不同看法。2003年8月在陕西汉中召开了有关“白金三品”的专题研讨会，专家们分别从形制、戳记、篆文、金属成分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不少学者倾向于出土物就是“白金三品”。关于龙纹币上的文字，一种认为是符号；一种认为是汉代模仿的外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龟币的文字：多数学者认同释读“垂光”，其义是美化“白金三品”能“千载垂光”之意。

“六朝”是指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以南京为都城的朝代。“六朝”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历史上却具有“继汉开唐”，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在铸钱工艺上，处在由叠铸向翻砂制钱的过度阶段。为理清这一过渡，2003年11月在南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专家们分别从钱币学、科技史、考古学、经济史等角度对六朝钱币的铸造工艺及技术进行了探讨。同时，论证了南朝时期货币制度的紊乱及其对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永隆通宝”是五代时期闽国铸行的货币，近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钱币实物及钱范。此钱是采用一钱一范的方式浇铸而成。这种技术在闽国的使用，引起钱币及考古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钱币学会和福建省钱币学会及福建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钱范。2003年12月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认定泉州为五代闽国王曦所铸“永隆通宝”的遗址，出土的“永隆钱范”系陶子范，一范一钱，浇铸后废弃。但对钱范的制作和浇铸操作过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丝绸之路货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钱币学会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先后组织过多次专题研讨会。2004年7月在新疆阿克苏召开了第四次研讨会。研讨的重点是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货币文化交流，邀请了伊朗钱币博物馆馆长以及加拿大等国专家出席了会议。就“丝绸之路货币”的内涵以及历史上中国与伊朗间的文化交流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是近年来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成果的阶段性反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但一直缺乏早期的实物资料，所以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至关子钞版”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二十多年来，对其性质存有不同的看法。2004年10月在安徽池州召开了研讨会。学者们就“关子钞版”的性质、用途、印刷、真伪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东至关子钞版”应该是南宋钞版，反映了南宋关子的面貌，并对其文物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的研究与模拟实验课题，对中国古代铸钱工艺中存有争议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先秦时期在泥范上直接刻范铸钱不可行；石范可以直接铸钱，也可以铸范；铜范可以直接铸钱，关键是铜水和范体之间须要有超薄、耐高温的隔离层；萧梁超薄双面叠铸范必须用特殊加工的炼泥制成，并经过严格的烘范等。铸钱工艺的发展，推动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铸造技术的发展。此项研究成果获得2005年度银行科技发展二等奖，中国钱币博物馆据此举办了“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览”。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尤以货币文化的交流最为显著，共同创造了以圆形方孔钱为特点的东方货币文化。为了回顾这段历史并加强学术交流，中国钱币学会与广西钱币学会联合于2005年12月在南宁召开“中国与东南亚古代货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包括越南、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的6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历史上东南亚各国使用或仿铸中国货币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研讨，对管理当今人民币在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跨境使用现象很有启发。

2005年8月在内蒙古海拉尔市组织召开了“中国古代北方货币的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重点就辽、金、元、清等时期的货币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反响良好。

此外，各省、市、自治区钱币学会也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钱币专题研讨活动。如：上海市钱币学会组织了“中国货币制度和货币思想研讨会”；福建省钱币学会举办了“钱币学会与人民币防伪反假理论研讨”；江西省钱币学会组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陈列方案专家论证会”；重庆市钱币学会以“三峡库区历史货币研究”为重点，开展钱币学术研究活动；河南省钱币学会以“河南地方货币研究”为主线，采取重点课题招标的方式，组织了13项课题研究；广西钱币学会开展了越南锌钱、景兴钱等东南亚现代及古代货币的研究；长治市、南通市、安庆市、西安市等钱币学会分别组织、举办了“中国钱币学论坛”工作及学术研讨会等。

三、宣传普及方面

宣传普及钱币知识是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学会服务于社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钱币学会立足金融系统，依托并发挥各地博物馆的阵地优势，通过举办专题展览，组织专题讲座等形式，宣传“人民币管理条例”，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同时与新闻媒体合作，通过拍摄钱币知识专题片、举办有奖知识竞赛等活动，普及钱币文化知识，都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1．发挥学会优势，积极配合开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的宣传活动

宣传《人民币管理条例》，普及人民币防伪、反假知识，不仅是各级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的主要工作，更是各级钱币学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钱币学会多年来始终注意发挥各级学会的优势，积极利用钱币博物馆，在每年的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中，要求各级钱币学会举办展览，配合当地人民银行，开展爱护人民币、辨别假币等宣传活动。此外，为落实行领导关于向社会征求“第五套人民币”意见的要求，学会还邀请天津、山东、河北、辽宁等学会在收藏、鉴定及研究人民币方面比较有成绩的专家学者，与印制总公司的有关领导及技术专家一起，就“第五套人民币”召开了征求意见座谈会。会后以纪要的形式上报领导，受到好评。

2．依托博物馆，举办各种专题钱币展览

本届理事会期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关怀、支持下，中国钱币博物馆各项工作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最关键的是拥有 了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的博物馆，除基本陈列有“中国古代钱币陈列展”和“中国近代纸币展”外，还先后举办了“中国现代金银纪念币展”、“山西民间票帖展”、“奥运纪念币展”、“法国铜章艺术展”、“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等专题展览。并在原特展部举办了“奥地利货币展”。每年，还在“北京国际邮票钱币博览会”上举办专题展览。各地钱币博物馆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展览。

3．与媒体合作通过拍摄专题片等活动，普及钱币知识

中国钱币学会与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探索与发现”、“走进科学”栏目合作，陕西、洛阳、西安等学会配合，录制了《孔方春秋》、《方孔传奇》；与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湖北武汉电视台合作录制了《中国钱币史话》十集大型纪录片。2005年9月，应首都金融文化节组委会的邀请，中国钱币博物馆制作了一套“中国历代货币”展板参加宣传活动。12月，参与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知识大型展览，主要负责“钱币的历史”展区的内容设计和宣传工作。

此外，各省市钱币学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活动，如：上海市钱币学会自2002年下半年起，开展了钱币义务鉴定服务，保护、培育了上海市钱币市场，维护了钱币收藏者、爱好者和会员的利益；河北省钱币学会为了纪念中国人民银行及人民币诞生55周年，与石家庄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了电视片《人民币史话》；内蒙古钱币学会举办了《内蒙古钱币文化知识有奖竞赛》活动；湖南省钱币学会与省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走进钱币世界――中国历代货币展览》；甘肃省钱币学会配合中国金币总公司在兰州举办“第二届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巡展”；江西省钱币学会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筹建工作，在国家银行瑞金沙洲坝旧址举办了“国家银行史陈列”；南通市钱币学会与南通电信分公司钱币研究小组联合举办了“抗战胜利60周年钱币藏品展”；新疆、浙江、赣州、南充、苏州等钱币学会定期组织“会员活动日”活动；广西钱币学会开办了钱币网站，借助网络技术在更宽广的时空范围宣传普及钱币知识，很有特色；山东、浙江、宁夏、荆州、洛阳等钱币学会深入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反假货币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淄博市钱币学会举办了“淄博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管理知识竞赛”活动；外交部钱币协会2005年7月与深圳市外办联合举办了“外交官看世界――钱币展”，11月还举办了“庆祝建部55周年钱币展览”等。

四、对外交流方面

加强中外钱币文化交流，宣传我国悠久灿烂的钱币文化是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五届理事会期间，学会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活动。在了解、认识世界各国钱币文化的同时，也弘扬了独具东方特点的中华钱币文化，扩大了中国钱币学会在世界钱币学术界的影响。

1．参加国际钱币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钱币学会是国际钱币学委员会(INC)正式成员；中国钱币博物馆是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ICOMON)正式成员和理事单位。2003年9月，中国钱币学会组团出席了在马德里召开的第13届国际钱币学大会暨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10届年会，会后应邀访问了伊朗国家钱币博物馆，并就今后在丝绸之路货币、波斯银币等领域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2004年10月，中国钱币学会组团出席了国际博物馆委员会第20届大会暨第21届全体成员会议和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11届年会，会议通过了ICOM组织的新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执委会，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担任新一届执委会委员。

2．中国钱币博物馆与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互展

2002年8月至11月，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与中国钱币博物馆在北京中国钱币博物馆举办了“奥地利钱币展”。2004年6月至9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应邀在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钱币展”。这是中国首次在欧洲举办中国钱币展，它对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钱币和钱币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奥互展活动促进了中奥钱币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奥两国钱币学术界的友谊与交往。

3．配合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举办“法国铜章艺术展”

2004年11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和法国国家造币局联合主办了“法国铜章艺术展”，这是中法文化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银行、法国驻华大使馆、中国钱币博物馆、法国造币局等有关单位领导及中外来宾5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本次展览展出了来自法国造币局的400多枚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大铜章，给中国的钱币爱好者提供了一次学习、借鉴的机会。法国造币局还为中法文化年特别铸造了一枚铸有中国文字、面值1／4欧元的纪念银币。这不但是中法钱币文化交流，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4．应邀访问马来西亚

2003年10月中国钱币学会与马来西亚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基金会合作，开展了“郑和下西洋与中国货币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课题研究，联合考察了陕西西安、云南晋宁等与郑和有关的遗址，合作分析了马来西亚出土的中国古钱和马来西亚仿制的中国古钱。中国钱币学会应邀出席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国际货币博览会”。

此外，学会先后接待了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伊朗、日本、新加坡等国及台湾地区的钱币专家、学者来京交流访问。安排来访者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并与北京的有关钱币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促进了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增进了友谊。特别是通过接待台北市集币协会及台湾中华集币协会大陆访问团，加强了海峡两岸钱币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

除中国钱币学会直接组织和参与的对外交流活动外，各省市钱币学会也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如：陕西省钱币学会陪同日本关西地区钱币学会一行前往新疆、内蒙古考察交流；西安市钱币学会组团出访英国与法国，并与英、法钱币界举行了学术交流等。

几点体会

通过回顾、总结本届理事会的工作，在钱币专题学术研究、钱币文化知识的普及、与国际钱币学术界的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如下几方面：

一、各级领导的重视是做好学会工作的前提

本届理事会期间，钱币学会的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与重视，特别是人民银行的各级领导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是我们取得成绩的保证。纵观全国各级学会，只要领导重视、支持，学会工作就能正常开展，钱币事业就能得到发展。这是我们多年的体会和经验。因此，要求各级学会要立足钱币专业特点，围绕金融中心工作，结合地方特色发挥学会优势，积极开展活动，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为开展学会工作创造一个较好的条件。

二、团结社会各届力量是发展钱币事业的基础

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又是一个以钱币实物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专业性很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必须与文博单位、大专院校等方面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为钱币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多年坚持的原则。

三、一个坚强有力、办实事的秘书处是开展好学会工作的保证

学会的各项工作是通过秘书处来负责落实的，加强学会工作首先要加强秘书处班子的建设。一定要选择对学会工作有兴趣、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务实的秘书长，同时配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热爱学会工作的专职人员。这样，学会各项工作才能得到保证。各省钱币学会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合地区特色，开展学会工作

各地钱币学会一定要发挥地方优势，结合当地特色开展工作，才容易见成效。同时也要根据情况变化确定工作目标，提出研究课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面对新的挑战，为现实的金融工作服务。

对下届理事会工作的几点建议

本届理事会期间，有些方面的工作还作得不够到位。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下面有几点建议，供新一届理事会参考。

第一，要继续重视钱币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对各地钱币博物馆的业务指导。

第三，要不断开展学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钱币文化论文篇7

绪论通过对新疆历史货币文化形成背景分析和新疆各历史时期货币铸行概要性的阐述，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新疆历史货币发展和演变的特点，使人们对新疆货币文化能够有一个明晰的总体印象。

新疆早期自铸货币，是指汉代到明代在新疆地区建立的各地方政权自行铸造的不同货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知道新疆从汉代到明代曾先后铸行过汉怯两体钱、龟兹五铢、高昌吉利、日月光金、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高昌回鹘钱、突骑施钱、粟特青铜方孔钱、喀喇汗朝钱、察合台汗国钱、叶尔羌汗国钱和准噶尔普尔钱等。这些货币的铸行，不仅促进了古代新疆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形成了新疆地区独有的货币文化。对这些货币的研究，永生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比如通过对出土情况的分析，并结合史料，提出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是当时主要用来供驻军使用的一种军用货币，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运用语言学，考证“高昌吉利”钱中的“吉利”两字为古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即中原文献中所译的“颉利发”或“颉利”，汉语意思为“王”，认为这种“高昌吉利”钱是麴文泰为纪念被统叶护可汗按突厥习惯授予颉利发称号而铸造的一种用于赏赐或馈赠的吉语钱。经过用力爬梳，永生通过这本书使得自己对新疆早期自铸货币的研究，更加系统和完整了。

清政府从乾隆年问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利用新疆地区出产的红铜铸行货币。由于铸行时间的长久，留传到今天，新疆红钱不仅版式极其复杂，其中所涉及到的大量问题更是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讨和解读。我们从《新疆历史货币》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永生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角度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揭示出许多以前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史实。比如宝伊局虽然有铁钱发现，但因长期以来一直找不到史料印证而无法断定真伪，对此，永生通过查找文献，终于在《伊江汇览》一书中找到了相应的记载，从而解决了宝伊局铸造铁钱的问题。比如，一般我们都认为新疆以湘平作为记重单位的银币出现于清政府收复新疆之际，但永生独具慧眼，在参观广西钱币博物馆时发现了一枚湖南官局一钱天罡银币，这枚银币的发现印证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曾铸造过天罡银币的史实，为进一步研究新疆货币铸造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实物资料。又如，本来我们只知道新疆饷金金币惟有一钱和二钱两种，可事实上还有五钱金币一种。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永生对饷金金币及其五钱金币的铸造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证，提出了饷金金币开始机制于光绪三十四年的新观点，并认为五钱金币机制于宣统二年十月新任巡抚袁大化上任以后。诸如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可以说有许多。永生对每一新发现和提出的新看法，都条理清晰，阐述精微，力求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所以，显得很有份量，对人们继续研究新疆历史货币大有裨益。

虽然清代新疆地方势力及外来入侵者铸行的货币不多，但作为新疆历史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疆历史上依然占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永生对热西丁红钱、哈比布拉天罡银币、阿古柏钱币、以及俄帖、俄元、俄普和华俄道胜银行的新疆金币券，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

民国时期新疆省货币发行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不仅地方政府继续铸造铜元、银元和发行纸币，商业银行和地方私家商号也发行各种面额不等的纸币。《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对此作了分门别类的论述，不仅使我们对新疆铜元和银元的铸行，而且对新疆大龙票、狗娃子票、油布帖、阿尔泰通用银券、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省票和新疆商业银行纸币、新疆省银行纸币、以及新疆私家商号发行的纸币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通过对新疆商业银行建立和发展的表述，不但将其纸币发行分为三个发行阶段，而且对每一阶段纸币发行的种类和版式都作以详细的介绍，使人们对新疆商业银行纸币发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钱币文化论文篇8

古代货币研究中，传统的“热点”问题仍然受到相当的关注。在货币起源方面，耿曙生认为，商代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为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商代的贝已具备了货币的职能①。在边疆地区早期货币的研究方面，艾斯卡尔・阿巴斯依据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探讨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各地发现的海贝及其它质地的贝币，认为新疆地区的海贝和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用于对外贸易②。林惠祥、韩西庵认为台湾原住民在早期社会曾使用过贝币，但蒋九如通过考察台湾地区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认为原住民的早期生活基本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未曾使用过货币，但澎湖和台南大陆移民居住的区域，在宋代已出现商品经济，并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因而台湾地区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代③。

先秦至汉唐时期，以具体的实物研究为多。黄锡全指出“分布”钱文应释读为“汾陂”，并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新征集的两枚此种钱币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的情况，认为其铸造地应在河南中部汝水的支流“汾水”流域④。朱红林指出，“金布”与“泉府”都是市场的管理机构，尤其是对工商业税收的管理，有调节市场商品流通的职能，负责货币的收藏与管理，对先秦的货、币、货币、泉府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思考⑤。刘兴林认为，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级和铸造技术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燕国圜钱更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⑥。刘余力、刘云推测战国时期韩、赵、魏、两周、燕等国平首布的购买力为“石三十钱”，一枚平首布，可购粟折合今约1公斤⑦。吴良宝对三晋各种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始铸年代在战国中期，而其城邑的入秦的时间多数都在战国晚期⑧。邹志谅对苏州地区发现的楚国钱币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的金版铭文皆为“郢爰”，楚大布较多，蚁鼻钱较少且铭文皆是“咒”字⑨。田光、志鹏对河北涞水宽城一带新发现的长形圆首大刀进行了探讨，将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早期和中期⑩。石俊志依据文献资料、出土青铜器的重量及其铭文，计算了楚、魏、齐、卫等国的黄金衡制，认为秦朝统一黄金衡制是以秦国旧制二十四两为一镒，而汉代进行黄金改制，将黄金的重量单位从“镒”变为“斤”，一斤为十六两[11]。

王泰初、马致远对出土的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披露了一块西汉五铢钱陶质阳文残背范和一块铁质五铢阳文残母范[12]。徐达元、思源对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旧藏的孤品“新币十一铢”进行了考证，对其真伪表达了审慎的看法[13]。对于唐代的银饼和银板，金德平指出，唐代银饼是已具有大额支付功能的货币，多用为税银、库银[14]，而银板可能是唐代白银初为货币时的一种形态[15]。徐东升认为唐代虚钱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在政府铸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是百姓抵制政府带有掠夺性质的大钱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的结果[16]。杨君对古代效仿“开元通宝”钱形制的改补钱进行了纵向梳理，认为其时间跨度从唐朝一直到宋辽时期[17]。

宋元明清时期，货币史与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徐东升对《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30个铸钱监和部分钱监的建置时间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书中所载铸钱监的年代是元丰二年[18]。对于宋代钱荒，熊燕军认为北宋发行了超过流通领域实际需求的大量货币，但由于政府农业税收的集中性与财政开支日常化的矛盾，以及东南“财源之地”与财政开支“内赡京师，外实边鄙”的矛盾，使得铜钱供应出现了结构性供需失衡[19]。他还指出，在北宋钱荒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干预不仅是钱荒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钱荒的强化因子；而在市场的自然调节下，纸币和白银货币化的出现，使钱荒的问题得到了解决[20]。郑瑾认为宋代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和铸工，官员和地方豪强，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地点选择上通常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21]。潘懿[22]和陈明光[23]都认为宋人开始使用的“省陌”一语，指的是经由朝廷统一规定的一种“短陌”形式。金勇强认为宋代在纸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的同时，区域性差异也愈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流通稳定性、区域间的货币异制以及纸币购买力等方面[24]。刘森认为南宋政论家叶适把钱文文字书写的标准化，已上升到了铸币的防伪和管理流通的高度[25]。叶世昌对北宋的纸币小钞进行了考证，指出小钞的名称应当是从盐钞脱胎而来[26]。吴中华介绍了蒙元帝国时期察合台汗国及其周边地区制造的钱币及其特征，这些地区包括伊犁河谷、窝阔台故地、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呼罗珊、吐火罗故地等[27]。汪海林、钟昌文依据疏附县发现的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上的徽记特征，论述了史书上记载的与蒙古汗国相关的联合和统治情况[28]。张诗波认为，明朝政府虽然不允许民间私铸钱币，但也并未严格加以禁绝，而是默许其流通，甚至还确立了其与官铸钱的兑换率，俨然已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29]。万明以白银货币化为视角对明朝赋役改革作了剖析，认为统一征银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而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大进程，由此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30]。杨海涛考察了明代墓葬出土金质钱币的情况，对其特点和出现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归纳和分析[31]。李强对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卯”在清代铸钱体系的整个铸造过程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币材投放和给发工匠工资的依据，也是成本核算单位[32]；他还研究了清政府对制钱的管制政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制钱铸造的质量和数量、铸局人员、币材供给、制钱流通等都有严格的管制[33]。王德泰、强文学则以乾隆宝武局为例，剖析了铸钱局对铸造利润的追逐，认为，乾隆朝以后，无论是宝泉、宝源局，还是各省铸钱局，都把追逐利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34]；二人在另一文中将《铜政便览》中的部分记载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进行比对、考辨，证明了该书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可信的，是一部详细记载云南铜矿开采、云南铸钱、滇铜京运的铜政史、货币史资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35]。温春来通过对贵州大定府在铸钱原料铅(应是白铅，即锌)的产量及其分配与运销方面的研究，指出该地区在康熙年间改土归流后，由于矿产开发成了国家的战略要地，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有重要影响[36]。林荣琴参照严中平先生对云南矿产量的估算方法，估算了清代湖南铜、铅、锌、锡在不同时段的产量，认为湖南是清代全国铜矿生产第二大省，也是鼓铸第二大省[37]。蒋立场撰文认为，清末由于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的演变过程，而官府在赋税征收中擅自采取的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38]。王涛、赵春对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和《请酌量变通钱法片》进行了考订[39]。史全生考述了林则徐货币思想的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对外国银元实行市场管理，并按市价收缴小钱；二是主张自铸银元以取代外国银元和维持钱票流通；三是主张严禁鸦片，防止白银外流，挽回货币和财政危机[40]。梁俊艳对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的前因后果、是非公断、地方政府自铸银币进行了深入考察辨析，指出，由于尼泊尔来钱稀少，不敷民用，地方政府在廓尔喀战争之前就已经自铸银币，乾隆五十八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的货币制度，在维护国家与统一上具有重要意义[41]。余丰辉、周铁铮分析了宣统二年驻藏大臣联豫的奏稿，认为当时商上铸造了与中央政府不同平色的藏银钱币[42]。

古代钱币的科技研究方面，周卫荣阐述了中国钱币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中国古代钱币“三个大发展期”的概念，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古代钱币科技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20世纪前三十年，科学工作者介入，运用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古钱币的合金成分；20世纪后三十年，科技史和科技考古工作者介入，多种技术手段研究古钱币；进入21世纪，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古钱币，其中，用模拟实验研究古代铸钱工艺取得了重要成果[43]。纯子发现了含镍较高的几种特殊版式的“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大钱，颠覆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国古代钱币中无镍合金币的传统看法[44]，为北宋币材合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屠燕治以一枚稀见的“庆元通宝”折三钱为例，对南宋祖钱和样钱的制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5]。

二、近现代货币研究

近现代机制币，受国内外大型拍卖活动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珍稀币种上，真伪鉴定和“身世”考据是其重点。

周祥指出，尽管光绪二十四年陕西订购的铸币机器没有到达陕西，而由上海直接运到了湖北，但并不能说明英国喜敦厂为陕西代刻钢模试铸的样币就没有到过陕西[46]。孙浩以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手抄本为依据，摘录了民国初年发行的几种重要的金银纪念币的情况，为近代金银币的考证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47]。孙浩还撰文讨论了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版式，并介绍了当时外国技术人员叙述的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的经过[48]，他还披露了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作流程和所用钢模的情况[49]。张或定等对“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和“湖北省造本省银元”进行了辨析[50]。冯飞龙认为，近代机制币废弃的钱币钢模可能有流散到民间的，进而被某些人利用制作出钱币珍稀品[51]。岑凯杰专门对黎元洪开国纪念币中的“戴帽版”进行了辨析，认为戴帽版确系真品，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总量不足400枚[52]。黄成栋介绍了贵州半分铜元[53]。沈鸣镝介绍了“雪阿”铜币中某种改模后再铸造的情况，并找到了相对应的铸造模具图片[54]。金普军、凌雪对铜币上的纹饰作了研究，认为藏币上的佛教纹饰，不仅是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体现，可能反映了设计者珍视民族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决心[55]。

近现代纸币的研究以考证历史背景、发行过程和历史意义为着重点。由于近现代纸币种类繁多，发行的情况千差万别，资料的发现和梳理大有可为。

马陵合考察了关金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实施细则，认为关金是旧中国不平等关税抵偿借金还银外债体制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关税自主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最后由一种信誉良好的兑换券变成了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的工具[56]。马陵合还对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以实现金本位制为诱饵，试图通过亲日的皖系军阀实行金券制度，达到日华货币一体化，后由于日本自身的力不从心、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复杂性，无功而返[57]。潘连贵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认为其历史意义在于扩大了中国银行业纸币的发行与流通，有利于发行权向大银行集中，这是近代中国独特的一种纸币发行制度[58]。贾克佳对存在于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间的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兴安省政府发行的纸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证，订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59]。刘绍明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南宛西各金融机构发行的地方金融流通券，对各机构发行的流通券作了介绍和考证[60]。梁恒孝根据其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淮上地方银号”券是苏皖第八专署于1945年秋至1946年秋驻于濉溪口期间发行的，由距濉溪口东北约一华里的寇湾子村路西出版社印制，这时期八专署并没有印制发行所谓后期的“淮北地方银号”币[61]。张小杰考察了北伐时期的各类北伐军用钞票，征引资料比较丰富[62]。徐安民结合收藏实践，介绍了在江西民间发现的尚未著录发表的多种少见纸币实物券[63]。张新知、王学文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哈尔滨商会发行的几种“羌帖”(对沙皇俄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的俗称)兑换券[64]。乔传义介绍了在沙皇俄国崩溃以后，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奉中东铁路督办兼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之命于1918年末在哈尔滨发行的卢布纸币―“霍尔瓦特票”的发行始末[65]。解武军、熊卫东结合在民间见到的纸币实物，对“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的情况作了介绍[66]。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晚清《申报》等报刊多有关注，从许多角度挖掘《申报》的史料价值。黄敏从钱币研究的角度发掘《申报》中历史信息，对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私钱和禁除私钱进行了研究，指出苏州的禁私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但是私钱并没有彻底禁绝，认为制钱缺乏是私钱存在的基础[67]。

三、当代货币研究

当代货币研究，主要集中在假钞、假币和毁损币方面，以分析现象、原因、提出应对举措和政策建议为主。

金德平在系统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对自1979年以来的2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金银币进行了较全面的统计和剖析，指出，我国金银币的制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68]。陈争鸣以湖北襄樊市公交公司近8年来收入的假1元硬币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这些假币的数量、“流通特点”、“伪造特点”、“辨伪方法”，并总结出了制假发展的趋势，指出，人民币硬币制假贩假的势头尚未得到遏制，反假工作还任重而道远[69]。贾克佳在经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给“分辅币”正式退出流通的文件，以便规范人民币流通市场”[70]。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结合喀什地区边境贸易情况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管理的政策建议[71]，并披露了发现的假奥运金银币的情况[72]。于英辉等剖析了假人民币流通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73]。郑涛对纸币的编号进行了探讨[14]。张建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发行的硬分币的情况[75]。冯石明根据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历史情况，对今天纸币发行的实际操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76]。戴志强对当今中国的钱币市场进行了解读，并对繁荣钱币市场提出了一些建议[77]。

四、外域钱币研究

外域钱币的研究主要在丝绸之路钱币上，以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为主，其他时期和地区的钱币也有关注。

钱伯泉认为“外文铅饼”(希腊文铅饼)应是大宛国所制造，是汉朝征服大宛国后，作为胜利品输入中国的[78]。范丽敏以钱币证史，通过对大夏真兴钱的研究，指出大夏国的经济绝非过去文献记载和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原始、落后 [79]。王永生对“高昌吉利”钱进行了考述，提出‘吉利’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80]，张建功则对突骑施钱作了较为综合的论述[81]。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对“日月光金”钱背面的异域文字进行了专门的考释，认为其最接近突厥鲁尼文，而且是草体形式，文字内容具有摩尼教属性[82]。

张曦概述了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研究状况，探讨了河北出土的6枚拜占庭金币图案的时代变化，指出，拜占庭金币图案在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生了变化：人物像由单个向多个发展，人物刻画由细致向抽象发展，女神像被男性天使取代。同时还探讨了拜占庭金币从拉丁文向希腊文转变的过程，以及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后其功能的变化[83]。罗丰对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从钱币学角度作了剖析，并对中国境内出土的贴身随葬外国金币作了统计，归纳出各种金币随葬习俗[84]。郭云艳对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述和评论，指出，我国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各有偏重，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85]。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单独出现的神授徽、公牛徽、祈愿徽、星、月等六中徽记分别进行了考论[86]，又对贵霜币上的阿多克索(Ardoksho)神图案作了分析，认为其最初出现在迦腻色迦一世第纳尔金币上[87]。林钧永对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进行了概述[88]。于向东对越南的早期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丁朝太平兴宝的铸造是越南封建时期独立铸币开始的标志[89]。俄国学者E.A.Davidovich对伊斯兰征服中亚之后中亚钱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作了概述，对伊斯兰化时期的钱币和相应货币制度的研究有参考意义[90]。

在外域近代和当代钱币的研究方面，喻战勇介绍了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91]。郑涛指出二战结束后，匈牙利纸币的最大面值由发行之初的1000潘戈，涨到1946年年初的1千万潘戈，直到1946年年中印制发行1万亿亿潘戈纸币，创下了货币史上一个世界纪录，也远远超过了1949年5月10日政府新疆省银行发行的60亿元纸币这一我国历史上最大面值的纸币[92]。此外，徐龙介绍了以色列发行的币中币[93]，蔡俊良对当代巴基斯坦硬币概况作了介绍[94]。

五、出土与发现

2007年钱币的出土和发现资料较多。4月，江苏大丰出土了21枚楚国“郢爰”金版[95]，多家媒体对此作过报道。成都博物馆和彭州文管会报道了1980年代出土于成都市郊彭县的一处三国蜀汉时期窖藏钱币的整理情况，共计有“蜀五铢”16枚，“直百五铢”2841枚，并指出，“蜀五铢”是在东汉晚期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四川时所铸，在形制上继承了西汉郡国五铢的一些特征[96]。胡振等公布了湖北鄂州市一处六朝墓葬早年出土的钱币资料，计有3566枚，多为三国蜀汉政权的铸币，以小型“太平百金”为主，并有传形钱[97]。鄂州在三国时属孙吴，此墓葬出土几乎皆为蜀汉钱币，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陈旭披露了山东济南市天桥区在2005年出土1000余枚齐国三字刀的情况，在历年来齐刀的出土数量中名列第三，打破了以往史学界因济南地区出土齐刀币少而被认为在当时系经济落后地的看法[98]。曾咏霞等介绍了1984年10月四川新都县粮食局基建工地出土的30枚窖藏银锭，其中8枚刻有铭文[99]。安庆市钱币学会报道了安庆周边历年来出土钱币的情况[100]。刘敏披露了2006年9月在四川武胜县嘉陵江段，打捞出23块明清时期铸币原料铜、锡坯锭的情况[101]。赵晓军、吴业恒披露了2006年4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南新区发现的一小批平首布和圜钱[102]。伍显军介绍了1992年出土于温州鹿城区的四件南宋时期的金叶子[103]。杨君介绍了2006年初出土于陕西渭南市一批秦半两的情况，并进行了分类和考辨[104]。颜松介绍了库车县博物馆藏的34枚察合台汗国银币[105]。黄留春、黄越公布了1996年10月出土于许昌市观台村一处汉晋时期钱币窖藏的情况，对其中主要的钱币种类择要进行了介绍[106]。秦有云披露了1990年9月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发现的一处金朝窖藏钱币的有关信息[107]。

六、钱币学理论与钱币文化

戴志强对中国钱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从文化层面上理解，钱币应该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总称，即“币”和“章”的合称，而“中国钱币”应该包括中国所有的‘钱币’，即包括历史上的钱币和当代的钱币，他们的交接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界[108]。对钱币和钱币学的界定，徐承泰认为，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有加工痕迹及固定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钱币学是研究中国历代货币形态，探索钱币演变规律，探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学科。钱币学的研究对象以历代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铸币以及纸币为主，也包括实物货币，铸造成一定形状的金、银，作为信用货币的票据，以及制作成钱币形态并以钱而名之的压胜钱、游戏钱、纪念币等。钱币学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具体钱币的时代、形制、大小、轻重、版别、质地、文字、图案、真伪、制作技术工艺等，这是钱币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第二个层次是研究中国古代钱币整体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钱币研究为视角，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109]。张友直对“实物货币”提法的渊源和争论进行了考评，指出实物货币是中国货币学家对我国历史上最初货币形式的恰当描述，与马克思“最早的货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实物货币的币材尽管包括了金属，但实物货币并不涵盖金属货币，金属与金属货币是有紧密联系而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实物货币不宜称商品货币[110]。李兰根据考古出土和民间藏品，对历代的扑满进行了研究，指出，汉代始将储钱罐称为“扑满”；扑满器形最早出现于秦，成熟于汉魏，兴盛于唐宋，一直流传至今[111]。裘峥根据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中的行为经济学引申到钱币学研究，并以此为平台，探讨钱币发展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112]。关汉亨介绍了香港的几位著名钱币收藏家[113]。

本文是基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的综述，根据我们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钱币学研究文章有数百篇此数字，不仅涵盖公开的学术期刊刊登的钱币类文章，还包括一些省市钱币学会编辑的内部刊物上的文章。，但限于篇幅，直接概述到文中的只有120余篇。总体来说，这一年里，早期货币尤其是先秦货币的研究水准较高，如对空首布“分布”的研究，对正确认识“布币”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宋与明清货币的研究文章较为深入，且具一定系统性，学术价值较高。相对而言，近现代货币方面的文章比较单薄，有待加强，尤其是珍稀类币的历史背景和存世量方面的研究，尚不能满足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需求。此外，在通货膨胀、钱币防伪反假方面，值得研究的题材很多，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探索尚需进一步展开。

本年度出版与钱币学相关的著作10余部，主要有《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114]、《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115]、《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116]、《西夏钱币汇考》[117]、《中国铜元谱》[118]、《广东人论钱币》[119]、《钱币初始晋东南》[120]、《中国古代钱币》[121]、《中国古代货币》[122]、《地方货币》[123]等。此外，在西夏货币、东南亚货币等方面召开过专题研讨会，有关文章的发表尚待时日。另外，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还有不少，据我们所知，近期在古代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铸钱业与铸币税、货币实物科学保护、古代货币中的重大发明创造、钱币科学鉴定与反假辨伪等方面都会有成果面世。

注释：

①耿曙生：《论“贝”成为我国货币的年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艾斯卡尔・阿巴斯：《初探新疆发现的贝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3期。

③蒋九如：《台湾原住民早期社会使用货币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④黄锡全：《新见“分布”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⑤朱红林：《里耶秦简“金布”与中多相关制度》，《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⑥刘兴林：《燕齐圜钱的比较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⑦刘余力、刘云：《平首布的货币单位与购买力》，《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⑧吴良宝：《谈三晋方足小布的铸造年代》，《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⑨邹志谅：《苏州地区为何频频发现楚国钱币――兼谈楚国末期货币结构》，《江苏钱币》，2007年第1期。

⑩田光、志鹏：《涞水宽城一带新见早期长形圆首大刀》，《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石俊志：《试论战国秦汉黄金衡制的演变》，《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2]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研究》，《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13]徐达元、思源：《“新币十一铢”真伪评说》，《安徽钱币》，2007年第3期。

[14]金德平：《唐代银饼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5]达津(金德平笔名)：《唐代银板小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6]徐东升：《唐代铸钱散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7]杨君：《历代改补“开元通宝”版式流通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8]徐东升：《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熊燕军，《结构性供需失衡与北宋钱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0]熊燕军：《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政府干预与北宋钱荒的解决之道》，《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1]郑瑾：《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2]潘懿：《省陌之省》，《钱币博览》，2007年第2期。

[23]陈明光：《“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4]金勇强：《两宋纸币流通的地域变迁与区域差异》，《开封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5]刘森：《宋钱版别研究的珍贵史料――读叶适》，《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26]叶世昌：《北宋的纸币小钞》，《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27]吴中华：《察合台地区造币场初探》，《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28]汪海林、钟昌文：《对疏附县发现察合台汗国窖藏银币的研究――兼论海都联盟时期打制币》，《内蒙古金融研究o增刊》，2007年第1期。

[29]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30]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31]杨海涛：《略论明代的金质瘗钱》，《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2]李强：《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3]李强：《清政府制钱管制政策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34]王德泰、强文学：《关于乾隆湖北宝武局铸钱利润的考察》，《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35]王德泰、强文学：《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6]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清史研究》，2007第2期。

[37]林荣琴：《清代湖南矿产品的产销(1640-1874)――以铜、铅、锌、锡矿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8]蒋立场：《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39]王涛、赵春：《也谈王茂荫――兼论对文献的辨析》，《兰州学刊》，2007年第5期。

[40]史全生：《论林则徐的货币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41]梁俊艳：《18世纪中尼“银钱贸易”冲突与自铸银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2]余丰辉、周铁铮：《对清代藏银铸币衡制与成色问题的疑问》，《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3]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与钱币科技考古》，《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44]纯子：《五枚北宋时期含镍钱币的测试及探索》，《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45]屠燕治：《南宋神泉监蜡模祖钱初探――兼谈折三庆元铜铸试样钱》，《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6]周祥：《陕西铸币机器及相关问题》，《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47]孙浩：《李伯琦手稿中的民国初年金银纪念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48]孙浩：《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尔宝”――兼录洋匠所述成都造币厂机器安装之经过》，《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49]孙浩：《目击者对上海银饼制程及钢模之描述》，《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0]张或定、张劲峰、张哨峰：《“加铸本省字样”银元并非“湖北省造本省银元”》，《江苏钱币》第3期。

[51]冯飞龙：《警惕废弃的钱币钢模被利用》，《收藏》，2007年第1期。

[52]岑凯杰：《论黎元洪开国纪念币戴帽版》，《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3]黄成栋：《贵州“半分铜元”――中国铜元的绝唱》，《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4]沈鸣镝：《改模铜元》，《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55]金普军、凌雪：《铜币上佛教纹饰研究》，《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6]马陵合：《民国时期关金券的发行背景及有关金本位的讨论》，《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7]马陵合：《诱惑与现实的冲突：西原借款中的金券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8]潘连贵：《近代中国的领券制度》，《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59]贾克佳：《兴安省政府发行纸币考》，《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60]刘绍明：《“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1]梁恒孝：《关于“淮上地方银号”券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2]张小杰：《北伐军用钞票》，《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3]徐安民：《江西地方纸币的几次重大发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4]张新知、王学文：《哈尔滨商会发行的特殊纸币――羌帖兑换券》，《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5]乔传义：《“霍尔瓦特票”发行始末》，《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66]解武军、熊卫东：《对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发行历史背景的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7]黄敏：《从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72-1877)》，《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68]金德平：《对中国当代金银币的统计与分析》，《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69]陈争鸣：《对假1元人民币硬币的分析――公交公司误收假1元硬币情况的调查》，《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0]贾克佳：《人民币“分辅币”应尽快正式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71]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人民币在喀什周边国家流通情况的调查分析》，《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2]人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麦盖提县发现假2008北京奥运会金银纪念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73]于英辉、梁伟、苗培贵：《假人民币非法流通现象及对策初探》，《钱币博览》，2007年第3期。

[74]郑涛：《纸币编号的研究》，《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75]张建超：《纪念流通金属币发行五十周年》，《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76]冯石明：《元朝“昏烂钞”倒换的借鉴和启示》，《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77]戴志强：《解读中国钱币市场》，《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

[78]钱伯泉：《甘肃出土的希腊文铅饼新探》，《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79]范丽敏：《从“大夏真兴”钱看大夏国经济》，《内蒙古示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80]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81]张建功：《突骑施钱研究之我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2]努尔兰・肯加哈买提：《日月光金钱胡书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83]张曦：《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

[84]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85]郭云艳：《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综述》，《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86]李铁生：《对萨珊钱币上几个徽记的初探》，《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1期。

[87]李铁生：《贵霜币上的神像和阿多克索(Ardoksho)币》，《新疆钱币》，2007年第1期。

[88]林钧永：《希腊――巴科特里亚王国的“单语钱币”简介》，《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89]于向东：《所录丁、前黎朝铜钱与越南早期货币史的若干问题》，《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7期。

[90][俄]E.A.Davidovich撰，华涛，陆烨译，《中亚的钱币和货币制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91]喻战勇：《英属东印度公司1840年维多利亚卢比的版别》，《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2]郑涛：《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3]徐龙：《以色列的币中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94]蔡俊良：《巴基斯坦硬币通览(上)》，《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95]陈晓春：《大丰发现我国最早黄金货币――楚国“郢爰”》，《江苏钱币》，2007年第3期。

[96]成都博物馆、彭州文管会：《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7]胡振等：《湖北鄂州新庙茅草村M2出土钱币的清理报告》，《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8]陈旭：《山东济南出土齐国刀币》，《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99]曾咏霞、张渝新、廖继成：《从窖藏出土实物解析明代银锭》，《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0]安庆市钱币学会课题组：《对安庆出水出土古币情况的调查及初步认识》，《安徽钱币》，2007年第4期。

[101]刘敏：《四川武胜嘉陵江打捞出水的铸币材料》，《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102]赵晓军、吴业恒：《洛阳新发现的战国钱币及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3]伍显军：《探究4件南宋金叶子》，《中国收藏・钱币》(创刊号)。

[104]杨君：《陕西渭南市出土秦半两钱搜例》，《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5]颜松：《库车县博物馆藏察合台银币研究》，《新疆钱币》，2007年第2期。

[106]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07]秦有云：《商都县西坊子乡长胜梁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增刊》，2007年第2期。

[108]戴志强：《中国钱币的内涵》，《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09]徐承泰：《论钱币与钱币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10]张友直：《关于实物货币定义的一些思考》，《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111]李兰：《扑满考略》，《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

[112]裘峥：《浅析钱币学与人类行为学的关系》，《东方博物》，第22辑。

[113]关汉亨：《香港钱币收藏甲――集币随笔(二十一)》，《中国钱币》，2007年第1期。

[114]《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5]董庆煊：《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6]王永生：《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7]杨森编著：《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8]段洪刚编：《中国铜元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

[119]广东省钱币学会编：《广东人论钱币》，广东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120]田秋平：《钱币初始晋东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钱币文化论文篇9

迈进契丹文研究大门

裴元博收藏中契丹文钱币和符牌的逐年不断增加，他开始关注契丹文研究。他通过对契丹文研究文章和著作的关注揣摸，陆续破解了一些契丹文钱币和符牌的文字内容。就这样，裴元博尝到的“甜头”，对契丹文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逐渐成为民间契丹文钱币符牌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和身边集聚的一群中青年学者，如陈传江、陶金、邵华伟、边辑等人的契丹文字研究已自成一家，硕果累累，在学术界也称得上“小荷初露尖尖角”不可小觑。

虽然有这些志士的参加，但在研究中缺乏契丹文工具书和有关论文资料仍是最大的困难。在中国无一本契丹文的工具书，所有研究精力财力人力都集中在墓志铭等石刻文资料上，钱币符牌文物上的契丹文研究被专家漠视或不屑一顾。而且专家们多各立山头，雪藏各自资料，封锁信息，各杂志书刊资料又往被某些专业网站锁进钱箱，结果人为造成契丹文研究的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的落后局面。为破解契丹文研究的魔咒，裴元博和有关专家和机构商议编写《契丹文字文物速查手册》、《契丹文字资料总汇》、《契丹文珍稀钱币考释图说》等解决了契丹文研究的困难。

裴元博等藏家把契丹钱币分为两大类契丹文钱币和汉文钱币。但无论何种文字，它都是契丹钱，都受契丹钱的形制、特征、风格的限制和制约，都表现了契丹钱材质、铸造工艺、货币管理体制的特点，都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对钱币特殊功能的认识和宗教心理，以及契丹人对钱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逆悖观念。他曾说：“研究契丹钱币就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真正了解每一个细节，捋清它们之间联系的脉络，得到可靠的实证。这样，才会走上正确的研究之路，还原真实契丹钱币文明的真实面貌。”

裴元博鉴别契丹钱币有这自己的看法，如：多上手、多比较、多研究、多求教、多读谱。具体的如：观形析材、辨文剖饰、察锈看色、闻味听声等等也都适宜契丹钱的真伪鉴定。除此之外，辨别契丹钱币真伪又有区别于鉴定其它朝代古钱币的个性特点，如：矿山不同材质迥异，地区不同锈色各样，用途不同精粗悬殊，钱监不同文字异体。这就要求鉴定者熟悉矿山材质，看材知地。了解地理环境，看锈知坑。看钱知用，看字知监。这样不难看出契丹钱币鉴别难度之大。

寻找“精神”靠山

在裴元博的博客上，洋洋洒洒，千余篇博文，数百万字。正如裴元博自己所说，一个普通退休老头儿。其几年之间，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研究考证文字作品成果，这本身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显然，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刻苦专研，孜孜以求的精神。这源于裴元博对中国人自身对中华契丹钱币文化了解的肤浅，以及不愿意去深入研究的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思想观念，以及轻蔑灿烂的契丹钱文化等社会存在，而激发出来的反映。从其最初的博文更多源于兴趣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极大的主观能动性。这导致裴元博在其文章中，得以对契丹钱的研究步步深入，并由深入而深感作为中华大民族之一支的契丹民族，在钱币文化上创造出了异常独特的灿烂辉煌成就。结合大量实证基础，论述论证了契丹钱在中华钱币文化及其传承体系中之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裴元博果断杀入某些大师不屑一顾的领域，其笔锋所指，不仅在于实证考辩破解诸多辽泉，更敢于向传统认识挑战，勇于面对某些人避之而无不及的时弊。然而，这种精神正日渐缺失。

长期研究一种文化，必受这种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裴元博的这种精神，一方面折射了契丹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悍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出了一位真正学者必须具备的实事求是、勇于探寻真理的崇高科学精神。从文风和无数与人网上激烈论辩之中，裴元博更像一个具有契丹之风的剽悍老头儿，一个既可识弯弓射大雕，又略抒文采的当代泉界风流人物。在关于承安宝货铜钱有无的大论辩中，这个退休老头儿，以其剽悍之风，犀利文字，挥起契丹钱研究博学之剑，成为击败食古不化之师的主要思想者和冲锋者，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貌。

裴元博在1993年看到一批花押玉石章，当时他卖掉了两套住房和一辆汽车，裁减了司机和秘书，好不容易才凑足了七位数字购章款，购下了全部玉石章。这批玉石章总数共九箱，每箱九盒，每盒一百六十枚，总计一万二千九百六十枚。当时他并不知其用途，但他知道一定是研究契丹字的宝贵资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老伴儿女一致反对下，他硬是把这套契丹文印章买了下来，贮藏到公司副经理家别墅的地下室中。这批石章现在多数人认为很有可能是辽代契丹文字的印刷用活字。如果真是如此，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因为这有可能早于宋代毕升发明的木刻活字。但裴元博在契丹文物的收藏道路上走得是极其艰难，因为辽代史是后朝补写的，既不完整，也不一定正确，更主要的是辽代通用的官方文字是汉字和契丹文，而契丹文随着辽国的彻底灭亡沉入了历史的深渊几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世人几乎不知道还有契丹文这种文字，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发现之初契丹文还被当作女真文，后来在国内外专家的考证研究下才认定是契丹文。从发现契丹文到现在又要将近九十年，但是仍无法破译契丹文。国内有些专家穷其毕生在研究契丹文，但几乎不成功，这些专家连个职称都很难评上，从整体上看，导致了辽史的研究几乎在原地踏步。

但随着裴元博对契丹钱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人们收藏契丹钱，投资契丹钱收藏，信心却在不知不觉中稳步提升，这是裴元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对契丹祖先的一种交代。

对契丹文化研究的期许

裴元博深知我国目前对契丹文化的研究应该说还处于奉元编《辽史》为金科玉律的的蒙昧阶段，虽有许多志士为还原真实的契丹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尚未撼动历代汉族文人强压到契丹人头上的“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的“三座大山”。在人们心里契丹仍是茹毛饮血的落后民族，不相信任何一件文明事物会和契丹有关系。钱币界如此，收藏界如此，拍卖界如此，历史界如此，语言文字界仍是如此！

不过，裴元博曾说：“好在上天还算公道，近年为世人提供了大量契丹文字和汉文字的契丹民族文物。这些文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来说都非常丰富，它使我们能够超越《辽史》记载的局限看清契丹文明的全貌，以及在它内部所具有的那些强大而活跃的邻接文明的成份。”这些凝聚着契丹文明密码的文物正被越来越多的正义的人们所解读，所理解，所接受。

近年，在对重要契丹文明密码——契丹文字——契丹大小字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数百个大字获得破解，上千个小字词汇得到释读。存世的契丹小字石刻文献大部分有了正确的译文，契丹大字也有数篇得到诠释。这为站在契丹人的角度，了解契丹人眼中的契丹民族与国家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能。裴元博和陈传江、陶金等人对契丹文字钱币符牌印章铜镜等文物的研究考释，正是验证这种可能的探索和实践。

裴元博深知，还原真实的契丹，破解契丹文明密码，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于是，他策划举办“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和文物精品展览会”，为的是宣传这个事业，动员更多的青年人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聚天下之财力人力共同完成这个事业。

钱币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K87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19-03

一、武威新发现西夏天盛元宝折二铁钱

近日,甘肃武威市钱币学会在古玩市场给一位收藏者鉴定一批古钱币时,从众多唐宋钱币中发现十枚西夏天盛元宝铁钱。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大多锈蚀严重,有几枚因锈蚀粘连在一起,但经初步除锈,基本完好。经仔细查看,钱文尚可辨认,皆楷体,右旋读,光背无文。同时经仔细辨认,发现在这十枚天盛元宝铁钱与之前武威及其他地方发现的天盛元宝铁钱有所不同,其铁钱形体较小,且钱文也略小。其钱径2.1厘米,重3.1克。其他天盛元宝铁钱一般钱径约2.4厘米,重3.5～3.7克。从币值来讲,应该是当时西夏流通的天盛元宝折二铁钱。从目前发现的西夏钱币来看,这种版式的钱很少见到,它的发现对研究西夏的铸币,特别是天盛元宝钱币的版别具有重要价值。

二、天盛元宝版别

天盛元宝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所铸造发行的钱币。西夏仁宗时期是西夏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从目前出土西夏钱币的数量来看,在西夏诸钱中,天盛元宝为铸造量、发行量最多的西夏钱币。宁夏、内蒙、甘肃、陕西、青海等西夏统治故地都有发现。从钱文来看,天盛元宝钱文书法俊逸流畅、端庄秀丽。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陆锡熊、孙士毅所纂《钦定钱录》收录了天盛元宝一品,使其成为在钱币著作中最早有明确著录的一品西夏钱币。这是西夏钱币第一次在钱币专著中的明确记载,从此西夏钱币在钱币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世人所了解。

从目前考古出土和存世情况来看,西夏天盛元宝钱币有铜钱和铁钱两种币材,是西夏诸钱中,铜、铁并行的钱币:铜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6厘米,重3.4克;铁质钱,直径2.4厘米,孔径0.53厘米,重3.2克。两种材质的天盛元宝均为楷书,旋读。铜质天盛元宝的版式以正样钱为主,也有小样、背星、小字、白铜、窄边、挑天、宽边等版型,但极为少见,尤其是铁母、广穿铁母、背西铁母、铁范铜钱更是罕见。1940年,《泉布》第23期上登载程伯逊所得天盛元宝背西铜品母钱。天盛元宝铁钱版式则有背西、背星、背月、面星、广穿等多种,且多有存世品。如1940年《泉布》创刊号刊登了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一文,记载了天盛元宝背西铁钱。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大青山出土的大批铁钱中,有天盛背西铁钱,[1]其文曰:“‘天盛元宝’广穿铁钱,四字与常品异,而为一手所书,精神贯通,背记‘西’字,尝忆西夏有西兴监,铸铁钱,旅中乏书,容再详考。”1997年,《内蒙古金融研究》刊登了内蒙古杜先生曾从包头古玩市场上集到的一枚背星、一枚背月的天盛元宝铁钱。《收藏界》2006年第10期登载了贾志义从内蒙古包头市收购到的一枚面星,一枚背月的西夏汉文天盛元宝铁钱。

无论是天盛元宝铜钱,还是铁钱的背西、背星、背月、面星等各种版别,存世发现的都是小平钱,甘肃武威发现的天盛元宝小铁钱是一种新的版型,当为折二铁钱。天盛元宝折二铁钱的发现对西夏钱币和货币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丰富了西夏钱币的版型。但这次发现的折二铁钱天盛元宝,目前还未见其他地方有发现,仅此很难确证西夏铸造有折二天盛铁钱。但查询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发现西夏一朝确有折二钱的记载和发现,如鲍子年《古泉丛书》、丁福葆《历代古钱图说》等著录有汉文“元德重宝”铜质折二钱。同时,有考古证明加以佐证:1979年,内蒙古鄂克托旗二道川出土了一枚,宁夏盐池县也曾发现了一枚。此外,1999年,钱币爱好者易凯峰在宁夏灵武市磁窖堡镇回民巷收集到一枚铜质西夏文“正德宝钱”折二钱。[2] 由此可见,西夏时期也曾铸造折二小钱,故此推论,汉文天盛元宝铁钱亦应有折二小钱的可能。

三、武威西夏货币考古的重要价值

西夏是古代党项羌于公元1038～1127年在我国西北部建立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其全盛时期疆域“东尽黄河,西接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3]占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甘肃省大部。都城兴庆府(即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创造了独特的西夏文化。西夏时期,武威为西凉府,是其陪都,所谓“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4]西夏统治的近200年时间中,在武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遗迹,成为探究西夏神秘面纱的第一手资料。纵观历次武威西夏考古,基本上都有西夏时期流通的货币及西夏自己铸造的钱币出土。可以说武威西夏钱币考古对于研究西夏货币经济,甚至整个西夏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清嘉庆十年(1805),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窖藏钱币,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v、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张澍1804年在武威大云寺发现的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嘉庆十四年(1809),著名金石学家山东人初尚龄在其著作《吉金所见录》中对这次武威西夏钱币重大发现进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这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刘青元这次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钱币除“大安宝钱”一品外,还有“乾v宝钱”和“天庆宝钱”两品。[5]据《宋史•夏国传》记载:绍兴二十八年,即西夏仁宗天盛十年(1158),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6]史学界据此认为西夏在仁宗天盛时期才铸造货币。而1805年武威发现西夏窖藏货币,特别是发掘出土了天盛年以前的西夏钱币诸品,充分证实西夏在天盛年以前的诸朝就铸造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而史书记载天盛十年铸造货币实际上是开始铸造天盛铁钱。这是因为西夏统治的区域是严重缺乏铜矿地区,其铸币原料依赖于宋、金,但宋、金对西夏铜币及铜有非常严格的限禁。而西夏境内却有丰富的铁矿,而且甘肃瓜州榆林窟中西夏壁画“鼓风锻铁图”也说明西夏已经具有较高的炼铁铸造技术,所以,天盛时期已具备开始铸造铁钱的条件,可补充铜钱不足对货币流通所造成的影响。再者,据《西夏书事》云:“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及金人占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宗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元)宝钱,与金正隆通宝通用,金主禁之,仁宗再表请,乃许通行。”[7]在西夏诸品钱币中,也只有仁宗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v元宝铸造有铜质和铁质两种材质的钱币发行流通。历次西夏窖藏考古发现也说明西夏虽然自己也发行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货币流通主要还是以唐、宋货币为主。

为了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严禁铜币流入夏境,宋金钱币流通都划定有铜钱区和铁钱区。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敕禁门”规定了“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的货币流通制度 。[8]西夏同样也设置有铁钱区和铜钱区,以防止铜钱流入宋、金境内。对此,牛达生先生依据内蒙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黄河一线出土数千斤甚或万斤西夏时期流通的铁钱认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南院应该是北院,北院应该在西夏与金接壤的北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是西夏铁钱流通区。夏、金对峙时期,武威以及河西走廊地区是铜钱区还是铁钱区,文献没有记载。从考古角度来讲,武威历次出土的西夏钱币中都是西夏铜钱,而未见有铁钱,是否说明这一区域是铜钱流通区呢?事实上,夏金南宋鼎足之时,武威所在的河西走廊是西夏的西部疆域,河西走廊南部为吐蕃,北部是已经崛起的蒙古部落。西夏设立铁钱区与铜钱区主要是针对金朝,所以,在西夏西部的河西走廊可能不会有铜钱区或铁钱区的禁限。武威这次发现的几枚天盛铁钱说明这里是铜、铁钱流通区。再者,曾是西夏故地的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也发现过铁质天盛元宝小平钱,所以,不与金接壤的西夏统治区有可能不受铜、铁钱区划分限制。

四、结语

西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神秘而辉煌的王朝,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了神奇而独特的西夏文化,是悠久而灿烂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铸造的货币独具魅力,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目前西夏货币存世情况和钱谱著录拓本来看,自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铸造了西夏第一枚钱币“天授通宝”以来,西夏共历十帝,总计使用了32个年号,有16类货币,其中西夏文钱5种(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元宝、乾v宝钱、天庆宝钱),汉文钱11种(天授通宝、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元德元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乾v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有数十个版别,而且全部为年号钱。随着西夏考古的新发现,可能还会有新的版别问世。西夏钱币是西夏多元而奇特的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西夏钱币不仅对于探究西夏商品货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西夏钱币是西夏学的重要内容。目前,西夏钱币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西夏钱币的谱系,但还有许多诸如陈炳应先生关于西夏文“福圣宝钱”应译为“禀德宝钱”,[10]存疑西夏钱币真伪鉴定,1987年9月,甘肃省武威市城内署东巷修建行署家属楼出土的银锭是西夏银锭还是金朝银锭等问题,有待学术界[11]、收藏界来共同努力解决。

武威曾是西夏的陪都,在西夏兴亡中扮有十分重要的角色。[12]同时,作为近代西夏学研究兴起的发祥地,武威历次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都促进了西夏钱币研究,对解决西夏商品贸易、货币流通以及西夏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最为可信的第一手实物证据。

[参考文献]

[1][2][5]吴峰云.西夏钱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3]吴广成.西夏书事[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清•张澍.凉州府志备[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元•脱脱等纂.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吴广成.西夏书事 [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J].中国钱币,2004,(4).

钱币文化论文篇11

“中原王朝在新疆发行流通的钱币”专题展览，按时代顺序展示了汉代至明行的在新疆考古发现的钱币。

自汉代起，铸币大量进入新疆，最早的是西汉半两，出土于楼兰、木垒、奇台等地。汉五铢由于使用广泛，大量发现于新疆各地。新莽时期所铸大泉五十、货泉等也在楼兰遗址出土。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在新疆各地都有发现。北宋钱的很多品种在天山南北普遍发现。金朝所铸正隆元宝、大定通宝也在木垒、奇台和博乐等地出土。在吐鲁番等地不但发现了元代中央政府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还出土了一些元代铜钱。明代钱币在新疆东部发现较多。

这部分展览除了一般的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展示元素和内涵外，更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印证和说明了新疆历史的第一个基本特点：新疆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

“新疆自铸钱币”专题展览，包括古代新疆钱币，清代新疆钱币，民国时期新疆钱币三个部分。

古代新疆钱币，展示有源自希腊的打压法铸造的汉二体钱，铭文为汉文和卢文合璧，有大钱和小钱两种；龟兹五铢钱，质地以红铜为主，兼有黄铜，仿五铢钱形制铸造，铭文为汉文和龟兹文合璧；高昌吉利钱，为麴氏高昌国（499～640年）时期所铸，传世极少；突骑施钱，汗国曾仿唐开元通宝形制铸造的钱币，铭文采用栗特文；回鹘钱，西州回鹘9世纪中叶西迁后仿唐开元钱形制而用回鹘文铸造的钱币；喀喇汗朝曾在喀什噶尔和鸦尔看（莎车）两地制造大量钱币，新疆各地已发现2万多枚，其中包括著名的桃花石可汗钱；察合台汗国钱币为察合台汗国时期在阿力麻里、喀什噶尔等地打制的钱币，有金、银、铜三品，以银币为主。此外，还有需进一步考定的叶尔羌汗国（1513～1678年）普尔等。

清代的新疆钱币在前期以银两和红钱为主，后期则以天罡银元与红钱相辅而行，纸币亦开始萌芽。此部分展示包括：清代新疆的货币制度，新疆的七个铸钱局，准噶尔部普尔——红钱的前身，前期红钱——乾隆在世时铸造的红钱，后铸的乾隆红钱，其他中期红钱，新疆折二红钱的开端——“道光八年十”，咸丰大钱，大钱的尾声，库车热西丁维文红钱，和田哈比不拉小天罡，入侵者阿古柏钱币，光绪小天罡，左宗棠与新疆铸币，光绪朝的库车局红钱，光绪年间铸造的带“十”字红钱，新疆建省纪念币，委托代铸红钱，成套的光绪银元，干支纪年红钱，晚期机铸钱币，宣统年间的铸币，晚清纸币。

民国时期新疆钱币展示内容包括：（1）民国前期新疆的货币制度。民国前期（1912～1938年）新疆继续沿用清代红钱和天罡银元的平行本位制，发行纸币作为兑换券。（2）民国成立纪念币。为纪念中华民国成立，在省城迪化发行了有“壬子”两字的银、铜两品机铸纪念币。（3）省票和省票区。民国以后，中央政府的协饷（财政补助款）断绝，只赖以发行无足够准备金的纸币省票（大龙票）以解决财政困难。省票的辅币有狗娃子票（面额红钱一百文）及小油布帖（面额红钱40文）。（4）省票区内同时流通的其他钱币。（5）喀票和喀票区。清行的老龙票进入民国后逐渐集中流通于喀什道（喀什、和田二区），故俗称喀票。（6）喀票区内同时流通的其他钱币。在喀票区内民国以来新铸不少五钱银元及各种版式的铜元，故与纸币同时流通的银元、银块、铜元、红钱均较多，找零方便，纸辅币发行量较少。（7）临时兑换券性质的阿尔泰通用银券。阿尔泰地区清代至民国八年（1919年）前直属中央管辖，民国后中央的协饷（多为中国、交通两行钞票）常不能按期拨到，故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遂发行通用银券（临时兑换券），先行流通市面，待协饷拨到后兑换。（8）未发行的殖边银行新疆专用钞票。1915年殖边银行在迪化设立新疆分行，开办业务，并计划发行以红钱为单位、加印维文的新疆专用钞票，但未及发行，即因内地总、分行遭受挤兑风潮倒闭，牵连该行于1916年5月亦随之倒闭。（9）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金券。1913年起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宁远（伊宁）、喀什和塔城三地分行发行金券，凭券可兑换黄金。十月革命后彼得堡总行被苏维埃政权接收，巴黎分行成为总行。新疆的三个分行先后停业，其发行的金券几经交涉，最后以45%的折扣收兑。（10）新疆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割据政权发行的钱币。1933年发生盛世才、马仲英军阀混战，各地方割据势力乘机崛起，并竞相滥发纸币。其币质有白道林、横格办公纸、和田桑皮纸、白细布、横条布、小点布、油渍布等。这些粗制滥造的纸币随着各个政权的，大多成为废纸。（11）发行新省币的十年。1939年2月，毛泽民（化名周彬）在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期间，主持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收回省票和喀票，发行全省统一的不兑现纸币——新（疆）省币，面值共29种，最小的为1分，最大的为60亿元。（12）最后的新疆银元和银元票。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人民政府为安定人心，稳定金融物价，明令通告银元票为新疆暂时的合法货币，但停止兑现。1951年10月1日，新疆发行印有维文的人民币，收回地方币银元票，实现了全国币制的统一。

以上三部分皆为新疆本地自铸钱币，揭示了新疆历史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它们都对新疆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丝绸之路钱币”是新疆钱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畅通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外钱币和源自希腊的打压法造钱术传入新疆，已发现的贵霜钱币、拜占庭（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就是实物见证。这些钱币在我国西北某些地区曾作为货币流通使用。在流入新疆内地的制钱中还发现杂有日本“宽永通宝”和安南（今越南）“景兴通宝”等外国铜钱。中亚浩罕、布哈拉汗国的金银币，随着边境贸易而流入新疆地区，对新疆钱币在形制上有很大影响。19世纪下半叶，在内地流通的外国银元也开始流入新疆。1871年起，沙俄霸占伊犁地区达10年之久，沙俄货币流行于天山南北，直至1917年沙俄发生革命，帝制覆灭，俄帖始退出新疆市场。英属殖民地印度的钱币亦曾在新疆南路流通过。

丝路钱币阐释了新疆历史的第三个特点：新疆位居丝绸之路要道，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币文化论文篇12

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1、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0《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