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市场论文篇1

1.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重要的制度变迁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要求相关的制度变迁与之相适应，发展市场中介组织便是其中之一。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健全的现代市场体系。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不断消除传统体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市场体系，真正实现城乡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良好秩序。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完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完善的市场机制能提供充分的供求信息，健全的市场体系能促进市场主体的有效经济活动，在传统计划经济逐步退出的农村，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中介组织，并且通过这些市场中介组织功能的发挥，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从而使市场经济体制更加趋于完善。

2.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资源配置的要求，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在经济领域，市场中介组织的参与能够促进这种转变并弥补政府职能转变后形成的职能缺失。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与市场明确的职能边界划分，只有明确的职能划分，政府才能切实保障和履行应承担的职能，市场也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此外，由于政府具有天然的权力扩张的本性和资源优势，并且政府在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博弈中常常处于强势地位，从而引发权力异化，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成熟的市场中介组织则能够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规范政府行为，代替政府发挥很多本不必由政府负担的职能。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发挥其调控宏观经济，为市场主体稳定发展提供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市场主体向政府部门寻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减少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公平竞争因素和成本。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部门对于发展市场中介组织也同样存在着需求。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也内在地要求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政府权力弱化后的承接者。

3.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规模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采取企业化的运行模式，是市场经济中自主的市场主体，具有利润最大化目标，其自身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更具有专业化的市场优势，可以向农户定期公布更准确的市场信息，引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的带动下，通过向农户提供及时准确的市场供求与价格信息，能够引导农户调整生产结构，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逐步推动具有优势的规模经济的发展，引导农业向专业化、一体化、区域化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4.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是弱化农民市场风险的需要

农业生产特别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自然的弱质性（或自然风险）和市场弱质性（或市场风险）双重不利因素。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与气候、季节等因素存在直接相关性，人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自然风险，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风险。而市场风险则不同。从根本上说，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在市场上得以弱化，例如，由于市场供求机制的作用，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可以得到部分地弥补；由于政府再分配职能的体现，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但是，如果农业生产中的市场风险不能消除，则农业生产就会面临双重风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战略出发，通过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使农产品供求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消除或弱化农产品市场风险。

5.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是减少交易费用的需要

根据科斯的产权经济理论，当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较高时，建立一种经济组织是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市场中介组织正是交易费用的产物。“市场中介组织的形成能够减少交易费用”，[2]使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就农户经营而言，中介组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和途径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可以实现农产品交易的规模经济。在中介组织的作用下，农户由分散购销变为集中购销，单个农户的有限剩余形成规模剩余，提高了交易的集中性，有助于农户争取有利的交易条件，同时，大批量交易可使流通费用降低，享受规模经济的优势，避免农户在市场中所处的劣势地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规避市场风险。第二，通过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可以简化交易关系。交易成本的大小与交易主体和交易次数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说明，市场中介组织开展的交易是有效率的，而且交易者越多，中介组织带来的交易费用节约也越明显。第三，通过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可以节约信息费用，提高信息质量。中介组织信息来源广，范围宽，寻找市场信息更专业、更可靠、更全面，它能够用市场的超前性预测去消解农业生产的滞后性，并可根据价格信号来协调买卖双方的交易活动，从而合理组织农产品购销流向，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交易损失。同时，还可减少单个农户直接交易时的信息搜寻次数，节约信息搜寻费用。第四，通过市场中介组织还可以抑制各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农民利益。市场中介组织拥有信息优势，可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具有较高的商品知识和质检手段，可以强化质量检验；市场中介组织交易纠纷处理能力强，有能力解决合同履行中的纠纷，提高交易中的机会主义成本。二、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

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并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农产品市场交易方式已由集市贸易扩大到专业批发、跨区域贸易、“订单”和期货交易，逐步形成了以城乡农贸市场为基础、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直销配送和超市经营为补充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但从总体上说，我国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传统观念制约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

我国农村“重农轻商”的思想文化观念源远流长，商品经济意识较差。此外，农民大多长期处在封闭的环境之中，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概念和意识还没有形成主流社会认识，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自给性意识一直较强，农业生产一直停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相对滞后，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2.农产品市场信息不畅通制约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对于市场信息的需求更迫切，依赖性更强。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需要以下几类市场信息：市场环境信息、市场需求信息、产品供给信息、市场价格信息、营销渠道信息、促销手段信息等。但是，目前农产品流通过程的信息化建设还不完善，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对市场信息的需求。从总体上看，一是对于全国大市场来说，信息量远远不够，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还不能得到信息的指导；二是信息渠道不畅通，有的到不了乡村基层，使众多的龙头企业、种植户和运销大户对农业信息不甚了解；三是信息质量不高，信息包含的要素不全、不准确；四是信息滞后，即时信息十分短缺，不利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发展。

3.农产品市场组织结构不合理制约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

农业经济生产中市场组织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农产品的流通与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地批发市场少，具有商品集散功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物流中心更少，使得农产品在流通中损失较大。产地批发市场建设滞后，不仅城市市场规模大于农村，而且综合性市场多于专业性市场，缺少大型的辐射力强的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是原有的农产品经营企业由于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服务单调，缺乏竞争能力，很难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要求，而其他一些从事农产品流通的个体经营者缺乏组织，规模较小，力量分散，更加无法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市场中介组织数量不足，同时，大多属于初级状态，功能也比较单一，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己出售产品，交易成本过高，这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经营。

4.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市场分割制约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

由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地区、部门条块分割十分突出，以致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影响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条块分割造成地方市场运行边界硬化，增加了农产品的运销成本，影响了农产品的流通。各批发市场之间也缺乏必要的信息网络联系，市场信息出现分割和离散状态，无法形成高效和统一的价格形成机制，现有批发市场所生成的价格信号对配置市场资源的功能十分微弱。这种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形成的市场分割主要表现在缺乏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和规划布局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信用体系、市场法律法规等建设还不完善。

5.制度创新滞后制约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

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无论从制度或市场因素看，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农产品流通企业改制的重要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如何实现转制方面问题颇多，购销体制运行不畅。因此，当前农业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在农业的生产上，而是在农产品销售环节上，表现为农产品顺价销售困难，不能体现市场供求形成价格的机制。这些困难，表面上看是由于农产品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但其根源是多年形成的农产品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从根本上来说是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是“政府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滞后引起的”[3]。由于农业经营特别是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制度创新滞后，致使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受制于农业经营制度和市场中介组织制度创新的影响而制约了农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有机结合。

三、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的措施

从我国目前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看，我国处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农产品市场交易收益问题，即如何促进农产品更为广泛地参与市场活动并不断拓展农产品参与市场的渠道，提高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收益，逐步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有利于使农产品的生产与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真正体现出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因此，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应重点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作为直接为市场各类经济主体服务的组织，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市场，中介组织的市场化有利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更好地发挥其中介作用，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自身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因此，中介组织发展要遵循市场规律，鼓励多种形式的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努力建设多元化的市场中介组织。

2.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要走专业化的道路

应根据农产品产地的资源与产品优势，建立产地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形成广大的带动作用。此外，鉴于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性，应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以适应农产品市场专业化服务的特征。为此，需要建立适应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要求的教育培训机制。政府应加大对职业技术特别是专业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化专门人才，促进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

3.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要走信息化的道路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中介组织作为以信息为依托的高智力部门，快速、灵活、有效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加工是决定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中介组织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环境，提供更多具体的、实用性强的信息，提高网络的利用率。可以利用用户多、覆盖面广、传输速度快及其直接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在中介组织之间形成技术资源共享，在组织与服务对象之间建立信息平台，从而为用户提供宽领域、高层次、快速而有效的信息服务。

4.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要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

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是农产品向非农业转化的途径，也是农产品由自给性产品转向商品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开放性和市场化程度低，从而传统的观念也没有相应的转变，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从政策的层面上来说，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应转变观念，克服存在的重生产轻流通、重数量轻质量、重产值轻效益等的狭隘观念，切实树立起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坚持产销并重，突出市场的调节作用，坚持按价值规律办事，追求增产与增收统一，做好宏观调控中市场预测和信息服务，建立逐步开拓市场的有效机制。

中介市场论文篇2

保险中介是保险市场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组成部分，市场化是保险中介最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保险中介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保险中介由不同类型的主体构成，专业性强。不同种类的保险中介之间，以及保险中介与投保人、保险人之间存在着服务与被服务、和被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确立是通过各种契约的签订来完成的，通过签订契约把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引入到保险中介市场，在保险市场中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保险人以及投保人等各种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确立相互关系，明确市场定位，发挥特有的市场作用。保险中介市场体系的健全，完善了保险市场结构，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运作效率，降低了保险交易成本，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保险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保险中介创新了保险业的用人方式

保险中介把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引入到保险市场，突破了保险企业过去以“大锅饭、铁饭碗”为特征的传统用工制度，率先采取了灵活的用工方式。1992年保险营销制度引进以来，保险营销员按照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对企业的贡献获得报酬，调动了营销员的工作积极性。这种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激发了每个人的潜能，使保险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促成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灵活的用人制度，吸纳了大量社会人才参与到保险业发展中来。目前，保险中介从业人员队伍人数已超过150万，这支队伍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一大批中国保险业高级管理人员从保险营销队伍中成长起来。与此同时，保险中介作为一个新兴职业，解决了上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对于扩大社会就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保险中介推动了保险监管制度创新

一是率先在保险市场中实现了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专业保险中介机构是我国金融保险市场中最早实现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市场主体。2003年，中国保监会在行政许可制度改革中取消了筹建期，建立了法制化的市场准入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实行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市场准入制度，使一大批符合条件的专业保险中介机构进入市场运作，使保险中介市场呈现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专业中介机构由1999年的5家发展到目前的近2000家，市场主体的增多，使中介市场的竞争机制日益完善，服务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同时，也自然淘汰了一批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中介机构。

二是率先实现了对所有投资主体的一视同仁。2001年，中国保监会制定了《保险机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和《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取消对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比例限制，对所有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投资主体一视同仁，允许个人、私营企业设立保险中介公司，调动了社会各界投资保险中介的积极性。在以上三个中介管理规定中，还进行了中介机构企业制度创新，在保险业内率先引入了合伙制这种企业形式。

三是打破了经营区域的限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促进了我国保险监管制度的创新，改变了我国保险机构长期以来只能通过层层设机构、上网点和人员才能开展业务的情况。按照以上三个中介管理规定，保险经纪和公估机构从市场准入开始起就可在全国开展业务，保险机构从市场准入起就可在全省开展业务，拓宽了保险服务区域，为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开拓了空间。

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

经过几年的发展，保险中介的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不断加深，为保险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进了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

促进了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变

保险中介的出现，为保险公司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经营模式创造了市场条件，使保险公司有条件专注于保险产品的设计、风险的管控和资金运用等核心业务环节。目前，保险中介市场已发展成为保险业服务社会的主渠道，促进了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变，提升了中国保险业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了保险市场创新

保险中介市场化的发展，改变了保险业以往被动为客户服务的方式，开始主动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一大批保险中介机构从需求出发，在产品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发出了适合市场需要的保险新产品。如长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为神龙汽车集团研发的“汽车自燃险”，并就该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太保集团签署了相关协议；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发出了“飞行员保险”。在保险销售渠道创新方面，一些保险、经纪机构尝试通过“社区保险门店”、“保险超市”、互联网等新型销售平台将保险产品送入不敷出千家万户。在保险服务创新方面，一些保险经纪公司积极开发教育、体育、农业、能源等各行各业的风险管理服务，主动协助各级政府参与一些高危行业和群体活动的社会管理；一些保险机构努力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在农村网点建设和业务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模式创新，在为“三农”保险发展服务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拓宽了保险业的服务领域

保险中介市场化的发展，使各类保险中介主体迅速增加。目前，我国有兼业保险机构13万家，这些机构分布在各行各业，增加了为社会提供保险服务的便利性，扩大了保险的覆盖面，拓宽了保险服务领域。目前，我国有上千万人曾从事过保险营销工作，社会上的多个行业都有保险服务兼业网点，银行保险和邮政保险网点已成为推动保险业发展的新渠道。

保险中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保险中介的发展，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运作效率，促进了保险产品的销售，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的需求。目前，保险中介在服务保险业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保险中介服务“农村、农民、农业”

近几年，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农村地区是保险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广大农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因灾致贫”现象时有发生，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能够满足自身风险保障要求的保险新产品。近年来，一大批保险中介机构积极开拓农村业务，到农村设立服务网点，为农民提供风险保障，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保险中介服务和谐社区建设

目前，一批保险机构在保险服务创新方面下功夫，采取社区保险服务门店的形式在社区开展保险服务。上海东方保险有限公司在社区推出以保障型为主的产品或产品组合，并为投保人提供各种保险变更、转移、退保、理赔等事宜，有效解决了客户在购买保险后碰到的诸多问题。保险中介进入社区，可以拉近与客户之间的距离，满足老百姓生活中的保险需求。

保险中介服务教育产业

近年来，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致力于构建我国教育风险管理体系。目前，联合经纪的业务已经涉及到财产、人身、医疗、责任、信用等领域，保险与风险管理开始广泛深入到教育行业的方方面面。该公司推出的“大学生就学贷款保证保险”，不仅为国家助学贷款提供了保险保障，而且还解决了现行制度尚未顾及到的地区与学生群体没钱上学的问题，是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重要补充，不仅化解了社会矛盾，也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探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02年以来，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作为保险经纪人与山东省总工会一起合作，开发出了山东省职工补充保险，该险种包括了重大疾病、意外伤残及死亡和意外伤害等，具有价格低、保障好、服务优等特点，深受山东省职工欢迎。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已建立了较为成功的运作模式；职工补充保险切实维护了职工的利益，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营造了企业满意、职工欢迎的良好局面，使原来的糊涂保险变为明白保险、富人的保险变为百姓的保险、麻烦保险变为方便保险。目前山东省的参保职工已达30万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保险中介服务医疗领域，化解医患纠纷

山东大成保险有限公司积极发挥保险中介在产品组合及创新服务方面的优势，将医患风险中的保险市场定位为公司发展的主要目标，在进行保险组合销售的同时提供保险增值服务，扩大保险期内服务范围，打造保险中介的核心竞争力。该公司借鉴国外先进的保险经验，针对目前医疗机构和患者的需求，在现有医疗责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基础上，联合产、寿险公司对现有的保险产品进行组合，并进行保险责任的扩充及确立内容的服务，及时地引入患者管理系统，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医患双方的需求，切实地化解医患矛盾。大成保险有限公司作为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者，积极介入并肩负起赔偿、调解任务，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中介市场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67-03

一、引言

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能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的最终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如直接交易,搜寻、交易及监督等成本过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金融交易技术的改进,交易成本显著降低。根据传统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应逐步降低。现实的情况却是金融中介不仅没有萎缩,其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增强,个人和企业参与金融市场也越来越依赖金融中介。针对金融中介的新发展,理论界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中介理论,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差异,不同理论的观点差异较大。

为了理清当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回顾近年来对于金融中介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进行简要评述。本文主要简述金融中介功能观、基于新功能的金融中介理论及转轨经济中金融中介理论等的主要内容。

二、金融中介的功能观:一种理论的综合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是视现存金融中介结构为既定,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提高现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他们更有效地提供各自独特的服务,这种观点被称为机构观;另一种方法则视金融中介的经济功能为给定,探索实现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观点被称为功能观(Merton,1995)。虽然此前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是系统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上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层次的却是Merton等人的分析(胡庆康等,2003)。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相对于金融机构,金融功能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机构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机构结构优化,进而使金融体系运行更有效率。功能观首要问题是金融体系需要形势那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能最有效执行这些功能的组织机构, 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合理, 则取决于时机和当时的技术(Merton,1995)。

当然, 我们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 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Merton(1995)认为, 近年来, 金融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部分是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 部分是交易技术的进步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 部分是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这些变化极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 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增加, 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据此,Merton 认为, 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具体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有竞争的, 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则加剧了这种竞争。但是, Merton认为, 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不仅要考虑到单个金融产品提供, 更要考虑到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动态变化。基于这种思考, Merton 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业务领域各有则重。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这类金融产品的定价能不被充分理解,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 这些新产品通常是高度定做的, 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 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Merton进一步指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处在一个先后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链条之上, 它们是履行不同金融产品“创造”与“打造”功能的制度安排, 而不是单纯竞争性、替代性以及此消彼长的关系。

Merton 把这种中介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金融体系将朝着一个充分有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随着金融创新螺旋的加速, 这些金融产品的新交易市场会迅速扩展,市场的完美性也逐步提高。为了从这些产品的头寸上套利, 生产者和金融中介都参与新市场上的交易,使交易量迅速增加及边际交易成本下降, 使中介能够完成更多新产品的定做, 依此螺旋演进, 朝着理论上边际成本为零的极限情形靠近,最终达到动态的完全市场。因此, Merton 断定, 家庭持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组合和金融产品, 其提供者并不是单纯的中介或市场, 而是市场―中介―市场―中介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如果市场和中介相互无法建立有效联系, 则不能为家庭提供任何多样化和具有充分可分性的有效金融资产组合。因此, 在市场与中介之间存在一个特有的竞争范式, 一种金融产品往往在中介和市场间作周期性的摆动和循环, 直至达到某种稳定状态。 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的基础产品和加大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 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 帮助中介创造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

由此可见, Merton 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分析综合了此前关于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分析, 对金融中介理论发展是真正建设性的,甚至革命性的。Eichberger & Harper (1997) 也认为金融制度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 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张杰,2001)。

三、金融中介新功能:金融中介职能的扩展

(一)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金融中介

虽然风险是金融中介产生的原因,风险管理一直是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但是随着金融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中介风险管理的职能大大强化,成为银行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职能。针对金融中介业务的新变化,Allen&Santomero(1998,2001)认为,已有文献视野过于狭窄,过分强调了金融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作用,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等新功能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主要是风险跨期平滑。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使这种风险管理方法效力大减。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采用衍生产品和动态交易策略等新的技术管理风险,同时需要对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以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由于市场形势变幻起伏,金融中介的客户特别是公司客户对风险管理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需要金融中介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银行等中介逐渐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人的角色。

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对于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演变,参与成本是非常关键的。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市场参与者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 最近年来, 随着人们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 他们自己花时间管理风险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 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复杂, 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尽管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已经大为下降, 但是投资者学习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的时间成本却大幅增加。为了降低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持有有限的资产,并更多地通过金融中介进行风险管理。基于此,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基于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不仅能为金融中介从事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提供,而且还能为一般公司参与风险管理的范围比金融中介少等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二)价值增加、客户导向与金融中介

Scholetens&Wensveen(2000) 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1998)关于金融中介理论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 信息价格不断下降, 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etens&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虽然有助于理解金融中介的新角色,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 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新变化的关键仍然是风险,风险仍是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过,金融中介理论还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 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 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仅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人,以减轻市场不完美性,还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 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价值增值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他们指出客户导向应是金融中介的基本战略,金融中介开展业务过程就是向客户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得利润的过程,减少客户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则是金融中介提供金融服务的伴随效应。最后,他们进一步指出是分析金融中介的最佳风险政策和利润来源有助于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应视共同基金业的发展为一种提供金融转换服务新型的金融中介的演进,而不应视为非中介化。

四、经济转轨与金融中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张杰(2001)认为,西方主流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已日趋成熟,但是不能对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的性质与演进做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在研究中,张杰(2001)引入“面子成本”的概念,他认为,面子成本是指当事人实施某种金融行为时的精神付出或损失,当事人会根据面子成本的大小来选择金融工具和金融行为。当事人的面子成本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借方当事人为节约面子成本,会淡漠人情借贷,转向需要支付利息的金融中介借贷。而金融中介的出现是有条件的,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率先产生金融需求的当事人的效用要遭受损失。不过,不同当事人的效用损失是不对称的,借方当事人要在面子成本与等待成本之间作为选择,损失相对较大,贷方当事人则仅牵扯到手持财富的机会成本,损失相对较少。在经济发展与转轨初期,人们比较重视面子成本,不太在意机会成本和等待成本。身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国家是不能等待,作为借方当事人,它时刻在权衡面子成本与其总效用函数的关系。国家的面子成本更多地体现为声誉成本,与改革前相比,国家对声誉成本更为敏感。具体地说,征税相当于国家与广大纳税人之间“面对面”的头寸交易,这种交易的面子成本对改革中的国家来说有些过大。因此,国家须小心对待声誉成本,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外生性的国有金融中介。

张杰(2001)认为,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虽然对转轨经济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但是国有金融中介的引入,就必然带有借方垄断性即只考虑国有借方的需要,形成一种扭曲的交易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私人贷方与私人借方间的联系会因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而中断并在将来也无法修复,国家实际上强制替代了私人借方。在这种强制的借方替代的条件下,国有金融中介只能依赖国家信用,把分散的私人贷方风险加总后进行打包,无法拆分。一方面,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逐渐积聚,另一方面,私人借方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源配置低效。这种借方替代虽然会导致微观低效,但是在经济转轨初期宏观有效的。因为国有金融中介能利用其所具有的储蓄动员功能和特殊的项目选择功能,按照国家意志配置资源,促进国有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无法进行风险拆分,从而使转轨中的经济承受着日益积累的风险压力,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风险积累的压力将日益增加。国家为了控制整体风险和解决这一困境,措施之一便建立外生性金融市场。由于在这种市场上,参与交易的双方依然是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私人借方仍被排斥在交易过程之外。金融市场的出现实质上是国家试图用一种非市场合约替代另一种非市场合约。因此,国家通过金融市场来拆分原来在国有金融中介那里打包的风险的企图,不仅不能如愿,而且原来的风险会以新的形式扩散和积累。张杰(2001)认为,国家只有通过让国有金融中介与私人借方建立金融联系才能实现风险拆分。但是实现分先拆分最为根本途径是与私人企业借方建立金融联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相对规范的私人产权制度,否则,金融部门便无从确认可信任的潜在借款人。因此,国家对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拆分与私人产权制度重建的努力,是理解转轨经济中金融制度演进的关键。基于此,张杰(2001)指出确立私人产权保护制度最终会成为国家的一种自觉行动。

五、简要评述

当代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金融中介理论弱点,开拓了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边界和视野。但是由于视角不同,不同理论的看法差异巨大,而且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Merton(1995)等提出金融中介功能观,明确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动态关系, 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他们对转轨经济研究不够,提出一些不符合转轨经济实际的政策建议。Allen&Santomero(1998),Scholetens&Wensveen(2000)等用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值等微观职能来解释金融中介生存与发展,使金融中介理论获得新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张杰(2001)以中国为背景首次深入地研究了转轨经济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从理论上解释了转轨经济中的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生存与发展,对转轨经济金融中介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如面子成本理论的论证不够深入。因此,金融中介理论仍需要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1]Robert C. Merton,Summer, 1995,“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24, No. 2,

Silver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pp. 23-41.

[2]Franklin Allen, Anthony M. Santomero,1998,“The theory of nancial intermediation ”,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1 , 1461

±1485.

[3]Franklin Allen, Anthony M. Santomero,2001,“What do nancial intermediaries do?”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5, 271±294.

[4]Bert Scholtens , Dick van Wensveen,2000,“ A critique on the theory 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4 ,1243±1251.

[5]Bert Scholtens and Dick van Wensveen,“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AN ESSAY ON WHAT IT DOES (NOT)

EXPLAIN ”, SUERF-The European Money and Finance Forum Vienna2003.

[6]张杰.金融中介理论发展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1,(6):75-84.

[7]张杰.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管理世界,2001,(5):90-100.

[8]胡庆康,刘宗华,魏海港.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变和新进展[J].世界经济文汇,2003,(3):67-80.

The Critique 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IANG Jun-xian

中介市场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713.5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87―07

中国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长期与市场分隔的农民逐渐与市场联系起来，而农户经营的个体化、私营化和分散化与大市场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也随之凸现。为了改变市场力量的对比，顺利实现农户与市场的对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将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的具有服务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十几年来，一大批学者在这一领域从各个角度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将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给予评价，提出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的角度及其目的

(一)关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及类型研究

对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定义，学术界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统一结论。国外并无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直接提法，所以对其内涵的界定缺乏可资借鉴的国际成熟理论，只能是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为研究的基础。

1993年3月，北京举办了市场中介组织高层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市场中介组织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内涵和外延，一种看法认为，市场中介组织就是为市场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组织。在这一定义之下，市场中介组织的外延十分宽泛。与此相对的一种狭义理解认为，市场中介组织的真正含义只是媒介政府和企业之间联系的各类中介组织。还有学者强调要把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区别开来。

此次研讨会在对市场中介组织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存在空间，因此后来的研究者都试图揭示其存在空间及性质。比如阎克庆、杨咏中和王勋铭强调了市场中介组织的非官办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王冰、陈纲则指出市场中介组织不以单纯的赢利为组织目标，不生产具体的物质产品，同时与各种市场经济主体发生广泛联系。

关于市场中介组织内涵的不一致意见直接导致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内涵的模糊，再加上农村市场及其存在问题的特殊性，使得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及其类型的研究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献中有了明确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提法。早期的一些学者并没有从内涵研究出发，而是直接从类型上对那些事实上起中介作用的组织进行了归纳，将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一体化组织、专业生产合作社、协会、流通实体、农民个体运销和加工大户以及提供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的组织等统称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从文献上看，最早给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定义的是雷海章，他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是联结农业与其产前、产后部门、联结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联结政府与农民、充当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服务，并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组织。廖卫东、袁克忠也强调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法人地位，指出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池泽新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是农村中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取得最好经济效益为目的，以劳动联合、资产联合、技术服务、权益保护为合作方式，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安建明、霍学喜、刘瑜则把在农村市场上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市场组织统称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

这一角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随着市场实践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的组织进行界定并分类，通过明确概念、划定范围将实践内容引入理论视野。

(二)关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研究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及国际经验来看，市场体系的完善离不开市场中介组织，所以从根本上说，市场系统的运转是产生市场中介组织的源动力。从文献上看，学者们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动力的认识比较一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土地及生产制度变革之后，农户对利润的渴求及对市场的不适应产生了组织创新的强大动力。毕玉奎认为家庭经营使生产能力成倍增长，而当农户需要市场来实现这些成倍增长的农产品价值时，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就凸现出来。廖卫东、袁克忠也分析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在市场面前表现出的不足。何坪华、杨名远看到，分散的农户搜寻和利用信息困难，购销批量小，因而谈判地位低，签订购销合同难，解决交易纠纷更难。周立群、曹利群指出农户与市场间的连接机制相当薄弱，由于农户社会化组织程度低，其生产经营缺乏协调的规划指导，从而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很难顺利进入市场。学者们一致认为降低交易成本，降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改善农户进人市场的交易条件是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根本动力。

第二，对技术进步的要求是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又一动力。雷海章指出技术梗阻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所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程耀明认为技术进步会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诱发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变迁。傅夏仙详细分析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在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是以农业中介组织为主导的，农业产出的技术贡献率已经达到80％以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具有民间性，其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常常是“示范式”的，可以降低农民试用新技术的风险，容易得到农民的认可。

第三，融入国内大市场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也是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看待农村组织创新的动力还应该跳出农村范围，看到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国内与国际的交流，因为这些交流过程改变了农户的生产、交易环境，从而改变了其对组织创新的认识。比如徐中年、郑春风指出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符合国际惯例，可以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创造较好的内部条件。李慧认为，农村改革之后出现了生产与加工脱节、城乡脱节等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才能得以解决。程耀明提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留守农村的劳动群体更加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因而他们对中介组织必然产生一种内在的需求冲动。傅夏仙认为，在WTO的背景下，农业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快，我国传统的相对封闭的生产经营状态必须迅速打破，而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完善和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

这一角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理论上解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生成与存在及发展状态。

(三)关于政府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市场中介组织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但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的大背景下，政府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成为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的主导力量。郝燕和张展指出，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中介组织可以直接承载原政府的一些行政职能，帮助其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效率。由此，张展认为，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需要，使得政府成为早期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的主导力量。根据敖毅、许鸣的研究，从1978年到1991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倡导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在数量上得到了迅速扩张。

第二，各类政府职能部门给予了专项支持。2005年，为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国家财政部和农业部分别拨款8000万元和2000万元，省一级的财政部门总共拨款1.4亿元用于支持成立600个示范性农民组织，此外许多政府为农民专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江苏、山东和吉林省降低或免除了农民组织的收入税、经营税和土地税，有的省免除了农民专业组织的高速过路费。除了一些经济手段之外，针对农村市场组织所进行的培训和技术咨询活动也体现了政府的支持。

第三，颁布法律法规，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民政部2003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江、山东、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先后制定了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文件；农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印发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认定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试点单位或示范组织。2006年10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于2007年7月1日开始执行。

还有一些学者对政府作用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李慧认为外部行政机构的介入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受到影响，限制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发展。薛兴利、杨学成、靳相木认为，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作用巨大，但有利有弊，总的来说，那些由政府直接干预而兴办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命力较低。

这一角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政府参与的原因、程度，并试图通过评价其效果找到政府参与的合适界限，以期从政府与中介组织两个方面提高效率。

(四)关于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对策研究

一些学者基于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类型的研究，在选择发展类型上给出了对策建议。邓大才认为，农村大户经济的兴起，解决了农村主导产业缺位和既存产业缺乏连接中介的问题，是农村产业组织创新的首选。张晓山指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的发展重点应是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培育新的中介组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改造原有的组织资源，实现两种组织资源的对接。周晓兰、朱述斌、池泽新则认为应该优先发展以合作社为主体的中介组织，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农协。

还有一些学者主要针对当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意见。雷海章提出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必须从改变观念、政策扶持、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着手。针对现有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纪良纲、董进才提出要分类别、全方位地发展各种类型的市场中介组织，并引导其联合与合作，以改变现存的小、散、弱现状。程耀明提出政府主导方式可以仿效美国政府协助建立农业信用合作社的方法，只给予人才资金的支持，不干预经营管理，或者先协管后退出，让农民中介组织成为一个和政府毫无产权关系的独立经营主体。针对中介组织人才缺乏的现状，张展提出，应该通过在职培训、参观考察、聘请外援、严格纳新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建立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留住人才。

这一角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指明方向、解决问题。

二、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的理论依据、方法及主要结论

目前，对现有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进行剖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应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另一种是通过问卷或访谈进行实证分析。

(一)应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

何坪华、杨名远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替代农户进入市场的约束条件：假定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为TC0，而由中介组织替代农户交易后，交易成本变为TC1，则交易方式变化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额应为：TC=TC0―TC1，若中介组织的管理费用为OC1，那么组织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增加为R=TC0-TC1-OC1，只要是R>0，就表明中介组织替代农户入市在经济上是合理的，R越大，替代效果就越好。在R>0且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能否发展还要看交易成本节约的经济利益在中介组织与农户之间如何分配。用R0表示农户获得的分配额，R1表示中介组织获得的分配额，则R0>0、R1>0是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在R一定的条件下，农户与中介组织在利益分配上是互竞关系，所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成为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邱晓平、池泽新、翁贞林’利用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SCP理论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小规模、分散化”的农户具有经营规模超小化和凝固化的特征，其信息不灵无法适应外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同时由于农户之间过度竞争，农产品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而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农村市场上有效主体，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使农产品价格接近市场均衡价格，保护了农民利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主要是获取规模经济，增强市场势力，指导农民作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决策，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农业适用技术，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绩效看，明显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进步程度。

张展利用委托一理论分析了当前一般市场中介组织提供低质量服务的市场均衡。市场中介组织与其需求者之间是委托一关系，其需求者是委托人，市场中介组织是人。根据委托一理论，当人的行为不可观察和人风险规避同时存在时，道德风险产生，此时存在激励问题，有效的激励规则是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时所受到的激励与约束。当前，在部分市场中介组织需求者的低质需求诱惑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法律监督这些约束机制并未对市场中介组织的违规动机起到强抑制作用，市场中介组织将动机转化为行动，市场处于低质均衡之中。

(二)通过问卷或访谈进行实证研究

薛兴利、杨学成、靳相木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山东省265个乡镇涉及17个地市、73个县市区的合作社、股份合作组织、农民协会等组织的发展状况及参加农户的收益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这些组织总体发展较快，但覆盖面仍较低，类型多种多样，但在发展数量、参加农户、吸纳股金方面都

存在较大差异。从运行机制上看，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组织的组织管理机制较为健全，但运转或执行还不够好，农民协会的规范程度不太高，普遍存在着不够民主的问题。从运作绩效上看，调查对象的平均股本收益率为16.3％，有2.8％的组织亏损。针对参加组织和未参加组织的各1325个农户进行1999年收益比较得到数据：参加农户比未参加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22.6％。

孙亚范利用人户调查的方式在江苏省对412户农户的合作需求与意愿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缺少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农产品经济效益太低是制约多数农户生产经营的突出问题。被调查农户有83.9％认为需要和非常需要有专门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现有的服务组织除了在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力量较强外，对于农户急需的市场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及产后的农产品销售、加工、储藏服务和资金融通服务等方面的功能都相当薄弱。412户被调查者中有71.4％的农户具有明确的合作需求，但是真正有合作行为的农户只有7.3％，说明组织发展严重滞后，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能满足制度创新的需求。

三、简单评价及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综观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重视已经在研究领域达成共识，但是，在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研究深度上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也正是后续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在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没有达成共识，后续研究必须找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本质内核，明确界定其内涵与外延。

从现有文献对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定义看，很显然，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大多是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或研究目的出发，有的以其作用为定义，有的以其类型为定义，有的则在定义中强调其性质，这样就使得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内涵研究既互不矛盾也互不包涵，看起来十分散乱。而且现有研究大都是在对实践中的组织现象进行描述和总结，就事论事，没能从实践中上提升出来，从包含其产生、存在和发展趋势的整体角度就其本质给出定义。笔者认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必将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其存在的特点具有阶段性特征，但是其本质内核是一定的，研究者们必须将这个特定的本质内核明确地界定出来，使各个角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统一在“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这一概念之下。

(二)现有研究缺乏对中国农村市场特殊性的分析，从而没能找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状态的根源。后续研究必须关注中国农村市场的特点，及其表现出来的对市场中介组织的需求指向，合理解释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必然是属于市场中介组织研究范畴的，但是从现有的文献中却可以明显看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有着非常不同的研究内容。张展将市场中介组织概括为中介场所类、经济鉴证类和协会类三大类，很显然，目前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一般不涉及前面提到的第一、二类。因此，如果仅将两个概念在研究内容上的差别归因于“农村”这个与城市相对的地域概念，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众多学者进行自己视野下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研究中，也难找到其他答案。笔者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市场有其特殊性。研究者们应该注意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包括农村市场的构成、发育程度以及变化趋势，找出农村市场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对中介组织的需求，这个需求又会怎样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需求分析清楚了，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存在状态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中介市场论文篇5

市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如中介和枪手们承诺论文质量有保障，还保证论文具有原创性，不会被反剽窃软件测出，这些都助推了2009年市场的活跃。

再看看市场。这里，不仅非法期刊买家提交的论文；只要付费，大批正规学术期刊也发表买家从非法网站、中介、枪手处买来的论文。由于市场营销模式更便利，他们赢得更多回头客。

中介市场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2－0030－05

随着国内保险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外资保险业逐步进军中国保险市场，国内保险业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逐步加深的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为了求得生存和持续发展，保险业既在某些活动中谋求合作，又在其他活动中相互竞争，从而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协同竞争（Maria Bengtsson et al，2000）。[1]覃兰静（2003）认为，协同竞争是协同与竞争的对立统一，是协同与竞争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过程，是企业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一种战略意境。[2]乔尔・布利克、戴维・厄恩斯特（1998）说过：“完全损人利己的竞争时代已经结束，驱动一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竞争，驱动供应商之间、经销商之间在业务各方面不断竞争的传统力量，已不可能再确保赢家在这场达尔文式游戏中拥有最低成本、最佳产品或服务以及最高利润。实际上，结果恰恰相反，为了竞争必须协作，以此取代损人利己的行为”。[3]

然而，保险业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即其绝大部分业务需要通过作为保险市场主体之间纽带的保险中介去开展。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我国通过保险中介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73%（吴定富，2006），[4]保险中介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因此，正确处理好保险人与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关系，对我国保险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保险市场主体的保险人和保险中介是完全理性的，即他们会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保险市场主体在行动时是选择协同还是竞争，取决于二者利益的比较。如果协同带来的收益大于竞争收益，主体会选择协同；反之则会选择竞争，尽管竞争可能给对方或双方带来不利。因此，保险主体在行动时不会简单地选择协同策略以迎合竞争策略，而是根据利益最大化去进行调整，很自然，协同竞争就是企业的最优选择(杨玉红、，2006)。[5]

保险人与保险中介协同竞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利益分配机制。只有比较合理的收益分配方式，才能促使双方进行合作，带来合作的额外收益。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此时，保险人与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只能体现在激励机制的选择上。因此，分析双方的协同竞争，可以借助分析最优激励合同的选择来进行。由于保险人无法观察到保险中介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与保单质量完全正相关，因此，不同保险中介的保单质量可能大相径庭。如果保险人给保险中介支付相同的佣金，最终将会出现“劣质保单驱逐优良保单”的现象。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利益分配机制不畅是妨碍保险市场顺利运转的主要障碍。解决利益分配机制不畅的通常手段是运用以博弈为理论基础的委托―理论来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保险中介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选择对保险人最有利的行动，从而使保险人和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达到博弈均衡。Wilson（1969）、Ross（1973）、Mirrless（1974）、Holmstrom（1979）、Grossman & Hart（1983）等人开创了委托―理论和应用模型分析，主要解决了委托―理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并提出了激励措施是在委托―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财产剩余索取权进行的分配，是将剩余分配与经营业绩挂钩。[6-9]Fama（1980）认为在竞争性中介市场上，中介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中介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中介人也会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10]Holmstrom（1982）将该思想模型化，形成中介人声誉模型，并且表明中介人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11]曹均华、邢炜、俞自由（2000）应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对单重因素激励契约进行了定量分析。[12]他们分别讨论了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以及考虑赔付率情况等三种不同条件下的最优线性激励契约。这些单重因素激励契约，大多数采用以下形式：保险人不能观测到中介人的行动；中介人的报酬必须依赖于观测到的业绩；将保险人的部分风险转移到中介人身上。只有这样，保险中介才有工作积极性，从而选择有利于保险人的行动。单重因素最优激励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保险人只根据双方都可以观测到的保费收入来推测中介人的努力程度，并给予相应的报酬。这固然可以产生高效率的显性激励，但保险中介作为具有名誉追求和未来预期的个体，不会只考虑货币补偿与其绩效在某一合同期内是否对称，他还会考虑即期绩效对下期乃至更远期的影响，即任何一个保险中介都不可能不同社会保持相对稳定、长期的关系（刘喜华、吴育华，2003）。[13]在这种情况下，诸如信誉等是保险中介获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根据营销业绩变量对保险中介进行单重因素激励是不合理的。有鉴于此，本文以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Holmstrom & Milgrom，1987）模型[14]为基础，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保险中介多重因素激励问题进行研究，建立多重因素最优激励契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保险人与保险中介的博弈均衡。

一、基本假设

在对保险人与保险中介协同竞争博弈均衡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作如下一些基本假设：

（1）为了使问题简化，下文采用双重因素激励模型进行分析，并且该模型很容易被推广到多重因素激励模型。

（2）保险人和保险中介是完全理性的。所谓完全理性，即在面临给定约束条件下，理性人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他们会选择最合适的行动以实现自己最大的收益。

（3）对于参与各方而言，各自的支付函数是大家的共同知识。

（4）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截止2005年，全国共有保险机构93家，其中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6家、财产险公司35家、人身险公司42家、再保险公司5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家；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1800家，保险兼业机构12万家，保险营销员147万人（吴定富，2006）。[4]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保险中介市场参与者足够多，从而市场是竞争性的。

（5）保险中介与投保人利益趋同。除强制保险外，保险并非投保人的必需品，因此保险市场是买方市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保险中介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投保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中介侵犯投保人的利益，最终结果是把自己逐出保险中介市场。因此我们在分析时可以不考虑投保人，近似认为保险中介市场只有两类参与者，即保险人和保险中介。这样做既可以简化对该问题的分析，同时也可以使失真度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6）假定在第二节的分析中，?茁1、?茁2和a是内生变量，其余变量是外生变量。

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双重因素最优激励契约模型[15]

四、结束语

本文运用委托―理论，通过双重因素激励契约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保险人和保险中介的协同竞争进行了研究，论证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双重因素最优激励契约可使保险人和保险中介均获得最大收益，因此谁都没有偏离这种最优契约而寻找其他新契约的冲动，此时具有协同竞争关系的保险人与保险中介将会达到稳定的博弈均衡状态。出于使问题简化和便于理解的目的，本文采用双重因素激励模型，并且用具体函数进行论证，从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很容易推广到用一般函数论证多因素激励模型，即多因素模型。比如我们还可以在目标函数中引入中介人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对于长期信用良好的中介人给予远期奖励等。如果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则不兑现其远期奖励，增加其违规的机会成本。当违规成本大于违规收益时，他会选择不违规。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当然我们还可以加入其他有利于激励中介人的变量，对目标函数进行扩充，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在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中，如一方面本文对保险中介市场进行博弈分析是建立在一些假设基础之上，特别是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识的假设，而现实世界中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并非完全理性，这样就使我们的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本文的博弈模型仅仅对博弈双方进行了静态而非动态分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需要用演化博弈去研究。另一方面，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抽象掉了投保人；如果把投保人加进来，则需要研究多方博弈基础上的协同竞争博弈均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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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市场论文篇7

绿色食品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方式生产，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由于其“从田园到餐桌”的全程质量保障体系迎合了现代消费者质量生活的需求，过去的十几年，绿色食品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成绩骄人。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成倍数增长，同时，随着市场推广工作的逐步开展，居民强大的绿色食品消费潜力得到一定程度开发，这种良性循环有力推动了该产业的加快发展。然而，该领域企业数量的增多也意味着在新的发展阶段，绿色食品市场将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绿色食品需求的差异化和精细化也给传统的粗放式营销带来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绿色营销是企业战略规划中必须关注的主题。

深化绿色营销首先应审视市场细分，为数不少的企业主要依据人口变量划分绿色食品的目标消费群，在营销中面向中高收入，中高教育背景的消费者。然而，这些“双高”顾客在具体的产品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常使企业手足无措。目前国内在绿色营销领域，关于市场细分的研究相当有限，而对于多样化的细分变量的探讨以及实证性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绿色食品市场细分变量――基于消费者介入的集群方式，以确定相应潜在顾客群及其消费特征，并针对该理论框架进行了实证研究。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命题

自克拉格曼将消费者介入理论引入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后，西方学界关于介入这一概念的文献日渐丰富，研究结果涵盖了从概念界定，度量模型，到实证研究等多个方面。然而，目前国内关于介入理论的探讨为数不多，对其在市场细分中的应用研究更有待发展。

（一）介入概念

被普遍接受的消费者介入的定义为，消费者基于内在需要、价值和兴趣而产生的个人关联，可以是与产品、服务、产品种类、品牌、购买决策或广告的关联。相应的，根据关联对象的不同，可将介入分为广告介入、产品介入和购买决策介入。本文将探讨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介入程度。对于不同产品，消费者可能由于自我意识、成本或风险、社会压力等因素产生感知的个人关联。高度介入会导致积极的信息搜集与应用，对于产品各属性进行深度考量与评价，进而形成态度，购买倾向和实际购买行为。反之，低度介入往往和习惯性，冲动性和模式化的购买行为联系，消费者很少进行复杂的信息处理。

（二）介入的度量模型

较有影响的消费者介入度量模型主要有Zaichkowsky的PⅡ模型（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和Laurent和Kapferer的CIP（con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模型。前者应用语义差异量表，根据得分情况，将110分以上的结果列为高度介入，70分以下的结果列为低度介入。然而，简单地将介入程度分为高低两种，把介入理解成一个单构面的概念，很难完全概括这一复杂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并且难以进一步揭示由于不同因素引起的消费者介入程度的差异性。因此，本文采用CIP度量模型，从多个构面衡量消费者的介入程度：感知的产品重要性、感知的享乐价值、象征性、感知的风险（包括风险的严重性以及风险的机率），采用Likert7级量表设计。

（三）食品的介入

有学者指出，消费者对于低价格，购买频率高的产品，比如食品，属于低度介入。顾客选购食品通常是基于之前购买经验的一种模式化行为，而且消费态度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然而，从多构面的介入概念来看，这种划分显得过于简单。首先，消费者可能由于选购风险（实际的或是感知的风险），对食品产生高度介入。现代社会食品供应链的复杂性意味着其中任一环节都可能影响食品质量。一方面，消费者难以对整个环节进行控制，另一方面，食品质量很多隐性的，非直观的风险，如激素、抗生素、农药、沙门氏菌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食品产生的个人关联。此外，消费者开始更多地关注食品营养，绿色食品风潮意味着食品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绿色食品正成为一种时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消费者的自我意识，并且具有社会参照效应。这些因素表明研究消费者对于食品介入程度的差异性，并有针对性地采取营销策略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四）理论框架

基于上述讨论，形成了如下理论框架：消费者对于食品的介入存在多个构面，这些介入构面可进一步作为细分变量将消费者划分为不同的组群；在信息搜集程度，对有无绿色标志食品的态度差异，以及绿色和普通食品的消费上，同组群呈现相似性，而不同组群之间存在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程序

在探测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通过街头拦截方法于2008年4月对南京市的210名鸡蛋消费者进行了调查。鸡蛋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产品，近几年来绿色鸡蛋在供需方面均呈持续升温趋势，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竞争企业，如何深化绿色营销、精细化市场细分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所有被访者至少1周吃鸡蛋1次，并且是家中鸡蛋购买决策者。回收问卷168份，其中145份有效问卷进入了最后的统计分析，有效回收率为69%。

（二）测度方法

本文分别运用多个测度指标来测量消费者介入，信息搜集程度，对于普通鸡蛋和绿色鸡蛋的态度。测量中均采用经过前人证明具有效度的量表，并结合文献和鸡蛋市场的实际情况，在探测性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对于消费者介入，本文选用Laurent和Kapferer的5构面模型，每个构面用3个语句来测量（总计15个语句），要求被访者按照Likert7分值法对每个语句从“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打分。如在测量产品重要性中，要求被访者对“我吃不吃鸡蛋无所谓”，“在日常饮食中，鸡蛋是必需的”，和“在我的饮食结构中，鸡蛋很重要”做出评价。相应地，对普通鸡蛋和绿色鸡蛋的态度，采用Likert七分值法由3个语句来测量，分别是“印象非常差-印象非常好”，“一点也不吸引人-非常吸引人”，“非常不喜欢-非常喜欢”。

购买鸡蛋时搜集信息的程度用Likert5分量表，从“非常少-非常多”，由4项指标来测量，分别是花费的时间、比较的产品、搜集的信息和征求他人意见。对于鸡蛋消费行为，要求被访者参照日常消费情况，将10天分配给普通鸡蛋消费和绿色鸡蛋消费。

（三）数据分析步骤

应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该研究中包含的变量，介入构面、信息搜集程度、对于普通鸡蛋和绿色鸡蛋的态度，其综合信度系数值都明显大于有关研究所建议的最小临界值0.6，表明多个测度指标可以进行组合。接着，我们应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鸡蛋的介入构面，并应用介入构面进行聚类分析。最后，应用On-way ANOVA F检验结合Tukey post hoc检验基于消费者介入的不同细分群体之间态度和消费行为之间的差异。

三、数据分析

（一）基于介入的市场细分

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发现鸡蛋产品中实际的四个介入因素，分别是享乐性、象征性、风险严重性和风险可能性，共能解释69.5%的变异量。这些介入构面被进一步用作市场细分的变量，K-means聚类法区分出四个细分市场，如表1所示。其中，细分市场1可被定义为“乐观的象征主义者”，他们看中鸡蛋的象征性，但认为选择错误的严重性和机率都不大。细分市场2和3是鸡蛋市场中的主导消费群体，总计比率达到65%。细分市场2中的消费者非常看重鸡蛋的享乐和象征性，认为错误选择会带来严重后果，但认为自己选择错误的机率比较小，这一部分群体称之为“自信的意义追求者”。有所差异的是，细分市场3对鸡蛋的象征意义不太重视，而认为错误选择的严重性和机率都非常大，我们将其定义为“谨慎型消费者”。尽管属于细分市场4的消费者比较注重鸡蛋的享乐性，但对其象征性，选择错误的严重性和机率都认知不高，他们是“无所谓型消费者”。

表1基于介入构面的鸡蛋市场细分，a，b，c，d指数值差异显著水平p

（二）细分群体的描述性特征及差异化表现

在各个细分群体中，男性消费者更多集中于“乐观的象征主义者”（Chi-Square=8.048，p＜0.05），与之相对应的是，男性较女性消费者对于风险严重性的评估也更低（p＜0.05）。尽管结果没有显示各细分市场中消费者年龄与学历的显著差异，但可以看到更多的18-30岁，本科以上学历消费者集中于“自信的意义追求者”中，并且更多的41-50岁，高中学历消费者集中于“谨慎型消费者”中。

研究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说明各细分市场对于绿色鸡蛋消费上具有显著差异，但各组群在信息搜集程度和对普通/绿色鸡蛋的态度差异上有所区别，如表2所示。谨慎型和自信型消费者较其他两组更倾向于搜集信息和征询他人的意见，此外，结果显示四个细分市场当中，绿色标志能够给谨慎型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

四、结论与营销启示

目前，绿色食品产业在我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企业在市场推广中唯有从消费者角度出发，进一步细分市场并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绿色营销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消费者对于普通鸡蛋和绿色鸡蛋的消费行为没有显著差异，而即使其对有无绿色标志的食品的态度具有差异，这种差别也甚为微小。

新的时期，食品在消费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着变化，多构面的介入取代了以往单纯的低度介入和模式化购买。在变革的过程中，及时捕捉这种变化中的差异，将介入作为变量进行市场细分，并研究不同子市场之间消费者的态度、行为，是对原有市场细分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深化。该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于鸡蛋产品的介入分为四个构面，以此为基础聚类的四个子市场中，应当尤其关注数量较大的自信型意义追求者和谨慎型消费者，他们是极具开发价值的“绿色”顾客，绿色食品能为其提供更大的附加价值，并且购买产品时他们是积极的信息搜寻者，这些特征都为绿色食品的有效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在营销沟通中还应关注这两类不同消费群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在女性消费者居多的基础上，更多年轻的、本科学历成员集中于前者，而中年、高中学历人员则多集中于后者，因此，我们在产品包装、广告、终端宣传手册设计等方面均要具有针对性。

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基于介入的市场细分框架，结合性别、年龄、学历等社会特征，在消费者的信息搜寻程度，对有无绿色标志食品的态度差异以及实际消费行为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可包括对其他消费态度和行为的探测，如对于产品属性各重要性的认知差异；在描述性变量上，可增加如收入、家庭成员结构等指标以更清晰地勾勒各子市场轮廓。最后，从进行市场细分的角度来看，该研究样本量较少，今后有必要扩大样本范围进一步验证结论。

参考文献：

1、Zaichkowsky,Judith Lynne.Measuring the Involvement Construct[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5(12).

中介市场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7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3-0042-03

一 背景分析

中国的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针对中小学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早在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曾下达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随后，社会上“减负说、减压说”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就在学校推行素质教育、开始给学生减负的同时，一线城市中的家教市场却开始升温。大多数家庭开始为孩子请课外辅导老师，部分家庭在经济较差的情况下，宁可省吃俭用也要不惜代价请家教为孩子课外辅导，以求得孩子在学习上成绩的进步与能力的提高。

近年来，我国东部的一线发达城市“补课热”现象更是引人关注。有关数据表明：当下的家教市场，每年都有四五百亿市值。在北京、上海，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曾请过家教或参加过社会辅导课程。与家教有关的领域，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家长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为了孩子的成绩，他们选择家教；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因材施教，保证每个孩子快乐地学习。但在中小学中，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的教师少之又少。家长和学校的综合因素使众多教育辅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从《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至今，十多年来，家教市场屡次升温，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学校减负、课外辅导却风靡全国，这一现象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 博弈论的观点和基本要素

博弈论，也常常被称作“对策论”、“赛局理论”等，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2005年，因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奥曼教授给博弈论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博弈，就是策略性的互动决策。在任何一个博弈中，都需要最基本的三个要素：一组局中人、局中人可以采取的行动、局中人可以得到的盈利。这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目前，博弈论已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同时，在生物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中也都有广泛的应用。既然博弈论主要研究决策中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而家教市场中的市场参与者都是要做出选择策略、处在一个博弈情境中，所以，本文想借助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家教市场的一些现象。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家教市场，其市场参与者有以下几方：学生家长、学生、中介机构以及家教教师。这四方参与者，在进入家教市场前，都是有理性考虑的，每一方参与者的目标也都是最大化其利益。作为学生家长，他们希望支付了中介费给中介机构、支付了报酬给补课教师之后，能看到孩子成绩的进步和能力的提高；学生希望在家教老师的帮助下成绩有所提高，但不希望牺牲所有的休息时间，所以学生喜欢既专业又有经验的补课老师；家教中介机构，希望获得好的收益、建立知名的品牌，所以要求补课教师有着优越的教学技能，但他们又希望有较低的成本，所以不想雇佣优质的教师，因为优秀的教师工资更高；补课教师，希望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在时间花费上，投入产出能成正比。这些道理显而易见，但是，任何一个简单的现象背后，都有其值得思考的地方。家教市场上各方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行为决策是一种博弈关系。从互动关系看，教师的行为影响家长的行为，中介的行为也影响家长的行为，家教市场上，有一部分教师从事家教行业，所以中介机构也影响教师行为，学生行为受家长和教师的影响。从利益追求的动机看，教师、家长、中介机构和学生都是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尽管事实证明，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每个人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存在一定范围的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奠定权力基础。下文中，将会用博弈论模型来探究家教市场中家长和中介机构的行为。

三 家教市场中，家长行为的博弈论分析

1.家长行为的理论基础及分析过程

在博弈论经济学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例子。其内容如下：假设在猪圈里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在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猪圈的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钮谁就需要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猪食槽边，则大猪、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大猪和小猪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那么，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会选择等待。

在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上，家长和学校共同负担着孩子的教育责任，按常理来说，理应是中小学教师免费帮助成绩不理想的学生补课，但由于各种原因，学校教师开始推卸补课责任，一味地只是“一刀切教学”，一般课程讲完后，便认为完成了教学任务，不关注成绩落后的孩子，将成绩稍微落后的孩子推给其家长。这种倾向实际上是把孩子教育责任完全转嫁给了家长。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中，假设有一个孩子成绩明显地落后于其他孩子，在这个教育情境中，将其抽象为博弈论模型：那么孩子的家长扮演了大猪的角色，而学校的任课教师则扮演了小猪的角色。

假设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成绩取得进步，是10个单位的获益，在模型假设中，家长和学校任课教师都可以选择操心这个学生，或者不关心这个学生的学习。而帮助学生成绩进步肯定要付出一定成本（可能是时间、金钱或者精力）。如果：

第一，两方都去关心孩子的成绩，然后等待学生成绩有起色，则家长因为与学生的亲属关系，获得8分利益；教师只是因为职业要求，获得2分利益；除去各自花费的时间、精力，家长获利为6，教师获利为0。

第二，若家长全权负责，保证孩子成绩进步，那么教师课余时间就可以休息，做自己的事情，家长因为时间、精力等付出太多，只获得6分利益，教师获得4分利益，教师没有任何成本，得利为4，家长划去成本，得利为4。

第三，若教师牺牲休息时间帮助学生补课，家长完全不用操心，则家长获得10分利益，而教师出力不讨好，惹得学生厌烦，还付出了2个成本。

第四，家长和教师都不关心孩子的学习，孩子成绩不会进步，大家都不获益。该博弈的赢利见表1。

表1 家长教师的“智猪博弈”

观察这个博弈，可以发现，教师有优势战略—— 一个学生在班级里成绩不优秀，无论家长关不关心该生的成绩，教师不关心总是最合适的（这是纯理论分析，可能与现实生活不符合）。但家长没有优势策略，因为孩子是自己的，自己不管说不过去（别人也不会帮你管孩子）。

经过两轮的策略剔除，我们得到的策略组合是家长操心，教师不操心的（4，4）组合。这个组合是一个稳定的结果，其前提是：理性的人永远不会选择其劣势的策略。这样看来，家长花钱请老师给孩子补课的缘由就明朗化了：在一个假设的博弈论模型中，家长只能选择操心（从常理来说，也是说得通的）。但家长因为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能力有限，只能花费金钱去家教中介请家教老师给孩子补课，以换取孩子成绩的进步，而孩子的教师也从中得到了好处，毕竟该任课教师没有付出什么努力，班上的学生成绩就进步了，该教师的工作量更少了，工作就更轻松了。在经济学里，小猪的行为是“搭便车”现象；在该假设的模型中，教师的行为也是“搭便车”现象。但在教育中，教师搭了家长的免费班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探讨如何有效地改善这一情况

“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缺乏产权界定或产权配置的无效率有关。可以设想，在这个“学生成绩不理想、家长和教师采取不同行动”的博弈模型中，我们人为地强加一个法律规定：学校任课的教师必须为学生的不理想成绩负责，否则就扣除部分工资。如果这样，那么教师不给学生提供无偿补课的情况就会减少，而且教师也会更有动力去工作。因此，明确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有助于抑制“搭便车”行为，而对待学生成绩不理想的困境，学校应改革制度，将责任划给教师，而不是转嫁给家长。

提倡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这一呼声也是由来已久，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也可以用“智猪模型”来分析，那就是由于教育制度改革中没有“大猪”：改革是要有成本的，成功的改革是要有核心人物或是强大的力量来推动；其他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缺乏动力的免费搭车者。但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没有“大猪”，每个小组织都想搭便车，结果就陷入了“囚徒困境”（下文中将提到），致使中国教育一直争议不断。

综上所述，跳出“教师不管学生成绩、家长支付金钱请家

教老师帮孩子补习功课”的怪圈，归根结底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而教育制度要从根本上有所完善，政府、教育部必须充当“大猪”，充分体现其地位优势；另一方面，在教师队伍中，也要进行理念重塑，要求任课教师对每一个学生的成绩做到真正地负责任。

四 家教市场中，中介公司之间竞争行为的理论基础及分析过程

1.中介广告行为的理论基础及分析过程

博弈论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模型那就是“囚徒困境模型”，具体指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有一种特殊博弈：两人被分离审查，不允许他们之间互通消息，并交代政策如下：如果两个人都供认，每个人都将被判处2年监禁；如果两个人都拒供，则两人都被判处半年监禁；如果一个人供认而另一个人拒供，则供认者被认为有立功表现而免受处罚，拒供者将因罪名以及抗拒从严而被重判5年。它主要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了个人的最佳选择，而并非是团体的最佳选择。

目前，市场上家教中介和培训机构数量繁多，家教市场产品与服务的同质化造成了家教中介之间竞争激烈。有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家教中介（或培训机构）大做广告、广泛宣传以抢夺市场。借用“囚徒困境”的理论分析市场主体商业广告行为的决策，这已不鲜见，下文中将同样借助该理论分析家教市场中家教中介的广告策略。

假定家教中介A与家教中介B都面临着做广告和不做广告的战略选择，如果两方都不做广告，它们将平分市场份额，并由于广告费用减少带来的低成本而分享相同的高利润。如果两个中介都做广告，他们也将平分市场份额，但广告费用的高成本将带来较低的利润回报。第三种情况，如果一家中介做广告，另一家不做广告，则做广告的家教中介将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利润（见表2）。两中介的利润收益用数字表示为从2～10，10为最大的收益。在市场收益矩阵中，列为中介A的行为策略，行为中介B的行为策略，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为A的收益，第二个数字为B的收益。

表2 家教中介之间的广告博弈

从表2可以发现，这个案例与“囚徒困境”模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双方可作如下分析：如果对方不做广告，那自己做广告获利为10，自己不做广告收益为8；如果对方做广告，那么自身做广告获利为4，自身不做广告获利为2。结果是中介双方均做广告，而双方的收益都为4，而不是8。这就是双方都想自己利益最大化，反而出现了两败俱伤的局面。

2.探讨如何有效地改善这一情况

在这种集体决策出现囚徒困境的情况下，要走出“囚徒困境”，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囚徒困境”可以重复多次，如果这个多次足够长，那么彼此之间可能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合作便可以达成。

家教中介要想削减广告成本，可以彼此进行商业联合、长期合作，来达成各方均不做广告的共识。导致中介机构广告大战的主要原因是争取学生客户，但是，没有正确地看待该行业的生态系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每个中介机构都应注重培养自己的品牌和师资力量，打造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单单漫天地做广告。为此，家教中介要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避免恶性竞争。当然，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只要有一方稍微违背了规则，那“囚徒困境”只会愈演愈烈。因此，行业内必须建立一种信任机制，任重而道远。

五 结论及意义

家教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教育现象。家教市场的繁荣兴盛可以反映出当今中小学教育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首先，在帮助成绩不理想学生成绩进步的问题上，中小学教师们“搭了家长的便车”。家长把学生放到学校，希望孩子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但在孩子成绩落后的情况下，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进行无偿地补课辅导，无奈之下家长只好支付费用给家教中介，请家教老师给孩子补课。另外，家教市场上，家教中介之间也是陷于困境之中：广告战烽烟四起，家教中介处于“囚徒困境”，除了做广告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广告大战也会加大家教选择的难度，会让家长们无从选择，因此，如何走出该困境，让家教市场运行地更合理有效，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

在家教市场这个新兴的特殊市场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在进行着策略选择，验证着多个角度的博弈论知识。如：家长与学生之间的博弈、家长与家教老师之间的博弈、学生与家教老师之间的博弈、中介与家教老师之间的博弈等。笔者只是接触了博弈论的几个知识点，仅粗浅地简单谈了两点，也就是“家长行为选择”和“家教中介广告战”，望有识之士深入探讨家教市场的种种现象，力求得出有效的理论，指导家教市场真正地为教育进步、经济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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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市场论文篇9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by Nicholas Negroponte)中写道:“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使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1]如今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出现,庞帝所说的这个“电视的新境界”已经成为现实,传统电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CNNIC在2009年1月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境内网站数量已达287.8万个[2],媒介市场中运作的公司数量急剧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媒介融合带来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等与传统电视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功能的新媒体形态,电视媒介营销的市场竞争环境剧烈震荡。同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媒介竞争环境和受众行为的改变对电视媒介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对电视媒介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eting),即电视媒介自身和电视节目的宣传和推广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在传播科技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电视媒介营销走过了怎样的变化之路?电视媒介营销的未来路在何方?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电视媒介营销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电

    视的制作、营销以及功能[3]。随后,传播学者和电视业界从业人员逐渐加入媒介营销的研究队伍,代表性成果有沃尔特?麦克道尔和艾伦?巴滕的《塑造电视品牌:原则与实践》(Branding TV:Principles and pranctices)以及苏珊?泰勒?伊斯特曼等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ting for Broadcasting, Cable and the Internet)等。这些着作从电视媒介自身角度出发,研究了媒介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技巧,有的还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介的在线传播和电子邮件营销的思路和策略。

    我国媒介自身的宣传与营销研究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政策使得传媒机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党政附属机关存在,并不存在媒介营销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业逐渐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转向,传媒产业逐渐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开始升温。电视媒介营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电视营销传播》(文硕、张小争、李晓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电视广告营销》(佘贤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以及《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刘婧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等。这些着作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仍局限于市场营销理论和电视经营较为简易的结合,基本上按4P、4C、4R理论对电视经营进行阐释。此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关注到电视媒介营销问题,主要有李岭涛的《探索与电视观众收视行为相匹配的营销方式》(《广播电视信息》2003年第12期);卜彦芳、尤丽芳的《从营销角度看电视媒体的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苑志强的《电视媒介的活动营销》(《中国记者》2006年第8期);李盈盈的《电视媒体的数位化营销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等等。

中介市场论文篇10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by Nicholas Negroponte)中写道:“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使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1]如今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出现,庞帝所说的这个“电视的新境界”已经成为现实,传统电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CNNIC在2009年1月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境内网站数量已达287.8万个[2],媒介市场中运作的公司数量急剧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媒介融合带来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等与传统电视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的新媒体形态,电视媒介营销的市场竞争环境剧烈震荡。同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媒介竞争环境和受众行为的改变对电视媒介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对电视媒介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eting),即电视媒介自身和电视节目的宣传和推广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在传播科技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电视媒介营销走过了怎样的变化之路?电视媒介营销的未来路在何方?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电视媒介营销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电

视的制作、营销以及功能[3]。随后,传播学者和电视业界从业人员逐渐加入媒介营销的研究队伍,代表性成果有沃尔特?麦克道尔和艾伦?巴滕的《塑造电视品牌:原则与实践》(Branding TV:Principles and pranctices)以及苏珊?泰勒?伊斯特曼等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ting for Broadcasting, Cable and the Internet)等。这些着作从电视媒介自身角度出发,研究了媒介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技巧,有的还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介的在线传播和电子邮件营销的思路和策略。

我国媒介自身的宣传与营销研究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政策使得传媒机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党政附属机关存在,并不存在媒介营销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业逐渐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转向,传媒产业逐渐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开始升温。电视媒介营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电视营销传播》(文硕、张小争、李晓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电视广告营销》(佘贤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以及《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刘婧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等。这些着作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仍局限于市场营销理论和电视经营较为简易的结合,基本上按4P、4C、4R理论对电视经营进行阐释。此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关注到电视媒介营销问题,主要有李岭涛的《探索与电视观众收视行为相匹配的营销方式》(《广播电视信息》2003年第12期);卜彦芳、尤丽芳的《从营销角度看电视媒体的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苑志强的《电视媒介的活动营销》(《中国记者》2006年第8期);李盈盈的《电视媒体的数位化营销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等等。

中介市场论文篇11

    当前，媒介及文化市场已与未成年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深刻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它使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思想道德观念、心理 发展 等方面烙有浓烈的时代印迹，并表现出新的发展和提升;但另一方面，它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巫待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断泛滥的黄色信息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

    1.目前在我国，黄色信息正随着文化市场的扩展、大众传媒种类的增加以及传媒载体的普及而泛滥。如舞厅、卡拉ok厅、录像厅、足吧等场所中，不断充斥着色情及变相色情服务;文艺广告、文艺舞台、出版物、展览中出现的不正当的性暴露;影视媒介中的色情镜头;描写性暴力、性虐待等方面的淫秽书刊、音像制品;电话媒介中的黄色信息台;手机媒介中的“色情笑话”和“荤段子”等。尤其在 网络 媒介中，由于互联网上色情内容的制作成本更低、扩散传播手法更加容易和隐蔽，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网络色情业应运而生，未成年人已经是网上色情信息的重要浏览群体，而且有的人还利用网络介人实际的色情交易。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诱使未成年人形成错位的性爱观、早恋甚至性犯罪。首先，媒介及文化市场中对情爱、性爱的过度渲染给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的未成年人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和冲击，从而导致一些未成年人的性爱观发生错位。主要表现为崇尚低级感官刺激，对性爱放荡不羁、无所谓。其次，导致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早恋。据某调查显示，受访教师有44. 3%的人认为目前早恋的学生在增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色情信息的“启蒙”和推波助澜。再次，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引发未成年人性犯罪。据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性犯罪未成年人都承认曾接触过不良书刊、音像制品，而且表示这是导致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关于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原因，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叫“色情渲染论”，该理论认为未成年人性犯罪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受到了色情的渲染，色情文化使部分青少年身心深受毒害，并导致其坠人违法犯罪的深渊。

    二、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暴力内容对未成年人形成显性与隐性双重伤害

    1.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是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甚至是其暴力犯罪的重要诱因。据北京市少管所有关人员介绍，该所关押的犯抢劫罪、伤害罪、盗窃罪的未成年犯人中，有63%喜欢看电视暴力节目，喜欢看凶杀打劫的书刊录像。据统计，大约有77%的研究结果认为，媒介暴力会导致实际生活中的暴力。如1992年，美国心 理学 会发表其经历6年研究媒介暴力内容的观点认为:暴力内容增长对他人的暴力和攻击，会引发模仿的行为，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目前，暴力网络游戏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推广，它通过色彩艳丽的图片、悦耳的音响、活泼的三维动画等多种 现代 化手段的演绎，使未成年人在参与的过程中，多重感官同时获得感知刺激，犹如身临其境。他们在一次次暴力砍杀、射杀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受任何制裁，反而会得到加分、升级等鼓励和重奖，这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不言自明。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还会对未成年人的思想、行为、性格和心理等身心健康问题造成隐性的、远期的消极影响。从思想、心理方面看，由于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反复强化与刺激，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一种错误认识:以为现实世界充满了暴力，而使用暴力是解决问题、使对方屈服的有效方法，从而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方式的心理定式。从性格方面看，暴力信息的强刺激会对一部分未成年人形成粗暴甚至凶残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还非常容易引发恐惧心理，使一部分未成年人的性格趋向懦弱。从远期行为上看，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强化，会直接导致部分未成年人产生日后的暴力犯罪。如从1969年起，美国影视及社会行为 科学 顾问委员会就曾对影视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为期1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指出，三年级男孩对暴力节目的偏爱与他10年后的犯罪行为有着极高的正相关关系。

    三、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冲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构建

    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正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初期与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的关键时期，有研究表明，目前青少年对于社会的基本认识，对“游戏”规则的把握，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90%以上的影响是来自传播媒介。在各类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良信息高频度传递情况下，在大量未成年人毫无戒备的心理条件下， 自然 会导致未成年人对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各类不良现象习以为常，使他们的价值取向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尤其在 网络 这个虚拟世界，相当多的未成年人摆脱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限制与自律，无诚信、欺骗、谎言、谩骂等道德缺失现象随处可见。

    四、媒介使用不当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使用媒介毫无限制，严重危及未成年人的生理健康及学习生活。从生理上讲，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媒介使用毫不受限会对未成年人身体的正常发育起到破坏作用。据调查，73 %的受访学生感到由于较长时间观看电视或坐于电脑前，使得眼睛疲劳、视力减退;引起头、肩、颈椎及背部疼痛。并且，由于客观上减少了肢体协调性活动，和户外运动，还会导致未成年人全身生理系统的不协调和不充分发育，会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中介市场论文篇12

一、市场调查报告的格式一般由：标题、目录、概述、正文、结论与建议、附件等几部分组成。

（一）标题

标题和报告日期、委托方、调查方，一般应打印在扉页上。

关于标题，一般要在与标题同一页，把被调查单位、调查内容明确而具体地表示出来，如《关于哈尔滨市家电市场调查报告》。有的调查报告还采用正、副标题形式，一般正标题表达调查的主题，副标题则具体表明调查的单位和问题。如:《消费者眼中的<海峡都市报> 棗<海峡都市报>读者群研究报告》。

（二）目录

如果调查报告的内容、页数较多，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应当使用目录或索引形式列出报告所分的主要章节和附录，并注明标题、有关章节号码及页码，一般来说，目录的篇幅不宜超过一页。例如；

目 录

1、调查设计与组织实施

2、调查对象构成情况简介

3、调查的主要统计结果简介

4、综合分析

5、数据资料汇总表

6、附录

（三）概述

概述主要阐述课题的基本情况，它是按照市场调查课题的顺序将问题展开，并阐述对调查的原始资料进行选择、评价、作出结论、提出建议的原则等。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简要说明调查目的。即简要地说明调查的由来和委托调查的原因。

第二，简要介绍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对象、范围、调查要点及所要解答的问题。

第三，简要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助于使人确信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因此对所用方法要进行简短叙述，并说明选用方法的原因。例如，是用抽样调查法还是用典型调查法，是用实地调查法还是文案调查法，这些一般是在调查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另外，在分析中使用的方法，如指数平滑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都应作简要说明。如果部分内容很多，应有详细的工作技术报告加以说明补充，附在市场调查报告的最后部分的附件中。

（四）正文

正文是市场调查分析报告的主体部分。这部分必须准确阐明全部有关论据，包括问题的提出到引出的结论，论证的全部过程，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还应当有可供市场活动的决策者进行独立思考的全部调查结果和必要的市场信息，以及对这些情况和内容的分析评论。

（五）结论与建议

结论与建议是撰写综合分析报告的主要目的。这部分包括对引言和正文部分所提出的主要内容的总结，提出如何利用已证明为有效的措施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与建议。结论和建议与正文部分的论述要紧密对应，不可以提出无证据的结论，也不要没有结论性意见的论证。

（六）附件

附件是指调查报告正文包含不了或没有提及，但与正文有关必须附加说明的部分。它是对正文报告的补充或更祥尽说明。包括数据汇总表及原始资料背景材料和必要的工作技术报告，例如为调查选定样本的有关细节资料及调查期间所使用的文件副本等。

二、市场调查报告的内容

市场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说明调查目的及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介绍市场背景资料。

第三，分析的方法。如样本的抽取，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技术等。

第四，调研数据及其分析。

第五，提出论点。即摆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