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经济论文合集12篇
涉外经济论文篇1
关于“涉外经济法”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林林总总的学说造成了法律体系的混乱，不仅在理论上不利于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在实践中也为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预设了障碍。因此，如何科学地判定涉外经济法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涉外经济法的定位：纠缠于多种学说之间
（一）走不出的泥沼——现有的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因其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而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该书序言中即表明：“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
2.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综观国内的经济法学著作，一般都把涉外经济法视为国内经济法的调整领域之一。例如，徐杰的《经济法概论》，肖平的《中国经济法》。此外，有些涉外经济法学专著，虽然强调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特定性，但也同样坚持“涉外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例如，焦志勇的《涉外经济法概论》。
3.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认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法渊源。例如，姚梅镇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3］。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各国的涉外经济法等。”［4］72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学者通常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例如，李双元的《国际私法学》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是广义的，其中就包括涉外公司关系［5］。韩德培的《国际私法新论》将国际私法的范围界定为：“国际私法……还包括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综观该书的内容，“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6］。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有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在这个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同时，在国际商法的渊源一节里，该书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并在其后的内容中进行了广泛的阐析。
6.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有些民法著作在体例上包含了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王作堂的《民法教程》明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定性为民事立法［8］。
（二）我的质疑——进路的展开
1.涉外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目前，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内外统一”和“内外分流”。显然，在第一种模式下，涉外经济法没有“独立”的前提。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尽管涉外经济法与纯粹调整本国境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法相比贴上了“跨国”的标签，但其仍不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分离，其中以“三资企业法”最为典型。但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司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产生的。自加入WTO以来，从对外资立法“废、改、立”的步伐中可以预见，我国涉外经济法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的融合势所必然。并且，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未将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独立部门说”是不合适的。
2.涉外经济法不是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首先，从一国的角度看，虽然涉外经济法具有某些国内经济法的属性，但从全球角度观察，它无疑已构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法律规范均在调整不同范围的国际经济关系。关于涉外经济法归属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理由，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其次，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将抛弃“内外分流”的立法模式，“内外统一”是大势所趋，并将此作为由国内经济法来涵盖涉外经济法的论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内外统一”的立法模式是趋势，但它只是一种过程，并非一种结果。尽管可以预见，统一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将慢慢占国内经济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利益相异，“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从理念到实践都不会消失”［9］。
3.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上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属于实体法。如果随意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而忽视国际通行的观点，并把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4.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涉外经济法是指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①[注：①关于“经济法”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中外法学界众说纷纭，本文采用比较主流的观点，即仅指包含用以调整社会非平等主体之间各种“纵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即经济法的狭义说。]。涉外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一般经济交往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涉外经济法与国际商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5.涉外经济法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本文采用经济法的“狭义说”，故可从前文的论述中推出，用民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就如同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一样，是不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站在经济法“广义说”的立场上，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规范类型分为两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范畴，问题是后者去向何处？笔者认为，也不应视为民法的组成部分。理由是，虽然民法和商法的分界在理论上并无定论，但我国民法强调私权，崇尚意思自治，而商法却带有公益的色彩，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系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就涉外经济法而言，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因此，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角度来看，将民法作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不合适的。
二、涉外经济法的归宿：国际经济法
事实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不可能涵盖事物的全貌，总有处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边缘地带”，因而可能出现“亦此亦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10］。因此，我们在探讨法的本质时，应重点抓住核心性、必然性的因素，并对边缘性、偶然性的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保持适当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要义所在。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在于它所调整的涉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一）法学角度的分析
从法理上看，这种观点体现了逻辑与实用相互兼顾的理念。有学者认为，一个跨国法律现象必然会涉及到众多法律部门，但如果把一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部门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这是荒谬的，国际经济法应该把别人调整的东西还给别人［11］。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观点坚持了一个法律部门只能以一类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然而“部门法划分的科学性在于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和实用相互兼顾”［12］。国际经济法的“广义说”②［注：②陈安教授在《论国际经济法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一文中对“广义说”所作的经典表述是：“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以及各国的民商法、经济法等。其所以称为‘边缘性’，在于它只分别涉及上述各种有关门类法律规范的部分内容，而不囊括这些有关门类法律规范的全部内容，它只是上述各种法律规范的部分内容的综合，而不是这些法律规范全部内容的总和。］之所以包含了涉外经济法，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理念出发的。它没有拘泥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进路，并未把“法律调整什么”作为唯一的大前提，而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进路，以“问题是什么”为逻辑起点。虽然关于这种研究进路的法律移植是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兼容还没有定论，或者说多大程度的移植才最符合我国国情尚需探讨，但从方法论上看，它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不必墨守成规地一味强调法律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而是要在逻辑和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这并非法学家的臆断，而是由社会关系复杂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从实用的角度看，首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任性地为所欲为，而是在一种“共进”的理念指引下，彼此合作。因此，如果只对这个“复合体”中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对其相互协调时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协调的根本内容。如果将这两种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不仅否认了国际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其次，国际经济法作为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的法律，其主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目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一系列领域所形成的规则已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不再是“地域性的的涉外规则”［13］。换言之，涉外经济立法的视野应更多关注国际层面的协调才能迎接现实的挑战。
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使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但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这多种社会关系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调整这一“复合体”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由于这一调整对象的内在联系而集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群［14］2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法学部门划分的理论逻辑也并不矛盾。
正如潘抱存教授所说：“国际经济法综合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发展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发展部门，是完全符合系统科学最优化原则的。”①[注：①参见《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年，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有害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涉外经济法视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混淆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肯定了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正确性，是有害的。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合理权威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凌驾地位得到扩张。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刻警惕国家经济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是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就一定会加深这种忧虑，或者说是不是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法这种忧虑就不存在了呢？笔者认为，不尽如此。
一方面，承认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不会加深这种忧虑。顾名思义，国际经济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任何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诸如贸易、投资、信贷、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等，总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发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这正是各国家通过涉外经济法所调整和制约的领域。从宏观上看，一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是具备合理性的。同时，这也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经济的侵犯。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领域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准则，各国对于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国境内开展的国际（涉外）经济交往活动，理所当然地享有充分的依法予以管辖的权利。并且，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supremacy）准则，各国的国内法在管辖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交往活动、调整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关系方面，应当优先适用［4］77。
另一方面，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经济法也不能消除忧虑的存在。国际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适用，一般仅在民商事领域，更多的法律规范是通过转化成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涉外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间接适用的载体。从最初的自由市场，过渡到社会市场，再发展成现在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单独地进行体外循环。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在尽力协调着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尽量求大同存小异；从各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活动，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在外源型和内发型的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中，各国共同缔结了大量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而在目前来看，这些条约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了履行在这些条约中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就必然要修改自己的涉外经济法。也就是说，虽然涉外经济法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国内法，但在制定、修改，废除这类法律规范的时候，国内立法机关的意志间接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说只要坚持涉外经济法是国内法，就能拥有绝对的经济，可以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见，国家经济是否受到不当限制，问题并不在于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还是国内的范畴。我们对国家经济时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这与涉外经济法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事实上，即使将“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综合在一起称为国际经济法，也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各自原来的属性。”［14］87
（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从国际调节的理论来看②[注：国际调节是国际市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种调节机制或调节活动，它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或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家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消除妨碍资源全球化配置与生产力发展的藩篱，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及其法律文件,便可视为这种国际调节机构和国际调节立法之典型。]，倘若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那么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失去起点和终点。众所周知，在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各国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是由“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配合、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通讯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将是无序的，不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者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于是“国际调节”机制应运而生，与前两种机制在良性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考察当前以WTO及其规则体系为首的各种国际经济调节组织和规范，不难发现，其重点均主要放在对各国涉外经济法的规制上，即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消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此，可作如下归纳：“国际调节”所针对的是“国家调节”，“国际调节”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15］。而“国际调节”主要依赖的是国际经济法，“国家调节”则是通过一国涉外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的。缘此，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协调各国涉外经济法之目的，终于其所包含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等国际法规范在相关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中得到回应之时，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如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割裂开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③[注：需要说明的是，漆多俊教授从国际调节的新视角对国际经济法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即：“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在国际经济调节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调节主体同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单地说，它是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该定义中似乎可以推出，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并不包含各国的涉外经济管制关系。但笔者认为，同样从国际调节的理论出发，在宏观的层面上，国家调节是国际调节的起点和归宿，因此，不应将两者分离，将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更为妥当。]。
把一国的涉外经济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一道纳入国际经济法，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16］。因为，涉外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从属地原则来看，它是国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但从各国涉外市场是国际化市场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涉外经济关系又和国际经济法紧密相关。基于这种双重性，涉外经济法究竟应该归向何处才更有前途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突破法律给经济交往带来的束缚。于是，私法的趋同化和统一化现象日渐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ATT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促使成员国的有关国内经济立法与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协调一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私法统一化和公法协调化的进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触及的领域日趋宽泛，所形成的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日益增多，从而在很多领域中，使各国从理念到规则都走上了逐步统一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将一国的涉外经济法放在“国际”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是更科学合理的。任何看不到这个大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定都是欠妥当的。
三、结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涉外经济法应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这是由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所决定的。这样的结论虽对传统的法学理论有所突破，但只要在部门法划分的逻辑性和实用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那么它就是合理的。这种结论也不会由于改变了传统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绝对界限，而必然促使国家经济的弱化。因为即使是国内法，也必须考虑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对本国经济作出一定的自我限制。同时，以国际调节理论为基础，将国家调节视为国际调节的起点和终点，也能推导出此结论。最后，历史也告诉我们，全球化是势不可挡的趋势，涉外经济法更应放在“国际”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当然，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对涉外经济法的边缘性、偶然性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也要保持必要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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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经济论文篇2
一、关于涉外经济法律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的主要观点
目前我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 一些学者认为涉外经济类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称之为涉外经济法。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一书序言中说：“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P.1)。目前，许多高校开设了涉外经济法这门课程。
2.国际经济法组成部门说 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不承认涉外经济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把它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姚梅镇教授较早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所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版）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2](p.28)。笔者也曾采取这种观点，把涉外经济法律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3.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 国内经济法学著作，多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有些还明确论述了涉外经济关系与我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例如徐杰主编的《经济法概论》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四大领域之一[3](p.11)；肖平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五大领域之一[4](p.14)；费宗yī＠①主编的《中国经济法》也设专章介绍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5]（第5、16章）。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的私法著作通常包含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姚壮、任继圣所著的《国际私法基础》把涉外经济立法称为国际私法的专用实体规范[6](pp.3～8)。余先予的《简明国际私法》也认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包括国内立法中的实体规范，并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典型例证[7](pp.6～8)。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编的《国际私法》也设专门章节介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8]。1997年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在介绍国际私法的范围时说：“国际私法……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而从该书内容看，“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9](p.9)。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或补充）说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或者补充），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0](p.1)，在该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该书在介绍国际商法的渊源时，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10](p.5)，并在各章节进行了广泛的介绍。
6.民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有些民法著作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的范围，例如王作堂等著的《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明确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列为民事立法[11](p.26)。
二、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原因
在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与学科划分问题上，我国学者之所以意见不一，出现混乱，主要有以下原因：
1.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不强 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如何是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是否清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很大进展，法制日趋完备，但我国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在法制建设的许多方面缺乏经验，立法中对法律体系的规划难免有不足之处，“公益”与“私权”界限不清就是其中问题之一。这就造成国家公法过多干预私权行为，许多单行法规中既有民商性规范又有行政性规范，从而使我国民商法的内容有别于西方民商法，我国行政法的内容也有别于西方行政法，我国经济法的内容更大别于西方的经济法，这种立法特点势必导致部门法与学科界限争议。我国在立法环节上没有很好地注意分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这是造成学者之间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互相矛盾的客观基础。
2.对如何处理法律关系的多重性缺乏研究 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我国学界一般是以调整某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构成一个部门法的原则来界定部门法的范围，然后根据这样界定的部门法范围来确定学科范围。当一些社会关系具有多重属性时，例如合同关系，既可称为民事关系，也可称为商事关系，又可称为经济关系，以上述原则界定法律部门和学科的范围势必产生混乱，造成各部门法调整对象和学科内容重叠。涉外经济关系正是多重属性社会关系的典型。对具有多重社会关系属性的法律，其部门与学科的归属应如何确定？各部门法和学科之间如何相互照应，恰当衔接？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免出现各种不同意见。
3.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尚待明确 在部门法与学科划分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各国学者通常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领域而与国内法并列。但国际法本身是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或者仅仅是一个学科？国际法是否也应该象国内法那样分成一些部门法？可否打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来划分部门法？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从而也影响到部门和学科划分上的歧异。
4.对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混淆不清 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也是造成我国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当学者出于研究或教学的需要把某些法律渊源拢于一书时，往往宣称这些法律渊源构成一个部门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法构成一个学科和一门课程的基础，但部门法是依法律体系的特点而划分，是一个实务性概念，它使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便于掌握和运用，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直接意义；学科依某一研究领域的综合特点（如内容、研究方法）而定，学科是一个学术性概念，在法律实务中没有直接意义；课程的设置则依教学需要，以方便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因此，部门法、学科、课程三者之间的范围有可能不一致，有些学科会打破部门法体系，并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分类；有些课程则只讲授某一部门法的部分内容，例如商标法、房地产法等课程就是如此。
三、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
我们认为，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不应划入其他法律部门和学科，现将缘由说明如下：
1.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界限不可混淆
一般国际经济法学的著作都承认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法，而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这在国家学科分类上已有明论。如果将本来属于国内法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经济法，就成了用国际法包含国内法，势必混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并使人们误以为国内法也可以具有类似国际法的效力。正由于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有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做出错误论断，提出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乃是大势所趋，这岂不等于肯定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是正确的，而我国反对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反而错了。这种观点显然是很有害的。
第二，主张涉外经济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难以成立
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法学著作中，主张涉外经济法律为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主要是说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其调整需要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互相配合。这一论据本是事实，但却不能证明国际经济法可以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因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不同部门法之间互相配合乃是常有的事，岂可因此否定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如果因为互相配合就可以用国际经济法去涵盖涉外经济法律，那么，反过来用涉外经济法这样的概念去涵盖国际法的内容又何尝不可呢？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涉外经济法著作出现了。
第三，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不等于割断二者的联系。
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是从划清部门法与学科界限的角度而言的，从学问相通的观点看，某一学科的学者往往要对相邻学科的事物进行研究，这是中外的通例。学科的范围和该学科学者的研究范围不是同一回事。在实践中，国际经济法与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是互相配合、协调运作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离不开对各国相关经济法的涉猎。不涵盖并不意味着不能研究，只是国际经济法学者的主攻方向应该落在本学科范围之内。
2.涉外经济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多数国家并不存在涉外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律，并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分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处于低级阶段和法制不健全的反映。例如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只有十五条，内容简略，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但它是在我国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出台的，其实际价值主要是弥补了公司法的空缺。如果在1979年之前我国就存在一部成熟的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就没有必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了。其他涉外经济法律出台的因由，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大同小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涉外经济法律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融合是必然趋势。涉外经济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没有前途的。
3.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观点，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实体法。如果不顾及国际通行的观点而人为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并把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笔者曾在《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13]一文中详述此意，兹不赘言。
4.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
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也是不恰当的。我国的法律学科分类并没有列出国际商法，按照我国的法学分科体系，所谓国际商法实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围。依此论来，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就如同用国际经济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一样，这是不恰当的。
5.涉外经济法律也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界限何在，并无定论。我国的涉外经济法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规范，即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问题是后者归属民法是否恰当？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我国立法的总体特点虽属大陆法系，但我国立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模式，大陆法系多把商法与民法并称民商法，商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在商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商法规范，在商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在民商合一的情况下，商事规范似可被归入民法[14](p.45)。民法属于“私权”性质的法律。但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民法观念来看，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事规范，而是更多地体现国家利益原则。因此，把商事性质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也是不妥当的。
6.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经济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已经不言而喻，涉外经济法律应归属国内经济法。关于涉外经济法律在国内经济法中的地位，笔者在此略加赘言。一个国家用何种法律渊源调整涉外经济关系，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依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指引，直接用一般性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而不为之另行立法，被称为内外合一模式，这是国际实践的通例，也符合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原则；二是制定单行的涉外经济法律，排除一般性经济立法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被称为内外分立模式，这种作法不符合国际实践的通例，只是在个别国家和特殊情况下的产物。用单行的涉外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通常意味着对外商的差别待遇，除非这种差别待遇是超国民待遇，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而超国民待遇又对民族工业不利。由此可见，内外分立模式弊病多，不如内外合一模式，抛弃内外分立模式应是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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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经济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257-03
众所周知,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讨论需要一个共同语言系统或者一些基本的共同的学术范畴,否则,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学术讨论将根本无法进行。同样,外语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也需要有一个共同语言系统或者一些基本的共同的学术范畴,这样才能开展外语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探讨。本文的主题就是对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外语经济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所致,我国无论是在国内的涉外经济活动中还是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中都使用外语并配备外语资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语已经逐步地形成了庞大的资源。外语除了在外交、文化和生活领域外,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价值及其作用更加突出和明显。我国涉外经济活动涉及外语因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外语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或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二是,全球有四五千种语言。我们的母语――汉语虽然博大精深、蕴含内容极为丰富,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最多,但使用汉语的国家却几乎最少,至今为止除中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换句话说,汉语还没有达到世界级语言的程度,不能走遍天下。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的经济,这足以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离不开世界,而且我国的经济发展还要融入世界。据有关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占5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的依存度占60%以上,这两个依存度表明我国对外经济不能离开语言――外语。我国经济活动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活动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一客观事实证实了外语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同时也是我们开展外语经济学研究的依据。
那么,什么是外语经济学?外语经济学是把广义的外语(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研究我国有限的外语资源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用的学问。外语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是因为它同样具有经济学的性质,外语作为涉外经济活动中一个单独的变量,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的经济特性,直接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交换的速度、质量及其效益。它的着眼点在于分析外语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外语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为什么要研究外语经济学
这里提出研究外语经济学,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我们的母语――汉语,在现阶段还不具备全球性语言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在我国经济活动中不仅要使用母语,还需要使用外语。我们母语的地位决定了外语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作为语言,我国的涉外经济只能或者说必须依靠外语。因此,没有外语,中国涉外经济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就无从谈起。第二,外语是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符号系统,它既是人们互相联系、互相交流的工具,又是人们认识世界、进行思维的工具。但语言与语言是有区别的,外语与母语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尤其表现在内涵上。人类是自然习得母语,后习得外语。母语所承载的信息、知识与外语所承载的信息、知识由于受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在内涵与外延上有很大的差距,在无法运用母语的情况下把外语运用在经济领域所产生的价值自然与运用母语所产生的价值有所不同,甚至无法相互替代。人们在涉外经济活动中运用外语始终不能像运用母语那样应心得手、完美无缺。导致的结果通常是运用外语的经济收益总落后于运用母语的经济效益,但人们总是把它归罪于语言本身而并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因素来对待和研究。第三,外语作为经济中的一个单独的变量,其价值的高低和效用的大小、费用的多少以及效益的好坏已经不是间接而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生产和交换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外语资源的如何配置以及外语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关系到外语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优化作用。
但是,这里有必要指出,外语经济学不同于语言经济学。众所共知,语言包括外语,外语是语言的组成部分。但是,外语经济学与西方学者研究的语言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主要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没有“外语因素”。外语经济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经济现象,在其经济活动中几乎始终使用其本国语言而不使用外语。本国语言是经济因素,而外语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因素。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研究语言经济学,而不研究外语经济学。二是外语经济是我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在我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中,不仅仅母语是经济因素,外语同样是经济因素,在涉外经济领域中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三是我国外语资源最为丰富。我国是对外语投入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外语资源最多的国家,更是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外语资源最多的国家。我国,也只有我国,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配置外语资源。
三、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外语经济学是基于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所以,这里就必须谈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虽说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但还是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主流界定。经济学界通常比较认可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一是马歇尔(1890)的观点。他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二是曼昆(2004)的观点。他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把经济学界定为“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同时进一步提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的学问。三是穆萨尔森(2003)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为探讨及界定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但是,外语经济学毕竟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从而也可以断定,外语经济学有它自己的研究范畴。
四、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经济学是个巨大的学科体系,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理论研究本身的分工和经济学科的进一步专门化、细分化,新的经济学分支不断出现”。外语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分支,它旨在把广义的外语(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来研究我国(或包括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外语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外语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因为它同样具有经济学的性质,外语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单独的变量,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的经济特性,直接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交换。它的着眼点在于分析外语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外语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无论这一论述是否科学,最起码它为我们开始探讨外语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搭建起了一个可供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平台。
探讨并研究外语经济学自然会有意无意引出外语定义问题,即什么是外语。狭义的外语就是外国语言本身。这里有必要进行说明,外语经济学中的“外语”二字,不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外语语言本身,否则,外语经济学就变成了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外语经济学中的“外语” 不仅包括外语语言本身,还包括从事外语工作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外语活动行为。所以,广义概念则是“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我们之所以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外语”分为狭义的外语和广义的外语,主要是因为日常所说的“外语”与我们的母语――汉语一样就是语言。话虽如此,外语与母语之间还是有根本上的区别(将在本文后面加以叙述)。更为重要的是把“外语”放在经济领域里,“外语”就不再是单纯的“语言”了,而是同时涉及到涉外经济活动中从事外语工作的人员以及他们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外语活动行为。
外语经济学这个分支是从“外语语言+外语人+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这一特定的侧面对客观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的分工”有助于经济学理论的深化,所以,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外语经济学首先把“外语”因素本身作为形成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专门研究语言本身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规律,研究外语与母语的不同,以及研究外语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外语与母语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是我们须要解决的问题。这里肯定不是探讨外语与母语之间的形体与结构的不同,而是探讨它们彼此的内涵差异。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由此可以说,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所以,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而了解语言也必须了解文化。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社会现象的一切,也就是说,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资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文化之中。在物资层面,它包括所有与生产和产品有关的东西;在社会关系与结构层面,它包括社会制度、宗教、礼仪、教育、家庭、亲属和语言等;在思想层面,它包括智力、举止、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审美观等。而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承载并反映了所有的这些文化层面[3]。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中华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某一门外语同样也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母语是自然习得,所以我们能够自然掌握母语所包含的一切内涵。而外语是后习得,必须经过专门的培养和训练。即便如此,外语人恐怕也很难达到母语的水平。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是,人们对这两者的掌握永远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就语言本身而言,这种差别反映在经济领域就会给涉外经济活动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外语语言的研究在于研究外语与母语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及其本质区别,研究外语与母语在经济活动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各自的表述差异。
外语经济学仅仅研究外语这个“主体行为的对象”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在经济活动中的“外语人”和“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因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只要谈到外语,自然就会牵涉到“外语” (包括信息)背后的“外语人”。它不是或明或暗地与“外语人”有关联,而是直接与“外语人” 有关联,并且直接牵涉到“外语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外语活动行为”:对人及人生的看法、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习俗以及思维方式等等。 因此,对外语人的研究在于在研究涉外经济对外语及外语经济的依存度的前提下,研究对外语及其相关文化的掌握程度、拥有的外语水平以及具有的外语能力。对外语人的外语活动行为的研究在于把外语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涉外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其质量的影响。
笔者赞成并采用萨缪尔森和曼昆关于资源配置的研究观点。除了上述分析和研究之外,外语经济学还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外语资源配置。从宏观角度研究,就是国家相关部门对国家整体涉外经济中的外语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研究,从而分析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效用、费用、效益及其彼此的相互关系。而从微观角度研究,就是对某一企业或某一具体项目进行研究,通过科学合理地配置外语资源使其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例如,对涉外经济活动中的某一项目,要选择什么样规模的外语资源、什么程度的外语资源、投入多少外语资源、以及如何配置外语资源才能够达到优化配置,这就是外语资源配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高标准,就是少而精地使用外语资源。少而精不仅指资源的储量少,同时也指对满足需求做出贡献的程度,即作为有效的生产力的价值。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是有效地使用外语资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分析研究外语在我国涉外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效用、费用、效益及其彼此的相互关系。
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如何界定主要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范畴派”,一种是“范式派”。外语经济学是笔者提出来的,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根据外语经济学的特殊性,还是倾向于“范畴派”,也许通过将来进行的大量研究会改弦易辙。但无论倾向于哪一学术流派,关键问题在于能够得以进行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涉外经济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3－0033－03
一、涉外经济合同的特征
涉外经济合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为实现特定的经济贸易目的，明确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而签订的协议。这类经济合同主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但其中货物买卖合同，还要适用对我国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涉外经济合同的主要特征有：
1、它是中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协议：
2、它涉及两国的经济交往，关系两国的利益，并常常受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
3、由于合同主体的国籍不同，涉及到适用的法律问题：
4、要受国家间条约及当事人所在国承认的国际公约的支配，并需遵守国际惯例。
二、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
(一)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直接适用的法理依据
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强制性法律的直接适用效力来自其本身的“公法”属性。“公法”，是强行法，具有高于任意法(对比私法)的效力。由此，在本国领域内，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可以排除根据内国冲突规则选择的内国“私法”或外国“私法”，而优先适用于涉外经济合同关系。然而，应当看到，这些管制立法的适用与传统的合同法律(指“私法”)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同属于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整体，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半公法半私法”性质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而言，这两种法律适用方法更是互为融合。难以截然分立。显然，简单地援用公法适用理论难以圆满解决这些管制立法的法律适用问题。
另外，一些学者主张，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可纳入传统国际私法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把这些管制立法称为助公共秩序的法律。在传统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方法有二：一是消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指外国法的适用不得违背内国公共秩序，否则，内国将不予适用：相对于这种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做法，二是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则指内国的某些法律具有强行效力，本身可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显然。这是对外国法适用的一种间接限制手段。此类立法例最早出现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3条第1款规定：“比有关警察与公共秩序的法律，对于居住在法国境内的居民均强行力。”
(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作用
内国设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外国法的适用从而间接扩大本国法的适用范围，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也不例外。这项制度的实施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中，对于一个受外国法支配的合同。如果适用于合同各部分的该外国法中有一项规定与内国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相抵触。那么就得全部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即使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场合。也是如此。例如。在1930年著名的“维他食品”案中，英国判例法确认，当事人选择法律必须符合善意、合法以及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等3项条件。据此，如果当事人虚构连结点逃避内国强制性法律，那么整个法律选择协议将被视为违反其中的第三项条件，而被判全部无效。
最近，各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大量增加，继续沿用传统的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方法。容易形成对外国法适用的过多排斥，以致破坏法律选择应有的稳定性和明确性，从而最终影响涉外经济合同法律关系的稳定。何况，据此做出的判决也难以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法律的适用规则开始脱离传统的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逐步趋向独立。
强制性法律的效用在于管制涉外经济关系，而不在于直接排除外国法，只是其实施的结果，间接地、有限度地限制了外国法的适用，因而一般不会造成法律效力的滥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方法的缺陷。同样，在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对于一个受外国法支配的合同，如果该外国法中的某项规定违反内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内国仅将排除此项规定的适用，至于该外国法中的其它部分对合同仍然有效。与此相仿，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也不得影响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但在这些管制立法的规定之外，合同的其它部分仍然可以受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支配。例如，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41条第2款规定：“在涉及该国法律(注：指上款规定的合同准据法)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内，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法律选择不生效力。”根据该款规定，可以推定，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中，与合同准据法所属国强制性法律不相抵触的那部分。仍然可以适用。
在立法形式上。现在。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有关的国际公约已将强制性法律直接适用制度“从比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分离出来。前者如1986年西德《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后者如1980年《罗马条约》。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草案)》原将二者一并纳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待1987年该法正式出台时，则已破旧立新。将助强制性法律直接适用制度单列出来，专条加以规定。
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适用规则的确立，在理论上又得力于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出现及传播，特别是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和卡弗斯的“社会政策定向方法”。运用积极性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强制性法律的逻辑程序是，依内国冲突规则选择外国法在先。依该制度排除外国法适用在后，对此，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予以猛烈抨击，认为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传统法律选择方式的盲目性。而由他们提出的“政府利益分析”和“社会政策定向”等法律适用方法，既适合于传统民商法等(比如私法)的法律选择，也通行于具有“公法”性质的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在法律适用程序上。主张强制性法律应自始一并加入法律选择的行列，也就是说，可以将原来充当“预备役”(即作为事后公共秩序保留手段)的强制性法律直接送上法律选择的前线。实现由原来保留适用到现在“直接”适用的转化。由于内国强制性法律是本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们所具有的“政府利益”或所体现的“社会政策”要明显高于或强于一般的民商法规范，经“政府利益分析”和“社会政策定向”之后。理所当然，这些强制性法律得予优先适用。
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4条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订立
涉外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如外汇管理法、外贸管理法、海关法、税法等等，无论合同适用的是我国法律(指“私法”)，还是外国法律(指“私法”)。进一步来看，该条将不得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与“遵守我国法律”两种情形加以区分。在具体适用时，似可解释为，前者规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后者着意在此之外专门规定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的直接适用制度。对后者作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在适用外国法时(指“私法”)，只对其中违反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那部分规定予以排除，该外国法中的其他部分，则仍然准予适用。其结果，既能保证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又不会造成对外国法适用的过分限制，符合“平等互利”这一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三、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的适用
(一)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概述
根据传统的法律适用理论，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带有“公法”的属性，而“公法”的适用具有严格的属地性，效力只及于本国域内。因此，内国一般都不会适用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然而。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外国“公法”不能适用的原则是先验性的，并无令人信服的理论或实际上的理由作为基础，而且可能发生不便和与当代国际合作的需要不相容的结果。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外国“公法”不能适用的戒律已被逐步打破。再从传统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看。各国一向没有义务遵守外国的公共秩序，包括没有义务适用构成外国积极性公共秩序的该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现在。这种理论已受到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冲击。
(二)外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实践
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的实践中，各国普遍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决定法律选择。随之，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某外国法依内国冲突规则应成为合同准据法，该外国法中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本应得到适用，但由于当事人选择其他国家法律，实际上排除了这些立法的适用。以往，针对这种情形。当事人如属恶意而为之。那么。内国一般都以当事人“规避法律”为由。判定该项法律选择全部无效。然而。在具体断案过程中。非但对当事人主观上有无“恶意”不易查清，而且判定当事人法律选择全部无效。容易造成对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滥用。因此，这种方法没能长久通行。
现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直接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不能排除在没有该项选择的情况下本应适用的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而不管当事人主观上有无“恶意”，这种做法也不是必然导致当事人选择法律行为的全部无效。例如，根据1986年《秘鲁民法典》第2095条和2096条的规定。合同履行地国的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就只能起到部分限制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内国利益和内国法律适用不受损害，也为了防止外国涉外经济合同管制立法等强制性法律适用过多危害意思自治原则的主旨。绝大多数国家都给本国法院在具体适用外国这类法律过程中。留下了可供自由裁量的余地。
涉外经济论文篇5
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衔接研究的必要性
西安作为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是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三“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一城市定位下涉外商务谈判与英语教学成为“国际化都市”进程中的两翼。在西安加快国际化都市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因素的参与程度会越来越大，而涉外商务谈判则随着国际化都市进程的推进逐渐在西安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展开。作为我国西部教育重镇的西安，高校林立、高等教育资源丰富，这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才资源。但同时，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对外交往依赖的主要手段还是涉外商务，因此对于外语人才尤其是英语人才的培养更显得重要。
对西安而言涉外商务谈判主要集中在以商务英语为载体的涉外事务之中。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唐玮《国际商务英语谈判》（《河南科技》2011年第7期）一文指出国际商务英语谈判是对外贸易活动的一部分，谈判结果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利益，只有充分了解谈判过程和掌握谈判策略，才能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1]；孟庆娜《对外贸易谈判中商务英语应用策略研究》（《中国商贸》2010年第20期）则主要从礼貌策略、模糊策略和回绝策略三个方面揭示英语谈判在商务英语对于谈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竞幸《跨文化商务交往中的英语语用失误》（《商务必读》2011年12月）则对跨文化商务交往中常见的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其防范策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培养英语商务与外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分析，张丽在《论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科技世界》2012年第6期）中从商务英语和普通英语的区别和联系入手，分析了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其中包括了英语语言技能、商务专业知识、商务操作技能等。孙赫强在《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大众文艺》2009年第19期）一文分析国内商务英语发展状况结合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对课程体系的设置进行探讨。骆红亚在《商务英语课程教学方法探讨》（《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12期）一文认为商务英语既要让学生学习丰富的商务知识，又要学习商务方面的各种英语表达，提高商务英语综合水平。
以上诸位学者分别从商务英语与涉外谈判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两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研究前提。但是，在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涉外商务英语谈判的模式还是商务英语人才培养都还是处在整体或者是泛论的层面，而以某一区位经济为中心对涉外商务与涉外英语教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应该将涉外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置放在西安加快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背景下，在西部这一区位经济中心发展的过程中来探讨二者之间的衔接与互动，探寻涉外人才能力培养的目的性，探索西安涉外商务英语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以期实现对西安地区的涉外事务处理能力的提升和商务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商务谈判英语课程在培养涉外商务谈判专业人才方面的意义
商务谈判英语课程是商务英语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它是为商务英语专业开设的商务英语基本技能实践课程。目标是通过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的综合训练，培养学生的国际商务沟通能力，使之能成为现代职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所需要的复合型、国际型、应用型人才。是一门实用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课程。
商务谈判英语课程是商务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决定商务工作成败的关键，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技巧性。通过该课程的教学，达到培养学生在商务谈判领域中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2]，使学生巩固英汉双语翻译和口语输出能力的基本功，帮助学生适应市场需要。培养出掌握经济、商贸理论、熟悉国际运作规范，熟悉国家政策的相关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国际规则、国际惯例，能够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能够在外事、外贸、金融及外（合）资机构、企事业单位等涉外商务活动与翻译工作的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应用型、复合性型、外向型商务英语谈判专业人才。
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衔接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我们探讨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涉外商务谈判与商务英语教学的衔接与互动，就其二者之间的紧密程度而言，可以说是一物两体，互相依存，共同提升的，但将其置放在西安国际化背景下其所彰显的现实意义则涉外商务谈判显得比较重要，这是因其所具有的实用性的特性所决定的，因而它往往掩盖了商务英语教学这一内在的支柱。不可否认，当今时代人才流动已经常态化了，它一方面促使了人才聚居区经济的进步，但同时又为区位经济的长远发展预设了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要想使得区位经济发展更加长远，就必须实现人才建设队伍的持续性，这对涉外人才教育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正基于此，笔者从以下诸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1.西安涉外商务谈判的特征及面对的问题：作为西部区域经济中心的西安，无论是在科技、教育、人才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随着重庆直辖市的设置和大郑州经济圈的逐步壮大，这都必将对西安的区位经济优势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如何实现西安国家化大都市建设任务，必将成为一个现实的思考。在笔者看来，加强对外的力度，对于提升西安区位经济建设越来越重要。就目前而言，必须熟悉西安涉外商务的基本形态和其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这对于西安自身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研究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衔接研究的基点。
2.涉外商务人才的教育培养：在错综复杂的涉外商务谈判中，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涉外人才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人才培养成为连接商务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的中介和桥梁，也是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社会目标之一，我们应该通过对涉外商务谈判的客体展演，积极探寻涉外人才培养的方式和途径，希望能在探索涉外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提供些许有益的经验。
3.商务英语教学与商务谈判互动机制的建立：可以说涉外商务谈判是建立在涉外教学的基础之上，英语作为世界性通用语在涉外教学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就西安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实际而言，高校没有设置专门的英语商务谈判院校和专业，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商务谈判能力特色不够突出。因此，有必要建立商务英语教学与商务谈判的互动机制，促进和提升西安地区涉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西安区位经济建设注入必要的人力资源。
如何有效地建立涉外商务谈判与商务英语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二者处在不同的领域和担负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以往，人们往往偏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这一层面上进行有益的尝试，在涉外商务谈判与商务英语教学之间探寻二者衔接互动机制的建立，目的就在于探讨更加便利的涉外人才教育途径，使得学生“学有所向，学有所本，学有所用”，促进涉外教育事业的顺利推进；同时在具体的商务谈判领域，使得人尽所能，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最大的经济效益，加快西安区位经济建设的步伐。
如何真实再现涉外商务谈判过程，涉外商务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商业机密，非企业核心人员往往难以触及具体谈判的过程，而当事人也不能随便将谈判的过程详细论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于涉外英语教学环节的设计。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走访与资料查阅的方式，在涉外商务谈判的原则与方法上对商务英语课程的设计提供有力的帮助，在整体上把握课程设置的最佳途径和方式，以有利于涉外人才的培养。
结语
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衔接研究是一个试图弥补传统的商务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教学中所存在的弊端与不足的尝试，旨在真正实现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英语教学与涉外商务谈判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涉外经济论文篇6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 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 （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 （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 （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 （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 （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 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 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 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 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 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 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 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主权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20] 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 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 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涉外经济论文篇7
作者简介：杜婷(1977―)，女，四川绵阳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从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研究；庞东(1976―)，男，山东夏津人，招商银行博士后科研站博士后，经济学博士，从事金融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5―0043―04
收稿日期：2006―03―10
理论界一般认为贸易在经济周期传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Frankel和Rose(1998)指出，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它与贸易伙伴间的经济周期传导就越通畅，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呈显著的正向关系[1]。Ambler，Cardia和Zimmerman(2002)甚至认为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动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2]。Nadenichek(2001)等对多国的进出口贸易余额和贸易条件同产出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证明进出口同产出有顺周期关系，国际贸易余额同产出存在非周期关系[3]。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贸易进出口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论述更多地集中于讨论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而对于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相关性和作用机制的研究非常欠缺，因此，本文将在对国际贸易波动的特征及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国际贸易乘数效应研究国际贸易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波动的典型事实及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
经济周期的“典型事实”作为验证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实证标准，是理解经济周期的形成机理、检验理论模型、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1]本文根据对外贸易变量的周期图谱和所计算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到我国经济周期中对外贸易波动的一些基本事实。本文采取了三种方法对GDP和外贸变量序列进行趋势分解，即差分法、HP滤波法和Band―pass滤波法，方法介绍可参见刘金全(2004)[4]文章。其中，差分法为变量序列的对数差：y1=log(yt)―log(yt―1)，HP滤波和Band―pass滤波中的参数入和k分别为入=100，k=3。同时，为了能够不仅在周期波动的形态上对各经济变量进行比较，而且在波幅上也具有可比性，我们定义经济周期为变量对其长期趋势的相对偏离。即对于时间序列{yt}，其周期项定义为：Cycle＝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其中Trend项为二种方法分解得到的趋势项，对差分法，Trend1=ytg1。这样消除了各经济变量因计量单位的不同产生的偏差。
从统计方法上看，对时间序列的周期特征进行分析有两类方法，一类是时域分析的方法，另一类是频域分析的方法。对于时域分析，本文采用计算诸变量与真实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和Granger指标，分析变量间的共变性。对于频域分析，本文采用谱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变量的周期特征，具体方法见陈磊(2001)[5]一文。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从以上各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外贸进口、出口和进出口指标的周期大约为7年，并且进口、出口和进出口都是顺周期的。从波动性来看，进口、出口和进出口的波动性比实际GDP更为剧烈，其标准差为实际GDP的2～3倍之间。虽然实际进口、出口及进出口与实际GDP是同步指标，但相干谱显示名义出口指标要领先实际GDP近一年，表明我国的出口对经济具有先导性作用。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无论是名义的进口、出口和进出口，还是实际的进口、出口和进出口都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说明对外贸易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国际贸易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基于贸易乘数的分析
(一)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分析
贸易进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关心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大背景下，这突出地反映在关于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Export―Led Economic Growth)问题的争论之中。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拉动需求增长的因素，出口的增长必然能够带动产出的增加。1933年哈罗德(Har-rod)在凯恩斯的基础上提出了“贸易乘数(Trademultiplier)”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出口的增加会导致出口企业收入以及其他企业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从而刺激生产企业追加投资、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引发新一轮消费需求的增加，最终使国民收入产生数倍于最初出口收入增量的增加，产生所谓贸易乘数效应。其具体的推导过程为
按照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
(1)其中，Y，C，I，C，X，M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和进口。假设贸易条件恒定不变，没有储蓄、投资和政府行为，收入(Y)只由消费(C)和出口(X)产生，并只用于消费和进口(M)。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对外贸易保持均衡状态，即出口与进口一致(X=M)，又M=M0+mY，其中，M0为自主性进口，m为边际进口倾向，因X=M，可得由此可得到出口贸易乘数k=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由X=M，对出口贸易乘数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做简单变换可得到y=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其中，y=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x=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为该国的出口增长率，而π=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是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2)式就是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HarrodForeignTradeMultipier)预测式，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的增长相关。
对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的计量检验可采用下列回归模
型：gdp1=α+βx1+ε1其中，gdp，x分别代表GDP和出口的增长率。
根据我们在第二部分中运用BP滤波、HP滤波和差分法得到的实际GDP周期波动数据和实际出口周期波动数据。对(3)进行计量检验有如下方程：
根据以上三个方程，我们可以得到：我国贸易出口每波动l％，会引发经济周期波动0．20～0．272个百分点左右。
(二)联立方程组估算的贸易乘数
显然，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得到的简单哈罗德贸易乘数估计贸易出口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该乘数是在假定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口的自主变动都不变的情况下得到的；其次，该乘数未考虑出口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口的间接影响，因为这些变量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实践表明，哈罗德的研究成果从长期来看仅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很不现实。因此，后来的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拓展。例如，Thirl-wall(1979)在引入国际收支平衡约束后得到的结论为其中yRt，xt分别代表国际收支平衡约束下的均衡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pdt、pft、et分别代表国内外价格和汇率变动的比率；η、ψ、π则分别表示进口、出口的价格弹性和进口的收入弹性。按照这一结果，出口增长(xt>0)将拉动经济增长(xt／π>0)[6]。
McCombie(1985)从传统的凯恩斯模型出发在没有引入国际收支平衡约束的情况下得到的一个结果是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其中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代表GDP的增长，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分别代表自主性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和进口的变化，ωc、ωI、ωGωX、ωM则分别代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和进口在GDP中所占比例。按照该模型，出口增加(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0)将导致GDP增加(ωx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K)[7]。
如果用同一种货币表示的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在长期中不会有太大变动，即从长期看有pdt―pft―e1=0成立。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假定之下Thirlwall的结论(4)式就等同于哈罗德贸易乘数。同样，对于McCombie(1985)的结论，如果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口的自主变动都是不重要的，则(5)的结果也同样等同于哈罗德贸易乘数。
如同我们所提到的，简单贸易乘数是在未考虑出口、进口对消费、投资的间接影响的情况下推导得到的。这一前提显然不尽合理，因为如果这样，那么由国民收入恒等式，GDP的增量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几部分增量之和，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体现为净出口额的多少，那么，只有当贸易顺差逐年递增时，才能保证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否则，对外贸易就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长期保持逐年增加的外贸顺差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长期来看，对外贸易追求进出口基本平衡，而在此前提下用净出口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将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为零，而从全球的角度看，各国净出口的总和为零，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作用。因此，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必须考虑进出口对投资、消费的间接影响。事实上，以第二部分中得到的HP滤波序列为例，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可知，我国进口、消费和投资对出口的弹性分别为1．09、0．23和0．97。这就是说，出口的增加不仅对进口有很大影响，它同时也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很大影响。
这里我们考虑到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的相互影响的因素，通过构造联立方程组的方法，来测算出口乘数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消费函数：设预期消费为收入的函数，即Cet=α0+α1Yt(6)而实际消费和预期消费之间具有关系：Ct―Ct―1=λ(Cet―Ct―1)(7)其中λ为调整系数，整理(3．28)、(3．29)两式有消费函数：Ct=λα0+(1―λ)Ct―1+λα1Yt，因此消费函数可设定为C1α0+α1Ct―1+α2Yt十μlt(8)
投资函数：在经济学中投资函数的设定最具有争议性，这里我们采用一种最简单的假设，即经济中投资的规模决定于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利率水平，即It=α3+α4Yt+α5Rl+μ2t(9)这里，Rt为时期t的真实利率水平。
进口函数：进口取决于国内总需求和汇率水平。并且，根据前面的分析，出口对进口有着较大的影响。研究表明(司春林，2002)我国的进口汇率的变动对进口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我们忽略汇率的影响，这样我们设定的进口函数为Mt=α6α7Yt+α8Xt+μ3t(10)
由于我们假定出口为一个自主变动的外生变量，因此模型中没有出现出口函数。这样，方程(3．30)、(3．31)、(3．32)以及国民收入恒等式(3．23)构成了一组联立方程组。通过对该方程组的估计，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化式的估计形式：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根据该简化式估计结果，我们将得到出口变化对GDP的贡献程度dYt／dXt=δ3。对联立方程组(11)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分别对第二部分中得到的HP滤波序列、BP滤波序列和差分序列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5和6。由此我们得到出口对GDP的弹性系数为：0．24、0．26和0．24，即出口每变动1％，对HP滤波得到的GDP会波动0．24％；对BP滤波得到的GDP会波动0．26％；对差分序列得到的GDP会波动0．24％。这与前面估计简单贸易乘数的结果虽然十分接近，但包含的意义却更为合理。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三、基本结论及启示
涉外经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2-0039-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2.08
一、前言
在全球化浪潮下，东亚经济快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加强，经济规模达到了与美欧三分天下的程度。为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挑战，东亚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发展。本文将股权转让的分支――涉外股权转让，与国际避税结合起来探讨涉外股权转让在东亚合作中的影响作用及应如何引导企业进行股权转让来更好的为东亚经济发展和顺利合作做贡献。
二、研究现状及含义界定
（一）相关研究现状
现阶段各国对于避税问题的管理大都停留在事后追究的阶段，对于交易前规范和监督仍有很大的工作要做。加拿大税法教授李金艳和刘春宝（2005）研究了境外投资者的税收安排[1]。蒋健与朱敏（2008）对中国这一领域的避税现状做了实证研究[2]。王星辰（2010）认为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导致全球并购市场成交大幅萎缩，但中国表现仍可谓一枝独秀，对外投资实现正增长，在2010年，在政府的明确支持下，中国海外投资步伐将明确加快[3]。崔志刚、贺晓翊（2012）指出，涉外股权转让纠纷因具有涉外因素而属于涉外商事案例的集中管辖范畴，而纠纷的裁判结果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上的东道国形象，而合理通畅的股权转让能有效地存进公司筹资和资本流通，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实现股东投资的目的[4]。东亚经济的合作与发展离不开企业和投资，为了使整个区域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对其中的涉外股权转让的监督和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界定涉外股权转让范围
本文对涉外股权转让划分为四个层次：1.股权的内部转让。跨国公司的股权内部转让会造成股权转让的涉外性，不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关联公司之间股权的转让即是涉外股权转让。2.股权的外部转让。有关股权的跨境转让使得股权转让具有涉外性。股权转让的主体，即出让方和受让方，其中受让方必须是出让方所在国境外的个人或在境外其他国家登记注册的企业组织。3.跨境资产收购。很多学者把资产收购和股权转让明显界定开来，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涉外股权，其跨境资产是其中占比很大也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本文把跨境收购包括在内。4.外商直接投资。这是涉外股权转让的例外形式，因为它涉及到的被转让股权是起于零的，由于转让后占有股权且在当今经济发展中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所以也是本文考虑的范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包含的涉外股权广度较大，下文若无具体说明，所用到的术语就以“涉外股权”出。
三、涉外股权转让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东亚各国政府放手开展股权投资
东亚各国加入WTO后各国外资企业规模及数量不断攀升，近年来随着外资企业的发展和出资方母国的需要，重组交易日益频繁。而伴随着市场准入领域的放宽和投资硬件环境的改善，股权转让已成为各国外资企业重组交易中最频繁的类型。
为了确保股权转让的真正实现，一方面需要逾越股权转让的障碍，另一方面需要立法的完善。比如说受让方需满足自身企业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才能对外长期投资，这是对合营企业的保护，因为企业运营需要足够的资金，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就不能确保企业的正常运作。
东亚各国逾越法律障碍并且讨论建立完善立法以实现股权转让，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股东合法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利于开放市场吸收外资的、增加产品竞争力的股权转让的实现;其次随着各国市场的开放，外资企业的增加，内外合资、外商独资和国内企业在一国境内享受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差别待遇政策，使得股权转让的程序更加规范，股权转让的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然后是各国的政策不同，需要统一法律制度的口径，保持立法、执法的一致性，促使股权转让的在更加广泛的领域进展的更加顺利;最后由于东亚国家与欧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贸易、投资、金融及产业结构分工等方面都不断加强了与区外的联系，合作的要求与必要性日益增强[5]。东亚作为与美欧相媲美的第三大经济体，为保持发展速度和质量，需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广泛吸收投资者，增加投资者对东亚经济的信息。
（二）股权转让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意义
1.股权转让是股权重组最频繁的行为
首先，股权转让有利于保持企业的活力和知名度，能使有能力和资金的股东真正管理和监督企业的发展和利润问题。在大企业家的名誉影响下也能提升企业产品的品牌效果。其次，按照法律条件和程序进行股权转让能避免股东的独裁垄断，是企业、企业家、企业产品和服务处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利于市场的安定有序运行。再次，对于涉外转让不仅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响了产品和服务的旗号，也有利于境内外两国国民的交流和政府间的合作;而且，在金融机构股权分配上，各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服务领域，有利于金融服务机构治理结构的改善和竞争机制的完善，提升金融服务行业的活力。
2.股权转让效率高，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方面股权转让能以较快的速度取得大额股份，尤其是在企业经营不景气但有发展前景的时刻或原股东急需资金不得不转卖股份的时候。另一方面，能够优化市场，引导资金流向更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一个企业发展潜力越大越能赢得股东的青睐。
四、涉外股权转让中的国际避税问题的利弊比较
涉外资本股权转让比一般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更具有隐蔽性和虚假性，由于涉及到境外机构甚至其他政府的操作和利益，使得对涉外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督、跟踪增加了难度。股权收购作为一种典型的企业重组形式，被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借用来作为避税工具，滥用股权收购实施避税的行为随处可见。尤其当企业有意隐瞒收益，造成税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对本国的税收收入带来很大的损失。
（一）涉外股权转让中国际避税的弊端
国际避税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以下就以典型的案例①“国税函[2009]698号@重庆案――关于境外间接股权转让的反避税”来阐述涉外股权转让中国际避税的过程及启示。2008年5月，渝中区国税局两路口税务所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公司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338万元，股权转让收益900多万元。结构如图3。
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C是新加坡的一家公司，表面上看股权转让交易并未涉及重庆合资公司股权的任何直接转让，即无需在中国缴纳预提所得税。要注意的是，目标公司C除了在转让时持有重庆合资公司31.6%的股权外，没有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也就是说，转让方新加坡公司B转让目标公司的交易其本质是转让重庆合资公司A的股权，新加坡控股公司C的股权转让所得来源于中国。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及中国和新加坡税收协定第十三条第五款规定，中国有权对转让方新加坡公司B的股权转让所得征税。2008年10月重庆国税按照上述结论对转让所得作出了处理：转让方新加坡公司B根据股权转让所得向重庆国税补交98万人民币（约合14.5万美元）的预提所得税。
在上述案例中，很容易知道C公司作为B公司的受控公司应该将所得利润上缴到新加坡母公司，即有义务向新加坡政府缴税。而我们也容易忽略C公司的收益来自中国，考虑到重复征税，却忽略了案例的本质是股权转让，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及中国和新加坡税收协定第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中国有权对转让方新加坡公司的股权转让所得征税。案例通过立案审理的途径来处理避税，不仅给政府带来财政损失，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也给政府人员带来复杂的工作任务并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鉴于此，在涉外股权转让中无论是税务机关还是涉外业务企业都要从中吸取教训并总结经验。
事实上，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股权转让也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经济形式，其中的国际避税问题也带来了更多形式的麻烦，如造成国际资本的不正常转移。以避税形式导致一国税收收入减少而另一国经济利益增大，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甚至影响政治外交;还有对投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低成本的股权转让使得其他竞争股权的股东处于劣势地位，反而淘汰了真正拥有竞争实力的企业，造成市场混乱局面，优劣难分，进而使整体经济很难进步，进入无法与美欧经济相抗衡的局面。
（三）涉外股权转让中国际避税优势
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国际避税虽损害了国家税收收入和其他竞争企业的利益，但进行避税的公司却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促进东亚各国的进步一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股权转让过程中进行避税的企业拥有了额外的资金，如果进行再投资，比如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投资，或者投入到科研开发中，就自然产生了外部效应。
前者快速增长的投资能够带来双重收益，一方面是资金提供方的回报率的收益，另一方面是接受投资企业的流动资金增大、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后者进行科研开发首先尝到好处的本企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技术的普及，产业内企业都逐次得到因技术进步而来的好处。再者，作为产业链上的一员，当某企业发展迅速必定导致该产业结点发展进步（不论来自技术的扩散还是由于竞争而淘汰劣者），快速稳定的发展又会需要前向关联产业提供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和向后向关联企业提供大量廉价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很顺利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前进。
2.在信任基础上进一步合作
进行国际避税时，首先说涉外股权转让的出受让方之间的交易本身就是一次跨境合作。由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资源结构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的，我们应充分利用互补性以实现互惠。通过合理的节税手段，使得各企业的流动资金都有剩余，此时是进行风险投资还是进行科研研究或者只进口昂贵的高技术和高质量设备，这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和能力进行选择。这不仅是一个独自选择的过程更是合作的开端。
五、结论及启示
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尤其近几年的资本渗入如此广泛，积极广泛的合作合资企业为东道国和所在国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合作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然而东亚经济体在走向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单个国家市场体系下的经济发展很容易让个别人或组织钻法律的漏洞，进行不合法的国际避税，这不仅给本国市场环境的安定和团结带来很大的困扰，也不利于东亚合作的顺利进展[6]。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和国家间的共同合作，不仅体现在立法和监督上，必要时需要以独立法人的身份来调控各部分股权的分配，以维持社会的公正平等性。
首先，在详细了解和认识各国有关股权转让的立法和程序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程序和立法的不同之处，增加东亚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行探讨和协商，尽最大可能使得各国立法的统一性和监管制度的一致性，维持合理统一的税收原则，从而限制不法企业利用各国的税法漏洞来进行国际间的避税活动。达成各国政府法律法制度的共识，并引导企业从不正当避税走向合理的节税，鼓励节约成本的宣传活动，普及税收筹划知识，让各国各企业都能很好的节约资源，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的资源的最优配置。
其次，为实现东亚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应该取消国与国之间贸易和生产要素流通的各种限制，鼓励股权的转让实施和发展，使涉外股权转让进入内部化，不受到各种歧视或额外的限制;降低特权对生产力的束缚作用，使得企业间可以实现优胜劣汰，也使得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能够向更有效率的企业集中。这可能不适合所得东亚国家，但就整体利益而言，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需要各国进一步深入改革。
最后，有重组计划的企业应深入了解主管税务机关对股权定价问题的看法及立场，以及可能采用的经济分析方法，以主动管理资产重组中牵涉的股权转让潜在税务风险。在进行合理筹划以及进行有关的股权转让的过程中，企业应及时向专业咨询机构寻求意见，以制订有效的转让策略，计算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股权转让价格，以减少受到反避税调查的风险。在维持企业自身正常经营的基础上，为实现大的经济效益，加强实现企业间的合作，再经过政府的支持，以达到东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为实现上述东亚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合作状态，东亚国家政府需要积极鼓励涉外股权转让的发生发展，并为其发生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把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体的形成和稳定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指标任务，随时随地为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合作去努力。与此同时，东亚各国政府也必须保证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各种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只有运用正当的手段获得利益才能保证利益的源源不断。通过各国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制裁和监督不合法的股权转让行为，在此基础上并积极引导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合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李金艳，刘春宝.非居民股权转让所得税收问题与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法解释原则[J].涉外税务，2005 （5）.
[2]蒋健，朱敏.股权转让境外交易避税案例点评[J].涉外税务，2008（3）： 54-58.
[3]王星辰. 2010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前景[J].市场周刊，2010（3）.
涉外经济论文篇9
国际经济诉讼,也称涉外经济诉讼,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庭审的方式审理,裁判国际经济活动纠纷的一种活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在人民法院主理、审理国际经济纠纷案件中为实现诉讼行为而由人民法院及其他诉讼主体制作和使用的司法文书。随着国际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因为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在所难免,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就以上两大问题论述如下:
一、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
1.涉外性。所谓涉外性是指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所要解决的诉讼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是指案件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外国法人或者外国的组织,或者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国外;或者引起案件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由于这样的涉外性,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所遵循的法律,案件本身所适用的法律都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专门适用于涉外诉讼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而且,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涉外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来适用外国法,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求诉讼文书也要有其新的特点。
2.送达方式的复杂性。由于国际经济诉讼中的当事人、标的物或者法律事实是在国外,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又不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本国主权范围采取司法行为,这样,在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方便就需要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须在两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基于平等互惠的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律或协定所规定的方式和遵循进行送达,这种送达的程序要比国内诉讼文书的送达复杂得多。
3.文字的特殊性。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文字使用,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又要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在涉及不同文字国家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就可能涉及两国文字的使用。一般而言,在诉讼文书中,法院以本国文字写的文书为正文,其他文字的翻译文书须与正文原意一致。在中国,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以中文文书为正文。一切文书以中文本为准。
二、国际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求
所谓制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在写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格式。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文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制作时须严格遵循其格式要求。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格式化具体表现为:(1)各类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结构从总体上言,可分为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具体、固定的内容。(2)有些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尤其是由法院制作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通知书等中的一些文字是程式化的语言,有些内容及有关事项的交代说明,都是较为固定的文字。(3)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有许多要求具体写明的事项,而且,这些事项一般都是依法律规定写明。因而,这些事项必须完备齐全。如在起诉状中有关当事人身份事项,如是自然人就要求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等事项;如是法人则要求除写明法人的全称、地址、企业性质、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核准注册号、开户银行等事项外,还必须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主旨明确,选材精当。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文书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意见。所谓目的就是指制作诉讼文书要在诉讼过程中解决什么问题。事实上,每一份诉讼文书的制作都是有其特定的目的,诉讼文书应当准确明了地体现这个目的。所谓中心意见就是指解决前述问题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是诉讼文书的灵魂。必须以主旨贯穿于整个文书,统领全文,因而主旨必须鲜明集中,观点突出。为了使诉讼文书的主旨鲜明突出,就必须合理、恰当地围绕主旨选取材料,选材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国际经济文书中的材料主要是指案情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它在诉讼文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应当绝对客观、真实,这是诉讼文书对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2)材料不仅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还必须能够说明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即必须能够说明案件的性质,如是违约还是侵权等。这样,就要求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3)材料必须具体。事实材料必须具有行为的目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最忌笼统抽象。有时还必须写清楚行为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情节,往往有些细节最能反映行为性质。只有具体地写清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每个细节,才能从中看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才能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准备事实基础。
涉外经济论文篇10
国际经济诉讼，也称涉外经济诉讼，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庭审的方式审理，裁判国际经济活动纠纷的一种活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在人民法院主理、审理国际经济纠纷案件中为实现诉讼行为而由人民法院及其他诉讼主体制作和使用的司法文书。随着国际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因为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在所难免，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就以上两大问题论述如下：
一、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
1.涉外性。所谓涉外性是指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所要解决的诉讼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是指案件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外国法人或者外国的组织，或者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国外；或者引起案件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由于这样的涉外性，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所遵循的法律，案件本身所适用的法律都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专门适用于涉外诉讼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而且，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涉外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来适用外国法，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求诉讼文书也要有其新的特点。
2.送达方式的复杂性。由于国际经济诉讼中的当事人、标的物或者法律事实是在国外，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又不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本国主权范围采取司法行为，这样，在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方便就需要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须在两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基于平等互惠的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律或协定所规定的方式和遵循进行送达，这种送达的程序要比国内诉讼文书的送达复杂得多。
3.文字的特殊性。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文字使用，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又要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在涉及不同文字国家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就可能涉及两国文字的使用。一般而言，在诉讼文书中，法院以本国文字写的文书为正文，其他文字的翻译文书须与正文原意一致。在中国，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以中文文书为正文。一切文书以中文本为准。
二、国际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求
所谓制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在写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格式。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文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制作时须严格遵循其格式要求。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格式化具体表现为：（1）各类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结构从总体上言，可分为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具体、固定的内容。（2）有些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尤其是由法院制作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通知书等中的一些文字是程式化的语言，有些内容及有关事项的交代说明，都是较为固定的文字。（3）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有许多要求具体写明的事项，而且，这些事项一般都是依法律规定写明。因而，这些事项必须完备齐全。如在起诉状中有关当事人身份事项，如是自然人就要求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等事项；如是法人则要求除写明法人的全称、地址、企业性质、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核准注册号、开户银行等事项外，还必须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主旨明确，选材精当。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文书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意见。所谓目的就是指制作诉讼文书要在诉讼过程中解决什么问题。事实上，每一份诉讼文书的制作都是有其特定的目的，诉讼文书应当准确明了地体现这个目的。所谓中心意见就是指解决前述问题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是诉讼文书的灵魂。必须以主旨贯穿于整个文书，统领全文，因而主旨必须鲜明集中，观点突出。为了使诉讼文书的主旨鲜明突出，就必须合理、恰当地围绕主旨选取材料，选材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国际经济文书中的材料主要是指案情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它在诉讼文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应当绝对客观、真实，这是诉讼文书对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2）材料不仅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还必须能够说明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即必须能够说明案件的性质，如是违约还是侵权等。这样，就要求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3）材料必须具体。事实材料必须具有行为的目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最忌笼统抽象。有时还必须写清楚行为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情节，往往有些细节最能反映行为性质。只有具体地写清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每个细节，才能从中看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才能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准备事实基础。
涉外经济论文篇11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以下简称新《民诉法》)已经于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面较为广泛,涵盖了从基本原则到全部诉讼程序以及执行程序的方方面面,涉及80多个条款,取得了重大成绩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涉及国际商事仲裁的条款,仍然保留了1991年条款,而没有顾及到我国《仲裁法》颁布后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变化,相关条款始终未能与时俱进,令人遗憾。关于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外国仲裁机构及其裁决相关的条文表述如下:
1.第274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2.第280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3.第283条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以上三个法条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第274条和第280条将涉外仲裁机构裁决与涉外裁决相提并论;第283条将国外仲裁机构裁决与外国裁决混为一谈。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哪些机构属于涉外仲裁机构,哪些机构不属于涉外仲裁机构?作这样的区分有意义吗?何谓涉外仲裁机构裁决?涉外仲裁机构裁决是否就是涉外?应当如何科学地界定我国涉外仲裁裁决?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含义是什么?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裁决都是该特定外国(仲裁机构所在国)的裁决吗?应当如何科一学地界定外国仲裁机构裁决的性质?所有这些,在立法者眼中本身就模糊不清,导致执法过程中对相同案件判决的不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司法的现实。笔者作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法学教师,尽管为此已经疾呼和呐喊了多年[1],笔者在学术论文中表达的观点,也已经得到了我国最高司法部门的回应[2],但特别遗憾的是还未能引起立法部门的注意,由此造成了新民诉法有关涉外仲裁机构和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相关条文不科学不准确的表述。为了引起有关方面,特别是立法机构的重视,笔者不得不再次撰文,就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与外国仲裁机构及其裁决的属性,根据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各国有关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作出相对比较科学的论述,旨在促使相关立法部门接受学者们的观点,加快我国有关国际仲裁立法与司法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一、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与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历史局限性
我国设有专门仲裁机构的历史不长,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并无独立的处理国际商事仲裁的机构。中国当事人在国际商事交易中的争议,只能提交国外的仲裁机构仲裁。1953年7月至11月间,中国畜产公司和英国油饼油籽公司用电报成交29吨绵羊毛。电报成交后,英国公司将印好的书面确认书寄给中国公司复查并签字。确认书规定该笔交易如果发生争议,将由英国的布兰福特尔协会仲裁。中国畜产公司对在英国仲裁一事感到不安,但是又苦于国内没有专门的涉外仲裁机构。中国畜产公司面临的这种困境,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颇有代表性。[3]
为了适应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设立专门处理对外贸易争议的仲裁机构,势在必行。为此,1954年5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其215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决定》,[4]设立了中国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Foreign Trade ArbitrationCommission,FTAC),旨在根据我国外贸公司与外国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解决我国对外贸易契约及交易中可能发生的争议。从此,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独立自主地审理国际商事争议的仲裁机构。
20世纪70年代,随着我国国内施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1980年2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改称为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通知》,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改名为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FETAC)。1988年6月21日,国务院又批准了将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简称贸仲或CIETAC)至今。[5]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1994年成为国际商会的国家会员后,同时启用中国国际商会的名称。与此相适应,经中国国际商会批准,自2000年10月1日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使用CIETAC名称的同时,启用“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of 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简称CCOIC Courtof Arbitration)的名称。1996年以前,贸仲是受理国际经济贸易争议的唯一的涉外仲裁机构。
所以,我国1982年民诉法第20章(第192条至195条)、1991年民诉法第28章(第257条至261条)规定的是涉外仲裁机构及涉外仲裁(机构)裁决,均指贸仲或者贸仲裁决。换言之,贸仲就等于涉外仲裁机构,涉外裁决就是贸仲裁决。1982年和 1991年民诉法关于涉外仲裁机构与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提法,无疑是准确的,符合我国有关涉外仲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二、《仲裁法》颁布后的涉外仲裁机构与涉外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于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5年9月1日起生效并施行。根据仲裁法的规定,我国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6]而涉外仲裁委员会可以由中国国际商会组织设立。[7]就法条文意本身而言,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前者(第10条)设立的仲裁委员会为国内仲裁机构,后者(即第66条)设立的涉外仲裁委员会为涉外仲裁机构;前者受理案件的范围是国内案件,后者为涉外案件。
然而,1996年国务院法制局的一纸发文,打破了此前涉外仲裁机构裁决就是涉外裁决的格局。据此发文,国内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涉外合同当事人之间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约定,选择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国内仲裁机构或者涉外仲裁机构解决。于是,国内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之间业已存在的涉外仲裁协议的规定,顺理成章地受理涉外案件。请问:国内各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庭根据其各自的仲裁规则就其审理的涉外案件作出的仲裁裁决,究竟是国内裁决还是涉外裁决?
既然国内仲裁机构都可以受理涉外案件,那么当时作为国内外广为人知的我国唯一一家涉外仲裁机构的贸仲,为什么就不能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受理国内案件呢?于是,贸仲也修改了其仲裁规则,将案件的受案范围,从涉外经济贸易案件扩大到所有的国内经济贸易案件。我们不禁再问:贸仲的仲裁庭根据贸仲的仲裁规则就其审理的国内案件作出的仲裁裁决,究竟是国内裁决还是涉外裁决?
显而易见,在我国的仲裁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国内仲裁机构根据仲裁协议就涉外合同争议作出的裁决,无疑属于国内仲裁委员会裁决,但该裁决与国内裁决不同的是具有涉外因素,那么是否应当属于涉外裁决呢?另一方面,贸仲作为涉外仲裁机构,其裁决是否都是涉外裁决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按照贸仲1998年以后的仲裁规则,贸仲有权受理国内案件。贸仲仲裁庭就纯粹国内案件作出的裁决,按照现行民诉法的规定,仍然属于涉外仲裁机构裁决,尽管案件并没有涉外因素。可见,按照我国现行民诉法的上述规定,贸仲仲裁庭根据贸仲规则作出的裁决,无论是否具有涉外因素,都属于涉外仲裁机构的裁决。
因此,如果说1982年和1991年民诉法关于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表述是科学与准确的,那么2007年和2012年民诉法关于涉外仲裁机构裁决仍然援用1982年和1991年的表述,就是不准确与不科学的,因为不符合我国现行涉外仲裁立法与实践的现实情况:涉外仲裁机构裁决不一定都是涉外裁决,国内仲裁机构裁决一也不一定不是涉外裁决。
三、我国涉外仲裁裁决的含义与法院对国内裁决与涉外裁决的司法审查区别
涉外经济论文篇12
一、《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的、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独立学科，学科以建立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 之间良好的沟通关系，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本组织的良好形象为主线贯穿始终。
二、《会计学基础》
本课程是商务秘书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通过讲授和辅导两个环节，要求学生掌握会计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 ，以及会将理论和方法适用于工商部门、分析处理具体的经济业务，为经济管理提供经济信息。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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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秘书理论与实务》
《秘书理论与实务》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讲授秘书学科的历史沿革、工作原理以及实际操作中的一些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建立对秘书学科以及秘书职业的基本印象。掌握有关秘书工作的有关基本理论常识和秘书实际工作中应具备的各种技能。使学生了 解秘书活动是什么，更要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五、《文书档案学》
《文书档案学》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实践性较强，主要讲授现代文书档案学工作基本理论，公文处理的程序与方法，文书阅卷 与归档，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与利用以及电子文件的管理等等。学习这门课是作好商务管理文书工作的基础。
六、《应用文写作》
本课程主要讲授适合商务秘书专业学生从事秘书工作等方面需要的秘书写作基础知识、常用文体的写作方法，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 养提高学生的秘书写作能力。其理论性适度，适用面广，可操作性强。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与训练，能够掌握各种常用文体的写作方法 ，提高写作能力，熟悉各种文体的规范体式，从而比较熟练地写出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格式规范、语言流畅、文风端正的实用 文章。
七、《言语交际》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口语训练、表达训练、读诵训练、思路训练、听力训练、应变训练、体态语训练、演讲训练、辩论训练、谈判训练等基 本表达技能的训练。
八、《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研究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客观规律性的科学，它侧重于研究解决使企业经营目标、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三者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的问题，从而使企业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主要内容有：经营战略、市场调查与预测、经营决策与计划、产品开发与 技术发展、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等。
九、《英语实用文函》
《英语实用文函》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主要讲授涉外秘书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英文函电的处理，以及有关涉外秘书工作的职责 范围和操作规范，使学生掌握涉外秘书工作应具备的文字处理能力。
十、《国际贸易与实务》
国际贸易是涉外秘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 展，我们将会面对更多更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尤其中国即将进入WTO，迫切需要掌握国际运行的贸易规则的应用人才。课程主要讲授国际贸 易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组织、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条款、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常见的国际贸易方式。
涉外文秘专业介绍
一、专业介绍
涉外文秘专业是随着科学经济高速发展，信息传播急剧膨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现代科学管理专业。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职业，涉外文秘工作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它在辅助各级领导进行综合管理、树立企业形象、沟通内外关系、处理信息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涉外文秘专业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十大需求专业之一。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爱国、敬业、合作的精神和健康的身心素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既具备涉外文秘与办公自动化专业的扎实理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信息分析处理能力，档案管理能力，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熟练处理办公室的日常事务，能从事涉外文秘工作的复合型、实用型的涉外秘书高级人才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
三、主干课程
综合英语、英语阅读、英语听力、英语会话、英语语法、商务英语、外贸单证与函电、中国文化概论、文书档案学、商务礼仪、形体、茶艺、公共关系学、演讲与口才、国际贸易实务、经济法、办公自动化、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文书写作、公文写作。
实践环节：计算机网络、公务文书写作、礼仪与形象设计、基础写作、新闻写作等实习、毕业社会实习、毕业设计、实验实训、社会调查、校外实习、毕业论文和秘书综合实训。
四、校内实习实践
该专业拥有学院“圣兰大学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实战、实践平台，学生有大量到实训室进行实践的机会，并有专门的办公自动化机房让学生进行办公自动化专业知识的学习与练习，同时拥有专门的档案室、办公实训室作为实践场所。本专业的学生经常出席各种重要会议，从事礼宾服务、会议布置及管理、现场速记及速录等实践操作。
另外本专业在校内拥有专门的化妆实训室，化妆实训室内有专门的化妆设备及精心设计的化妆镜等供学生们进行专业化妆形象设计的演练;为了拓展本专业的就业面，我系酒店客房实训室可供本专业的学生进行餐饮、饭店、客房服务的演习和操作，拓宽了学生的就业宽度;专门的形体房，是本专业学生进行形体训练，进行礼仪培训的专门实训室，在这里培养出了一届又一届外在气质优雅的涉外秘书人员;茶艺实训室专门为培养学生的内在气质而设，让学生在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下形成由内而外的气质美。语音室、电子计算机机房、红外语音教室、多媒体教室更是本专业学生进行文化学习必备的实训操作舞台，在加上我系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实践课”构成了完善而又多样的校内实习实践平台。从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可以得出，本专业学生深受企事业单位的欢迎，未到毕业时，便有用人单位到系内提前预定学生。
五、教学成绩
学生毕业前需要考取英语类、计算机类、普通话、职业资格四类证书。
英语类证书包括全国应用英语A级、全国四六级、PETS几种，学生可以任选其一;计算机类证书包括全国计算机一级、二级VF、NIT等;普通话需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水平;职业资格证的类别比较多，本专业学生可考取秘书及涉外秘书资格证、公关员、营销师、茶艺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会计师、教师资格证等资格证书，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增加无尽的砝码。
计算机类考试最终学生能够达到100%的通过率;普通话水平二级甲等的占该专业总人数的93.5%，一级甲等水平的占专业总人数的6.5%;英语类证书的通过率可以达到100%;职业资格类证书通过率最终可以达到100%，其中茶艺师的通过率为100%，秘书资格证可以达到100%，涉外秘书资格证可以达到99.6%。
在自学考试中，我系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我系07级刘艳辉同学在毕业之前已考完了自考英语专业的笔试课程，只剩下实践考试与毕业论文两门课程;08级刘海真同学也在毕业之前考过了自考英语十门课程，只剩下一门笔试课程、实践考试与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