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体系论文篇1

一、引言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历史来看，综合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总是政府干预和市场制度的某种组合，但是研究者对政府与市场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一直有所争论。NeudeckandPodczeck(1996)指出，政府担当保险人，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在由市场提供医疗保险的同时建立强制性的共济基金等措施，可以在满足效率要求的同时，实现一定的再分配功能。亦有研究表明，社会医疗保险削弱了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从而平滑了其一生中的消费，带来了福利改进(Chou，Liu，andHammitt，2003)。但是，BlomqvistandJohansson(1997)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同时面临道德风险时，“政府市场”体系任一均衡解的效率总是严格地低于纯粹商业保险体系的均衡解效率。而Feldstein(2005)的研究则表明，社会保险在美国并没有改善穷困人口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亦即其一直被众人所期许的再分配功能还有待商榷，同时，此类计划可能造成行为扭曲，并难以实现动态效率。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虽然有很多好处，但是，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以及其对病人愿望的低响应度却是周知的、难以克服的弊端(NeudeckandPodczeck，1996)，而且会受到可用资源的限制；对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建立并运作一个有效、高质量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可能比其对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更大(SekhriandSavedoff，2005)，因此，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往往是基于对市场或政府的评判推出另一方的作用范围，在方法论上遵从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奉行规范主义。尽管很多学者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以及医疗保险体系的具体模式与一国自身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等因素有关，但是，对于现有医疗保险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决定因素的系统性研究却相对缺乏。例如，现有文献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各国医疗保险体系之间的差异为什么会存在，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由SekhriandSavedoff(2005)的研究可以推断，商业医疗保险在一国医疗保险体系中重要性的上升与该国财富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发育的逐步成熟相关，但是，这至多只能解释目前许多转轨经济中出现的普遍趋势——政府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融资角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商业保险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而很难解释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为什么会有显著的差别。

一个典型的对比即是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医疗保障的受益资格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由政府出面组织制度化的全民健保制度(NationalHealthService，NHS)，商业医疗保险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一些支付能力较高的个人为了确保能够及时地获取所需的医疗服务，会选择到私立医院就诊，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提供相应保障。而美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建立全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工业化国家，近70%的人口通过雇主安排的商业医疗保险计划或个人直接购买的医疗保险获得保障，政府只是扮演“补缺”的角色，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老年、伤残及贫困人口——出面组织社会医疗保险，同时，其社会医疗保险的大部分运作主要依靠已有的市场机构实施，医疗保险市场所受到的监管也是最为松散的，可以说，自由竞争的市场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英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在美国那样对强制性全民医保计划的抵制?为什么只有在美国才会形成高度自由主义的医疗保险体系?为什么在美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努力一直不能得到成功?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可以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一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成因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对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英美医疗保险体系成因研究

(一)英国

全民健保制度在英国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是取决于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以及其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发展轨迹。

1.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使得对社会福利问题的政府干预在英国有更好的社会接受性

在英国本土，长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特别是在漫长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大量流民以及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严重地威胁到社会秩序，各种非政治的暴力行为、骚乱和起义始终没有停息过。统治阶层对“秩序”的强烈渴望以及民众对赈济的要求，都促使政府伸出“扶持之手”，开始立法济贫，父权主义由此滋生出来。所以，到20世纪初，当英国朝野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然威胁到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时<u(汪行福，2003)，不难理解，“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有义务不仅解除穷人，而且解除社会所有阶级的紧张与痛苦……通过各种社会援助机构为那些接受贫困救济的人提供一个固定服务的做法已被认为是不够的了”(汪行福，2003)。同时，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社会理论的发展为英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全体劳动力实行了准军事化的集中管理和统筹调度，甚至对主要生活用品实行了全员定量分配。这种“公平分享”的“大锅饭”原则非但没有降低生产效率，反而使英国社会各阶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根深蒂固的贵族家长制理念和政府干预的良好效果大大增加了政府干预的社会接受性。

(2)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为NHS奠定了基础

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战争给英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创伤。英国的经济向来对外贸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但是，在二战中，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损失惨重，其海上优势一去不返；战争耗费的庞大军费开支、海外投资收入的急剧减少、出口贸易的锐减(减少了近70%)，加上重建的需要，使其外债激增，英镑地位恶化；战后，英国在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殖民地也纷纷独立，在希腊、土耳其和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大大缩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自治领地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所有这一切都使英国综合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原本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政治经济矛盾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慰抚民众，并清除共产主义对国人的吸引力，英国政府在1941年委托贝弗里奇领导“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部际委员会”，负责对战后的社会福利计划提出具体建议和改革方案。“贝弗里奇报告”在广泛征求民间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建立一套综合性全民医疗服务体系。事实证明，这种借助广泛的再分配消除社会弊病的“民主社会主义”十分符合公众的期望。可以说，战争使得政府在英国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二，战争对英国的医疗体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离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近在咫尺，预期到对战争期间的平民伤亡医疗需要，英国于1938年建立了战时紧急医疗计划，利用政府资金在全国广建医疗设施、配备医疗人员，而在后来的战争中，许多民用医疗设施转作军用，也有大量的医师(约1／3)被征召入伍(H.Smith，ed，1996)。可以说，在NHS建立之前，英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力量；尽管当时英国也有一定数量的自愿捐助型医院，但是，这类医院的自治性、互和组织性大都不强，其发展势头并不强劲(Mohan，Jhohn，2003)。其结果，英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对医疗服务的社会化有积极的抵触动机的既得利益集团。

综上可见，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英国社会倾向于利用再分配政策来维护公民的健康权，促进弱势群体对健康的可及性；同时，政府的介入成本又相对低廉，于是政府便成为社会合意制度的必需要素，这也正是政府在英国医疗保险体系中扮演主导性角色的关键原因所在。

(二)美国

与英国相类似，美国之所以会形成自由主义的医疗保险体系，也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政治与历史原因，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集权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是由一批逃避欧洲旧秩序束缚和压迫的移民建立的，他们自然地继承了源自欧洲的自由主义特征，即信仰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将个人的成败，包括健康看作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同时，他们非常“反对权力之残忍与延伸”(路易斯·哈茨，2003)，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高度崇尚分权。事实上，尽管跟随移民潮流人美国的英国文化因子是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英国文化进入美国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转化，形成了崭新的价值观。比如，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作用突出，使个人主义在美国文化中具有的地位超过了其他国家；而美国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广阔的生存空间，则大大地缓解了人口压力，降低了社会不公正迅速恶化的可能性，从而为美国人推崇个人自由与责任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正是因为此，在美国，三权分立被贯彻得更为彻底、更为坚定，对待政府干预的态度也更为保留，这是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在美国的建设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2.立法权力的高度分散

在崇尚分权的美国，立法过程中的决策权是高度分散的，通常一项重要法案的通过需要经过36个常设委员会，各委员会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又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其结果，如果决策者决定推进激进式改革，往往会招致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而分散的权力中心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下往往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一点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的形成历史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立法过程中，罗斯福总统曾考虑将政府医疗保险立法计划提交国会，但是，由于遭遇到医疗卫生行业的激烈反对，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国会各委员会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为大局着想，罗斯福总统只得“丢卒保帅”，将全民医疗保险立法计划搁置下来。

3.所涉及的各类利益集团的政治动员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由于政府医疗保险会使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并给市场带来更严厉的监管，这一概念遭到了医药卫生业和保险业的强烈抵制。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MedicaiAssociation，AMA)不仅成功地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塑造为“共产主义的阴谋”和对自由的“奴役”(例如，宣称该制度会限制个人的就医选择)，而且将其他反对政府干预福利事务的组织联合在一起，从而有效地影响了立法者的政治意愿，也正因为此，AMA的反对一直被视为政府保险制度之建立最为关键的阻力来源。事实上，联邦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最初并不提供与现代商业健康保险类似的处方药保障，这与AMA及美国药品制造商协会(thePharmaceuticalManufacturers，Association，PMA)所代表的医药垄断集团的激烈反对不无关系。

相反，支持建立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从直觉上讲，劳工组织应该是最具有推进此类立法之动机的利益群体。但是，一方面，美国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工人运动的热情；另一方面，工会的活动也遭遇到了企业和保守力量的强烈抨击，特别是1947年《塔夫特—哈特莱法案》的通过，给工会活动带来了很大程度上的束缚。鉴于力量薄弱，工会只能集中精力，将通过集体谈判争取雇主提供的额外福利作为首要任务，在事实上并没有对全民政府医疗保险制度付出较多的政治努力，致使支持促进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建立的政治资源显著不足。

总的来看，美国立法权力的高度分散为利益集团影n向立法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公众对自由的崇尚则是其游说活动得以成功的根本前提。其结果是，政府保险计划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正是因为政府保险计划的缺失，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加强了市场的地位、提升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政府所做的就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适度的干预，扮演“补缺”的角色。

(三)英美两国医疗保险体系的运行结果

英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各有特点，其运行结果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总体而言，英国用较低的医疗费用，将国民健康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利用强制性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无医疗保险问题，但是，由于英国卫生开支控制得比较严格，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相对短缺，病人就医的平均等待时间很长。而在医疗开支水平较高的美国，其健康指标却并没有明显地优于英国(参见表1)，未参保率更是居高不下，1994年-2003年间，美国65岁以下人口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6.1%—17.5%之间。

可以说，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在实践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缺陷，鉴于此，这两个国家都在考虑医疗保险体系的改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就对NHS进行了数次重组，特别是根据《1990年全国健康服务与社区护理法案》，允许各区域卫生管理局和作为“基金持有人”(fundholders)的家庭医生向各类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在NHS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显著地促进了医疗服务的差异化和竞争，大大减少了病者的等待时间。据2005年12月的数据显示，病患从确诊需要住院治疗到人院的平均等待时间从1991年的30周缩短为7周。

在美国，建立某种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呼声一直未曾绝迹，从目前看来，还有日益高涨的趋势，如何提高医疗保险覆盖率已经成为当前各总统候选人争取选票的首要话题之一。2006年4月，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卫生服务改革法案，对医疗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该州居民必须拥有医疗保险，否则就不能享受税收减免、甚至需要缴纳罚金，而州政府将对贫困人口提供补贴。加利福尼亚等州也在考虑制定类似法案。

总的来看，这两个国家都在探索并实践一些局部性的、渐进式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措施，以便在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鲜见全面激进的改革。

三、决定一国医疗保险体系模式的因素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一国医疗保险体系模式是必然的历史结果，影响其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可以分为三类：

(一)社会偏好的行为方式决定于一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价值观含义

在一个自由主义占上风的社会中，人们会更偏好相对独立、自由的医疗保险购买选择与就医选择，而相对排斥制度性的整体福利安排，这意味着选民更支持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体系和卫生保健体系；相反，在一个左翼思想氛围浓厚的社会里，人们更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权利，进而更重视医疗保险的普及程度，认为“市场无权决定生死”，而这类社会往往对中央经济和社会计划的接受程度较高，所以选民会倾向于支持将医疗融资的决策权委托和让度给他们所信赖的组织，比如政府、社团等。

(二)社会的合作能力

当一个社会由于人们的合作能力有限而一时无法就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达成妥协，或者达成妥协的成本过高时，则会要求政府出面；相应地，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发育水平很高，产权制度完善，市场规模较大、主体相对成熟、组织结构健全、竞争性强，其协调和组织能力就较强，人们通过市场得到其所需医疗保险安排的成本就较低，从而会导致市场挤出政府，或者政府难以进入。

(三)发展路径

一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模式，并不单纯是由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制度发展的历史路径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在制度发端初期由于社会合作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那么，在此之后，人们会主动、积极地学习这项制度，并创造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安排，从而强化初始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制度的选择存在着路径依赖。

四、对中国的启示

对英美两国医疗保险制度实践的研究，至少能为中国医疗保险体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以下三点启示：

(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种政府与市场因素的组合一定会优于另外一种组合，政府选择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介入途径和介入方式，必须尊重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能力，力求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之间取得平衡。

医保体系论文篇2

农民工是指拥有农村户口却在城市工作或正在城市寻找工作的群体。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群体，是在我国二元结构的夹缝中产生的一种特殊阶层。农民工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在探讨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时使用农民工一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不代表作者赞同用农民工一词来定义这一特殊阶层。

一、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与弊端

1．农民工基本上处于无保障状态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分析，截止2005年5月，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约为1.2亿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1亿。据有关专家的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如果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外出务工农民的数量将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持续增长。[1]但是，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群体的健康状况却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农民工多从事城市里最脏最累和最危险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是最需要医疗保障的群体，但是这个最需要医疗保障的群体却游离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刚刚起步还处于试点阶段，在城市他们是“边缘人”无法融入城市，享受不到城镇企业职工的医疗待遇。在他们受到病痛侵扰时，多是拖延病情而不即使就医。据2000年在北京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36.4％的农民工生过病，13.5％的农民工生病在3次以上，生病以后，59.3％的人没有花钱看病，而是硬挺过来，花钱看病的人均支出是885.46元，就业单位为他们看病的平均支出仅为72.3元，不足实际看病支出的1/12。[2]由此可见，农民工基本上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虽然许多大中城市为农民工制定了一些医疗保障政策，但都存在种种弊端。

2．现行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弊端

第一、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生存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医疗保障权利得不到制度保证。户籍制度是为了证明公民身份，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然而，作为中国短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的产物，户籍制度被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得到运用，并最终演变成“一个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城市居民身份的权利的制度”，“成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的载体和核心。”[3]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中，但其户口却是农村的。这样就存在一个矛盾，他们既享受不到城市为市民提供的各种医疗保障，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又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率的医疗保障。农民工生活在城市边缘，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弱势群体。

第二，法律对农民工的权利的保护不到位，其医疗保障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首先，长久以来我国许多的法律法规都对农民工存在立法歧视。如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理》规定，失业主体仅限于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1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这种歧视性的立法制度，加剧了城乡分化，人为地将农民工列入城市的低层阶级。立法漏洞使侵犯农民工权利的行为难以被追究。同时，劳动合同立法缺乏程序性规定和救济手段，缺乏对雇主拖欠工资等违法行为的制裁性规定，社会保险立法没有明确农民工的权利。其次，我国缺乏农民工享受社会福利的实体法，现有的社会福利立法基本上停留在民政福利，仅关注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劳动法除了在第76条作了宣言性规定外，尚无法律法规对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予以规定或者将农民工劳动福利纳入调整城镇原有职工福利体系，农民工享有的社会福利少之又少。另外，现阶段的司法威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法律的正常执行受到诸多不应有的阻挠。例如，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政府因107国道扩建工程自1995年起拖欠该县保安建筑公司工程款15.6万元数年，到1998年6月，写给该公司一纸欠条“完事”。2003年12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许昌县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许昌县保安建筑公司工程款15.6万元。但是，许昌县政府“就是不还钱”，手持法院判决书的农民工仍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4]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岭乡政府因续建该乡柯坪水库工程自1997年起拖欠农民工工钱及工程款34万元，以种种借口欠款8年不还，工程处和农民讨要工钱时，该乡领导甚至说“该工程是上两届乡领导办的”，与他们无关。[5]行政力量过多的干预了司法力量，造成了农民工的权利即使有立法保障，也得不到正确的实施。对农民工来说，当政府失去了其应有的诚信，当法律失去了其应有的威严，他们在社会上生存的空间就会进一步被挤压。当这种社会矛盾积压到一定程度，很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

第三，各个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得不到有效的统一。虽然国家还没有为农民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但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在过去数年里,不少地方开始尝试将农民工就地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且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仿效。如山东省于2006年5月18日正式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意见》规定，全省城镇用人单位都要按当地规定为雇用的农民工办理医保，参保登记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各地要在今年6月底前出台实施细则并付诸实施。但是这种地区性的政策无法满足农民工流动性的需求。我国现行社保制度不能在城乡之间实现有效对接，社会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流动存在尖锐矛盾。而且，社保缴费基数和比例超出农民工承受能力。于是出现了一轮农民工退保的热潮。另外，各个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的医疗保障也存在诸多弊端。政府管理的漏洞与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使这一本来保障农民工权利的制度难以实施。

二、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体制的重大意义

1．它保护了法律赋予农民工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平等和谐的宗旨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6]宪法赋予了每个人法律上平等的权利，农民工却因为现行政策享受不到其应有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本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规定，公约生效的成员国至少应当为本国工人提供包括医疗、疾病津贴、失业津贴、老龄津贴、工伤津贴、生育津贴等9项津贴中的3项保障。这些都是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国际法律保障，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劳动者一视同仁的认可。在我国，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与城市无法分割，应当享有市民的权利，享有市民所有的社会保障。转2．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有“专家估计，我国20世纪最后二十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占到1.5个百分点”。[7]农民工促进了城镇化发展，以广东省为例，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8]农民工对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可以说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民工参与城市建设，我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规模。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生活在几乎没有任何保障的环境下，自身价值得不到认同，基本利益得不保护。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农民工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不是二等公民，他们理应享受经济发展为每个公民带来的各种保障和福利。

中国正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却适应不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一味的追求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忽视了社会制度的健全。中国每年高达9%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支撑起来的。为了增加出口量，就必须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广大的农民工就是这一制度下的牺牲者。日本学者木下俊彦也建议中国政府须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中国不应该只注重经济发展，应解决棘手的社会矛盾。”[9]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中国不能也不可能一直靠出口拉动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政府应寻找一种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以内需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拉动内需的首要目标是要提高人们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调整收入分配，在市场失灵的状况下，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减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我国政府在收入分配调整问题上的失位，使得广大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的增长。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成为我国拉动内需的最大障碍。解决好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可支配收入，同时有利于增加内需，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3．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统一的社会

当今我国经济虽然取得飞速的发展，但社会制度建设的滞后，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广东三省的治安状况至今仍令人担忧。其中流动人口犯罪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社会保障将农民工排斥在外，导致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在一定程度引发了农民工的仇视心理。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不但得不到相应的赔偿，雇主不管农民工的死活，“将其解雇了事”，使农民工产生了对雇主和社会的报复心理，使公共安全存在巨大隐患。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城乡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唐新民．《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过渡性方案的路径选择》[J]．《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第31卷．

[2]洪学英．《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Z]．《合作经济与科技》第302期．

[3]曾宪植．《我国农民问题探析》[N]．《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73页．

[4]张燕军，张燕领．《八年欠债何时还》[N]．《法制日报》2004年10月26日第9版．

[5]陈则周．《福州晋安区鼓岭乡政府拖欠工钱8年不还》[N]．《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日第15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医保体系论文篇3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体制；对策建议

广大农民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二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使他们享有的由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微乎其微，特别是关系到广大农民身心健康的医疗保障，同城镇居民相比差距较大。因此，只有在农村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新特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农合实质是一种政府高度补贴的自愿性医疗保险。新农合制度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2008年已经实现全覆盖。截止2009年第一季度，参保人数达到8.3亿，全国农民累计已有9.24亿人次受益，累计补偿资金达591亿元。新农合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针对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它具有以下新的特点：

（一）农民自愿

在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基础上，以家庭为单位缴纳合作医疗保险费，家庭的所有成员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参保的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交纳10元的保险费并存入个人账户，就能得到国家、省、市、县财政共计40元的补贴，形成社会统筹基金．参保者大病治疗所发生的费用就可以按规定的标准得到补偿。这种做法，一方面，扩大了该项制度的覆盖面，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一人参保，全家吃药”的不良现象，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筹资范围和基金的整体规模，提高合作医疗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二）政府做保证

在资金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政府投入为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筹资额度占80%.2009年，全国新农合筹资水平达到每人每年100元，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参合农民按40元标准补助．对东部省份按照中西部地区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地方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40元，农民个人缴费增加到不低于20元。东部地区的人均筹资水平应不低于中西部地区。从2010年开始，全国新农合筹资水平提高到每人每年150元，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参合农民按60元的标准补助．地方财政补助标准相应提高到60元，农民个人缴费由每人每年20元增加到30兀。

在管理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首次要求省、市级人民政府成立由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审计、扶贫等部门组成的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在卫生行政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

在分担风险方面，新农合一般采取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或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医疗服务水平和基金的互助共济与抗风险能力得到大大提高。

（三）保障重点明确

在以往实行的合作医疗中．农民积极性不高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受益度小、统筹面窄、抗风险能力差。为此，国家制定了相对较高的保障水平，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新农合补偿封顶线（最高支付限额）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50%的地区新农合住院补偿提高了5个百分点。把保障重点放在保大病上，这样可以缓解因病带来的经济损失．避免因患大病而致贫、返贫现象的出现。同时，在保障大病的基础上，适当兼顾小病，扩大覆盖面，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吸引更多农民参加。从2008年开始，政府部门积极推进门诊统筹，加大门诊统筹力度，把保障的重点由大病起步逐渐向门诊小病延伸；扩大大病统筹的一些门诊慢性病种。

二、建立健全新的管理体制

（一）建立新的筹资体制

新农合强调政府是筹资的主体，地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60元，但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对新农合的投入比例较低。特别是县乡财政困难，负债过重，无法保证其资金的投入，主要的资金最后还是由农民负担。有些省市规定，参保者在乡、县两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看病，只能得到约20%的医疗费减免，而参保者到县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没有任何补偿。可见，新农合的受益人群主要是生大病住院治疗的参保者，这就造成部分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一些地方在推行新农合的过程中．筹资成本由政府或卫生部门承担．由此造成一些政府部门工作缺乏主动性。地方政府投入不足，集体经济投入部分也难以及时足额到位。

为改变上述现象，首先，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新农合的投入比例，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新农合专项资金制度。按2006年底参保农民4.1亿人，每人每年补偿40元计算，共需164亿元，这约占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08%、国家财政收入的0.4%．即使提高到每人60元，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也有能力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贴。比如，石家庄市政府就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在新农合和医疗救助制度之外又实行大病补助．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在乡镇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将符合条件的民营医院逐步纳入到医保体系中．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金．解决政府投入不足以及公共医疗设施缺乏的现状。其次，降低新农合运行成本。新农合是以县为单位统一审核报销，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由保险公司派专管员负责对到外地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就医的参合人所发生医疗费用的审核和补偿．而农民居住分散，健康状况差异又大，这造成管理成本偏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县级单位设立了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在乡镇也成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机构人员和办公经费都列入财政预算，这增加了县乡政府的财政负担。为了减轻财政压力，许多县乡政府将部分费用转嫁给卫生机构，最终又将转嫁给患者，无形中浪费了国家大量资财，也降低了对农民的保障水平，因此，必须降低新农合的运行成本。比如，可以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由保险公司设立结报补偿服务中心，建立起有效的运作机制．同时加强风险管控，降低新农合运行成本。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中，将基金委托给中国人寿二道江支公司全权管理．从而将“新农合”运行成本降低了90%。

（二）合理调整住院补偿起付线，适当提高补偿比例和封顶线．扩大补偿范围

从2009年起，河北省新农合年最高报免额度提高到3万元，但由于此制度中的大病补偿不是病种补偿，而是以医疗机构级别来确定补偿标准，乡级住院补偿比例为70%-80%、县级为60%~70%、县级以上为45%-60%。受基层医疗部门医疗条件和手段的限制．部分大病患者不敢到这些医院就医，只能到报销比例低的大医院就医，再加上部分所用药物及检查项目不在报免范围内，直接导致报销基数大大减小，最后拿到手的报销费用也不过总费用的40%。以石家庄市为例．2007年1-6月，石家庄市住院补偿比例为29%．但仍高于全智平均水平28%．这个比例体现不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大病救助为主”的精神，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特别是困难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即便是北京市这样财力雄厚的城市．住院补偿率也只有2008年的48.4%。

（三）加大管理监督体制建设

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体制大致有3种形式：一是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二是由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局主管，或新组建的一个独立机构（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来管理；三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由于目前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管理并没有形成专门体系，管理部门上只是涉及卫生、财政、民政部门，而审计、农业、发改委、教育、人事、编制、人口计生、药品监督和扶贫办等部门还没有完全介入到合作医疗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在宏观上没有形成符合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的医疗保障政策体系。卫生、财政、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没有形成定期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和管理情况进行内部及外部审计的监督机制。

一方面，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加大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为参合农民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遏制农村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比如，陕西省进行了新农合单病种限额支付改革．减轻了农民的医药费用负担。我们认为，一要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准入和退出制度，引入竞争机制。二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和监督，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将定点医疗机构做好新农合工作情况纳入到日常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三要建立由参合农民组成的监督小组与新农合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情况和管理状况进行不定期评议的制度，并完善监督机制。对评议不合格或排名最后的医疗机构，要取消其定点资格。四要对经常违反规定给病人乱开大检查和大处方的医生进行惩处．除了吊销其处方权外，还应该以通告的形式告知参合农民．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遏制这种不良风气的盛行。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健全社会监督、审计监督等机制。一是彻底管好农民的“保命钱”。合作医疗基金是参合农民的“保命钱”，管好用好是新农合工作的中心环节。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监管任务也越来越重。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1月-12月，四川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办涉及“新农合”职务犯罪案件22件52人，涉案金额90余万元，诈骗“新农合”基金的犯罪案件也达到40件82人，这些犯罪案件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为此，要严格落实和执行好基金财务管理与政务公开制度．各省、市、县财政、监察、审计等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合作医疗基金的监督力度．建立健全合作医疗基金监督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严禁以任何理由挤占、截留、挪用合作医疗基金。二是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规范医疗机构服务行为，完善对医疗机构的立体化监督体制。当前的监督主要有审计监督和财务基金管理制度，这些只是技术监督，还要发挥社会力量来进一步强化监督，形成一个立体的监督网。比如，建立医疗报销公示制度和患者回访制度。同时，还要引入社会评价机制，比如，有些地方定期公布县级医院所用药品报销的比例范围。三是发挥农民参与监管的作用，采取多种监管形式，除公示、举报外，还可以采用不定期抽查、聘请农民作为监察员和信息员等．加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监督。

（四）建立预警机制

监察、人事、卫生、财政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对违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行政处罚的有关规定或制度，严格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除了实行药品集中采购或跟踪采购、严格执行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外，还应该建立医药费用警告与通报机制．严格控制参合农民自负医药费用比例，把医药费用控制成效列入新农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要重点对药价进行监管，确保定点医疗机构间药价的统一。同时，对不按规定核实参加新农合人员的身份，造成冒名顶替；不严格执行新农合诊疗目录或药品目录：使用自费或贵重药品及进行特殊检查或治疗不告知：不按病情需要收入住院病人，有意过度使用新农合基金：截留病人，不及时转诊延误治疗：“搭车”开药或更换诊疗项目和药品等行为；依法依纪进行处理或处罚。

医保体系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新型合作医疗政府

一、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研究综述

与城市相比，在我国广大农村，疾病和养老无疑是农民面临的最大风险，而由于农民有土地可以依赖，同时还可以靠子女来养老，因此，疾病与养老相比，风险更大；另一方面，疾病与贫困总是联系在一起，因病致贫在广大农村还很频繁。从而，医疗保障才是农民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第一需求。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医疗问题研究的较多，特别是近年来对新型合作医疗的研究特别多，当然也有部分对医疗保障体系进行了探讨。

(一)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历史变迁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合作医疗一直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然而，合作医疗自出现雏形再到建立以来，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历了几起几落，最终在大部分地区走向衰弱。对建国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问题．国内学者对其进行过较多论述，其中，笔者认为，陶敏和林丽娟在<建立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思考》中的论述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把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65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网初步形成时期。在农业合作化和化运动中，农村合作医疗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网；第二阶段是1965—1979年。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的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将城市卫生资源转向农村，全面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第三阶段是1979—1990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瓦解时期。2O世纪8O年代初，财政体制改革，乡镇卫生院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由于大多数乡镇财政实力差，卫生院缺乏当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加之大批专业技术人员从农村返回城市．人才大量流失，卫生院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困难；第四阶段．1990年以来，改革三级保健网时期，上世纪9O年代以来，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矛盾日渐突出，农民看病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按计划经济体制设计的三级预防保健网已不再适应以市场法为导向的农村经济体制。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已有研究综述由于各种医疗保障形式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任何一种形式都不可能单独承担农村医疗保障的全部责任，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目前应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那么，如何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发挥各种医疗保障形式的优越性，从而构建分工合理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便被提到日程上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也进行过一些探讨：朱俊生、齐瑞宗和庹国柱在《论建立多层次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论述的多层次体系包括合作医疗、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城市——乡村一体化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胡洪曙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路径选择》中论述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三级卫生机构一体化为基础，建立以提供基本卫生保健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宗先顺在《非典疫情呼唤我国新型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中论述了要重新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和建立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这些探讨都各有侧重点，但我认为都不够全面。因而构建全面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二、构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就我国农村目前的医疗保障现状来看，其医疗卫生服务与医疗需求是极不适应的，广大农村还主要是一些乡村卫生所，只能治疗一些小病，而对于一些大病则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广大农民仍然主要是自我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得了小病尚可自费诊治，倘若得了大病则要么倾家荡产，要么因治疗费用太高而不去治疗，“小病忍大病扛”在农村还是普遍现象。此外，从2002年1O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到目前的试点和推广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经济水平的不统一决定了医疗形式多种不可能统一。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有较大差异，因而不可能都统一建立新型合作医疗。而应该因地制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三、构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设想

一直以来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对模式的选择差异很大，不同地区适应不同的医疗保障形式，从而应该因地制宜，不同农村地区灵活选择医疗保障模式，并界定各种医疗保障形式的次序和地位，使之合理分工，相互补充，提供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一)基本卫生保健——农村医疗保障的基础

国家将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投到对广大农村居民营养不良、妇幼疾病及传染病等的预防和治疗及初级卫生保健领域(妇幼保健和计划免疫保健保偿制)，并向全体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仍然是农村医疗保障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如果坚持“预防为先”，只要花费极小的成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把传染病控制在萌芽状态，就可大幅降低发病率和治疗费用。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于公共卫生，对贫穷患者实施补贴。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因为这类投资尽管只占GDP的很小一部分，但却可以取得很高的社会效益。

(二)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目前农村医疗保障的重点

根据保险原理，最经济效率的风险分担方式就是在较大的投保人群中，对发生频率低，治疗费用却高的疾病进行保险。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农民对于小病还有较强的应对能力，而抵御重大疾病的经济能力却十分有限。而我国目前正在试点推广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若患小病，只需缴少量费用就可以得到较为优质、价格低的服务；而对于一些大病则应实行大病统筹，也即政府应以农民自愿为基础，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大病医疗统筹制度，农民则根据自己实际缴纳个人大病统筹的保险费用，建立个人账户，遇到大病时费用首先从个人账户中支出。由于我国目前所能筹集的资金有限，还不可能建立全面的、较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只能使这些有限的资金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即对农民威胁最大的重大疾病防治上，以此来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各种形式的保险

1．有条件的地区试点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对于东部沿海农村及城市郊区等农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富裕地区来说，已具备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条件。应采取措施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及服务网络。这些地区的医疗保障体制建设，应纳人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可以向城镇过渡，甚至结合。中等和较发达地区，同样也可以在发展和完善现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尝试向医疗保险制度过渡。

2．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村的发展．满足多层次的更高的医疗需求

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已不能满足富裕农民的较高的医疗保障需求时，农民可以自愿寻求商业保险的保障。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本身具有不平衡性，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下，经济收入差异Et趋加大，医疗需求趋向多层次、多元化。一部分收入较高的农民自己愿意花钱买商业医疗保险，享受医疗待遇，商业医疗保险应抓住这一潜在市场，推出适合这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的医疗。

(四)建立医疗贫困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农村医疗保障的补充

目前，我国农村还有大量的贫困人13和五保户家庭，他们的生活尤其是他们之中老年人的生活还相当贫困。为了发展生产，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应加强对贫困人群的卫生扶贫，对于已建立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的地区．在这些人患病时除报销部分医疗费用外，经济上仍有困难的应该给予适当的医疗补助；在没有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的地区，政府部门也应参照当地城镇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标准给予适当救助。医疗救助计划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把卫生扶贫、医疗救助计划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

(五)医疗互助

社会医疗互助与前面所说的社会医疗救助不同。社会医疗互助是建立在“加入自愿、资金自筹、办法自订、管理自主”的基础之上，在农村居民居住范围内建立居民医疗互助，通过基金援助．达到互助互济、救救难目的，主要用于患重大疾病者。从而增强农民共同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

(六)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城乡一体化卫生服务体系

从长远看，随着农村发达地区的Et益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城市——农村卫生服务的二元体系必将被打破，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将逐渐完善，具有某些合作医疗功能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实际上是城市卫生保障体系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有机结合。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人13都密集，且农村大多在城市近郊区，其将慢慢向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靠拢，并最终纳入城市卫生体系而一体化。城市——乡村一体化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四、政府主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医保体系论文篇5

加快中医医疗养生体系建设

曹洪欣委员认为,应充分认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发流行性疾病以及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完善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体系,特别是加强覆盖城乡社区的中医药防治慢性病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实现慢性病防治重心下移、有效控制的目标。其次,构建中医药防治突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机制,保障中医药在及时有效地防治突发传染病中发挥作用,加强传染病医院中医防治能力建设,形成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体系。第三,要加快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将中医药养生保健纳入国家疾病预防医学体系。

曹洪欣委员表示,目前很多媒体开设了中医养生保健专栏,这对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推动中医知识普及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曹洪欣委员也注意到,部分非中医专业的人士也做起了中医保健知识的宣传,目前这种非专业的“科普”宣传比比皆是,且缺乏科学性、知识性与理论指导,甚至常出现明显的、常识性的谬误。这种现状不仅对指导养生保健无益,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声誉。由此,曹洪欣委员认为,中医保健知识的宣传亟需正确与科学的方法引导与普及,否则难以真正发挥中医药对人民健康的促进作用。

“我建议由政府主导,在全面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同时,根据公共卫生和居民医疗服务的基本需要,加大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资源配置。”曹洪欣委员认为,这对调整优化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科普宣传必须专业化,宣讲者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并建立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机制,杜绝非中医专业人员宣传中医知识与理论的现象,健全中医药医疗养生保健服务网络。”

推进中医药自主创新

目前,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设立了中医药研究专门机构,并迅速加大经费投入开展研究,陆续有产品问世。

曹洪欣委员认为,证实疗效、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特别是坚持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是中医药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建设中医药国家实验室是有效提高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保持我国中医药原创优势的战略性选择。

然而,目前在科技部重点支持的众多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没有一个属于中医药领域,这样就影响了中医药与其他国家实验室的学科交叉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因此,曹洪欣委员建议科技部在加强科研院所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把中医药国家实验室建设纳入规划,重点支持中医药国家实验室、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全面开展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发流行性疾病以及养生保健方法的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保持中医药原创优势与中医医疗保健水平的国际领先地位。

发展中医文化

医保体系论文篇6

【摘要】笔者在整理研究湘西民族医药论文、专著并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在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上指出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认为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 湘西；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001-03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和中医药都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目前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因此加强对这些民族医药文化的研究，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尤为重要。

1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

1?1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以口承文化为主湘西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史，从历史资料来看，他们都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是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因此民族医药文化主要靠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等流传下来。苗族医药经历了九黎蚩尤、三苗和荆蛮三个时期的发展，以古歌或神话的形式得以保存［1］。湘西苗族有祭祀神农的习俗，而神农曾“尝百草”，是药物的创始神。湘西苗族称自己的祖先为剖尤或绞黎够尤，其实即传说中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2］，蚩尤与黄帝部落大战失败后，九黎部落从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中游，形成了三苗国。苗族历史上“蚩尤传神药”的故事一代代传了下来。湘黔边区的苗族人民至今还有一首流行的歌谣讲“药王”采药和治病的故事。湘西土家族也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土家人民秦汉时期就定居此地，深受巴楚文化和荆蛮文化影响，有关医药的民间故事也很多，如药王菩萨为民治病，乘白虎升天成佛；药王发现茶叶的解毒功效；英雄卵雨射下十个太阳，其中一个太阳落下成为温泉，土家人可以洗浴祛病等。 湘西侗族则有古歌《玛麻妹与贯贡》，讲的是孝子贯贡遇到仙医玛麻妹治病救母的故事。玛麻妹是侗族的女性神医，这个传说有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子［3］。湘西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在与自然、疾病斗争的几千年中，积累了大量防病治病经验，发现了医药知识，虽带有原始色彩，但是作为早期医药文化弥足珍贵。

1?2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具有朴素的自然科学性质湘西各民族的医药文化早在三千年前的部落时代就已经出现，后来由于地域关系，山区险阻，与世隔绝，各民族医药文化独自发展，保留了早期的朴素自然科学特点。土家族医药学具有“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发展出土家特色的“三元学说”。土家医认为天、地、人共同构成自然界，并用天地人或天地水三元关系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如人体上元为天统领心神，中元为地统领脾胃，下元为水统领肾。气、血、精三大物质促成生命活动的正常。 苗医也有“三界”学说，用自然界中树、土、水三者关系说明人体功能和相互关系。头颈部为树界，胸腹部为土界，下腹部为水界。分别主心智、营养和生殖［4］。湘西侗族民间流行的医书《医家垒》，记载侗族医学有“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理论，天与气生人，水与土养人，气多气少人都会生病，五位一体理论将病因、病理、药物性味等理论联系为一个整体。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都带有秦汉早期医药文化的特点，即用自然界的天地水土等自然物质、自然界的层次来类比解释人体，这与中医学基础理论一样，是中国上古医药文化遗存的特点。

1?3湘西各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发展中，湘西各民族医药都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如土家族以三元学说为指导，认识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气血精的失调、异常是疾病的基本原因，诊病方法上土家医发展出了“看、问、听、脉、摸”五诊法，治疗学上有“七法”、“八则”，特别是外治法上“五术一体”，“刀、针、水、火、药”综合治疗［5］。湘西侗族医生有看、摸、划、算诊断方法，包括观面色、看异常部位形色、辨指纹、摸脉、摸皮肤、摸筋骨、阴阳推算、画字驱邪等，治病方法有推捏法、熨烫法、针刺法、拔罐法、熏蒸法、烘烤法等［6］。湘西苗医创立了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学说，最早研究苗族医药的欧志安先生提出了苗族医学的“英养学说”、“斩茄学说”、“萎雄学说”、“生恩学说”四大系统，苗医的外治法有放血疗法、生姜疗法、气角疗法、化水疗法等二十多种［7］。

1?4湘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有现代医药，但是湘西的民族医药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医疗作用。民族医生多亲自上山采药，或用井底泥、茶枯、京墨、灶心土、烟矢、黄泥等生活常见物治病，治疗费用便宜，方法简单，但是治疗效果却很显著。根据笔者课题组湘西学生工作者对家乡21个民族县乡地区的问卷调查，老百姓对民族医药有广泛的了解和应用，腹泻、感冒、跌打损伤等病痛都会服用一定的草药和采用刮痧、熨烫等民族医疗法。侗族医药在骨折损伤方面有独特疗效，苗族医药在解毒、克毒方面独树一格，土家医药封刀接骨疗法，服侍护理技术卓有成效。至今民族医药在湘西百姓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5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具有“神药两解”“巫医一家”等巫术色彩由于地处古代的荆楚和巴蛮之地，湘西民族深受楚巫文化影响，各民族医药都带有宗教色彩，巫术特色浓厚。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医药都有“神药两解”、巫医不分的特点。土家族有“梯玛”文化，梯玛即巫师，集占卜、算命、祭祀、治病于一身。土家族的“梯玛神歌”中有大量的医药文化内容。如生病要驱邪、驱瘟，消除瘟疫要去除风、寒、湿、火四种邪气，梯玛祭鬼可以消灾祛疾等［8］。 侗族“巫傩医学”有送鬼法、招魂法、驱邪法、祈福法等，以精神疗法结合药物疗法，加上按摩推拿，起到“神药两解”的作用。

1?6湘西民族医药文化有一定保守性目前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老一辈民族医固守传统习惯，医药技术传男不传女，彼此学习交流少。新一代年轻人宁愿学习西医、中医理论，不愿意继承民族医术。这与民族医药文化的保守性有一定关系。在课题组访谈调查的民族医中，愿意将自己的医术心得进行交流的几乎没有。近年得益于湘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专家的努力，《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卓越贡献。

2湘西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策略设想

2?1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随着老一辈民族医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保存好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由于湘西民族医药以口承传播为主，文字文献少，不像藏医、蒙医、壮医那样有传世的典籍文献，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也正在整理、重建之中，因此湘西民族医药短时间内难以建立完整、完善的理论体系，更谈不上规范化、标准化，做好保存工作才是确实可行的第一步。湘西民族医药相对于西方医学体系，甚至是中医医学体系来说，其文化性远远大于自然科学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非主流文化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来保护、研究、整理、解读是目前国际和国内常用的方法。文化人类学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从而探讨人类文化的本质和意义［9］。人类学的优势在于客观对待被研究的文化，重视田野调查、实地观察，了解研究对象的深层观念系统和行为方式。湘西民族医药的特色源于独特的民族文化，这是汉族文化和汉族医药难以解释的，如果从所谓实用、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医药，民族医药将很快失去立足之地。只有从民族医药文化的发展历史和内涵意义入手梳理，才能完整保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才能摒除实用的功利观念，还原文化根脉，才能理解神秘的巫医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进行研究的专家还非常少，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方药搜集、民族医访谈资料整理等，从文化角度完整保存、解读民族医药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2?2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近年一些学者提出湘西民族医药保护也应该注意积极建立民族医院，重视民族医行医资格认证，将民族医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等措施。但是湘西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目前虽有学者研究整理，但是总体来说还只是初具雏形，体系的严整性构建远远不够。民族医的资格认定也不同于目前国内的医师资格认证，如何规范诊疗技术，如何进行疗效考核尚待研究。在主流医学的冲击下，民族医学要得以发展，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既有内治法，也有很多独特、有效的外治法，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在跌打损伤、骨折骨伤、虫蛇咬伤、中毒克毒，甚至是养生延寿方面都有优势和强项。因此，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优势，扎根群众基层，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切身病痛才能让民族医药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在建立民族医院有难度的情况下，可以依附地方中医院建立民族特色诊疗科室，对确有绝技的民族医生可由地方扶持建立民族医特色诊所，并由卫生部门建立相应资格审查与考核制度。有了固定的行医场所，民族医才能专心弘扬民族医药，建立稳定的师徒相传培养模式。

2?3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不仅要重视文化保存、民族医培养，药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产业化也势在必行。有学者提出建立武陵药物资源生态区的建议［10］，认为武陵山区为“华中药库”，药用动植物有2000-4000种之多。湘西植被丰富，药用植物繁盛，延龄草、灵芝、七叶一枝花、杜仲、八角莲等珍贵药物可大力开展规模化生态种植，带动地方经济效益。民族医药不仅要种植产业化，药物推广也需产业化，因此民族医药应加强与医药研究部门的合作，开展民族药物有效成分或验方方剂的科学研究，并积极转化科研成果。湘西民族地区也是长寿老人聚居的地方，如麻阳苗族自治县就是著名的长寿县，可以利用民族医药资源打造养生产业、长寿旅游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融药物种植、养生药膳、长寿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药植园。这样才能扩大民族医药的影响力。

2?4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目前湘西民族医以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为主，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现有民族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对民族医药理论缺乏自觉的整理提高意识。只有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才能保证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医药与中医药都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似的发展历史，都以朴素的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方药使用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因此省卫生厅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可以选送部分民族医到中医院校短期进修，加强理论修养，增强科学意识，适当与现代医学研究接轨，更好地传承民族医药文化。中医院校也可以开设民族医药的选修课，提高湘西民族地区学生对民族医药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民族医药接班人。民族医的培养和管理规范化必须在民族医整体素质提高、民族医药体系基本建立、突出民族专科优势的基础上施行，同时需要民族医疗科室、民族医疗诊所制度的完善，目前可能尚需时日，但这一步工作已经迫在眉睫，需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建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医药研究所等众多科研单位，成立了湖南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怀化、通道、麻阳、芷江等地都成立了民族民间医药学会，涌现了一批民族医药研究专家。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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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华咏.“梯玛神歌”中的土家族医药文化解读［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6（6）：10.

医保体系论文篇7

关键词 医疗保障 城乡一体化

一、城乡基本社会医疗保障一体化研究现状

（一）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当全民医保已经成为既定的目标，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体系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必然的和关键的步骤。因此，关于必要性，目前学界基本上已基本形成共识，并从制度本身的缺陷、公平和效率、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刘斌，认为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险体系是公平性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建立可持续发展医保体系的迫切需要；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运行效率的需要。董文勇，医疗保险制度不统一的严峻现实不仅损害了公民权利的横向公平，而且不利于提高有赖于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率。盛钢、黄东平，认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城乡资源 日益统筹整合的背景下，实行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是必然选择.并进一步论证了实现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并认为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力求政策推行“一体化”。

（二）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障体系面临的障碍

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具备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的经济条件，但由于长期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巨大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现有医疗保险体系自身的缺陷 加上理念不清、思路不明、认识不到位等原因，统筹城乡医疗保险体系建设也面临诸多障碍。最大障碍是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与错误的思想认识。两大难题在于制度和财务可持续性。难点在于医疗保险法制建设不健全，强制性参保和规范性监管存在法律障碍，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不到位，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经济障碍，管理服务体制不统一，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统一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存在体制障碍。

（三）如何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一体化

1．本医疗保障一体化改革模式

郑功成等，认为我国医疗保险改革的方向是从多元到二元，再由二元到一元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08至2012年）：建设覆盖全民的多元化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并轨；第二步（2013至2020年）：建立区域性统一的国民医疗保险；第三步（2021至2049年）：建立公平、普惠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顾昕，认为在十一五期间，三大公立医疗保险的运行模式和行政管理体制大体上可以维持现状，即以人群的社会身份划定参保目标，分立运作。但十二五期间，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可以打破身份限制，向全体国民开放，构成保险缴费水平不同、给付水平不同、服务水平不同的三层次公立医疗保障体系。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医疗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水到渠成。

王东进，也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10年，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四项保障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第二步，探索各项保障制度之间衔接的有效途径；第三步，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杜长宇，多元基本医疗保险体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改革路径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继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到2011年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目标。第二步，财政继续加大对两项制度补贴，提高农民的缴费比例，缩小筹资水平的差距，并最终并轨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二元全民医保体制。第三步，从2021年开始，根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效果、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等综合因素，择机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建立全国统筹的一元基本医疗保险。

2．建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的切入点

一些学者以农民工为切入点，如：朱俊生，建议由农民工根据本人的经济情况和医疗需求选择参加新农合还是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在制度之间建立通道与接口以便于相互转换，鼓励有缴费能力的农民工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李珍，指出将外出务工人员捆绑在新农合制度内的做法给被保人带来不便，建议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在就业地区参保的机制。宋宝安，认为应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特点，区分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出制度安排。

另外有学者以富裕地区为切入点，如：陈文玲，认为富裕地区农村可以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其他地区分阶段实现与城市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险制度接轨。以上三个学者城乡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的第一步应着眼于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的整合。

二、简要评述

通过上述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分歧与争论一直影响着构建城乡衔接的医疗保障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下列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一是应在宏观性与概括性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定量研究与可行性论证；二是要注重城乡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的突破口研究与系统性研究，避免孤立地探讨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三是在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如何衔接的问题上，操作性不够强，研究比较模糊，缺乏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四是应重视医疗保险体系建设的实证研究，尤其要对解决医疗保险基金存在的潜在财务危机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如何根据经济增长和城乡差距等因素确定合理的缴费标准，如何对医疗保险的待遇标准以及各方责任的调整给予定量分析等。

医保体系论文篇8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医保体系论文篇9

尤其是本科层次的医疗保险专业人才培养，不应以学术型和研究型人才培养为目的，而应定位于实践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专业发展目标，强化学生的相关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其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的医疗保险教学模式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多数院校至今仍主要侧重于书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教学极为薄弱。

1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实践操作能力强的专业教师、实操指导性强的教材和模拟软件。

（1）缺乏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业教师。

首先，目前大部分医疗保险专业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由于目前的就业问题严峻，很多医疗保险专业的毕业生都选择通过继续深造以留在高校， “跻身”高校教师行列。

因此，这些教师是没有在专业实际部门工作的经历或实践的，虽然具有很高的专业理论水平，但是实践领会与操作能力则明显不足。在这方面，国外政界和教育教师界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为专业教育实践环节的师资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通道。[1]而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学历要求等，有实践能力的人才或有政策实践的专家由于没有高学历而无法从教。

其次，医疗保险专业的交叉性造成了教师专业能力与实践教学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医疗保险需要教师既具有扎实的保险专业知识，又具有深厚的医学底蕴。而某些院校医疗保险专业教师主要来自临床医学专业，这些教师有着深厚的医学知识，但只有少数教师有过保险公司实践经历，多数教师对医疗保险专业知识了解有限，缺乏医疗保险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极端是，专业教师都来自于金融保险专业，有着深厚的金融保险学功底但缺乏一定的医学知识。这些教师都很难将医学知识和医疗保险实务有效结合。

（2）缺乏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教材和模拟软件。

目前，医疗保险专业的核心课程中一般涵盖了保险学、医疗保险学、社会保障学、人身保险学、健康保险学、医院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教材数量多，更新速度快，但是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介绍和管理条例的罗列。有些教材虽然名为“××理论与实务”，但是实务部分一般仅陈述某省市的医疗保险政策或者某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的条例、细则，缺乏实际操作内容的介绍和指导，缺乏相关案例的讨论启示与实践延伸。

此外，医疗保险专业在许多高校并未配备实验室或者与其他专业共用实验室，并且各大高校在医疗保险实操模拟软件的引进和开发方面投入过少。

1.2 缺乏专业教育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

由于医疗保险专业的特殊性，其专业教育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医疗保险专业理论教学体系发展较为完善，而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建设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其主要表现就是缺乏专业实践教育教学基地。学生在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后无法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认知和领会，这是各大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专业实践教育教学基地的匮乏造成了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理性认知和感性了解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从而造成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较快地适应市场发展和需求。

1.3 实践课程设置层次不清、实践内容缺乏连贯性和递进性实践课程教学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必须按照教学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组织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相互承接、相互联系的实践课程。然而，现在部分高校开设的实践课程没有统一的、相互联系的、递进的、完整的实践计划和安排，造成教学混乱的局面，实践课程教育的重点容易被学生和教师忽视，造成实践课程被“混着过”，这些不利于实践课程核心价值的体现和拓展，进一步造成了学生应付实践课、教师胡乱安排实践课的现象。[2]为了进一步培养符合市场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与医疗保险业相关的实践课程，如去医院医保科、商业保险公司等实操性实习单位熟悉相关专业岗位的职责及办事流程，开展医保政策实操手册的学习，进行

数据处理软件的上机实验等。而这一类的实验操作课程由于没有统一、完整的教学安排，大部分支离破碎、流于形式，实际教学质量并不高，也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2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设计思路。

2.1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应具备的条件。

（1）“双师”队伍建设。

医疗保险专业教学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传授，同时包括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要求授课教师既精通医疗保险专业理论知识，同时又要熟悉医疗保险业务，如医疗保险产品分析、医疗保险计划设计、医疗保险核保理赔、医疗保险产品营销等。然而，由于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的双重压力，一般的专职教师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在师资配备时，可以考虑安排“双师”教学，即医疗保险专业理论课程部分由专业教师承担，而实训教学，尤其是课外实训教学部分由保险公司相关专业人员负责。[3]“双师”教学既有利于专业教师专心负责和深化理论教学、从而减轻压力，也有利于让学生接受一线专业人员最直接、最权威的指导，亲身体验医疗保险实务操作流程，加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避免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另外，各院校要考虑培养具有“双师”特征的专业教师。例如，将现有的专业教师分批送到相关岗位去接受一定时间的培训，回校后便可胜任医疗保险专业相关课内实训教学活动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完全依赖外界师资力量的尴尬局面。

（2）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社会医疗保险实践教学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校内实践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在校内通过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建立包括实训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等，进行岗位模拟、现场讨论、计算机模拟操作等教学。在校外，各大高校应当积极与企事业单位（如医院医保科、政府医保局、商业保险公司等）、民间团体（如医疗保险协会等）合作，将其建设为长期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去参观、学习和交流，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实物参与度和社会问题认知程度。另外，还应当联系相关企事业单位，了解相关单位在未来发展的知识需求和人才需求，根据市场需要培育满足企业发展目标与学生发展目标的人才。此外还应加强与外界交流，建立多种渠道，及时为专业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市场信息和社会信息，以便学生在大学四年的时光里做出更好的安排和计划。

（3）实践教学资料的准备。

实践教学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实践教学指导教材、实践模拟操作软件等资料。体现出各部分实践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实践的方式及手段、实践教学效果的考核和评价办法。根据需要编制实践教学指导教材一部，教学软件可以通过外购或其他途径取得。

2.2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的形式。

（1）课堂实践教学。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课堂实践教学内容分为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两个部分。在介绍基本理论知识时，由于侧重于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可以采用案例讨论的形式进行，具体形式可以小组讨论，也可以双方辩论的形式进行；在基本制度运用阶段，其实践内容应侧重于加深学生对基本制度的理解以及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这部分内容着重培养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等基本的工作能力。因此，在内容设计上应能够体现社会医疗保险职位的特点。可以按照医疗保险的职位设计实践内容，在实践过程中运用模拟实际职位手工操作与软件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4]具体做法是：提供固定场所建立模拟职场和实训室，引进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课堂教学企业化管理试点，装备模拟保险流程各环节的专业教学软件。

（2）校园实践教学。

在学校模拟保险企业等开展有关活动，培养学生的保险文化和职业素养。组织辩论会、演讲会等，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公关能力，培养其团队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增强学生独立处理问题和适应保险市场的社会竞争能力。通过各种公开和内部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知识竞赛，普及相关知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5]还可以组织专业学生在校内向同学开展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咨询服务。

科研和创新活动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竞赛也是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的一种形式，是实现创新教育的有效载体，是展现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平台。[6]科技竞赛特别是国家教育部等主办的学科竞赛，对于推动医疗保险专业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等诸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医疗保险专业要倡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挑战杯”、“新苗计划”、“未来学术之星”等校级大学生科研课题、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各类科研比赛项目。

（3）社会实践教学。

校外综合实习部分结合学生毕业实习进行。

目前，医疗保险专业社会实践中的医学实践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医疗保险专业开设医学课程是专业工作的需要，但实际教学中总认为知道一些临床医学知识即够用，忽视临床操作技能训练。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校外实践，医院临床实习是必不可少的。医疗保险专业本科的社会实践部分应建立医院临床实习和保险公司、医保部门“双实习”制度。[7]社会实践教学的具体做法是：根据医疗保险专业的课程特点可以选择医院、医保中心、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其校外实习基地，由实习单位教师指导学生从事具体的工作。其内容应体现社会医疗保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一般按照实际的工作程序安排实习的内容，以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为主，具体内容和程序可与实习基地教师合作确定。力求使学生在实习期间有良好的实习效果，获得实习单位好评，为毕业生就业创造条件，实现实习后直接与实习单位签约就业。

（4）各实践环节可以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实践教学课程设置应当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按照不同年级学生的能力特点和专业知识水平进行安排，可将医疗保险专业理论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论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专业认知实践、课程实践教学、独立实验课、专业课题调研课、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毕业实习等形式，开展课内外相关实习课程，课程内容层层递进、相互联系，形成整个专业实习课程整体流程，培养出实操能力强、学习能力强、专业与市场对口的学生。[8]

1）理论课程与实践结合。如《社会调查方法》这门课主要由操作性和综合设计性实训项目组成。综合设计性实训项目要求学生完成一项实验课题，主要目的是运用所学理论知识，针对医疗保险改革中的热点问题，设计问卷并进行

统计分析。每学期的第 1 周布置下去，第 1 7 周上交，学生可自行组成小组、自行选择课题方向、设计问卷、发放和回收问卷、做统计分析，最后撰写实验报告。

2）毕业论文与实践的结合。如：承担了校级科研项目的同学，由于有科研项目任务，因此会组织其他学生作为小组成员，利用暑期或平时的实践课程进行问卷调查，然后进行统计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和对策，最终各位小组成员完成这个项目的子课题并分别作为各自毕业论文的选题，从而较为成功地将学生科研与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有机结合起来。

2.3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对课程的考核应当体现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可以结合课堂内外的教学采用“过程评价+考试考核”综合评价模式，考试考核学生对医疗保险学基础理论、基本制度的掌握情况，其中过程评价主要对学生活动过程中综合表现情况进行评价，可以根据具体的内容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在评价过程中，可以选择相邻两届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进行对照，以此来评价其教学效果。

3 结语。

一个完整的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体系应包括实践教学条件、形式和评价，而开展该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研究，将有益于全面实现专业教学目标体系，并为教学条件和实践管理提供较为具体的科学指导。充分挖掘医疗保险专业实践教学内容，扩展实践教学内容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使课堂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相互补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的整体，为学生能力的拓展和将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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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袁杰，郑先平，等。我国医学院校医疗保险专业建设的理性思考[J].中医教育，2007（1）：11-13.

[5] 郑先平，刘雅。对健康保险专业核保理赔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7）：86-88.

医保体系论文篇10

【绪论】 【第一章】医疗保障基本概念与研究理论基础

【第二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现状

【第三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比较分析

【第四章】粤港医疗保障制度差异性的根源分析

【第五章】完善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结束语/参考文献】广东与香港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对比结束语与参考文献

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选题背景。

医疗保障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而当前，由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很多国家都开始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变革。而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众多内容中涉及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家卫生服务模式是最早在英国推行的医疗保障模式，因具备很强的先进性，符合人民利益，因此也开始被各个国家借鉴和学习，受到了高度关注。

相比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他的发展受到国家人口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医疗保障制度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来适应社会生产力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构建了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三种医疗保障形式。这些医疗保障制度在建国初期确实为维护人民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后期的发展，原有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医疗费用的增加也导致个人经济负担加重，导致看病贵的问题开始出现，并且难以得到有效的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在身体出现问题时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因为医院医疗成本高不愿到医院就诊。医疗资源较丰富的城市也因医疗费用的高涨，导致了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我国自实施深化医改以来，医疗保障制度还存在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此，2016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为实施十三五医改规划确定各项改革任务，切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为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在 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预示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将再次进入到新一轮的改革阶段。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广东省在 2016 年 7 月出台了《广东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工作要点》的政策文件，作为全国的试点单位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深化改革，内容包括推进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筹资和保障水平调整机制、完善药品供应、创新医保支付方式及公立医院改革等。作为全国人口大省，秉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历届广东省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建设。1978 年开放后，广东省凭借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动力，在医疗保障的筹资水平、覆盖面、覆盖范围、监督方面等均取得了头雁效应，基本上实现了全民医保。但是，伴随着省内居民医疗需求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体制遗留的一些历史问题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使广东省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面临着城乡分割、医疗保险筹资责任失衡等问题，导致部分地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还处于制度探索阶段，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对此，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日益迫切。面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一轮的改革关键期，广东省政府要抓住机遇，合理构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迫在眉睫。因此，广东省政府希望在未来五年实施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支撑地区内医疗服务改革的制度。为达到目标，国内学者研究了英国、美国、德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先进做法，提出了借鉴的意见。虽然，发达国家的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广东省能借鉴外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先进做法还是非常有限。粤港两地的地理、血缘、和宗教关系不仅反映在地理上都属于岭南地理板块，同时，几百年来他们彼此间在文化、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一脉相承。香港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的优点，因此，相比而言，本文的重要研究目在借鉴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从而促进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升改革活动的可行性。

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在香港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由政府高质量和全面提供。在过去30 年中，基于制度的保护，香港居民的健康指数和预期寿命达到了世界前列。根据统计结果显示，香港婴儿预期寿命出生与澳大利亚相似，与日本也仍为接近。比英国和美国还长。

同时，香港出生的婴儿死亡率非常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此，本文的通过全面比较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式、发展现状等，了解香港医疗保障制度上的优势，为广东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对策建议。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探讨广东未来医改的方面，解决当前省内看病难、看病贵的重大民生问题，保障居民的就医需求。

（二）研究现状。

医疗保障制度直接关系到民生，即复杂又非常重要，制度设计是核心。如何设计好制度，完善医疗保障资源的配置，提高公平性与效率性，减轻人民医疗费用等问题，都是国内外学者反复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1．国外研究综述。

世界上有四种有代表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医疗保险和储蓄医疗保险制度[1]。分别来看：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利用税收来筹集医疗费用，其实属于全民免费医疗模式，换句话说人民就医不需要自己花钱，完全由国家承担。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以美国为代表，这种保险制度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需要承担医疗消费，私人医疗保险是支付医疗费用的主要方式。社会医疗保险具备公平性、强制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在这些特点的影响下，也容易引发一些风险情况[2]。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同样拥有强制性的特点，是政府要求个人在年轻时强制储蓄，从而在年老后有能力支付住院费用。从国家与市场关系来看，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是国家干预力最大的制度，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则属于国家干预力度最小的制度[3]。且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更加看重公平性，另两者则更加看重于效率。

（1）早期研究，医疗保障与其他社会保险的区别。

Arrow(1963)首先针对美国医疗保险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在这类市场中存在着失灵的情况。其通过研究指出：受个人道德风险问题的影响，导致其很难对个体健康状况进行确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医疗保健制度政策的作用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方式，对国家社会医疗保健政策进行了优化[4]。Evans R G.(1974)提出因医生和病人在认知上存在差异，所以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时提出医疗保险需求是一种由供给者诱导的需求偏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及时的干预，实现对体制的优化，进而实现对医生行为进行控制，使病人的利益得到维护[5]。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Arrow 等人的研究工作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与其他保险的区别进行了总结，并对社会医疗保险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主要为：一是个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二是由供给者诱导的消费；三是政府的广泛介入。

（2）20 世纪年代医疗消费费用增长的研究。

KleimanE.(1974)通过研究发现在医疗保健中政府承担的压力越大，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也就越高[6]。但后来对这一结论进行重新验证后发现，政府负担比例越大并不会增加实际医疗费用，而是会减少医疗费用。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RAND（HIS）（Newhouse.1993:phelps,1974）开始对医疗保险问题进行探究。所研究的内容为：一是对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和医疗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二是对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状况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对全美城市和农村点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并利用随机分配的方式进行了探究。发现在美国的有些地区实行的保险计划提供全保，有些则是提供部分保险，也就是让被保险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实验证实通过对医疗服务价格的设计，对付费比例进行调整，可以使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得以控制[7]。

（3）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医疗保障研究的黄金时代。

Sacz M.和 Murillo c.(1994)结合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消费服务进行探究。发现收入越低，医疗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越大[8]。而对于高级医疗服务来说，这种收入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Hunt J.C.和 KilerB.E(1994)结合具体的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对不同医疗消费需求函数在理论上的缺陷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健康状况对收入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影响，提出当个人健康状况下降时，需求和收入之间的弹性关系将会显着增强[9]。目前，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而这个制度对香港市民的医疗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赢得香港市民的信赖和拥护，使得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成为举世公认的最成功的医疗保障制度之一。长期以来，对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一直都是全球众多学者开展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的对象。香港，沿袭了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近年来，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其制度特点和改革发展研究等。

2．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于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刚起步不久，目前基本上都是结合制度改革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有从大环境入手，在关注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说我国在医疗保障制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较多的空白。

本世纪初的学者们所做出的研究，基本上以借鉴国外优秀制度为主，通过对国外优秀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结，探究对我国有促进作用的制度。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转变研究角度，对微观层次内容予以关注，研究也更加深入。

我国学者在关注宏观政策角度的基础上，对国外医疗保险制度模式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了：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和储蓄型医疗保险模式，对于这四种模式所包含的内容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涉及，再此不进行重复论述。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对模式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国家卫生服务保障制度模式、社会救助制度模式、市场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等[10]。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外先进的制度，通过借鉴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经验。因此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入手，对服务效率、支付方式、管理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对比。

从微观层面来看，国内学者从具体项目入手，通过对比的方式了解医疗保障制度在不同项目上的效率情况。李新平（2013）通过对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对比分析提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不高，同时提出想要提升效率单一依赖市场化运作也无法达到目标。在其得出的着作中对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值进行了总结，并且体现出了差异性，但是对于导致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继续深入分析等问题并没有涉及[11]。李新平（2013）利用数据包括分析法，设定了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结合医院门诊人数、入院人数、卫生机构数量、医疗保险费用等多个数据对健康保障制度之间的总体技术效率值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显示由于农村医保制度的效率值有所提升，进而有效提升了医保系统整体效率值。还有学者采用相似的方法对社会保障服务效率和成本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林江，蒋涌，2009）。

目前针对广东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尽管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1.09 亿），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对省内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差距的研究。

可以看出，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分别从制度特点、医院管理、政府责任、改革措施等角度对香港医疗保障制度展开了研究，但局限于某一个层面，缺乏对医疗保障制度不同时期发展的特点分析、制度内部运营机制的系统梳理以及政府推出改革新政的整体性研究。另外，利用以上的模式分析粤港两地的医疗制度，香港的医疗系统基本上是借鉴英国的国家保障制度，实行政府完全承担医疗费用的模式[12]。广东省在进行改革时首先借鉴了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新加坡的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在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多个维度上，国内外学者均有不同程序的研究。以借鉴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经验参考的角度，目前研究多数针对全国与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整体性的对比，就广东而言，相对国家层面的基本制度，地区医疗保障制度在参考借鉴制度改革和制定出相应政策反应方面会相对更为灵活，而且粤港两地自古以来彼此间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及地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比较或许更具有可比性且更值得我们开展研究。

（三）研究的方法。

本文以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查阅相关文献、收集两地政府推广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所公布的发展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比较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其中，本文主体研究架构分四个层次进行展开，每一层都是基于对前一层次的深化。

第一层，通过梳理粤港两地多年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及现时发展统计资料，归纳出粤港两地实施医疗保障的制度特色、发展现状、未来改革方向以及改革特点。第二层，在粤港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发展形式上，进一步比较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不同的体系内部机制，包括更深层次的供给体制、资金筹集及运营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

第三层，通过上述内部运营机制的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广东与香港的制度差距并进行原因分析。第四层，总结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香港地区的优秀经验，提出优化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

1．文献资料法。

本文采用的文献研究法主要是建立在大量查阅相关粤港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要正确把握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实质差异，挖掘背后关联的历史改革发展进程，就必须认真寻找和参考各种政府部门年度工作报告数据和相关学者的研究论点。为此，在本研究过程中，就要研读相关医疗保障制度基础理论着作，并注意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积极收集相关的理论数据，并认真做好记录。此次，从本文试图透过系统挖掘粤港两地政府医疗保障制度中公共政策的差异，通过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方法和手段，系统地在理解两地制度的制定理论依据、运行背景以及执行效应等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课题有系统整体的把握，来纵观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2．比较研究法。

本文通过对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对比分析，找到广东地区和香港地区在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差异，然后明确发展方向，对优秀的部分进行借鉴，抛弃落后内容。要去评价广东省社会保障制度的在改革发展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最主要遵循的是实证分析比较的研究方法，即试图从香港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历程中出发，去寻找到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教条主义的套用。例如，本文不仅对两地医疗服务发展数据及部分指数达标情况进行对比，而且还进一步对当前广东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等等。

（四）研究内容、创新及不足。

1．研究内容。

本文为以中英两国折射出的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以两地政府推广的不同医疗制度为研究视角，对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在供给体制、管理体制、资金筹集及运营体制等方面的差异的进行比较和分析，最终找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差距，进而提出借鉴香港发展经验，最终提出完善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基本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前面为绪论，主要阐明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意义等，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说明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课题创新之处。

第一部分为基础概念的引入，首先界定本课题研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概念，进而引出本来的落脚点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同时对其覆盖的内容进行了解释；其次对医疗保障制度中包含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介绍；最后对医疗保障制度带来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介绍。

第二部分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对比。分别回顾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情况，对两地医疗保障制度的特色进行了总结。同时，根据两地政府近年来推出的医疗改革政策，进一步探讨粤港两地改革方向及改革的特点。

第三部分为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不同的体系内部机制比较。根据两地医疗保障制度涵盖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分项对粤港两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目的、内容、框架、覆盖面、改革趋势和效益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对粤港医疗保障制度的差距及原因分析。一方面，根据上述部分的比较，分析出广东与香港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探讨导致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四部分主要对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资源配置等角度，深层次地来探讨和分析粤港两地医疗保障制度在历史长期和现在社会中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五部分为完善广东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部分。首先，结合粤港地区制度比较的差距，进一步对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其次，归纳香港地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最后，基于香港经验对前面发现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优化建议。

2．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医保体系论文篇11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不断增长的社会医疗卫生保健需求使医疗服务的对象内容范围和形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二医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迅速发展第三人的健康保健与社会文化因素关系密切第四随着医学的发展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正向新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第五国际高等教育正出现重视人文教育和课程综合化发展的新趋势。为此1992年WHO卫生人力开发司教育处处长BOELENC博士在医学教育改革需采取全球行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五星级医生的概念即评价和改善卫生保健的质量能对病人综合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总体卫生保健需要出反应能从伦理学费用和对病人的最终利益去考虑新技术的合理应用能运用通讯技巧和保护公众健康的个人力量与集体力量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能协调个人的或社区的卫生保健需要平衡病人的期望与全社会短期和长期的期望能在卫生部门内部和卫生部门有关的其他社会经济部门之间进行有效的协同作业这一概念已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也反映了医学与社会发展对医学人才人文素质的新要求。

1.2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不合理重专业教育轻人文教育的现象十分普遍实践课比例太少选修课太少且不规范等其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薄弱的问题较为严重有关研究表明国内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只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类课程为主而国外的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人文医学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日本约为10%~15%相比之下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偏少。

2如何进行改革

2.1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体系改革是医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它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因此难度也很大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医学院校原有课程体系的特点总结了开设人文社科类课程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初步设想其内容包括。

2.1.1明确课程目标

首先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目标应与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相一致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合格医学人才其次就课程目标的具体内容层次而言更应注意对医学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要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注意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2.1.2确立课程地位

高等教育与普遍教育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因此在高等医学院校既要强调专业教育又要重视素质教育其核心就是要在人才素质构成各要素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就决定了在医学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和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应当贯穿于医学教育全过程。

2.1.3改革课程体系

首先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应当是医学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部分或子系统在整个医学教育计划和课程安排中应当与总的课程系统保持协调一致这就决定了在课程内容上要考虑医学教育的特点和要求符合医学人才的成长规律其次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也应建立自身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构成既要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内在逻辑关系也要符合受教育者各心理要素知情意行等变化发展的关系和医学人才的成长规律其中两课仍然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

2.1.4更新课程内容

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内容至少应包括三大类第一类以学科构建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主要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第二类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与医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课程主要有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卫生法规等第三类由学科综合后形成的专题课程或综合课程主要有生态与环境社区卫生保健人与自然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艺术大学语文科学方法论卫生国情医学人文学等。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改革人文社科课程体系的方案遇到了许多困难首先是医学院校的总学时已经很高一般都在3700以上当时的浙医大达到4200左右要再增加课程和课时已不可能其次要开设这么多人文社科类课程师资也跟不上最后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在单科性大学中还难以接受开设这么多非专业类课程为此我们经过思考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了改革思路提出了在人文社科课程体改革的同时进行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的改革研究计划首先在课程内容的层面进行改革与实践。

2.2课程内容的改革

考虑到医学院校的特点和人文社科教育的要求我们一方面继续探索和稳步推进课程体系的改革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了建立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的尝试其思路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在很少增加课时的前提下结合专业特点以健康保健为中心把与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整合为一门课程在临床医学护理口腔医学等专业中试点开设并根据教学需要撰写了相应教材该教材的特点是既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又融会了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综合研究产生的成果其特点是课时很少但涉及内容广泛又与专业相联系紧紧围绕健康保健这个中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打下基础。

2.3教学方法的改革

2.3.1借鉴国外医学院校教学方法改革的成功经验形成自己的特色

我们在改革中积极吸取PBL教学法的优点注意保留传统教学法的长处充分考虑国情和校情的差别既要创新又要继承要发挥不同教学方法的优势和特点取长补短有机结合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2.3.2把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内容的改革结合起来坚持方法服务于内容的原则

教学方法的改革目的是更好地为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服务本课的教学内容是以卫生保健为中心整合了许多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人的社会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也应当考虑这些内容的特点有些内容要以讨论为主有些内容要以授课为主还可以开展一些现场调查和考察总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使教学方法的改革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2.3.3要把培养综合素质作为教学方法改革的衡量标准

我们在研究和借鉴各种教学方法基础上形成了PDG和CDG教学法并在开设综合课程的教学改革中进行了实践PDG教学法即问题讨论引导教学法是让学生收集和提出与教学有关的问题然后由教师进行归类让学生在查阅资料和自学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辅导总结CDG教学法即案例讨论引导教学法是由教师提供与教学有关的案例让学生根据安全和教学要求查阅资料和自学再组织学生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辅导总结实践表明根据教学内容和具体的教学目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4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

改革中建立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模块分三个层次即以两课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层次主要在公共基础课程模块中开设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层次主要在公共选修课中开设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交叉融合形成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层次主要在专业课程模块和综合课程模块中开设。

3对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改革的初步评价

3.1评价的方法

以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为重点的课程改革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改进工作推动改革我们对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改革进行了初步评价评价的方法主要有第一课堂观察第二对学生的问卷调查第三教学的近期效果从学生作业和座谈之中的反馈。

3.2评价的初步结果

调查表明95以上的学生都对该项综合课程改革持肯定态度认为开设这样的课程很有必要同时也对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给予了积极的肯定通过问卷座谈等调查等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拓宽了医学生的思路和视野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职业态度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学生一定的自学能力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了学生文字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4.1经费问题

原有的课题经费很少只有5000元难以满足课题研究和教学改革的需要如学生选题想去社区医院搞社会调查但没有经费很难实施为了更好地指导教学改革我们想编写以问题和案例为主线的新型教材但由于缺少经费这项工作只进行了一半学生完成的作业很有特色但由于没有经费无法汇编成册。

4.2大班上课难以组织讨论式教学

有部分教学班级人数过多最多的达到150多人难以开展小组讨论教师指导的效果也难以保证。

4.3教师工作量大没有精力投入教改

这项教学改革对教师要求很高需要任课教师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但学校没有相应的政策所以要从课题和试点的基础上推广并且长期坚持有很大难度需要学校有制度和措施的保证。

4.4教学改革的远期效果难以评价

因为在课题研究和试点阶段可变因素相对容易控制所以效果容易评价但远期的效果究竟怎样目前还缺少有效的手段和经费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价。

5下一步的工作和几点思考

5.1下一步的工作

5.1.1新教学计划的实施

我们将借助于学校教学计划的改革调整分三个层次落实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计划并对这三个层次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内容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明确各自的目的任务和教学要求。

5.1.2对教改的理论研究

进一步开展关于人文素质教育内容方法的理论研究探讨这些内容与方法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机制发挥作用影响受教育者研究人文素质教育是怎样对医学生的认知情感和能力产生作用的其作用的大小及方式等。

5.1.3编写新型教材教学指南

我们将根据教改的需要编写以问题和案例为主线的新型教材。

5.2关于医学人文社科类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根据21世纪对医学人才的要求结合高等医学教育的特点建立与医药类专业教育相辅相成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为了建立适合于高等医学教育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通过研究和实践笔者认为确定如下原则是必要的。

5.2.1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这种结合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其一学科层面上的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应以医学及医疗卫生保健领域中的社会心理及其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把实际问题结合到课程中进行讲授其二以两大类学科交融产生新型边缘学科的形式结合如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其三以理论或知识层面进行的结合两类课程的结合不仅有利于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将有利于医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此外要在非文科类专业中开设人文社科类课程还应确定合适的学时和学分比例有些专家认为大约点总学时的13左右为好当然不同的专业可以确定不同的人文社科课程计划和培养目标但其总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载体重在精神塑造和健康人格的培养全面发展人的素质。

5.2.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如果说专业学习有赖于专业实践那么人文教授和人文精神的塑造综合素质的提高则有赖于积极的生活积累和行为养成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不能只注重课堂教学而更应强调实践要充分利用军训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机会在理论知识不断内化的基础上促使医学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态度品质和行为发生根本的转变这也是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所在。

5.2.3课程的导向性原则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为此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两课的改革同时又要拓宽学科发展的领域保证医学生能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

5.2.4课程形式与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原则

为了提高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可采用多种课程形式其中应以必修课为主辅之以选修课和专题讲座也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组成课程模块每一模块内含有若干门相互联系的学科理论知识体系允许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修完一定量的课程并参与有组织的实践后方能获得相应的学分在课程的内在构成上可以以学科为主也可以以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综合为主使教学内容符合受教育者的心理变化发展规律在教学方法上应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采用授课讨论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PBL教学等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5.2.5课堂教学与自学相结合的原则

医保体系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323.89；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086-06

随着国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投入的不断加大，农民的就医保障状况不断得到改善。新农合制度推行近10年来，在为农民缓解就医压力、减轻看病负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究竟对参合农民的就医保障能力如何，怎样合理的对这一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也受到政府相关管理机构重点关注。国内学者对新农合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一些学者从新农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了探讨，如李颖琰等[1]基于Donabedian的“结构-过程-结果”理论建立了新农合评价指标体系；杜进林[2]从新农合的筹资、补偿、费用控制三大环节展开研究建立了新农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冯晓[3]、薛晴等[4]对新农合的运行绩效进行了评价；田秀娟[5]等通过对新农合的综合评价，就农民的评价进行了预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评价结果差异较大；曹蓉等[6]对目前新农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做了分析和总结。综上对新农合的评价研究中由于研究视角及方法的不同，地区的差异，结论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本文试图从参合农民的视角出发，以管理学中“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以陕西省为例，建立对新农合的就医保障能力评价体系，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分析，讨论新农合制度对参合农民就医保障能力状况，针对新农合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地方管理决策机构提供参考。

本文数据是课题组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通过实地调研获得，为保证样本的广泛性及代表性，在充分研究陕西省新农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选择宝鸡、杨凌、安康三地展开调研，调研对象涉及15个乡镇，问卷采用随机发放的形式，总计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687份，有效率为91.6%。

一、新农合医疗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新农合利益相关主体的界定

根据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个人或组织[7]。美国学者Ruairi较早的将该理论引入到卫生政策分析当中来，后来得以普遍应用，并在组织绩效评价及决策制定方面得以推广。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和建立新农合医疗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优点在于能够全面考虑各参与主体对新农合制度支撑保障能力的影响因素，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研究认为，新农合制度利益相关主体一般包括四个：政府机构、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参合农民。农民作为新农合制度的最终受益人，其对该项制度的综合评价可以视为新农合实施效果及其对参合农民的就医保障能力的客观反映。本文认为从受益人参合农民视角出发，设计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对新农合其他利益相关者主体对该项制度的支撑保障能力进行评价，可以反映该项制度对受益人的就医保障能力状况是可行的，符合逻辑和实际的状况。

（二）指标体系及评价指标隶属度

评价指标的确定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及实际调研信息汇总，归纳出新农合影响参合农民就医保障能力的关键因素，根据评价指标的特异性、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目标性等特点，初步拟定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与长期从事新农合工作的工作人员及研究人士的访谈，并运用德尔菲法进行征询意见，最终确定为三级指标体系，3个二级指标分别从地方政府、新农合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三个参与主体角度进行设计，最终分解为21个评价指标。在调查问卷设计过程中每个评价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设置“很差、较差、一般、较强、很强”为测量值，数据处理时分别以“1～5”与之对应。指标体系构成及评价隶属度见表2。

二、指标权重赋值

（一）方法的选择

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是评价的一个重要环节，构权方法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传统的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大体上分为：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主观赋值法主要依据评价人或者专家的主观认识和经验知识来确定，这种方法一般不会违背常理，但是缺乏客观的科学依据，主要的方法有层次分析法（AHP）、德尔菲法等；客观赋值法，主要根据各指标的相关关系，通过原始数据按照一定的数学模型计算得出权重，如熵值法、主成分法等。此类方法的优点是符合客观实际，但往往忽略了决策者的主观知识和经验，可能结果与实际不相符。基于此，本文选取AHP和熵值法，主客观赋值法结合起来，取其权重的平均值作为指标的综合权重。

（二）熵值法指标权重确定过程

熵值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其表达式为：

其中：Pi表示出现第i种状态的概率值，K表示一个大于零的常量。当系统拥有的信息量（系统的确定程度）增多时，系统的熵值就会越小。所以，系统的不确定程度越小，则熵就越小，所含的信息量就越大；反之，系统的不确定程度越大，则熵就越大[8]141-195。运用熵值法构权步骤如下：

由熵及熵权的函数性质可知，当调研对象对指标评价得分差异较大时，熵值较小，熵权则较大，说明评价信息越全面，具有可信价值；若被调查者对指标的评价相同，熵值大最大为1，熵权为0，则意味着评价信息无效。结合层次分析法构权结果取二者的平均值作为指标的最终权重（见表6）。

（三）层次分析法构权过程

新农合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确定层次结构。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首先需要构造指标的两两判断矩阵，即需要结合专家意见对评价指标的两两重要性做出判断，本文采取专家咨询的方式进行，选取从事新农合工作的专家及有过此类研究的9位专家对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评判，根据层次分析法理论中的“1～9”标度法对各指标进行比较和排序，进而得出各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CR值小于0.1）和层次单排序。各指标的权值计算过程如下：

准则层判断矩阵及排序值见表2。

三、陕西地区新农合保障能力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处理具有模糊概念的独立指标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给出模糊对象的具体量化数据，还可以判断对象的优劣等级，其结果较为准确地刻画了事物本身的模糊状况[9]。本文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的权值，利用调研数据，选取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新农合的保障能力进行评价，计算软件为Matlab 10.0，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A为指标权重，R为模糊评价矩阵，bi是由A与R的第i列运算所得，它表示指标体系对Vi的模糊子集隶属程度，采用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分析出各指标对应的评价结果，其中权重如下：

一级指标权重为：A=（0.415 1， 0.223 7， 0.361 2）

二级指标权重为：A1=（0.101 4，0.228 1，0.124 3，0.337 0，0.209 6）

A2=（0.091 2，0.156 9，0.152 4，0.118 5，0.196 2，0.068 4，0.217 7）

A3=（0.043 5，0.228 1，0.107 1，0.049 3，0.042 1，0.101 9，0.097 7，0.115 4，0.216 2）

R0为评价指标体系中准则层各指标评价矩阵，R为新农合整体保障能力三个方面的评价矩阵，R1、R2、R3分别为农户对政府保障、合作医疗经办机构保障、定点医疗机构保障层面各指标的评价矩阵（见表1）。B=A0·R0，B1=A1·R1，B2=A2·R2，B3=A3·R3；“·”为模糊算子，B表示指标体系对评语集Vi的模糊子集隶属程度，其中评语集为：V=﹛V1，V2，…，Vm﹜ =﹛很强，较强，较差，很差﹜。计算结果模糊向量见表7。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综合评价计算结果可知，参合农民对陕西地区新农合的整体评价较高，但对参与主体地方政府的保障整体评价却一般，定点医疗机构的保障能力则评价为较差。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也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33.27%的被调研对象认为定点医疗机构（尤其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医疗设备保障不足，53.11%的人反映出定点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技术水平有限，这一现象在偏远农村比较突出，同时38.09%的参合农民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满意度评价为“较差”；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品质量保障、价格水平、就医方便程度评价都不高。对地方政府机构评价为“一般”的主要原因是对卫生机构的监管力度、新农合缴费报销比例合理程度、参合人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三方面满意度不高。

综上分析，陕西地区要进一步提高新农合对参合农民的就医保障能力主要应从提高定点医疗机构、地方政府的保障能力着手应对：首先，加大定点医疗机构的建设力度、改善参合农民就医现状，配备齐全医疗设备，扩大村卫生室的覆盖面，提高农民定点就医的方便程度，确保常见病、突发病的就医条件；第二，强化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尤其是村级卫生室医护人员的配备，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私人诊所、村级卫生室的医生不具备医师资质，专业素质技术水平无法得到保证；第三，地方政府机构应加强监管力度，确保药品质量可靠、价格水平公道、用药合理，扩大药品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尽快推行大病医疗二次报销制度，缓解农民大病就医压力，提高参合农民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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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晴、张正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优化模型与效率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0（11）：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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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邱菀华.管理决策与应用熵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9] 陈伟，齐媛媛.基十价值链优化的装各工业管理绩效模糊综合评价[J].商业研究.2009（5）：49-50.

Evaluation of Security Capability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JIN Hua-wang，WEI F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