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合集12篇
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1
第一章 绪论
1.1 论文选题的学术和实用意义
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态势，既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隐患和契机，同时也是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严重不足，这必将导致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抑制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一直是构成我国最终消费的主体，但是其发展已步入正轨，发展潜力有限。因此，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扩大消费内需的关键在于发展城镇的消费需求，刚起步的消费市场才是未来我国消费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其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庞大的市场规模，也体现于巨大的市场潜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没有离开消费的生产，消费为生产提供最终的动力”。在经济学 GDP 分析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集团消费两部分组成，居民消费又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两类。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民经济基本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居民生活消费选择空间不断加大，消费对生产供给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越来越明显。
消费作为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在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对经济的增长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对经济具有直接与间接拉动作用；从供给方面看，消费能够创造出生产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从而创造出社会生产力；从均衡性角度看，消费又起着“自动稳压器”的作用，防止国民经济大幅度地波动；从结构方面看，消费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因，可引导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讲，消费结构问题是消费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定时期人民群众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居民的消费结构，不仅仅涉及消费领域的问题，更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还是处于不良运转时期，关键问题之一就是看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否合理。进行消费结构的分析研究，对了解居民自身的合理消费、社会消费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平衡市场供给与需求，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杭州市区城镇的情况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自 1995年杭州市以来，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跨越性的提高，当前正处于从初步小康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特别是消费结构较以往发生很大变化。细致地研究近几年来杭州市居民的结构变化状况，系统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准确把握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指导意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微观方面，可以为企业、商品生产者组织生产、合理决策提供现实参考；宏观方面，可以为本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2 论文研究目的，内容和技术路线
① 研究的目的
1）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了解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消费支出结构变动的特征，寻求影响杭州市区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的因素。
2）通过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分析
3）根据消费变动的原因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合理化结论，为政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
② 研究的内容
研究是以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为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时期主要是 1995 至 2008年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状况。主要研究内容：
1）概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和内涵，消费结构变化及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意义，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运用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特点进行分析，找出消费变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对策建议。
③ 技术路线
1）首先是对消费结构的综述，描述国内外的消费结构的研究，再对消费结构概念和应用的阐述。
2）然后是对杭州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统计数据和家庭消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根据需要选取建立消费函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方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变化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的主要因素。
2）再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方法的一个总结。
3）最后从实证论的角度，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针对主要影响因素给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对策建议，给出政策制度的合理依据。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3.1 国外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西方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较早，17 世纪末，乔治金对曾对工人阶级生活消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当时消费结构被称为“预算分析”或“收支研究”。他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最早提出“消费结构”这一概念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爱德华迪克佩蒂阿格兹收集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资料，并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弗里德里克勒普拉尔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主要是调查每一家庭的生活收支情况，目的为了社会改革服务【1】。 研究消费结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统计学家和工程师恩斯特恩格尔，1857 年他在研究当时欧洲大陆居民几十年的消费数据，特别是居民的食品消费与总消费以及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后提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大；反之，一个家庭收入越多，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小【2】。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著名的“恩格尔定律”。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把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的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进一步区分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和生产奢侈消费资料这样两个分部类【3】；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把消费品区分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和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4】。这实际上以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结构。恩格斯也曾把消费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揭示了人们的消费结构从低向高发展的历史进程。列宁则更明确地指出过：“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他还概括了需求上升规律，即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较高，工人的工资也较高，满足的需求也就较多【5】。这些都是对消费结构的阐释。当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是在古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消费结构理论、消费水平理论、消费品的供给和分配中的政策和技术问题等等。近现代许多西方学者对消费理论提出了各种假说，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为消费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把家庭作为消费决策的基本单位，分析消费结构。其中，希尔提出“家庭文明”分析，斯梅尔塞等提出家庭消费支出功能分析，威廉威尔斯和乔治古伯尔利用“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体现了消费结构在家庭消费中的变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恩格尔定律被提出以后，它的适用性得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随着经济学家对消费结构变化的不断研究，按照恩格尔定律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衣着消费支出类似食物消费支出的变化规律，称之为恩格尔定律的引申定律。在研究各国居民生活水平时，经济学者经常使用恩格尔系数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定量研究消费结构的开端。最近几年，消费结构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线性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是用收入水平、价格水平等做解释变量，只能反映总支出和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一些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如地区因素、收入分配因素、预期因素等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无法显现出来。因此，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消费结构，即用 PanelData 方法分解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晨、马蒂尔斯和塞维斯特，该方法在消费结构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使消费结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1.3.2 国内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我国对消费结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迅速。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在 1963发表的《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消费构成，一方面是由他们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消费基金的物质构成决定的。”这里的消费构成等同于消费结构。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对此高度重视，消费结构的研究真正活跃起来，对消费结构的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开始进行，从“六五”起到“九五”国家都将消费结构方面的研究列为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83 年由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填补了我国经济科学一个空白，开拓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这部著作中，尹世杰教授专门分章系统研究了消费结构问题，是我国进行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开端。
八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是我国消费结构理论发展的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十几年里相继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消费结构的专著，包括中国社科院杨圣明教授于 1986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山东大学林白鹏教授于 1987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学》和1993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关联研究》；尹世杰教授于 1988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和于 2000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这些著作把中国消费结构学的研究推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并且基本构筑起了我国现有消费结构理论体系。杨圣明教授在《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消费结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书中建立了数学模型和对消费结构的预测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林白鹏教授《中国消费结构学》中把消费结构作为一个要素放在社会再生产这个大系统中研究，指出：“消费结构的变化的不同阶段是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消费结构有特殊意义”。在《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中，林白鹏教授首次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经济要素，产业结构只有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
尹世杰教授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一书是以我国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为着眼点，以消费需求为始点，以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消费结构的诸因素为内容，以消费结构合理化为目的，并以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质量为终点，建立了自己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居民消费结构出现的新情况给予了理论指导。他的新著《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更反映了当代消费结构研究的最新成果，开创了消费结构研究的新局面。在对现阶段我国消费结构定量的研究和预测方面，江西财经大学的董福荣教授从中国家庭消费结构方面入手；山东大学藏旭恒教授从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关系方面研究，在他所著的《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中，研究了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及和利率价格的关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范剑平研究员以及孙凤研究员分别从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和消费行为数量研究方面作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使得我国对消费结构学的研究理论系统逐步发展和完善，为推动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3.3 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得到论证，居民消费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量文献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均有很大影响但是力度不同的观点。在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方面，国家统计局课题组通过对中国居民购买力水平的实证研究，得出“提高城乡居民购买力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结论；河北经贸大学课题组经过实证分析，得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刘缉川在《江西农村居民消费研究》一文中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人力资本具有创造作用，消费还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
常欣在《供给与需求结构双向调整》中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由“资源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敖琴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中认为，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消费占了全国居民消费的 70%左右，城镇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水平。城镇居民消费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变化将直接引起市场供求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关系到城镇自身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从消费结构与经济持续增长关系的角度，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刘树信《改善山西消费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考》一文，研究了山西省消费结构改善拉动经济增长，论述了应该如何按照消费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张泽一的《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论述了消费结构是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问题。
黄丽馨的《广西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的实证分析》，在文章的论述中提出了消费结构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在家庭消费结构方面，高荣升《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特征研究》中对比考察一些典型国家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特点，通过借鉴和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以实现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余金凤《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指出家庭消费结构是整个消费结构的基础。我国经济要持续保持适度增长和协调发展，必须始终保持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拉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优化家庭消费结构。由于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成形，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结构的类型、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指标和途径、消费结构的差异、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以及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等，为我国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章 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
消费结构理论是消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研究将宏观经济中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实际联系起来，为宏观消费问题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角度、方法及应用。
2.1 消费结构的基本概念
致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在上海海洋大学度过了近4年难忘日子。在本文完成之际，我要向这几年里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在这即将告别校园、走向社会的时刻，我由衷地感谢给过我指导和帮助、鼓励和欢乐的师长、朋友和家人。
在校学习期间，我在学习和生活上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宽厚豁达而正直随和的为人风范，令我敬仰，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从治学态度到治学方法，从做学问到做人，都给了我莫大的启迪，让我受益终身。
我要感谢我尊敬的老师们。四年来，老师们悉心教授了我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郑奕老师，本文从选题、构思、成文都倾注着老师的心血。在此，谨向我尊敬的导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其次，我要感谢陪伴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同学和朋友们。他们不仅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帮助我克服了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个个困难。这些珍贵的情谊我会永远珍惜。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他们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给我了极大的支持，他们的教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他们的关爱让我充满了勇气与信心。
我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是老师，朋友和家人支持的结果，在这里我忠心祝愿他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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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2
关键词:消费空间 理论方法 动力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社会财富日益增加,消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凸显。一直以来,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而地理学者的介入把消费与空间联系起来,赋予了消费研究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如何合理规划城市消费空间,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可持续发展,是城市规划者和政府有关部门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城市消费空间的发展演变也正是城市空间演变的折射。因此,通过对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进行整理,对消费空间演变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行总结梳理,对未来的城市消费空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消费空间理论及方法
西方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关注人类生态学模式、社会物理学派模式和中心地理论模式到现代的结构主义方法和消费者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方法,例如中心地理论、普通相互作理论(重力模型)、地租理论、行为理论、零售制度变化的理论、 熵最大值模型、购物行为随机模型、动态选择模型、赫夫的消费者决策概念模式、卡托那循环模型和霍华特循环模型等。
(一)区位论及其相关方法
区位论是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决定零售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是区位,第二是区位,第三还是区位(Dawson,Johm A,1980)。
国内对城市商业区位与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城市商业空间等级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设施规模的等级空间网络分布,并形成了一整套研究体系,对克里斯泰勒中地论的实证、补充和发展以及我国城市商业网络规划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安成谋,1990)。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传统商业地理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城市商业网点规模等级结构的研究成果,如对北京(杨吾扬,1994;张文忠,2000)、上海(宁越敏、黄胜利,2005)、广州(许学强、周素红、林耿,2002)、兰州(安成谋,1990)等城市的实证研究与演绎。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西方成果,但国内也有所涉及,如赖志斌、潘懋、Yonghui Song(1969)结合GIS,提出了一种基于权重设置的零售商业网点选址评价模型,并阐述了模型的应用流程。
(二)消费行为角度理论与方法
重视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Berry(1967)首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重建了中心地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国外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消费者对零售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如赫夫概率模型的出现(Huff DL.A,1963);Rushton(1969)提出的消费行为空间偏好模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愈加受到重视,Potter(1982)提出信息场和利用场的楔状扇面结构,指出其以消费者居住地为中心并收敛于中心商业区。Berry,Parry(1988)进一步指出,服务地区人口的属性、消费者行为形态与社会经济环境对于零售区位理论的重要性。Golledge(1997)提出说明活动空间形成的规律性的“锚点理论”。
在国内关于零售业区位与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张文忠等(张文忠、周彦军,1992)对哈尔滨市消费行为与商业中心地系统的分析,认为消费者购物空间的选择主要与商业中心的规模、交通方便、距离最短原则有关;仵宗卿和柴彦威(2001)根据周边调查法研究了天津市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并按照中心地理论构建了购物出行空间结构等级模型;李桂君(2002)推导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布局的模型以及网点间边界确定的模型,并给出该模型的数学反问题及反问题求解的方法;张文忠、李业锦(2006)通过两个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居民属性特征和商业环境评价对于城市居民消费区位选择的影响。
消费空间特征及其演变
多等级与两极化。徐放(1984)在对北京主要商业中心研究中,将北京市商业服务中心划分为五个级别、五种类型;阎小培等(1993)对广州市城区商业中心分为三个级别;张文忠、李业锦(2005)认为北京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基本形成了市级商业中心、区级商业中心、社区级商业中心等覆盖全市的商业网络体系;宁越敏、黄胜利(2005)把上海的商业中心等级体系初步分类为六类。大城市商业中心等级体系“两极化”趋势初见端倪,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商业向心聚集形式和“金字塔”式的商业空间网络结构(林耿等,2008)。
郊区化与社区化。居住重心外溢带动商业空间随之向城市扩展,相伴出现商业郊区化的趋势(管驰明、崔功豪,2003)。李昌霞、柴彦威的研究表明,上海市市级商业中心的“多极化”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私人汽车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空间的广域化、多元化和郊区化。随着旧城改造和郊区化的发展,大量居住人口向郊区集中,打破了市级商业中心的垄断格局,职住分离现象的加剧和传统市中心购物距离过远使居民的购物活动开始依赖区域购物中心(冯健等,2007)。城市郊区化后,在新区“职住分离”的现象更为明显,工作日的娱乐、购物活动基本上是在自家附近小区内进行。
零售业业态多样化、大型化、经营连锁化。购物中心、巨型市场与ShoppingMall等业态的兴起与区位布局,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的“金字塔”式城市商业空间格局。城市分区商业中心的兴起与郊区商业中心的崛起,使城市商业布局向多极分散格局发展,特别是各种业态的商店连锁经营的发展,更加剧了城市商业的综合性与横向性发展趋势(张水清,2002)。零售业总店的减少和零售业的连锁化、大型化经营是零售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美国较大的工业行业都已经连锁化,零售总额的50%都是由连锁业贡献,同时很多新的零售模式也被尝试(管驰明,崔功豪,2003)。
消费空间多功能化。在城市CBD分布着大量中高档的现代购物中心和仓储式百货商店,在传统型中心中呈现出最小和非综合型的零售业特征以及高档次与中档次的功能,它们广泛分布于除了中心商业区以外的老建筑区(Neda K,1997)。深圳城市发展迅速,大量的工业区用地迅速转化为商业用地,受市场力量促发出现了主题商业综合体(管驰明、崔功豪,2003)。
地下消费空间不断扩展。方向阳、暖(2005)把地铁站口的地下商业集聚类型按其区位分为三大类,即是站厅商铺、通道商铺以及与站口直接相连的地下商业街。黄莹莹、暖、陈渠(2006)以广州市与地铁站出口相连的天浚和流行前线地下商业街为研究对象,分别对二者的特征、消费者属性进行比较,并对地下商业街与消费者属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消费空间虚拟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突破了传统的商业生产、批发与零售的流转程序与营销模式,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将对城市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得多极分散的城市商业格局向三维的空间市场结构演进(张水清,2002)。
消费空间演变的动力因素
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目前,上海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0.38%,同时,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居民从生存型消费逐步发展为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李昌霞,柴彦威,2005)。深圳的居民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消费的比重在变小而享受、发展资料的消费比重在增大,呈现出不断高层次化的特点;深圳居民已转变为以满足家庭和个人发展及享受为主的消费倾向,消费层次已经由温饱型转入小康型,并开始向富裕型发展(尚嫣然,柴彦威,2004)。这些都是消费空间演变强有力的因素。
交通的发展。商业与交通有着天然的地域共生关系,完善的交通设施(如主干道、重要节点)容易形成商业功能区(林耿,阎小培,2003)。李文翎、阎小培(2002)的研究表明地铁沿线就容易形成新的商业走廊;蔡国田、暖(2004)认为,轨道交通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通达性,改变吸引范围的区位条件,把大量的商业、居住区、办公活动吸引到快速轨道交通沿线,带来巨大的人流,从而影响零售商业的布局与发展;林耿、周素红(2008)指出随着地铁的建成通车,深圳市消费空间格局逐渐走向多元化。
消费者行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及其空间扩展形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成熟度,对规划建设城市商业物质环境以及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昌霞,柴彦威,2005)。张文忠、李业锦(2006)的研究表明,随着用户第一主义(Consumerism)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消费与生产的重要性,消费者的态度及其购买行为等消费者行为已成为影响零售企业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
消费环境(消费设施)及购物环境。宏观消费环境决定了商业的兴旺与否,宏观消费环境取决于消费者需求的空间模式,而消费需求的空间模式又与居民收入和人口分布等等因素密切相关。从地理位置、人口组成、土地使用方式、商业管理以及居民的消费方式等方面切入的消费环境研究得到强调(管驰明、崔功豪,2003)。交通道路和房地产等先锋产业的介入,往往伴随着商业的配套发展,但通达性的提高和人口的聚集并不意味着零售空间的必然成熟(林耿、许学强,2004),只有形成完善的服务业配套环境,才能对商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结论
消费空间形态及组合研究。国内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比较成熟而消费空间形态的系统研究尚少,只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解读空间内涵,从表面形态来探索深层机理,以及消费空间形态与消费空间结构变迁的关系,有利于探索更适合未来城市的消费空间组合和空间结构。
体验消费空间研究。体验经济背景下,如何更多的满足消费者体验需求,合理设计、建设体验消费空间,并通过技术支撑来实现各种体验情景,进一步实现体验的价值,有待于有关学者和城市规划者继续探索。
虚拟商场和虚拟商圈研究。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必将造成虚拟消费空间对实体空间影响的扩大。网上购物也不再是稀罕的小概率事件,因此虚拟空间的结构与特点、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关系研究、其特定消费者――网民的行为规律、空间分布等等方面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一大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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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3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家也在逐步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从探索、起步的初级阶段，开始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十二五”更是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15年，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趋势下，文化消费也成了热门话题。文化消费对产业的发展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本文正是通过利用城镇居民各项文化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结构特点及变动趋势，以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一、相关理论介绍
1.1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界定
文化消费[1]是一个精神活动过程，它包括图书、文学、广播、电视、、教育、网络、科技、体育、旅游等。文化消费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表现出来。而载体又分为实物形态和虚拟服务形态。实物形态包括光碟、书本、手机、音像制品等，服务形态包括教育服务、咨询、文化娱乐服务等。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网络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学习知识的主要工具。手机上网浏览新闻、购物、看视频在年轻一代更是司空见惯，所以笔者把通信消费支出也列入文化信息消费的范畴。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把文化消费划分为以下几类：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这四方面基本上涵盖了实物形态和服务形态的大部分。
二、参数估计及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取1996-2000年和2006-2010年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费性支出和可支配收入数据。具体将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划分为通信消费支出、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支出、教育支出以及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了适应本文对文化消费结构的研究要求，重点从城镇居民的ELES模型进行相关估计和检验。
2.1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分析
2.2边际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每增加一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支出的部分[4]。边际消费倾向能反映出居民各类消费需求的顺序和新增加购买力的投向。从表1对比1996-2000年和2006-2010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文化边际消费倾向（0.26）明显高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0.078）。这说明在十多年前文化消费受收入高低的影响明显大于近五年。再分别对比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发现除了文化娱乐服务其它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降低。一方面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对通信、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减少，另一方面说明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比例在增加。
具体来说，通信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之前的（0.088）降低为（0.023），原因在于我国邮电事业的不断发展和通信工具的不断普及，通信需求也会由爆炸性增长越来越趋于平常。随着人们通信消费意愿降低，通信消费支出也会减少，这与我们的实际感受相符；文化娱乐用品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037降低为0.013，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对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意愿在降低。进一步说明我国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包括高校校园对社会开放和博物馆免费开放等）取得了成效。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113降为0.006，降低幅度最大。这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一是因为近几年中小学学费的减免，二是由于从05年起国家对高校的收费也开始控制。文化娱乐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增加，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已经摆脱了以吃、穿、住为标志的低级层次改为追求精神娱乐的较高层次生活水平，人们追求的不再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而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享受[5]。
2.3基本文化消费支出
由表1对比两个时间段的文化消费基本需求可得，1996-2000年的文化消费基本支出是-782.675，而2006-2010年文化消费基本支出是815.906。说明文化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由较高级需求转为一般需求。其中，通信、文化娱乐用品和教育的消费需求缺口都有大幅度减小，而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需求缺口由-25.182增加为-155.608。当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用品、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后，额外的收入就会被考虑消费在较高级的商品和服务上。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缺口增大正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实际论证。
2.4需求收入弹性
对比表1两部分各项文化消费的收入价格弹性可以看出，各项消费的收入弹性都明显减小。文化消费在1996-2000年期间对于我国城镇居民来说是奢侈品，各项消费弹性系数都大于1。在2006-2010年，通信、文化娱乐用品和教育的弹性系数都小于1，说明它们对于居民来说是正常商品消费，作为一种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镇居民对通信、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的投资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变大，但其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有所下降。文化娱乐服务的弹性系数为1.386仍旧大于1，说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的增长将快于收入的增长。
2.5需求价格弹
三、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在对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种类界定的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对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变动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通过分析比较边际消费倾向得出，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比重在增加，对文化娱乐用品、通信和教育的消费倾向都有所减少。
从基本文化消费支出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文化消费水平不高，还停留在基本的教育支出占主要地位。从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现阶段的文化消费结构不稳定，受收入影响较大。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比重要的增加量要大于对其它三种消费的增加量。从借个弹性分析可以看出，各类文化消费品的需求量受价格影响较大，且对自身价格变动更为敏感。
3.2政策建议
政府部门应该努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是影响消费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并决定着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其次应该加强监督管理，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价格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合理的文化娱乐商品价格会促进消费需求。最后，政府应该加大对文化娱乐服务业的投资和监管，因为文化娱乐服务类消费将会成为文化消费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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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5
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生存型到数量型再到质量型的过程，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食品消费的社会程度不断增强，居民营养水平不断得到满足。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食物消费水平和食物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及消费观念的改变，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与营养健康的消费模式还有一定的差距。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一、我国食品消费结构现状
消费结构(consumptionstructure)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
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新中国成立直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国一直坚持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通过资源的高度倾斜配置，片面发展重工业，最终建成的是一种以自我服务为目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工业体系，而将居民消费品的增长长期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人均国民收入翻两番计划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食品消费模式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食品消费水平不断提高。②食品供给多样化，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数量不断增多，尤其是消费结构趋向于肉类食品消费量的迅速提高。③广大居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绿色食品日益受到消费者的崇尚和青睐。④食品消费方式逐渐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这方面突出表现为大量使用“一次性”消费品、包装产品和“深加工产品”。 ⑤外出就餐支出成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
二、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一）粮食消费量下降过快, 偏离东方饮食模式
1993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突破100公斤底线, 到2004年迅速下降到78.2公斤。中国居民粮食下降趋势逐渐偏离东方国家以谷物为主的消费模式, 粮食消费减少程度大大超出西方国家相应阶段的消费水平,与粮食消费量较少的西方国家基本类似。今后中国居民食物消费观念如果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粮食消费量继续下降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造成这一时期居民收人水平和食品消费水平极其低下( 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这一时期的居民和家庭还处在一种勉强温饱的状态，食品消费档次很低，消费结构雷同，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呈现生存型发展态势。
（二）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不尽合理
动物性食品消费出现动物性食品向肉类食品集中,肉类食品向猪肉集中的倾向。在动物性食品中, 肉类食品所占比例到2004年仍维持在40%左右,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奶类、水产品类食品所占比例较小,只占26%、18%,动物性食品过于向高脂肪的肉类食品集中；在肉类食品中,又过于向猪肉集中,猪肉消费量占整个肉类食品的60%以上,牛羊肉、禽肉所占比例较小。
居民饮食消费主要还是一个习惯问题。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要改变营养过剩的状况, 必须首先改变居民不科学的饮食习惯。
（三）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居民食品消费存在较大差距
1、目前边远落后地区及农村居民刚刚跨越以粮为主高谷物膳食阶段，正在向低层次的副食消费转移，今后对蔬菜、食用油、猪牛羊肉等副食消费有一定的需求空间，对较高层次的禽类、奶类、水产品类副食需求有限，但是由于一般认为其需求弹性较大，增长率较高，农村居民对这些食品的消费潜力很大。
2、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对蔬菜、食用油、猪牛羊肉、蛋类等较低层次的副食消费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开始向较高层次的副食消费转移，今后对禽类、奶类、水产品类食品需求大增。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
3、农村居民仍处在“粮食+蔬菜 +动物性食品”的第一消费阶段,城镇居民目前基本步入“ 蔬菜+动物性食品+粮食”的第三消费阶段，城乡居民之间相差一个“蔬菜+粮食+动物性食品”的食品消费阶段，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差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消除的。城镇居民在食品消费的档次上、数量上都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二、改善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措施
（一）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
同时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适度调整，继续发展奶类等畜牧业生产，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家禽饲养业，努力提高动物性食品的供应量，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二）改变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
加强对居民的膳食营养教育。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介,加强对广大居民的膳食营养知识普及力度, 改变饮食消费依着个人或家庭的嗜好进行的定势和习惯, 科学合理搭配食物。引导居民改变以味领先的饮食观念, 摒弃高油、高盐的饮食方式, 提倡少油、少盐、清淡的饮食方式。硕士论文，食品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增加对杂粮、薯类、豆类食品和对牛羊内、家禽、鱼虾、奶类的消费, 减少对耗粮多、油脂大的猪肉的消费。
（三）通过多种途径、多条渠道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增长是制约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只有稳定的收入增长才能保证稳定的食品消费支出增长。因此增加收入才是改善食品消费结构的关键所在。
1、建立健全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提高低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将这些措施纳入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全力抓好并落实到位。
2、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狠抓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加大投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3、增加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
进一步提高西部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在加强西部基础教育的同时注重职业教育和中短期培训； 切实提高西部城镇就业者工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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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6
一、前言
2009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包括提高农产品补贴、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一系列刺激农民消费需求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这些措施是否应该实施表示了疑虑，如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经济参考报》撰文称“由于中国统计制度的缘故，内需不足的情况被大大地高估了”，并进而认为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内需不足”。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认为“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将会使农民陷入更大的贫困”。这些善意的提醒使我们注意到了刺激消费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从理论上讲，负面效应的大小与农户的富裕程度、消费去向有重要的关系，如贫困的家庭将生产资金用于购买奢侈消费品，将会对下一年度的生计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于富裕的家庭来说，情况就会不同。将所有农户视为一个整体去判断消费政策的优劣无疑是不合适的。
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及农户非农活动和外出务工活动的增多，农村中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加剧，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层。目前，在大多数文献中，划分社会层级的主要工具是职业及收入，一些研究表明高收入阶层由于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受收入限制，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消费倾向也较低。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应高于其他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体（李春玲，2007）。然而，以职业及收入划分农村的阶层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农户在消费模式上有非常谨慎的特征，面对未来不可预期的灾难，往往有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收入状况并不能反映家庭的生活实际（邰秀军等，2009）；二是目前农户家庭的收入越来越多样化，使收入情况难以厘清，用收入作统计指标存在着较大的误差。因此，选择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已有的社会分层研究成果中，消费分层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李培林、张翼，2000；李春玲，2007）。消费分层作为一个与社会地位密切相连的替代指标，更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分层的实际状况。在食品、衣着、住房、用品、交通、闲暇等各个消费领域，目前消费分层体系都真实地存在着（马林芳、王建平，2007；李怀、程华敏，2010）。因此，本文将同时选择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作为农民分层的依据，对样本户家庭的资产状况、生计策略及其后果进行对比分析，试图了解不同生活状态农户家庭的消费潜力及政策影响，并探讨有效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途径。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山西师范大学“农户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课题组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农户生计和环境”课题组于2010年元月联合在陕西省安康市山区的农户调查，调查提供了安康市3个县36个行政村1106户家庭在人口统计、资产、收入、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方面的详细数据。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发展在于同时使用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对样本农户进行了分层，并使用这两种分层的结果对处于不同层级农户的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本文内容包括五部分，其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调查地、调查过程的简要说明、调查数据的简要描述和数据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是对收入分层后农户资产、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第四部分则使用消费分层对农户资产、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一部分对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的分析结果进行了讨论和比较，并给出了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收入分层的分析结果
本节将人均收入5000元以下，人均收入5000元-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的农户界定为低收入户、中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并对全部样本分成三类子样本，比较分析其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特征。
（一）不同收入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
在前期的试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当地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由于山区气候特点，农作物主要包括水稻、油菜、小麦和玉米；非农收入主要包括养殖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政府发放的各种补助及其他收入。不同收入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1可知，在农户的农业产量方面，三个收入层农户的玉米平均产量都较多，接下来产量顺序依次是水稻、小麦、油菜。在农户的非农收入来源方面，三个收入层农户都是外出打工所占的收入最高，分别为6232.43元、16069.61元和27288.58元，都占到全部非农收入的60%以上。从各种补贴来看，低收入层获得补贴的比例比高收入层的要多，这可能和政府所出台的相关政策有关。在其他收入来源中，明显高收入层在这方面所得收入要多于中、低收入层农户，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层农户手中有些能够提供其他经营活动所用的本钱，从而能够获得一些其他经营性收入。
（二）不同收入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
在问卷中，我们详细了解了农户在2009年的各种消费支出，不同收入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在家庭月食品消费上，三个收入层农户在食品上的消费差异不大，月消费都在500元左右。在家庭年生产性消费上，随着收入层的提高，对生产的投入增大，分别为716.74元、746.28元、873.02元。
从家庭年消费情况来看，三个收入层农户的消费用在盖房、家电上最多，其他消费项按照投入的多少排序也多相同，依次是人情往来的礼金、子女上学、医药费、服装娱乐、生产技能培训。在目前家中的最大支出方面，三个收入层农户的收入花费最多的都是建房，所占比例分别为55.85%、60.80%、54.36%；接下来是子女上学的花费占到第二位。这说明了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消费结构方面，用于固定资产的花费比例过大，这可能会影响到消费结构中其他方面的消费，至于是否有影响、影响大小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农户一年当中花费最多的事情上，三个收入层关于子女上学、盖房、请客送礼方面的花费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用于看病的花费。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教育、医疗等上的开销仍比较大，这可能与农村目前的基础设施还不太完善有一定关系。另外请客送礼方面花费大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会增加对交往性消费。
三、消费分层的分析结果
本节将家庭月食品消费300元以下，家庭月食品消费300元-500元之间和家庭月食品消费500元以上界定为低消费户、中消费户和高消费户，并将全部样本分为三类样本户，比较分析其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特征。
（一）不同消费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
不同消费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不同家庭食品月消费区间的农作物总产量无明显趋势，其中玉米产量较多，产量分别为588.11公斤、664.22公斤和597.31公斤。尤其是要注意的是食品月消费500元以上家庭的小麦平均产量为120公斤，与前两项相比明显降低。对于第二项非农业收入，家庭食品月消费与非农业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即家庭的非农业收入越高，家庭食品月消费额也越多。其中，三个消费层中都是外出打工收入所占数额最高，分别为12196.27元、12196.48元和14073.94元。
（二）不同消费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
不同消费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在家庭月食品消费上，三个消费层月消费平均额分别为233.32元、452.80元和766.83元。在家庭年生产性消费上，随着消费层的提高，对生产性消费的投入增大，分别为667.58元、697.84元和860.06元。
从家庭年消费情况来看，三个消费层农户的消费用在盖房、家电上最多，其他消费项按照投入的多少排序也多相同，依次是人情往来的礼金、子女上学、医药费、服装娱乐、生产技能培训。在目前家中的最大支出方面，三个消费层农户的收入花费最多的都是建房，所占比例分别为51.72%、55.42%和61.69%；其次是子女上学的花费占到第二位。这点说明了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消费结构方面，用于固定资产的花费比例很大，这可能会影响到消费结构中其他方面的消费，至于是否有影响，影响大小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农户一年当中花费最多的事情上，三个消费层关于子女上学、盖房与请客送礼方面的花费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用于看病的花费。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教育、医疗等的消费仍比较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前农村中的消费热点。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农户生计形式多样化的发展，农户间资产、收入、消费的不平等状况在加剧，在不同的领域中都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社会分层。传统的使用职业或收入分层方法已不能满足于对中国现阶段农户研究的需要。本文同时使用了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方法，利用陕西省安康市3个县1106户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使用收入分层的研究发现，不同收入层的农户在所拥有的住房面积、住房结构、电视、洗衣机上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所拥有的电冰箱、空调、电脑等资产上存在着差异，高收入层农户的拥有比例要多于低收入层农户的拥有比例；在收入结构上，高收入层无论是农业收入的平均值还是非农收入的平均值都要高于低收入层；在消费结构上，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在食品消费上并没有差异，但在耐用品消费、子女上学、医药费、社会交往、娱乐和培训上都表现出了差异，其中，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子女上学的支出反而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高的家庭需要依赖于子女的工作。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耐用品（如盖房或购买家电）的消费会很明显的增加。使用消费分层的研究发现，高消费层和低消费层在目前所拥有的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和电器上并没有差异，但在交通工具如摩托车、电动车上存在着差异，高消费层的农户拥有的比例要高于低消费的农户；在收入结构上，不同消费层在农业收入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非农业收入上，高消费层农户在养殖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等收入上明显要高于低消费层农户。在消费结构上，高消费层的各子项目的消费水平均要高于中低消费层的消费水平。
尽管本文的研究只是对现有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补充和新的尝试，但本文的结论对现有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仍有启示。目前，政府在农村消费市场上的“家电下乡”和“农机下乡”等政策并没有区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依据本文的结论可以在商品结构上做出有差别优惠的新尝试，如对于低收入和低消费层次的农户，在电视、洗衣机等目前有较高普及度的电器中给予较高的补助，对于高收入和高消费层次的农户，在电脑、空调等目前农村还不是很普及的电器中给予补助。另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住房消费会大幅增长，因此，适时开展农村的住房信贷也可能是未来消费政策需要研究的新课题。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为学者们关于农村消费市场是否需要刺激的学术讨论提供初步的证据，研究发现，不同阶层的农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家庭依据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确定了消费去向。因此，本文的研究并不支持一些学者认为刺激消费政策对农民有害的观点，当然，在进一步的实证之前，对这一观点仍需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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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林芳,王建平.消费分层:社会发展视野中的社会分层[j].广西社会科学,2007(11).
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122-02
大学生有着不同于社会其他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和行为。超前的消费观念和滞后的消费实力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的消费。因此，关注大学生的消费状况，尤其是酒类消费行为，培养他们正确的消费观并引导其走向健康消费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行为是嵌入于个人关系之中的，而经济行动者们又是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因素对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起着促进的作用。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因此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分析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的特点及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最后给出相应的对策与思考。
一、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的现状
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可支配的生活费位于700元～1 200元之间，占70%，生活费位于700元以下的人数为10人，占20%，生活费在1 200元以上的占10%。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月消费支出总额为700元～1 000元之间，处于较合理的范围内。但是，酒类消费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据调研，最高月消费总额约为最低月消费总额的4倍。由此可见差距之大。
大学生的酒类消费种类也是多种多样，但以啤酒的消费最多，其次为葡萄酒、红酒。这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啤酒的价格较低，这正好与大学生现有的消费实力相匹配。另一方面，红酒、葡萄酒象征着品味，因此特别受女生欢迎。大学生消费酒类的频率为半个月一次的较多，每次的饮酒量大都是两瓶以上。
调研结果还显示，女生酒类消费支出普遍少于男生的支出。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进行娱乐活动上，男生的酒类开支要比女生多。男生的酒类消费主要为啤酒，白酒次之，而女生的酒类消费主要为葡萄酒、红酒、米酒等，啤酒次之。
（二）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存在的问题
1.社交活动成为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的动机。大学生的酒类消费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扩大人际交流圈，增进与同学之间的友谊等。社交活动对酒类消费的需要极为强烈。调查显示，大学生通常会在周末、聚会、请朋友吃饭等场合饮酒，也有部分大学生会在与长辈间的饭局上饮酒，通常饮酒的场合为餐厅和娱乐场所。虽然很多大学生并不提倡饮酒，但是还是随着文化潮流在各种情况下、各种场合饮酒。大部分大学生都认为喝酒是一种适应社会的能力。
2.理性消费观念不足，消费决策的追附性强。调查资料显示，大学生进行酒类消费关注的因素依次为价格、品牌、质量、包装、广告、酒精度。同时，时尚和名牌受追捧。这个群体追新求异、思想活跃、敏锐地把握时尚，惟恐落后于潮流，他们对新事物有强烈的求知欲，喜欢追求新潮，并敢于创新，消费的趋附性强。时尚酒吧、KTV深受大学生欢迎，而这些场所酒类消费多以红酒为主。
3.饮酒过度现象时有发生，有些甚至酗酒。国家有关部门及各高校对大学生饮酒没有做出硬性规定。但有些大学生往往把持不住自己，经常饮酒过度。据调查，每年高校都有很多大学生因饮酒过度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常有学生因饮酒过度而醉倒在草坪上，影响极为恶劣。类似这样的事例每月都会发生几起。平时酒后打架骂架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毕业生离校的六七月份，饮酒带来的问题更是不胜枚举。
二、基于网络嵌入视角的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分析
（一）社会网络嵌入理论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关系嵌入性是指行动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结点之间的联系纽带来获取信息。结构嵌入性解释了网络参与者间相互联系的多维总体性结构问题，强调行动者通过网络所处的地位来获取信息。资源并不是均匀或随机流动的，行动者是按照其所处位置点而有差别地占据资源或结构性地享用资源。文化嵌入性指个体对区域文化网络整体的融入和适应，并受其规制。
（二）基于网络嵌入视角的大学生酒类消费行为分析
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7004802
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是构成一个地区经济总和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优化和升级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许多学者对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田学斌（2010）构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解释性框架，并以河北省为例，对二者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要促进河北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必须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马成文（2010）运用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动因，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于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等因素，所以研究新疆农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很有必要，但是目前这方面研究不多，本文主要探讨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问题。
1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变
1.1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
随着新疆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得到改善。1993-2012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由14.70%提高到2475%；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波动幅度较小，由5.37%下降到4.18%；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由4.22%提高到12.32%；人均交通通讯和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均呈缓慢上升趋势，分别由2.76%提高到3.93%和6.24%提高到8.47%。
如图1所示，在1985年至2012年期间，从整体上看，新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由57.87%下降到3605%，除个别年份有所波动外，比如1989-1994年和1996-1999年，呈上升趋势。在此期间，与全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动趋势相比，新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总是低于全国的。在1992年之前，二者呈现相同变动趋势，先下降，后上升；1992-1999年，新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较大，分别在1994和1996年达到最大值56.96%和最小值4575%；1999-2012年，新疆和全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相同的趋势，稳步下降。具体而言，1999-2003年，前者高于后者，2003-2012年，后者高于前者。
图11985-2012年全国和新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新疆统计年鉴1994-2013，
注1997年数据使用缺失值填补。1.2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
如图2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不断的调整产业结构，使其更趋合理化和高度化。从统计数据上看，1978-2012年，新疆各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趋势发生很大变动，更趋合理。从整体上看，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35.8%下降到2012年的17.6%；第二产业的比重先下降，后保持缓慢的速度稳步上升，1992年就超过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67%，2004年到2012近十年以来，第二产业比重明显领先于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1.4%；第三产业的比重变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特别的，在1995-2003年间，第三产业比重基本上高于第二产业比重，在2002年达到最大值437%，但此后呈下降趋势，直至2010年有上升趋势，并且与第二产业比重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显然，新疆产业结构的这种演变过程与工业化进程和战略调整密切相关。自2002年以后，由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重工业化加速发展，第二产业发展再次快于第三产业，进而导致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2.1研究方法与指标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采用Engle-Granger检验法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EG协整理论是R.F.Engle和C.W.J.Granger于1978年在文章《Co-Inter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Estimation，and Testing》中b提出的，该理论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应用远远超出对线性回归的诊断。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两个变量应该是协整的，对协整性的检验就是对经济理论正确性的检验。比如，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某些指标都是随机游走的，我们希望这两个变量长期是相关的，所以要证明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
（2）指标选取。
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八项，包括食品、衣着、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文教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及服务，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本文着重分析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进的特点，用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Y），作为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产业结构通常用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为了避免模型产生多重共线性，只选取新疆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X）反映产业结构的综合变动状况。所选取数据样本期为1985-2012年，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1994-2013），由于1997年新疆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比重缺失，本文运用软件spss20，采用缺失点处线性趋势法，应用缺失值所在的整个序列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然后用回归方程在缺失点处的预测值填充缺失值。
2.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1）格兰杰因果检验。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常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来分别对各指标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现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lny和lnx，该做法可以部分消除异方差问题，此外，其差分表示发展速度的对数，可消除序列相关的问题。使用软件Eviews7，对序列lny和lnx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lny和lnx的ADF检验值分别为：-2.4384和-1.8102，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3.5875，故不能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故lny和lnx为非平稳序列；Δlny和Δlnx的ADF检验值分别为：-5.6491和-5.4880，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3.6450，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Δlny和Δlnx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故Δlny和Δlnx为平稳序列。
经比较选择滞后期S=K=2时的lnx和lny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原假设“lny不是lnx的格兰杰原因”F统计量的P值为0.7641，大于010，接受原假设；而“lnx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F统计量的P值为0.0823，小于0.10，拒绝原假设。可见，在新疆，产业结构变动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且当年产业结构变动将引起下一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则不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2）协整分析。
现运用EG检验法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应用OLS法估计的方程为
lnyt=8.3033-1.0303lnxt
（-5.9721）
上述估计方程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现对其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IC最小的原则，选择滞后期P=1，ADF检验统计量值为-4.7924，小于5%显著性水平临界值-3.6450，DW统计值2.2328大于5%显著性水平临界值0.386，故残差项一阶单整，所以变量x，y为（2，1）阶协整。说明序列lny和lnx线性关系显著，即新疆产业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方程回归系数-1.0303表明：新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具有一致性，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疆第二、三产业比重每上升或者下降1%，会引起农村居民消费食品支出比重下降或者上升1.0303%。
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我国长期形成了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如2012年东部人均年收入是32713.51元，西部只是22475.10元；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45647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7916.6元，差距很大。所以地处我国西部边陲的新疆农村居民，整体上收入比较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弱。但是，反之，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很大影响，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某种角度上就是劳动力的流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拉动消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3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定量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发展，新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也日益多元化，食品、衣着及家庭设备上的花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而在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用品及其他服务支出比重则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第二，新疆产业结构处于调整、升级阶段，逐步趋于合理化。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特别地，第三产业比重正保持着快速增加的趋势，逐步上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优化新疆产业结构。
第三，新疆产业结构变动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是原因之一，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在全国或是其他地区研究结果截然相反，值的思考。笔者认为，由于新疆农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生活环境，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在这一阶段，产业结
作者简介：孙光林，新疆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研究生；李燕茹，新疆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学生。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大于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所以，表现出产业结构影响消费结构的变动。但是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进入这一阶段后，其消费结构一方面引导产也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此时，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明显较大。
第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通过引导的方式调整相关的产业机构，惠及农民群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影响消费结构。目前阶段，消费结构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由收入水平较低引起的，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关键。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宏观上，即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上发生。产业结构调整将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劳动力流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因此，应该加快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多方面影响居民消费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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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消费结构论文篇9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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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1．假定人口增长服从新老更替规律，人口增长率用n表示。2．假定代表性个人可生存三期，具体而言，在t期，有Lt(1+n)个小孩处于其生命的第1期，Lt个年轻人处于其生命的第2期，Lt/(1+n)个老年人处于其生命的第3期。3．假定代表性个人在年轻时提供1单位劳动，并将其收入所得用于以下五个方面的支出:消费支出、储蓄、抚养小孩的支出、缴纳社会保障基金以及赡养老人的支出。该代表性个人小孩时期的消费来自上一期年轻人的抚养支出，当他变为老年人后，其消费主要来自上期储蓄和利息、养老金以及年轻人的赡养费用。4．假定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不变的形式。
(二)模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基于上述假定，代表性个人一生的效用总和可表示如下。其中，θ为任意两时点的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倒数，ρ为效用贴现率，大于－1是为了保证第2期消费的权数为正。根据上述假定，可以写出代表性个人的预算约束条件。在t期，代表性个人年轻时的预算约束线可表示如下。其中，wt为代表性个人t期的劳动收入，st为t期的储蓄额。b表示t期年轻人抚养小孩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0＜b＜1)，在此，b可视为少儿抚养系数。a表示收入中投入到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0＜a＜1)。d表示代表性个人的赡养费用占收入的比例(0＜d＜1)，在此，d可以视为老年抚养系数。(6)式表明，代表性个人老年时期与年轻时期的消费比例由多个因素决定，主要包括收入中投入到社会保障的份额、人口增长率、年轻人抚养费用和赡养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及贴现因子共同决定的。(6)式在理论上可以说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确实会对代表性个人的消费需求产生影响。首先，分析少儿抚养系数b如何影响代表性个人一生的消费总需求。假定其他系数均保持不变，当少儿抚养系数b下降时，根据(3)式，c1t－1将降低;根据(4)式，c3t+1将保持不变;根据(6)式，c2t将降低。因此，代表性个人的三期消费总和(c1t－1+c2t+c3t+1)将降低。其次，分析老年抚养系数d如何影响代表性个人一生的消费总需求。假定其他系数均保持不变，当老年抚养系数d下降时，根据(3)式，c1t－1将保持不变;根据(4)式，c3t+1将下降;根据(6)式，c2t将降低。因此代表性个人的三期消费总和(c1t－1+c2t+c3t+1)将降低。不难看出，人口年龄结构确实在理论上会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否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些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还需要我们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定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具体形式如下。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维度，t代表时间维度，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λt为时间效应，εit表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C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各省(市/区)的居民消费率，本文用各省(市/区)的居民消费总支出占按支出法计算的地区GDP的比值表示。D为人口年龄结构变量。根据以往文献(李文星等，2008)⑨，本文也选取少儿抚养系数(YD)和老年抚养系数(OD)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指标，其定义详见表1。MAR为市场化程度变量。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整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每个省(市/区)的市场化程度则层次不齐。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最为发达，中部次之，西部则最落后。本文正是利用每个省(市/区)市场化程度不同这一特征来考察市场化进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是否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本文将构造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与市场化程度变量的交乘项，并考察其符号和显著性。从以往的实证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选用各地区非国有部门从业人数占该地区总从业人数的比重衡量，但这一指标比较片面，无法准确衡量市场化进程。本文将参考樊纲等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这一报告主要从五个方面出发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量，然后将它们综合成一个市场化程度指数。某地区的该指数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市场化经济越发达，其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由于该报告中没有2010年的数据，本文将用2009年的指数近似代替，因为就某一地区而言，市场化程度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太大变化。X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Y表示实际收入水平，用经过价格调整后的人均GDP进行衡量。但Modigliani和Cao(2004)指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也可能影响居民消费率，所以我们在模型中还加入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y)。R表示实际利率，通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计算得到，用以考察消费者的跨期消费行为。Ct－1为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当人们面对收入波动时，他们倾向于平滑消费，所以当期消费可能与上期消费存在一定关系，这种消费习惯的连续性通常被称为消费的“棘轮效应”。GINI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用城市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值近似衡量。INF表示通货膨胀率，用以考察价格波动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EDU衡量教育程度，用以考察教育水平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表1报告了上述所有回归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将上述所有变量带入(7)式，可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二)数据描述本文将选取1998－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随后的回归分析，由于数据不全，故将其省去，所以样本数据仅包含30个省(市/区)。选择这一样本区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自1998年起，中国居民消费率开始迅速持续下降，而在1988年之前，消费率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第二，樊纲等人的研究报告只估算了1997－2009年间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指数。第三，在1990年以前，各省市的抚养系数缺失严重，而且抚养系数尤其是少儿抚养系数在1998年之前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关于数据来源，抚养系数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9－2011年)，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则主要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人口年龄结构、市场化程度与居民消费需求考虑到本文的数据特征，我们将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进行回归模型。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内生性以及解决遗漏变量等问题(李文星等，2008)。由于GMM两步估计法得到的标准差可能存在向下偏倚，而且估计量的近似渐进分布存在有偏等问题，所以本文将使用一步GMM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更进一步，本文将使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因为相对于一步差分GMM估计方法，前者利用了更多的信息，因而估计结果更加有效。回归结果详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该有效性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即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下新增的工具变量是联合有效的。根据表2的结果，所有模型中的Sargan统计量的P值都至少大于0．96，说明我们无法拒绝新增工具变量联合有效的原假设，因此本文的数据适合使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在表2中，模型(1)没有包含市场化程度变量以及它与抚养系数的交乘项。根据回归结果，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抚养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是很显著。为进一步考察这些负向影响是否会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而发生改变，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市场化程度变量和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交乘项，回归结果详见模型(2)。下面，本文以模型(2)为研究对象分析讨论各变量回归系数的含义。1．少儿抚养系数(YD)。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少儿抚养系数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即少儿抚养系数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居民消费率增加0．27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不仅与本文的理论推导相反，而且与传统的LCH不一致。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二者呈负相关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对子女的重要性，父母大多希望自己的小孩通过知识积累考上大学并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每个家庭的小孩数量有所减少，因此父母开始重视小孩的“质量”。加之高校扩招导致学历严重贬值，小孩也需要获得更高的学历才能找到较好的工作，这也无形中加大了小孩人力资本的投入。在这一背景下，父母倾向于减少家庭其他方面的开支，而进一步增加子女的教育支出，如果这部分增加的教育支出超过了因孩子数量减少及其他方面支出减少而增加的储蓄，则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就会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国情。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10年期间，中国少儿抚养系数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即从1998年的38%下降至2010年的22．3%。这一现象说明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动可能不是居民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2．老年抚养系数(OD)。在模型(2)中，老年抚养系数的回归系数依然为负，但显著得到改善，具体而言，老年抚养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消费率减少1．26个百分点。就目前中国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家庭养老”现象在大部分地区依然存在，老年人的生活及医疗等多方面的需求仍然主要依靠子女来满足。不过，随着医疗等费用的增加以及子女数量的减少，“家庭养老”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家庭倾向于将部分收入储存起来，所以当前消费会减少。由于在样本区间内，老年抚养系数是不断增加的，从1998年的9．9%增加至2010的11．9%，所以它是导致居民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3．市场化程度(MAR)。首先，根据模型(2)，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市场化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因此人们愿意而且敢于消费。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不仅很少储蓄，而且经常超前消费，因此消费率非常高。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消费欲望会逐渐增强，因而消费需求会随之增加。其次，市场化程度与少儿抚养系数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少儿抚养系数对消费率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而不断减少。LCH认为少儿抚养系数与消费率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LCH是基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而本文使用的数据则来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国。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必将提高，因此少儿抚养系数对消费率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减少，最终由负变为正，换句话说，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本文的实证结论将与LCH达成一致。最后，市场化程度变量与老年抚养系数的交乘项也显著为正，这说明老年抚养系数对消费率的负向影响也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而不断减少，即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该负向影响最终会变为正向影响，从而与LCH达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区间内，老年抚养系数从1998年的9．9%上升到2010年的11．9%，因而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2．17个百分点⑩。而在该样本区间内，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实际下降为13．3个百分点，即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可解释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的16.3%。因此，本文认为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可能是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4．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发现，滞后一期的消费率、实际收入增长率、收入差距以及市场化程度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但其他控制变量，如居民实际收入的对数、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都对居民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
(二)分地区讨论中国各经济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尽相同，那么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性差异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样本分成东、中、西三个子样本重新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详见表2中的模型(3)－(5)。首先，就东部而言，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与其相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更为完善，这些省份的居民不需要过度储蓄以防未来之需。不过，东部地区的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依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老年抚养系数对消费率的负向影响将长期存在，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也不例外。其次，就中西部而言，少儿和老年抚养系数都显著为负。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各种配套的社会福利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抚养小孩及老人的成本还主要由家庭内部承担。因此，当家庭中小孩或老人的数量增加时，家庭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以备不时之需。再次，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在三个地区都显著为正，不过中部样本的该系数最大，西部次之，而东部最小。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已较为发达，市场化程度上升空间较小，因而其对消费率的影响也较小。而西部地区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上升空间虽然很大，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因而市场化程度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也较小。中部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其市场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也在逐步完善，因而市场化程度对消费率的影响最大。最后，在模型(3)－(5)中，市场化程度与抚养系数的交乘项基本上都显著为正。就中西部而言，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减小，最终由负变为正。就东部而言，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促进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加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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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共计903万人,占我国城镇人口的1.8%。在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大学生占城市人口的比率已经达到4%左右。大学生已经成为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群体,其消费行为对城市整体消费,乃至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以下是我们对贵州大学生消费认识不足的分析。
一、 对大学生消费结构的描述不够清晰
虽然多数研究分析了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但对各种类型消费占学生消费比例的统计不够细致,特别是对于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结构缺乏统计,这就使得人们难以系统地认识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以及各种类型消费在大学生消费中的重要性。
二、 缺乏对大学生消费的实证研究
现有研究缺乏对大学生消费的实证研究,这使得人们无法认识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消费群体,其消费在全社会中的地位和对全社会消费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通过对贵阳市大学生消费行为的调查,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国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大学生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方法:
(1) 贵州省大学生消费特征的规范分析。本文利用规范分析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不同类型消费在大学生消费中的地位,从而揭示大学生总体消费特征;分析不同学生群体的消费结构,进一步揭示不同群体大学生的消费特征。
(2)收入与消费关系研究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根据凯恩斯理论,影响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是收入,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支出越大,反之则越小,但消费增加(减少)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减少)的幅度。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建立的消费函数可以用下式表示:C=f(Y) 式中,C表示消费,Y表示可支配收入。
借鉴凯恩斯消费理论,我们建立了大学生收入与消费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C=C0+bY1 ,其中:C为消费支出;C0为基本消费支出,即指与经济来源无关的自主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指增加一元经济来源时,消费增加的数额。Y为可支配收入。
我们将根据这一模型对大学生收入和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对大学生消费行为进行描述和解释。
三、样本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收集研究数据,样本选自贵阳市高等院校,根据各校在校生人数占高校总人数的比例进行配额抽样。在每所学校内,各年级的样本也使用配额抽样。并按照隔5取1的原则对在校学生进行定点拦截式问卷调查。实际有效样本数为301,抽样比为2‰,剔除异常值后保留样本量294个。
我们将运用本节描述的统计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利用调查数据对我国大学生消费特征和消费模式定量研究。
四、大学生消费特征的统计结果及分析 :表一
为了研究大学生的消费结构,我们对各消费项进行界定:将分布离散、变异较大的项定义为奢侈消费,将分布集中、变异较小,即消费人数多、消费额差异不明显的项定义为基本消费。鉴于各消费项性质不同,不能用标准差直接比较,因此我们使用标准差系数进行比较。表一比较结果显示,分布比较集中的基本生活开支项为食品、衣着、日用品和通讯(标准差系数均
参考文献:
[1] 刘利兰,2001:《市场调查与预测》,经济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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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涉及到消费的有关问题时，我们又不可避免地会谈到效用，即在经济中，消费是需要效用来确定与衡量的。而消费效用却是不确定的。因此，研究消费的时候如何确定消费效用函数是一个不算复杂但难以确定的问题。
一、引言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在论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两个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就是满意程度的不清晰。我们把消费效用表述为消费者的满意程度。而满意程度是无法量化的，即使在使用序数效用这一概念之后，我们依然无法将具体的影响因素构造为消费效用函数的模型；第二个不确定是消费效用的内在因素的不确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效用包含客观效用与主观效用，客观效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性。客观性一般随消费者的不同变化很小。主观性则取决于消费者的世界观、阶级属性、文化水平等，因人而异。另一方面，消费效用中客观效用与主观效用所包含的因素也是不确定。因此，笔者认为将消费效用用模糊消费效用来代替更为妥当。
下面我们将对一个大学生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论述，通过无差异曲线与数学推导来阐述大学生在支出固定的情况下是如何确定、达到其模糊消费效用最大化的。
二、模糊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确定
一个学生用于消费的钱是有限且一般为固定的，即来自父母或是兼职赚的钱，但通常来说，主要来自父母。这一部分姑且将它称职为学生的收入。它只要用于伙食、零食、唱K、交谊、学习用品等等，节余下来的可以称之为存款。这里说的存款不一定是正数，也有些学生收入无法承受支出，部分来自信用贷款或借款。我们可以将上述支出项目简单的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生活费用、娱乐花费、存款。这里学习用品等之类的花费占每月的花费极少，而且通常会有另外的“收入”来支付，故这里不再考虑。下面我们就具体的分析一下学生的消费。
这里假定学生的收入I为每月500元，显然这一假定不会影响消费结构，不会影响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确定。学生的消费支出分为三部分：生活费用Cf、娱乐花费Ce、存款Cd。这里满足等式：
I=Cf+Ce+Cd， (1)
由于生活费用固定，这里假定为300元。那么我们得到如下（2）式，即为学生的预算线：
200=Ce+Cd， (2)
这里的预算线没有表示为教科书上200=PiXi的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将这里的价格隐含为P1=P2=…=Pi=1的假设。
再看模糊效用函数，这里参照王延章（1987）在《消费效用函数与消费需求》一文中的函数式：
U(i)=1-e-dici， (3)
其中di>0,表征主观价值尺度费的主观价值尺度。一般地，主观价值尺度越大，消费者获得一个单位的消费效用越小，即消费者对其渴望得到的程度越大，越不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一般取倒数形式。此外，它还满足一些条件，即ci越多，ui越大，但是ui相对于ci的边际效用递减。
综合以上（2）（3）两式，作拉格朗日函数：
L=U(i)+λ（200-Ce-Cd） （4）
通过对拉格朗日函数做一阶求导，容易得：
?坠L/?坠Ce=-de e-dece λ=0；
?坠L/?坠Cd=-dd e-ddcd λ=0；
即：Ce=-ln（λ/de）/de； （5）
Cd=-ln（λ/dd）/dd； （6）
由（5）（6）两式，可知娱乐花费与存款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二者的主观价值尺度。只有在学生将用于存款的贴现边际效用等于现时娱乐效用时，学生才愿意将收入用于存款项目。所以在确定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时候，当我们确定以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那点作为最优点即最优消费结构点时，无差异曲线上的存款效用是用贴现的存款效用来表示的。当存款为正值时，即为存款；当存款为负值时，相对于超前消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大部分学生偏向于超前消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娱乐消费的主观价值是大于存款的主观价值。由此可知，学生花费在娱乐方面的消费要远远大于存款消费。
到此为止，关于学生将收入用于各项支出的比例已经确定，当然，（5）（6）两式中的λ值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置换去掉，但是却使其中的主观价值尺度更加复杂，难以判断其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在此就不再去除。这里还有个悖论，至少对笔者来说，就是推导到最后，消费效用函数取决于主观价值尺度，而主观价值尺度随每个人的不同而不同，而我们构造消费效用函数的意义就在于找到确定的决定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方法或途径。这也是本文将消费效用函数定义为模糊效用函数的理由之一。
三、结束语
本文试图通过构造一个模糊效用函数来确定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以达到其消费效用的最大化。我们得出结论，学生用于娱乐方面与存款方面的比例是由其对各种消费的主观价值尺度决定的。在这过程中产生来了一个悖论，即当我们试图使消费确定化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使不确定确定而又难以达到确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光臣，吴臻.部分信息下期望效用最大的优化问题[J].高校应用数学学报，2008,(03).
[2]黄国石，刘萍，曾志伟，马啸.超前消费效用最大的一个必要条件[J].经济师，20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