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论文篇1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新经济论文篇2

1导言

从事经营活动时谁也不会不考察资本的投入,不过,绝大多数公司在核算时确实忽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本构成,即地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有价性,使得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以致资源短缺,对社会的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以许庆瑞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于2002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totalinnovationmanagement,简称TIM)的创新管理新范式,以求在新时代条件下丰富发展创新管理理论,并为我国企业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进行科学有效的全面创新提供理论指导[2]。企业进行的创新都要以资源为前提,没有资源,创新变得没有任何用处。鉴于目前经济活动借以生存的资源短缺和许庆瑞教授提出的全面创新管理理论,我们提出创新使用资源的方式,以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人类和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认识到赖以生存的资源越来越短缺的危险性,纷纷提出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循环已经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一股新经济的潮流。近年来,我国也认识到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04年中央把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上议事日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将推动我国经济朝着生态化方向前进,也将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竞争力,选择循环经济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的必然。然而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只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怎样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循环经济。本文将结合我国国情和创新管理有关理论,提出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并利用集成创新这个有效机制来融合这三者。

2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与创新管理密切相关

2.1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

所谓循环经济,毕业论文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3]。

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创新管理理论来指导,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组合”,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和创新管理结合起来,从技术、制度、组织三个方面对资源进行创新,并高度融合这三种创新,这样才能加快循环经济的进程,更快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2.2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中的创新管理

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运用了创新管理理论并取得较好效果。美国是循环经济的先行者,经过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使得既包括传统的造纸业、炼铁业、塑料、橡胶业,也包括新兴的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业等行业实现绿色生产;在德国,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已成为其循环经济的核心,通过诱致性制度创新,德国对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实行双轨制回收系统,有效促进了废弃物的回收利用[3];2000年日本召开了一届“环保国会”,审议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促进基本法》,把建设循环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作为21世纪日本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并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方式就是强制性制度创新[4]。

3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做好创新管理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硕士论文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5]。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当前资源不堪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组合”,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合理化。所以,我们说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创新,用

公式(1)来表示:

CE=F{TI,II,OI}(1)

其中,CE代表循环经济、TI代表技术创新、II代表制度创新、OI代表组织创新、F代表集成创新。这个公式表示了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从技术、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并集成这三个方面,发挥资源的更大作用。

3.1技术创新

2004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10项措施。其中要求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循环经济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力度,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并确定到2010年我国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6]。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节约资源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相结合,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和经济效益好坏,往往取决于技术体系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6]。举例来说,如果循环利用资源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企业的废弃物循环利用就具有可能性,但企业是否有积极性循环利用资源,则取决于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经济效益好坏。因此,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

技术是循环经济的载体,它处于核心地位,主要是指以清洁生产技术和废物资源化技术为内容的环境无害化技术(EnvironmentSoundTechnology)[7]。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环境无害化技术包括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但同时也包括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其主要类型有:消除污染物质的污染治理技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废物资源化技术、进行无废少废生产的清洁生产技术。

技术创新主体是技术创新中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之一。正是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支配着或决定着创新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医学论文才使得劳动得以激活并加入到主体变革课题的能动创新过程之中,从而变得更有价值[8]。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不能以政府设立的技术研究中心为唯一主体,企业更应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出发,发挥创造性,推动技术进步。

3.2制度创新

目前中国的生态省、生态市、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基本操作模式是以政府作为推进主体,靠这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9]。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做出的战略选择。如果只有技术创新而没有进行制度创新,会造成没有一套好的制度保证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制度创新有两种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创新是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强制性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必然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10]。所以,在政府为循环经济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应鼓励部分先进企业自主进行有关制度的创新。

循环经济制度体系创新的关键是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无价值、无产权的经济制度基础,构建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11]。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强制约束制度,职称论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等;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如向废弃物的生产者征收处理费,促使其减少资源消耗量和废弃物产生量;建设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保障制度,如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环境,包括资源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产业制度等。

3.3组织创新

面对快速变化的生存环境,许多企业改变了以前的机械的组织结构,趋向于建立有机的富有灵活性的组织结构,以求通过柔性的组织结构提高本组织的竞争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经济模式的转变,传统经济模式的组织结构也就不能适应了,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企业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出发点不同,它是以节约资源为首要原则,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需求,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直属于总经理的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资源利用监控部门的主要工作有:寻求当前行业内的先进资源利用技术,并介绍到组织中来;对项目小组和职能部门进行资源利用率的测算,英语论文对资源利用率高的单位进行表彰并推广该单位的有效方法。另外,由于循环经济的特性,组织应该赋予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较大的权力,这样才能使得该部门有效实施其决策。

4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实施集成创新

李宝山教授等人在《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中认为,集成从管理角度来说是指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即在各要素的结合过程中,注入创造性的思维[12]。在创新理论中,高层次的集成是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由分化走向融合,更好的发挥技术、制度和组织结构等因素对主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匹配,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各种优势,更快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如图1所示,通过有效集成针对资源进行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1],最后真正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

4.1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中间目标

为了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这是不可逾越的。这些中间目标的实现是以技术、制度和组织的共同发展为前提的。例如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虽然有了先进的绿色技术,但有的企业出于自己的特殊情况可能仍旧使用原先的“有害”技术,这就需要相应制度的约束;假设技术和制度都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组织结构又过于臃肿,在浪费人力资源的同时也使得技术和制度的推广过慢。

(1)大幅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便成为首要目标。通过对生产流程设计和生产工艺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可使资源的利用率提高1倍、5倍甚至10倍。当然,提高资源利用率并没有固定的限制,提高1倍也是进步。不过只要存在着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空间,就要通过各方面的改进来争取,这才充分体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2)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从某种角度而言,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不外乎是恢复、保持和扩展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环境,从而更大规模地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服务和生态资源。随着人类需求的扩张和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加强等,这种压力也日益凸现。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在资源再生技术方面加大投资,提高资源的使用次数,变“有限”为“无限”。

(3)使生产模式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追求的不仅是减少浪费,而且是杜绝浪费。按照皈依自然的设计,在封闭环式的生产系统中,每种产出要么以无害的营养物质的形式重归自然,如混合肥料,要么成为制造其他产出的投入。留学生论文最近山东省青岛市有一个转变观念变有害物质为其他产出的投入的例子。青岛市红星化工厂的铬渣难题竟然在与近在咫尺的青岛钢铁公司找到解决办法,铬渣恰好是钢铁公司炼铁所需要的添加剂,这样一来,红星化工厂解决了20万吨的铬渣难题,钢铁公司也找到了能减少运输费用的添加剂。

(4)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回望大部分企业的发展路程,其经营理念多是盈利第一。这种理念驱使着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道德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取得经济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作为社会的一员,企业有其社会责任。当前社会面临着资源危机,企业应该以主人翁身份承担改善资源危机局面的责任。以社会责任第一为经营理念,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企业也适应社会要求,这样更有利于企业开展其经营活动。

4.2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最终目标

显而易见,工作总结上面四个目标并不是独立的,在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同时也在实现其他三个目标。我们坚持四个目标的共同实现,就是要从不同层面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真正做到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实现两者的平衡。发展循环经济,进行集成创新,以环境无害化技术为先导,以强制性制度和诱导性制度为保障,以灵活的“节约型”组织形式为附体,达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变有限为无限,达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在复杂环境下,要实现生存发展,就需要等一个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不断适应、融合的过程[13]。只有有效集成各种创新优势,才能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可能。

参考文献:

[1]AMORYB,LOVINSL,HUNTERLOVINS,etal.ARoadMapforNaturalCapitalism[J].HarvardBusinessReview,1999May:14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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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论文篇3

1.2西方制度经济理论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旧制度经济时期，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和康芒斯；第二阶段是30年代及战后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是战后至今的新制度经济时期，代表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另一类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经济制度时期的相关理论及研究重点对我国现阶段制度经济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1.3旧制度经济时期及过渡时期由于旧制度经济时期和过渡时期理论的哲学基础、思维原理和技术方法相近，有学者将两个时期合并，称为“老制度经济学”。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引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坚决反对同时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其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对经济的过分抽象没有太大的意义。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凡勃伦用生物进化论的思想解释制度的演化与变迁。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康芒斯，他引入“交易”的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可以归结为交易，法律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这两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出发。

1.4新制度经济时期

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思潮中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分支，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正，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上的经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完全有效，没有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费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这种假设不合理。制度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相悖，其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有效运作。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如下：

①人的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理性经济人不存在，人们无法拥有完全的信息，做出完全理性的决定，而且，即便拥有完全的信息，也会因为个体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个人倾向等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断。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派假设个体是有限理性的，人们的行为与判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②交易费用。科斯1937年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搜寻价格信息的成本以及运输费用、谈判费用、佣金等一起构成了交易费用。科斯以前的学者们普遍忽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科斯“交易费用”的提出是产权理论及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③产权理论。“交易费用”概念是产权理论的基础，科斯（1960）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清晰的产权关系促使资源有效配置。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情况下，无论最初的产权如何界定，通过经济活动总可以达到最优的配置效果。产权理论的提出打开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

④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同时，也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度创新是指为了适应经济的变化而进行的变化。合适的制度设计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相反，会阻碍经济效率。同时，制度是否发生创新或变迁还要考虑制度发生变化的收益和成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才会发生变化。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计划经济，又与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市场化，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意味着制度层面的深层次变革，因此，对制度经济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分析是关键。

首先，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对制度最优选择的结果，同时，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明确客体归属也属于制度范畴，实践证明制度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在我国逐步加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制度的作用。

其次，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如，对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的理解可以指导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激发生产者的生产和创新积极性，同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

然后，明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需要让位于市场，让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活力和效率，另一方面，政府是唯一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的主体，因此，在市场失灵的环节以及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应通过颁布法律、制定制度等措施来予以保证。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促进我国企业理论发展。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的概念，从新的角度对企业的性质进行阐述，认为企业是对市场部分交易活动的有效替代。同时，委托—理论的完善也对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委托—问题，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利于找出解决或减弱委托—问题的方法。

新经济论文篇4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

3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

宝贵的启示。

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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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论文篇5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用于经济，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知识成为主导资本；信息成为重要资源;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载体和基础；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资产投入无形化、资源环境良性化、经济决策知识化的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一方面促进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知识化取代工业化；另一方面促使全球面临新的国际分工。知识经济发达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而知识经济发展滞后者将沦为“躯干国家”，听“头脑国家”驱使。知识经济发展直接的变化即促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表的《知识促进发展》的报告报道，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GDP的50%，其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占25%。在新的世纪，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业的发展将以锐不可挡的乘数发展态势迅速成为GDP的主要份额。

知识经济将以巨大的能量一方面势如破竹地改造传统经济，包括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将从方式到结构上发生改变，形成新的适应新时代的服务业；另一方面将催动新的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知识经济时代无疑是服务业大发展并成为经济主导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为服务芝销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知识经济时代将催动以下服务业大发展：

信息产业。随着信息技术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和基础，信息的硬件、软件的发展将以突飞猛进的态势进行。不仅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各国、日本会有更大的作为，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有一些国家迎头赴上。例如，印度1997年软件产业的规模已达27.5亿美元，其中出口17.5亿美元，其出口覆盖率分别为：美国占59%、欧盟占22%、日本占4%，东南亚占5%，澳洲占20%。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引起美国软件业大擘比尔盖茨的惊叹：下一个软件大国，除美国外将是印度。

信息产业的发展将带动一系列的经济革命，如购销方式将无纸化、电子化发展；库存管理将在追求零库存的条件下实行信息控制；生产工艺和控制手段将成为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保证；企业决策向程序化、规范化、智能化发展；人事管理将依据客观标准进行数据控制等等。

咨询服务业。各种生产、流通、技术、法律、环保、卫生等涉及广泛领域的咨询业将得到全面发展。

调研策划业。各类市场调研、分析，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组织将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信息、知识的需求而相继得到发展成为服务中颇富活力的力量。

旅游服务业。随着知识经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用于国内与国际旅游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以适应这种需求而兴起的旅游业将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各国GDP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行业。

科技教育保健业。各个领域的科技开发将出现强劲发展态势，尤其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海洋工程等领域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与科技领域发展的需要相匹配，教育将以产业发展的态势进行快车道。医疗、卫生、全民保健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开创新的天地。

环保服务业。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世界各国重视并加强投入环保服务业。治“三废”、防污、处理垃圾、绿化美化、市政管理、资源开发控制、空气监测、防灾减灾等领域将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得全面发展。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时代是服务业大发展并上升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时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服务营销学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行业发挥巨大功能作用。

二、知识经济促进服务营销学的发展

服务营销学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6年，美国拉斯摩（JohnRathmall）教授首次对无形服务同有形实体产品进行区分，提出要以非传统的方法研究服务的市场营销问题。1974年由拉斯摩所著的第一本论述服务市场营销的专著面世，标志着服务市场营销学的产生。在该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仅把市场营销学的概念、模型、技巧应用于服务领域是行不通的，而必须建立服务导向的理论架构。视服务营销学为市场营销学的衍生还不够，必须认清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区别才使服务营销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在服务营销学的形成中，北欧以格隆鲁斯（ChristopherGronroos）和赫斯基（jamesHeskett）为代表的诺迪克学派（NordicSchool）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他们有关服务质量理论及服务营销管理理论成为服务营销学的重要理论支柱。

服务营销学的兴起缘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日益成为焦点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或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的直接结果必然导致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成为企业竞争焦点的局面。具体而言，服务业的发展与下述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服务业扩展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另一方面孳生出许多新型的服务业。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为信息咨询、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电讯服务等行业提供了物质和运作手段，从而促成新的服务行业的产业。

2。社会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使服务业独立于第一、第三产业之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及行业的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流通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通讯服务业、交通服务业等行业相继独立成为第三产业，并日渐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特色且具有一定比例的新的产业群，即服务业群。

3．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新型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企业为使自己抢占竞争的有利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往往在市场营销的各个环节上下功夫，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工程（或产品）设计、管理创新、企业形象、广告促销、市场调研、营销网络等方面进行全面开发，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以专业服务为特色的工程咨询、管理咨询、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广告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经纪公司等新型服务行业便应运而生了。

4．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将愈来愈迫切，人们不仅要求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突出，这样，音像、电视、多媒体等文化娱乐服务业、美容、按摩、健美等保健服务业，外卖、送货、家政等生活服务业，以及各种维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己任的环保监测、保护、处理服务业也会越来越壮大。

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在前工业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发展得以发展；在工业化社会阶段，建筑业、冶金、机械、石化、纺织、电子等第二产业的各种行业得到全面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是面对社会各层面的相互沟通的人际关系为主要矛盾的社会，服务业的异军突起是新时代的需要。

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活动的日渐突出决定中国导入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历了由忽视甚至限制服务业发展到在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以10.5%的速度递增，服务业也由50年代占国民经济总值比重的28.6%上升到1998年的32.8%。

同时，企业在进行有形产品营销时，服务已成为销售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间进行市场竞争的焦点，并日益成为产品市场竞争的主角。企业营销及市场竞争不仅需要市场营销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需要服务营销学作为行动指导。中国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将是继市场营销学的蓬勃发展之后掀起的又一个高潮。

服务营销学脱蜕于市场营销学之后，在自己的空间得以茁壮发展。科特勒曾指出，服务代表了未来市场营销管理和市场营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不少学者敏锐地指出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市场营销领域的服务革命。在欧美地区，服务营销学正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服务营销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服务营销学的脱胎阶段

这一阶段是服务营销学刚从市场学中脱胎而出的时期。这一阶段主要研究的问题是：

服务与有形实物产品的异同；

服务的特征；

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研究角度的差异。

第二阶段（80年代初——中期）：服务营销的理论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探讨服务的特征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尤其集中于消费者对服务的特质、优缺点及潜在的购买风险的评估。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是：

顾客的评估服务如何有别于评估有形产品；

如何依据服务的特征将服务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可感知性与不可感知性差异序列理论；

顾客卷入服务生产过程的高卷入与低卷入模式；

服务营销学如何跳出传统的市场营销学的范畴而采取新的营销手段等。

在这一阶段，美国阿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成立了“第一跨州服务营销学研究中心”，标志着对服务营销理论探索的深入。

第三阶段（80年代后期——）：理论突破及实践阶段

这一阶段，市场营销学者们在第二阶段取得对服务的基本特征的共识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传统的4P组织不够用来推广服务的情况下，究竟要增加哪些新的组合变量的问题。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为：

服务营销应包括7种变量组合，即在传统的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组合之外，还要增加“人”、“服务过程”和“有形展示”3个变量，从而形成7P组合；

由“人‘（包括顾客和企业员工）在推广服务以及生产服务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衍生出两大领域的研究，即关系营销和服务系统设计；

服务质量的新解释，确认服务质量由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组成，前者指服务的硬件要素，后者指服务的软件要素。服务质量的标准可以可靠性、应对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为据；

提出了服务接触的系列观点，包括服务员工与顾客相互之间沟通时的行为及心理变化，服务接触对整顿服务感受的影响，如何利用服务员工及顾客双方的“控制欲”、“角色”和对投入服务生产过程的期望等因素来提高服务质量问题。

从对7P研究的深化，到强调加强跨学科的研究的至关重要，服务营销学强调从人事管理学、生产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领域观察、分析和理解服务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种市场关系；

特殊的服务营销问题，如服务价格理论如何测定、服务的国际化营销战略、资讯技术对服务的生产、管理及市场营销过程的影响等。

服务营销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服务营销学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过程。

中国有条件、有必要推进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和应用。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于：

1．中国服务业亟待加快发展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平均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0%左右，如前所述中国只占32.8%，差距较大，发展空间较大，有必要通过服务营销的传播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2．中国劳力的富余刀切需要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发展服务业则是投入小、见效快的最有利的途径。中国目前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相对滞后，只为20%左右，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从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0%，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中国发展服务营销学对于推动服务业领域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会起推动作用。

3．传统服务业亟待进行改革，新型服务业则需要新的理论武装，发展服务营销学是新旧服务行业发展的共同需要。服务业的行当范围广阔，涉及的领域众多，对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服务行业的除旧布新亟需要理论指导，中国在新世纪全面推进服务营销学是为适时。

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条件也业已成熟，这些条件是：

1．中国自20世纪中期导入市场营销学后，已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活跃在大专院校和企业营销活动的第一线，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市场营销理论，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他们熟悉市场、熟悉产业、熟悉企业，既懂经济，又懂管理，这对于理性地接受、传播、发展服务营销学具有组织基础和理论保证；

2．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过程中，十分重视服务业的规范管理并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发展，为中国服务营销学的扎根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在1985年即批准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对中国三大产业作出了与国际通行的分类法进行分类的决定。按照新的分类法，将中国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分成三大产业，第一产业指农业（含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含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和煤气、建筑业）；第三产业则是指除了上述各业外的其他产业。中国政府对第三产业的界定与服务业的内涵完全一致，可以说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中国政府对服务业的规范管理是推广服务营销的基本保证。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在1995年召开的中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明确指出“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源供求矛盾和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市场的发育。”党和国家对发展服务业的高度重视为服务营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服务业自身成长、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使服务业产生了理论渴求感，广大服务业的迫切期待为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博大的空间。我国服务业不仅面对国内同行业的竞争，而且面对国际强大的服务业的严峻挑战，服务业亟需战斗的思想武器和竞争手段，服务营销学可说是具有雪中送炭之功。

三、服务营销的理论与实践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知识经济时代是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服务营销的理论和实践是必然突破疆域国界的限制，成为具有跨国性、普遍性、通用性的学科。服务营销既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待业，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各国经济的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其中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表现，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发展尤为突出。1997年，国际贸易总额达11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5%。在国际贸易中，国际服务贸易以超常态势增长。197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仅710亿美元，而到1996年即高达12600亿美元，增长16.8倍，平均年增长11.7%，远远高于国际货物出口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20世纪70-80年代占1/5，90年代则增至1/4。近三十年来，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服务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超过50%以上，其中美国服务业的产值是GDP中的比重已高达75%左右，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创造主要依赖于服务业。

经济全球化还表现为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形成。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业也是服务业的支柱行业。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量达500-600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由80年代中期每年约770亿美元，到1996年增加到3000亿美元。金融交易量和投资额的猛增，反映了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金融国际化的过程。由于股票、期货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问世，使得货币的面值额迅速膨胀，虚拟成分倍增，这样的状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或变动性，为适应这一时代特性的要求，各种金融服务大量地应运而生。其中，不仅有金融自身运行的各种服务，还有如何使货币增值的服务，更有规避金融风险的服务；不仅有金融信息服务，还有金融法规服务，更要有金融传输机制、传送手段的服务和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金融服务业不仅自身得以发展而且带动和促进其他相关服务业如电脑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也包容信息全球化的内涵。信息全球化使高新科技成为变革经济结构的动力，导致4.4万个国际企业的出现，导致只掌握关键技术、工艺设计、品牌及销售渠道，而把生产委托给关联企业去做的虚拟企业的出现。国际企业和虚拟企业的出现，使服务营销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服务营销不仅要面对顾客，而且要提供面对内部要支机构和广大员工的服务营销管理。

经济全球化促使制造业的国际营销网络的形成，国际营销网络的完善需要服务营销。营销网络完善人的过程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营销信息交流、推动适销对路的商品开发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伴生服务需求，服务营销活动将贯穿营销网络完善化的始终。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服务营销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发展，反过来服务营销兴盛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实现。

新经济论文篇6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新经济论文篇7

一、新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在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发现了与以往大工业不同的发展趋势,即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大行其道,于是提出了美国开始了新经济时期。美国所说的新经济指的是已经存在数年的两种广泛趋势:第一种是商业的全球化;第二种是信息技术革命。

经济学家及其他理论学者对新经济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认为新经济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新经济就等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新经济、生物经济、风险经济等等。狭义新经济是指美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共同作用下所出现的一种相对于传统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它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就是在实现低通涨和低失业率较长期并存的情况下的经济持续增长。

综合上述对新经济涵义的解释,笔者认为:新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或“旧经济”而言的,是指在全球化资源配置和市场开发基础上,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由高新科技产业驱动,以创新为核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大调整。

新经济的特征是:新经济是知识化的经济;新经济是创新化的经济;新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新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新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新经济是科技化的经济;新经济是持续化的经济。

二、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人才的类型及素质

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具有知识的人力资源意即人才资源是新经济的主体。新经济时代所需的人才,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下面就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人才的类型及素质作概要简述。

(一)创新性人才

创新是新经济时代的主题,新经济是创新化的经济,创新化经济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性的人才。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电脑将取代一些机械性脑力劳动。例如:信息的记忆、信息的检索、复杂的计算等都可用计算机——完成。也就是说,计算机的应用,不再要求我们有强的记忆能力,而是要求具有综合的研究、判断、逻辑推理能力,高度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其次在新经济时代,产品的知识含量增加,逐步形成知识产品。知识产品的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是设备和工具,而是人的知识的能力,特别是人的创造能力。另外,商品的价值不再是劳动者体力的简单转化,而是劳动者知识的转化。所以,要求劳动者必须有较强的创造能力。最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科学家研究,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为5%——20%,70年代至90年代为70%——80%。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将提高到90%。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唯有全面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才能维持经济的竞争力。所以,新经济时代需要创造性人才。

(二)个性化人才

个性化人是创新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一个创新计划都体现出个性化的思想。在工业社会,生产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而在新经济社会,生产是非标准化,甚至可能是单件生产。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谁能设计出个性化的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所以,有的经济学家把新经济称为个性化经济。个性化经济需要个性化人才。所谓个性化人才,就是让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适合学什么,就让其学什么,适合干什么,就让其干什么。有哪一方面的兴趣与特长,就让其在哪一方面发展,当然,个性发展,并不是发展个人主义,更不是否定集体主义。个人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需求相复合,必须与所在组织的需求相吻合,这是个人化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复合型人才

所谓复合型人才,是指多种专业能力的复合,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复合,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复合。新经济时代很多创造活动是跨领域的,这种创造不可能依靠某种单一知识和单一技能来实现,它必须借助多种知识、多种技能的综合运用来完成。社会越发展,创造的复杂程度越高,高度复杂的创造需要高度发展的能力系统,也就是对知识面的要求越来越宽。实际上,不用说创造,在新经济社会就是应付许多日常工作也离不开综合能力。日本学者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单一能力时代已经结束了,只有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能在现代竞争中获胜”。所以,复合型人才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同时也是企业的稀缺资源,企业要努力的培养这种资源。

(四)合作型人才

在新经济时代,许多项目只有通过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共赢,信息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组织,企业是链状供应,银行是网状服务,信息是网上共享,创新是网点协作,因此,新经济社会是一个人际关系高度社会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需要更紧密的联系和协作,需要借助集体的力量和他人的力量,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取得事业的成功。也就是说,在新经济环境中,要从事科研、发明、创造,或从事生产与经营,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美国学者比恩等人认为,竞争是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而新经济时代的价值观是合作。因此,合作型人才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的人才。

三、企业在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具有创新、个性化、复合型和合作的特点,这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迫切要求。因此,在新经济时代,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该根据新时期人才的特点进行创新,除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笔者认为应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营造创新文化

在新经济时代,创新和时尚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企业的发展需要这种创新的理念来驱动。企业的人才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也是管理的核心,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已成为企业最关切的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员工,思想开放、头脑灵活、技术专精、自信自强、流动性很高。要想吸引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企业管理创新必须建立创新文化。企业应致力于创造一个激励型的、充满创新气氛的开放环境,以利于发明、创造和企业未来的技术研究与展望;提倡挑战性思维。挑战性思维鼓励广大员工对现实状态提出质疑,不断思考和创新,企业为此可能承担一定风险,但企业这种文化氛围和对待风险与失误的态度会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增强员工的竞争能力,并会以此吸引大批优秀人才;设立共同的目标。企业应设立可以激起人们奋斗精神、愿为事业共同努力的目标,包括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等,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下,企业的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二)实行柔性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真正才华横溢的人才,往往是充满个性而难以驾驭的,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主动抛弃传统的管理方式,运用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依靠共同的信念、互动的心灵进行柔性管理,给员工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和气氛,给他们更多的授权,让他们成为工作的主人,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从而激发员工的创造欲,使潜能和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企业与人才同成长

新经济时代改变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变化的环境使得企业的发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新经济时代的人才时刻在思考着个人的职业规划和职业生涯,因此,企业要转变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路,将员工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的结合企业起来,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同时,也让人才能够分享企业的成果,让人才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具体强化的因素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个体成长——员工对知识、个体和事业的成长有着不断的追求,存在使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潜能的机会。

工作自主——建立一种工作环境,员工能够在既定的战略方向和自我考评指标框架下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

业务成就——完成的工作业绩达到一种令个人足以自豪的水准和质量水平,这是跟组织的需要相关联的因素。

金钱财富——获得一份与自己贡献相称的报酬,并使员工能够分享到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这种奖励制成既要适合公司的发展又要与个体的业绩挂钩。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在管理过程中,始终将人放在核心的位置,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以便充分调动所有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获得最大的效益。在新经济时代的人才。人才是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主宰企业命运的主人,企业将员工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信任员工、尊重员工、依靠员工,把企业员工放在管理的主置,围绕着充分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而开展管理活动,激发人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和自在的发展,使企业的目标和员工的发展目标达到一致。人的全面和自在的发展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更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理念。

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培养一种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需要一种敬业、进取和宽容的合作氛围。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思想基础,要努力培育共同的企业文化意意识,共同的企业文化意识使得企业成员对企业目标和价值有着共同的理解,从而在行动上达成共识;共同的文化意识还使得企业的发展同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现实相吻合。企业的用人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个性习惯和企业的包容性、创造性,并使其贯穿于每一位员工的言行中,在努力营造企业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同时,提倡各部门形成各自的特色。

四、结语

新经济时代的网络化、知识化改变了衡量企业财富的标准,知识成为企业的战略资产,作为知识承载者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的财富和资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成为其兴旺发达,保持恒久竞争力的关键。因此,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深刻理解人力资源创新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创造出适合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新经济论文篇8

二、经济管理信息化

（一）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内容

（1）人员管理的规范化。不论怎样的管理制度，如果员工不能真正理解管理规范之下的真正含义，那么规则条令，也只会流于形式。不断强化和优化日常财务基础管理，不只是从形式上掌握科学规范化的行为准则，可以帮助管理者从本质上学会做到人员行为的规范化，使得管理有足够的深度和更容易取得实质的效果。并能够提高内部人员素质基础来应对高层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使工作事半功倍。

（2）财务数据的信息化。财务收支状况和管理成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通过财务数据管理来反映，管理和决策效率的提高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并是以财务数据信息化为基础，这也是经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

（3）基本财务流程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财务一体化是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财务流程和业务处理流程管理以及记录管理，这样不仅能使公司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得到良好的沟通，保证信息在部门内部得到及时的共享和传递，还能使各个程序得到有效的协调管控，实现财务、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同时也能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科学性。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经济管理只有信息化才能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才能真正体现出信息化对经济管理整体管理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计算机管理体系是网络财务软件网络系统和计算机财务信息系统的整合，除此之外，经济管理信息化为信息化决策提供了信息库和全面而灵活的规划框架，也减小了可能带来潜在成本的投资风险，而财务信息化体系的建设更是建立和健全现代管理体系。同一个信息管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数字化的信息统筹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提高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三）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应用

如何做好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要将信息化建设辐射多个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另外，财务、进销、库存、生产等不同的业务流程也都有不同的重点，在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下有不同的需求，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对整体和各部门的业绩进行评价也需要软件的支持，统一快捷的网络系统和深入分析数据的智能报表系统必不可少，而财务管理信息化都需要这些数据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作为坚实的保障。

三、经济管理创新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管理理念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贯彻落实内部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不断更新思想的关键。作为经济管理者首先应该加强自身工作素养，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经济管理新理念，坚持正确的竞争意识，贯彻于整个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将全新的思想观念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企业创新发展经济管理的重要前提需要内部观念性理念的创新，以全新的视角指导经济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纠正落后的思想观念，不断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模式，才能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是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现代企业应该采取以人为本思想作为出发点，对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形成充分的认识与重视，维持经济管理的高效发展。

（二）战略管理的创新

在变化多端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企业首先要不断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发展经济管理战略的创新，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实施战略，及时准确捕捉有利的外部环境机遇。切实提高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的工作重点，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扩大生产经营模式，以正确的强势姿态迎接挑战与风险，切实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以落实经济管理目标。企业先进的生产力与长远的经济管理目标保持一致，创新发展应该具备良好的全局性、前瞻性，加强创新企业战略的多种渠道，引进各种全新的科学信息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市场的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组织结构的创新

在强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中，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需要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为保证，传统的企业管理大都分散的组织结构，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组织结构需要合理与精简高效，首先应采取多层垂直的组织结构，在最大限度上增加企业管理幅度，以减少管理层次，不断精简职能机构，增强信息反馈的时效性，形成快速的传达信息的速度，使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更具有横向性、扁平化的特征，提高反馈和传达信息的速度。其次是在现代化企业应不断更新的外部环境发展趋势，经济管理工作应该摆脱传统组织机构的束缚，建立与完善柔性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形成多样化、灵活化的组织结构。

新经济论文篇9

二、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和发展

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俄国仍然存在着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经济形式。列宁还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这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兼容性，即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充分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来看，非公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三、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列宁从俄国农民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实际出发，从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把农民问题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俄国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列宁这种“以农为先”的思想，关心农民切身利益以巩固工农联盟的觉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增加农民收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生产目前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在新常态下，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就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来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不断拓展农业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间。要积极转变传统农业粗放式的经营发展样态，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依靠科技投入，注重农业技术创新，强化惠农政策，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真正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厚实的物质基础和坚强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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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1.1突破资源约束“瓶颈”，防止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约束“瓶颈”正日益凸显。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这一现象在2004年尤为明显。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2003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大国，水泥消耗占世界总量50%、铁矿石占35%、氧化铝和铜占20%，而GDP仅占5%，说明我国资源消耗是惊人的，同时伴随高投入的是低产出。据测算，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1.2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已经高达6%~8%。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2003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Ⅴ类水质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SO2排放量达

1995万t，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t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严重。淮河治污10年投入600亿，治污水质又回到“原点”。全国“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面临巨大压力，原定目标难以完成。由于2003年全国煤炭消费量陡增，导致全国SO2排放量达到2220万t左右，比2002年增加293万t，酸雨控制区内年均pH值小于4.5的城市比例2003年达到16.5%，呈明显上升趋势，比2000年上升12.6%。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1.3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掠夺式资源开采方式，势必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人口质量的全面提高，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同时，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克服“绿色壁垒”，提高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句话，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

实现循环经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新型工业化道路靠的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追赶时期，注定要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技术创新是关键。

传统经济活动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再生化，可以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从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的回收利用，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讲，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微观技术层面上是资源（能源）消耗增长过快、资源利用效率过低、资源再生化率不高。这一点我国经济增长状况表现尤为突出。因此，从技术角度讲，循环经济要求我们经济发展必须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调对废旧物品回收利用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在保护环境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特征。

有关专家指出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大体由五类构成：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替代技术是旨在通过开发和使用新资源、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替代原来所用资源、材料、产品和工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环境压力的技术。减量技术是用较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在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技术。再利用技术是延长原料或产品的使用周期，通过多次反复使用，来减少资源消耗的技术。资源化技术是生产或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通过回收处理，成为有用的资源。系统化技术是指主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考虑，通过构建合理的产品组合、产业组合、技术组合，实现的物质、能量、资金、技术的优化使用的技术，如多产品联产和产业共生技术。

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的技术范式，大力研发和应用环境友好技术，研究清洁生产管理、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排污最小化技术，开展生态工业和产品生态设计理论研究与示范，实现末端治理转向生产全过程控制，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

3制度创新与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没有制度保障的技术是不能创造出循环经济的。如果只有技术进步，而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束之高阁，无法产业化，技术不能产业化也就无法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由于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某人投资控制污染改善环境，那么其他没有投资的人也可以分享环境改善的好处，即所谓“免费乘车”，那么享受环境好处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投资的人越来越少，势必出现资源耗竭、生态恶化，出现“公地的悲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投资设备控制污染、则势必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企业没有激励控制污染。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一个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框架的利益分配体系。

3.1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1）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谁使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有奖有罚，形成良性激励机制。在美国，政府充分发挥绿色税收政策，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节能技术的应用，每购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每回收处理一条废旧轮胎，国家都给相应补贴，企业利用轮胎进行加工，制造成胶粉、添加剂等，获得新的收益。而在我国，如果企业自己花钱收购处理旧轮胎，这便增加企业成本，使许多企业不能盈利。因此，国家应通过减税、补贴和信贷政策，鼓励循环经济型企业的发展，使他们能获得比传统工艺更高的价格优势和效益。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企业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提高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保障其投资利益。

（2）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约束和规范标准，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如制定循环经济技术规范、框架以及行为准则，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实现具有行为度量的标准，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减少技术创新的障碍。

（3）降低技术创新的交易费用。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并使技术产业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3.2制度创新重点领域

（1）创建科技创新的激励制度。建立健全促进循环经济技术的政策保障体系，加强循环经济科研队伍建设，健全科技人员激励政策体系，通过实施人才工程促进技术创新；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与企业实现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循环经济产业化。

（2）制定循环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重组。尽快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产业政策，实施强制性的耗能标准，促进产业结构重组。明确取缔对环境破坏较大的落后工艺、落后技术、落后产品，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支持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审计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要求在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中推行生态化理念。大力发展废旧资源回收、再生利用和安全处置产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延长生态工业产业链，以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

（3）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理念。因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所以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众的参与，需要提高公众的生态环保理念。可以建立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城市环境质量、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状况以及企业环境质量。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建立区域环境评估与巡查制度，促进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

（4）加快循环经济立法，严格法律约束。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予以立法。德国和日本最先尝试以法律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了《包装条例》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首先减少直至消除不必要的包装，其次要求对包装物回收再利用，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则系统地运用3R原则来解决废弃物问题。在日本，2000年批准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这部法律对推进循环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日本还颁布了《容器包装循环法》、《家电循环法》、《废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处理法》、《绿色采购法》等法律，这些法律构建了一个资源回收与再生利用方面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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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发展现状和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目前正处于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还不成熟，规模也很有限。在这个低碳时代，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并没有树立低碳经济理念，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及碳金融运行模式认识不足，对碳金融的交易规则和操作模式不清楚，对发展碳金融的重要性认识不全面。我国法律也缺少对碳金融的政策保障。最终导致碳金融的商业价值流失。我国碳金融业务风险众多，比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气候和技术风险等。各种风险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越快，风险越多。

三、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策略

(一)制定低碳经济金融创新相关政策

完善低碳经济金融相关法律，使低碳经济金融规范发展。政府在低碳经济金融创新中起到主导作用。政府各级部门应当为低碳金融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健全低碳经济金融体系。政府各部门还应当制定优惠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政府应当加大对低碳金融排污的监管力度。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针对减排制定一个可计算、可报告、可考核的减排目标。减排目标不能盲目制定，应当符合实际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环境的检测，完善检测系统。低碳经济金融相关法律政策要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二)加大低碳经济金融创新宣传力度

采取舆论宣传或网络宣传等方式，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通过制作低碳经济金融创新宣传册和建立金融创新网站，使人们都能认识到这是个低碳经济时代，了解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怎样发展低碳经济。

(三)培养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

目前，我国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极为匮乏。传统的金融人才普遍出现知识单一化现象。加强对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金融知识，还应当具备项目管理、环保、金融等知识。在现行高等金融教育中，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两方面改革。金融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以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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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培养综合能力较强的人才型管理队伍。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行，都需要很多各部门的员工共同配合，在每个层次上的管理人员只有大力支持企业的工作，才能有助于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只有企业真正实现管理水平理论上的创新，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让企业的中坚力量更好的发挥出来，管理者的业务水平直接影响了煤炭企业长期发展，因此有必要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队伍。首先，管理者自身要明确其职责，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增强个人学习外部知识的兴趣端正学习态度，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管理者也可以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将先进的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引进本企业，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能力，掌握更加有效的管理技巧。其次，应该意识到对于企业内部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取得的成果，而是经过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奋斗，才逐渐培养出优秀的管理人才。（二）坚持精细化管理。煤炭企业是一种工作内容较为复杂的企业，其中包含了许多繁杂的工序、工作方法等，在煤炭企业运营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例如：采矿环境恶劣，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工作时员工的生命安全等，精细化管理符合了当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重点强调的内容，它的主要含义在于能够将企业内部人员科学的进行分配，当发生事故时可以很清楚的区分责任，避免有关人员之间相互推诿。目前煤炭企业都是以精细化管理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这也是使得企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三）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战略。人员是煤炭企业管理的主要对象，一个企业如果可以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的优势，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由此可以看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是促使煤炭企业平稳、高效发展的必然途径。企业应真正意识到人才是决定企业发展高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还应重视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发展中所占据的位置，企业应高度重视，完善相关职工的档案资料，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大限度的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四）加强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管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企业的运营中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企业文化建设是管理内容上较高层次的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促使企业经济健康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结合中外一些鲜明的案例，可以看到，每位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是具有一定企业文化修养的知名企业，这就说明文化建设的力量足以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结果，因此需要根据本企业存在的自身状况，打造出具有煤炭发展特色，适合企业发展的一种文化。企业文化都是具有一定本质的，要避免出现简单化等错误做法，要正确理解其深层次的意图。另外，企业还以应注意到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企业多方面效果的因素，必须进行不断的创新，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五）搞好煤炭企业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我国煤炭行业当前正处于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时期，实现煤炭企业经济的信息化发展，也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前提。信息化可以将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及时了解市场上的行情，促使煤炭企业平稳发展。信息化是指人们对存在的信息或者物品的共享和交流，从而对得到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用，最终为企业服务的内容。若想要搞好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领导还应高度重视此问题的发生，聘用计算机知识较为丰富且擅于统计的复合型人才，定期对员工进行信息上的培训，为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发展提供人事上的基础。

二、结束语

在当今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煤炭企业也不例外，企业想要在激烈的是场竞争中，保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必须加快转变企业管理的方式，从人才、精细化管理、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文化建设、信息化水平等五个方面，分别介绍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几点具体措施，为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作者:田莉单位: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