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经济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3-25 11:32:33

口岸经济论文

口岸经济论文篇1

随着策克口岸中蒙双方贸易的扩大,双方的货币当局都应积极的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地方政府、外汇部门都应鼓励当地银行与相邻的蒙古国银行建立行关系,实现双方客商资金的转帐汇划业务。具体方式如下:

(1)加强口岸地区货币兑换点建设。健全口岸区金融服务网点,满足口岸客商的兑换、提现、汇兑及使用银行卡等金融服务需求,为双方边贸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2)与蒙古国尽快建立账户行关系,加强两国间的金融合作。

(3)提高海关正常携钞出境限额。

2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

推动境外合作,推进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积极引导各出口企业在对岸城市建立出口批发市场,搞跨国直销。此举是适应缺乏支付能力的蒙古企业而产生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的最大优势在于使企业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便于企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3制定优惠政策

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边境经济贸易的发展为了促进边贸的发展,国家大气候也是非常重要的。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创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可以吸引国内外客商发展边贸。同时还要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实行一站式服务,推动服务承诺制度的实施和开展,进一步促进边境经济贸易的发展。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为通关提供便利化条件策克口岸近年来先后建成了以联检大楼为主的口岸监管区,各联检部门科技大楼、业务楼、策克口岸管委会楼、边防派出所楼和国际客运站已建成投入使用。并且实施完成了以口岸给排水、贸易区市政道路、通讯光缆和国内外运煤专线为主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援建了蒙古国西伯库伦口岸边检所、技术监督局、联检部门供暖、供水工程等蒙方基建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为策克口岸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还应持续加强口岸通道扩建、公共监管区建设、铁路、输变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建,为通关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口岸经济论文篇2

基于要素禀赋的互补性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两岸经贸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尤其是两岸加入WTO和两岸三通的实现为两岸经贸向更紧密和更深层次发展提供了便利,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从1992年的96.97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321.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3.9%;台湾自大陆进口额也从1992年的7.47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36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5%,大陆已成为台湾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同时,大陆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台商投资产生了巨大的磁吸效应,投资金额从1992年的2.46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27.9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8%,大陆已成为台商最活跃的投资地。台湾是一个对外依赖性较高的海岛型经济体,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无疑成为台湾与外界,尤其是与大陆经济的主要连接纽带。在过去三十年中,台湾经济处于由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大陆处于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两岸经济落差与产业梯度发展使得两岸经贸交流日趋密切,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两岸贸易往来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台湾对大陆贸易保持高额顺差,从1992年的89.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954亿美元,两岸贸易顺差在20年内迅猛扩张了约10倍,年均增长高达12.6%。二是两岸贸易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传统的中上游企业跟随下游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带动了台湾部分零件产品的出口。进入21世纪,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生产的影响下,台湾IT产业快速转移至大陆,促使台湾生产原料、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出口的增多,从而带动两岸贸易规模的扩张。三是两岸贸易的主要形式为加工贸易,贸易水平一般偏低。长期以来,台商投资大陆所需中间产品大都是从岛内进口,经加工组装后再出口欧美市场,这使得加工出口贸易占两岸贸易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两岸形成了台湾接单—日本进口—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发展模式。综上所述,影响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以产业梯度为主的两岸贸易联系越紧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就越强。但两岸贸易往来的严重不平衡可能会使两岸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并不与贸易规模相对应。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两岸贸易类型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且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基于学术界关于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相关研究结论,两岸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动态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第二,两岸之间的资本往来主要是以台商对大陆投资为主,呈现单向流动特征。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台商投资大陆不仅可以促进大陆资本积累,引起大陆制度变迁,还可以诱发岛内技术进步和台湾对外贸易量的增加,进而对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影响。第三,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化,相似经济体往往面临着共同的冲击,而产业结构的差异化也将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在两岸经贸合作中,两岸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但伴随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两岸产业结构将趋于相似,因此两岸产业结构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动态影响比较复杂,且存在阶段性差异。

二、度量指标、数据说明和方法选择

(一)度量指标

1.经济周期协动性,也称同步性。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但一般都认为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核心是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表现为一个国家(地区)的宏观经济波动对其他一些国家(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11],通常采用两个经济体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来衡量,但程惠芳和岑丽君认为这种衡量方法有一个缺陷,就是该方法计算的是若干个子阶段交叉相关,不能很好地反映完整的经济周期变化情况[12]。本文借鉴Cerqueira和Martins的同步化指数构建方法[8],利用大陆和台湾的季度经济增长率数据,计算两岸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反映它们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发展情况,指数值越大,说明两岸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计算公式见式(1)。2.两岸贸易强度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一般采用双边贸易量与各自贸易总量或经济总量的比值表示,两种计算方法的相关性较高,但考虑到两岸经济规模的差异极大,本文采用两岸贸易量与各自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表示两岸贸易强度,具体计算公式见式(2)。

(二)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本文基于大陆与台湾1992年至201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大陆的GDP增长率、三次产业结构增加值均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台湾的GDP增长率、三次产业结构增加值均来源于台湾“主计处”的“统计资讯国民统计所得资料库”;关于台商投资和两岸贸易有多种来源和统计口径的数据可查询,但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可获得性与连续可比性,本文中的两岸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了《两岸经济统计月报》中“陆委会”估算数值,台商投资大陆数据则采用商务部外资司公布的季度资料,2.数据处理。第一,由于两岸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与台商投资均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周期变动特征,因此本文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剔除季节性因素造成的影响,采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第二,由于缺失两岸进出口贸易与台商投资1992年至1994年的季度数据,因此本文借鉴王华的处理方法[9-10],以当年年度数值结合之后各年度每季度所占比重的平均值进行估算。

口岸经济论文篇3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位于我国东部海岸的中心地带,地处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口,是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以及东海黄金区域的结合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区位条件极为优越,是世界重要的产业集聚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临海的特大型国际都市,上海海洋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拓展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能够顺应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发展浪潮的需要。对上海海洋产业的研究也是上海作为国际性的港城在城市定位、功能转型及产业升级内在要求。

1 上海海洋产业现状

上海全市陆地面积为6340.5km2,其中陆地面积6218.65km2,水面面积121.85 km2,海洋面积近9000km2。201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220.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412.32万人。上海东临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工商管理毕业论文,南接杭州湾,西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领,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当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部,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按照吞吐量衡量为世界第一大港。

1.1 海岸线资源、滩涂、浅海资源分布及经济利用

海岸线是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之一。上海的海岸几乎全部建有海堤,为人工海岸。据上海东海海洋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03年底到2004年4月的海岸线修测成果统计,上海拥有海岸线470km。所辖海域滩地共55个,总面积645.74km2 [1]。上海利用圈围的滩地建立了一大批农场垦区、工厂企业、市政设施和自然保护区,合理开发利用滩地对缓解上海市土地紧缺矛盾,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增强农业后劲、促进工业产值增长、稳定长江口河势、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明显。

1.2港湾、港址资源及港口开发利用分析

港湾、港址资源及港口的形成与发展,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天然优势,并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托和载体。上海港始建于黄浦江,发展于长江,拓展于杭州湾,腾飞于洋山港,历经了由内河向河口、沿海、海岛的开拓过程,雄居中国港口半个世纪,现已跻身于世界港口之前列站。上海港根据港口区分布的地理位置可分为洋山港区、长江口南岸港区、杭州湾北岸港区、崇明岛港区、长兴岛南岸港区、横沙岛南港区、黄浦江港区,共8个。上海港外贸物资中99%经由上海港进出。2008年,上海港完成了2800 万TEU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二,而稳居世界集装箱大港第一位的新加坡港完成达2990万TEU。交通运输部《200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76.57亿吨,比上年增长9.0%。在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大港口中,上海港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港的位置。上海港在港口建设水平上持续保持和发挥产业优势。

在发挥港口产业优势的同时上海也存在着河口岛屿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的问题。作为我国的第三大岛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崇明岛面积大于香港各岛,而2008年GDP只有香港的1/66。2005年,崇明三岛平均GDP为8343元/人,只相当于上海全市人均GDP34436元/人的1/4。与长江三角洲14个地级市比较,最低南通市人均GDP9378元/人工商管理毕业论文,三岛比南通还低1035元/人。同样是岛屿的舟山市,人均GDP也达11586元/人,超出三岛人均GDP3243元/人。三岛一产的比重偏高。上海全市一产占全部GDP1.8%,崇明一产占24.8%,长兴、横沙占22.3%,三岛平均22.3%。从现状经济及产业发展状况来看,三岛不仅在上海甚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尚属较慢地区。

1.3岸线海洋经济密度分析

通过分析对比海洋经济总产值与海岸线的关系,可以获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空间的相互关系。分别计算沿海11个省市2000、2007年海洋产业总产值与大陆海岸线的比值,可以反映各沿海地区单位岸线长度的海洋产业产出贡献,即单位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表1:2000年、2007年各沿海省市单位岸线海洋经济密度(亿元/km)

Table 1: 2000&2007 Economicdensity of unit marine shoreline for the coastal provinces (million / km)

 

省区

2000年海洋生产总值

2007年海洋生产总值

大陆海岸线

2000年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2007年岸线海洋经济密度

上海

601.37

4321.4

470

1.280

9.194

天津

138.63

1601.0

153.3

0.904

10.443

广东

1114.57

4532.7

3368.1

0.331

1.346

山东

737.76

4477.8

3122.0

0.236

1.434

浙江

399.53

2244.4

1840.0

0.217

1.220

辽宁

326.58

1759.8

1971.5

0.166

0.893

河北

69.19

1232.9

421.0

0.164

2.929

江苏

146.04

1873.5

3122.0

0.153

0.600

福建

419.15

2290.3

3051.0

0.137

0.751

广西

110.45

343.5

1083.0

0.102

0.317

海南

70.23

371.1

1617.8

0.043

0.229

全国

4133.5

25073.0

口岸经济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166-01

1 海峡两岸贸易的基本状况

得益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便利的地理位置,互补的经济结构等,两岸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数据显示,两岸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3.1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292.2亿美元。台湾已成为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则是台湾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两岸经贸关系经历了从贸易主导阶段到贸易与投资并重的阶段再到投资主导阶段,经历了规模不断扩张、层次不断提升、地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的时空演进历程。随着两岸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持续增长,两岸经贸关系体现出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化,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向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转化的特征。

1992―2009年两岸双边贸易额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

由上图可以看到,虽然两岸贸易有了巨大发展,但大陆对台湾地区贸易逆差较大,显示出明显的贸易失衡。2008年,两岸贸易规模达到1292.2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额为258.8亿美元,大陆自台湾进口额达1033.4亿美元。由于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两岸贸易出现了短暂的下挫,2010年上半年贸易情况有所恢复,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1~6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693.7亿美元,同比上升61.2%。虽然发展迅速,但两岸间贸易往来仍然存在相当多的贸易障碍。大陆对台湾地区的货品全面开放,但台湾目前有2194项货品禁止从大陆进口,这限制了双方的贸易,造成了两岸贸易的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于2010年9月12日正式实施的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 即《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其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供投资保护,促进双向投资方面的措施将对海峡两岸贸易产生影响。ECFA是指在 WTO允许的框架内, 两岸类似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协议。 旨在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 规范两岸之间经济合作活动。 协议内容包括商品贸易 (排除关税和非关税障碍) 、早期收获、服务贸易、投资保障、防卫措施、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ECFA的实施标志着两岸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这有利于快速全面地深化两岸经贸关系, 有利于优化配置两岸经济资源, 从而实现大陆与台湾的互惠共赢。

2 产业内贸易的测度方法

Grubel和Lloyd (1975)在《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一书中,考察了已有产业内贸易指标,并创建了著名的GL指数:

GLi=1-Xi-MiXi+Mi

其中,GLi表示i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Xi表示i产业的出口额,Yi表示i产业的进口额。根据上式,一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可表示为:

GL=1-iXi-MiX+M

除此之外,针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Grubel和Lloyd以及Aquino等对GL指数进行了修正。我们应当注意的这些修正是对于像宏观调控等非经常性的、短期波动进行调整,目的符合长期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认为对于由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导致的海峡两岸的贸易不平衡部分,上述修正并不适用。因为这种长期的不平衡应属于产业间贸易的部分,不能计入产业内贸易。

3 结 论

由表1可知,两岸贸易总体上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的地位逐渐上升,2009年两岸产业内贸易水平为25%,但考虑到两岸存在的巨大间接贸易,尤其因为台湾当局的限制而导致的间接贸易,海峡两岸的产业内贸易实际上应高于25%。随着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实施,经贸合作程度将迅速加深,两岸整体产业内贸易也将迅速提升至自由贸易应有的水平。

根据表2的测算,海峡两岸所有HS分类下4位数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商品仅有114种,占商品种类的9%,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商品也只占15%。整体还处于产业间贸易为主的阶段。

表3显示两岸21个大类的产业内贸易均处于低水平的状态,2009年最高的是第14类为70%,其余均未超过50%。第5类、第9类、第13类产品GL指数呈现下降状态;第2类、第8类、第12类、第15类、第18类、第19类、第21类呈现不稳定状态;其余产品类的GL指数处于上升态势。

参考文献:

[1] 张传国,俞天贵.海峡两岸产业内贸易及其决定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5).

口岸经济论文篇5

大陆方面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与主张是互惠互利与共同发展。但蔡英文的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思维是完全以“台湾优先”与“台湾利益至上”为核心,只考虑台湾的立场,台湾的利益,从不考虑大陆的利益。蔡英文表示,“面对大陆经济崛起,对两岸经贸政策则坚持‘台湾优先’,同时坚持‘台湾整体长期性的利益’”。这种以“台湾为中心”的,完全不顾大陆的利益与大陆感受的,将互惠互利双赢抛到一边的经贸思维,也恰恰是近年来岛内“台湾中心主义”泛滥的结果。

蔡英文在其“十年政纲”中,一方面提出“台湾应要求中国移除非关税壁垒与不公平待遇,争取台湾商品与服务在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对大陆对台出口,则强调“应秉持保护消费者与弱势产业的原则,防止大陆倾销、不当补贴以及伪劣商品之进口”。这完全是一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政策主张,完全是意图颠倒黑白的论述。在两岸贸易往来问题上,大陆对台湾产品进口没有特别限制,没有特别的非关税壁垒,甚至实施给予更优惠待遇,相反是台湾方面对大陆产品进口实施严格的歧视性待遇,设立了许多非关税壁垒。

在两岸经贸往来的权益保障问题上,蔡英文提出“对于攸关台商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之协议,应纳入优先谈判项目”的主张。两岸签署投资保障协议,是相互的,是双方的,可是蔡英文却只强调台商的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却不提“陆商”在台湾的人身自由与财产保障。

更令人费解的是,蔡英文又提出建立两岸“互惠非让利、和平而非冲突、对等而非主从的经贸关系”。似乎蔡英文不希望大陆再给台湾“让利”,而是两岸“互惠”。这一看似矛盾与不解的前后论述,其实是蔡英文政治思考凌驾于经济考虑的结果。其两岸经贸政策论述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处处为台湾“争利”,另一方面处处限制大陆“得利”,根本不是一种“互惠非让利”,而是典型的“争利非互惠”的政策主张。另一矛盾之处在于,蔡英文认为贸易是台湾经济的根本,是台湾生命力之所在,但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政策主张则是处处设限,以管制为核心,反对两岸经贸的密切往来,其结果就是让台湾经济边缘化,并走向衰落。

负面论述大于正面论述

蔡英文的“十年政纲”,尽管重点陈述两岸经贸主张与政策,但实质的、具体的两岸经贸政策论述几乎全是负面的、消极的、敌视的,是防御性的、管制性的、非开放性的。

蔡英文强调,“对于大陆商品的进口,应秉持保护消费者与弱势产业的原则,防止大陆倾销,不当补贴,以及伪劣商品之进口,保障台湾市场的公平竞争性”。显然,对大陆产品进口持有强烈的负面看法,不是“倾销”与“补贴”就是“伪劣商品”。

蔡英文对台商赴大陆投资这一最重要的两岸经贸议题着笔甚少,只有短短两条,而且没有任何“肯定”或“鼓励”性的政策主张,而是以“防止外移”、避免“整体外移”、“就业与生产根留台湾”的概念为主,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或“陆资”持有很大偏见,具有强烈的排斥、管制政策倾向,多采用“危害”、“禁止”、“投机”、“炒作”等概念,“要求陆资揭露利益关系人之身份及其资金来源”,“不得借投资之名炒作资产,制造泡沫经济”。显然,蔡英文没有正确、正面的看两岸双向投资,尤其是没有正面对待陆资,从不谈陆资对台湾经济与就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蔡英文提出,“台湾应关注在两岸经贸发展过程中,沦为经济弱势的一群。当局应积极解决两岸经贸所造成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等问题”,显然将台湾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归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似乎没有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台湾就不会有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问题。薪金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否和大陆有密切的经贸关系无关,但蔡英文却将这些问题与两岸经贸往来挂钩。

蔡英文这样对两岸经贸发展的“负面”与“消极”思维与主张,预示着的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管制时期,进入发展的困难时期。

EOFA论述的矛盾与悬机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两岸经贸合作的重要议题,蔡英文在“十年政纲”中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对外界对她的质疑进行解释与阐述。然而,纵观蔡英文对ECFA的论述,充满一种无奈与矛盾,也留有玄机。

蔡英文在“政纲”中表示,目前看到的ECFA早收清单只是一小部分,并不能作为评判ECFA利弊的主要依据,但同时她又强调ECFA“已经造成若干负面的影响,例如近来房地产价格不正常波动,就是负面效益之一”。显然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论述,既然强调只有早收清单还无法评判ECFA的利弊,又何来“已经造成若干负面影响”?这是在两岸经贸议题上长期以来无法自圆其说的一贯恶劣做法。

口岸经济论文篇6

一、引言

自海峡两岸于1978年结束敌对状态以来,两岸经贸获得了飞速发展。两岸贸易额由1979年区区的0.46亿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的775.63亿美元。在两岸贸易关系飞速发展的同时,两岸贸易中所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其中最为瞩目的便是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的长期顺差,也就是大陆对台贸易过程中的长期逆差。到2007年,两岸的逆差值达到了775.6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国内诸多学者针对两岸贸易中的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规范或实证方面的分析。例如,张传国教授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台商投资对两岸的贸易具有驱动效应,同时两岸贸易对台商投资具有诱发效应(张传国,2004)。游德升博士根据协整理论,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实证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实际利用台资和对台出口存在因果关系,并存在唯一稳定的协整关系而实际利用台资和对台进口并不显著(游德升,2007)。以这两位学者为代表的实证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建模,然后分析两岸贸易与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关系。

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经验及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构建,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以图找出导致两岸贸易逆差的量化的真正原因。

二、相关数据说明

在模型构建及分析过程中,主要用到了两岸历年贸易逆差值、两岸各自历年GDP总量、台商对大陆历年实际直接投资累计额。本文在相应数据的选取及处理方面均力求数据来源的一致性及可比性。

由于1993年以前两岸的贸易额及贸易逆差额均较小。因此在数据选取时,主要截取1993-2007年15年的数据加以研究分析。

由于每年的两岸贸易逆差值主要是根据当年的汇率水平及当年的价格水平给出。因此,我们所能得到的历年逆差值是一种名义值。基于此,为了使模型中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在大陆及台湾地区历年GDP选取及处理过程中,主要运用名义值。另外,台商对大陆累计实际直接投资指的是各年度至上一年为止的历年累计直接投资。这一点在第三部分的理论说明部分将会有所进一步说明。

大陆方面的逆差额也就是台湾地区的顺差额。为了便于说明,也是为了取对数时的方便,我们在数据引用中对逆差额取的也就是两岸贸易湾方面的顺差额。

三、理论说明及模型构建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消费需求理论,当一国经济增长时,对外需求必然增多,从而引起对国外产品及劳务的需求增多,进而引起本国在国际贸易中逆差的增多。而根据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其基于不同的立场及假设条件,最终得出与凯恩斯学派相反的结论。我们在对两岸贸易进行分析时,基于科学研究的原则先不做先验性的假设,而是将根据后面的模型所给出的结果具体说明两岸经济增长分别对两岸逆差产生的影响如何。

在两个使用不同币种的国家或地区,汇率的变动必然也会影响双边的贸易,而且在本文中,在计算历年两岸各自的名义GDP时已经将当年汇率考虑进去。因此,出于对模型构造精简性原理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我们在此对双边汇率的影响不再进行单独考虑。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有替代作用。另一方面,国内许多学者对两岸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认为两岸贸易与台商对大陆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互补关系。从而本文将双边投资作为影响因素予以反应。

在此本文仍然不对上述各学派的论点做先验性的假设,而是根据模型的实证分析给出两岸的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到底是属于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

由于实际利用台资的产出效果滞后性的存在,因此我们选取各年度前一年的累计实际利用台资额度作为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

基于上述之理论,构造出的模型如下:

TSt=β0+β1LTt+β2TGt+β3DGt+μt (1)

其中TSt指的是第t-1年两岸贸易湾地区的顺差额;LTt指的是台商第t年对大陆的累计直接投资额;TGt指的是台湾地区第t年GDP总量;DGt指的是大陆地区第t年GDP总量;μt是一个随机干扰项。

由于数据取自然对数不会改变原来的相应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上述各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得到LTSt,LLTt,LTGt,LDGt2这样可构造出如下方程:

LTSt=а0+а1LLTt+а2LTGt+а3LDGt+vt (2)

应用计量软件Eviews5.0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及相关估计量下:

LTS=-2.425589-0.220176 LLT-0.654556LTG+1.850157LDG

se 1.783811 0.123673 0.7911900.346334

t-stat (-1.390970) (-1.780340) (-0.827305) (5.342119)

p值 0.1917 0.1026 0.4256 0.0002

R2=0.942478 Ajusted R2=0.926790 DW=1.336387 F=60.0775

从用计量软件所做出的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到,统计量F为60.0775,说明存在高度的整体显著性。对单个系数逐一分析,只有LDG的系数是显著不为0的,且系数为正。而LLT以及LTG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性异于0。说明在决定两岸逆差的因素中,大陆的GDP的增长所引致的需求增加才是两岸逆差的决定因素。

由于LTG在40%的置信水平下仍不能显著地异于零,因此我们认为台湾地区GDP的增长并不能够影响两岸贸易逆差状况。故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其从新建的模型中剔除,不予考虑。

现在用Eviews 5.0计量软件做LTS对LLT和LDG的回归有:

LTS=-3.773744+1.621179LDG-0.218240LLT(3)

se0.612565 0.2054330.122014

t6.160543 7.890516 -1.788642

p值0 0 0.0989

R2=0.938899 AjustedR2=0.928715DW=1.027698 F=92.19805

从计量软件所做出的该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统计量F为92.19805,说明存在高度的整体显著性。然后对两个自变量逐一进行分析,我们发现LDG的系数为正。且t统计量表明LDG的系数显著地不为0。在这里LLT只是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异于0。且LLT系数为负,说明台商对大陆的历年累计直接投资对两岸逆差起到一种削减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不是太明显(系数只有-0.218240,且p值仅为0.0989)。

现在对回归方程(3)做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Eviews5.0计量软件包,做滞后三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所做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滞后3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根据用Eviews5.0所做的滞后3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对于LLT与LTS之间的因果关系,LLT不是LTS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只有0.20552,说明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这样就可以否定虚拟假设,即认为LT是TS的Granger原因。同样对于LDG与LTS之间的因果关系,LDG不是LTS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只有0.22462,同样说明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这样就可以否定虚拟假设,即认为LDG是LTS的Granger原因。另外,LTS不是LDG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达0.56518之高。说明LTS不是LDG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LDG与LTS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四、两岸逆差归因及相关结论

1、两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旺盛的需求

基于如上所做之回归,本文在此认为引致两岸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大陆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拉动需求的旺盛增加。相应的机制是需求增加带动自台湾地区进口增加,从而促使两岸贸易持续逆差。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具有这样一种现象,即贸易增长普遍高于经济增长的素的。这一点在两岸贸易过程中也予以了相应的表现。随着大陆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两岸贸易额以及逆差额也随之以更快的速度扩大。

2、台商对内陆的累计直接投资对两岸贸易逆差的解释力度不显著,即使有解力度,也只是减少逆差的效应

基于本文所做之计量回归模型,在将两岸名义GDP作为经济变量加入模型之中后,LLT对两岸贸易逆差的解释力度很低。如在(3)式中,LLT只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更为重要的是LLT对两岸贸易逆差是一个减少的效应,这一点从式(3)中LT的系数为负即可看出。尽管单独做两岸逆差对台商对内陆的直接投资做回归,回归系数为正(在本文中忽略,具体见张传国,2005),但单独做这样的回归的解释力度是很不够的。因为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累计直接投资是递增的,而逆差额也是递增的,在先验的经济现象下做出的回归是正数,也就不能具有实质性的说服力。而且,根据外商投资是一种促进出口的效应。在对两岸贸易状况进行分析时,将两岸贸易逆差归因于台商对内陆的累计直接投资,显然在理论上,不是很能站得住脚。

3、台湾地区经济总量变动对两岸贸易逆差几乎没有影响

台湾地区的经济总量(以当地GDP衡量)只有中国大陆的七分之一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台湾地区GDP总量比大陆GDP总量要小得更多。因此,台湾GDP对两岸贸易逆差几乎没有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地区,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奉行的原则即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立国。在大陆对台几乎全部开放的情况下,台湾的商品大量涌入内陆,造成大陆自台进口的大量增加。但由于台湾至今对大陆的商品设限或禁止进口的品类达数千种,使得大陆相应产品难以如台,从而致使两岸逆差近年来连年创新高。这样以来,台湾经济总量对大陆逆差几乎没有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也符合凯恩斯国民收入理论中的需求理论。

【参考文献】

口岸经济论文篇7

 

1. 引言

2009年12月29日,中山保税物流中心(B型)正式通过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联合验收,成为珠江西岸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B型)。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对珠中江地区乃至整个珠江西岸的区域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而珠江西岸的区域特色经济也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未来的发展模式和定位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促进,在接下来的若干年时间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将与整个珠江西岸区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存在大量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但是结合物流的相关区域经济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保税物流这种特殊的制度物流模式本身就有一定的限制适用区域和范围,珠三角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之一,而结合保税物流的相关研究就寥寥无几,在之前的研究中,鲍亦衡、胡怡乐[1]对中国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从2003年成立以来的发展经历,对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未来趋势进行分析并给予了建议。李向滨[2]通过对保税物流园区理论的定性分析和对保税物流园区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青岛保税物流园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且提出了定性和定量两种相结合的保税物流园区综合评价体系。黄文云、陈栋[3]结合江苏太仓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规划实践,针对这一区域的特性,总结了有关这类区域保税物流中心的规划方法和要求。总结前人的研究,发现对于保税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对保税物流园区建设的发展的定性研究和特定经济区域的保税物流园区研究两个方面,研究保税物流的较多,而突出区域产业经济的研究相对较少,对珠江西岸得珠中江城市圈乃至珠三角区域经济的研究更少。

考虑保税物流的制度特殊性和成本降低的优越性,保税物流本身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山也可以通过抓住保税物流中心政策优势,发展具有保税特色的区域经济,能够对整个区域经济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2.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与珠江西岸区域经济探析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是珠江口西岸唯一的B型保税物流中心,不仅对中山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珠三角乃至粤西地区经济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将充分发挥优势,打造成国际大型物流枢纽和珠江西岸区域性物流中心。中山保税物流存在有三大优势:政策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中心兼具进口保税和出口退税功能,可吸引跨国企业将他们原来在海外的全球/区域性物流配送中心以保税形式移到工厂所在地,达到最靠近生产工厂、物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同时,保税物流中心的运作将大大缩短珠江西岸地区货物至香港的时间,有效抑制了“国货复进口”论文网,减少了货物“境外一日游”现象,解决深加工无法退税等问题,对挤压我国虚增的进出口贸易统计水分、缓解口岸压力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珠江西岸地区,主要指的是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四个城市,按更小的范围来看,主要是指珠中江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珠江西岸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一些特色的专业镇,也形成了一些产业中心,比如中山的灯饰、休闲服装、装备制造,江门的摩托车,水暖,珠海的电子信息产业等,但是,与珠江口东侧的深圳、东莞比起来,珠江西岸的城市发展速度明显较慢。2010年,深圳GDP为9500亿,东莞超过4200亿,珠江东岸的惠州地区GDP增长率高达18%,也开始快速发展。而珠江西岸的三个核心城市,GDP产值最高的中山市也仅仅为1800亿,三个城市加起来不如深圳的一半。这也看出了珠江西岸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东岸。

此外,珠海与中山、江门的行业结构相似性系数都在0.8以上。目前,三地的产业基本集中在电子信息、家电机械、精细化工、纺织化纤、建筑材料、灯饰、五金制品等行业。三地城市间的功能定位相似,产业结构基本雷同,导致经济互补性差,竞争关系远远大于合作关系,具体表现在对投资主体、项目的争夺上,也有对人才资源、海岛资源、资金以及市场的争夺。

从这些数据上可以看出,珠江西岸的区域经济需要一个快速的发展和全新的定位,借助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开始新的篇章。

3.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建设对珠江西岸区域经济的影响

3.1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对珠江西岸地区经济的影响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地理位置优越,位于珠江三角洲A字形公路交通网的核心地带,具备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物流集散中心的位置,货物可以轻松在一个小时内轻松到达珠三角的任何一个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可以发挥物流节点的中心作用,辐射整个珠江三角洲,重点向珠江西岸地区的三个城市服务。

珠江西岸的区域经济往往都是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三来一补”模式还占据着珠江西岸区域经济的半壁江山,外向型经济同时决定了产品的大量出口,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大大降低珠江西岸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在本身就是大部分以成本作为竞争手段的广大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带来巨大的福音。按照正常的方式和保税物流方式比较,就“一日游”项目,通过保税物流就可以给企业降低三分之一的物流成本,大大提高了保税物流中心周边企业的竞争力。

以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为例,周边一百公里范围的企业,都可以通过保税物流中心的运作,带来成本的降低,一百公里的距离,已经可以完全覆盖中山、珠海、江门的整个地区,甚至可以覆盖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区。鉴于珠江东岸地区存在多个保税中心,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对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珠江西岸的三个城市上,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对珠江西岸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的良好的保障,同时,很多企业都可以从粗放型的代工生产模式,转向结合保税物流、外贸等前向一体化的战略模式。

3.3 联合珠海港口优势构建“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区域经济主干线

珠海和中山相比,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中,有着明显的优劣势,比如珠海陆地面积狭小,产业布局空间有限,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物流资源相对较少,尚难以支撑大港口运作。但是,珠海有珠三角最佳的深水良港建造自然条件。此外,广珠轻轨、广珠铁路、港珠澳大桥三个项目将珠海的物流能力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届时珠海港、机场空港的“双港”和铁路,将为珠海打造珠江西岸交通物流中心奠定良好基础。

中山的情况与珠海正好相反,中山的区域经济水平在珠江西岸的几个城市中一直处在一个领先的阶段,同时,产业布局也相对比较明晰论文网,物流货源较多。中山港作为内地十大货柜港之一,虽然还是依然货物进出繁忙,但是缺乏大型深水良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山只能建设内河港,建造中的广珠铁路也不经过中山境内,难以构建公铁海联运的现代物流体系。但是,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的物流特色将会突显出来,珠江西岸唯一建设的保税物流中心,未来中山的物流可以看到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在珠三角地理位置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就是珠江西岸唯一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保税物流中心本身有着政策的因素,在接下来若干年中,政府也不太可能再在珠江西岸再建如此规模的保税物流中心,因此,珠海和中山在珠中江都市圈中可以先行一步,优势互补,建立珠海港与中山保税区的“双核心”架构,推进珠海、中山交通和物流同城化。

有了珠海的海港和中山的保税物流中心,其物流巨大的纽带已经形成,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路径也会随着物流的节点而逐渐聚集,相信不久的将来,珠江西岸将会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中心纽带。

5. 结论

由于中山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建设,给珠江西岸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珠江西岸的三个核心城市珠海、中山、江门的经济发展将受中山保税物流园区发展的影响,从传统的“三来一补”的代工模式,转型成结合外贸、进出口业务、内销等方式,扩大企业发展的柔性。同时,如果珠江西岸的珠海和中山能够达成共识,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联合自身优势,构建“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核心纽带,能够同时发挥珠海海港,中山保税政策和制造业的优势,来弥补珠海自身产业不足和中山唯一能够依靠公路的交通壁垒。在珠江西岸形成区域经济双核心。同时产业集群也会围绕着这个纽带进行聚集。相信不久的将来,珠江西岸将会加快追赶珠江东岸城市群的步伐,通过中山保税物流园区的发展,形成自身的特色区域经济群体。

参考文献

[1]鲍亦衡,胡怡乐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J]中国水运(下半月); 2009年10期

[2]李向滨青岛保税物流园区发展研究[D];长安大学;2009年

口岸经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10004807

一、引言

离岸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特定阶段,是指拥有大量主要从事非本国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中心城市或司法管辖区,其突出的特点是金融系统拥有的境外资产与负债相对于国内经济需要的国内金融中介来说不成比例[1]。在大国与小国的金融抗衡中,离岸金融的演进和扩张对本地及世界经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离岸金融中心是否或将成为世界的弃儿?只有正确评估离岸金融中心演进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才能够客观认识其生存状况和变化,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上九大离岸金融中心面板数据对此进行研究。

众多国外学者首先强调了离岸金融中心对个体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相当的益处[2]。Hampton和Christensen[3]认为,无论是就业(直接或间接)、政府收入还是对GDP的贡献,开办离岸金融中心都是一个利润丰厚的活动。拥有离岸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积累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因此使得当地经济变得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国际化[4]。由于离岸金融本质上是国际银行对政府政策改变的积极响应,离岸金融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5]。在具体国家或地区层面,Hines和Rice[6]认为,美国对低税管辖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对美国的税收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由于低税率鼓励了美国公司从高税收的外国转移利润,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低税率最终提高了美国的税收收入。Hejazi[7]认为,加拿大对巴巴多斯投资的激增对自身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包括扩大市场准入、增加了其在国外市场的存在从而促进了出口,而出口的增加又促进了加拿大的就业和资本形成。Gordon[8]采用空间计量学技术,使用10个加勒比国家在1994―2004年面板数据来检验离岸业务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账户的影响,结果表明离岸部门的存在对一些关键的金融指标虽不存在积极的影响,但是位于离岸司法辖区内的银行比非离岸金融中心区域银行获取了更高的利润和持有更高与GDP相关的资产份额,即地理上离离岸金融中心越接近,则会增加银行部门的竞争力和近邻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Hampton[9]认为,由于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潜在的投资争议和公司造假行为的增多,离岸区域的存在,便利甚至鼓励了在岸腐败。Hines和Rice[6] 认为,不管是指责在离岸金融中心所取得的高收益是完全牺牲了高税收管辖权的观点,还是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鼓励了更多的投资以及经济活动的观点,由于不存在经济理论佐证,我们很难得出税收的多样性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更加难以评估出离岸金融中心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效果。其实资本流入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是离岸金融中心灵活的规则、良好的监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所致,而且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从而吸引投资并产生更多的收入,“对离岸金融中心在偷税和洗钱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的批评有些过分了”[10]。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肯定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或构建离岸金融市场或中心会带来经济上的正面效应。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赵延河和齐兰[11]认为,离岸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形态,是金融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鲁国强[12]从宏观层面系统地补充了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高本地金融业的经营水平、促进本地金融业融入国际市场,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直接吸引境外资金来弥补本国外汇资金不足的积极影响。张谊浩等[13]借鉴IMF专家Zorome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构建了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国家 ( 地区) 的金融效应模型,综合中国香港和大陆相关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论证了中国香港离岸中心发展与大陆金融深化的兼容性,发现离岸金融中心发展从长期来看会强化中心与周边国家 (地区) 的金融深化。郭云钊和胡传雨[14]探讨了离岸金融业务对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经济的影响,发现离岸金融业务对中国香港当地经济均有积极影响,这对我国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为了分析离岸金融中心的演进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世界上数十个离岸金融中心里,本文选取中国香港、新加坡、塞浦路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巴林、巴拿马、马耳他、毛里求斯等九大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对象。

2000年6月,IMF公布了由各个国际组织分别圈定的世界上拥有离岸金融中心的69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领地,由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四家国际机构根据外部债务的统计数据联合共同认定的14个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它们分别是利比里亚、新加坡、瓦鲁阿图、中国香港、巴林、黎巴嫩、阿鲁巴岛、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百慕大、巴拿马、荷属安地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联邦。

从地位上来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已经跃居世界金融中心的顶级位置,

从2007年,伦敦金融城公司委托著名智库Z/Yen Group统计制作、每年3月和9月两次定期更新,对外《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报告,以显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变化。2008年有65个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了评定,2014年3月最新出炉的GFCI 15已涵盖了全球83个金融中心(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排名,2007年以来,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苏黎世这世界五大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直占据着世界排名的前五位,地位依然稳固,同时这五大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它塞浦路斯、巴哈马、毛里求斯等均居于世界前十大离岸金融中心之列;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分别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其中既有典型的位于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和巴巴多斯、中东地区后来居上的巴林、欧洲新兴离岸金融中心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远在非洲的毛里求斯,也有既具有一定经营地位、又包含代表未来“中岸”崛起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本文的图表描述均以该九大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样本。

2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是由9个离岸金融中心2001―2012年的年度数据所组成,这就构成了既有横截面维度又有时间序列维度的面板数据。本文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选取金融发展变量亦即衡量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指标,一是从资本市场角度考虑的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CPIS);二是从银行角度考虑的表达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成员、经济学家Zorome认为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程度可以利用金融服务净出口/GDP(%)予以度量,该比值越大说明其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上述数据本来可通过各国的IMF第六版国际收支表中详细的经常账户数据来计算,但是在实际运用中由于许多国家的金融服务项目常常缺省,特别是离岸金融中心早些时候通常既不收集也不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因此这一流量指标需要以一些可获取的存量指标替代。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根据居住地原则记录,主要统计某一个经济体持有的以权益、长期和短期债务形式存在的组合证券投资资产头寸,由于每一项跨境的资本流动都会使相应国家有一个相匹配的资产负债头寸的变动,这些交易所造成的资产头寸就是CPIS,即由非居民发行并由居民持有的资产。由于离岸金融中心具有高比例组合投资资产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各国的这些资产头寸,我们可以预期具有最大资产头寸的国家或行政辖区就是具有最大金融服务流量,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向非居民出口最多金融服务的国家或行政辖区[15],因此CPIS可以衡量该中心离岸金融的发展演进程度。

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本文选取的另一个表达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是反映银行业务规模的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义,“离岸金融中心银行或其它机构为非本国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吸收非本国居民资金和借贷给非本国居民,形式包括贷款给企业、其它金融机构、其它地区银行和市场参与者,也可以吸收个人存款,投资到其它地区的金融市场”,因此外部贷款指该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部门发放给非居民的贷款。该指标反映离岸金融中心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一部分,直接反映了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银行贷款对本地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而贷款给非居民的外部贷款必然对离岸金融中心本地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考察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经济效应,由于经济效应的概念非常宽泛,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本文拟选取最能够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投资(Total Investment)和进出口额(Total Import & Export) 三个核心指标来考察离岸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从而分析前述的结论。各指标由通过各个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的CPI指数(以2001年为基期)平减得到的实际量来反映。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时间跨度是2001―2012年。

3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是2012年各离岸金融中心业务发展指标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CPIS持有量前三位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毛里求斯,分别为9 89574亿美元、8 01200亿美元和1 01325亿美元,远高于其它离岸金融中心,凸显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外部贷款数额最大的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巴哈马,分别为4 98813亿美元、4 10645亿美元和2 70070亿美元;而对比离岸金融中心人均GDP可以发现,新加坡、中国香港以人均51 16004美元和36 66820美元高居榜首。

根据离岸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的出口额与GDP的数量不成比例的特点,而表1精准地显示了所有离岸金融中心CPIS持有量几乎都是GDP的1倍以上,最高的毛里求斯达到了884倍,中国香港、新加坡、巴巴多斯和马耳他均在3倍以上,虽然巴拿马最少只有GDP的24%,但是其2012年的外部贷款为2 70070亿美元,是GDP的293倍;同时,外部贷款全部在GDP的1倍以上,即使巴哈马的GDP仅为8043亿美元,但是外部贷款却达到了GDP的3358倍。因此,变量的统计描述表明,2012年本文所选取的九大样本的离岸金融业务量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与GDP已经不成比例,离岸金融业务都比较发达,特征明显,巨大规模离岸金融业务量和离岸金融中心独有的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本文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2001―2012年九大离岸金融中心的CPIS持有量和外部贷款规模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离岸金融中心进入21世纪后基本处于上升状态。

三、模型设计和分析结果

1.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对区域层面的结构进行计量分析时,相比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较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面板数据不仅突破了总量研究同质性界定,还大大增加了样本的个数,使模型包含更多数据信息,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和更可靠的参数估计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能力,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为了降低序列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原始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进行计算,模型设计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设立的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如下:

LnGDPit=αi+β1LnCPISit+μit(1)

LnZTZit=αi+β2LnCPISit+μit(2)

LnJCKit=αi+β3LnCPISit+μit(3)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离岸金融中心,i=1,2,…,9为截面单元;下标t表示第t年,t=1,2,…,12为时序期数。GDP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国民生产总值;CPIS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ZTZ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总投资;JCK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进出口贸易额。模型系数β1、β2、β3的正负与大小反映了离岸金融中心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分别对GDP、总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影响的方向和强度。

2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考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若存在单位根,说明面板数据不平稳,而直接对不平稳的面板数据进行估算,可能导致伪回归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各变量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得到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本文利用LLC、Fisher-ADF和Fisher-PP三种方法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值及其显著水平可以判断,变量LnGDP、LnWBDK、LnCPIS、LnZTZ、LnJCK分别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表现为平稳变量的特征,可以判定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为了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还需要对其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本文检验采用Pedroni的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建7个统计量,其中除Panel v统计量是右尾检验之外,其它的统计量均为左尾检验。7个统计量的原假设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模型滞后阶数按SIC准则自动选择,Newey-West窗宽使用Bartlett kenrnel进行选择。Pedroni 论文中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对大样本来说,所有7个统计量的检验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稳定,但是对于小样本来说,Group ADF统计量是最有效力的,接下来是PanelADF、GroupPP、PanelPP等统计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小样本数据,因此主要考察这四个统计量。

对方程(1)―(3)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了方程(1)―(3)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由上面两种面板协整检验方法的统计量值和相应的显著性水平可以判断方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选取1―3阶滞后

期,除巴哈马外,其余8个离岸金融中心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 “CPIS不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表明CPIS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CPIS对GDP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在Granger意义上,各离岸金融中心CPIS的变化会引起GDP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方程设定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CPIS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1%显著水平上系数均显著,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对经济增长、当地投资以及进出口都有影响。其中,CPIS对GDP的弹性为031,对总投资的弹性为038,对进出口额

的弹性为014,2分别达到098、095和099,模型拟合度较高。这意味着离岸金融业务对当地的投资影响相对较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对投资的影响稍弱一些,这可能与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带动投资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有关;同时,离岸金融业务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离岸金融中心不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特征[16]是一致的。

总体来看,该模型的结果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在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当地总投资和增加进出口额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4引入外部贷款变量的再回归

我们引入解释变量外部贷款,重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φ1LnCPISit+φ2LnWBDKit+μit(4)

LnZTZit=αi+φ3LnCPISit+φ4LnWBDKit+μit(5)

LnJCKit=αi+φ5LnCPISit+φ6LnWBDKit+μit(6)

对方程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方程(4)―(6)中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方程(4)中CPIS和外部贷款的系数均显著,两者对GDP有显著的提升作用,CPIS弹性为010,外部贷款弹性较高为031。结果意味着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外部贷款与CPIS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相比于资本市场的CPIS,来自银行部门的外部贷款对GDP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方程(5)和方程(6),在引入外部贷款后,CPIS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CPIS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外部贷款提升作用明显,弹性分别为048和016。

5引入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三次回归

由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亦会拉动经济总量增加从而促进GDP的增长,为了排除前述两次回归中此类因素,本文将控制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着重研究CPIS和外部贷款对GDP的影响。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GDP影响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θ1LnCPISit+θ2LnWBDKit+θ3LnZTZit+θ4LnJCKit+μit(7)

口岸经济论文篇9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ackground, strengthen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border areas,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port city and cross-border traffic based on cross-border economic corrid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border.

Keywords: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cross-border economic corridor; Nanning - Chongzuo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TU98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以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一体化区域成为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单位。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联盟等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其中,除了划定全部关税领土合作区的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跨境经济合作也逐渐兴起,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当前,中国正经历由沿海、沿江开放向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演进,在我国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如何发挥边境地区的地缘优势,通过跨境经济合作更广泛的参与国际区域合作,已成为我国加快沿边开放发展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其中,建设以边境口岸城市和跨境交通大通道为依托的跨境经济走廊,已成为国家推动跨境经济合作、加快沿边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本文以经济走廊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跨境经济走廊的内涵、特征、构成、演化机制,并以南宁-崇左经济带发展规划实践为例,探讨跨境经济走廊发展规划的方法,以期为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跨境经济走廊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发展规划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2 跨境经济走廊的内涵及时空演化

2.1 跨境经济走廊的内涵

跨境经济走廊在空间上表现为一种跨国境、跨地区的交通经济走廊形式。交通经济走廊是以综合交通运输通道为纽带、以通道上的大中城市为依托,由二三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紧密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的发达的带状经济区域。与同一国境内的交通经济走廊相比,跨境经济走廊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合作特征,主要体现为跨境的综合交通运输通道,面向跨境经济合作的边境口岸、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优惠政策区,跨境加工制造、商贸物流、旅游、金融服务等功能集聚并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由此可认为,跨境经济走廊是由跨境综合运输通道连接的边境口岸、大中城市以及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优惠政策区组成的,承担跨境加工制造、商贸物流、旅游、金融服务等多种二三产业跨境经济合作功能的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带状经济区域。

2.2 跨境经济走廊的时空演化

跨境经济走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空间系统,借鉴交通经济走廊时空演化阶段的划分,跨境经济走廊地域空间系统的变化可大致分为4个阶段:启动期、雏形期、形成期、成熟期。各阶段特征如下:

(1)启动期:据点开发阶段

主要依托口岸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口岸城市成为边境地区商贸物流集散的据点。口岸通关能力较弱,连接边境口岸的交通通道运输能力弱,主要承担口岸物流运输功能,对边境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边境地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经济边缘化地区。

(2)雏形期:点轴发展阶段

跨境交通干线建成,使突破国家界线限制,促进物流、人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在边境区域与中心城市间的流动、渗透成为可能,但跨境交通干线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仅局限于边境口岸城市、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心城市等部分区域。该阶段,边境地区主要以开展实行一定优惠政策的边境贸易为其跨境合作的基本形式,属于较低层次合作和初期合作。

(3)形成期:轴带发展阶段

边境口岸城市、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心城市的实力迅速扩大和增强,人口、资源由周围腹地向经济走廊沿线地区集聚,经济中心周边的一些城镇及区域开始成长。该阶段开始形成稳定的边境贸易市场,但跨境合作主要表现为双边性非制度化的经济合作关系,还是非集团化的形式,尚未形成严格意义的和整体规模的区域性国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组织。

(4)成熟期:网络发展阶段

交通网络发展,以跨境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为中心,向外形成联系密切的交通网络,影响范围扩大,产业开始外扩。在跨境经济合作方面,边境贸易迅速发展,边境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以次区域经济合作带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格局。跨境经济合作将随着边境经贸合作的纵深发展,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主要表现是成立区域性组织机构和采取制度化措施。

3 南宁-崇左经济带发展规划实践

口岸经济论文篇10

实现两岸直接双向三通一直是中国大陆政府积极推动的政策,也是两岸学者热烈讨论的议题。在三通中,直航是最重要的环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2003年发表的两岸三通政策说明书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尽快实现两岸全面三通,以开创两岸经济合作新局面,造福于两岸同胞。新当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表示,要在一年内完成同大陆的三通协议谈判,争取两年内完成两岸直航。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建立贸易引力模型,为直航对两岸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做定量分析和预测。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

1、贸易引力模型综述

贸易引力模型(TradeGravityModel)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该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62)和德国经济学家波伊赫能(P.Poyhonen,1963),并据此对世界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规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其基本表达形式为:

其中X为某一时期i国向j国的出口额;Y为出口国的GDP;Y是进口国的GDP;D为两国之间的距离,一般指两国经济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为了便于回归,将原模型转化为对数线性形式,得到:lnX=a+alnY+alnY+alnD+ε,ε为随机误差项。

引力模型广泛地应用于测算一国潜在的贸易能力和双边贸易流量(Blavy,2001;Jakab,2001;Christie,2002;Rahman,2003;Amita、Batra,2004)、估算贸易壁垒的边界成本(Balistreri,2003),分析贸易效应(Viner,1950;Lucian,2001)及估算一国加入某一贸易集团或货币联盟的收益(Rose和Wincoop,2001)。引力模型除了分析贸易总量外,一些学者(Bergstrand,1989;Inmaculada,2003;张杰,1996;盛斌,2004)也用它来分析行业贸易量流动。历史分析表明引力模型对经验数据的拟合度相当高,能够较好地解释现实问题。

2、解释变量的选择

在引力模型的研究中,学者们为了更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将其他变量如人口(Linnemann,1966)、人均收入(Leamer,1974)、汇率(Bergstand,1985)、是否同属一个经济组织(Bersgstrand,1989)、是否是时间序列动态模型(张杰,1996)、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Wei,1996)、是否拥有共同边界(盛斌,2004)等被引入模型作为解释变量。此外,人均GDP差额、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及文化联系等指标也逐渐被引入引力模型。本文的引力模型中主要考虑加入的解释变量见下表:

表2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

解释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说明

Y

出口国i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反映了出口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总量越大,潜在的出口能力越大,进而贸易流量也越大

Y

进口国j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反映了进口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总量越大,潜在的进口能力越大,进而贸易流量也越大

P

出口国的当年年末人口数(万人)

反映了出口国的潜在市场容量,由于中国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预计中国人口变量将对模型产生一定的扭曲,待检验

P

进口国的当年年末人口数(万人)

反映了进口国的潜在市场容量,由于本文所选的样本国都不是典型的人口大国,估计进口国人口对双边贸易量预计有促进作用,待检验

Y /P

出口国i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反映了出口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认为对贸易量有促进作用

Y /P

进口国j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反映了进口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认为对贸易量有促进作用

│Y /P - Y /P │

进口国与出口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

不一定

反映了林德效应,一般认为当这个变量对贸易流量存在正相关时,两国贸易结构主要是产业间贸易;而当这个变量对贸易流量存在负相关时,两国贸易结构主要是产业内贸易

D

两国首都之间的绝对距离

反映了运输成本的高低,成为阻碍贸易的重要因素

I

进口国对出口国的投资额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贸易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进口国对当地进行投资所引起的

WTO

虚拟变量,代表两国是否同属于国际贸易组织,是赋值1,否则赋值0

中国大陆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台湾地区于2002年1月正式加入WTO,关税的降低和贸易壁垒的撤销有利于出口贸易,在此变量中对2002至2005年的数值赋值1,1996至2001年赋值0

APEC

虚拟变量,代表两国是否同属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赋值1,否则赋值0

当两国同属某一经济合作成员国时,由于一些优惠协定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从而提高了两国间的贸易额,本文考虑目前对中国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

ASEAN

口岸经济论文篇11

“蒙古国的长调、俄罗斯的舞蹈、韩国的街舞、中国的器乐……这些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同台合奏,让我们享受到精神的盛宴。”二连浩特已成为中蒙俄各个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

1994年8月9日,对于二连浩特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同志视察二连,作出了“在边字上做文章,在开放上下功夫,在内联上求发展”的重要指示。二连被推到了引领北疆跨越发展的最前沿。

自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明批准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开办“以布吊易马”的边界“贡市”(后称马市),到1928年,这条古商道整整运行了377年。据1579年《马市考》记载,“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三万五千匹以上”。旅蒙商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他们从中国内地购置绸缎、布匹、米面、茶叶、瓷器、陶器、木器、蒙靴、马鞍、食糖、铜铁器具及佛教用品,到蒙古交换回来马、牛、驼、皮张、绒毛和贵重药材鹿茸、靡香、羚羊角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罗斯商人那里换回 羽纱、毛毡、天鹅绒、波兰呢等纺织品和银制品。他们的运输工具以骆驼、牛车为主,人们 称这种易货贸易方式叫“出把子”。出把子的人带的骆驼称“货房子”。每一顶“货房子”通 常有3个押货人(称保镖)、12把骆驼(1把为14峰,计168峰骆驼)、1匹或数匹找水的马、3-10条狗,一个驮工拉1把(即14峰)骆驼,计20个伙计,组成一个销货单位。驼队常常是数“房”相随,成百上千峰骆驼,首尾 难以相望。牛车常常是几百辆结队而行,首尾衔接,长达数千米。张恰古商道上,每年都有数十万峰骆驼和牛车在日夜不停地行走着,这充分表明当时运输规模之宏大。精明的商家以其独具的商业目光捷足先登, 占据了广袤的中俄、中蒙交易市场,最终开辟了一条载入历史的繁华的草原商道。

1956年,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中蒙俄国际联运正式开通,那种驼背车载的运输方式被现代化的工具所代 替,草原古商道的驼铃声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对外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一直是二连浩特口岸的主导产业,单一的经济结构造成产业内部关联度较差,抗风险能力不强,经济整体效益不高,我们要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抓手,加快建立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口岸现代产业体系。”孟宪东市长这样说。

2009年12月15日-16日,首届发展陆桥经济,构建合作走廊•二连浩特经贸论坛在二连浩特举行。来自中蒙俄三国沿线地区的政府、商会、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共298人参加,论坛坚持“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突出“发展陆桥经济,构建合作走廊”这一主题,在五个方面达成了合作五加强共识。一、加强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投资合作。二、加强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合作。三、加强旅游合作。协调解决中国内地公民经二连口岸赴蒙俄旅游证件问题,共同为“边境一日游”、“跨境多日游”、“茶叶之路游”开辟“绿色通道”。四、加强人文领域和环保领域的合作。五、加强地方政府间、商会间、企业间合作。定期沟通情况,互通信息,形成“论坛”长效办会机制,每年在中国二连浩特市举办论坛。

小城市,大口岸――人们常用这样概括二连。是的,口岸丰富了二连的内涵,二连人用与时俱进的大开放思维改变了边陲小镇的命运,书写出一段国际口岸的宏伟乐章。从1956年的不足千人到现在的十万人口,从荒漠之地到朝气蓬勃的新兴口岸城市、中蒙边境地区的璀璨明珠――二连浩特绽放着绚烂夺目的光彩。

走近二连口岸,到处呈现的红火繁忙景象让人不容置疑:这里正在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同世界经济一起飞扬。

近年来,二连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口岸“大通关”建设。先后建成公路联检通道、铁路口岸H986货车检查系统、铁路报关大厅、国际候车室、208国道二赛段、二连至扎门乌德疏港公路、市区至恐龙墓地旅游专线、319省道二满线、西区主干道、220千伏双回输变电线路、供水复线等重点项目。多次对公路、铁路口岸进行扩容改造,使铁路口岸过货能力达到1200万吨,公路口岸通道由“一进一出”、“四进四出”发展为“八进八出”,过货能力由2002年的不足5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已建成的公路口岸货运新通道实现客货分流,公路口岸过货能力达到500万吨。铁路口岸部分业务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每周7天通关,边检查验时间缩短到45秒/人次,口岸通关环境全面优化。二连支线机场的建成使二连成为集公路、铁路、航空于一体的立体化疏运体系,跻身全国交通运输枢纽行列。

“边境有边、边贸无边”。沿边开放以来,二连口岸成为国家和自治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点。为改变边境贸易形式单一、层次不高的现状,二连市委、政府充分发挥口岸外开内联优势,积极参与国内外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口岸贸易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发展。

现在,许多国内外企业纷至沓来,许多蒙古客商蜂拥而至。口岸各类企业已发展到5560多家,蒙古国70%以上的进口物资通过二连口岸入境。随着口岸功能的日趋完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和进出口贸易额快速上升,二连对外贸易也进入了空前的快速发展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外贸企业发展到462家,年贸易额超1000万美元的企业达12家,其中4家被评为全国质量效益型企业,外贸企业纳税额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41%。边境贸易增强了口岸的生命力,成为拉动口岸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与1978年相比,到2010年,二连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由41.3万吨增长到860万吨,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328.5万美元增长到34亿美元,口岸出入境人数由1978年的2.57万人次增长到180万人次。

口岸经济论文篇12

海岸带――陆海经济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以海洋经济为代表的蓝色经济将主宰全球经济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言,“凡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是强盛还是衰败,取决于它能否支配海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几乎所有的世界强国,包括最初的“位于欧洲的大西洋南海岸和靠近地中海的出口而获得的明显的战略利益”的葡萄牙,随后崛起的海洋贸易强国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以及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所有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不是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在以海立国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海强国的成功案例。“正如河流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一样,海洋是世界的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随着陆地资源开发日益濒临衰竭,海洋作为临海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价值日益凸显,几乎所有临海国家都推出相关计划,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举措。

在海洋经济发展实践中,美国、日本等国家高度重视海岸带在陆海经济互动发展中的空间载体功能,并已探索出通过海岸带带动陆海经济协同发展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享有的管辖海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基于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海洋经济、海岸带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应合理开发和利用32000千米的海岸线,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带动海洋经济、推进陆地经济共同发展。

海岸带的概念及空间界定

为了实现海岸带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目前经常混淆的海岸带经济(coastal zone economy)、沿海经济(coastal economy)、海洋经济(ocean economy)等概念进行区分。

1、海岸带的定义

对于海岸带,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第一种:美国的定义。在美国,海岸带的官方定义来自美国1972年的《海岸带管理法案》(U.S.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of 1972),其中海岸带被定义为临海水域和邻近的岸边土地,受到对方的强烈影响并且靠近几个沿海州的海岸线,包括岛屿、转型中和潮水区、盐碱地以及海滩。这个区域从海岸线延展到足够控制岸边的陆地,这些土地的使用将对沿海水域产生直接并且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地理区域的控制有可能会受到或非常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海岸带的定义在美国的各个州之间也不完全相同。在美国,罗德岛、特拉华、佛罗里达、夏威夷这4个州整个都位于海岸带。华盛顿等9个州则根据县或者与县对等的边界来界定海岸带。比如,在得克萨斯州,海岸带是从海岸往内陆不超过30英里(50千米),而且通常情况下比这个更窄。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带是从内陆16-32海里(即大约25-52千米)。其他的州则根据政治(比如,镇的边界)和地理特性(靠近潮水)来界定海岸带。比如,密西西比州的海岸带包括3个邻海的县。阿拉巴马州的海岸带则往内陆连续扩展10英尺(大约3米)的海拔高度。

第二种:墨西哥的定义。墨西哥的海岸带界定由墨西哥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在2006年6月的《墨西哥海洋和海岸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环境政策》中提出。在这个政策中,海岸带被视作是以下三个区域的综合:①陆地区域。这个区域被沿海自治市和靠近沿海自治市的内陆自治市覆盖。②海洋区域。淹没在水下的区域往上到200米等深线处。③所有墨西哥岛屿的组合。在Ellina Levina等人的《海岸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以墨西哥湾为例》一文中,将海岸带定义为“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处,具体包括江河海的河口、河口湾、海湾、盐沼泽、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岩石、防护岛屿以及实心的陆地形式”。

第三种:中国的定义。徐质斌、牛增福认为,“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的交替过渡地带。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沿着海岸线的陆地,二是潮水出没的滩地,三是陆地向海面以下延伸的部分。海岸带的上界是划在海浪作用可达到的地方,下界是定在海水深度(H)相当于当地经常作用的波浪长度(L)的1/3或1/2的地方,即H=1/3-1/2L处。”赵怡本认为,“凡是在行政区划上拥有海岸线或河口岸线的县市均划入海岸带地区范围。海岸带是一个辐射的概念,又是一个扩散的概念,即靠得最近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单元,遥远的应扩展到省、市、自治区甚至周边国家;另一方面海岸线的主要根据地是海港,岸外的根据地是海岛,海岛以外能扩散到领海,领海以外是经济管辖区,再外是开放大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海岸带目前国内外尚没有统一定义,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海岸带位于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处,如图1所示。

2、海岸带的划分标准

海岸带之所以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关键在于国内外对于海岸带向陆地和向海洋延伸的范围存在差异。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包括自然地理标准、经济地理标准、行政区域标准、任意距离标准、人为选择的地理单元等五种标准(见表1)。

在实际操作中,世界上主要沿海国家或地区是根据海岸带管理范围来对海岸带向陆地和向海洋拓展的空间进行界定的,具体如表2所示。

3、中国的海岸带空间范围及其具体面积

本文认为,在实际研究中,为了研究数据获取的方便,可以考虑采用行政区域标准,即向陆地一侧以沿海乡镇的界限或沿海县界为标准,向海一侧则以我国所管辖海域的外界为边界来对海岸带进行界定。关于中国的海岸带面积,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徐质斌、牛增福在《海洋经济学教程》中根据中国1979-1986年进行的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结果得到中国的海岸带总面积为35万平方千米。高振生主编的《中国蓝色国土备忘录》中中国的海岸带面积约为251625平方千米。本文认为,两者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后者采用的是海岸带管理上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海岸带,前者则将行政区划全部算在内,所以前者给出的海岸带面积比后者要大。

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与海洋经济之间的关系

鉴于国内对海岸带研究的相对缺乏,本文借鉴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对海岸界定的相关知识,对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海洋经济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说明。

1、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海洋经济概念

(1)海岸带经济(coastal zone economy)。图2展示了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对海岸的界定,其中海岸带由近岸、靠岸的海岸带县和不靠岸的海岸带县三部分组成。美国的国家海洋经济规划(NOEP)中将联邦政府批准的海岸带管理规划中的445个郡县中所发生的经济活动定义为海岸带经济(coastal zone economy)。

(2)沿海经济(coast Meconomy)。基于对海岸的界定,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对沿海经济的界定依赖于一系列的从海洋或者五大湖向内陆扩张的地理方法。沿海经济(coastal economy)就是由美国地质调查中所界定的作为一个州的海岸带管理规划或者海岸流域县的一部分的郡县所发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

(3)海洋经济(ocean economy)。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认为,海洋经济这个概念来自于直接或者间接地将海洋作为经济活动的投入品的经济活动。这个定义部分是根据产业的定义(比如,深海货物运输),部分是根据地理区位(比如,临海小镇的旅店)来进行界定的。因此一个机构是否包括在海洋经济范围内,包括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该机构被包括在某个产业中,而且该产业的活动明确与海洋有关。第二种可能是该机构位于某个产业中,该产业活动部分地与海洋有关,并且该产业布局位于靠岸的行政区内。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海洋经济位于沿海地区(coastal regions),而有些海洋经济(比如,某些船舶制造和海产品零售商)则位于非沿海地区(non-coastal regions)。

2、沿海经济、海岸带经济、海洋经济异同

(1)覆盖的地理空间。沿海经济、海岸带经济、与海洋经济三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其中内陆经济就是A所代表的区域,其经济活动全部在内陆进行。

在美国沿海经济是由B+C+D三部分构成。B+C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沿海经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中所统计的经济活动均为陆域经济活动。我们所关注的海岸带经济则是C+D这两部分构成的,而海洋经济则由D+E构成。下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沿海经济都指的是广义上的沿海经济,即由B+C+D三部分构成。其中的重叠部门D恰恰体现了海岸带这个特殊的空间载体的重要作用。A+B+C+D+E这五部分之和则构成了陆域、海域经济之和,这与我们常见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A+B+C+D+E将海域经济纳入了核算范围。在我国,A+B+C+D这四部分经济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予以反映,而D+E部分则体现在《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海岸带经济被包括在广义的沿海经济中,或者说海岸带经济是沿海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07年,美国沿海经济总量高达11.4万亿美元,其中靠海岸的县(shore-adjacent counties)创造了5.7万亿美元。

海洋经济(ocean economy)和沿海经济(coastal economy)活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直接或者间接将海洋(或者五大湖)作为投入品的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后者是指发生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因此,海洋经济是通过投入关系来界定的,沿海经济则侧重于从地域空间来界定。一些沿海经济活动属于海洋经济,但是沿海经济包括更加广义上的经济活动。通过表3比较我们发现,美国海洋经济(包含海岸带经济)无论是在机构数量,就业人数、工资总额还是在GDP总量上,都远远小于沿海经济。

至于海岸带经济在沿海经济中所占比重,我们可以以纽约州为例进行说明(见图4)。美国海岸(coast)的界定中,将岸线邻近县和非岸线邻近县划入海岸带。以此为标准,如果从直接GDP的角度衡量的话,则海岸带经济在美国纽约州2004年的沿海经济中所占比重高达71%。据此我们可以推算整个美国海岸带经济在沿海经济中的比重。

(2)依托的自然资源。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和海洋经济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是经济活动发生所依托的自然资源不同。地处不同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过程中拥有的资源禀赋自然大不相同。以海岸带为例,海岸带是包括陆域和海域在内的立体空间。由于海岸带所特有的空间属性,海岸带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气候及生态系统,海岸带自然资源展示出陆地资源和海洋资源相互交叉、融合的特点。以中国海岸带经济为例,中国的海岸带经济依托的就是海岸带的空间资源、沿海港口资源、滩海油气资源、海洋水产资源、海水资源、滨海矿砂资源、滨海旅游资源以及海洋能资源等。相比较来说,沿海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陆地资源,海洋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海洋资源,海岸带经济发展则是将陆地资源和海洋资源有效地进行了结合。

(3)承载的产业类型。依托不同的地理、经济空间,秉承不一样的自然资源,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海岸带经济所承载的产业类型也并不相同。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所承载的产业类型之间的差异(见表4)。

与沿海经济、海洋经济不同的是,海岸带经济所承载的产业类型由于独特的地理空间、多样的自然资源呈现独特个性,其中某些产业具有海岸带的原发性产业特征。海岸带的原发性产业是以海岸带原有的不可替代性资源、地理和环境特征而生成的若干产业。就海岸带的资源特征而言,海岸带处于海洋和陆地的交界,既可以直接获取海洋中的生物、植物和矿物等资源,又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间接获取海洋中的石油、有机元素和无机元素等资源,发展海洋渔业、海水养殖、近海石油开采、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产业。就海岸带的地理特征而言,以海岸线为基地面向广阔海洋运输的港口是海岸带地理特征最为有利的条件,围绕港口集聚起来的工业制造业形成临港工业。就海岸带的环境特征而言,依托适宜的气候和优越的环境,可以开发原生性的滨海旅游产业,并围绕滨海旅游产业向上下游扩展,最终形成滨海旅游服务产业体系。

(4)发展的空间载体。无论是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还是海洋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空间载体。空间载体功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发挥海岸带或者沿海、海洋的自然资源优势,为各自所涵盖或者依托的产业提供实体空间。1990年开始实行,主要是为北美自由贸易区(NoA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涵盖的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提供测量经济活动的共同标准。从2000年开始,美国所有的产业都采用北美产业分类标准。SIC(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就是标准产业分类法,1930年开始实行,为政府部门统计数据制定的界定产业的标准。与NAICS相比,SIC主要关注的是什么被生产出来了,而NAICS则更关注产品和服务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