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教育论文篇1

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主体指的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处于学前教育年龄阶段的适龄学童，自不必说，甚至连学前教育的规律都可称之为客体。那研究最多的当属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手段了。在何时何地设计什么课程，才能更好的作用于客体，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让客体更好的成长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于慧慧、王中华以宏观的大视角解读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均衡发展，恰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是实现国内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3］。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杨宁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张往颖、张世锋的《英国开展儿童户外游戏的理论与实践》两文中，则是以微观的小视角具体分析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杨宁认为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不仅是其智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发展的普遍特征;除了对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方式方法的研究外，也有研究学前教育理论中客体的文章，例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利洪、李静在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从科学哲学、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

1.2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所谓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主体对一件事物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在学前教育理论上各位学者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学前教育的独立价值，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田涛与吴定初指出，国内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若干独立价值失落的现象，如超前的教育与强化训练，误读了基础，因而必须加强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必须强化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保障，来促使其独立价值的回归。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朱家雄则更加准确的指出自己在学前教育理论中的价值取向，认为当前国内的学前教育应该由科学主义走向生态，科学主义取向的儿童发展理论是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但如果陷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将无法解释和适应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康建琴与李志宇则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层面在价值取向上冲突的原因，融合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理论的介绍者，更应该是理论的创造者、生成者;实践工作者不仅仅是理论的践行者，更应该是行动的研究者;管理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的传话者，更应该是政策的研究者、理论的解释者、地方课程建构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1.3国内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国学教育论文篇2

Abstract:Basedontherelevantliteratureofteachingefficiencyofforeignteachers,thispapersumsupandcombsthebasicconnotations,mainfeatures,generalcontents,maintheories,hinderingfactorsandimprovingstrategiesoftheteachingefficiencyofteachers.Italsopointsoutthemaincontributionsandcontradictionsofthepreviousstudies,andputsforwardtheemphasisofthisstudyinthefuture.

Keywords:teacher;teachingaction;teachingefficiency

一、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界定

直接定义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概念几乎没有，但相关概念相当多。如Raspberry(1993)的“有效教师”（effectiveteacher）；DonaldRCruickshank等(1999)的“有效教学”（effectiveteaching）；HarveyDaniels等的“最佳课堂教学”；KathrynCastle（2006）的“自治的教师”（Autonomyteacher）；RobertJ.Marzano等的“有效课堂”（Classroominstructionthatworks）。所有这些说法，几乎都没有对自身的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似乎只是使人意识到“优秀的”、“不错的”、“时髦的”、“主流的”这类含义。实际上，国外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定义，大多是对其特征进行描述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理念特征。KathrynCastle（2006）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取决于教师是否把教学作为教育学的取向；是否把教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取向；是否把教学作为教师自治行动的取向；是否把教师作为教学研究者的取向等理念[1](P1094)。

二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个体素质特征。W.C.Bably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取决于教师的10项个性品质：同情心（sympathy）；仪表（personalappearance）；谈吐（address）；诚恳（sincerity）；乐观（optimism）；热心（enthusiasm）；好学（scholarship）；活力（physicalvitality）；公正（fairness）；严谨（reserveanddignity）[2]。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1999)则认为，教学行为有效性的个人性格特征包括热情、热心、幽默、可信任、对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激励、支持、有条理、灵活、适应性强、博学等方面[3](P299)。

三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特征。StanleyJ.Zehnand，JeffreyA.Kottler（1993）从3个方面论述了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特征：（1）一名人际关系的专家（arelationshipspecialist）。具有真实的、无偏见的、同情的和乐于接受学生的态度；注意用眼神接触，用人体语言表达的非语言行为；支持性的、显示同情的、用心理解的、关注学生的策略。（2）营造真诚关心的气氛。有效的班级交往规划；促进全体学生有效交往；规范有效交往的实践。（3）一名帮助者（ahelper）：理解学生，信任学生，同情学生[4]。

以上这些都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所应该具备的行为特征，但并非就是教师行为有效性本身。

二、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内容

关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内容的描述，笔者根据收集的资料，主要从教师教学行为的专业表现、教学过程结构和教学技能技巧等方面进行综述。

一是教师教学行为的教学专业表现。波士顿学校委员会(BostonSchoolCommittee)（2006）提出了教师教学行为的8个维度：（1）公平和高期望；（2）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主要指模式化的职业行为，包括工作职能、区域政策的理解、工作程序以及在多样性的社区里的工作目标；（3）安全、尊重、文化敏感性和负责任的学习共同体；（4）学校、家庭与社区的伙伴关系；（5）指导学生学习的计划和策略；（6）实质性知识：具有广泛前沿性知识，关键概念、事实、相关的研究、质疑的方法，具体到各自学科的交流风格等；（7）发展性过程的监控与评估；（8）反思、合作和个体成长[5]。

二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结构。CharlotteDanielson(1996)认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是要创造出学习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使学生能够从事重要内容的学习，并使所有师生感觉到尊严和荣耀。一般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结构体系有4个板块，每一板块标志着教学的不同侧面。（1）教学计划和备课。包括选择教学目标；展现教学内容、资源知识、教学法的知识；展现内在教学设计、学习评价等内容；（2）课堂环境。包括创建尊重与和睦的课堂环境，形成学习的文化氛围，课堂程序管理、学生行为管理、具体环境布置等内容；（3）课堂教学。包括清晰而准确的交流、提问和讨论技术，使学生认真学习，给予学生反馈、灵活性和反应性；（4）专业职责。包括教学反思、保持精确记录、家庭交流、对学校和学区的贡献、专业成长和发展、专业主义展示等方面[6]。

三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技能技巧。Cruicshank(1990)从教学技巧的角度涉及到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内容。包括“创设环境；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指导时间最优化；提问题；提供清晰的指导；注意学生的进步；提供反馈和强化”等7个方面[3](P318)。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提出了最佳课堂教学的6种教学行为技能：整合性单元；小组活动；呈现式学习；课堂工作室；真实体验；反思性评估等等。它有助于创建最佳课堂教学[7](P7)。

三、区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与无效性的标准

教师怎样的教学行为才具有效性或无效性？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关于课堂教学应该增加和减少的因素的研究，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或减少无效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

课堂教学应该尽量增加的因素：（1）体验性、引导性、操作性的学习；（2）课堂上活跃的学习气氛；（3）强调学生更高级的思维，学习某领域中的关键概念和原理；（4）选择为数不多的几个主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使学生掌握研究该领域的方法；（5）让学生花时间去阅读那些具有完整性、原创性和真实性的书籍；（6）培养学生对待工作的责任感，帮助他们完成设定目标、记录、管理和评估的任务；（7）为学生提供选择的机会，让他们自主决定书籍、写作主题、学习伙伴和研究项目；（8）在学校建立并运用民主原则；（9）关注学生个体不同的认知风格和情感风格；（10）组织合作性活动，将教室建设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社团；（11）将学生进行异质分组，通过个性化的活动不把学生分别孤立起来；（12）在常规课堂上给学生以特殊的帮助；（13）教师要扮演多样性、合作性角色；（14）依靠教师对学生发展所进行的描述性评价[7](P3)。

课堂教学应该尽量减少的因素：（1）面向全班进行的教学指导，如演讲；（2）学生被动活动，包括静坐、聆听、接受和吸收信息；（3）对教室里的安静状态给予表扬和奖励；（4）要求学生将课间时间用来完成工作表、练习册、或者仍然坐着，做其它功课；（5）对覆盖每个领域中的大量材料作蜻蜓点水的介绍；（6）死记硬背事实和细节；（7）强调学生分数和学生之间的竞争；（8）将学生进行能力分组；（9）采用某些特殊方案对学生进行筛选；（10）采用并依赖标准化测验[7](P4)。

虽然这一研究不是直接论述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与无效性的，但对于我们区分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和无效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基础理论

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内部机理是什么？除了上面所述的教师个体素质、课程结构与教学技巧等影响因素以外，还有以下方面的理论成果：

一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的本质。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的实质是教师学习教学的过程。FredKorthagen,JohnLoughran,TomRussell（2006）通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教师教育的研究，指出了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7个基本原理：（1）学习教学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竞争的过程；（2）学习教学要求认为知识是有待于创造的学科而不是一个已经创造的科目；（3）学习教学要求从关注课程转向关注学习者；（4）学习教学是在师生共同探讨中进行并得以促进和加强的；（5）学习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与同伴合作；（6）学习教学要求中小学，大学和实习生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7）学习教学要求教师教育家在自己提倡的教学项目中实践自己的教学方法，并且在示范作用中得到强化[8]。这7个原理可以说是对教师行为有效性形成过程本质的恰当描述。

二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的思想变量。不同的思想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具有不同的影响。佐藤正夫(1987)从教学史论的角度，认为必须扬弃与统一赫尔巴特与杜威的教学过程思想，提出了“学习课题系列学习”的思想，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1）提出问题与课题，使学生直面矛盾与障碍，引起学习动机；（2）使学生分析问题与课题的目标与条件，抓住真正意义上的问题；（3）使学生探讨适当的解决原理、方法与手段，计划解决活动；（4）实施解决活动的计划，实现问题与课题目标；（5）检验、评价、总结学习结果，使学生进一步练习与应用[9]。虽然这一思想对赫尔巴特与杜威的教学过程的思想有所超越，但仍然带有传统教育中的程式化习惯和明显的杜威教学过程思想的痕迹。

当前比较流行、且大家比较接受的当属建构主义。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指导原则，包括：（1）提出与学生相关的问题；（2）围绕基本概念组织学习活动，探究问题的本质；（3）寻求并重视学生的观点；（4）课程设置要适于学生提出假设；（5）在教学背景下评价学生的学习[10](P43-103)。在建构主义看来，教学过程的核心就是创设一种环境。

三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形成的环境变量。许多人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受教学环境的制约。KennethM.Tyler,A.WadeBoykin,TiaR.Walton（2006）通过欧洲与非洲文化差异在课堂学生学业成绩的表现的研究，得到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与文化环境具有高相关性的结论，并强调“个人主义与竞争能力”的欧洲文化与强调“合作与活力”的非洲文化相比，前者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比后者的更具有突出表现[11]。因此，随着教育的国际化与开放化程度越来越高，离开文化考量谈老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没有意义的。CliveHarber,JeffSerf（2006）则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探讨了教师教学有效性的问题。他们以英国与南非两个国家为对比，主要通过两国文学、其它证据和（大学生）实习教师的面试等手段，得出教师教学有效性与民主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结论[12]，并且指出现代教育结构、教育实践与教育的民主要求存在矛盾。CareyE.Andrzejewski,HeatherA.Davis（2006）探讨了课堂中的人类学接触（Humancontact）问题，发现教师将与学生的接触作为他们教学的自然过程。这种接触沿着两个轴心进行：第一个轴心表示参与者的教师是如何认识背景及背景是如何促进或限制人们的联系的。第二个轴心表示有关人类接触的谈话显示在教学中是如何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的[13]。这个研究对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具有理论价值。

五、提升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之策略

关于提升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策略研究，大致有如下几方面成果：

一是认知改变策略。MiekeLunenberg,FredKorthagen,AnjaSwennen(2006)研究了通过教师教育者，改变未来教师的理念与行为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与传统教师教育方法不同的5个维度：(1)变通的、灵活的和非固定背景下的专业报告，而不是复述详细精确的事实及固定背景中技术的精确运用；(2)学习中的调节作用而不是向学生传递信息；(3)学生是认知网络活动中的积极建构者而不是信息的接受者；(4)关注明确的问题及其多样性解决方法，而不是着眼于运算程序的应用和单一的正确答案；(5)关注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在此环境中，失败是学习的一部分，赞赏自我调节的学习，其他的学生也是学习的来源[14]。可见，这些观点与传统观点相比，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

二是学习合作策略。GeorgeaM.Langer,ArmyB.Colton,LorettaS.Goff(2003)提出了学生学习合作分析，即CASL(CollaborativeAnalysisofStudentLearning)。CASL是一种促进教师发展的教师教育体系。它围绕学生学业标准目标，帮助教师形成一种合作探究文化，加深理解教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该体系由4个要素组成：（1）反思探究的框架；（2）合作探究的文化；（3）CASL的探究阶段；（4）促进、领导和支持CASL，如制度安排、行政支持等[15]。可见，合作成为教学过程或者教学过程就是合作的具体教学形式，这不仅是提高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重要策略，也是师生教学相长的实现途径。

三是反思、建构性策略。JenniferHarrison,SueDymoke,TonyPell(2006)提出教师教学行为发展系统包括教师的经验、反思、学习结果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16]。因此，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提高需要强有力的学校环境的支持，学校政策要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提高注入具有挑战性与冒险性的要素。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的建构主义策略是：（1）鼓励和接纳学生的独立性和主动性；（2）运用原始的、主要的以及可操作的、互相作用的材料；（3）运用诸如分类、分析、预测和创见之类的认知术语；（4）根据学生的反应实施课程与教学策略；（5）先了解学生对即将交流概念的看法；（6）鼓励学生参与到与教师和同伴的对话中；（7）激发学生研究的手段是提出富有创见、开放的问题；（8）注意学生最初的详细阐述；（9）使学生参与到与其最初假设相矛盾的活动中，继而鼓励他们讨论；（10）提出问题之后为学生留出等待时间；（11）为学生提供建构联系及隐喻的时间；（12）频繁使用学习循环模式，培养学生好奇心[10](P125-145)。总之，教师经常反思自身行为，考量不同教学行为、假设、信念和观点，沉稳深邃地考察教学环境、随机应变地把握教学局势并采取相应策略是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坚守的重要思想。

四是课堂实践策略。JosephCiaccio(2004)提出了“完全积极策略”。意谓使教师明显地看到教学的积极方面，避免或消除消极方面。具体内容包括满足彼此的需求；改变起反作用的情绪；结束行为问题；帮助后进生；运用积极学习策略等5个方面[17]。KathrynCastle（2006）研究了新手教师如何作为一个教学研究者，在教学实践中实现教学自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7个自治的主题：（1）对错误问题的察觉；（2）质疑；（3）从他人那里寻求答案；（4）冒险；（5）反思到自信；（6）增强对学生理解的理解；（7）采取行动[1](P1094-1103)。RobertJ.Marzano,DebraJ.pickering,JaneE.Polloch(2000)提出了9种有效课堂教学指导策略：（1）鉴别相似性和相异性；（2）总结和笔记；（3）提倡努力和给予认可；（4）家庭作业和练习；（5）非语言表征；（6）合作学习；（7）建立目标和提供反馈；（8）产生假设和检验假设；（9）问题、线索和先行组织者[18]。StephenD.Brookfield,StephenPreskill归纳了实现民主课堂的主要技巧，包括热情倾听、积极参与、高度注意、谦逊、相互性、共同商议、正确评价、信心、及自治（autonomy）等方面[19]。由此可以看出，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标准相比，最近的研究强调课堂教学更具有反思、建构与批判的韵味。

五是教师教学档案袋策略。CatherineDeRijdt,EvaTiquet,FilipDochy,MauriceDevolder（2006）研究了高等教育背景下教学档案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影响，还检测了教师对于教学档案的态度。研究表明，教学档案是一种能够带来重要积极影响的工具。它能够激发教师去反思他们的教学行为，寻求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改善课程材料[20]。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具有参考价值：（1）关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特征、内容体系及实现策略的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指导意义。（2）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以一定的专业实践体系及其标准为基础，否则教师专业化就无法与医生、会计、律师、建筑师等职业的专业化相提并论。（3）教学行为有效性不只是依赖于教学理性思维的规则的按部就班的操作性程序，它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不只限于教师与医生、会计、律师、建筑师等职业有相似之处，更在于它与其它许多职业如政治家、人类学家、公共关系者、演艺者等也有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必须要求教学行为遵循一些公共教学准则，以使自身行为具有本行业的特殊标准，但是，标准与准则在多样性文化、政治与生活环境中很难发挥作用，应变思维才是教师教学行为更为需要的。KennethM.Tyler等(2006）课堂的文化差异研究，CliveHarber等（2006）的课堂民主政治研究，CareyE.Andrzejewski等（2006）的课堂人类学研究等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以上研究也存在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教师专业化要求教师行为具有自身专业的不可替代性质，教师教学有效性取决于我们必须坚持教师教学的现代性理性设计，需要有一定规则性知识与程序结构，以此完成教师行为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说，教师教学行为需要一定的模式化与自动化；另一方面教学活动的复杂性需要我们采用更多的反思性与建构性思维与策略，以应对变动不拘的教学环境的要求。由此，教师教学行为已经超越课堂时空范围而导致教师专业化特征的淡化。以上两方面构成了教师行为有效性研究的矛盾性。

本课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是关于哲学思想与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的关系及相关策略研究，以此应对未来变动不拘的教学与外部环境。因为随着教学环境的国际化与文化多元化，任何一种模式化的教学行为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都显得蹩脚。对教师个体来说，一种在自身教学哲学指导下的应变性教学显得非常必要。二是关于拟像背景下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行为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以此保持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的时代性与未来指导性。因为以往的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是在课堂教学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而课堂教学是在工业时代背景下的教学组织形式，随着人类进入拟像时代，教师教学范式及其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也许我们的研究成果会成为拟像时代下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提高的桎梏。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解决前述矛盾性。

[参考文献]

[1]KathrynCastle,Autonomythroughpedagogicalresearch[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6，(22)．

[2]王连生.教育概念[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276.

[3]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教学行为指导[M].时绮，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4]StanleyJ.ZehmandJeffreyA.Koggler,OnBeingaTeacher,CorwinPress,INC,1993．

[5]Adoptedbythebostonschoolcommittee.February1,2006．

[6]CharlotteDanielson.教学框架——一个新教学体系的作用[M].张新立，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48-52．

[7]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最佳课堂教学案例——六种模式的总结与应用[M].余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7．

[8]FredKorthagena,JohnLoughranb,TomRussellc.Developingfundamentalprinciplesforteachereducationprogramsandpractices[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6，(22)：1020-1041．

[9]佐藤正夫.教学论原理[M].钟启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18．

[10]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建构主义课堂教学同案例[M].范玮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11]KennethM.Tylera，A.WadeBoykinb,TiaR.Waltonb.Culturalconsiderationsinteachers’perceptionsofstudentclassroombehaviorandachievement.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6，(22)：998-1005．

[12]CliveHarbera,JeffSerfb.TeachereducationforademocraticsocietyinEnglandandSouthAfrica[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6，(22)：986-997．

[13]CareyE.Andrzejewski,HeatherA.Davis.Humancontactintheclassroom:Exploringhowteacherstalkaboutandnegotiatetouchingstudents[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6.1-12．

[14]MiekeLunenberg,FredKorthagen,AnjaSwennen.Theteachereducatorasarolemodel[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7，(23)：586-601．

[15]GeorgeaM.Langer,ArmyB.Colton,LorettaS.Goff.学生学习合作分析[M].方彤，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13-14．

[16]JenniferHarrison,SueDymoke,TonyPell.Mentoringbeginningteachersinsecondaryschools:Ananalysisofpractice[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6，(22)：1055-1067．

[17]JosephCiaccio．完全积极的教学——激励师生的五种策略[M].郑莉，闫慧敏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4．

国学教育论文篇3

一、国学及当代国学热

所谓国学，学术界有种种说法。邓实认为，国学是“一国所自有之学” （《国学讲习记》），章太炎认为是“一国固有之学术”（《国学讲演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学术的总体或中国学术的简称。具体而言，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它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教育、宗教、艺术、医学等诸多方面。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了我们国家长达两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走向衰落，许多学者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等口号，对传统文化展开全面的否定和批判，沉重地打击了国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强大，国家开始推行国学复兴计划，在140个国家建立510多个孔子学院（截至2016年底），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国学热现象。

二、学经典

国学经典泛指中华传统文化中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以《四库全书》的题材类目来划分，国学经典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就国学经典的内容而言，儒家著作和学说是重中之重。

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国学经典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二是优秀的古代诗歌散文，如《古文观止》《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三是自宋代以来广泛流传的蒙学作品，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书》《弟子规》等。

三、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国学经典教育的策略

1.教材的选定要合理

目前适合中小学生学习的国学教材有三部，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二是《青少年国学文化读本》，由岳麓书社出版；三是《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是台湾版教材，由中华书局引进并修订。这几部教材的内容以中小学教育中的国学经典为主。

此处着重介绍人教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此教材分“蒙学基础”“诗词美学基础”“经典子集研修”和“传统文化与艺术”四大模块。“蒙学基础”模块主要为培养学生中国传统文化与行为规范的书目，如《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诗词美学基础”主要包括儿童诗词韵律美学基础和古典诗词欣赏方面的作品，如《声律启蒙》《中国古典诗词欣赏》等。《中国古典诗词欣赏》属选用教材，分诗卷和词卷两部分，不含人教版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70余首必修诗词。“经典子集研修”模块主要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孙子兵法》《道德经》等作品。以上模块均含“原文”“译解”“知识拓展”三部分。 “传统文化与艺术”模块属于各模块的附加部分，包括“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欣赏”“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欣赏”“中国古建筑美学欣赏”“中国瓷器文化”“中国玉器文化”“中国传统历法与节日”“中医与儿童保健”“茶道、年画、京剧脸谱艺术欣赏”等内容。

该书编者为各书的学习次序作了详细的安排。一年级至八年级依次学习《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大学》《中庸》，高中一年级为《古文观止》，高中二年级为《道德经》。

除了选用的国学读本之外，师生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编写适合本校的校本教材。

2.教师应注意国学经典教育方法

国学经典教学虽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但也应重视传统手段。教师更要明白一个道理，即读国学经典和读一般知识性的书不一样。知识性的书是有机械结构的，前面懂，后面才能懂，整本书是连贯的。而国学经典，智慧遍洒任一角落，不一定有连续性，因此不必要求学生对其内容全部理解。再加上此时学生的记忆力特别好，在学生还不具备对古诗文经典的充分理解力的时候，就把经典交给他们，乍一看莽撞，实际上却是文明传代的绝佳措施，由经典奠基可以激发他们的文化向往。

3.要注重品德教育

国学教育论文篇4

二、学科建设是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课程建设取得成效，具备向学科发展的能力

自1985年我国实施军训试点工作以来，以军事理论教学和集中军事训练为主的高校国防教育课程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制定了教学大纲，确定了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方法，积累了教学经验，取得了显著教学效果和育人成果。很多高校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了选修课，使国防教育教学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手段多样，这表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已具备向学科发展的能力。

（二）高校国防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教育自身改革的需要，高校国防教育机构的教学职能越来越强，在教学工作中，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不断向高层次发展。“21世纪，我国的国家安全将面临来自传统（军事）和非传统（跨国犯罪、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以及经济、科技、信息、金融、资源、生态环境、文化等）领域的双重安全压力；”[5]现代国防观念也不再是指领土遭到侵犯，国家以战争为抗击来犯者方式的传统国防观念，而是确立总体安全观。高校国防教育应多内容、多手段、多角度实施才能达到培养现代国防观念的目的。

（三）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中，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军事高技术呈现多学科交叉，多种功能交织这一新特征，具有兼容性。这也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培养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现代高等教育是一种综合教育，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国防教育也是综合教育，应该多环节多渠道，只有这样，国防教育对素质教育的贡献才能凸显。

三、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依据

国防教育是军事学、教育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其近缘学科是军事学和教育学。

（一）高校国防教育的教育学依据

1.军事教育自古以来是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实践与军事实践的分量最重，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军事教育在阶级社会之初的突出地位。夏商周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军事教育成为其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军事教育经历了历史性变革，由于统兵征战专职将帅的出现，使将帅教育成为军事教育的重点。秦汉至隋唐，我国封建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全面确立，各项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开始规范化、法令化。宋代武学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中国古代长期把军事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传统，开创了中国封建军事学校教育训练体制的先河。19世纪中期，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军事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军队院校教育在近代有了发展，而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统治者意识到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单独开办了军事学堂。专门的军事教育从国民教育中分离出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科技的发展最终对战争的作战样式和形态产生了根本影响。大量武器装备涌现，新学科层出不穷。军事教育对地方院校的依赖性增大。部分部队军官需要地方院校培养和输送，某些专业技术课程需要地方学者来教授。军事教育与普通院校教育相互依托和渗透，国防教育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

2.素质教育的需要素质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大主题。要造就合格人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国防教育功不可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谈到21世纪人才素质构成时，曾专门提出军事素质，要求青年要懂点军事科学,军事知识也是培养胆识、胆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竞争如同打仗，要有战略、战术观点，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18世纪军事科学的概念提出后，军事科学的发展已到成熟的程度。军事理论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这些学科与军事学科相互影响，使大量交叉学科涌现，国防教育是其中之一。

（二）高校国防教育的军事学依据

1.培养后备兵员和预备役军官依据我国现行《兵役法》，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的在校学生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通过实施国防教育，使学生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为国家培养后备兵员。同时我国明确建立预备役制度，军官预备役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确定服军官预备役的高等院校毕业生。普通高校在人才培养、学术水平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军事部门的关注，依托国民教育体系为部队培养人才已成为当今世界预备役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2.现代国防理论的发展国防理论脱胎于军事科学，而军事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突破武装斗争的狭隘圈子，新时期的科技革命也使国防观念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包含在国家利益中，也没有什么不与国家利益相关，现代国防理论使国防教育的内涵与外延都被极大的扩展。美国国防教育的优点之一，就是强调了国防科技与综合国力的关系，对国家实力的影响。从以上分析，国防教育明显具备了教育学和军事学的双重特点，以教育为目标，以军事为内容，促进人类文化素质发展。

四、国防教育学科发展规划

（一）合理的教学形式

1.横向发展上，教学形式以必修课为主、开设多门学生感兴趣的选修课、以第二课堂、国防教育实践活动为辅助，形成立体的国防教育学科体系。必修课培养学生国家安全观念，讲授军事知识和训练军事技能，选修课丰富知识内容体系，第二课堂、国防教育实践活动丰富教学形式，寓教于乐。

2.纵向发展上，在本科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加强研究生教育，培养国防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逐步建立国防教育方向博士点，提高教学层次和科研水平，形成研究生教学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

（二）学科内容体系设置

时代的进步赋予国防教育应有国家安全观的新内涵，在此内涵下，国防教育学科内容体系的设置应更注重实用性，在学科内容体系设置上，除保留教学大纲要求的基本内容外，可设置“国防与外交”、“国防与经济”“军事指挥管理决策”“中外军事思想”等课程，使学生能学到一些在竞争中取胜的技巧和方法。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中，应注重与现代战争特点相结合，尝试一些更加贴近战时情况的训练项目，如进行电子对抗的模拟演练，无人机模型的试验飞行等。只有在变化中更新，在更新中丰富，才能使高校国防教育拥有不息的生命力。

（三）教学方法的探讨

目前在全国高校国防教育领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已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也存在不少误区，如何实现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与传统教学方法的最佳结合，是继续探索和实践的问题。

1.在教学中，运用不同的现代教育手段体现不同的教学需求，注重多媒体课件建设。在教学过程中扬长避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佳。

2.用网络教学，宣传推广国防教育，拓宽教学时间和空间，实现教与学互动，使更多的国防教育教学资源共享。

3.引入更多情境教学、案例型教学手段，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更好的达到教学目的。

（四）教学机构建设

教学机构建设对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教学机构力量应该加强，作到任务明确、地位明确。机构建设过程中应做到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国防教育机构独立运行，以教学职能为主，行政职能为辅，并坚持“有为才有位”的思想。

国学教育论文篇5

另外，考试大多采用“带回家”的开卷形式，试卷内容重视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以生为本的体制，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更好地为他们的前途考虑。在入学时不规定专业，而是在全校范围内广泛选课，在二年级时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与课程。美国许多大学还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创造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能力训练的课程，以提高其创新能力。纵观我国的教育情况，我国许多大学的教育一直“以知识为中心”，把知识与创新能力等同起来，把知识与书本、课堂等同起来，从而造成了“死读书”的情况。许多大学教师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注重与学生互动，而且上课形式及考核形式单一，课程设置不灵活，没有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为此，我国的大学教育应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扭转考试强等于能力强的局面，采用多种互动形式的教学模式，建立“发展型”的教学评价体系。另外，大学教育应成立创新教育基地和创新科研基金，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搞科研创新活动。

二、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欧美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是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建立在非书本上的学习活动，着重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合作能力以及社交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国外大学教育从课程层面、课外活动、专业实习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教育。美国各大学增设了许多实践课程，如实验课、实习课、见习课等，推动了教育的实用性。MIT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斯坦福大学要求各学科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面向工业界、企业的咨询与交流活动。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的大学，他们都非常注重加强与企业、社会的联系，并有着长期的合作，鼓励学生走出去，要求学生到工厂或企业参与实习。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培养了大批面向社会的应用型人才，避免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此外，国外大学都很注重开辟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不但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锻炼了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激发了大学生的潜能。

国外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如学术、娱乐、体育、宗教、公益等，常见的有模拟法庭、篮球联赛、俱乐部活动、沙龙、演讲比赛等，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了能力。课外活动是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素质教育的体现。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设置以能力为导向的实践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选择自己的培训课程；改变“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考核方式，增加以能力考核为基础的综合性评价方法；以校企合作的方式鼓励和安排学生去企业实习，将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中，同时也让学生更早地接触工作环境和社会，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并寻求与企业的多元化科研合作，深化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从而形成以项目为中心的多方向辐射能力培养机制；拓宽课外实践活动形式，建立综合性考核机制，提高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度。

三、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精神核心所在。大学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无法移植效仿的。大学校园文化凝聚了学校的特色和独有的风格，是大学走向世界并成为一流大学的内部驱动力，也是科技创新与思想发展的摇篮。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多为历史悠久且各具特色，与校园文化相得益彰。同时，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与社区融为一体，不设大门和围墙，即被称为“无边际大学”，显示了文化的开放性。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国外大学的校园文化配套设施齐全，资源丰富，能完全满足学生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与渴望。哈佛大学之所以闻名于世，最令其骄傲的是拥有90多座图书馆，基本上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馆藏资源1500多万册，培养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耶鲁大学体育设施齐全，篮球场、足球场、游泳训练中心、皮划艇等体育设施给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此外，国外大学都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充分给予学生平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论是在政治和上，还是在选课、选举上都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从国外大学的文化建设中窥知，要推动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主要从以下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加强校园文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尤其是图书馆建设；其次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学术自由，充分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最后要开展多样的社团活动，利用校园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文化宣传。

四、完善的教育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大学功用》一书中提出了新的大学理念，即巨型大学理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来说，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或模式去管理。国外大学的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五种：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教学人员管理模式、公司管理模式、董事会管理模式、混合管理模式。国外大学一般都拥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学术与行政各司其职，互相促进。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管理模式，它已被写入耶鲁大学，是耶鲁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有监督权、审核权、决定权等，负责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管理方式高效、民主。学术与行政分权而治，相互配合。耶鲁的传统之一是采用教授治校，因而采用教授终身制的人事聘用制度。获得教授终身制的教授必须是国际领域最优秀的前三名，因而筛选要求非常严格，为了提高教授的积极性，而后采用了有期限的合同制。在财务运作方面，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校长、教务长三权分立的制度，使得操作各方相对独立，避免了钱权交易。另外，耶鲁大学强大的财力投入主要是来源于学费、项目资助、捐赠三部分，保证了各项职能的顺利进行。我国很多大学管理中的行政主导、“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较严重，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造成了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衡以及校园学术不端和腐败的现象。因而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还校园一片学术净地。

国学教育论文篇6

汪利兵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教授，在2012年汪利兵教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录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P5级高级官员，主管高等教育和亚太地区教育创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

2.教育学院学生海外交流频繁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每年暑假都有海外游学活动，来自学院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机会被选拔到韩国和泰国等国进行访学活动。访学活动以学生作为主体，锻炼了教育学院学生参与国际外事活动的能力，学习东南亚东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尤其是国际化背景下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二、当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国际化面临的困境

1.教育国际化模式缺乏多样性

教育国际化不应只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人员的流动，还应包括课程和学位等方面的国际化。当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国际化，更多的局限于人员交流，深层次的与国外合作办学，“双学位”等还未建立。

2.合作的国际教育组织和层面较单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WorldBank）等都是重要的国际教育组织，利用这些组织的不同特点，可以更好地促进国际化。当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更多的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而与其他组织如世界银行等组织合作较少。并且，教育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创业层面。

3．学院国际师资不足和国际学生来源地分布不均

美国是教育国际化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的高校学生和教师大多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背景，有利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当前，教育学院来自欧美国家的国际优秀师资还相对缺乏，另外，当前教育学院留学生更多的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来自欧美国家的留学生还相对较少。4.处在被动“引进来”阶段，缺乏国际化的主动性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还未与海外知名院校建立合作机构，还未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分属研究机构。学院还未成立研究推动教育国际化的专门决策组，与国外院校进行学位合作还处于构想阶段。

三、推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走向国际化的对策建议

1.加强学生的国际交流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应该积极吸引更多的基金对学生国际交流进行赞助，加大对贫困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费用补贴，使更多的学生有条件有能力出国。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应该加快落实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双学位”合作计划，同时要考虑到学生参与该计划后，后续的升学、就业和学位等问题。

2.举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会议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在2014年11月举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推动国际创业教育发展，加强我国高素质创业人才培养，推动我国创业型社会与经济建设，促进创业教育、科学、文化交流与合作。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应该继续举办类似国际会议，提升教育学院在国际的学术声誉。当然，学院应尽力避免国际会议的形式主义，会议必须得有成果体现。

3.培养国际化的教师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应充分利用浙大“长江学者”“求是特聘教授”等引进人才计划，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名师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另外，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每年应派遣学院教师进行出国访问或者进修，学习西方国家优秀的办学经验。

4.拓展合作对象和拓宽合作领域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除了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以外，还应加强与OECD等国际教育组织的合作，充分利用不同国际组织的特点，实现合作空间的最大化。

5.尝试在海外建设教育学院的下属研究机构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应该大胆走出去，学习孔子学院办学经验，尝试在海外建设教育学院的附属研究机构，让世界各地的学生不出国，也可以学习到教育学院的相关课程，提升汉语水平的同时，还可以学习相关教育理论。

国学教育论文篇7

首先，奥巴马医改新政对医疗人力资源需求产生影响。相对于奥巴马医改新政的保证选择性条款所明确的扩大医疗服务体系总体目标而言[1]，目前美国合格全科医师的数量并不充裕，社会需要大量的老年科医师以及社区全科医生和护士提供医疗服务。但是受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医学院毕业生选择从事社区全科医生工作的人数减少，需要医学院培养更多的社区全科医护人员以弥补医疗人力资源的缺口[2]。而美国医学院相对固定化的培养过程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无法适应奥巴马医改的人力资源要求。其次，奥巴马医改新政的质量观与医学教育质量评价存在错位。奥巴马医改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教育、研究、财政等多种方式提升美国医疗服务质量，改善患者安全[1]。而现有医学教育质量评价方针对于教学的优劣通常取决于学生能否完成高难度的教学任务或者是学业的最终评价成绩[2]。评价的高度量化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人际交往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也无法正确评估学生知识应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反映不出成为一名合格医师所需的真正技能、行为和品质。再次，美国医学教育深受奥巴马医改财政困境影响。受美国财政紧缩制约的影响，医学教师的规模增长缓慢，直接导致医学院校小班化教学规模缩减，一些学生甚至在没有完成病史书写观察评价或独立完成查体的情况下就通过所需的临床轮转。同时，基础学科教师面临着愈发激烈的研究经费竞争，临床学科教师则因医疗服务的经济效益要求正在压缩参与教学的时间，教学医院则深受医疗服务与教育职能失衡的困扰。这使得医学生往往带着知识能力隐患就进入医疗服务岗位。

（二）颠覆性的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出现

纵观整个教育领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场以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变革正在悄然进行。基于MOOCs技术的学习平台采用以多种不同教学方法为基础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具备了良好学习体验和低成本学习相统一的基本要素，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4]。MOOCs技术围绕促进自主学习这一目标，运用以学生为中心和合理的教学策略，可以实现基于大量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定制反馈，并且可以实时协作和团队合作学习，获得类似一对一的辅导体验，同时也为教师了解学生学习进度以及学习困难时及时干预提供了资源和手段[3,5]。另一项教育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则是数字徽章技术[6]。数字徽章实际是一张跟踪学习者学习过程的电子图片，可以在应用程序或者个人文书中使用。徽章图片包含若干重要信息，如徽章获得者姓名、发放徽章的机构或个人、授权徽章发放的组织机构、获得徽章须完成的事项信息，以及符合获得徽章条件的情况信息。它能以一种更精细的方式记载和描述学习者的具体技能、成绩和学习质量信息，反映出学生真实的知识和技能掌握水平[5]。同时，数字徽章的授予者信息与获得者的徽章数据互相捆绑，在查阅时可以显示，增加了质量追溯机制，有力保障了教学质量。目前，跨不同MOOCs课程平台服务商的标准化网络数字徽章管理平台已经上线，其统一了徽章授予者和获得者的标准，实现了颁发、获得和管理多个不同MOOCs课程平台徽章的功能，能够帮助学生最优化定制课程学习方案和管理学习进度，为学生提供最优质和适合的教学资源，并记载和表述其知识和技能学习情况。

二、技术变革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教学创新尝试

如何顺应以MOOCs和数字徽章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趋势，有效缓解当前医学教育面临的教学效率与质量问题？目前，美国医学教育界正致力于在医学教育的基础课程教学和毕业后教育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阶段中，通过以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为特征的技术变革，提高医学教育的效率。

（一）基础课程教学阶段

通过在基础课程教学阶段使用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充分开发学生的碎片化学习时间，把具有重复性和可替代性较强的课堂讲授教学时间释放出来，使得原有课堂讲授的时间可以被利用为开展深层次的互动教学。2014年2月，由全美医学教育委员会认证的4门Coursera（注：MOOCs三大品牌平台之一）医学相关基础免费课程和2门有关内科临床治疗路径付费课程正式上线。同时，课程管理平台开始为完成医学MOOCs的学生提供数字徽章，医学院则会在学生完成该MOOCs的学习计划并通过有关知识考核，获得课程数字徽章后将数字徽章折算成相应的学分。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在基础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使得翻转课堂教学在医学教育领域成为现实。2013年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齐普•希思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撰文指出：“在一个拥有完美视频在线平台的时代，为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课堂讲授上？依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经验，对比过去的教学模式，由MOOCs产生的翻转类课堂更有利于学生参与教学，吸收教学内容。”[10]美国医学教育界认为，MOOCs并不是将原有课堂上纯粹的知识讲授简单转移到网络以在线课程的形式呈现，其内涵在于：教学内容应是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获得的核心知识，并且网络能够为课堂教学的互动学习体验提供支撑，即为课堂的讨论提供学习讨论案例或思路等，同时课程应紧密围绕医学生的基础知识能力培养，提供一定的临床视野。因而，纵观此类课程，其充分发挥了MOOCs碎片化和信息密度强的优势，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知识点归类为具有逻辑联系的若干组核心知识点，并以2－5个知识点为一组形成网络在线学习片段。教学内容也不再是原先课程单纯的概念性知识内容，无一例外地在每个学习片段或者教学阅读资料中加入临床实践和案例内容，使得课程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MOOCs发挥了知识信息密集和便利的优势，使得学生可以重复听讲或参阅，并可在网上互动学习社区提问。而由此产生的有关具有典型性的学习问题则会被教师在课堂互动学习中提及，从而大大加深学生学习的互动体验。如图1所示，整个课程教学过程被分成课外学习和课堂教学两个部分。课外学习以具有一定强制性和约束性的被动学习为主体，要求学生在线完成一定量的课堂讲授视频学习，按照网络教学的要求阅读有关教学资料，完成对有关核心知识点的记忆与初步理解，并在阅读教学资料后形成初步的问题思考，最后完成在线学习内容的总结测验。课堂教学则是以鼓励学生学习参与和个性化的主动学习为主体，在随机课堂小考进行教学诊断后，有针对性地通过案例讨论增强对知识的记忆、理解和应用，并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切入点，帮助学生开展个体化的学习理解，区别有关复杂概念，最终同化和吸收知识，形成正确的医学思维方式。2013年风靡全美医学院的临床路径基础课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家哈里•戈德堡所开设的心血管生理学课程，即是采用了上述MOOCs教学模式。目前该课程每学期至少有28000人修读，其所颁发的课程数字徽章几乎被各医学院采纳。对此，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卡罗尔教授认为：“MOOCs技术即将引起传统讲授课程的颠覆性革命，因为其可以给医学院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以提高培养医学生临床解决问题能力的效率，这也是奥巴马医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源头。”

（二）毕业后教育阶段

奥巴马总统在医改中提出每个美国人都能享有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则是以不断与时俱进的高质量毕业后医学教育为基础的。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的出现为实现不断更新的毕业后教育提供了方法和手段。MOOCs和数字徽章正在改变毕业后教育的形式，使得在毕业后教育阶段中能够建立起一个涵盖基础讲授课程、临床实践和在线考核的新体系。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在毕业后教育阶段的运用体现在通过技术手段更为明确地定义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并以高效率的方式进行实时跟踪，促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网络、临床、教师等多方资源提升自身的能力。特别是MOOCs技术的产生能够将原先一些本地区不常见病种的病例、诊断和临床路径等基础知识实现了资源共享，并将一些共性课程的重复讲授时间节约下来，以便学生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学习临床知识，投入临床实践。数字徽章则从质量控制角度统一了全美毕业后医学教育培养的质量标准。目前，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审委员会（AGGME）、美国医学院校协会和国家医学教育考试委员会正和有关评估机构合作，利用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开发一个毕业后教育阶段的学习过程平台，针对不同学科的标准设定具体学习结果，作为认定达到技能或知识发展水平的依据，实现向学习时间积累和能力发展框架评价的转变。2012年美国医学院校协会和edX合作，引入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开发了第一个类似于的在线协作学习平台，用于毕业后教育课程的学习[3,10]。如图2的数字徽章所示，JaneSmith完成了由ABC医学院认可的子宫颈抹片检查网络课程和实践训练后，并由其教学医院X科室Jones教授授予徽章。通过点击徽章展开的具体信息，可以看到JaneSmith首先完成了有关理论课程的视频学习，并在此之后进行了不少于5课时的检查训练过程，掌握了整个检查过程，最后在Jones教授的现场考核下完成了该项学习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检查。获得此徽章说明该学生已经初步具备处理妇科标本的能力，能够按照检查路径完成有关检查[3]图1 MOOCs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4]。相对于原先毕业后教育课程学习与临床存在一定脱离的状况，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使得讲授学习、实践训练和考核一体化。技术手段的运用使得学生的能力同学习进展、效果实现了互相捆绑，增加了质量追溯机制，以数字化的方式跟踪和记录医学生的学习过程，保障了毕业后教育的教学质量。因而，通过技术变革，学生今后可以以获得诸如此类的一系列课程的徽章的方式通过有关专科认证，如JaneSmith可以通过乳腺等其他课程的学习、实践与考试后获得妇科能力认证。这大大提高了毕业后教育的学习效率。

三、美国医学教育技术变革的优势与不足

《呼唤医学院校教育和临床教学改革》一书指出了美国医学教育适应奥巴马医改新政的4个主要目标：一是建立标准化的学习结果和个性化的学习过程，二是实现学生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经验的一体化发展，三是发展医科学生的探究和创新能力，四是建立深刻的职业认同感。围绕这四个目标，医学教育需要技术创新，通过学习范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发展推动医学教育逐步达到理想状态[2]。以MOOCs和数字徽章为特征的技术变革对于实现奥巴马医改新政所赋予的美国医学教育变革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一）技术变革之优势

1. 促进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化和学习过程的个性化MOOCs和数字徽章的出现使得医学教育开始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从原有以时间为基础的线性教学转向以掌握为基础的能力教学。通过必要的教学组织框架和技术平台支持，学生完全可以实现自主学习。单从教学效率来看，随着一般概念性知识和主要讲授内容的教学以MOOCs形式在课前课后完成，学生也可以从传统课堂上教师的说教中解脱出来，教师则可以更多以面对面、在线小组或者一对一的网上讨论等形式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将最有价值的教学时间用在线下合作学习和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教师采用案例教学、PBL、团队学习等教学策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促进学生知识的高层次应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讲授，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成效和对学生的教学影响力[5]。2007年10月Cate和 Scheele提出了“可委托的专业活动”（EPAs）和“授权责任声明”（STARs）两个概念[3]。MOOCs技术和数字徽章技术的应用，关键在于借助上述两大概念构建一个符合学生个人需求的理想化学习体系。由于新技术条件下学习可能发生在工作坊、教学查房或者在MOOC的学习过程中，学习场所和形式的多元化和复杂性需要以数字化的方式跟踪和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并作为教学评价的依据[11]。数字徽章便于记录非正式的学习，因而可以聚焦具有多重任务性质的非讲授教学，更有利于保障学习的系统化。同时，MOOCs和数字徽章的结合应用实现了以课程或临床活动任务STARs的数据形式和医学教育相关联的透明元数据进行连接性标注，包括徽章的名称、课程或临床活动的名称、授予院校名称、授课教师、参与学生、徽章目标要求描述、获得徽章的考核评价要求描述、考核成绩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描述等。这些可以使得学生能够很清晰地了解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沟通表达能力标准，在学习指南的指导下合理安排修习计划，选择不同MOOCs平台的课程学习，并通过考核评价来取得数字徽章。因此，MOOCs和数字徽章从技术层面在保障学生学习过程的个性化的同时，能够提升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化。

2. 促进基础和临床学习的一体化发展鉴于医学教育安排组织形式的非连续性，技术手段的引入使得学生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的差距得到弥补。学生利用MOOCs可以自主学习基础学科、临床学科知识和一般概念知识，并尽早参与到复杂的医疗活动中获得应用经验，学习到基本技能和特殊技能，如解读心电图之类的能力。由于MOOCs技术手段的使用，学习内容可以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任意时间进行回顾复习和预习，从而也使得学生可以在临床实习轮转期间回顾复习有关的基础学科课程和相关临床技能课程的内容。同时，由于数字徽章技术的出现，学生在临床实践学习时，可以根据前期基础学习的效果，对见习计划表进行部分丰富、调整，根据技能要求参加不同临床环节实践取得数字徽章，从而保证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临床学习互动。学生在完成有关课程和临床实践活动后，一般可获得由徽章发行方认证的基础或临床教师授予的数字徽章。医学院则确保课程评价考试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对课程过程质量进行控制，并对教师能力持续发展和学生学业发展提供支持[3,12,13]。此外，数字徽章还可以携带有效期以便实现课程知识和临床路径的更新。

3. 促进职业认同感的巩固通过以MOOCs和数字徽章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教学变革尝试，促进了全美范围内的医学教育学习共同体形成。新技术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空间和时间的多维学习共同体的限制，打破了原有的人才培养地域与团体的限制，使得医学教育的精华和优势得到了共享，有利于学生优越职业认同感的形成。通过技术共享院校的优势资源，使得不同院校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辐射最大化。同时，这一平台构建了实时网上学习社区，因而在学习中始终有大批量的学生，保证了学生线上学习时的学习伙伴，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学科的虚拟合作学习环境，实现学习过程中的学科交叉渗透。此外，不同专科的学生共同在社区中学习犹如在这一虚拟学习环境中建立一支跨专业学习团队，能够以未来工作团队的合作方式培养学生沟通与协作能力。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在学习社区内讨论有关临床问题，大大拓展了学生学习知识结构的延展性，使得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知识的良好状态。

（二）技术变革的不足之处

奥巴马医改设计之初衷在于通过技术手段的运用减轻医学教育的成本和提高医学教育的质量，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高的医学教育效益，实现医学教育效率与质量的统一。但是以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为特征的“翻转课堂”等一系列教学变革实践活动在现阶段仍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14]。首先，教育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教学活动组织形式和学习方法对于发展医科学生的探究和创新能力方面存在欠缺。该教学组织结构和方法对于学生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的教育效果等多方面的要求仅停留在思辨论证阶段，与设想效果相去甚远。新技术的运用从知识传播模式到教学组织结构的再组织，体现出来的只是作为一种提高教学效果的方法手段，对于创新与探究能力培养还是依靠传统的课堂讨论等互动形式。其次，MOOCs和数字徽章技术对于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影响有限。目前教学技术变革中主要集中于利用数字徽章技术进行学习跟踪和利用MOOCs进行资源共享，即通过技术的引入进行现有医学教育的资源重新配置。但对于与临床活动有关的学生职业胜任发展性能力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对于学生临床基本能力或专科能力的培养，新教育技术的运用中尚缺乏明确定义的教学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技术对于临床环节的教学与学习方法影响目前还是空白。如何通过技术的使用提高临床教学的效率，保证学生高质量学习体验到每一个住院和门诊的必要临床环节，在参与临床实践的互动过程中获得提高，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完善知识、技能和社交能力以达到专业化水平，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再次，教育技术革命目前并没有有效降低医学教育的学习成本。奥巴马医改新政对于医学教育的一个经济目标就是通过技术革命降低医学院的教育成本，减少医学生的负担。但是由于美国医生协会和医学院坚持医学教育的精英教育属性，认为技术只是一种改良教学和课程组织结构的手段和方法，医学教育归根到底离不开传统的互动性、实践性教学，技术仅改变了原有教学和课程的资源配置形式，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强化突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GME对本科医学教育的基础要求。医学教育所需要的投入资源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应用而减少，只是改变了资源投入结构，把原本重复性强，可替代性高的讲授资源替换为促进学生知识的应用和整合能力的互动教育资源。因此，美国医学教育并没有因技术的变革而降低其教育成本。

四、技术变革中的美国医学教育发展启示

（一）建立教、学、管一体化的医学教育MOOCs学习平台MOOCs技术刚进入中国高等医学教育领域，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的学习平台，打造中国医学教育的MOOCs联盟平台。通过建立中国医学教育的MOOCs学习平台，使得信息技术更快地与医学教育融合，将我国高等医学教育领域的优质资源进行最广泛的辐射和共享，也使得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课程学习管理有机整合，提高医学教育的效率，实现一体化、社区化、人性化、碎片化与系统化的网络学习体验。同时，该平台的建立也有利于我国医学教育MOOCs标准的建立和推广，有助于提高我国医学教育的整体教学质量。

国学教育论文篇8

(一)引进先进经验缺乏科学性、计划性

在职业教育国际经验引进和借鉴方面，在国家层面上没有进行论证和设计，而是由各地方政府和各职业院校自主决定，因而在我国几乎相同时段出现世界众多国家的教学理论和模式的引进。优点在于多样化的嫁接，各种理论或模式的适应性如何可以进行比较，缺点在于各说各话，各种水土不服，没有进行适应性论证的引进，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使得原本就缺乏理论指导的教学实践更加陷于“表面热闹”的状况，缺乏对教学改革指导的实效性，对西方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同一层次上阐述同一个问题。

(二)缺乏吸收国际经验的理论基础

我国虽然是教育大国，但缺乏成体系的教学理论，理论的研究落后于教学实践。鲁洁在1993年发表的《试论教育学的本土化》文章中指出：“8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学的学术领域，对来自外国的教育学的思潮、理论和各种科学成果，不作具体分析的简单移植，一种全盘西化的现象也还存在”[3]，而时至今日这种拿来主义还是存在。因此，在对教学改革实践中，用国外的理论解释国内的实践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回避了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中的现实问题，满足于没有现实生存可能性的“教学开发与设计”。

(三)缺乏国际经验本土化借鉴的制度环境

有效教学理论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基础上。每一种理论都有它产生的背景和实践基础，纵观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往往是由国家层面统领的各界协商、论证制定的，对职业教育发展有着极大的制约或促进作用。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制度正在讨论中。

(四)缺乏国际经验本土化实践的教学环境

目前一些国际经验在我国无法大规模推广，就是由于引进和实践都是在特殊情境下进行的，而在普通中高职教学实践中受到诸多限制。从微观层面来看，以学科课程逻辑编写的教材自然无法适应工作导向的课程开发，没有职业经验的教师更难以完成对典型工作任务的解析和学生学习的引领，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难以承担实践能力培养的任务，尤其是以招生和升学为主要任务的许多学校无法把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落到实处。

二、构建本土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建议

通过对30年来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经验引进和推广的总结，以及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大而不强”现状的反思，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本土职业教育教学理论势在必行。同时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整合前期的实践经验，分析国际经验本土化路径，解决套用国外教学方法带来的问题，提高借鉴的实效性。我们不必要追逐在国际教育经验的背后，忙着生吞活剥的硬消化和纠结于学得“像不像”的问题，更应该立足于自己的需求，对成功经验兼收并蓄。

(一)开展对国际职教教学理论的迁移适应性研究，整合试点经验

由职业教育主管行政部门牵头，对中高职国际教学经验引进与实践经验进行整合提炼，同时开展对源职教教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对源职教理论的研究，要考虑该理论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文化根源，尤其充分考虑该理论产生的经济背景，教学理论往往涉及到关于人性、人的发展和教育功能的思考。在对试点单位进行经验考察和整合时，要注意地域的差异，以及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要走进课堂、走进企业。

(二)开展对技术性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制定科学统一的职业标准

我国目前职业资格标准和考试的主管部门是劳动人事部门，但职业教育的主管部门是教育部门，在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部级大赛中使用的是教育部门制定的标准，二者之间存在差距，这也给中高职院校在教学上造成困扰。以职业适应力和胜任力科学制定各类职业岗位的职业标准，在对我国产业发展升级预测的基础上，研究从新手到专家型人才的发展历程，找出有影响力的关键事件，以及人格因素，研究培养和培训的路径。

(三)开展职业教育教学的系统设计，开发相关教学文件

组成由各界相关人士构成的工作组，开发国家标准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大纲，教科书和教学资源库，并且不断完善网络资源库，以利于社会性学习。这些教学文件的开发必须要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岗位的分析和应用性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体现职业技术教育的价值追求，注重实践，体现实践性智慧的培养。同时鼓励各类院校根据地区差异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和教学资源。

国学教育论文篇9

实质上，审美始终贯穿高校文科课程教学的始终，文学作品的欣赏、语言运用的分析等均是在进行审美教育。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和艺术的描述，尽管并不具备直接的审美特点，但是文学作品具备自身所特有的审美特点。外国文学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知识，还应该进行审美教育，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一、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具有非常强的必要性，这可在审美教育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功能中体现出来。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对外国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有所了解，同时，还可以锻炼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可以体现出西方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可避免消极影响侵蚀学生［1］。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可以得到提升，所谓创造性思维，是在对长期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逻辑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属于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属于“直觉”范畴，而审美活动同样以“直觉”为中心，利用主观的感受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最终形成审美观点，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过程可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其提升。由此看来，高校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审美教育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教学方法

(一)在作品中感受美

依据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需掌握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比较多，短暂的大学时间无法达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此，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学会正确的阅读，系统的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学习，并在学习中重视作家个性及流派特征的学习与分析，从而真正的实现带着审美的眼光欣赏和学习作品。新生入学后，教师将外国文学作品必读书目印发给学生，并逐步的指导学生学会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作品的美，如作品的情感美、人格美，从而实现审美的迁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在作业中创造美

在学生的阅读中，课外阅读笔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灵感。学期开学后，教师依据学生实际的状况，规定学生需要阅读的作品数量，并形成阅读笔记，教师并不对阅读笔记进行命题，而是由学生依据阅读的书目自行撰写。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笔记，教师应该认真的批改和讲评，并挑出优秀的作品在学生中穿越，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审美能力状况，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2］。此外，还可以针对具体的作品指定学生写作小论文。通过课外作业，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创造美，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审美能力。

(三)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审美能力

在现代教学中，讨论教学法是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教学的开展，可以促使学生全面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开展也可以利用讨论教学法，讨论可以针对整个作品来开展，也可以针对作家、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运用的某个词汇等来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充分的激发出来，还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审美水平［3］。如在进行巴金《家》的教学时，教师可以针对心理描写词汇进行讨论，可以针对高觉新这个人物进行讨论，讨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有效锻炼。

(四)利用多媒体陶冶学生情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并广泛的应用在教学中，有效的弥补了教师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可充分的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电视、音响等，展示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相关的视频介绍、作品插图、精彩片段、改编的电影、配备的音乐等，让学生直观的感受作品中的美，进而在心中产生认同感与好奇心，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美、体会美，最终实现审美能力的提升。

结论:综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通过阅读作品、讨论教学、课外作业等多种方法，有效的渗透审美教育，从而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王旭琴 单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国学教育论文篇10

受制度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影响，中国法学教育已成为法律职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载体。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法学教育模式是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切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消除国际对话中“失语”状态的法学教育模式，这一模式应当兼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

在法学教学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并未根本改变。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都是很大的束缚。

在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语境下，应试教育依然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主流。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分离，导致我国在法学教育模式的选择上游移不定。传统的法学教育虽然是为法律职业服务的，但成为法学理论的教育且偏重于知识的灌输，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缺少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距离法律职业的要求差距较大，导致学生所学的理论与实践往往不能较好地实现对接。

由于受我国传统教育的文史哲主导模式的影响[1]，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定位为一种精英教育，侧重理论型人才的培养，过分强调法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很少考虑实践能力的培养。传统的法学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导模式，基本上停留在理论传授、法律诠释的层面，很少去探寻法律的精神。实践教学主要局限于被动式的案例讨论、无声的审判观摩（法庭旁听）、程式化的模拟法庭和断裂式的毕业实习等四种形式。案例讨论教学虽然也能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种被动式的互动教学具有单向性和局限性，教师处于控制地位，基本模式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模式——教师问、学生答，“弥漫着无声的紧张”的课堂气氛使学生难以专心吸收信息[2]。教师在进行问答的过程中，往往只强调抽象的法律原则，而忽略了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将完整的法律割裂成一个个碎块。这种教学法也仅仅能使学生对法律知识有感性上的认识，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缺乏切实的可操作性，难以训练学生分析、推理和辩论的能力，根本达不到培养学生分析、应用、综合等认知能力的目标。审判观摩的方式虽然可以让学生亲临真实案件，但所观摩的案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生缺乏积极主动性；观摩后缺乏教师针对性的法律阐释，导致学生所看到的庭审过程容易被遗忘。模拟法庭教学注重法学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的紧密结合，培养学生法学专业综合能力素质，加强职业技能训练，对学生审判程序的训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案例往往都是事先准备好，缺乏真实感，很难引起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毕业实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上述几种教学方式的不足，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但是，毕业实习是一种断裂式的实习，一般安排在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年进行，且实习期限太短，学生不能亲临一个案件的全部审理过程，很难达到实习的目的[3]。

法学教育的基本职能和根本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我国的法学教育存在着巨大的改善空间，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集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一体的法学教育模式。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直接采用国外法学教育模式，仍然存在制度，因此，我们借鉴国外科学的法学教育经验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改造。

二、两种值得借鉴的法学教育模式

（一）德国的Seminar模式

“Seminar”是源于德国大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一种在课程结构、教学方法、考试方法和分数的评定等方面具有规范性、内在规定性，把科学研究放在教学目标的第一位，旨在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法律人才的教学模式，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教学模式[4]。

“Seminar”教学模式将教学上的单向传导模式改变为双向互动模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主动性。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教师所讲授的是一般方法、一般原理课，有较强的理论性。“Seminar”帮助学生在一般原理的启示下理解具体的事物。“Seminar”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是对课堂讲授内容的消化、理解和运用。“Seminar”的核心是研究问题，它是以学生为主的师生共同讨论问题的一种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Seminar”是师生进行学术交流与创新、发展真理的载体，也是培养学生学术精神和学术能力的一种课程模式。它的功能和特征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研究的能力。Seminar的目标主要定位于科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5]。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已在其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采用了Seminar教学范式[6]。Seminar模式强调发挥学生主体性、积极性和参与性的精神，对改变常模评价体系，培养学生分析、综合、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二）美国的“法律诊所”模式

“法律诊所教育”，又叫临床法学教育，发端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它把医学院学生临床实习中的诊所式教育模式引入法学教育，让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真实案件，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学生为主角，采用多边教学互动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法律实践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很好地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对接[3]。

法律诊所教育仍然是法学教育，学生办理真实的案件只是将案件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而不是目标。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目标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和运用法律。如著名教育家迈耶（Mayer）先生说，“我们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教授他们思考什么。”

2000年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七所大学，资助其进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试验。2002年7月，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截至2007年底，己有6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并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单位委员[7]。实践证明，诊所式法学教育的价值、功能基本上被法律教育界所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学校的法律诊所的运行存在各种问题，如法律诊所尚未普及且运行状况不佳、法律诊所的建设资源匮乏、学生投入诊所教育的时间与精力不足、案件来源有限等。

三、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造设想

（一）构建法学教育分流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这种定位必然体现为应试教育，既阻碍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也产生了社会不公平现象。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精英与大众兼顾，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育分流，通过不断优化的教育模式，力求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教育分流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思想，在承认个人差异基础上，为每个人提供了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计划，从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8]。

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法律人才，包括学术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实务型人才。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构建我国的法学教育分流制度。

（二）中西合璧——法学教育模式的嫁接

由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法学教育模式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融合性改造，不同于法律的孤立性移植，笔者借用生命科学中的嫁接概念对我国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尝试性改造，将国外科学的法学教育模式作为“接穗”嫁接到我国法学教育模式这一“砧木”上，保持“Seminar”模式或法律诊所模式的科学性状，利用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有利特性，形成一种稳定的、科学的、适应学术研究型和法律职业型人才需要的法学教育模式。

在上述构建法学教育分流制度的基础上，笔者有两种设想：其一，构建招生分流制度。在招生时分流，招生简章上招生类型直接分为学术研究类和法律实务（职业）类，学生入学后直接采取相应的教学模式进行培养。其二，在现有的招生政策下，实行中途分流。可以从大二开始，让学生自主选择流向，选择学术研究或者法律实务进行学习。

德国的Seminar模式与美国法律诊所模式各有特点和优势，结合教育分流后的教育培养目标，采取不同的法学教育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模式进行培养。针对分流后的学术研究型学生，德国的“Seminar”模式与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主要是理论传授）亲缘关系较近，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嫁接容易成功。嫁接后的教育模式，重点突出德国的“Seminar”模式的优点，消除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弊端。针对分流后的法律职业型学生，美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与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嫁接成功率也高。

四、结语

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造是否成功，取决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德国的“Seminar”模式和美国的“法律诊所”模式被嫁接到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上，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不适应的样态，需要不定期地进行监测、评估和校正。应当改变教育观念，逐步实现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转型，建构一种真正适合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法学，2006（2）：3-21.

[2]车雷.美国法学教育中的课堂教学目标及教学法体系[J].新课程研究，2010（11）：129-131.

[3]项婷婷.“法律诊所式教育”本土化的思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6）：126-127.

[4]饶艾，易明.“Seminar”抑或“法律诊所”——我国法律硕士教学模式选择[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00-104.

[5]马启民.“seminar”教学范式的结构、功能、特征及其对中国大学文科教学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3（2）：20-23.

国学教育论文篇11

回首20世纪的中国教育学术, 我们感到的不是丰盈, 而是荒凉, 不是厚重, 而是单薄, 在这个领域, 百年来没有出现卓有成就的学者, 缺乏独创性的学术体系, 就现实看, 甚至堪称执著于独立求索的学人也寥若晨星。[1]自20世纪80年代起, 中国的教育学就已陷入学科危机之中。其中不乏充满危机意识的学者, 如陈桂生教授考察了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2];吴刚教授更是在《教育研究》发文称教育学已终结[3];李政涛教授则指出教育学的四大悲哀之处[4];赵蒙成先生也发表了对教育学迷惘的看法, 指出中国教育学的处境不佳;巴战龙教授撰文阐述了教育学的尴尬[5];刘猛教授则提出了“教育学的形而上之痛”与“教育学的形而下之痛”[6];等等。一时之间, 学者们对自认为已经很熟悉的教育学又感到那么陌生和困惑,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是经过理性设计的社会合理化产物, 但却往往出现一些实质非理性的现象, 比如其概念日益混乱、其学科地位日益尴尬等。本文拟对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进行分析, 出现这些实施非理性的现象的原因为何, 以期能为我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些许启发与建议。

一、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

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便是其中一个, 萦绕在教育学者的心头, 既挥之不去, 又让人深恶痛绝。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拥有精确化的概念, 不仅是为了避免在使用时造成歧义和混乱, 而且也是为了确保与其他学科的概念有所区分。教育学亦是如此, 只有在对某一概念达成共识的层面上, 才能够继续研讨教育学中的问题, 若连最为基本的概念都没理解, 研讨又该从何谈起。苏联教育家斯卡特金曾指出:“概念和术语使用得不准确, 叙述起来就会前言不搭后语, 一片混乱”[7]。因此, 在教育研究中, 使用精确化的概念和术语无疑是重要的、必要的和迫切的。

但是, 伴随着我国教育学的快速发展, 教育学概念不是更加清晰和确定而是更加混乱。其实, 教育学中的概念混乱由来已久, 是伴随着教育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积聚起来的, 教育学者们对此也深有体会, 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或者说是对同一个词存在不同的理解。陈桂生教授为此专门撰写过《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略议教育学的基本概念》[8]一文, 在文章中专门对“教育”“课程”“教学”等词的混乱使用进行了研究;杨开成教授更是宣称教育学概念体系十分糟糕, 教育学中“用术语冒充概念、在科学的语境下构造伪概念、习惯于概念泛化以及构造虚假的概念分类体系”[9]等缺陷客观存在。

实际上, 教育学的建立也从侧面证明了教育学的概念最初并非是混乱的。徐继存教授曾说过:“在今天的教育学中, 人们似乎什么话都可以说, 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用, 但所说的又常常空洞无物, 不仅词语的含义模糊不清, 而且那些最初使我们心理之间得以沟通的真实意义都被抛弃了。”[10]究其原因, “教育学中的概念混乱是伴随着教育学发展不断积聚起来的, 也与我们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盲目引入和传播密切相关, 更与现代学科制度的规训分不开。”[11]因此, 可以说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的因素———教育研究者, 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滥用导致的结果。

除了教育学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这一原因外, 教育学概念的混乱与我国学者对西方理论 (不仅包括教育理论, 也包括像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 的盲目引入和传播也不无关系。考察我国教育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史不难发现, 我国的教育学是在学习、模仿和借鉴日本、德国、苏联、欧美等国家的基础之上才逐步中国化的。“在教育研究中, 也往往习惯于借鉴外来理论, 有时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12]教育学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同时, 也难免会使用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术语。不可否认的是, 西方的许多学科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这些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孕育而生, 具有普适和特殊的两面;只有将这些理论和概念经过本土化的改造、深入的分析与判断、全面深化的理解之后, 才能够放置于中国的语境下使用。但是, “在教育研究洋化的影响下, 人们竞相以西方、美英为时髦, 西化成为‘学问’的代表, ‘西化’成了教育研究的一股兴盛的风”[13], 研究者在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术语时, 那些本应被赋予新的教育学化的概念和术语, 并未经过教育学化的“加工”, 而是被研究者直接置于教育研究中任意使用。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 我国教育学的话语方式西化现象日益严重, 研究者的心态也发生了扭曲, “我们的教育问题要通过翻译过来的名词借以表达, 才能得到承认。”[14]

但就教育学而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 古代先贤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 也曾撰写过许多重要的教育著作, 比如《学记》《大学》《论语》等, 但这些中国古代的教育经典和重要的教育家的思想无人去深入探究。这样说, 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理论不重要;相反, 正是因为西方的这些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所以才需要去学习。但是, 学习的前提是得先把本国的优秀理论学会、学通, 否则只能“不中不西”, 像冯友兰、胡适等学者正是先通中国而后学西方并最终达到“融贯中西”之境界。对于一门学科来说, 也是如此。放眼我国整个教育学界, 已经完全是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教育学, 但这样的教育学是否还能够称之为中国教育学, 实则有待商榷。西方的许多理论实际上是深植于本国的土壤之中, 有其文化气候的特征, 但在移植到我国的过程中, 如何本土化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就借鉴的目的而言, 借鉴理论不是为了所谓的新奇、好发文章、独树一帜, 而是为了用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 奏效即可, 但现实往往却与之相背。实际上, 不去关心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而热衷于西方理论以及西方学者说了什么的学者不在少数, 似乎国外的就是正确的、有价值的、经典的, 而不是去批判地辩证的看待, 看其是否符合我国教育实际情况。可以说, 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引入与传播实乃我国教育学概念混乱之一要因也。

除上述原因外, 现代学科制度的规训也是造成教育学学科概念混乱的又一要因。现代学科制度虽然促进教育学知识生产的专业化, 但也使得教育学者的视野窄化, 敏感性减弱。“当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既不认识教育事实, 也不可能认识教育事实的时候, 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 掩饰和隐藏自己的缺陷, 满足自己种种难以言表的需求, 也就只能在概念上做文章”[15]。很多时候, 教育学者在论及教育学科重要性问题上耗费的笔墨颇多, 以一种未来主义的态势展现出教育学学派蓬勃发展, 分支学科多么齐全, 学术研究成果何其丰富, 但学界为何不能真正地承认教育学不仅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 而且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可以说, 在我国教育学的研究队伍内, 存在着一个无形但基数庞大的“经验学派”, 亦可将这些学者称之为“经院学者”。“他们集中关注教育学专业的文本, 常常无需同人合作, 或者干脆不能同任何人合作, 因此脱离现实教育世界, 缺乏对教育事实的直接感受。”[16]从事教育研究而不注重实际, 简直是在开玩笑。在我国教育研究群体中, 存在这样一类学者, 他们虽未明说但都以实际行动表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超越教育实际的纯思辨之学。实际上, 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其本身就是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如不注重现实中教育世界, 只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新”, 卖弄各种概念, 最终只能导致教育学的概念更加混乱。

二、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

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学界已争论了长达百年之久, 而答案不外乎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学不能够称得上一门独立的学科,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研究领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无论是对于教育学初学者还是从事教育研究长达数十载的学者来说, 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都使人感到尴尬、困惑和迷惘。纵观中外学者对于教育学的论述也不免让人感到沮丧、失望。比如, 钱钟书先生曾在《围城》中说道:“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 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 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 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 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 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 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17]赵蒙城先生也曾撰文指出, “当今教育学的处境非常尴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者蔑视它, 或干脆不予承认, 更不用说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者了。事实上, 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教育学。在比较有影响的综合社会科学刊物中, 讨论教育的文章罕见。作为一门课程, 即使在师范大学, 教育学也是一门公共课, 没有人重视它, 也无人感兴趣。”[18]实际上, 不仅中国的教育学学科地位不高, 美国的教育学学科亦是如此。正如拉斯曼曾在《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到:“为什么教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工作总是被看做一个后娘养的孩子?”[19]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 (又译作涂尔干) 也在《教育与社会学》中指出:“教育学往往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文献”[20]霍斯金更是毫不客气的指出:“‘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 即使是把教育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 也会使人感到不安的难堪”[21]以上学者的种种论述, 无不表明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学界关于教育学学科地位的争论大都集中于教育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方面。总的来说, 教育学学科地位尴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既与学科评价标准有关, 也与教育学自身的产生背景、研究方法不无关系。而我国学者关于教育学学科地位的争论也大都可归为学科评价标准与教育学自身发展这两点上。

从学科标准来看, 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可从学科和科学两个子标准加以衡量。虽然中西方学者对学科标准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但都认为学科标准包含理智与建制两个层面。所谓理智层面, 乃指学科是否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术语与概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 主要强调知识的内在逻辑;所谓建制层面, 乃指学科是否拥有多支研究队伍、学术流派、学术人才制度、专业期刊等。方文指出, “特定学科的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建构, 有赖于特定学科的理智进展和学科制度的完善。”[22]但学者们对理智层面的标准看法不尽相同, 经过激烈的争论, 学界在理智层面就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成立条件达成一致, 确立了学科“三要素”标准: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理论体系。陈桂生教授也在《教育学的建构》一书中指出, “在各门基础学科诞生之初, 要求每门学科不仅有专门的研究对象, 而且有适于这种研究方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这曾是一条不成文的学科规范。”[23]“三要素”标准的确立对于教育学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 因为教育学并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就连教育学研究对象也是模糊的, 学界至今尚不能说清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只能模糊的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统称为教育规律、教育现象、教育问题。

作为学科标准的子标准, 科学标准也衡量着教育学学科地位。在科学标准下, “范式”成为学界和学者评判一门学科是否独立的主要依据, 如候怀银教授就曾指出:“一个学科之成为一个学科, 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立的范式”[24]。其实, 范式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库恩, 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25]。在库恩看来, 只有范式才能够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 “拥有了一个范式, 有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 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26]按照库恩的划分, 科学是沿着“前范式-范式-范式危机-新范式”的路径不断发展的, 只有一门学科真正的产生了范式, 那么才能说这门学科真正建立了。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并未明确的严格地界定何谓“范式”, 再加之其不仅在不同的语境中频繁地使用该词, 而且每一语境下“范式”的内涵不尽相同, 从而使得“范式”的可阐释空间很大。据国外学者统计, 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含义高达20多种。[27]由此可知, “范式”一词的解读已超出库恩的本意。而学界所主张作为评判学科标准的“范式”主要是本体论层面的范式, 教育研究者正是基于相同的本体论层面的“范式”, 才会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等, 并产生一致的研究信念, 从而形成库恩所说的学术共同体。

考察世界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史也不难发现, 赫尔巴特、梅伊曼、拉伊、狄尔泰等学者一直致力于建立科学的教育学。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出版一般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教育学的诞生标志, 赫尔巴特本人也被视为教育学学科创始人。他在《普通教育学》的绪论中指出:“假如教育学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 并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 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 而不再有这样的危险, 像偏僻的、被外人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 那么情况可能要好得多。”[28]赫尔巴特的这段话证明了在当时教育学是被其他学科占领的区域, 而若想要改变这种被占领的状态, 并由此将教育学提升到一门独立的学科, 必须要走科学化的道路, 达到科学的标准。此后的梅伊曼、拉伊、狄尔泰等人均做出了不同的尝试, 以期能够将教育学从次等学科提升到中心学科。

除了学科标准的原因以外, 教育学自身的不均衡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 其发展历史不过两百多年, 其产生背景也可追溯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各国国民教育运动的兴起, 随着教师师资培训的扩大化, 师范院校及作为一门课程的教育学也逐渐兴起。在此种背景之下,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也随之诞生。然而, 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在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一开始就是先天不足的, 自然也就难免在学科地位上展现出其尴尬的一面。

三、结语

无论是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还是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 都是不争的事实。教育学概念是教育学研究者共同交流的语言, 它的混乱和泛化一方面反映和表现出教育学的混乱, 另一方面又是教育学混乱的要因之一。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体现出教育学学科危机, 另一方面又直接影响着教育学研究的品质。有些教育研究者抱怨道:“教了几十年教育学了, 现在可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教了”[29], 以及“当年我如果不是选择了搞教育学专业, 而是从事别的专业, 我此生的成就肯定要大些”[30]。不仅是教育学界的学者们对于教育学产生迷惘, 教育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又何尝不是。李泽厚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 基于他的主体性哲学, 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教育学必将成为人文社科中的中心学科,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统一 (Marx) 中心将是教育学。这是科学。”[31]但是, 我国教育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告诉人们, 本应成为一门中心学科和显学的教育学并未达成这一目标。

文章选取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问题与教育学学科地位问题进行的考察与探讨虽不能完全展现我国教育学困境, 但一叶知秋、可见一斑。以上所言, 并非是对教育学者所做贡献的不尊重, 只就学术层面展开的几点思考。

注释

1[29][30]胡德海.思考教育学[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01) :86-89.

2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建国以后教育学发展道路侧面剪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1989 (03) :33-40.

3吴钢.论教育学的终结[J].教育研究, 1995 (07) :19-24.

4李政涛.教育学的智慧[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6.

5巴战龙.教育学的尴尬[J].读书, 2003 (10) :90-93.

6刘猛.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走向一种教育学的社会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4.

7[苏]斯卡特金.中学教学论:当代教学论的几个问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53.

8陈桂生.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略议教育学的基本概念[J].教育学报, 2018, 14 (01) :3-12.

9杨开城.教育学的坏理论研究之一:教育学的核心概念体系[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 (05) :11-18.

10[11][15][16]徐继存.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教育知识的社会学考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2, 1, 6, 6, [12]刘献君.教育研究方法高级讲座[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10, 284, 284.

11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72.

12赵蒙成.教育学的迷惘[J].读书, 2001, (5) .

13埃伦·康德利夫·拉格曼.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M].花海燕, 等,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6 (序言) .

14[23]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9, 27.

15霍斯金.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C]//华勒斯坦, 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 等,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43.

16方文.学科制度与社会认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1.

17侯怀银.中国教育学之路[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118.

18[26][英]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 胡新和,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95, 9.

19[英]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 胡新和,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9.

20伊姆雷·拉卡托斯, 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加[M].周寄中,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77-83.

国学教育论文篇12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原称“中学”，后改称“国学”。它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的发展在二十世纪，西学的影响下，明显受到了巨大冲击。明清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世致用”思想兴起，国学一词才因西学而被提出，“国学”被中国传统学者视为“国魂”。清王朝被成立民国以后，各种西洋新思潮传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和的影响下，全盘西化派鄙视其为“国渣”，许多中间派因此称其为“国故学”，维护传统文化派称其为“国粹学”；学衡派昌明国粹，发扬中国文化，却往往不以国学自居。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化，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越来越为更多的人认识、认同，国学发展开始复兴。社会和谐需要校园和谐，建设和谐校园，必须加强国学教育。中小学加强国学教育不仅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也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形式。

一、国学教育能增强学生的道德礼仪修养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东西，对于做人，对于成才，都非常有益。中华民族“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称号，不是现代人争来的，而是中国古人用自身的高素质高文明换来的，这一点，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交口称赞，也是世界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第一印象。但可悲的是，有些中国人正在败坏这一称号，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低素质，没教养！这是何其可悲的事。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却在下降——见义勇为少了，看热闹的多了。失信现象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人为地罩起了一道心灵阻隔的“安全屏障”。

现在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独生子女，即使父母不惯着，也往往自己惯自己，再加上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几乎个个都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别人都围着自己转；要求于人甚多，要求于己甚少；无宽容心，不饶恕人；精神空虚，没有支柱；行为随意，任意妄为；不讲公德，满身痞子气等等。这些方面，几乎每位老师都有感触，常常摇头叹息，牢骚满腹。这样的学生，无疑给我们的教学工作增添了很大的难处。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加强国学教育应是学校德育教育的历史使命和重要形式。

在德育方面，我校引入了传统国学教育，以期尽最大可能帮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促成健全的人格品质。我校前阶段组织学生学习了《弟子规》及《新三字经》，《弟子规》中的内容，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都是讲述做人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言行要得体、要讲信用等方面的内容。平时我们在教育学生时光讲尊重父母、热爱人民，他（她）不会有明确的概念。但你告诉他（她），父母叫你时要赶快回应，出门时要给家人打招呼，孩子很快就能掌握。等到有一定理解力了，他（她）会知道，这就是尊重父母。学习了《弟子规》及《新三字经》之后，家长们普遍反映，孩子在家里的行为与入学前有了很大区别，比以前更懂事。以前，在做了错事，受到父母批评时，很多孩子总有打断父母说话，大声为自己辩解的习惯，而现在他们学会了先听父母说完，再发表不同的看法。

所以，国学传统教育可以熏陶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体会到做一个“孝父母、尊师长、爱朋友、知礼仪、懂孝道、有爱心”的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提升学生的基本道德礼仪修养。

二、国学教育能让学生了解国情国史，增强爱国情感，催其奋发

国学内容中不乏出现叙述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及描述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这对学生了解国情国史，增强爱国情感有很大帮助。如《新三字经》中关于国情国史及历史重要人物的句子有：

“我中华礼仪邦讲文明国运昌华夏史似长河五千年豪杰多三字一句，句句押韵有力，朗朗上口，仿佛在唱着一首历史长河的歌，历史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学生读了怎不感动？怎不催人奋发？

三、国学教育能让校园文化更加丰富

经过观察和了解，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一些地方在一些小学、初中陆陆续续地已经开展了好几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直接参加文化经典诵读的少年儿童已达200多万人，受影响的成年人超过700万人。而且也召开了三次全球性的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据报道，在开展国学教育的地方，有的重新开起了体现古典精髓的《弟子规》、《新三字经》、《千字文》、《论语》等经典的启蒙教育；我们要通过对古典文化的结晶——经典书籍的研习，开展中华文化经典的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构建。近年来，我校都在大力开展国学教育，利用班会、级会、讲座、印发书面内容等形式进行，一些班级在每天的早读都安排十分钟读国学内容。这既能活跃校园气氛，又能促进国学教育活动的开展，大大丰富了校园文化。

四、国学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辅助手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学校德育工作千头万绪，形式多样，但国学教育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它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现代教育很多都是重才轻德，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做人的思想言行却得不到认同，为什么呢？在当前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如何加强与改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成为了每所学校不可回避的课题。我们发现《弟子规》当中的道德规范与学校“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有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而且三字一句，易于记忆，贴近生活，对德育工作很多枯燥的说教起到了指导作用。

物理学泰斗杨振宁先生，曾在初中时抽出两个暑假，背诵了5万余字的《孟子》。但当时杨振宁并不能完全理解。数年后，杨振宁很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感慨：“每过十年，我对《孟子》都会有新的理解。”

总之，国学教育在学校德育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通过具体的活动形式来进行，而是要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人心，学生良好的道德品格才能逐渐养成；才能让学生在深刻地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扎下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进而引导学生自觉地、终身地学习，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