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篇1

Abstract:BeingthemainarchitectofChineseforeignpolicy,pare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tosumuptheexperiencesandlessonswhichnotonlycanhelpustofully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ourforeignpolicybutalsocanoffersometheorydirectionforour21Stcenturydiplomatism.

KeyWords:MaoZedong;DengXiaoping;diplomatismthought

研究外交思想，首先应明确何谓外交？外交的定义众说纷纭，简言之，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是国家用和平方式进行的对外行使活动的总称。外交活动的进行不是盲目的，需要以外交思想作为指导。而外交思想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关于国家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的总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离不开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对两种思想进行比较，提炼共性的规律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不无裨益。

一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代表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

外交思想产生和发展于战争与和平相互交融的特殊时代。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支持，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在他看来，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⑴“一边倒”奠定了中国外交发展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

60年代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进一步受到来自美苏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焦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⑵面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等领导人产生了较强的忧患意识，确立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以此指导外交工作。中国顶住了来自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在维护自己的和利益，推动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西欧国家同中国出现建交高潮，在1970年至1980年十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75个。从此，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提出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思想。但也明确表示，苏联与美国同属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属于第三世界，即“三个世界”的理论。“三个世界”思想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外交思想产生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争霸世界，但是双方实力互有攻守，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把握世界全局，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在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⑶邓小平在注意到国际形势继续缓和的同时，敏锐地看到，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充分认识到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从而为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以及新时期外交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对国际秩序的分析。所谓“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在国际事务中，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国际秩序总是同一定的国际格局相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极力主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984年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和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⑷同时邓小平也谈到，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1996年，邓小平又重申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⑸在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中，邓小平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大国。

第三，对中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认识。邓小平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国家的、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⑹80年代初，美苏争霸，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都想争取中国加入他们的集团。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明确提出把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密切结合起来，即不同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搞战略同盟，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压力。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⑺

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两个重大转折阶段，即恢复和发展阶段。和邓小平从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出发，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外交思想，为中国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交氛围。

二

比较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理论内容、表述方式等方面并不相同。但总而观之，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在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这就决定了两种外交思想之间存在着共性，两代伟人思想的交汇点必将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南。

第一，维护国家和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国家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首先表现为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不拿国家利益做交易。1949年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不允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⑻50年代联苏抗美、60年代反美反苏和70年代联美抗苏的外交思想都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针对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作出的调整。邓小平继承的这一思想，坚决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问题上丝毫不作让步。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⑼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一政策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党际关系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在国际交往中始终维护国家和独立，反对任何外国任何形式的干涉和控制。他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国家无权干涉。1950年中苏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听命于苏联。1972年，中美建交中国没有完全受制于美国，相反，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顶住了来自美苏的压力并成为独立于美苏力量之外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外交思想也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外交精神。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

第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详细分析了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在他看来，各种类型的国家同时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冲突。为此，认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来，对此予以科学表述，发展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同敌视我国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邓小平仍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础，指出：“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我国不仅同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全面的睦邻友好，而且同其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第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一贯把支持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战争视为份内责任，给予道义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这些援助是不谋求任何特权的，目的是通过援助使受援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之路。这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密切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高，邓小平仍然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立足点，将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并且不受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第五，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并且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等战遏制帝国主义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继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⑾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始终坚持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坚决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力量一边，始终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赢得了世人对中国的赞誉。

三

和邓小平是不同时代的两位外交家，他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外交决策和外交思想也不尽相同。对这两位伟人的外交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们决不是故意造成两位伟人思想的对立，而是力求从比较中得出一些启示。

第一，正确认识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关键。和邓小平都注意了解、分析和预测国内国际环境，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政策。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的合作与支持，需要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广泛的交流关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共同关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各国进行合作与交流是可能的。中国必须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才能有更强大的外交。

第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准绳。独立自主包含两层涵义，首先是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其次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邓小平与的外交思想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无论是与苏美结盟的时候，还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交往的时候，、邓小平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不允许任何国家插手中国内政，染指中国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国家“让渡”和利益“共享”的特点明显增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经济利益、政治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在不能“因噎废食”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能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广泛地发展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借鉴、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近代中国曾经任人侵犯和践踏，“百年屈辱史”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一生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与统一，他们所有的目标就是使中国逐步强大起来，因为只有综合国力增强了，外交工作才能大有作为。在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突显，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极。

最后，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准则。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在国际局势和国家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稳定国际局势、弥合国家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深受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拥护和支持。我国必须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国家都能够友好相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获得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

注释：

（1）《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外交思想论文篇2

Abstrac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major foreign activitie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facts， summarize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 thought of diplomacy of the stage，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 consistency and "revolution" diplomacy. Among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to analyse the consistency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independence and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After summari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per， I’ll show the caus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omestic and and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himself .

Keywords:Mao Zedong， diplomatic thoughts， features， reasons

正文：

本文研究的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首先对“文革”时期做一个界定：本文中的“文革”时期即是指1966——1976年我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阐述的就是在这十年浩劫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文革”十年，中国外交所受的影响相对于其它方面而言是很小的，中国外交甚至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三次建交高潮。本文主要从“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以及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最后指出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

（一）承前一致性

“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是对以前外交思想的继承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国际利益至上原则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国际利益至上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逐步变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战略为尼克松主义，其中包括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通过“叶海亚渠道” ，“罗马尼亚渠道”等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意向。毛泽东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通过释放美国囚犯，开展“乒乓外交”等给予积极回应。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坚持不仅体现在中美建交上，更体现在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必须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上。1972年2月21日，离《上海公报》公布还有24个小时，而尼克松却迫于国务院的压力提出要修改，毛泽东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告的可能性。”[1] 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保证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公报中较突出的内容是：美国在同新中国交往中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了美国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目标。

美国的“越顶外交”使得日本和欧洲盟国深受震动，此后，中日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乎已全部同中国建交。欧洲共同体成员除爱尔兰外也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及日本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支撑他超越意识形态，高瞻远瞩地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的根本源头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如他在会见基辛格时所说：“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耶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2]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为中国赢得发展机遇，突破外交孤立，也有利于抵制苏霸，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方向。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深刻表现。

2． 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之一。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法完全自主地处理对外事务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的权利，它与国家主权有着密切的联系。”[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中心点。”[4]早在1949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国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此后的毛泽东一直贯彻独立自主原则，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而同某些国家结成同盟，但这只是一种外交战略和方式，我们并不依附任何一个国家。

对毛泽东这一阶段独立自主原则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中国逐步脱离苏联的控制及中苏关系的对立。20世纪60年代，苏联多次侵犯我国边境，尤以1968年的“珍宝岛”事件为甚，面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对于1969年苏联极力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做法，毛泽东指出了苏联的真实目的是组建一个反华集团并将其它各国划归苏联的控制之下，因此，苏联的这种做法并未得到响应，甚至与苏联关系较为密切的印度等国也不愿接受。 1969年10月起到1978年6月，中苏就边界问题共举行了15轮会谈，由于苏联不改变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及中国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双方一直未达成协议。

另一个例子就是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毛泽东在1973年和1975年会见基辛格时反复强调：“至于我们与台湾之间的问题……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5]毛泽东还指出，“不能把台湾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6]

从毛泽东对苏美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坚持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坚决不让国家主权受到丝毫侵犯，不仅维护了国家利益，还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而且是中国建国以来整个外交思想的中心，我国一直奉行这一原则。

3．“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7]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非一时提出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源于1946年的“中间地带论”。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1962年，1963年的发展，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直到1974年，毛泽东正式完成了其从“中间地带论”向“三个世界”理论的转变。

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对于从60年代广泛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国都给予坚决的政治甚至经济支持。

从“中间地带论”到“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在敌友组成的内容上有些不同，但其中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争取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正确地将世界划分为三方力量，为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使人们看清了苏联的争霸意识，也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革命色彩浓厚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受“左”的意识影响，形成了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中国宪法等各方面遭受践踏，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不稳定，行政制度包括外交机制遭到破坏，造成了中国成立至今61周年外交决策史上最混乱和特殊的十年。

1967——1968年，我国外交大权旁落入林彪、江青等人之手，他们借口支援世界革命，进行“输出革命”式的外交，四面出击，打倒一切，高喊武力收回香港，在群众大会上呼喊打倒外国现任政府等，更发生了恶劣的“三砸一烧”事件，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多国因大小问题与中国发生外交矛盾，三十多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中国外交遭受空前的挫折。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8]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中国有严重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外交路线的的表现。

对此，周恩来进行有力斗争并积极修复外交工作，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并决定重新派出驻外使节，如：“毛泽东后来在1968年对输出中国革命的做法也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用法，认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的‘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1968年5月29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说：“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9]经过一些修复和整顿，中国外交逐步恢复正常并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文革”时期影响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因素

一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针对“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毛泽东个人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环境因素

“每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10]

“文革”十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一直比较危险，国防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北方苏联在中国部署近百万重兵直接侵犯中国领土，中国面临着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困境。因此，对毛泽东来说，寻求改变自身安全环境的任务迫在眉睫。此时，内外交困的美国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对此积极响应并借机改善与日本和西欧的关系。

两线受困下，毛泽东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

此阶段内所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都是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带有深刻的“冷战”烙印。

(二)国内政治因素

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他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致，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11]“内政与外交同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但内政又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12]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对内思想上“左”倾错误严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加上国家领导集团的变动，如江青等人的篡权，使我国外交事业严重受损。

中国的经济在历经 “大跃进”后不仅没有赶超美英，还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对此进行反思，逐步把争取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我国的经济作为重要任务并进行了工业化道路的探索。1975年，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3]这样的国内政策就决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国内经济，由此，超越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对外政策就有了深厚的内政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内政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对外政策是围绕国内发展这个中心而制定的。“文革”时期的对内政策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使得我国对外政策也呈现出建交高潮和低谷的状态。

（三）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文革”十年，毛泽东的各方面思想对我国的外交政策都有一定影响，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毛泽东个人因素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的爱国思想浓厚。毛泽东的爱国思想从小就有，面对被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的爱国思想还具有传承性，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的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爱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念支撑，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等一些外交原则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

其次，毛泽东军事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南征北战的军事家来说，斗争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因此才会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一思想使得毛泽东在面对我国多面受困的环境下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大三线”的建设，抗美援越，不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等都是毛泽东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角度思考的结果。同时，军事战略家的思维也使毛泽东做出了错误的决断即把运用于中国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推广到世界范围，致使中国外交违背了国际基本准则，与多国关系破裂。

第三，是毛泽东的哲学观。毛泽东的哲学观主要体现在辩证法和矛盾论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分析中外国关系时，运用对立统一方法，精辟地阐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4]毛泽东还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法。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至上，因此才有“一边倒”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大外交方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中苏大论战，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改善等则是国家利益至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则又是意识形态占上风。

毛泽东的矛盾观也对“文革”时的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文革”前期，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把这一观念推至世界范围；“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观念有所转变，因此主动修复外交关系。由此可看出，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

以上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与对外思想是统一的，都受到他的哲学观念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哲学”痕迹。

总之，“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不论其正确方面还是错误方面，都是有一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此阶段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和毛泽东个人的研究。

三、结语

“文革”时期，由于受当时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毛泽东个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呈现出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三个世界”理论等具有承前一致性的特征，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倾向即“世界革命”，使得我国外交体制被打乱，外交事业严重受挫，与多国发生外交矛盾，然而，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主动修复外交关系，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因此，总的来说，此阶段的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正确的，只是在一小段时期内受“左”的意识的影响造成了错误的决断。

笔者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状况中得出几点启示，即：要正确处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进行外交工作时，要时刻保持辩证思维，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吸收并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正确方面，妥善地将其运用于中国当代外交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

谢显益.中国外交史 [M].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毛泽东思想史[M] ．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1995.

［3］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4］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鲁毅等．外交学[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

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

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选读》[M]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10］ 张树德．国际风云变幻中的毛泽东[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11］ 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傅建中.基辛格秘录[N]．《中国时报》，1999年1月10日.

［13］ 范贤超、王华生.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建树[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14］ 尹承德.试论毛泽东外交思想[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5］ 葛沐.论毛泽东外交政策与建国初期中美关系[J]．世纪桥，2008年，第8期.

［16］ 朱军.毛泽东的外交遗产[J]．协商论坛，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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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树德：《国际风云变幻中的毛泽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202页。

[2]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3]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301页。

[4]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26页。

[5]傅建中：《基辛格秘录》，台湾，《中国时报》， 1999年1月10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82页。

[7]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122页。

[8]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85页。

[9]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月版，第276页。

[10]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7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外交思想论文篇3

周恩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周恩来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周恩来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周恩来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宋朝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段话说明了“太极”是基于“异”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辩证的看到事物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实现转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通过阐述大小、难易、高下、祸福、有无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上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互谅互让与儒家“仁学”理论

中国哲学深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文化作主导的。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都可以看出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仁学”理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核心思想就是“仁”。《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仁”的记述甚多：“子贡日：“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荛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孔子认为将实施“仁”上升到“圣人”的高度来论述。另外，“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不仅提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还解释如何“行仁”。即推己及人的思想。继孔子以后的孟子，对“仁”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仁”。其后，孟子更将“仁”推行到政治领域，即实施“仁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民本思想”就是要论述推行“仁政”的重要性。

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周恩来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我国和周围邻国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若干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始终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1955年7月，他在人大会议上就阐述了和缅甸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说“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好的解决了与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在处理这些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表现了宽厚仁义的东方大国风范。

四、灵活变通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精神

中国哲学著述中不乏有详细阐述世间万物恒常变化发展思想的经典之作。《易传》将宇宙万物的普遍变化法则称作“易”或“道”。《易传》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道出了宇宙万物是个变动不已的洪流，而这一变动不已的洪流就是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在这基础上，《易传》进一步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从方法论上告诉人们必须注意适应变化，调整策略。先秦法家思想家韩非不仅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因此，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变。《韩非子·五盎》载“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要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法，灵活变通，解决不同的问题。

周恩来独特的外交魅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变通、因势利导的外交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我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和国际形势跌宕起伏，风云万象。加之，国内形势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行而变得异常复杂。这给新中国外交工作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在极为纷繁芜杂的环境下，周恩来始终用“变易”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这使得我国外交事业能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不断发展。这一点在周恩来晚年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关系得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苏争夺日益激烈。1969年初，周恩来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积极探讨和美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接着，周恩来游刃有余地导演了一场“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祝酒辞上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周恩来善于突破陈规，灵活变通的外交思想的生动展现。

外交思想论文篇4

周恩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周恩来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周恩来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周恩来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宋朝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段话说明了“太极”是基于“异”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辩证的看到事物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实现转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通过阐述大小、难易、高下、祸福、有无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上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互谅互让与儒家“仁学”理论

中国哲学深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文化作主导的。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都可以看出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仁学”理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核心思想就是“仁”。《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仁”的记述甚多：“子贡日：“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荛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孔子认为将实施“仁”上升到“圣人”的高度来论述。另外，“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不仅提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还解释如何“行仁”。即推己及人的思想。继孔子以后的孟子，对“仁”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仁”。其后，孟子更将“仁”推行到政治领域，即实施“仁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民本思想”就是要论述推行“仁政”的重要性。

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周恩来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我国和周围邻国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若干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始终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1955年7月，他在人大会议上就阐述了和缅甸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说“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好的解决了与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在处理这些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表现了宽厚仁义的东方大国风范。

四、灵活变通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精神

中国哲学著述中不乏有详细阐述世间万物恒常变化发展思想的经典之作。《易传》将宇宙万物的普遍变化法则称作“易”或“道”。《易传》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道出了宇宙万物是个变动不已的洪流，而这一变动不已的洪流就是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在这基础上，《易传》进一步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从方法论上告诉人们必须注意适应变化，调整策略。先秦法家思想家韩非不仅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因此，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变。《韩非子·五盎》载“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要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法，灵活变通，解决不同的问题。

周恩来独特的外交魅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变通、因势利导的外交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我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和国际形势跌宕起伏，风云万象。加之，国内形势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行而变得异常复杂。这给新中国外交工作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在极为纷繁芜杂的环境下，周恩来始终用“变易”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这使得我国外交事业能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不断发展。这一点在周恩来晚年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关系得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苏争夺日益激烈。1969年初，周恩来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积极探讨和美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接着，周恩来游刃有余地导演了一场“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祝酒辞上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周恩来善于突破陈规，灵活变通的外交思想的生动展现。

外交思想论文篇5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外交思想论文篇6

曾纪泽（1839一1890），字劼刚，号梦瞻，双峰荷叶塘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长子，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出使西方八年，先后担任驻英、法、俄国公使，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历来学术界对曾纪泽的研究多集中在卓越的外交成就上，对其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研究尚为不足，本文试着探析此问题。

一

曾纪泽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权思想与王权思想的杂糅。

曾纪泽的国家主权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王权思想的束缚，他还不能将“国家”与“朝廷”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曾纪泽就任驻英法公使时，向两宫皇太后表示“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①可见，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他将办理外交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忠君、报君的一种方式。但是，曾纪泽这种封建王权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后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君” 日益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成为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昏君”，阻碍着“忠君”者的爱国行为。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拥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曾纪泽为清政府四处奔劳、呕心沥血，却最终被当权的投降派排挤出了外交舞台。这正是一个绝对忠于王权的外交家的悲剧。

第二，主权平等观念与“天朝上国”观念的交织。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曾纪泽意识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②他主张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和因循守旧的态度，以广阔的胸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但同时曾纪泽又极力论证“西学中源论”，以获得自信心。“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可以知后世之泰西”③ “‘云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④此理论虽有利于减轻守旧士人学习西学的心理阻力，但这种将西学比附于中学的认识实质上是曾纪泽“天朝上国”虚骄思想的体现，反而会限制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名在传统外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曾纪泽思想深处难以避免地存在宗藩体制的根芽。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他依据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藩属国，他沉浸在自己的礼义文明和“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不言平等二字，仍以宗主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干涉其内政外交。在条约体制下，西方列强无视和肆意破坏宗藩关系，曾纪泽多次呼吁清政府设法加强对藩属国的管理。

第三，诚信外交理论是传统外交与近代外交双重因子的复合体。

在曾国藩以“诚”为宗旨的家庭教育下，早年曾纪泽形成了“诚”、“敬”的人生原则和“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道义外交思想。⑤但在日后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曾纪泽的诚信外交在其父辈的基础上增加了资产阶级外交思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求和平的方法是谨守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曾纪泽的诚信外交主张中西平等友好往来，消除成见与隔阂，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并增强国家实力和战备，进而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相比而言，曾纪泽的诚信外交是更强硬的，也更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充斥的国际社会，曾纪泽并没有完全摆脱曾、李妥协思想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正义之举视为激怒英人，引发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众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⑥这显然与英国强行输入鸦片，蓄谋挑起战争的事实不符。从中可见，传统的妥协外交思想在曾纪泽脑海中打下的烙印。

第四，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外交认识与实践上的失误。

首先，曾纪

泽对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的认识缺乏科学性。曾纪泽过分地夸大外交的作用，甚至将其置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上。他曾比喻说，邦交和国内建设就好像是修理房屋与安排屋内陈设的关系，只有先把房子修好，门窗安牢，方谈得上“清理内务”。同样，只有把邦交搞好，使国家地位稳固，然后，才谈得上国内建设及整顿内政。⑦然而，对于弱国而言，在不公正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外交谈判顺利地解决问题。唯有强国御侮，提高综合国力，再辅之以外交，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外交和平商讨、平等互谅、折冲樽俎的作用。

其次，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及某些侵略策略认识不清楚。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联合侵华的本质认识是深刻的，但具体到某一个国家，认识又显得模糊。例如，对于在近代攫取中国利益甚多的沙皇俄国，他却认为“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⑧另外，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只要给予西方侵略者商务上的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列强的侵华步伐。可事实是，西方国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中国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勒索。

最后，曾纪泽外交辞令的不当，在外交活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1878 年12月，因在出使途中受到香港总督的热情招待。曾纪泽坦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⑨很显然，他的言论没有考虑到俄、德等国的感受。又如在中法越南战争中，法国占领凉山之后，全军欢欣鼓舞，作为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却在报上撰文将刘永福在越南山西的惨败与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战役的失败进行比较，其嘲讽之意不言而喻，这也为曾纪泽之后的撤职埋下了祸根。 　此外，由于自身的局限，曾纪泽思想中“三纲五常”、“女子不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并没有因出使西方的经历而改变。曾纪泽对英国妇女因“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的评价是“甚矣，人心之难餍也”⑩可见他对女子参政的不赞同。

二

曾纪泽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曾纪泽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是“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国为事”{11}的时期。曾纪泽感叹到：“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以谋我之势”。{12}国际交往中充满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常以坚船利炮相威胁，贫弱国家毫无独立平等可言，尚能被各国用来捍卫国家权益的国际公法，常会被列强随意的附会和解释，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外交多置于列强干涉和欺诈之下。这样严峻的国际坏境，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困难重重且成效甚微。

1840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与西方“夷狄”打交道有着本能的反感和不屑。之后西方列强侵华脚步不断加快，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遭到巨大破坏，清政府方才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拥有强大的武器，我方无力抗衡的强国。于是，对西方列强的恐惧伴随了整个晚清。面对西方国家，清政府为了力保和局，不是虚以应付，就是妥协求全，并要求官员在外交事务中以“和戎”为基本原则。这样，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便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促进了中国士大夫的进一步觉醒。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大胆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但对其政治文明从不问津。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充斥进来，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虚骄，承认西方政教远胜于中国的事实。在中西文化激烈冲击和碰撞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办理洋务以及士大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这样的主客观矛盾注定改革终会失败。

从家庭教育环境来看，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尊崇和恪守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将义理置于诸学之首，在外交上，他提倡儒学的“忠、信、笃、敬”。对子女的教育遵从“传统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女成为一个符合传统价值观人才，为大清帝国效命”。{13}曾国藩一边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边不忘指导曾纪泽作诗作文，还时常让他来到军营，言传身教。在父亲的影响下，曾纪泽渐渐形成了对内维护三

纲五常，对外讲求忠信笃敬、守订和约的思想体系。这种自幼接受的教育，从根本上决定了曾纪泽无论日后怎样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其思想深处，从本质上来说都遗留着封建文化思想。{14}

就曾纪泽本人而言，一方面，曾纪泽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经史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周礼》、《孟子》、《周易》、《阳明传习录》等书的阅读，使曾纪泽头脑中不免包含封建落后思想，轻易难以动摇。另一方面，曾纪泽又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曾国藩幕府中多博学广识之士，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曾纪泽在其间，耳濡目染，结交朋友，翻阅书籍，西学知识多有长进。在京城候补期间，曾纪泽阅读大量西方书籍，接触和参与多样的西方事物和活动，西学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1878—1885年出使英、法、俄的几年间，曾纪泽直接而深刻地感受了西方文化，他感叹“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窃，始信昆仑别有山。”{15}在这样不断的对外接触中，曾纪泽头脑中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近代西学文化的矛盾和碰撞更为剧烈。这二者在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曾纪泽陷入了两者交织的洪流与矛盾之中。

此外，在出使西方前后，通过阅读和外交活动，曾纪泽对通行于西方社会的国际公法与外交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尝试将近代外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外交中。但是曾纪泽从事外交，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也没有接受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外交理论的系统学习，这导致了他理论知识的欠缺。而且，晚清外交开的晚，清政府没有积累下任何成功的外交经验可供曾纪泽借鉴。所以，曾纪泽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灵活运用国际公法力挫强敌，最终取得谈判的圆满胜利。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瑕不掩瑜，曾纪泽卓越的外交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熠熠发光，赢得了世人广泛的肯定和赞美，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才干的爱国外交家。

注释：

①《曾慧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②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194.

③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63.

④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7

⑤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3）.

⑥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916，917.

⑦《中国先睡后醒论》，载于《新政真诠》初编附录。

⑧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53.

⑨郭嵩焘日记[m].岳麓书社，1984：822.

⑩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3.

{11}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08.

{12}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6.

外交思想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新世纪;毛泽东;外交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党历史上宝贵的经验财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深刻发掘其中的内涵和精髓，用于新世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本文拟就毛泽东外交思想进行初步探究。

1、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内容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到走向成熟伴随着他革命的一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意义，发挥着不同的指导作用。

1.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重要一员，开始对苏俄有了巨大的信赖和期望，他最早于共产党人中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干涉”。

从九一八事变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萌芽阶段。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这一主张成为抗战前期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所以说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至战略反攻前，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抗战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战后中国外交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思想趋于成熟完善。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七大上提出我党外交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卫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这些外交原则的提出，以及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论述，标志着抗战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成熟和完善。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点，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主要途径和争取国外援助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

第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性。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协议的订立必须以”不丧失领土主权”为前提，在他看来，订立各种协议不得损害国家主权领土，否则就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第三，超越意识形态、大力发展国际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认为抗战外交的重点是争取援助，发展国际合作。他在和斯诺交谈中，就表现出对罗斯福及新政的关注，呼吁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及战后重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对日宣战，毛泽东马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十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毛泽东要求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际关系，争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支持。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不管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凡反对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英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

第四，平等互利、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策略。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是在把握平等和互利不可分的基础上来确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先后邀请了斯诺、史沫特莱等一大批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并指示全国各办事处主动地、有计划地向国外媒体提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抗日资料及情况。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的对外工作原则。这两个区别的提出，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对民间外交问题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

1.3建国前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一边倒”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是建国前夕我们采取的又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1949年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此后，毛泽东又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他所说的并不是倒向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既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包括美苏对华政策决定的，也是新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与权益所做出的正确选择。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处理对苏关系中，始终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

2、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现实意义

2.1历史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评价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军事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对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对国际战略的运筹帷娓，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新的世纪，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多极化趋势，我们既要大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加强国际合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要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外交工作艰巨而又复杂。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8年9月，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揭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2.2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当今外交政策的影响

毛泽东在创建新中国新型外交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其中包括: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适时提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与周恩来共同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把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这些基本论点对新中国外交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外交思想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61-10

在影响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诸因素中,思想库(Think tank)的作用较为独特。作为美国一 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近百年来思想库一直影响着美国内政和 外交事务的发展,被广泛认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美国政治的第五种权力。[1]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逐步深入,思想库在美国内政外交决策机制中的角色 和作用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其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开始增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 势。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思想库”研究作一概要综述,考察此项研究的学科定位 和研究人员分布,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主要学术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的美国 思想库研究进行展望。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定位和研究人员分布

思想库研究特别是美国思想库研究,是一个近年来才兴起的学术热点问题,其学科属性还较 为模糊。为便于说明和研究,[2]本文对其试作一番定位。

首先,由于思想库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政策研究,并以影响政府政策为目的,对它的研究可 归于政治学的范畴:一方面,思想库试图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进程,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专业关系密切,尤其从外交决策机制的角度,探讨思想库在其中的角 色和功能是美国外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美国内政方面的思想库也积极对公共 决策进程施加影响,而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联系紧密。[3]其次,从美国 思想库的组 织特点来看,它们通常都标榜自己的非政府、非党派特色,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并且通常也 不以赢利为目的,而多游离于政府正式的决策进程之外,与官方机构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因此,对美国思想库的考察也是社会组织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此外,由于美国思想库在联结知识与社会政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的研究方法、知 识管理和组织管理等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管理、科技咨询等部门的研究对象,因而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将之包含于软科学的行列。

从人员分布来看,目前国内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者基本上可归于以下几类:一是国内著名思想 库内的研究人员。他们由于自身工作的特点 ,对国外的同行机构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尤其是美国思想库同行的最新研究报告和成果,通 常是他们跟踪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们也会对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演变和运作机制等进 行一定的考察。从研究对象上看,他们一般较侧重于美国的外交思想库,投稿范围一般是《 现代国际关系》、《美国研究》等国际研究类期刊。

二是国内科研管理、科技咨询、软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者。 他们的文章主要关注于美国思想库的运作体制、研究方法等方面,且研究对象通常也不 局限于美国思想库,而对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都会有所涉及。一般来说,他们 不太关注于思想库研究报告的具体内容,其学术成果多发表于《科学管理研究》、《社会科 学管理与评论》等期刊。

三是国内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者。他们一般 从整体的公共政策决策进程角度来对思想库进行研究,并不局限于外交政策。此外他们的研 究通常理论性较强,常会运用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方 法、社会结构理论等),侧重于实证研究,可以说代表着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的最高 水平。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历史考察和档案分析较少,其研究成果在以上两类期刊中都能见 到。

四是国内近年来刚刚兴起的NGO研究者。近些年来,随 着非政府角色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开始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对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研 究也开始热起来。从性质上看,美国思想库也是一种NGO组织,对它的研究可纳入到非政府 组织的总体研究之中;并且由于美国社会中思想库现象的发达,国内NGO研究者也给予了较 多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发表于《学会》、《中国非营利评论》等学会组织类期刊。

五是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他们是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 研究最为活跃的一股力量。作为美国政治和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近 年来逐渐引起了中国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国际研究类专业的高校研究生,以美国思想库( 主要是外交方面的思想库)作为选题的博硕士论文中纷纷出现。[4]但相比较而言 ,对于美国内政方面思想库的研究尚未引起国内相关专业研究生的重视。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学术成果

总体来看,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近年来, 有关美国思想库的专著、论文逐渐增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研究的深度也 在逐步扩展,开始出现关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定量分析文章。[5]由于美国思想 库的研究具 有跨学科的特性,成果比较零散,本文特把相关研究文献分为专著和译著、期刊文章及博士 和硕士学位论文三大部分,并分别进行阐述。

1.专著和译著

专著方面,总体来看,国内有关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书籍并不多,[6]而有关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 专著就更少。1982年10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吴天佑、傅曦编辑出版了国 内第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专著《美国重要思想库》,对美国主要的思想库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分类介绍。它将100多个美国重要思想库分为七类: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大学 研究机构、营业性和半营业性研究机构、政策筹划咨询和协调机构、以基金会为名的研究机 构、民间调研机构、学术性研究机构。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力作,该著作甚 至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思想库在美国政治尤其是对外政 策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作为中国对美研究渐趋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7]199 0年7月, 朱锋、若编辑出版了《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对西方思想库产生的背景 、分类和职能、活动特点、成功的“奥秘”和其80年代的发展趋势等作了简要分析,并首次 全面介绍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十大著名思想库。[ 8]2000 年5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一书, 对世界主要国家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外脑的运作机制、人员组织、研究情况等作了综合性介绍 ,其中专门辟出两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美国的非官方和官方领袖外脑进行了细致 介绍,很有参考价值。2003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 倾向》一书。该书可谓是迄今为止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最为全面的介绍。虽然它的主要篇 幅侧重于对美国一些著名思想库进行介绍,但书中第一部分“美国思想库概论”,仍然可以 看作是国内目前对于美国思想库综合研究最为深入的论述。[9]2007年11月,复旦 大学博士 张春在他2006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专著《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该书是 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原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对学术型、游说型和 合同型等美国三大类思想库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和影响进行剖析,指出美国思想库 是观察一个中国政策、甚至是更广泛的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并提出鉴于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 策,尤其是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应当重视美国思想库的作用。[10]

译著方面,国内目前尚无人翻译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综合性英文著作,仅有的一部译作是 关于美国单个著名思想库与外交政策关系的专著。[11]此外,有些关于美国外交决 策机制和权 势集团的中文译著,里面也会对美国思想库有所涉及,[12]其他与美国思想库相关 的中文译作则多是一些著名思想库的研究报告。[13]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目前“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的专著和译著显然还太少。相较于近 年来出版物众多的“美国国会研究”和“美国利益集团研究”等研究领域,国内在“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出版显然还很薄弱,译著方面的加强尤其是当务之急。只有让大家更多地了解 美国思想库,了解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才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并产生高 水平的原创著作。

2.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方面,有关思想库的一般性介绍文章并不少见。通过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含世纪期刊)中以“主题”为“思想库”、“脑库”、“智库”、“智囊(团)”、“政策 研究机构(组织)”、“政策咨询机构(组织)”等进行检索可以发现,[14]国内 有关思想库 的文章数量在近三十年来一直呈递增的趋势;并且以“思想库”为主题的文章要远多于“ 脑库”、“智库”、“政策研究机构”等方面的文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在思想库相 关专业术语用词上的倾向性(由于“智囊”一词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含义,虽然检索出的文章 较多,但具有政策研究组织含义的相关文章却较少)(见表1)。

再以1980年为起点,去除掉以上文献中与思想库不相关的文章,以年份为序逐年排列,并将 主题限制在“美国+思想库”可得出表2统计结果。[15]

从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

思想库这一重要的美国社会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从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 期刊上就有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文章出现,但早期的文章多是一些介绍性的,主要出自于 思想库内的学者及社会科学管理机构的研究人员。由于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对美国思想库 的介绍多来自于对国外二手资料的编译;即使少数研究人员有机会出国考察,撰写的也多是 一些他们的所见所闻,而较少有关于思想库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性文章。[16]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美国思想库掌握资料的增多,以及出国的便利,对美国思 想库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分析美国思想库运行体制及管理方面的文章,并且对思想 库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探索,对思想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进行 了初步研究。[17]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迅速发展,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也开始逐 步深入。

3.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8月《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出版后,不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类专业研究 生对于思想库研究产生兴趣,并 以“美国思想库”作为了自己论文的选题。这些“准专业”研究力量的注入,使得中国的“ 美国思想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2004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穆占劳完成的以《 美国思想库和美中关系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为起点,通过对国家图书馆、CNKI和CALIS等 博硕士论文库的查找,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已有十数篇之多(见表3)。

从以上统计不难看出,国内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博硕士论文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二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 ;三是单个美国著名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这些论文在选题上具有相当的重复 性,应当引起今后研究者的注意。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主要维度

1.关于思想库的概念、分类和演变

(1)什么是思想库?如何对美国思想库进行定义?这是每一个研究美国思想库的人首先要 碰到的问题。然而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定义却是一件困难的事。从大型的上千人的研究机构如 兰德公司,到小型的只有几个职员的研究组织如进步政策研究所等,不同的标准、范围所估 计的美国思想库的数量相差很大。关于思想库的定义,国外很多学者进行了界定,也提出了 各种标准。[18]国内学者在提及美国思想库概念时多数是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定 义,但也有 少数中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美国思想库概念的理解和看法。如 袁鹏认为一个机构要被称为思想库,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的政 策选择为目标、非赢利和独立性,因此,思想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 政策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19]朱旭峰 认为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 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20]。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分类。王春法认为,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思想库可以作多种分类 :从研究领域看,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思想库;从起源看,美国思想库可分为由某些大 富豪出资建立、由政府组织和资助成立、由社会中“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议集资而建和为 离任总统或纪念某政治人物而设等几种;从机构归属看,可以分为政府资助型、民间研究所 及大学附属研究中心三类;从政治态度看,可以分为自由派、保守派及中间派三大类;从规 模看,可以分为小型、规模适中型、大型政府思想库及大型民间思想库等四类。[21] 邱伟、吕 其昌则认为美国思想库可以按起源、规模、资金来源、隶属关系、职能性质、政治倾向等六 个方面进行划分。[22]他们的分类标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全面的。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王春法认为美国思想库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诞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初发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迅速发展期 (60―80年代)、全盛时期(90年代以来)。[21]《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 》一书作者 认为美国思想库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为思想库的 诞生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40―60年代,这是美国思想库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三 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美国思想库的爆炸式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期至今,是思想库的纵深发展时期。陈广猛则将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分为如下阶段:第 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学术研究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第二 阶段(20世纪40―50年代末):政府合同型思想库的出现(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国内事务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城市研究所为例);第四阶段(20世纪70 年代至冷战结束前):政策推销型思想库的繁荣(以传统基金会为例);冷战结束后思想库 发展的新趋势。[23]以上这些阶段性划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思想库发展史还是很有 帮助的。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和影响政策的途径

美国思想库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所充当的社会功能。对 于美国思想库的功能,任晓认为,思想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通常履 行四种主要功能:一是生产政策思想;二是提供政策方案;三是储备和提供人才;四是教育 公职人员和公众。[1]而王春法则认为,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 是生产思想――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思想;二是战略设计――为政府决策提供多种设计方案 ;三是引导社会思潮――形成影响决策选择的社会氛围;四是人才储备和周转的基地。 [21]袁 鹏和邱伟则对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思想库在美国外 交决策中主要发挥如下几方面功能:一是提供政策理念;二是储备和提供人才;三是建立关 系网络影响决策者,教育、引导公众。[24]范士明也认为美国思想库在对外政策上 至少能够起三种作用:生产思想、储备人才和教育公众。[25]

为了发挥上述功能,美国思想库采取了种种途径来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王春法认为 ,思想库进行研究的最高价值就是要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而美国思想库发挥社会影响的渠 道主要有研究报告、出版物、国会听证会、咨询、媒介发表、承担政府委托课题、会议演讲 、与政府和企业的人员交流、发表声明、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与大学的联系等十种途 径。[21]袁鹏和邱伟则认为思想库在以下十个方面影响着美国外交:思想库人员在 政府部门任 职、利用总统大选的特殊时期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重视与国会的关系、与政府部门和机 构维持某种固定渠道、通过社会公共活动来与外交政策制定者加强交流、有针对性地举办研 究班和演讲,邀请政策制定者参与研究项目、借助大众媒体间接影响外交政策、出版著作或 提交报告、通过国际交流提升地位并增加对政府的影响力。[24]这些对于美国思想 库社会功能和影响途径的总结无疑会加深对它的了解和认识。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是否有影响力?影响力多大?这是思想库研究的一个难题。从目前的 情况看,国内对此相关研究还多是定性的研究,而较少定量的分析。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 学者对美思想库研究的深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朱旭峰即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其 基本理论假设如下:美国思想库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它们在美国媒体中的 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来,而不同思想库受各媒体的青睐程度可以从媒体对思想库研究成果的 引用情况来反映。所以,通过美国主要媒体对思想库的引用数量的统计可以建立起衡量其影 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可以获得思想库影响力变化的情况以及各流派思想库的影响力的 量化指标,而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社会思潮变化的定性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定量研究之上。 [5]

此外,朱旭峰和苏钰还就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创造了一种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 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活动与社会的分层结构存在强对应关系,因 而我们可以根据思想库与不同阶层的互动的行为特点,将思想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 影响力、精英(中心)影响力和大众(边缘)影响力。思想库对于每个阶层的影响途径是不 同的:对于政府的决策者,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是关键;对于除媒体以外的其他社会精英, 思想库采用各种不同的交流方式以施加影响;对于大众来说,思想库建立与公众媒体的良好 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思想库影响力的层次结构的梳理,可以给出一个用来洞察思想 库各种行为的理论工具,这将有利于我们将思想库为实现其影响力的各种行为进行分类、量 化和比较。[20]

4.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组织管理及成功经验

思想库既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又有别于通常的学术研究部门,它们在研究工作的组织结构和 管理方法上均有其独有的特点,国内的学者(主要是来自科研管理部门)对此也进行了考察 。如邹逸安和何立坚从国外思想库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及管理、研究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 了初步探讨。[26]王春法则从管理体制、筹资管理、人员管理、课题管理等四个方 面对美国思 想库的组织和管理进行了总结。[21]侯经川还专门考察了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 [27]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此外,国内学者们还对美国思想库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如邹逸安将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 的经验总结为:颇为超脱的地位、与政府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讲求人员配置的科学性的合理性、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健全 的情报信息网络等七个因素。[28]王晓民、蔡晨风则将美国研究机构取得成功的原 因总结为以 下几点:一是选择研究课题和项目时,注重其实用性及针对性;二是坚持职业操守,尊重科 学,注重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三是领导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选择并确定项目和课题,直 接组织、管理并监督项目和课题的进展以及激励研究人员上,很少干预具体的研究;四是建 立 评估体系,完善专家评审机制,确保研究质量;五是罗致人才,注重不同学科人才的合理配 置;六是建立适合本机构特色的运行机制,随机应变,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七是项目和课 题研究都会出精神产品,都会产生价值,安排项目,开展课题必须要有经费保障。[29 ]这些经验无疑对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5.关于美国思想库的案例研究

关于思想库的案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对于某个美国思想库相关情况的分析,包括 历史演变、机构宗旨、人员组成、研究领域等各个方面,早期的美国思想库研究文章很多属 于这 一类;二是单个思想库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如任晓透过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来分 析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30]钱皓对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著名 思想库与美 国对华政策的关系进行的分析,[31]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三是对美国某届政府中 思想库作用 的研究,如张春对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关系的分析等。[32]此外,随着近 年来保守主 义思想库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行,国内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美国保守思想库的文章。[33]

存在的不足

尽管这些年来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方 法的陈旧以及起步较晚等原因,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研究相比,仍存在着以下一些 不足之处:

第一,缺乏对于美国思想库的档案研究。国内现有关于美国思想库的考察,其资料多来自二 手文献和各大思想库的网站内容、研究报告及出版物等。总的来看,这些材料尚显薄 弱,缺乏历史纵深感。实际上,美国的许多著名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都具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其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它们几乎都保存了自机构成 立以来的丰富历史档案(包括机构的发展记录、会议纪要、研究项目记录、出版物、年度报 告等),[34]这些资料对于思想库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通过对美国各思想库的档案考察,一方面可以详细了解美国各大思想库的发展历程,总结出 思想库总体的发展规律,加深对于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重要现象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对 思想库档案的解读,也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同目前国内学术 界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广泛利用官方外交档案(如美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相 比,对于思想库等非官方机构外交档案的使用还较为缺乏。实际上,思想库对美国政策议程 的设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美国政府官方政策的思想雏形在思想库的研究报告中均能 找到其影子。在笔者看来,对于衡量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难题,如果能通过历史档案分析的 方法,对比思想库最初提出的政策思想和美国政府最终的正式政策文件,考察其中的所发生 的变化并追踪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为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一些实证性的案例。

第二,缺乏对于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制度性考察。从国内现有的关于思想库的研究文章来看,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研究,如考察思想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和功能、思想库 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和作用等,而对美国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如思想库如何 进行项目管理、如何招募人才、筹资渠道如何、在行政上隶属于美国政府哪些部门、纳税情 况如何等等细节方面,却很少有人涉及。这固然是由于条件限制,很难亲临思想库现场进行 考察和访谈;但同时也反映了国内目前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尚没有深入到其运 作背后的制度性层面。

如美国思想库从性质上来说绝大多数都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而与此相类似的机构在 美国还有很多,如利益集团、慈善基金会、专业协会等,思想库到底在整个NGO组织的“光 谱”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定位?目前尚不见国内学者对其进行考察,仅有的只是从美国政府 决策进程的角度对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进行分析。又如美国税法中关于思想库的纳税规定, 1986年10月通过的美国税法第501(c)(3)条款关于非赢利组织免税的规定对于思想库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国内目前尚不见此类专题的研究,而税收政策对于思想库等 非赢利组织的发展又是如此的重要,甚至会直接影响该行业的兴衰。

第三,缺乏对于思想库如何具体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分析。对于一个思想库来说,开展研究 活动无疑是其工作的核心内容,而美国思想库中研究项目更是多不胜数。试以对外关系委员 会为例,该思想库不仅有欧洲研究部、亚洲研究部等地区研究部门,还有国际安全、军备控 制与防扩散等专业研究部门,这些部门也都有各自的研究课题。通常这些课题的最终成果都 以研究报告、专著或政策简报等形式出现,也较引人注意。然而,对于其最终研究成果的形 成过程却很少有人关注。

实际上,一个思想库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大型研究项目,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运作的周期也较长久。因此项目开展的动因如何、经费来自何方、研究过程所发生的 波折等问题同样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各方利益的博弈、思想的交锋通常会在思想库的会 议记录中有所反映,而最终报告可能只是妥协的结果。通过对重要政策形成过程的探究,将 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的实质。

第四,缺乏对于思想库的理论分析。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多是介 绍性和说明性的,而较少理论上的分析与思考。如何解释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的重要现象、 如何衡量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 建,显然目前国内此类研究还较为缺乏。

从传统的美国公共决策理论来看,理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进程模式、决策的 心理分析模式等理论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且也已为国内研究者所熟识。然而思想库在美 国公共决策进程中的日益卷入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现 有的决策理论和模式要被取代,而是应当考虑加上思想库这一重要参数,这样可使我们对于 美国公共决策的认识更为完整和全面。此外,如果能在消化吸收原有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将会更有价值。这一点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也有个别学 者对此作了努力,如朱旭峰和苏钰提出的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来考察西方思想库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20]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希望此类研究以后会越来越多。

第五,对于美国内政思想库的考察较少。由于中国的思想库研究者多来自与外交政策相关的 研究机构,所以他们考察的对象也偏向于美国外交方面的思想库,因而分析思想库与美国外 交政策关系的文章也非常多,[35]甚至有时给人的错觉是美国的思想库都是外交 方面的思想库或以外交政策研究为主的思想库,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美国国内大多数思想库都是研究国内政策问题的思想库,或是以国内政策问题研究 为 主的思想库,如大家所熟知的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预算中外交政策部分所占比例仅为23%, 其余经济研究(15%)、全球经济(10%)、发展(16%)、治理研究(5%)、大城市政策项 目(13%)等与国内政策相关部分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外交政策。[36]而著名的兰德 公司研究的 领域则更广,包括:艺术、儿童政策、国内司法、教育、能源和环境、健康和医疗、国际事 务、国家安全、人口和老龄化、公共安全、科学和技术、吸毒、恐怖主义和本土安全、交通 和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等各个方面,其中国际事务部分所占的份额很少。著名学者 莱昂•海勒巴斯特(Lynn Hellebust)对美国一千多家主要思想库进行的调查后发现,它 们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政策(48%)、健康政策(37%)、基础和 中等教育(29%)、环境保护(27%)、国际事务(26%)、政治(25%),[37]外交 方面的研究 在整个美国思想库的研究领域中所占的份额远不如国内问题那么大,这一点应当引起国内研 究者的注意。

总之,中国的美国思想库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鉴于思想库对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进一步加强其相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行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0(7)

[2]即“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 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9

[3]当然,其他各种专业思想库如军事思想库、公共卫生思想库等与各自专业也有联系, 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4]详见第二节美国思想库研究成果的“博硕士论文”部分。

[5]朱旭峰.美国思想库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8)

[6]仅有夏禹龙编著.现代智囊团.知识出版社,1984;李忠尚编著.新智囊论.人民出 版社,1990;李光编著.现代思想库与科学决策.科学出版社,1991等有限几部论述思想 库与智囊团的一般性著作。

[7]吴天佑,傅曦编.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

[8]朱锋,若编.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

[10]张春.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中共 中央党校穆占劳和外交学院狄会深作了有关美国思想库的相关博士论文,但尚未见其出版。

[11][美]劳伦斯•肖普,威廉•明特.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 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2]如[美]杰里尔•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美] 伦纳德•西尔克,马克•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金君辉,潘同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 94

[13]何慧译著.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 960;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 顿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14]由于“思想库”这一概念的灵活性,它具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脑库”、“智库” 、“政策研究机构”等。为对近2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库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将这 些类似的关键词列在了一起进行比较,并且用“主题”而不是“篇名”作为检索的关键词; 此外考虑到早期核心期刊的数量较为有限且评选标准不太规范,本统计并未选择核心期刊作 为文章的来源,而是包括了所有的CNKI期刊目录,以求检索范围更为全面。

[15]之所以把80年代以来的思想库研究文章逐年列出,一方面可使思想库研究的发展考 察得更细致;另一方面是想指出,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关注很早就有,但早期的文章多是 些重复性的劳动,并未能推动思想库研究的深入。

[16]胡征庆.里根依靠的“思想库”.世界知识,1981(15);张静怡.兰德公司――美国 著名的综合思想库.?望,1984(27,28);陈佩尧.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设 计师――访大西洋委员会.国际展望,1986.等等

[17]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科技论坛,1991(10);邹逸安.国外思想 库的组织和管理.中国科技论坛,1992(2);于恩光.美国的思想库.领导文萃,1994(6); 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6);田志力.试论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

[18]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3)

[19]袁鹏.美国思想库:概念及起源.国际资料信息,2002(10)

[20]朱旭峰,苏钰.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 框架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2)

[21]王春法.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2)

[22]邱伟,吕其昌.美国思想库的分类.国际资料信息,2003(6)

[23]陈广猛.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和演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2)

[24]袁鹏,邱伟.思想库影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国际资料信息,2003(9)

[25]范士明.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0(4)

[26]邹逸安,何立坚.国外思想库的组织和管理.中国科技论坛,1992(2)

[27]侯经川.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科研管理,2004(6)

[28]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科技论坛,1991(4)

[29]王晓民,蔡晨风.美国研究机构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1(1)

[30]任晓.论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传统基金会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2)

[31]钱皓.兰德公司与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研究.国际观察,2005(6);布鲁金斯学会与克 林顿的对华接触政策.国际观察,2006(3);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冷战后的“中国 ”.国际论坛,2006(6)

[32]张春.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国际论坛,2005(3)

[33]张文宗.美国保守派思想库崛起的原因探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6);李艳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演变及其主导美国政治的原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

[34]如美国著名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1999年将主要档案转移至了普林斯顿大学马德图书 馆(Mudd Library),其厚度高达400英尺(近800箱)。

外交思想论文篇9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

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1.外交要通过首脑外交和专门的外交机构来具体实施,但外交政策的效果必须充分体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或少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们只讲个人利益,个人奋斗,而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那末,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403页。)。而国家利益的真正内涵则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的根本归属,就是人民大众关键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满足,因此对外政策的目标,对外政策的形式,对外政策的结果,要和人民大众的愿望相一致,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就等于是损害了国家的根本的利益。我们党几十年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时刻地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因此,总体上执行了一个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上的失误也较小。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党的外交传统和外交方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到了不少有利的外部条件。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了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3.外交政策的运作,应该有极高的透明度,人民应该有外交的知情权。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31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离开了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大众对外交的知情权的动力和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直接参与和知情能够更好地推动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我们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必须牢牢地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头脑敏锐的学者或者政治家也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其国家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注:Samucl.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crest",Foreign Affairs,Scp,10ct,1998.P35.),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一直以促进自由,繁荣与和平的扩展这一愿望来界定,人民的意愿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都符合对未来的这一看法”(注: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原载美国Foreign Affairs2002年1-2月号,参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36页。)。只是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所难以达到罢了。事实上,在一切外交理念比较健康的国家中,外交的大众化已经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的执政理念之一就是所谓的“国民参加型的民主主义”(注:“韩国新政权国际志向新太阳政策2003年02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社论。见),这

外交思想论文篇10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

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由此,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

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

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within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within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

外交思想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 8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6907

公共外交又称为公众外交，此术语由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埃德蒙·格里恩提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政治权力的变迁，公共外交被国际社会推向前台。一般指的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信息、文化交流项目、媒体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为一国在海外创设良好的形象，进而增进国家利用的战略工具与活动。[1]公共外交成为一国获取和增进软实力的途径，借以在国外培植信任与理解的有效工具，进而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增进国家利益。[2]环顾当今国际社会各国对公共外交的实践，占据全球化中心和世界体系结构中“中心”位置的西方国家非但给予战略层面上的重视，还借助完善的机制和社会力量，沿用高新技术层次推进，实现自身战略目的，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功效。当下中国更应该在客观审视自身成绩与问题的同时，汲取西方国家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成熟经验，力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西方公共外交的实施现状1.思想库献策，理论研究功底深厚在西方国家，思想库凭借其特有的“旋转门”效应①，活跃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作为西方民主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思想库凭借其自身的独立性、思想创新能力、专家地位和舆论影响力，在政策的酝酿、制定、论证等过程中设置政策议程的强势力量。

具体而言，西方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思想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3]在德国，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与其国内职能并重的重要任务。如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慕尼黑伊福研究所等思想库，平时通过信息与人员交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增进国际间不同文化的了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在英国，则涌现出了几所知名的研究机构，如提倡激进政策主张的“狄莫斯”公共政策研究所、关注国际发展和人权问题的海外发展研究所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不少专题问题研究所，如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欧洲环境政策与地球资源研究所等等。这些思想库都关注国际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引导着国际舆论导向。[4]

一国公共外交推行的成败取决于该国传递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传播策略，究其本质是一场“思想与心灵之战”，而思想库便是公共外交思想的“孵化基地”和“议程设定者”。[5]以美国为例，经历“9·11事件”之后，众多思想库高调推崇“需要一个崭新的全方位的公共外交，来帮助全世界人民了解美国”，将公共外交推至一个关系美国安全战略的高度。[5]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公共外交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且大多有学术和理论成果积淀做指导。

欧洲国家反思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教训后，深感大国联合，进而共同维护欧洲地位，并向世界他国展示民主、法治、人权、全球治理，树立世界楷模形象，有助于全球的和平。可见，欧洲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和思想主要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核心，对于人权民主的国际传播，则涉及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内核。欧洲国家追求世界秩序的多极化，其实际上也汲取了德国哈贝马斯学派的沟通行动理论的精华。[6]

在美国，公共外交一开始便被提升到实现和增强约瑟夫·奈所首创的“软实力”②的高度，而奥巴马上台后，经过对小布什政策的反思与调整，开始采纳美国和平研究所苏珊娜·诺赛尔于2004年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思想，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巧妙组合和实施。为了更好地展示巧实力，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于2006年成立了“巧实力委员会”，该研究成员将更为深入地研究公共外交的形式及其在美国新时期战略方向中的角色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步入信息时代，隆菲尔德和阿奎拉等学者认为，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建立在言语行为和信息流动基础上的“心灵政治”范式将逐步代替传统建立在军事与经济基础上的“权力政治”范式；[1]换言之，公共外交除了仰仗现实主义推崇的权力和利益，更是汲取自由主义倡导的道德和舆论力量、制度与共同利益，更为注重主体间沟通行为，将建构主义强调的角色、身份和认同理念贯穿于实践。[7]可见，公共外交已经融合了国际关系各大学派的思想，并以博采众长的姿态指导实践。2.政府管理战略化近十多年来，西方各国都把公共外交视为新世纪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抑或是解决国际冲突的第四种力量。因而，西方政府业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对公共外交进行统一的管理。各国都有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分管人员和独立的经费来源。

美国国务院是管理公共外交的主要机构，克林顿上任后更是在国务院当中设置了专门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8]为了顺应信息时代和反恐的战略需要，美国国务院将新闻署和教务文化事务局合并，而负责美国之音广播电台等的国际广播局以及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接受副国务卿的政策指导；此外，2002年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增设了“全球外交办公室”和“战略影响办公室”。这些机构部门共同支撑起公共外交的运作体系[9]。 2003年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了594亿美元。[8] 2004年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则升至10亿美元，其中有1亿5千万美元用于穆斯林国家的公共外交。[7]

为了对外展现“现代、多元、创意、成功”的形象，英国在目标公众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国内力量资源，由外交部公共外交总司负责部署和执行此系统工程。在该司的指导下，一方面推动半官方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发展对外的文化外交关系和语言教育培训事业；另一方面设立了研究文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思想库——公共外交战略委员会，协同外交部和旅游局共同开展公共外交工作。为提高不同机构的协同力，设置一名“沟通事务总监”（a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加以统一协调，另组建“公共外交战略与绩效管理委员会”（PDSPMB），负责审批公共外交策略、提出资源分配建议以及各机构公共外交绩效的评估和监督。[10]

为了弥补式微的综合国力与地位，法国力图用“文化大国”来挽回大国的声望。据此，法国外交部（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和驻外使馆文化处承担起该使命，它将对外关系预算的一半经费用在此项事业上。从17世纪开始便重视向海外传播法兰西文化，19世纪建立了“法语联盟”；到了20世纪80年代，将重点转至科技交流合作以吸引人才流入和对法国文化产生感情。目前，法国政府在文化部下设了法语总局法语推广处，在外交部下设文化合作与法语司法语处，从制度上保证法语在国际范围的传播。[7]3.网络外交高歌猛进，成效显著进入信息时代，网络这一个新兴媒介的勃兴使得一国更可以充分调动掌握的资源力量去引导和影响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和理解。网络的实时性、互动性和交互性，使得信息传播大大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和政府的垄断，模糊了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界限，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进而降低了公众有效参与公共外交的门槛；[11]另一方面有助于塑造国际舆论，给一国的软硬实力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12]处于世界体系权力结构“中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通过构建深谋远虑的网络公共外交战略，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地传达自己的政策理念、取得贸易的主动性，主导话语权。[13]

美国自21世纪伊始就着眼于加强网络外交能力，其初衷侧重于运用技术优势整合内部资源，为外交战略所用。2002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电子政府法案》，并于2003年底相应地建立起专事网络外交的“电子外交办公室”，成为美国信息技术决策、内外部沟通以及资讯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愈发重视网络力量，国务院网站不断升级改版，在其首页新增了外交笔记、脸谱（Facebook）、附丽客（Flickr）、推特（Twitter）等网址链接，并且在一些网络虚拟社区中仿真感受新任国务卿希拉里的行程，以提高本国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2009年3月20日，在伊朗“诺鲁兹”（国庆）之际，奥巴马通过优图（Youtube）向伊朗发表一段配置波斯语字幕的录像讲话，呼吁建立建设性关系。其真实意图在于引导伊朗公共舆论，对3个月后的伊朗大选施加影响。6月份，伊朗大选的舞弊在国内蔓延之际，美国利用推特（Twitter）等渠道散布了伊朗境内街头抗议的海量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意在影响总统选举进程，诱导伊朗局势朝着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欧洲中小国家为了破解“美国独大”的信息舆论环境，竞相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化自身的国际形象。芬兰创建了“芬兰项目”（）网站来与美国学生直接交流；而瑞典是第一个利用“在线社区”开启官方外交行动的国家，该国在虚拟社区“第二生命”（Second Life）网站上建设一个虚拟大使馆，归外交部的附属机构——瑞典协会管理，借助该平台与全世界的青年人进行互动，以数字化的形象向世界网民展示其文化历史景点并实现即时聊天。[13]4.非政府组织支持力度大，作用突出冷战后，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全球问题的凸现，非政府组织（NGOS）作为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非官方角色，自然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在纷繁复杂的全球问题面前，由于非政府组织所特有的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点，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很多西方国家视之为解决全球化时代下国际“疑难杂症”的“神奇子弹”。

西方国家历来重视和善用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其策略和绩效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者，与非政府组织形成一种互补的伙伴关系。1998年底，英国签署了国家与地方《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为英国各级政府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指导指南。[14]这种互补关系集中体现在社区公益事业、环境与卫生等问题方面的合作。而这种合作的动因之一是促使民众理解政府的政策，积极参与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项目当中去。

其次，让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战线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西方国家为了增加政策的弹性或给予政府一些缓冲带，往往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处理棘手事务的剂或中介。加拿大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掌握的当地化信息经验开启和平建设项目，通过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呼吁、带头签署和平与发展性质之协议或游说他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从而提高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14]英国政府常常利用总部设在英国境内的非政府组织扮演外交家的角色，不时对欧盟成员国的广大民众进行游说和宣传，促使这些“用脚投票”的西方民众去影响政府的政策酝酿与实施，从而推动欧盟的政策议程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

最后，通过一系列援助项目，在目标国家形成公共舆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日本政府于1999年设立日本非政府组织无偿援助资金合作项目，专门向在战后重建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该项目配合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ODA）政策，结合联合国紧急人道救援和战后重建等活动，深入在落后国家或动荡地区开展难民救助、环境重建、卫生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等工作，力图树立起日本“和平、民主、亲善”的大国形象。[15]

尽管西方众多国家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在“9·11”之后，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反复出现的恐怖事件和反美思潮，暴露出当前西方公共外交的缺失与阻碍。多部门的协同力问题、实用主义政治利益观乃至“文明的冲突”都阻碍着西方公共外交可持续的发展。但总体上来看还是取得了一些实际绩效。西方国家依托文化教育活动和对外援助吸引他国民众对本国的认同和文化了解，或者通过调整公共外交战略逐步消弭误解。这种努力对本国的安全、经济往来、政治影响力和国家形象重塑都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好比在全球化时代射出的一束“隐形羽箭”，以无形的力量向全球宣扬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巩固和提升西方的软实力和话语权。

二、中国实施公共外交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消弭崛起进程中“中国”的负面认知，顺应网络时代下“人人皆可新闻”与知情权需求上升的潮流，我国政府意识到传统体制下的单一对外宣传口号和镜像显然不足以反映当前一国动态变化着的政治社会生态。[16]据此，中国不断深入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

这些年，中国为了构筑一个较为健全的公共外交体系，做出了不少努力。2004年外交部建立了“公共外交处”，专司此项事务。2005年，外交部设立了“开放日”。经历了2003的非典事件之后，逐步致力于信息公开，各政府部门竞相设立了“新闻官”制度。此外，还成功举办了“中华文化美国行”、“中法文化年”、“中非友好年”，并借助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等盛事让国外民众更加了解开放中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政府推动的国际论坛和文化交流，2011年1月17日，正值“胡奥会”期间，由杨利伟、姚明等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录制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以每小时15次、每天共300次的频率播出。这种新的形象片设计和传播旨在让美国等西方民众了解一个更直观更立体的中国国家新形象。[17]

然而，当前世界舆论市场的导向基本上为几个大国所掌控，中国在实施公共外交的同时，“中国”却不绝于耳；当中国民众在感知国力上升的同时，却发现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从内因上看，这是由于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尚存在某些缺失。

其一，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无法真正为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指导作用。迄今为止，中国的公共外交思想几乎都来自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和经典的理论思想。作为一种实践，公共外交自然也脱离不了中国的文化环境。由此，构筑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体系的努力“被激发”，但时下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此外，中国的思想库客观上也面临着体制性的发展瓶颈。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公共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进程。

其二，投入力度有待提高，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尽管中国于2004年设立了“公共外交处”，由该机构来统筹中国对外交往的活动，如设立孔子学院、中外文化年等，但由单一政府机构主导的公共外交，由于思维定势而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停留在“以我为主”的宣传阶段，不太信任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的功能作用，导致内容感召力不足、形式单一，很少顾及异国民众的思维形式与接受方式，[18]因而呈现出一种“成本高、周期长、收效慢”的负面效应。

其三，网络外交的主体单一，信息面临挤压。全球网络最密集的地方集中于欧美，网络运行的规则也由它们主导，在网络信息传播中英语更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中国网民尽管高达21亿人，但中文并无发言权可言，只能依据西方主导的规则进行游戏。目前，中国网络外交的主体集中于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以及新闻网和人民网等由政府直接领导的网络新闻媒体；相比之下，民间力量分散，表现为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水军”、 “网络暴民和刁民”的出现便是明证。对此，西方大国普遍利用信息技术谋求信息霸权，不时对特定事件背景下的中国网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其四，非政府组织发展先天不足，民间力量薄弱。由于体制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相比西方普遍将非政府组织视为互补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定位，当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可谓先天不足。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培育NGO发展的土壤，为数不多的新生NGO专业业务和管理水平较为粗糙，致使我国的外交事务仅限于精英阶层，短时期内无法扮演公共外交中介的角色。

三、启示

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让各国民众拨开“妖魔化”中国的迷雾，相信能够与中国人民心灵交汇，合作共赢。[17]为了实现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中国目前急需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借鉴西方国家公共外交的先进之处，以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功效。

第一，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论体系。依托思想库和专家学者的资源力量，在辩证分析西方“巧实力”（Smart Power）等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从指导理论、沟通理论和价值观理论等不同角度入手，形成基本框架：[17]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理论，借鉴沟通行动理论中“商谈”伦理的精神，以“和而不同”为准则的沟通理论为主要内容，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彰显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和合”精髓特质。在此思路指导下，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步奠定该理论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核心命题与方法论。

第二，整合文化资源，构筑一个弹性、高效的管理体系。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条，顺应大部制改革的潮流，构筑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在加快制度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公共外交管理并健全其决策机制，推进我国“以人为本”外交理念的落实。一方面以制度力量引导我国相关部门的职能建设，提高专门部门间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的协同力；一方面健全对各类行为体所开展的包括网络外交在内的公共外交的规范管理，进而保证各类非政府行为体能够与政府形成合力。其次，设立专门的信息处理中心，协助公共外交处采集、分析和处理信息；在驻外使领馆设立信息采集和观测点，扩大公共外交信息传播的覆盖面。[18]再次，依托我国增长的综合国力，办好博鳌论坛等开放性文化交流活动，适时承办国际文化主题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同时，善于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活动，吸引海外游客不断增进对华文化社会形态的了解。[6]最后，做好公共危机管理，善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提升国家声誉。学习日本等西方国家在国内危机中信息公开透明的做法，而采用一种“创造性介入”的理念对国外灾难危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第三，加强信息技术建设，推动网络公共外交。首先，打造高素质的专家技术队伍，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信息技术的关键领域有所突破的同时，强化网络传播的立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提升我国网络资源的真实性、时效性和透明度以提高网民的认同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合力，以谋求在未来的全球信息网络规则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其次，加快我国民族文化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大力发展我国的现代文化产业。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利用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模式，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顺利嫁接，不断推进文化“走出去”，进而提高国内外民众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19]最后，开发利用好先进的网络通讯技术以同国外网络媒体开展对话，汲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来改善我国的网络使用机制，进而提升网络外交的协同力。中国应当增强沟通交往意识，克服文化智障，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换位思考并寻求共同点；同时，根据网络外交的特性，建立起一套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这要求我国政府摒弃单一的灌输宣传，勇于倾听国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展开平等对话，以柔性引导国内外网民对中国形象的正确认知，进而增强传播效果。

第四，培育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深入开展整合营销传播。首先，调整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扩大中国思想库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空间，发挥其在国际交往中所扮演的思想“孵化器”、“剂”的作用。其次，筹建国际公关公司，对各个阶段政府行为和国家形象等方面进行测评与分析；同时，根据国际范围内公认的国际形象测量指标为导向，整合有利资源深入开展公共关系营销。最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全国性公共外交协会，汇聚官员、学者、海内外企业家、科教文卫工作者和媒体一道共建一支弹性的、功能互补的公共外交队伍，为公共外交培育良好的土壤。[20]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今天，政府应该发挥跨国公司与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华商网络）的沟通桥梁作用，为公共外交的战略管理贡献力量。

①美国思想库成为美国精英在学界与政界切换角色的重要平台。一方面，思想库常常将他们的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政策分析者变成决策者，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更替时下台的官员韬光养晦，以待东山再起。这一点，既为思想库保持与政府的关系、保证研究更加务实有效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美国政府培养了一批具有研究背景的高级官员。

②对于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译法，比如软权力、软力量和软实力。为了统一行文，本文采用“软实力”一词。

[1]唐小松，王义桅.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J].欧洲研究，2003（4）：63.

[2]唐小松.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及其体系构建[J].现代国际关系，2006（2）：43.

[3]王莉丽.思想库是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的[OL/EB].[20090401].http：∥/content/27037.

[4]李文亮.部分国家的政府决策咨询体制和主要思想库概述[OL/EB].[20081104].http：∥/content/200811/04/content_1317.ht.

[5]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功能[J].红旗文摘，2011（1）：34.

[6]俞新天.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思考[J].国际问题研究，2010（6）：11.

[7]刘炳香.公共外交：理论、实践及对中国的借鉴[J].2006（6）：6—8.

[8]李艳艳.关于西方国家公众外交的几点比较[J].国际论坛，2006（1）：6—7.

[9]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05（6）：108—109.

[10]Lord Carter of Coles.“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Public Diplomacy Review[OL/EB]. http：∥fco.gov.uk/resources/en/pd，/publicdiplomacyreview.

[11]EVAN H POTTER.Cyberdiplomacy. managing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Quebec：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8.

[12]檀有志.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J].国际论坛，2010（1）：74—75.

[13]白续辉，廖金宝.网络外交的兴起与实践[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5）：57.

[14]侯小伏.发达国家对待非政府组织的策略调整[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10）：65.

[15]文德盛.日本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外交中的作用[J].当代世界，2003，（11）：21.

[16]NICHOLAS CULLl.On the Range and Impact of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J].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09（6）：5.

[17]“中国国家形象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OL/EB].[20110119].http：∥/detail/articles/20110119364282/.

外交思想论文篇12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办好中国特色外交，需要外交人员不断筑牢思想根基、学新知识、长新本领。部党委高度重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弘扬优良学风，健全学习制度，整合学习资源，构建起形式多样、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学习平台，营造出浓厚的机关学习氛围。

办好“外交部大学堂”，形成示范和引领效应。“外交部大学堂”是唯一全部性学习平台，在树立学习风气上处于“领头雁”地位。创立以来，“大学堂”坚持自身高定位，倡导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倡导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国情和国内形势发展、中国历史文化，做内外兼修、文武双全、中外贯通的外交人;倡导深入学习中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谋划解决外交热点和难点问题。截至2015年底，“大学堂”已举办各类报告会、讲座近百场，逾30000人次参与，有力带动了各基层党组织的学习热度。

着眼外交未来，构建青年干部学习平台。部党委主动适应外交队伍年龄结构变化的新形势，注重培养外交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形成了全国青年国际问题研讨会、外交部读书节、青年文化系列讲座、青年国际问题午餐论坛和青年处长论坛等五大精品项目，月月有活动、场场有亮点。部内部属各单位、驻外使领馆分会结合各自特点开展活动，形成强大的磁场效应，成为青年干部成长、成材的重要阵地。为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务实学风，开展“外交部青年互访交流活动”，组织青年走出机关大门，走进企业、乡村、学术研究机构，考察国情社情，接受人文历史熏陶，使青年干部的胸怀视野不断开阔，忧患使命意识不断增强。

精心打造“政务品牌”，建立积极、顺畅、有效的沟通渠道

提升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到入脑入心，是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部党委从及时准确了解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入手，畅通沟通渠道，探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效果不断彰显。

建立“干部思想状态调查平台”，提升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依托部明网系统建立了新一代网络问卷平台，2014年在部机关和160余个驻外使领馆的1200余名党员干部中开展思想状况摸底调查，取得了大量真实、有效的基础性数据，较为清晰地摸清了干部所思所想所愿。形成的报告提交当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参阅，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部党委有针对性加强理想信念、纪律作风教育工作部署的有力依据。

积极创新党建工作新手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强化阵地意识，不断整合完善“外交党建网”。网站下设各司局、机关党校、工青妇等子网站30余个，开设理论园地、使领馆动态、榜样在身边等栏目20余个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多个党建活动专栏，已成为传达中央精神、党建信息、党务政务公开、学习教育的权威性综合平台。

畅通言论渠道，进一步打造“明网交流社区（论坛）”。论坛开设了在线访谈、常驻热线、青年园地、生活空间等多个板块，允许干部职工非实名注册发帖。主管部门及时加强正面引导，主动通报情况，及时答疑解惑，在与群众保持经常性顺畅互动中唱响了主旋律，树立了主心骨。

传播政策理念，开设“党建快评”栏目，以“短小、亲切、务实、言之有物”的文风，积极传递解读中央、部党委政策及重大外交活动精神。出版反映我重大外交事件的报告文学《国家》、拍摄反映我驻外使领馆坚守精神的《选择》《为祖国坚守》等纪录片，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喜闻乐见，润物无声。与知名词曲作家合作，打出歌曲《情对祖国讲，爱对祖国说》，凝练新时代外交队伍的精神气质，抒发外交人的真挚爱国情怀，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部歌”。

构建网络平台，积极利用新媒体，在腾讯微信、新浪微博平台同步开通“青春外交”公众号“小青椒”，用贴近青年的方式和语言传递外交党建、团建正能量。

倾情打造“服务品牌”，充分体现部党委人文关怀

随着事业发展、工作压力增大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部党委深入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把解决干部职工思想、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

建设心理健康服务机制，关爱干部职工身心健康。精心打造“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机制”，传播心理知识，传递快乐能量。建立“驻外远程咨询服务机制”，不定期邀请专家提供咨询服务，在驻艰苦地区55个使领馆进行了成功试点，效果良好。举办心理健康“大篷车”服务，首期即为30个司局293名干部职工提供现场咨询，大大提高了干部职工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度。积极建设心理健康“四机制一平台（ 4+1）”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开放式集中培训机制” “不同群体主题服务机制” “心理指导员机制” “动态调研和跟踪服务机制”和搭建“心理加油平台”，努力扩大心理健康服务覆盖面，不断提高干部职工心理健康意识和心理调适能力，为外交队伍保持饱满精神状态提供有力支持。

关心干部婚姻和家庭，着力解决生活后顾之忧。与部外单位定期联合举办的“外交部单身青年联谊”已开展27场，1000余人次参加，成为单身青年拓展“朋友圈”，寻找“另一半”的重要渠道。针对青年干部“网络化生存”特点，着力打造我部“缘分天空”社交平台，让部机关和常驻在外单身同志不受时空限制，自由交流互动。连续9年举办“青年集体婚礼”，邀请部领导出席仪式，将思想政治工作浸润于简朴隆重的活动之中，增强青年干部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及其家人对外交工作的认同感和幸福感。每年寒暑假举办外交部子女“假期托管班”等特色服务，有效解决了干部职工后顾之忧。

用心打造“文化品牌”，倡导“爱外交、会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