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审计论文篇1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注册会计师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误，从深圳原野、北京长城、海南中水的老三案，到东方锅炉、红光实业、琼民源的新三案，使得注册会计师行业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质疑。在此审计收费作为委托人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纽带，随着它对独立性的影响探讨的不断深化，对于审计收费本身的研究也由边缘转为中心，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以“四大”为首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顺利进驻中国并迅速占据有利位置。资料显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明显以较少的客户获得了相对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较高的收入，国内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若是为了赢得客户而采取压价竞争的策略，会导致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审计成本而提供相应低质量的审计服务；若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而一味提高审计收费，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将会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因此，采取正确的审计收费策略，制定合理的审计收费标准在此显得至关重要。

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普遍存在审计收费偏低现象

自2003年起，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始《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家信息》，对排名前100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所在地、CPA人数等进行统计公开，以供业内外人士参考。从2003~2005这三年的数据来看，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入不仅稳居前四，而且遥遥领先于国内所。以2005年度的数据为例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相比存在审计收费普遍偏低的现象。稍加分析，即可得出以下数据：排名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总审计收入为322，054万，而“四大”中仅普华永道中天一家就以113，025万占据了前十位总审计收入的35.1%。相比之下，前十位中国内六家会计师事务所总审计收入为54，740万，仅占前十位收入总和的16.9%。“四大”中最后一名的德勤华永，其审计收入也是国内所中“老大”上海立信长江的3倍多。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缺乏统一的标准且高低相差悬殊

1.国内审计收费缺乏统一的标准

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审计收费标准。由于审计产品本身的特殊性，它的价格高低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有的事务所认为审计费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委托人资产规模的大小，有的则认为委托人公司盈利越多，则应缴纳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有的事务所按总资产的一定比例计提收费，有的按客户营业收入或净利润的一定比例收费，而更多的则是通过与客户讨价还价来确定审计收费，这是既不规范也不科学的。

2.审计收费相差悬殊

自从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12月24日了《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以来，沪深两市1164家上市公司共有100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01年度的审计费用。从披露的数据来看，首先，同样资产规模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费用相差悬殊。举个例子来看，格力电器与景谷林业的总资产规模分别为6.92亿元和5.56亿元，相差不大。但起审计费用却相去甚远。格力电器的审计费用为28万元，景谷林业的则为40万元。其次，同一家上市公司，由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审或A、B股审计，审计费用相差也较大。例如，汕头电力2000年度由中天勤审计，审计收费仅为10万元，而2001年度改为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其费用则涨至35万元。139家需要境外审计的上市公司支付报酬的情况也是不均衡的，最多的如中石化，有毕马威审计收费高达5700万港元，而最少的如深基地B，由香港罗宾咸永道审计收费仅13.5港元，相差400多倍。

二、审计收费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从市场环境来分析

1.“低价式进入策略”的普遍采纳

“低价式进入策略”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为招揽审计业务，讲最初几年的审计费设定为低于其成本，并希望通过较长的审计约定来弥补此前的损失，而采取的定价策略。近年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增长较快，尤其以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居多。为了在审计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普遍采纳“低价式进入策略”，从而使“低价式进入策略”成为引发审计市场价格战争的根源之一。

2.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抢占国内市场的挑战

以“四大”为首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顺利进驻中国，并迅速占有中国市场，给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四大”不仅手握着“世界500强”中大部分的老客户，更以其过硬的品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原属于国内所的大量客户，导致国内所严重的客户流失，部分国内所更是面临着生存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所审计价格的普遍下挫也是在所难免。

3.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差异导致价格竞争。

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有的为有限责任制，有的则为无限责任制。从构成审计费用的三大要素：产品费用，即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所需要的审计费用，‚预期损失费用，包括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ƒ会计师事务所正常利润来看，承担有限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只以有限责任承担赔偿责任，风险成本较低，所以能够以相对较低的审计成本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而承担无限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则不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但为了赢得有限的客户，不同组织形式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价格竞争在所难免。

（二）从政策制度背景来分析

1．采用招投标方式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制度形式

首先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是在招投标过程中先定下价格，再提供与接受服务的，在这种制度形式下，审计服务质量与价格的关系——“信价比”无法事先预测，故难免有些会计师事务所以低价中标，但同时也提供低质量的服务。给客户的利益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整体形象都造成不良影响。其次，据业内人士分析，招投标方式形式上是招投标双方相互选择的公平竞争方式，由于其容易造成价格恶性竞争，实质上是“价格招投标”，价低者得。价格决定一切。由此可见价格招投标方式是不合理的。

2．官定不合理收费标准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

目前国内业界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有的是财政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共同制定收费标准，而有则仍然沿用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以前政府制定的审计收费标准，没有制定新的收费标准。随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审计准则越来越完善，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需要注册会计师开展更多的工作，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这样势必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审计收费标准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审计执业环境。偏低的审计收费标准导致国内部分会计师事务所陷入无利经营，甚至是亏损经营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据调查发现，某些地方政府为扶持国有企业，下发文件规定扶贫地区企业无论资产规模多大，会计师事务所收取工商年检费不得超过1万元，破产、清算、转制等审计收费一律减半，以牺牲会计师事务所的利益为代价来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将本应当由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承担的补助任务转嫁于民间中介组织，这是极为不合理的。政府过度干预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收费，可能会导致这一新兴行业秩序更为混乱，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另外，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国内业界的审计收费采取政府指导价，并且存在某些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审计收费，收费标准偏低等不合理现象。然而，相比之下在我国境内营业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其审计收费却从不受国内政府收费标准的约束。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以高收费揽得优质客户，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低得收费标准下为求生存，只得争取规模效应再次压价以吸引客户。然而审计质量再也无法得到保证，这种有失公平的竞争环境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内会计师事物所以低收费败给了国际“四大”的高收费。

3．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自身来分析

首先某些会计师事务所在思想上短期意识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它们不注重于改善自身的业务能力，拓展业务的广度，反而专注于以低价招徕客户，因此引发数量众多的会计师事务所陷入价格战争的旋涡之中。其次，是由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中小型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林立的现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资产规模较大，雄厚的实力保证了它们在遭遇诉讼之后较强的赔付能力，故在制定审计收费标准时能够充分考虑到预期损失费用的因素，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有限责任制组织形式的，赔付能力有限，所以考虑较少或者根本不考虑预期损失费用的因素，因此相应地敢于给出低的审计定价，容易造成业内审计收费秩序混乱。

三、对解决审计收费问题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制度

1．制定科学的审计收费标准

为避免以上审计收费秩序混乱的现象，制定统一、公开的审计收费标准是非常必要的。西方国家大都采取以人工小时为基础的审计收费标准，鉴于影响审计产品费用的三大因素：委托人规模、总体财务状况和被审单位内部控制的强弱（廖洪、白华，2001），建议在制定审计计划时考虑上述三大因素对审计工作量的影响，在确定具体的人员配备和工时，结合不同审计人员小时收费的差异，拟定出具体的审计收费标准。同时在此标准下根据审计人员的配备差异、地理位置的差异体现出合理的质量差价、地理差价。

2．改进招投标方式

首先应采取最低限价策略。招投标方式最不可取的地方在于容易引发低价竞争的现象，有关部门根据投标单位的综合情况制定出价格最低线。若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给出低于最低线的价格，则禁止其参与后续的招投标工作。其次，委托单位在招投标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其给出的服务价格，应充分考虑到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规模、服务质量等因素，给出综合评价。最后，应采取措施提高招投标工作的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制定出指导性政策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聘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3．制定相关的惩罚制度，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在出台统一的审计收费标准之后，再配套制定相关的惩罚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可对于不同程度违规的会计师事务所所给予罚款、行政处罚等不同层次的惩罚措施，以保证审计收费标准的顺利措施。

4．建议采取双审制度

双审制度，即一家上市公司的审计必须由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共同进行，且必须为国际“四大”之一和一家国内所。双审制度和单审制度相比较，其优越性在于既可以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既降低或有收费等乱收费现象发生的机率，又可以缓解业内的恶性竞争，以及审计收费在国际所与国内所之间，不同地区的事务所之间相差悬殊的现象。

（二）改进注册会计师行业自身

1．加强国内会计师自身规模的建设

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应扩大自身规模，拓展其业务的广度。首先，是因为在上文已经论述到的国内因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众多，而引起价格恶性竞争的现象；其次，在审计收费的高低上，上市公司的规模起决定性作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品牌没有决定性影响（周红，2004），因而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不会引起价格垄断。因此，只有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才能应对中国会计审计市场发展对审计服务质量和多样化日益强大的需求。

那么如何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呢？强强联合不失为一个方便快捷的方法，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可以相互弥补业务广度、工作方法上的不足，也便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高质量的服务，从而大幅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

2．在服务方式和组织形式上更为灵活

由于国内审计市场竞争激烈，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收费上远不如“四大”。那么国内所可以采取“钻空子”的策略，在保证审计服务的前提下，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四大”涉及较少的领域，如税务、工程造价、资产评估等，以在这些业务上的发展强大来弥补审计服务的“弱势”。

参考文献：

[1]廖洪、白华.2001.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8:028

[2]姜虹.2003.对我国审计收费制度指定及收费现状的理性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学报2003;7:017

[3]周红.2004.从伦敦交易所上市公司收费看我国审计市场结构改革当代财经2004;5:026

[4]《会计师审计收费研究》课题组.2005.会计师事务所收费监管制度分析及政策建议会计研究2005;3:001

[5]余峥.2005.做大做强国内所系列报道（二）站在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财经报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2

公司会计盈余有着长长的生产链，受着诸多因素影响。审计是该生产链的最后一道工序，审计师相当于质检员，审计质量影响会计盈余质量。但是，审计师的审计质量并不整齐划一。一般认为，大事务所由于声誉机制与深口袋效应会更加注重其审计质量的提高。即大小事务所审计质量存在差异，且前者质量更高。对此，投资者能否感知呢？这是一个既关乎投资者理性，又关乎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研究课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理论分析认为：大事务所具有声誉机制，审计失败时客户流失与声誉价值损失也更多；大事务所还具有深口袋效应，审计失败时利益相关者要求的赔偿往往也更多。声誉机制与深口袋效应迫使大事务所致力于审计质量提高。但是，审计质量却是难以评估的。这不仅在于审计的产品——审计报告，已被格式化且绝大多数是标准无保留意见，还在于曝光的审计失败也较少见。通常，研究者只能以盈余管理程度、非标审计意见的准确性或概率等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研究这些替代变量与大事务所的相关关系。大体上，这些研究获得了大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的经验证据。

若果真大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对此，投资者能否感知呢？国外经验研究结论基本上是肯定的。我国经验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

虽然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较短，投资者散户化特征也较明显，但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投资者理性等还是可以预期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显示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对此，我国投资者应能够感知。

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划分，典型方法是以是否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区分。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指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等会计师事务所。20世纪90年代末指“五大”、2002年后指“四大”（为叙述方便统称“四大”）。为此有假设一：相对于“非四大”，投资者认为“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

近两年，我国本土事务所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合并联合浪潮，展开了规模化运动。为深入研究本土所，再把“非四大”分为“本土大所”与“本土中小所”。并有假设一推论：相对于“本土大所”，投资者认为“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以及假设二：相对于“本土中小所”，投资者认为“本土大所”审计质量更高。

二、研究设计及数据

1.研究模型

为检验投资者对“四大”、“本土大所”、“本土中小所”审计质量差异的感知，以研究会计盈余与个股年持有回报间关系的报酬模型为基础。报酬模型中，会计盈余对个股回报的解释能力，表明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体现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所以，在报酬模型中增加事务所规模变量、事务所规模变量与盈余的交互项。通过考察交互项的系数是否显著为正，即可考察投资者对不同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差异的感知。具体地，为检验假设一、二，构建模型（1）、（2）。

R=α+β1E+β2E·Big4+β3Big4+控制变量+ε（1）

R+α+β1E+β2E·Top10+β3Top10+控制变量+ε（2）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R，个股年持有回报。计算公式为∏（1+Rj）-1。其中，Rj为当年5月至次年4月的考虑现金分红再投资的月个股收益率。

(2)解释变量。E，会计盈余。计算方法为当年净利润与上年末总资产商，即总资产报酬率。选用总资产报酬率可使资不抵债公司包含于样本中。Big4，“四大”。公司当年审计师是“四大”时，Big4取值为1，否则为零。Top10，“本土大所”。公司当年审计师在“非四大”中排名前10名时，Top10取值为1，否则为零。排名依据A股客户总资产。

(3)控制变量。Size，公司规模。以上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作替代。Lev，公司偿债能力。以上年末公司负债总额与总资产商作替代。Eff，公司经营效率。以上年末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商作替代。Ind1～Ind21，公司行业。以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基础，把制造业（C类）再依第一位代码细分为十个行业，与其他行业构成22个行业。综合类上市公司为基准组。Year2～Year4，数据年度。样本数据包含2001年～2004年共4个年度。2001年为基准组。

3.数据来源及样本

研究所需的数据，除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手工收集于上市公司年报外，其他均来源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2006版）。本文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使用Stata8.1软件。各年度的样本及事务所聘任情况见表1。

三、实证检验结果

1.“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差异

表2的第（1）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投资者对经由“四大”审计的盈余给以更高评价。假设一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2.“四大”与“本土大所”的审计质量差异

表2的（2）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投资者感知到“四大”与“本土大所”审计质量差异，并对经由“四大”审计的盈余给以更高的评价。假设一推论也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3.“本土大所”与“本土中小所”的审计质量差异

表2的第（3）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投资者能够感知两者审计质量的差异，并认为“本土大所”审计质量更高。假设二也获得经验证据支持。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上显著（双尾）；括号中是t值；截距及控制变量结果未报告

四、结语

本文基于会计盈余与个股年持有回报间关系的报酬模型，将为我国A股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事务所分为“四大”、“本土大所”、“本土中小所”三个层级，就投资者能否感知各层级间审计质量差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投资者能够感知到“四大”与“非四大”、“四大”与“本土大所”、“本土大所”与“本土中小所”间审计质量差异，并对前者给以更高的评价。即投资者认为“四大”、“本土大所”、“本土中小所”三个层级间审计质量存在层级差。

研究在提供投资者对不同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评价经验证据同时，可解事务所是先“做大”还是先“做强”的困惑。“做大”并不意味着放弃“做强”。在投资者更认同大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背景下，选择“做大”可向投资者传递审计质量提高的决心与行动。研究也可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事务所做大做强总体目标的落实提供经验证据支持。研究结论也潜在地呼吁我们对当前这一轮的事务所合并浪潮给以更多包容与肯定。

参考文献：

[1]DeAngelo,L.E.Auditorsizeandauditquality[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81(3):183～199

[2]Dye,R..Auditingstandards,legalliabilityandauditorwealth[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3Vol.101:887～914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3

在资本市场与会计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盈余管理问题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前所未有的重视。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真正发挥“经济警察”的社会功能。但是，注重证据的会计职业却倍受责难。一些人认为注册会计师没有能够发挥经济监督的作用，甚至认为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当局共谋。与此同时，洼册会计师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经常抱怨中国缺少一个良好的会计执业环境。在深人讨论之前，需要明确两大问题：

⒈注册会计师究竟会不会充分考虑盈余管理的风险?如果注册会计师充分考虑风险，那么，可以预期该注册会计师会考虑从高风险的审计项目退出。诚如此，注册会计师的理性选择就能够实现各个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会计行业中的优劣排序，达到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目的。这需要对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关系进行审慎分析。

⒉如果注册会计师充分考虑风险，坚持原则，他又能否被市场所承认?简言之，如果注册会计师出具有保留的审计意见，该注册会计师的客户会不会丢失?如果注册会计师说“不”，而客户又不能据此随意“炒”掉注册会计师，那么，注册会计师就不用担心丢“饭碗”，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这需要对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的元保留意见与后期的会计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研究。

后文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核心，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在基本把握会计市场状况的基础上，尝试依据我国一些特殊的制度背景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解释。

二、文献回顾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西方的实证研究文献和审计职业发展表明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最主要原因有：⒈事务所因担心潜在的诉讼风险而拒绝继续审计，即诉讼执险观；⒉事务所不同意客户的会计政策选择，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而被客户解雇，即审计意见观。具体的讲，圭要观点如下:

(一)诉讼风险观。诉讼风险会导致事务所的变更，同时影响会计师事务所诉讼风险大小的因素有：

⒈盈余管理规模。LysWatts认为通过应计利润额(Accruals)管理会计收益，会产生随意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s)，可能导致较多的诉讼风险。因此，公司盈余管理的规模越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诉讼风险越大。DeAngelo对石油天然气企业的研究发现:受会计准则的不利影响越大的企业比受影响不大的企业更有可能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她认为在会计准则产生的不利影响越大的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经理人员与注册会计师发生冲突的可能越大。他们的研究都表明盈余管理规模会影响事务所的诉讼风险。R讨如同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了，当注册会计师不同意客户的会计政策时，诉讼的风险较高，注册会计师拒绝接受该项目的可能性越大。

⒉公司的财务困境。财务困境与客户错报的可能性正相关，因为这时客户才有动机去粉饰财务报表川。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公司破产，会计公司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投资者会通过申请诉讼赔偿来弥补损失。相关的研究有：Schwartz和Menon(1985)发现濒临破产、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更倾向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然而在他的研究中，“不清洁”的审计意见、管理当局的变化与事务所变更无关。

(二)“不清洁”审计意见观。“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反映了客户与注册会计师的意见的不一致，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往往反映了注册会计师较高的独立性。Chow和Rice[6发现，收到“不清洁”的审计意见的公司在随后的一个审计年度更可能更换其会计师事务所。他们的研究激起了学界的广泛的兴趣，之后审计意见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一直是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与之对应的另一研究主题则是，对收买审计意见(Opinionshopping)问题的研究，收买审计意见指的是在公司获得“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后，他可能会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转向其他注册会计师购买“清洁”的审计报告。Smith发现在获得“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后变更了会计师事务所的139个样本中，仅有5例在变更后获得了“清洁”的审计意见。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收买审计意见的情况并不显著。Smith指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签定业务委托书时，委托人并不知道注册会计师会给他什么样的审计意见，即客户可能的确会有收买审计意见的动机，但由于签约时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收买审计意见不一定成功。大多的实证研究均未发现收买审计意见的证据，尽管如此，收买审计意见一直是证券监管部门、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三)交易成本观。Johnson和Thomas认为事务所通过专业化发展路线能够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客户的经济特性，如业务的复杂程度、分支机构的数目，随着业务的扩张不断变化。一个最优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间的委托关系的确立需要使双方的交易成本达到最低，因此，事务所的变更是一个寻求最低交易成本的经济权衡过程。此时，如果不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及客户均将承担额外的变易成本。

我们看到，风险因素、审计意见、双方的交易成本均会影响事务所变更，但实际上影响事务所变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会计市场份额的竞争、审计收费、事务所内部的管理、原来的审计机构丧失职业资格等等。

三、研究假设

(一)基本假设。与西方的市场不同，中国证券市场和注册会计师职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经济体制仍处在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别。

⒈风险不同。源于厄特马斯主义的发展，西方的会计公司往往面临着大量的委托人以外的第三方利益关系人的诉讼，而且这类诉讼往往以会计公司进行经济赔偿而告终。我国从事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需要有监管部门的资格认定，因而，注册会计师执业的主要风险是监管部门吊销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资格。基本上不存在第三方利益关系人诉讼，诉讼风险也不应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因素。

⒉西方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会计市场高度集中。而我国，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普遍偏小，市场非常分散，导致会计市场中的低层次竞争非常激烈。在这样的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能够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勇于说“不”，直接的后果可能是客户的丢失。所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环境决定了，独立性高的事务所，一旦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其被更换的可能性更高。MarkDeFond，T，J。Wong和ShuhuaLi发现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提高的同时，“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反而降低了，审计独立性提高与会计市场相背离。

⒊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专业化程度不高，能够在某一领域，如独特的内部控制审计、特殊行业审计等，形成自己特色的会计师事务所还不多。因而，我们认为专业化特征不会成为影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因素，正由于中国会计职业发展的特殊背景，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收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下一年度更换注册会计师的可能性越高。

(二)竞争性假设。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盈余管理导致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影响是积极的。在成熟市场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选秀(Self-sorting)，独立性高的注册会计师会主动放弃高风险(包括盈余管理风险)，导致低风险的审计项目向独立性高的大会计公司集中。因而，规避盈余管理风险是导致西方注册会计师变更的重要原因。

盈余管理也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只不过，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会计职业不成熟、财务分析师行业发展滞后以及特殊的发行审核制度安排等原因，会计信息失真较严重。中国资本市场中有较多的刚性制度规定，如配股资格、特别处理(ST)，盈余管理更容易识别。也正因为我国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可以预期自动选秀的市场功能将很难发挥作用。结果，盈余管理的潜在风险就可能没有被我国注册会计师充分考虑到。因而，可以预期盈余管理变量不是当前环境下导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弱基本原因，盈余管理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变量也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

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证监会确定的证券信息公开披露网站——巨灵信息网()。在剔除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公司、金融类公司、基金等之后，我们总共得到1999、2000年两个年度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12家。其中2000年度样本中，哈尔滨祥源、北京中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出现大量的客户流失，共12家。我们认为，个别会计师事务所大量客户流失可能与事务所的内部管理等有关，但具体原因不详，因而，予以剔除。剔除这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后的样本公司数为34家，其中，深圳23家，上海11家。这私家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构成样本组。为对照研究，我们还按随机原则从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中分别抽取23、11家公司组成一个控制样本组。所涉及的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证券报扒《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二)操作变量

⒈因变量。会计师事务所变更(AC)为因变量，表示上市公司是否变更其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变更了会计师事务所，则设定为1;如果是控制样本则设定为0。

⒉主要解释变量。审计意见的类型(OP)。由于注册会计师可能在应该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甚至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时妥协于客户的压力可能以“无保留加说明段”来代替，因此，模型中无保留加说明段、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均为“不清洁”的审计意见，仅末加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即标准无保留意见，才为“清洁”的审计意见。当客户收到“不清洁”的审计意见时，OP为1;反之，则为0。

⒊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考虑盈余管理和规模等因素0。

(1)盈余管理。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表述盈余管理，但我们关注的核心是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损益表中营业利润以下项目)中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应计项目内生于权责发生制会计。在权责发生制会计下，公司的净利润由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额两部分组成。现金收益通常被看成“硬”收益，操纵的空间比较小。但应计项目不同，它既可以通过会计程序实现，如坏帐准备计提政策选择，也可以采用契约的方式，如提前或延后票据出票时间、改变交货方式等等。在实务中，通过应收帐款、存货项目管理盈余的行为比较普遍，因此，在我们主要通过存货和应收款项所产生的应计项目差额来近似模拟上市公司与企业经营有关的盈余管理。相关的计算公式为:

AARt=（ARt-ARt-1）/REVt

其中：Art、Art-1、REVt分别为t期末应收帐款余额、t-l期末应收帐款余额、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

INVt=（INVt-INVt-1）/REVt

其中，INVt、INVt-1、REVt分别为t期末存货余额、t-1期末存货余额、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也可以通过线下项目即非核心收益(率)来度量。这里定义的非核心收益主要包括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和补贴收人等。也就是说，公司可以通过投资、联营、资产处置、债务重组、甚至政府补贴等方式管理盈余。这其实是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非核心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NCRt=t期的非核心收益/期末的净资产

(2)资产规模(zZC)。在西方的实证研究中，资产规模经常作为政治成本等的替代变量。我们认为，资产规模是企业风险的另一种表述。一般地讲，公司规模越大，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等方面的波动性就越小。为降低风险，减少利润波动，资产规模大的公司可能更乐意与会计师事务嚷维持稳定的关系。更进一步讲，公司规模越大，可能意味着公司业务与管理更加复杂，公司变更事务所的成本越高。因而，我们预期公司规模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呈负相关关系。在模型中，ZzC用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

(二)检验模型。根据前面讨论，我们设计如下研究模型(模型A):

ACt=α+β1Opt-1+β2AARt-1+β3AINVt-1+β4NCRt-1+β5ZZCt-1+ξ

为了防止主要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出现自相关问题，特对其他自变量与审计意见类型变量的关系做回归检验。模型如下(模型B):

OPt-1=α+β1AARt-1+β2AINVt-1+β3NCRt-1+β4ZZCt-1+ξ

五、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表一显示，"抉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司(样本组)中，“不清洁”审计意见比例、应收帐款、存货项目的盈余管理均高于控制样本，用非核心收益率代表的盈余管理则低于控制样本。两组的资产规模大致相当。

(二)研究结果。将样本组和控制组的全部公司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样本进行回归检验。表二列示了采用逻辑(Logistic)回归方法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该表显示，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变量与审计意见类型变量正相关，审计意见类型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19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就是说，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前一个年度出具了“不清洁”审计意见，公司在随后的年度就越有可能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

应收帐款和存货等两大应计项目也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则正相关，但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非核心收益的规模的系数与预期的符号相反。原因可能在于，从1997年开始，上市公司大面积实施资产重组。结果，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

表一描述性统计表

组别

变量样本组（N=34）控制组（N=34）

平均数中位数平均数中位数

“不清洁”审计意见比例0.41180.00000.20590.0000

应收帐款变化率0.52500.08520.36700.0648

存款变化率0.0153-0.0052-0.0428-0.0009

非核心收益率0.04190.01010.05980.0514

总资产规模（亿元）2.30462.31342.27392.3662

突出的问题特别明显。这引起了证券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监管部门随即就主营业务变更、债务重组、补贴收入、股权投资等问题做出规定。随着这些规定的出台，1998年以后的非核心收益大幅下降。问题在于，被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公司在此之前的主营业务可能更不突出，或者说非核心收益所占比重更大，在各种新的治理政策出台后，收到“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公司的非核心收益的下降幅度可能更高，导致实证检验的结果与预期符号相反的现象。也就是说，盈余管理所产生的风险因素所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竞争性假设没有被证明

表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A

自变量预期符号系数P值

截距?-0.06940.9310

审计意见类型+1.19310.0486

盈余管理变量

应收帐款项目的应计利润+0.40190.1636

存款项目的应计利润+0.86510.2065

非核心收益率+-3.67570.2266

资产规模--0.11300.7379

N

P-value68

0.2481

注：**：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

注：模型A主要解释被解释变量一一后期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是否与前一期的“不清洁”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变量等因素有关。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资产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尽管与预计的符号一致，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此外，我们也检验了审计意见类型变量与三个盈余管理变量及资产规模变量的相关关系(表三)。结果显示，给定的盈余管理变量及资产规模变量与审计意见类型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个结果的解释意义在于，注册会计师没有针对盈余管理问题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它同样表明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风险考虑不足。

表三“不清洁”审计意见与其他控制变量之关系分析表(采用逻辑斯蒂回归)

自变量预期符号系数P值

截距+1.76770.0470

盈余管理变量：

应收帐款项目的应计利润+0.17440.6006

存款项目的应计利润+1.40310.1073

非核心收益率+-0.59900.8372

资产规模_-0.39520.2601

N

P-value68

0.2706

注:模型B仅仅说明模型A中的主要解释变量一一"不清洁"审计意见与其他变量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相关问题。模型B本身仍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

六、发现、阐释与建议

(一)研究发现。本文运用控制样本的方法，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了1999、2000年34家公司注册会计师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与次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前一年度的“不清洁”审计意见变量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如果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很可能在后一审计年度就被客户炒扰鱼!这就是注册会计师说“不”的代价。

本文的研究同时发现盈余管理风险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因为上市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而主动解除审计契约，规避潜在的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没有充分考虑盈余管理的风险，也通过盈余管理变量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表现出来，诚如前述。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不清洁”审计意见本身是导致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基本原因，而公司盈余管理导致的潜在的诉讼风险却没有引起注册会计师的足够重视。

(二)现象阐释。首先，我们从公司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视角来分析。在我国，由于长

期以来，证券发行审核中采用计划指标制和额度制的做法，公叫取得额度是成功募集低成本资金的关键所在。这导致上市资格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具有“壳资源”的性质。为了维持这种资格，避免被摘牌，或者为了进一步配股融资，募集更多资金，上市公司必须达到特定的盈利标准(如净资产收益率达到0%、10%以上)，这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比较普遍。此时，如果注册会计师坚持独立性，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地披露上市公司存在的盈余管理风险或其他风险，那么，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很可能引起证券监管部门的关注，上市公司可能因此而招致惩处。虽然，监管部门为维护证券市场长远发展需要注册会计师说“不”，但上市公司则不需要注册会计师说“不”。

更进一步，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决定注册会计师聘任的是公司股东大会。注册会计师的作用是向投资者公开披拓审计报告，作为沟通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同时是约束公司管理当局行为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由于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缺位问题，导致存在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会计师事务所聘任与解聘实际上也是由公司内部管理层来决定。这种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致使会计师事务所不能代表所有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出具审计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注册会计师说“不”，被解聘的概率就大了。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4

市场利益的重新分割必然会引发争论，例如在美国市场上，一些小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指责一些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优先选择“五大”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是对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歧视等等。中国证监会此次引入的双审制度，也自然会可能被批评为将国内会计市场拱手奉送给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震动一时的美国安龙事件更是加剧了这一争论，为安龙担任审计师的安达信公司为此收到广泛的指责，国内市场也对安达信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能否在中国市场履行独立的审计指责表示怀疑和猜测。

因此，撇开情绪化的争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究竟在当前的中国证券市场环境下，是否具有对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服务的需求？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能够高效率的提供独立的审计服务？如果要引入“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话，这些大型的国际事务所是否有更强的动机提供独立的高水平服务？

一国际经验表明，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市场上，通常是“大的就是美好的”

要比较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的差异，首先需要分析审计服务市场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特点。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审计服务作为一种重要的服务活动，具有许多与通常的产品市场所不同的重要特点，例如，审计服务不能被批发销售，而且几乎每一项服务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审计服务市场上，产品区分的程度、价格的差异、以及审计服务购买者所应当具备的知识等方面与通常的产品市场相比，基本上都是不同的。归结起来看，审计服务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产品的区分和价格的差异十分明显，但是消费者在报复市场、以及采取主动举措等方面的机会又十分有限。这些都是影响不同规模事务所审计服务差异的因素。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之所以具有更强的动机来提供独立的高水平审计服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其是否提供独立的高水平服务，通常取决于其对于风险收益的权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通常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客户基础越大，这家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某一个客户的压力等而为其隐瞒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就审计服务而言，客户基础越大，会计师事务所就可以节省相当规模的审计服务的启动成本（也就是初次提供审计服务时熟悉客户的学习成本），同时客户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如果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在客户的压力下隐藏真实的会计信息，那么。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显然会比小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失去更多的利益。这样，客户基础雄厚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有可能提供相对更为独立的、效率相对更高的审计服务。

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入来源的集中度也是影响其提供审计服务的独立性的重要因素。现实表明，当一家或者几家上市公司所提供的审计收入占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个收入的比重相当大时，事务所在审计客户时就常常难以保持良好的独立性。有鉴于此，美国的一些会计学术团体要求其会员披露那些审计收入占事务所总收入5％以上的客户。事实上，美国安龙事件中安达信没有很好地履行独立审计职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安达信对来自安龙的收益过于依赖。

第三，从国际会计师界来看，通常采用的衡量审计质量的主要线索和参考标准为：专业水准高低（也就是会计师收集审计证据的能力）、可能面临的诉讼压力（也就是会计师审计失败所可能受到的潜在损失）、客户收买事务所独立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就是审计师受到客户压力或者利益诱导等而不能真实地披露信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家才能相对更强，由于出现购买审计意见问题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受到的损失会远远大于小型事务所，因而通常来说大型事务所发生客户收买独立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同时，尽管大型和小型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可能会面临诉讼的压力，但是通常大型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涉及针对事务所的法律诉讼方面具有相对较好的记录。

另外，从国际市场看，作为一个客观的印证，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资质，事实上也成为影响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信号，国际经验表明，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能够让公司的所有者和投资者获得更为优质的会计信息，使得上市公司愿意对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支付更高水平的审计费用。

因此，仅仅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审计服务市场上更有可能提供独立性更强、效率相对更高的服务，因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也是推动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不断整合、以及行业集中度稳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观当前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则刚好呈现出与这种国际趋势相反的趋势，即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在趋于下降，一些挂靠型的小型事务所则瓜分了这些大型事务所的市场份额，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无序化。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违规，可能会被取消证券从业资格，由于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客户要远远多于小型的事务所，因而如果因为违规而被取消证券从业资格，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损失更大，因而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经济动机上具有保持更强的独立性的动机。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通常需要更为配合的会计师，加上不同级别政府的干预，在证券上市等业务上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一些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因为其较高的独立性而不断下降，加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的优秀品牌缺乏，来自法律诉讼的压力不高、以及事务所的治理结构和外部管理体制等的缺陷，使得事务所的违规退出成本相对较低，从而使得当前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上没有出现集中度提高的市场整合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81年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至今，有关方面对从业人员实行“终身不得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处罚的，不过10人左右。

二当前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还缺乏自愿需求高独立性审计服务的制度环境

通常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审计服务市场会存在自愿的、或者说是自发的对于审计服务的需求：投资者希望获得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管理层希望通过事务所的独立审计获得市场的信心，上市公司经过人们认为独立性更强的事务所审计之后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在这些自愿需求的推动下，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动机来提供独立的审计服务。

不过，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中国当前阶段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上，通常需要的是独立性较低、能够主动配合上市公司需要的事务所。基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环境和制度条件看，上市资格的取得通常意味着获取大量廉价资金的权力，上市资格成为相当稀缺的资源，上市公司通常只是希望事务所在为公司争取上市资格方面提供合规或者不合规的支持，而并不一定希望其提供独立的审计服务。当前审查公司上市资格的主要财务指标表面上看是企业得有连续三年10%以上的净资产回报率，即若企业近三年的业绩均达到10%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理论上就可以申请在一级市场筹资。在高市盈率下，仅仅一次IPO发行的溢价即可积存大量的资本公积金。这样，就有可能刺激企业为了追求上市资格从报表上操纵帐面“利润”。据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耿建新和杨鹤对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的分析，1995年以来，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呈逐年上升之势，由1995年的0.7％上升到1999年6.06％，而上市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是收买会计政策，即上市公司变更与其在会计政策上意见不一致的事务所，转而聘用与其在会计政策上意见一?碌氖挛袼?BR>从证券公司的角度看，一级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证券公司将主要精力放在满足上市公司的各种期望方面，通常要求的也是比较合作的事务所。而在发达的证券市场上，股票的承销商一般都会要求发行人聘请有市场声望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作为其主审事务所，以增大投资者的信心和发行成功的机会。

当前的一些上市国有企业很多属于地方政府控制，因而企业上市在一些地方往往意味着减轻财政负担和增大地方领导人政绩，此时如果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又在地方政府官员手中，那么，为了达到上市资格，就可能诱导其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

进一步看，即使企业在上市以后，不能流通的公股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特定的股权结构，使得国有股和法人股占据了绝对的控股权，社会公众的用手投票的权力几乎难以发挥，用脚投票也往往只能是事后的补救性举措。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社会公众难以通过关注会计信息的披露等成为长期投资者，而通常会演变为寻求短期利益的投机者。上市公司为了维持配股资格、或者是为了避免被摘牌和被特别处理、以及一些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需要等，也刺激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审计施加压力和影响。

一方面是现实的、缺乏对于独立审计服务的自愿性需求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从供给角度业存在不少问题：中国注册会计师实际上分为考核过的和考试过的两种，行业人员执业水准参差不齐；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上都由各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主办，不够条件的事务所大量产生，为争夺市场而不惜降价甚至造假迁就客户，而且大量的小型事务所的业务往往高度集中在几家客户身上；从治理结构上，绝大多数事务所采用了有限责任制。

三美国安龙事件正好显示了成熟市场上对于会计师独立审计服务的自发需求及审计市场上的制衡机制

在中国证监会决定引入“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推行双审制之后，安龙事件的爆发引发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五大”事务所的反弹。

实际上，作为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安达信公司在提供审计服务时同样面临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能保证不会出现审计服务独立性缺乏的问题，事实上在美国美国会计行业的发展历程上也出现了不少作假事件，即使是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涉嫌作假被调查及被的案例也不少，例如1985年美国证监会对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Hutton公司审计的质疑；1987年美国证监会SEC指责毕马威在两起审计中的非法行为等。即使出现这些问题，美国会计行业依然能够在整体上能够保持相当的公信力，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市场上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不同市场主体对于独立的审计服务的自发性需求，同时监管当局则通过建立完善的监控和约束机制对审计市场进行良好的制衡。

因此，在分析安龙事件时，就审计服务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而言，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安龙事件的进展也显示了成熟的市场上对于会计师独立的审计服务的自愿性需求，这种自愿性需求在美国证券监管当局的推动和强化下，已经形成了审计市场上比较严密的制衡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安达信存在蓄意隐瞒的技术性问题，那么它有可能面临巨额的惩罚，其在全球的信誉业会荡然无存。此时，不同的市场主体出于自我利益的驱动而提供制衡，美国监管机构只是为这些利益主体提供了实现自身利益的合法途径，同时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度使得会计师以无限责任的形式承担了业务失误或作假造成的风险。

四从引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着手，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审计活动独立性的提高

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中国证券市场还比较缺乏对于独立性的审计服务的自发性需求，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等也约束了独立的审计服务的供给，同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散和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也使得有公信力的优质审计品牌难以通过市场的自发整合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这样，引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就成为促进证券市场审计活动独立性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

其实，从短期来说，引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并不一定是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的冲击，因为国际“五大”在进行补充审计时就需要按照要求先让出在国内已占据的市场分额。

不过，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证券市场审计服务的独立性问题，则需要进一步从独立审计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着手：

首先，要着手培育中国证券市场上对于独立审计的自发性的需求，这当然首先是要完善市场化的上市资格审查机制和上市定价机制、合理界定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等。从不同市场主体的角度看，这主要包括：从上市公司角度，要推进国有股的流通，改进公司治理结构，改变目前“公股一股独大”的股权格局，增大市场流通股对于公司运作的影响力，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性更强的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当主要由具有财务经验的独立董事组成。从承销商角度，通过完善市场化的上市资格审查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上市定价机制等，促使承销商注重通过选聘独立性高的事务所来作为潜在投资者的“信号”。

其次，从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服务的供给角度看，要在会计师事务所中全面推行合伙制，建立相关的民事赔偿机制，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治理结构；发挥中介组织（主要是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的作用，使其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既能维护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利益，又能负起监管和处罚行业不正之风的责任。

值得强调的是，即使全面推行了当前中国证券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改革，也并不能完全杜绝会计信息的虚假和审计服务的独立性缺乏等问题，但是，因为有了能够对于自发性的独立审计服务的需求，同时市场也有能力提供这种需求，加上中介组织和监管机构通过市场制衡建立的约束机制，则对于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提高市场的公信力无疑是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的。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5

（二）内部因素.1、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多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丰富的从业者，他们重视发展和努力保持其审计质量的信誉品牌。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行业化优势，从而对其加强专业能力判断、收集和综合审计证据都会有一定的帮助。2、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一般来说，声誉高的事务所可以提供具有较高安全性的审计服务，它们会向外部发出一种信号，即审计质量比较高，人们也会认为它的执业质量也是相当可靠的。此外，鉴于声誉赋予审计人员保持独立性的动机，如果公众发现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比预期的更糟糕，审计人员的声誉就会受到损坏，审计业务的质量也会降低，这就促使审计人员加倍地维护自己的声誉，从而为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3、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主要表现在执业的经验、专业胜任能力、所采用的审计方法等方面。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应遵循的、与其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具有审计人员职业特征并反映自身特殊要求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要在审计过程中发现问题，控制风险，就需要有业务素质高和道德水平高的审计人员。

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运作机制不完善，行业间恶性竞争.现有的审计市场结构使审计行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恶性竞争，以同业压价、廉价收费、笼络他人、给予回扣等方式招揽客户和保持客源已经成为会计师事务所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利润，会计师事务所必须采取缩短审计时间、省略审计流程等降低成本的方法，审计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不能有效地进行；另一方面，由于会计师事务所过度依赖客户，使注册会计师逐渐失去了独立性，加剧了审计质量的下滑。

（二）外部监督力度不足.我国政府全方位的对审计行业进行监管，证监会、审计署等各个机构都可以对审计行业进行监督和管理，结果造成了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堆叠交织，无法起到全面而有力地监督，削弱了监督效率与效果。

（三）组织结构不合理.在经济发达国家，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一直是合伙制。但当前，有限责任制主要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推行的组织形式。此时，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审计失败所承担的成本是很低的，但可能产生的收益却是很高的，就会失去对审计质量和职业道德的保障和制约。

（四）审计质量的激励约束机制失效.在现代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项目审计过程中，由于审计人员及审计助理人员的薪金、晋升和审计质量的控制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也没有实施相应的措施来激励员工积极控制审计质量，这就导致了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激励约束体制失效。

三、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措施

（一）加强对市场运作机制的完善.市场运作机制大大影响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控制，要构建良好的审计市场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可以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自由选取重组合并对象造就若干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加强市场集中度，增强其保持审计独立性的实力。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6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988年将审计意见购买的定义界定为：上市公司寻求其他审计师支持自己的会计处理以满足自身的财务报告的需要，以下就是由求学网为您提供的浅谈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上市公司为了达成其自身利益实施意见购买和审计师接受并支持上市公司的购买意图，而出具其期望的报告。根据舞弊的三因素论，上市公司存在由于经济利益驱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缺陷或者监督惩罚力度不严格等舞弊动机和机会，继而通过采取一些隐蔽的方式和手段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审计意见。该方面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论证。另外，会计师事务所为了防止审计客户被同行拉走而长期拉拢客户，避免市场竞争，获取高额收益、降低审计成本等原因也可能被动接受或主动迎合被审单位购买意见。恰是因为审计意见购买这种隐蔽的一拍即合的特征使得当前学者对事务所角度的研究就微乎其微。

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市场不完全有效和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委托人不得不雇佣审计师来检查披露的信息并挖掘潜在的信息。会计师事务所是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主体之一，作为经济人的审计师同样以追逐利益为本质属性。事务所在职业过程中，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若不满足客户要求很可能会失去审计客户，进而失去生存的空间。为了获取一己私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会计师事务所完全有可能接受经理人提出的合谋要求或主动寻租与其串通起来增加自身利益。通过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串通，经理人和注册会计师共同侵占所有者的利益使自身利益得到增加，使所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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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审计论文篇8

一、文献述评

在国外，Simunic（1980）通过由审计成本、事务所合理利润和预期损失三方面共同决定的审计收费模型，较早对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被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而盈利水平、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不显著。

而Francis在1984年的发现表明：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之后的Palmrose（1986）、Craswell（1995）和Johnson（1995）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但Firth（1985）通过对新西兰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考查发现：资产规模、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审计风险为审计收费的影响变量，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显著。

Taylor和Baker（1981）通过对英国上市公司的考查得出了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和复杂程度对审计收费解释度为0.79的结论。Anderson（1994）对加拿大会计服务市场考查的结论与此大致相同。

除上述因素外，Palmrose（1989）分析了事务所与客户之间合约类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得出了固定费用合同的审计收费一般较低。Pratt和Stice（1994）的研究则表明：财务状况恶化导致的诉讼风险的加大需要更多的审计证据来支撑其审计意见，由此会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

可见，国外学者在资产规模和审计对象的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对审计收费的可能影响则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争论。

国内学界对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事务所脱钩改制所引起的审计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由于信息披露的滞后，当时的研究多限于规范研究，如对事务所之间价格战的批判以及如何确立收费标准等，实证研究较为少见。2001年证监会出台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费用的强制性规定后，实证研究才成为可能。刘斌等（2003）借用Simunic的审计费用决定模型，利用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出来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被审计对象资产、存货占资产比重、公司所在地区以及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存货占资产比重和公司所在经济区域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对审计费用的解释度较低。张铁铸（2003）的研究认为上市公司规模和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张艳、李书锋（2004）在借鉴刘斌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得出了与刘斌等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甚明显。王善平、李斌（2004）的分析也基本支持了刘斌、张艳等人的结论。李寿喜（2004）分析了各上市公司单位资产审计费用情况，得出审计收费占被审单位资产规模的比例多在0.01%-0.05%之间并且该比例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不断递减的结论。

二、理论假设

国内诸研究在Simunic审计收费三分法框架内进行，但从审计对象角度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其分析有失全面。以审计成本为例，多从审计工作量角度入手，而忽视事务所人力资本对审计成本的可能影响，本文的分析将加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在Simunic审计成本、事务所期望利润和预期损失决定审计收费的模型中，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期望利润无从观察，本文的分析主要从审计成本和预期损失两方面展开。

审计成本与审计工作量和事务所人力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增函数关系。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决定了审计工作量，而在从事审计工作人员的职级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就决定了事务所的人力资本成本。

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不断加大，使得审计失败案发生时，遭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往往要求注册会计师赔偿损失，赔偿额的大小与事务所的规模及组织形式的关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审计失败造成的对事务所声誉的损害，会使大量客户解除与事务所的业务约定，事务所未来发展新客户也会受到明显的制约，这种潜在的间接损失会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呈现出明显的区别。

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一）审计成本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审计对象规模越大，内部控制制度就越复杂，注册会计师执行控制测试以及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就越大，由此导致了审计收费的相应提高。审计对象所在行业不同，对审计工作量也有较大的影响，一般来说，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资产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为主，并且单位资产价值较大，审计过程中进行实质性测试时花费的时间较少，由此导致审计收费的降低。而劳动密集型行业恰恰相反，资产多以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形式存在，实施存货监盘或应收账款函证所需要的时间较多，从而使审计收费提高。此外，在盈利水平成为一切考核指标的我国资本市场上，较高的盈利水平意味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从而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使审计收费降低；相反，较低的盈利水平增大了管理层的压力，相应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于是，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推出：被审计对象资产规模与审计收费正相关，被审单位盈利水平与审计收费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收费较低，劳动密集型行业较高。

审计成本除了受到审计工作量的影响外，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审计成本。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组织，事务所运营成本的主要部分就是负担的人力资本成本，而人力资本成本又主要表现为员工的薪资水平。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员工薪资水平越高，审计成本越大，审计成本的加大势必引起审计收费的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第二个假设：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关系。

（二）事务所预期损失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在审计失败概率和面临诉讼风险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遭受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目前，我国事务所大多采用两种形式：合伙制和有限公司制，相对公司制而言，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责任决定了其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因此在同被审计对象商定有关审计收费条款时，要价较高。

同时，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举证责任由投资者转向了注册会计师，迫使注册会计师不得不特别考虑审计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正如“深口袋”理论所阐明的那样，规模大的事务所更容易面临法律诉讼，并且在诉讼失败时，相对较高的偿付能力决定了其对使用失真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赔偿更多；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审计失败，大事务所在职业声誉、客户流失方面遭受的损失都要大于中小事务所。巨大的潜在损失为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提供了正向激励，这种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要通过较高的收费得以体现（Golbert,1999）。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审计收费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合伙制、大规模事务所收费高于公司制、小规模事务所。

三、模型建立及检验

截止2004年底，在沪、深两地上市的A股（含同时发行B股）公司共1353家，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审计收费的披露很不规范，有的上市公司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披露，有的将年度内支付给事务所的所有费用不加区分地“一篮子”披露，剔除这些样本和一些奇异值后，有效样本为883个。笔者将上述883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以被审计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行业类别、盈利状况、事务所员工的薪资水平、事务所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以被审计单位支付的审计费用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实际影响。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1。

首先，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上述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如下：

Lnfee=β0+β1Lnsize+β2Indus+β3ROE+β4Lnsal

β5Form+β6 Lnrev +μ

其中：

β0为 常数项，β1－β6为相关解释变量系数，根据上文假设，β1、β2、β4、β5、β6应为正值，β3应为负值；μ为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表2。

回归结果显示：β1、β2、β4、β5、β6都为正值，而β3为负值，尽管某些系数取值较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够明显，但已基本支持了上述假设，也与刘斌、张艳的结论相同。由于Lnsize、Lnsal和Lnrev本身较大，并且T检验值也较大，可见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更为重要，有必要对之展开进一步分析。

（一）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剔除一些总资产规模过大或过小的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的特殊影响后，将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X轴变量，将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作为Y轴变量，根据其对应关系绘制成散点图。从图中散点较为均匀地分布在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可以看出，审计收费与公司资产规模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见图2。

（二）事务所薪资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有人（卢遵华，2001）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将我国分为五大经济区域，笔者按照这种分法对处于不同区域事务所收费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不同区域每万元资产收费差异较大。在事务所较为集中的京、沪、津、粤、浙、苏地区，由于事务所人力资本成本较高，单位资产的收费没有因为审计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有所降低，反而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成本的差异是影响事务所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经济区域事务所每万元资产收费与事务所从业人员薪资水平关系见表3。

注：括号内数据为该地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事务所数量

数据来源：事务所人均收入来自中国会计师视野（省略）《2004：会计事务所薪资调查分析报告（草案）》；每万元资产审计收费来自作者对上市公司2004年度报告相关数据的整理。

（三）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由于上文分析的原因，不同规模事务所审计收费存在重大差别，仍以单位资产审计收费额指标为例，国际“四大”事务所收费明显高于本土事务，而即使在本土事务所内部，大事务所单位资产收费也明显高于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尽管这种差距不如国际“四大”与本土事务所之间的差距明显，见表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出来的审计费用数据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整理而成。

（四）资产规模、事务所规模、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上述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程度，本文对资产规模、事务所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了皮而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双尾检验，分析结果见表5。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分析

** 表示相关性在 0.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4可知，审计收费与资产规模和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薪金水平的相关系数不仅为正值，而且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相关假设。

四、结论与建议

在上述影响审计收费的六个因素中，公司规模、盈利情况及所在行业是事务所不可控因素，因此完善与改进审计收费只能从事务所薪资水平、规模和组织形式着手：

（一）通过国内事务所和国际“四大”审计收费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市场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了会计服务市场的大部分高端优质客户，收费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内数千家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中小客户采取“低价进入策略”展开激烈竞争，收费水平普遍偏低。这种状况亟待改善，国内事务所可以遵循国际事务所“”――“六大”――“五大”――“四大”之路，通过外延式合并的方式迅速壮大自身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增加审计收费的需要，也是适应即将全面实施的风险导向审计准则的需要。

鉴于合伙制事务所较高的审计收费有利于其防范审计风险，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因此推进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合伙制变革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的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差异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行业协会应对辖区内事务所员工的薪资及审计收费情况进行定期统计、归类，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收费指针，并以此为标杆对事务所的收费行为进行监管，遏制事务所低价招揽客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9

一、研究背景现状

现阶段我国审计市场还处在初步的市场化进程中，关于我国审计市场的研究也处于初步的探索进程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审计市场结构仍处于分散、分割与低集中度的状态。关于大事务所是否会向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一直是监管部门和理论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现有文献中，关于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存在产品市场势力理论、产品差异化理论、声誉理论以及规模效应理论等不同的理论。

二、文献综述

大事务所是否会导致审计市场垄断，是我国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重要话题，因此，许多学者就大事务所是否会收取更高的费用进行了实证检验。刘斌等（2003）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无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其原因可能是规模经济与深口袋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漆江娜等（2004）也发现，“四大”审计收费显著高于本土事务所，但她们仅研究了“四大”的审计溢价，而没有对本土不同规模的事务所进行研究，因此，很难说这一溢价究竟是声誉溢价还是规模溢价。韩洪灵和陈汉文（2007）基于DeAngelo（1981）和Dye（1991）关于初始审计定价折扣的竞争性理论预期，利用2002―2004年我国审计市场的数据对初始审计的定价行为与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大型上市公司在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变更存在初始审计业务的定价折扣现象。曾亚敏、张俊生（2012）以中国2006年至2009年初发生的8起“强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为研究对象，分析合并前后审计市场结构与定价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从单变量检验来看，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客户的审计收费较合并前显著增加，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审计定价的因素后，合并因素对审计定价虽仍有正向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从以上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在不同理论上对审计定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鉴于此，本文选取市场势力、产品差异化和声誉理论这三个方面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进行研究。

1、市场势力理论

审计收费作为一个与卖方都接受的价格，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双方力量对比或者说议价能力的影响，其实际上是审计师市场势力与客户影响之间均衡的结果。从供给角度来说，会计师事务所在客户面前的议价能力提高，会提高审计收费。尤其是当事务所构成市场垄断时，其在与客户进行审计收费谈判时将拥有很大的主导权，从而可以索取更高的收费，尽管其提供的审计质量可能并不比其他事务所更高，相关的审计投入也不见得更高，这种情况正是监管部门不希望看到的。一些研究发现市场集中度与审计收费之间确实存在正向关系，陈杰平、苏锡嘉和吴溪（2007）对中国审计市场研究后发现，“五大”在竞争性稍差的补充审计市场中可以赚取审计溢价，而在竞争性的强制审计市场中则未赚得溢价。

2、产品差异化理论

产品差异化理论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上，大事务所之所以可以收取审计溢价，其主要原因在于大事务所与小事务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不是由于这些大事务所具有垄断地位。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之所以更高，一方面来自于规模提升后独立性的提高[17]，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发现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问题的能力更高，因为大事务所往往拥有更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可以实施更有效的质量控制、采用更先进的审计技术与方法、实施更大范围的审计。而这些，都意味着需要更高的审计投入。根据财富最大化要求，当审计师在客户身上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以提高审计服务质量时，其所要求的审计费用也将提高以便补偿其审计投入。从需求角度来说，上市公司之所以愿意接受大事务所提出的高价，主要是由于接受大事务所提供的高质量审计服务可以传递公司质量的信号，从而提高公司价值、降低融资成本，由于上市公司自身可以从中受益，因而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审计服务

3、声誉理论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10

引言

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审计理论与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审计服务价格（对公司而言是审计收费）作为会计事务所为公司提供专业服务收取的报酬，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会计事务所与公司间审计服务的供求关系。审计服务价格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审计的独立性与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本文主要关注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得将公司治理因素加入实证分析模型，试图验证公司治理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一、审计收费影响因素分析与文献综述

（一）审计产品成本

现代审计理论把审计业务作为一个商品来对待，那么对于一个商品收费，或者说是售价，必然与该商品的成本存在联系。根据国内外文献研究，他们大致把审计产品成本归为两个方面：（1）被审计单位的规模。（2）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复杂性。Simunic（1980）最早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收费的10大因素，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收费的最重要因素。Francis（1984）用修正过的Simunic回归模型考察了澳大利亚审计市场，同样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相关。另外，Firth（1985），Taylor和Baker（1981）等学者的研究也均证实审计费用与企业的规模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在实证方面对被审计单位规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与国外研究基本一致。罗栋梁（2002）；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徐筱凤、李寿喜（2004）均验证了公司规模是审计费用的解释变量。因此得出结论，被审计单位的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复杂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审计成本。Simunic（1980）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用子公司数、资产负债率来代表企业的财务复杂性，从而验证了其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影响。Francis（1984）的研究结论与Simunic一致。但是，Low，Tan和Koh（1990）的研究发现财务的复杂性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没有在实证上得到支持。而在国内，罗栋梁（2002）；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韩厚军（2003）；徐筱凤、李寿喜（2004）；李斌（2004）等人的研究，由于选取替代变量的不同，他们的结论也出现了偏差，甚至出现相反结论。因此，本文认为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复杂性在理论上是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的，但是在实证方面并没有得到相关的一致支持。

（二）审计风险

审计风险是指审计所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而可能面临的损失，很多相关的文献研究表明，审计风险也是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之一。因为在这个诉讼爆炸的年代，高风险也意味着高责任、高收益。Simunic（1980）验证了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保留意见的审计费用比非保留意见的审计费用明显增多，而被审计单位是否亏损（近三年）对审计费用并没有显著影响。Firth（1985）的研究也同样验证了是否亏损（近三年）对审计费用没有显著影响。而国内的学者韩厚军（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注册会计师出具不干净审计意见会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注册会计师需要更多的时间与企业沟通，并风险更高。伍利娜（2003）的研究结论显示审计意见由“不干净”变为“干净”与审计费用变动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现象。从上面的关于审计风险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各个文献选择的相关变量是不相同的。

（三）业务双方议价能力

将审计作为一个商品，那么商品交易双方的谈判议价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计收费的定价。作为委托方的议价能力，大多反映在委托方的规模等因素上。所以，在这里我们注重强调审计事务所的议价能力。simunic（1980）实证结果表明“”会计公司不管是在大规模审计客户还是在小规模审计客户中，审计费用都没有显著偏高。Johnson，Walker与Westergard（1995）以新西兰企业为样本得到结论：规模最大的五个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较其他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平均高出24.1%，即事务所的规模会影响审计收费。而国内的研究，朱红军和章立军（2002）；伍利娜（2003）等学者均证实会计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费用有关。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审计事务所的规模是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之一。

（四）被审计单位公司治理对独立性的要求

随着公司治理、股权结构等因素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被人们广泛的关注，公司治理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也开始得到审计学术界的重视。Bsaely和Petnori（1998）发现在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的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越高越容易聘用声誉好和规模大的事务所，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也越高。Susllivan（2000）对英国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董事会中执行董事拥有的股权份额越高，公司就越不愿意花费较高的审计费用来监督管理状况。这说明控股类型和持股比例直接影响到公司对审计独立性的自发需求。Acrello等人（2001）得到的结论是：外部董事的比例、董事会会议的次数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国内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缺失，这与我国上市公司实行公司治理制度的机制启动较晚有一定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会着重考虑这方面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二、数据与模型解释以及假设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综合上诉的文献理论，本文认为将“审计”作为产品，其成本应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一。

假设一：被审计的企业规模越大，其审计收费越高。

本文模型采用样本公司的总资产代表被审计企业的规模。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在除去商品成本对价格的决定因素之外，商品的供需关系也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因此交易双方的议价能力也应该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

假设二：审计单位（会计事务所）的议价能力越强，其审计收费越高。

本文模型采用审计事务所的主营业务收入来代表审计单位的议价能力。

“审计”作为附带风险的产品，错误的审计意见将危及事务所的利益。因此，在对审计定价时，不可避免得将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考虑在内。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三。

假设三：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越大，其审计费用越高。

本文模型中采用被审计单位是否被ST来代表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ST为1，否则为0）

高效的公司治理能有效的降低公司制企业委托成本。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作为外部监督的重要机制只有在高效的公司治理制度下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合理的股权结构能够通过影响审计服务的聘用和实施过程最终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源于2001年（《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要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数量占董事会规模的1/3以上且必须有一个独立董事拥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最主要的缘由是出于对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而独立董事发挥其监督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质量的财务报表，因此其对审计报告的高质量要求会使其督促公司聘用信誉好，独立性强的审计事务所，进而导致审计费用的上升。

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四。

假设四：独立董事对“审计”的“关注度”越高，则审计收费越高。

在下文的模型中，本文采用独立董事人数比例来代表独立董事对“审计”的关注度。

由于制度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现象非常普遍。这样很容易造成上市公司只听“一家之言”，或者第一大股东“一手遮天”。这种公司治理上的权利分配不平衡为大股东自身创造了会计及管理舞弊的空间，同时，也缺乏对高质量第三方审计鉴证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假设股权集中度与审计收费呈反向关系。

假设五：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分散，则审计费用越高。

本文主要采用股权集中度Z值来衡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各个变量因素对审计收费的解释力度。具体模型如下：

SJSF=C+B1*BSJDWGM+B2*SWSGM+B3*ST+B4*DLDSBL+B5*GQJZD

SJSF―审计收费（数据来自各被审计单位年报中重要事项第10项的披露）

BSJDWGM―被审计单位规模（数据采用被审计单位总资产）

SWSGM―事务所规模（数据采用各个事务所该审计年度总营业收入）

ST―被审计单位是否为ST公司（若是ST公司数据取值1，否则取0）

DLDSBL―被审计单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GQJZD―被审计单位股权集中度（数据采用股权集中度--Z值，即第一大股东比例/第二大股东比例）

本文采用在上交所上市的房地产公司2009年的数据，上交所共有49家房地产公司，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最后共采得45个有效样本。之所以取房地产公司的数据，是因为房地产公司属于主营业务较为突出的公司。本文认为，若企业的主营不突出，或者多元化经营，必然导致审计费用的变化，但是，衡量企业业务多元化的指标很难量化，且各个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属于个别特例，因此，本文在选择数据时规避了这方面的影响。审计费用的具体数据来之各个公司2009年的年报，由笔者手工收集。各个事务所总营业收入数据来源于中注协网站的2009年我国100强审计事务所调查表。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三、数据处理以及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选择各个变量的取值都相对独立，因此本文认为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EVIEW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分析。

影响审计费用的变量主要是被审计单位规模以及审计事务所的规模。其代表的含义，即决定审计产品价格的因素主要是产品的成本，以及交易双方的议价能力。因此验证本文的假设一，和假设二。

同时，其他变量（是否被ST，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均不显著，都没有通过T检验。其中变量（是否被ST）的系数与理论值相反。因此，本文认为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独立董事制度及被审计单位股权集中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没有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四、结论

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被审计单位规模、审计事务所规模、被审计单位是否为ST公司、被审计单位的股权集中度，以及独立董事比例为解释变量来对审计费用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问题对审计收费不存在影响。（2）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也并没有体现在审计收费中。（3）主要影响审计收费的变量为被审计单位的规模，以及审计事务所的规模。本文的结论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几个可能性：（1）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代表小股东利益的作用。独立董事沦为上市公司治理制度上的“花瓶”，没有实际意义。而且，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的设置完全是为了迎合证监会的法规条件而已。在数据收集中，大多数公司的独立董事个数都恰恰“踩”在“及格线”上，即，证监会法规显示“独立董事比例需占董事会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2）小股东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上市公司的股权分散程度并没有分散到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程度，即大股东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参考文献

[1]耿建新,杨鸿.审计收费探析[J].中国审计,2000,5.

[2]刘斌,叶建中,廖莹毅.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03,1.

[3]朱红军,章立军.审计费用的特征及其分析――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课题研究.

[4]朱小平,余谦.我国审计收费影响因素之实证分析[J].中国会计评论,2004,12.

[5]王振林.审计收费的决定与审计质量[D].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6]Dan A Simunic.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eices-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2(3),161-190.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11

随着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审计师法律责任的不断提高，面临强制审计的内容扩大，即必须同时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以下简称“整合审计”），以及客户数量的增多、高额审计成本和审计质量等多重约束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在追求盈利最大化和高质量之间进行权衡。虽然，无论社会公众还是会计师事务所都无法准确衡量审计质量，从而加剧了审计成本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冲突（Power，2003），但是人们却可以准确计量审计成本并将其与目标成本比较，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成本动因，从而使会计师事务所对每一个具体的审计任务都规定了严格的审计时间，这就是审计时间预算。

在目前的审计环境下，时间预算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是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质量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时间预算压力是导致审计判断绩效下降的首要因素，也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产生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并导致一些威胁审计质量的不道德行为（Kelley & Margheim，1990；Otley & Pierce，1996），这种不道德行为进而会对其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事务所声誉带来损害，从而增加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并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暴露，甚至陷入困境（Coken（美国注册会计师委员会）报告，1978）。近60％的审计师承认曾经提前终止过审计程序，也降低了审计工作的标准、违背了审计准则并引发了不道德行为（Rhode，1978）。Willett & Page（1996）发现大量的审计师承认通过不道德的方法加快测试程序，也没有完成测试报告样本中的所有项目；36%的参与者认为审计报告的时间预算非常紧张，很难完成或根本不能完成，56%的参与者认为其根源就是时间预算压力，因为如果不低报时间，几乎没有或从来没有能够满足时间预算（Pierce & Sweeney，2004）。Soobaroyen & Chengabroyan（2005）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毛里求斯）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时间压力以及不道德行为，结果发现：87%的参与者认为时间预算压力越来越紧张，71%的参与者认为时间预算压力阻碍正常审计程序的进行，73%的参与者认为时间预算压力导致审计质量下降。近52%的参与者认为只有通过相当的努力才能完成或很难完成时间预算，25%的参与者认同或强烈认同存在审计师提前终止审计程序的行为。77%的参与者认同审计师把工作带回家并且不报告这些时间，90%的参与者认为时间预算在绩效评价时非常重要。由于时间限制，审计师更多地依赖记忆而非审计工作底稿，但记忆往往是有偏见的（Wilks，2002），进而导致审计判断发生偏差。即使上司增加对下属的体谅程度、指派下属工作的结构合理、上司和下属都拥有非常高的素质等都无法减轻时间压力的影响。另外，时间压力还与审计师因对工作不满意甚至辞职存在一定关联。更重要的是，由时间压力引发的低质量的审计绩效使社会公众丧失对该行业的信任。但与上述结论相反，Malone & Robert （1996）的研究并未发现，时间压力能增加审计师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上述国外有限的关于时间压力的研究主要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审计市场背景进行，由于中外审计环境差异较大，若其结论运用于中国就难免需要修正。但是，国内研究时间压力与审计绩效、审计风险的文献极少。在中国，时间压力做为影响审计绩效的环境因素，其重要性可能日益上升，并且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Trotman，1999）。刘成立（2008）通过对我国一个全国性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数据也发现，时间压力会导致审计师减少审计程序，低报审计时间，最终导致审计时间预算不断缩短，进而导致审计质量不高。但上述研究都未涉及每个客户审计业务内容的增加导致增加审计时间预算，以及客户数量及其变化，尤其是在一定时间内不断增加对时间压力产生的直接影响，也未研究时间压力对审计质量和审计失败发生概率的影响。王杏芬等（2008）运用我国1998年～2007年发生审计失败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风险与会计师事务所内外部治理（如民事赔偿机制、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审计师的诚信度、客户数量、时间压力）等的关系。其研究表明：在赔偿机制完善和有限合伙制下，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时间预算压力不断增强，审计风险不断上升。目前国内外研究审计时间预算、时间压力与审计绩效、审计失败之间关系的文献还极少。国外学者仅仅研究了时间压力与审计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对二者的关系存在相反结论；同时尚未发现有时间压力与审计失败的文献。在国内，仅发现少量的关于时间压力与审计绩效、审计风险关系的经验证据，但这些研究要么是以一家事务所的问卷数据为基础，要么以发生审计失败的公司配对后进行的实证检验，还未上升到理论层面的严格证明，因此，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商榷。而今正值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合并的第三次大浪潮，合并事务所的人员、客户、时间预算等处于磨合期，加上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全面启动，整合审计已成为新的审计形式之际，深入研究时间压力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影响甚至如何规避审计失败等，都迫切需要相关的理论探索和引领。

二、时间压力下会计师事务所最优模型的建立

其一，模型构建。国内外审计实务对审计时间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尤其是上市公司经审计过的年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否则，就会受到处罚，从而给会计师事务所造成了较大的时间压力，其不得不不断调整相应的时间预算，以确保所有客户的审计任务都能按时完成。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某一客户后制定审计计划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保障时间预算的编制、实施和管理，以及审计师的分工与安排等科学、合理，并在实施审计工作阶段和报告阶段实时调整，以确保审计按时保质完成，同时又使审计风险保持在其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鉴于我国审计行业倡导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而导致的不断合并浪潮，以及证券市场不断扩容，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数量不断增加，但审计师数量不变、审计师时限不变等趋势，因此，有必要加入审计时间限制和审计师人数的限制，建立客户数量与审计失败概率关系的优化模型，以揭示客户数量及其变化对审计失败的影响。

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计师事务所通常会不断扩大客户资源，此时审计收入会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不过，一旦客户资源超出其时间限制和人员承受能力，包括审计风险在内的审计成本有可能超过审计收入，在达到最高收入后会逐渐下降，即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其最优决策就是在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还要使审计失败的概率达到最小。假定每个客户的实际收益为随机变量｛xl，xh｝，xh、xl分别表示其实际收益的高低，且xl

沿用Beyer & Sridhar（2006）的做法，按照诚信度将审计师分为 R型和F型，由于R型审计师认为错报的成本很高，故总是如实报告；F型审计师可以从高估客户低收益的信号sl中得到收益B（B>0），故相机进行高估。审计师的诚信类型既属不受监管机制及动机影响的本质特征，又是其他人无法得到的个人信息，故令R型审计师的先验概率为?籽∈（0，1）。审计监督机制AOM（auditor oversight mechanism的缩写）以概率g∈（0，1）起作用。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发生以下两种审计失败：

（1）两种审计师都可能发生的，因不完全信息或审计技术未能发现客户实际收益低（即均衡时，对i=F，R，总有q*i

（2）审计监督机制AOM失效时，F型审计师高估客户低收益信号sl导致审计失败的概率为Pr（rh∩sl/qF）=（1-?兹）（1-?籽）qF（1-g）。

王杏芬（2008）假定审计客户只要求年报审计，且都要求在次年的4月30日之前审计完毕，扣除上市公司出具年报的时间（至少需要20天），则每个客户最长的审计时间为100天。设某一会计师事务所有2y（y＞0）个审计师，正常条件下每个客户需要2个审计师审计，则n（n≥y＞0）个客户需要2n个审计师，且2n2y，即ny。如果每个审计师审计每个客户需要t（t≤100）天，则有2nt100，即nt50。同时，假定每个审计师的年均收入为10万人民币，则其每天的工资为100000÷365元。又假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每个客户的人力资本支出总和为m元，且m>0。假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边际成本递增，达到某种审计质量q的总成本为q2f，则m=2y×100000÷365×t。qf2表示审计总成本与审计质量呈二次函数关系。进一步假定除人力资本m外，其他成本忽略不计，则2y个审计师同时审计2n个客户时的最优审计质量qf应满足：

MinPr（AF）=［Pr（sh∩xl）+Pr（rh∩sl/qF）］=（1-?兹）C?啄n［?籽（1-qR）+（1-?籽）（1-qF）+qF（1-g）］ （1）

Wf+n（1-?茁）Eqf-nPr（AF）Dqf-qf2（2）

s.t.2n

式中，Pr（AF）、Pr（AF/i）分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及不同类型审计师审计失败的概率。C?啄n表示n个客户中有?啄个错报的客户，0?燮?啄?燮n。Wf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期初财富，E表示审计质量完美时的最高审计收费，EqR表示现实审计质量下的审计收费；审计师应得?茁Eq2，0

其二，时间压力对审计失败的影响。王杏芬（2008）还假定客户数量n为连续变量，将m=2y×100000÷365×t代入式（1）和式（2），由于n＜y，将前两式带入（2）后将其中的y替换为n，并求n的一阶偏导数，令其等于0后得到：

n*= （3）

由于n=2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会高于n=1时的审计质量，相应地，审计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Beyer & Sridhar，2006；刘斌、王杏芬等，2008）。其结论是：随着客户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审计时间压力不断提高，从而导致审计失败的概率不断增加。其中，均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达到了兼顾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平衡点。

其三，整合审计下时间压力对审计失败的影响。前述假定会计师事务所仅仅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为了更贴近现实，进一步假定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既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同时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即对同一客户进行整合审计。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整合审计是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鉴证业务，既不存在独立性威胁，又可以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即直接将内部控制审计的结果用作财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测试的证据来源，至少可以省去了解和熟悉内部控制的时间。对于客户而言，可以省去寻找会计师事务所、双方谈判、审计过程中磨合的时间，还可以节省部分审计费用。无论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还是从客户的角度，都是最优的选择。但是，从会计师事务所时间预算的角度看，与以往相比，整合审计无疑加重了时间压力，因而也孕育着更大的审计风险。沿用模型（1）、（2）的思路，假定加入内部控制审计每个客户需要增加2个审计师，得到新模型如下：

MinPr（AF）=［Pr（sh∩xl）+Pr（rh∩sl/qF）］=（1-?兹）C?啄n［?籽（1-qR）+（1-?籽）（1-qF）+qF（1-g）］（4）

Wf+2n（1-?茁）Eqf-2nPr（AF）Dqf-nmqf2 （5）

s.t.4n

类似地，得到最优审计质量时的客户数量与审计质量、赔偿损失的关系如式（6）：

n**= （6）

由式（6）能得出比仅仅进行财务报表审计时更显著的结论，即进行整合审计时：均衡时的客户数量n**随着客户收入E的增加而增加； 随着审计质量q*f的提高和审计时间t的延长，审计客户数量和审计师人数不断减少； 均衡时的客户数量n**和审计师人数，随着审计失败Pr（AF）及赔偿额D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客户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审计师人数的限制，导致审计时间压力不断提高，从而导致审计失败的概率不断增加，尤其是实施整合审计下二者的这种关系更显著。其中，均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达到了兼顾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平衡点。

三、时间压力对审计失败影响的案例分析

无论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大小，一定时间内过多的客户都会增加其审计失败的概率。但由于我国目前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数量还很有限，因而整体上还不存在这种大的趋势，或者即使存在却由于数据不易得到，因而较为科学的实证研究只有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本文仅根据一个典型案例来印证前述结论的合理性。这个最典型案例是深圳乾嘉德会计师事务所因在较短的时间内审计客户过多而被撤销，其合伙人被处罚。深圳乾嘉德会计师事务所（原深圳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仅有16名注册会计师的合伙事务所，该所内部管理混乱，质量控制薄弱，从2003年1月到2004年5月间仅仅17个月内共出具了4098份审计报告，且大量审计报告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因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假定每月30天，除去周六、周日，按每月22天计算算，人均两天出具1.37份审计报告。在整合审计已成新的审计模式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同时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其审计质量就更难以保障。有实证结果表明，整合审计后的会计信息质量并未有显著提高（王杏芬，2011）。一定时间内过多的客户数量和极为有限的审计师人数，尤其是超出审计师审计业务承受能力和人最起码的生理负荷能力的客户审计，长期持续下去，无疑会产生严重的审计失败甚至导致会计师事务所的毁灭。

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和审计师的相对减少，加上人的生理能力所限，会导致审计的时间压力过大，进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概率上升。因此，在新一轮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浪潮和整合审计模式下，只有通过特殊普通合伙制制度创新、民事赔偿机制给予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师更严格的违法约束、加强审计师诚信的自律性，增加审计师数量等方法，才能缓解审计师的时间预算压力，这也是降低审计失败的最佳选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国际化进程中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品牌资源优化问题研究”（批准编号：10YJA79019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刘斌、王杏芬、李嘉明：《审计公司组织形式、多客户审计与审计失败》，《审计研究》2008年第1期。

［2］刘成立：《时间压力下的注册会计师行为――来自一个全国性事务所的调查证据》，《审计研究》2008年第2期。

［3］王杏芬：《会计师事务所风险管理研究――客户组合风险视角》，重庆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事务所审计论文篇12

一、引言

在西方审计市场，拥有较高品牌声誉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际四大”）一直是人们所赞誉的高审计质量服务的提供者，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国际四大不仅在西方审计市场上占据了大半江山，同时也获得了比非国际四大更高的审计收费溢价。这给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压力，导致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对国际四大的有意倾斜，使得拥有“官方背景”的国际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上获得了超然的地位，更加剧了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为了更好地应对来自国际四大的竞争威胁，在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积极倡导下，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普遍采取做强做大的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合并达到提高审计质量的目的。随着2006年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第二次合并浪潮的掀起，越来越多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走上了规模化经营的道路。然而，究竟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的规模经济效果如何，其审计质量是否得到了提高还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关系的角度，探讨国际四大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是否提供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及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做强做大战略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以期给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的竞争指明方向。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

DeAngelo（1981）在理论上证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他发现当被审计单位雇佣会计师事务所时，会计师事务所会产生巨大的启动成本，由此会获得具体客户的准租。准租作为机会主义行为的担保品，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低审计质量的服务时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意味着以客户数量衡量的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减少，因此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Balachandran等（1987）认为审计客户会根据可观察到的审计产出来支付审计费用，这就使得客户会根据审计报告的质量来支付审计费用。因此，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获得更多的审计费用。Craswell（1995）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比非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而且获得的审计收费溢价主要是为了补偿因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多付出的努力，并不是因为拥有较高的品牌声誉。Subramanyam（1996）通过检验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的差异，得出六大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高于非六大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这个结论。Lennox（1999）从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的角度证明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Francis和Kriahnan（1999）认为与非六大相比，六大对审计客户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更大，这说明六大的审计质量高于非六大的审计质量。

（二）国内相关文献

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以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组织形式和出资方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控制住上市公司的财务特征后，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大小和组织形式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无明显区别，得出审计意见与规模和组织形式不显著相关的结论。漆江娜等（2004）发现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更加偏爱四大并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同时，经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更低，这说明四大比非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刘峰等（2007）以审计意见类型、可操控性应计和会计盈余持续性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都证实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显著高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而采用会计稳健性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是四大的审计质量比非四大还低。刘文军等（2010）以发生财务舞弊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这两个角度分析了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提供审计质量的差异。研究发现，在专业胜任能力方面，国内十大弱于国内非十大，而在独立性方面，国内十大却强于国内非十大。郭照蕊（2011）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对四大与非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并没有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有些年度，四大的审计质量甚至比非四大还低。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论证了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尤其是在实证方面，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的替代变量来衡量审计质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进行详细的划分，把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际四大、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考虑到国际四大相较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所具有的声誉优势和官方背景等特殊之处，本文拟分别研究国际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和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

三、研究假设

由于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众多的审计客户，因此就会比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多的未来准租收入。而一旦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声誉就会受到损害并且会失去与客户相联系的准租收入（DeAngelo，1981）。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都会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国际四大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可以说是大所的代名词，在其进入中国审计市场的这些年来，凭借其良好的声誉、专业的服务和较大的规模一直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青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非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

国际四大在进入中国审计市场的早期，一般都选择与财政部下属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这样国际四大在中国就有了官方色彩。在此之后，我国政府颁布了许多政策都有意向国际四大倾斜，比如：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公司以及在证券市场上再筹资的公司都需要国际四大对其进行补充审计，基础性产业必须由国际四大进行审计等。虽然这些政策在近年已经被废除，但是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这也就使得拥有官方背景的国际四大明显区别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而且，在投资者眼中，国际四大和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品牌声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这种品牌声誉的差距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非理性认识。因此，有必要剔除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来单独研究不同规模的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差异。根据财政部历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2002—2010），普华永道一直稳居第一，可以说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高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王兵等，2011）。如果定义普华永道为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H2：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高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最近一次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是在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倡导下发生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和职业声誉，以期帮助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缩小与国际四大在业务执行和品牌声誉方面的差距。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的披露，在2007—2010年间进行合并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就有12家，而且在《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名列前茅的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几乎都是经过合并建立的。因此，这也支持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这个论断。由于国际四大相较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所有权性质和品牌声誉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本文拟剔除国际四大来单独研究我国不同规模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0年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剔除一部分样本，最终得出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是2008年1 417家；2009年1 429家；2010年1 447家，总共4 293家。其中，剔除的样本包括：

1.金融类企业；

2.2008—2010年各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

3.ST或PT的上市公司；

4.财务数据异常或缺失的上市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部分需要补充的数据从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监会网站得来。本文使用Excel软件和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二）模型的建立

会计师事务所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就有可能被利益相关者。如果法院判决会计师事务所败诉，会计师事务所不仅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而且其品牌声誉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避免审计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注册会计师必然会在执行审计业务的过程中更加小心并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还会强制地要求被审计单位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及时地确认“坏消息”，以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所以，经审计过的财务报告可以看作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结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经审计过的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而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就可以间接地转化为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性程度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笔者借鉴刘峰和周福源（2007）的方法，在Ball and Shivakumar（2005）的模型中加入了会计师事务所类型这个哑变量，其表达式如下：

ACCit为因变量，表示i公司t年的应计项目除以t-1年的总资产，应计项目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净现金流量的差。BIG4、BIG1和BIG10为自变量，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类型。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BIG4为1，否则为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普华永道，BIG1为1，否则为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国内十大，BIG10为1，否则为0。CFOit为i公司t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除以t-1年的总资产；DCFO为虚拟变量，若CFO小于0，DCFO=1，否则DCFO=0。CFO

×DCFO是交互项，如果存在会计稳健性，α5为正。CFO×DCFO×BIG4、CFO×DCFO×BIG1和CFO

×DCFO×BIG10是交互项，用于衡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情况。根据本文的假说，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出于品牌声誉和诉讼风险等方面的考虑，会强制要求被审计单位及时地确认“坏消息”。因此，经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程度就越高。所以，预期α7为正。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表1中，ACC的均值为-0.01375，中位数为-0.01934，二者比较接近，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表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该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正数，表明多数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都为正数，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DCFO的均值为0.206382，表明大约有20.6%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4的均值为0.069182，表明在我国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较少，仅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92%。

在表2中，ACC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接近，而且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也较小，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正数，表明由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多为正数，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DCFO的均值为0.117845，表明大约有11.78%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1的均值为0.397306，表明在国际四大中由普华永道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由其他三家总共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相差不多。

在表3中，ACC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接近且都为负数，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均值和中位数也比较接近但都为正数，表明由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多为正数，大多数的公司经营业绩良好。DCFO的均值为0.212963，表明大约有21.3%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10的均值为0.46021，表明由国内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由国内非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差不多，国内十大的规模远大于国内非十大。

（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在表4中，CFO×DCFO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882，超过了0.5，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共线性问题，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同样，BIG4×CFO和BIG4的相关系数为0.675，CFO×DCFO×BIG4与BIG4×DCFO的相关系数为-0.707，都超过了0.5，可能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

在表5中，ACC与CFO、DCFO、CFO×DCFO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5、0.534和-0.613，均超过了0.5，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共线性问题。CFO×DCFO与CFO、DCFO的相关系数都超过0.5，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CFO×DCFO

×BIG1与BIG1×DCFO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5可能也是由于上述原因。

在表6中，CFO×DCFO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888，超过了0.5，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同样，BIG10×DCFO和DCFO的相关系数为0.617，CFO×DCFO×BIG10与BIG10×CFO的相关系数为0.67，都超过了0.5，可能也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它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

1.国际四大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表7中，模型（1）的拟合优度为0.289，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549，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39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4×CFO的回归系数为0.06，但是却不显著，表明四大审计的公司没有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4的回归系数为-1.13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好消息”相比，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这说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国际四大并没有提高其审计的公司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由此可以判断，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具有较高品牌声誉的国际四大并没有提供比非四大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这与假设1的论断相反。

2.国际一大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表8中，模型（2）的拟合优度为0.574，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465，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71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1×CFO的回归系数为-0.046，但是却并不显著，表明普华永道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1的回归系数为-0.266，但是却并不显著，这表明与“好消息”相比，普华永道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普华永道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比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进而说明不同规模的国际四大所的审计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差异，这与王兵等（201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并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该研究结果不支持假设2。

3.国内十大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表9中，模型（3）的拟合优度为0.283，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632，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47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10×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没有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10的回归系数为-0.111，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好消息”相比，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进而说明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低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这与假设3的论断相反。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本土大所并没有提供比本土小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并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以我国审计市场为研究样本，国际四大审计客户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甚至比非国际四大还低。在剔除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而单独研究国际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时，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低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同时，在剔除国际四大而单独以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样本时，国内十大并没有提供比国内非十大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并不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针对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国内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减少和避免因国际四大的高品牌声誉而对其产生的盲目崇拜；其次，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整合内部资源，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以期真正提高审计质量；最后，我国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由于审计质量不能直接衡量，本文就只能采用会计稳健性这个间接指标来衡量审计质量，而且使用会计稳健性衡量审计质量的科学性和由此得出结论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在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划分上，本文将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这种划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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