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文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3-25 11:32:32

现代语文论文

现代语文论文篇1

二、检测延伸,变被动为主动

语文课教师通过“翻版”,以回顾的形式再现细节描写需要的几个方面,让学生对照,对自己的作文进行现场修改,通过前后文本拍摄照片的方式进行对比展示交流,对修改后的作品以图片的形式上传班级“QQ群”或微信平台,学生通过评论或跟帖的方式对别人的作文进行简单的评价。阐述:现在的学生对电脑接触较多,特别是学校信息技术课的正常开设,对诸如对文本进行简单编辑、下载、上传等基本的方法掌握得游刃有余。通过这些方法,学生能体验到知识自主提升带给他们的快乐,学生变得更乐于学习,更乐于将自己的成果与他人共享,在家长或老师前进行展示,变学习的被动为主动。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教学软件带有学生自我检测功能,例如Camtasia-studio;特别是云时代的到来,网络上涌现了诸如“四叶草”“淘宝同学”等学习平台,可以对学生学习的成果进行现场或课后的评价,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和反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教育技术,实时了解学生的个性学习状况,调整教学思路,进行因材施教,实现教学的高效。

现代语文论文篇2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现代语文论文篇3

2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教育技术的发展

在国外已有百年历史,最早被称为视听教育。20世纪30年代我国引入视听教育并将其译为“电化教育”。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将这一领域定义为“教育技术”。其后,AECT于1994年给出了教育技术的新定义即教育技术是指“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何克抗等人认为:“教育技术的本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应用技术手段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而现代教育技术,则主要是指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当前运用于教学中的现代技术主要包括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互联网络技术、卫星广播电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综上所述,现代教育技术是指以现代教育理论、学习理论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教育技术,它包含两层含义:现代教育媒体(如多媒体课件)和现代教育媒体的使用方法(如网络课件设计)。

3现代教育技术对英语教学的作用

3.1优化作用现代教育技术具有多元化的特性、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以及生动而丰富的资源,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的真实情境中,可引起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优化英语教学,提高英语教学效率和质量。

3.1.1从教学观念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促进了创新教育、素质教育、全面教育等新教育观念的形成,知识的广度与深度都在逐渐扩展,学习者要在短短几年在校时间内掌握所有学科知识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近年来“,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已得到广泛认可,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英语教学,以图像、视频等资源营造了宽松生动的教学氛围,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通过创设网络平台等媒介使学生拥有自主学习的条件。教授者从学习者的需要和兴趣出发,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传授,引导学习者掌握获取与处理所需知识的方法与工具,而不再将现成的书本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从“教学生学习”转变为“教学生自己学习”。

3.1.2从教学手段来看科学技术创造了各种新型的学习法,如视听学习、自主学习、在线学习、移动学习等。现代教育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英语教学中,如语料库、多媒体教室、数字语音室、自主学习网络教室、微格与精品课程自动录播技术、在线学习平台等等,教师的教学手段不再仅限于传统的黑板、粉笔和教材,多媒体教材、网络课件、投影仪技术等都被广泛用于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方式也由传统的单一课堂学习向多途径的方向发展。除了教师与课本,如电子词典、网络资源、Webquest、博客等也成为学生知识的来源。现代教育技术极大地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与多样性,实现了教学资源的传播和再利用。需要提到的是,近年教学评估系统与考评系统也在向无纸化转变,许多社会性考试如教师资格证考试已采用机考的形式。

3.1.3从教学方法来看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远远超过传统意义的广播电视、录像、录音、幻灯等视听形象化手段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文、图、声、像并茂,人机交互的教学方式。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英语教学,形成了多维度多形式的教学方法,如以教师讲授和教材为主的“传统教学法”,以学生自主探析为主的“发现学习法”,以创设情境为主的“情景教学法”,以游戏为主的“游戏教学法”,以活动为主的“活动教学法”,以全体学生为主的“集体教学法”,以学生个体特点和差异为主的“个别教学法”等等。现如今英语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有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法、情景教学法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的不断应用与改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1.4从教学内容来看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影响下,最关键的是使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书本和教材,多媒体网络课件、电子课本的运用使得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声像并茂。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英语教学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供给学习者最直观的感受,通过画面、视频、音乐等还原给学习者真实而立体的形象。例如将有关教学内容列表投影,一方面节约板书时间,另一方面使学生一目了然,明确知识结构和教学目标。这不仅实现了新教学方法的有效使用,又创造了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积极性,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帮助学生突破重点难点,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大学的英美文学课程讲述《哈姆雷特》时,传统的教师主要是以课本为主,通过朗读和讲解来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然而这往往很难让学生接受和记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播放影片,教师加以讲解,学生自然能轻松地就对所学内容记忆深刻。因此,现代教育技术能够将抽象化为具体,利于模拟现实反复演示,使学习者容易理解,还可以增加课堂知识容量,提高课堂效果和质量。

3.2负面作用在当前教育领域,技术通过被使用,逐渐由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为控制者的角色。现代教育技术为英语教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在英语教学实践中,过分强调或依赖高科技技术支撑的教学模式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还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首先,某些教育管理部门或学校过分强调课件的精美和统一性,使教师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个性特点和优势,学生的注意力也被课件吸引,从而忽视了自身对知识的理解和思考,思维被所呈现的内容固化,不利于思维培养和训练。其次,某些教师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教学内容与作业完全使用计算机操作,以致于脱离了计算机就无法开展正常教学。再次,某些教师盲目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用多种手段呈现课堂内容,如以投影代替板书,以视频代替课文,不论材料是否与教学内容相关都堆上屏幕,不仅大大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也使学生不能明确教学重难点,影响教学效果。最后,网络学习的师生互动不够,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减少。过多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英语教学,课堂上展示课件的时间过多,大大减少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现代语文论文篇4

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强调英语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英语课堂教学越来越突出交际性,并逐渐从以教师为中心走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交际活动。教师也改变了原先包办一切的封建家长制角色,愈发注重开发学生个性特点。因此今天的英语教师角色更加复杂更加重要。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是课堂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是学生学习中的引导者、帮助者。

要实现教师角色的成功转变,我认为必须首先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品格上的准备,二是专业知识上的准备。

1.品格上的准备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名英语教师首先应该具备一名普通教师应该具备的优秀品德。教师的诚实正直,勤奋进取,善良无私,大爱无痕等品质将会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教师人格魅力会深深吸引学生,对学生良好品格的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对学生严父慈母般的教导与关爱会温暖学生的心灵,开启学生的心智,挖掘出学生的内在潜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

2.专业知识上的准备

英语教师必须具备两种知识:一是所教英语学科的专业知识,一是与英语教学相关的理论知识。

作为一名英语教师,英语基本功必须扎实过硬,应具有相当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方面的知识,同时必须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译的技能。以便能够灵活自由的表达思想,为学生营造一个相对真实的英语学习氛围,让学生随时体认英语语言的用法。

随着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深入,许多国外先进的外语学习理论和成功教学法可以第一时间进入国内,这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外语学习理论的创新。因此,作为一名现代的英语教师必须学习和掌握先进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国外近年来的二语习得理论、中介语理论、学习策略理论等对英语教学有相当的启发,是外语教师必备的理论知识。国外的各种教学法流派,如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交际法等都对英语教学有借鉴和指导作用,英语教师应当了解乃至熟悉这些教学法的特点和优劣,取长补短,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以期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

只有当英语教师具备了上述素质时才能自如地实现教学中各种角色的转换。

1.由单纯的“传道者”转变为集多重角色于一身

我国教师的传统角色是“传道、授业、解惑”。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教师只注重知识教学,教师讲,学生听,属于“灌输式”和“复述式”教学。现代英语教学着力于学生主体语言能力的生成和拓展,英语教学应是一种“探究式”的教学。教师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感染着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和交流的欲望,营造浓厚的英语氛围,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英语,主动学习英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克拉申的“情感过滤”说指出,语言学习者的动机、自信心以及焦虑程度等情感因素,对语言输入到大脑中的语言习得过程起着阻碍或促进作用。如果学习者动机明显,自信心强,即他们的情感过滤程度低,那么他们的语言输入量就大,输出能力也强。心理学研究表明非智力因素在人的学习中发挥着80%左右的作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只有知识“授受”是不行的,教师必须要针对学生非智力品质丰富、敏感、活跃的特点,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激发其学习动机和自信心,鼓励学生大胆参与,让他们体验到成功表达的乐趣,尽量减少挫折感失败感,解除学生心理压力。这样就能有效的排除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畏难、排斥心理。教师是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激发者。

2.由唱“独角戏”角色转变为师生“互动双主”

英语教学具有“双边性”、“对话性”和“交际性”的特征,因此教师只注重完成自己的教学计划,过多注重“教”而忽视学生“学”的方法是远不能适应现代外语教学要求的。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特别是要引导和帮助学生“内化”和“活化”他们所接受的语言信息,将外在的语言知识转化为个体的内在的语言经验、语言体悟和语言智慧。英语教学是一种教学活动,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交往活动,是一种“对话”“交流”更是一种“理解”。因此,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做到“互动双主”。“互动双主”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同为教学主导,学生还兼有教学主体的角色,在课堂上保持一种互动的关系。让学生充分发挥教与学两个方面的主体作用,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注重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在语言知识上和能力上都得到提高。教师同为教学主导,要制定各个层次的教学目标,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能力,以朋友的身份帮助学生真正达到教育目标。彻底告别课堂上教师唱“独角戏”的角色。

3.由封建家长转变为平等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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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进行小结评价,扩大中学生语文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面

在这一环节中,运用各种检查奖励的方法来准确衡量学生掌握阅读的情况,从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目的。中学生在进行阅读时,不但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有较丰富的读书心得,并且希望得到老师与同学的赞许和认可,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这一特点组织学生在阅读后进行互相交流并评议从中获得知识,学会正确的阅读方式并巩固自己的阅读兴趣。例如:教师在教授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一文,可以先向学生提出一系列的思考问题,比方说作者在文章开头为什么会“心里颇不平静”,为什么在到了家门口又“突然吓了一跳”等。然后给学生预留出自己思考的时间进行自学,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答这些问题。然后教师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最后让学生自己总结各个同学的发言并评议,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所学,又可以给学生提供向其他同学学习阅读方法的机会。

另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互相交流所读的现代文学作品。学生可以将自己喜欢的某篇文章介绍给大家,并将自己的感受及见解与同学们一起交流与分享。或者学生可以组成小组,根据文章内容来把文中故事改编成剧本,并表演给大家看。还可以通过举行讲故事竞赛、朗诵比赛、读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这些活动当中,运用竞赛的方式进行评价,并使得学生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全程都有评价。通过评价使得学生更加重视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最终提升学生的全面的语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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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10]《朱自清全集》第四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7页。

现代语文论文篇7

现代教育理念就是提倡“公平、民主、自由”的教学氛围,营造这样的教学氛围,建立公平、自由的学习环境,提高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学习与自主钻研的学习动力。反对老师的“个人主义”,反对教师的“一言堂”行为,要让学生与教师积极配合,形成默契的工作模式,积极提高教学中的师生平等关系,加强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互动。现代教育思想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作为辅导的角色,而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

1.2“公平对话”教学方式

“公平对话”的教学方式是提供给现代教育理念一种直接对话的教学参考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让教师和学生保持一种公平地位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学生对学习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正确理解。利用“公平对话”的模式开展教学,学生可以更顺利的求证各类理论知识和相关汉语言文学内容,保证自身学习的深入性和自主性。“公平对话”追求的是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1.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创新,教师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引导下,要利用阐述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入正确的学习状态,保证每一个学生的乐观、积极的学习状态,不断提高学生的教学观念与学习方法。阐述教学方法不同于学生陈述这样的简单教学思路,而是要引导学生进入真实的环境,融入情景之中去学习和掌握真正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思路。阐释教学方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在一边阐述,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模式中,让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4灵活的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评价工作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估必须体现出现代化教育教学的灵活性。因此,灵活的教学评价方式更适合传统的以分数为标准的判定方式,很多学生可以展现出自我的汉语言天赋与才华,让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潜力得到开发。

1.5教学实践与互动

教学实践增强学生交流,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互动的最原始解释就是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通过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老师可以开放、平等、灵活的沟通,取得相互信任,提高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学实践,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现论要求我们的教育从业者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工作,尤其是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工作上,要积极开展教学主导的定位,帮助教育工作者提高教学规划能力,科学定位现代教育方式,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能力,处理一系列学生存在的疑惑与问题。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鼓励学生的语言艺术、文学、科学和社会学实现全面的提高,与此同时,实现学生与文中的内容进行“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的后现代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对话中的语言运用、达成理解、思想观点的融合,这样的教育成果就是使我们的教育体现了教育人、民主平等、因材施教的后现代的思想理念。

1.6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该首先关注的是教学方法的选择,最新的理论要求我们采取讲解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很多的优点,其优越性在于这种教育模式不仅采用教师进行详细的讲解,更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实现新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正确轨道。消除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在现代教育上进行批判继承。利用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的有效结合,改善传统教学思路,在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出积极调整和工作改进方案。注重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能力,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尤其是在生活中,提高应用的次数与应用的有效性。在教育方法上要因材施教,实现教学的差异化。让更多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知识教学融合在一起,让理论与实际行动相互结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注重教育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把重点放在教育的实现过程。所以,我们要重视教育评价体系的动态性以及复杂性。

2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2.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教学引导模式。让学生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上有一种前期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方法,利用自由和灵活掌握学生学习规划的方式,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开发出自我潜能和学习动力,提高学习灵活性,改善学习动力,让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在社会中发挥价值。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在汉语言教学工作中,教师要积极掌握学生的不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根据师生沟通和彼此的了解,教师可以更高效地为学生讲解汉语言文学课程的一些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明确的学习观点与方法。

2.3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探究式教学方法就是为学生引导一个具体的教学方向,然后只带领学生进入方向,让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提问,自由学习,根据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判断汉语言教学的下一步方法与理论内容。让学生通过自我探究学习,深入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髓,了解具体的内容和学习方法。在探究式教学方法的引入中,学生要注意自身学习方法的改进,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上,要注重学习的创新性与灵活性结合。教师要不断引导,为学生指点迷津,给学生提供正确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现代语文论文篇8

一、语文教材的现代化1.教材内容的现代化就语文教材来看,由于很多课文历史较久,思想性太强,语言的差别也较大,远离学生的生活,不适宜学生的学习,更不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据统计,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的现代名篇及外国文学名著占有不少的比例。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名著的价值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时,疲于疏通文字障碍,理解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及深刻的思想内容,难得闲暇去学习写作手法,况且这些不朽的名著的写作手法也绝非一朝一夕,三、二节课的时间就领会得了的。那么,能否引入现代化的教学内容,选择贴近现实生活、贴近自然,有着指导写作意义且易于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课文,就成为特区语文教学现代化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特区语文教学大胆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保留了人教版教材基本篇目的基础上,适量增加了一些贴近自然、贴近学生生活并适合采用现代化教法的课文,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文水平。

2.教材形式的现代化书本是传统的教材形式,这种形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便于携带,可随时随地反复阅读。但这种形式缺少形象性和直观性,且形式单一,显得呆板,影响教学和学习效果。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对传统的教材形式进行改革。我们可以使用诸如录音带、录像带、投影片、电影、电视、电脑等媒体进行教学。通过使用现代化的教材,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使学习的过程形象、生动、轻松、直观,提高学习效率。因此,编写适合现代化教学形式的多媒体教材,成为特区教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目前,深圳市电教站组织专家编制了各种教学软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软件把教学、练习、批改、考试和有趣的电脑活动融为一体,既帮助了教学,也帮助了学生学习。这些软件已成为了学生自学的好帮手。

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手段,综合生理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教育学等科研成果,在继承以往合理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注重掌握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特征,科学地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从而达到教与学相得益彰的效果。深圳特区的许多学校在进行教学整体改革的同时,大胆使用多媒体开展教学,向教学方法的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还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特区的一部分小学已实行双语教学法。这种方法将普通话和英语同时作为教学语言,使学生在学习母语和其它课程的同时,像学习汉语一样地学习英语。双语教学法可以早期开发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促进儿童智能发育,减轻儿童长大后学习英语的负担,提高了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双语教学法,切合深圳的实际,为1997年香港回归创造了条件,为培养跨世纪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现代语文论文篇9

(一)语文课程的生活化

指的是语文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反映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习要“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也就是说语文学习要关注人类本身的发展,关注人类社会的存亡,关注自然的变化,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发展。语文学习必须与生活密切联系。面对纷繁的社会生活,语文与生活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密切。“生活有多么广阔,语文就有多么广阔”“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处处有语文”等成了近年来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已接受的观点。联系生活学语文,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有利于学以致用和学文育人,还能克服语文学习的长期性、普遍性与事实上的课时有限之间的矛盾,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那么,学生的社会“生活”包括哪些方面?语文课程标准所开列的“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戏剧表演、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报廊、各种标牌广告……”以及“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

(二)语文课程的综合性

现代科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科学知识综合化的明显加强,而语文课程的综合性指的是语文课程要简化头绪,加强综合,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综合的全面提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

1.改变现行语文教育中过于追求科学化、多线索的倾向,加强语文听说读写的整合。听说整合为口语交际,口语交际和写作整合于阅读和综合性学习之中。以往的语文课程,一般分为阅读、写作、口语交际、汉语知识和语文实践活动等若干个子系统,好处是线索分明,便于教学,但缺点也很明显,即片面追求科学化,罗列大量的训练点,肢解语文;强调听说读写的独立自足,各成体系,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和照应。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如果头绪繁多,则多百害而无一益。

2.整体考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的综合,大力提倡综合性学习。在综合性学习中,可以使学生综合运用语文知识,整体发展听说读写能力,沟通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并把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是指加强语文的实践性,而语文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这是针对过去语文课程严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重知识轻能力、死记硬背、学生学习的归宿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等倾向而提出的,目的是广开语文资源,加强课内外联系,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语文实践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因为语文一个重要的属性是交际工具,要学生掌握好这个工具,单凭口耳相授是不可能的。语言能力的获得,需要学生在言语实践中去自悟、自得,并培养自己运用语言去吸收、交流和储存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实践性与生活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规律。”“沟通课堂内外,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区等教育资源,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这两段话集中体现了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实践的重视。

(四)语文课程的开放性

是指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大力开展语文课外活动,使语文学习从课内向课外延伸,形成课内外结合的、开放的、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体系。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沟通教材内外、课堂内外和学校内外,使语文学习和其他课程的学习,书本学习和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阅读由课文扩展到其他文章以至课外,引导有条件的学生进行网上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在重视课内练习的同时,要重视课外练笔和课外口语交际活动;综合性学习一般只提供活动的方向和少数参考资料,大量的具体的学习任务则是由学生自主完成,综合性学习中的跨学科活动则是语文材料开放性的最集中表现。

2.由于教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自足的,而是开放性的、向着深广的时空延伸的,所以,对教师来说,教材决不是“圣旨”,它只是给教师的教学搭建一个大显身手的平台,其中许多地方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灵活处理,或增或删,当然最主要是对教材内容进行充实、发挥。新型教材的由有限伸向无限、由现在通向未来的开放性特点,则使教师的知识和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五)语文课程的跨学科性

指的是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沟通”,“提倡跨领域学习,与其他课程相结合”等,这些观点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不断得到强调。提出“跨学科”这一概念的背景在于,过去的语文课程过于强调学科中心,与其他课程隔离,独自为战,为语文而语文,湮灭了语文课程的综合性和工具性。提出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在于:语文本来就是反映并表现大千世界的,当然也反映其他课程的内容;“生活处处有语文”中的“生活”,其他课程当然也包含在内,只要有听说读写的地方,就会有语文。新教材编写中尽力体现跨学科这一思想。阅读部分的课文选编注意体现学科内容的多样化,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文学、艺术等尽在其中;练习设计注意跨学科照应;综合性学习尤其强调跨学科,专题设计常常是从科学与人文两个方面入手,使学生联系其他学科所学的知识,请教其他学科的教师,开展语文活动,提高语文综合能力。

二、语文教学方法改革的特点

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发展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也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而语文教学内容是课程的具体反映,教学内容与课程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现代语文课程的变化发展,已不是传统课程所能企及,理所当然,与之相适应的语文教学方法也非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所能相提并论。那么建立在现代语文课程的发展上,当代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具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开放性和教学目标的多元性决定了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巴班斯基曾说过:“现代教学的鲜明特点乃是教学方法的丰富多彩。”传统的语文课程结构简单、内容僵化,在教学中往往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这种注入式的教学割断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只能抑制学生的思维,削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影响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近三十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语文课程的发展呈现出生活化、多样化,也导致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只以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为目的语文教学方法就有十种之多:发现法、解决课题法、问题教学法、范例教学法、暗示教学法、SQ3R学习法、问题讨论法、欣赏法、观察法、局部探求法、研究法、探究和研讨教学法、综合性学习法、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法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是语文课堂教学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语文课程发展的必然要求。

2.语文教学方法的综合性

学科发展中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对语文课程设置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而语文课程的综合性则要求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的交织使用,这势必形成语文教学方法改革呈现出的综合性的特点。当代语文课程所包含的教育教学的目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教学过程是由许多环节组成的。既不能用一种教学方法去完成多方面的教学任务,也不能在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使用一种教学方法。要实现某一方面的教学任务,就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教学进行到某一环节就要使用适应于该环节的教学方法。正如巴班斯基所说:“要有目的地选择每一课题的主要方法,所选择的教学方法要能很好地完成相应的教学和教育任务。要让学生掌握知识,就用讲述和谈话法;要检查学习情况就用提问或答卷;难的要讲,中等难度的可用探讨启示法。”所以在语文教学中,以某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多种教学方法交错使用的情况是常见的,这也是语文课程发展的综合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3.语文教学方法的双边性

中外教育史上已有过许许多多的教学方法,有的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有的则带着浓厚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不能不说与传统的语文课程设置有关。传统的语文课程结构简单、内容僵化,具有片面性和落后性。而现代语文课程的发展则一改传统课程的特征,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新课程标准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习惯”,“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明确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即教学不是师讲生听,也不是师导生演,更不是师尊生卑,而是互学、互动,二者是合作、平等的关系。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而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与之相应,当代语文教学方法与传统的只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教学方法理所当然有所不同,其特征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所说是“教师与学生合作”。如导学式教学法、启发探究教学法、问题讨论法、欣赏法等教学方法都十分重视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一方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4.语文教学方法的双法性

教学方法,按其本义理应包括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只讲教的方法,忽视学的方法。实践证明,忽视学法,教法也就失去了针对性,减弱了实效性。这个问题,只要考察一下过去的语文课程设置,就不难找到答案。传统的语文课程结构简单、形式单一、内容陈旧、远离现实生活,在教学方法上,教师的教就足够了,无需考虑学生的学,也能适应当时科学技术和生产进展缓慢的时代要求。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不断更新。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要进行改革,课程应该综合化、趋优化。要适应课程的这种发展趋势,教学方法不仅要研究教法,更应该研究学法。把研究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已是当代语文教学方法的发展趋势,“教会学生学习”也成为当今世界教育的重要口号。这就要求教师和学生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教”这方面看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即扮演一个“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从“学”的角度来看,学生要发挥“主体作用”,即扮演“学习的主人”的角色,以表现出“自主学习的意识”,逐步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因此发现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程序教学法、自学指导法、自主合作探究法等便成了最优学习方式与最优课堂教学方式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了。

现代语文论文篇1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当代文学兴起,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和观念,并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一大“领导者”。但是现当代文学流传到今天,却受到了社会各类因素的干扰,而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学校扩招、课业压力、课程改革等的影响,都造成了他们不再自觉的去进行阅读文学作品,更感受不到现当代文学著作中所包含的种种现实意蕴。对于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篇章,也只是将其看做是一项考试范围,只求能够答对与其相关的题目,并不进行深入思考。

一、在语文教育中融入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必要性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文字语言相比其他文学形态,有着非常明显的教育优势。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意见、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在保持本身属性特点的基础上,又受社会的制约,需要符合时代的要求。而现当代文学作品摆脱了旧的文言文语言表述方法,在文学作品中更加突出了生活中的通俗语言,摆脱了语文文言文阅读中的语言障碍,从而使学生更为容易理解作品,进入作者的世界,与作者进行“对话”。同时,在语文教育工作中,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更为贴近学生的生活,这对学生优秀人格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达到借助文学进行教育学生的目的。

二、在语文教育中融入现当代文学的有效策略

(一)重点解析现当代文学的语言特色,了解作者创造心境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展现文本语言中的典型特色,进行了一定创造突破,对文本语言进行了更为真实、更为个性鲜明的塑造,它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匠心,文本中鲜明的语言特色,更展现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因此,深度剖析独具特色的文本语言特色,也是更为精准的了解作品意义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朱自清所作的风景散文--《荷塘月色》,这一是他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同时更被收录在了语文教育教材中,这篇语言美丽并精致的语言,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风景优美、耐人寻味、如诗如画的绝美意境。用以诗化的文本语言,造就了“文中有诗”、“文中有画”的文学至高意境。可以说,现当代散文语言,在朱自清的写作中已趋于完善,并成为经典,其主要体现在:文本语言符号构成了作品的双重视觉,形成了一种虚无缥缈式的文字语言。朦胧月色和碧叶亭亭的荷花的完美画面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在作者心中,这更是一处天堂、一处精神避难所。这篇文章用以文字语言,尽情的描写池塘、描写月光,描写每一处景物的景色,最终使得作者笔下的月光与荷花池美到了极致,文中夸大了作者对此情此景的审美因素,使学生在欣赏景色的同时,更能读到一种语言的魅力感。这是由于作者正处于一定的特殊时期,荷塘月色更是寄托他对未来无限期待的地方,而现在只有在这里的“荷塘月色”来能安慰自己的灵魂,这孤独的幻想满足他满足他摆脱现实的欲望,从而创造出了这独特的月光,这如天上人间的浪漫天堂般的场景,传达出作者追求自由和宁静的期盼。

(二)深入挖掘现当代文学著作的内蕴

理解文学,我们必须面对文本语言。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语言被认为是需要首要关注的问题。从语言意义上来说,汉字分为三个部分:表音、表形和表义。然而,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内容来说,其所要表述的内容远比单个汉字所要复杂得多。在文学中,某一个词和一个字所要表达的将远远超过它在字典中的意义。曹禺的《雷雨》,以文学与舞台的高度统一,而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剧本的代表作。自《雷雨》出现以来,不仅多次被搬上话剧舞台,更加入到了语文教育教材中,成为学生必读课文之一。作者曹禺用以高超的人物语言,成功地塑造出了八个经典人物,而这八个人物的成功塑造的先决条件就是作者再本文对话中随突出设计的--潜台词。从而造就了这篇著作能够达到全貌乃后定。所以学习《雷雨》,最为关键的就是文中的人物语言,但是只理解人物语言中的表层意义,也不能对作品内涵进行理解,只有深入挖掘人物语言中的深层意义,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这一文学著作的本质意义。

三、结束语

在语文教育中, 现当代文学作品必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要想充分发挥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必须正确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语言和内涵,促进其自我感知文学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印[J].北京大学学报,2003(5):27.

现代语文论文篇11

一、现代传播语境下的传媒话语特征

(一)话语的广泛性——政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传媒内部话语关系在新闻价值取向上,由“单一政治维度”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娱乐“多向维度”转变的发展,传媒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和再组织。

这种话语的广泛性特征,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尤其对私人领域生活的渗透。一方面,鸡鸣狗盗的琐碎之事可以成为媒介向公众哗众取宠的工具,另一方面,对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的关注也成为以媒介为主导的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值得注意的是,话语的广泛性与开放在网络中表现更为显著。这是因为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更受到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二)话语的直观性——消费经济下的媒介的“视觉转向”

市场经济严格说来就是消费经济。为了实现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市场运行及生产行为不能不瞄准公众消费动向,不能不围绕消费旋转。“顾客就是上帝”这一口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当前我国传媒呈现出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这种消费主义倾向,即是指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

正是在这种消费经济的影响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媒介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视觉形象(包括图像和活动影像)在媒介内容表达和受众吸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刷媒体的“读图时代”早已来临,电子媒体的“影像时代”也已到来。这表明形象已经取代文字成为媒介传播的强势符号,此即媒介的“视觉转向”。

媒介的视觉转向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力张扬,在形式上就表现为传播符号的视觉化。形式上的表现主要集中于文本形式的变革。报纸的彩版、大量的图片、耀人眼目的标题,电视技术的更新以及时尚、另类等元素的介入,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图片专题,都有利于形成视觉冲击力,刺激人们的消费欲。

(三)话语的世俗性——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主义精神”的提出,我国当代传媒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平民化色彩浓厚、凸现平民意识、表达对平民的关怀的新闻报道和节目,从以《第七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的兴起并形成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了传媒话语的世俗性。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以平民的内容为关注焦点,以娱乐化的手段制造话题,虽然备受争议,却也受到了广大受众的普遍欢迎。

所有的传播行为都有两个指向:一是披露事实,告知情况的指向,一是传受双方相互交流、互动的指向。后一指向认为,传播是相互关系的协调,而非对立。这一指向使传播从权力话语转向身份认同话语,主要是文化身份的认同,而不是阶级身份的认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更强调情感、体验和娱乐。就连党报也从过去强调政党的声音,发展到现在强调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大多党报都将本地新闻放在了重要位置,本地新闻的数量在所有新闻中所占的比重可以高达40%以上,报道的角度也有了新的解读。如报道城管部门的技术革新,不仅从官方的角度,更是从百姓的视角,看到了各种问题诸如井盖丢失、公共设施损坏、垃圾渣土堆集、占道经营、违章搭盖、油烟扰民等,都可以在短至数十秒内反映给监督和指挥中心。这就切合了城市化、市民化、个性化的需求。正是在关注世俗平民,报道世俗生活,追求世俗价值,表达人文关怀的过程中,当代媒介在价值追求上更强调人在感性上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从而实现受众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二、网络话语世界的话语独特性

(一)网络话语的碎片化

在传统新闻中,一个报纸版面或广电新闻栏目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往往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连续报道必须在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文本样式提供给受众,客观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都割裂了新闻本身的内在联系,使动态的事件扭曲成静态的画面。这使传统媒体更重视新闻作品本身内部的组织,强调要素的完整。然而在网络新闻中,时间和空间统一在一起,各种新闻与评论的不断加入使新闻基本沿着事件的发展而成为变化着的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

伴随着新闻的过程化,网络话语呈现碎片化的特征。网络新闻在追踪当前发生的事件时,往往以很短小的篇幅出现,它们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断,必须与其他报道联系起来才称得上有头有尾。如网络中的滚动消息通常是一句话新闻。彭兰认为,网络新闻“为追求时效性而进行频繁的动态更新,容易形成新闻的‘瞬时化'或‘碎片化':一些新闻在网站中转瞬即逝,事后很难查证;一些新闻只能支离破碎地展示新闻事件的各个片断,很难全面深入地体现新闻事件的本质”[2]。

应该说,碎片化拆散了传统新闻的完整性,代之以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既是内容的不完整,也是深层意义架构的不完整。与传统新闻相比,新闻文本碎片化造成了更多的文本间隔、差异和矛盾,使传统新闻追求的意义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就削弱了新闻作者对文本的控制,使受众在建立对事件的理解结构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另外,如果从互文的新闻报道网络的角度看,反而会观察到其丰富的一面。其实,碎片化的现象在电视新闻频道中也存在着。但相对于电视的瞬间即逝和线性刚力,网络新闻因为其异步性和海量信息,使这些碎片可以长时间共存。正如网络专题以超文本方式对信息的聚合。对照梵?迪克的假设性新闻图式结构[3],网络新闻可以说是将完整的新闻结构拆开,以各种方式重组,使文本间呈现出分裂又融合的景观。

(二)网络话语的可写性

“在网络新闻时代里......一个重要的新角色进入到了信息传播领域:那些阅读、观看、利用新闻信息的人。由于参与信息传播的门槛已经完全消除,被采访对象如今有可能在报道中加入新的信息,新闻报道表面上是个已经完成了的作品,实际上却永远没有完成。[4]”网络改变了原本完整自足的文本观,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可写文本。在这一可写文本中,“作者已死,文本是动态开放的网络,能指在各种互文中游移;读者获得了作者的地位,阅读的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无限多元。”

微博的流行,使普通网民更方便地成为了新闻的发出者。人们争先恐后的发表最新的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成为了新闻的生产力,体现了普通民众的社会生存现实。具有网民特性的专职网络记者又根据网民提供的信息发掘新闻,将微博的信息融入到专业的新闻文本中去,成为开放的新闻的组成部分。

另外,网络新闻专题多姿多彩的“超文本结构”彻底改变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结构,在文本构成上,不仅有文字文本,还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甚至影视文本,并且各个文本间及每个文本之中的词语、句子都能与其它文本交错互连。运用超文本结构,网络新闻专题实现了多种文本的平面组合和互通,构成一个有声音、图画、动画、影视、文字等各种传播介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信息网络形态,文本的互文特征在此得到很好体现。

(三)网络话语表述的自由化

比较传统媒体与网络话语的表述特征,网络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话语权力,话语的表述因而也更加自由与多样。正如前文所述,网络话语生产突破了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因而无论从话题的选择上,还是话语的具体表述上,都表现得更加自由、大胆。

一方面,各大网络媒体纷纷开设专题,对热点事件进行追踪,不仅是“海量的信息”,更有“海量的文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文字顺序把相同的信息说出来,体现出表述的自由。在网易的“滚动专题”中,我们往往能看到标题不同,但内容一样的重复报道,并安排在同一个专栏之中,这种现象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中是不允许存在的。它出现在网络中,显得理所当然,并能强化这一新闻的力度。另一方面,在话题和语言的选择上,网络可以说包罗万象,体现出更为宽松的自由度。无论是高雅、严谨的书面语言,还是低俗、下三烂的口语表达,都在网络中得到集中而完全的呈现,这更是传统媒体中所不可能出现的。在对这种“自由”的把握中,人们各抒己见,平等对话,形成了一个“众语喧哗的乌托邦世界”[5]。

总之,网络话语的种种特征形成了网络的独特文化,也就是说网络文化实际上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实践与控制而形成的。这种生产、实践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也有密切关系,但仍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来源:今传媒 文/刘晗,女,武汉东湖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研究。 编选:)

参考文献

[1]蔡敏.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OL].academic.mediachin. net,2003-07-07.

[2]彭兰.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现代语文论文篇12

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而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被称为个性解放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被称为“人的文学”,但这并不是说从前的社会不重视人及其个性,也不是说从前的文学没有反映人的生活和表现人的精神。“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五四时期,个人被置于中心地位、首要地位。中国古代、近代也重视人,但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时,个人才得到尊重,而五四则改变了这样一种个人与国家的从属关系。五四虽然仍然强调国家民族的终极性,但并不把人完全从属于国家和民族,“人”本身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具有根本性。周作人引马庆川的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1]在周作人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个人,所以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3],因此他主张提倡个人主义。所谓“彻底的个人主义”即“人间本位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即强调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群体优先于个人的近代个人主义。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属于中国现代的“自由”话语。

“人的文学”和“国民文学”就是在新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人”和“国民”具有同义性,在内涵上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人”和近代梁启超等人所说的“国民”有了很大的不同。“人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从根本上也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学。所以周作人说:“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4]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在个人主义的意义上,“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5]“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的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6]再有,他说:“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7]在另一个地方,他说:“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8]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周作人还有很多论述,从上面所引诸话来看,周作人实际强调“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文学。他承认文学具有人类性,但这是建立在“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人类”在周作人这里实际上被个人化。他反对把文学纳入国家、种族和家庭的范畴,反对把文学当作实现国家、种族和家庭目的的工具,因为如果是这样,个人主义在文学中就会受到伤害从而泯灭。在周作人那里,个人主义文学本质上是把个人从国家、种族和家庭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纳入其中。当然,周作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比较特殊,他自己称之为“彻底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极端个人主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大多数人对国家、种族和家庭的态度都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但强调人的个性与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认为,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是精神解放:“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友好、同情、爱慕的东西。”[9]又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10]“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1]关于“人”及其“个性”的观点既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而言,但同时也具有理论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提倡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的意味,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人的个性的本质。在个人的属于国家、家庭的前提下、在人的个性遭到压抑的前提下,“修身”不仅不能解放个人,反而会使个性受到更大的压抑,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语境中,“修身”就是按照纲常名教泯灭自己的个性,它不过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代名词。所以他说:“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故言之不觉其沉痛也。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对个人主义的提倡也是在理论上而言的,他认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认为“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12],就具有抽象性,这和近代的个人主义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显示了对于“人”的新的理解。

在建构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话语的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就认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物质繁荣其实只是其社会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根基则在人,具体地说,在于人的素质。中国要走向富强,其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即“立人”,而“立人”的重要方面是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所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便何况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又具有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痕迹和残留,即强调个人的工具性或者说国家的终极性。

但对于个人的内涵,鲁迅的观点明显有别于近代:“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又说:“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14]这里,鲁迅把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与西方现代的个人概念进行了区分,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在意义上与自私自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害人利己,而西方19世纪的个人则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即独立、自由、个性、知识和理性,从而从根本上表现出人的主体精神与创造精神。

五四时期,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则更趋现代化,在《随感录三十八》一文中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对于这两种“自大”,鲁迅的态度是鲜明的:“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15]可以看到,鲁迅五四时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优先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个人,个人的素质提高了,群体就自然强大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以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强调个人以及具体的个性、独立、自由、尊严等一直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部分。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个人主义具有较多西方个人主义的色彩。

但是,强调自由的个人性以及自由对于群体、国家的对立和反对,即坚持西方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精神和价值观,这只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又把个人主义相反的内涵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包容进来,并在独立、自主、自由的意义上把二者整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同时也重视群体,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并把它纳入自由主义的范畴。以为例,如上所述,他在多处地方强调个人自由以及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性原则。并且,他也清楚地看到了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二者进行整合:“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中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17]在看来,个人与社会具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相谐和的一面,而相谐和不是在利益的层面上,而是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的层面上,而后者则是西方自由主义在19世纪之后所一直强调的。所以,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从中国具体语境出发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某些反思。哈耶克说:“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持自身。”[18]把的观点和哈耶克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影响深远。

由于长期的留学生活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的结果,胡适对西方个人主义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所以他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原本的。胡适对个人主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大力提倡和宣传个人主义。他推崇易卜生对个人的肯定,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对易卜生的戏剧进行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解读:“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胡适并且引了易卜生书信中的一段话为证:“我所最期待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有意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直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9]所以他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为有益的为人。”[20]和陈独秀、、鲁迅等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一样,胡适也非常重视个人的社会终极性,也就是说,理论上他认同发展个人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发展社会这一观点,他说:“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才建造得起来的。”[2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文化救国论”,而文化的深层基础是人,所以“为个人”也是“为国家”。

但与中国近代的个人主义不同,胡适提倡个人主义的终极目标虽然仍然是国家和社会,但在胡适的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中国近代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从根本上从属于社会、服从于民族国家。而胡适则“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22],在他的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对于社会和民族国家具有根本性,国家和社会从根本上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深层的基础。所以,个人与国家和社会具有一体性。“没有那无量数的个人,便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历史,那无量数的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的生活全靠个人分功合作的生活,但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23]这就比从前的简单地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所属物的观点要深刻,也比西方的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为个人服务的观点要辩证。

和鲁迅一样,胡适也把个人主义与中国古代的自私观念作了区分。在胡适的概念中,自私是贬意,而个人主义则是褒义。胡适援引了杜威关于“真”“假”个人主义的区分:“假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其特点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为我主义”是中国古代的个人主义。而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则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是“真个人主义”。“真个人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24]个人主义除了个性和权利以外,重要的特点就是独立性、理性和自由决策。《终身大事》最后有一句台词:“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25]在这种意义上,胡适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属于自由主义。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文化传统以及现实政治语境的制约,胡适的个人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又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胡适坚持了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性,但同时,他也承认社会对个人种种限制的合理性。他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即一方面承认个人有不受他人和社会干涉的权利,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又要对他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他行为和言论的后果负责,即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26]他既承认“小我”即自我,也承认“大我”即“社会的我”,并且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 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27]有人认为,胡适在这里表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某种误解:“当胡适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等同于易卜生主义时,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就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他把‘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看作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真精神’。而人格典范或行动范式就是娜拉的出走与斯托曼医生的敢与众人对抗。而在哈耶克的观念中,这恰恰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严重歪曲。”[28]应该说,胡适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确有某种误解,但误解的情形并非如此。应该说,胡适对个人主义本身的理解是很符合当时西方对于个人主义的普遍观点的。至于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点,那已经是20世纪中期的事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具有一种时间距离,很难说是“偏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反映了西方50年代及以后自由主义对上个世纪初以及更为遥远的功利个人主义的反思,它在很多方面与胡适站在中国立场上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改造”恰恰是暗合的。

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西方原本个人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误解”,还不如说是西方个人主义话语在汉语语境以及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变异。西方个人主义思想通过翻译的途径引入时必然会发生某种歧变,因而会出现差异。而更重要的,中国自晚清以来,“救亡”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一切西方思想形态包括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批判,西方个人主义作为这种批判的锐利而有效的工具相对得到张扬,因而也比较原本。因此,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更多地是在个人的层面上展开的。但随着这种个人解放时代的淡化以及民族矛盾的突出、革命思潮的高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很快地便被纳入了国家民族自由主义的范畴,个人主义便被深深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很快便让位于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以郭沫若为例,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虽然他那时的“自由”与“解放”具有更多民族解放和国家新生的意味,但强调个人层面上的自由与解放也是非常明显的,“我赞美我自己”、“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梅花树下的醉歌》),“我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他的“大我”实际上是把民族国家和个人二者合二为一。但到了革命时代,郭沫若的态度便发生了大的转变,完全否认个人及个性。“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郭沫若实际区分了两种个性和自由,即“个人个性”与“大众个性”,“个人自由”与“大众自由”,“大众个性”和“大众自由”同样是自由的范畴,同样应该尊重,并且应该优先尊重。“要发展个性,大家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29]“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30]“我们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31]把社会与个人完全对立起来,并且强调个人绝对地服从集体,胡适的观点在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话语中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个人”与“国家”始终是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核心范畴,不同的价值取向使自由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郭沫若的“革命救国论”不同,胡适可以说是“个人救国论”,郭沫若是从救国的角度否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那里,革命作为集体行为与个性和不受限制与束缚的自由是不相融的;胡适则是从救国的角度肯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并在自由的意义上把个人和国家二者整合起来。这在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话语中同样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32]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自由从一开始就不是随心所欲。因此,作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其实同时包含了个人的权力和责任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个人主义并不只有个人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个人与社会之间并不绝对地相互排斥,把个人利益看成是与集体利益完全相对抗的观点是狭隘和片面的。“个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自我完成无疑会促进社团的发展,而一个好的社团也肯定会有利于每个个人的自我完成。”“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虽然反对以集体的名义要求个人作无谓的牺牲,但绝不是唯我主义者,他关心如何协调这两方面的关系。”[33]但另一方面,自由的限制与责任并不导致在逻辑上对自由本身的否定,个人权利和国家、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同样不导致在逻辑上对个人本身的否定。事实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直在调节这二者的关系,并在调节中形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鲜明特色。

我们看到,五四时所引入的西方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功利个人主义,其特点是强调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自由的权利,强调社会的最终价值只能通过个人的幸福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来实现。功利个人主义有它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就是在对西方功利个人主义批判和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实,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西方也是备受批评的,比如在法国,它就长期遭受非议:“‘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在19世纪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在法国,它通常带有一种贬义,甚至至今仍然如此,意味着强调个人就会有害社会的更高利益。”[34]“个人主义所摧毁的恰恰是服从和责任的观念,从而也毁灭了权力和法律;剩下的不就只有利益、激情和歧见的可怕混乱了吗?”[35]“不难看出,一个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就不再能处于正常的社会状态,因为社会是精神和利益的统一,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分裂。”[36]“个人主义的原则把个人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周围事物和他自己的惟一评判者,赋予他不断膨胀的权利,而没有向他指出他的责任,使他沉湎于自身的力量,对整个国家宣布自由放任。”[37]个人与国家或社会在权利上的冲突和精神上的矛盾,这是回避不了的。对于中国近现代来说,这种冲突和矛盾尤其敏感。就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来说,中国近现代与19世纪的法国如出一辙。

一半是出于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一半是环境、文化、翻译、语言使然,西方个人主义在五四时的中国在介绍和引进以及应用的过程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中国化,二者奇妙地纠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品质。事实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就是中国人从自己的文化和立场出发对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反思以及改造,借鉴、挪用过程中形成的,它具有中西合璧性。所以,就状况而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方式上非常接近70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的“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西方对20世纪初到70年代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反动和修正,具有反思的味道。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则是中国现代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反思、修正、补充,具有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中国性,同时在中国性的意义上具有超越性。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时代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后来则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并且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从而形成既不同于中国近代“自由”又不同于西方“自由”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始终在这两个层面上复杂地展开。

【注释】

[1]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5]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6]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9页。

[7]周作人:《文艺的讨论》,《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8]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9]:《精神解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10]:《“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1]:《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12]:《宪法与思想自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2页。

[1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56页。

[1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1页。

[15]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312页。

[1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17]:《自由与秩序》,《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1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页。

[19]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1、486页。

[2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

[2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1-512页。

[2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23]胡适:《不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24]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4页。

[25]胡适:《终身大事》,《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页。

[26]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27]胡适:《不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8]任剑涛:《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困境——汉语语境中的论说》,《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29]郭沫若:《〈文艺论集〉序》,《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30]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1]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3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4页。

[33]钱满素:《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3、234页。

[34]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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