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监督论文篇1

「正文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公正与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者不懈的价值追求。作为现代司法理念重要内涵之一的审判独立和审判监督，对于实现这一价值追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审判独立

（一）审判独立的含义

审判独立又称为“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司法独立或独立审判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众多学者各持己见，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部独立，二是内部独立，三是精神独立。

外部独立。外部独立指司法系统相对于司法系统之外的权力、影响的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职能的独立。司法职能属于居中裁判、适用法律的职能，而非制定规则、管理职能。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发展已经将几种国家职能完全分开，而且各国的实践基本上都达到这点。二是司法机构的独立。这一点与司法职能的独立相辅相成。我国从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法官作为独立的一支职业化队伍，表明我国早已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

内部独立。进入本世纪以来，内部独立逐渐引起普遍关注。它是指司法系统内部作出裁判的法官、法官合议体（比如我国的独任制、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之间以及它们所属机构之间的相互独立。内部独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不同法院之间的独立，即同级法院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的相互独立。二是法官合议体之间的独立，即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相互独立。一些带有咨询性质的组织如审判长联席会议、庭务会等不属于法官合议体，也不得干预法官的独立裁判。三是法官之间的独立，即法官裁判案件时不受其他法官的影响。这种情况既包括同一合议体之内的法官之间，也包括担任司法行政职务与不担任司法行政职务的法官之间、资深法官与非资深法官之间。当然，承担不同职责的法官之间可能会存在行政关系、指导关系，但这些关系最终不应当影响法官的独立决策。

精神独立。精神独立实质上就是指法官个人人格方面的独立。法官应当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有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有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一要求不容易衡量或量化，但这是法官个人魅力的核心，自然也应当成为司法独立理念的重要部分。

（二）审判独立的基础

要求审判独立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司法职能的中立性。要保持司法职能的居中裁判地位，就要保证其不受干扰。二是政治权力的对抗性。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世界范围考察，政治权力的运转总是充满争端、冲突、变革甚至革命。在和平时期，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公开或不公开的利益分配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不可避免，但执政者与非执政者会寻求各种手段调节冲突、解决矛盾，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也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司法，便是政治家们选定的“泄洪渠道”。政治家们在对待司法地位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不论是经济、社会中的矛盾，还是具有一定法律性质的政治冲突，与其由自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行处置，倒不如交给一个与各派互不相干的、中立的、不受干扰的独立的机构裁决。这是因为，自己在位、自己裁决、自己得益，但别人执政时会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结果非但无法得益，反而加剧政治纷争，不利于政治利益的实现。三是司法职能的专业性。司法机构虽然是一个政治机构，但其职能是适用法律、裁决纠纷。法律是人民意志通过立法机关成为的强制性规范，人人必须遵守。目前，世界各国逐渐培养了一个专司法律制定、适用、研究的法律职业。法律职业具有四个特点，即长期专门培训、排他性专门评价、诚信职业活动和自律性管理。司法职能的履行除了符合政治权力规律外，还必须符合法律的专业性。当社会普遍承认司法活动和法律真正作为一个专业时，外界的干扰便难以介入。

可见，审判独立并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政治民主、社会发展、权利保障、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只不过法官有幸成为这一要求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法官来说（这也是国家、社会、公众的要求），必须培养与独立地位相适应的素质；对于政府来说，必须为法官享受独立地位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于社会来说，独立是权利与秩序的重要保障，应当自觉维护司法独立。

（三）审判独立的功能

审判独立之所以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其适应政治体制运作和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能够有效制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过分集中的权力，避免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正如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司法权应当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中分离，并独立于它们，使得它能对这两个部门形成制约”。孟德斯鸠也曾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其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符合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作为公民权利行使及社会公正实现的最后保障，公正始终是其孜孜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程序公正、体现法官形象公正，并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二、审判监督

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审判公正的保证。

（一）审判监督的含义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意义上的审判监督，笔者认为不应仅指来自司法机关自身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而是有权主体对法院审判案件工作的全面监督。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来自社会力量的社会监督和来自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派、法人和公民等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自我监督是指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但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自身监督抑或社会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各类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

（二）审判监督的基础

如果审判案件法官不能做到居中裁判、审判独立，就很难保证裁判的公正性。审判监督本身不可能不含有“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可为什么它在现代司法理念里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呢？

1、权力正确行使的需要。渊源于“三权分立”理论的司法独立本身就意味着要接受其他机关的监督。同时，为了使审判机关有效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保证审判机关作出公正裁决，审判独立也是十分必要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的行使如果不受任何制约，难免出现专断与滥用。

2、克服“人情弱点”的需要。审判独立的确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相信每一位法官都能够做到忠实于基本法，忠实于法律履行职务，用最好的知识与良心而是看当事人的身份与地位来判决，只服从事实与正义。这一假设能否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不无疑问。因为尽管各国对法官的资格、甄选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且规定法官享有丰厚的职位保障，但法官毕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各种因素的利诱与干扰，难免出现个别法官或个别情况下徇私枉法、专横擅断的情形。

3、裁判自身特点的需要。裁判就是法官运用已有证据，依据法律规定，对有关事实情况进行判定。这是一个主观见诸客观的判断过程，其中难免要受个人分析判断能力、案件暴露程度等等情况的影响。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案件事实本身的复杂性，法官裁判也可能出现考虑欠周、有失公平的情况。

因此，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就需要审判独立，不受其他各方的制约。但这并排斥依照一定程序对审判活动进行必要的审判监督。只有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才能最终实现审判独立的双重目标——对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和裁判公正。审判独立也才会因此而获得其存在的根基。

三、审判独立与审判监督

（一）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是一种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统一于司法公正和效率。

首先，审判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审判独立的限制，两者的范围界定除受各国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等因素影响外，还与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相关。审判监督更偏重于公正，但往往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审判独立是既重视公正又重视效率。

其次，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审判独立是审判监督存在的前提，审判监督的存在是审判独立目标实现的保障，不要任何监督的绝对的审判独立和毫无独立可言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都不可能达到审判公正的目的。

（二）发挥审判监督的积极作用，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

审判监督必不可少，审判独立至关重要。如何厘清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为二者划定合理的边界，以达到二者的协调？尽管由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等具体情况不同，做法各异，但有一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国立法、司法及理论界都认为，审判监督无论如何都不能侵犯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在不损害审判独立这一大前提下对审判权行使的合理制约，是审判公正实现的保障，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实现审判独立、审判公正的“绊脚石”。通观现代法治国家的审判监督机制，笔者认为，至少应坚持以下原则：

1、程序为主原则。程序为主解决监督什么这一问题。大多数国家对民事审判的监督一般都仅限于对法官个人遵守法纪、道德品行等程序情况的监督，而很少涉及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等实体方面的监督。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的范畴，法院错误裁判，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当事人申请上诉或申请再审程序予以救济。审判监督（审判机关内部通过上诉、申请再审程序进行的监督外）的对象原则上不包括法官所作出的裁判。这是因为，审判独立的根本就是保证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和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作出裁判，如果允许乃至对法院裁判是否正确进行产生法律效果的评判，必然导致法官产生担忧、畏惧乃至顺从、依附心强，危及审判独立。此外，司法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的最后一道防线，终局性、确定性是其最基本要求。如果允许其他国家机关、甚至个人任意以监督名义否定法院生效裁判，法院裁判的确定性、权威性将无从谈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生活将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法院和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将日渐下降。

审判监督论文篇2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第二版）王国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5页

2、《浅论审判监督程序之存废》何章开、王宜安文载《审判监督改革的新视角》一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督庭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9页

3、《我国再审改革的必由之路》虞政平文摘自《人民法院》2003年1月出版的期刊第26页

4、《外国民事诉讼法》乔欧、郭纪元著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社学出版社第173页、第225页、第295页

5、《外国刑事诉讼法》卞建林、刘玫著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9页、第34页

6、《改革现行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调查与思考》载《审判监督改革的新视角》一书湖南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督庭主编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9页

审判监督论文篇3

一、审判监督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由于法律对审监程序的规范比较少，审判监督庭成立时间比较短，与审监制度相关的各种关系尚未理顺，审监制度本身及改革的定位也未明确，加之审判监督工作承载的法律、社会及政治责任又比较重，其在整个法院审判工作中成为矛盾最为突出的部门。

（一）申诉和申请再审无序化

1、向法院申诉及申请再审的途径不通畅。

我国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这一渠道在现实中并不通畅。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全省法院决定立案复查的案件，仅占各类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总数的9.8％；同期全省提起再审的案件，仅占各类复查案件总数的23.1％，占申诉案件总数的2%.与此相比较，通过检察院抗诉取得再审要容易得多。如浙江省全省检察院同期的抗诉率（决定抗诉案件数／检察院当年复查案件结案数×100%）高达56.2％，比上述法院23.1%的复查再审率高出一倍多。由于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的请求不能得到很好救济，而申诉要获得成功又必须得到法院的最终支持，故而很大一部分申诉人走上了"曲线申诉"和"关系申诉"之路，向检察院、各级人大、政协、党委以及有关领导申诉，通过检察院提起抗诉、人大个案监督、党委政协转申诉材料、有关领导及各种关系打招呼等方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复查或再审。

2、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

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高级法院办结检察院抗诉、人大、政协、党委及其他途径要求法院复查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占全年再审案件总数的55.6％。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01]，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3、复查程序不透明。

我国诉讼法律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对法院如何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没有具体规定。如今审监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在诉讼法律中没有涉及，申诉复查案件的审理长期处于一种没有具体程序规范约束的状态。当事人既未能规范化地参与到复查程序中去，也很难通过正当途径了解复查的过程，故而受到了诸多质疑[02].为了更好地保障申请再审人及对方当事人的诉辩权利，并尽可能地使复查程序透明化，近年来许多法院试行"听证"程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该程序本身并无法律规范约束，法院的职权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均无明确界定，故其对复查程序公正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4、提起再审的标准不明确。

调查发现，对于提起再审的标准，普遍反映在实务中难以掌握。形成这一状况，首先是因为法律标准本身不明确。我国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03]相当概括而不确定，法律规定的"确有错误"概念模糊不清，而且对"新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等等均未予以具体界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0日颁发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虽对应当再审的情形作了一些规定，但仍不够具体和明确，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其次，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掺入也成为司法实务中无法忽视的方面。由于法律标准本身并不明确，就为其他标准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社会公众对裁判"确有错误"的理解，往往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对事物的个性化判断，不考虑司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为了达到其申诉目的，经常借助新闻媒体等舆论力量以及种种非正常手段对法院施压。[04]另一方面，法院对提起再审实务的把握，也未能为社会提供确定的标准和界限。而且审判监督作为司法制度之一，它是存在于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之内的，法律规定本身以及实际运行均能够说明，审判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因而政治标准必然紧密地融入了审判监督司法实务。

5、"人人都可申诉却又申诉难"的局面。

由于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申诉的途径并不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在实务中也很难对申请再审时限按照法律规定的两年予以严格贯彻，因而申诉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被泛化和无限化了。申诉人基于其对终审判决的不信任感，为了获得其内心认为的"公正"，可以相当随意地提出申诉。如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2003年审结一审案件603537件，审结二审案件40065件，而全省法院收到申诉来信也有57811件次，接待申诉来访13396人次。由于法院对申请再审（申诉）的复查极为严格，申诉人获得再审的比例极低。而提起再审标准的不明确，又可能使法院对提起再审的权力行使存在任意性和随机性，未必严格依据对原审裁判的评价决定是否提起再审，再审资源分配不公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诸种原因导致了"申诉难"的局面。

（二）审判监督程序操作困难

1、缺乏独立的再审诉讼程序规范。

审判监督庭的业务涵括了民事、刑事、行政等各个诉讼领域，相对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的启动和审理程序亦有其独特性。审判监督工作所涉及的工作内容的广泛性与特殊性，足以要求国家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构建一个独立而完备的体系。然而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却相当简略，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一审程序条文为39条，而规定审判监督程序的条文仅为12条，尤其在程序操作上，缺乏独立的再审程序规范，大部分是参照一、二审来处理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规定得过于简单化，致使司法实践在很多方面无规可循。比如：再审当事人如何列明、再审（尤其是抗诉）庭审程序如何操作、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再审中的主体变化如何处理、再审审理的结果有哪些，这些重大程序问题法律均未予以明确。

2、程序运行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有错误"造成的混乱。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其落脚点在于"确有错误"[05]，因而对经复查提起再审的案件，其前提是已经认定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适应上述法律规定，体现出对裁判是否正确判断的慎重性，司法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审查程序，因此复查程序所得出"确有错误"的结论，是一种实体性判断。而复查程序得出的结论很容易与再审的结果产生矛盾。如果复查程序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经再审审理却认为原判是正确的，并予以维持，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知上的混乱，这样既不利于服判息诉，也削弱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2）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行政诉讼，打破了民行诉讼中原告、被告、法院平衡稳定的三角关系，检察院的地位难以摆正，给整个程序的运行带来诸多困难[06]；二是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强化其作为与法院同等评价力的司法机关地位，对个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强调其独立性，造成了当事人认识上的混乱，增加了法院息诉服判工作的难度；三是这一监督方式在近年来有逐步加强之势，抗诉再审的增加致使诉讼成本的攀升。然而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并不高。如2002年至2004年9月份，浙江省全省法院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平均仅为21.5％。可见，频繁启动这一监督程序并不符合诉讼以及监督上的经济原则。

3、复查和再审管辖不科学。

我国法律没有对申诉人应当向哪一级法院申诉，申诉复查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应当由哪一级法院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申诉人首先向原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只有原审法院作出复查或再审决定后，上级法院才对申请再审案件予以受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六条规定："申请再审或申诉一般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再审".上述程序设置要求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予以重新审查，一方面，审理中较难摆脱原判的框架，另一方面，基于裁判的慎重性及法院形象的考虑，对本院案件改判程序要求较高，即使确有错误的案件，改判也很难。这种程序设置难以保障监督的效果和再审的客观公正，不尽科学。

4、程序烦琐低效。

在现行审监程序下，一个申诉案件要经过审查、复查、再审层层"把关"，又由于案件管辖上的不确定性，处理方式的多样化，有时法院在选择上，更多考虑的是处理上的方便，而忽视了诉讼的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于是经常发生当事人为一个案件在几级法院之间频繁来回奔波的"案件旅行"现象。比如：当事人不服判决，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原审法院立案审查后驳回了申诉；当事人又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查认为有一定道理，函转原审法院复查；原审法院复查后再次驳回申诉；当事人不服，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审查后，函转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再审后认为原判正确，又维持了原判；当事人再次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进行了提审，经审理认为原判漏列了当事人或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审理……。上述"案件旅行"现象也反映了当前审监实务中"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现状。

（三）审监工作体制不成熟

1、审监职责、分工混乱。

审监庭的基本工作职责是办理再审案件，但实践上各级法院审监庭还承担了其他庞杂事务。调查发现，各级法院审监庭的工作职责相当多样化，除了办理再审案件、办理申诉复查案件、案件质量评查、国家赔偿确认之外，还存在旁听庭审等审判督查、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接待日、上诉案件登记移送、改判案件审核及责任确认等十几种工作职能。关于审理再审案件上的分工，有的法院是"立案庭形式审查，审监庭发再审裁定并再审"，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进行一定程度的实体审查并发再审裁定，审监庭再审"，也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负责登记立案，复查与再审均由审监庭负责"，还有个别法院是"立案庭、审监庭对案件联合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再审，由审监庭再审".审监庭职能及部门分工的混乱，使上下级法院间的统一协调和工作指导产生了困难。

2、职能与力量不相适应。

审判监督庭的基本职能是审查已生效的裁判，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审监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而实践中审监工作人员实际配备难以适应其职能需要。据调查，浙江省有54%的法院反映审监工作人员太少，其中包括大部分中级法院。工作人员少的问题，在基层法院更加突出，浙江全省有35个基层法院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占基层法院总数的39％。审监工作力量还存在配备不强的问题，审监工作人员中整体学历不高，全省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占42％；年龄总体偏大，51岁以上的占39%；审监庭庭长担任院审委会委员的仅占37.3％，比例太低。审监力量上的欠缺，为"精审监"原则的贯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还有63％的法院反映领导对审监庭的工作不够重视与支持。

3、工作体制改革矛盾重重。

在以"公正与效率"为指导的审判监督改革中，如何贯彻落实"立审分立"原则，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包括最高法院）认为：立案庭与审监庭分立，审判监督职能由两个业务庭分工行使，再审立案由立案庭负责，再审审理由审监庭负责，通过两个部门两道把关，能够保证审判监督工作更加公正。事实上，最高法院的上述设计在现实操作中弊端颇多：由于复查阶段事实上是一种实体审查，如果复查阶段的实体审查及再审案件的立案均由同一个审判庭作出，那么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立审不分；对于一个立案庭作出再审决定的案件，其在再审裁定中即已经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审监庭作出实体改判，那么实际上仅仅是对立案庭"确有错误"结论的确认，出个判决书而已，审监庭开庭审理的意义就值得检讨了；如果审监庭不予改判，那么同一法院对一个审监案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对法院自身而言是很不严肃的，也会引起法院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当事人会无所适从，可能引发新的申诉，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服判息诉。另外，立案庭和审监庭分立后，由于基层法院的再审案件数量很少，法院不可能配备很强的审判力量，于是产生了上文提到的很多基层法院审监庭尚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的状况。这样，基层法院的审监庭职能定位改革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审判监督程序及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各种问题，均可究及根本的制度因素，审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制度改革需要以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累为基础，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因此，探寻制度内的应对措施以及改革举措，是当前之当务之急。笔者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一）规范复查和再审程序，引导审判监督有序化。

1、拓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规范其他再审途径。

除现行法律规定的启动再审途径外，在司法实务中还存在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其他的再审案件来源。为弥补这些再审途径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缺陷，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要途径，法院启动再审、检察院抗诉为补充救济的再审启动程序制度。

首先，合理规范启动再审的途径，拓宽并使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得以通畅，是关键所在。应当建立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制度，对复查案件的立案标准、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及结案方式予以明文规定。其中应明确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规定不管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均统一受两年再审时限的约束。二是应在审判监督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对确有错误、新证据、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枉法裁判等事由分别予以具体细化规定，统一适用于三种启动再审的途径中。三是应规定当事人向同一法院只能提出一次申诉或申请再审，一个法院对一个案件只能复查一次。四是规范并推广目前行之有效的申诉听证制度。这样，使当事人申请再审及对申请再审的审查均有规可循，摆脱"暗箱操作"的嫌疑，增加当事人对法院内部监督的信任，从而使法院内部监督的再审渠道得以通畅。

其次，规范其他监督途径。一是尽量缩小法院主动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范围，因司法裁判统一性的需要、发现原裁判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有利害关系案外人申诉等，应作为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的主要情形。二是应将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案件，统一归口到申请再审案件进行复查审理。凡通过有关机关转过来的申诉材料，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向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应当都必须到立案部门补办申诉手续，只有经审查符合复查立案条件的，才予立案。三是应与检察机关、人大、政协的机关加强联系与沟通，在审判监督工作方面达成制度性共识，使这些监督形式更好地纳入到审监程序意义上的规范化监督中来。

2、规范再审程序。

规范再审程序，首先需要规范的是抗诉案件的再审：一是应摆正抗诉机关的地位，在因当事人申诉而抗诉的案件中，除了证明其提起抗诉符合抗诉条件外，检察院仅是监督者的身份，不应过多地参与到再审诉讼过程，再审过程中不应允许检察院如诉讼一方那样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诉辩活动；二是为了保障民事、行政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及双方当事人诉辩权利的平等性，检察院不应动用调查取证权为一方当事人调取证据，民事、行政诉讼举证权利与义务均应归于当事人，如查明证据属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所取的，再审中应不予采纳；三是由于抗诉再审案件系因检察院的抗诉而引起，故法审理抗诉案件的范围，原则上应以抗诉范围为限。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如当事人超出抗诉范围的理由确能认定原判错误时，才能采纳当事人的申诉理由予以改判。

为了进一步规范再审程序，使其易于操作，可以制定"审判监督工作细则"，对再审阶段的立案标准、管辖、审理方式、审理范围、审理程序、审理期限、改判标准等具体操作规程予以细化规定。其中应明确：第一，为了改变当前无限再审的现状，应当严格执行一个法院对一个民事、行政案件只能再审一次的规定；第二，再审案件的审理，应针对申请再审请求，在原审诉讼（公诉）请求范围内进行，不能超出原审诉讼（公诉）请求作出判决；第三，对于改判的标准，应严格予以把握。对于确实有错的案件，坚决要改；没有错的案件，坚决不能改；可改可不改，处于法官自由裁量范围内的，一般也不能改。笔者认为，对于下列案件，一般应予维持：⑴原裁判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或疏漏，但原裁判结果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⑵原裁判结果误差在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范围内的；⑶原裁判定性有部分错误，但即使定性问题纠正后，原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⑷虽因有新证据提供足以原生效裁判，但该新证据是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应当知道的或已掌握而未举证或有意不举证的；⑸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存在对证据判断及适用法律的不同理解导致裁判结果有差异的；⑹原裁判应一并审理，但未审理部分可以另案解决的；⑺原裁判有错引、漏引法条情况，但原裁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⑻原裁判有错误，但可以用其他方法补救或已无纠正必要的。

（二）科学调整审监工作分工，明确审监庭职能范围。

1、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审监工作分工。

从工作量的角度看，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的立案工作任务繁重，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对于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而言，立案数量相对较少，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的办案工作较为繁重。如果对于职能分工全国上下一而统之，很有可能造成全国四级法院审监办案和立案工作的同级失衡。因此，对于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分工问题，不宜搞一刀切，应当根据不同级别、不同地域法院立案及审判监督工作的不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确定分工状况。

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角度而言，对于审判监督工作分工，建议实行复查与再审的连续制。即立案庭负责形式审查，凡申诉（申请再审）符合形式要件的（类似于民事案件的审查），均予以立案，由审监庭负责复查和再审。这种复查与再审有效对接的连续制，既符合"立审分立"的内在精神，也能有效地避免前述种种问题的产生，既能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又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符合审监改革方向的。

2、明确审判监督庭的职能范围。

作为审判业务庭，办理再审案件应是审监庭的第一要职，以纠错的形式维护司法公正是审监工作的核心，也是审监庭存在的价值所在。同时，在法院审判改革引向深入、内部监督机制尚未完善的当前，可以适当拓宽监督的渠道，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监督模式，即除法定再审监督职能外，审监庭其它职能的延伸，可定位在院长授权对其他审判业务庭进行管理监督。如有的法院为了强化监督及管理参谋作用，重新定位监督职能，把审监庭定位为案件再审、案件质量管理、业务指导三位一体的监督部门，并采取案件质量评查、庭审旁听、定期审监工作通报、案例分析等多种监督方式，监督的重点转向立案、收费、开庭审理、调解到裁决、执行等各个程序环节，使监督从办案结果监督向办案全过程的监督转变。这种从大审判监督的角度，对审判监督工作的探索和定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制度改革——再审之诉的构建与规范

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法律制度上彻底予以修正，建立新的再审制度，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司法界的共识。审监改革走向制度改革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无法解决以下三方面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现有审监制度的制度理念是建立在"有错必纠"及强职权主义的基础之上，与现代诉讼的规律及法院的被动地位难以契合；二是现行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审监制度设计与对生效裁判异议权的当事人处分性存在强烈矛盾；三是现行审监制度未能很好地理清公民申诉权与诉讼上申请再审权的关系，也未能理清分权意义上权力监督与对具体案件司法监督之间的关系。

法院作为一个审判机关，不管在何种审判程序之下，均是作为一个被动者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法院只能是被动地行使审判权。现代诉讼理论认为，任何的诉讼权利主张及处分均应归属于诉讼权利所有者，而不能由其它主体如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来行使。建立在强职权主义基础上的现行审监制度，使法院、检察院以及其它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不当地介入了诉讼权利行使及处分范畴，导致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和审判程序性质被歪曲。故摆正相关国家机关的地位，恰当规范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等的行使范围，正确定位再审诉权，从而恢复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程序性质，是审判监督改革的关键。因此，我国的审判监督改革应使再审制度建立在诉的制度基础之上，也即以当事人积极的再审诉权和再审法院消极的裁判权为基本架构，构建再审之诉制度。再审之诉制度是依据诉讼规律而建立的规范的制度，其能够有效地运用诉的各种要素来规范"诉"和"审"两方面，从而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审监工作中诉和审的无序、无限状况。

更为具体的设想是，我国应当修改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在其中分别以再审之诉为基础设定再审程序；或者制定《再审程序法》，由于民事、刑事、行政再审之诉有其不同之处，应分成三部分分别规定。再审之诉和、上诉一样，均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因再审之诉针对的是已生效的判决，其条件应比、上诉更加严格。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主要包括提起的主体、客体、事由、形式、期限、管辖、诉讼费等，其中，具体而明确地规定提起再审之诉的主体和事由，应是再审之诉条件的核心。再审之诉的审判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依次进行。法院受理再审之诉后，首先应审查再审之诉是否合法、再审之诉有无再审事由（即再审之诉的形式审查或再审立案审查）。形式审查认为合法且具有再审事由的，裁定提起再审。然后是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再审案件的审理与原一、二审均有所不同，应根据再审程序的自身特点设计再审审理程序。经过再审审理，如原裁判不当，可在不服的限度内撤销并作出取代原裁判的裁判；如原裁判虽然存在再审事由，但仍认为裁判正当的，则应判决驳回再审之诉的诉讼请求，维持原裁判。

注释：

[01]参见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P108；《再论申请再审制度》，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P68-74.

[02]参见郑泰安、周伟蓉：《论民事案件申请再审及申诉复查听证制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P81；张卫平：《论民事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的法定化》，载《法学》2000年第2期，P18.

[0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20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77条、179条、180条、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

审判监督论文篇4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毫无疑问，锲而不舍地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应当成为新世纪人民法官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追求审判公正尤其是法官的神圣职责。[1]但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问题。2004年，全国法院全年依法改判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16967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结检察机关抗诉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2930件。2004年，全国法院有461人因利用审判权、执行权索贿受贿、、枉法裁判、违法执行、拖延办案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查处。[2]2005年，全国法院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47902件，审结46468件，改判15867件。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案件101*件，审结9949件。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2677件。全年共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的违法违纪人员378人，其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66人。[3]法院改判的案件数字说明了审判不公的现象确实存在，违纪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数字说明了确实存在法官腐败。其中，法官腐败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受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官中，有法院系统中职务较高的辽宁省高院原院长田凤歧，广东省高院原院长，湖南省高院原院长，黑龙江省高院原院长以及广西高院、海南高院的原副院长，武汉中院、广州中院的原副院长等。这些数字说明了我国法院系统的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存在这些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审判公正的大前提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不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没有落实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对法院的监督，尤其是对职务较高的法官的监督不到位造成的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事实上，审判不公、法官腐败是由于对法官审判权力监督不到位造成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权力的构建应该是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应该在于保障审判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法官腐败和审判不公。“一切有权利的人都轻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4]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法官是经过培养和选的优秀人才，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审判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在法院系统中，这几年来同样也在进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是追求审判公正，但追求审判公正的途径不同，这几年来，我们过份的强调了“司法独立”，并且对“司法独立”的理解出现了超越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偏差，忽视了宪法规定的监督对审判公正的作用，过份强调了在“三权分立”理念下的司法独立，忽视了遵守宪法规定前提下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在改革的过程中，未能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实际上一些改革的做法超越了宪法的规定，超越了法律的规定，在事实上扩大了未能受到监督的部分法官审判的自由裁量权；改变了宪法、法律规定的法律原则，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改变到以“法律事实”为依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法官认定事实的严格要求。同时，在基层法庭实行从职权主义的办案作风转变到当事人主义的办案作风，这与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存在相当大的相适应的差距，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未必一下子就能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落后地区得以相适应而得以实行。证据规则制定的一些做法与诉讼法的规定不相一致，但现实是造成了当事人和律师的不满，造成大量案件的一定原因。在法律、法规未修改之前，先行改变了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审判权逾越了人大的立法权，违反了宪法原则。在审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了“三权分立”的司法理念，其结果，造成了一些法官权力的自我膨胀，不受监督的自以为是，忽视了监督的存在，走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司法理念的局端，与现实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出现了不协调的客观现象，出现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问题是难免的。

事实上，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同时,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是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独立,离开了执政党的领导来讲独立,就是失去了权力基础,失去了审判权的来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改变审判存在不公的现象，解决法官腐败的问题，只有坚持宪法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原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审判不公，法官腐败的现象。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原则，必须正确熟悉、处理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首先，应该熟悉到法院是一切纠纷的最终处理机关，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审判因法官的腐败而失去公正，人民群众就失去了最后说理的地方，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最终失去的则是对执政党的信任，并进而妨碍到国家的稳定。所以，党必须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对人民法院的领导，其目的是实现法制的统一，审判的公正。逐步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变为法官自觉审判公正的行动。

其次，应该熟悉到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是独立履行其担负的审判职能，并不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独立于国家权力机关之外。而且，独立进行审判的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它遵循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合议制原则，不受法院以外的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再次，应该熟悉到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并不是说法院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把审判独立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孤立、片面地熟悉二者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审判是对立的、矛盾的，没有熟悉到党的领导是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审判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依法行使好审判权。

一方面，应该熟悉到法律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法院只有正确运用法律裁判案件，制裁违法行为，才能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成员都能严格遵守法律，使法律、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得以顺利实施，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尊重党的领导。

另一方面，法院和法官应增强党性观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牢牢占领法学舆论阵地。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社会现象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对那些打着依法治国和“司法独立”幌子否定党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利用审判个案炒作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错误言行。改变审判存在不公的现象，解决法官腐败的问题，必须坚持宪法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尤其必须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实行“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司法独立”，加强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

宪法第126条的规定并没有将国家权力机关排除在外，而只是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涉。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法院进行具有法律根据的制约。这种法律制约包括领导和监督两个方面。

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它处于所有国家机构的中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因此审判机关不具有与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平等的法律地位，而是处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非凡机构，从而必然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

我们不但要看到法院独立审判权的重要性，更要看到我国宪法和法律对这一权力的法律制约和监督。

监督权是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审判监督论文篇5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程序，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那些确有错误的审判案件，能够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这就需要明确监督的重点，讲究监督的实效，减少重复劳动、无效劳动，使审判监督程序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督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它与第一、二审程序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补救的性质。

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个案件所必须的程序。只有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进行再审的，才能适用再审程序。从诉讼阶段来说，也不是每个案件的审理都必须经过的诉讼阶段，对那些没有必要再审的案件，就不经过这一特殊的诉讼阶段。

2．由特定的主体提起。

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案件再审的，由人民法院（包括原审人民法院的院长、二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有当事人申请，还有人民检察院抗诉。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这些提起再审的主体，虽然都认为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提起的具体理由和条件不同。

3．审理的对象

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判决、裁定不论是第一审人民法院还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且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发现确定有错误的，才能通过再审程序进行纠正。

4．适用程序

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没有统一的审级、具体有适用程序，有可能是第一审程序，也可能是第二审程序，实施再审的人民法院，有可能是原审人民法院，也有可能是原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具体程序也各相同，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各有不同的程序，不是统一的一个程序。

二、提起再审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7．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9．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12．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13．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三、我国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

1．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与生效裁判稳定性之间的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法设定再审程序的立法宗旨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其目的在于对已经发生发律效力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仍有通过法律程序得到纠正的机会，从而有效地保证人民法院裁决的正确性，合法性，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和审判工作的权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出发点完全是好的，内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纠正错案，而牺牲法院裁决的稳定性，那么其正确性就不是绝对的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意味着司法机关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决的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而当事人只要认为生效裁决存在错误就可以不断的再审。如果照这样的立法思想设置再审程序，那么纠纷的解决就会陷入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而人民法院裁决的稳定性，权威性也必然别牺牲。同样，如果就当事人来说，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裁定没完没了的长期申诉，不但耗费了大量时间，财力，增加诉累，而往往由于事过境迁，无法再对案件事实进行复查，或者是无理纠缠而达到申诉所要得目的，不利于民事经济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与社会的安全团结。既然人民法院的裁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既然是实行两审制，就应当保证法院裁决，裁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应当轻易变更或者是不予执行。允许在长期内无限制的纠错申诉，要求再审，实际是使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决，裁定处予不正定状态，使民事关系也处于不稳定状态。

2．审判监督权的扩张于当事人诉权，处分权行使的冲突

依据司法自制的原理和法律对诉权，处分权的规定，民事诉讼权利，国家不得随意干预并应当保障当事人行使这种权利。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当事人的这种权利更应得到尊重。但由于我国民事再审程序超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法院和检察院在审判监督方面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利，而当事人的诉权和处分权反而被压缩，从而导致了审判监督权的扩张与当事人诉权、处分权行使的冲突。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三种发动再审的程序，在支动再审的三种主体中，法院和检察院享有充分的发动再审的权力，检、法两院发动再审均没有时间限制。检察只要抗诉，法院就应再审，法院自己可以主动发动再审，撤销其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不仅上级法院可以通过再审撤销生效的裁判，原审法院也可以通过再审撤销自己的裁判。这就必然会引起审判监权的扩张。而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必须经过法院认可和确认再审事由的程序，当事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诉权的存在。当事人向原法院申请再审，一些法院要么长时间不作答复，要么简单地通知驳回，很少能够得到再审。当事人的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上级法院往往将案件批转到原审法院。转到原有法院后大多数便石沉大海。许多当事人对按照正常程序向法院申请再审失去信心，以至于采取一些非法或过激的行为来达到申请再审的目的。另一些“有办法”的律师和当事人转而采取非正当的方法，如通过党政机关、人大等部门给法院施加压力，或打通法院内部一些“关节”来引发再审程序。这样再审程序的发动就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并因此而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一块土壤。

四、对我国再审程序制度的完善

1．更新立法观念

首先坚处分原则持放弃职权主义思想。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其内涵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程序利益作出安排，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诉讼虽然是公权性救济方式，在—定程序上体现国家的意志，但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解决纠纷属于“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理应有我决定的权利。应当尊重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权，这样才能在诉讼中建立起公权当事人处分权之间松紧有度的制约机制。

其次，坚持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原则。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总的指导思想下，应当重视要保持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法的安定性是西方国家再审程序广泛适应的理念。尤其是在判例法国家，因确定的终局裁判既有创制法律规则的功能，科学地对待生效裁判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是将发现真实进而维护当事人权益作为唯一的法的价值目的，进而将再审制度作为纠错的基本手段，此为轻程序重实体误区的又一表现。诉讼的目的虽在于发现真实，但不可能究尽证据。现实的选择是只能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实体公正。2．取消法院职权提起再审。

首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审”的原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众所周知，法院行使权力的特征是被动式的，或消极的，为了保证其被动性，法院实行不告不审，告什么审什么的原则。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法律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实体和诉讼权利的处理权，对生效的裁判，即使有错误，只要当事人不提出异议，法院就不应主动干预。否则，在当事人权衡利弊放弃再审请求权行使的情况下，法院若强行予以干预，不仅会违背法院以消极主义行使权利的特征，同时亦构成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

其次，我民法院发动再审，违背了判决效力的基本理论。判决因宣告或送达而成立后，就产生一定形式的能力，其中对法院的效力，称为拘束力。如果法院系统能够随时（无期限限制）、随意（无制度的约束）地否定自己或下级法院作出的确定判决，那么判决的权威性、人民法院的威信就荡然无存了。

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如果又充当再审提起人，混淆了诉讼权和审判权，与诉审分立相矛盾。现实中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绝大数来源于当事人申诉和检察院抗诉。因而既然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就没有重复规定的必要。

3．完善检察院抗诉再审

诉讼请求是一种私权，私权在法律上被普遍认同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对这一领域的权利行使，国家一般不干预或少干预，否则会导致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而检察机关抗诉引发再审是国家职权干预私法领域权的表现，有损诉讼的公平与效益。现行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存在诸多弊端。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的案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不同，必须引起再审程序的发动。

4．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

在重新确立民事再审的受理制度时，要考虑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利得到保护。当事人只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符合形式要件，法院即应受理，并进行司法审查。无论当事人的再审之由是否妥当，无论法院是采取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的再审立案标准，法院不能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无限期地置之不理。只要当事人提出再审请求，即意味着再审程序的启动，哪怕法院作出不予以受理的裁定或驳回通知，致使案件不可能进入重新审理阶段，那也意味着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得到了司法回答。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应考虑以下因素：

①将再审前审查作为决定是否再审的前提条件。如果缺乏这一过程，则无法确定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再审条件。因而再审前的审查必须组成合议庭，采取合理的方式，在合的期限内审查完毕并及时给予当事人司法回答。

②再审事由必须具体。这既有利于当事人行使其诉权，也便于人民法院具体审查。

③要缩短申请再审期限。现行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再审应在法律文书生效后二年内提出，时间过长，不利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应将申请再审的期限定为法律文书生效后6个月内提出为宜。

④要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次数。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的次数应为限定为一次，不能允许多次申请再审，以防当事人无理纠缠。

⑤关于再审审查的期限。现行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案件的审查无期限，增添当事人诉累和法院的抱怨，因此规定再审审查期限十分必要，应以三个月为宜。

⑥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应收取必要的再审审查费用。因为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需要调卷书面审查，询问当事人或举行听证和证据交换，这些活动必然耗费一些司法资源，所以收取再审审查费用是必要的，也可防止当事人以申请再审代替上诉权利的行使。

5．严格再审事由

由于现行诉讼法对再审条件的适用范围过于原则和宽松，给实际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必须严格再审事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民事再审事由进行重构。

1、裁判主体不合法

①、裁判机构不合法。

②、法官对本案没有审判权。

③、参与该案的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

④、当事人的自认是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

2、裁判根据不合法，即包括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

事实根据包括：

①、作出裁判的证据材料是虚假或不真实的。

②、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③、应裁判的重要事项是遗漏的。

法律依据包括：

①、作为原判决，裁定依据的判决和裁定已经被撤消或变更。

②、作为原判决，裁定依据的行政处分被撤消

③、原判判决，裁定无明确的法律根据。

2、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①、违反民诉法的规定，没有给予当事人举证期限的。

审判监督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它是指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与传统媒体有着本质区别的各种新型媒体的总称，具有信息海量性、传播便捷性和主体自主性的特点。媒体与司法存在监督关系，但是近年来媒体对司法入侵的现象随着许多重大影响性案件的发生而成为社会与司法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现代政治中，新闻媒体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随着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媒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一种权力的媒体，在西方政治学中，它主要作为一种政治沟通工具出现，而媒体权力的政治功能之一就是影响舆论，“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和影像刺激，很容易制造出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社会舆论，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这种媒体制造的即刻公众舆论面前，决策者往往缺少思考时间和空间，极易作出错误的决策”①。而媒介审判就是媒体权力政治功能在司法领域的一种异化表现，表现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不恰当地干预了司法作为一种公权力的独立性。

媒介审判的概念考察

“媒介审判”一词源于西方，英文是“trial by media”，最初是西方新闻传播伦理中的一个术语，“意指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②，也指新闻媒体在法庭作出判决之前就先于司法程序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等结论的现象。因此，按照传统界定，媒介审判被认为主要发生在普通法系国家，那里存在媒介审判的基础——陪审员制度，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法官主要由精英人士组成，不容易受舆论所左右。然而，在中国语境下，司法制度与新闻制度都与西方不同，司法独立并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独立，各级法院检察院都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受它监督，受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领导。新闻媒介则直接或间接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媒介的意见很容易就被认为是一些党政部门的意见，也很容易影响有权过问司法的领导干部以及人大代表，如果后者轻信不全面的报道，对司法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法官就很难抗衡，间接地影响了司法进程。

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公正，容易造成误判或错判，新闻媒体是媒介审判的载体，其背后代表的是强大的舆论力量，公众舆论遵照自身的“审判模式”，依照自身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拥有公权力的党政机关影响审判进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媒介职能的越位，在媒介审判中，媒体往往超出自身的监督职能，将自己定位为媒介审判者，使自身置于与司法机关对立的位置，将监督异化为介入，从而激化了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对抗性。媒介审判多数是发生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这是一种新闻媒体依靠其影响舆论的功能干预司法独立，将新闻置于司法之上的现实性悲剧。

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涉法性案件的专门活动。而司法独立一般包含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法官独立，司法独立的价值在审判自由，即法官在个案的审理过程中，在遵循其法律和职业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理性的自主判断而不会受到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二是法院独立，这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首先是指法院独立于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外，不受二者的干涉和制约，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其次是指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自由地依据法律作出判决，而不受外在的先决的条件束缚，也即“技术性的司法规则”。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具有“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等权力，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不论审判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在中国，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两院是全部司法机构中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机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所谓干涉是指“违反法律规定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强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服从，或以行贿、请客送礼等非法手段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施加影响，而非正常的批评、建议和意见。”③这使得司法得以独立于行政，也即我国宪法中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国际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保证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能够保持客观、独立、廉洁。司法独立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公平公正公开审判的基本权利，司法独立对于中国的依法治国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来说，更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要意义，司法独立原则也日益获得更高程度的认同。

媒介监督在新媒体时代的新表现

在传统媒体引导舆论的时代，媒介监督通常由传统媒体发起，舆论跟进，同时引导网络媒体与网络舆论的方向，而如今，媒介监督通常由网络媒体发起，传统媒体跟进。当下“自媒体”的广泛兴起更使媒介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当今的媒介监督现象向多方位发展，有愈演愈烈之势。

发源主体不同。与传统媒体的新闻媒体对外发布，公众只能被动接受的传播方式不同，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来源是网络，“网络媒介”时代更多强调的是全民参与性。网络的便捷自由、低门槛并且广泛联通的特点决定了每一个会上网的公民都可以成为舆论的发源点。公众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自媒体”的兴起使每一个人都拥有话语权，网民成为舆论的主体，而不再单单只是媒体的报道。

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同。以网络媒体为主要阵地的媒介监督表现的是网络民意风向，主要在于形成强大的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而不是如传统媒体以党政部门的官方态度或是机关领导的意见批示为手段干预司法。在媒介参与的案件中，当事人身份往往特殊，容易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案件内容多牵涉公众关注的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或是与时下公众关注热点相关，进而激起全社会的论辩甚至产生对抗，产生巨大的舆论效果，进而影响传统媒体，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压力，通过民意的方式对司法机关产生影响。

更易诱发非理性的社会舆论。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拥有话语权，“由于网络舆论具有自由性、双向性、匿名性、非理性及随意性等特质，使网民个体的舆论表达更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扭曲。”④而网络缺乏必要的把关人，部分有影响的个人在不拥有侦查手段且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难以掌握案情的全部事实并判断真伪的情况下，轻率表态，一旦发生重大司法案件，更易使舆论监督“异化”，从而直接产生“网络媒介审判”。

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审判的良性互动机制

“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暗示着二者之间存在的天然矛盾，只有在二者中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才能将二者互动的效果最大化，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带上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媒体本应对司法存在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功能，但是“媒介审判”却扭曲了这种监督功能。媒体常常利用自身优势，对案件事实加以夸大，激发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引导社会舆论。在互联网时代下，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以及非理性等特征，使得媒体监督更容易异化成为媒介审判。媒体对司法有着一种“柔性监督”的力量，媒体对司法的审判报道和评论是代表公众行使监督权，有利于使司法接受民众的监督，保障司法公正，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不当的传媒干扰会影响司法独立，造成媒介审判，使得二者之间本应相互促进的关系恶化，媒体与司法相互冲突对立。要实现媒体监督与司法之间的平衡，需要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共同合作，不仅是媒体，司法机关也应当加快改革进程。因此要形成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必须完善媒体监督准则，完善司法公开措施，坚持媒体监督司法的法治化。

完善司法公开措施，提高法官素质。司法公开是媒体监督的前提。媒体只有充分了解司法程序信息，知晓司法机关如何认定事实、适用哪些法律、依照什么程序进行，监督才能有序、理性地进行。虽然2009年12月，最高法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但是我国司法整体仍处在发展转型之中，在司法公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增加司法活动透明度与公开度，满足公众的知情诉求，为媒体监督创造更加有力的途径和条件。例如，在制度上，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依法主动披露案件相关内容，建立与媒体沟通的有效渠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允许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依法公开的相关法律文书也应当允许媒体进行查阅，不为媒体设置障碍；建立完善的判决说明制度，避免因信息产生误解而导致媒体监督异化。

法官在司法独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必须要保证法官的独立，一方面要提升法官自身的素质，法官是专业化的队伍，法官群体应当是一个经过良好训练、只为法律和事实服务的职业队伍，法官应当对自主作出的裁判有足够确信力，能够分辨新闻事实和案件事实。在我国，法官处于案件审判中的主导地位，法官素质的高低与案件是否会受到媒体报道影响或是媒介审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要提高法官自身抗干扰的能力，在遇到外界施加的各种压力时，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以一种理性、沉着的态度去处理和应对当前的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以一种中立的身份进行公平的审判，还能够取得公众对法官的信任，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水平。

完备媒体监督准则，合理引导网络舆论。媒体对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监督应当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明确媒体监督的原则。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该表现为媒体将司法权力作为一种公权力，对其审判程序运行之中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而不是预设某种审判结果进而试图影响审判。“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总体原则，应为监督不能侵犯司法独立，不能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不得侵犯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⑤在此基础之上，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该体现在媒体对司法机关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性监督：一是对司法机关人员是否有受贿等违法现象的监督；二是在充分了解信息的基础上监督程序上是否违法；三是对司法机制的监督；四是对是否有外力影响司法的监督等。面对案件报道，应当坚持准确权威、专业规范、合法受德、不妄发评论等原则。同时，在完善媒体监督原则的基础之上，还应加强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培养，新闻工作者应秉承新闻报道的原则，在监督过程中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做独立、公正的旁观者，保持足够的冷静，不妄下论断，不为夺噱头作出片面报道。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公开透明成为权力运行的新方式，但由于司法透明度缺失，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公民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如果司法部门不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就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进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对司法过程形成巨大压力。面对网络媒介审判，司法部门应当主动出击，积极面对，有效整合手中各种媒体的资源，建立相关法律宣传网站，增强司法宣传的影响力，提高权威法院网站公信力，善于收集碎片信息，利用多种网络平台，及时发布信息，通过官方与民间互动报道，使公众对事件能够获得较为全面认知，引导舆论走向客观，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媒体监督司法的法治化，公开审判的制度化。在众多西方国家中，除了英美两国，大部分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对媒体设定了权利，也明确了媒体责任。与其他大陆法系的国家一样，我国是实行成文法的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和监督，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同样需要法律的指引与监督。将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纳入法律法规的框架之内，实现二者的相互制约，互相促进，有利于促进我国司法与媒体二者之间的平衡。对于媒体报道司法、司法限制媒体的各方面，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普通适用的法律，被限制的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可以申诉的途径。这不但容易造成媒介审判，同时也容易造成司法权的滥用。在其他国家，其现代媒体与司法独立发展较早，其问题也更早涌现出来，并在多年的经验中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规制与典范，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借鉴。

公开审判并不意味着司法事务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向公众披露，但是究竟哪些信息是可以披露的，哪些信息不能披露，这需要法律的规定与指导。同样，哪些案件属于不公开审理，法律中同样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以实现公开审判的制度化和科学化，这样便于媒体和司法机关更容易把握二者之间的界限。为了尊重和保证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的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就必须适度地对新闻媒介的介入加以限制，这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公理。反观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都正处于建立和发展之中，这方面的经验和法规都相对空白，这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进程，早日实现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机制。

总之，要实现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恰巧是一项巨大工程，这需要多方的努力与协调。在互联网时代下，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以及非理性等特征，使得媒体监督更容易异化成为媒介审判。我们只有先认清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的重要性，深刻了解网络催生下的新媒体时代特点和司法的独立性，具体分析二者的密切联系性和独立性，才能真正施行一系列推动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切实形成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遵循媒体监督准则，完善司法公开措施，坚持媒体监督司法的法治化。(来源：人民论坛；文/魏金辉；编选：)

【注释】

①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3~224页。

②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审判监督论文篇7

一、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一重要的诉讼程序。所谓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要准确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属性，还应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审终审的案件，审理程序即告终结，案件转入执行阶段，执行终结，案件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或执行终结后，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有关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再审或提审，就发生了审判监督程序。这种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发生在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前提下，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有这种程序，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没有这种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开始与否不取决于当事人申请与否，当事人申诉未必引起再审，当事人不申诉也不见得不进行再审。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

第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生效的判决、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的地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判决、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确定审理对象主要是从案件的表现形式上看，并不是依案件的内在本质来定。我们要强调的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并不意味着任何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都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只有那些既发生了法律效力而又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才可以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

第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是法定的机关和人员。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再审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只是引起再审的一个来源，其本身不是再审的主体，不能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也不能阻止判决裁定的继续执行。

第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不受时间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没有规定时间上的限制，无论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处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已经执行完毕，只要在认定事实上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再审。

第五，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的划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之分，只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这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便于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事实与法律的全面审查中发现原裁判的错误，从而彻底纠正错误。因为事实上的错误与适用法律上的错误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断然划开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国的规定较、合理。

第六，再审改判可以判处重于原判的刑罚。这与“上诉不加刑”是有区别的。再审后的案件，认为原判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裁定维持原判，驳回申诉和抗诉；认为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失实，或者事实属实，但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如果原判量刑过重，被告人仍在服刑的，可以撤销原判，酌情改判减轻刑罚，原判确属量刑过轻，可以改判加重刑罚。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对生效裁判实施救济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设立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按照的主流诉讼理论，建立“审判监督程序”的最大目的，就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为了纠正原审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上的正确，法院和检察机关都应当随时提起再审程序。这一论点实际构成中国审判监督程序赖以存在的主要理论基础。

正因为如此，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判案件，对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是由我国的体制所决定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审判监督程序正是适应这样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按照法定程序纠正确实存在的错案而设立的。这一程序的设立，畅通了监督渠道，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特点，又避免了因缺少监督而可能导致的司法专断。由此可见，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监督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一环。

其次，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符合我国当前法院队伍和审判工作的现状。一些案件审判质量不高，甚至出现错案、冤案，这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反映最为突出的。对此，肖扬院长说：“扭转法院工作的被动局面，解决裁判不公问题，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审监庭。”这正是我们严格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加强审判监督工作的重要指针。

最后，在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的新形势下，审判监督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审判方式改革是法院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法院审监分立机制的完善，院长通过审判监督庭所实施的监督，理应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一、这是一种最严格、最规范的法律监督。二、这是一种最权威、最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司法救济。三、这是连接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并使外部监督落到实处的唯一渠道。由此可见，强化审判监督是使审判方式改革健康的重要保证。审判方式改革越是深入，审判工作越要加强。

二、现行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不足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1996年我国修正制定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体制上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与1979年的刑诉法相比较，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方面作了修改和补充：（1）申诉的适格成员改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2）补充了人民法院对申诉重审的具体条件：第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第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第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3）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补充了“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规定。（4）增加了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的时限规定，即再审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需延期的不得超过六个月。关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了相应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

但是，从当前的审判实践看，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国家干预色彩较重，强调由法院代表国家发现“真理”。因此，再审程序的启动是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而不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这种诉讼制度带来诸多弊端，在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主体无限、理由（条件）无限、时间无限、审级无限。

1、申诉、申请再审以及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扩大化是传统审判监督程序在主体方面的典型特征。

2、理由方面，以原判确有错误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是导致再审程序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诱导当事人无限申诉的主要原因。因为法律对“错”没有进行界定，而判断“错”的主体又不是特定的，法院认为没有错，而当事人认为有错时，或者法院认为没有错，而检察院认为有错时，或者当事人与检察院都认为没有错，而法院认为有错时都可能导致申诉、申请再审或再审活动的产生。其次，有错必纠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只要法院的判决错了，不管什么错、不管哪一级法院（含最高人民法院）的错都得纠正？以确有错误作为启动再审的条件，会使法院处于两难境地。同时，会导致法院先入为主。如果法院再审判决认为没有错误，会使法院的裁定和判决自相矛盾，反而加剧当事人申诉。在新证据方面，法律也没有作具体的规定。3、关于时间方面的问题，由于申诉没有时间限制，使法律关系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有的案件申诉时间长达几十年以上。4、审级（次数）方面，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也可以提起再审？为什么检查机关对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可以抗诉？为什么不服基层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可以一直申诉到最高法院？为什么再审适用一审程序时，当事人还可以上诉？

总之，这种传统的审监模式使得实践中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一）使诉讼秩序混乱，导致当事人无理纠缠形成大量上访老户；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都进行监督，最后形成终审不终的局面。

（二）出现无限申诉、无限再审。只要有一线希望，当事人就要申诉，最后集中到法院讨说法。最高院、高院不给说法就不罢休，答复不满意就找人大、找政协、找检察院。

（三）造成诉讼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反复审理，形成诉累。

（四）终审判决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

（五）对终审裁判既判力的巨大。案子改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对司法公正有巨大影响。老百姓到法院讨公正、讨说法是对的，但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司法公正？没有客观标准。另外，再审提起的前提是判决确有错误。反过来说，法院经常搞错误裁判，因此要错案追究、违法责任追究。但“错案”不应当经常使用，一个国家法院的错案比比皆是，并不利于国家形象，也不应该是这种状态。（七）影响司法机关形象。法院本来应该是居中裁判，法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判断，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现在，法官成了被告，成了原被告的共同被告。

产生以上不良后果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法院本身的组织体系和审判程序存在是导致滥诉的重要原因。两审终审制是申诉泛滥的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地方保护、司法不独立等诸多因素的存在，老百姓在当地是很难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的。于是当事人只好到外面、到更高一级的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其次，二审终审的虚无化也是导致“四无限”的重要原因。有的法院不好好利用二审，而是随便作出一个生效判决，老百姓不服，当然会申诉。第三，各审级不区分事实审和审也是产生无限申诉的重要原因。

2、法官的素质问题、司法质量低也是产生“四无限”的重要原因。

3、错案追究制也是当前审判监督工作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错案追究使法官与案件的结局直接发生牵连。法官成了当事人，因此，即便有错案也是设法阻挠纠正，从而使矛盾激化无限申诉。审判监督程序和国家赔偿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司法病症的总爆发。

4、期望值不合理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当前司法活动由于受到各方面不切实际的渲染，因此，公众对司法的期望值与司法现实情况产生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司法活动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特别是司法中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公众对司法产生了不信任感。另外，人们对司法的认识与法院办案相矛盾也导致无限申诉。法院办案是按法律事实，以证据为依据进行的。而实事求是追求的事实真实，二者出现矛盾后，很容易使当事人产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因而申诉。以上种种原因最终导致刑事再审制度“终审不终”，这有违程序的安定性与裁判的既判力。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保障司法救济的特殊程序，必须通过改进和完善制度价值，弥补实践中的不足使之真正成为“公正与效率”相一致的救济制度。

三、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出路

针对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其根本出路就在于诉讼的更新和诉讼观念的转变。具体而言，应对传统的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等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刑事再审理论体系，使得包括“一事不再理”、“禁止双重追诉”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则得到确立和普遍的承认，使得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确定力和终结性等基本观念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同时，在制度上亦应进行重新设计。

第一，从整体模式方面，应将现行审判监督程序改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归根结底，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属于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救济程序。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再审申请制度，使得任何再审的提起建立在“诉”的存在和提出的前提下。根据“无利益则无诉讼”的原则，法院显然不应成为诉讼的发起者，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检察机关和原审被告人双方才是真正的当事者。由此，未经检察机关或原审被告人提出再审申请，法院绝不能主动或者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而只能被动的接受并审查控辩双方提出的再审申请。与此同时，在提出再审申请方面，检察机关与原审被告人应拥有大体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检察机关对未生效的裁判的抗诉与当事人的上诉在引发第二审程序方面具有相同的诉讼效果，因此，为了将再审真正纳入诉讼的轨道，立法者应终止检察机关再审抗诉的特殊地位，使抗诉与申诉在引发再审程序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效果。

第二，应将再审明确区分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作此区分的主要目的是使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受到更多、更严的限制。1、在提起的理由上，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事后发现新事实和新证据的发现应成为这种再审提起的主要理由。2、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有追诉次数和追诉时效的明确限制。一般情况下，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一经提起，法院经过再审无论作出怎样的裁判，检察机关都不能再就同一案件重新提出再审。同时，这种再审申请的时效应短于刑法确立的犯罪追诉时效，应从犯罪发生后立即，而不应因刑事诉讼的发动而终止。由此，申请再审的有效期间应为有关犯罪发生后其时效的余数。相反，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提起上则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

第三，应对再审的申请理由作出重新确定。应将刑事诉讼法就当事人申诉所规定的四项理由连同法院、检察机关据以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的“确有错误”理由，全部予以废弃，根据再审是否对原审被告人有利来确定申请再审的理由。具体设想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只能依据以下理由提出：1、原审法官、陪审员在制作原审裁判时，有、枉法裁判或者其它职务上犯罪行为的；2、原审案件的主要证人、鉴定人有严重的伪证行为的；3、作为原审裁判主要依据的书证、物证被发现属于伪造或变造的，等等。从实质上看，这些都属于事后被发现但发生在原审裁判制作过程中的证据虚假、裁判者任意出入人罪的情况。与此同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除可以根据以上理由提出以外，还可以另有以下据以提出的理由：一是有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证明原审裁判不成立，原审被告人应被改判为无罪或者从轻量刑的；二是原审裁判所依据的其它裁判，业已通过再审得到变更的。由此，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提起理由上就将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第四，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应为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除最高法院的生效裁判以外，其他任何生效裁判一旦被发现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再审理由，再审应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负责受理。

第五，接受再审的法院应以诉讼方式对此申请进行审查。为避免再审程序启动上的任意性和随机化，法院接受的无论是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还是当事人提出的申诉，都应在控辩双方的同时参与下，举行听证程序，并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开始再审的裁定。

第六，在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上可以实行“一审终审制”。首先，实行“一审终审制”使再审这一特别程序区别于普通程序，体现其特殊性。其次，实行“一审终审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缩短诉讼周期，从而可以尽快实现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国家司法活动的有效性。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以现有的司法资源实现最佳的诉讼效益。最后，审判监督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亦能保证程序与结果公正。适用再审程序的案件都经过了普通程序的严格审理，而且再审案件在提起之前也都经过了谨慎的、审查，所以经过再审的案件一般都得到正确的处理。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灵魂，是我们搞好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审判监督程序是最终的司法救济，应当是最能体现公正与效率。我们应当处理好纠正错案与维护裁判效力的稳定性、权威性的关系，对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加以改进和完善，改变“终审不终”、“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被动局面，坚持公正与高效，依法维护终审权的司法权威。

《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陈卫东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樊崇义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陈瑞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人民法院改革理论与实践》梁宝俭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审判监督论文篇8

1、要正确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必须遵循集体性（即监督权只能由人大会议和常委会议集体行使）、事后性（即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不能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间接生（即权力机关不能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①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是说，代表不应当就具体个案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也不应当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也不能采取决定方式要求法院纠正，更不能代替法院直接予以纠正。人大只能通过提出案件审理过程存在的程序等形式合法性方面的缺陷，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如果法院不纠正，只要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尊重法院的决定。如果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则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2、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依法独立审判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委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工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3、正确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问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发布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发布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朝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也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建设定一定的规则，（一）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防止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二）在目前，有关新闻监督立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采访报道的方式等③。

4、正确处理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的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这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着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况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理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平衡格局④。因此应对检察院在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5、正确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独立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院独立审判，明确上级法院对下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组织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⑤。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取消法院院长启动再审的权力，以防止领导的批示干预案件的审理。

6、正确处理健全法官自律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要实现其司法裁判职能，必须由作为个体的法官来动作，法官才是真正实现独立审判的主体，司法独立的抽象概念最终以法官独立的形态体现出来。法律监督体系实施的关键在于法定监督主体与法官群体相结合取得共识。只有法官群体提高职业素养，提高法律约束的觉悟，以及监督主体及时研究法院和法官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将监督触角延伸到法官职务行为的全过程，法律监督体系的功能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实现。美国关于法官的六条标准，都是关于道德和品格的，可见个人素质和修养对法官来说是何等重要⑥。优秀法官应具备下素质：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相当的人文科技素　。法官能否公正办案,能否主持正义,主要取决于法官的政治素质。对法官来说，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通过审判工作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素质的具体体现。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包括要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准确的角色定位，刚直谦洁的操行品格，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职业良心。任何职业都需要敬业，对法官而言尤为重要。法官权威得以树立，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要求法官对自身地位、作用和责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不仅要求熟悉法律原则、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更要求通晓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源、法理，拓宽理论视野，了解法学理论的研究动态。另一方面要求官具备积极的实践精神和丰富的审判经验。相当的人文科技素质，法官应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培养高雅的爱好，陶冶高尚的情操，应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社会经验，应掌握相当的常规科技知识。

7、要正确处理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的关系：当前，司法不公正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 。如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没有管辖权的争管辖权，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真正公开，合议庭成员不参加庭审和评议等。而实践中审判监督的任务主要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而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监督非常薄弱。实际上，案件的实体不公正大多是由于程序不公正引起的。程序不公正的问题不解决，实体上的错案就会层出不穷。反过来又用不公正的程序去纠正“错案”，这种监督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从一定意义上讲，实体不公正是司法不公正的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一是提高办案的透明度，落实公开审判，将诉讼中的各种“关系”公开，相互告知对方当事人，将审判工作完全置于“阳光”之下，杜绝“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二是严格合议制度，健全回避制度。凡是合议成员不会的不得开庭，开庭和合议中不得中途离开。单独与一方当事人接触的法官应自行回避，参与案件研究的院长应自行回避。

8、要正确处理发展和完善法院内部纪律约束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内部约束机制作为法律监督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内部纪律约束机制建立，要适应法官职业的需要，直正起到既对法官产生有效的约束，又维护司法的威信和法官的关系。

参考文献：

①参见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文汇篇》

②参见李修源“当前审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七期。

③参见李修源“关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两个话题”载《人民司法》2003第八期。

④参见“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载《人民司法》2003第二期。

⑤参见周道鸾“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应》2002年第十期。

审判监督论文篇9

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在许多涉及法律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论"双重领导"与法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其中，检察机关必须成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列宁着重强调的一条。列宁认为，只有强有力的由国家直接领导的检察机关才能真正保障"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 [2] "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 [3]所以，"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 [4]

列宁的这一理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提出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各种行政命令，地方立法有很大自。这种情形使联邦苏维埃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列宁感到，必须保证中央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5]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他提出法律监督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统一，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与之相配套的"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也是为了服务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法律控制"这一根本目的。

我国在建国之后借鉴了苏联的立法经验，又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适当变通，建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在一些规定上与苏联不同，如双重领导原则等。但我国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这段历史渊源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先于对诉讼结构的考虑而产生的。它的最初确立是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不仅上位于审判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地方当局"的决定，是一种直接派生于国家政权而又高于审判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代天巡守"或"钦差大臣"，只不过它的权限范围更加固定而已。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监督理论也因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法律监督的作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应当承认，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审判阶段，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天然带有政治色彩的监督职能与审判阶段的特殊性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和不协调。不从制度建构上加以反思和矫正将难以适应现代诉讼规律的要求。

二. 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

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详细，而且矛盾重重。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阶段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是第169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69条作了解释："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六部委规定第43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一关于检察院审判监督的规定较之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明显不同。原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2款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新规定有两点明显变化:

1.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再是公诉人。

2.监督是在庭审之后而不再是庭审之前。

然而新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1.虽然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由公诉人代表检察院具体执行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只有他了解庭审情况和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对主体的规定的变化在实质上并无意义。

2.监督时间由当庭改为庭审之后，立法者原意是想缓和监督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避免庭审中检审矛盾尖锐化，维护法官的权威，然而却矫枉过正，忽略了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对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有明显的违反程序行为，检察院仍然只能在庭审之后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既不利于公正审判的诉讼目的，也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根本没有达到监督的效果。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理所当然地享有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这种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使公诉人头上笼罩了一圈令任何人都不敢不仰视的光环。既然检察机关可以对审判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在地位上显然高于审判权，而法律监督权又实际由公诉人行使，所以公诉人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特殊的地位就产生了上文所谈到的与审判阶段诉讼结构的冲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公诉人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在赛场上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西方有句谚语："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 [6]从某种意义上说，专职的监督职能使检察官成为了法官之上的"法官"，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权力上，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都无法望其项背，控辩双方实力严重失衡，违反了诉讼理论中的"平等武装"原则。按照现代司法公正的理念，控辩平等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尽管实践中由于公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力量上的天然悬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但再给天然占优势的控方委以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专门职责，就如同在本已倾斜的天平上又加了导致失衡的分量，无疑人为加重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

2.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阶段，它不同于其他阶段之处在于，这一阶段是集中体现法律的庄严和权威的关键阶段。审判权应当是这一阶段进行终局裁判的唯一权力。控方拥有高于审判权的审判监督权，就会破坏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对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构成威胁，不利于审判独立和法官权威形象的树立。

上述分析使我们发现了法律规定与现实操作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审判监督权受到了限制，公诉人甚至无权当庭指出程序的不当之处，而另一方面，公诉人所负有的抽象的法律监督职能又给法官和辩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笔者认为，上述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现行理论过分侧重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程序外力量对审判的监督，而忽视了诉讼程序内部因素的制约效能。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检察机关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个人的人格分裂，一半置身于诉讼结构之内，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另一半却在诉讼结构之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监督诉讼。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难以达到原本设想的监督效果。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以程序内监督取代程序外监督，作为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

三. 程序内监督 [7]--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一）什么是程序内监督

从一般意义上看，程序是指 "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 [8]在法学领域，"程序"一词有专门的含义，是指"按照一定顺序、程式和步骤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 [9]学者季卫东指出，在诉讼法学中，程序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角色分派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role-taking）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受到压缩。因此，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role strain），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 [10]程序内监督正是指利用程序内角色所承担的职能的相异性和对抗性，按照诉讼规律的要求，遏制裁判权的恣意性，保证程序公正进行的监督机制。具体地说，在审判程序中，当事人、律师、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从自己担任的诉讼角色的角度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

程序内监督的前提是赋予诉讼结构中地位平等的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以平等的监督权，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拥有高于其他各方甚至裁判权的特权。程序内监督的性质是一种从己方利益出发对权利的主张，对裁判者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的抗议和要求救济的声请。它是建议权、请求权而不是决定权，对裁判者的影响是间接的，没有即时强制力。裁判者可以做出解释说明，纠正自己的做法，也可以不予理会。但拥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可以向上一级审判机构提出专门的程序性上诉，争取通过审级利益来获得救济，这对于其声请的主张是一种程序性保障。

（二）程序内监督的合理性

1.审判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需要

监督的字面含义是指"从旁察看，监督。" [11]设置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正义的实现。正象杰斐逊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本来就具有侵犯属性，应当对其进行制约。 [12]制约方法是对权力的行使设置障碍，即设置另外的权力来同它相对抗。这也就是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分权制衡学说。刑事审判同样会发生权力滥用的现象，所以也需要监督和制约。但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审判阶段不同于政治体制之处在于，它恰恰需要一种权威性裁判权对争端做出了断。这种权威性的形成是基于信任，良好的传统，裁判者的优秀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动摇性和终局性。这也是人们将争端求诸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对裁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最适于采用的方式应当是程序内监督。因为享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使权力，因而不会动摇裁判权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而必要的程序性上诉又给监督者提供了救济途径，使裁判者不至于因为监督者的声请没有强制力而不予重视。

2.诉讼结构合理化的需要

刑事诉讼结构合理化的最低要求是诉讼角色职能的合理分担。理论界关于刑事诉讼结构的设想有多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诉讼结构是"正三角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法官居于其中，踞于其上，公正裁判，控辩双方平等，积极地展开对抗"。 [13]控审分离、审判本位主义、控辩平等是这种理想结构的三大特点。我国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破坏了控辩平等的均衡性，显然不符合诉讼结构合理化的要求。设置审判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违反程序规定审判案件，损害审判公正，那么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应当是进行监督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从己方利益出发最能发现庭审中的问题。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当事人权利中的一项赋予控辩双方，那么立法其实就大可不必将检察院的监督权限制在庭后。双方应当都有权当庭对法官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这既不会损害法官的权威，又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而是解决我国现实中的困境，改善诉讼结构的建设性思路。

3.走出"监督监督者"循环，增强监督效果的需要

对于权力的侵犯性立法者大都有了清醒地认识，而对于怎样监督权力却存在着思路上的误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既然权力会被滥用，那么在权力机构之外再设立一个监督机构不就万事大吉了。我国检察机关被赋予法律监督职能显然就是出于此种认识。然而，我国检察机关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立的法律监督部门，它本身还担负着其他重要的法律职能，例如公诉等。一个并不中立甚至参与所监督事务的监督者行使监督权的效果令人怀疑，因而有学者提出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疑。 [14]这种依靠在体制之外设立单向的监督机构以实现制约权利目的的制度设置，其最终结果只能是监督机构的数目和权力的恶性膨胀。相比之下，转而依靠体制内部因素的相互制约与监督也许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审判阶段，由于诉讼内部各方利益的对抗性，控辩双方从各自的立场观察庭审过程，平等享有的监督权可以互相制约，又与对法官的监督权，法官对庭审秩序的维护权共同构成一种稳固的双向监督结构。这种双向监督结构不但可以调动诉讼角色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也完全可以在程序内起到对法官不正当行使权力行为的遏制作用。

综上所述，对审判过程的监督是必要的，但人为地设置体制之外的监督职能不如求诸于体制内部的规律性运作--程序内监督。

四. 程序内监督下的检察机关角色定位

用程序内监督的视角审视我国现行规定与实践的矛盾就会发现，现行制度过分抬高了检察机关作为抽象的程序外监督者的身份，而忽视了其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公诉人在审判监督方面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审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公诉人的地位是刑事审判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其法律监督权应由公诉人以当事人的身份而不是以程序外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行使。程序内监督将检察机关的程序外审判监督权还原为了程序内一方当事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声请，检察院因此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诉讼角色。

无可否认，程序内监督对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因为这种制度设置使辩方也拥有了一部分审判监督权。但这是符合诉讼规律的选择，也符合检察机关自身利益的需要。一方面，检察机关虽然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但将案件提交法院审判本身就意味着国家行为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需要代表法律的法官最后裁决。在法官面前，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仍然是一方当事人，没有理由因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就应当赋予它某些特权。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诉讼角色的一项权利，就应当平等地赋予双方，不应将辩方排除在外，否则就违背了诉讼规律的要求，导致诉讼结构的失衡和混乱。另一方面，辩方分享审判监督权可以减轻公诉人的角色压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重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人要在法庭上以控方身份举证、辩论，注意对方的反驳和对方所举证据是否真实。这使得公诉人必须对公诉事务备加关注。要求他兼顾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甚至还要随时从监督者的角度考虑对方的利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只能造成公诉人在职能角色上的人格分裂。如果辩方分享了审判监督权，矛盾就解决了。公诉人只需从己方利益的角度进行监督，避免了其角色上和心理上的分裂，对于其集中精力实现公诉利益显然更为有利。

对审判监督的探讨所涉及的检察机关角色定位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时代的演进会影响价值取向的变化，价值取向的变化又会影响现有的制度设置。英美法系国家比较重视保护辩方权利，主张控辩平等，所以其检察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公诉，不是专门的法律监督者。检察官在法庭上一般只是与辩护律师地位平等的公诉律师。 [15]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在传统上更为重视惩罚犯罪，检察机构的地位较高，比如，法国检察官一词直译为"站着的法官"，审判官一词直译为"坐着的法官"。 [16]大陆法系的检察官除公诉职能外，一般都拥有审判监督权。但从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看，随着"司法至上"观念被普遍接受，许多国家开始逐步削弱检察机构的审判监督权。据欧洲理事会犯罪问题委员会2000年6月26日--30日第49次全会修改通过的关于"欧洲各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文件规定，欧洲一些国家除了将出庭支持公诉作为检察官的主要职能外，还规定检察官拥有"监督侦查"权和"监督法院裁判的执行"权。但这份最新的关于欧洲检察官职能的权威性文件却没有关于审判监督权的规定，显现出欧洲检察机构的审判监督权的明显弱化趋势。 [17]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其重要目标是确保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中立性原则是程序的基础"， [18]法院的中立性和超脱性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也是获得权威和尊敬的前提。这一要求使检察机关的程序外监督权显得异常突兀，无论是从诉讼结构、程序公正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检察机关以程序外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都难以自圆其说。程序内监督是解决现存矛盾的一个建设性思路，应当成为我国审判监督制度的发展趋势。

实现程序内监督的必经之路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的确立和检察官在庭审中的当事人化。这些都是涉及变更宪法原则、改变国家机关职能的重大举措，论证和改革必然是一个艰难的、慎重的、渐进的过程。"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对有效地维护秩序与实现正义之间可能冲突的目标加以权衡"。 [19]我们在权衡一项制度得失的时候应当注意它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契合程度。诚然，检察机关的程序外监督也能在制约法官滥用权力方面起到作用，然而，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并不是迫于各种程序外压力而唯唯诺诺，毫无建树，没有多少权威可言的法官，也不是一种毫无内在张力，处处阻塞不顺的诉讼机制。

注释:

[1]虽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但审判监督权的范围包括哪些内容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理论界通说认为,广义的审判监督权范围主要包括刑事庭审监督和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两方面。(陈卫东，张韬：《检察监督职能论》，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狭义的审判监督仅包括庭审监督。为细致研究起见，本文采用狭义的审判监督范围，即刑事庭审监督。

[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6页。

[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

[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

[5]参见蔡定剑：《关于我国的检察制度及其改革》，载《中外法学》1989年第2期。

[6][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7]"程序内监督"的提法最先是由学者贺日开在其《论对权威司法的监督》中提出的。他认为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监督即程序内监督；对法官非裁判行为的监督为程序外监督。此概念比较宽泛，与本文的概念有别。本文概念中的"程序"专指具有内在规律性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为规定程序。但笔者从贺文受到了启发。参见贺日开：《论对权威司法的监督》，载《法学》1999年第11期。

[8]《辞海》"程序"条。

[9]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0]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9页。

[12] 刘富起：《分权制衡评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14] 参见王敏远：《论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司法的监督》，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15] 何家弘：《执法长官与公诉律师--美国检察官职能评述》，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5期。

[16] 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审判监督论文篇10

党中央国务院自2003年以来，随着逐步健全、完善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在全国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极大地帮助和促进了新闻舆论监督以符合网络媒体新形势的快速发展趋势。中共十七大期间，胡锦涛提出利用网络媒体来监督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以保护人民的参与、表达、监督及知情的权利，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良好作用。

2002年至今，中国日益强大的新闻0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对《人民日报》的研究中说，党的媒体、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互联网的特别兴起使得公共舆论成为了放大器和集散地。近年来，网络媒体以信息披露、时事和其他形式的在线媒体的调查报道发挥作用，使得不少腐败暴露在阳光下。对公共事件和政府公务人员势如破竹的网络媒体舆论监督，同时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通过一系列相关规定以使该事件相关责任人得到制裁，而此决策的公众讨论，最终使得不合理的法律和法规得到转型，社会的管理更加民主、合理，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现实影响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运行现状

舆论监督的迅速发展运行，同样，杂志、报刊、电视、互联网、广播等多种多样强有力的监督渠道，使得舆论超出了监督的范围和权限，同时对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最终形成了舆论审判。

舆论审判是指通过舆论压力来干扰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法官审理案件的自主性方面，从而导致未判先果。从舆论影响较大的实际案例，可以发现:有一些案件的结果是顺从了舆论的意见和评论而做出的判决，还有一些是顺从了民众的舆论意见而做出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代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与我国自古形成的传统道德观的观念背道而驰。只有判决的结果符合舆论的讨论，最终使得弱者得到同情，强者得到惩罚，才会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否则，会引来舆论的指责甚至是谩骂，从而引起更严重的社会效应，甚至会引起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最终地方政府机关不得不为了平息该事件，对法院进行施压，做出符合民众意见的判决，甚至为了民众意见而改判。因此，本末倒置的事情发生了，本应是舆论监督审判，而最终却变成了审判顺应舆论。

网络具有很强大的动力，司法审判受到网络舆论的冲击力也非常强。然而，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网络新闻媒体使得司法审判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

1.网络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覆盖面来报道和监督审判活动，并试图通过扩大公众舆论和大众传媒的监督力度来影响司法审判。

2.鉴于网络新闻媒体上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和评论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同时对于网络传媒的报道，法院缺乏相应的缓解应对机制，造成大量偏激性的法律新闻、跟踪报道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导致了法律的意志和民众意志之间显著突出的矛盾和冲突。

更加严重的是网络传媒的舆论:一方面，夸大了少数法官在司法审判领域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网络传媒的舆论监督通过对人民法院阴暗面的曝光，过分暴露审判工作呈现的负面内容，丑化了人民法院及法官队伍的整体形象。事实上，网络舆论监督不只是存在负面影响，其也是一把双刀剑，如若正视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法院做到与时俱进，及时做到更新理念及思维方式:创建新时代的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法院与媒体和公众的对话窗口:从制度上完善对网络的监督，建立司法公正与网络监督和谐共存。

(二)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开、透明，这就离不开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报道，同时对司法活动的运行进行监督。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便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在这里，贝卡利亚不仅强调审判公开对司法审判的重要性，尤其是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使我们不难看出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1.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的最大特点是实现了监督权力的本位回归，公众作为舆论监督主体，既是民主法治社会对舆论监督的内在诉求，也是对司法审判这一公权行使进行监督的客观要求。同时司法公正作为一种价值，不仅仅是司法审判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应然的观念性的要求，而不是一个实然的存在物，不是司法审判的必然结果。

网络舆论监督的运行机制促使司法审判过程公开透明。在参与式民主社会中，更使得该活动继续朝着公开透明的方面行进。通过网络舆论，网络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空间，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发布信息，该信息被发布后立即形成舆论。网络用户的关注心态，使得越想隐瞒的消息越成为焦点，越是政府想阻止的舆论越能演变成公共舆论的洪流。

及时性是网络舆论监督的最大特点之一，该特点使得审判独立得到有效保障。及时性使得网络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新消息，通过实时的交互式讨论迅速形成舆论，随着事态的发展，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和变化及时吸收为监督意见，从而影响公众舆论的总体趋势，运用舆论来抵抗某些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

2.网络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所形成的公众舆论压力尤其会对司法机关的审判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对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对审判结果起到一定指导作用的网络舆论导致了公众监督和司法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以及网络舆论监督缺乏相应的信息把关机制，使得网络用户随意的发布和传播信息，其中不乏频繁的假新闻以及带有情绪色彩的网络言论。一般来说，网络舆论代表的是大多数网络用户的意愿，但不是所有的网络用户都可以冷静和理性的来看待，最终形成优势意见的往往是那些带有情绪色彩的言论。

三、审判公开原则下，对网络舆论监督的现实思考

公共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因此虽然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现代法治社会，网络舆论己经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法院为了达到审判公开与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需要抢占先机，既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又要积极应对网络舆论的监督。

(一)司法活动应受到网络舆论的尊重

1.当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网络舆论应当尊重司法活动。网络舆论不应对该案件提前得出结论，案件的判决应当以法院最终的判决书为标准，否则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很大的干扰。

2.对于己经生效的判决结果也应得到网络舆论的尊重。当法院的合法审判结果己经生效，即使其与公众的期望有差异，亦或是在学术上存在争议，舆论更不应以其最初的期望或相反的意见去批判审判结果，而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

(二)司法意见应当宽容网络舆论监督

网络舆论也应得到司法部门的宽容，其既不是个人的态度，同样也不是特定部门的态度，而是制度上的问题。司法机关掌握了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力，拥有着审判权，如若网络舆论的善意批评可以被司法机关任意追究，则会使二者的地位失衡，将网络舆论置于不利的地位。此外，由于我国不断增长的现实司法腐败现象，应该进一步保障民意的网络舆论监督。因此，在实践中，只要把握好网络舆论监督的尺度，就应当对其加以支持和鼓励。

(三)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标准化

在给予新闻自由以足够空间的法治社会中，为了避免这种自由权利的滥用造成司法公正的损害，需要对新闻自由给予必要的法律界限，对妨碍法律公正的行为给予相应的惩罚。网络媒体对于其有权加以报道的新闻以及对于司法活动提出的意见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是，如果这些报道失实，相关媒体应该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相关媒体承担的责任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依据其中的情节和后果，给予其适当的罚款或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对案件的相关采访权:如果其对他人的行为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四)法院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媒体应当加强沟通与协调

审判监督论文篇11

二、审判公开原则下，对网络舆论监督的现实思考

“公共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因此虽然“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11］现代法治社会，网络舆论已经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法院为了达到审判公开与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需要抢占先机，既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又要积极应对网络舆论的监督。

(一)司法活动应受到网络舆论的尊重1．当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网络舆论应当尊重司法活动。网络舆论不应对该案件提前得出结论，案件的判决应当以法院最终的判决书为标准，否则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很大的干扰。2．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结果也应得到网络舆论的尊重。当法院的合法审判结果已经生效，即使其与公众的期望有差异，亦或是在学术上存在争议，舆论更不应以其最初的期望或相反的意见去批判审判结果，而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

(二)司法意见应当宽容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舆论也应得到司法部门的宽容，其既不是个人的态度，同样也不是特定部门的态度，而是制度上的问题。司法机关掌握了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力，拥有着审判权，如若网络舆论的善意批评可以被司法机关任意追究，则会使二者的地位失衡，将网络舆论置于不利的地位。此外，由于我国不断增长的现实司法腐败现象，应该进一步保障民意的网络舆论监督。因此，在实践中，只要把握好网络舆论监督的尺度，就应当对其加以支持和鼓励。［12］

审判监督论文篇12

新闻监督以其监督面广、反应快、影响面大、作用力强而使公众实现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而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则是我国法律赋予的权力。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也分别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对行政案件、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实践证明，新闻监督也应受到监督和制约，因为这一监督权一旦被滥用，就会干扰审判机关依法审判，造成裁判不公的现象。这样，正确处理好舆论监督和审判机关独立审判之间的关系，明确新闻界和审判机关共同遵守的原则，使新闻监督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同时也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就显得十分重要。

审判机关办案与新闻监督二者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统一的，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公正，只是二者所实施的手段和通过的途径不同。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审判机关的独立办案对新闻监督在运行机制上又有对立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对新闻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新闻媒体的不适时或不适度的介入，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都有可能给审判机关、受害人或者案件当事人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影响审判机关公正地处理案件。第二，新闻监督有独特的天然进犯性。新闻媒体根据自己的特定利益为基点所发表的见解、意见，会形成舆论导向，影响公众对事实的判断，尤其是当媒体做出的结果与审判机关所做的结果不相符时，将造成公众对法律及审判机关的公信度的降低。

如何正确把握新闻监督与审判机关独立办案的关系及平衡点，使二者相辅相成，既保证公民、公众的知情权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又确保审判机关的独立审判权，一般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应把握好报道的时机与尺度。正确地把握好报道的时机与尺度，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的一个问题。对于已进入诉讼程序或已经判决但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新闻媒体在报道时，一定要仔细、客观地了解案件的全貌，做客观的报道。对于涉及到案件适用法律有不同理解的，不得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而应当请教法学界专家，要有针对性地对其加以分析，然后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审判机关做出的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属有误的，在公开发表监督文章时，要有针对性，不宜借题发挥或大肆炒作，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对于案件的监督报道，要严格注意案件的事实性和准确性，把握监督和报道的尺度。对于没有把握或在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上有争议的案件，不宜公开报道。对于正在侦查、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做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一般只宜报道破案、或审理的消息，不得超越诉讼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利用媒体之名，对案件事实、审判程序妄加评议，施加舆论压力。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新闻媒体应自觉遵守相应的规定，一般只宜报道案件的开庭时间和案件审理结果以及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件所涉及的内容。

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传统观念和种种因素的影响，不少人受了委屈或认为审判机关处理不公，就到新闻单位去“告状”，结果借助舆论的力量和领导的批示、干预，问题获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从法治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树立的不是法律的权威，而是领导者个人的权威，传播的则是陈旧的人治观念。像以上所说的现象，则是广大新闻工作者所讳避的，如果使用这种监督去解决本属法律范围内的事情，那么，找新闻单位“告状”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无疑会进一步强化人治观念，并可能助长腐败现象。传播法治思想，创造有利于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舆论氛围，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正确进行舆论监督，又是新闻工作者的天职。这两点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一对矛盾，但仔细分析，这又是统一的，两者的共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体现法律的公正性。由此看来，把握舆论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平衡点就显得异常重要。

注意新闻监督的方式、方法和载体。新闻监督的最终实现总有其一定的载体形式出现，如报纸、电视、内参、报告等。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达到最理想的舆论监督效果，是新闻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考虑监督主体的自身特点；二是被监督的内容是什么，适宜何种载体；三是要考虑到社会效果，不宜公开报道的，则应选择“内参”等形式予以刊登，千万不能为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地将不宜公开报道的特大案件公布于众，从而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

建立和谐的新闻法治环境

进一步落实审判公开制度，增强审判机关从事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监督创造条件。审判机关应认真落实公开办案的各项措施，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审判活动的实际情况，给公民以知情权。审判人员有责任本着新闻自由的原则，承认和落实新闻自由，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实的报道。当然，审判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尽量排除法定程序之外的信息，包括新闻媒体的信息。但这并不是说审判机关就可以无视新闻监督，而是要正确判断。

审判机关应加强对新闻采访活动的管理，明确侵犯新闻采访权就是侵害社会公众利益。新闻采访权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它是公众知情权。对于审判机关来说，要维护记者的采访权和报道权，强行干预记者的采访、报道就是违法，就是侵犯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审判机关要维护新闻媒体的采访机制和报道机制，而新闻从业人员也应敢于顶住不正之风，采取措施使新闻监督有效地开展。一方面，审判机关欢迎新闻监督，制定相应的规定，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对尚未作出判决的案件，审判机关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和报道，审判人员有权根据案件情况对新闻媒体的报道作出限制。审判人员应有权禁止新闻媒体就本案进行带倾向性的评论。记者对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批评，要认真核实，做到客观真实。

新闻监督要以不干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为准则。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既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诉讼原则，也是维护国家法律统一、促使审判公正的重要保障。一些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到审判机关采访时，对审判人员缺乏尊重，有的居高临下，提问时步步紧逼，穷追猛打，却不容审判人员解释，否则就厉声斥问。以上现象虽说是个别的，但也有损新闻工作者的形象，这无形中也影响了新闻监督的正常开展。

完善新闻立法。要有一部完备的法律，出台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新闻法”。“新闻法”出台后，会使新闻监督制度化、法律化，新闻单位和行政机关双方都有法可依。从法制上明确具体界定诸如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以及法律责任，舆论监督应当遵守的原则、方法和秩序。新闻单位及记者依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对妨碍舆论监督、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的惩处等细则，都应完整地从法律条文上规范地体现出来，从而成为各方共同遵守的法律准绳，并减少司法审判机关的执法难度。新闻舆论界应当为“新闻法”的早日出台继续努力。从实际情况出发，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除了新闻单位必须严格依法实施舆论监督，依靠和正确地运用好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外，亟盼“监督法”能早日制定，为新闻媒体监督审判机关活动设定规则。在“新闻法”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又不完善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从事舆论监督面临着许多困难，采访中常常受到被采访对象的无故刁难，有的还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一些审判工作人员藐视记者的权利，动辄以采取审判措施相威胁，严重干扰了记者正常的采访活动。只有制定记者和采访对象共同遵循的“新闻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舆论对审判机关的监督，从而促进“以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把握新闻自由的内涵是强化新闻舆论对审判权监督的保障。新闻自由是广大新闻工作者基于人民的委托所享有的依法自由从事采访写作、发表、出版新闻作品并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看待审判机关的工作情况，把握主流，全面地看问题，查实质。不管“新闻自由”多么自由，都必须力求真实客观。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他们应该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的内容，不能任意歪曲事实，也不能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违法问题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马怀德：《行政法制度建构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马先义：《新闻报道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