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略论文篇1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对中国发动了经济战争。首先是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是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走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1］。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从而美国实现了奈账；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二、经济战争的性质

美国等国家害怕中国经济快速超越自己，又觉得军事能力不够，于是就专注经济侵略，其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资金）［2］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精神战：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中国搞特色社会主义，今天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问题，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清醒过来，建立自己的符合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

譬如，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一个处方一年就开了十几次，还不见效就不应再模仿下去。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

（二）货币战：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

1．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

2．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

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是地道的货币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3．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

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颠覆中国经济的。据说通过上市国企，资产已外流2万亿元啊。

（三）市场战：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四)公关战：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三、战略原理

（一）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3］

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二）用计消市产模式［4］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

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

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三）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

解放思想认可升官发财的积极一面，鼓励每一位士兵当将军，使升官发财与法治行为结合实施。但同时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5]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6]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作前提的升官发财作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稍微泡沫式繁荣。

除上述创建特色自然理论、制度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

四、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洗走。

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救市治市维护沪指在4000～8000点间运行（注：本文写于奥运前，现已错过时机，参数应修改为止跌而缓升）

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奥运行情的出现意味着战胜了国际敌对势力，维护沪指在4000～8000点间小幅波动，不给外资下抄底上套现的机会，使其进退二难。股市是虚物质的而不是影子，是可以救起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是必须救市的。目前救市是一场同外国颠覆中国经济势力的较量。就目前来说，空方近乎耗尽，没多少可卖的筹码了，中国有党领导的十亿人民，是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因此救市必成，如果政府想要有奥运行情就会有。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三）稳定楼价的重要性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四）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五）将盲目的流动性过剩转化为有计划的社会基础投资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回笼的货币不能搁置仓库，否则就是将人们的能力信誉束缚废弃，就是打包欲望压缩消费。因而，我们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徒然。

（六）划分生产币与消费币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七）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7］的思路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在分工合作的社会关联经济条件下，劳动成果的储备基本是富人权利，天天劳动仍衣食难保是穷人无法自控的事。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搞垮中国经济的机会。

（八）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

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九）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

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网.美不顾一切再次降息给中国设圈套破解难度大[EB]..

[2]金小明:论阴流子经济学[J].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新加坡），2006（1）：129～134.

[3]［5］金小明.531系统理论[J].马庆国.2005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报告[C].

[4]［7］金小明.计消市产模式[J].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C]，山东大学制度经济学年会，2006年.

经济战略论文篇2

一、SARS所反映的人民需要

（一）人民非常需要生命安全保障

在全国总体上实现小康之后，人民最关心的事物是什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从重视生命健康的强烈愿望中反映出来。人民甚至理解为这是政府职能的集中表达，是国家内涵的最重要的构成。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领导人民万众一心取得抗击SARS的胜利，对此人民是拥护和满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反映出公共卫生管理这种关系全民生命健康事业，过去未能从战略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

传染病既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其传染和扩散还有可能影响公共对政府应急能力的信心，导致不良的经济后果，并可能动摇社会的稳定。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应伴随着国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障能力的增强。从这次SARS之后，我们应明确这是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检验和评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被公认为是世界最领先的系统之一，但是在美国的疾病预防方面仍存在控制能力不足、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缺乏、疫苗研究能力萎缩等重大的缺陷。SARS提醒我们要结合国情建立起一个能基本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体系包括公共卫生系统、医疗保健系统、医疗、医药市场系统以及居民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及公共卫生道德的建设。

（二）人民关注生活质量

国际上相关研究表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生命健康，抵御疾病的基础，是维护自身免疫功能的前提条件。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卫生安全和饮食等广泛的生活领域提出新要求。

在抗击SARS中，人们注意改善卫生环境，开始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对社区赋予了新功能；对水、电等公共系统提出了新要求；对居住条件有了新眼光，特别是对食物的卫生标准和检疫要求倍加关注。这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未来的投资方向都会产生新的影响，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我们过去普遍消费的食品用现代标准要求有许多是不合格的，甚至对人体是有危害的，如化肥、农药、催熟剂、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农产品，不仅影响当代人的健康，而且影响着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的体魄和竞争力，为此，我们已经付出还有可能付出沉重代价。在抗击SARS过程中人民对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倍加关注，对食品绿色化的程度也非常关心，甚至对饮食结构也正在做进一步的理性思考，随着SARS病源的揭示，会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影响。

（三）提高了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SARS病毒为什么首先在中国制造传染病并传播扩散，而且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首发，使人们有许多思考和联想，首先想到的是生活方式和饮食的特点，其次想到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些从自然界捕捉的动物甚至是国家保护动物成为“美味”的“新时尚”的不良影响。

SARS提醒人们，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可持续发展，不要说下代人，连本代人的生命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本代人的需求是否能继续得到满足都有可能成为问题。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应承认自然界的地位和环境保护的不可忽视，把它同经济发展一样提高到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地位；承认自然界和环境质量的价值，可能要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迫切要求着重解决影响生活质量提高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福利、公共安全等问题；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设法满足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新需求，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改进由于地域差异、经济地位和贫富差异的约束，给所有中国人以平等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和实现抱负，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专家指出：“人类在自然界中与病毒是长期共同存在的，都在进化中生存。人若是自然界的入侵者，病毒就会是人类基因的入侵者”。这种深刻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能够爱护自然界时，那么病毒就可能不再那么容易入侵我们。可持续发展、绿色化并以此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我们应有的战略选择。这其中会有一批新型的产业兴起，在促进人民健康的同时，带来经济的繁荣。

（四）“平等”与“透明”得到人民拥护

我们取得抗击SARS的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出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同时，与抗击SARS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措施是分不开的。

在恶性传染病——SARS面前，国家确定对所有疑似或确诊病人，无论地位和经济条件如何，都平等对待，对隔离区的居民也是一视同仁，国家对医疗费用包下来，使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在医疗保障上无后顾之忧，这种做法，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国际舆论的赞扬。中国在抗击SARS中的做法表明“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党和国家对每个人民生命的尊重、善待和保护是一视同仁的，它体现我国对人权的最基本的准则”。这种战略思想和行动，得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

对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安危的重要事件的观念改变得到人民的拥护。过去有些事情不让老百姓知道，由政府来把握着。现代社会不允许这样做，关心人民切身利益的事，老百姓有知情权，同时，现代有些事件像“SARS”不告诉老百姓就控制不住也控制不了。在政策透明上，过去所以做的不尽如人意，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这次“SARS”的透明，既得人心，又受到世界的赞誉，从政策透明的角度看是件大好事。

（五）人民从生活角度关注保护自身免疫力

世界医疗保健观转向注重整体医疗保健和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在抗击SARS过程中，使人们感受到提高自身免疫能力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由于疾病形态的转变，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使得化学合成药和抗生素的适用范围面临挑战，世界范围天然植物药发展加快，西方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植物药的重视值得我们关注。中医药特色和优势被更多的医疗实践证实，进一步说明我国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正确性。

一些医学研究的成果说明，饮食对健康的重要。一位著名的美国医学博士曾讲“每天我们所吃的食品，1/4是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而3/4是来维持医生的生计”，尽管我国饮食结构与美国不同，但达到小康初始标准之后，高肉食、高脂肪的态势以及不良的生活模式，应引起我们对改善饮食结构的重视。科学的饮食引导，有助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人体免疫系统的改善。SARS期间明显地反映出人民从饮食结构改善上保护自身免疫力。这方面也要求政府加以引导。

重视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工作，这虽不是短期的事情，但现在强调很重要、很必要，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我们健康的最好、最重要的护卫者。有关专家在SARS期间提示人民：“增强我们自己免疫系统，是最好的预防，就是感染了SARS，如果免疫系统够强，没有其他严重疾病，没有用使免疫力下降的药物，病情不一定出现，或者容易好”。“人们主要靠健全的免疫功能维护人体健康”，这在发达国家已是共识，我们却不够重视，SARS所以在我国得以扩散，可能与此有关。其实人的免疫能力本来非常强，比任何药物都强很多，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不能乱用药或过量用药，有些药对免疫系统是有损害的，需要予以严格规定和管理。

（六）科学技术抗击SARS能力不足

SARS是21世纪攻击人类的新疾病，我们对它不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否有迅速对它揭秘的能力。恰是在这点上反映出我们科技战略的欠缺。

在抗击SARS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一样做出了贡献，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我们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没有应有的技术储备和装备，对科学工作条件形成制约。应该说这可能不都是财力和科研水平问题，而更多的是管理和对科研重点的选择问题。

（七）政府面临新型传染病挑战

“受全球化、现代医疗实践和农业活动导致的不良后果、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传染病已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报告。。

人类安全已经成为21世纪社会所面临的新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人民个人安全，这就要重新考虑国家的安全体系。个体安全既取决国家的整体能力，又取决于人民个体的生活质量。

传染病特别是像SARS这样的恶性传染病直接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甚至生存权利，它的传播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和考验政府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各种各样的新疾病治疗情况表明，现代医学（指西医）对它们日益无能为力，尽管现代医学本身还会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其理论体系的局限性，促使人们对传统医学的重新重视。

人类面临的这种挑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对全球生物圈的严重破坏。

由化肥、农药、催熟剂等培育的“石油农业”增强了来自食物的危险。现代养殖业所使用的饲料、动物用药的选择也通过肉类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

上述的情况表明，21世纪袭击人类的恶性传染病可能不只是SARS，还可能会有新的也许是更严重的传染病出现，对此我国应做充分的准备。而且准备不仅是应对恶性传染病本身，更应消除产生它的根源。

从SARS本身、SARS产生的原因、SARS所带来的联想来看，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需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提升的高度来进行思考，这正是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

（一）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重塑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这是我国“十一五”规划工作的核心

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重视人的发展需要的新阶段，以此为基础重塑经济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基本的，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大国而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必要的，新战略的重点是要围绕发展的目的，是要惠及13亿人民，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来发展经济，这不仅是指导原则而应体现在各项经济工作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新战略的特点，为此要确定经济发展的新的评价标准，不再过分要求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良好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对经济发展目的达到的程度。以此为主导制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二）重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走出温饱阶段达到小康起始标准之后，就从主要关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主要关注提高生活质量的新阶段，这一特点要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生活水平是指社会提供给广大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居民物质需要的满足状况，主要用人均收入等指标来衡量。生活水平只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生活质量则全面、综合地反映了居民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生活需要，必须使用包括人均收入、卫生与健康、安全保障、文化教育、环境状况等在内的综合指数来衡量。

或者说，生活质量是用来反映居民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又反映社会和心理特征，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包括了居民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如衣、食、住、卫生与健康、就业、社会秩序、安全健康、公平、自由、满意感等等。我们选择重视居民生活质量是经济发展战略在以人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上的提升，是后小康或富裕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特征。生活质量从宏观角度而言，是指居民总体的全面发展程度；从微观角度而言，主要是指居民及其家庭生活需要的满足状况。从近期国际上有关公共卫生安全和疾病防治看，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本身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自身免疫系统最好的保障措施。

（三）确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

我国已确定可持续发展作为21世纪议程，是世界上最早制定21世纪议程的发展中国家，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却未能认真贯彻，我们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生态和环境的代价，“病毒对人类的侵害是人类对自然侵害的回报”。建议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其内涵为：

——我国正处在继续工业化的阶段，并选择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即用信息化提高工业化的效率，降低工业化的物耗、能耗。

——提倡节约能源的工业化模式，决不再重复某些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业化的老路。如美国工业化时期，其人口占世界67%，而使用的能源和资源却大大高于这一比重，造成了沉重的环境负担，同时，造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得结构调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保持或提高现有的生态水平，在此前提下尽量把对环境的污染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且要治理达到环境标准。

——在原料、生产、产品、消费、回收、废弃处理的各个环节中进行严格的环境指标控制。

——把可持续发展与工业化联系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基础。

——保持生态、保护各种资源，特别是水资源，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并使发展得以持续。

——在工业化中提倡循环使用、回收再用、重复利用。扩大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工业化中大力采用高新技术、新能源技术、运用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并结合国情进行创新。

（四）提高我国产品的绿色化水平

提高我国产品的绿色化程度既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又是认真贯彻环境标准，提升我国产品质量，打破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的需要。

——大力发展有机食品产业

有机食品是国际上通行的环保生态食品概念，它要求在生产和加工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化肥、化学防腐剂等合成物质，有机食品比国内通常讲的绿色食品的环保标准更高。可以说有机食品是绿色食品中质量最高的一类。

我国的有机食品尚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经过认证的有机食品有茶叶、蜂蜜、奶粉、大豆、芝麻等上百个品种，其中一些产品已销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

从国际市场需求看，有机食品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趋势，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高于普遍农产品，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由于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国内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需求也正在上升。

由于SARS引发的对生命健康的关注，中国有机食品需求有可能快速上升。这是因为今后会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能够营养免疫系统的，只限于天然植物食品，特别是有机天然植物食品。

——以环境标志为引导，提升工业制成品质量

建议在有条件的企业和产品中，开展环境标志的认证工作，成熟后逐步推广。以环境标志为引导，提升工业制成品质量。

“环境标志”是为用户提品对环境友好信息而自愿增加的标志。虽然“环境标志（绿色标志）”是相对的，但它们适应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需要，它包涵着生产对环境的保护程度。

——逐步推选ISO14000标准，促进我国产品的环境友好水平

ISO14000系列环境标准作为一套科学有效的环境管理标准，实施它已成为国际潮流，在我国要尽快配置环境管理的硬件设备和完善各种法规，积极推选ISO14000，使相关企业的生产符合国际环境标准要求，以适应我国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政府有关机构指导企业将ISO14000系列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以此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升。

——为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应参考国际规范，建立自己的环境壁垒体系

坚持禁止严重污染环境产品，包括危险废弃物和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五）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建设列入国家安全体系

由于新型的突发的传染病对全球的威胁，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考虑重建国家安全体系，这其别提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体系在国家安全系统中有重要地位。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结论是“传染病已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而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对此我们还应深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已使我们认识到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已是刻不容缓。同时，众多的研究也表明，SARS并不是最后一个新传染病，人类还可能面临新的传染病的挑战。

在我国建立应对突发传染病的公共卫生系统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我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本身还不健全，甚至连基本医疗保障尚未普及。要建立起包括发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资源和责任，并贯穿于整个公共卫生系统有相当难度，因为我们尚未形成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有资源显示，美国每年花在传染病上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约为1200亿美元，但他们只不过有2亿多人口。因此建议国家组织力量在抗击SARS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济结合国情，对我国公共卫生系统进行规划和设计，进行方案比较选择确定，与此同时抓紧时间推进有关基础性工作。

（六）强化中西医结合方针的贯彻

医疗卫生体系特别是公共卫生系统最重要的功能评价指标在于它的公众化程度和覆盖率。当前发达国家在医疗保障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不堪重负，高额的日益上升的医保开支，使人们怀疑它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关心植物药和我国的中医药的原因之一。

我国由于有中医药这个宝库，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我国从未流行过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传染病，像印度和欧洲那样，在这次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医药显现出优势和潜力，也证实用中医药治疗比西医药要便宜很多。

世界权威机构的研究表明，现代医学（指西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有些方面，削弱了人们对病毒和病原体的抵抗能力。现代医学（西医）研究的性质和方向也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越来越多地试图完全消除（而不是控制）微生物，这样可能造就出对人类危害更大的微生物。为抵抗病毒而过度使用抗生素及其他化学药物，以及在动物身上使用抗生素，导致出现高抗性的“超级病菌”等等。尽管科技进步，会有利于缓解各种传染病的危害，也会促进西医药的发展，但现代医学面临的挑战，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转向自然疗法植物药和中医药。

要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用多种手段，中医药与西医药各有特点，不能相互替代，中西医结合是方向。尽管我国确定了中西医结合方针，但实际上仍是西医药主导，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药优势的发挥，要从体制、制度和组织等多方面解决。

建议国家组织中西医有关方面联合制定中西医结合规划。建立完善中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并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中，我国医疗管理体制为此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整合有关科研工作并建立中西医专家系统等。

加强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工作，既要研究中医，又要由中医进行研究。把中医药研究与现代生命科学、基因科学、分子生物等结合，争取有大的突破。中医理论也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与时俱进，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多种方式和途径。通过中西医结合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

（七）缩小差距从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做起

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面对原有和新形成的发展之间的差距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一国的长治久安有重要意义。发展差距以各种形式表现，可用各种相应指标衡量，如发展水平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收入水平差距（用人均居民收入）、社会保险差距（用社会保障程度）等等，从这次SARS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公共卫生安全差距值得重视。

差距的缩小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一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才能进入缩小差距特别是缩小以人均GDP所表示的发展差距的时期，否则效率和国家竞争力就要受到影响。但从我国发展战略要求看，从中国国情看，从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看，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看，缩小差距的工作现在应开始，就应有所作为。当然现在就开始缩小各种差距是不现实的，有的差距还可能会扩大，而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差距是应该着手缩小的。

公共卫生安全关系人民生命安全，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率是对公共卫生系统最重要的检验。公共卫生普及乃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保障水平差距大，影响整体公共卫生的目标难以达到，像SARS这样的传染病或是的细菌袭击，需要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才有可能防范或抗击，因此，建议缩小差距从公共卫生保障做起。

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体系，医保制度、社区功能、救助安排等都密切相关。公共卫生工作涉及相关方面的改革，重塑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卫生改革的重大战略抉择，公民生命安全、生命健康和社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程度是人类最重要发展目标。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乃至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基础。选择这样的卫生战略，就意味着政府要投资人民健康与消除健康贫困并引导市场投资于人民生命健康事业。也就是说明确提出缩小差距从公共卫生做起。

（八）科技发展战略应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为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从SARS期间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科技发展战略需要提升。人民生命健康的科研工作未能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在抗击SARS中表明，在关系人民生命健康方面科技基础的薄弱。

如，P3实验室又称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是国际上通用的可对病毒进行培养和分离安全性实验室。它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一个负压实验室——单位面积上，其内部压力小于外界的压力，使得外界物质可以进入，内部物质却无法外泄。抗击SARS需要这样的实验室，但我国却一个也没有。为了能够满足当时检验检疫工作对病毒检测的需要，特别是研究和检测SARS冠状病毒的需要。用很短时间内在北京就建成了一座建造设计非常严格的P3实验室，说明我们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只因未列入工作日程。

SARS表明我国在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科研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基础装备和技术平台水平方面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不适应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需要，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发展战略。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作为重要任务，安排科研计划和科技工作，促使科技战略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九）关注新的消费热点促进形成持续的有效需求

SARS引发城市居民生活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出现了若干新的消费热点，有些与疫情直接有关的商品如有针对性的预防药和疫情期间的防护用品，在SARS后可能会下降但有些消费热点有可能会形成新的有效需求。

经济战略论文篇3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经济战略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资源。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产权资源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即在生产、经营与管理中运用知识产权策略与手段，成为企业获取与保持市场竞争优势，谋求最佳经济效益的法宝。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中，知识产权战略对实现企业产权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运用依托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利用知识产权资源的主战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如何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企业经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无疑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各方面问题，如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现行法律规范、国内市场和国际环境等。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产权资源在企业优化配置、企业发展这一“舞台”上，将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是在大幅度提高的。这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有资料统计，美国、日本、德国知识产权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已达70%以上。我们还应该看到，知识产权资源在一个国家中的优化配置、有效利用，与这个国家实施富有成效的知识产权战略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和企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特别注重开发、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全方位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已将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将知识产权资源作为21世纪经济增长的更重要的源泉，作为研究和决策的重头戏。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知识产权立法、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飞速发展无疑给知识产权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这些成果涉及知识产权立法、执法、管理、保护、利用等，对于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些研究对知识产权战略运用，特别是对企业这一知识产权运用的极重要主体如何策略性地利用知识产权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的研究却很匮乏。企业界、经济界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倒是在加强，这是令人振奋的。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产权战略运用上仍然感到十分生疏。这种局面如不逐步改变，面对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我国的许多企业将难以在未来的激烈市场竞争中立足。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就成为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二、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 （一）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概念 在涉猎“知识产权战略”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战略”这一概念有个基本认识。“战略”一词最初源于军事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在不断扩大，并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国外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国家战略是在平时和战时，组织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我国《辞海》对“战略”一词所下的定义则是：战略是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 我们可以对战略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战略涉及的是带有全局性的、影响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第二，战略具有系统结构，它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方案、政策法律、动态调节机制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中战略思想属于观念范畴，是形成战略的前提，也是决定战略的总方针；战略目标是沿着战略思想所指引的方向应实现的要求，它应建立在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判断上，应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战略方案是实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方案、手段，包括实施战略的策略、战略步骤、战略重点等；政策和法律既是保证战略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条件，也是保证战略目标实施的基础；动态调节机制体现的则是战略实施的灵活性，即战略各要素应针对不同情况的变异表现出一定的可调节性。 第三，战略本身具有层次性。宏观方面的战略和微观方面的战略又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细分。 从战略的共性出发，结合知识产权的特点，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战略可定 义为：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的策略与手段。就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而言，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企业为获取与保持市场竞争优势，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谋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策略与手段。 （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特点 1．法律性。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依托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这包括两个方面：（1）它具有依法确认的特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每一步利用都必须置于法律规范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制约下，法律规范是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行为规则；（2）法律规范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对实现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目标又具有可靠的保障作用。可以说，企业知识产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优化配置，是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和知识产权战略性运用的共同结果，两者缺一不可。 2．保密性。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经营战略直接相关，实际上也是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企业经济和科技情报分析、市场预测、新产品动向，以及经营者在某一阶段的经营战略意图，如果被企业竞争对手掌握，将对自己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这些涉及带有商业秘密性质的内容宜加以保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因之具有保密性的特点。 3．时间性和地域性。 这一特点是由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地域性特点所决定的。以时间性而论，与某一知识产权战略相应的知识产权期限届满或因故提前终止，相关的知识产权战略就应及时调整。就地域性而论，企业在制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时应考虑到知识产权的权利产生地。这一点对于企业实施国际知识产权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是极端重要的。近些年来我国许多著名品牌在国外屡遭“抢注”，蒙受巨大损失，就是一个反面例子。 4．整体上的非独立性。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属于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其目标的实施与企业其他战略往往是相互包含、相互交错的，单纯地运用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中的商标战略为例，它与企业市场营销战略、广告宣传战略、市场竞争战略、企业形象战略紧密相关。不过，整体上的非独立性并不排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相对独立性。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三）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个跨法律、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于一体的边缘学科，当然其立足点还是法律和经济两方面。我国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处于宏观层面，对于操作性较强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则尚未深入；即使是在宏观层面上，许多问题的研究仍是空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内容：1.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理论；2.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3.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其他发展战略的关系；4.企业知识产权资源在企业经济中如何实现优化配置；5.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类型和具体的实施策略；6.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7.不同类型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8.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保障问题；9.发达国家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及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三、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逐步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的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实体。其实这正是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产权明晰，除企业中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外，企业享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一个目标，同时，现代企业制度也必然要求企业重视知识产权这一无形的财产权的作用。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权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往往是决定一个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二）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对实现企业产权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应有之义。在这两个方 面，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推行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权安排属于制度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产权是“授予特定个人某种‘权威’的方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以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知识产权属于一种无形财产权，在经济学上则表现为一种经济资源，在企业中还表现为一种经营资源。知识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经济学家测算，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值，在20世纪初只占5%～20%，到世纪中叶后升至50%，以后更快速上升到60%～80%，以至8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即指出，在信息时代，生产不仅是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技业已成为组成生产的第三大要素。可以说，随着商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当前世界正由物化商品向非物化商品发展。作为重要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就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从经济发展意义上说，所谓资源，是指对产出创造具备有效增长功能的各种投入的集合，但这些投入必须为创造产出的投资者通过一定的方式所能选择。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表现形式，资源配置（或资源优化配置）是指为最大限度减少宏观经济浪费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对现代技术成果与各种投入要素进行的有机组合.企业知识产权资源的优化配置则属于微观经济范畴，它是企业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对投入的知识产权资源与其他各投入要素的有机组合。知识产权资源本身的投入，不仅是企业经济资源存量增加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它能促进企业各种经济资源和投入要素的有机组合，促使企业资源发挥出最佳整体效用。 知识产权资源在促进企业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作用，与企业产权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协同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创造各名牌产品上。名牌产品不仅是企业分化组合的主导因素，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创名牌产品正是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名牌产品是企业长期经营的结果，其背后意味着企业有着良好的信誉、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名牌产品企业容易通过合并、兼并、联营、控股等多种形式建立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的现代企业集团。在实现资产重组过程中，低效率资源被以各种方式步入效率高、科技实力强的企业，社会新的投资也逐渐向名牌优势企业集中，这样就实现了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三）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也是我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目标。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即提出了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大课题，它是在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市场竞争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形势下提出的。 就企业而言，集约型经济表现为企业的集约经营，即用少量的投入得到同量的产出，或者用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生产的增加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而不是活劳动和物质投入的增加。企业集约经营的结果是形成产品开发与研究、产品生产与市场营销的规模经济，以低成本优势和产品高附加值利润获得市场竞争中的丰厚回报。 企业集约经营是当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本质上讲，企业集约经营是以企业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在当代，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取代劳动力和资本成为首要因素。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涉及到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等重大问题，而这些因素都与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有内在联系。仅以商标战略，特别是创立驰名商标战略加以剖析，即可见一斑。 商标，就其形式而言，是商品的经营者或服务的提供者为区分其他同类商品或服务而使用的带有显著性的标志。就其实质而言，它又是企业信誉、产品质量和对消费者吸引力的综合载体。由于商标权具有专有性，商标从法律性质上讲是企业的一种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的强弱，与商标的知名度成正比， 商标知名度越大，垄断优势越强，拥有该商标的企业越能获得超额利润。例如，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但由于知名品牌少，产品出口仍以低附加值为特点，产品单价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的丝绸服装每年成批出口到美国，尽管质量优良，但如果用自己的商标每件只能卖20美元， 而换上美国的驰名商标，则可卖到300美元。正是由于上述特性，创立驰名商标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成为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必由之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体现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体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的竞争则是通过品牌的竞争来实现的。驰名商标由于信誉卓著，在消费者心目中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它已成为企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就一个国家而言，它又是民族工业的象征和经济实力的体现。而驰名商标实际上又是企业长期集约经营的结果，驰名商标的良好效用则正是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反映。毋庸指出，企业驰名商标的出现既是企业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企业坚持实施商标战略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企业市场竞争归结为品牌的竞争，品牌竞争则是以质量和技术为基础的。驰名商标商品意味着优良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是创立驰名商标的先决条件，只有在追求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才能创立驰名商标，而产品质量的提高归根到底是企业技术创新和进步。因此，企业驰名商标战略的实施不是孤立的，它应与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专利战略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也是实现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就我国企业现状而论，集约型经营尚未实现。许多企业由于忽视技术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方面的运用，许多产品技术含量低、原材料消耗大、效益低。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进步运行机制、加强企业质量管理和知识产权的策略性运用等才能改变。 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保障 如上所述，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具有法律性特征。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是保障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个现代化的公平的专利制度，通过对发明人及其物质利益的承认，鼓励发明和革新活动，为专利权人提供一种安全的技术保护方法，并为这种活动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一个有效的商标制度，对一个国家来说，能改善国内的商业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并为接受先进技术作准备.具体而言，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其一，能够对企业知识产权进行充分的保护，使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行按预期目标推进。 其二，促使企业重视运用知识产权资源发展自己。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知识产权法制健全的程度与该国企业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的程度是紧密相联的。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十分不力的国家，企业即使有再好的知识产权战略思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三，吸引国外企业参与国内市场竞争，并且积极有效地推进其知识产权战略。随着我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外国许多大企业和名牌产品大量涌入我国，它们不仅输出产品和资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输出品牌、申请专利欲占领、控制我国市场。目前我国许多技术领域与市场分别被外国企业专利和商标所覆盖，形势相当严峻。这暴露了我国许多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战略运用上的种种问题。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创造性的智力劳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知识产权法被公认为是用以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也是进行国际间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发展对外贸易的工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也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近些年来，日益完备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促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创名牌战略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像海尔、长虹、康佳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就是伴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而迅速成长起来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企业的巨大作用越来越被更多的企业所认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仅从企业发展角度看，我国知识产权现行法律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这里不妨以专利法、商标法为例略加剖析。 我国《专利法》经1992年修改后至今已8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朝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推进，以及国际专利制度的迅猛发展，专利法中若干不适应性已逐渐暴露。与企业有重要关系的如专利诉讼中无效宣告请求的适用对企业的长期困扰、发明专利申请审批期限的不确定、职务发明界定的不合理性以及实用新型审查制存在的问题都有待完善。鉴于此，2000年8月《专利法》第二次修订案通过，新的《专利法》于2001年7月1日施行。 我国《商标法》在1993年也经历了一次修改。应当说，这部法律与企业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商标使用的主体是企业。该法随着当今形势的变化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注册公告中的异议 制度，会使绝大多数企业申请注册的商标向后推延三个月。商标法缺乏对驰名商标、联合商标、防御商标的规定，对服务商标的规定也过于笼统。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修改商标法时加以完善，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开展商标工作，实施名牌战略。 五、研究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意义 从国外来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像日本、美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十分注重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和运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日本在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和运用上最为成功，它在“二战”废墟上短短几十年内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形成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仅以专利战略为例，日本书刊涉及到这方面的远比其他国家要多。如1973年日本出版《美国企业的专利·技术战略》，1974年特许厅出版《欧洲企业的专利·技术战略》，发行《专利战略实用手册》（科普型）。 相比之下，我国对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迅猛发展是很不相适应的。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飞速发展，以及发达国家许多大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不断占领和控制我国市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滞后性日渐暴露。针对现实情况，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加强专利战略研究制定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旨在促进企业等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主体从战略高度有效地运用专利权、专利信息，积极适应专利制度等法律制度保护下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使我国的专利战略研究、运用和管理方面有一个大的发展。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就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而言，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一）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是一个边缘性的交叉课题，它既是知识产权研究方面的一个纵深发展，也是当前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的一部分。因此，这一研究无论是在丰富和发展知识产权法学学科还是在企业改革理论上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产权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都具有紧密的联系。基于此，研究这一问题是适应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是进一步深化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 （三）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有利于企业重视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有资料统计，近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占72%，技术进步占28%.而现代社会商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研究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我国企业迅速赶上这一发展趋势。 （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有利于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和控制企业无形资产流失。近些年来，我国企业无形资产流失十分严重，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凡是无形资产流失十分严重的企业，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战略运用都是十分低下的。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地位，促使企业珍惜和运用知识产权开拓市场。 （五）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有利于促使企业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确保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位。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实现公平竞争也是知识产权制度追求的目标之一。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是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外部环境因素。研究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促使企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使企业生产要素依市场化原则合理流动，获得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 （六）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是全面振兴我国国有企业，创国际知名品牌，增强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近些年来，由于经济体制不顺等多种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大多陷于困境。在国际上知名品牌如凤毛麟角，国际竞争力不强。而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国家的大公司企业不断以知识产权作为开路先锋，占领我国技术和产品市场。它们向中国实施投资战略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想方设法除掉我国同类产品有竞争力的商标。在这种情势下，加强对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确立和维护我国企业品牌优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就显得更加重要。 注释： 陈昌柏。知识产权战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8. 孙小礼。“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现实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尚鸣，静雁。以名牌产品为支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J]·管理世界，1995：（5）。 俞兴保。知识产权及其价值评估[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5，6～8.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学[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40～41. 陈安祥。创驰名商标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J]·商标通迅，1996：（3）。

经济战略论文篇5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如何能够利用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实现跨越发展，是当前学术界与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战略联盟的涵义，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并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进行战略联盟的影响，最后提出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进行战略联盟实现快速发展的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战略联盟 竞争力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加入WTO，明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我国企业快速发展、提升竞争力既提供了非常的机遇又制造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经济全球化可以为我国企业引进、利用更多外资，有利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并且，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更多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创新世界先进技术的机遇。同时，经济全球化可以提供我国企业大量贸易机会，传播更多的世界先进管理思想与技术，为我国企业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条件。经济全球化还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对外投资的经济环境和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使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据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庞中英博士测算，大体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1%，其人均收入则上升1%。但在我国及我国企业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面临着一些威胁，主要表现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我国企业必然要面对国内市场份额的流失，各要素如人力资源等流失的情况；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竞争，使我国企业改革及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竞争领域不断拓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波及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企业，从传统产业到新兴部门，各国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发达国家从农产品到高技术产品，展开全面较量，我国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升级矛盾更加显著；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竞争的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不断增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也纷纷抢滩中国市场，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国有企业必然受到极大冲击。 二、战略联盟与中外战略联盟发展动态 1.战略联盟的涵义与形式 战略联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出于对整个世界市场的预期目标和企业自身总体经营目标的意愿，通过一定方式而组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组织松散结合的一种新型经营方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网络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已被众多当代企业家视为企业发展全球战略最迅速、最经济的方法，并被认为是现代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有效形式，被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组织创新”。一般来说，战略联盟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类型： 根据企业治理结构不同，战略联盟可以分为合资企业、股权联盟以及非股权联盟三种;根据战略层次，战略联盟可以分为经营战略联盟和公司战略联盟;根据联盟追求的目标，战略联盟可以分为战略产品联盟和学习性联盟;根据联盟投入因素，战略联盟可分为资源推动型战略联盟和能力推动型战略联盟;根据联盟组建方式，战略联盟还可分为静态战略联盟以及动态战略联盟。 企业通过战略联盟方式实现成长，往往得益于战略伙伴之间的资源互补、分担风险以及成本因素。 2.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动态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战略联盟作为一种现代企业发展战略，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十年中，世界领先的2000家公司在战略联盟中的投资回报率接近17％，比所有公司的平均数高出50％。战略联盟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优势非常明显，但从表1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十多年间跨国公司通过建立独资公司进入我国远比通过合资方式进入要增长速度要高得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的数量在显著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与我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首先，我国对一些经济领域以及行业的开放，促进了跨国公司独资进入中国市场。另外，跨国公司从对企业控制以及战略联盟伙伴战略是否协同等原因考虑，也进一步促进了独资公司数量的增加。 资料来源:The WTO and Entry Modes in C hina，Bing-Sheng Teng，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46)，July-August 2004 三、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企业战略联盟 基于WTO框架，我国根据协定会进一步采取降低关税、对外资开放更多行业、对FDI（直接投资）以及其它行业政策进行改革等行动。这些无疑都会促使跨国公司FDI与独资公司数量的增多，但这也为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战略联盟提供了相应的机遇。 首先，我国现有的外国投资政策鼓励外国企业与中国国内企业形成联盟，而不是外商完全拥有和控制企业。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一体化使得全球市场变成了一个大市场。这为我国企业扩大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容量，也增加了经营管理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全球化市场中，竞争比单一的国内市场要激烈的多。为了巩固其市场地位，增强其竞争优势，我国企业十分有必要与跨国公司结成国际化的战略联盟来防御竞争风险，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以及资金优势，站在全球的高度上重新审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国家加入WTO，全球贸易中关税壁垒越来越小，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所受到的关税壁垒的阻碍越来越小。但是其他的非关税壁垒如各种技术标准的出现、环保的不同要求、配额的限制等在国内市场保护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非关税壁垒以及文化的差异等因素限制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也增加了直接投资的成本。但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避开这些无形的壁垒，利用战略联盟的网络效应，通过联盟伙伴来完成壁垒内的产品转移。所以，一些无形壁垒与贸易保护的兴起可以促进跨国公司之间进行战略联盟，与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一些我国企业进行战略联盟也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非常有效方式。 再次，企业竞争的加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企业在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下运行。在这种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企业为了快速发展，提升其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司寻找合作伙伴，建立或加强他们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地位是势在必行的解决方法。 四、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作为组织社会资源的最基本的单位，其边界越来越模糊，战略联盟这种网络式组织形式已成为企业组织发展的一种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触动下，我国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从而实现跨越发展？我们认为，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联盟，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拥有占领全球市场的雄心，从全球的视野和角度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这样才能把握全球市场的大格局，才能有明确的长远战略，才能避免出现市场换技术的误区，才能在时不我待的机遇中快速成长，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张红李月红:浅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3） 王俊生: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学刊，2006（6） Bing-Sheng Teng，The WTO and Entry Modes in China[J]，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46(4)381-400，2004 谭学秋全球化:进程、趋势及其多维影响[M]，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张晓霞吴若飞: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国有企业资产重组[J]，云南社会科学，2000（1） 于勤: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宝钢战略联盟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6

经济战略论文篇6

西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的“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特别是对中亚地区）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使得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曾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罕见的国际贸易通道，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动脉、世界发展的主轴、现代文明的母胎，它为欧亚广大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汉代以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当时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诸国的贸易往来达到空前规模。至清朝，西北地区与中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自由贸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丝绸之路”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强国。但是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偏低，1996年，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9.4%，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5.55%，东部则高达48.49%；其贸易绝对额只有109.75亿美元，约为广东省的1/10，仅占全国贸易总额的3.78%。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地理方向上，首先从进口来看，西部地区处于能源、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前期，原材料供给较为充足，因而主要进口机电产品、钢材、化工材料、汽车及其配件、化肥、农药等物资生产资料，且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其次，从出口来看，西部地区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近年来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品为主的第一梯级转换。以较具代表性的甘肃为例，1998年该省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占11.5%，工业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矿产品占78.4%，农副加工品占12.6%，农副初级产品占9%。迄今为止西部地区出口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日本、美国、独联体、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区出口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开始加大。

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与东部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国际贸易的根源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本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而形成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学说指的是：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差异，各国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资源禀赋学说指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即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国在生产使用本国最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时，可以获得最大利益。这些理论不仅是西方全部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大量经验验证的理论基础。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其原来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却日渐削弱，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了其比较优势。那么，相对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成本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表1显示了1996年东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差异，表2则对他们在该年度的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进行了比较。

表1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

地区省份国内生产从业人口从业人口人均职工平均

总值(亿元)(万人)年产值(元)工资(元)

64.53115.6756118930

四川42156464.96519.85010

贵州719.831783.2040324758

云南1491.622186.268236231

陕西1175.381762.766684937

甘肃714.181521.4646945882

青海183.57247.2074266513

宁夏193.62245.3678915635

新疆912.15——5098

西部地区8757.7314326.696112.885888

东部地区37903.223906.4115854.87229.9

全国67795688509846.86210

注：(1)本表根据1997年《中国经济年鉴》编制；(2)劳动力成本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来代替；(3)劳动生产率＝从业人口人均产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从业人口

表2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

地区／省份单位工资产值（元）单位产值工资（元）

西部地区1.030.96

东部地区2.190.45

全国1.590.63

注：本表根据表1编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约38%，比东部地区要低61%，而劳动力成本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比东部地区低18.56%。更具体一点说，西部的工资产值偏低，在西部每获得1元的工资只需生产1.03元的产值，而在东部需2.19元的产值，全国平均需1.59元的产值；而同时西部的单位产值工资额偏高，在西部每1元的产值就可获得0.96元工资，而东部为0.45元，全国平均为0.63元。可见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虽然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此优势还不足以弥补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劣势。

（二）西部地区资本、资源的现实比较优势分析

1.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市场不完善，竞争不足，“瓶颈”约束严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约束往往特别紧，资本不足是这些地区的常见特征。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使西部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投资占全国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87.3%，西部地区只有4.2%。与此同时，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投资等多种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区。

2.资源。在劳动力、资本、资源这几大生产要素中，资源应该说是西部地区目前唯一的丰裕要素和优势所在。(1)能源等矿产资源。西部地区地上虽然贫穷，地下却很富饶。据勘察，西部地区主要的矿产有天然气、煤炭、石油、镍、铜、铅等，其中煤炭保守储量达300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石油储量为5.1亿吨，占全国陆上总量的23%；天然气的储量为4354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总量的58%；全国近62%的镍、57%的铂储量集中在甘肃，97%的钾盐分布在青海。(2)农牧业等物产资源。西部地区由于具备诸多农林牧物产所要求的特殊的生态条件，如光照、温差、土质、水质等，从而使得其物产资源具有其它地区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天然垄断性。西部的瓜果、药材、皮毛等特产久负盛名，如能深度加工、开拓市场，极有可能成为西部地区的希望产业。(3)旅游资源。西部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与复杂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丰富多彩、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在人文资源方面，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众多的人类遗址、王朝故都、陵寝墓碑、宗教胜地、石窟城墙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风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大川名湖、奇峰险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观构成了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以上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分析是在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中进行的。而东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正在削弱）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相对于东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使西部的这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更为突出，但其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严重的资本约束将极大地制约着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挥。西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虽然较为明显，但是资本“瓶颈”、市场约束、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该优势在目前仅能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而难以演化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综上所述，依据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分析，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存在着现实比较优势上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正确的贸易战略便成为西部开发与开放中的重要课题。

三西部开放中的贸易战略选择

诚然，比较利益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以上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也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的。但是劳动、资源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的确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因而上述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静态利益的获得，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影响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的分析，为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各国和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或标准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性。笔者认为，西部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着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别区情，又有着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应该遵循下列原则和标准：

1.有利于动态利益的获得和可持续性发展。西部地区多年来处于低度开发状态，若在开放中只强调单纯的贸易静态利益，忽视长期的动态利益，那么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其资源禀赋、劳动力的成本（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备一定相对优势）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一些贸易静态利益，在长期内却丧失了贸易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同时，过度的、掠夺式的开采资源又会造成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应有利于获得动态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开发联动效应的开发性收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有利于东西协调，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二元经济矛盾突出，而西部、东部地区既要支撑广阔的国内市场，又要共同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要避免与东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相冲突，也不能把东部的问题转移到西部，而应该在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分工协作、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使东西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

3.有利于充分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多边贸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趋势下，西部地区如果不能抓住机遇，不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将十分艰难。而且如果其所选择的贸易战略过分倾向于保护，则可能招致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或贸易冲突，同时也可能给我国加入WTO的进程设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违背WTO的原则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顺应和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是西部地区在制定贸易战略时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

（二）几种贸易战略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贸易发展战略的基本类型主要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学术界对这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议颇多，但对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和条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离开了客观制约因素来讨论贸易战略的优劣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各种贸易发展战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现实情况下的优越性和适用性。那么，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贸易水平和层次低、现实比较优势不很明显、潜在比较优势较难发挥的落后地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呢？

1.进口替代贸易战略。

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是指以国内生产和保护替代进口、以内销代替出口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途径之一，它主要以保护来求得本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工业化。

进口替代战略具有明显的政策特点：在关税水平上，高关税是进口替代实现保护下发展的基本手段。国产进口替代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产业和工业体系；在关税结构上，进口替代对资本产品和部分投入品实行较低的关税，甚至进口补贴，以降低国内生产的投入成本；在外汇、汇率方面，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对汇率进行高估以降低进口投入的生产成本，同时往往对外汇的供给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的总量和进口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进口替代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统制和保护型的贸易战略。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关税及汇率水平的规定、特殊优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预或管制行为的体现。

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贸易水平严重滞后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无疑仍是其必经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资源要素投入约束较松，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都比较大，当一些资源被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其余的资源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一来，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后可能就没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区的进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在现阶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工业化发展的长远、动态利益。但是进口替代在关税、汇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极有可能与东部经济逐步外向化、国际化的趋势相冲突，不利于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且进口替代对比较优势的忽视和明显的保护倾向又不利于顺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还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制裁。

2.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指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贸易战略。它是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政策特点主要有：在关税水平上，出口导向所要求的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以有利于降低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时也使进口替代不能在过高的保护下发展；在汇率上，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比较适当的均衡汇率，有时还实行低估汇率，以促进和鼓励出口；在补贴方面，出口导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补贴，补贴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导向客观上要求实行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壁垒。

出口导向战略重视比较利益和贸易利益，特别是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这有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西部地区若采用该战略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同东部的关系，从而创建整体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对出口的鼓励和扩张则为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够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出口替代主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大环境。但是对出口的过于重视会导致依赖国际市场而忽视广阔的国内市场，出口过度将造成西部地区贸易条件的恶化甚至贫困化增长，西部在资源方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这极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极为强调的出口补贴也可能引致贸易摩擦和违背WTO的规则。

3.混合型贸易战略。

鉴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既通过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又采用出口鼓励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混合型贸易战略”。如果这种有效结合在理论和现实上都行得通的话，那么显然这是西部地区最为理想的贸易战略。然而，尽管许多国家都没有实行单一彻底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但上述理想结合的难度极大、可行性极低。原因在于保护政策会通过经济关联的过程形成对出口行业的转嫁，加重出口的压力和负担。这种转嫁系数据统计低者达0.43，高者达0.95。进口替代既提高了可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会使得进口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征税。而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又会抵消进口替代的保护效用。总之，保护政策的“反出口倾向”决定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可能结合的。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西部需进口的大多是资本品，技术含量、价值含量较高，对出口产品的转嫁系数更高。

4.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

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就是“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1)这种战略强调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外向型发展道路。西部地区尽管现实比较优势不太明显，但还是具备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特别是其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挖掘、利用、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自己的出口产业和主导产业，可以保证贸易经济的持续发展。(2)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广阔不是拒绝对外贸易的理由，但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市场虽然只占国内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场潜力很大，东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现在都开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得以开发，将和东部、中部共同组成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国内大市场，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支撑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3)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主张政府适度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离不开对一些落后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整个贸易倾向是自由的，总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此可见，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属于开放型贸易战略，追求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视同仁，适合西部地区现实特点与经济发展需要，总体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有利于发挥西部的潜在比较优势，获得动态利益，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东西协调，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规则，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从而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白光主编．西部大开发丛书[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0.

[2]杨圣明主编．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经济战略论文篇7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自1989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其成员数量、组织结构、合作机制、议事范围以及作用与影响力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变化和发展，而且其政治经济影响与政治经济色彩也日益凸显和浓厚。主要表现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形势和秩序、协调实现各成员利益和地缘战略手段。

首先，APEC的诞生，就是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地缘与区域政治经济战略地缘变化的反应和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包括亚太）经济的主导地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东亚地区开始形成日本--四小龙--东盟相互间的区域产业分工结构，七十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体经济体系，而地处大洋洲的澳新也开始把经济联系的中心移向东亚。但是直到冷战的结束，才“把亚太地区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最后推倒了，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一种积极反应。”[2]

其次，APEC的发展特别是重要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使得APEC在建设和维护战略地缘具有多样性的、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平台作用。1991年11月中国以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鲁与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地区，更增加了APEC的多样性；特别是1998年俄罗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欧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由中、美、日、俄组成的’G4’：四大国利用这个场所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过双边会谈，还可以就国际形势进行定期磋商，并作为探索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的场所而发挥作用。”[4]因此，重要成员国的加入，更加突现了APEC在建构与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区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

第三、APEC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互动的结果。就澳大利亚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APEC积极改善和加强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来协调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其“融入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对日本来说，一方面APEC的成立与发展可以为其减缓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构筑新的区域秩序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以APEC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动，为日本参与解决太平洋两岸的分歧与冲突，充当东西方桥梁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5]从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实现政治大国和主导区域秩序建构等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圈，既能主导和密切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联系，又可以此为更大依托而推动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和抗衡其他区域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APEC的发展，可以使其成为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东盟来说，其成员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应充当重要角色：通过自己小国外交的独特魅力，在APEC的运作方式、发展进程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以小圈（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大圈（APEC），争取参与主导APEC的进程，使APEC成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从而维护和发展有利于东盟政治经济建设的亚太区域秩序。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平台，为中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友好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等大国间政治经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相关活动来推动APEC的发展进程，在重大问题上发挥中国的优势或施加独特的影响，既有利于各成员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并形成相关的共识，又有利于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设和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对俄罗斯来说，借助APEC，并纳入其亚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国互动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北约东扩造成的压力。[6]对台湾来说，“参与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亚太地区民主发展的前驱、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以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等因素，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社会活动，加强与亚太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塑造台湾的’国家’形象，以增强其国际地位。”[7]结束语

APEC的成立、运转和发展既依赖于全体成员的积极参与、协调一致和承诺落实，同时又需要一个好的综合环境：成员个体内部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整个区域良好而稳定的经济形势、主要成员（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成员）能够起带头作用以及各成员间稳定的政治关系。总之，APEC的政治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客观上或间接或直接地有利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秩序，因而有力地促进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APEC本身的不断演化。

参考文献:

[1]张蕴岭,赵江林.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

[2]喻常森.亚太地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经济战略论文篇8

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我国区域经济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之所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国家为了谋求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共同富裕而进行的总体策划。 我国是地大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选择，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实践和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内涵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建国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内地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总结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按照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0；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美国人Williamson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倾向于均衡和趋同。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就是倡导一种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体的说，有以下几点：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一种适度倾斜的发展战略。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的倾斜。因为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易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但适度倾斜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均衡布局，也不是简单的扶持东部，而是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开放体系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从总体上讲，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以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间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工格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目前对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二是多极增长发展战略 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高度重视 ，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发展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下决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这将使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与此相适应，将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为最终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经济战略论文篇9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三、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全面反击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四、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经济战略论文篇10

不同产业虽然资源消耗量和废物排放量差别很大，但毫无例外都要承担环境责任。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都从末端治理逐渐向天人循环范式转变。现在的环保工作，已经从一般性管理工作，变为企业核心业务和战略决策的一部分。

我国采取“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措施，实行了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损失赔偿制度。企业在强大的环保约束面前，大都采取末端治理方式处理三废问题，虽然取得一定的环保效果，但也产生以下问题：一是环境监管部门监督成本过高；二是环保设施初始投资大，治理成本高；三是治理技术难度大,“偷排”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产生，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治本措施。

2.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经营能力的战略选择

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又是污染物的直接排放者。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造成和加深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威胁着企业自身的生存，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只有树立循环经济观念，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缓解上述矛盾，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有三个基本层次；一是企业内部循环。企业通过推行清洁生产，综合利用资源和能源，延长产业链条，减少物料使用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循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价值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藕合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三是企业与社会之间循环。通过建立废物回收再利用体系，实现消费过程中和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这三个层次的典型代表分别是美国杜邦化学公司、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和德国的双轨制回收系统。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三个层次的物质循环，可以达到既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从而进一步凸显成本领先优势，使企业在取得巨大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同时，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3.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战略举措

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视为生产函数，企业必须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原材料和能源是企业投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在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量，而且取决于投入要素的价格。随着资源尤其是非再生资源日益短缺，资源价格不断攀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日益受制于资源投入产出率。

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多年持续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低回报，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也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

近几年，南方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石油、铜等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进口大幅度增长，资源约束矛盾日益尖锐。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很低，浪费严重。迅速膨胀的资源需求，拉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自03年起经历了粮食、煤炭等的涨价，使企业产品成本不断增加，企业盈利空间日益缩小。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不得不增加其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若不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经济模式，就会逐渐失去持续盈利能力并逐渐丧失自身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在强大的资源约束面前，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并非仅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无经济效益，并非仅有成本支出而无利润贡献。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占企业生产成本的75%左右，若降低1%，就能取得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使企业获得持续盈利能力和提升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战略选择

随着世界环保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产品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在“禽流感”疫情发生之后，人们选择产品的标准正由传统的“物美价廉”向“环保、无污染、无公害”方面转化。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在资源、环境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目前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以节能为主要目的能效标准、标识已成为新的非关税壁垒。这对我国出口产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数百个品种、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保护臭氧层的有关国际公约而被禁止生产和销售；4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场准入问题。我国每年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因“绿色壁垒”被禁止。这些情形表明，自觉实践循环经济，塑造绿色企业形象，已成为我国企业跨越“绿色壁垒”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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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战略论文篇11

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考察和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战略高度，提出"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的命题，也就是说，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和贡献。

所谓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驱动下，抓住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提出了制定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重点和战略对策的框架设计。因此，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加入WTO后，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和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目标、任务和重点

(一)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目标，应当包括进出口的数量目标和质量目标两个方面

1.数量目标：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也就是说，要在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89，404亿元的基础上，到2020年翻两番。按当年汇率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7，83美元，首次超1万亿美元(为方便计算，以1万亿美元为基数)到2020年达到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7.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849美元(为方便计算，以人均800美元为基数)，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00美元到中等发达国象的水平。

与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相适应，商品货物翻两番是个什么概念呢?2000年我国进口总额为4，743.1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1亿美元，进口2，251亿美元(2001年进出口额为5，097.7亿美元，其中，出口2，661，6亿美元，进口2，436.1亿美元；2002年进出口总额为62000亿美元左右)。如果按2000年进出口额5000亿美元为基数，进出口额大体平衡计算，到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将达到20，0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7.2%，大体上相当于美国2000年的进出口规模。

(1)外贸翻两番的必然性。为什么要提出外贸进出口总额到2020年要翻两番呢?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表现在生产力发展上，发展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是保障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和解决国内各种复杂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曾强调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还告诫我们：我们在国际事物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物中的作用就会大。"这是被社会历史发展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坚持需要一定发展速度的重要理论依据。

(2)外贸翻两番的必要性。首先，外贸翻两番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据瑞士洛桑国际研究所2000年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参评的46个国家中，中国排名次序由第31位降为第33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公布了2001年世界主要国家技术成就指数(TAI)评价体系和资料，该指数由技术创新、新技术传播、传统技术传播和人类技能等四个方面构成。在72个参加评估的国家(地区)中，技术成就指数平均为0.743；而中国的技术成就指数为0.299，排序为第45位，居世界中等偏下水平。

其次，外贸翻两番是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需要。200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这是历史性的跨越。但是，我国人均GDP水平，在世界属于低水平。我国的外贸出口2000年居世界第6位，进口居第7位，属于世界贸易大国，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出口水平低，还不是出口强国。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再次，外贸翻两番是增加社会就业、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进入小康，但就全国看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差距很大，城市下岗人口比较多，每年新增人口有1000万人左右，就业压力很大，这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一个大问题。

(3)外贸翻两番的可能性。这是对未来20年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发展趋势而作出的结论。就国际环境而言，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有关专家按俄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预测，从2001年到2025年乃至2030年左右，世界经济将处于第五个新的长波上升期。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仍将继续增长。

就国内环境而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令世人瞩目。我国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商品供求关系有了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大经贸"格局已形成；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有了明显提高；进出口贸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对外开放领域更加拓宽，市场准入不断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当然，未来20年外贸发展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不确定的因素或预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知难而进，开拓进取，抓住加入世贸组织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机遇，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对外贸易发展，什么困难都不会阻挡我们前进。

2.质量目标：坚持外贸发展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待优化。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对外贸易集约经营方针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0年我国工业制造业生产能力居世界第四位，尽管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已占出口总额的89.8%，2001年占90.1%，但在工业制成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仅占15%，更缺乏国际名牌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档产品出口为主，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是制定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我国出口货源地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主要增长极(城市)商品出口很不平衡。根据东部、中部、西部划分，东部地区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省属32个城市的统计，1999年出口额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64.29%；中部地区17个城市，1999年出口额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3.23%；西部地区13个城市，1999年出口额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2.30%。很显然，我国城市增长极的优势在东部，而不在中部和西部。因此，在外贸翻两番过程中，如何提升中西部地区增长极在出口中的地位，发挥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商品优势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二是西部外贸出口依存度低。根据海关统计，我国西部12省(区、市)1999年出口总额77.2亿美元，占全国当年外贸出口总额的4%;而西部地区出口依存度多数省区在3%左右，大大低于全国20%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外贸出口对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较小，反映出西部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低。三是西部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层次低。由于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的影响，西部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以资源型、原料性初级产品为主，而工业制成品如机电产品和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很少。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在确定外贸发展质量目标时.一定要抓住结构调整升级这个关键环节，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动出口商品结构和地区商品结构优化，从而提高出口国际竞争力和增强出口后劲。

在重视发展速度与结构相统一的同时，我们还应当重视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目前，我国工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总体实力居世界第6位，许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我国拥有一批企业的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列，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要看到，由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装备和管理比较落后，高档产品和名优产品较少.如机电产品出口虽然成为出口额最大的商品，但在世界机电产品的名牌中所占份额极小，而在信息产业中的关键技术、关键工业、关键产品尚处于劣势地位。特别是在我国出口经营中，长期存在的市场秩序混乱，低价竞销、"以量取胜"的粗放经营状态尚未根本消除。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应当意识到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因为不重视产品质量或出口产品质量不佳，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容易失掉市场和消费者；同样道理，如果忽视出口的经济效益，则会影口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因此，我们应当把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任务的核心，是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1953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79.4%，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为20.6%，主要向苏联及东欧国出口大米、大豆、食用植物油、冻肉、茶叶、桐油、绸缎、呢绒、棉布、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等。60年代，我国轻纺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为60%左右，工业制成品占出口额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70年代，1979年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降到53.6%，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到46.4%，尽管工业制成品出口发展很快，但仍然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推动下，我国轻纺和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强劲，1989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额的比重下降到34.7%，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到65.3%。90年代，1998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88.8%，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1.2%。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生产力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从较低水平向更高水平方向迈进。从而为提高我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目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呢?竞争力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是反映一个经济体在市场竞争中经济实力强弱和发展趋势的重要标志。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具有层次性、综合性、动态性特点。所谓层次性主要表现在国家竞争力(大国还有地区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主要是产品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竞争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但在国与国之间竞争力比较上则以国家竞争力为主体。所谓综合性是指一个竞争主体的竞争力的强弱，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影响一国产业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很多，除价格(直接受成本制约)竞争因素外，还受各种非价格竞争因素，如商品质量、商品品牌或商标、商品市场营销手段、商品的性能安全，以及对人身健康影响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但在商品质量等非价格竞争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竞争因素还起主要作用.这就是物美价廉的道理。所谓动态性是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包括产业或产品竞争力或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

根据竞争力的上述特点，如何衡量和判断一国产业和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即正确选择出口产业或产品的战略重点，这对于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和进出口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非常重要。一般来讲，一国产业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出口产品优化过程，二者相一致，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产品--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发展阶段。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看，由建国初期的矿产品、农产品出口为主，逐步扩大到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为主，现在，机电产品包括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出口拳头商品。这表明经过多年的进口替代和改革开放后的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设备，改造传统老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国际竞争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的重点，是选准我国出口的主导产业和产品

目前，我国工业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中央"十五"计划建议，应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重组和优化配置的特点而作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适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大振兴制造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当看到，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使高新科技产品成为我国出口的新增长点。这是从长远战略着眼，扩大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为：

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可以促进我国出口产业从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和转移，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一是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增长；二是产业结构从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价值产业升级；三是科技进步，这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的因素，因而也是提高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2000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占出口总额比重为15%，而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平均40%，其中，美国为44%，新加坡最高为72%，与它们相比，我们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第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可以吸收国外高科技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高科技资源不仅包括高新技术，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和管理，对于提高我国的生产管理水平、研究和开发能力大有裨益，能够为我国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外贸扩大出口提高强大动力。

第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外贸翻两番目标的实现。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中国90年代新一代家电行业包括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生产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实践证明，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加快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的同时，必须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工资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20年内，必须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出口。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我国在轻工产品、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部分机械和电子产品等成熟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目前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1978年，亚洲"四小龙"向工业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总出口的70%以上，中国仅占不到10%。20年后，中国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中国的平均市场份额上升了42%，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出口，可以减轻我国扩大就业的压力。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还相当低，技术较为成熟的传统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同时，我国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扩大就业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一般来说，民营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适合于从事加工贸易如家电产品、服装、制鞋、玩具等生产，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

第三，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出口，可以加快资金积累，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技术都是较成熟的技术，技术(包括专利软件，有时也包括硬件设备)价格较低，相当于原来R&D成本的1／3，而且这种技术对于我们采说，属于适用的先进技术，比我们自己R&D成本低，投资周期短，收益比较快，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特别是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零配件产品更适于我国国情特点，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二、实施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翻两番的应对措施

根据同志关于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指导思想，必须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外贸发展，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健全外贸法制建设，为我国外贸翻两番，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把外贸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务来抓

1.要澄清几种片面认识，正确理解外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一种模糊观点，认为"我国出口依存度太高，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或造成出口贫困化增长"。我认为，合理的出口依存度的界限，要看出口是否有效益，如果出口企业不亏损，国家也不补贴，在这一前提下，只要国际市场上有需求，出口产品卖价又合理，我们就应当鼓励多出口，这样做就不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或造成出口贫困化增长。另有一种模糊认识，就是只强调扩大内需而忽视外需的作用。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扩大内需是我们长期应坚持的正确方针，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始终如一地坚持投资、消费、出口需求的三轮推动作用。还有一种模糊认识，认为加工贸易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价值低，走私猖獗，不宜大力发展，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应当强调，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扩大社会就业，弥补国内短缺资源，只要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鼓励国内厂商技术创新，提高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由外商委托制造向委托设计制造和自主品牌加工方向发展，加工贸易也会延伸链条，增加附加价值，加工贸易也会向高层次发展。走私严重是监管力度不够造成的，不是加工贸易自身的弊端。

2.要发挥增长极(城市)产业群和地方特色产业群优势在扩大出口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产业集聚效应理论认为，某种产业在一个地区的集聚，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可以吸纳智力人才，实现企业间的合理分工，因而，这一地区的产业和出口商品竞争力会越来越强。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外贸发展极不平衡，具有各自的发展优势，在外贸发展中不能人为地"一刀切"，应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

(1)东部发达地区就在保持IT产品出口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纺织品服装、轻工和农产品的稳定增长。现阶段，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已成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机电产品，特别是信息通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成为该地区新的出口增长亮点。我们应当在珠江、长江、环渤海三个经济带和东部12个省市的32个主要出口城市的基础上，再选定培育若干个增长极的主要企业作为发展基地。通过吸引国外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建立研发中心，继续扩大加工贸易规模和产业配套能力，形成新的产业带，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化农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充分发挥浦东新区、经济特区、高科技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保税区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骨干作用。

(2)中部地区应当利用资源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发挥地方产业群优势，大力发展探加工产品出口。我国中部地区的17个城市，原来出口规模小、基数低，近年来发展很快，发展潜力比较大。随著我国现代交通、物流、通讯的发展，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通过这些政策措施，我国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会越来越小，同时中部地区工业具有一定的基础，矿产资源，农业资源及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些优势为接受东部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创造了条件。我国对外开放由东向西；从沿海到内地呈梯度发展。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劳动力成本接近于国际水平，这就决定了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必须向中部地区转移。而中部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通过利用外资，合作研发，大力发展地方特色工业和农业，发展高科技农产品加工和绿色产品出口，发展潜力巨大。

(3)西部欠发达地区应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在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积极开发和培育新的外贸出口的增长亮点。我国西部地区的13个城市，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下，外贸发展很快，但增长极和产业群发展极不平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开放意识。应当充分利用工业基础较好的重庆、成都、兰州、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的产业优势，在进一步开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同时，还应加大农产品的出口培育，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还要以利用外资和东部沿海地区资金，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动重点地带开发。比如，宁夏自治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资金优势，共同开发建厂，发展伊斯兰国家需要的新材料产业和特色医药产业向伊斯兰国家出口等等。

3、要坚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的收支基本平衡。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加快的条件下，由于我们缺乏管理金融的经验和方法，缺乏管理金融的法律和制度，金融资本实现调控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必须十分重视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同时，还要强调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因为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保证进口先进技术设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强出口后劲，保证必要的海外投资，推进"走出去"战略，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长期计划中和未来20年间，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在出口中的发展潜力，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要坚持"以德经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诚信美德，建立诚信机制，树立良好企业和国家形象。要重视企业的外贸发展战略问题，建立中国式的跨国公司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始终把外贸体制改革和创新作为外贸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外贸体制改革，应包括政府管理职能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和中介组织功能改革三个方面。这里仅就外贸体制改革的框架，谈点设想，

1.政府管理职能改革：政府管理职能改革，必须符合世贸组织法律体系框架和管理体制的要求。政府管理职能，应是制定政策、制定发展战略、经济调节、组织协调、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以经济调节为例，就是运用经济手段，通过价格、利率、汇率和税率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在财税政策方面，坚持与完善财政资金支持制度和出口退税制度。在货币政策方面，建立与完善进出口信贷、融资担保、信用保险等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实施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来调控进出口贸易的运行，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2.企业制度改革：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是搞活进出口的关键所在。企业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体制要有灵活的机制，诸如自主经营权；改造发展权、留利权(包括分配使用、职工的工资和福利)、企业组织结构自诀权等。二是企业在享有充分自的基础上，建立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的制度管理，包括岗位责任制度、财务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含技术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

3.中介组织功能的改革：组建行业协会，替代政府行使一部分管理职能，是国外普遍行使的有效管理办法。它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又有利于实现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改革的总取向：弱化行业协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强化行业协会与本行业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改革的框架思路：(1)行业协会的组建和主要负责人的决定，不应由政府主管部门委派，而应由本行业民主协商选举产生。(2)行业协会的经费主要应由会员单位按其经营收入的一定比率交纳。(3)外贸进出口商会应当深化改革，逐步由依托外贸企业转变为依托工业企业的行业化改造，才能克服工贸分离的弊端，提高外贸管理的有效性和行业管理的自律性。

(三)坚持依法行政，加大外贸立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保障外贸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

经济战略论文篇12

（二）劳动市场的分割削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广州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是个不争的事实，并在客观上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蔚为壮观的春运和招商潮。通过对广州“十一五”期间三大支柱产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一现象的分析，不难得出“十一五”期间广州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基本依赖资金和劳动的投入这一判断。同时这一判断也能通过广州固定资产投入变动和人口数量变动的数据得到证实。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广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依赖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离不开技术进步。没有必要的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人事和档案管理制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压制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动力。这一点可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展开分析。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06—2011年，广州市专利授权量与深圳市相比，一路走低，从2006年占深圳市专利授权量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46.59%。而广州拥有广东三分之二的高校、集中了全省所有的国家重点高校和97%的部级重点学科；汇聚了全省大多数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共有91万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从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北京市专利授权量除了2011年外，其余年份都比深圳市要低，而北京市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顶级高校、顶级科研机构和极大多数院士。这表明，要素市场的分割和相对固化，导致专业技术工作人员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使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丧失了自我优化的力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是政府干预经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的实施效果看，近年来广州市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的效果不明显。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和天真地认为政府能引导资源发挥最大作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希望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实际上，只有遵循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依据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阶段来选择和培植主导产业，并协调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才有可能将规划蓝图变为现实。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广州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这种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有利于经济总量和税收的增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偏资本弹性和税收弹性的主导产业选择具有较强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偏向。

二、加快推进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思路

（一）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有全球视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产业和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没有产业和产业群支撑的城市，只能走向衰败。美国曾经辉煌一时的钢铁中心城市匹兹堡、汽车中心城市底特律就是经典案例。因此，广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紧密结合广州城市定位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摈弃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在历史的图表中、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全球城市竞争力的培育中定位广州，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二）广州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立足广州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和“拉美化”现象在全球的肆虐深刻地表明：任何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赶超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因此，广州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对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进行过多次研讨，但笔者认为，目前广州工业化阶段的定位依然较为模糊，这也正是近年来广州主导产业屡屡无法转化为支柱产业的症结所在。目前广州是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还是后工业化阶段？这需要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要以真实数据和系列指标为依托。在目前各种真实数据依然处于相应密级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高校及各种研究机构就只能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州所处工业化阶段的争议，可以考虑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成立三个层面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委政研室、市发改委等一线政府职能部门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市社科院、市委党校等介于高校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的课题组，一个是以高校教师为基础的课题组。以统一数据为基础的三个独立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不管是一致的，还是存在巨大分歧，都将为科学界定广州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