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篇1

中国古典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尽管已经散佚了许多，但是流传到今天的文献其数量仍然是很大的。由于战争和政治等诸多原因，中国古典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仅出现散佚的现象，还存在讹传和误传的现象。“托名”他人的文献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占有一定的数量，这些托名的文献有些是作者为了使其流传便在其产生之初便托名他人，但是也有一些文献是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托名他人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托名他人，一种情况是原作者姓名佚失，另一种情况则是原作者名气不大。无论是在文献产生之初被托名，还是在流传过程中被托名，托名的文献能够保存到今天都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托名文献一种情况是托古人之名，这种情况较为常见，并且多是托名气较大的古人之名。这里所说的古人是指早于文献诞生的古人。另一种情况是托时人之名，便是托作者同时期名气较大的姓名。还有一种情况较为特殊，便是托后人之名。由于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原作者姓名佚失，后世传播者在不知作者的情况下妄断其产生时期，以晚于作者的名人托名文献的情况也不可避免。托名时人往往是托名相识的同时期名人，当然也有只识其名而未识其人的情况。但是，托名古人却是往往托名非常有名的人士，甚至是托名传说之人。

儒家六经托名孔子删定，在后世流传中出现诸多版本，多有托古传世者，诸多笺注也托名各时代名儒。诸子著作后世散佚严重，许多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只存其名，不见其书，后世文人依据其他文献记载造作而托名诸子的情况非常普遍。佛教的经典在发展到大乘佛教时大量涌现，翻译过程中也掺杂了一些伪经。此外，还有许多笺注也托名高僧大德。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大量制造道经，其内容非常芜杂，根据派系不同，后世经典往往托名黄帝、老子、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道君、玉皇大帝、张天师、西王母、东华帝君、纯阳祖师等神仙或道家道教祖师名号。史书中也有诸多文献是后世依前代之名而伪托的，还有先世并无该书而后世伪作托名先人。诗词歌赋托名情况也较为普遍，有其是以后世流传过程中佚名之作托名先世名人或当时名人的情况较为多见。

托名文献混迹诸多文献之中，扰乱了后世学人的判断，并在不同时期影响了不同的学者。所以，辨别真伪、校勘正误在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并且形成自称体系的辨伪和校勘学问是有其学术背景的。辨伪的学问在战国就开始被研究了，这也说明在战国之前便出现了伪书。《孟子・尽心下》中有这样的语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①语气中便透露出怀疑的味道。经秦火之后，诸多先秦文献多由口授传承，于是在汉代便出现了古今文之争。班固《汉书》和王充的《论衡》之中都出现了辨伪的言论和例证。两晋以降，针对儒家经典、佛经、道经、诸子著作、史书、诗词歌赋集子等各种文献都有辨伪言论和相关著作。存疑和辨伪佛经如东晋道安的《疑经录》载录疑经26部30卷，南朝梁僧的《出三藏记集》中有《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首次将疑经和伪经分列，著录疑经12部13卷，伪经8部13卷。唐代柳宗元对当时流行的诸子文献多有辨疑的言论，如《辨列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辨冠子》等。宋代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等书的辨伪学风盛行，欧阳修、司马光、陈振孙、晁公武、王应麟、黄震等都有辨伪的言论和相关的著作。明清两代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辨伪著作，清代的辨伪著作更是蔚为大观。民国承清代遗风，辨伪之风气不减，其中尤其以张心的《伪书通考》可谓集前人大成者。其考订全伪者、真杂以伪者、伪杂以真者、真伪杂者、真伪异者、伪中伪者等各种疑伪的文献中，经部七十三部、史部九十三部、子部三百十七部、集部一百二十九部、道藏三十一部、佛藏四百十六部。②

中国古典文献中诸多托名的伪作，这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情况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有《辨伪书》一节，其论述伪书在中国盛行的总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好古”，认为近不及古，出口动笔的言论著述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他把中国古典文献伪书制作盛行的时期分为六个，分别是战国之末、西汉之初、西汉之末、魏晋之交、两晋至六朝、明中期以后。战国之末，由于诸子百家各自立说，托古以为重；西汉之初，由于经秦火后，经籍零散，朝廷广开献书之路，讹诈得赏者便以伪书上献，这种情况在隋唐以后也时常出现；西汉之末，由于经师势力强大，结合王莽谋朝篡位的动机，便出现了窜改古书以引起经学今古文之争的事件；魏晋之交，王肃注经与郑康成争名，便伪造了若干古书。两晋至六朝，道教为与佛教争胜，便出现了许多伪造的道经。明中期以后，杨慎、丰坊等伪造许多远古之书以博取世名。其余各朝代也都有伪书出现，只是不如这六个时期兴盛。宋元时期伪书较少是因为时人喜欢自出见解，不甚以借助古人为重。唐代佛学兴盛，多有伪造的佛典，而儒家书籍倒是较少伪造。③

托名文献使得学术研究中存在诸多陷阱，导致学术争论真假混杂。辨伪学与校勘学分别就文献本身和版本问题进行研究，使诸多存疑或定伪的文献获得了其真实身份的界定。初学者通过了解真伪，从而建立正确的学术认知和学术研究体系，辨伪和校勘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托名的文献并非都是一无是处。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文献在被后人认识其真实面目之后更便于被还原成真实的时代背景，因而在学术研究中被正确对待。

托名文献同样保存了一定的时代信息，只是由于托名使得其时代信息是误导的或隐晦的，通过辨伪使其时代更为准确，进而明确地体现其真实的时代特征。托名的文献也是学人精神的凝聚，固然在流传的过程中被赋予不对等的认识，但是文献自身的学术体系还是存在的。中国古典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佚失了许多，这些佚失的文献中既有真实的，也有伪作，历史有其自成体系的筛选系统。同样，流传至今的诸多文献中也保存了一部分托名的伪作文献。这些托名文献可以流传至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托名文献由于制造年代较近，所以流传至今；有些托名文献由于流传较广，所以流传至今；有些托名文献由于传承有序，所以保存至今；还有些托名文献由于被收入丛书、类书，所以保存至今……无论其原因为何，其流传至今毕竟有其被保存的价值。托名与否，涉及的是文献作者的问题；流传与否，却是涉及文献内容的问题。有些重要文献之所以佚失或被窜改，也许与政治立场等原因有关，但是历史的真实和其特殊性并不会因为今日的价值体系而改变，文献遗存的真实情况是历史最好的注脚。

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古文献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中国古文献学研究整理的历史概况，总结历史上古文献学家的经验和成果，为当今和后世的古典文献研究整理和利用提供借鉴。④托名文献的考证辨伪属于辨伪学研究的范畴，辨伪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托名文献和真实文献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中国古典文献发展的历史和其研究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托名文献。托名文献在其流传的过程之中还衍生了许多相关的文献，辨伪和笺注等衍生的文献再次结合托名文献对后世文献的传承和积累产生作用。托名文献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有一定的影响，其存在促进了辨伪学的产生，并且使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的内容更加丰富。

注释

①　（战国）孟子.孟子・尽心下[M].万丽华，蓝旭，译注.中华书局，2006：319.

②　张心.伪书通考（上、下册）[M].商务印书馆，1939.项楚，张子.古典文献学[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370-375.

古典文献论文篇2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古典文献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8-0231-02

中医药古典医籍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历经几千年中医药文化的积淀，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培养中医药人材， 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近些年来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其重要性获得了业内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重视，是中药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主要集中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如果能够将中医药知识产权融入古典医药文献的研究，必然能够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与新兴的知识产权相结合，收获累累学术硕果。本文以古典中药学文献《证类本草》为例，就古典医籍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医文献研究生教育中应用的重要性及方法做以论述。

一、古典中药学著作《证类本草》概述

《证类本草》全称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北宋药物学集大成之著。成书于元丰五年（1082）前后。全书31卷，在广泛的文献辑录基础上，收药1748种，单方验方3000余首，方论1000余首，许多已散失的医方赖其得以留存，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

二、中药学典籍《证类本草》涉及的中药知识产权内容

1.古代方剂的专利保护。中药复方最能够体现中医组方用药的精华，我们临床使用的很多处方是在古方基础之上化裁而得到的，古典医著《证类本草》收载方剂3000余首，对于医方申报专利而言，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是专利的“三性”，即为专利的确定准则。（1）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或由他人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证类本草》中收载的方剂是否还可能具备专利的新颖性？美国兰德斯与波斯纳认为：如果有关一项发明的知识已经完全被人忘却，则再次发明认可对之获得专利。抛弃可以被作为证据，证明了第一个发明人未能够将其想法付诸实践，而将抛弃了的事物付诸实践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人。 唐氏在《证类本草》中增列附方三千余首，上自仲景方，下迄唐氏本人经验方，无所不收，使书中多狄┪锒加懈椒健H绻《证类本草》中3000余首方剂被弃而不用，那么必然是中医药领域的一个浪费，而将其充分利用并寻求专利的保护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证类本草》中收录的方剂，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加减治疗很多疾病，这些方剂是在原方基础之上的变换，因而具备新颖性。（2）创造性是指同已有的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证类本草》中的许多方剂，在临床上加减应用治疗今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证类本草》中记载的方剂四顺汤，由甘草、人参、当归、附子、干姜组成，最早用于治疗寒冷饮食不调，下利。笔者在临床运用过程中，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将其加味青皮、延胡索、枳实、川芎、黄芪、益母草，用于治疗妇科气血两虚，肝气郁结，脾虚中寒之月经失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临床积累医案数量足够大，确认该处方的疗效可靠之后，可以将其申报为“一种治疗妇科虚寒性月经失调的中药组合物”专利。《证类本草》中的许多方剂在临床中加减运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如果将这些疗效确切的方剂全部申请专利，将会是一笔巨大的中医药知识财产。（3）实用性是指发明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加减药味的古方，必然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观察，确认疗效之后申报专利的；但是获得专利授权之后，要想成为新药上市，必然要经过新药申报、审批、注册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中药复方专利只有转化成新药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其意义。因此，在申报专利之前就应该做好申报新药的准备。

2.道地药材的地理标识保护。《证类本草》收载药物1748种，在说明药物的形态、功能、用法、用量、炮制等方面的基础上，对于中药出处也有详细的论述：如卷10提及的大黄，书中论述：“大黄，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今蜀川、河东、陕西州郡皆有之，以蜀川锦文者佳。”这是对于中药道地性的早期论述。“道地药材”是古人评价和控制药材质量的一个称谓，通常是指来自特定产区、生产历史悠久、栽培加工技术精细、质量优良、疗效显著的药材，因而道地药材被用作优质药材的代名词，道地药材的保护方式是地理标识，TRIPs协定第22条第1款对地理标识作了这样的定义：地理标识是指识别某货物来源于某成员领土或该领土内的某地区或地方的标识，该货物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该地理来源。《证类本草》记载7种和州产药材，分别为干地黄、茵陈蒿、芎 、蘼芜、当归、牡丹和桔梗，和州为今安徽和县一带，古名历阳，因“县南有历水”而得名，该地属北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系丘陵、低山地区，区域内野生药材品种丰富，是安徽东部重要的中药产地；而以我国传统中药材产地滁州为标识的知母、薯蓣、人参、黄精、葳蕤、车前子、升麻在本书中也有翔实的论证。

我国中药材品种丰富；但是，同一种中药可能质量差异较大；中药材质量直接影响着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的质量，是当今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而，应加强道地药材的地理标识保护；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对道地药材有效成分的研发，开展中药材GAP建设；GAP的实施是解决中药材质量的关键环节，其过程是通过明确物种的真实来源，严格控制药材的农药、重金属等污染，以及实施种植全过程规范化，实现药材质量安全和稳定可控；在保证饮片质量的前提下运用复方防治疾病。

三、中医文献研究生展开古典医籍知识产权教育的方法

1.将相关教育纳入研究生日常培训及专题讲座。研究生入学之初会接受到学校、院系、导师、课题组等多个层面的教育，以充分地了解在校期间各项章程及学习任务。在接受导师及课题组教育之时，可以将古典医藉分类别、分阶段的介绍给学生，同时向他们灌输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知识，培养他们该领域的兴趣，同时组织青年教师成立阶段性成果评审小组，通过学生自评及小组测评的方式定期汇总各个学生的成绩，通过这个过程的教学实践，很多学生会激起热情进而在该领域中发掘自己的硕士课题。

2.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入门。几年前笔者在重点中医药院校展开了关于中药知识产权的调查研究，兴趣浓厚但是了解甚少，因而对于年轻而精力旺盛的学生们，我们可以运用多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作为前期的入门向导。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更喜欢相关领域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论坛、讲座等较为灵活的学习形式。在学生们之间展开调查问卷，就大家感兴趣的论著及知识产权内容设置论坛的板块，课题组每季度设置相关知识的宣传周，张贴相关知识的Y料，同时聘请专家开展学术讲座。

3.开设选修课程，拓展学习领域。中医药院校的选修课程灵活而多样，医史文献的教师可以联合知识产权法学的专家学者一起之制定授课计划，进而在中医药文献以及基础类研究生中开设古典医籍知识产权保护的选修课程，详细介绍其授课内容，鼓励一年级的研究生选修。其他院校可以选派学术成果显赫的教师到相关知识产权院校进修，为培养学生做多方面努力。

古典文献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8-0205-02

在彝族民间教育中，《玛牧特依》有着很高的地位，其既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是现代化的教育。笔者认为，《玛牧特依》的教育思想在各种传统教育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火塘教育

火塘教育，即以火塘为中心的一种教育。彝族人民喜欢围在火塘边交流取暖，笔者认为，没有火但形式上和有火一样围在一起，甚至只有两个人面对面进行交流，也应该算是《玛牧特依》的火塘教育模式。

火一直伴随着彝族人民的生活，彝族人取暖煮食，以及进行原始宗教活动都需要火来维持。在一定时期内火也是彝族人驱赶猎物的工具。在彝族民间有火使彝族人摆脱饥饿、摆脱灾难的传说。很多彝族人都是伴随着火而长大的，包括今天在都市生活的彝族人，他们回家探亲时火依然是他们的朋友。

如今，有些偏远的彝族村寨还没有通电，只能依靠火来取暖煮食。有些彝族村寨虽然通了电，但人们承受不起电费，依然需要火的陪伴。笔者在凉山彝族腹心地带――美姑县当过教师，曾经到离乡学校很远的乃竹库村、乃托村和乃乌村进行调查，这三个村寨不通电，火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

在寒冷的冬天，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屋内，彝族人都靠火来取暖。在彝族人进行原始宗教活动的时候，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火的参与，没有火便无法完成活动，哪怕是只需要主人家自己来完成不需要请毕摩或者“苏尼”①的小仪式。

笔者认为，正是彝族人生产生活中对火的普遍使用，为彝族民间的火塘教育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围绕着火而产生的一系列活动，那么就无所谓火塘教育，在火塘教育的多种场合里《玛牧特依》思想内容的教育是比较多的。《玛牧特依》的火塘教育不只限于屋内，也不只限于晚上在火塘边，在室外和白天都在零散地进行着。彝族人的三锅庄旁是室内进行《玛牧特依》教育的主要场合，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晚上。彝族人走亲访友或参加各种婚丧嫁娶活动都是在下午进行，到了亲戚朋友家基本上都接近傍晚了，即到了用火时间。在自己家中，一家人里懂事明理的人对其他人进行教育也基本都在晚上，这时大家都忙完了白天的活，闲坐在三锅庄旁，便是《玛牧特依》教育的开始。这种火塘教育的内容极其广泛，针对不同的事情，长辈们或者德高望重者会用《玛牧特依》里不同的思想内容来进行教育。

室外进行《玛牧特依》火塘教育一般是与长者或者伙伴们在野外放牛羊时、赶集与亲戚朋友相会时、做活农休息时、火把节或者彝族新年村内大聚会时。此外，彝族人产生纠纷时，“德古”②在调解纠纷过程中运用到《玛牧特依》里的内容进行调解，或者双方对自己人的教育过程中运用《玛牧特依》思想也算是一种火塘教育，双方各自有商量的地点，如果碰上冷天还会生火烤火，就在没有火的情况下也是一种火塘式的坐立法，所以也应该算是火塘教育。

二、家支教育

在《玛牧特依》的教育思想里，家支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彝族地区，家支聚会是很常见的一种形式，笔者的家乡普格县和笔者曾经呆过的美姑县就有家支聚会。今天的凉山彝族“家支”概念是一种彝族民间共同承认的归属感，大部分都有专门的“家支会”，“家支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职责安排，基本上都是一年开一次会并缴纳会费，当家支成员的重要亲属去世时，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费用，安排部分人员参加送别。有些严格的“家支会”规定，如果连续两年无故缺会，那么将不能再参加“家支会”。在平时，如果遇到困难，家支成员也会自发来解决问题，这种大小聚会就是《玛牧特依》对家支成员进行教育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

三、学校教育

《玛牧特依》学校教育是指其文本思想通过口传或者被选用于彝文教材里并付诸于教学实践中，在师生的互动中产生的一种活灵活现的教育。这与国家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国家在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鼓励支持与少数民族双语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彝汉双语教育的支持和实施已经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得到了很大体现，现在凉山州中小学教育中全面推行彝汉双语教育，在各个阶段都要求开设彝汉语文课程，而且在喜德县民族中学和昭觉县民族中学全面推行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教育，在西昌市民族中学也有部分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教育，这种一类模式教育对彝族学生参加高考有很大的帮助。

《玛牧特依》学校教育在大中专院校里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四川省彝文学校的彝族文化专业课的开设，以及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预科教育学院一类模式培养点和彝族文化研究所的成立，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的成立，等等，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小学、初高中、大中专院校都在进行彝族文化教育，在教材里编译者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彝族文化的精髓部分进行选用，这其中少不了选用《玛牧特依》里的内容。

《玛牧特依》的思想内容除了通过书本教材的形式在学校教育里体现外，它还可以通过口传的方式实现。在一类模式教育或者彝族学生比较多的学校里，由于学生汉语基础薄弱，全汉语教学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有很大的困难，需要借助彝语才能完成，所以大部分教师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彝汉双语进行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表现出不同的个性，有些学生不听教师和同学的劝导，这时，教师会运用《玛牧特依》里关于劝学或者励志方面的思想对其进行教育，这种情况笔者不仅自己碰到过，也在很多学校见过。在大中专院校里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大部分是以师生学术交流的形式表现。

注释：

①苏尼：相当于汉语里的巫师，行巫术，除毕摩外的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主持者，无经文，其可以传女，只要有鬼怪附身“能见鬼怪”就可以成为苏尼，驱鬼出怪。

②德古：音译，彝族民间矛盾纠纷调节者，具备丰富的彝族民间常识。

参考文献：

[1]黄建明.彝族《教育经典》浅论[J].民族教育研究，2001，（2）：71-74.

[2]蒋立松.彝族传统教育经典《玛牧特依》主要内容及特征初探[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5）：71-73.

[3]刘正发.凉山彝族家支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W出版社，2007，75.

古典文献论文篇5

 

古典文献是我们了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直接依据。在高等学校开设古典文献学课，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利于大学生合理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延边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学科现状

一个学科作为一个学问门类的存在，应该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人才，以固定的机构为依托。在我校，设有古籍研究所，但侧重的是历史文献尤其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渤海史等的研究。而古典文献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没有固定的研究机构，没有硕士学位点，且在专业设置上隶属于语言教研室。2007年重新修订《延边大学本科培养方案》前，“古典文献学”名为“文献学”，作为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选课存在。2007年以后，则更名为“古典文献学”，由原来的专业必选课变为专业任选课。实行主讲教师制以来，文献学却没有主讲教师，而是聘请历史系一名讲历史文献学的教授为中文系学生讲授文献学。事实上教学方法，中文系目前为止没有一位教师获得文献学博士学位，甚至连文献学硕士也没有。没有专业机构，没有专业人才队伍培养，课程设置不合理状况等等都使我校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提上了日程。

在上述客观事实下，古典文献学的教材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如何安排，教学方法如何采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二十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祯《古典文献学》，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献学》，周彦文主编《中国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王燕玉《中国文献学综说》，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等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点，但对定位为民族性综合类大学的延边大学学生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深，课时与课量要求也过大，不太适应教学的需求。2006年以前，我校中文系选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编）作为参考文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辑佚与校勘等章节的安排基本囊括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而且难易程度适中。涉及解释古典文献专业知识的地方都举出文学文献实例，特别是一些基础知识更是一一予以解释。比如讲述训诂术语的时候教学方法，某，某也；某者，某也；某也者，某也；谓； 言； 犹； 日； 当为、当作； 读为、读曰； 读如、读若； 之言(之为言)； 谓之等等都举例参照。暂定为我系古典文献学教材，力求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编订符合我校实际的文献学教材。

三、课程内容设计合理化

在有限的学时内将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作为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一一详细介绍？笔者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等作为古典文献学的基础每一门类都可以作为专题，在授课中是不能回避的，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把如此多的教学内容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因此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可以简单提及必须进行合理安排。除必讲内容外，简单的内容可以布置学生课后自学，既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某种程度上也督促了学生自主学习。

古典文献学作为中文系开设的专业任选课，应该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即在阐述基本文献学理论的同时注意所列举的文献实例应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比如在讲根据卷端书名冠词进行版本鉴定时，列举《元刊梦溪笔谈》、《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反映刊刻年代，《三桂堂王振华刊本警世通言》、《太平路新刊汉书》反映刊刻者，《别本说唐后传》反映版本类型，《新刻急就篇》《重刊拜经楼丛书》等反映版次，《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反映底本论文提纲怎么写。又如在讲古籍校勘的材料依据时，所列举的蒲松龄《聊斋志异》稿本，宋本《白虎通》，《尚书》孔传，《诗经》毛传、郑疏，《礼记》的郑注、贾疏，《左传》的杜注等都为中文系学生所熟悉的文学文献。

当今科学技术及其网络的普及化，电子文献的检索征引成为趋势。网络为我们今天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选取科学可信的文献显得尤为必要。教授学生网络检索磁盘检索方法，告知学生国内外著名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也是现代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之一。

另外，延边大学作为民族性大学在地缘上优势明显，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在文献学研究方面都应该发挥其优势和特色，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在授课过程中除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外，对朝鲜、日本文学文献也应有所涉及。

四、教学方法运用得当化

（一）教师启发法

从学生角度来说教学方法，学习古典文献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理论学习通过文献学、书目提要等了解典籍的种类、性质、体例、作者、著述年代、流传情况、版本类别、真伪、有无注疏等基本情况，在学习中遇到具体问题时知道应该征引哪些文献为自己所用，这是学生学习文献学要达到的目的。那么教师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统文献学教学中，教ν往是把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全面地传授给学生，教Φ慕彩谡季对地位，几乎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时间，学生感觉到古典文献是死的。加之学生古典文学基”∪酰对于一些基本典籍的了解仅限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掌握的知识，实际上十分片面，因此，文献学的摘要求学生在搜集资料的基∩咸岢鲎约旱墓鄣阈纬勺约旱呐卸稀?

（二）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课件的交叉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古典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必要的，某种程度上还能弥补图书馆珍贵古籍收藏很少或根本不收藏的缺憾。再如,在讲授古籍的装帧形式和版本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就更直观也更感性。借此帮助教师更有序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这种优势是其他教学方法无可比及的。在讲授古籍装帧形式这一章节时还可采用手工演示的方法。学生可以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书的模型。

古典文献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体系也日趋完善。但我校古典文献学科却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教学内容的整合调整，教学新方法新手段的探索与采用对于我们从事古典文献学教学的教师来说是今后教学和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戚福康.论文献学与大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兼论教学方法的变通[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4)

[2]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J].学术界,2000(4).

[3]于峻嵘.“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纪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

[4]董冰华.关于文献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古典文献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3-0189-01

一、研究方法

系统查阅了2000年――2010年11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科研论文，共14433篇，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研究的文章共59篇。本文通过这些文章进行比较、分析、总结。试图将中国古典园林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系统化。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00――2010年11年间，收录在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科研论文，共14433篇，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研究的文章共59篇，占总数的0.4%。

（二）科研成果分布情况

1、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的研究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的论文共25篇，占42.4%，在邸海彦，赵一寒的《现代景观设计对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中：主要以陶然亭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思想与设计手法两方面的传承关系。王雷，王建国的《浅析现代景观设计中对古典园林的继承和发展》中：作者讨论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继承。宋珊，邹志荣的《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的继承与发展》中：从探讨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的布局形式、造园手法、意境表达、理论和手法入手，比较两者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利弊。

2、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的论文共19篇，占32.2%。在曹建富的《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思想在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中：作者从中国古典园林思想观、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思维方式以及设计理念来研究了园林设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地文化特色，和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在肖毅的《试论江南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在现代园林中的运用》中：通过对江南园林自然式布局和造园方法的分析，对古典园林手法的充分利用和剖析，对江南园林有一定的探究的前提下，对现代园林以及景观设计有一个指导性的方向。

3、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较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的论文共15篇，占25.4%。在汪亮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较研究》中：对传统封闭式园林艺术与开放式现代景观设计载体、生态观、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在卢思的《中国传统园林与现代景观之差异与联系》中：论文首先诠释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含义，继而探讨了两者间本质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三、结论与建议

从我国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研究总体情况来看，在近11年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在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景观设计有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从研究水平来看。不仅关注理论而且关注调研实践，并开始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来分析和评价。

但同时，我国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基本规律和特点的研究不足。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园林有不同的内容和试用范围。调研发现，在探讨现代景观设计的方面，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吸收和借鉴的深度还不够，只停留在在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吸收层面，而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新研究进展。

其二，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对和继承的研究有待深入。当前我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对现代景观设计如何才能吸取中国古典园林的优点？中国古典园林是否还可以再现代景观设计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立足于本土创新是否是唯一值得信赖的途径？都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其三、对中国古典园林给现代景观设计带来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较少。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时间维度上的开放系统。我们要深入研究对古典园林的理解和创造力；在批判中吸收和借鉴，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新园林。

参考文献：

古典文献论文篇7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古典文献论文篇8

[作者简介] 兰甲云（1963—），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易学、网络文化传播伦理.

[摘要]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礼学；礼学文献；文献分类；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27—05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兰甲云，陈戍国等：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

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国礼制史》（六卷本，280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姜广辉.《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序[A].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J].复旦大学学报，1995（6）：52-58.

[6]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陈戍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8]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古典文献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一、艺术学与美学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感与审美，这是艺术学学科得以独立的根本原因。西方艺术学源于西方美学，从美学之中分离出来，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学科概念来自于西方美学的传人，而中国艺术图书门类目录的建立远远地早于西方美学概念的传入。

西方美学研究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西方现代艺术学是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名称。现代艺术学概念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第一卷首次提出，至今仅有百年历史。1920年，欧洲留学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美学与艺术略谈》，介绍美学研究六门，其中第五门是谈：

艺术天才底特性及创造艺术底过程。研究古来大艺术家底生平，从他生活史或自传中考察他创造艺术时的心理作用及技艺的运用手段。

宗白华先生从艺术创作、艺术家生平、艺术心理、艺术创作技法四个方面讨论艺术的问题。对艺术的定义是：“人类底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够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的俞寄凡翻译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艺术学概论》，对美学与艺术学的界定问题明确指出：

所谓艺术学，是把艺术做主要的对象的，所以比较把美做对象的范围来的狭小。但是把艺术彻底研究起来，还是离开美学。叫做艺术学的为是。

黑田鹏信如此简洁的一句话，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厘清了艺术学与美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当然，对于艺术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拿出具体的研究方法。1925年至1949年宗白华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讲授《美学》、《艺术学》课程，将艺术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与课题归纳为：1，什么是艺术学；2，艺术的范围与其他aesthetic活动；3，艺术的起源与进化；4，艺术形式与内涵问题；5，艺术的风格论；6，艺术鉴赏论；7，艺术的范畴；8，艺术的分类问题；9，艺术系统（各种艺术）；10，艺术的相互阐明；11，艺术的功用（Function）。a，人类精神生活的，b，人类社会上的；c，人类伦理上的。宗白华先生从艺术的范畴论、起源论、形式论、风格论、鉴赏论、审美论、分类论、系统论、关系论、功用论十个方面论述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构建了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的十个论题具有普遍性，至今对中国艺术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宗白华先生提出的艺术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的研究是具体的关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关于美感与什么是美的定义的问题研究。或者说美学是基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研究，而艺术学是关于艺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研究。

二、我国宋代即有艺术其学

说起来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中华民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在历史上中国艺术是久有其书，久有其学。中国历史上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特殊位置，乐舞诗歌从属于儒家的经学。南朝皇帝雅好丹青艺术，至隋唐中原艺术与胡人乐舞的艺术交融，两宋艺术走向文人化、市俗化，由于宋代皇帝对艺术的欣赏，设立皇家画院，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艺术图书得到重视，宋代艺术在图书分类的目录中得到独立。依据有三：

其一，宋代李淑，邯郸人，在馆阁中为官，曾经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目工作，编《邯郸图书十志》，将家藏图书分为五十七类，厘为十志。有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八类。艺术与经、史、子、集并列。

其二，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其三，南宋郑樵的族孙郑寅@撰《郑氏书目》七卷，分图书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共七类。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与经、史、子并列。

以上宋代三家依据具体图书目录情况创新，不守四部分类，将艺术独立为门类。根据中国学术思想“有其书即有其学”，所以说艺术在中国宋代就已经成为学科门类。

两宋时期完善了皇家画院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书画制度，各种艺术形式普及到市井民间。至元代艺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江南文人没有出路与歌妓同等，将其才华用于了元曲与书画创作。至清代，清统治者崇尚汉学的同时，又例行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唯以考据学为营生。清代《四库全书》依例将乐属于经学，建筑、园林、工艺见于考工。古琴、书画、篆刻、杂技作为艺术纳入子部，子部艺术有古琴曲谱、书画、篆刻、杂技。南北曲归于集部。

尽管艺术学学科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人我国，但是艺术学科在中国独立成为门类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礼乐一体的传统与重道轻技的认识误区，导致了将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达到和的效果，艺术成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艺术长期属于文学，以文学艺术并称，艺术隶属于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经专家呼吁，哪于2012年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与文史哲等学科并列。这是一次合乎中国特色的学科门类目录修订，尊重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中国艺术学与中华国学

“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国学不仅仅是经学。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六艺为主。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是文学。四部分类法之中，子部文献最杂，突出了经、史、集的地位，形成了现代文史哲正统学术地位，忽视了自然科学、艺术、技术的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四部分类法的重大缺陷，文史哲文献编著以四部分类为主，艺术学文献如果按照四部分类，则艺术不能独立成学科门类。章炳麟先生说：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中华国学有尚书学、史记学、春秋学、通鉴学、谱牒学、堪舆学、方志学、甲骨学、简牍学、金石学、考据学、辨伪学、文献学、敦煌学、郦学、徐学、徽州学等，这些学科都与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艺术学的任务是“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彻底研究功夫”的学问。中国艺术学要彻底了解中国艺术文献的源流与传统典籍，了解中国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了解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建立中国艺术风格与气派的信心。早在20世纪上半叶，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就已经将国学研究分为六类：

一、哲理类；二、礼教类；三、史地类；四、语言文字类；五、文章类；六、艺术类。

国学中甲骨学、简牍学、经学、文字学、汉画学、金石学、敦煌学等学科都包含有艺术学研究的内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约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至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民族、文学、艺术等，英国人称其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敦煌以莫高窟为主体的石窟多达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壁画、彩塑与经卷、佛画、乐谱等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法国人称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图书馆”，段文杰先生说，“敦煌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敦煌学，包括中国艺术学，中国艺术学是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艺术的发生、发展、流派、体系、特征的科学。

四、东西方艺术是不同的艺术体系

中国艺术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门类与艺术理论体系，东西方艺术的具体内容与涵义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建立中国艺术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基本原因。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建筑、雕塑、绘画，以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艺术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现代西方艺术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刻等。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不包涵音乐、舞蹈、戏剧，更没有东方的书法篆刻艺术，内涵不同体系相异。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涉及到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杂技等，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匠作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由于宫廷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特殊性，中国古代音乐、书画、古琴、戏剧方面的文献著录非常丰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艺术学学科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实践与史料基础上的学科，中国艺术文献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代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研究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的起源、艺术的作用与功能、艺术的历史、艺术的批评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与艺术作品的欣赏、艺术作品的评论与历代艺术管理制度。

中国艺术学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为己任，比较中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异同，是肩负创建“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科。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风格的艺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创作风格与理论有不同的流派与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文献。西方造型艺术注重形体光影色彩的塑造，中国造型艺术注重线条、气韵和神采的表现。西方的绘画讲求立体的表现，中国的绘画较多是平面的表现。从艺术的门类说，西方没有书法、篆刻、古琴艺术门类，中国杂技、中国音乐、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绘画、中国武术、中国舞蹈、中国建筑、中国园林、中国工艺形成了中国气派、中国气韵、中国艺术风格的艺术形式。中国特色艺术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共同构成了独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中国艺术体系，形成了汗牛充栋的艺术文献。整理研究中国艺术文献，建立中国艺术学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学科共识。

五、中国艺术学文献的特征与研究方法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法国艺术、前苏联艺术、西方现代艺术广为传播，中国传统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民间艺术逐渐被肢解为“中国符号”与“中国元素”，中国传统艺术体系面临着碎片化和被解构的危险。建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国艺术批评体系与管理体系，整理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寻找中华民族艺术之根，塑造中国艺术之魂，保护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艺术学文献整理工作即是中国艺术学的修道工作。修道工作要在艺术学、以及艺术学文献的教学中展开。中国的玉器艺术、青铜器艺术、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艺术、陶瓷艺术、书法篆刻艺术、宗教艺术、民族音乐艺术、舞蹈杂技艺术、武术、戏曲艺术、评话相声艺术、民族服饰艺术、民俗艺术、古琴、书法、篆刻、京剧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门类。以气韵论、一画论、写意论、传神论、笔墨论、一体论、品评论等艺术理论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体系。中国古代艺术本来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石涛说：

书画图章本一体，老丑精雄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非云事迹代不精，收藏鉴赏谁其人。只有黄金不变色。磊盘珠玉生埃尘。

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在艺术方面产生了舞台表演的“舞者不歌”，书法艺术的“书者不画”，艺术理论工作者不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现象。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创作现象整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能够兼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棋艺诸艺于一身，在文学、书法、绘画、戏剧、音乐诸领域均有涉足。音乐、舞蹈、武术，诗词、书法、印章、国画构成中国艺术的有机整体。顾恺之有“三绝”之誉，王羲之长于书画，王维诗中有画，坡长于诗词、书法、绘画，徐渭在戏剧、绘画、书法、诗词诸方面均有建树，‘郑板桥以诗书画称绝，兼诸艺于一身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李叔同长于绘画、音乐、戏剧，闻一多长于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创作与研究，齐白石长于雕刻、诗词、书法、绘画、印章，丰子恺以漫画、美术史、散文、书法、翻译见长，许幸之涉足诗歌、电影、绘画、艺术理论诸多领域，王朝闻由雕塑创作到艺术理论研究。由于学习前苏联培养单一学科的工具型人才培养模式，艺术的通才大师人物无法出现，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分离，使中国艺术进入了缺少艺术通才、缺少艺术大师的特殊时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中国古代的“文”不仅指文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是指周代的制度文化。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具有图案、形象、文饰等诸多涵义。玉器的图纹造型、彩陶的图纹、青铜器族徽的含义需要多学科的解读与破译。明清的木雕、石雕寓意纹饰都具有广义的艺术文献意义。西南少数民族苗族的服饰图案有“穿在身上的历史”的称誉，其纹饰是图腾崇拜的历史遗存。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文献研究，不仅仅是古籍文献的研究，还要关注艺术史料、文物、纹饰、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流派的研究，这些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艺术学研究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

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流派、艺术家，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

旧的研究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同样收集材料与整理材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脱离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研究，脱离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学研究，模仿西方美学的艺术学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研究。文献是指一切历史性的资料，是朴实学风，收集、整理学科文献与运用文献的方法与途径。中国“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古籍文献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学术研究能否进行的首要因素。研究学术要“征文考献”，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另一方面要拜访贤才，了解当事人的见闻言论，将文字书面知识与社会调查相映证。古代文献的含义，一是指历史资料、典籍档案等文字文献；二是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前者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存储在人脑中的“活资料”。“文献”一词的含义有典籍与耆旧两个方面。典籍是古代的文本书籍，耆旧是知道历史典故的才俊人物。

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的不足来解释文献不足，“文献”一词具有文章、贤才两层含义。南宋经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得更加明确：“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东汉郑玄与南宋朱熹都认为“献”字具有贤才和耆旧的含意。贤才和耆旧是指有道德有才干的贤人和富有历史知识的老人。文献作为专有名词，在金元时期曾将“文献”一词作为谥号和书名。元代尚书右丞耶律履的谥号是“文献”，其文集为《文献公集》。元代黄晋的谥号“文献”。艺术史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文献应该包括艺术家与了解艺术史的人，文献与人的关系密切，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评论都是有人书写的，典籍也是由人书写传授的。

“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与古代祭祀礼仪的舞蹈，艺术有关。八佾是夏代天子祭祀礼仪所用的舞蹈，佾的含义是舞蹈的行列，天子的祭祀礼仪舞蹈是纵横队形舞蹈者八队，每队八个人，共六十四个人。《谷梁传·隐公五年》：“夏舞，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即天子祭拜祖先的舞蹈是八佾，由六十四人列队表演舞蹈；诸公祭祀祖先观舞是六佾，由三十六人列队表演舞蹈；诸侯祭祀祖先观舞是四佾，由十六人演出舞蹈；士大夫祭祀祖先观舞是二佾，由四人演出舞蹈。季氏是大夫，按礼仪应该用四个人舞蹈祭神，却用了天子八佾之礼，即六十四人跳舞祭祀祖先神灵，僭越了古代礼制规定。《论语·八佾》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季氏作为大夫，竟然用周天子的祭祀礼仪等级，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作为祭祀礼仪的舞蹈要符合君臣等级的伦理次序，祭祀舞蹈的规定人数体现了社会的等级，这是古代艺术等级管理制度。

典籍是文献的载体，人是典籍的创造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人生年寿有限，文献典籍记录了古人的语言可以跨越时空，生也有涯，艺也无涯，典籍文献可以将前人的思想代代相传。秦始皇焚书以后，孔府墙壁藏书保存了先秦典籍，由伏生授经，口传相授，使文化传承不灭。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书丧，犹有舌”的文化传承精神。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在南京大量掠夺中国图书文献和艺术珍品。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畏艰难，弦歌不止，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

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有经史为文，论事为献的解释。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用“文献”二字命名书名。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文献通考》，在《文献通考》序言中对文献的含义作了阐述，将文献分为“叙事”与“论事”两类，《文献通考·序》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在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前者是经典著作的文字资料，后者是议论风生，是对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作阐发，是对经典文献的贡献。文献有叙事、会要、传记、评论、记、录等文体。古代经典著作谓之“文”。唐宋以来诸臣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在文体书写格式方面，经史为文，要顶格书写，名流论事为献，则降一格书写。

至明代时“献为贤才”的含义逐渐淡化，“文献”一词的含义几乎是图书典籍的别称。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篡《永乐大典》，初名为《文献大成》。至清代，“文献”一词成为通用语汇。现代词语中“文献”的含义成了图书典籍的代名词。

现代中国艺术学力求对中国艺术进行整体的研究，艺术学学科的中国化历程要回顾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发展的规律、文献的出处和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构成基本框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的艺术文献内容异常丰富，是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宝库，中国艺术学文献的文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民族艺术文献。艺术文献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时空跨度非常之大，未开辟的领域非常之多，各民族的艺术文献非常之丰富，中国艺术文献工作将为艺术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文物的艺术文献价值

文献一词的含义包括文物在内的广义文献概念和狭义的书面文字。广义文献概念的定义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图书与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汉字的“献”字具有“祭献”的含义。祭祀礼仪的祭词乐舞、祭祀礼器、随葬冥器均为献祭仪式的必需物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吴小如考证说“献”是会意兼形声字，其繁体是“獻”，獻字是由“鬲”和“犬”组成，鬲是古代装盛祭品用于祭祀的礼器。献的含义是将犬作为牺牲盛放于鬲中以祭祀祖先神灵。所以说中国古代陶器的刻画符号、陶塑人像、装饰图形具有祭祀文献的含义；青铜器的铭文是古代祭祀、征伐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录。吴小如对古代文献中“献”为贤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可能够活到几百岁以上。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与“不足”去形容。而贤人则不能像军队一样，有规定的人数名额，似乎不宜以“足”与“不足”去形容，而今天考古学界所用的“文物”，正与“文献”的初义相近。艺术文献可以依据时间分为史前史料、古代艺术文献和现代艺术文献三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文字资料文献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艺术作品和文物。《胡适之文存》第二集《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说：

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奢好。鼎彝、帛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却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下的证明。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资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作为艺术品的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可以纳入艺术学研究的范畴之中。随着考古发现和大规模的建设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陶器刻画文字符号、彩陶文字符号、商周殷墟甲骨文文献，金石文献等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时空来说，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到五千年，而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动辄数五千年至一万年以上。发现的人类史前遗址有数百万年之久，如果艺术学仅仅研究文字记载的三到五千年的文字史部分，大量的史前艺术遗址就会丢失，艺术学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中国考古界广泛使用的“文物”二字，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遗存物，或者是“文献的证物”，具有文献证物的特性。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是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辞海》文献条对文献定义为：“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条定义可以理解为：一是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二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三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值得补充的是，仅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不够的，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节文物保护法概述文物的概念和文物的范围是：

文物，指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物。例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文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埋藏于地下的，也有袒露于天地之间的，有国家精心收藏的，也有私藏于民间百姓之中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归于不动文物，精美的古代瓷器、字画、陶俑、钱币等归于可移动文物。

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应该具有了文献价值。如果仅仅是以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为艺术文献，那么中国艺术学研究将失去99%的史料，中国艺术学文献将失去艺术所具有的形象性、直观性、可视性、欣赏性和艺术性的特征。文物属于艺术文献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即有研究古代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宋代赵明成著有《金石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

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传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民族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丧志也耶？成、同间好之者遍天下。

从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到现代的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历史学、艺术学的结合，丰富了学术研究的资料物证。中国自古就有收藏艺术品、收藏文物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注意文物实物的发现，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注重文物和艺术品实物的研究，否则艺术学理论研究将失去研究的对象，走到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辨道路上去。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现代考古学。比较《文物法》界定的文物内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艺术品与文物的历史性、物质性、形象性特征。我国境内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 与重大历史事件、改名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遗址、纪念物；

3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 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 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古代建筑、墓葬、石窟、遗址可以视为艺术遗存，与手稿、古籍图书资料同样重要。以上五条可以看出文物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文献与文物的概念有相近之处，只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角度、表述的方式方法不同。现代文献的概念是专指书籍文字文献。艺术作品具有原生文献的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献”条目界定文献的定义是：

原指典籍与宿贤。……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

据此，可以说古代文献的含义是典籍与贤人；现代文献的含义是：1，图书典籍；2，文物；3，资料。艺术文献属于专门学科文献，艺术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专门文献不同，具有艺术文献自身的特点。前苏联科学家伊林说，我们有了很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头和其他东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议》提出文献与文物对应，他说：

现代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文献已经不是古代知识的独一无二来源；但中国古文献独多，而古文物又极其丰富，正如车之两轮。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今后还会大大增长，研究发表的不过若干分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艳羡之至，而我们似乎都委之于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

古典文献论文篇10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①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②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③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④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固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②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③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④

古典文献论文篇11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B21；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22-06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古典文献论文篇12

从漫长的编纂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少有源于单纯学术目的的编纂，大都属于带有较强政治动机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孔子编纂的《六经》，还是刘向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无论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还是贺长龄与魏源合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些都寄托了编者的政治理想和经世意图。无疑，这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一大特色，但仅以此论断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还远远不够。毕竟档案文献编纂是一项极为专业化的学术工作，其自身带有鲜明的特色。虽言特色，但亦非毫无缺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透露出其独特性所包裹的不足和局限。

一、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分析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各朝各代传世的正史皆是史官（学者）根据前朝遗留档案和民间传说编著而成。因此，煌煌之《二十四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除了这些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中国还有不少档案和史料汇编而成的典籍，比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除有关政事的档案和史料编纂外，中国还有典章制度和诏令的汇编，比如《通典》《文献通考》《唐大诏令集》《元典章》《三朝北盟会编》《唐会要》《秦会要》《通鉴纪事本末》《大清会典》《明实录》等。通过分析这些档案文献的编纂，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

1．重视文献和档案的考证

中国古代任何文献与档案的编纂大都是为了实现鉴古知今的目的，因此保证所鉴之“古”的真实性才能让“资治”今人的效果更加显著。从普通的认知规律来看，人们更愿意相信真实准确的事情，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只有保证编纂对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才能确保编纂成果的使用者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和信息。同时，这也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考证档案和文献的真伪。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曾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虽然是为了回答子张求禄的问题，但其实也可视为编纂规则。也就是说，无论对待什么材料，首先要区分可疑与不可疑之处，其次则通过多方求证可疑之处，再者对不可疑之处也得保持必要的谨慎。这种编纂思想其实一直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与档案编纂文化之中。汉代的著名学者、文献专家刘向也曾提出“校出脱简，订证伪文”，这一说法无疑在强调文献真伪考证对文献与档案的编纂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的范晔、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诸位大家都无不强调文献的真伪对文献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在材料选取上，他们都坚持“慎取”“择善”的态度与原则。在编纂《后汉书》的过程中，范晔利用了实录、起居注等相关材料佐证史料的真伪。而司马光则为《资治通鉴》的编纂制定了“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工作原则，以保证取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第一大特性就是重视考证，确保记录的真实性。

2．编纂原则、方法与体例始终保持发展和完善的态势

在编纂原则上，古代编纂工作者提出了史料与史学著作区分的原则。刘知几就曾提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的说法，他在《史通》中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订，归后来之笔”［1］。不难明白，“当时之简”应为史料，而“后来之笔”则为史书，或曰历史著作［2］。此时，刘氏已有区分史料与史学著作的编纂主张，并提出史料——“当时之简”的分类以及“博采善择”的取用原则［3］。在此基础上，章学诚也提出将历史书籍分为“比次之书”和“著述”两类。所谓“比次之书”，即史料、档案，也就是“后人对前人留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编排之书”；而“著述”就是作者自述之书籍。两者虽有区别，却并不互斥，“比次之书”是“著述”的基础，而“著述”就是“比次之书”的创造性利用［4］。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编纂原则对档案文献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谨慎态度，从无差别对待所有文献到后来愈加精细的文献分类，这种不断进化的编纂精神体现在编纂方法上，每个时代的编纂工作者都针对各自问题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编纂方法。据张舜徽先生的考察，在刘氏父子校书之前，古书的版本不同，来源各异，书名不定，章节不分，篇章次序混乱，且错字较多。针对这种情况，刘向父子提出“收异本、削重文、校误脱、定篇名、除异名、做叙录”等一系列编纂方法，大大改善了当时档案文献的混乱局面。同样，司马光为了应对编年体例的需要，提出了“从目未成，不可蘧然作长编”的编纂大原则，再确定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具体编纂方法。新的编纂方法有时也是为了照顾文献体例，同样，体例也是为了针对不同编纂需要而确立的。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体例之完善是其他古代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早在汉代，刘向父子就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确定书名、增设目录、整理结构，唐代的刘知几则用“书体”的方式解决了叙议之间的矛盾，宋代的赵汝愚又以附录和附注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代编纂体例［5］。

3．具有浓厚的“人本”和“君本”文化特点

孕育于历史中的事物终究要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所以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必然反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6］。在中国漫长的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中，中国古代“人本”与“君本”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之中。“人本”文化是中国古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主流。殷周之际，中国古代文化开始了人文觉醒，从“巫觋的神圣文化”转向“人本的世俗文化”，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殷商之后档案文献的编纂与传承之中。殷商之前的文字多以卜辞为主，专事记录神鬼之事，而殷商之后文字以史官记事为主，如“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所记之事乃人世之事。由此，一个极为合理的推论便是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原则以人为本，让“人们从‘尊神敬鬼’转向‘敬天法祖’，人的地位开始取代神而成为社会的主宰”［7］。而且这种特色也一直保持在中国古代编纂文化之中。这一说法的论据无须过多费心搜罗，仅需留意中国古代无比发达的史书编纂系统和漫长且始终不断的史书编纂历史。“人本”之“人”是何人呢？就社会分工而言，人有很多种。若以所有人为“本”，那么这个“人”便沦为了虚指。而实际上，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以人为本”并不仅是以虚指的“人类”“人民”等概念为根本和本怀的，而是终将落入到实指之中。这个“实指”就是“君”，也就转变为“以君为本”。所谓“以人为本”，通常指为人民平稳的生活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具体表征则是稳固的君权。因此，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在维护君权统治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可以反过来说，君权对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表现出不可估量的支配权和影响力。首先，大量的档案文献编纂是君权所主导，比如各朝各代的实录、圣训、遗文、政令、典章等皆是为皇权所主导，再如《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的编纂亦是由皇权所控制。其次，各朝各代所编纂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为皇权所用。圣训、政令等是为了皇权统治提供历史依据，《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是皇权钳制思想的文化工具，甚至其他文字档案的书写方式也成为稳固皇权的工具。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仅在相对抽象的文化意义上“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较为具体的政治意义上“以君为本”，这便成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又一重要特色。

二、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存在的局限

虽然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历史源远流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发展得极为完备。凡是历史中的事物，必将带上历史烙印。历史并不完美，自然它的烙印也不可能没有瑕疵。据笔者观察，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都带有极为显著的政治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以下三种历史局限性。

1．编纂目的过度政治化，制约了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整体发展

政治化的编纂目的主要体现为皇权的统治目的和编纂人员的政治理想。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以及稳定的统治局面，统治者需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和手段。其实在统治者的眼中，档案文献编纂也是具有表达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功用的，进而实现“资治”效果。无论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是所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或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些都已经透露出统治者利用档案文献编纂来达到治理国家的意图。同样，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制，这些也皆是统治者利用档案文献编纂，为民众制定统一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以便教化管理。除了统治者，还有另一群人——编纂者群体也通过档案文献编纂来传达他们的政治理想。无论官修，还是私修，编纂者都在以不同方式以及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档案文献编纂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或者政治目的。虽然官修者主要帮助统治者实现政治意图，但其也会在文献编纂过程中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官修者不同，私修者的编纂工作主要是为了传递他们自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希望为后世统治者提供政治参考。孔子修《春秋》是为了传播他的政治理想，司马迁撰《史记》则为“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范晔著《后汉书》则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欧阳修编《旧唐书》和《五代史记》也是了发挥“史者，国家之典法”的作用，希望达到“垂劝戒，示后世”的功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目的政治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编纂的内容，还影响到了编纂的客观性［8］，遮蔽了历史的真实性。

2．编纂内容过度政治化，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商业等领域的发展

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不仅目的政治化，而且内容和主体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类型丰富，有史书、实录、法典、诏令集、奏议集、起居注等，仅从这些档案文献的类型名称，如诏令、奏议等就能嗅到极为浓烈的政治气味。史书记载各朝各代的史实，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诏令集用来汇编各类文书，奏议集则收集官员向皇帝上奏的文书……各类档案文献编纂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有关政治人物（皇帝、官员）的言行和国家制度，其政治性极为明显。比如孔子修《书》时多取周公姬旦的文献，用于表现他的政治理想；赵汝愚编录《宋朝诸臣奏议》时，多纳司马光的奏疏，而少取王安石的奏疏，用于传递他的政治倾向。这种编纂行为过分政治化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编纂的取材和选题范围，从而使得政治性的编纂内容较多，而科技类、经济类、社会类、民生类的内容较少。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代科技和商业无法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系统反思。

3．编纂主体过度政治化，使得编纂队伍无法专业化，进而难以形成系统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和相应的学术潮流

从编纂主体来看，无论是孔子、刘向、刘知几，还是司马光、章学诚，他们无疑都是知识精英，甚至大多数还是政府官员。这群人被视为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其社会身份通常是以史官或知识分子为主，是典型的文化精英［9］。我们稍加列举一些知名的编纂大家的社会身份和官职，即可了解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主体到底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中。孔子是鲁国史官，司马迁是太史令，刘向、刘歆父子均任中垒校尉，范晔历任太守、长史、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官职，萧统则贵为昭明太子，欧阳修历任馆阁校勘、县令、集贤校理、知州、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官职……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主体大多都是政府官员，或有少许的在野士人，这种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编纂工作的专业化和理论化发展，难以形成系统的编纂理论和相应的学术潮流，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81.

［2］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8.

［3］王云庆.论刘知几“当时之简”对档案文献编纂实践的影响［J］.史志学刊，2015（4）：19-25.

［4］王云庆，李明娟.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J］.船山学刊，2013（3）：95-99.

［5］薛涛，刘迎红.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发展特点探究［J］.黑龙江档案，2015（4）：39.

［6］于冬燕.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兴盛的社会文化渊源［J］.山西档案，1998（1）：19.

［7］王辉.“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档案文献编纂［J］.山西档案，200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