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论文篇1

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

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国对海南省也进行了开发,虽然当时我们已有了开发深圳的经验,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自由化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没有体现出海南特色,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

今天重开开发西部之战,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几种模式,而应该体现新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下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西部开发中所谓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既要运用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又不能放弃政府对开发的规划和干预。具体来讲,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对整个开发进行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抛开可持续发展谈开发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外,其他投资基本上都应实行有偿投资,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投资应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并加强新投资与原有基础之间的产业联系,对民间投资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在必要时对部分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坚决采取拒入的强硬态度。

二、开发西部应有的金融支持

现代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其二是具体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从而支持微观经济。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在遵循开发西部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功用,支持西部开发。

1、策划扩张战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近来有三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即国企改革、“入世”及西部开发。由于这三件事的提出有先有后,专家学者也分别对其发表了各自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基本上都是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三个问题将同时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

前文指出,西部开发必须坚持市场化开发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那么,除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外,其他各种投资者如企业也应是开发西部的主体。显然,从企业这个主体讲,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企业开发西部,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东部地区的大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尽管资金实力强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但也可能仍然是零星的。开发西部,需要众多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配合以各种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企业集团。但在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将“雪球”滚大,实现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因此,不论是在进入开发西部行列之前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张,又面临着完成传统企业体制改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银行这个重要的企业购并策划者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机构。为此,投资银行应为企业提供扩张资本的各种可选预案,并为企业购并牵线搭桥,不论这些企业是同一地区的还是跨地区的。

2、参与融资设计。投资银行不仅可为企业购并提供预案,还能根据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融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方案。对于同商业银行有较好关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可以设计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不宜于再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可以设计直接融资,其中只想在中短期内解决资金困难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债券融资;对于既想融资,又想进行机制改造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股票筹资;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既可以设计项目融资,走多样化融资道路,也可以设计项目投资基金,走较单纯的融资道路。目前西部地区企业在融资中,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重股票融资轻债券融资。有的企业甚至不分析不同融资形式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挖空心思地搞所谓融资,结果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程度。投资银行应根据西部企业的实际,主动向企业宣传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使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融资形式,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

3、提供融资便利。微观金融部门是具体融通资金的机构,它可以从资金上为西部开发提供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国家证监委应在西部地区企业股票上市、债券发行以及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审批中对西部给予倾斜,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增加积累,蓄积能量,转换机制。二是参与项目融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西部开发不能以牺牲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参与这种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向开发项目进行融资,从中实现商业利益。三是组织银团贷款。进入新世纪,金融业比较突出的变化中,利率自由化和风险加剧将是重要的两个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如果各商业银行打利率战,那么不会有任何一个赢家;同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筹码押在个别项目上的做法也只能进一步加剧风险程度。于是,银团贷款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

4、投入政策资本。没有一定的金融政策投入,金融业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就不是全面的。一是对西部地区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有许多人笼统地主张在我国分地区实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理由是美国就成功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政策移植到我国,可能并不会有美国那样的效果。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美国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制度,规定各商业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这种体制下,各商业银行通过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得到的实惠必然留在当地。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主要是总分行制,如果简单地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在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从央行得到的那部分额外资金,会被其总行统筹平调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特殊政策的作用必然得不到体现。但是,只要中央银行根据各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行整个信贷资金中投在当地的贷款所占比重,确定其享受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那么,西部地区就能真正得到这种政策实惠。二是对西部大型投资项目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利率自由化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体现出来。运用利率政策支持西部开发,就要在现行条件下降低央行给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率和再贴现率,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米式?或者通过财政对利率的补贴降低资金成本。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国家应规划出开发西部的专项贷款,支持西部大型项目开发。当年在开发特区时,国家曾专门规划出一块资金,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特区,现在应该将这一政策移植过来支持西部。

5、深化服务支持。除了投融资支持外,金融部门还应该为西部开发提供其它一系列服务支持。一是快速便捷的结算。随着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往来于西部地区的资金量将会增加,结算服务质量的高低,不但影响着金融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着客户的资金周转速度和效益,所以各商业银行要加强结算服务,减少压票压汇;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结算纪律的检查,严肃查处故意压票压汇行为。二是资信调查。开发西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资者将不只来自西部地区,还可能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要求引资方逐一调查投资方的资信和实力,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分支机构多和联系面广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联系机构调查有关投资者的资信和实力,使委托人免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提供各种表外业务服务,如备用信用证、贷款承诺以及外汇及投资物资的期货与期权交易指导。四是保险服务。目前开发西部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还在困扰着投资者,从主观上讲,投资者对风险预期不准,怕所投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预期与实际确有不一致的可能,投资者担心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则会血本无归。为了使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险部门应在巩固传统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保险品种,尤其是要开发一些适宜于西部特色的险种。对于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可以由多家保险公司联保;由独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可以向实力雄厚的其他公司分保和再保险。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财经信息、经济金融变化趋势预测等服务。

三、实现西部开发金融支持对金融业本身的要求

以上金融支持,有些是金融部门在现有条件下就能提供的,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多方面改革和努力后才能实现的。因而,金融业自身的素质提高也迫在眉睫。

1、培养发掘高素质金融人才。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为此,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人才,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再次,每年从专业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用一部分人才,充实目前的队伍。最后,必须将人才的选用以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使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西部金融论文篇2

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国对海南省也进行了开发,虽然当时我们已有了开发深圳的经验,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自由化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没有体现出海南特色,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

今天重开开发西部之战,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几种模式,而应该体现新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下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西部开发中所谓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既要运用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又不能放弃政府对开发的规划和干预。具体来讲,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对整个开发进行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抛开可持续发展谈开发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外,其他投资基本上都应实行有偿投资,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投资应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并加强新投资与原有基础之间的产业联系,对民间投资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在必要时对部分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坚决采取拒入的强硬态度。

二、开发西部应有的金融支持

现代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其二是具体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从而支持微观经济。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在遵循开发西部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功用,支持西部开发。

1、策划扩张战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近来有三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即国企改革、“入世”及西部开发。由于这三件事的提出有先有后,专家学者也分别对其发表了各自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基本上都是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三个问题将同时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

前文指出,西部开发必须坚持市场化开发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那么,除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外,其他各种投资者如企业也应是开发西部的主体。显然,从企业这个主体讲,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企业开发西部,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东部地区的大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尽管资金实力强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但也可能仍然是零星的。开发西部,需要众多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配合以各种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企业集团。但在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将“雪球”滚大,实现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因此,不论是在进入开发西部行列之前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张,又面临着完成传统企业体制改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银行这个重要的企业购并策划者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机构。为此,投资银行应为企业提供扩张资本的各种可选预案,并为企业购并牵线搭桥,不论这些企业是同一地区的还是跨地区的。2、参与融资设计。投资银行不仅可为企业购并提供预案,还能根据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融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方案。对于同商业银行有较好关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可以设计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不宜于再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可以设计直接融资,其中只想在中短期内解决资金困难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债券融资;对于既想融资,又想进行机制改造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股票筹资;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既可以设计项目融资,走多样化融资道路,也可以设计项目投资基金,走较单纯的融资道路。目前西部地区企业在融资中,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重股票融资轻债券融资。有的企业甚至不分析不同融资形式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挖空心思地搞所谓融资,结果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程度。投资银行应根据西部企业的实际,主动向企业宣传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使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融资形式,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

3、提供融资便利。微观金融部门是具体融通资金的机构,它可以从资金上为西部开发提供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国家证监委应在西部地区企业股票上市、债券发行以及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审批中对西部给予倾斜,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增加积累,蓄积能量,转换机制。二是参与项目融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西部开发不能以牺牲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参与这种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向开发项目进行融资,从中实现商业利益。三是组织银团贷款。进入新世纪,金融业比较突出的变化中,利率自由化和风险加剧将是重要的两个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如果各商业银行打利率战,那么不会有任何一个赢家;同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筹码押在个别项目上的做法也只能进一步加剧风险程度。于是,银团贷款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

4、投入政策资本。没有一定的金融政策投入,金融业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就不是全面的。一是对西部地区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有许多人笼统地主张在我国分地区实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理由是美国就成功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政策移植到我国,可能并不会有美国那样的效果。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美国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制度,规定各商业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这种体制下,各商业银行通过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得到的实惠必然留在当地。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主要是总分行制,如果简单地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在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从央行得到的那部分额外资金,会被其总行统筹平调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特殊政策的作用必然得不到体现。但是,只要中央银行根据各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行整个信贷资金中投在当地的贷款所占比重,确定其享受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那么,西部地区就能真正得到这种政策实惠。二是对西部大型投资项目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利率自由化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体现出来。运用利率政策支持西部开发,就要在现行条件下降低央行给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率和再贴现率,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或者通过财政对利率的补贴降低资金成本。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国家应规划出开发西部的专项贷款,支持西部大型项目开发。当年在开发特区时,国家曾专门规划出一块资金,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特区,现在应该将这一政策移植过来支持西部。

5、深化服务支持。除了投融资支持外,金融部门还应该为西部开发提供其它一系列服务支持。一是快速便捷的结算。随着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往来于西部地区的资金量将会增加,结算服务质量的高低,不但影响着金融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着客户的资金周转速度和效益,所以各商业银行要加强结算服务,减少压票压汇;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结算纪律的检查,严肃查处故意压票压汇行为。二是资信调查。开发西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资者将不只来自西部地区,还可能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要求引资方逐一调查投资方的资信和实力,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分支机构多和联系面广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联系机构调查有关投资者的资信和实力,使委托人免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提供各种表外业务服务,如备用信用证、贷款承诺以及外汇及投资物资的期货与期权交易指导。四是保险服务。目前开发西部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还在困扰着投资者,从主观上讲,投资者对风险预期不准,怕所投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预期与实际确有不一致的可能,投资者担心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则会血本无归。为了使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险部门应在巩固传统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保险品种,尤其是要开发一些适宜于西部特色的险种。对于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可以由多家保险公司联保;由独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可以向实力雄厚的其他公司分保和再保险。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财经信息、经济金融变化趋势预测等服务。三、实现西部开发金融支持对金融业本身的要求

以上金融支持,有些是金融部门在现有条件下就能提供的,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多方面改革和努力后才能实现的。因而,金融业自身的素质提高也迫在眉睫。

1、培养发掘高素质金融人才。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为此,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人才,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再次,每年从专业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用一部分人才,充实目前的队伍。最后,必须将人才的选用以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使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西部金融论文篇3

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金融生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把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这些环境条件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树立科学的金融生态观，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金融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首先，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才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金融业掌握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把自身的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目前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差，起点低，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搭建平台。

一、完善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调节机制

正如自然生态总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并因而具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特征一样，金融生态也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特征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体现的，因此，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生态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

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是一国金融生态健康发展的保证。目前，针对我国社会信用环境不理想、交易违约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道德风险的状况，需要尽快修改完善现有的《合同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对《刑法》中有关贷款欺诈的规定进行修订，并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会计准则，规范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行为，促进金融机构会计信息透明化，使金融法规真正对违法违规行为发挥最后的“杀手锏”作用，支持和维护整个金融生态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加快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尽快建立起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调节机制。

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科学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要努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有序运行的前提，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信用环境正在优化，但尚未彻底好转，主要表现在：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改制时将有效资产剥离，“金蝉脱壳”情况在一定范围比较普遍；司法对银行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银行维权的法律成本高昂。

建设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征信公司可以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广泛收集信息，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信贷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客户的信用状况，更有针对性地发放贷款和科学定价，减少逆向选择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信用风险的发生。征信体系大量的信息还可以成为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水平的重要分析基础。金融机构通过对征信数据的深入挖掘，可以发现最有市场价值的客户群体以及不同客户群的增长变化情况，从而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定位。目前，人民银行继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也已实现全国联网查询，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全面了解掌握客户信用状况，防范信贷风险。要加快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规，完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责任追究及惩罚制度，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使中介机构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

三、地方政府要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新闻宣传、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等部门，这就决定了加强金融生态建设需要各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形成资金聚集的“洼地效应”。

地方政府应当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强宣传，营造全社会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的积极氛围。通过有效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认知度，争取社会各方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其次，政府应当着力改善自身行政和工作作风，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打造“诚信政府”，结合地方金融生态建设实际，清理、废除过去不利于金融业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尊重地方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干预，形成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合力；再次，加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应成立有关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委员会，统筹吸纳银行、企业、社会各界意见及建议，制定金融生态建设的规划、目标、任务、程序，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要充分听取委员会的意见，及时向金融机构通报本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政策、规定。

四、人民银行要提高履责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发挥中央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强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其次，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和有关部门的沟通，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协同开展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整治工作，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挥作用。再次，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正确引导信贷投向。基层人民银行应当加大央行“窗口”指导力度，对新出台的重要金融政策都应结合辖区经济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落实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方向，切实加强和改善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搭建合作信息平台，真正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协调沟通机制；最后，加大对重点项目、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五、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高锐：关于西部地区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在金融生态链中，商业银行居于中心地位。实践证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贷款风险的大小和新增不良贷款的比例，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商业银行重视和共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既有助于商业银行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有助于商业银行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或抢占市场，或规避风险；还有助于商业银行准确把握并正确运用金融运行规律，实现银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目标。

金融企业应充分认识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首先，金融企业要树立金融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正确把握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改善金融生态。其次，要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客户等的沟通，协调，处理好各方关系，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积极配合人民银行推进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促进同业信息共享，主动向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争取政策支持。再次，要摈弃陈旧落后的观念，努力增强金融服务意识，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主动地去营销贷款。既要积极地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成长和发展，还要继续支持正走出困境的企业，把金融生态建设落到实处，为经济金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许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11）.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课题组.湖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6，（03）.

西部金融论文篇4

二、西部企业营销策略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人口3.9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8.8%。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以及社会等原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进行,西部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企业发展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

兰州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城市,“坐中四连”,地据南北之中,为东西咽喉扼塞。它东迎陕西,西通新、青,北接宁、蒙,南达川、藏,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冲,是甘肃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以兰州为分析基点,概述西部企业的现状和问题。

1.营销观念和营销手段落后,缺乏经营特色

虽然现在企业处境艰难,但相当多的西部企业依然不是以市场为导向来指导营销活动,不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和出发点,而是跟着市场热点走,更倾向于短期行为,不注重战略规划,营销方式简单粗放。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市场定位不明确。企业经营的商品、种类、价格及商店的布局、功能等缺乏经营特色,造成同地域、同档次、同类型的多家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且,企业往往重视眼前利益,竞争手段仍然停留在价格竞争上,没有建立起自身的经营特色。

2.企业仅仅是被动的去适应外部环境

西部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且规模一般,因此相对缺乏对于外部环境的分析能力。这些企业要么不具备,就算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于外部环境的分析能力,也存在着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环境的分析仅仅停留在脑海里,没有形成相应的文件、文档,看似想清楚了,实则一头雾水,最终只能模糊决策;二是没有将对于环境的分析与制定企业的营销策略与竞争对手的影响密切结合起来。

3.制定营销策略的基础不够明确

在金融危机下,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会制定一些更加符合自己利益的营销策略,而忽略了其他各方的利益。这些看起来“自私的做法”往往会挤压供应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等各利益相关方的生存空间,进而增加了企业营销策略在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削弱了营销策略的实施效果。使得原来“亲密无间”的伙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手。最终,使得市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减小了企业的生存概率。三、金融危机下西部企业的营销策略

1.外部环境分析系统是制定营销策略的前提

企业营销策略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外部环境周密分析的前提之上的。因此,企业可以参照动态外部环境分析工具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分析,以发现市场机会,形成企业的营销策略。在机会与威胁并存的外部环境中,企业要更多地关注机会方面,通过分析找到企业的营销机会,形成营销策略。

在金融危机下,我们首先应该侧重于宏观环境分析,因为宏观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或者说影响了微观环境,而且往往都是些不可控因素。因此,企业只能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环境。宏观环境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如通胀、紧缩、信贷和税率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宏观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行业环境分析,即对上下游和竞争对手进行分析。上游供应商的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资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而下游企业的变化会引起企业营销模式的改变。最后,我们可以对企业影响最直接的消费环境进行分析。

2.各利益相关方分析是制定营销策略的基础

营销策略的制定虽然是一个企业的内部决策,但是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范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也就是说企业与其上下游的各利益相关方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关系。西部企业多为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缺乏支撑它们持久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他们为了生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生存更需要这种“稳定的关系”。那么在各利益相关方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的营销策略不仅可以巩固这种“稳定的关系”,更能将营销策略的效果发挥到极致。

3.整合营销是西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整合营销是一种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殖的营销理念与方法。

整合营销就是为了建立、维护和传播品牌,以及加强客户关系,而进行的计划、实施和监督等一系列营销工作。整合就是把各个独立地营销综合成一个整体,以产生协同效应。这些独立的营销工作包括广告、直接营销、销售促进、人员推销、包装、事件、赞助和客户服务等。金融危机下通过这些营销工作的整合,可以在确保预期营销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为企业节省成本,使企业度过难关,实现可持续发展。

4.进一步提升企业产品的性价比

正如前文所说,金融危机降低了老百姓的收入预期。因此,消费者变得更加“精打细算”。

如果企业生产的是弹性较大的产品,则产品差异化战略已经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致力于不断提升产品的性价比,既用较低的价格提供高使用价值的产品,尽最大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管这种需求是显性的还是隐形的,进而稳定和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为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5.打造一支稳定、团结的营销团队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在销售额大幅缩减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选择了裁员,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西部企业也不例外,甚至把裁员看成了压缩成本的唯一途径,而营销人员往往又是裁员的主要对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裁员活动都是明智的。对于营销人员的大幅裁员,会破坏企业多年以来建立的营销团队的结构,当外部环境好转时企业又在短时间内由于缺乏营销人员而无法实施一些重要的营销策略。这些在当时看来确实压缩了企业成本的行为,为日后埋下了隐患。因此,越是金融危机,越是销售下降就越需要一支稳定、团结的营销团队。

参考文献:

[1]芮明杰:市场营销管理——定位、联盟、策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李强:市场营销学教程[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7

[3]卢泰宏:营销中国[M].广州:南风窗杂志社,2001,(5)

[4]李建昌:浅谈市场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措施[J].商场现代化,2005,(15)

西部金融论文篇5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全球经济体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业作为最重要的渠道和纽带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理论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起源于Guiley（1955）和Shaw（1956）的著作，他们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作用就越强。随后的理论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流派：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功能论（Goldsmith，1969；Patrick，1966；McKinnon，1973；Shaw，1973；等）。实证层面也有大量文献验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数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深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Michael K. Fung， 2009等）。新疆自治区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阵地，2010年开始的19省市对口援疆更是为新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新疆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高效的金融支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了解新疆自治区的金融发展状况，从而有重点有目的地深化新疆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金融发展效益以及金融市场化水平四个方面对新疆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其他西部省份和中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植于新疆跨越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本文提出了新疆进行金融深化和创新的政策建议。

二、新疆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较

现有的国内外实证研究中，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比较多，基本可以概括为金融发展经济基础、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深度、金融发展效益四个方面的指标（殷克东，孙文娟，2010）。下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金融发展效益、金融市场化水平四个维度对新疆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与西部各省份以及全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一）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发展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本文选取人均存款余额和人均贷款余额作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余额越高表明地区民众参与信用融资的积极性高，当地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

人均存款余额方面，西部各省份自2004年起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4年初的人均1万元左右上升至2011年底人均4万元以上，表明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人民财富不断积累。2011年底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重庆的人均存款余额高于西部平均值，而甘肃、广西、贵州、云南的人均存款余额则显著低于均值。地区对比来看，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规模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图1（左）所示，东部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11年底的东部人均存款余额已达到12万元，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差异不大。其中，新疆的人均存款余额高于西部平均值。

人均贷款余额方面，西部地区的人均贷款余额也显著上升，由2004年初的0.7万元上升至2011年底的3万元。2011年底，宁夏、青海、陕西、重庆、内蒙古等省份的人均贷款余额高于西部地区平均值，而、贵州、甘肃、广西则显著低于均值。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贷款余额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差异不大。如图1（右）所示，新疆的人均贷款水平略低于西部平均水平。

由上可知，新疆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显著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表明新疆人民的财富积累水平处于西部较高水平，但是人均贷款余额与西部均值有一定差距，且差距逐渐扩大。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表明新疆的金融发展规模尚可，但民众通过金融体系融资的意识不强；其二，与西部平均水平相比，新疆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贷款需求欠缺，并且缺乏优质的贷款项目，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大，银行的贷款意愿与贷款积极性不高，导致新疆地区吸引资金能力较差。

（二）金融深化程度

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中，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地区GDP）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核心指标（Goldsmith，1969）。因此，本文分别选取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GDP的比重是地区货币资本与实际经济体量之比，该比率越大说明金融深化程度越高。

金融机构存款占地区GDP比重方面，2006年以来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款占地区GDP的比重维持在6%左右，如图2（左）所示。西部地区的省份中，甘肃、青海、、云南等省份的金融机构存款占GDP比重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广西、宁夏、贵州、陕西等省份则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差异远小于人均存贷款余额的差异，中部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最低。其中，新疆的存款占GDP比重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但差距逐渐缩小。

金融机构贷款占地区GDP比重方面，2006―2011年，西部地区的金融贷款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维持在4%左右，有较小的上升趋势，如图2（右）所示。2011年，云南、宁夏、重庆、贵州等省份的占比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而、广西、陕西等省份的水平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的贷款占GDP比重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平均比重水平最低。其中，新疆的金融机构贷款水平明显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仅高于，说明新疆的金融体系通过银行贷款渠道支撑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够，贷款不足是新疆的金融深化水平欠佳的重要表现，未来改革应注重调整贷款结构，提高新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三）金融发展效益

现有实证研究中，金融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对增加值的贡献率以及金融利税贡献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效益的指标（殷克东，孙文娟，2010）。因此，本文选取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以及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益。

金融业增加占地区GDP的比重方面，西部地区各省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007年后又逐渐上升。西部各省份中，2010年，宁夏、贵州、、云南、重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高于西部平均水平，金融业发展较好；而陕西、甘肃、广西、四川等省份则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1978―1994年，东西部地区比例差异不大；而1994年后，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日益明显。其中，新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基本维持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2010年金融业对地区GDP的贡献为4.37%。

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方面，新疆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历史高点是1989年的19.9%，历史低点位于2002年的7.4%，2010年贡献率达到12%，说明21世纪以来新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良好，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越来越大，如图3（右）所示。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新疆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高于西部平均水平， 2010年为12.86%。三个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差距逐渐拉大，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增长迅速， 表明东部地区金融改革和发展较快，新疆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 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创新和改革是贯彻新疆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

（四）金融市场化水平

金融市场化水平也是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重要维度，市场化水平越高，融资渠道越多，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就越强大。本文选取各省份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市场化水平的衡量指标。

西部地区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呈现与全国股票市场发展相似的趋势和规律。1999―2005年基本稳定在0.5上下。2006年以来， 随着全国股市的一路上行， 地区证券交易额占GDP比重呈现井喷式增长， 各地区都呈现不同程度的资产泡沫，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 2009年经过短暂回升后又持续下行。新疆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在2005年之前一直领先于西部其他省份，平均在1左右， 2006年以后基本与西部平均水平持平。地区对比来看， 东中西部的证券交易市场额占GDP的比重差异较大，特别是2006年以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新疆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 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显著， 地区经济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有待加强， 金融市场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三、结论及金融深化创新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 新疆的金融发展水平大致处于西部平均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人均贷款余额以及金融机构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水平较低，是制约其金融发展的重要瓶颈。金融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深化新疆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对实施新疆跨越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扩大社会融资总量。间接融资方面，鼓励多种形式的贷款， 建立新疆的政策性开发银行， 引进优质的投资项目， 加强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优惠支持，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直接融资方面， 应加快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创新， 为促进新疆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第二， 依托乌鲁木齐建设中亚区域性金融中心。新疆自治区自然资源丰富，毗邻中亚国家， 是面向中亚市场的国际贸易中心， 具备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区位条件。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进中亚地区的商业银行，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 探索建立与中亚国家的多边清算体系， 鼓励人民币跨境结算。在此基础上， 发展金融服务业规模，引进国内外优秀金融人才， 为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注入活力。

第三，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新疆连接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在新疆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可以加强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加快资本市场交流，为西部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保障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

参考文献：

①Goldsmith，R.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②McKinnon， R.I.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③Shaw. E.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Patrick， H.T.1966.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14，No.2.，PP.174―189.

⑤ Michael K. Fung， 2009，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8 （2009） 56―67

⑥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 金融研究，2010（5）：58―68

⑦殷克东，孙文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动态综合评价研究[J].商业研究，2010（12）：127―133

西部金融论文篇6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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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论文篇7

一、研究背景

（一）国际背景

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以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Financial Structuralism）与Mckinnon的金融压抑论（Financial Repressionism）为代表。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资产及其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金融压抑论则强调价格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低于均衡的实际利率与高估的国内货币等形式的金融压抑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二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有所区别，但其研究问题的实质都是在寻求金融部门与稳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路是，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重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及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王维国、张庆君，2004）。

（二）国内背景

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贝多广（1988）、王广谦（1997）、青良（1998）、唐旭（1999）、吴少新（2000）、韩廷春（2002）、曹凤歧（2003）、贺力平（2004）、钟智（2006）等，从整体上解释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揭示储蓄、投资、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继承了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一国内部不存在区域发展差异的现实为假设，忽略了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针对国外与国内关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别假设，无法进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缺陷，张军洲（1995）、苟海儒（1998）、谈儒勇（1999）、殷德生、肖顺喜（2000）、蔡志刚（2001）、李广众（2002）、刘仁伍（2003）、周好文（2004）、王莉（2005）、李靖（2006）等，将中国金融发展的研究深入到地区层次，得出金融发展差距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的结论，揭示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地区增长差异的原理。研究的视角停留在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上，对于如何利用金融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问题研究比较缺乏。

在中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张宗新（2000）、崔建军（2001）、张满银、祝丹涛（2002），王小栓、梁军（2003）、朱小燕（2004）、李梅（2006）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奠定了通过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单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但对于多因素变量之间关系的综合研究尚处于空白。

二、定量研究

本文以197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GDP作为被解释变量Y，以197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论如表1、表2所示。

表1的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通过F检验的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

虽然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和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但是由于东部、中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相互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而引起的多重共线性，导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回归参数b2、b3、b4都没有通过t检验，即在这项多元回归分析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解释变量对其GDP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只有西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的多元回归b1、b2、b3、b4参数全部通过t检验。这一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对其GDP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如表2）。

为了进一步分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关系，在消除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剔除没有通过t检验的各个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选出通过t检验的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多元线性的有效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东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共同拉动其经济增长，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2.93亿元；其次是城乡居民储蓄，再次是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最小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中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5.16亿元；其次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西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4.37亿元。西部地区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成为抑制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减少0.36亿元；城乡居民储蓄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减少0.92亿元（如表3）。

全国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9.3亿元；其次是城乡居民储蓄，作用最小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

三、研究结论

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金融与经济多元线性定量关系研究的结论表明，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依次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这也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的根本所在。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这也充分说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拉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表明投资规模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乡居民储蓄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影响不显著，表明中部地区的资金供给及投资效率较低，从而对其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作用。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依次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表明投资规模对全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全国的经济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出全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效率较低，并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结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抑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这一结论充分显示，西部地区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以国有经济发展为重心，非国有经济发展弱小，不能有效使用居民储蓄，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投资效率不高等为特征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制约的非良性循环关系。

四、存在问题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而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是阻碍其资源积累，是阻碍其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如图1）。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低效的经济增长与滞后的金融发展。

（一）高度垄断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和低效发展资源积累的经济机制

由于西部地区通过国有银行高度垄断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绝对权利的经济制度，低效的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储蓄规模小以及由此引起对金融需求少的经济条件，导致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

（二）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机制

由于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机制引起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结构单一，非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严重滞后，外资银行稀少、金融机构体系缺位，无论是以金融机构为资金中介的间接金融市场，还是以金融机构为服务中介的直接金融市场，都缺乏在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市场价格等信号的变动，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所以不能实现储蓄资源的充分动员、储蓄的形成和储蓄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使储蓄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影响资本形成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促使投资效益下降，导致西部地区低效的经济发展。

（三）低效的经济增长和滞后的金融发展

由于政府借助国有银行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主导投资，加上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内储蓄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国有银行将9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给仅占5%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而将3%不到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给占95%的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政府主导投资机制推动国有金融垄断并支持国有经济发展的结果，导致西部地区较低的投资效率。

以上研究结论充分说明，西部地区国有经济主导，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国有金融垄断，资金供给短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较低，投资效率不高，是造成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制约非良性循环关系的根本所在。

五、对策措施

第一，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一方面在于通过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公益项目的投资，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以便增强西部地区以外非政府投资主体的投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加大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或加大中央政府对一些大中型企业、项目的参股规模，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实现西部地区以外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后续投资，从而带动西部地区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发展，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第二，打破西部地区国有银行垄断资源配置的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金融机构，创新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金融服务，是提高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发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

第三，提高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途径在于：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确立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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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47-05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是研究金融发展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只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实物部门的需要与发展。但现代金融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最先Patric(1966)建立了一个包含“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领先（supplyleading）”的分析框架，强调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此后，以Goldsmith（1969）为开创者的金融结构论和以Mckinnon（1973），Shaw（1973）为开创者的金融抑制论不仅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而且深入研究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金融抑制论强调价格（主要是利率）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推行金融自由化，使利率等金融变量不受到压制，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结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而Greenwood和Jovanvic（1990）[2]，Greenwood和Smith（1997）[3]，Levine（1993）[4]等进一步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引入研究中，认为金融中介系统是内生形成并发展的，这样，在一个经济体中，有可能既存在低收入水平、低金融发展水平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又存在较高收入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等等，即存在多重均衡。

尽管上述研究取得了较多有用的成果，但存在以下三个主要缺陷：第一，上述研究主要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影响，没有考虑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因为金融体系功能不完全性会削弱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5]；第二，研究金融发展只拘泥于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是促进整个社会进步，而且目前金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因此，研究金融发展有必要综合考虑金融、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纯粹是经济体内生的原因，但在我国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上层建筑，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建立的，不都是经济体内生形成的，在某些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相适应，这样，金融发展研究应涉及到合理金融结构的判断及判断的标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相当突出[6]，已成为制约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任务应是建立有利于减弱二元结构，进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金融体系。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三大地区中最低①，二元结构表现尤为突出，所以在研究我国西部金融发展时，前述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从一种新的高度来考察西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和谐金融的内涵

一般地，和谐的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和谐指事物内部之间和睦相处，这是指属于同一系统的不同事物或个体“平等、和睦、友好”相处，尊重彼此的地位、权利，它们之间可以竞争，但是没有恶意的伤害；其次，和谐是指不同事物彼此支持、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再次，和谐是互补、相得益彰，不同事物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良性互动状态。因此，“和谐金融”的内涵主要应从“金融体系自身发展、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三个方面来考察。

1．金融结构的和谐性，是指金融体系本身发展的内部协调性，表现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合理性。金融是一个系统，和谐金融体系应表现为金融结构内部匀称，大型和小型金融机构、区域之间的金融机构各司其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应该良性互动，根据自身特点优化各自功能，有序发展[7]。

2．从金融与经济相互关系来考察和谐金融的内涵。一个和谐金融体系表现为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周鸿卫，李思维等：论我国西部地区金融的发展：和谐金融视角的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中。一方面金融发展应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金融应充分发挥“货币第一推动力”作用，使资金流有效地引导实物流，优化资源配置。

3．从金融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和谐金融。现代金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金融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也是社会进步中的金融。一方面，金融体系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必须与社会各界发生联系，对金融中介来说，应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包括贷款机会相等、披露和透明性、风险管理和信托责任等[8]；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与社会的联系是靠信用来维持，良好的信用环境（可以说金融生态）对金融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和谐金融应考虑金融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和谐金融的最高层次。

在和谐金融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和谐性。相对于金融体系结构自身的和谐性而言，金融与经济是否协调发展是判断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如果金融与经济不能协调发展，说明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存在不和谐；相对金融与整个社会的和谐性而言，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所以，从和谐金融视角研究区域金融发展，首先应考察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性。

三、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性

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和谐性不足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

（一）对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

1．对西部农民增收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偏低。200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 253.42元、2 366.4元、2 475.63元、2 936.4元、3 255元，而西部农民仅为1 661.03元、1 721.19元、1 820.87元、2 157．91元、2 410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73％、74％、73%、74%。影响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是西部金融机构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应有的支持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一项对西部农村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03年西部地区有59%的农户觉得缺少资金，西部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9]。

2．西部农业产业化的资金缺口巨大。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专业化等“三化”是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而农业产业化在“三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民专业化，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城镇化。目前西部农业产业化的金融需求量相当大，但未获金融信贷的相应支持，资金缺口巨大。以四川双流县为例：2004年，该县申请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10项，共需银行提供资金7790万元。其中最少的为200万元，最多的四川三龙开发公司所要建设的5000吨鲜食水果气调保鲜库，总投资3650万元，最终的银行信贷缺口为1750万元[10]。

（二）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外源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但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我国东部中小企业贷款满足率达74%，西部中小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为61.6%[11]。据世界银行的调查，2004年我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和海南，小型内资私营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为48．5％，西北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小型内资私营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比例为39．7％。

由于从银行获取贷款有限，西部中小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主要靠内部融资，2003年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曾对四川省三个城市中小企业2002年的资金来源结构状况做过一项典型调查（见表1、2)。

根据对以上资料测算，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将近90%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内部筹集、家人和朋友，80%左右的流动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资金积累。内部融资的资金来源毕竟有限，这样过度依赖内部融资不利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四、西部金融与经济间和谐性不足的原因：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不和谐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说明西部金融体系功能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构决定功能，可以判断西部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存在不和谐。

（一）从金融体系总体来看，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低

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与金融体系的储蓄聚集和资源配置功能有较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分布密度越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以每万人口机构数来考察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东、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为：

东部地区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所辖区为代表，到2003年底，辖区三省全部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为2.23个/每万人；西部地区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为代表，到2003年底，辖区五省区的分布密度为1.72个/每万人。

（二）从金融体系内部构成来看，西部地区中小存款金融机构数量太少

中小存款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优势在中小企业和农村，中小存款金融机构的发展对西部农村和中小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到2005年底，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性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分支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西部11省（市、区）最少，还不到东部11省（市）的一半；城市信用社分支机构数量，西部地区也最少，差不多是中部8省的1/3；农村信用社西部11省（市、区）与中部8省差不多。由此可见，西部地区中小存款金融机构数量最少。

（三）从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特征来看，大型金融机构处于高度垄断地位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在西部金融市场的金融业务上处于高度垄断地位。当然，四大商业银行主导金融格局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但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四家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更突出。以甘肃为例，截至2003年5月底，四大商业银行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的份额分别是：75.85%、69.2%。2003年底该两项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53.7%、57.8%[12]。

银行业高度垄断不利于经济增长，Artus（1995）对一个由21个OECD成员国组成的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集中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13]。对我国西部地区来说，大银行高度垄断还存在以下问题：大银行强调在全行范围内对信贷资金进行优化配置，这必然会对西部地区资金起到一种“虹吸”作用，从而使西部欠发达地区更加陷入金融支持不足的困境。

五、我国西部地区和谐金融发展模式与发展思路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弱化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项功能来完成该项任务，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通过两种类型金融中介来完成的：一是以存款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中介体，二是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因此，确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模式主要是选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型金融体系，还是以金融中介体为主导型金融体系。由金融发展理论可知，在经济欠发达时，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主要通过金融中介体来完成储蓄向投资转化，这时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效率较高；在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效率上难分伯仲[14]。所以，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应选择建立以金融中介体主导型的和谐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是否达到和谐，主要体现在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否有效率，而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体系内部的竞争性直接有关。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西部地区四家大型商业银行高度垄断金融业务，缺乏各种类型的中小金融机构在某些特定层面与之竞争，导致金融中介效率较低，不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在西部经济发展中产生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因此，西部地区建立以金融中介体主导型和谐金融体系的重点是：改变金融中介体内部结构，以增加金融机构间、特别是存款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提高效率，增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和谐性，从而提高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和谐性。其发展思路主要有：

（一）大力发展存款类中小金融机构

金融中介体主要有两种形式：存款金融机构和非存款金融机构。在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存款金融机构具有重要的地位，存款金融机构是金融中介体的主体，特别在经济欠发达的我国西部地区尤其如此。彭建刚、李关政（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非国家金融机构的作用越大，地区经济差异越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越弱[15]。此处的非国家金融机主要就是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因此，应大力发展存款类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增加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发展措施主要包括：其一，设立新的存款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其二，改组现有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另外，允许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承认民间借贷与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合作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

（二）积极发展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要建立和谐金融体系，银行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相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货款具有比较优势[16]。因此，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在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小企业本身所固有的风险性，增加了贷款金融机构的风险，因此，必须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来分散风险。包括：第一，在政府的参与下设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第二，建立中小企业商业信誉评估系统，推进信息的收集和分享；第三，建立金融咨询类的金融机构，等等。

（三）加大西部中小金融机构的创新力度

重点应是推进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创新，允许农村信用社业务适度“综合化”。基于西部地区农村地域广阔，金融机构网点分散，其体系不可能像城市金融体系那样多样、健全，分工明晰。因此，西部农村信用社的业务不宜片面强调“分业经营”与“分业管理”，可考虑允许其“经营”、“综合经营”。

（四）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为西部地区金融中介体发展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结构论认为的金融结构的变化，还应包括金融抑制论中的金融深化，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进行金融改革――金融深化，就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措到所需的发展资金。其实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在一个以金融中介体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主要是通过存款类金融机构来实现的。这样，通过金融深化（即金融改革）能为金融中介体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这种改革主要为：（1）适度放松市场准入的限制。包括：一方面积极引导诸如中信、民生、光大、深发展、招商、华夏等全国性和跨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到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对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和改组采取积极的态度，并给予相应的支持。（2）进一步深化利率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可考虑让西部地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某些方面先行一步。使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在一定的条件下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以充分挖掘西部地区潜在的储蓄资源，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

注释：

①本文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参考文献：

[1] Hugh T.Patrick.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oloped Countri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1966(14):174-189．

[2]Jeremy Greenwood,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1990，(5):1076-1107．

[3]Jeremy Greenwood,Bruce D.Smith.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ment,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J].Joue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7，(21):145-181．

[4]Ross Levine.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Revista de Análisis Económico,1993(8):113-129．

[5]韩延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9．

[6]彭建刚，申俊华，何桐娟.关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思考[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84－88．

[7]秦池江. 构建和谐社会要贯穿于金融改革发展的过程之中[OL]. 中国金融网, 省略, 2005-03-14 ．

[8]Joseph F.Sinkey,Jr.,David A.Carter.Evidence on the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banks that do and do not use derivatives[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0,(40):431-449．

[9]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各国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10]双流县经济信息网.tttp://shuangliu.省略．

[11]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中国金融年鉴[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1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13]P.Artus.Mode de Financement de I'investissement et Croissance[J].Revue Economique,1995，(46)：169－194．

[14]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5]彭建刚，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机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4）：90－100．

[16]彭建刚，王睿．交易成本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内在关联性[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6)：17－22．

Finance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西部金融论文篇9

 

一、金融排斥理论研究现状

金融排斥性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在稍早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对金融排斥性进行探讨，即研究居民到金融服务网点（尤其是银行零售营业点）的实际距离对居民获得金融服务便利性的影响（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这个时期对金融排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过去几十年受住房政策（将贫困人口集中于城市郊区）的影响，大量金融零售网点在贫困社区的撤并；二是研究银行和住宅互助协会①的分支机构在贫困社区的关闭；三是研究贫困社区居民因到金融服务网点较远和交通不便而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随后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性并不仅仅因金融服务网点在某一地理区域的撤并而存在（FSA，2000），一些人群如果有获得金融服务的需求，但却因社会经济因素和金融服务市场因素而很少或从未获得金融服务也应视为受到了金融排斥。一般认为，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往往是从来没有使用过金融产品的家庭、低收入居民、老弱病残人士、居住在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居民（FSA，2000），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弱势群体。基于此，Sherman Chan（2004）在其会议论文中将金融排斥性界定为：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区域保险区域差异，这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至于如何判定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性，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根据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的五个指标：（1）地理排斥性；（2）条件排斥性；（3）价格排斥性；（4）市场营销排斥性，；（5）自我排斥性。显然，这样的判定方法更能够从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对某一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鉴于此，本文也将参考和借鉴这些指标探讨我国保险业区域中存在的金融排斥性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保险业区域金融排斥现状分析

1．地理排斥。一般来说,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与金融排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金融机构网点分布越多,居民越容易获取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金融排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截至2009年年末，全国共有保险集团公司8家，保险公司12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家。其中，北京地区共有保险分公司及直接经营业务的总公司83家。河北省，辖内共有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40家，分支机构3625家，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构101家，保险兼业机构3733家。上海保险机构总数为105家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江苏69家；浙江56家；安徽36家；江西2390家；山东56家；湖北3146家；重庆46家；四川45家；贵州854家；青海219家；宁夏290家；新疆519家。可见，保险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少数中西部地区，保险机构的区域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2．营销排斥，即一些人被排除在金融机构产品营销目标市场之外。保险机构为了获得盈利和发展需要一定的从业人员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从业人员是营销活动的重要载体,从业人员的多少对金融机构营销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11个省份中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数目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黑龙江、山西、河南以及湖北的从业人员人数和东部地区相当，其余地区和东部区域相比相差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除四川省从业人数较多之外，其他省份远低于东部地区。

表1 2009年我国各地区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东

部

北京

64062

东

部

海南

12828

天津

41546

辽宁

134890

河北

200000

广东

253800

山东

402100

中

部

黑龙江

113000

江苏

235000

山西

110416

浙江

143000

河南

263300

上海

21300

安徽

19991

福建

131873

湖北

134879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中

部

湖南

14800

西

部

四川

172600

江西

70000

贵州

9421

吉林

87051

陕西

73774

西

部

内蒙古

67704

西

部

新疆

12703

广西

65000

青海

15325

重庆

75000

宁夏

7644

云南

西部金融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7-0057-02

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西部大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启动这项工程的无疑就是投资[1]，而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和金融。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是地区投资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前提。本文从金融约束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和投资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在金融约束的条件下从多个方面提出西部地区拓展投资的对策。

1金融约束的概念、条件和政策主张

1.1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及其概念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7）等人在研究“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提出了金融约束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们认为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

1.2金融约束理论的前提条件

要保证金融约束达到最佳效果，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即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保证金融约束理论能发挥其作用而避免进入金融抑制状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且可预测，这可以确保实际利率为正，进而为投资者的投资、企业的生产、居民的储蓄和消费提供良好的环境；银行是真正的商业银行，政府对企业和银行的经营没有或有很少的干预，以保证银行和企业的行为符合市场要求。

1.3金融约束理论的政策主张

金融约束理论主张实行的金融政策包括：①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存款利率的控制可促使银行大力吸收存款，银行从新增的存款中获得租金，而较低的贷款利率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增长[2]。②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Hellman等人认为，竞争将消除政府给银行设立的租金，引起经常性的银行倒闭，影响金融稳定。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2西部地区投资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金融约束条件下西部地区拓展投资的对策

3.1制定和完善促进投资拓展的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政策落实、机制发挥作用、金融转化为投资以及投资发挥效能的基础和保障。既要制定和完善宏观调控投资的制度，也要建立微观的投资管理制度。

在宏观调控的制度建设方面，一是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和行政规定，借鉴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投融资体制，建立和完善财政投资评审规章制度，为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二是要完善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政府配套协调机制[3]，使得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有法可依，实现各部门对投资的管理体制、信息共享，相互监督、相互制衡，使各部门真正实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在微观的制度建设方面，一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深化西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严格的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使得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化，保护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二要健全西部民营企业的信用管理和担保制度，实现西部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主体多元化，为西部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融资创造信用制度和担保制度保障；三是要完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信贷审批制度，控制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四要建立健全信用评级制度，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规范市场中介和服务机构的建设，为企业融资和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便利。

3.2制定符合西部地区投资拓展的政策

3.2.1对西部地区实行特殊的金融发展政策

在严格的金融监管条件下，鼓励各大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根据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增设分支机构，允许和引导组建民营商业银行、中小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不断增加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规模，形成商业性的金融中心，实现“区域性的金融政策促进西部地区金融的发展——金融发展扩大融资规模进而支持西部地区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致投资倍数增长”的良性循环。

3.2.2继续实行利率优惠和利率管制政策

在东部和西部实行差别化的利率，加大西部地区的利率优惠力度，吸引东部资金向西部地区转移；提高西部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以增加商业银行的储蓄额，降低贷款利率以刺激投资增长，刺激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模式，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同时在西部的地区根据实际状况实行利率管制政策，为投资者创造稳定的金融投资环境，并且稳定的利率可以降低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这样增加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很小，甚至为零。

3.2.3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

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都视同外资企业，实行比东部地区优惠得多的税收政策。继续对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较低的15%的税率优惠，逐步扩大“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的使用范围，延长其使用期限，对西部地区企业再投资进行退税，对鼓励类的出口企业进行出口退税。

3.3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首先要拓宽资金融资渠道。一是要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要向西部地区进行信贷倾斜，加大中央政府向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分配额度要向西部地区倾斜，为西部地区政府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三是要在贷款原则投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卫生、扶贫、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长期的贷款扶持；四是要吸引外资向西部地区投资，加大外资在西部地区的利用规模，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

其次要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发展资本市场可以平衡融资功能和投资功能，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和优势。要加快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规范化程度，推进资本市场的开放，同时应改进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监管，使得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投融资的平台作用。

3.4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关于“引致投资”的概念阐明了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使得西部地区的投资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鼓励东部地区的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做好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工作，推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打破地方保护，扩大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区域贸易，实行新的对外贸易战略，促使西部地区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充分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西部金融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86-06

近年来，中国的旅游产业异军突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拉动其他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力图对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提出一些新见解。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一）金融支持研究现状及理论模型的简述

金融支持是指金融机构运用货币交易手段融通有价物品，向金融活动参与者和顾客提供的共同受益、获得满足的活动。金融支持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支持首先指的是商业性金融支持，而商业性金融支持是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多种金融负债筹集资金，且能利用负债进行信用创造并向客户提供多功能、综合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

2. 金融支持指的是金融制度支持。麦金农（1973）提出金融制度理论[1]，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阿罗-德布鲁范式为代表的金融中介理论，Gurley和shaw（1960）提出交易成本说[2]，Stiglitz（1981）提出道德风险的问题[3]，Allen提出了参与成本说[4]。

3. 金融支持包括金融结构支持，金融结构理论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创立。后来，金融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对促进经济增长最有利的金融结构，然而对哪一种金融结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存在激烈争论。

4. 金融支持包括金融总量支持。金融总量支持是指运用总量指标分析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其中，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资本形成）对一国财富增长的意义；凯恩斯投资乘数建立了投资乘数模型；刘易斯的分析模式主要说明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有效提高；罗斯托的分析模式将资本积累的提高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要素是经济增长的瓶颈要素。在国内研究方面，方先明，孙爱军，曹源芳（2010）关于中国省域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分析方法[5]，李志辉，张晓明（2007）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思路等都是值得借鉴的[6]。

5. 金融支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政策性金融支持也称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财政投融资支持等。

（二）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国家（地区）简述

就国外发展较好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国家（地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英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依靠于政策的推动。第二，美国的旅游产业从一开始就凸显出很高的经济效益，其原因主要是资金支持更多来自于企业捐助。第三，法国发展旅游产业主要围绕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产业展开，金融支持主要依靠政府资金的主导。第四，日本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是依靠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企业共同发展，呈现出整合多方市场资源的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徐丹丹，宋欣，张维昊，2011）[7]。第五，韩国的旅游产业发展，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依旧呈现出依靠多元化金融支持的特点。此外，坎昆旅游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实例也是可以借鉴的。

就国内发展较好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地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北京市坚持旅游与文化的融合；上海市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旅游企业，通过企业现代化的改革来面向市场筹集资金；浙江省着力培训重点旅游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积极推动旅游文化企业上市；湖北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支持一部分有条件的旅游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湖南省不断推进旅游产业的整合，通过政府主导，旅游投资资金的模式来建设旅游文化产业集团等等。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金融支持的理论模型研究主要集中于商业性金融支持、金融制度支持、金融结构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政策性金融支持方面。中国的学者对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但对不同省区开展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并没有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沿着资本要素市场的建立、产业的聚集以及支持的途径选择等来进行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实证研究较少。

二、变量的选择及模型的设置

从前文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金融体系发达与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产业的发展。当然，更为主要的是，金融系统可以通过调控货币量来实现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的相互平衡，还可以降低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稳定问题，进而达到金融对产业的有效支持。

（一）变量的选择

1. 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旅游业发展总量指标的选择，为了恰当地反映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势头，本文需要考虑国内旅游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三个方面，但是，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能退而选择旅游企业营业收入（Revenue）（包括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其他旅游企业）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金融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

2. 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业的发展，主要金融支持依旧来自于银行体系给予的信贷资金，所以本文选择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作为衡量金融对旅游业实现金融支持的重点指标。本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深化程度（Fin），即金融相关比率=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发展程度的深化，是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因此有必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本文选择了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Assets）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Employee）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消除观测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对所有的原始数据取对数，这样不会改变数据的原有性质。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各地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增加，意味着对旅游产业的投入在增加，这会有效地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效率，促进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

（二）模型的设置

为了比较中国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本文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角度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找到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本文所指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另外，本文选择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据是2001—2010年的年度数据，其数据来自于2001-2010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年鉴》。

三、模型回归的分析

（一）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对原模型进行分析之前，是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首先需要进行模型设定形式的检验。对于模型固定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面板模型。一般说，检验结果如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应当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就表示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研究Hausman检验的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见，对于东部地区的11个省区而言，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31.415 726，相对应的概率是0.000 0，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而对于中部地区的8个省区而言，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13.855 418，相对应的概率是0.003 1，概率值远小于1%，检验结果也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是，在西部的12个省区检验结果中，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1.127 380，相对应的概率是0.770 5，检验结果接受了原假设，这说明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一般来说，固定效应模型只适用于所抽到的截面单位，不适合于样本以外的单位。如果所抽取的截面数据是从全国部分省区中抽取的，则固定影响模型仅适用于所抽到的省区单位，而不适用于样本以外的其他省区单位。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凸显出个体的差异，那么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较为合适。

（二）东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东部地区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2。

表2显示的是模型关于东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影响比较显著，临界值p

另外，从表3中可以看出，虽然东部的11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天津，其次是海南。

（三）中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中部地区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4。

表4显示的是模型关于中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影响不显著；而Assets（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Employee（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临界值p

从表5中可以看出，虽然中部的8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安徽、河南、山西、湖南和江西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黑龙江，其次是吉林。

（四）西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西部地区建立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6。

表6显示的是模型关于西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Assets（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Employee（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临界值分别小于p

从表7中可以看出，虽然西部的12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四川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陕西，其次是新疆。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金融发展的深化，对中国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所区别的。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的东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对旅游业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呈现出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化，不是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这个分析结果与原假设1是有所背离的。关于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来自于指标的选择，本文选择的金融发展程度解释变量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这是一个间接融资指标。而中国西部的12省区多为欠发达地区，旅游产业保持较快发展的态势，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依靠强有力的信贷资金持续、稳定地投入，旅游投资是近年来旅游产业化的重要发展道路[8]。间接融资模式的发挥是西部地区旅游产业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其中，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四川受到间接融资的金融深化影响较高。而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或中部地区，间接融资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和中部的省区已经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化的企业资本筹措形式，来推动产业内相关企业融资模式和融资结构的优化。从表8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内旅游行业知名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及中部地区，例如北京旅游、锦江酒店、宋城股份、黄山旅游和华天酒店，等等。这些公司上市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一般在当地有较强的影响力。从经营状况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除大部分占有丰富的客源优势以外，经营效益也比较好。

当然，东部和中部省区的当地政府在不断拓宽旅游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也在积极建立适应旅游企业特征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凭借各种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达到融资的目的，达到强化营销的基础作用[9]，这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表8中也可以看出，虽然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旅游上市公司，但毕竟数量有限，成立时间也比较短，这些地区的旅游产业并没有更多运用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来对旅游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筹措旅游产业开发投资资金的步伐较慢[10]。更为突出的是，西部地区的旅游企业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化方式主要是实体资产的证券化，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证券化只采用股票这种单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从模型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对当地旅游产业产值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中国的中部与西部省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却可以明显地推动当地旅游企业收入的提高，特别在西部的省区比较突出。这也意味着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旅游产业投入的增加，会有效地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效率，促进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可见，这个分析结果与原假设2也是有所背离的。关于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强化内涵式发展思路，不再单纯地依靠外部投入要素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东部的11个省区已经开始注重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融资质量的提高，正在强化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加旅游深度，加大品牌效应，充分提炼和强化各内涵要素，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在中国的中部与西部省区，外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依旧是旅游产业扩张的主要推手，并没有发展到通过直接融资模式提高竞争力的思路上来，而是依旧停留在外延式的发展道路上。除此之外，中国中部及其西部省区在旅游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结构最优化和融资成本最小化方面都是有所缺陷的，特别是西部省区的旅游业应当在当前政策环境和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与各种专业金融机构的大力合作，探索旅游业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探索建立旅游信托基金，发展旅游租赁服务公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11]，加快培育旅游风险投资和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开展项目融资[12]。

五、结论

本文通过2000—2010年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及启示：

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可以提供有效的支持，但是，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域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效率是有所区别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地改善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金融产品、深化金融改革，很好地保证了旅游产业融资资金的到位，直接融资的资金已经可以对旅游产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是旅游产业的主要投入机制。西部的12个省区正在以旅游产业金融支持为突破口，寻找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条思路。当然，西部地区当地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开展旅游投资信贷业务创新，探讨适合旅游企业的审贷机制。这样，在引入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支持的前提下，旅游产业明显地促进了本地区市场的发展，提高了产业机构内部的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差异，体现了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域发展方式的区别。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更多地注重与物质生产和服务业的融合，在有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含量与创意附加值的同时，实现了旅游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严重依赖要素的外向型投入，在融资模式方面更多地是间接融资模式起主要作用，一旦外部环境不好，旅游产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发挥自然资源、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的优势，将单一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成旅游的产业优势，实现旅游业的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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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urley，J. G. and Shaw，E. 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7，April，PP42-47.

[3]赫尔曼，穆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A].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51-55.

[4]Allen，F.，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M]. MIT Press，2000.

[5]方先明，孙爱军，曹源芳.基于空间模型的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研究[J].金融研究，2010，（5）：68-82.

[6]李志辉，张晓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开发性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22-26.

[7]徐丹丹，宋欣，张维昊.国外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金融支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5）：5-56.

[8]邓爱民.我国旅游投资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济学动态，2009，（8）：85-88.

[9]何池康.浅谈云南旅游市场营销创新策略[J].旅游研究，2010，（3）：25-29.

西部金融论文篇12

一、文献综述

在经济学文献中，最早提及“金融资源”概念的西方学者是戈德史密斯（1955）在《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书中谈到的“本书应该探讨金融资源和传递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性质的影响”。可惜，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是偶然的和非系统的,没有在西方金融学界引起重视。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1998）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系统性地提出“金融资源理论”，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揭示金融本质属性或特征，他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解释了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内在的依存性。在白教授之后，一些学者先后对金融资源进行研究，其中，崔满红教授和孔祥东教授（1999）研究了金融资源社会性、层次性等，将其分成四个层次。王振山（2000）通过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金融效率论运用到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探讨中，研究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通过以往学者对金融资源的研究，笔者认为金融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资源应该是包括金融环境、金融制度在内的涉及金融的各种因素；狭义的金融资源是可以用货币表示的如金融机构存贷款、保费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对经济有影响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金融资源。

国内研究金融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并不太多。张军洲（1995）是国内较早研究金融资源地区分布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以中国区域金融为题探讨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王子明、胡鞍钢（2002）对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相关，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艾洪德，徐明圣（2004）通过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基础上认为东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中西部存在负相关，进而得出过度开放金融竞争和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可能对欠发达地区不利的结论。王纪全、张晓燕、刘全胜（2007）通过计量的方法测定我国地区金融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我国应该一方面做大金融资源总量，另外一方面应该完善金融资源地区结构。

二、我国各地区的金融资源分布情况

本文选取的金融资源是一个混合指标，包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选择以上指标，是因为以上指标总量之和达到全部金融资源总量的90%以上，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另外，数据跨度为1995—2007年，之所以选择从1995年开始是因为1994年存贷口径做了重大调整，同时，我国也在1994年进行了汇改，这对前后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的统计会产生偏差。

我们对人均金融资源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人均拥有量，东部地区都远远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差距在不断的拉大。2007年的数据表明，人均金融资源东部地区达到了10.57万元，而中部地区只有2.54万元，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为2.87万元。可以看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均金融资源差距竟然达到4倍多，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金融资源的增速也在不断的拉大，东部地区2007年的人均金融资源是1995年的8.69倍，中部地区是5.08倍，西部地区则是4.79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均金融资源差距从1995年的大约2倍多上升至2007年的大约4倍多。

总之，可以看出，经济发达的地区集中着全国大部分金融资源，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较为稀缺，我国的金融资源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均匀的特点。

三、实证检验

（一）相关性检验

首先，我们需要证明金融资源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本文以全国1995—2007年的时间序列来研究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这种关系是线性的，并且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单位万元）为因变量，人均金融资源（pfr）为自变量。

采取人均数据是因为这样可以剔除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因此能够更好的反映宏观经济和金融资源的关系。

对人均gdp(pgdp)和人均金融资源（pfr）进行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pgdp = 0.3204275572*pfr + 0.1822353398

可见，人均金融资源和人均gdp之间存在着重要和显著的相关性，人均金融资源每增长一个单位，能使人均gdp上升0.32048个单位。另外，观察拟合优度和调整后的，发现其值分别为0.994107和0.993572，均大于0.95，证明方程拟合的非常的好。

另外，对人均金融资源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人均金融资源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90797。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们选择两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研究金融资源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向量自回归的基础上再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研究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化不会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文中，lnpgdp、lnpfr分别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金融资源的对数值。

（1）单位根检验

采取adf法对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采取的软件为eviws3.1,其中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项由aic和sc原则确定，得到以下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和各地区的lnfgdp和lnpfr都是不平衡的，但是经过二次差分之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平衡，即中国及各个地区的时间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由第一阶段的单位根检验得到的结果，中国及各个地区的时间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检的条件。我们对全国和各地区的数据进行协检，根据aic和sc原则，滞后期取1，得到如下结果：

可以看出，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因为某些原因而不存在这种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协整检验我们得知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均衡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要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同样取1，得到以下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就全国来说人均gdp构成了人均金融资源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就全国而言，经济的增长拉动了金融资源的增长，而人均金融资源不构成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在东部地区，得到了和全国相反的结论，人均金融资源成为了人均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人均gdp不构成拉动人均金融资源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金融资源不构成任何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数据和实证的研究，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我国的金融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均衡状态；（二）金融资源和经济增长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但是金融资源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并不相同。

为了丰富我国金融资源总量以及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分布，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要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给金融资源的发展和丰富提供良好的环境。其次，政府在政策施行上要对中西部地区有所倾斜，实行适合中西部实际情况的金融政策，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手段。再次，要大力丰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票据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等等。鼓励本地企业多元渠道融资，向资本市场发展。总而言之，我们不仅要发展金融资源总量，而且要均衡金融资源在各地区的分布，促进我国经济均衡而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