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体经济的态度合集12篇

时间：2023-07-02 08:20:49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1

1.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中国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虽然在2003年就开始在部分省份进行了试点，但在全国推广则是在2008年。相对于时间序列数据或是截面数据来说，面板数据更能表现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选取中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0个省为研究样本，所用数据时间区间为2005～2012年。因为此区间正是中国大部分省份先后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及推广甚至改革主体任务完成的时期，各省份对集体林改的试点开展时间和任务完成时间并不完全一样，因此2005～2012年的数据既包括林改前的数据，又包括了林改后的数据，以便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研网数据库等。为了消除物价的变动影响，所用数据中凡是涉及价格指标的都采用1997年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1.2变量定义和说明本研究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进行细化，也即直接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里的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它们分别是政府治理能力、地区经济基础情况、金融发展程度、制度与诚信文化。另外，林权发证率被用来衡量集体林改程度，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及产融结合理论等知识对林改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此外，还有诸多可能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因素被引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基础(集体林面积占比、生态公益林面积比)、林业投入(林业财政补贴占地区财政支出比、林业系统营林基本建设投资中林业教育投资额占比)、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措施实施情况(包括林权交易市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林业合作组织、林业法人单位等数量)、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措施实施与否(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林业税费减免与否，设置为虚拟变量)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在确定这些变量的时候还要考虑各个变量数据的可得性等问题［5］。各变量的解释说明如表1所示。林改经济效益的计算说明如表2所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计算中的指标设计以及指标权重的确定是根据陈幸良的研究结果: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各指标层的判断矩阵并求解，最后通过一致性检验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6］。

1.3模型选择与设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30个省份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为了分别考察林权体制改革程度、金融生态环境各因子变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而建立了模型⑴:1.4研究假设基于以上研究思路，就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作出以下假设。其中有关政府治理、经济基础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与信用文化等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了李扬［7］等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假设1:政府治理能力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政府治理能力指标包括政府主导性(用政府财政支出、辖区内企业税负率衡量)、财政平衡(用财政自给率、非税收收人占预算内外财政收人比重、地出让收人占GDP比重衡量)、政府规模(用行政事业费总倾/GDP衡量)、政府诚信(用政府透明度、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衡量)。假设2:经济基础水平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经济基础水平指标包括经济发达水平(用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人均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衡量)、经济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基础设施(用高速公路里程数/土地面积、人均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衡量)、私人部门的发展(用非国有部门工业总产值占比、非国有部门投资占比、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比衡量)。假设3:金融发展水平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包括金融深化(即经济货币化程度，用非国有部门获得的有效贷款/GDP来衡量)、金融竞争(用政策性贷款在辖内贷款规模中占比、非国有商业银行存款所占份额、非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所占份额衡量)、金触效率(用辖内商业银行体系的存贷比、辖区内商业银行体系效益指标衡量)、私人部门获得的金融支持(用非国有部门获得的信贷占比衡量)、金融市场发育(用企业直接融资额占比、人均个人消费信贷额、人均证券交易额、保险深度也即人均保费收入等指标衡量)。假设4:制度与信用文化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制度与信用文化指标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分别是法治环境(用对辖区内司法的信任程度、司法公正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效率以及银行诉讼债权的回收率衡量)、诚信文化(用企业诚信度、地方政府对于诚信建设支持、地区征信体系建设衡量)、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用律师占人口比例、注册会计师占人口比例、担保机构数占人口比例、地区行业协会作用衡量)。假设5: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集体林改的经济效益要优于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差的地区。假设6: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程度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有正向影响作用。这里用林权发证率来衡量集体林改程度。这是因为林权证是证明林农对林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在林改配套措施中，无论是进行林权抵押贷款，还是申请森林保险等都需要出示林权证，故而用林权发证率衡量集体林改程度较为科学，而很多官方数据以林地确权率作为衡量集体林改程度的指标是不太准确的，仅仅确权而不及时发放林权证也会影响林农对集体林改政策的信任和信心，只确权不发证也就意味着部分“缺权”。显然地，林改程度越高，拥有林权的林农就越多，按照林改政策的设计机理，那么林改程度越高对林区经济的发展越有利［8］。

2实证分析

2.1林权体制改革程度、金融生态环境各因子变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对模型⑴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调整拟合优度(R2-Adjust)R2为0.7820。这表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好。政府治理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的治理能力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因而验证了假设1的内容;经济基础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基础的强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因而验证了假设2的内容;金融发展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情况良好则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验证了假设3的内容;制度与文化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制度与文化的状况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验证了假设4的内容。林改程度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林改程度的提高也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因此，积极推进林权主体改革任务的完成是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效益的第一步。在控制变量中，集体林面积占比的系数和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的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集体林面积和生态林面积的增加都会减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可能的解释是:集体林属于“准公共物品”，集体林面积越多，意味着归属于集体大众的物品越多，因此容易形成“牧场悲剧”，从而造成经济效益下降［3］;同样，生态林着眼于保护生态环境，其生态效应可能明显些，但是经济效益不显著。林业财政补贴、林权交易市场和林业税费减免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林业财政补贴的增多、林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和林业税费的减免都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这也容易理解，从集体林改的现实情况可知，政府的林业财政补贴和林业税费减免增加了林农的的收入，从而在计算集体林改经济效益时，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效应。森林保险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完善森林保险制度也会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此外，人均林改面积和人均活木蓄积量表示着森林的资源禀赋，二者和林农知识水平都是影响集体林权体效益的内生因素。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人均林改面积、人均活木蓄积量和林农知识水平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效益都变现出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2.2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对模型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好与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差的Adj-R2分别为0.86234和0.79613。根据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回归结果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改程度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组中，林改程度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改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提高作用更显著，因而验证了假设5的内容。在两类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集体林面积占比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业财政补贴的系数和林权交易市场的系数分别在10%水平上和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组中都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与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地区中，林权交易市场不发达，林权流转速度较慢，因此不能发挥林权交易融资和林业财政补贴带来的应有经济效益，因而其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不显著。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的森林保险和林业税费减免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人均林改面积、人均活木蓄积量反映了林地内在的资源禀赋，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二者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由影响系数可知，二者对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组的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林农知识水平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的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此促进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有更好的体现。综上所述，通过对30个省份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金融生态环境的4个主要构成方面(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制度与文化)也都显著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有正的影响作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程度本身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改经济效益的发挥，即改革越彻底，其效益发挥地越好，不过其影响程度的强弱会受到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好差的影响，且影响方向为正。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2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经济圈在生态角度和煤炭行业的具体化，是煤炭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煤炭产业聚集效应的实现形式，是煤炭产业、煤炭相关产业和辅助机构互动发展的结果。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低碳经济核心诉求，从生态型、知识型、节约型以及绿色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出发，以煤炭产业链延伸及产业间协作为基础，以煤炭产业集群为现实载体，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下，通过煤炭产业集群扩张效应而形成的以煤炭产业和谐发展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煤炭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高级表现形式。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以煤炭产业为核心的煤炭经济生态圈将日益成为推动煤炭产业“十二五”发展的新模式。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内涵

目前，世界各地学者对煤炭经济生态圈探索尚属初步阶段，尚未形成关于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统一界定标准。本文认为，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以煤炭洗选、加工产业为核心，并由该核心产业及与这个核心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辅助机构所组成的圈层结构。煤炭经济生态圈是煤炭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它以煤炭资源禀赋为基础，以煤炭产业为枢纽，以专业化分工及产业生态化要求为纽带，以政策为保障，依托其他相关产业与辅助机构，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内形成不同圈层的产业集聚，实现煤炭资源与各种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从而实现圈内各圈层间经济的互动发展。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煤炭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高度集群化发展形成的，其形成是煤炭产业低碳化的趋势使然，是主观推动和客观趋势的产物。构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原则为，坚持产业系统升级；坚持资源集约开发；坚持经济低碳发展等。根据上述原则，煤炭经济生态圈只有在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资源与环境、主体功能与其他功能等几个方面关系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有序适度的开发，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适度开发煤炭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和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发展煤炭产业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圈内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才能实现圈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系统分析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要素组成煤炭经济生态圈不仅仅是煤炭产业链延伸而形成的线性产业聚集，而是煤炭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在区域内围绕煤炭产业，从开采到使用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组成的网络经济系统。煤炭经济生态圈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三大要素组成，要素之间彼此相互作用，交叉形成网络分布。

1.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体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体要素即煤炭产业、煤炭相关产业与辅助机构三大主体。具体来说，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行为主体即圈内的成员产业，包括煤炭开采加工产业、建材产业、发电产业、煤化工产业、钢铁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矿区旅游产业、煤炭深加工产业、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教育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行为主体，是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发展的主动力量，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来影响控制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存在和发展起来的，煤炭产业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煤炭产业是煤炭开采、加工的煤炭企业簇群，包括少数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以煤炭开采加工为主的煤炭中小企业。煤炭企业簇群在煤炭资源富集区集聚，带来企业间煤炭资源的共享与简单的分工协作，形成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拉动区域内经济增长，进而吸引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向煤炭富集区内靠拢，通过共同性与互补性的交叉影响，进而形成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最终在煤炭富集区产生集聚效应，带动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煤炭产业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和经济拉动者。政府部门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我国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对这些资源的开发使用是在国家政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起源于国家对煤炭资源的开发，是在国家政策规划和煤炭产业的带动下逐步形成的。政府是制度的制定者，从宏观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适合煤炭产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维护煤炭经济生态圈内良性竞争和协作的局面。政府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推动力量。

2.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资源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资源要素包括煤炭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资源。资源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投入要素，是主体要素的主要作用对象，主体通过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资源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创造经济价值并促使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快速发展。作为主要投入原料，煤炭资源始终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发展、成熟与衰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基础。煤炭资源稀缺性与强地理根植性，决定了煤炭经济生态圈必然临近煤炭资源富集区，脱离了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经济生态圈也就无从发展。煤炭资源作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关键资源要素，一方面，煤炭资源在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形成与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资源开发，形成初级煤炭开采加工企业的集中，随着资源开发程度的提高，进而吸引相关产业的聚集，形成煤炭经济生态圈；另一方面，煤炭经济生态圈作为煤炭富集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能够实现区域内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效率开发，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煤炭产业素质，使煤炭经济生态圈成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型、生态型煤炭主体功能区。

3.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环境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环境要素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与生态环境等三大环境。环境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该空间中，煤炭经济生态圈与内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并通过与环境的因果作用、非线性作用、信息的流动与反馈等进一步推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演化。在煤炭产业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受传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而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高碳问题日益突出。为恢复正常的生态环境功能，煤炭经济生态圈加大了对外部负效应的补偿及资源环境的治理，如对煤炭开采使用过程中的土地塌陷、土地闲置、矿井水的随意排放、煤层气与瓦斯等资源浪费、燃煤引起的废气污染等现象进行综合整治。生态环境是煤炭经济生态圈最重要的环境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结构层次

煤炭经济生态圈以煤炭开采与加工产业为核心产业，其他产业与核心产业的联系程度受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不同，使煤炭经济生态圈因联系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圈层式的结构。本文认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由三个圈层组成，圈层划分由圈内其他产业与煤炭开采、加工产业的关联度确定。煤炭开采、加工产业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形成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圈，即内层圈。与煤炭开采、加工产业相关联的相关产业，包括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如建材产业、发电产业、煤化工产业、钢铁产业、煤炭深加工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矿区旅游产业等，组成了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中层圈。对内圈层及中圈层中各企业运营起到支持作用的辅助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医院等服务机构、教育及科研机构等。圈层间及圈层内部相互开放和兼容，通过专业化分工及相对应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形成有机衔接。

三、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基本特征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我国十二五“主体功能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表现形式，较之煤炭产业集群，两者间有相似也有不同。煤炭经济生态圈建设始终突出生态性与低碳性的特点，演进过程既体现煤炭产业集群的空间集中性、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的动力复合性，又强调了基于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等）的非煤产业科学延展性，以及区域主导（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非煤产业）间的强关联性。具体体现在空间特征、关联特征、动力特征与生态特征等四个方面。

（一）空间特征———单核心完整性

煤炭资源的稀缺性与强地理根植性决定了一定的煤炭资源禀赋能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是经济圈的核心要素。在空间布局上，煤炭经济生态圈呈单核心型、完整型分布。

（二）组织结构特征———有核式网络型

煤炭产业集群是以煤炭产业为核心的有核式网络型集群，煤炭经济生态圈亦为以煤炭产业为主体的主体功能区。煤炭经济生态圈以煤炭开采加工产业为核心，形成单核心圈；圈内除多个关联产业外，还有支持企业活动的机构和组织，各个要素相互依存，通过协同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三）关联特征———强联系性

一方面，煤炭经济生态圈内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这样密切的联系能使得圈内产业结构呈现综合、多元的趋势，具有较强的结构转化能力与综合竞争能力，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促使企业间的联系及影响增强，根据知识与技术外溢效应与拉拔效应，煤炭产业可以在圈内相关企业间相互模仿和同质化的持续推进中快速提升竞争力。

（四）动力特征———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复合性

区位优势是煤炭产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资源优势是形成区位优势的先决条件，而政府是吸引资源优势的主要动力来源。无论从煤炭资源的公共属性，还是从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过程来看，政府部门始终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推力，通过提供有效的制度以供给适合煤炭产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并采用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等调控手段，从宏观上引导和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可以实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资源与要素在圈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企业间协同竞争，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优化升级。

（五）生态特征———低碳性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产业内及产业间相关自然与人工环境构成的复合生态体，其煤炭资源合作开发、资源共享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整体优势。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生态学原理，通过产业间耦合与协同作用，逐步建立煤炭经济生态链和生态网，为废弃物寻找利用者或分解者，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分层利用，进而实现废弃物在圈内的全回收和向圈外的零排放，使污染负效益变为资源正效益，全面协调现有产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最终实现煤炭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是我国煤炭富集区，有效贯彻落实国家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3

[中图分类号]F323.211;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104-07

[作者简介]张广来（1992― ），男，湖北黄梅人，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廖文梅（1978― ），女，江西万安人，博士，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理论经济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江西南昌 330045）;孔凡斌（1967― ），男，江西九江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和农林经济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报告”（13JBGP0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63025，41261110）、江西省普通高校科技落地计划科学前沿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与生物多样性变化及优化技术”（KJLD12065）与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中青年教师发展计划访问学者专项资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n Analysis of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of Regional Land Resources and the Affecting Factors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By： Zhang Guanglai， Liao Wenmei & Kong Fanb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the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and urban land utilization into the index of regional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after non-dimensionally processing the data of l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32 subzones from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2012 counties that ranked high for their degree of intensive land utilization with descending order were Nanchang， Xinjian， Duchang， Jiujiang and so on. Among the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degree of intensive land utilization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Gross Regional Product”，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forest coverage” are obviously three positive elements while “green area per capita”is a negative one.

Key words：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land resources;intensive utilization;evaluation index;influencing factors

一、引言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积极开展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工作，应在有限的土地利用总面积和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上，通过宏观调控，科学合理地安排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的土地投入产出率，促进经济发展，走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达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①。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在城镇土地利用方面，外延扩张、用地粗放、效益低下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应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需要，必须改变城镇土地粗放、低效率利用的局面。对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评价，旨在通过区域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挖掘存量土地利用潜力，为制定区域土地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中国南方经济最活跃的经济区之一，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30%。因其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成为江西境内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也是国家中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同时，该区域的经济建设也对江西省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7626.25亿元，经济总量占江西省比重达58.9%。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地资源利用经历了土地围垦―土地退化、生态破坏―土地整治等一系列发展变迁。近年来，受自然资源条件及相关土地政策实施、社会经济状况和农民土地观念的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地资源利用日趋紧张。一方面，农村地区不断减少的湖区耕地总量制约着湖区农业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对用地需求的日益加大，存在盲目兴建开发区，企业追求规模化、花园式厂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城镇土地利用中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使得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增速大大高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②。

本文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分区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比较和对各分区的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及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分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排名情况。接着，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各影响因素对鄱阳湖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并给予政策上的启示。

二、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理论基础

土地集约利用是以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通过增加存量土地的投入，改善土地经营和管理，使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和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③。土地集约经营最早来自于对农业土地利用的研究，是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地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土地面积上获得高额产量和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

（一）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在众多对农业土地集约利用规律的研究中，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J. H. Thünen）提出的同心圆布局原理认为：农业土地利用的合理集约度按土地区位即距离市场远近配置，将区位与土地利用合理集约度研究结合在一起。国内学者对农地集约利用的认识虽受国外研究的影响较大，但在概念内涵的认定上有些许差别。他们认为，集约度是表示单位面积土地上所投入劳力资本的程度，投入的劳力资本较多则较为集约利用，投入的劳力资本较少则较不集约，也即通常所称的粗放利用，故集约度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如果一块土地上投入资本较多、劳力较少，可称为资本集约，反之则称为劳动力集约。并非每一块土地都要集约利用，有些土地因为属性特征原因，可能粗放利用更加有利。在人多地少的国家，通常采取集约利用方式。如果土地多、资本多，亦采取资本集约方式;如果土地少、资本少而人口多，则往往采取劳动力集约方式。目前，我国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大中城市以及开发区，针对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还很少。有关学者在对农村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进行研究时，从“土地产出率”“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这四个方面，构建了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的土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①。

（二）城镇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从城镇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方面来看，土地是城市发展的载体，土地利用规划实质是对城市土地利用实施科学指导。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普遍认为城市化与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过去有些研究认为，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因素有很多，不仅包括作为系统运行基础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还包括作为系统主体的不同层次利用者，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便直观地表现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土地利用适宜性与限制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人口、科技水平、经济结构等），不同土地利用主体的用地目标和手段。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低、速度不快、城镇布局不合理、建设用地扩张较快、耕地面积减少迅速、土地集约化程度较低、土地利用中违法现象频发等原因，导致了城镇土地资源利用存在较大问题③。

本文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进行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分析时，综合了国内外有关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资料，从农业用地与城镇用地两个方面的土地集约利用情况下，选取不同的指标进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比较研究。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程度指数”为因变量，以影响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的各因素为自变量，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在模型的具体形式上，本文采用双对数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

其中，Yi、X1、X2、X3、X4、X5、X6、X7分别对应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指数、地形因素、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地均零售额、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β1、β2、β3、β4、β5、β6、β7分别表示地形因素、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地均零售额、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的弹性。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统计年鉴2012》，以及各县区的统计年鉴、政府报告等。由于数据的获取具有一定的困难和局限性，因此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8个分区重新划分为32个分区，其中“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青山湖区”5个分区统称作“南昌市区”;将“昌江区”“珠山区”2个分区统称作“景德镇市区”;将“庐山区”“浔阳区”2个分区统称作“九江市区”;将“渝水区”称作“新余市区”;将“月湖区”称作“鹰潭市区”;将“临川区”称作“抚州市区”。

（三）变量解释

1.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指标

通过构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度。从农业用地与城镇用地两方面选择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产值、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每单位面积建成区人口数、城镇建成区地均固定资产投入这4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对原始指标数据经无量纲标准化和平均加权处理后，得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综合排名靠前的几个分区从高到低依次为：南昌县、新建县、都昌县、余江县、进贤县。

2.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指标体系

合理地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的关键。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成果，通过专家咨询、理论分析和经验借鉴，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状况选定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将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作为目标层，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最终构建出以地形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生态建设水平为3个准则层的7个指标。其中，衡量地形人口状况的指标为：地形因素、人口数量;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为：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地均零售额;衡量生态建设水平的指标为：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最终形成如表2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四）数据的检验

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表3所示的回归结果。

（五）模型结果分析

从表3可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总体而言较好，统计检验有一定意义。同时，各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假设理论。但具体来看，各解释变量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不同。

1.人均绿地面积与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呈反向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均绿地面积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降低1.04。人均绿地面积越多，进一步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空间则越有限，难度越大，这一结论主要与当前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有关。纵观社会发展历程，当社会发展处于建设初期，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可能会带来以生态环境或人的生活品质的损耗作为代价。

2.对于人均绿地面积较低的地区，其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提升空间较大，但在追求高效率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同时，也要保护城市绿地，可采取如提高住宅绿地率、发展楼宇绿地、形成立体绿地化发展等措施。

3.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森林覆盖率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地区生产总值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0.244。第二产业贡献率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0.578。由此可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该区域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第二产业发展程度越高，该区域进行土地集约利用的经济条件越好。因此我们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高经济总量水平，通过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同时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的主导地位应予以突出，并努力向集约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得土地资源的利用在第二产业发展中达到最大化。同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森林覆盖率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0.857。因此，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应重视森林植被覆盖状况，注重生态建设。

4.人口数量、地均零售额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抑制作用但效果不明显。其中地区人口数量每增加1%，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下降0.234。这说明，一定区域内人口越多，该地区人口密度越大，人地矛盾愈发紧张加剧了土地集约利用率的下降。因此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就要合理控制和规划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均用地，避免加剧人地矛盾。同时，当一定区域内地均零售额较高时，商品交易市场繁荣，市场饱和度较高，要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较为困难。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有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研究的基础上，评价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县（区）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定量考察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一套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模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进行了初步评价，并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率不尽相同，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前三位排名分别为南昌县（6.23），新建县（5.91）和都昌县（5.9），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排名靠后的三个区域分别为九江市区（1.36），永修县（1.47），鄱阳县（1.55）。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受自然、人文、经济、生态等多重因素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森林覆盖率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人均绿地面积、人口数量、地均零售额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地形状况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基于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个分区的不同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和影响其利用程度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理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其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的土地利用集约度指数位于3.05―5.9之间，说明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鄱阳湖经济区内各县区之间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为了合理利用鄱阳湖区的土地资源，要立足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整体情况，根据各县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因地制宜地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持续性地利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地资源，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调和各地区均衡发展。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4

关键词:企业集群网络组织经济绩效三重绩效动态协调

企业集群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正在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绩效。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的集群案例不断涌现,企业集群网络组织在获取区域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已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普遍认同,甚至已经进入地方政府的决策层面。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集群对区域发展都具有同样的绩效贡献,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绩效低下的企业集群,我国也同样如此。例如,不少地方政府设立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的目的在于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集群,但由于缺乏一套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企业集群网络组织绩效的评价系统,经济绩效基准下的政府政策偏向,已经导致许多区域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恶性竞争、资源利用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区域产业发展失去后劲,难以形成持续竞争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发展的持续性和协调性,这就要求企业集群在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同时具有显著绩效。因此,在对集群绩效进行评价时,不仅要进行经济绩效评价,而且要进行经济-社会-生态三重绩效综合评价,既进行绩效要素之间的静态协调性评价,更要进行动态协调性评价。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5

西北民族聚集区指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等省区,土地面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34.5%。西北五省区除陕西省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以外,其他省区都属于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五省区内的少数民族人口达1,768.2万,约占西北总人口的32.1%。

2.西北民族聚集区社会经济现状

(1)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西北民族聚集区深居我国西北内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深加工能力差,生产设备老化,生产技术的科技含量低,导致了聚集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人均GDP除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陕、甘、青、宁四省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6%、55.19%、76.03%、70.79%。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除新疆自治区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1万元/人以外,其余四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机械动力远低于全国1,779.75万kw的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也普遍较低,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人民生活水平低

西北民族聚集区由于受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见表1)。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除新疆外,陕、甘、青、宁四省区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只能达到全国水平的80%、78.53%、85.40%、80.88%。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评价指标,西北民族聚集区也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3)自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严重

西北民族聚集区人口生活在环境严重污染地区的比重较大。在我国西北民族聚集区,生活在水环境严重污染地区与中度污染地区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79.1%。严重污染的地区包括黄河干流、渭河干流、石羊河流域、疏勒河流域以及伊犁河流域的21个城市(地区)所在的主要河段,有的水质状况已属于Ⅴ类或劣于Ⅴ类,不能达到农业灌溉用水的一般标准,有的河段已经变成了黑臭状态。河段严重污染的流域面积虽然仅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13%,但这些地区往往属于城镇工矿集中、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严重污染影响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55.2%。中度污染的地区主要有新疆自治区的运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对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经济与环境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求得西北民族聚集区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见表3):2.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析根据对协调及协调度的定义,设正数x1、x2、x3、…、xm为描述某区域经济特征的m各指标,正数y1、y2、y3、…、yn为描述该区域环境特征的n各指标,则分别称函数f(X)=Σmi=1aiXi与g(Y)=Σnj=1bjYj为区域综合经济效益函数与综合环境效益函数。其中,ai和bj分别为区域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在系统中的权重值,Xi和Yj分别为该区域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隶属度值。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C=f(X)•g(Y)f(X)+g(Y)22k其中,C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k≥2,为了更好地反映区域协调度的区分度,将k取为2。不难证明,协调度0≤C≤1,最大值亦即最佳协调状态,反之,协调度C越小则越不协调。将求出的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经济、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和隶属度带入函数公式,可分别求出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见表4)。3.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区研究根据上述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结合区域经济与环境综合效益f(X)和g(Y)的对比关系,划分出30种基本类型(见表6)。根据表6中的分类体系和判断标准,运用ARCVIEW软件,得到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分区图: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分区图分析结果,西北民族聚集区的五个省区中,新疆和青海属中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甘肃属濒临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陕西属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宁夏则属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对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整体评价是:处于非可持续发展状态,急需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整和治理。

二、西北民族聚集区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民族聚集区的发展进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建设的步伐。国家在新疆部署了西气东输、水利开发、流域治理、退耕还林、交通建设、商品棉基地建设、优势资源勘探等一批重点项目。在青海和宁夏加大了投资力度,促使其经济快速增长。但从总体上来看,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发展很不平衡,仍然大大落后于全国的一般发展水平;二是民族地区贫困比例仍然很大;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西北民族聚集区以经济优先增长为发展战略,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却忽视生态环境的合理建设与保护,重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由于西北民族聚集区大多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只会给区域自然环境带来更加严重的生态破坏,并导致农林牧业生产的全面衰退。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灾害频率增大、污染加剧等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阻碍了民族聚集区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追求从工业可持续发展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关于发展模式的新理念,它的运作机制是在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下,通过清洁生产、生态工业、持续农业、绿色消费、废物处理五个环节,使物质和能量在整个社会内循环流动,从而达到能量的平衡。西北民族聚集区所处的独特的生态地理区位及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决定其发展路径应由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的线性增加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型,应发展一条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而有别于传统经济模型的西北民族聚集区新型经济。

三、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发展思路

西北民族聚集区应将区域比较优势与循环经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积极研究适应西北民族聚集区要素结构的发展思路,实现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避免走以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为巨大代价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实施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战略。

1.大力推进西北民族聚集区环保产业的发展。第一,发展环保产业需要得到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级政府的充分重视。环保消费主要是一种公共消费的行为,政府消费和政府预算投资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要逐步加大西北民族聚集区政府预算投资所占的比例。第二,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建立全新的西北民族聚集区投融资机制。通过设立环保产业基金、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发行环保彩票、优惠贷款、引进外资、风险投资等多渠道,筹集环保产业发展资金。第三,民族聚集区企业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加大对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支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和产品。第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聚集区环保企业,通过上市、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培育、扶持环保优势企业和骨干企业,组建大型环保企业集团,增强环保企业的竞争力。

2.倡导民族聚集区绿色消费方式。建立以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型民族聚集区消费方式,既要满足西北民族聚集区人们日益提高的合理物质消费的需要,又要注重民族聚集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将导致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消费结构的改变必将导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形成绿色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强化西北民族聚集区的技术支撑。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开发建立绿色技术体系。绿色技术体系包括环境工程技术、资源化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要发展主要环境污染物监测技术、烟气脱硫技术、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城市污水处理成套技术、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技术、低能耗高性能环境友好材料开发技术、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水土保持技术、防沙治沙技术等。西北民族聚集区要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全面推行清洁生产。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都应在循环经济中加以应用。同时加强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最有效地提供环境信息,传播知识,为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6

近年,天气灾害事件频发,气候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上讨论的焦点,并且涉及到一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话语权的争夺。关于极端气候变化的应对,除了对灾害事件本身进行临时性的补救外,更根本的是,怎么去探索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路径。空气是创造和维持生命的第一个要素,因此,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生存环境的头等大事,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发展问题。气候变暖作为环境问题,与其说是工业化问题,不如说是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历史发展效应和发展中国家现行发展模式的问题。

一、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短效与长效机制分析

在完善气候灾害预案和应急机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进行长期性的环境保护规划以及根本性的发展模式转变。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只有具备自主创新,才能顺利完成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匹配的经济发展路径也能促进科技的革新。

1.气候灾害事件的应急机制

一是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有更加精确的预测和估计,这是采取相应应急机制的重要前提。加强对自然灾害成因的基础科学研究,加强遥感监测手段,加强数据积累和分析,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预报和评估能力,为采取应急措施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支持。二是增强重大基础设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通过对设计水平、工程质量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增强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三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级政府的应急能力。理顺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衔接关系,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

2.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长效机制

一是进行前瞻性的能源科技创新长远规划。气候变化时间尺度长的特征,使得对科学技术进行长远规划尤为重要。从科技创新自身的规律来讲,科学技术从无形技术(知识)到有形技术(工厂、设备)的转换有较长的周期,要面对技术创新到全面推广的滞后期、资本周转率的滞后期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期。另外,科技队伍自身的建设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从更长远的角度,煤炭石油等固体液体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会逐步降低,新能源所占比重将逐步提高,新能源的推广与利用需要进行大量的技术革新。

二是合理选择经济发展路径,大力扶持低碳能源和生态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仍高于世界主要国家。提高能源效率和低碳生态经济可以有效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根据IEA(国际能源机构)的分析,至2050年,终端使用效率提高在不同的减排情境下可以贡献总减排量的约36%～44%。通过降低排放强度,将会产生明显的减排效果,有巨大的减排潜力。

三是加强低碳生态经济的政策引导,实现集群式发展。一方面,充分利用《京都议定书》相关机制,通过政策引导,积极鼓励企业在水电、风电、垃圾填埋气、煤层气、低温余热发电等领域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建设,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改善生产工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另一方面,为实现集群式发展提供良好的配套措施,打造世界低碳经济与技术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二、江西低碳生态经济发展路径:气候变化应对的市场化尝试

区域产业集群具备顽强的生命力,拥有极强的市场抗风险能力。通过集群式发展和市场化路径,运用低碳生态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才能长久延续下去。

1.培养市场主体,通过科技创新降低生产能耗

市场主体的充分参与,是市场化方式运作的重要条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市场效率的主要载体。江西省通过科技创新 “六个一”工程,积极培育100个创新型企业、组建100个优势科技创新团队,使其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创新型企业的市场化能力,从而通过淘汰机制,使100个试点企业成为省级创新型企业,力争10个以上省级创新型企业进入部级行列。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发展大企业、大集团和优势高新技术企业上,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鼓励企业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技术研发的主体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引导企业成为创新型企业,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创利率、资金利润率和资源能源利用率。江西从微观主体入手,进而在总体上实现低碳排放。

2.顺应产业集群发展规律:江西低碳生态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

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的机理来看,集群的出现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和路径依赖,但地理位置、要素禀赋、文化因素和政府政策等都对集群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而制度的变迁、信息的流动、市场条件的变化等都可以导致区域集群发展的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后地区的“蛙跳”会导致新的集群的出现。在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中,集聚力和分散力是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的对立方,其中:(1)浓厚的产业氛围、技术的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集群的发展集聚力量,因此,集群内企业家精神、技术开发和人才资源是集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良好公共产品供给、健全的法制法规环境、配套中介机构服务和发达的中间产品市场可以提高集群内部的社会分工程度,对集群内企业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因此,集群内企业间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都对集群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分散力的角度出发,公共产品的拥塞、社会服务的缺位、机制的僵硬则可能导致集群衰亡。同时,产业集群区域会产生良好的外部经济,在生态和低碳经济产业圈,其产生的集群效应不仅在区域内部形成互动,而且对区域外产生溢出效应。集群区通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和生态的绿化,从而降低温室效应。

江西省通过政府引导和扶持,顺应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因势利导,以市场主体为核心构建生态和低碳经济圈、能源科技城等产业集聚区,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应对气候变化。一是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推进林业工程建设,从而优化低碳产业集群的生态环境。江西大力实施“一大四小”绿化工程,积极推进环鄱阳湖和“五河”防护林工程、东江源防护林工程建设。二是提升研发平台,组建科技创新团队,从而形成低碳产业集群的人力资本和产业氛围。一方面,江西在太阳能发电、LED芯片、风力发电设备、红壤、脐橙等能源科技和低碳生态经济等领域,加强对10个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的原始创新、应用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实施“院士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科技经营型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等,培养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三是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从而使低碳产业集群有良好的公共产品供给。江西加快城际铁路和农村公路建设,为市场主体深入市场、挖掘商机提供便利。四是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科技创新机制和社会化科技投入机制,从而完成低碳经济产业集群的机制创新。一方面,江西通过奖励、持股等方式,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另一方面,通过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及其它社会资金,加大科技创新风险投资规模,完善科技型企业融资担保和信用保险机制。江西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见下图:

3.低碳生态经济圈、能源科技城等产业集聚区的外部经济性分析

外部经济性是指经济主体的活动对社会所带来的额外好处,其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增进。外部不经济是指某物品或活动施加给社会的某些成本,使社会成本增加,其有损于全社会的福利。江西的低碳生态经济圈、能源科技城等产业集聚区通过对以下方面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来增强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能力。

一是对长江下游生态环境的外部经济性。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在发挥河流功能的同时,还起着生态保护的功能。长江下游是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鄱阳湖湿地被喻为“长江下游气候之肾”,对于维护长江下游生态环境协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圈,有利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保护鄱阳湖湿地生物的多样性。

二是对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科技的外部经济性。一方面,中国仍是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和消费结构,这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能源开采、供应与转换、输配技术、工业生产技术和其他能源终端使用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较大差距;重点行业落后工艺所占比重仍然较高,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大量并存。因此,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新兴能源消费比例,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最终要依靠能源科技的创新。新余新能源科技城、共青数字生态城等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通过科技力量的汇聚和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形成知识溢出效应,不仅使低碳生态产业得以发展壮大,而且能促使能源科技的革新,进而在全社会实现传统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有效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三、江西低碳生态经济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

由于谋划较早、动手及时、落实到位,江西在低碳生态发展方面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低碳生态产业群初见雏形。如何继续发展壮大,使低碳生态经济引领全国,赶超世界,需要着眼于以下两点:

一是坚持走低碳生态经济发展路径不动摇。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反映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上,就是要坚持低碳生态经济发展路径不动摇;坚持低碳生态经济的产业化、市场化方向不动摇;坚持旧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不动摇;坚持实施科技创新“六个一”工程不动摇。

二是列出关于江西低碳生态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中安排好,贯彻好。根据国家“十二五”关于新能源、低碳生态经济发展的规划,结合全省情况,出台一系列江西低碳生态经济长远发展的规划细则。由于江西生态地理环境、自然禀赋较好,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可以适当做一些超前规划和前瞻性安排,力争使江西低碳生态经济走在全国前列。

参考文献: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7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企业集群与企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企业集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代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它可以有效地促进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通过企业间频繁的交往合作、政府对共同技术研究的支持、中介机构对科技信息的及时传递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参与，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分工，解决由产业同构化所带来的恶性竞争，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1]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而一个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产业链经过长期发展，竞争力强的企业通常采取集群的方式组织生产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从近几年企业发展状况和经营模式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企业集群方式的地区，竞争力显著强于其他地区，并且出现了其他地区企业向企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而没有形成企业集群的地方，或者缺乏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又迅速衰落下来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企业集群与企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2]

企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3]在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里，集群内的企业通过资源互补、相互交流与合作，产生聚集效应，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从而实现区域乃至全省、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在环鄱阳湖相关的城市企业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集群，企业竞争力偏弱，因而，培育企业集群，通过这一现代工业组织模式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其实现现代工业化的必然选择；而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品牌的竞争，对任何企业来说树立品牌意识打造强势品牌，已成为企业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相对于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企业集群而言，企业集群的影响力和品牌的知名度都不够高，缺乏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为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长效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打造品牌、进行品牌战略整合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品牌引导消费，为企业集群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圈的发展进而带动江西经济的全面发展。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及策略

1.1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包括了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等周边城市，有着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工业基础发展较好，是江西省产业、人才最为密集的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人力资源、产业资源形成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具有极好的自然和生态优势，有很好的产业发展潜力。目前，经济圈依托大企业，构筑有机硅、铜、钢铁、光学、电子等支柱产业基地，形成区域“工业脊梁”：以南昌为中心建立了光电产业基地，以新余为中心重点发展高性能且资源高效利用的高纯硅材料、太阳能电池组件与发电系统、兆瓦级以上风电设备和螺杆膨胀发电机组等项目的新能源产业基地，以樟树为中心依托南昌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樟树自身的中药产业传统优势发展生物产业基地，以鹰潭为中心、以江铜集团为龙头大力发展铜冶炼及精深加工产业基地，以九江为中心实施九江石化油品质量升级工程适时实施炼油及化工产业基地，以景德镇为中心重点建设南昌航空工业城等等。总体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圈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为一体，逐步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产业优势，可以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圈的提出，为环鄱阳湖城市地域经济的发展、文化精神的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然而，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处在发展初期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存在着中心城市经济薄弱影响力小、产业层次低、劳动力资源缺失、缺乏大企业支撑、缺少名牌优势企业群、产业链延伸缓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经济状况相对落后，缺乏完善、系统的企业集群，企业间相互孤立，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相互沟通的内部聚集，难以发挥企业各自的优势。笔者认为，对该地区的企业及企业集群展开全面的市场调研，进行翔实的品牌战略整合与规划，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品牌引导将是改变目前存在问题现状的重要手段和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区域品牌的优势力量。

1.2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策略

就企业发展之根本而言，品牌建设落后就意味着营销落后，就意味着企业毫无竞争力可言，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区域品牌的建设，将对经济圈经济的全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将全面提升品牌内涵、品牌文化和品牌知名度，从而有效提高集群内各产业链的收益。本文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品牌战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1）强化品牌意识，提升企业集群的整体形象。一方面，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企业集群内企业家的品牌意识，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战略眼光，使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品牌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让每个员工了解品牌，品牌的内容不应只局限高层等核心团队，企业的每个环节部门都应该深入了解其品牌的核心内容精神，加强内部团队的品牌意识，这些是企业品牌建设的根基，也是品牌整合的重要目标所在；再次，全面导入CIS战略，对企业管理系统、生产系统、办公系统及营销、广告、包装等品牌形象形成统一规范和系统设计，形成企业识别的个性化、标准化，通过一体化的符号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归属性，强化企业在公众消费群体心目中的口碑。真正做到以品牌效应促进企业集群的长效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全面提高企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

（2）确定品牌目标，建立主品牌与子品牌之间的关联。在企业的品牌系统中，首先要明确每个品牌的角色定位，这就需要对品牌系统中的品牌进行有效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创建和优化企业主品牌。企业的主品牌是品牌系统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的体现，企业主品牌的确立应根据品牌的市场前景和消费者认知度以及品牌的涵盖性对所有品牌进行科学评价确定。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主品牌与子品牌之间的关系，主品牌和子品牌保持密切的关联有助于发挥品牌的协同效应，并提高推广的成功率。

（3）注重把握品牌的差异化特征。将产品的核心优势或个性差异转化为品牌，以满足不同目标消费者的需求。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差异化特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形象，然后以一种始终如一的形式将品牌的差异与消费者的心理需要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将品牌定位信息准确传达给消费者，并能够在潜在消费者心中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

2 企业集群引入品牌战略的意义

面对日益更新的市场营销环境和不断调整的战略模式，中国企业要想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舞台上获得长足的发展，只有将品牌战略与各种营销、传播模式进行整合，才能够赢得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集群是鄱阳湖经济圈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而有效进行资源调整和创造出高额利润的品牌战略整合是其实现现代工业集群的关键和核心力量。[4]尤其是国际品牌的进驻，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建立区域产品品牌的到来，笔者认为，把鄱阳湖经济圈企业集群和品牌战略整合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提高资源效用，提升企业集群的竞争力

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发展初期，由于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企业组织分散，市场力量薄弱，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培育企业集群，采用辐射发展的模式、开展现有的资源整合是带动整个鄱阳湖经济圈发展的关键。发挥自身优势，使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产品形象，在市场上形成良好的品牌印象和口碑，打造九江区域品牌，提升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通过有效地品牌整合，使品牌形象能够在品牌传递的各个环节中最大化得到统一展现，品牌价值得到最大化传递，能更好地使品牌的创造活动以及传播活动以一种系统化、标准化、统一化方式协调运作，最大程度上节省品牌资源，最终有利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形成共同的目标和战略。

2.2 持续品牌效应，促进企业集群的品牌国际化

品牌文化是品牌的灵魂，它是塑造品牌个性、展示品牌内涵的体现，在战略整合中，我们要善于把握鄱阳湖自身的深厚文化积淀，它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湖，仅次于青海湖，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整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包括38个县市区相关企业各个层面的资源，打造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国际化民族品牌，使其品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态势。研究满足鄱阳湖生态经济圈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品牌优势，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塑造鲜明、良好的企业形象，强化企业的存在价值、增进内部团结和凝聚力，达到使社会公众明确企业的主体个性和同一性的目的，增强市场竞争，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同时也有利于打造全国第一个生态经济圈企业联盟的品牌。

在实践中，通过对鄱阳湖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合，准确把握主体信息，塑造出独特的视觉品牌个性，是现阶段经济圈建设的主要任务，需要全面策划、整合品牌资源，实现品牌诉求、品牌目标、品牌战略、品牌形象、品牌理念等的全面统一和协调，通过品牌的整体传播、视觉形象的全面统一，快速实现品牌传播效应的最大化和有效性，促进品牌的持续发展。

3 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品牌战略整合一方面有助于发挥企业集群的优势效应，实现企业的高度集聚，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打破区域观念，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品牌战略的地实施，有助于传播与传递品牌价值，提高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实现资源的合理整合，提升企业集群的品牌知名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圈企业集群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8

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来源于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等战略方针的正确导向和制度保障，长江角、珠三角、环渤海、成渝等4个经济区和众多中心城市经济圈的强大推动力和航母作用。事实证明，发展城市经济与构建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和模式，因此，川南5市应与时俱进，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积极组建川南城市群，构建川南经济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

一、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总体目标

自贡一小时经济圈是以自贡为中心，一小时左右交通里程为半径组合的城市群，涵盖自贡、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5个城市及其辖区，发展的目标为：第一，区域目标。联合川南五市组成城市群，集合优势，密切合作，统一发展，合理分工，协调运作，构建区域经济体系。第二，城市目标。川南五市按照经济圈的战略目标和规划着力发展城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开辟经济园区，加快城市化建设，统筹城乡平衡，优化人居与投资环境，构建城市经济圈，提升城市经济的竞争力。第三，产业目标。整合川南5市产业结构，集合同类产业，优化强势产业，开发资源与技术优势产业；连结上下游产业，组建产业集群，开辟产业基地及生产园区；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施品牌战略，创建产业、企业、产品的知名品牌族；构建产业产品市场，加速资本、技术和产品的市场流转；培育川南产业结构特色和优势竞争力。第四，科技目标。整合川南科技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专业归类，聚集力量，交流互补，综合利用，共同研发，自主创新，创立知识产权，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新型的科技人员，铸造强力的科技队伍；推动科技向生产力转化，提升区域经济的科技水平。第五，经济目标。融合川南5市经济，统一规划土地资源，地域分工，梯度发展，构建工业、农业和商业区位；调整三产业结构，工业为主导，产品为中心，效应为目标，提高产业贡献力；协调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作用；强化内需力培育，降低区域经济对外依存度；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生态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平衡各种经济关系，打造区域品牌。第六，环境目标。强化川南5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确立法制治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倡导文化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构建花园城市和田园区域，构建居住与投资环境，提升“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的区域吸聚力。

二、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基本模式

（一）一核四星式区位结构

以自贡为区域核心城市，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四市为卫星城市，环绕四周构建成椭圆形经济圈，5个城市作为经济圈区位节点，形成圈层式、一体化的区位结构体系（见图1）。

（二）点-轴式空间结构

点就是城市，轴就是公路、铁路或水路。内宜高速公路连结内江、自贡和宜宾三市，泸乐高速公路连结泸州、自贡和乐山3市，两条对角线交叉穿越区域中心构成经济圈的中轴线；成渝内隆段――隆纳高速公路连结内江和泸州两市；乐宜高速公路连结乐山和宜宾两市；宜泸高速公路连结宜宾与泸州两市；拟建内乐高速公路连结内江与乐山两市，环绕区域四周构成经济圈的圈轴线，形成椭圆形的点轴线空间结构。另外，区域内的岷江-长江连结乐山、宜宾和泸州3市，沱江连结内江、自贡和泸州3市构成经济圈内倒“T”形辅助轴线。

（三）蛛网式框架结构

经济圈内主、圈轴线是域内公路的主要网线、国、省、市、县和乡5级公路串联域内所有城镇，像蜘蛛网一样把经济圈内的城市和乡村编成一体，形成经济圈的蛛网式框架结构。

（四）圈层式城市结构

市是区县的中心，区县是乡镇的中心，乡镇又是村组的中心，逐级具有层级关系。如自贡以自流井、贡井、大安3区构成自贡城市第一层级，以沿滩区、荣县和富顺两县构成城市第二层级，各区县如贡井所辖建设镇、长土镇、荣边镇和艾叶镇构成城市第三层级，形成自贡层级式的城市结构圈。川南其他4市同样如此。这样川南5市就形成了5个多层级的城市结构圈。通过上述4种模式的整合，构成一核四星圈层式的“都市圈”和点―轴式的“城市连绵带”，形成“点-带-圈”的开发规律及其结构状态。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研究，“三种状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呈等比级数1∶3∶9增加”。可见，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在模式选择上的价值意义。

（五）聚集式产业结构

川南5市产业种类齐全，支柱产业突出，并且具有同质性的特点。按照产业聚集理论，集合同类产业构建“钻石型”产业集群，并在组织形式上集团化，构建如盐化工集团、机械制造集团、矿业集团、酒业集团、旅游集团、农业集团、教育集团和科技集团等专业化的产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小企业为网络”的集群式发展模式。在产业集群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产业复合生态系统，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生态服务业等。在产业聚集中收缩上下游产业，集中产业区位安排，形成产业园区，开展基地化生产，如自贡的板仓工业集中区和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等，进而构建产业园区联合体，开展一体化经营。

（六）主体化功能结构

城市主体功能表现为对周边地区与经济的主导作用，自贡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应当培育和凸显技术、信息、集散、管理、服务和创新6大中心功能，发挥对川南其他4市经济的引导作用。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4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主体功能，一是发展城市经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发挥次级“六大中心功能”，引导辖区经济发展。产业主体功能则表现为产业优势与引导作用，如自贡产业在盐化工、新材料和科教等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泸州和宜宾在酒业上占有绝对优势；宜宾和乐山在旅游业方面具有强劲优势等。因此，川南5市凸显各自的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的引导作用和影响力。在强化主体功能中要兼顾主体功能和辅助功能的有机结合，形成主体功能突出、功能错位分布的区域经济功能结构，促进人与地域的同步繁荣。

（七）均衡的制度平台

川南5市由于过去行政独立和利益自我等因素的影响，在制度上客观存在不均衡与壁垒现象，因此，要打破城市制度壁垒，通过“干预”途径和“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方法，在社会、政治、经济（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生态、文化等方面建立均衡的城市制度结构，形成均衡的区域制度体系，发挥协调一致的“政策工具”作用。

（八）共享式活动平台

在城市经营活动中，要消除城市经营中的封隔壁垒和无序竞争，形成协调一致，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区域经营活动。经营城市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市民要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城市经营活动，经营城市客体，即城市资产要确立互享、共用机制，在经营活动上协调同步，经营市场上共有并进，经营效益上互惠共享，形成经济圈共享式的活动平台。

（九）内外兼修的发展态势

经济圈经济态势的构成分为城市经济与经济圈经济，经济圈内经济和经济圈外经济，因此，川南5市在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同时，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部经济，充实域内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形成外部经济，构建域外市场，“内外兼修”，以自身为主，承接亟需的“外来产业转移和开展对外合作”，形成全面开发、全方位发展的经济态势。

（十）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百年人，建千年城。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发展应当定位在百年不败，千年不衰的长远目标之上。因此，经济圈在战略选择、土地利用、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生态环境、城市建设、区域建设和制度设计等方面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设计与执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运行规则

（一）组织落实，构建机制

省委省政府牵头，自贡领头联合川南五市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发展委员会，全面负责经济圈的规划、构建、运营和管理工作。

（二）规划落实，引领发展

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考证的基础上，对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模式、模型、制度和目标等进行全面设计与规划。设计要合理，规划要科学，宏观明晰，微观具体，公众认可，切实可行，用规划引领经济圈全面、正确、有序、有效地发展。

（三）打破壁垒，生成一体

川南5市按照经济圈规划，打破行政壁垒，撤除制度隔栅，消除心理障碍，真诚联合，共同发展，推进区域一体化。

（四）三条战线，全面出击

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关联川南五市的各级政府、所有企业和全体市民，因此，要在政府、企业和市民3条战线上按照其自身的社会职能开展基础性的合作，三线出击，汇集一体，形成协调运作、全面发展的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发展格局。

（五）四个层面，全面展开

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活动涉及到圈内、省内、国内和国际4个层面的关联对象，因此，要在这4个层面，全面展开，同步运行，协调运作，促进自贡一小时经济圈高效、快速地发展。

（六）制度保障，促进发展

根据国际国内新经济区开发中制度决定成败的经验，切实加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制度建设，形成经济圈的社会保障系统。一是构建制度体系，其中包括：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性制度；经济圈的设计制度；川南5市“合拍”性调整的城市制度。二是完善经济圈的制度内涵，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和文化等方面，从而形成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制度范畴，促进和保障经济圈的运行和发展。

（七）激励机制，长效发展

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既是一项行政工作，又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因此，要把激励机制纳入经济制度范畴，通过激励的手段推动工作开展，对经济圈建设中的相关组织、人员和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进行绩效考核，奖罚结合，优胜劣汰，从而调动组织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促进经济圈的各项工作高效运行，保障经济圈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目前，自贡一小时经济圈还处于战略探索阶段，除了在理论上论证和实践中考证外，最重要的是设计一个相对可行的经济圈模式与规划方案。

参考文献：

1、辛晓梅.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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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青等.论中部崛起过程中区域中心角色的角逐[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7(7).

4、王瑛.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8(2).

5、王如松等.产业生态学基础[M].新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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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后凯.对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冷思考[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7(7).

8、唐慎.开发区兴起与发展的制度比较[J].改革，2005(3).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9

1、森林资源产权变革：抉择与困境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司，全国森林资源统计，2002年。

[2]孔凡斌、邓华锋，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南方农村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南方农村，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3]陆文明主编，中国私营林业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4]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第201页、第240页。

[5]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6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7][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10

生态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三个重要优势:首先，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废弃物排放减少到最底，保护生态环境;其次，可以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企业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实现“三赢”;再次，可以将生产和消费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使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新能源产业集群SWOT分析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区域资源丰富。鄱阳湖区域资源极为丰富，全省耕地资源4288．51万亩，人均耕地面积高于东部和江南地区;森林覆盖率60．05%，居全国第二位，江西的水资源、土地资源、水土资源、生物资源指数位于全国第3，位于中部六省中第1，鄱阳湖流域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76．4%，蓄洪容积为46亿m3。这都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实施新能源产业集群创造了有利条件。［2］第二，优越的地理区位。鄱阳湖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世界重要生态区，又是长江的重要调蓄湖泊，年均入江水量约占长江径流量的15．6%，地理条件优越，生态景观复杂多样，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全省形成的“鄂赣粤”主通道和“皖赣闽粤”主通道为“两纵”;以“杭景九”主通道为“一横”;以“沪昌”主通道为“两横”;以厦赣”主通道为“三横”的区际通道，组合而成的“双丰”型空间网络格局。［3］形成高效、灵活、便捷的区域空间结构体系。借此，可利用江西优质价廉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引进先进设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品，逐渐形成了生态经济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第三，产业基础实力增强。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形成了较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生态经济体。江西新余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引入了赛维太阳能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江西省新余市，并于2007年在美国上市。公司规模在行业内一度保持领先，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多晶硅生产企业之一。第四，生态经济意识增强。近几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加快了在新能源产发展业如:沼气开发、畜牧业养殖、使其在产业、区域和社会等层面都得到了发展，涌现出了一些高效益的生态经济产业集群，生态经济意识不断增强。而鄱阳湖居民生态经济意识的提高，使人们的消费越来越趋向环境友好型产品，为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加上居民对新能源产品的逐步接受和对保护环境觉悟的提高，都为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二、劣势(Weaknesses)分析

从资源利用状况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仍然是处于资源大量消耗的发展阶段，制约了鄱阳湖区域的发展。首先，粗放型增长方式未根本转变;其次，多数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环境之间没有协调发展，生态环境破坏，而有的地区为了保护资源、环境则不得不放缓经济的增长。因此，发展新能源产业集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鄱阳湖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制约大，集群内产业层次较低，不少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竞争力弱。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大部分集群不是有机的，而是相互混杂的集聚，没有形成产业链和工业代谢关系，集群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工业以及工矿“三废”的不达标排放和农药、化肥等的不合理使用，畜禽养殖业的粪便排放，导致鄱阳湖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4］第二，产业升级能力弱。产业体系升级能力弱，产业结构趋同。鄱阳湖主导产业以传统的资源开采以及生产为主，整体技术水平低，产品结构表现为:低附加值产品多，新产品少，大路产品多，名牌产品少的“两多两少”的情形，使得鄱阳湖产业体系运行无序，影响产业运行效率的发挥。第三，生态经济问题突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能源产业集群的技术支撑、政策引导和法规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是制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第四，生态产业集群规模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能源产业集群规模小，产业集聚经济效益及资源的利用程度低。

三、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基于生态经济的新能源产业集群是新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基于生态经济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有较为强大的支撑系统。其主要表现为:第一，生态经济的理念日益成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经济的理念日益成熟，生态经济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并加强了对生态经济理念的宣传。“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理念得到推广，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二，区位优势明显。我国各地方各行业的总结经验，在地区层次、在行业层次、在企业层次都纷纷制定了发展生态经济的规划。而鄱阳湖的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也为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区域规划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经济总量占60%，但鄱阳湖流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7%。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对江西的贡献如此之大，我们有责任保护好这一湖清水，要在继续抓好“五河一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城镇污水处理工程、造林绿化，乡村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四大绿色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将长江暨鄱阳湖源头水资源生态保护工程，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第一大工程，列入我省“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建设，使鄱阳湖的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更为明显，并有可能使新能源产业成为政策受益最大的产业。第三，基础设施基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新源产业集群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1998年特大洪灾后，中央和地方增加了鄱阳湖地区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防洪抗灾能力的改善使区内生产条件得以提升;这为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第四，法律制度日益完善。近几年来，我国从法律、政策、标准等方面出台的约束、激励的引导。出台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2008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经济促进法》。为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法律政策的保障。第五，国际有利背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走生态工业化道路，经济全球化为其发展新能源产业集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资金跨国界流动，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吸引国内外资本及技术提供了机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系统中，企业生产过程的处置分工导致零部件全球采购，这给工业水平欠发达的鄱阳湖地区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提供了机会。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地处中部落后地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以接受境外产业转移。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基于生态经济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第六，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可以有效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随着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和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向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中部一些重要城市。而鄱阳湖地区有着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可以吸引来自国内外的加工业，在资源依赖型以外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产业群，并带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威胁(Threats)分析

鄱阳湖基于生态经济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同时还存在着较大的威胁，主要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频繁的自然灾害，水土严重流失，导致水体生态条件恶化，工业“三废”污染较严重等。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误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生态经济认识模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贫穷问题，发展生态经济为时尚早。第二，环境标准尚待完善。目前我国环境标准不够完善。指导性不强;标准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还不够完善，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区域内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第三，生态技术水平低。生态经济技术水平低下，我国仍处于中、低端产业价值链水平。生态工业园区作为一种新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它的开发对环保及生态经济技术有着极高要求，但集群内研发资金投入少，研发能力落后。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11

中图分类号：F3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035-08

2014年4月，国土资源部颁发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规程（2014年度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开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科学评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加强开发区用地管理，并为开发区扩区升级提供科学依据。《规程》指标体系虽能层次清晰地反映开发区土地利用强度、经济效益和土地管理绩效等方面现状，但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无法反映开发区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内在联系；（2）无法反映开发区土地利用的动态性特征，仅能反映出土地利用某一阶段的静态水平；（3）缺乏反映生态效益环境的指标，反映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指标不够全面；（4）仅关注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缺乏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综合考察。同时，目前学术界关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多地考虑土地利用结构和合理布局、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等驱动因素，却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这一宏观驱动因素很少涉及，这可能会导致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出现偏差。本文结合经济新常态特征及新常态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提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构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并以成都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情况为例展开实证研究，以期评价结果对新常态下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一、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

为了便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土资源部《规程》从狭义层面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统一界定为：以符合有关法规、政策、规划等为导向，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营模式。但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应该从广义层面来理解，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1）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强调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1，2]；（2）从宏观层面出发，强调开发区内部土地与区际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3，4]；（3）从存量土地挖潜视角出发，通过土地合理布局和用地结构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的土地投入产出率[5，6]。国内学者虽然研究视角不同，但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一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二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最大化；三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途径是挖潜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四是从时序特征上看，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化过程。

然而，以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却未能直观地体现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正向关联性。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8]。在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动力改变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原内涵无法体现新常态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新要求，即：（1）土地利用结构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不适应；（2）土地低效产出与新常态所要求的经济集约发展不协调。

因此，在我国“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阶段，笔者将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界定为：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机遇期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开发区生产要素质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创新土地供给制度和完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减少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实现在兼顾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前提下的土地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增加的一种土地可持续利用过程。其内涵主要包括：（1）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提升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质量，有效发挥其要素替代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增量土地的投入，实现存量土地的充分挖潜；（2）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机遇期，通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优化土地空间布局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在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土地需求放缓的特殊阶段，以土地供给制度创新为驱动力，通过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减少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

二、新常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内容

1. 指标构建思路和原则。一是指标构建思路。本文在对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指标化处理时，对土地利用管理、投入产出、产业结构、能源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可量化因素设计计量指标，对土地供给制度等无法用指标衡量的变量，结合评价结果提出建议。二是新常态下指标体系构建要遵循的原则。（1）科学性原则。指标选取要符合开发区土地利用实际情况，计算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标准。（2）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构建要紧扣新常态特征，充分反映发展水平，各层次目标构成系统有机整体。（3）重点突出原则。指标选取要具有代表性，突出主要影响因素，利于纵向和横向比较。（4）可操作性原则。指标设计要简明扼要，可操作性强。（5）动静结合原则。指标体系要包括静态指标、动态指标和弹性指标，要能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情况，且有适度的弹性。

2.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指标体系设定，以《规程》为基础，参考部分学者的指标构建方法[4，910]，并紧扣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共计设定7大目标：土地利用状况、土地管理绩效、要素投入质量、产业结构状况、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市场化率和土地利用趋势，19个子目标和30个具体指标。本文设计的指标（见表1）具有集约化、科学化、高效化、系统化等特征。虽然整个评价过程会加大数据获取和计算的工作量，但能相对全面反映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具有实际意义。

三、案例佐证：来自成都经开区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成都经开区创办于1990年7月，并于2000年2月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经开区位于成都中心城区东南方向，其主区面积927.61公顷，发展方向区面积3 770.67公顷，综合发展水平列全国132个国开区前列、西部第2位。2014年，成都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4.6亿元。成都经开区聚集了如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吉利、沃尔沃等世界著名的汽车企业，是四川省和成都市确定的以汽车整车（工程机械）及关键零部件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因此对其展开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采用从管理部门收集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调查表格，通过实地踏勘、座谈问卷、统计调查等多种途径实现资料的收集工作。

（二）指标理想值确定

理想值的确定结合成都经开区发展实际和自身特征，用多种方法确定理想值[11，12]：

1.目标值法，根据成渝经济区、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目标，结合成都经开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等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2.发展趋势估计法，结合成都市经济发展以及龙泉驿区产业发展状况和趋势，预估近5年的开发区发展状况，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3.先进经验逼近法，借鉴了新加坡、上海、武汉、重庆等国内外开发区[13，14]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经验，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4）专家咨询法，选择高校、成都经开区的10余位专家咨询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三）传统评价体系：《规程》指标体系评价结果

在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规程》方法计算得出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指标和集约度得分见表2。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成都经开区土地整体利用水平高。在土地利用状况方面，工业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等指标尚未达到规划的目标水平，导致主区土地利用状况得分要高于发展方向区。在用地效益方面，以电子电器、模具、包装、食品等产业为主的主区开发较早，而发展方向区以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企业为主，投入产出强度更大，用地效益较高。在管理绩效方面，主区闲置土地占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比例低于发展方向区，主区管理绩效集约度更高。

（四）改进后的评价体系：新常态指标体系的运用

1.FAHP方法确定权重。模糊层次分析方法（FAHP）是把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综合起来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15，16]。模糊层次分析法兼有判断矩阵的模糊性和计算的简洁性的特点，具有转化方便、快捷等优点。由于本文指标数较多，数据处理量大，故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可以确保计算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提高计算速度。

2. 评价结果及分析。利用FAHP方法计算出权重值，各个指标分值按照《规程》标准化处理方法，得出新常态下集约分值结果（见表3）。

表3的评价结果反映出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具有以下优点与不足：（1）坚持以汽车产业为主导，以规划为手段提高项目用地效率，引导高附加值和现代化的汽车相关配套产业向园区集聚，形成汽车产业价值链，提高园区土地经济密度和经济运转效率。（2）开发区内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用地比重偏小，产城融合度有待提高。（3）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并未成为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4）开发区对技术驱动作用和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关注度不够。（5）企业能耗偏大，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节能减排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6）地价对土地供求关系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开发区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有待提高。

（五）《规程》指标体系与新常态指标体系评价对比

对比表2、表3，按照《规程》的评价指标体系，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得分为96.20分，属于上等水平，而按照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成都经开区得分为74.59分，属于中等水平，这说明新常态下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1.从具体指标上看：表3在表2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开发区要素投入、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评价，体现出新常态指标体系是《规程》指标体系的扩展和提高，同时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指标替代了《规程》中的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指标，弱化了对开发区资本投资规模的衡量，更加注重开发区土地要素的利用质量。

2.从评价得分上看：表2中土地开发率指标得分为90.59分，而表3中土地开发率指标得分为100.00分，表3的结果高于表2，这是因为《规程》中，土地开发率只针对发展方向区进行评价，而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中，土地开发率的研究对象是主区和发展方向区，因为主区开发早，发展较成熟，故整体得分较高。表2中主区的土地供应率得分为99.62分，土地建成率得分为98.54分，而表3中土地供应率指标得分为61.95分，土地建成率指标得分为53.42分。这是因为表2中这两个指标只针对主区进行评价，而表3中对整个开发区进行评价，同时发展方向区起步较晚，土地供应和建设还没有达到规划水平，影响了整体得分。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比两种评价结果发现，新常态评价指标具有以下特点：

1.系统性。新常态评价指标由于在《规程》基础上增设了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资源环境等指标，因此能够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方面系统全面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2.时代性。新常态指标体系较好地体现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近年我国大力提倡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理念，但这在《规程》的评价体系中未能得以体现，而新常态指标体系则将其体现在新增的生态效益、能耗水平等指标上，从而能够将开发区快速发展中易被忽视的问题反映出来。

3.动态性。新常态指标体系在《规程》的基础上，增设了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单位人口增长消耗新增城乡建设用地量，经济增长耗地指数和建设用地扩张系数等指标，比较能够反映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新常态指标体系下的评价结果更能反映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度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开发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二）建议

从新常态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和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汽车产业为主导特征的成都经开区的土地利用，不能与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相适应，需要在土地利用、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要寻求突破，因此本文建议：

1.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修建多层厂房，促使开发区发展向空间扩展，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强度。

2.打破现有单一最高50年期土地使用权出让模式，创新土地供给模式，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业用地低效利用。

3.加快推进开发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增加科研投入，提升现有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完善土地经营管理体制，从项目准入、土地利用监管、项目建设、项目产出、环保监管等环节，完善监督考核制度，从制度层面确保土地集约利用。

5.对投入-产出收益小的项目，建立项目退出激励机制，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提高现有开发区土地利用强度。

6.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降低碳排放水平，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注重生态效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始终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土地利用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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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各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产业集群能够将区域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一种产出高效、竞争力强的先进产业发展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也存在严重的弊端，近年来我国东部长三角、珠三角原本发展势头良好的产业集群(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很多已经陷入了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困境。欠发达地区多为生态脆弱地，如果继续照搬这一模式，只会导致资源耗竭和生态恶化，人们可能面临生产生活不可持续的境地。

但同时，欠发达地区又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西部有的地区(如贵州省)尚未完全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水平仍徘徊在低水平，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人民群众都有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和要求。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不断缩小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使欠发达地区在不破坏生态和不过度消耗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是目前严峻而迫切的任务。产业集群模式产业经济效益高，但生态效益不明显；循环经济生态效益好，但需要强大的技术、经济力量做支撑，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是巨大的挑战。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产业集群，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则能够有效地发扬各自的长处，避免不利影响，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理想载体。

在欠发达地区构建和发展循环产业集群，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循环产业集群，其生存的环境怎样。循环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内以产业链、生态链和价值链以及共性和互补性相联系的众多企业及相关机构所组成的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循环功能的空间聚集体(蔡绍洪，2008)。集群内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支撑机构之间形成循环网络，而每一个这样的网络又包含在更大的网络之中。即循环产业集群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网络系统，企业之间由于正式的产业联系在一起，企业与企业、辅助机构之间也因为长期接触、交往而产生的非正式信息、情感联系，以及由于规范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法律联系。由于这一系统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技术、金融、政府等多重主体，因此，在实际构建过程中，如何加强各主体建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循环产业集群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是本文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西部欠发达地区已有的产业基础

西部地区一方面自然资源丰富，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却极为脆弱，大规模过度开发容易给当地带来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在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产业集群发展有了一定的效果，循环经济的引入也使得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西部产业资源条件及生态环境基础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天然基础。西部地区农作物和畜牧产品种类多，产量大，具有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化的条件；西部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水能、矿产、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化工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矿产资源总值占全国的一半，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此外，西部地区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丰富，相对东部而言，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方面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

然而，也正是由于其富饶的自然资源，使得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长期依赖于对资源的简单开采，其资源利用率、资源产出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及再生资源利用率都较低。而且，西部工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和传统产业占很大比重；大多数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工业布局分散，企业规模偏小，科学技术力量薄弱，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此外，西部嵌入式企业过多，产品深度开发不够，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总的来说，目前西部经济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这种粗放的生产方式使得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干旱化和沙漠化扩大，草场退化，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资源利用低效率和废弃污染的大量产生，加上工艺技术水平落后，导致污染治理能力差，污染强度高。西部地区万元产值排放的污染物要比东部地区高1-5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西部位于我国水系的上游和大气环流的上风，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不仅对西部是灾难性和难以逆转的，直接妨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也对东部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消极影响。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已成为国内及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若继续采取传统的线型经济模式搞西部开发，势必进一步加剧对生态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必然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约束。

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行集群化和生态化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集约化利用效率，才能使生态不至于被破坏甚至得到修复，也才能使西部经济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

(二)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生产分散，企业之间关联度低，分工协作不够；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促使企业集中，将部分企业做大做强，加强大中小企业的产业联系，逐步形成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集群。

虽然学界广泛认为，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中尚未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集聚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产业集群和企业群落：“成都—重庆—贵阳制药业走廊”，四川泸州、贵州仁怀等地的小酒厂聚集；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旅游线路上的旅游产业积聚；云南昆明及周边的花卉产业集群；四川德阳的重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关中地区的煤化工产业集群、成都地区的制鞋产业集群、广西的蔗糖加工产业集群、云南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贵州云南的烟草产业集群、重庆的摩托车产业集群、四川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陕西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蒙古农畜产品加工集群和能源化工产业集群等。西部各省区以资源优势为基础，以产业集群(集聚)为契机，采取招商引资、政策扶持等形式，积累和发展了一批具有一定实力的优势产业集群，这对于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的繁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对于西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些产业集群尤其是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却是建立在资源的巨大消耗之上的。其根本原因是经济运行方式的粗放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其直接后果是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产业生态化问题日益成为西部产业集群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从集群的外部环境来看，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从集群的内部状况来看，西部已有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低生产·34·要素成本之上的，如果继续采用外延型的增长模式，就会加剧对生产要素的争夺，抬升生产要素的价格，增加集群的生产成本，削弱其低要素成本优势，很有可能造成内生型产业集群的衰落和外生型产业集群的空洞化；此外，众多企业聚集在一起，本身就已给当地的资源环境带来了极大压力，如果再采用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或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就很容易造成各种环境问题。反过来，被破坏的环境会降低产业集群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吸引力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三)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

因此，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将“资源消耗—产品生产—废物排放”这一传统的物质线性流动模式改造为“资源利用—绿色生产—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动模式，提高再生产效率，以最小的资源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低的污染排放，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督促和支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各省市、地区纷纷加大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园及节能减排建设力度，。如陕西省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企业中开展清洁生产；广西贵港市“九五”期间就在贵糖集团的基础上开始了生态工业园的建立，2002年第一个被国家环保总局确认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云南省以昆明、玉溪、曲靖、红河、大理、楚雄等6个州市和化工、冶金、电力等8个行业为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在全省52个企业内大力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工作。贵州省贵阳市2002年5月被国家环保总局确立为全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家试点单位和联合国规划署全球唯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内蒙古加大循环经济建设力度，2008年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循环经济试点的示范企业、园区已增至27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化工、电力、煤炭、医药、农畜产品加工等重点行业[6]。新疆成立了石河子国家生态工业(造纸)示范园区，形成集种植业、养殖业、畜牧加工业、造纸业和生态旅游业为一体的循环型产业集群。广西于2007年出台了《生态广西建设规划纲要》，拟投资2390.8亿元，对包括70个项目的8大生态工程组织进行建设。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西部省区市都有自己的循环经济和产业生态化试点项目，并形成了全省发动、地区带动、城市驱动、园区拉动、企业推动等多种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不少企业还构建了规模大小和长短不同的产业生态链。有关统计研究表明[7]，西部地区在农林、建材、矿业、能源、造纸、化工等生产领域的企业大多都构建了长短不等的产业生态链，其平均比例高达67·12%；医药、饮料食品、制造业、房地产等消费品生产领域的企业也开展了构建生态产业链的实践，其平均比例为12·94%。

除了产业集群和循环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十五’期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政府在政策支持、投资环境、技术创新及科研人才引进等方面均有相当的优惠条件，从外部环境上为西部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的机遇。

二、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产业集群的问题与障碍

从西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和产业集群的现状来看，西部具备了发展循环产业集群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诸如产业规模化水平不高，循环经济实施力度不够，制度、法律不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制约着西部循环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提高。

(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基础设施完备与否有助于决定一国的成功和另一国的失败”。

阿斯乔(1991)发现基础设施的增长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则会造成劳动生产率的降低[8](As-chauer，1989)。谬仕国等人(2006)发现基础设施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其中西部地区大于中部和东部地区。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集群的不断扩张，对公共设施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公共资源紧缺，特别是当交通、交易等费用超过产业集群所带来的收益时，集群的规模经济将变为规模不经济，直接影响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西部多数省区地方财政状况差，加上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限制比较多，不利于融资畅通，导致资金困难而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西部产业集群内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普遍滞后，道路、通讯、物流、信息、生活设施不配套，排水、排污等环保设施和废物回收的设施不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健全，难以实现现代物流对产业集群内产品流通的作用。

(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西部目前产业集群组织结构不合理，呈现出“散，小，乱”的特征。“散”即分散，使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大，“小”即产业的规模很小，“乱”即管理和发展中的混乱。目前的工业园区大多只解决了企业聚集的问题，企业间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和密切的经济联系，只是企业的简单“堆砌”，没有形成一个建立在合作竞争基础上的互动机制和完善的社会化市场组织网络，离产业集群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集群的发展直接依赖于自然·35·向秋兰，蔡绍洪：欠发达地区循环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资源，使得集群内单一的产业结构仅存在简单的物流供应形式，限制了与其他产业部门和服务机构间进一步合作关系的扩展，产业链无法延伸。产业集群内成员间交流较少，不能形成知识流和信息流，整个系统趋向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集群经济优势无法体现。同时，大部分企业聚集为自发聚集，没有总体的目标和实施方案，没有统一的管理手段，企业由于自身短期的利益而做出不顾大局的决定，这些都导致了产业集群的混乱形势。另外，集群区内龙头企业少，缺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共同发展。

(三)融资困难

资金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命脉，也是目前严重制约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大，经济发展的重点一直放在国有大型企业上，很多扶持政策都偏向于这些企业。相比之下，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较小，获利能力欠佳，造成自身信誉等级较低。致使银行贷款大多倾向于那些相对而言成本较低，风险较小的大企业，而对于贷款需求急、频率高、数量少、风险大的中小企业贷款，银行现有的服务方式，服务种类和服务效率都还不能与之相适应。加上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机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中小企业无论从内部积累还是在外部融资方面都较为困难。

此外，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偏弱，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

(四)循环经济观念淡薄，相关主体积极性不高从政府的角度看，由于饱受贫困的困扰，西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持有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观念，在引进外资和新建项目上，对是否存在严重污染和资源环境问题考虑较少，而对是否增加财政税收和经济增长考虑较多，从而抑制了其发挥在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从企业的角度看，由于企业对循环经济认识的局限，认为清洁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是由社会所得，自身难以从中获取经济效益，因而没有主动开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从公众的角度看，公众普遍认为环保是政府的责任，加上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对环境质量需求不足，普遍缺乏参与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很多农村公众乱砍滥伐，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利用。城市公众尚未树立可持续消费的观念。

(五)相关管理、政策不到位

产业集群发展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现有的循环经济园区和产业集群缺乏科学的规划，发展目标、发展方向不够明确，政府的监督、引导、规划等职能发挥不充分，对重污染企业、重化工项目监管力度不严，第三方力量(如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发展滞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加上产品同质化，导致“以劣驱优”及“柠檬风险”恶性竞争愈演愈烈。此外，政府对于集群企业在市场准入、财政、税收、融资方面的扶持政策还不到位。如循环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土地，而国家对于建设用地采取的是“严把关”的政策，许多新项目因无法争取到土地使用审批而搁浅。

(六)制度建设不规范

一是绿色GDP核算和利益平衡机制尚未形成。绿色GDP核算包含对环境影响的核算，在利益平衡机制还未形成前，企业出于理性，往往会选择不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并继续维持生产的负外部性。二是循环经济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行业性和地方性的有关法规、企业产品及废弃物回收规范、循环经济刺激机制的系统化、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范、循环经济信息公开以及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再生行业等分别需要进一步立法完善。三是相关主体权责不明。循环经济需要公平高效的体制保障，而西部乃至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管机构以及相关主体的权责并不明晰。环保、农业、建设、国土各个行业都积极主张本部门在循环经济管理中的权力，但谁才是真正的主管机关，立法没有具体规定。

(七)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差

西部各省区大部分中小企业生产技术低下，由于规模偏小，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低下的生产技术导致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低，致使企业效益低下，没有能力负担高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和购置。这就形成了低下技术和低经济效益的恶性循环。而且，发展循环经济也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西部循环经济技术总体落后，尚未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与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许多企业在循环清洁生产、废弃物资源化、排弃物无害化等方面的技术还不够成熟，运行成本较高，使总体的经济效益不够理想。

三、西部欠发达地区构建循环产业集群的具体措施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组织结构不健全，政策扶持及服务体系不完善，人才、资金、技术、制度、文化欠缺，因此发展和构建循环产业集群面临巨大的挑战。亟须整合有关要素，为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和促进其发展打好基础。

(一)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大投入。循环产业集群的基础包括经济性基础设施、生态型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政府应该提高财政支出，增加对集群区的专项拨款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促进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应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取消基础设施投资的所有制和投资者限制，努力形成投资·36·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6月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体制和机制。比如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由于收益稳定，资产增殖前景大，适合采取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三是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通过制定财政、税收、金融、土地、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软环境，在清理各项乱收费、提高政府经济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完善法制方面下工夫，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吸引力。

(二)建立相应的企业行为规制与市场结构

治理西部现有集群的组织结构不合理，政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其进行引导和调整。一是完善企业行为规制。要在企业内部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章，建立集群内部基于企业运行的企业行为规范，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行为，避免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是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建立和完善企业破产和兼并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产权转让市场，推进国有资产转化重组；发挥政府在存量资产调整中的作用，通过企业规模内部性增长，调整优化企业规模结构。三是强化市场结构治理。

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实现大企业的迅速扩张。围绕主导产品，沿着产品链整合上下游企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巩固和提高优势产业，淘汰和转移低层次劣势产业，整合加强“龙头”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对低效率和高污染的传统能源加工型产业进行取缔或是生产技术改革，加大环保产业的发展力度。此外，还要通过建立互信、培育声誉、及共同制裁来完善集群社会机制。

(三)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西部地区发展可以在以下方面拓宽融资渠道：一是加大政府投入。可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优惠贷款和国债资金等方式对循环集群企业提供支持；通过直接投资、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对循环产业集群的支柱产业和核心项目加大资金支持。二是加大信贷扶持。建立信贷投向比例制度，实行结构性的差别利率政策，设立调整结构和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专项贷款”，增大科技、环保、循环经济等方面的专项贷款。对于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结构不合理的企业和产业进行限制贷款审批。三是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建立循环产业集群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政府资金启动民间投资。调整社会投资结构，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扩大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投融资渠道。改善民间资本投资环境，保护民间资本的投资权益，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破除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允许外资进入、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横向合作。四是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西部地区大城市建立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制定规范的产权交易规则并使企业挂牌上市。在西部大城市批准成立柜台交易市场，鼓励西部一些规范的、效益好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场外交易。对申请设立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在额度上给予倾斜；放宽西部循环产业集群及其企业对外融资的条件。

(四)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要从政府、企业到公众，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提高相关主体发展产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对于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的行为，一方面要加大环境保护监测的力度，坚决取缔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央的角度对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对于企业的污染行为，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给予惩罚，也可以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公布于众，引导企业把生态融入企业文化中，迫使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对于公众，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各种宣传工具，开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发展循环产业集群、建设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

(五)创新管理及相关体制

一要科学规划。应该把循环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总体规划、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考虑和布局，针对不同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阶段，制定出发展战略。要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要积极推进综合效益好的大型主导产业项目建设。二是培育专业中介服务机构。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在集群区培育和建立起相应的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如为群内企业提供广告、设计、培训、咨询、金融、保险、法律、商业、投资、循环经济技术、循环经济信息等方面服务的机构)、组织管理机构(如行业协会)、信用关系网络；为集群企业提供信息咨询、贷款融资、信用保证、法律支持、行业规范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三是完善市场机制。既可以由政府强力主导，也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促使市场机制不断传入。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地区封锁与条块分割，促使生产要素在地区间、产业间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多层次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六)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政策扶持体系循环产业集群不管是自发生成，还是人为拟合的，其良性运行都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引导和推动。从产业发展上看，循环产业集群成立初期，应建立反不正当竞争政策，抑制恶性竞争；当循环产业集群发展成熟后，制定反垄断政策，促进良性竞争；在对企业进行聚集与整合时，应制定兼并与合并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从而促进产业组织优化。

从财税金融上看，鼓励向集群环境投资项目、清洁生产中心的建设提供贷款、经费和补贴；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机构，建立信用担保的风险控制和防范体系，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抵押制度；提供加速折旧、减免税、投资减免、税率优惠及税收优惠政策；由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共同成立投资项目，为整个集群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从资源生态上看，制定副产品回收利用的政策，促进公众监督、污染处罚和鼓励治理；制定排污费、污染税、消费税、燃料税政策；优先采购具有生态标签的产品，优先考虑在循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或具有良好环境绩效的企业进行采购。

(七)大力加强制度建设

西部各省区应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为循环产业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一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从核算指标、核算技术(范围、时间)、核算人才上，建立健全包括绿色统计体系、绿色技术体系及绿色核算人才体系在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二要健全法律法规。要不断完善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体系，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产业聚集和龙头企业的做大做强。不断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积极促进《循环经济法》的颁布、实施，为循环产业集群的成长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三要加大体制创新力度。要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避免政出多头，管理混乱的局面。

(八)加强技术的引进与开发

循环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西部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整合技术要素。从外部层面，加强科研扶持和技术投入力度，加大循环技术的引入力度。加大教育投资，培育技术人才。加大科研投入，研发循环技术。

加大政府补贴，鼓励企业研发。加大市场运作，引入科学技术。从现实层面，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的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体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从制度层面，改革相关制度，提高科技供给和科技产出的质量和效率。建立非正式技术交流机制(如行业技术协会、技术中介机构等)；推进循环集群技术的市场化；形成科研合作关系的合同化；实现科技研发管理的制度化。

四、结束语

循环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多主体的复杂系统，其内在机制的良性运行需要政府、非政府机构、企业以及整个集群区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需要充分调动组织机制才能完成。集群内企业及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根据奥尔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往往非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集体效益的低下。因此，如何使循环产业集群这一具有公共属性的集团，既能实现集体利益，又不至于损害个体利益，是本研究之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王婉飞，周天斌等.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04(2)：112-114.

[2]蔡绍洪，向秋兰等·循环产业集群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和谐发展[J].经济纵横，2008(1)：55-57.

[3]李文清·中国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经济师，2007(1)：89-90.

[4]数据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