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思想史篇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教学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与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就安排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教学任务，而且大都在学科体系中都是专业主干课程。与一般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类似，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往往简单的根据关注的视角和范畴，既割裂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也把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纽带不经意的阻断了。以至于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学生往往无所适从，不能准确的将已经学习的课程知识与经济学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衔接。导致整个经济学教学的碎片化倾向。以至于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后，学生仍然不能鸟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更不能驾驭较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仅仅是达到了简单模仿和基本理论应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达到学科体系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为此，通过梳理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有目的的使学生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找到能够打通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键环节，积极寻找两者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上面的统一，从而使学生融合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并能够灵活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因此，通过明确知识体系的方式可以避险学生对知识点形成孤立认识，杜绝了教学过程分割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密切联系。

二是突出方法论的地位，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在不同知识点中的应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虽然这样的发展也饱受非议，但总体上奠定了西方经济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因此，需要学生认真学习和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知识，体现不同知识点中相同方法论的使用技巧和密切关联。

三是通过课程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调整，避免教学过程对学生进行经济学思想体系学习产生障碍。由于以往教学中经常会根据难易程度、结构组织、如何考核等问题安排教学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往往会导致一些结构较为庞大、联系紧密、难易适中，容易考试的部分成为所谓的重点部分。而一些学科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学过程人为的删减了。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形成人为阻隔，成为孤立的知识小岛。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通过调整整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增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也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增加对必要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的教学时间。此外，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进行了有益的调整，使其教学过程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能够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

[1]张守一.对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评论[J].经济学动态，2009（9）.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2

关键词：唯物史观；微观理论范式；宏观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11-0034-05

历史观的探讨是进行哲学研究绕不开的问题，但是在如何研究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同的方法选择。在西方，一些学者采用了宏观的研究方法，注重社会历史中的结构和规律的发掘，如结构主义，我们定义为宏观的理论范式。另外一些则运用了微观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历史中的个体存在和具体条件的探索，如日常生活学派和存在主义等，我们定义为微观的理论范式。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宏大叙事”、“历史规律”等词来描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其中只有宏观，不见微观。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误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微观理论范式为基础、宏观理论范式为主导展开的，既把握了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又关注了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而实现了对单纯的微观理论范式与纯粹的宏观理论范式的超越。任何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仅是宏观理论范式或仅仅是微观理论范式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都没有正确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微观理论范式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与“经济决定论”、“整体主义”和“宏大叙事”这三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发现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宏观的理论描述。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但是却忽视了马克思考察唯物史观的微观方法。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71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阐发与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正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阐发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微观史学家福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是宏观史学，也有微观视角。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历史学由传统宏观史学向现代微观史学的转换“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2]。无疑，在福柯看来，马克思是微观史学的创始人。综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是马克思深切关注的领域，也是马克思微观理论范式所关注的范围。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核心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66-67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前提不是某种神秘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精神即自我意识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讲的作为感性实体的人，而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所说的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就是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就是从人的生产实践和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各个人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1]119，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具体的微观的个人，而非抽象的人类。马克思还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7，“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3]。可见，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时，始终把个体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使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具有丰富内容的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内在统一起来。

在《1857年-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正是他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充分表现。在“三大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状态依次呈现出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必然的个人、自由的个人等阶段。马克思指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1]122这些“个人”发展的不同状态正是“现实的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现实”内容。显然，马克思是在用具体的个人的发展状况来描述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只有真正弄清了马克思对个人的关注，才能正确理解唯物史观。

总之，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个人”既不是“抽象的人”、“自然人”，也不是“纯粹的人”或是“人自身”，而是物质的人、社会的人和实践活动中的人三者的统一，因而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是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和丰富的人。这体现了马克思考察唯物史观的微观范式。

其次，对具体的历史条件的考察是马克思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史观对微观领域的忽视，同时，他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过程也是批判传统宏观史学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93在传统史学家的视域中，要么认为现实之外的精神是历史的存在，要么认为古代帝王的思想是历史的基础，这都是将外在于世界之物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的做法，是一种历史观上的基础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史学家的视域不是停留在日常生活之外，就是停留于日常生活的表层，而现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往往被传统的宏观史学家置之度外，这是传统史学不能真正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原因所在。马克思认为，要用实践观点分析历史，将历史看作是现实的生产实践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在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种历史因素往往不同步、不均衡地发展。然而，传统的历史观不懂得实践的辩证法，要么把一切还原为机械，要么把一切还原为精神。这种历史观实质上都是以一种主体之思统一历史，因而遮蔽了日常生活等微观视域的丰富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分析了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的制约条件。如前所述，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个人”是指从事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1]129。这说明，“现实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能动的主体，又同时受到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是主动和受动的统一。另外，“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正确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即这一概念说明人的本质应由具体的社会关系决定，离开其所在的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人的本质。可见，马克思是把“现实的个人”放在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下来考察的，着重突出了唯物史观考察人的条件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马克思考察了不同民族发展道路的限制条件。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愤怒地谴责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4]341-342，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马克思认为，小生产者被剥夺，迫使他们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毫无例外地超历史的规律。如罗马平民，他们在被剥夺成为无产者后，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反而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这表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4]342可见，唯物史观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抽象公式和可以现成地用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是作为方法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南的“指导线索”。因此，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时，需要考察具体的现实的状况等微观细节。

最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指向。如前所述，在《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和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其中，“人的依赖关系”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一大历史阶段，大体上可对应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大体上可对应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由个性”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历史阶段，大体上可对应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学说中，马克思把对个人发展状况的考察与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对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发展作出了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全面地揭示出人全面自由发展所需的现实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有个性的个人”是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而有个性的个人就是全面发展的个人和自由的个人。全面发展的个人又称完整的个人，主要指人以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具体讲，就是指个人的能力、品质、需求和社会关系全面充分的发展。“自由的个人”主要是指自主发展的个人，就是能自己支配、约束自己的自律性的个人，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活动的自主性的个人。自由的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1]12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做了描述：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解着整个生产，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可见，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个性特质。在这里，唯物史观的指向是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的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显然，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宏观的规律，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归宿和最终指向是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是抽象的人。由此可以发现，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微观理论范式”这样的字眼，但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确实是建立在微观理论范式上的，它运用微观理论方法论证具体个体的全面解放。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宏观理论范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表述了唯物史观，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92这一表述是马克思后来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之前的最初形式。可以看出，在这里，马克思大致勾勒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出了生产方式在历史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5]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是有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是第一个对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和变迁的一般规律作出系统阐述的思想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和规律。综观唯物史观，可以发现，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这也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

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包含着微观的理论范式，又内含着宏观的理论范式，微观理论范式是基础，宏观理论范式是主导。但是，马克思的微观理论范式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相反，宏观的理论范式则被更多地强调。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关系曾被当做铁的规律来使用；第二国际也曾把马克思的理论错误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也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深情地说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776。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微观理论范式之所以会被遗忘是有深刻原因的。正如衣俊卿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是由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理论任务决定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机械生产主宰一切、资本逻辑不断壮大、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世界历史逐步展开的时期，这些宏观力量使马克思强调了社会发展中的宏观维度，从而突出了唯物史观中的宏观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西总体上并不被人们接受，因此，为了现实的需要，马克思有意识地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6]

其实，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片面否定微观理论范式，就会陷入“英雄主义”或的泥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指出了雨果和蒲鲁东在分析历史事件时的方法论错误，认为雨果关注的只是波拿巴一个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而蒲鲁东则“把改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1]580。这样，历史就成了个人心理的描述，导致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同样，如果片面否定宏观描述，历史就成了自然进化的自然过程。而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则在于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既立足微观分析，又突出宏观描述，从而准确、深刻地把握了社会历史过程。

三、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双重维度的意义

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宏观理论范式和微观理论范式，有利于回归到马克思的本真语境，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历史本质规律和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

首先，有利于回归马克思的本真语境。在理解了马克思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发展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形态，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宏观描述，而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发展”，则是以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为标准来划分的，是一种微观的分析。在马克思的本真意义上，这两种社会发展的理论是相通的，我们应从二者的互动来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来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人的依赖”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属于“物的依赖”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因此，要把握本真的马克思，我们就要从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互动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此外，传统的观点一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宏大叙事的理论来研究批判，以至于萨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出现了人学的“空场”。需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计划“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7]。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个愿望。但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写给梅林的信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恩格斯指出：“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的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126在这里，恩格斯坦言马克思只是在基本的经济事实中研究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问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做微观探析。这与马克思哲学的使命有着重要联系，马克思认为哲学的使命在于“改变世界”，因此，他不是把研究的目的放在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马克思没有单独分析法、道德、政治的历史，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得到更为精致的展开，其中很多思想后来成为福柯、哈耶克等人微观批判理论的资源。”[8]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唯物史观时只侧重历史进程中的规律性，这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误解。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应该忽视马克思对微观理论范式的尝试和应用，应该回到真实的、全面的、整体的马克思，发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在丰富性。

其次，有助于科学把握历史本质规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把研究范式区分为宏观理论范式和微观理论范式，并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而是寻求把握历史本质规律的根本方法。现实生活世界是由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与宏观的非日常生活相互交织构成的有机系统。日常生活世界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非日常生活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延伸与发展。正如不研究非日常生活世界就不可能洞察日常生活世界一样，不研究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及其解决，要解决非日常生活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许多研究中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发生着研究视域的转变：即从关注马克思的宏观哲学结论向关注宏大理论与微观资源相融合的方向转变。”[9]2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张力关系，构成了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转向日常生活世界的逻辑必然。“哲学的微观资源与宏大理论的关系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特殊’与‘普遍’的关系、‘部分’与‘全体’的关系。”[9]233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便是把微观分析放在宏观背景中来研究，把宏观探索用微观分析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循环解释中全面把握社会历史进程。”[10]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明确界限已被打破。在此情况下，不能仅从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科学认识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这双重维度有助于唯物史观摆脱宏观和抽象的特征，实现抽象和具体的融合，成为具有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的社会历史理论，从而彰显唯物史观的时代价值。

最后，有助于我们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马克思曾说：“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黑格尔也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可见，哲学是与现实密不可分的，一切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应该与现实紧密结合。其实，在历史上，真正的哲学研究也从没有脱离过现实，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现实而已。因此，任何哲学研究都必须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境遇、价值诉求等层面凸现出来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审视与批判，为个人的生存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唯物史观，就必须对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加以关注。

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科技化、市场化、网络化等方面的突破性发展，人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总体性变迁，在此过程中，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随之而来，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肉体遭遇、生存状况及未来走向成为唯物史观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唯物史观转向现实生活世界、深入实践所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剧变。随着社会转型和日常生活变迁的推进，经济的与政治精神文化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主体与客体的等各种矛盾不断凸显。

面对日益凸显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唯物史观的研究不应当幽禁在“纯学术”的概念世界，而应当走进社会现实，走进不断变化着的日常生活实践，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困境、物质文化诉求和自由幸福期望，为人们建构富有人文关怀、和谐温馨的精神家园。这对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微观理论范式思考并解决问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彰显了突出唯物史观微观理论范式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6]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3.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3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31－08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已成为理论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是否有必要提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当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它是一门注重实证性研究的学科，还是一门注重规范性研究的学科?出现这些争论既是我国经济理论长期历史演变的反映，更是30年来生动活泼的经济现实和经验的深刻反映。理论演变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已经表明，重大的历史现象和事件必然催生出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重大经济事件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是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大的经济事件及其解释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一)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试图寻觅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的产出和就业灾难性崩溃的原因，至今仍是对经济学家才智的激烈挑战。那些求助于包含在古典经济学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的传统智慧的经济学家们，无法为1/4的失业率、实际产出1/3的下降找到一个逻辑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二)“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而“滞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货币主义者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由于货币主义主要构件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使得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完全失去了可信性。于是以发展弗里德曼――菲尔普斯自然率假说为开端，试图将“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替代关系”的争论加以规范化的卢卡斯，通过将自然率假说和持续市场出清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起来，再加上华莱士和萨金特等一些理性预期主义者的努力，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

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三)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世纪之前，世界经济增长是离散的、不连续的。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中发生的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变已经非常不均衡地扩散到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非洲国家比东亚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因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来说，当时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解决“如何跳上经济增长的电梯”问题上是不够的。所以在经济增长领域中旨在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结构的努力正在向前发展，于是二战以来，先后掀起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三次理论浪潮。第一次浪潮集中在哈罗德和多马的强调资本积累在加快经济增长上的重大作用的模型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动了一个持续更久、规模更大的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二次理论浪潮。第三次浪潮是因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工作而兴起的，这次浪潮引发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四)“转型衰退”、中国“经济奇迹”与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困境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实施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但是“休克疗法”的实施并没有出现设计者预期的“U”型经济增长轨迹，而是出现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循环不同的“转型衰退”：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并陷入了一种持久的深度衰退之中，呈现出一种“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并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破坏程度。如大萧条中衰退最为严重的美国，实际CDP下降约30％，但在1933年3月之后就开始迅速的恢复，实际GDP到1939年恢复到1929年8月的水平。而等国家的转型衰退，除了波兰以外，其它国家恢复到转型前水平的时间均大于10年，而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家实际GDP的下降幅度竟然高达50％，乌克兰甚至达到61％，并且甚至至今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市场价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就能

够自动实现增长。对于如何达到这样的初始条件，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达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型国家需要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加快国有财产私有化进程，使国有财产变成自然人财产和法人财产，弱化国家的经济地位；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加快国家的对外开放。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利用计划、规划等手段调控国民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要素单向流动等等。这样的初始条件显然不符合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但中国不仅取得了年均10％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维持持续高增长30年，同时在国际地位、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工业化程度以及预期寿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我们将“经济奇迹”定义为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不可能发生而实际上却发生的经济成就，那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乃至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提出了一系列亟须阐释的重大理论、现实与政策问题。阐释这些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成为宏观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奇迹导致重大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之争

理论界在反思中国和经济实践经验的同时，开始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在中国，两种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却愈演愈热。

(一)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了“范式”概念并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等的综合体。而对于“经济学范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作了描述性解释，“作为经济学一种范式，最重要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但是很多作者只是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我国学者樊纲认为，“范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他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主流范式”：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代表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论范式。他把我国1979年之前的主要经济学理论范式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为“苏联范式”。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顺次的：原始时期――范式形成时期――常规发展时期――范式转换时期――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当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时，则是“范式危机”，而这发生库恩所说的常规发展时期和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即范式转换时期。

樊纲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而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而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通过对“苏联范式”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资料所有制”、“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基本规律”等问题的剖析，樊纲指出了“苏联范式”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因而“苏联范式”处于危机之中。针对樊纲的这一观点，崔之元认为追求普遍性，并不等于有了普遍性。他通过四个案例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行为理性”的混乱，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以及众多的“不可能定理”。他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理论”。因而中国学者不仅要“应用”“基础理论”，更要创造“基础理论”。吴易风认为樊纲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无阶级性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不现实的。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

(二)其它几个有关范式的论点

钱颖一认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正是由于有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夏业良通过对《经济研究》近50年，尤其是近20年来发表文章的统计，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范式都已终结。而现在的主流发展方向应是现代经济学范式。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三大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描述主义的准范式。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范式并没有衰落，而是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之外，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存着一个描述主义的准范式。因为“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识，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折衷的处理方法是将之称为“准”范式。而中国经济学“将是三大范式的共同发展”。

三、范式之争的启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意义是什么?

从上述有关范式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和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讲的，并对整个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用于经济学也许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范式”概念和思想的提出究竟是增强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也就是共性)还是增强了其特殊性(个性或历史性)?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即“范式”思想表明了历史、社会、人们的价值信念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亦即不同范式并不存在统一的客观基础，是难以比较的。不同的范式是由不同历史因素、社会价值信念等非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具有绝对客观基础。第二，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的界定难道是一样吗?显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区别，两类“范式”概念和意义应该是有明显区别的。简单地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科学的范式相对清晰、有效、易界定，而社会科学范式则模糊、局限、难以界定。决不能把自然科学意义的范式与社会科学意义的范式混为一谈，因此经济学范式具有的共性意义比自然科学范式要小得多，即使属于同一“范式”的国家，其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也完全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学中概括不同国家的经济特征，特性和共性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共性而没有特性的范式是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具体国家经济

学范式的。实际上，不是经济学中真的只存在所谓“西方经济学范式”或“苏联范式”，而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和自信建立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因此，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范式时，并不意味着要象自然科学范式那样，只能是接受、照搬一个范式，而是应该建立中国经济学范式。

其次，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看，如果说经济学“范式”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寻找不同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共同特征，那么必须要意识到，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产生的共性原因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要小得多，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的共性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范式”思想和意义所在。历史主义的“范式”思想实际上告诉我们，任何范式的确立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人们意识及信念对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有关。简单说就是范式的确立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如果说“范式”这个概念和思想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深刻意义的话，是它进一步深刻地告诉我们，既然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客观基础和标准都不存在，那么经济学中范式的客观性(共性)就更难存在。因此，经济学范式也许更多地是反映和描述了一个具体国家经济、一个具体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那种企图建立反映和描述大多数国家、甚至反映和描述所谓客观经济规律的“范式”是不可能的。

再次，如果认识到人们对现有经济学(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科学)范式概念和思想的误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双方会如此对立，甚至到了无法继续讨论的地步。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任何外来经济学范式在描述和解释一个具体国家经济运行基本特征时，必然存在着相当不能解释的重要部分，即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基本特征都必然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已有的“范式”之中。第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其30年改革过程和经验之丰富，更是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所难以概括和解释的。第三，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从所谓“苏联范式”或者“西方经济学范式”去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运行特征，那么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两种“范式”中的某些部分都以某种程度的结合形式，在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因此，面对中国30年来深刻的变化和发展，用任何已有的“范式”来解释和描述都是片面的。

最后，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范式”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认识到任何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和独立性，认识到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影响，就应该从中国改革以来的现实经验，而不是简单地从已有所谓“范式”出发去被动认识和解释鲜活的、生动的中国“经济奇迹”。当然，在寻找中国经济学范式的过程中，在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意义的内容(例如，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现实感悟优势去思考和研究。只有在充分学习和借鉴有关已有“范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以现实的中国经济经验为主，树立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战略和认识，一心一意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解决中国的“范式”问题。

四、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若干基本问题思考

实证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是：提出理论假设条件――逻辑推理(建立数学模型)――结论并进行经验检验。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实证研究方法最关键的是假设条件的提出，即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按照“范式”思想理解，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范式”的核心要件。无论是“证伪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表明，任何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和客观性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文化、一定价值观、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主观认识的反映而已。因此，创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创新性的归纳和提炼出能够反应中国长期基本特征的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一)中国宏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初探

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既要能简单概括其最基本特征，又要有囊括宏观经济所有主要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还要能够清楚地对比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关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因此，提出假设条件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创新最困难和关键的问题，需要经过反复地探讨和争论才能够最终形成。下面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1、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设

我国近代以来的生产力演变过程中，始终强烈地受到发达国家相对发达生产力的影响和示范，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外来生产力引入或冲击的结果，即其生产力演变总体上不是一种“自然演进”，而是一种“强制进化”。在此演变过程中，我国生产力水平结构始终存在质(或“代”)的差别。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平衡结构相比，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而在国内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和不平衡演进。在生产力结构不平衡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调节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将产生它所没有涉及到的不同变化和结果，而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分析或难以解释的。

2、“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假设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及生产力平衡结构演变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是原发的或自主创新的，可称之为“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这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事实相吻合。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与平衡结构之间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存在巨大差别，因此，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只可能主要是引进的方式，即“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①。这种方式与发达国家“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存在本质的不同：技术进步有明确的方向，从而大大规避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投资的收益更为确定。

3、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仍有着很大的差别。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主张政府尽量少甚至不干预经济活动。而公有制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主张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具体地说，“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2)通过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的国家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3)通过实行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和外汇管制，以指导性信贷计划、利率管制和结售汇制，实施对金融资源供给的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资金和外汇。(4)通过对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控制，推行义务教育和相应的医疗卫生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较高但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5)在其它方面，如经济战略思想、经济政策、大型经济项目建设等的制定和执行的迅速而统一的特征，都充分显示出较强的国家控制力对经济发展

的深刻影响力。

(二)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确认了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那么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其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变了，则意味着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基本假设条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在。

1、研究对象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经济总量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从逻辑上分析，生产力水平高低决定竞争力高低，同一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同一竞争市场，不同生产力水平范围属于不同的竞争市场，而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其各自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我国最简单的市场划分至少可分为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必须从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跳出来，突出对国际、国内不平等竞争、不平衡结构发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突出运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解决有关不平衡发展问题基本原理的研究；突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及特殊意义等问题的研究。

2、研究内容问题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4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应用经济科学，它关注对整体经济现象，分析诸如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的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深刻影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创立者波普认为，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科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基本演变形式，而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历史事件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就不足为奇了。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并塑造了新的经济理论。正如托宾所言，“大的事件及其解释往往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的时候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古典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学理规范，现在该是给它一个新的诊断的时候了”。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同样地，1970年代的大通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的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范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策选择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上的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以弗里德曼为领军人物的货币主义者们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使得人们对政府是否具有基于积极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干预手段以达到合意产出和就业目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失去了可信性，于是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5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01.043

Adaptability of Teaching Method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Teaching

LIU Hui， WU Hongwei

Abstract I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bod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se features requested from the content to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ethods accordingly adjusted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teaching undergraduate macroeconomic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of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were empirical analysis. We fi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content abstract and non-experimental; characterized in teaching subjects are mainly thinking positive thoughts diversity and strong self-awareness. Based on the above featur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eaching methods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highlight system and modular， user-friendly and concrete images and other feature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ethods; modular; concretization

1 问题由来

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支内容。它是人们认识与理解总量经济现象与发展规律，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国际环境下，大多数国家普遍展开了宏观经济学的普及教育。

教学活动是知识及其架构体系的传承过程，也是一项智力互动的过程。教学包括两个主体：传授者与承受者。然而，两者在知识架构与思维逻辑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传授者一般具备完整与体系化的专业知识架构，在抽象性思维逻辑方面能力较强，承受者则显著较弱。因此，互动双方是不对称的，故教学活动存在“短板效应”。同时，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中涉及较多的逻辑推理与数理模型。其抽象性及严密的逻辑性会对学生造成较大压力。如何解决抽象问题，化抽象为具象，引导学生完成由具象逻辑思维上升到抽象逻辑思维是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方法问题。

2 教学内容及教学对象的特征

2.1 教学内容的特点

2.1.1 时代抽象性

宏观经济学的出现与发展具有时代的历史特征。在农业居于主导地位时期，斯瓦魁奈编著《经济表》一书，从农产品生产环节分析财富的起源。在市场竞争自由化时代背景下，亚当・斯密编著《国民财富的起源与性质》一书，强调自由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初期，英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市场自由化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经济萧条问题，凯恩斯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论，鼓励政府干预市场。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均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教学中，应对理论产生的背景进行描述，加深学生对理论渊源的理解。

2.1.2 理论的抽象性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例如，在四部门经济环境下，为什么政府支出乘数会比三部门经济环境中的乘数更小。对于该问题，需要对产品市场的国内国外需求进行介绍。在四部门经济环境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转化为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即政府支出存在外部漏出。另外，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教学中，对各种变量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的梳理尤为重要。同时，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从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的推导比较多见。例如，从IS-LM模型到总需求曲线的推导，从总供给曲线到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这样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完成这样的教学内容需要培养与提高学生对问题的发现能力与思考能力。

2.1.3 学科内容的非实验性

宏观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包括微观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为非实验性。该学科所描述的规律及各种理论观点都是基于发展历史总结而来的经验内容。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具有浓厚的主观经验色彩。对于历史发展中的总量经济问题，不同的观点与不同的解释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主体。由于其内容不可实验，只能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经验论证实现对经典内容的科学支撑。而在本科阶段，学生的模型构建与论证能力基础较为薄弱，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行性。

2.2 教学对象的特征

2.2.1 思维活跃，积极进取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信息化与科技化水平日益提高。当代大学生在思想内容与思维方式与早期大学生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后者相比，前者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更多。互联网海量信息使得当代大学生掌握了更多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在思想方面，当代大学生具有更多的内容和更丰富的观点。在大学，自由与民主思想非常活跃，这些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被更积极地表现在生活与学习中。活跃的思想成为现代大学生适应校园生活与学习的动力，并促使他们更加广泛地探索与学习各种文化理论知识，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2.2.2 思想更加多元化

在教学过程中，不同性格的学生同时存在，对教学内容与教学风格的要求也出现了差异。相比较于规范的课堂教学，学生越来越热衷于网络远程教学视频。随着慕课时代的到来，学生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视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改进教学方法与内容，使学生重新正视传统教学的地位意义深远。

2.2.3 自我意识较为强烈

现代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现代大学生具备了更丰富的阅历和更高的认知能力，自我肯定与排他性更明显。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种心理与自信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自我探索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心理使得学生对课堂教学重视程度在下降，从而导致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逐步下降。

2.2.4 青春期的心理与生理特征特别显著

大学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变。首先，他们要在心理上摆脱依赖心理，在心智上发展为独立的社会人。但是不成熟的心性使得大学生容易出现躁动的“逆反”心理。这往往会对教学秩序提出挑战。另外，大学生处于向成年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保证合理的作息时间。保证教学与作息平衡，对课程内容、教学进度及作业量提出了新要求。

3 教学方法创新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已初见端倪并日益显著。网络化与信息化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模式。与此同时，人们对获得更多更新知识信息的渴望程度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教学方法必须加以改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要求。

3.1 体系化与课程组管理建设

网络化与信息化带来了“知识爆炸”的新时代。然而，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与知识是碎片式分散的。课堂教学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学习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在于课堂教学是体系化与模块化的教育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受教育者能够得到从理论框架到具体知识点的专业指导与思维逻辑的培养。体系化与模块化教育使得学生在认识与理解学科理论方面更加专业化。因此，在现代教育教学中，应该重点突出教学内容的体系化建设，引入课程组管理，强化专业理论和知识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将这种理论体系完备地传授给受教育者，使其能够将各个知识点进行体系化的逻辑推演与再造。

3.2 人性化

目前，多媒体技术已经被普遍应用于教学环节。新的教学手段可以有效地激发了受教育者视觉与听觉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对基于硬件环境下的软件内容的应用缺乏了解和操作，使得新的教学方法达不到既定的效果。例如，在展示教学PPT环节，我们对色差的应用方法不科学导致界面显示效果较差，重难点内容不突出。另外，刻板的背景与静态的页面设计使得教学PPT界面的友好性较差，不足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对观察与分析PPT内容的兴趣不高。当然，在教学环节中还存在其他若干技术性问题。对此，我们应综合提高自身的软件应用能力，充分发挥硬件设施原本的效率。

3.3 具象化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纯粹的理论讲授比较抽象，难以让基础较为薄弱的本科学生充分掌握理论的中心思想。故在教学过程中，应积极运用具体案例对理论内容进行解读，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化与可视化。例如，在介绍菲利普斯曲线教学中，为什么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表现为替代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图1，我们了解到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单纯地介绍这样的知识点，难免会对学生正确理解这样的内容造成压力。在教学中，我们结合实际情况，把这种现象解释如下：当失业率较高的时候，劳动力市场闲置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企业随时可以从劳动力市场获取足够多的劳动力替代现有的劳动力。此时，对失业的恐惧迫使企业中的劳动者没有足够的信心提出上调名义工资的要求。所以，名义工资上涨率较低。反之则反是。在萨缪尔森的解释下，产出在增长率为零，名义工资上涨率等于通货膨胀率。由此，我们得到了高失业率对应着名义工资较低的上涨率，而低失业率则对应着名义工资较高的上涨率。

资助项目：淮北师范大学2013年度校级教研项目“基于应用能力培养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编号：JY13225

参考文献

[1] 陈银娥，王毓槐.《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来自课堂外的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 池建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逻辑体系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8）.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6

陆贵山的专着《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取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7

《资本论》的全名还包括一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推进的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经济学科理论认识随之推移，马克思科学地总结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前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等思想成分，并对同时期穆勒、巴师夏等人的经济思想给以批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原计划包括六册书，涉及资本、劳动、土地、国家和对外贸易等领域，但因为马克思生前时间有限，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工作，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是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主要通过论述资本的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典型的国家英国为例，展开研究：第一卷主要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过程。为此，马克思从社会经济最微观的“细胞”或“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抽象出劳动价值论，进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然后继续沿着这条逻辑线索，在理清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基础上，作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一步分析了个别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和周转，最后将研究视角从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拓展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并在第三卷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尤其是平均利润的形成和特性规律，以及资本家集团以平均利润为基础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无产阶级，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个别资本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两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与联合的资产阶级集团作斗争。 

从《资本论》结构可以看出，其宏观经济理论包涵经济社会当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就宏观经济理论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包括生产和消费）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交换和分配），涉及宏观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两大领域问题，此外，作者还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问题进行多处论述。 

作者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思想，是基于对“斯密教条”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宏观经济进行重新解构，并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者进一步将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并基于劳动二重性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这就可以从价值角度构建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以分析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生产（积累）和消费问题。 

作者把积累和消费整合于广义的再生产中，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体现微观和宏观统一。从微观角度出发，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者提出资本形成和积累理论：个别资本家推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形成积累，构成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实现财富的形成和增长。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而且可以通过资本运动的集合将其从微观直接推广到宏观。从宏观角度看，个别资本的集合构成社会总资本，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集合自然也就构成社会总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构成的条件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者通过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论证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扩大再生产则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或“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应该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这实际上相当于基于资本积累，通过数理逻辑层层推演分析国民经济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微观层面上的个别资本运动，拓展到宏观层面上国民经济增长。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与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一样，剩余价值理论同样体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经济问题的对接、统一和整合，而且同样体现了资本运动规律，在宏观经济交换和分配领域，资本运动形成平均利润，作者通过揭示利润率平均化、（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等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平均利润的大小直接决定于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经济社会在单位时间（通常为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总额与预付资本总额的比率。平均利润率是由资本运动形成的。由于不同行业间利润率存在差异，资本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和等量资本追求等量利润的要求而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移动，实现资源重组配置，直到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产业资本在各部门之间根据平均利润率分配剩余价值。以此为基础，作者一方面把平均利润从产业资本推广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等领域，从而揭露整个资产阶级集团按照平均利润瓜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因此生产价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从而以平均利润为纽带，把分配和交换统一起来。 

（三）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宏观经济周期理论本质上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密切联系，因为宏观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存在“均衡”或“稳态”），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周期是否存在，而且宏观经济的增长路径直接体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和频率。 

《资本论》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宏观经济周期的篇章，但作者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的观察和剖析在书中随处可见。因为作者是从生产领域资本运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所以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研究，同样要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通过探求资本运动规律，揭示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所隐藏的本质性规律。 

首先，就经济周期的必然性而言，作者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地围绕着轨道运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其次，就经济周期的频率而言，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就准确地判断出1825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意义，并观察到经济周期大概10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经济周期的频率是固定的常数值。最后，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而言，作者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即经济周期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从而形成经济周期，即繁荣和危机（或萧条）的交替发生。具体来看，这些矛盾包括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循环和周转、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平均利润率等方面的矛盾，而这些都是从供给侧或物质资料生产角度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周期作为资本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正如作者在第三卷指出：“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作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这种思想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再生产角度论证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及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从而说明再生产或增长的不稳定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如作者在第二卷中所指出的那样：“……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即增长过程中均衡是偶然的、罕见的，非均衡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这种非均衡性同样体现在物质资料生产两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非均衡性，同样可以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为此，作者在第二卷中专门用数理模型来进行具体诠释：“……这样，第1部类只好用货币200來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Ⅱ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1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即只要宏观经济未能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按照比例发展，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均衡增长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当然，作者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宏观，而是与其所有宏观经济理论一样，都是具有微观基础的，而且研究视野从资本的生产拓展到资本的流通，包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正如作者在第二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资本周期性运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性缩放的微观基础。 

此外，作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还从产业资本拓展到虚拟资本，尤其是注意研究信用这种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及其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为此，马克思专门批判了以普赖斯为代表的关于资本可以持续自行增值的天真观点，认为虚拟资本不可能无限增长，从而说明信用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当然，虽然是“虚拟资本”，但其基础仍然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料生产。在信用基础上，货币转化为权益资本和生息资本等有价凭证，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即坚持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信用收缩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收缩，仍然是以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注释的形式）以苏伊士运河与汽船运送前后商业票据形式的变化为例，说明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论》与《通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通论》是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背景下出版的，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代表作。由于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方式，刺激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为前者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短期内相对稳定而难以迅速刺激生效，所以凯恩斯开出的政策药方把政策性刺激的重点放在投资需求上，认为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要大于货币政策。此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很快取代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同时也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理论依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发生，才造成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引发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整体来看，《资本论》和《通论》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明显甚至根本性质的差异。 

（一）相通之处 

1.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抽象分析是经济学的一种基本研究方式，有助于抛开非本质性的因素，以便集中分析本质性问题，从而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通过抽象分析简化研究对象后，自然可以使用数理方式进行逻辑推演。《资本论》正是使用抽象分析，论证严密，逻辑严谨，层次清晰，线索明确，从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资本的运动规律。为此，作者还专门使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以此为基础，作者使用数理逻辑，例如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时候，就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从基本的抽象化假设前提出发，从简单到复杂，逐渐逼近现实：即先分析简单再生产，然后推广到扩大再生产。《通论》也使用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 

2.对消费的辩证认识。马克思对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生产（积累）和消费存在辩证关系。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资本论》中，作者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时，把消费作为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将其整合入国民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中，进行数理逻辑推演，体现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凯恩斯则把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并相应提出消费倾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的思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及其与投资乘数等经济变量的关系，更是凸显消费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而且同样体现了消费与生产（投资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 

3.宏观经济增长与周期思想。在《资本论》和《通论》中，宏观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导致经济危机出现和宏观经济周期性循环现象。《资本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的非稳态性质，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资本论》中，主要指两大部类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做到按比例发展，打破部门均衡，造成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通论》同样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即二者都从供求两个角度指出资本主义自发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提出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思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马克思还是凯恩斯，他们的宏观经济均衡增长思想都是“应然”的而非“实然”的。 

当然，与凯恩斯主义致力于修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决按比例发展宏观经济问题，避免对经济社会的周期性破坏，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增长。 

（二）不同之处 

1.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使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经济社会，强调宏观经济及其微观基础的客观物质性，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论述更是被誉为他的两大主要发现之一。而在《通论》中，凯恩斯受边际革命后经济学界强调主观心理作用的影响，从主观因素出发，提出宏观经济领域的三大规律，涉及消费、投资和货币经济，但因未能揭示主观心理规律的客观物质基础，所以导致他的对策治标不治本，因而无法应对战后的“滞涨”。 

2.阶级立场。阶级立场的差异在这两部著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资本论》虽然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做到客观严谨，但就其倾向而言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或党性，即要为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服务。为此，《资本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资本主義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所体现的阶级矛盾，这条线索可以贯穿全书始终，就宏观经济理论部分而言更是如此。例如，在研究宏观经济增长和周期时，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体现的阶级矛盾是不能用提高工资这样的方式所能解决的：“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当然，这种剖析并不仅局限于产业资本，还拓展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从而揭露整个资本家集团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工人阶级的阶级实质。同时，作者在分析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同时，指出剩余价值率不受影响，而且绝对利润额还有所增加，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造成贫富分化，形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见，作者在论述宏观经济时，做到了透过经济现象看本质，揭示现象所隐藏的阶级关系。而对比《通论》，则仅仅就现象而谈现象，未能触及阶级关系的实质。 

3.微观和宏观。在《资本论》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经济理论高度统一，通过资本运动规律相契合。无论微观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还是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其微观基础都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最微观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微观与宏观浑然一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而反观凯恩斯主义，其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至今仍未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通论》中所体现出的宏观经济思想，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进行机械地“综合”，形成“新古典综合派”，但因为这种综合过于生硬，使其宏观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以至于产生一系列争议，甚至导致学派的分野，如“两个剑桥之争”，并为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留有空间。

   4.供给与需求。《资本论》基于唯物史观，因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所以在论述宏观经济时比较注重供给侧：即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从产品和价值两方面分析物质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形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而《通论》则侧重于有效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通论》在分析宏观经济时主要着眼于短期，而《资本论》则基于中长期的历史观察而推演出相应的科学结论。某种程度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作用的认识，可以看成与古典经济学“供给决定需求”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这自然也就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决定供给”的思想直接对立。 

此外，《资本论》关于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思想，渗透出人力资源的理念，但《通论》则偏于强调劳动力就业数量而非劳动力就业质量，忽视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其投资决定经济增长思想所发展出的索洛模型等将其视为外生性因素，直到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起来后才加以修正。 

三、理论比较与中国经济现实 

《资本论》虽然研究的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就其基本规律而言，仍然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通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经过比较，可以更好地加以运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把握辩证关系 

1.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可以通过需求法，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净值来衡量，但仅靠总量性指标并不能科学地反映经济发展，毕竟发展不仅包括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大，还包括结构的演进和质量的改善，为此应该重视结构均衡化发展。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辯证关系。从对立角度看，根据《资本论》，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往往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本身正是基于结构非均衡化发展。而从统一角度看，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做到产业结构按比例发展。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决策中要结合《通论》中的有效需求理论，充分理解并正确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供求结构关系问题，为此还应该注意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2.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方面，其中去库存、去产能实际上说的都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产业结构要按比例发展问题。这里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比例关系问题，正如作者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指出的那样，生产“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鉴于产品价值本身就体现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力价值的载体是消费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及其比例关系直接体现生产关系。为此，应该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结合消费需求的变化，自觉调整生产比例。此外，在去杠杆方面，要用好虚拟资本，做好产业融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并调整借贷消费方式，创新金融产品结构。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8

根据江苏08年高考方案，历史新课程的教学评价最终将由两次水平测试完成：一次是每年4月8-9日高二下学期和高三下学期的必修科目水平测试(每科75分钟，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报考两次)，一次是每年6月9日高三统考期间的选修科目水平测试(每科100分钟，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只可报考一次)。第一次水平测试面向所有理科考生，第二次水平测试面向所有文科考生。

由此，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学设计可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面向报考理科的学生，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三册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的基本内容，了解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发展进程的主要线索及重要内容，达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课程教学目标，以顺利通过基础性水平测试。第二层次主要面向报考文科的学生，不但要求学生全面掌握三册教科书(必修)的基本内容，而且要求学生进一步掌握《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和《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两册选修教科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将必修与选修有机结合，形成比较全面扎实的知识结构，以应对统考性的选修科目水平测试。

就课程教学设计的第一层次而言，教师须在明确三个必修模块课程目标的基础上，通过三个学期的课程教学逐步将学生引入“学而时习之”式的成熟应试境界。在此，首先要紧扣三个必修模块的课程目标：即政治模块(必修1)的“了解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其重要历史人物”，“探讨它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经济模块(必修2)的“关注经济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即经济制度、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以及经济活动的效益)，感受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同时也要认识到它与人类政治活动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联系”；思想文化模块(必修3)的“了解中外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和相关人物，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在每一模块的各个专题教学环节中严格贯彻课程目标。其次要在课程教学中“吃透”每一模块的内容标准，明确学习要求，通过逐层贯彻相关专题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达到培养、启发和塑造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效果。第三要在复习阶段树立三个模块课程目标一体化意识，及时从人类社会生活历史演变的整体角度，阐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思想文化活动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帮助学生把二十五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专题整合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就课程教学设计的第二层次而言，教师须在整合三个必修模块和两个选修模块课程目标的基础上，通过五个学期的教学逐步将学生调整到“温故而知新”式的最佳迎考状态。在此，教师首先要准确掌握两个选修模块与三个必修模块课程目标的内在关联度。如选修模块《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课程目标的政治层面，就是对必修模块1课程目标――要求学生了解“政治事件及其重要历史人物”的具体化；九个有代表性改革的经济层面，则是对必修模块2课程目标中经济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演变历程的深化与细化；而改革家们的改革思想，则丰富了必修模块3课程目标的内涵。选修模块《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课程目标的政治人物层面，也是对必修模块1课程目标――要求学生了解重要历史人物的具体化，该模块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层面，则是对必修模块3课程目标内涵的深化与细化。

其次要在教学中分别将两个选修模块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同三个必修模块的相应目标联系起来。在知识与能力目标上，三个必修模块与两个选修模块的内容具有主从复合性：必修模块1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历程，大多表现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而选修模块《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的古今中外九个有代表性的改革，以及《中外历史人物评说》的22位重要历史人物，则是对必修模块l主体知识的补充与拓展。必修模块2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史实，两个选修模块中重大改革的经济内涵与相关历史人物活动的经济层面，也是对该模块主体知识的三个基本要素的充实与个案展示。必修模块3反映的是中外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和相关人物，两个选修模块中重大改革的指导思想与相关历史人物活动的文化层面，同样是对该模块主体知识的个案说明。在过程与方法目标上，三个必修模块与两个选修模块的要求具有逐步升华性：三个必修模块都要求“学习搜集历史上有关”“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思想文化进程中的相关资料”，通过“初步的归纳与分析”，“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或认识“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现象”、“人类精神生产与经济活动及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两个选修模块则分别要求“完整把握”“历史事件的背景、内容、过程与结果”(或“历史人物的成长历程”)，“初步理解历史的纵横架构”(或“逐渐加深对历史人物及其历史贡献的理解”)，“将改革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价值判断”(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评价”)，“初步形成较系统的历史思维”(或“正确把握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且善于独立地多角度地表达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这里，三个必修模块的要求体现了学习历史的基本过程与方法，而两个选修模块的要求则是在必修模块基础上的升华。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上，三个必修模块与两个选修模块的要求具有兼容互补性：必修模块1要求“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提升民主法治意识，增强个人的公民素养”；必修模块2要求“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形成开放意识，适应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必修模块3要求“认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树立自觉传承祖国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意识。”三个模块的要求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宏观角度彼此兼容，形成了高中历史新课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主干体系，而两个选修模块则从历史人物具体活动的微观角度，充实了三个必修模块目标的内涵：《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要求“学习改革家坚强

不屈的意志和高度的社会历史责任感”、“树立为国家和人类的利益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要求“确立求真求实、积极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生态度”，“增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使命感”，二者均从历史人物及其相关活动的细节上提出了具体的学习目标。

第三要在复习阶段有机整合三个必修模块与两个选修模块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形成条理清楚、内容充实、比较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结构。与改革前的课程体系相比，新课程是按照“贯通古今，中外关联”原则构成的学习模块和学习专题，每个模块相关专题的知识内涵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覆盖面，教师在教学中当然要严格按照这个新的知识体系备课、授课以贯彻相关模块各专题的教学目标。但在复习迎考阶段，为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必修和选修模块的知识内容，亦有必要从宏观角度，根据历史学科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特点，对五个模块四十个专题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机整合，以形成一个线索清晰、条理清楚、内容简捷、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便于学生记忆、掌握和运用的知识体系。这种整合对教师的教学水平、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无疑也是一种挑战。

二

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层次的教学设计，都涉及对高中历史新课程相关内容的宏观历史定位和微观现实分析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教师运用既有的历史知识体系，根据课程标准的学习要求和教学建议加以解决。所谓宏观历史定位，是指课程教学中确定相关专题内容在世界历史或中国历史的时序(古代、近代或现当代)、领域(政治、经济或思想文化)以及相关的知识链接(背景)，以揭示特定的历史专题内容与整体历史知识的多样性关系。所谓微观现实分析，是指在课程教学中根据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的要求，对相关专题内容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进行阐述分析，以达到新课程陶冶情操、增强历史使命感、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效果。

在第一层次的教学设计中，要尽可能注意到对三个必修模块二十五个专题的相关内容作必要的宏观历史定位和微观现实分析。如必修模块l第七单元(专题)“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分别由“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和“资产阶级代议制在欧洲大陆的发展”三课构成，该单元的宏观历史定位在时序上纵贯17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在领域方面属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构建，相关的知识链接涉及四个不同的背景：一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清教”问题，它与后来的1688年“光荣革命”直接相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不流血宫廷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又与必修模块3第六单元第2课中的宗教改革相关；二是18世纪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兴起与扩展，以“分权与制衡”原则为核心的美国1787年宪法，被公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政治思想成功实践的典范，而这一背景也与必修模块3第六单元第3课“启蒙运动的兴起”相关；三是19世纪中叶完成的工业革命，法国自大革命后历经几十年的共和与帝制的斗争，最终以1875年宪法建立了共和政体，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工业革命中不断壮大，而这个问题又与必修模块2第五单元第3课“工业革命”的内容相关；四是伴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欧洲蓬勃发展的近代民族主义浪潮，它直接构成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意志的统一正是这股浪潮中的巨大涌流，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更凝聚了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政治共识。这一历史背景虽然在其他两个必修模块中没有专门表述，但教师应该以启蒙运动的扩展和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作为知识链接的契入点，适当补充介绍《德意志帝国宪法》诞生的历史背景。上述四个不同的历史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欧美四国构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体模式的重要因素，教师在讲述每一种类型的代议制之前，都应在宏观上适当联系相应模块的知识点作必要的背景陈述，以便学生准确理解这一知识点的宏观历史定位。

在微观现实分析方面，要理解课本设立“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单元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加快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步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已成为历史潮流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处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前列的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本单元课程教学所要达到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就是要使学生“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通过“学习和借鉴中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提升民主法治意识”。因此，本单元的时代性就体现在四种代议制历时2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以及该历程与美、英、德、法获得并保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内在联系；本单元的现实意义则体现在四种相对成熟的代议制度，在共性与个性层面对中国构建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作用和历史启示。在贯彻本单元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归纳总结本单元宏观历史定位的相关知识链接，联系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现实，分析四种代议制度内容的共性与个性，启发学生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角度认识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从而达到本单元教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要求。

在第二层次的教学设计中，教师不但要在课程教学中对三个必修模块二十五个专题的相关内容作必要的宏观历史定位和微观现实分析，而且要对两个选修模块十五个专题的相关内容作同样的定位和分析，并在复习阶段从整体角度对必修与选修两个模块的四十个专题作归纳性定位与分析。如选修模块《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第六单元(专题)“・阿里改革”，在宏观历史定位的时序上，阿里改革发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政治革命和近代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的高涨阶段；在领域方面阿里改革既类似于18世纪下半期中、东欧国家实行的“开明专制”改革；也类似于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和马赫穆德二世进行的近代化改革；其知识链接在宏观上涉及新航路开辟后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商贸圈对中、东欧地区的辐射性影响，在微观上则涉及国际商路中心转移后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社会变化。这一知识链接的契入点可从必修模块2第五单元第1课“开辟新航路”的后果：“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推动了欧洲商业的发展，贸易中心也由原来的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入手，“可采用课件或图示等简捷方式，概述・阿里改革前发生在中、东欧国家的“开明专制”改革和奥斯曼帝国的近代化改革，以便学生理解这一专题知识的宏观历史定位。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9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不管是在国力上、人民生活水平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和国际影响力上，都有了明显提高，不过身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这就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基本没变，即使目前正在推行的“科学发展观”，也仅是其中的内容略作调整而已，即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从短期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和从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转变。故此政府就可能采取更多行政手段去调动全社会资源到经济发展轨道上去。

(二)市场发育水平的需要

自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以来，经过10多年的发展，市场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商品市场已基本建立，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仍有待发展，不是有的市场还没建立，就是有的市场机制还有待完善，这样就决定了政府在调节经济方面尽量运用市场手段的同时，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去替代仍不完善的市场手段，更何况市场经济本身已将其蕴含其中了呢?因此，尽管从绝对上看行政手段可能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减少，但相对看来仍会很大。可以说，这是市场发育水平的客观需要。

(三)历史文化传统的需要

任何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发展都离不开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尽量适应它，才能更有利于其经济的较快平稳发展。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政府干预思想和儒家思想，即使受到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影响有所削弱，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既然经济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而政府中的大量官员又必然受到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样运用较多行政手段也就成为了历史文化传统传播的必需。

总之，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运用较多的行政手段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基本特点，即使有所变化，也不过是形式和内容略作调整而已，基本主轴将不会改变。

二、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在上述大的前提之下，不同时期的宏观调控因所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思路和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优劣等因素的不同，会使其深深打上时代烙印，包含其中的行政手段亦如此，具体体现在其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方面。面对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在此逐一论述。

(一)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作用

1.弥补了其他调节手段的不足。既然地方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对其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如果用其他非存政调控手段去调节，可能不会产生多大效果，但若用行政手段调控地方政府行为就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诚如马凯所言，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过多干预的结果。对于企业经营行为，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对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助长重复建设的行为，既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又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来约束和纠正，确保宏观调控有力有效。当然，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也应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和经济手段的密切配合。

2.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清理，2004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由一季度的43%回落到了28.6%。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前7个月，钢铁、铝业、水泥行业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分别回落了576个、39个和40.4个百分点。

3.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国共撤并各类开发区4813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1%，该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9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已退出土地26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

(二)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鉴于本次宏观调控采取的是区域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无论对谁、对何种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只要是符合法律法规的，都坚决支持；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则严肃查处。作为其中重要调节方式的行政手段也必然以此为指导。

2.调控任务明确。手段为目标服务；既然中央政府已经确定本次经济过热是由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引起的局部性过热，那么，它所采用的行政手段就必然以其作为调控目标。

3.调控对象明确。面对地方政府对本次经济过热施加的诸多负面影响，在其他调节手段不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只有以行政手段对行政手段，才可能予以逐步化解。因此，本次调控对象就明显地落在了地方政府和与之有关联的企业及项目上。周天勇认为，本次宏观调控内容之一就是要压政府主导的盲目投资、保符合政策的社会投资。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高增长”，在“经营城市”旗号下过度举债搞“政绩工程”是这次经济局部“过热”的重要原因。压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社会投资，是调整国民经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繁荣消费的关键。

4.调控行动及时。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既是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本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自2004年一季度开始到今年人代会的召开，中央根据经济运行中诸多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变化情况，先后以打招呼、开会和下发文件的方式对其做出了回应，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宏观调控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目前，这些措施正在各地贯彻实施。

(三)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本次宏观调控过程中，行政手段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1.地方行政主体施政观念及其评价指标陈旧。虽然科学发展观的推出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施政理念，但其相关评价指标的缺乏使得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旧的施政理念及其评价指标去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再加上受到客观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政府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优劣性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刀切”情形，即使中央政府一再重申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也与事无补。周大勇指出，现实状况却是一些部门和地方，从“一哄而上”到“一哄而下”，不问青红皂白地简单压缩规模。

2.行政手段执行存在很大随意性。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真正把转变政府职能和依法执政观念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它们运用行政手段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可能带有很大随意性，不仅包括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主观随意性，还包括对行政执行依据上的随意性，毕竟没有更加清晰、明确的尺度可供参照。

3.行政手段传导机制存在部分扭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利益多元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当两者相同时，行政手段的效果就比较显著，否则，就大打折扣。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就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对中央的行政命令有所取舍或阴奉阴违，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三、完善目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建议

既然行政手段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也是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针对本次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去加以改进和完善。具体建议如下：

1.加强科学发展观及其评价指标的普及和推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地方政府正确施政提供了方向和目标，但其真正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加强指导思想的彻底转变，而且还需要制定和普及与之配套的政绩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才能逐步形成有利于行政手段正确运用的行政执行主体，使其既能顾及到经济增长的数量，又能保证必要的增长质量。

2.继续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依法执政。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继续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多的经济事务中逐步退出来，集中精力建立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市场能够解决的就尽量让市场解决。同时，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的要求，各级政府要尽可能地依法执政，做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表率。这样，政府在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时就有了合理、合法依据，减少了诸多随意性行政干预。

3.顾及地方政府利益，探索各种合理的补偿机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央各种政策调节补偿机制的否定。对中央而言，它所考虑的政策调节效果多是从全国来说的，很少顾及到各地区利益分配差异，在目前政策调节补偿机制不合理或还没完全建立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就会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予以补偿。因此，中央政府为提高行政手段的调控效果，有必要在顾及地方政府利益的基础上，探索各种合理的补偿机制。

总之，在决定运用较多行政手段基本因素没有发生重要改变的情况下，对本次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进行过多批评都是没有太多根据的，只有更加理性地看待与完善，才有利于其调控效果的进一步提高。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10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11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 论文关键词：外贸 核心技术 贸易壁垒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when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ed for attention， the philosophersmade greatacademicachievements， whichwere not limited only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extended to historical studies. Their achievements have beeninfluential for thousands ofyears in China. So later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ir thoughts， based on the historiographer culture， took animportant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Chinese ancienthistory. and should be discussed in a separate chapter in thebook on history. Key words;historiographer culture; philosophers 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 thoughts of the philosophers; historical studies ofthe philosophers7 基本政策。1、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2、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 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促进进出口平衡协调发展。近期，重点应放在改变一边倒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控制热钱流入，其途径主要是放松外汇管制、释放外汇需求，实行意愿结汇和藏汇于民等节流措施，在促进外汇市场供求平衡基础上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机制，改善经济内外部均均衡。一、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扭转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缺口”问题从国际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都希望本国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并为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如果发展中国家连续逆差，外汇储备下降，就可能出现本币急剧贬值、引发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后的巴西与阿根廷金融危机，都与这些国家的较大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足有关。我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结果和重要标志。正因为出现顺差和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消除了长达几十年的“出口创汇”压力，使我国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比长期受“外汇缺口”困扰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出现顺差，也只是“前进中的问题”。二、外贸顺差是引发摩擦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在国际对比中我国的贸易不平衡情况并不突出，但却引起美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美国为例，其贸易不平衡是全球性的，它不着力解决全球逆差，却在明知对华逆差是从东亚转移来的情况下，对中国的逆差反映强烈，其政治因素大于经济考虑。各国对贸易不平衡都是从“适用主义”角度考虑的，顺差本身不一定是摩擦的原因，多数时候只是成为制造摩擦的一种借口。由于我国外贸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和摩擦上升是正常的，不完全与顺差增大有关。三、加工贸易顺差大，总体上讲是利大于弊多年来加工贸易顺差一直远远高于总顺差，于是出现了对外贸过于依赖加工贸易的各种指责。在国内加工和配套增值后出口，必然形成顺差。事实上，加工贸易增值率越多、加工链条越长、我国获益越多，则顺差越多。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必然承担转移带来的顺差。加工贸易顺差量大，一方面说明这是顺差的国际转移，证明我国的贸易利益是与世界分享的，从互利共赢和对外增信释疑的角度来讲，是对我国有利的；另一方面，如果把加工贸易看成摩擦之源、似乎加工贸易顺差越少越好，则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求不一致，又是与事实情况相违背的。四、高顺差增大对宏观经济形势有积极意义辩证地看待顺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要看到顺差增长过快带来了外部失衡，增大了宏观调控难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顺差缓解了宏观经济其他方面的压力。一是顺差增加事实上支持了很多出口导向行业的发展，提高了职工收入，从短期看也有利于国内消费的扩大；二是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避免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运转，减少破产倒闭，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社会稳定，还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顺差增加虽然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但这种问题在国际国内都是常常碰到的。如果把宏观失衡仅仅归咎于外贸顺差，将宏观政策寄希望于汇率政策调整，是不切实际的，也难以达到预期调控目的。作为一个崛起的贸易大国，必须清醒的看到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只有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平衡外贸收支，加快发展，才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为此我国应该在对外经贸中强调和坚持以下的如何认识我国外贸高顺差的影响及政策选择陈楠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辽宁沈阳，因为《春秋》所载诸多亡国弑君之例，可成为他研究权谋之术，尤其是君主防止臣下奸劫弑夺之祸的首选借鉴根据。这是韩非留意《春秋》的重要思想原因。《汉书·艺文志》谓汉初为《诗》作传者，“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谓公孙弘“学《春秋》杂说”;《韩长孺传》谓其“尝受韩子杂家说”，此“韩子杂家说”应即《韩非子》中《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中杂说史事的“《春秋》杂说”。 此类“《春秋》杂说”在汉初的影响，应是战国诸子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习惯的余响。战国诸子中的历史意识使其学说体系别具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而受到关注，乃至当近世学者在评说诸子的学术渊源时，出现诸子之学源出史学说。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谓诸子乃周史之支孽小宗，张尔田本之作《史微》，说不仅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流余裔，刘师培倡“古学出于史官论”，谓九流之学俱源于史，江瑔本之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从大的方面看，诸子是传自古代的文献记载，当然属于史学的大范畴。此外，如上文所言，诸子虽以论辩说理为主，但其中 包含诸多史学知识的内容，使之显示出浓厚的史学色彩。《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余岁，“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其中周室崩解与史官制度衰微，导致大量官书史册向外流散，从而为学术思想脱离官府控制而走向解放和新的繁荣，提供大量可供取资的思想文化资料，这即是战国诸子发达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战国时诸子学的发达，不妨可视为史学在特殊学术文化条件下的变相发达状态。因为诸子大量汲取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于其著作中，不仅使其内容丰富深邃起来，而且亦使史学借诸子的形式得到曲畅旁通的发展，或者说，是乃《春秋》之义转移到诸子中的保存发扬。后来司马迁继承孔子《春秋》著史而始名其书曰“太史公书”，就是战国诸子与《春秋》之义相通在汉初史学上的反映。对此，梁启超曾谓:司马迁作《史记》“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所以，对战国史学发展状况的探讨，不仅必须借助对诸子著作的分析考察，尤须注意发掘诸子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史学思想观念。以下尝试考察战国诸子中表现出的丰富史学思想。一、诸子学说取证于历史如前所言，诸子之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往往要取证于历史。他们们怀抱各自的政治理想，寻求自己的历史榜样，以张大突显其思想学说。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墨家取法夏禹，道家推崇神农、黄帝。由于诸子多出于论证自家学说的需要，因而往往强使历史就范于自己的理论，这使他们举证的历史材料之可信度，受到影响。有学者对此指出说:战国诸子“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征引了一些史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致常常出现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加以改造而使它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些作品所记的史事，其史料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这可举儒墨学说对尧舜的宣传造饰说明之，《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即韩非指出，孔、墨俱以尧舜作为学术偶像在宣传，却各按自己的学说需要造饰尧舜的形象，结果使尧舜被分别儒家化和墨家化，历史上的尧舜真相反倒因此被遮蔽隐没而难明。虽然诸子在历史编纂上的成绩因此受到局限，但诸子涉及的相关历史思想却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诸子学说多涉及社会文化及政治伦理等问题，诸如社会与国家的起源、政治制度的发展、道德伦理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演进等，多有论列，其中往往还涉及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所以，诸子学说中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很丰富，几乎关涉到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大部分基本范畴。其中以儒、墨、道、法、阴阳各家最为值得关注。如《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像这样由天地起源，进而社会家庭，进而政治秩序，进而礼义制度的论述，无论就历史发展层次，还是历史发展内容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历史思维水平高度，也反映出诸子对历史发展法则的思考深度。无怪乎金景芳先生称之为“简直可抵一部社会发展史”。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对先秦诸子学说中的历史观念，当予留心。二、对社会历史的合理解释商周天命论，实际是在宗教观念指导下的神权政治学说，人类几乎成为天神意志操纵下的玩偶。春秋战国时代经历了一场人事政治的大竞赛，是即各国的富国强兵运动、变法运动，这样，人事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开始用人类自身的因素去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的《墨子·鲁问》。 五、诸子史学思想成就的历史地位诸子著述本属哲学义理的层面，故其在历史编纂上几无足称述，但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透露出的丰富史学思想，却令人注意。首先，他们多努力寻求历史的逻辑联系，现实也启发他们深化对历史的认识。诸子著述的现实目的十分明确，但为寻求答案，往往主动求助于历史知识。这样，在诸子著述中表现出一些同历史有关的思想理论，推动了历史观念的发展。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先秦诸子的著作必须参考。后代的一些历史观，多可从先秦诸子追溯其来源。其次，由于诸子在面对现实进行思考时，往往都需借助于对往昔历史的探讨来寻求答案，因此就加强了历史传统的培育成长。战国诸子的社会历史观，既是对其前始于周公的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重视历史思想的发扬，更是对秦汉以下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启发。这样，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化传统，中经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的浸润，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因之得到继承发扬和加强。这说明，史学在中 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史官文化压倒并覆盖巫官文化的过程中，导致神话传说向古史系统的演变，先秦诸子对此发挥出巨大作用。先秦诸子是在史官文化滋哺下成长起来的，尽管其思想学术归趣各异，但却形成一种援引历史先例，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的学术风格。孔子抬出周公，孟子言必称尧舜，道家搬出上古的“清静”与“无为”，墨家引证往昔的“兼爱”与“非攻”，法家也搬出众多历史材料作为论证说理的依据，结果使“信古”、“尊古”及“托古”之风一时大盛。在先秦诸子这场以“先王注我”运动中，由巫官文化所积累起来的上古神话传说，受到全面改造。创世神话中的人物，如黄帝、神农等，被改造成具有大善大德的圣人;感生神话中的人物，如契、弃等，被改造成商周王室的始祖。此外，如英雄传说中的大禹，也被塗抹得类似于“王者”的形象。至此，上古神话传说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神和英雄都变成了后世的圣贤和帝王，神话中的人物全被编排到帝王的世系、谱系之中，从而形成三皇五帝的授受承传统系。史官文化如此促使了神话传说向古史的演变[11]。无论其说究竟是否合理，但它注意到先秦诸子在先秦史学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战国诸子而言，尤其要关注他们在史学思想理论上所作出的可供借鉴的卓越建树。鉴于战国诸子在政治哲理层面的辨析中表现出丰富的史学思想智慧，故而应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为之特书一笔。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673. 姚曼波.春秋考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52.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72[M] //饮冰室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6: 18. 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M].成都:巴蜀书社，1987: 15. 金景芳.金景芳古史论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224. 刘起釪.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1. 黄彰健.中国远古史研究[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1. 葛志毅.谶纬思潮与三皇五帝史统的构拟[ J].管子学刊， 2007(4): 55-62.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1004-1005. 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4: 685. [11]王东.史官文化的演进[J].历史研究， 1993(3).

宏观经济思想史篇12

现代生产力从其自身构成、性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无疑是一个自成和系统的有机整体,它是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要素资源与组织管理资源、人与物、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高度统一,是各种构成要素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协同构成的一个对于生产关系和社会环境有着巨大推进作用、开放的、不断发展演化的复杂系统。

现代生产力系统的主要功能有:一是经济功能。即推进企业、地区或全球经济能力提高、产品与劳务增长、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二是组织管理创新功能。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与发展。三是技术创新的保障功能。技术创新、研究与开发都必须以一定的工业水平为基础,没有现代生产力提供的工业制造能力和高精度的材料,现代技术体系的进步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四是社会。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方式,导致了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的管理模式和法人治理结构;资本的社会化和股票的广泛发行、认购推动了更多的普通人成为资本所有者,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阶级与阶层构成,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按要素分配已成为必要,而所有这些都推进了经济的民主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改善了社会关系。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是系统的最基本的性质之一,整体性就是某种意义不可分割性和非决定性,其核心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意味着系统具有诸构成要素所没有的新的特性。等级性和目的性也是系统的基本性质,系统论认为,系统内部存在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有目的的、有方向的演化链条。现代生产力系统绝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属性。一方面它自身不断的反作用于生产力,通过体制设计、分配方式上的创新及产权和资本组织方式上的变革等不断对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和方向提供引导和制约。同时,社会经济环境也不断地向现代生产力系统输入各种信息。而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各种思潮也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并转化为宏观综合经济优势。

二、现代生产力系统的运行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在生产力运行机制上的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分割,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这个统一整体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在生产关系的制约和调控下,生产力由于其自身不断变革的本性,导致了生产力水平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进化是全部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根本力量。

我们认为,现代生产力系统的运行机制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及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为宏观背景和基础环境,在自身满足开放性、整体性、层级性、动态性、存在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远离平衡状态等基本前提条件下,那些具有经济社会和市场有效需求的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关键性的涨落,往往会被人力资源子系统、劳动工具子系统、劳动对象子系统、管理子系统所共同选择,被企业、国家、全球三个层级从管理调控上认可,同时,由于这些种类的涨落吻合于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基本需要,因而这些涨落就会被外界环境和生产力系统共同选中、经非线性相互作用被放大,从而引起现代生产力及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最终推动现代生产力新结构的形成和其自身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管理四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性,强化它们之间的交流协作,从整体出发,优化组合,强调宏观性和战略目标。第二种涨落就是三个层级之间的相关性和协调机制上引起的涨落,即企业――国家――全球三个层级的非线性协同作用所引起的涨落。如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变动、全球经济与民族经济之间的协调、国家利益与集团利益、宏观战略利益和微观局部利益、远期利益和近期利益上的协调等都会形成并引起现代生产力系统对平衡态的偏离,引起涨落。

三、现代生产力系统运行方向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