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论文篇1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毛凯军.技术创新:理论回顾与探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0):55－59.

［3］彭纪生,刘伯军.技术创新理论探源及本质界定［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2):101－103.

［4］李永波,朱方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3):188－191.

［5］余志良,谢洪明.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的研究评述［J］.科学管理研究,2003,21(6):32－37.

新技术论文篇2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参考文献：

［1］米切姆C.技术哲学［J］.科学与哲学,1986,(5):100.

［2］远德玉,吴明泰.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N］.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82－02－10.

［3］远德玉.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J］.方法,1983,(试刊):69－75.

［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62－64.

［5］远德玉.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91－393.

［6］高菲菲,李兆友.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10):72－73.

［7］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8］辛格.技术史(第5卷(下))［M］.陈凡,译.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13.

［9］森谷正规.日本的技术［M］.徐鸣,陈慧琴,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3.

［10］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11］陈文化,刘华容.技术认识论: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2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15.

［12］易显飞,张扬.技术哲学应首先关注技术创新的哲学问题［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8－20.

［13］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14］刘则渊.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1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34－141.[ZK)]

［15］陈其荣.技术创新的哲学视野［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4－20.

［16］肖信华.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17(7):132－133.

［17］夏保华,陈昌曙.简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J］z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8):18－21.

新技术论文篇3

科学技术创新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而复杂性来自混沌与秩序的边缘。在圣塔菲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原来“混沌理论”一词已被宏大的“复杂性理论”所取代了。混沌理论对其范围有严格限制，仅限于对自然界系统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的数学研究。相反，复杂性理论则被认为可以用于复杂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层面。社会系统并不仅仅是由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固定规律所限定的“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相反，它们是可能随时间演化而改变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复杂演化系统”（complexevolvingsystems）。

科学技术系统创新运动是一个貌似无规则运动的有序性演化过程，具有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第一，多因素性。技术本身是各因素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不等于各因素简单相加。各技术要素在技术系统中也不再是原来的因素，因素自身在技术系统动力下也发生了相变，或者说，技术性因素、实体性因素与知识性因素都具有了技术所拥有的整体性。技术因素的作用方式要受技术系统运行模式和运行状态的制约。第二，多层次性。尽管技术的各因素受技术系统动力的作用发生了相变，但技术本身却生成了一种稳定模式。技术的稳定模式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是由科学的技术应用与技术理论的层次性决定的。科学技术系统内有稳定的周期解，周期解内还有混沌区，这种结构无穷次重复着，具有各态历程和层次分明的特征，即存在有界性。第三，多变性。复杂非线性科学技术的创新过程本质就是经历混沌走向有序，因此具有混沌伸长和折叠的特性，这是形成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主要机制。伸长是指系统内部局部不稳定所引起的点之间距离的扩大；折叠是指系统整体稳定所形成的点之间距离的限制。经过多次的伸长和折叠，轨道被搅乱了，形成了新对称结构或混沌。

由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具有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特征，因此，可对其运用复杂性理论进行管理。

1转变思考方式

牛顿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科学建立的基础，牛顿力学是典型的决定性理论，是可测量和可预测的。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两次重大变革所创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分别排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测量过程的完全可控性。混沌理论的诞生打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被视为20世纪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第三次革命。混沌理论认为，非线性系统运动具有无穷大周期且始终限于有限区域、轨道永不重复的、性态复杂的运动，不可能无限精确和无限长时间地测量和计算连续变量。混沌理论解决了困扰牛顿（Newton）力学的三体问题，创立了研究n维相空间的不确定解的理论，混沌理论使人们认识到非线性系统演化既是决定论的又是随机论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只适用于那些宏观的缓慢的周期或准周期的稳定运动，然而，这样的运动实在是太少了。

科学技术创新复杂系统倡导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固有的思考方式，放弃机械论和宿命论，学会欣赏并应付联系、物力论（Dynamism）和不可预测性。因为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多因素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确实存在的运行模式（即现实存在）进行领会，即正视多元化存在，并对不可预测的事件进行反应。为了使科学技术创新过程自我发展为“复杂演化系统”，有必要对学习、多样性和影子系统（Shadowsystem）观点的多元化进行鼓励。

2并不是对每件事都需要进行控制

科学技术对客观事物既进行决定论描述又进行概率统计论描述，这两种描述方法已经共存了几百年。决定论认为，任何一个力学系统只要知道现在的行为就可预测系统的未来行为。概率统计论认为，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系统的未来状态并不完全确定，需要用概率统计方法来描述。

KAM定理很好地解决了决定论和概率论这对貌似矛盾的问题。KAM定理指出，保守系统有可积和不可积之分，可积系统的运动是规则的，遵循决定性规律，不可积系统表现出随机性，成为统计物理学的基础。对不可积系统，KAM环面包围着随机层，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少和扰动不大时，KAM环面包围的随机层测度极小而可忽略不计，统计物理学就不适用了，而应该应用牛顿定律。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和扰动很大时，根据“阿诺德扩散”，KAM环面逐渐减少而随机层迅速扩大，系统只具有极少数的规则运动，规则运动变为次要的，系统出现了大量的混沌运动，这时才能用统计物理学来研究该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近可积哈密顿系统，随机成分有限，导致不可积性的扰动项很小。在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系统处于混沌性态时，确定论和概率论随机交替作用，但确定论占据主流位置，基本能朝向希望的途径发展。随机成分确实存在但有限，因此，在复杂的非线性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能对每件事都进行控制。应该相信混沌性态是貌似不规则的有序，科学技术复杂演化系统不仅反作用于环境，还会反作用于自身，随着时间的发展，科学技术总会不断出现新的有序状态。

3与环境共同演化

复杂性理论借鉴湍流研究思路和方法，认为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同时存在混沌子空间和对称子空间，两种性态此消彼长，不断和外界环境互动而发生转换。在湍流中规则运动包含有小尺度的混沌运动，在混沌运动中又包含着更小尺度的规则运动。这说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是与外界环境紧密联系，并不断互动发展的耗散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系统与环境相互影响、共同演化，这就需要时刻准备好对环境进行反应，凭直觉领会那些驱动科学技术创新变迁的环境模式，根据需要进行适应，而且随时准备抓住各种出现的机遇。科学技术创新系统的三种性态，稳定区域（墨守陈规）、不稳定区域（瓦解崩溃）和混沌边缘（变革栖息地）中，混沌边缘最适宜与环境共同演化。

在混沌边缘，在一种“有限不稳定状态”下，正统系统（主流文化、结构权力等级体制）和影子系统（蕴藏矛盾、变化潜力的非正式组织）能维持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张力。正统系统可以提供清楚的指导，对适当的结构和程序进行授权，以及抑制人员中的不安情绪。同时，影子系统可以激发观点的多样性，并且削弱正统系统的力量迫使它进行不断变革。这样，组织行为表征为耗散结构，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能以新的方式执行基本任务或者追求崭新的基本任务，组织的创造性和创新方面的潜能都展现了出来。

4整体思考

技术创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要求寻找整体模式来思考问题，并用整体的方式来控制创新过程，而不是试图控制每一个细节。整体思考是探索那些在不利的模式下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微小变化，并施加微扰改变系统运行轨道，避免蝴蝶效应。

4.1建立连接

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是可逆的，事物的发展不存在演化；空间是平滑的、线性的；时间和空间不相关联，各自独立存在。复杂性理论认为，由于非线性的作用，时间的变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既可以实现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也可以通过自组织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空间也不是平滑的，不仅存在整数维也存在分数维，整数维是分数维的近似和抽象。此外，通过考察系统中某一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序列，可以重构相空间，得出奇怪吸引子的维数。这表明复杂性空间的形成也反映了事物发展在时间上的积累。因此，在复杂非线性系统运动中，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应该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一个统一体，系统地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时空整体性的，任何因素在时间维度或者空间维度的变异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因素的正常功能，进而影响整个进程。而整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下，似乎只能通过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联来得到了解。因此，科学技术创新过程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各种因素的时空关联，正是时空关联的模式决定了一个系统的表现。整个系统处于密切关联之中，并与他们的环境不断进行交换，与之共同演化。

4.2适应复杂性

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的科学，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线性只是非线性的特例。经典物理学的线性观，导致了事物发展的简单性、确定性和还原性。复杂理论的非线性观，是线性与非线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对立而统一的，前者是事物发展的暂态，后者是事物发展的更基本的更普遍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问题时应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复杂性现象时，用复杂性方法来处理将会显得简洁而有效，反之，采用简单性的方法来研究将会显得繁杂而无效并且得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例如，奇怪吸引子是很复杂的，它可以采用自相似和分数维来简单表示，但如果采用探究轨道的简单方法来研究将是得不到一条确定轨迹的。同样，在研究简单性事物时，如果采用复杂性的方法来研究也将是无效的。

将多元高阶方程化简以便求解，即将复杂现象简单化是我们的思维定势。然而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过于关注细节往往不能产生创新成果，在创造性思考时，复杂性思维是必要的。虽然复杂性思维可能不符合常规，甚至会引来混乱和困惑，那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欢迎的。很多创新团队刻意追求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的不可思议，目的是激发人的创造性，而不是被惯常的生活习惯所泯灭。最好的想法不总是来自高层，而且组织内的人都想事业有成，控制只是一种幻想，如果给予适当的扶持，每个人都有可能做作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4.3让过程成为进行时

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所揭示的是关于简单性事物的基本规律，事物的发展是线性的、可逆的，必然也是前因后果的。而关于非线性现象的复杂理论，由于存在奇怪吸引子，事物的发展结果必然会导入吸引子，呈现出目的性。由于生物学、社会学等是关于复杂性现象的科学，因而也就是目的性的科学。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是基本的、暂态的，而事物发展的目的性是事物的最终结果，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事物发展的目的性要通过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来保证，而事物的因果发展必将会导致一定的目的性。

物理系统，如天气预报是由有限的确定性定律来支配的，有可能观察到奇怪吸引子是怎样产生的。然而，科学技术创新是人类一项复杂的创造过程，受到无穷多个因素及大量随机因素的影响，奇怪吸引子似乎说明不了什么。由于人类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科学技术创新的行为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人类可以思考和学习，根据自身目的进行行动，而且能够反对及驳斥假定适用于他们行为的任何规则。因此，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时必须要制定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每一步则要实事求是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4.4复杂演化管理

逻辑思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强大思维武器，科学研究中所揭示的规律性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保证其正确性的。当然，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它往往能导致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混沌迷蒙的境地。根据混沌现象的长期不可预测性和遍历性，我们将无法通过逻辑思维一步步地走出混沌。因此，这时就应该不拘泥于传统理论，而要大胆地猜测、冒险和创新，进行直接的下意识思维，然后再把中间过程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思维来判断这种猜测的正确与否。所以说，逻辑思维是很重要的，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不可缺少的。

复杂性理论不是系统的，而是整体观的方法，它所强调的不是稳定性而是重视创造性与变革，追求的是“成为学习型组织”。当创新思维被非逻辑思维推向远离平衡态的时候，自组织过程会自然而然发生，它们可以产生更多的变异体并且对周围环境进行更加灵活反应。

参考文献

1AliOkasaoglu，TayfunAkgul.ChaoticMaskingSchemewithaLinearInverseSystem[J].PhysicalReviewLetters，1997（4）

2H-JStockmann，QuantumChaos：AnIntroduction[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

3迈克尔·C·杰克逊著.高飞，李萌译.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黄润生，黄浩.混沌及其应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王兴元.复杂非线性系统中的混沌[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6周守仁.复杂性研究与混沌控制及其哲学阐析[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新技术论文篇4

二、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做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三、小结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充分地肯定了技术创新对“比较优势”的积极意义，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就国际贸易的双方而言，国际贸易对各自的技术创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辨证地看，如果能就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作一长期分析的话，两者之间显然不仅具有一种互动效应，同时具有一种长期增长效应。因为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加上对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增长而言，不仅需要各国独立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了节约稀缺的世界经济资源，需要各国尽可能地分享这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而国际贸易正好能实现这种意图。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处理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

题上，不仅需要做客观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分析，同时也要充分地考虑到制度的、文化的、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

参考文献：

新技术论文篇5

二、高新技术企业营销能力的形成因素

（一）市场导向影响营销能力

从基于能力的视角来看，市场导向指公司对顾客要求的感应能力（Day，1994）。如今市场导向的概念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公司层面的资源，它能够使组织感受市场的需求和开发能连接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其他能力（Day，1994；Slater&Narver，1999；Songet.al.，2007）。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具有审视现状的能力、参与将来的能力和过程再造的能力（Day，1994）。Hooley等人（2005）的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并且认为市场导向的价值取决于营销活动的直接影响和取决于它对其他管理职能无孔不入的影响。市场导向作为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正向地影响了营销能力的发展。因此，市场导向被看成高新技术企业营销能力的前因变量。根据Narver和Slate（r1990）的定义，市场导向包括三个部分：（1）顾客导向（2）竞争导向和（3）内部功能协调。市场导向的构成中最核心的部分还是与顾客相关的活动，它反映了组织的信念和文化。这个概念使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市场导向推动了营销能力的发展。由于营销能力是使得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建立和维持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考察营销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意义深远。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知识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企业营销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影响。Gran（t1996）认为，组织能力是通过企业员工知识和技能的整合而形成的。同样的，营销能力也是在企业营销人员重复运用其知识和技能解决营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市场学习和市场知识管理能力对营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市场导向有助于推动营销能力的发展。

（二）技术导向影响营销能力

技术导向代表了一个公司识别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Gatgnon和Xuereb，1997；Zhou，Yim和Tse2005）。以技术为导向的公司更愿意投入更多的R&D和在组织里应用新技术（Gatignon&Xuereb，1997）。市场导向和技术导向都鼓励接受新的观点，但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何处和如何产生创意。市场导向代表了顾客拉动的经营思想，而技术导向可以看做是乐于应用新技术的技术推动型的经营思想（Gatignon和Xuereb，1997）。企业对新技术的应用是IT企业营销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基于技术的创新与对顾客的紧密联系是分不开的，新技术的采用对IT企业的营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导向和基于技术的创新存在正向关系（Zhouetal.2005）。相似地，Srinivasan，Lilien和Rangaswamy（2002）的研究表明技术机会主义，即公司对新技术的感知和反应能力与技术的采用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高层管理层对新技术支持和技术机会主义的正相关性。而高层管理团队是IT公司营销能力的重要资源，由此可见，技术导向能正向影响IT企业的营销能力。

三、高新技术企业营销能力的影响因素

（一）营销能力对营销创新的影响

管理学大师PeterDruker认为所谓的营销创新，是指“营销人员把社会需要转化成有利于企业的各种机会”。实际上是指企业在营销管理的过程中，对营销各要素的重新组合，对新的营销观念、营销技术和营销组织的导入和应用，使得企业在营销理念、营销战略与策略、营销方式和手段上不断变革。企业能力和资源持续重组和整合创造了新的能力。这与营销文献中的创新的概念，即组织对新过程，新产品或是新观念的开发是一致的（Hult，Hurley和Knight，2004；Hurley和Hult，1998）。创新性是一种公司层面的能力，它反映了公司从事创造的倾向（Han，Kim&Srivastava，1998）。创新是经常性的市场导向学习的结果（Kirca，Jayachandran，&Hearden，2005）。理论界对企业能力的早期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企业整体视角的，关注资源、信息流动，关注过程（Process）、位势（Position）和路径（Path），很少有学者将营销战略引入企业能力研究的范畴中。直到1993年，Meyer&Utterback才在其论文中提到，企业核心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产品创新的基础上将产品成功地推向市场的能力。Day（1994）随后也进一步研究了营销能力及其对产品商业化成功的贡献。Vorhies（1998）通过对美国企业的调查发现，营销能力强的企业效率也较高，但是Vorhies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研究的局限性，即营销能力的定义及其贡献。熊伟（2005）认为，营销能力是指企业在掌握经营信息的基础上，与企业内部相关部门协作，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有效地向目标市场提品以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此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更为细致地研究“各种营销能力为企业获得成功分别做了什么贡献”。TigerLi和RogerJ.Calantone（1998）提出了市场认知能力与新产品竞争优势二者关系的研究模型，他们认为企业外部的市场因素和对市场认知的重要性的理解影响了企业的市场认知能力及其研发实力，继而影响了新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这两位学者在美国的软件行业抽取了1000多家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他们的研究假设。ErikJanHultink等4人于1998年进行了“新产品上市策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新产品上市的战略方面的决策（产品、定价、促销、分销决策），并且与战术决策一起决定了新产品的市场绩效。因此，是营销能力推动了营销创新的发展。

（二）营销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国外，在界定营销能力概念时关注到营销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问题。Amabile等（1996）指出了营销能力在整合企业资源与推动创新领域工作方面的作用。Song等（1996）认为，在产品研发阶段，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竞争是需要被评估并且整合到新产品创意过程中，营销能力对于辨识正确的创新方向和价值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就包括了技术创新。不少国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营销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如Twiss（1992）、Burgelman（2004）、吴贵生（2000）、银路（2004）等，就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以及评价体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然他们的角度和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营销能力纳入了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范畴。X.MichaelSong和MarkE.Parry在1997年《新产品开发过程的日美比较研究》的论文，通过对日本和美国一千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营销能力、技术能力和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集成度决定了企业新产品研发过程的效率，继而决定了新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和竞争优势。因此，营销能力推动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

新技术论文篇6

2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模型（II）

风险资本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好的创业企业，因为好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能不断提供好的创意，让其资本得到升值。但通过上面的博弈分析知道，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为了争取到风险资本家的投资，会采取欺骗策略，即隐藏其企业的不利信息。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特殊性，风险资本家搜集创业企业信息的成本很高。虽然如此，风险投资家为了得到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公司，他们可能会先投资，以抢占先机。此时，面对众多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风险资本家可以选择两种投资策略：严格的审查创业企业和不严格审查创业企业，前者会严格审查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后者则不做严格审查。两个风险投资家的具体策略如下：（1）两个风险投资家同时选择不严格审查的策，他们投资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有好的创业企业和坏的创业企业，收益均为V1。（2）两个风险投资家同时选择严格审查的策略：他们投资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应为好的创业企业，设收益均为V2。（3）一个风险投资家严格审查、一个不严格审查：如果一个风险投资家采取不严格审查策略，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就较多，投资风险越大，预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选择不严格审查的风险投资家的收益会大于另一个风险投资家，其收益为(V4，V3)在风险投资市场上，风险投资业务发展初期，风险投资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好的创业企业，因为它们能够为风险投资提供高额回报。与此同时，由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创业成本很低，只需注册个公司，其后续运营资本则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因此存在一些专门为了骗取风险投资家投资而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风险投资家投资的创业企业的增加，其投资的不好的创业企业的占有率也在不断增加，承受的风险增长速度比收益增长速度快，另外结合上面的博弈中V4>V2>V1>V3，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家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投资存在“囚徒困境”情况。如果进行无限次博弈，可以看出两者的最佳策略均为不严格的审查投资策略，这样就会造成很多投资是不必要的，也就是说，博弈均衡状态下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对风险投资家A、B来说，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去管理所投资的创业企业，而是去寻找更多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从而使自己的资金发挥更大控制作用。从整体来看，不严格审查创业企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收益是2V1，小于风险投资家都严格审查创业企业可能获得的收益2V2，也不是最佳选择。只有两个风险投资家都严格审查创业企业的投资条件，即采取（严格，严格）的博弈策略，才能在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同时使得整体效益最大化就无限次博弈来说，两个风险投资家的最佳策略均为不严格审查。然而这非常容易导致风险投资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一方面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欺骗风险投资家以获得更多的投资，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也通过不严格审核创业企业的的信息等方式投资更多的创业企业。这会使风险投资市场越来越混乱，创业企业欺骗投资的行为经常发生，最终导致像我国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一样，很多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贷款而“跑路”。最后国务院不得不专门针对温州的民间借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对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可见胡乱投资会给风险投资市场造成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结论2：如果仅从风险投资家寻找好的创业企业来看，则风险投资家博弈的最优策略为采取不严格审查策略，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因此加剧，最终会导致骗取投资行为的发生。

3基于声誉模型（KMRW）模型的风险投资家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III）

由于风险投资家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模型（II），风险投资家投资时的最佳策略为不严格的审查策略，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做严格审查。于是风险越大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越热衷于争取风险投资家的投资。而争取投资成功后越容易给风险投资家造成损失。由于风险投资家搜集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仅困难而且成本大，只有合作中才能发现企业的好坏，为了寻找到更多好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他们就“广泛撒网”，很多创业企业利用这个机会骗取投资，造成风险投资市场上的二手车问题，即最后风险投资市场上争取到风险投资的创业企业的信用越来越差。声誉可以在市场交易中保证契约执行的作用，从而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声誉由此成为在不同的市场中提高交易效率的机制。下面本文用声誉模型来分析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以减少风险投资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影响，并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参照模型（I），假设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在争取风险投资家投资时，可以采取欺骗和不欺骗风险投资家的策略。根据结论2的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风险投资家往往会采取信任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设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家采用（欺骗，信任）的策略的收益为（E1，V1），而采用（不欺骗，信任）策略收益为（E2，V2），这种情况的结果如表3所示：表3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假设风险投资家、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进行不完全信息博弈，他们之间的博弈分为如下两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风险投资家首先采取行动，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风险投资家可以选择信任企业，也可以不信任。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不信任，则博弈结束；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信任，则博弈进入第二阶段。（2）在第二阶段，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将会采取行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可以选择欺骗风险投资家，也可以选择不欺骗。如果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选择后一种情况，即不欺骗，他们博弈结果如图3所示，为（E1，V1），否则为（E2，V2）。为了使分析更有意义，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假设E1>E2，V1<0<V2。如果这场博弈是单次博弈，那么博弈的均衡结果就是风险投资股东不相信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两者的收益均为0。因为风险投资家如果选择信任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就会使创业企业占选择主导权，其会在欺骗不欺骗之间进行选择，选择欺骗给他带来的收益为E1，而选择不欺骗给他带来的收益为E2。当博弈均衡时，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一定会选择欺骗风险投资家而使风险投资家损失V1。因此，选择信任会使风险投资家损失V1，风险投资家最佳选择是不信任。因此，如果是单次博弈，那么互相不信任就是唯一均衡的结果。假设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可以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并假定他们共同的时间贴现因子为δ(0＜δ＜1)，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信任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信誉以争取到更多投资，就会认真对待风险投资家的信任。因此，如果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相互信任，在无限期情况下，他们的贴现收益分别为式（1）和（2）所示。在模型（II）中，只要贴现因子高于某一临界值，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从欺骗中得到的收益的贴现值小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时，就会出现合作的结果。但是，在这个博弈中，需要博弈双方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博弈双方中一方固定而另一方变动，合作博弈仍然是可以实现的。结论：（1）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选择不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创业企业的良好声誉给其带来的收益越大，创业企业越不会进行欺骗；（2）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选择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创业企业的坏声誉对其收益的影响越小，创业企业越有激励进行欺骗；（3）声誉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长期利益的影响越大，即贴现因子越大，创业企业越有激励表现的诚实。风险投资家投资后通常采取分阶段投资的方式，而每个阶段的投资必须建立在创业企业已经完成上一阶段要求的基础上，才会继续投资。但是，分阶段投资时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就会损害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利益。青木昌严（2000）通过对美国硅谷的创业投资案例分析会发现，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模式一般是“锦标赛”式，即他们在第一阶段投资很多家企业，然后观察各个企业的市场表现，从而选定一家最受市场“亲睐”的企业，抛弃其他的企业，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创业企业的利益。Bachimann和Schindele（2006）研究风险投资家在参与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开发的过程中，风险投资家可能会“窃取”商业机密，最终影响创业企业的成功。Kishida（2002）的研究也发现，有实力的风险投资家掌握了创业企业的技术后，以单独开发创意来要挟创业企业，也是导致创业企业利益受损的现象。因此，本文提出模型4。模型4：风险投资家投资后，他可以选择的策略有：长期合作或者中途欺骗。如表4所示：表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风险投资家欺骗不欺骗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信任(X1，Y1)（X2，Y2）不信任(0，0)（0，0）这个博弈的过程和模型（II）中的情形相似，因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结论：（1）风险投资家选择不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风险投资家的良好声誉给其带来的收益越大，风险投资家就不会进行欺骗；（2）风险投资家选择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风险投资家的坏声誉对其收益的影响越小，风险投资家就越有激励进行欺骗；（3）声誉对风险投资家长期利益的影响越大，即贴现因子越大，风险投资家越有激励表现的诚实。

新技术论文篇7

面对这种新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等必然也要加快，进行战略性的调整。1999年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性措施。这对我国企业来说，这既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果能抓住这个机遇进行创新和改革，企业发展就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否则将被无情地淘汰。

世界著名企业管理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资源教授W.费尔德莱发表评论指出，任何企业离开现代科学知识，很难承认它是一个创造社会财富的实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产品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企业缺乏创新的技术，其劳动生产率越高，产品可能积压越多，亏损越严重。因此，当前我过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并以市场为导向，按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积极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总之，适者生存，中小企业只有走创新之路，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二、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程度的提高，技术创新活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约65%的专利是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由中小企业完成，80%以上的新产品由中小企业开发。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仍然不高，无论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还是从创新投入、创新成果及创新效益来看，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研究开发投入、科技人员比例等指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国内大型企业的水平。

目前，制约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人才短缺

技术人才是现代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在技术创新飞速发展的今天，科技人才的作用尤为重要。但中小企业中缺乏技术人才是世界各国都极为普遍的现象。

我国中小企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部分人缺乏工作所需的技能训练。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不仅数量不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也相对较低。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迄今为止，大部分中小企业对于各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仍然缺乏吸引力，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人才竞争上仍然明显处于劣势。

根据2003年7月~9月对浙江省200对家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企业技术发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排序技术发展的主要困难样本数比例（％）

1缺乏技术人才9357.9

2缺乏资金3019.0

3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不足159.1

4设备落后127.4

5政府政策限制53.3

6其他53.3

（摘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二）、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常常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从外部融资环境来看，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中小企业都感到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有：

1．资金获取来源过于单一，融资渠道越来越少

由于直接融资方式对资金使用者要求较高，限制较多，而且我国资本市场也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安排，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障碍大，从而转向间接融资方面。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调查结果，有65.7%的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各种金融机构。但目前，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银行向大型化、城市化发展，适合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少。

2．银行信贷政策偏重于大企业

随着国有银行的逐步向商业银行过渡，为降低不良的资产比例、加强与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竞争，各银行纷纷推出各自的信贷政策。当前银行信贷主要向个人贷款和建设项目集中，对工业贷款减少。且在对工业贷款的份额中，90%的新增贷款投向数量不足5%的AA级大型企业。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银行普遍认为大多数是流动资金贷款，规模小且分散，工作量大，融资服务成本高且收益少，加上信用担保机制及其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当前银行的信贷政策并没有向中小企业倾向。

（三）、信息资源短缺

外部信息是企业认识技术和市场机会的重要基础。大企业一般较易获得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服务，信息渠道也较多。中小企业由于资金不足、人才不足，搜集外部信息的广泛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较差，导致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信息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的集思广义和各种建议，往往不能有效地抓住机会。

三、解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对策

（一）、开拓中小企业创新的模式

1．跟踪型技术创新模式

跟踪型技术创新模式是指中小企业要关注并及时跟踪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最快的速度模仿，开发出与之相类似的新产品，借助领先企业的市场开拓成果，以较低的开发成分分享一定的市场份额。这中技术创新模式适用于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但资金不足，又不愿承担创业风险的中小企业。实行这种创新战略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对市场信息的及时把握，努力在产品的差异上做文章，加以改进和完善，并加大售后服务和广告投入，从而分得较好的市场份额。实施跟踪型技术创新应该是在学习基础上的二次创新，是在前人肩膀上再向上走一步的创造性活动。

2．合作型技术创新模式

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技术窗的物质基础条件和技术能力都比较薄弱，完全以自身的力量来开展创新活动，短期内很难提高创新的技术水平，而通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来共同推进技术创新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合作战略可以是纵向合作——中小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进行合作，通过产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也可以是横向合作——产品及规模均较为接近的中小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研究中心，共同承担风险，获得利益。合作型技术创新模式是中小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有效性和效率的重要手段。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1．政府出台各种政策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

目前已经提出的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在国有商业银行中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贷款部门，督促它们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第二、允许国有银行在向中小企业贷款时收取更高的利息，使大银行更多地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第三、由政府或其他组织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更好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等。

2．建立健全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体系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当前我国银行面临的障碍之一是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信息不透明，财务不明晰，运作不规范。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又一重要手段是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次的由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将由财政出资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逐步转变为按市场化原则运作并接受政府机构监管的股份担保公司。从试点的情况来看，此类机构占全部担保机构的90%。

（三）、大力推进人力资源的开发为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服务

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努力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科技优势，对于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1．构建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汇集并不断壮大企业的人才队伍，进而最大限度发挥其智力潜能，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激励机制从总体上包括物质激励，也包括精神激励；既包括正激励，也包括负激励。其中物质激励应是激励机制的基本内涵。

2．优化人才汇集环境

在企业内部，应通过各种方式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包括张扬个性、不求全责备、尽力满足人才的多层次需求；充分放权、授权，委以重任，予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发展空间；倡导和营造创造性、自主性、人情化的企业，形成宽松和谐、奋进的独特的文化力，产生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进而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3．大力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

中介服务机构是知识技术流动传递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可以有效地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为知识技术的供求提供一个适宜的场所。最近几年来，政府推出了加强科研成果转化的一系列措施，以建设技术创新的支撑服务体系。

21世纪的今天，在新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加入WTO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中小企业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环境对中小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2003年1月1日，《中小企业法》正式实施，作为一部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法律，它将使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得以宽松。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中小企业必须要创新运行机制，在变化中找机会，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约束”，实现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进而走上国际化经营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李伟《中小企业发展与金融支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2．刘国华沈君《转型经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3．刘车《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俞仁龙《中小企业技术创新》[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新技术论文篇8

ModernizationandtheFormationofA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ABriefDiscussiononRelationsBetweenAgriculturalInnovation

andtheRequirementofTechnologyinModern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modelof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ismadetoanalysistherel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changesofsocialandeconomiccircumstances.Itarguesthattherequirementofagriculturaltechnologyevokedbythevarianceofthesocietyplayanimportantroleintheforma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KeyWord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innovation；tripartite-structure；requirementoftechn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1]（译者前言，P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2]（P5）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1]（译者前言，P19）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2]（P8）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

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由四个基本阶级组成：学士、农民、手艺人和商人。这样的次序排列也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位于他们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人数较少的贫民。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标。[1]（P224-225）据韦伯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决之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资格，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正是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社会上的才智之士，在对西方价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诱惑下，已经纷纷从传统政治的窄门中走出，特别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们依着经济技术的专业化的趋向与需要，各自选择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数学、逻辑、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绘画……成为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新的行业亦已一一出现，‘政客’就是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家、买办、留学生、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报人乃至电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崭新的职业。”[3]（P67）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与传统社会的官吏同样高贵的地位。[1]（P225）这样，传统社会结构及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原来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原来居第二位的农民可说是下降到末位。在农民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兴职业。人往高处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务农了。但是农业领域的新兴行业——农科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却在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应运而生生了。农科大学的教授、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同样是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城市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主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总之，由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本身发生分化，形成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二、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这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已经将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至，不可能再在农业内部有重大的创新。农业生产力已经无法承受人口及市场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寻求活路，农民兼业逐渐成了普遍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生产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之相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都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出售。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推动被迫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与传统社会经济缺少历史的继承性，较难融合为一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农业生产实际的脱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脱离。本来，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使得这些机构在农业技术创新上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农民大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在的联系，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新因素，开始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农业技术创新三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成了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复。以下仅从技术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三、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的形成

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

（一）民族危机与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也就不存在对西方新技术、包括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对西方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出现。最初是对西方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的需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才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通过政府官员及士人的启蒙提倡来体现。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员及士人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因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危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还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传统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条件的地方改旱地为水田，推广水稻种植；推广接茬作物，变水田一收为水旱两收。[4]（P237-239）对于西方农业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谈不上需求和利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西方农业技术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之倡议。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大多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改进中国农业有何实际作用，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从多次失败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军事上不如人是因为经济上不如人，经济上不如人最根本的还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则是因为教育不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兴学校、育人才，其中包括兴办农学堂、培育农业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描述了西洋各国学校的兴盛，并由此推断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源：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P3）

康有为、梁启超、胡燏棻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并提出兴办西学的主张。他们倡办西学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不是基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在中国创办西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程度，而是因为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要雪耻、要富国强兵，就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暗含这样一个认识逻辑：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而军事力量强的原因是经济比中国发达，经济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要变得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就得从学习其教育制度开始。至于将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国是否能适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尚未考虑到。但是，分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士人能认识到分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进步。分科办学自然包括建立农学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农学堂。张之洞不但指出农业和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从事农事试验与教学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诏分科办学，其中包括举办农学。随着士人兴办农学的主张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农业学堂从中等到高等，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农事试验机构，进行农业技术试验。

综上所述，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由士人及政府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满足需求的途径是兴办农学堂、农业科研机构。由于这种需求不是来自本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因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是官僚士大夫的事业，与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需求虽然引发了中国农业技术在制度上的创新，但是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本文所用现代工商业的概念作一界定。从组织制度上讲，现代工商企业与中国传统工商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如纺织业和面粉业，新兴工业企业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工业。但是，许多传统形式的商业企业，并不会被现代企业取代，他们能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部分大商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为数最多的是街头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诸如绸缎庄、皮草行、南货店、衣庄等，都同传统商业一脉相承。因此，传统的家族式商贩或合伙经营的店铺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更是如此。[6]（P20-21）有鉴于此，本文在运用现代工商业这一概念时，并不是指采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工商企业，而是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商企业，只要它们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生产和服务，就属于现代工商业。它们可以是机器工业，也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铺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资企业，也可以是民族资本企业。

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

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

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7]（P771）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

就工商业而言，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如果原料供应不足，不仅会影响本企业的发展，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工商企业会直接采取行动，从事农业改良活动，满足其对原料的需要，以供应市场，维护其企业的发展。工商企业从事农业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对利润的追求。以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面粉加工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为一时输出品之大宗，而粉厂次第设立，于斯为盛，小麦产量有限，随不得不采用国外原料，其数量且与年俱增。”面粉厂为了解决小麦求过于供的问题，“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7]（P154）还与农业院校合作，建立小麦实验场，进行小麦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工商企业资助的是与其事业发展密切相连的农业技术改良，例如面粉厂会资助小麦生产的技术改良，但它不会去资助棉花或蚕桑的改良。

与工商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还不是粮食生产，而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经济作物需求的增长对新技术的需求。

自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产品）的输出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丝棉等农产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国企业直接介入中国的农业技术改良。[8]（P154-156，161-164）为了切实改良中国蚕桑，外商还成立了改良蚕桑的机构，设立制种场培制、购买改良蚕种，分给农民饲养。同时在发种区域内设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民养蚕。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工商界也产生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蚕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农业改良的主要原因，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同中国棉业联合会、国立东南大学，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窃我国自七年以还，纱锭倍增，棉产未旺，无论年岁丰欠辄有供不应求之势，每年外棉输入，恒在一二千万两以上。……近年敝纱厂联合会，曾年拨巨资，分向直、鲁、苏、鄂等省设立之棉试验场，力图棉植之推广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产均嫌不敷应用，国产棉花，又无法禁其输出，全国数百万锭之纱厂，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维持工作之势，而未来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为了扩大棉花来源，纱厂积极从事棉花改良与推广事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植棉委员会，主持植棉事宜，在产棉区改良棉种，在不产棉之地推广植棉，所需经费，“由全国各厂用花一担，抽费一分充之”。还先后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合作，进行棉花改良推广。[8]（P169，172）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市场上的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引发了对增产技术的需求。

2、对提高农产品质量新技术的需求

现代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是进行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两个特点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场，就有竞争。在竞争中，质量不好的产品就会失去其在市场中的份额。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后，我国丝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产品难以和国外竞争。而中国对外丝茶贸易的衰落，则激起了人们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9]（P4）这是从农产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结论。农产品加工技术似乎更多地与工业生产技术相关，例如缫丝厂对丝的生产加工技术，面粉厂对面粉的生产加工技术，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但这都是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农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要从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习俗变迁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机器大生产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罗振玉在《农事私议》“农业移植及改良”一文中提到：

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初则因西人憎华麦调制不精，输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则华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输入内地者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一蕲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国引进美麦品种的原因之一，饮食习惯的变化。外国人到中国通商口岸后，不习惯食用中国产面粉，于是从外国进口洋面粉。洋面粉进入中国后，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传入内地，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于是国内有了引种美麦的技术需求。

引种美棉也与人们衣着习惯的变化有关。据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关贸易报告及报刊反映，实际上洋布没有土布耐用，但比较柔软美观，加上价格低廉等因素，渐受华人欢迎，占领了中国市场。于是引出朱祖荣这样一段议论：

子独不见夫今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风尚之变，由来已久……而近来亚东日本，所织洋布，亦复花样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广事招徕。[7]（P495）

洋布的普及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纺工业的发展则对其原料棉花的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与土布的差别主要有二：从生产方式上讲，洋布是用机器生产，而土布则是手工生产。从生产原料上讲，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产，而土布则是用国产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从外国进口的布，国内机器生产的布也称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国产本地棉生产，但是规格和质量受到限制。“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9]（P55）

机器生产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在面粉工业同样有所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业，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部分。[1]自给性加工是农民加工自家消费的粮食，对小麦品质没有特别苛求。商业性加工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小麦品质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个磨坊对小麦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对品种规格的要求不一定很严格。近代机器面粉厂则不同，其生产能力强大，因此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种规格混杂，就会影响面粉质量。[2]而面粉的品质则会影响食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原颂周在分析我国小麦的缺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国普通的麦种，大半交杂不堪，几无纯种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艺，颇不发达。例如品质不良的硬小麦，不适宜机械面粉厂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软小麦，对于制造饼干，无大妨碍。但若用他来制造上等面包，则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胶质较少。至如半硬小麦，品质不甚恶劣。倘能选择北方的良种，和南方的良种相，而成一优美新种，推及农民，广为种植，则以后不致再向外国输入小麦，以作制造各种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机器制粉业对小麦品种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业对小麦品种也有要求。中国传统小麦品种混杂，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果让外国小麦占领了中国市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品种改良。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三）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家庭农场。一家之长既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也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到近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公司。在农业公司中，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离，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员、绅士、商人、华侨、外国资本家等等。[3]家庭农场的主人与农业公司的主人，无论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层次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有农业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进行垦殖的报道，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主动采用西方技术的报道。相反，到是有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困难重重的报道。这并不能证明在家庭农场的生产中不需要新技术，只是反映出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时，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者。

1、农业公司经营管理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就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其学识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理性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理性上说，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大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能够认识到西方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并能推断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对自身企业发展是有益的。从现实利益来说，如果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用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有利可图，就足以促使他们投资农业。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投资新技术于实际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他们会放弃对农业的投资，转而经营其他行业。或者放弃先进技术，转而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即招佃经营。

民国时期，创办了许多新式农垦企业。这些企业从组织管理形式上看，具备某些现代企业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农民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形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也有区别。首先，生产什么是由公司决定的，如何销售也由公司决定。其次，生产技术也由公司指导。因此，这些公司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农业公司虽然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但是其数量很少，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还是家庭农场。农业科学技术最终的服务对象，还是广大农民。因此，分析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更为重要。

2、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

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据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组织管理程序，依靠这套程序解决农民旱涝时的排灌事宜。后来村里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然而，这种机器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村民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用而自己闲搁数月。有些人告诉费孝通，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去，害了自己。[11]（P116）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就费孝通所举例子而言，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要好。提到，就牵涉到生活习俗。据当时人反映，近代中国许多地方的乡村社会成风，很多农民除了在田间劳动，剩余时间大都去进行，哪有时间精力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喝酒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习俗，所以有人在参观金陵大学农民服务社后评论道：

农民之无正当娱乐，尽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赛会，或邀朋聚赌。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种不正当之娱乐，非有相当正当之娱乐代之不可。农民服务社有鉴于此，乃以种种有益身心之游戏代之，对症下药，定能妙手回春。[1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13]（P443-444）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

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14]

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杨豫，陈祖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9]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

[10]原颂周.我国稻麦改良的问题[J].农林新报，1925年11月16日。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新技术论文篇9

农业高新技术主要是指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工程技术、海洋技术和生态技术等在农业上的应用［1］。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指运用高度密集的技术、资金和知识，按照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一体化，开展农业产业生产。一般认为当高技术组合按国际科技产业园区的规范超过70％以上时，传统技术才被创新为高新技术。靠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产值的“技术生产率”在60％～80％以上，则实现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2］。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需要资金、技术、人才，还需要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手段，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先进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市场体系配合。

（二）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现状

截至2012年，安徽建成各级农业示范园区101个，培育省级以上龙头企业895家，其中农业高新技术企业92家，企业年产值248亿元，建成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平台345个，企业技术中心56个①。从总体上看，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较低：全省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数仅占农业龙头企业的10％，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5．2％；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产值仅占农产品加工产值的4．1％，占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2．4％；全年完成农业科研290人年，应用研究为10人年，试验284人年，全年获批农业科研专利申请29项，但无一项完成应用转化。

（三）影响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原因

1、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起步较晚。我国的农业高新技术是借鉴美国的经验而兴起的，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到如今也就20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区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认识还不到位。目前还处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试验阶段。2、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投入不足。目前，我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主要依赖政府投入，为政府主导型产业。安徽作为中部农业大省，经济欠发达，对农业投入较少。2012年，安徽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为302亿元，人均不到1000元，全省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为19．5亿元，仅占GDP的1．1％②，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仅有3亿元，用于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则更少。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全年农业科技专利申请数只占到全省的0．09％。3、农业高新技术人才不足。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较高，特别需要开拓型的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人才。据统计，我省每3万人中才有1名农业科技人员，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高于，居第30位。2012年全省已建或在建的农业科研机构不足百所，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发的人员只有1000余人。4、劳动力产业素养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产业发展支撑力不够。安徽作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担负着国家粮食生产重任，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大，常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民文化程度、产业素养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2012年，向市场提供的农产品中，60％为初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仅占20％多。现实的生产条件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起不到支撑作用。微观层面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业科研技术平台分布不均，科研成果应用能力差。全省具有科研能力的农业科技平台中，一半以上集中于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企业技术中心只占到16％，平均每两个高新技术企业才有一个技术中心。在农业科研成果中，80％为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应用研究不到10％，2012年无一项农业专利成功转化。二是市场体系不健全。目前，我省市场上还没有一家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介实体，承担把科学技术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能。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主要依靠技术交易所举办的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但其服务功能过于单一，缺乏连续，加之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致使农业高新技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3］。三是企业产业化动力不足。农业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导致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大，农业企业和农民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激励情况下，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内生动力不足，以至于消极应对［4］。诸多原因影响着安徽农业的发展，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依托资源优势，发挥要素的作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安徽省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及其差异

（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及其禀赋反映指标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属于知识、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合传统生产要素理论，技术、劳动、资本、资源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5］，是决定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因素，直接影响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各要素禀赋反映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条件。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情况分别用不同的可衡量相关指标进行反映。1、技术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核心。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确立产业优势，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直接决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现。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农业科技贡献率。2、劳动力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中最具最主观能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素质，包括文化程度、市场意识、经营理念等，决定了劳动者能否接受和掌握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甚至新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而这些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效果。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3、资本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重要构成。资本的投入可以促进科技进步，改扩建生产基础设施，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而这些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条件。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人均劳动资本＝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投资（地区农业投资／农业从业人口）4、自然资源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对象，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源条件。农业生产要素禀赋既是决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基础因素，也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条件的反映，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影响较大。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人均耕地面积＝地区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口。

（二）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比较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对资本、劳动、资源的投入数量和比例要求并不明确，因此，我们选取国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北京、同处于中部的湖北、生产条件相似的河南以及相对落后的重庆，截取各地2012年农业发展的数据和“十一五”末期公布的农业科技贡献率，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综合比较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要素禀赋（表1）。从表1可以看出，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不足，4个要素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概述为农业产业整体水平较低，劳动力产业素养低，经济欠发达，对农业投入少，农业收入低，农业科技水平较低，这些都制约了安徽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北京则是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依托资本投入和农业科技创造了领先全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近于安徽的2倍。借鉴北京的发展经验［6］，构建差异化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是推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要素禀赋地区差异

无论从经济、地理、文化、制度等哪一方面比较，安徽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要对安徽各地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进行分析。可以假定区域内技术共享，只选择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3种要素，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农业人均劳动资本和农业人均耕地面积3个指标，截取安徽各地区2012年农业生产数据，进行要素禀赋差异比较（表2）。依据表2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安徽分为4大农业生产区域：城市及郊区现代农业区，这一区域以合肥为代表，大体还包括芜湖和马鞍山2市。该区域特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人均劳动资本全省领先，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发达，人才聚集。两淮粮食主产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淮北（淮北、亳州、宿州、阜阳）和淮南（蚌埠、淮南和滁州）2个粮食主产区，7个地市。该区域的特点是粮食产量大，耕地资源相对较多，但常年遭受自然灾害，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沿江优势农业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铜陵、池州、安庆和宣城4市。该区域特点是地域特点突出，水域面积大，交通发达，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劳动资本较多，土地资源相对较少。山区特色农业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六安和黄山2市。该区域的特点是山多地少，区域内土特产品物产丰富，土地资源稀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四）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不同区域模式选择与重点确定

在经济欠发达、农业投入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要素禀赋不足的情况下，依据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区域划分［7］，针对不同区域，选择适用的产业化模式［8］和确定发展重点，可以为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快速、准确地找到发力点。1、城市及郊区现代农业区该区域农业投入比重较大，科研机构和人才集中，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劳动者产业素养高。该区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一方面集中科研力量，开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建设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中一批农业生产龙头企业，通过政策、资金引导企业进行农业高新技术应用开发与生产。重点进行生物工程、基因工程、材料技术研究，着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设施农业，力争在生物制药、有机农药、农产品的精加工、绿色蔬菜、乳制品、观光农业等方面实现产业化。2、两淮粮食主产区该区域为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土地资源丰富，粮食生产面积大，农业投入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该区域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政府主导型，集中科研力量进行农产品品种优化研发，建设一批农业科技生产园区，培养农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畜牧养殖业，力争在强筋和弱筋小麦、专用棉花、花生、大豆、玉米的种植与深加工，猪牛羊养殖与加工等方面，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3、沿江优势农业区该区域为传统粮食生产区，区域内水系发达，物产丰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劳动力产业素养整体较高。该区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混合模式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农产品品种优化与种养殖适用技术研发，培养农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着力发展农产品、水产品加工业，力争在水稻的种植与深加工，油菜适用栽培技术与精加工，水产品良种与无公害生产技术等方面，实现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4、山区特色农业区该区域山多地少，农业生产现实资源相对稀缺，但区域内土特产品品种丰富，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该区域适宜采用科研机构主导型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对山区特色品种优化、栽培技术与产业化生产进行研发，着力发展土特产品生产与加工，力争在土特产良种和无公害、有机生产技术，提高单产和质量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除以上区域外，以亳州为重心的中药材生产也是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之一，其适宜采用科研机构主导型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对中药材品种优化、栽培技术、药用性质进行研发，着力发展制药工程，力争在中药生产与提炼方面形成产业化经营。

新技术论文篇10

2辽宁省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的问题

2.1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落后从近年来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数据看，大量的科技人员更倾向流入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如北上广苏浙）而不是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这种“理性选择”反映出辽宁区域无法吸引并留住更多的高层次科研人才。2011年规模以上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数为12.18万人，增速仅为2.49%，居全国35个省份的第29位。相对于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辽宁无论从科技条件、薪资待遇，还是配套服务，都缺乏对科研人才足够的吸引力。在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状态下，会有数量可观的高科技人才队伍，走向国内北上广一线城市，甚至走向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能真正从事或参与R&D活动的人数，呈现递减趋势。

2.2科技投入不足，融资渠道单一2009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仅占销售收入的0.59%，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5%。在2008-2009期间，辽宁省政府的研发收入强度有所下降，降低了35.65%，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了40.72%，但是投入总额仅约为江苏、广东的1/4。辽宁企业研发投入超过了200亿元，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另外，金融环境指标表现相对较差，国家创新基金项目立项数（20）、规模以上企业科技活动获得金融机构贷款（25）。总而言之，在辽宁地区，众多科技创新型企业还没有真正地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区域投资融资体系更多的是由政府来主导，企业多为辅助角色，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投入体系亟需建立。

2.3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程度不高，协同机制不全面我国在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各大主体之间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互动和有效的协同创新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真正形成合力。政府的政策环境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制度不完善、政策导向不明确等。企业追逐短期效益，自身研发力量薄弱，一味要求将科学成果直接送到生产第一线，大大增加了转化成本。高校和科研院所只负责科技项目的实施，不负责成果的运用、转化和商业化，因此积极性不高。

3对策建议

3.1建立长效的人才培训和激励机制在培训方面，可通过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思想讲座、举办技术思想研讨会、公派学习、校企合作等方式，不断更新研发人员的知识结构，加深研发人员对技术创新前沿问题的思考。将引进的人才分配到各个企业办研发机构中，保留领军人才原有的编制和薪酬待遇，对于自愿从事一线研发和创新活动的领军人才，给予额外的奖励。在激励方面，鼓励企业试行“期权期股”的办法，激励领军人才。高技术企业可以通过期权、期股或技术分红等形式，激励领军人才。技术分红享受者可将技术分红作为出资，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权，并依法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定高技术产业人才的薪资年增长机制。高技术产业人才的薪资年增长率，由个人绩效决定，绩效水平高的个人享有较高的薪资年增长率，而绩效水平较低的个人则享有较低的薪资年增长率。

新技术论文篇11

可以体现出它是基础理论和正确实践兼备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计教学当中，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注重全面的发展和创新完备的实际教学体系的建立，这样才能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并形成勤于动手、独立思考、自主创新、单独解决问题的综合学习素质。但是传统的应试教育体系已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我们难免会受到这一体系的影响，而且我国在工科类专业教育方面投入的实际经费较少，体现出了这其中的看重基础、轻视实践；看重书本、轻视设计与创新的落后教育思维。如果不及时对此问题加大重视力度，并且及时修改和整顿，则会让学生耽误了终身的创新发展。

（2）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教学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普遍来讲，现在我们国家高校现在正在实行的教学计划，电子技术的设计大部分都是安排在大二的第二学期上，当学生的课程结束以后就开始展开实习周，开始训练，这两个教学工作是由两位教师进行指导和教学。除了这两个环节其他比较分散的教学内容则导致了电子技术的课程设计内容和电工电子实现的基本内容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更好地联系实际。设计课程的环节大部分都是以拟定的设计目标为依据，并且通过在实验器材上的实际操作与设计进行电力测试，这其中不包括动手制版的过程，也不能对学生的设计成果进行连接和调试。但是在电工电子实践的环节中，通常就是指导教师将已经是成品的电路板以及对应的电器零件发到学生的手中，学生按照发放的零器件对照给定的电路图对零器件进行对号入座后，用焊台和焊枪等将零器件连接起来，接上电源看看电路板是否能正常工作，实际上这种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是不好的，因为学生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根本没有了解各个零器件到底是什么功能，电路板的整体工作状态是什么原理。也就是说制版电路设计的过程和实际工程调试的实践过程被划分开了，成为两个单独的教学，这样就使学生无法将自主设计和实践操作相联系起来，得不到有效的设计和实践的充分锻炼效果，这就直接体现出了现实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化实践创新的弊端。

2新教改下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的教学实践改革

（1）使课程设计的手段和实验教学的内容变得多样化、彻底有效地贯通

课程设计和实习教学。丰富课程的设计手段和实验教学内容，是构建多样化、立体全方位教学体系的核心基础，因此，我们应该从加强基础的能力入手，是创新的教学体系以整体的形式覆盖模拟、数字化电子技术的教学内容，同时综合电路设计的专业训练，此外还包含了编程逻辑的器件、CAD设计、EWB方针、单片机等创新技术的实验教学，通过这些来促动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教学内容的特点开展，如在点在的元器件教学的内容上采取利用多媒体文档的形式和教师的实验课程内容相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电子课程的设计环节采用上机的实际操作的教学和教师课前准备的教学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在电子产品的实践制作的环节上以学生的实际操作为主，以教师的教学材料为辅的方式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学生自主探索式教学和问题的情境教学的方法相结合，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开拓创新以及动手实践的积极性，要注重课程设计与电工电子实习教学的方法相整合优化、有次序的关联起来，通过这些方法为学生构建出集电子技术设计，电路器件的测试、计算机的辅助的应用和设计、制版焊接的技术应用、系统的调试技术等综合技能于一身的教学体系。

（2）科学的编制电子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

大力推举开放性实验室的管理模式的完善建立，在编制课程设计的大纲环节上，我们应该充分了解电子技术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的定位，以新一轮的教学改革为指导方向，要充分注重教学的实践性、素质教育、自主创新，要突出对学生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双方面能力培养，为学生制定出一系列的、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渠道的实践训练课程，推动课程结构和其他科目的贯通，从而使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教学能跟上时展的脚步，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样的人才需求。当今社会信息化发展突飞猛进，我们必须要用现代化的信息武器来武装自己，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设备、教学材料和各种教学媒体进行模拟演练、虚拟实验练习并构建完善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教学题库，使这一教学具有科学、综合、实践、新颖、包含的知识量多、内容完善的特点，从而可以推动学生对研究电子科学的积极性。我们在编写课程设计指导书的时候，要对学生参与实践操作的环节加以充分的重视，让学生通过查询各种不同的资料，为他们提供自主创新、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模拟、接通电力原件、测试调试环节的依据，从而使学生在科学有效的指导下实现自主的实践的充分锻炼。

新技术论文篇12

2.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煤矿企业来说，要实现科技兴煤，走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路子，就必须依靠以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机械化程度、搞“五小”发明、合理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可持续发展创新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来改变煤矿形象，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彼此能够获得“1+1＞2”的系统效应的全新关系，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为实现煤矿职工快乐工作、体面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仅仅是在资本营运、技术创造、市场开拓等方面要有大的突破，增强竞争优势外，努力塑造具有煤炭行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全面实施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战略目标，使职工在活动中自觉注入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改革创新意识、开拓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形成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这样，我们在营造使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本身也得到良好熏陶和淬砺的文化环境，使我们的经济技术创新在创造高质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成为创造者身心健康的劳动者的熔炉，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提高煤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升企业员工素质和行为养成，从而始终保持企业的旺盛活力。

二、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断取得新成绩的活力源泉。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重点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煤矿企业开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就要有新创意、新动作、新突破，以求取得新的成绩。【摘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煤矿特点，对煤矿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进行探索，提供借鉴。

【关键词】煤矿企业经济技术创新竞赛活动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力推进国有煤矿企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立足岗位，深入开展适应煤矿企业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要求的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建设安全高效、稳定和谐的新矿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新形势下如何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为推进煤矿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建功立业，是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是搞好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

1.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活动和整个进程，都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通过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围绕煤矿企业改革发展的难度和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这个重点，面向市场，转变观念，大胆改革和创新，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加强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收效益，就能把蕴藏在广大职工群众中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争创一流，多做贡献，促进煤矿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

2.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煤矿企业来说，要实现科技兴煤，走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路子，就必须依靠以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机械化程度、搞“五小”发明、合理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可持续发展创新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来改变煤矿形象，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彼此能够获得“1+1＞2”的系统效应的全新关系，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为实现煤矿职工快乐工作、体面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有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仅仅是在资本营运、技术创造、市场开拓等方面要有大的突破，增强竞争优势外，努力塑造具有煤炭行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全面实施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战略目标，使职工在活动中自觉注入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改革创新意识、开拓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形成务实创新、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这样，我们在营造使物质产品的生产者本身也得到良好熏陶和淬砺的文化环境，使我们的经济技术创新在创造高质量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成为创造者身心健康的劳动者的熔炉，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提高煤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升企业员工素质和行为养成，从而始终保持企业的旺盛活力。

二、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不断取得新成绩的活力源泉。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重点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煤矿企业开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就要有新创意、新动作、新突破，以求取得新的成绩。

第三，结合实际，狠抓落实。一是抓以“三型六化”为主要内容的创建竞赛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要细化“三型六化”竞赛活动的目标管理，认真执行各项检查评比和节奖超罚制度，把实现目标同个人收入直接挂钩，形成人人参与创建，千方百计达标准，堵塞漏洞，以创建学习型单位、班组和个人的小目标，保证“三型六化”学习型矿井、学习企业等大目标的实现。二是提高技术素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产品资金和技术的竞争，实质上劳动者素质的竞争。工会要在积极配合党政做好职工教育的同时，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七大精神武装职工，大力开展“六五四”创建活动，大力学习“感动中国十大杰出矿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群贤同志的先进事迹，教育和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动适应科技经济浪潮对职工队伍素质的冲击和挑战、努力学习新知识、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优秀的开发创造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三是抓典型事例，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扬他们的艰苦创业、勤俭办矿、科技兴煤、降耗节能、安全高效的经验，掀起学先进、赶先进、人人争当先进的高潮。同时要把职工在竞赛活动中贡献大小同政治荣誉、物质利益相联系，最大限度地激励广大职工群众深入持久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竞赛活动中去，为实现煤矿创建“三型六化”学习型企业和安全、稳定“双零”目标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