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理念论文篇1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人治走向法治，由单一的转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由贫穷落后发展到小康社会，由义务主导转向权利主导，那些不能反映司法职能特有性质和司法活动特有规律的传统司法观念将会逐渐退出司法制度的历史舞台，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客观规律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也将遭遇巨变。时代的变革呼唤司法制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改革，而改革的基础就是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树立现代司法理念，首先应当知道何谓理念？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信念或价值观。她是一种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她是经过历史历练后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具有特定的客观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决定的，而不是纯主观的、先天的和超然的东西；理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具体制度是理念的惯常表现方式，而理念则在这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运作中贯穿始终，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每一个拥有思维的人都有理念，一个人在其行为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或信念、信仰，就是他们的个人理念。而一个制度的理念，则必须建立在若干人的集体智慧之上，是这个群体在围绕这个制度行为的过程中普遍遵循和奉行的原则和信仰。

现代司法理念即是如此。法官个人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理念和学理知识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理解，又需要准确把握整个法官群体在运行法律规则和构建法律制度过程中所普遍遵循和奉行的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也是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1]其次，司法改革应当从理念的变革切入，但必须形成相对成熟的思考和共识，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将会反复无常，逻辑混乱，比如本文将探讨的司法独立问题与现行体制中的司法监督，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再次，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的基础。口号在其热情鼓动之下，往往可能掩盖着一种片面性甚至错误，在矫枉过正的做法之后，有时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危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口号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往往张扬了一种强硬的语言暴力色彩，力图用斩钉截铁的语义和简洁短促的句式结构遮蔽所有的话语空间，将对话、讨论、质疑、辩驳等统统拒之门外。诚然，口号运用得当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其感召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心的话语磁场.然而，口号式的感性宣泄终究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务实的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潜伏着一种非理性的灾难。法治口号往往成为主流法律意识的话语载体，甚至会拥有法治领域的话语霸权。”[2]

因此，在当前司法领域中各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方兴未艾、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实现司法公正之呼声日渐高涨之际，树立系统周密的现代司法理念，夯实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为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实际运作提供科学完善的价值观导向，就成为摆在所有致力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法律人面前的瓶颈。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需要确立的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这些理念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独立、司法尊严、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司法正义等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是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这一现代司法理念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障。

司法独立，在我国宪法中称之为审判独立，即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德国学者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3]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4]笔者以为，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独立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5]正因为如此，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法官的个人独立，德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拘束”。

1、实现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矛盾中相互依存，各种力量在其中起着不同的调整作用，在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公知的法律调整为特征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后和最权威的救济手段，它事关社会关系能否最终得到正确调整，社会秩序能否最终得到实现。正是司法手段的这种地位和使命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应是公正。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6]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7]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8]公正的司法制度是秩序的保障，不公正的司法制度则是秩序的祸患，追求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我们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和改革司法制度的初衷和最高目标。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就必须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行之路，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会有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因此，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广大群众在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时，往往仅从个案的处理及其效果来进行，不能全面地进行实质性的衡量，此时司法是否独立这一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唯有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下真正实现统领司法运行机制全局的司法独立，人们才有可能最直接地观察达到公正的全过程，才有理由在相信个案达到公正目标的同时也相信其他案件同样达到。因此，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要确保司法公正，首先就必须实现司法独立，走上司法独立之路。

2、实现司法独立有利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9]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将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地获得他原来所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愿望，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纠缠下去，最后获胜的将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10]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是一纸空文，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则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形成权威，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起到的正是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

3、实现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和人民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民对效率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1]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精力，这些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理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更高的理想和要求。司法独立，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并且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因此，愈接近于司法独立则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那么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巨大影响。在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和进行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司法改革的各项措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并有着悠久人治历史的国家，司法独立就显得更为重要。

4、实现司法独立是我国目前形势的客观需要。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司法制度正面临着与国际司法制度全面接轨的问题，1985年8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而作为有关司法独立的一些国际会议决议和联合国文件的参与起草国或加入国，承认并接受这些文件中有关司法独立问题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也是我国的应尽义务。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培育、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协调好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渴望一个更为安全稳定的法治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与要求也就日趋增多。只有司法与社会之间形成“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够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进者。”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甚健全，法律的盲点还大量存在，所以发展的空间也非常大。在审判实践活动的不断积累下，通过个案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空间和机会很多，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会比稳定发展时期具有更大的突破。以现代司法理念为理论基础，构建司法改革出路，健全司法独立制度，对保障公正与效率这一目标的实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完善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并给予司法上的保障，实现全民司法观念的更新，使现代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体制，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书目：

[1]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

[2]刘武俊：《口号的法理解构》，载于《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18日。

[3]龙宗智，李常青：《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于《法学》，1998年第12期。

[4]孙建华：《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

[5]周汉华：《论建立独立、开放与能动的司法制度》，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

[6][美]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7]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页。

[8][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立法理念论文篇2

商标侵权的归责原则作为基本的理论问题较少有人探讨。理论上的不清晰导致我们在保护商标专用权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本文拟以经济分析方法为指导，对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进行宏观比较，并对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价。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及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一)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通说认为，过错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这即是说，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主观状态，它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表现形式。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性质是主观归责，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依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状态来确定，而不是单纯依靠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确定，即不仅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而且还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当然，过错也是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商标法明文规定商标侵权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的则在认定行为侵权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商标法对行为人侵权主观上未作明确要求的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它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行为及其主观状态的一种非难，即行为人只有在有证据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导致或者存在法定抗辩事由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责任。

与过错责任原则不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该原则，归责的基础主要不是行为人的过错，而是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因此学说上也把无过错责任称之为客观责任或危险责任，英美法则称之为严格责任。这种责任突破了一般侵权责任原则的逻辑方式，不是通过“推定”过错的方法来修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而是在过错责任原则之外另辟蹊径，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归责要件，一如某学者所说，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应当包含重要的一条：“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认可。

(二)我国商标立法的新选择

就商标侵权而言，毫无疑问，事实上大多数的侵权行为都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即有过错)为之，一如我国2001年版《商标法》第52条第1、3、4项所规定的各种情形。但也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其行为人可能确实欠缺主观方面的过错。但无论是否有过错，由于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重大，因此都必须予以规范和禁止。其实也正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顺应与TRIPS协议接轨的需要，我国2001年版的《商标法》一改过去的立法理念与思路，将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中昭示侵权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心理状态的词汇作了彻底删除。④毋庸讳言，这种修改加大了我国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为此博得了一片喝彩声。但是，质疑的声音也接踵而至，人们不禁要问：对商标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一概不作区分，这对某些销售者来说公平吗?难道无过错的销售也可以构成商标侵权?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对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分析。

二、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公平及效率性分析

笔者以为，人们存在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商标侵权归责原则的一个错误认识，即认为商标侵权属于一般侵权，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基于这一理论而出台的《商标法》(1993年修订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在进行商标侵权立法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选择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原因主要有：

(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更容易妨碍社会公平

实践证明，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既对被侵权者不公平，也对某些侵权者不公平。一方面，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侵权行为人(如部分销售者)行为时对侵权事实都明知，执法或司法机关事后“推定”这部分侵权行为人“明知侵权”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公平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由于进货渠道的“商业秘密”性质，很多分销商对于自己所销售的商品的来源客观上都不是很清楚，对于该商品是否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更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武断“推定”销售者“明知侵权”没有道理，也不公平。另一方面，1993年版《商标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更有利于侵权者而不利于被侵权者。如前所述，1993年版《商标法》对销售侵权的规定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可这一立法的实践结果如何呢?据统计，1994年我国的商标侵权活动(尤其是销售假冒商品的活动)比立法之前几年更严重，而诉诸行政及司法机关请求处理的数目却比几年前大大下降了。国家商标局对此解释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假冒者很难提供销售者“明知假冒”的证据，根本没有办法“依法”打击侵权者。换句话说，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直接后果是，销售者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法律风险非常之低，被假冒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质性的制止商标侵权活动。这显然不利于彰显社会公平。

(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选择

首先，无过错责任不同于结果责任，其并不是丝毫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偏重保护私法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考虑侵权方的利益。事实上，“无过错”只关乎侵权责任的成立，就损害救济的幅度而言，还是应当把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考虑进去的。正是这种考虑，将无过错责任与结果责任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考虑，极大地彰显了无过错责任的公平价值。

其次，由于商标侵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代社会商标侵权现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要有力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必须从源头上把关，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达成此种目的。一旦法律上作出如此规定，客观上必然会迫使可能的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和评估其商标侵权的法律风险，从而有效的遏制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动机，进而有效地平衡保护商标权利人及可能的侵权人的合法利益。

第三，商标是商标权人用以标明自己商品或服务以指导消费者的信息，在现代社会，大多消费者都是通过商标来辨识商品或者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假冒商标成为现今社会商标侵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许多的不正当竞争者利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来推销其低劣或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以达到其获取暴利的目的。显然，对这一行为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既不利于鼓励有技能、有进取心的人们在尽可能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与销售，从而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侵权者的行为会使得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在商标侵权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则有助于加强对商标权的保护，从根本上制止商标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平衡商标权利人、消费者和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者(商标侵权者)三者之间的利益。

(三)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容易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乃至国家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实践证明，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至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商标权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它会导致商标权人请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成本增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商标权人无法证明某些侵权行为人(尤其是销售者)实施侵权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所以无法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介入以保护自己。退一步讲，就算有可能举证，根据一般侵权纠纷“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商标权人要想取得胜算(必须每个案件都举证证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其成本也将会是相当的高昂。

其次，它会遏制商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创造品牌的激情。由于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护，商标权人的生产及创新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而企业一旦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动力，其距离破产倒闭也就不远了。这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它会误导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而这将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不能很好的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相反，对于商标侵权人而言却是个利好消息。由于侵权人侵害商标专用权后受到制裁的概率极低，使得某些侵权人更乐意选择侵权而不是合法经营，这必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侵犯商标权的侵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通常情况下要低于商标权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能制止侵权即意味着在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消费者的福利也处于下降通道，无法实现市场经济关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的要求。

(四)与过错责任原则相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能够更好的实现制止侵权、节约社会财富的目的。

首先，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侵权行为的法律风险大大增加。受侵害人只需要证明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因及其因果关系，就可以提请行政或司法机关以寻求法律的保护。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商标侵权行为人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过失，则可进一步扩大主张权利保护的范围。

其次，由于对销售者适用无过错责任，销售者的责任加大，其必然也会加强自己的注意义务。对于销售者而言，无过错责任意味着即使无过失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销售者只好对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加强监督，杜绝因为牟利而与其他侵权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可以说，正是由于销售者必须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才有可能最终杜绝或有效减少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流入市场，从而达到制止侵权、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目的。

第三，对于商标权利人而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将有助于充分实现商标所包含的品牌价值。由于不必太过担心商标侵权的发生，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必将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努力开发新产品，并提供尽可能长远而优质的服务，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可以说，只有无过错责任原则，才能真正贯彻商标立法的价值理念，推动经济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及我国商标侵权立法的理念与方向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一方主体利益的增加必然以减损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在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寻找到利益的最佳平衡点，通过一种“均势”的建立以彰显、维护并促进社会所需要的主体价值。商标侵权立法的归责原则也是这样，立法者在商标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配置权利义务时，必须进行适度的安排，在确保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一定程度救济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对确实无过失的侵权行为人以一定的保护。

由此，尽管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要加重销售者的责任，督促其在购进商品时就善尽注意义务，以防止或减少侵犯商标注册专用权的商品进入到流通环节，但我们内心应当清楚，“商标打假”事关重大，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销售者确实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我们在引进并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追究销售者侵权责任的时候，必须将责任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立法理念论文篇3

内容论文摘要：中国的职工持股实践是从90年代初期，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而展开的。虽然至今只有10年的实践，但中国的职工持股一开始就引起社会和企业各界的关注，实施热情很高[①].而且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有关职工持股的政策予以引导，甚至已有某些省市将职工持股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可以说，我国的职工持股具有范围广泛、形式多样、政策引导、制度创新等特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职工持股是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创新的契机。为此，需要认真总结中国的职工持股实践经验，并对职工持股进行立法规范。本文认为，职工持股立法应建立在人力资本理念基础之上，这是将职工持股引向深入的关键。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职工持股 职工持股立法 一、引言 世界知名的养老精算保险专家约翰。海利指出：“10年前，资本是重要的商业条件和基础，而现在，资本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约翰。海利作为一家有着5500名专业顾问人员的以人力资源为主的顾问公司之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他认为，该公司的主要财富不是厂房和设备，而是其员工。在当今，对世界上的任何组织而言，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裁Jack Welch曾说过：“人制造成功。我们把全部时间用在人员管理上。当人事上出现问题时，我们的生意就会出现问题。”可以说，发现、培育、保留并激励员工是所有公司面临的共同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②].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各国创造了多种方式，如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西欧的参与制，西班牙的“蒙德拉贡管理[③]”等。在我国，较为普及的就是职工持股制度。职工持股是指公司内部职工持有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份的现象。在西方国家，职工持股主要是在二战后伴随着“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并依托比较完善的股份公司制度广泛开展的；而我国则几乎是与推行股份制企业改制的同时进行了职工持股的试行，并且实行职工持股的主要目的并非为社会福利政策使然。因此，我国职工持股制度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此外，伴随着我国的职工持股实践，政出多门的地方性、部门性的政策指导也比较活跃，有些已经落后，有些自相矛盾，对职工持股的实践规范、指导不利。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对人力资源最大效用化的制度创造。只有良好的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制度，人力资源才能资本化，才能在经济活动中拥有与其作用相当的地位，才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二、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 我们知道，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公司的创造性活动、公司财富的持续积累和公司竞争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公司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依赖于公司职工的自身素质，特别是一些高科技、高风险的公司。这一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 人力资源是否就是“人力资本”呢？很显然，这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等同。人力资源强调的是劳动者体内蕴含的创造价值的才能，这种才能因劳动者学习、接受教育、进行培训而获得。通常学习、教育、培训的费用越高，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才能也越强。而劳动者才能与价值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正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强调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其本身不创造价值，只发生价值形态的变化，劳动产品的增值皆由劳动创造而来。亚当。斯密在分析社会总资产构成时也认为，资本可以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机器、设备、土地、建筑物等，也可以是存在于劳动者体内的有用才能。因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

立法理念论文篇4

内容论文摘要：中国的职工持股实践是从90年代初期，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而展开的。虽然至今只有10年的实践，但中国的职工持股一开始就引起社会和企业各界的关注，实施热情很高[①].而且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有关职工持股的政策予以引导，甚至已有某些省市将职工持股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可以说，我国的职工持股具有范围广泛、形式多样、政策引导、制度创新等特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职工持股是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创新的契机。为此，需要认真总结中国的职工持股实践经验，并对职工持股进行立法规范。本文认为，职工持股立法应建立在人力资本理念基础之上，这是将职工持股引向深入的关键。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职工持股 职工持股立法 一、引言 世界知名的养老精算保险专家约翰。海利指出：“10年前，资本是重要的商业条件和基础，而现在，资本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约翰。海利作为一家有着5500名专业顾问人员的以人力资源为主的顾问公司之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他认为，该公司的主要财富不是厂房和设备，而是其员工。在当今，对世界上的任何组织而言，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裁Jack Welch曾说过：“人制造成功。我们把全部时间用在人员管理上。当人事上出现问题时，我们的生意就会出现问题。”可以说，发现、培育、保留并激励员工是所有公司面临的共同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②].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各国创造了多种方式，如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西欧的参与制，西班牙的“蒙德拉贡管理[③]”等。在我国，较为普及的就是职工持股制度。职工持股是指公司内部职工持有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份的现象。在西方国家，职工持股主要是在二战后伴随着“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并依托比较完善的股份公司制度广泛开展的；而我国则几乎是与推行股份制企业改制的同时进行了职工持股的试行，并且实行职工持股的主要目的并非为社会福利政策使然。因此，我国职工持股制度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此外，伴随着我国的职工持股实践，政出多门的地方性、部门性的政策指导也比较活跃，有些已经落后，有些自相矛盾，对职工持股的实践规范、指导不利。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对人力资源最大效用化的制度创造。只有良好的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制度，人力资源才能资本化，才能在经济活动中拥有与其作用相当的地位，才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二、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 我们知道，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公司的创造性活动、公司财富的持续积累和公司竞争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公司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依赖于公司职工的自身素质，特别是一些高科技、高风险的公司。这一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 人力资源是否就是“人力资本”呢？很显然，这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等同。人力资源强调的是劳动者体内蕴含的创造价值的才能，这种才能因劳动者学习、接受教育、进行培训而获得。通常学习、教育、培训的费用越高，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才能也越强。而劳动者才能与价值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正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强调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其本身不创造价值，只发生价值形态的变化，劳动产品的增值皆由劳动创造而来。亚当。斯密在分析社会总资产构成时也认为，资本可以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机器、设备、土地、建筑物等，也可以是存在于劳动者体内的有用才能。因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

立法理念论文篇5

一、严格执法——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是必须树立法治观。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基本原则，切实转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以人治国、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建立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符合现代法治基本要求的正确法治观。二是必须树立司法公正观。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活动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必须以保障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确保法律的严格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三是必须树立平等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存在任何僭越法律的特权，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也是执法者应恪守的准则。检察机关要在执法中强化平等保护的意识，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利益主体，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检察执法中得到体现。

由于受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当前检察机关在执法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重打击，轻预防问题；重公正，轻效率问题；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检察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因此，树立“严格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也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保证。

必须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的思想。检察机关在履行惩治犯罪职责时，一方面要对犯罪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时，也要保证依法定程序进行，对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要彻底纠正过去那种忽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陈旧观念，坚决摒弃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等与现代民主法制要求相悖的错误做法，自觉地把人权保护贯穿于检察执法活动的全过程，通过文明执法保护公民的人权。

必须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案件存在质量问题，有的证据不被采用，这些都是不严格执行程序法造成的结果。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实施的规程和规范，是制约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防止司法腐败，保证案件质量的有效手段。因此，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守程序法，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实体法得到正确实施，使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必须树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执版权所有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办案，轻预防”的思想。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通过查办具体案件，深入分析研究犯罪的原因、特点和规律，针对发案单位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要结合典型案例，积极开展个案预防，达到“查办一个案，教育一条线，治理一大片”的效果。要不断探索预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状态的转变，从初级形式的预防到系统全面预防的转变，从专门机关预防到全社会预防的转变。

必须树立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公正，轻效率”的思想。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目标。但在检察执法中，有时会因片面追求公正而忽视效率，如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事实清楚而使案件久拖不决，案件层层把关拉长了办案周期等；有时也会为了提高效率而牺牲公正，如“严打”中过分强调快捕快诉而影响了案件质量等等。无论是偏重哪一方，都会产生弊端，都难以取得最佳的执法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确立“效率也是一种正义”的观点，迅速、及时、高效地履行检察职能，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益。必须树立质量第一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数量是质量的载体，质量是数量的灵魂。没有质量，数量只能为零。只追求办案数量，不讲案件质量，必将损害群众的利益，损害法律的尊严。检察机关必须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持以质量为本，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在办案中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宗案件都办成铁案。

二、文明执法——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

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意识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少数执法人员存在特权思想，不尊重当事人，作风粗暴、、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树立“文明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

检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只讲执法，不讲感情”的思想。要避免简单理解严格执法，把执法活动变成冷冰冰的机械式的例行公事。在办案中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如推行“告知犯罪嫌疑人制度”，搜查时避免未成年人、老人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在场，搜查时对工资存折和维持家庭正常开销的费用一般不予扣押，采取强制措施时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尊严和人格等。要通过关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达到以情感化。

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深层次地把握现代法制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作到法情相融，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充分运用法律和政策，将法的严明公正与符合情理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检察工作朝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发展。打铁还须自身硬。要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落到实处，首先得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检察机关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从严治检，抓好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并结合“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执法教育，实现执法为民”和纪律教育月等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培养“会办案、会电脑、会外语、会驾驶、会调研”的高素质检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三、为民执法——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

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就是要解决好为民执法的问题，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执法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民执法，决定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必须切实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检察干警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掌权，为民执法，为民服务的。二是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检察执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检察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严打”整治、“两打一扫”、“打黑除恶”等专项斗争，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依法快捕快诉，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要案，严惩腐败分子，保护国家人民财产，鼓舞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通过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切实纠正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信任。三是要认真处理好群体性上访和公民的控告申诉工作。要继续实行首办责任制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强调谁主管，谁负责，对群众反映的情况绝不推诿和敷衍，将问题解决在首办环节和基层。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继续保持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的形象，热情受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四是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将“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检务公开制度、执法监督员制度、定点挂钩联系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发挥其作用。此外，要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定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工作制度，更好地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五是要加大服务力度，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开通“法律咨询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落实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指示，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不满意、拥不拥护、赞不赞成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立法理念论文篇6

首先要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执法，从人民群众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办案，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个案件；坚决克服执法中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

其次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自文秘站:觉把政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部署，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法律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

再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政法机关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政法机关树立执法为民理念，是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同时，执法为民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在政法工作中的要求和体现。

一切为了人民是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内涵，也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法机关要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严密防控打击违法犯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利不受侵犯。

立法理念论文篇7

一、引 言

立法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因而不能离开一定的理论指导 [1 ]，从立法活动能窥视其立法理念的存在，而透过彰显立法目的的法律文本第一条分析更有窥一斑见全貌之功效。我国行政立法经历了初步成型、蜕变及成熟的发展历程。行政法研究服务于什么目的？为此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方法？行政法的主要思想、基础性的范畴与概念及行政法学在法律体系中的角色，亦称行政法学研究的自身定义问题，可以总结为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即行政法学的框架与立法思想问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愈发重视立法工作的语境下，探寻隐藏在立法背后的理念和思维具有重要现实意蕴和方法论意义。

从对行政法律文本①“第一条”（以下简称“第一条”）的初步观察情况来看，其或追求法与法之间的协调一致，或表达立法之目的和关注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行政立法体现和反映了社会法学②和概念法学③的相关理论。概念法学体现在行政立法中，就是依据宪法原则从上而下以一个统一的行政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形构架，它将社会生活与之分离开来，抽象地形成硬性的法律制约。普赫塔曾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建立金字塔谱系，将所有法律都形成一个由上衍生的法律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彼此间价值目标的一致和避免冲突，也使得行政法律法规存在一种有效的规制性。而社会法学作为一种“活的法”，则更多地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样性与变化，因此它是以治理社会、服务社会为目的，以社会生活、司法活动为重点，这也是行政立法的内在本质体现。而社会法学、概念法学与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及规范与理论的契合呢？基于此，本文采取实证数据分析的方法，以中国立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为阶段划分④，试图通过纵览六十多年来中国行政立法中“第一条”的立法情况，展示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理论在行政法律文本中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情况，探寻各时期行政立法反映两大理论的脉络、趋势和特征，并试图从中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而以此视角研究中国行政立法问题。

二、研究ο蠹靶姓法律文本“第一条”归类标准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为分析对象，“通知”、“请示”、“批复”、“决定”、“决议”等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当然，本文的统计可能并不全面，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本文只是立足于“第一条”所体现的行政立法理念之研究，并非法律规范本身，总体上不构成对分析的影响。整体看，有些虽不具备“第一条”之形式，而实质上亦能反映立法理念之条款，亦为文本分析对象。据统计，此类条文为数不多，并不会影响数据所反映出的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之整体趋势，为了统计和行文之便，采取以“第一条”形式出现的和体现第一条之实质内容的条文为分析对象。

2. 数据来源

本文用以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⑤。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至2016年12月31日。

3. 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的分类标准

分析材料按照时期、行政制度之效力等级进行安排，对“第一条”进行了归类，分别为“概念法学”、“社会法学”、“两者兼有”及“两者皆无”四大类。对于“第一条”所反映何种理论的判断，本文按照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的相关理论来进行判定，大致判定标准有四：（1）追求下位法与上位法或有关精神、原则之间的一致，注重体系之协调与完美，则归为概念法学类。如：《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2）表达立法之目的，注重社会发展之适应，则归为社会法学类。如：《城市交通规则》第一条：为加强城市交通管理，便利交通运输，维护交通安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本规则。（3）以上两种情况皆有之者，则归为两者兼有类。如：《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一条：为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基本原则，特制定本规定。（4）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存在者，则归为两者皆无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船舶吨税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行驶的外国籍船舶和外商租用的中国籍船舶，以及中外合营企业使用的中外国籍船舶（包括专在港内行驶的上项船舶），均按本办法由海关征收船舶吨税（以下简称吨税）。当然，也有模糊难以辨认的法条，但此种情况甚少。

本文的判定标准只是追求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之理论的相关性或相似性，这也是本文论述的一个预设。或许本文所采用的标准与这两大理论的真实内涵并不能完全吻合甚至是存在一定距离，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却客观存在，“形似”也好，“神似”也好，只要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并给我们带来启发，那就可采纳并运用之。

三、社会法学与概念法学在中国行政立法中反映之数据变化及其分析

1. 新中国的成立至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期间（1949年10月―1978年11月）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行政立法中包括行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所反映的社会法学的比重较大，占这一时期整个行政立法比重的56%，概念法学仅占11%，且在五种行政立法形式中，社会法学所占比重均高于概念法学；既反映概念法学又有社会法学（下简称“两者兼有”）和既未反映概念法学又无社会法学（以下简称“两者皆无”）的比重相当，同为16.5%（见表1）。

表4的统计数据显示，五类行政法律文本“两者兼有”的比重分别为50.0%、34.8%、93.3%、90.1%、95.3%，其中除行政法规类的比重有所下降外，其他各文本均有较大涨幅，总的比重则从上一阶段的87.2%上升至91.49%，而“两者皆无”的文本寥寥无几，其比重仅为0.05%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立法机关将工作重心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科学立法和提升立法质量和水平成为这一阶段的工作原则和目标。

四、两大学派理论在我国行政立法中的运用及其走向

1. 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孰优孰劣

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派别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概念法学自诞生起，曾一度盛行，在法学的舞台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但概念法学理论的偏激和绝对而导致的漏洞，不久就招来由著名社会法学者耶林发起的众多学者的批评，如耶林指出法律的制定不可能做到完美，因此法律概念也不可能]有瑕疵的 [7 ]，两大学派争论的广度和深度也让人叹服。

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理论孰优孰劣？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无意进行学派之间那么深广的争论，也无意在整个理论的框架下对之加以讨论。撇开概念法学对于外界介入的“反感”和社会法学对于“概念”的蔑视等观点，对于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它们给我们提供的立法方法论，以及放在中国行政立法视域中如何对它们进行观察。有法谚云：法学要么是体系化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从开始时，法律概念体系化秩序构建就是德国法律科学分析的核心目标，划分为“总论”和“分论”的体系化行政法体系，促进了一种新的立法方法的诞生。传统来说中国属于大陆法系，这种方法促进了“概念法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中国行政立法始终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等国家大政方针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社会法学作为“活法”，更具有针对性，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的立法需求，因此，中国行政立法中更多地体现出“活法”性质，从实证数据来看（见图1），“社会法学”略占上风⑩，但纵观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理念在行政立法中的基本动态和轨迹来看，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不相上下。单就它们对于制度创设的理论贡献来看，各有不足又各有优点，而对于这些外来理论，我们应该关注的也只是其“精华”，如：概念法学对于法律制度自身体系完美和协调的注重，以及社会法学对于“社会生活”之重视，这些对于行政立法来说非常有益，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来说，概念法学与社会法学同“优”。

2. 两者“合流”应是我国行政立法最理想选择

行政立法也是一个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对于这些外来的法学理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之运用于我国行政立法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具体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将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的方法论综合起来，才是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理想选择。理由有三：

其一，立法实践之佐证。前文已分析到，从总体上讲，两大流派的理论慢慢趋向合流，虽然在行政法律和行政法规中表现为以社会法学为主，但两者兼有的比重亦有较明显的提高，并且这两部分分割独占的法条只占据了极少部分。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我国法制建设取得巨大进步，行政法律体系门类更加齐全，结构更加严谨，体系更加完美，不仅如此，行政法律规范的“质量”也得到提高，在追求法与法之间协调一致的同时，亦立足社会，关注各方利益，满足社会之需，所制定出来的制度更加具有实践性与适应性，这是两大法学流派理论糅合的理论基石。在这些日渐合流的趋势中，行政法学学科进路与规制进路的边界也逐渐消解。例如，对于行政程序法和组织法的研究之前常常为规制进路所驱动，但对这些领域的实际推进乃至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教义学的形式概念工具，在动态的发展背景下，行政立法的进步与发展自发消融了行政法学的学科进路与社会规制需求之边界。为了更加全面地应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最好的方法显然是把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的两种方法进路结合。

其二，现实之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当时又百废待兴，急需新的制度来加以维护和规范，因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制传统，很难走从“活法”到“规则”的路径来创设制度，但这并不等同于在行政立法中就不能反映社会法学的一些优良品质。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时代，社会科学提出了社会工程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问题，这股趋势在行政法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反应，即将行政法看作一种社会规制手段，以及把法律是为通过配备完成任务的适当工具来解决问题的手段。由是，社会法学的理论应现实之需而在立法中得到体现。中国在社会转型期，走的是一条“先立再破”、“渐立渐破”的谨慎道路，始终注重秩序稳定，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先破后立”。新中国成立之初期，当时正处于世界行政法律体系结构性重建的时期，在域外的经典体现为爱伯纳德-施密特通过十年的年会组织相关讨论形成的三卷本行政法基础结构手册。而由于新中国打破了旧的法制，原有的法律体系荡然无存，中国的立法可以说是从头再来，而新的体系就需要借助概念法学的某些方法来进行构建，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起到了“最高概念”的作用。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新的社会生活对法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并且这一状态短时期内还不会有多大改变，两者合流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其三，建立法治社会之要求。法治之“法”应为“良法”，塞尔苏士说：法乃善良公正之术，亚里士多德在对法治进行定义时也提出了“良法之治” [8 ]。一部良好的行政“法”无疑要求其考量创设之目的，关注社会之需，其中包括各种利益之平衡、社会纠纷之解决、秩序之维护等。尤其是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很多现实问题尚需“法”作出回应并予以解决，这就需要依靠社会法学的指引，让“法”成为真正申明正义、推进法治、维护民权的“有用之法”。同时，法治之前提在于以“概念法”的方法论为指导制定一部良法，“有法可依”亦是法治之要义，而经制定的“法”不能随意被行政官员和法官解释甚至篡改，否则就有悖“法治”之理念并带来“人治”之恶果，而我们又不能仿效英美法系的法官“造法”，因为我们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制传统，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须有其制法来源，而“概念”为维持法治提供了合法性的最重要标准。下位法的“概念”依据上位法这个“概念”而存在，一个“概念”产生另一个“概念”，如此整个行政法律体系逻辑紧密、上下贯通、环环相扣。以上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极为重要。

3. 纱罄砺墼谖夜未来行政立法中走向之预测

前文已分析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理念在行政立法中趋向合流，如图1所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四个时期，“两者兼有”的比重分别为16.5%、76.4%、87.2%、91.49%，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那段时期两者兼有的情形最为突出，增幅达到59.9%，且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两者皆无”的现象日趋减少，其比重分别为16.5%、0.6%、0.2%、0.05%。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的逐渐融合不仅保证了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备性，而且使得行政立法对社会生活“随机应变”，可见，我国行政立法走的是一条健康之路。

跳出来观察，关于行政法学发展路径的争论也许看上去很激烈，但是这也可以视为学科内部分化的不同立场之间的讨论。正因为行政法学处理规范性问题，其一般自视为一个规范性学科，并因此倾向于快速做出可接受与否的判断与决定，对于内部的方法论问题也是如此。但这其中的方法论多元性允许对每种进路根据其产生洞见的能力做出评价。而这并不是某种任意的标准。事实上，对于一种现代的、多层次的行政法学发展和研究视角，多元化的方法论也是非常有利的，以概念法学和社会法学为研究视角则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至于两者融合的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未来行政立法走向如何？可以预测，随着我国立法技术的成熟，行政法律规范的体系性和社会适应性将更加紧密结合，既不反映社会法学又不反映概念法学的行政立法情况将趋向“零现象”，社会法学和概念法学这两大理论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将达到最终合流。

注 释：

① “行政法律文本”包括行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五类文本。

② 社会法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主张从法学出发，结合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观点和方法研究法现象，强调法的目的、作用和效果，反对形式逻辑的绝对性，认为应该从社会生活出发来创制法律、理解和运用法律。其主要有社会连带法学、利益法学、自由法学等分支。

③ 概念法学源于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历史法学演变而来的“潘德克顿法学”，它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在概念法学派看来，法律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概念金字塔，在体系的顶端有一个最高概念，其他所有的概念都位于其下，而且都能从这个最高概念中推导出来，反过来，从这一体系的某一点出发向上回溯都能够归于这个最高概念。

④ 即以中国立法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节点进行阶段划分，这四个时期分别为：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10月）、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1978年12月）、依法治国战略的确定（1997年9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2011年3月）。

⑤ 参见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网址：http：///FLFG/index.jsp，访问时间：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

⑥ 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再次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⑦ 《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为了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并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要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用法律手段和预算手段控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层层建立行政责任制，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要制定行政诉讼法，加强对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员的监察，追究一切行政人员的失职、渎职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⑧ 党的十六大对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作了重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⑨ 正如吴邦国委员长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严格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开展立法工作，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开展对现行法律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并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以保证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同宪法相抵触，保证行政法规不同法律相抵触，保证地方性法规不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保证法律法规的规定之间衔接协调、不相互矛盾，保障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⑩ 除第二个时期“概念法学”略高于“社会法学”外，其余三个时期“社会法学”的比例均高于“概念法学”，且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社会法学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中在法律中的表现最为突出。

参考文献：

[1]陈兴良.立法理念论[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1）：1-6.

[2]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M].叶名怡，袁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前言，1-36.

[3]李晓瑞.社会法学派的学理及其在我国的运用[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87-89.

[4]于立深.概念法学和政府管制背景下的新行政法[J].法学家，2009（2）：55-66.

[5]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EB/OL].[2003-10-29].http：///detail.asp？ id=1206.

[6]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09.

[7]曲睿，古戴.耶林的理论批判与思想转型[J].交流探讨，2013（12）：218-219.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99.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Begriffs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Law on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1st Clau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立法理念论文篇8

此阶段的学术著论始见“理念”二字,但将经济法理念作为经济法律制度内在精神进行解读的文章很少,李金泽、丁作提的《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是发表于期刊杂志上关于此主题较早期的文章之一,为经济法的独立性饱受疑义时的作品,该文所指的“定位理念”围绕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之特点展开,文章指出:“经济法定位的本体基础”是“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经济关系”[5]。这样的理念研究模式在今天的学术界已不再使用,原因在于以社会关系为角度的探析并不是符合理念本义的研究路径,但该探索方式在经济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运用,具有特定历史意义。何文龙的《经济法理念简论》明确解释了经济法理念的定义:“是关于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内在规定性的归纳,是经济法诸项制度的灵魂。”并指出经济法的理念涵盖“本体论”、“本位论”和“价值论”三方面[6]。本体论包括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本体和作为国家经济职能的政治本体;“本位论”两分为主体本位和利益本位;价值论中兼纳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效益和经济自由。该文展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念蕴义:“经济法因立足于国家经济生活而以整体为本位(或称社会本位)”;“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和促进公法上的社会正义,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经济法“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但文章在经济法理念的内容认识上糅入了经济基础、经济职能、价值等并不类属于理念内涵的概念,这样混杂的表达让人困惑;同时,该学者把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为本体的公法”之观点也不足取。

检视此阶段的经济法著作,谈及经济法理念者亦寥寥。1999年出版的《经济法原理》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了界定:“所谓经济法理念,一般说来就是关于经济现象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和相关的各种观点学说的理性认识。”该书对经济法理念的直接揭示抓住了理念的本质——一种主观性的理性认识,但其“经济法概念既是经济法理念之源,又是其核心”[7]的表述在今天看来却是不恰当的,它打乱了理念与概念的序位层级。

(二)经济法理念研究雏形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行前,经济法和民法学界就经济法的对象、体系、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旨在确立经济立法的发展方向,即是采用部门经济法调整体制还是民法和行政法的综合法律调整体制,“纵横经济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综合经济法学说”和“经济行政法学说”

前述学说详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梁慧星、王利明所著之《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一书。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几种观点。虽然它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认识并不完整且有偏差,但皆关注到国家的纵向管理性手段介入经济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学的起步阶段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和学说都没有触及经济法的理念问题。

譬如当时被中国学界广为接受的“纵横经济法学说”亦只论及经济法的产生、独立地位、基本原则、主体、法律体系等问题,参见刘文华《“纵横统一说”是经济法的理论基础》,1985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法理论会议材料。

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出台结束了激辩已久的经济法、民法关系之争,也推动了经济法学说进一步的反省和修正。此阶段涌现的杨紫烜之“经济管理与协作关系说”、漆多俊之“国家组织协作的经济管理关系说”、谢次昌之“经济管理关系说”等理论是经济法学者们反思的成果,但对于经济法理念的探索还是付诸厥如。

1989年7月学者江山所著的《中国法理念》出版,随着中国第一部法理念学术专著的问世,中国的法学界开始关注理念这样宏观高度的理性构建问题。1991年6月刘瑞复推出《新经济法论》在开篇的第1章“经济法本体论”中谈到:“当我们把经济法当作法的新的扬弃形式加以研究的时候,不能不首先从对经济关系、法观念和法三者交互作用及其演进的分析开始。”循着这样的逻辑线索,经济法是“垄断经济——社会本位法观念——调控法”[1]。此章中我们注意到“法观念”一词的频繁出现,通常而论,法观念是一个容括理念在内各种法律思想意识的总称性概念,由于在该书中由于具化为本位法观念,所以细究其义,应是与法理念通用的狭义所指。1992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召开年会,会上许多代表就经济立法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展开了讨论,这些对经济法应然性规定的有益探索,是学者们追求经济法理念的初始形态。

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经济法个别学说中也凸显出经济法理念的雏形,尽管这些思想零散见诸于经济法的其他主题性研究,同时也依然没有以理念定名。如李昌麒的需要干预论揭示“国家适度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本位思想[2],尽管这些阐释是在论述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出现的,但却是契合经济法理念本质意义的观念。王保树的“新经济管理关系论”提到:“对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的概括,应该从行政性转变为社会公共性[3]。本质特征中“社会公共性”的总结暗合着对经济法精神的探寻。王家福的“经济行政法论”对经济法公法属性的界定虽可诟病,但“它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的描述,及对“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4]的强调却是理念高度的认知。

(三)经济法理念研究发展期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获得加速发展,有大量的文章面世,现捡其要者略述如下:张守文在2000年第5期的《中国法学》上著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简略概括经济法基本理念的含义。2001年1月董延林在《求是学刊》上发表《经济法现象与经济法理念》,对经济法理念加以客观审视。程信和、李挚萍于2001年2月在《学术研究》上撰文《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整理出经济法一系列的基本理念。2001年第3期《法商研究》刊载了陈云良的《谨慎干预——经济法的现代新理念》;徐孟洲、谢增毅在《法学家》2001年第5期具文《一部颇具经济法理念的产品质量法—兼评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修改》。陈运华于2002年3月的《河北法学》上发文《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提出“经济法的理念是建立在“道德人”理念之上的。”2003年有2篇系统全面论述经济法理念的作品,一是史际春、李青山在华东政法学院院报上发表的《论经济法的理念》,另一是昝淑珍于《政治与法律》上所撰的《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该年7月,单飞跃、罗小勇取程序研究角度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经济法程序理念论》一文。2004年《科学•经济•社会》开卷的第1期登载了吕志祥、辛万鹏的《再论经济法的理念》,2004年第4期《云南社会科学》推出了杨三正的《论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2005年是经济法理念文章盛产的一年,仅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现代法学》中的徐孟洲、谢增毅的《论消费者及消费者保护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以人为本”理念与经济法主体和体系的新思考》、江帆的《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常健的《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的齐建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法的基本理念考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中的刘映春的《从农民减负看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法学杂志》中的秦守勤的《经济法和谐理念之我见》等。2006年3月,《江汉论坛》刊登吕忠梅、陈虹的《经济法:在可持续发展的拷问之下》,该文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全方位地冲击着法律所奉行的理念,……其中尤以对公平观的扩展和更新最为典型。”《法学》20*年第3期上发表了顾功耘的《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20*年第6期的《环球法律评论》登载了江帆的《经济法实质正义及其实现机制》;许石慧在20*年11月的《理论界》推出《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兼谈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一文,等等。

这一时期经济法理念的著作也相继出版,主要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单飞跃的《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成涛的《经济法的理念与运作》,中国检察出版社20*年6月版徐文超的《经济法理念与体系重整研究》与9月版张莉莉的《经济法自由理念研究》,20*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赵立新的《社会和谐之经济法治理念》。与此同时,关于经济法理念的课题也陆续开展,

如李昌麒主持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经济法理念研究》(项目编号04FX039),湖南省2000-2001年社科规划课题中有《中国经济法法理观念与价值研究》。经济法理念的研究进入生机盎然的春天。

二、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的特色

(一)构建观点的现代化

在就作为经济法律制度及运用之最高原理的经济法理念的探索中,经济法学者们坚持着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精神,这种精神的把握,并不否认对传统理念观的秉承,认定经济法理念的历史性特色,是一种获具时代意识的扬弃。

以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的会议主题为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的现代化特色。2001年和2002年第九届、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就与现代精神相合经济法理念的内涵、意义提出多种理解,讨论极为热烈。2003年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强调,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与时代同步,应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种背景变化,经济法的指导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应增添新的内涵。”同时学者们联系金融、财政、竞争、社会保障等法律制度对经济法理念作了具体的研究[8]。2004年第十二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涌现出了许多与科学发展观相契合的理念研究成果,具有深度的价值意义。2005年第十三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则将经济法理念放入和谐社会的现代化命题中加以创新,关于经济法理念的认识愈见走向成熟。具体内容详见《法商研究》2002至2006年每年第1期对第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的综述。

检视经济法理念的学说,许多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新兴观点出现,如“谨慎干预论”、“均衡和谐发展论”、“科学发展观论”,“人本论”,“协调论”等

详见文章第三部分关于一元论、二元论与多元论并存的脚注。,皆力图揭示经济法理念之内在奥义;同时,在学者们的各种著论中,我们也看到了植入当今社会改革中的自由、效益、安全、公平、正义等理念,传统经济法理念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延传和更新。

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借中国当今日新月异的发展跃入了它现代性特征锤塑的年代,正如常健谈到的:“现代性运动及经济法历史发展进程表明,经济法理念正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性的时代意识、理性化、进步观念与反思精神的法律确认与表现。”[9]现代性要求对理念的探索与时代的中国构成深刻的关联,在此意义上,经济法理念没有终结性质的发现。

(二)探索视角的多元化

考察学者们解析经济法理念的文本展呈,多元的探索视角使得该主题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种生动性:

1.观察性视角:这是一种朴素而传统的研究视角,它是经济法学者探索的基本角度,即面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循着观察——提炼——思辨的轨迹,得出言约义丰的结论。

如董延林通过析解经济法现象的合理性、复杂性与变动性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了客观的审视[10]。程信和、李挚萍从经济立法宗旨的演化中观察到经济法发展观的变化。

程信和、李挚萍在《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撰文《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指出:如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提的就是促进经济发展,1996年颁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颁布的《节约能源法》等提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1998年再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及2000年修改重新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提的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徐孟洲、谢增毅则在研究《产品质量法》后指出:“相比国外单纯规定缺陷产品侵权责任的产品责任法,中国的产品质量法在内容上的这种公法和私法的融合,是经济法综合运用各种调整手段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国家介入经济生活,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之理念的反映。”[11]

“经济法理念是对经济法现象的各种理性认识。”[12]“是关于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内在规定性的归纳。”[13]对经济法理念的理解提示我们:认识和归纳都是观察的结果,这样的研究视角是与法理念的本意相洽的。

2.比较性视角:比较之目的在于界清混芜,从而承托出研究的重点。经济法理念研究的比较视角有两个维向,一是同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二是与经济法其他基本理论问题的比较。

将经济法的理念与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部门法的理念相较,是经济法通过基础理论的自足而自立之重要表现。对此,学者们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如高小勇“站在本位理念的视角比较经济法理念与民法理念、行政法理念的不同”以证明“经济法理念具有独立性。”[14]甘强通过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法理念辨析,界清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分野[15]。

厘清经济法理念与其他基本理论问题的关系,则裨益于正确深入地理解经济法理念的内涵。基于此视角,昝淑珍指出,经济法理念“不仅高于法律表象,而且高于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与经济法领域中的其它概念如‘经济法观念、经济法目的、经济法思想、经济法理想’等皆有不同。”[16]姜方利则对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的价值、基本原则、宗旨、功能加以辨析[17],以表明理念在法律现象最高、最抽象层面的意义。

3.批判性视角:学术的批判与争榷,是检验已有学说与激发新兴见解的重要方式,经济法学者们进行观点的互评,其意并非图“树起一帜”之位,而是希望通过一种反省式的论辩来帮助经济法良性成长。

站在此视角,学者们有大量批驳的具指,如刘水林“法本位作为法基本理念的‘硬核’,也即最高层次的法理念,经济法的最基本理念为社会本位理念。”[18]之说遭到朱卿、吴志刚的质疑:“法律本位……绝对不能上升到理念高度。”[19]

史际春、李青山否定了经济法学中存在着的一些“欠适当”、“似是而非”的经济法理念。

史际春、李青山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的文章《新论经济法理念》中指出:由于不能准确、深刻地把握社会化和公私融合、官民平等合作的真谛,经济法学中存在着一些欠适当、有些是似是而非的经济法理念。为了学科建设和科学,要藉此机会对事不对人地提出。诸如“经济法是公法”、“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法”、“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不平等”。姜方利批评了郑汉杰认为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就是经济法的宗旨,就是经济法的主要目的和意图的观点[20]。李长健认为“‘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法学理念变化的结果”的“这一认识是极其错误的”李长健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的文章《论和谐社会与经济法理念的平衡协调——以利益为分析起点》中指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本位”应是“个人本位”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个人为获其更大、更高、更好、更持续的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有针对性、有原则的理想抉择。。武中俐从劳资争议解读了经济法理念方面的失误,直指式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武中俐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8期的文章《从劳资争议解读经济法理念方面的失误》中指出:经济法原则和理念中存在着片面强调“效益第一”和“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缺陷,为劳资争议加剧提供了制度依据,也给经济法的理论制造了混乱。

尽管其中的一些诘责批评也存在偏误和歧解,但各种观点充分的置喙与表现利于问题的辩识,学者间见解的摩擦使得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充盈着活力。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化

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呈现出创新的趋势,不仅利用交叉性学科的探索手段,还有探进内部联系与规律性从而提升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系统论方法。

如刘大洪、岳振宇在《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发表的《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一文采用就是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尤以跨学科门类的研究表现最为突出:除传统法学思考进路外,经济学、哲学甚而在其他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中甚为罕见的理学研究模式共同丰富着对经济法最高原理的认知。

经济学方法是法学研究最常借鉴的路径,但在上个世纪经济法理念的探索中,适用该方法者很少,对此有学者专门著文张本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其基本理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类理论,别是经济学理论的影响。”[21]21世纪里,学者们对经济学方法开始更多的运用,如:陈乃新以剩余价值法权化为中心对经济法本质进行探求,采用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22];曹泮天在论述现代经济法的均衡理念时,选择的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23];朱红彦对经济法社会和谐理念的解析,则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24]。

作为万学之学的哲学,其特征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追求真理、考问本质,这样的探索特色也正是经济法理念研究所需的。因此,一些学者们沿循着哲学之路去发现经济法的精神实质。如:许石慧在阐述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时[25],常健在探讨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26]时,皆采用了现代性的审视方法;刘亚丛和程延军借用哲学中庸思想为经济法确立其价值目标

在20*年8月举行的“13省市自治区法学会第23次经济法学术研讨会”上,刘亚丛与程延军提交的论文《经济法基本理念的思考》认为,“经济法要追求一种‘中庸’,不要为短期经济发展目标而走上太过偏激的道路,“中”就是要以全社会中间部分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为保护对象,发展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即整体利益。;王福波解读了经济法理念对儒家精神的传承[27]王福波在《论经济法理念对儒家精神的传承》一文中认为经济法“社会本位”、“平衡协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蕴涵着儒家思想和学说中的人文精神、道德精神、中庸精神以及和谐精神。;陈运华则从哲学的人性论将“道德人”理念作为最基础的理念[28]。

在以上研究方法之外,有学者还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创新,如单飞跃在《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一书“理念论”中进行了经济法的“社会力学分析”:“国家与社会理念力的斗争,即‘自由、效益’理念和‘平等、权威’理念的妥协,产生了经济法部门的‘公平、合作’理念,”[29]并用立体的模式图演示了经济法的惯性力学原理。力学乃物理学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此概念被应用于经济学,有诸如经济均衡的解析,而在经济法学领域,借用力学分析者未有前例,其巧智用心可值嘉许。

三、经济法理念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一)经济法理念研究的成就

1.经济法理念研究确立了其与时俱进的探索基调

经济法理念是经济法的灵魂,经济法是部门法中时代气息最强的行为规则体系,因此,经济法理念应是中国经济法时代精神的凝炼与升华。学者们若要科学地认知这些时代精神,就必须从空中楼阁式的封闭和隔绝中出来,开展应时性的探索。

纵览现有的经济法理念研究的学术成果,“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知识经济”等时代性特色鲜明,除前文两部分列展的佳作外,还有如朱大旗、邱潮斌的《经济法理念下的科学发展观》[30],吕志祥、张馨予的《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理念的新发展》[31],王刚的《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重构》[32],肖辉的《和谐社会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调整与重构》[33],刘普生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34]等。可以说,此种回应时展的研究方式,在前后代经济法学者们的不懈探索中获得了自己更为坚实的品格,而在这之后,它在指导立法实践的同时更得到了深化。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总结: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从探索起步时局限于继承一般法理念的学说到如今既有学说与新立学说的兼容,已达成了在认识问题上从理念固定论转向时代迁变论的共识,确立了其与时俱进的探索基调。但同时,我们并不认为经济法理念的探索已修成正果,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需要学者们不停地在经济法思想的深层进行挖掘。

2.经济法理念研究建立了其多音争辩的榷议模式

在经济法理念思想单薄的年代里,有太多关于经济法独立性的诘难,正是这种打击生存式的历史境遇,使得学者们在后来进行的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中意识到:虚空的高调论战是苍白的,惟有回归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成熟。“理念”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课题,不仅要以沉伏的静研之态,扎实于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而且要进行观点互榷式的摸索,建立同行间学术的良性互动。

借鉴却不简单地趋迎,批判亦非无端的攻讦,经济法理念研究这种多音争辩的榷议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真正可贵的学术旨趣,这正是经济法发展所切实需要的。近年来,学者们的许多理念研究作品就是这种榷议模式下的成果,学者们没有随意趋附某一种观点,而是努力自思,针对相互观点的抨击和否定,使得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在“破”之层面上未显任何怯意,而继后的“立”意更堪激赏。

当然,多音争辩的榷议力度也受到辩论风气的礼数限制。如在质疑同仁之论上,单飞跃的《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书中统以“有学者认为”来契领,如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对有欠适当、似是而非的经济法理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却特地表明“对事不对人”,这些疑义和批判的文字均未见脚注或尾注中学者的名字与观点出处,原因并不能归结为疏漏,乃中国传统学术风气中的“礼貌”使然,但是礼貌有余,却从客观上削弱了学术辩论的严谨性。

3.经济法理念研究开启了其制度指引的转化进程

“各种现念直接影响着经济法的精神追求,但仅存于精神层面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现念融于或转化为现实的制度。”[35]许多学者开始着力于将经济法的理念用于解决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如:李昌麒用整体公平、实质公平、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全理念来研究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36];刘映春强调“坚持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消减城乡双轨制下的经济特权”[37];李长健、辛晨运用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理念来解决“民工荒”问题[38];徐孟洲则两度撰文呼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构建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的经济法体系[39]。在“社会本位”理念下,蒋悟真梳理了经济法的主体制度[40],刘水林探讨了区域经济制度问题[41],赵力对未来中国西部反贫困的制度进行了设计[42],李勇则尝试以该理念来破解信托业监管制度的难题[43]。

针对经济法的具体立法问题,学者们也尝试以经济法理念作为研讨向度,如徐孟洲、徐阳光在2005年全国经济法年会上指出:“中国经济法的理念包含‘以人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三项基本要素,应当在财政转移支付法立法中予以贯彻”;王欣新在2004年第2期的《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上具文《论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强调新的破产立法需运用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理念;沈凯、唐松涛于《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建议将经济法以人为本、平衡协调、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作为出发点,制定出“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文件”等等。

以上用经济法理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尝试开启了经济法理念其制度指引的转化进程,这个进程的主题是:随时观照经济法是一国干预其经济的法律秩序图景,决不偏离本土意义在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舞台上演出“舶来话剧”,亦不脱离实际情况进行超现实幻想。

(二)经济法理念研究的不足

1.成果表现的非多样性

尽管近年来对经济法理念的探索形成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由于研究时间的迟晚,以至于理论成果表现的数量不足,表现的形式亦很有限:主题式文章近年虽有增加,但专论性著作较少,课题类钻研更是缺乏,指引法律制度的转换成果也不充分,这已成为经济法理念研究无法回避的“硬伤”。对此不足我们首先必须予以解释:经济法部门法地位犹疑的时代,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经济法是否纳进民法的问题,理念是远离这个中心的抽象论题;当《民法通则》的颁布解决了当时在学界聚讼已久的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纷争后,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经济运行状况,学者们竭力所思的则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联与区别;市场经济方向确定后,司法改革中启动的“大民事审判”方案又将经济法推入前途未卜的阴霾。没有更多时间投入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也没有更多精力去提淬真正意义的理念内涵,经济法学界疲于应付着一场场变动。

这样的原因解释的确是客观而合理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正视问题的另外一面:正是由于对经济法理念等关键课题的忽略,使得经济法贫血于基础研究的自足,弱质之躯何以顶风而立?因此,壮大经济法理念的研究队伍,增加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成果数量和丰富研究形式应成为当前要务。

2.理念总结的非全面性

经济法的理念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科学反映经济法理念的特有属性,为经济法理念做出适当的定义。在此界定问题上学者们并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也没有过多激烈的争论:究其因,一是由于法理念是个古老的论题,所以经济法理念的定义研究能吸收相当多的历史养分;二是本来法理念的定义就存在差异,表述的不同并没有从实质上损害对理念内涵的基本把握。尽管没有难度,也没有激争,但在各种定义经济法理念的大段文字中,我们仍然需要一些确定、精炼且更为全面、统一的东西,学界的工作未竟而须继续。

什么是经济法的理念?这是现今总结最为不足的问题。当前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是“一元论”、“二元论”与“多元论”并存

一元理念论的代表有:史际春、李青山的实质公平正义论(《论经济法的理念》,《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42-51页);顾功耘的社会整体利益观论(《略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法学》,20*年第3期,第16-24页);杨三正的人本论(《论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22-26页);姜方利的社会本位论(《经济法理念若干问题探讨》,《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第32-34页);马跃进,李彦芳的协调论(《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经济法的理念》,《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42-46页)。

二元理念论的代表是平衡协调和社会本位论。持此观点的有朱大旗、邱潮斌(《经济法理念下的科学发展观》,《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7-123页),还有刘映春(《从农民减负看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84-87页)。

多元理念论包括:程信和、李挚萍关于发展观、效益观、安全观更新的观点(《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第67-75页);吕志祥,张馨予拓展公平、安全、效率理念,增加协调发展理念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理念的新发展》,《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50-54页);王刚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安全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和公平发展理念的观点(《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重构》,《政法论丛》,2004年第3期,第70-71页);徐孟洲、徐阳光的“以人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论(徐孟洲、徐阳光,《论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的若干建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第1期,第80-83页);昝淑珍的社会整体利益、政府有限干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论(《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5期,第90-101页);吕志祥、辛万鹏的自由竞争理念、公平发展理念、经济安全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论(《再论经济法的理念》,《科学•经济•社会》2004年第1期,第89-91页)等等。的局面,这其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厘清经济法理念层次构造的问题,而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也相当少。

对此,史际春、李青山指出法理念具有层次性,分为最抽象(最基本)的法理念和具体形式的法理念,“公平正义是最高层次的法理念”,“而‘平等’、‘自由’、‘效率’、‘秩序’等则是次于公平正义具体的法理念”。部门法之下的某种或某类制度,也可以有其自身的理念。两位学者的见解提引出经济法理念研究必须直面的一个课题:经济法部门法层级上的理念应是一元还是多元?多元格局中是核心理念与基本理念的集合体还是诸多平位的理念?部门法下的单行法是否需要自身的理念?现有的经济法理念与具体法律制度的结合分析中,没有论及单行法的理念,皆以经济法的理念来指引,那么,单行法的理念该如何提炼?经济法是否还要划分实体法与程序法理念?

有学者将经济法的理念细分,具体界划出实体法的理念与程序理念。如单飞跃、罗小勇在2003年第4期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撰文《经济法程序理念论》指出“经济法的程序理念指导经济法程序规则的创建;同时,受制于经济法的实践理念,贯穿并表现出与传统程序法不同的价值趋向,作为其内容的实质平等、保护公益和多元善治理念,都应当通过传统程序规则的修正和补充,来构建和完善其程序制度支撑。”唯有理清这些关键问题,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3.研究界限的非明确性

此问题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划分出经济法理念、原则、概念不同的位阶层次,二是没有界清经济法理念、观念、思想、目的、理想、宗旨、功能等词语的区别。

其具体表现之一为:含混地将前述诸种与经济法理念摄含于一文之中,如周俊鹏在《税务研究》2008年第3期的《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的经济法理念》中谈到“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应遵循的经济法理念”时,指出“经济法的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为税收立法权纵向划分的合理有效提供了根本保障”,将经济法原则与理念混淆在一起。马跃进、李彦芳在《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经济法的理念》一文中也没有区分经济法的理念和功能,将“协调理念”与“协调功能”在同一意义上通用。

表现之二为模糊用词、未明其义和一些学者在论及经济法理念内容时出现“价值理念”、“价值目标”混用等同的表述,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其中心实义不明,令人疑惑。譬如李长健在《论和谐社会与经济法理念的平衡协调——以利益为分析起点》的行文中同段里出现“理念”和“价值理念”并用,后文更是将“价值”、“概念”都混同于“理念”;顾功耘在《略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含混表达;刘亚丛、程延军在《经济法基本理念的思考》中则混用了“理念”与“价值目标”两词。

该文的介绍见本文二(三)的脚注

长期以来,对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忽略了清除研究界限上大量的含糊其辞,该问题限囿了探索的清晰度与深度,如不及时克服此陈弊,经济法理念的成果意义将被局限。

4.探索路径的非科学性

在经济法理念的研究中,很多中、青年学者以一种探索的锐气,运用了一些新的分析方式,但析解的科学性不够。如单飞跃在《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理念论”中对概念“惯性力”的生造,惯性并不是一种力,此提法欠缺科学性;曹明星、霍阳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著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一个矛盾分析的框架》,该文阐释经济法的理念时基本脱离经济法本体的关注,而以推动民法、行政法的独立与来获取经济法的发展,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案难以获得认同。

从经济法理念研究的缺乏到现在言必理念的势头,也需要我们深思一些探索的恰当性,比如周吟吟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发表的《现代企业文化的经济法理念及其发展》一文里,将企业文化的本质、评价标准与发展途径与经济法理念相结合,忽略了经济法的理念是法的理念这样根本的东西;再如袁碧华、冯卓华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发文《解决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一种新思路——建立积极动态法律防治机制》,该文摘要中提到须“借助经济法理念,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但通篇行文根本没有涉及经济法理念;另外,该文写道:“公法因素介入公司内部治理,这使公司法不仅在市场准入方面,而且在公司内部治理方面也呈现出经济法的属性”,但其上下文对何谓公法因素、如何介入及怎样表明其经济法属性等关键问题也没有合理的阐释。

经济法理念并不是学术时髦的标签,不能在研究中随意标挂、生硬添加,研究路径的选取与方法的适用都要强调科学性,惟有坚持科学性,经济法理念的内在性、宏观性与应然性才能被有效挖掘。

柏拉图在谈到理念时说,理念构成的是有异于显现于外的现实世界的模型世界。经济法的理念,构筑的是经济法的模型世界。因此,对理念的关照,是一种具有宏观性的研究方法,它对于摒开经济法一些零星的表面浮碎的现象,避免感性的浅层认知,全面深入地理解其中的本质大有裨益。回溯经济法理念研究的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每个探索者都能以一个学人的沉静与下潜姿势,不浮嚣于表面争论,不把玩文字技巧,共同为经济法模型世界的构建努力。

参考文献:

[1]刘瑞复.新经济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27.

[2]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09-211.

[3]王保树.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20.

[4]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讲座[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17-18.

[5]李金泽,丁作提.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J].法商研究,1996,(5):66-69.

[6]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31-35

[7]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2-83.

[8]管斌,崔征,康健.第十一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商研究,2004,(2):139-140.

[9]常健.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J].现代法学,2005,(6):18.

[10]董延林.经济法现象与经济法理念[J].求是学刊,2001,(1):66-67

[11]徐孟洲、谢增毅.一部颇具经济法理念的产品质量法—兼评我国的修改[J].法学家,2001,(5):60-65

[12]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31-35

[13]董延林.经济法现象与经济法理念[J].求是学刊,2001,(1):66-69.

[14]高小勇.论经济法理念的含义及其独立性[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23-25

[15]甘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法理念辨析——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之视角[J].理论与改革,2005,(3):129-132.

[16]昝淑珍.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J].政治与法律,2003,(5):90-101

[17]姜方利.经济法理念若干问题探讨[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32-34

[18]刘水林.区域协调发展观下的经济法理念[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1):33-35.

[19]朱卿,吴志刚.新论经济法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46-47.

[20]姜方利.经济法理念若干问题探讨[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32-34.

[21]张守文.新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56-57.

[22]陈乃新.经济法理性论纲——以剩余价值法权化为中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45-160.

[23]曹泮天.论现代经济法的均衡理念——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5,(6):27-30.

[24]朱红彦.论经济法的社会和谐理念[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6):90-93.

[25]许石慧.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兼谈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J].理论界,20*,(11):152-154.

[26]常健.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J].现代法学,2005,(6):18-24.

[27]王福波.论经济法理念对儒家精神的传承[J].重庆社会科学,20*,(4):88-90.

[28]陈运华.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J].河北法学,2002,(3):41-42.

[29]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41-146.

[30]朱大旗,邱潮斌.经济法理念下的科学发展观[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117-123.

[31]吕志祥、张馨予.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理念的新发展[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5):50-54.

[32]王刚.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重构[J]政法论丛,2004,(3):70-71.

[33]肖辉.和谐社会视野下经济法理念的调整与重构[J]党史博采,2008,(3):22-24.

[34]刘普生.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J].法商研究,1998,(6):20.

[35]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56-57.

[36]李昌麒.弱势群体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基于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考察视角[J].中国法学,2004,(2):83-84.

[37]刘映春.从农民减负看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6):84-87.

[38]李长健,辛晨.我国“民工荒”问题的经济法研究[J].桂海论丛,20*,(7):83-84.

[39]徐孟洲,谢增毅.消费者及消费者保护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以人为本”理念与经济法主体和体系的新思考[J].现代法学,2005(4):122-127;徐孟洲,叶姗.经营者论:基于经济法规范与原理的分析[J].现代法学,20*,(5):89-95.

[40]蒋悟真.传承与超越: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以若干经济法律为视角[J].法商研究,20*,(4):85-86.

[41]刘水林.区域协调发展观下的经济法理念[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1):33-35.

[42]赵力.经济法基本理念对未来中国西部反贫困的制度设计[J].法制与经济,2008,(6):127-128.

立法理念论文篇9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1〕。在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对犯罪这个概念是从两个层次来加以说明的。

首先，从基本属性方面说明犯罪的内在本质或者实质内容，指出：在中国刑法中，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触犯刑事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2〕。

然后，从具体特征方面说明犯罪成立的构成条件，指出：在中国刑法中犯罪是一种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都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3〕。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本质属性与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就是成立犯罪的行为”〔4〕。因此，要理解与掌握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必须全面地从这两个层次上理解与掌握犯罪的基本特征与具体特征，因为，从基本属性方面对犯罪本质的说明是确定犯罪的总标准，是犯罪特征的高度概括；从具体特征对犯罪成立的构成条件的说明，是犯罪本质属性的具体化。虽然在具体用语上，中国刑法理论一般使用“犯罪概念”这个词来说明本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另外，使用“犯罪构成”这个词来说明具体特征意义上的犯罪概念，然而，中国刑法理论一般都同意，本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具体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或者说“犯罪”与“犯罪构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5〕，有的学者更清楚地指出：“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是对犯罪概念的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6〕。中国刑法理论认为，“离开犯罪的概念”，即离开本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否认犯罪的实质特征和法律特征，犯罪构成就无从谈起”〔7〕，而“要想正确认定犯罪……仅仅了解犯罪的一般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研究犯罪的成立需要具备哪些条件”〔8〕，即在具体特征方面还必须具备哪些构成条件。

很明显，中国刑法理论在说明犯罪概念时，尤其是在说明那种在司法实践意义上的而不是仅仅具有抽象理论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时，是使用这种双重结构的理论安排来进行的。要理解什么是中国刑法中所说的犯罪，尤其是要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中认定什么是犯罪，都必须从犯罪的基本属性方面与具体特征方面加以考察，否则，就无法完整地掌握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双重结构由此成为中国刑法理论的特色之一。

在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具有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承担着比较复杂的理论功能和实际功能。

对于本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来说，其功能主要有：

第一，揭示犯罪的本质属性即阶级属性〔9〕，指出，在中国被宣布为犯罪行为所具有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即“犯罪的本质就在于它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社会”〔10〕。

第二，为划分犯罪与非犯罪的界限提供了总的标准与尺度〔11〕，指出，“一个行为究竟是犯罪或者不是犯罪……从总体上说，就看这个行为是不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是否达到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12〕。

第三，为中国刑法理论规定了最基本的概念，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刑法理论的其他问题，尤其是犯罪构成问题，刑罚问题以及刑法分则中的问题〔13〕，提供了“前提和基础”〔14〕。 对于具体特征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来说，其功能主要有：

第一，为划分犯罪与非犯罪，这种犯罪与那种犯罪的区别提供具体明确的界限与标准。

第二，为分析研究中国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和各种具体犯罪问题，提供了一把“解剖刀”，用其“可以解剖任何一种犯罪构成”，“同时，对于深刻地分析诸如共同犯罪、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一罪和数罪、刑法分则的体系等问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5〕。

另外，中国刑法理论界还有人主张，从具体特征的角度对犯罪进行的研究所形成的犯罪构成理论，具有“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根据”〔16〕的功能，以及“保障公民免受非法追究”〔17〕的功能。

二、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的利弊分析

中国刑法理论中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产生于中国刑法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刑法理论界早在1957年以前就对犯罪概念进行了探讨与研究。那时，新中国的刑法典正处在起草阶段尚未制定完成的时期。在中国刑法与中国刑法理论的初创阶段，中国刑法界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在没有刑法典的情况下，说明应当将什么样的行为作为犯罪规定在刑法之中，以及在实践中应当将什么样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撰写的第一批刑法学论文中〔18〕，就有“关于犯罪概念中社会危害性问题的商榷”〔19〕这样的重要论文。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如何将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区别开来，一直是中国刑法理论界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刑法理论的创始阶段，前苏联的法学理论，特别是刑法学理论，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犯罪概念”方面，这种影响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犯罪概念的结构安排与说明上。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的前苏联刑法学理论中对于犯罪具体构成要件的说明，是在包含说明“犯罪概念”的“犯罪概说”这一章之后进行的〔20〕。同时，苏联刑法学者在“犯罪概念”以及“犯罪构成理论”方面的理论观点基本上也为中国刑法学者所接受。当然中国刑法理论界并不是机械地照搬苏联当时的理论，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之加以改造。例如，在五十年代苏联刑法学界流行的是把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割裂开来的“二元论”观点，认为犯罪概念是从政治上对犯罪作出的评价，而犯罪构成则是“犯罪的法律概念”〔21〕，就没有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中国刑法学者将这两个概念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的犯罪的理论概念。第二，影响了中国刑法学体系与犯罪学的建立。五十年代的苏联犯罪学基本处在停滞的状态〔22〕，受其影响，中国的犯罪学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建立起来，对于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的研究与说明，由此一直是作为刑法学中的一章来安排的，并且基本上是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产生犯罪”为基本任务的〔23〕。这样，对“应当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的研究，就历史地统一地落在中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身上。

在1979年中国颁布第一部刑法典之后，中国刑法理论中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一直得到维持与完善，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1979年刑法颁布时，也正是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时，中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在经历了1957年至1976年一共二十年的萧条、停滞、破坏之后，又重新走向复苏与繁荣〔24〕。这时的中国刑法理论，主要是在继承了1957年以前单薄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即就承担起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国刑法理论界立即就对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概念进行了研究，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关于犯罪概念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水平上，有待于进一步深化”〔25〕，对犯罪构成的概念的研究，则出现了“混乱现象”〔26〕，“说明了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构成的研究还远远不够”〔27〕。

第二，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典，虽然“基本上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制定的”〔28〕，但是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同时，1979年刑法第79条还规定了类推。这样，就使得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仍然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中国刑法理论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说明在实践中为什么要追究以及如何追究那些在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的刑事责任的任务。

第三，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典，将打击敌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1979年刑法典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29〕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如何在中国刑法理论中解决刑法的阶级性问题，尤其是在犯罪中区分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仍然是中国刑法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30〕。以揭示犯罪的阶级本质属性为第一要义的这个犯罪概念，自然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重任。

对于中国刑法理论中这个具有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我们可以作以下评价：

第一，这个概念产生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无法”时期，完善于中国刑法尚未完善时期，它是中国的刑法工作者在努力创制新中国的刑法典，努力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它为新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和刑事法学理论建设提供了第一块奠基石。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个概念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总的看来，这个概念对于新中国的刑法建设尤其是新中国的刑法学建设，是起了推动中国向法治建设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的。

第二，在理论上，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中国刑法理论得以建立并逐步发展完善，同时支持了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无法的状态下，如何解决公正地定罪量刑的问题，实现刑法处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功能，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摆在刑法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国刑法理论中这个具有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其创立与完善，伴随着中国刑事立法从无到有、从粗疏到完备，为中国刑法学成为中国法学各学科中基础相当雄厚，理论相当成熟，体系相当完善的学科，提供了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基础。这个犯罪概念，对于中国刑法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总的来说，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第三，在立法上，这个概念为中国的刑事立法规定了一个总纲，说明应当规定为犯罪的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具有的基本属性-社会危害性，同时也为刑事司法提供了一个基本方法：要把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必须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明确这种行为的构成条件。

第四，在刑事司法方面，这个概念揭示的犯罪本质，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工作者规定了在追究犯罪、惩治犯罪时应当采取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首先应当考察这个行为是不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这个概念所要求的构成犯罪的规格与标准，为认定具体犯罪规定了具体的规格与标准：在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时，还应当考察这个行为是否符合构成犯罪的特殊条件与标准。中国司法实践的经验证明：对这个概念的任何片面认识，都无法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什么是犯罪。〔31〕

然而，在1997年中国刑法典完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以后，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开始表现出许多与中国刑事法治发展新阶段不相适应的地方：

第一，这个犯罪概念，没有以“法定”为界限，区分出法律明文规定以前的“犯罪行为”和法律明文规定以后的“犯罪行为”。从社会的要求或者人民群众的情感上来说，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其被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以前，完全可以被痛斥为犯罪，“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32〕这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言，就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两种行为的痛恨程度，虽然，“浪费”并没有被中国刑法规定为犯罪行为。然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33〕，把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某种行为，即使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和刑法（实体法）理论上称为犯罪或者与法定的犯罪行为一起不加区别地进行研究，这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与理论规律的。对法律明文规定以前的“犯罪行为”，在理论上当然可以研究，也应当研究，但是，这个“犯罪”概念，应当与刑法明文规定了的犯罪行为的概念有所区别。

第二，在理论上，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的封闭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根据现有的中国刑法理论，犯罪是一种以社会危害性为本质特征的行为。在研究犯罪概念的时候，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危害性或者什么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恰恰在这个关键之点，中国刑法理论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34〕。目前，中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笼统的、抽象的，而是通过中国刑法典总则第13条〔35〕的规定和刑法分则的进一步规定予以确定的。〔36〕这就是说，中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是以社会危害性为本质特征的，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又是以中国刑法规定的内容来确定的。这种理论以立法规定为内容，立法以理论说明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封闭式的理论状态，如果说在“罪刑法定”原则完全确立之前还有防止滥用刑法的作用的话，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之后这种作用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继续这种封闭的理论状态，将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刑法理论的说服力，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刑法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第三，在司法实践中，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容易对中国刑法的贯彻执行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个犯罪概念没有区分“犯罪”概念在立法阶段与司法阶段的不同含义与功能，因此，容易混淆应当在不同场所进行讨论的不同问题，即容易把应当在国会-立法机关讨论的问题转移到法庭-司法机关来讨论了。某种行为没有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行为，但是，又具有社会危害性，这种行为应不应当当作犯罪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本来是只应当由国会在立法过程中加以讨论与解决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司法机关中，是不应当讨论这样的问题的，更不应当使用刑罚来惩罚这样的行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尽管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对其使用刑罚加以处罚的作法，就是类推适用刑法。在中国1997年刑法典已经废除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类推条款〔37〕之后，不仅在实践中适用类推的作法是没有刑法根据的，而且在理论中为类推适用提供根据的作法，也将是违反法律精神与法治发展的潮流的。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不仅在犯罪的本质属性方面特别强调社会危害性，而且在犯罪的具体构成诸条件中，也特别强调“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侵害”〔38〕，强调“犯罪客体（即中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首要因素”〔39〕，这种理论状况，在对“应当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和“已经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没有作严格区分的理论结构中，的确是还保存了对类推适用有利的某种条件〔40〕。

三、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的修改与完善

根据中国刑法确定的“罪行法定”原则，中国刑法理论应当对犯罪概念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以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第一，重新组织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

第二，完善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功能。

具体说，新的具有双重结构的中国刑法理论的犯罪概念应当由“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组成，就是把犯罪概念分为说明尚未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但是应当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的“立法概念”，和说明已经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的“司法概念”。

立法上的犯罪概念，是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由刑法规定为犯罪、适用刑罚予以处罚的行为。

司法上的犯罪概念，是指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条件、应当适用刑罚予以处罚的行为。

新的犯罪的立法概念的功能将是：

第一，揭示犯罪的本质属性，说明某种行为之所以在我国被宣布为犯罪行为就是因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即危害了我国国家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利益，由此揭示了把该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原因。

第二，为中国的刑法立法提供了确定犯罪与非犯罪的标准，指出只有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被我国刑法宣布为犯罪。

第三，犯罪的立法概念中揭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为确定刑罚的轻重提供了标准与基础。

新的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功能将是：

第一，坚持“罪行法定”原则，指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41〕，禁止类推。

第二，为划分犯罪与非犯罪的界限，这种犯罪与那种犯罪的界限提供了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定界限与标准。

第三，为分析研究中国刑法理论中的各种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划定了范围并奠定了基础。 第四，为刑事立法中确定犯罪的工作，提供了应当考虑的基本构成要素与条件。

与现有的犯罪概念相比，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新的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主要强调的不是犯罪概念的特征或者构成要件方面的区别〔42〕，而是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点。犯罪概念的特征或者构成要件方面的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明确犯罪的“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或者说，明确在研究和说明“犯罪”时的目标或者出发点，是说明犯罪概念的特征或者构成要件的前提。犯罪的“立法概念”能够帮助明确研究犯罪问题的目标-应当在刑法上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犯罪的“司法概念”能够帮助明确说明犯罪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在刑法上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对犯罪概念作这种结构有所区分的认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这个结构中，才有可能对犯罪的特征或者构成要件作进一步深入的、符合中国法治建设要求的研究与说明。

立法理念论文篇10

二

党圣元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转化的文化价值目标是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系统，其核心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转化，现代转化则是在现代阐释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选择”。在此基础上，他不仅从学理的高度上明确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对象，还从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特殊性出发确立了方法论的选择，点破了传统文论的阐释方向和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囿于西学的强势影响和理论视野上的局限，中国现代文艺学科自确立以来便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由于缺乏可资学科理论创新的文化基质，学科建设片面地依靠西方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致使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在内在结构上失去了话语更新的能力。另外，由于哲学基础的匮乏和理论生成的文化语境的缺失，使得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对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依赖性。无论是在宏观描述上对学术理念的把握，还是在微观研究中对具体文本的批评，理论上片面的逐新求异成了判断学术价值的圭臬，在研究对象的阐释和评价，以及理念与方法的选择与确立等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在学科发展中对传统文论的阐释和评价问题。采取客观的历史角度，还是主观性的当下角度（当然，这些角度的选择也只是相对于一定的研究对象来说的），仍然值得商榷。学科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研究范围的界定、对象的选择以及最终的阐释效果和评价标准。党圣元认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传统文论生成的语境的缺失，导致传统文论在现代转换中的合法性危机，当代文论在话语言路上也很难承继传统文化中的批判性；西方文论遮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文化认同感的丧失加剧了话语权的失落，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文论并予以合理的阐释就显得尤为关键。其次，在学科建设中关于方法论的选择问题。冯友兰曾就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照着讲”和“接着讲”。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也可以用来处理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断裂与综融的复杂关系。在这一点上，党圣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不应该截然地对立开来，他认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与隔阂不但必要，而且对于现代文论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断裂的基础上，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合，才能为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文艺学科的建设需要以当代文化氛围、时代精神、审美趣味和思维范式为依托，生成完全本土化、民族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来促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传统文论研究中该选用什么样的方法，既可以对传统文论进行本土化的阐释，又不为西方文论的体系所局限。“我们这里强调回到原典，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体认古代文论自身所独具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生存样态和知识宗旨，为面向未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建构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以期在可能性的古今中西参与交流中，实现‘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中学的视界’与‘西学的世界’的融合，使‘大文论’建设的构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段具有学科综述性质的概括，不仅解释了本书的理念和方法论产生的文化基础，还表明“大文论”观念，不但可以作为传统文论现代转换中的理念和方法论，而且可以由此确定它产生的知识氛围、文化语境和理论背景。因此，应该避免将“大文论”观念简单化为吸收、调和诸多理论冲突的皮相之见。“大文论”观念的产生和应用，有着明确的哲学基础和批评实践上的理论界定。这是党圣元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而作出的努力，也是其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大文论”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使得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展现出了新的面相。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和融合，西方文论体系对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如何重建具有本土化、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等诸多问题，都可以在“大文论”观念的统摄下具体展开。

如果说“大文论”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作出的宏观思考，“返本”与“开新”则可以称为古代文论当代阐释过程中在器物层面上本体性阐释的具体应用。党圣元强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应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大文论”观念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才能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以“返本与开新”来为本书命名，亦是为了突出这一意旨。可见本体性阐释观念的确立，不仅要求衔接传统与现代间的文化断层，调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观念冲突，满足理论本土化的价值吁求，更是为了在“返本”的基础上，以当代视角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文化事件、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对传统文论加以体认。也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基础上的认识，吸收传统文论话语中具有生命活力的创新因子来建构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也许可以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文学困境，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同时，这也是跨越断裂，抹平鸿沟，衔接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理论节点。只有在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断裂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语境与理论基质间的综融和“开新”，才能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和创新能力的生发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由此来看，在这里“返本”与“开新”已经具有了新的哲学基础，而不在局限于新儒家调和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价值冲突的学术立场，同时，这也奠定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当代阐释的方法论基础。

三

立足于文化通观意识，党圣元提出用“大文论”观念来指导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在理论上它具有如下特点：在学理上要求“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则是以本体论的阐释学为基础综合宏观描述与微观范畴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大文论”观念下对中国传统文论所做的当代阐释，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上，还是在对文化事件、时代精神的回应上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性和完善性等特点。

立法理念论文篇11

法院最终判决许霆为盗窃罪，笔者赞同法院的判决结论，但不敢苟同法官的论证逻辑思路，判决中法官从犯罪的三个特征论述了许霆盗窃罪的成立，抢占了犯罪构成在定罪中的地位。

1初探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存在意义

各个国家都使用犯罪概念，犯罪概念在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是不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第二种从形式上规定犯罪的一般定义。这类定义强调了犯罪的法律形式特征；第三种立法例从实质上规定了犯罪的一般定义。1在50年之前，中国与前苏联建交友好之际，引入了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建立了关于犯罪的实质定义。1979年我国重新修订刑法之后，仍然保留了这种实质定义的立法例，在新《刑法》中第13条设立了犯罪的实质概念，从此分解出了犯罪的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主义，其意义在于可以保障人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保障人民自由的实现。犯罪构成理论是罪状的概括，其框架和内容都有刑法规定，其解释也不得超过法律条文所包含的最大意域。秉承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的刑法理论将犯罪构成规定为犯罪成立的一切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相比犯罪概念，犯罪构成更集中地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那么，是不是犯罪概念应被取代或取消呢?

2浅析现代中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存在的问题

在后来的司法运作过程之中，由此产生了两套定罪的思路：一套是犯罪的三特征，另一套是犯罪构成。上述两思路在理论上发生了脱节，给我们带来了迷惑：究竟应利用哪一标准。我国的刑法教科书强调犯罪构成是唯一标准，这架空了犯罪的概念理论，使得概念无用武之地。有的学者将刑法学划分如下：(1)以法条中存在的犯罪与刑罚为研究对象的注释刑法学；(2)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犯罪与刑罚的事实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刑法学；(3)以应然形态存在的犯罪与刑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刑法学。现实中法官的任务是用法——释法——用法，考虑什么应是犯罪的问题专属于立法者。

这可以看作是解决矛盾的一个方法，在对法官的职业培训中，学者们要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虽然法律创造了两套工具，不过由于他们在整个国家的结构组织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他们只能使用犯罪构成这一工具。但是笔者认为这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立法理念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91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206-01

行政立法以外的普遍性规则至今未形成一个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广为接受的名称,相关的理论也存在争议,这不仅带来了理论研究上的一些困难,也不利于行政实务的规范和有序发展,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仅对行政规则的概念和性质进行研究。

一、行政规则的概念

在我国,如何界定行政立法以外的普遍性规则是有争议的,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规定”、“行政规章”、“规定行政措施、抽象性的决定、命令”等数十种不同的称谓,而且对其内涵和外延也存在不同的界定,造成了理论研究的混乱,不利于学术的交流和探讨。

(一)名称的确定

概念法学强调,“没有范畴,就意味着没有理性思维,没有理论活动和理论表现。”行政规则的概念研究是行政规则的一切理论研究的起点,而概念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概念名称的确定。但是可以看到,在我国理论界,对于行政规则这一同样的事物竟有数十种不同的称谓,理论争议之大竟到如此地步。本文不敢班门弄斧的认为“行政规则”这一称谓必然比其他的称谓恰当、科学,采用这一称谓是基于以下原因:以“其它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例,这一称谓有两个不足之处。其一,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学理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不利于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其二,作为学理性的概念,这一指代过于含糊,其外延似乎有无限之广之嫌。而“行政规则”一词可以克服上述不足。

(二)行政规则的概念

我国大陆学者对行政规则的研究具有研究不足的特点,大都是将其定义为由行政主体制定的除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这种论述过于笼统和模糊。

(三)行政规则的特征

根据这一定义,行政规则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规则的制定主体是具有公权力的组织。依据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行政主体仅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可以看到,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在民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主体,比如行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些主体实际上行使着广泛的行政权。将这类包括在行政规则概念之内,既可以更好的反映我国的行政实践现状,又可以反过来更好的指导行政实践。

2.行政规则的制定依据,既可以是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权,也可以是法律、法规的授权。“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中蕴含着立法因素;议会的立法权在传授给行政机关行使的立法权也是行政立法权的组成部分。”

3.行政规则不仅可以产生外部的法律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内部的法律效果。这意味着,不仅产生外部法律效果的行政规则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而且产生内部法律效果的行政规则可以作为司法救济的对象。理论上的依据是行政法上的“重要性理论”原则,内部行为一旦侵害了相对人重要权利,就应纳入司法审查。而从实践中看,将产生内部法律效果的行政规则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可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更好的保护,不再产生师出无名的尴尬。

二、行政规则的性质

(一)行政规则具有规范性的。所谓规范性,具体而言是指行政规则规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和事,并且可以反复适用;具有抽象性的;行政规则对人的行为具有导向性,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具有强制性,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