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论文篇1

一、影响基层人民银行培训效果的因素分析

(一)会计人员培训缺乏系统规划。目前基层人民银行会计培训主要围绕年度工作要点开展，缺乏系统性规划。一方面在制定辖区会计人员教育培训计划时未能充分考虑会计人员现状，很少站在全局高度统一规划，会计培训需求分析不到位，直接结合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培训，导致培训与实际需求不衔接，纯粹为了工作开展而培训，培训内容单纯集中在基本业务知识和制度讲解，具有专门特点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培训少。另一方面教育培训内容前瞻性存在过剩或不足的现象，影响了会计人员培训的积极性，比如财政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完全依托会计网校培训，培训的内容大多是企业会计的内容，与央行的业务脱节，前瞻性不足;总行通过内网组织的培训，包括会计人员培训，培训的内容没有考虑基层行的特点，比如国际性的央行财务体系研究等前瞻性上又略显过剩。未能有效开展深层次的贴合基层的央行会计知识和经济金融知识学习讨论，影响了培训效果的转换，更是不能满足人民银行会计业务转型工作长期发展的需要。第三方面在培训费管理新规出台后，要求所有的培训必须有培训计划，没有培训计划的，原则上不允许报销培训费用;在缺乏系统性规划的前提下，会影响会计人员培训计划的制定，进而影响培训的效果。(二)会计人员培训评估体系不健全。一是网络会计教育培训测评基本以测试的形式来进行，测试的内容过于简单，无论是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还是人民银行内部的网络培训，有的是讲的内容，有的是日常简单的会计基础知识，直接影响了培训的严肃性。导致大部分员工认为教育培训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扎扎实实走过场，培训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二是会计教育培训激励机制欠缺，除了部分取得国家认可证书的教育培训外，如注册会计师考试、研究生学历教育等有适当的奖励外，其他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没有奖励机制，没有真正把教育培训与年度考核、职称聘任开展情况挂钩，造成了会计人员“学与不学都一样”的学习态度，直接导致部分员工以“工作忙、任务重、时间紧”为由敷衍参加教育培训，导致会计人员教育培训流于形式。三是培训效果不理想，培训现场讨论热烈，培训结束后对培训内容缺乏有效追踪提高，培训效果转化程度低，对培训后要达到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认识，常常是为培训而培训，没有真正实现以培训促工作的目的。(三)会计人员队伍老龄化导致其参与培训积极性不高。一是年龄结构老化。大多数基层人民银行会计人员年龄偏大，据不完全统计，全辖会计从业人员平均年龄在42岁，县支行更是达到了45岁，大部分会级人员由于长期从事会计岗位，提拔晋职的希望不大导致其参见教育培训的热情不高，会计工作管理满足于经验管理，工作目标就是安全无事故，会计队伍活力不足。二是思想观念老化。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缓慢，再加上传统思想“人过四十不学艺”的影响，认为没必要再认真学习会计新业务和新知识，用自己在长期工作中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也能应对日常工作，影响了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会计人员的培训效果有待提升。随着人民银行会计业务管理不断加强，总行及上级行会计部门对会计队伍的培训教育日渐重视，培训内容和方式也不断改进，但是全员培训的次数较少，培训效果有待提升。一是培训范围有限，主要表现为受时间、费用限制，会计人员培训往往主要集中于会计主管或者部分业务骨干等少数人，使得全员培训目标不能实现。二是培训方式大部分仍以层层培训为主，即总行培训省行、省行培训地市和县支行，更有甚者地市再培训县支行，层层培训的方式直接降低了培训效果。(五)会计人员培训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目前的会计人员培训基本局限于会计基础理论的范畴，没有将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各类法律常规知识、高新技术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等与会计培训有效融合，影响了基层会计人员的思路和视野，管理能力和水平改善不大，无法很好适应新形势下中央银行会计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更不能站在较高层次有效开展创新性管理工作。

二、改进基层人民银行会计培训效果的建议

(一)制定长期会计人员培训规划，提供良好培训资源。会计人员培训教育工作应从人民银行会计工作转型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出发，科学制定匹配会计队伍建设现状的培训标准，下发会计人员培训教育整体规划。一是针对会计人员队伍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准确掌握各岗位会计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知识和业务工作能力等情况，划分各类别会计人员应具备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能力的基本标准，以及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具体标准，从而构成完整的会计人员素质能力标准评估体系，以此以专业胜任能力为基础、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与履职能力相衔接的会计教育培训体系。二是提升会计人员培训的灵活性，会计人员在完成规定的基础内容培训后.可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结构和工作岗位的要求，自主地选择培训内容，使培训的供需达到最佳匹配。三是充分发挥总行的在线培训，利用总行的优势，提供更优秀的培训资源。(二)完善会计培训评估机制，创新培训管理手段。一是要加强会计培训组织领导，结合人民银行会计全局性工作和重大事项，积极联合人事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保证教育会计培训工作落实。二是实施会计人员培训学分制度。借鉴卫生人员目前实施的继续教育学分制度，会计人员培训学分分为部级学分和省级学分，部级学分通过参加部级的培训获得，比如人民银行各专业司局或者《金融时报》和《金融会计》组织的专题学分培训以及财政部组织的部级培训，省级学分由省会中支组织的培训取得。部级学分用于职称晋升需要，达不到学分就不能晋升，省级学分用于年度考核，达不到规定的学分，年度职称考核就不能算是称职，督促会计培训取得良好效果。(三)创新开展会计队伍培训。采用任务驱动模式培养会计人员的基本职业能力。会计培训的目的是培养受训者具备实际会计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央行会计培训课程结构设计必须打破传统理论教学模式，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思维，建议尝试试行上岗证培训，使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在一个明确的平台很好地结合。针对岗位工作内容设计相应的培训项目及多个对应的工作任务，每个项目都针对会计工作过程中的某一具体方面或环节，都有具体的知识、技能与态度培养目标，受训人员完成所有项目的学习，也就具备了从事央行所有会计岗位所需要的职业能力，获得上岗证或者规定的学分，否则就不能上岗。(四)建好人才库，发挥人才“池子”的作用。成分发挥会计人才库的作用，目前按照省行的统一规划，各地市也建立了会计人才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发挥会计人才库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荣誉。下一步要充分发挥人才库的作用使之真正成为人才的“池子”，提高人才库的含金量，做好应急会计队伍的建设。(五)改进会计培训知识结构，拓宽培训广度和深度。会计培训应不局限于会计专业知识，除开展基本专业知识、技术技能培训外，适度增加会计前沿动态、最新会计理论和观念;本地区、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金融形式分析;国内国际经济金融热点事件讲解，做到深广结合。并与人民银行会计工作实务紧密联系，启发会计人员的管理性思维，促使其从经济金融管理者的高度看待各类问题，工作中更具全局性思维、前瞻性意识、以及较强的社会使命感。(六)采取多种形式提升会计人员的职业忠诚度和兴趣。经常组织区域性的会计队伍横向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拓宽思维。会计工作的机械重复性和安全管理的固定模式，在一定程度束缚了会计人员的思维，没有有效触动和启发思维的环境，会计工作兴趣逐步降低。因此，经常性开展会计队伍横向交流学习或者联谊活动，推出先进典型，介绍经验，探讨问题，取长补短，互相启发和激励，有助于在会计队伍中培养浓厚的会计职业兴趣。

作者:焦政康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市中心支行

人民教育论文篇2

(一)教育公平的共同善原理概括来讲，共同善原理是以实现相关个体的应得关系的互利性为目标，以实现互利性共同善为手段。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上，社群构成性地决定自我，同时也决定了个人总是过着社群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权利。共同善原理反映到教育领域当中，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体利益是应该以全体受教育者的共同利益增进为前提的，也正因为如此，共同善原理支持以整体利益为目的的国家中心教育观，认为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与受教育者的个体利益是统一的。在制定教育政策、确立培养目标、考量培养模式的时候，着眼于增进社会群体共同利益，每一个个体受教育者也将从中获益，也就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实现了教育公平。

(二)教育公平的公平性原理针对共同善理论，有人提出反对观点，他们反对共同性的公平，强调公平原则的具体性、历史性。“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一致认同的社会，而是一个分化与冲突的社会———至少在关注正义的本性这一范围内是如此的”。［2］公平性原理首先以保障个体的相互权利为目的，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平等地分配社会资源。在教育领域当中，实现公平性原理，首先是要保障受教育者的个体权利，强调每一个受教育者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反对为了共同利益损伤个体利益。因此，公平性原理更加支持以个体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观，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只要能够增进个体受教育者的权利，实现相关受教育者之间的应得关系的公平性，这种教育就实现了教育公平。

(三)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以上关于教育公平的原理，尽管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方面，但都有其合理性，同时又各有不足。共同善原理更多地强调结果意义上的绝对公平，忽略正义实现过程当中的程序性，具有功利性的效用;公平性原理过多地强调对个体利益的保障，强调程序意义上的相互互利性原则，而没有看到社会群体利益之于个体权利的基础性作用。正因为两者各有利弊得失，因此，偏执任何方面，都是一种偏失，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彼此补充，才能构成更加合理的教育公平性原理。马克思曾指出:“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3］可见，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关系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应当是: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也就是努力将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统一起来，将受教育者个体与受教育整体的需要统一起来。换言之，教育公平的实现应该是共同善原理和公平性原理之间的互补性统一。

二、民族中学对促进我国教育公平的特殊作用

民族中学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教育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它以城乡适龄少数民族青少年为主要生源，以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办学宗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弱等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4］为了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主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实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普遍推行现代国民教育的同时，又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殊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民族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创办民族中学，是我国全面推进国民教育、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一项重要创举，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促进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举措，也应当成为体现和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民族中学有不同类型。从办学地点的选择而言，有就地办学和异地办学两种基本类型。就地办学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设立(县级或州级)民族中学，以当地少数民族适龄青少年为主要生源。异地办学则是选择在办学条件比较优越的内地大中城市，创办以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适龄青少年为主要招生对象的高级中学或完全中学，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办的中学。从招生范围而言，有地方性和全国性民族中学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数量最多，几乎全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有创办;后者数量较少，最典型的是面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招生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从学生的民族构成及学校的命名方式而言，也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生源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的中学，如中学、回民中学等。另一种是生源的民族构成比较复杂的中学，如广西、贵州等多民族世代混杂居住区域的各级民族中学以及位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为了办好民族中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往往在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保障学生学习生活基本需要等方面，对民族中学实行政策倾斜。因此，无论哪种类型的民族中学，都是国家针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教育底子薄、起点低、困难多、条件差等具体实际，为了突破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办学条件瓶颈、提高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步伐而采取的教育扶持措施，体现的是国家遵循补偿原则、［5］致力于通过实现教育公平最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努力。民族中学不仅作为民族教育体系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而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往往因为国家大力扶持而在教学基础设施、师资条件、教学水平、学生成才率等方面出类拔萃，成为地方乃至全国名校，成为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向往的殿堂，在促进民族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缩小国民教育的地区和民族差距进而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民大附中践行教育公平理念的探索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在我国民族中学乃至我国民族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在2013年附中百年华诞之际，给全校学生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作为全国唯一一所面向各少数民族地区招生的民族中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解放、国家发展、民族团结、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还深刻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国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学校继承光荣传统，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着力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总理在批示中也指出:“民大附中历经百年风雨，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各族优秀青年。希望你们继续发扬爱国、团结、奉献的光荣传统，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立德树人，笃志好学，砥砺前行，造就更多维护民族团结、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的回信和李总理的批示，深刻指出了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办学使命的特殊重要性，那就是:它不仅应承担和出色履行高水平中学的职能，而且还要将培养堪当坚定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神圣使命的少数民族杰出人才的光荣传统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事实上，民大附中多年来正是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抱持这样的使命感办学的。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已逐步构建起能有效促进各民族学生健康成长的人才培养特色模式———“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

(一)“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含义所谓“混和式”(“混”即“多民族、多元文化、多样性”，“和”即“共存、和谐、和平”，类似“掺沙子”)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将学校自身在师生构成的民族、文化、地域等方面所具有的多元性、差异性特点，视为有助于培养师生尊重并欣赏差异、包容并接纳多样的宽厚人文情怀的重要而宝贵的教育资源，因而在编班、编组、安排寝室以及组织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日常接触交往等方面，努力将各民族学生组合、联结在一起，使之逐步走出封闭的自我和各种形式的小圈子，养成与开放、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和多元社会相适应的开放、包容人格。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明显区别于内地中学、新疆班的“抽离式”人才培养模式，更适合于多民族中学的多元环境，与前述的教育公平理念有更多的契合。采取“混和式”的办学模式后，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全国特别是民族地区招收各民族学生，使学校成为各民族师生共同学习生活、共同成长进步的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缩影。所谓“混和式”，尽管表面上与“混合式”仅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重大差别。我们倡导和实践的“混和式”，不仅强调要将各民族学生融汇到同一学校、同一班级、同一学习小组、同一宿舍，将不同民族和地区学生的诸多差异性自然包含其中，而且特别意识到，引导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关注、认识、理解差异极其重要，必须通过正确引导，不仅使各民族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和管理者，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步了解、理解、尊重和欣赏差异，养成文化自觉和包容差异的人文情怀，以适应开放、多元的时代和世界。“混合”仅表明了多元并存的事实，而“混和”则强调兼容并包、多元和谐，追求“和而不同”，旨在使所培养的人才能够自觉践行“美美与共”的理念并服务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

(二)“混和式”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实现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学生接受现代化教育，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个体的生存发展，获得适应社会的生存技能，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如果民族中学的教育实施，不能促进个体少数民族受教育者个体的发展，使个体受教育者获益，那么这种教育的实施就是无效的，从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来看也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公平是“给予人应得的东西”即机会公平。对于很多身处民族中学的教育者而言，给予少数民族学生应得的东西是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的教育价值。促进所有受教育者的发展，意味着教育实施的有效性，追求实际的效用是教育公平的互利性原理或共同善原理的基本要求。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发展明显加快。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步成长，不少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甚至在加剧消失。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之后，错误地将民族传统文化视为过时、落后的东西，从而疏离传统、背弃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受此刺激，一些学者和民族基础教育工作者又过度地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要求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拒斥外来的优秀文明成果。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接受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对立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在民族中学的教育设计中，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将现代文明成果充分吸纳到教育教学过程中，使民族、地方的文化与世界的文明，传统的文化与当代的文明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只有实现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个体价值的实现;只有保证少数民族学生个体价值的实现，才能使其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继承起来并发扬光大。这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共同善原理，能增进社会群体共同利益，使教育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教育公平。民大附中处在首都北京，这里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中心。在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和正确认识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好这里的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帮助学生“站高望远”。这样做，更能从整体上促进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共同发展，从长远角度看，也才能更好地实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人民教育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 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 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 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 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 “体察” 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 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 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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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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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156 ― 02

把人文关怀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一种符合时展和教育改革要求的价值取向。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为今后有效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应当注重理论分析和价值应用研究，研究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的特殊性，认真分析人文关怀的特殊定位、特殊规律和特殊功能，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一、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定位

（一）人文关怀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含义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的价值、开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以更多选择和创造机会的人生哲学。〔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人文关怀应该体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关心学生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 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关怀本身都是属于创造性的人文精神教育实践活动。将人文关怀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的人文关切，努力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综合素质，又要倡导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提高，融合民族文化开展人文关怀教育工作，使人文关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决定性作用。

（二）人文关怀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关联

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在诉求。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的核心思想是立足少数民族大学生实际，把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自由平等的爱护主体，引导他们根据思想道德规范促进自身主体意识的良性发展。人文关怀应当以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宗旨，尊重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性价值，理性对待少数民族大学生价值观的客观差异，尽可能的采取多种人文手段，满足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生活学习情感等方面多样化的合理需求，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功能得到强化。笔者认为，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需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存现状、性格尊严、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给予真正的情感关切，去认真挖掘每一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性价值。

二、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规律

人文关怀需要重点把握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和教育内容的民族性，创新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培养更多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储备人才。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对象的独特性

认识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是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工作的首要前提。我们知道，作为独具个性的特殊群体，少数民族大学生除了具备和其他大学生的一般性特征，同样存在思想道德水平和教育层次的个性化差异，主要表现为：独具群体性和个性化，缺乏主体性意识，教育层次不平衡，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笔者从事少数民族大学生理论课教学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内部存在教育基础和知识可接受能力的差异，个别学生由于文化基础弱，专业学习压力较大，学习效果不佳，自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笔者以为，应当增强人文关怀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上的情感引导能力，结合每位民族大学生的自身教育背景，在一定范围试用分层教育模式，发展培养不同层次的个体人格。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由于复杂的民族社会文化环境，再加上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西方政治思潮的全球化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均呈现出群体的民族性。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自身民族属性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教育者既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教育背景的复杂性，又要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让他们更好地熟悉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了解民族地区的发展规划，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民族心理素质、知识创新能力，提前做好人生未来的谋划。

我们观察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发生的关系是否能够称民族关系时，关键是这种关系中是否具有民族性的内容。〔3〕 在不同的民族学生个体之间发生的交往联系中，若涉及对民族语言、语言风俗、信仰习惯等民族特点不尊重的问题，属于民族关系，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同学关系。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的内容既要体现倡导平等意识的民族特性，又要引导各个民族学生平等和谐地交流，学会正确对待解决民族问题，自觉做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内容的民族性

传统人文关怀教育体系在目标定位上过多强调“集体价值”的一元性，关于培养什么样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目标界定模糊，容易出现教育目标和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定位偏离甚至可能会产生个体边缘化现象。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的民族性决定了人文关怀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上的选择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教育内容的讲授除了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还要贴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文化背景，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方法，增加更多的情感互动，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营造宽松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也是贯彻民族教育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明确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功能

（一）弘扬民族文化，明确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价值

人文关怀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性人格，坚持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主体观”。〔4〕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持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平等交流。〔5〕

人文关怀教育者首先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才能承担好培养少数民族合格人才的重任。教育者需要树立人文关怀自觉意识，认真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帮助他们学会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个性。立足于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照顾好他们的学习生活，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发展好他们的主体意识。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实践者，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素质对于民族人口整体素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多选择民族文化为教育创作题材，适当开发富有地方民族区域特色的人文教育课程，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学习吸收其他民族文化。

（二）培养民族自信，关注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格素养

采用人性化的关怀服务方式，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搭建更多的成长发展平台，是搭建人文关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桥梁。笔者以为，应当定期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问卷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人格特征和政治立场，塑造健全的独立人格，帮助他们提升民族自信。

管理工作应当适当兼顾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利益诉求，做好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服务；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校园人文景观，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校园民族风情中陶冶思想情操；拓展社会交往的舞台，举办民族知识竞赛、民族宿舍文化节、民族游园娱乐、民族传统体育、民族歌曲比赛、民族故事阅读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塑造少数民族大学生良好的人文品质。

（三）激发民族自觉，培养凝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中国梦的提出不仅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新的内容，也赋予了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新的时代使命感与高度的责任感。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把握中国梦的战略理念，是夯实推动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所有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参与创造，只有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只有个人的人生理想积极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从民族视角去解读中国梦，强化民族自觉意识，让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地把个人的青融入实现美丽中国梦的民族篇章，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性力量，获得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参 考 文 献〕

〔1〕王东莉.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4）：135.

〔2〕高艳青.人文关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04）：56

人民教育论文篇5

民族教育学(Erhnic Pedagogy)作为一门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兴学科，它是教育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为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民族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民族经济学、民族社会学、民族文化学、民族政策学等并列为下位学科；在教育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教育人类学相接近，与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学等并列而成为下位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民族教育学与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等关系密切。

一、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著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一 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西北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和《再从边政谈边教》、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著。同时，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边疆教育法令汇编》、《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里，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是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著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著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其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早在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就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它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前身。1980年吉林省延边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民族教育研究所，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民族教育研究所。以后十年里，各省、自治区、各民族学院和高校相继成立了大量民族教育研究所或研究室。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的壮大，要求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1980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和“朝鲜语文教学研究会”。1983年9月，全国性的民族教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纷纷成立各自的学术团体。到1989年时，全国已经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50个自治州、地区、60个县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全国会员达5000余人。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民族教育学术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再次，民族教育学术期刊的发行和民族教育研究项目的规划，直接促成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发展。1986年，四川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民族教育研究杂志——《民族教育》，1990年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并由国家教育部民教司主办。1988年，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教育研究》成为全国唯一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自治区的相关教育期刊，也成了研究民族教育的阵地，如《西藏教育》、《内蒙古教育》、《新疆教育》等等。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沦》、《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展望》等，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在80年代末产生的一些民族教育学范畴与体系的基础上，民族教育学界开始反思有关的基本范畴并从学科自身研究领域和边界出发来重新确定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的学术专著的水平整体提高，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教育学著作，如孙若穷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哈经雄教授、滕星教授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学通论》、王鉴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学》等。这些著作对有关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的拓展、民族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的再认识、民族教育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分析、民族教育学学科边界与体系确定，等等，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2.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伴随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国策，我国民族教育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交流范围，主要表现之一便是与西方对立的民族教育理论开始“解冻”，由最初的批判多元文化教育，到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经验，再到进行东西方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民族教育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功实践中继承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在扩大民族教育的内涵和确立民族教育发展的理念方面，使我国民族教育在学术研究上与国际民族教育接轨。

3.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随着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分化，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开始初露端倪。可以说有多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就有多少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除了对部门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外，还从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高等教育等四大块来研究民族教育的结构体系。还有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管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交叉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到90年代末，民族教育学又形成了以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分支领域构成的学科体系。

4.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民族教育由最初的从单一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问题，转变为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且现代的教育技术学、信息工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被引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方法发展使民族教育学日趋成熟。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的日趋丰富发展，使众多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思索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就是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的。如孙若穷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他学者的讨论大多数也是在广义和狭义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去理解少数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如李红杰在《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哈经雄等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中对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这些思路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均可见到。

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理解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中的特殊性部分，奉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讲，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仍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由此出发而确定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当今社会，教育学要彻底地解释它的对象，它必须坚持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它是诸种教育学科的总称的这一理论观点。以此为前提，它才能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避免陷于内涵和外延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和严重的理论混乱状态”。按照这一出发点，民族教育学中的教育现象自然也就是教育中特有的现象，民族教育学中的规律也就是教育中的特有规律。民族教育现象是民族教育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民族教育规律则是指民族教育与民族其他社会现象之间以及民族教育这一现象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关系。所以，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的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民族教育学既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共同规律，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这里要专门指出的是关于民族的理解，它既可以是某一个民族，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前者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后者强调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多元性。

三、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不管是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还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对象共同的特点是多民族国家中处境不利的弱势族群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这一研究对象分别被教育学和民族学作为其研究领域。如果从教育学的分支研究领域来看，民族教育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作为社会现象，它当属于社会科学，但作为认识现象，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相对独立性。民族教育学的性质由此而确认为二重性学科或跨界性学科。这一理解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相一致，因为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那么，民族教育学在教育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教育学的体系分为宏观层次的理论教育学，中观层次的部门教育学、边缘教育学、教育活动与过程，微观层次的应用教育学等三层的话，民族教育学就属于中观层次的边缘教育学领域，它和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等是同位学科，是教育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如果从民族学研究的分支领域来看，民族教育学又是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民族学学科中的民族文化学、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学等是同位学科，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和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根据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对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第二，教育学和民族学领域的有关民族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民族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要时刻关注这两门学科中的理论成果。第三，民族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应逐步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断汲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四、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内容

1.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随着民族教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丰富和成熟，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素材正在发生着变化。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民族教育学中的双语教学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逐渐完善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在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

2.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是民族教育大厦的基石，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把握基本的规律。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特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质量与效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问题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体系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通过对民族基础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与把握，为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

3.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着高素质的人才，是民族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这一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高等教育的规模与体系问题、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问题、民族学院的办学之路、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改革、民族高等教育的投资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普及与提高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建设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理论的新体系，不断探索适合我国民族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

4.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研究。我国民族教育历来采取特殊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体系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背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民族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民族教育政策咨询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从理论上探索民族教育政策的科学依据，创建我国民族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系；从实践上不断丰富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咨询服务系统，为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更加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的特点服务。

5.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模式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双语教学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对民族双语教学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中，较普遍地开展了双语教学，与此同时，双语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些问题在十五期间的研究中已经基本解决，而有些问题仍然是“十一五”期间的研究内容，同时，双语教学的不断推进与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十一五”期间双语教学领域还将出现新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双语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双语教学的实践模式研究、同一民族在不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历史考察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普遍规律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双语教学的比较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在实践领域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双语教学的多样化模式。

6.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问题研究。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尤其是民族地区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实施，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由原来的民族语文的单一课程向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体系转化。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的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地方课程研究、民族地区校本课程研究、民族地区课程体系研究、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多元文化课程的比较研究、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于开发利用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体系的建构创造条件。

7.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国际比较研究。“十五”期间，这一领域主要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理论，“十一五”期间，除了继续翻译介绍相关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外，研究重点将放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之间的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两大领域，与此同时，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将在我国民族教育的研究中逐渐形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新进展、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之间的差异所在，进而分析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奠定基础，从而使中国民族教育及其研究走向世界。

8.民族认同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教育问题研究。民族认同原是民族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是在近年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心理教育问题研究却成了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主要有：民族认同的特点、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特点、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回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无神论教育、民族认同与学校德育等。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目标任务在于正确理解民族地区青少年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青少年德育问题，为培养合格的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

9.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研究。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我国一直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需要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断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一领域“十五”期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民族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并以民族教育行政研究、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研究、民族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基础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学校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地区非正规教育管理研究等领域为重点。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目标是通过对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我国民族教育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不断完善民族教育学，进而为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服务。

五、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细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发现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把一般的科学方法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的某一学科。胡适先生曾总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便属于此类。“假设”说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庞迦瑞的《假设与科学》一书，后逐渐流行，并在社会科学中以“假设”代“规律”，因为科学上所谓的“规律”往往被新发现的事实所推翻。不管是“规律”还是“假设”，其实都不是社会科学中，如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特有的方法，而是来自自然科学。方法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历史学的文献法与训诂法、心理学的实验法等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严格地说，不同学科之间有着一定的边界区分，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却没有明显的方法边界。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共享同一方法，而且社会科学内部也在共同使用“方法网”。我们这样立论并不是要证明教育学没有方法，我们只是要明确，教育学的确没有固定的方法。在技术层面上，教育学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为己用的。这就提醒我们，是该学会放弃那种追寻独有方法理想的时候了。

教育学没有独有的方法，并不表明教育学会依附于其他科学，会失去自己的独立自主。心理学并不是死抱实验法不放，而是以实验法为突破口找到了引进其他学科方法的途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进一步决定了其方法上的综合性、多样性。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中得到启迪，而非仅仅是模仿的话，教育学的研究就大有希望了。

从这一理念出发，民族教育学也没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领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可以从相邻的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中灵活借鉴其研究方法。因此没有专门方法同时也意味着方法的多样化。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教育学确实有一些主要的方法。

第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民族教育学的指导作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指方向，二是给方法”。我们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时时排除“代替论”和“怀疑论”的观点，即一方面要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代替民族教育研究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漠视与怀疑的错误做法。而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勇于创新、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民族教育学是一门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很强的学科，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教育发展的背景和模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有些是来自自然的，有些是来自社会的，而有些则是来自历史的，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单一的政策和方法解决的。不同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差别就更大了。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时，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在比较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时，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由于民族教育学的“母学科”——教育学在继承和运用科学方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法，如，经验总结法、调查研究法、教育实验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比较研究法等，这些方法也适合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但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补充。

第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法、口述研究法、田野工作法、类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区域研究法等，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中同样运用是十分普遍的。

总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研究课题的方向和性质来确定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另外，随着民族教育学的不断完善，更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会逐渐被引入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最终必将形成民族教育学主要的研充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孙若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

人民教育论文篇6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2B-0004-02

要深刻理解中国民族教育，就必须切实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而多民族、异文化就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现状。中国的民族教育是在多民族和多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对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关注。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民族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和差别性。

本文围绕多民族文化背景，重点探讨跨文化交流理论、跨文化教育理论及民族教育的基本理论内涵，从而探析中国民族教育的本质内涵特征。

一、多民族与跨文化交流理论

民族是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和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具有时代性、地区性、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拥有56个民族，其中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逾1亿，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搞好民族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中国民族教育的基本内涵体现在“多民族”和“异文化”方面，因此必然导致了民族之间甚至是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的趋势出现。

跨文化交往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之间的交往。第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日益频繁，各种文化之间的相遇由偶尔变为频繁，由偶然趋向于必然。第二，“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类存能够在类意识中确认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人作为类的存在，不可能独生独长于天地间”。[1]人类交往的必然性是由其社会性决定的。基于这两点，跨文化交往是人类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有时会因为个体和文化的差异性而出现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文化休克（个人对异文化不适应而产生的社会性隔离），更严重的会导致文化冲突。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跨文化交往概念的基础上，又逐步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1959年他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出版，在该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流’一词”。[2]

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的功能，正是通过交流文化才得以不断地发展。

“跨文化交流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也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3]跨文化交流理论侧重观察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交往双方的特点及交往的方式等，最终找到出现障碍的缘由及可能解决的办法。可见跨文化交流理论所倡导的不仅仅是异文化之间的了解，更是一种接受和包容。因此，跨文化交流理论成为理解中国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中国民族教育的构成基础。

二、多民族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多民族的现实带来的是异文化的内涵。这种异文化一方面丰富了社会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多民族的诉求。在我国，多民族诉求更多的指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宗教、民族传统等）。因此，在政治上，我国实行民族自治，坚持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在经济上，积极支持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对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提供特殊政策优惠；在宗教上，我国实行宗教自由，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在教育上，大力支持各民族地区教育，兴办民族高等教育、双语教育等。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都只有在真正理解了我国的“多民族、异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民族发展，而跨文化教育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视角。

跨文化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异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1998年版的《教育大词典》中对“跨文化教育（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定义是：①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同时进行多种文化的教育，或以一种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文化的教育。②在某个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信仰都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去接受教育。③专门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接受非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

鲁卫群在博士论文《跨文化教育引论》中认为：“跨文化教育是对某一文化的受教育者进行相关于其他人类群体文化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时间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4]实践证明，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只是第一步，是否形成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则更深刻地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跨文化态度是跨文化教育理论中很重要的内涵。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就是开放、不歧视（平等）、相互鉴赏（尊重）、无偏见（客观）和谨慎的跨文化态度。

相较知识与观念态度层面，行为是更重要的层面，尤其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避免异文化间的冲突仅仅是被动地避开问题，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积极去了解、理解和包容。这就需要培养跨文化能力。第一，一种全面而准确地认知多民族、异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交流的能力；第二，一种认同本民族，尊重异民族的跨文化比较能力；第三，在比较能力基础之上的取舍能力，因为合理的取舍可以为跨文化交流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而错误的取舍则可能导致跨文化的灾难。所以，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教育理论另一个重要内涵。

因此，跨文化教育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念，包括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对处于某一种文化背景的教育对象实施异文化内容的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积极促进教育对象与异文化的互动，从而达到使教育对象充分理解和尊重与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和培养教育对象良好的跨文化交往的态度、较好的跨文化交往的能力的目的。

三、我国的民族教育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什么是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概念如何界定？“民族教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民族教育则是指在多民族社会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进行的多元文化教育，即传承主流社会民族的文化，也传承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5]

民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有两点：其一，以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为主；其二，涉及并了解异文化的内容，促进民族团结和睦。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关系曾经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交往基本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和睦。回望历史，民族仇视，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和战乱，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和睦，则社会生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只有实现民族的和睦与团结，才会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才会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教育。目前，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围绕民族团结原则，侧重于有关民族政策、民族常识、民族历史等知识性内容的教育。这类民族教育的目的大多为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和自身文化发展。这就造成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也仅仅来自中国历史课程中极为有限的认识，无法全面了解我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甚至还不如大城市的人们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文化了解得多；而少数民族的人们对汉族文化也存在着不信任感。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的现状是：第一，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偏向于注重知识类的学习，而忽视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没有形成体系。第二，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是民族政策的教育，知识内容大多是民族文化、优秀文化历史、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功历史实践等，即知识方面的介绍仅仅是有选择的介绍。第三，过于强调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而忽略了各民族之间共同生存的必然与需要。总的来说，我国民族教育存在与跨文化教育理论不一致的情况，各民族之间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相互认识上，而缺少对异文化的真正理解。

四、用跨文化教育理论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

我们需要用跨文化教育理论指导我国的民族教育，用跨文化的思想来实践民族教育。不能单纯强调对跨文化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应该更注重适宜的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和跨文化能力的提高；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教育，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开展民族教育。我们应该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最终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应根据跨文化教育理论树立更科学的教育理念，形成更开放的教育态度，具备更广阔的教育视野，建立更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更多样化和更和谐的校园文化；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专业知识扎实、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视野开阔、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目标，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站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把学校打造成为创新知识、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基地；必须更主动和更自觉地融入世界跨文化民族教育发展的潮流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和优势，坚持继承，不断创新，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务实的态度，促进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平衡[6]。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最终使文明、灿烂的中华文化瑰宝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123.

[2]周荣艳著.浅析跨文化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23.

[3][5]哈经雄，滕星主编.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03，9.

人民教育论文篇7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封建文化源远流长，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使我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元化儒家文化的格局，制约着我国近现代化发展进程。近代战争、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一元文化的格局，欧洲、美国、苏联等欧美文化以及日韩文化涌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格局的形成，多元文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元文化的局限性。家庭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础，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多元文化发展和世界全人教育思潮，实现家庭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真正转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课题。因此基于中国一元文化的历史和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多元文化文献而言，国内有许多论文或著作探讨与多元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理论、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研究、学校教育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问题。例如《美国多元化文化教育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一文偏重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五十年发展与展望，倡导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重点探讨多元文化教育问题。还有王侠的《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解释》（2005），刘智力《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2005），龙藜《中美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比较分析》（2006），陈艳宇《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取向（2006）》，陈月、明丹《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校本课程研究》（2004）等。葛丽芳在《人品教育与多元文化》一书中将多元文化引入人品教育，总结公办和民办小学人品教育的成功经验。《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一文试图从家庭教育中探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齐阿娜尔《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现状研究》研究多元文化教育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浅谈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家庭教育的对比》一文间接探讨多元文化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家庭教育，透视了中西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差异。但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论文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和韩国较多。《德州市家庭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证研究》一文就家长对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以及家长的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知识与技能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家长对儿童未来的生活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有84%（124人）的家长极同意或同意幼儿应接受多元文化教育，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节日以及英语教育等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建议父母应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提高技能。2005年11月，由台湾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2005）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了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2005年第八届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家庭、族群与多元文化：挑战与机会》一文站在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将多元文化与家庭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在多元文化下探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对挑战，审视现状，寻找机遇与出路。这些研究要么基于多元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研究和学校教育研究，要么基于直接或间接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教育探索，缺乏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教育与世界全人教育思潮结合的时代特色。在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台湾推行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韩国推行向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教育方案与咨询、教育支援、医疗支援，这些教育实践虽然具有现代家庭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特征，但仍缺乏知识经济时代家庭教育与全人教育的统一，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统一，这对于现代家庭教育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感。而且无论在网络搜索，还是在研究文献中，都无法找到这一方面的综合研究，致使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全人教育的探索处于空白研究领域。因此顺应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科学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也是本文的问题研究所在。

二、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1.多元文化理论

多元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兰在1915年提出，是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1924年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所首创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直接兴起。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黑人民权运动――“黑色旋风”，致使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反对民族歧视、要求平等和民权，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独立性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多样化和一体化等基本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科学化、信息化的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表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多元文化主义文学等。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为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其核心为文化的多样性和良性互动。当前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概念，即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此概念蕴含着复杂社会结构和背景下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和平等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文化服务于全球化发展。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的概念不断演变，并成为人们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的方法论。

多元文化理论作为在世界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理论，是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频繁发展的必然需要。它包含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丰富内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受其影响的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多元文化理论包含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动力、多元文化与全球化、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多元文化发展（即文化合作与交流）等。世界全球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是多元文化的动力和源泉，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是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运用。它的理论内容包含以下几点：（1）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文化差异；（2）文化差异是力量和价值之源；（3）教师和学生应接受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4）社会歧视和偏见成为弱势群体学生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5）教师、家长、社会共同支持和创设多元文化教育环境；（6）学校教会弱势群体学生获得取得社会地位平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化和教育平等，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尊重民主和共同发展。它的实践理论包括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和文化/组织类型理论。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变革性教育运动，把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观点带入各学科，以多样化视角进行教学。他的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提出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即贡献法、添加法、转化法和社会行动法，它们将文化构成内容、民族英雄、民族节日加到节日活动中；将有关概念、观点、课题及内容加进课程中；改变课程结构和目标，使学生从不同文化、民族、种族及群体的角度，观察各种社会事务和问题；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社会活动技能，影响所处的社区。斯里特总结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人类关系法、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单一群体的学习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民主）法和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并认为后两种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方法。以上这些理论为探讨全人教育思潮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新视野和方法论。

2.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与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全人教育思潮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一整套教育思想，是一场全球性的全人教育改革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注重在联结、整体性和存在三个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的整体发展、个体的多样性以及经验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不仅要实现个体在智力和职业能力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实现个体在生理、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创造性等各方面共同发展，重视教育过程中经验、选择和合作。全人教育的核心思想在于转变教育培养目标，倡导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教育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具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全人教育思潮是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世界性教育思潮，是对20世纪末全球化经济体系和全球文化发展的反映，是一种对制度化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并试图通过人本化教育手段解决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全人教育理论是全人教育思潮的新发展和具体化，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现代教育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反思，是将欧美现代教育理论、全人教育思潮与中国文化和教育理论的高度综合，也是东西方社会文化融合和发展的多元化教育理论。此理论将个人本位教育和社会本位教育结合起来，以人性、人本和社会本位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为目标，遵循民主科学、合作实用、快乐自由以及人的社会化发展等基本原则，通过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和习惯培养的全人教育模式，强调人的早期教育、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人格健全、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完整人。

家庭全人教育是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涵盖了全人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现代化，是受全人教育思潮影响的全人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综合。它是基于全人教育思潮和全人教育理论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是将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的精髓、全人教育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家庭全人教育既体现了世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全人教育的发展，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精髓，实现了家庭教育现代化和全人教育家庭化的有机结合。同时，家庭全人教育也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教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家庭教育危机的思考，还为社会转型时期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我国家庭教育积极适应世界全人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

3.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多元文化理论和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都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理论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适应了世界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也为现代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特别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顺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途径，不仅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觉，而且也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因此，家庭教育就成为多元文化教育和世界全人教育的结合点，家庭全人教育成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新模式。

家庭全人教育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不仅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是全人教育运动的重要形式。家庭全人教育作为多元文化教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既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潮与理论运用到家庭教育理论中去，又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运用到家庭教育实践中去，实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全人教育理论和家庭教育理论的融合，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全人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共同发展，加快了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家庭全人教育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社会商等方面的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重视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教育，增长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知识，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的情感与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既为21世纪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又顺应了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趋势。

三、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运用

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理论运用，不仅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实践价值。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多元文化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科学认知，为实施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文化冲突与融合、合作与交流等社会文化互动的理论借鉴，通过家庭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促进多元文化彰显其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全球多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通过家庭全人教育，使儿童获得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科学态度、文化情感，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适应能力，使儿童获得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民主意识以及反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偏见的文化意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及文化观念、历史观念、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同时要求家庭教育遵循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教育理念，促进儿童从幼儿教育开始获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教育和文化教育、品格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综合三个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方面的理论价值，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理论不仅对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多元文化下的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多元文化实践价值方面，詹姆斯・班克斯提出的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对于家庭全人教育的社会商、德商、理商、情商和智商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价值和教育实践价值。例如台湾的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就具有全人教育视野下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意义。斯里特提出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家庭全人教育通过使用这五种方法，使儿童获得处理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活动技能，加速儿童社会适应和社会化发展。例如韩国的多元文化家庭教育方案与咨询、援助、支持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综合多元文化教育多方面的实践价值，以上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和五种多元文化教育方法，不仅对于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而且具有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价值。

四、构建多元文化下的现代家庭全人教育模式

1.科学认知多元文化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想与理论，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为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先进的教育理论，同时还要学习其它先进教育理论如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合作教育、快乐教育、实用教育、早期教育以及全面发展等，借鉴家庭全人教育，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丰富的教育理论。这些科学的教育理论成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理论指导，并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

2.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整合，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组织框架和制度保证。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是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合作教育的重要条件。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协会、家长教师联合会、学校理事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儿童协会、母亲协会等。这些合作教育组织的建立以及合作教育的制度规范，实现现代家校合作教育，一方面有助于保护家长和儿童接受教育的权益，规范家长教育行为，加强家长培训，提高家长教育素质，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和合作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监督，保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规范。

3.在教育内容方面，现代家庭教育不仅包含儿童全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而且包含家长素质教育。现代家庭教育不仅重视儿童的多元文化教育、民族教育、历史教育、品格教育等，而且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以及习惯培养等方面的全人教育，更重要的是重视儿童接受全面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以及家长教育素质的提高，强化家长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家长教育技能和教育素养。现代家庭教育克服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智力教育的缺陷，促进家庭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合作化。

人民教育论文篇8

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及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的扶持下，使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和发展。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重点支持特殊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地市州盟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较多的县市区旗建好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配齐特教专业教师，完善配套设施。鼓励和支持普通学校为残疾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提高随班就读和特教班的教学质量”。这使得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本文主要利用现有文献资料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与阐述，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民族特殊教育领域的关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在中国教育实践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对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指导意义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等两个理论视角进行解释和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科学地揭示了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发现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阐明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的思想（金炳镐，2007）〔1〕。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我们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又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质,又结合了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化,因而它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以科学严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宽广扎实的历史学、人类学基础以及预示人类进步方向的社会发展学说为基础，是民族教育研究的学科理论基础（宝玉柱，2009）〔2〕。建国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保障和发展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实践指导的正确性。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角下的特殊教育

人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一种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揭示人和其他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社会属性揭示出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相互确认作为人的全部方面。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揭示出了作为一个人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王培峰（2010）〔3〕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对残疾儿童少年的属性进行了如下阐释：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属性中存有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等自然存在的差异，这主要是生物遗传性获得和环境因素的后天性获得；残疾儿童少年的社会属性的差异,如态度、情感、价值观、素质、能力、社会行为等的不同,尽管受其自然存在差异的影响,但不是他们自然存在差异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由社会分工及其活动、劳动(如隔离的特殊教育等)造成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既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表现，又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需要。这就告诉我们残疾儿童的特殊性可以从其自然属性上理解，但同时也要了解社会关系层面赋予残疾儿童的“特殊性”，而后者是影响残疾儿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地区关于特殊教育的观念相对落后

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非残疾群体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在我国，对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区域差异。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省份处在中西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公众对特殊教育的认识程度。非残疾群体（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观念深刻影响着该群体平等地接受更好的教育服务的机会。因此解决民族残疾群体教育的实际问题，须从改善普通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看法和观念入手。这里指的“普通公众”也包括民族残疾群体的家长、监护人等与残疾群体密切接触，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角色。二是残疾群体自身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六岁以上残疾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教育文化程度相对落后影响其对自身处境和未来发展的客观评价和主观态度，并在大多数时候易被非残疾群体的观念和看法所影响。

（二）针对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

在我国，少数民族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这直接或间接导致民族残疾群体成为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进而影响其整体的生活质量。民族残疾群体的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其接受教育的能力和机会，并在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社会保障不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政策支持。而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对民族残疾群体的倾斜或特殊政策较少、针对民族残疾群体的服务性机构（如重度残疾人的社会福利院、庇护安养机构、就业指导机构、康复训练机构等）鲜少、支持性机制（如康复医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扶助救济服务等）运作缓慢，限制了民族残疾群体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三）现阶段我国的特殊教育无法满足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要

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必然涉及与民族性有关的概念，少数民族特殊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与非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有着较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其民族性上。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残疾的诊断与评估的影响；二、双语特殊教育的需要。针对第一个问题，当涉及到民族性问题时，一般常模化的针对主流群体的诊断与评估标准常常无法准确、公正和公平地判断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残疾程度和特殊教育需要。另一个问题是双语特殊教育需要的问题，国家高度重视在民族学校实行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但是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教学尚无系统的研究结论，加之具有特殊教育技能的双语教师的匮乏、双语教材教具的开发编写困难等问题，适合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特殊教育成为了民族教育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特征的讨论

（一）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内在发展动力的双重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将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上述特殊问题理解为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特有规律的现象反映。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现象既能够反映少数民族教育的本质特点，也能反映特殊教育的本质特点。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也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话，少数民族教育构成了教育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特殊教育同样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培峰（2010）认为残疾儿童少年在自然存在方面的特殊性与其作为人之本质的普遍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存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运动构成着他们存在与发展独具的内在动力系统要素之一。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特殊问题是在以上两种内在动力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双重性发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二）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内在多元性

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观点正确阐释了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认为民族的差异、民族文化的差异最终要用民族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去解释。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属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在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交叉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民族教育也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课题。如何看待文化的多样性便是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郭献进（2011）〔4〕认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内容的文化多元性，各类民族学校一方面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同时也进行着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而民族特殊儿童除了具有文化多元性以外还具有属性多元性，即残疾属性与文化属性。可以说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无论是其教育对象还是其教育内容而言都具有较鲜明的内在多元性，进一步说，是其教育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多元性。

（三）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互关联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观念的滞后密切相关，这就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上的不均衡性。为了削弱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保障民族地区发展的平等性，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以法律、政策保证民族之间不产生阶级压迫，以经济、文化上的帮助和民族的自立自强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相互关联性是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政策扶持的重要依据。

作者:伊丽斯克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人民教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双语教育模式是我国少数双语教育推进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过去，我们在双语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所积累的经验，都是在选择了一种好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的前提下取得的；而所犯的一些错误，遇到的一些困难，则都是因为实施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造成的。因而，讨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选择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模式”①

“模式”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概念，是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一个可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结构。中外关于“模式”的诸多定义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典型的、稳定的教学活动框架和教学进程的活动程序。

双语教育模式则是在双语教育理论指导下，以一定的双语教育实践为基础的双语教学活动的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双语教育模式不是双语教育方法，不是双语教育计划，也不仅仅是教育理论，它蕴含着理论、目标、结构程序、方法、策略、评价等丰富的内容。在它明确稳定的结构框架和简易可行的操作程序中，体现着先进的双语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模式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是二者相结合的一个“有效中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可操作的知识系统”。

二、双语教育的概念

双语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那什么是双语教育呢？英国教育家Derek Rownrtree在其《教育辞典》中的解释是：双语教育是培养学生以同等的能力运用两种语言的教育，每种语言讲授的课业各占一半。《朗文语言学辞典》认为：双语教育指学校采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授上课。我国学者严学窘认为：双语教育即使用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通常是学生的本族语，作为教育教学实施的工具。②综上所述，双语教育是指在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进行课堂教育的一种教育形式。

由于英语在国际交流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世界上许多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香港地区）都积极开展本族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③但是，在本文中采用的双语教育是指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教育。

三、双语教育模式的分类

正确地解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除了必须遵循已被公认的双语教育原理外，更重要的是从本国或本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双语现象，制订切合实际的双语教育政策。研究双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双语教育的现状及其演变规律，并依此制订相应的对策。科学的双语教育理论应该建立在科学地划分双语教育类型的基础上。双语教育类型的多样性是世界各国双语教育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分布特点不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各异，因而双语教育必然存在不同的类型。在我国，由于民族成分众多，分布交错复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双语类型也呈现多样性特点。这种多样性的双语类型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出现，后来又有所发展、变化。很多双语教育专家根据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特点，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双语教育进行分类。不同的双语教学（教育）计划、类型、模式充分体现我国双语教育模式的多样性。

有学者把双语教育划分为“过渡型双语教育”和“维持型双语教育”。过渡型双语教育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地引入主流语言，让学生尽快融入（即“过渡”）到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中，过渡型双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语言与文化的同化。维持型双语教育指的是保留学生的小语种，防止此类语言的消失，加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发展学生的母语，提高其双语能力，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双语者。

研究双语教育不只是研究关于课堂上两种语言使用的问题，在双语教育背后还存在很多，如：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学校课堂教学用哪种语言？两种语言的教学课怎样开设？有何种语言授课？等等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这类问题涵盖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这些不同的方面决定了双语教育的不同分类方法。从个人双语的视角看，维持型双语教育又可称为添加型双语教育。所谓“添加”指的是在个人原有的一门语言上又添加上了一门语言，被添加的语言一般来说是在学校中使用的教学语言，它既不是学生的母语或家庭语言，也不是用来替代母语的语言。在添加型双语教育中，第一语言继续使用。如果教学语言有可能取代学生的第一语言，就称为缩减型双语。过渡型双语教育指学生上学之初部分或者完全使用母语，此后逐渐转换为只使用学校语言。从个人双语视角来看，过渡型双语教育可以称为缩减型双语教育。④

四、自由主义概述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又众说纷纭的话题，这种认识不仅表现在非西方的世界，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下的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智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和事件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不早于17世纪。实际上，“自由主义的”（liberal）一词第一次被用来指称一种政治运动，只是19世纪的事情――1812年它为西班牙的自由党所采纳。当然，在此之前，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尤其是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亚当・斯密就使用过“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自由主义方案”的说法。但是，“自由主义的”仍然主要是作为“慷慨”（liberality）的衍生词，指仁爱、慷慨宽宏以及开放的心灵等古典美德……尽管自由主义并没有单一的、一成不变的性质或本质，但它却拥有一套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同时也使自由主义与其他的现代智识传统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运动区分开来。⑤

……

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m），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mailrooms），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⑥

五、哲学思考

自由主义的平等要求与我国实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初衷是一致的。对平等的激情来自于公平的动机。从公平的观点来看，每个人的生活同样重要，既不比其他每个人的生活更重要，也不比其他每个人的生活更不重要……在现实世界中，实质上的不平等已经存在，它们的存在强化了平等的要求。⑦

在中国，汉语和汉语文化是占主流地位，少数民族正在越来越多的加以采用。从科技到教育，从金融到外交，汉语都是有代表性的语言。从正确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和现代教育的民族化的需求看，少数民族教育承担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儿童、青年能顺利进入现代化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还有力求保持和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欲实现前者，就要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要实现后者，就要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学好汉语才有前途，认为“学习民族语言的目的是学习汉语”，“民族语文只是一种过渡，是辅助汉语文学的工具”。⑧

自由主义的自主性选择与我国需要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国情相吻合。个人的自主性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主义者对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首要性的强调，不仅为个人自主性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而且实际上也成了保护共同体及其幸福的最有力的手段……当然，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总是可能发生冲突的……但是，正是通过一种 充分地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就最有可能为这种冲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⑨在双语教育中，很多人充满两难选择：一是生存，一是情感。一方面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深厚的感情，认为语言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它应当渗透到本民族文化的各个角落，并能保持下去；另一方面从语言价值讲，汉语的功能性应用性已经远远大于少数民族语言，在国际化、标准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推行文化教育是必然的趋势，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实施将是推行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戴庆厦，滕星，关辛秋，董艳 著：《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M]，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年版。

[2] 戴庆夏，董艳《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J]，民族教育研究，1997，（1）。

[3] 李儒忠《论双语教育的模式》[J]，新疆教育学院报，2011年1月。

[4] 约翰・格雷 著，曹海军，刘训练 译《自由主义》[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徐向东著：《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冯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探析》[J]，文化教育，2011年第5期。

[7] 滕星《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996，（4）。

[8] [加拿大]M・F・麦凯，[西班牙]M・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9] 马戎《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A]，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

[10] 滕星 著：《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注解

① 李儒忠《论双语教育的模式》[J]新疆教育学院报 2011年1月

② 戴庆厦 滕星 关辛秋 董艳 著《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年版 第87页

③ 李儒忠《论双语教育的模式》[J]新疆教育学院报 2011年1月

④ 李儒忠《论双语教育的模式》[J]新疆教育学院报 2011年1月

⑤ 约翰・格雷 著 曹海军 刘训练 译《自由主义》[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2页

⑥ 约翰・格雷 著 曹海军 刘训练 译《自由主义》[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页

人民教育论文篇10

傅葆琛（1893――1984）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民主教育家，毕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有相关文集、著作、论文都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然而学界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不是太多，视角也比较单一，具体如下：

一、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

关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比较系统而权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陈侠、付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冯克诚主编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这两本文集简述了傅先生从事教育的经历，选辑了傅葆琛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调查报告等，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总体图景。这两本书均从6个方面介绍了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一、关于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信念。二、关于对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主张。三、关于对民众教育特别是乡村民众教育的论述。四、关于扫除文盲的研究与论述。五、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主张。六、关于识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以上两本文集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提供了指南，但由于篇幅限制，许多有价值及深层次的论著没有被编入其中，这就限制了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时，我们要以两本文集为基础，发掘更多的史料。

二、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期刊论文

学界有一些论文对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并试图从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今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启示。

刘军、杨志军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论略》和李亚男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傅葆琛开办乡村教育的原因、乡村教育的目的和范围、乡村教育的方法和使命等几个方面构筑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但是在论述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作用时缺乏深入分析。张澎在《平民教育家傅葆琛》一文中，通过介绍傅葆琛一生的教育活动来阐述其乡村教育思想，使我们可以一览傅葆琛生平的教育概况。李浩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农村体育生态环境构建的启示》，通过解读傅葆琛关于乡村教育意义、乡村教育历史使命、乡村教育环境的重要性等内容，认为傅葆琛的乡村教育理念可以为我国现代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指导，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王有春，肖蓓的《傅葆琛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创办》，论述了抗战期间傅葆琛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主持创办教育研究所并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研究的情况。张改娜的《浅论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该文简要论述了傅葆琛社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乡村教育的中心、弊端、使命以及其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上这些论文篇幅都较小，多是就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而且对傅葆琛思想的介绍也只局限在乡村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的原因、方法、目的、使命、意义等方面，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民众教育思想没有涉及，难以全面展现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上述论文的参考文献多集中在张陈侠、傅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一书，还有傅葆琛大量的原著没有发掘，因此论述较为单一浅显，缺乏深度性学术性。

三、研究傅葆琛乡村教育的学位论文

付卫华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我国新农村建设起来，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研究：一、绪论;二、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进行的乡村教育活动;三、从乡村教育的原因、途径与使命三个方面论述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从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评析;五、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付卫华的论文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内容，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现今我国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总结出其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是一个创新，并且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乡村平民教育、乡村民众教育，且在不同时期教育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作者在这里直接笼统的冠以“乡村教育”，使得概念区分不清，而且参考史料较为单一。作者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评价有一定的创见，但局限在具体的方面，缺乏宏观与整体的考虑。

四、涉及傅葆琛教育思想的著作

人民教育论文篇11

0 绪论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显著成就，形成了独特的体制，摸索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同时，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教育尤其是双语教育的发展，既有一般教育的共性，也有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自身的众多特性。双语教育发展的根本和基础是在建立在民族教育的前提下，民族教育具有普遍意义又具有文化自身的意义，它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的发展。实施双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依赖于本族语言的天然条件，进一步学好使用第二语言，促进个人以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以，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双语教育有利于民族教育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日益加深，双语教育问题日渐受到国内外教育工作者、语言研究者、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

1 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历史沿革的现状和理论成果

1.1 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历史沿革形成的现状

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谈双语教育就必须涉及到民族教育的内容。

（1）有关民族教育与双语教育成果的理论研究。藤星《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版）；滕星《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对象、特点、内容与方法》（《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戴庆厦、董燕《中国国情与双语教育》（《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戴庆厦、关辛秋《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1998年第1期）；苏德《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综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4年11期）；李枚珍《3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发展与现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期）；马学良、庆厦《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 1984年第4期）；王洪玉《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及发展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3）；陈远鸿《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现状与趋向》（《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7年第1期）；李儒忠《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历史进程综述》（《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3月）；荣司平《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使命》（《教育理论研究》2011年第10期）；孙丽曼《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特征及功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

藤星的《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是回顾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著作。从中国少数民族概况，中国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措施，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与时间，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特征，中国边区少数民族概况等，基本 涵盖了中国少数民族主要方面的基本情况。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基本理论及政策中就双语现象、双语教育的涵义及双语教育的分类进行了详实的分析，认为双语教育与双语现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双语教育的概念大于双语教学，即双语教学是双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双语教育主要是指民族语和汉语的双语教育，主要是培养民—汉兼通型的双语人才，为汉族与各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相互沟通、和睦相处、共同繁荣服务。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对象兼有教育学、民族学、语言学三重性质，并与其他众多学科相关联，是一项在中国这一特殊空白领域进行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工程和一门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边缘学科。重点谈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多元遗体格局”中“多元文化”的必由之路，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发展多元文化的基础，发展多元文化的前提是要培养出大量的“双语文化人”，无疑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多民族国家发展多元文化的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中的“多元”告诉我们：56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应该得到平等发展。

戴庆厦、董燕《中国国情与双语教育》一文中全面介绍了解决一个国家的双语教育问题，除了遵循已被确认为科学的双语教育原理外，更重要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认识符合本国国情的双语特点和双语规律，制定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双语规划和双语教育政策。

（2）双语教育与经济、民族政策、文化的关系。如戴庆厦、董艳《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实际中获取真知灼见——评〈四川藏区双语教育与教学研究〉》（《中国藏学》 1998年第1期）；杨萍《双语教育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第1期）；王鉴《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探讨》（《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辛治洋《当前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年第3期）；李延福、拉本、项青朝加《文化的多元性与少数民族双语教学》（《青海民族研究》 2002年第3期）；李泽超《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的潜在课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 2011年）；陈雪英《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和谐共生：2007年全国博士生（教育类）学术论坛论文集》2007年）；董艳《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民族出版社，2002年）。

比如王鉴的《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探讨》一文，主要从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几个显著特点进行了分析：第一个特点是国家民族政策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兼容性；第二个特点是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层次性；第三个特点是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有效性。第四个特点是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性。由此可见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从价值取向来说，基本的、关键的政策领域都以人为本、教育公平、效益优化、均衡发展等为其基本价值。由此可见双语教育一方面受到了经济、民族政策及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是在教育政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1.2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如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版）；关辛秋《当前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民族教育研究》 2011年第4期）；祁文秀《云南省边境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民族翻译》2009年第3期）；牛娟的《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研究初探》（《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年第5期）；朱崇先《双语现象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民族教育研究》 2003年第6期）；丁文楼《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几点思考》（《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介绍了双语教育理论及其双语教育的模式，谈到了对双语教育发展的思考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在谈双语教育理论中强调了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实施系统、评价系统等内容，突出阐述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语言文化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关系。

2 新疆双语教育历史沿革形成的现状

2.1 新疆双语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新疆就已开始实行“双语”教育。因为新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外界合作交流，要发展，肯定离不开汉语。

（1）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与现状的研究。陈旭、陈进的《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在新疆的实践与发展》（新疆社科论坛，2011年第2期）；方晓华的《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现状、特点及其反思》（《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年12月）；张莉的《浅析新疆双语教学的现状与对策》 （时代报告， 2012年第4期）；古力加娜提·艾乃吐拉《新疆地区双语教育的现状与展望——从田野调查视角考察》（《民族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刘姣、蔡文伯的《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三十年回溯与反思》（《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09年第1期）；王阿舒、孟凡丽的《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综述》（《民族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马戎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张敬仪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现状研究》（《丝绸之路》2004年第2期）。

（2）新疆双语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王 振、蔡文伯《刍论双语教育对维系新疆民族和睦关系的作用》（《新疆职业教育研究》2011 年第 1 期）；姚文遐《推进双语教学 促进新疆民族教育发展》（《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03期）；张洁、张梅《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历程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廖冬梅《新疆民汉双语现象与新疆社会发展之关系》（《新疆大学》 2006年）；顾华祥《新疆民族教育现状及难点分析》（《求是》2004年第11期）；贺群、胡文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回顾与反思》（《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木哈白提·哈斯木等著的《新疆少数民族中学汉语授课试验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这些著作和文章从新疆教育的历史过程、作用、难点、问题，双语教育的现状、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新疆的双语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双语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普遍较低、数量不足、缺乏科学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双语教育模式多样与教材品种单一相互抵触，因为教材内容与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脱节，所以缺乏地方色彩；双语教育的质量有待提高；双语教育的管理没有现成的管理模式，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实施的具体措施、办法，使得双语教学不能快速健康地发展；双语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不高等原因。

2.2 关于新疆双语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的研究综述

杨凌《新疆双语教学发展新状态》（《职业时空》 2007年第13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年3月31日）；马磊《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全球化语境与现实问题》（《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4期）；张红艳、郝路军《管窥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成效》（《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以大力加强双语教育为突破口 统筹推进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一周年座谈会交流材料之七，2011年7月15日）；王迪吉《“双语”教学是发展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必由之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4期 ）；石翠红《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已势在必行》（《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重点论述了未来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前景。

人民教育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教育，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的普及，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国难当头，对教育的普及有了深刻的思考，为了拯救中国而改造旧教育，他在中国本土教育实践中创立了与僵化的传统教育观截然不同的新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

1陶行知与及其教育思想之我见

1.1陶行知生平

陶行知（1891.10―1946.7），汉族，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他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1923年，他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和晏阳初等人倡议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他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在劳动中学习，致力于积极开展乡村教育运动。1932年，他开始普及教育运动，从事工学团的实验。1939年，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之前在晓庄师范学校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他以“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为贫苦人民和儿童的教育献出了毕生的心血，被主席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2陶行知的主要教育思想

1.2.1宏观方面，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强烈的教育改革精神和全民意识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这是陶行知学生时代的认识。于是，他致力于中国人民普及教育的一系列运动。

（1）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提出，要使中华民国有真正的国民，有两个办法：普及义务教育与普及平民教育。且两者缺一不可，义务教育的根本在于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有两种办法：一是办平民学校，即班级制；二是设平民读书处，在家庭、商店、工厂等地均可以设立，比较灵活，平民读书处不像平民学校那么严格。另外，陶行知认为，为救中国，绝对不能等孩子们受完教育后再来救国。

陶行知清楚地看到大众未能受教育是国家不能摆脱贫困的障碍，因此他认为必须封建贵族化的教育，提倡教育机会均等，让广大平民都能接受文化知识，这样逐渐地启迪国民的爱国心，以实现平民政治和社会改造。

（2）乡村教育运动

陶行知指出：“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85%，设立师范学校，宜顾全农家子弟。”1927年3月，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晓庄师范虽然只办了三年余，但在三年中培养的228名学员，他们为乡村的改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第一，乡村教育的内容就是整个的乡村生活，普及的重点在农村；第二，他提倡要从乡村的实际生活出发办适合乡村生活实际的活教育；第三，提倡师范教育下乡，创办乡村师范学校；第四，倡导创办“中国式的、省钱的、平民的”试验幼儿园；第五，乡村教育必须与控制人口增长相联系。

（3）普及教育运动

陶行知认为：“教育是必须普及，但是老法子决办不了，只好想出新的法子来解决。”1932年，陶行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并随之创立了著名的“小先生制”。在陶行知看来儿童是中国实现普及教育的重要力量。他提出“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体现了这一认识。“小先生制”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尤其重要的是“小先生”的责任不只在教人识字学文化，而在“教自己的学生做小先生”。由此将文化知识不断延绵推广，是为了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等矛盾而提出的。

（4）国难教育运动

面对日本的侵略，1936年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指出：“只有战斗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战斗才有做中国人的意义，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

陶行知的国难教育包括四个方面：揭露日本大陆政策的内幕、撕毁汉奸政府的假面具、宣传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悲壮之情形、宣传中国唯一真正的出路是武力抗敌。

（5）民主教育运动

陶行知说：“大清时代，人才即奴才教育，国民教育即奴隶教育。今天，时代不同了。”1945年5月，他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旗帜鲜明地指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

1.2.2微观方面，陶行知提倡民主型、开放型、密切结合生活实际的新教育

在批判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了以“生活即教育”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

（1）生活即教育：首先，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从生活的横向发展来看，过什么样的生活也便是受什么样的教育。从生活的纵向发展来看，生活伴随人生的始终。其次，实际生活就是教育的中心。再次，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

（2）社会即学校：一方面，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另一方面，动员学校的力量来帮助社会进步，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3）教学做合一：这是陶行知的教学实施方法。他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知行结合。

纵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无论是从宏观方面，包括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的思想，还是从微观反面，包括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都明显地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命运结合在一起，与当时的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救国救民的、人民大众广泛积极参与的、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民主的、普及的国民教育思想。但是，他的教育理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在教育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在如今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实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的具体教育现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重新思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创新，对改变我国的教育现状具有重大意义。

2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文字下行”

2.1我对“下行”及“文字下行”含义的理解

2.1.1“下行”的含义

这里的“下行”是词典中的第二种含义，即公文从上级发往下级。《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既下行，水楔不通，州县相知，标道路。” 明 沈德符 《编・禁卫・锦衣卫镇抚司》 “一切刑狱不复关白本卫堂官，即堂官所下行者，亦径自具奏请旨，堂官不得与闻。”

2.1.2“文字下行”的含义

“文字下行”是一种把国家的文化，以文字下行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向人民大众推广，使人民大众都能受之影响的教育政策。它其实是实现一种人民大众的、普及的国民教育，而“文字下行”是其具体的实施措施。

2.2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文字下行”

深析陶行知“生活教育”体系的思想，无论是从宏观方面，主要包括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的思想，还是从微观反面，包括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无不体现着人民大众的、普及的国民教育、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救国救民的教育，陶行知结合当时中国面多日本的侵略、人民生活疾苦的现状，积极地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在教育实践中，他创造了著名的“小先生制”，从教育理念到实践都贯穿着“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的思想，真正地实践了“文字下行”的教育政策。

2.2.1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是推行“文字下行”的主要措施

在当时国家经济贫困，教育师资短缺及其艰难的情况下，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文字下行”的有力举措。这样一来，受教育的范围扩大了，人民大众的素质也在逐步地提高了。

再者，从“文字下行”本身的含义来说，它企图把国家的文化通过种种手段，在人民大众中得到推广。这无疑是一种有效地推行国家文化的的举措，因此“文字下行”本身就体现了普及的、大众的、国民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在自己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极力地推行这种政策，企图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

2.2.2陶行知“文字下行”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其对现今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虽然，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成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时的命运。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很多条件都不具备的条件下不免实施起来困难，所以取得的成效也是有限的。

对现今的教育改革而言，“文字下行”无疑是一种普及国民教育的举措。只是该把国家的那些文化，以何种方式往下推行，推行到什么程度，这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理论和具体的实践做支撑。

虽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对学问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力图通过教育实现救国、救命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说明在当时中国的国难当头、人民疾苦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如今，我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进行新课程改革，再度思考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实践价值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无疑具体重要的意义。

人有两件宝

■ 陶行知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

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

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一切创造靠劳动，劳动要用手和脑。

现在重读这首儿童时代就学过的儿诗时，才真正体会到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想要深刻表达的意思。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具备了很多条件，无论是改革的理论，还是实践都具备了许多有价值的条件。但为什么改革的成效不是很大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我们缺少了太多的对现有理论的深刻研究，也缺少了太多对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更缺少了将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良好的结合。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强调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深度剖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心、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改革价值。

作为教育学原理专业的一名学生，无论是在现在的专业学习中，还是在以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成果无疑对我们是一笔有用的财富，而如何利用好这笔财富？这是我们该深刻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中，读过陶行知的一些作品。但随着时间和学习的推移，每一个阶段读的感受肯定不同，我们不妨再翻开陶行知的这首《手脑并用歌》，细细地品读，相信这次的体会和以前又会有不同，等我们去实践的时候感受又会不同。这不就体现了陶行知的“知行合一”吗？学习，就是在知和行的结合中不断进步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 陆建非，等.陶行知教育名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