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1

【分类号】G78；G631

劳动教育是向孩子传授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也是培养孩子从小自主自立良好道德品质、开发孩子潜在的智能和增长孩子积极主动去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教育，其教育的目标就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为培养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就必须重视劳动教育。劳动习惯的养成和自主自立道德品质的形成，首先应从孩子所诞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中抓起。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有效实施家庭的劳动教育是育人的基础和必要的途径。

一、良好的家庭劳动教育是育人的基础

家庭教育是家庭中的父母及其长辈对未成年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是教会孩子如何学做人、做事的过程，而家庭中的劳动教育正是这一过程的起点。

（1）发挥家庭劳动教育早期性的作用

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家长便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教师，所以在家庭中家长对孩子所施的教育具有早期性，而这种早期性教育是学校及社会所不能替带的。孩子出生后逐渐进入幼儿期到学龄前期，而学龄前期正是孩子智力发展最迅速时期，这个时期是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如果家长在这个时期所实施的家庭教育良好，将是孩子早期智力发展的关键。父母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让孩子从小就学习作为独立的人应该做的事。随着孩子年龄和能力的增长，逐渐进入学龄前，便积极引导孩子完成属于自己应独立做到的自己吃饭、洗脸刷牙、洗衣服等及更难的事情。这样，充分发挥家庭劳动教育的早期性作用，使孩子在家长的言传身教中逐渐获得热爱劳动的习惯，为孩子未来健康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2）发挥家庭劳动教育及时性的作用

家庭教育的过程，是父母长辈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的个别教育行为，比学校（幼儿园）教育要及时。孩子出生后，从小到大，几乎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家庭中渡过，朝朝暮暮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为此，家长一定要抓住家庭教育及时性的有利契机，及时地帮助教育孩子掌握一定的家庭生活劳动知识和技能，为接受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3）发挥家庭劳动教育感染性的作用

父母与孩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关系，父母的喜怒哀乐对孩子有着强烈的感染作用。孩子对父母举止言谈往往能心领神会，以情通情，家长的言行无时无刻的教育影响着孩子，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伴随着孩子成长的一生。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始终能够保持着家务劳动等活动中积极乐观向上的情绪，孩子对家长所持的态度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并融入到学习和参加家务劳动的快乐生活中，这样，对孩子心理品质的培养就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有效实施家庭劳动教育是育人的必要途径

孩子从生命诞生那天起，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终将由家庭的小环境中步入大社会，接触家庭以外的社会大世界，如何适应社会大环境的成长需要，这就需要家长及时的早期启蒙教育，有针对性对孩子实施家庭教育指导，让孩子在家庭中就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习惯，尽好家长的责任和义务，为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作出积极努力。为此，有效的实施家庭劳动教育是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必要途径。

三、办好家长学校，指导好家庭教育是育人的措施保证

学校（幼儿园）要承担起良好家庭教育方法的指导，成立家庭教育指导组织机构，将有效的家庭教育知识及方法传授给每一位家长，使家长在生活中，能够加入到如何伴随孩子成长这一课中，帮助家长提高家教水平和质量，并明确以下职责。

（1）为孩子创设出良好的家庭氛围

创设民主和谐型的家庭，能使孩子每天生活都在和谐、愉乐中渡过，使孩子每天都有幸福感和欢乐感，忧虑少、紧张少、烦恼少，有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质和习惯。

（2）培养孩子自主、自立

劳动教育是培养孩子生活自理能力的基石。家长应减少孩子对成人的依赖，要培养孩子自主自强，让孩子学会生存。在日常生活中，逐步让孩子从小学会自己铺床叠被，学会洗脸刷牙，学会从简单的洗手帕、袜子等劳动，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体验生活的快乐，培养孩子自主、自立意识。

（3）培养孩子有孝心

培养孩子的孝心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劳动

教育的落脚点。从小就让孩子懂得，讲礼貌、懂廉让、知感恩，；同时，家长要以身作则，以情育情，孝心的种子才会培育到孩子的心田。

（4）培树孩子有自信心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进而形成一种压力而失去信心。这就需要家L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要有意识的培树孩子的自信心。孩子自信心越大越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进取激情，排除一切障碍去实施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家教中，要经常鼓励孩子：“你能行，你一定能行！”；其次，当孩子做事遇到失败时，要帮助其分析和纠正问题，鼓励孩子继续前进。

（5）与学校常沟通、配合

家庭教育要积极主动与学校配合，及时与老师经常沟通情况，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总之，劳动教育在家庭中抓起，是抓住了孩子在健康成长过程中早期性、及时性的教育方法，是符合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积极主动地促进孩子自主的全面发展，为造就一代高素质的新人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2

落实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坚持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坚持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坚持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的整体性是指面向全体学生；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是指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主动、和谐地发展；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是指教育不能单靠课堂书本教学，还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针对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接触社会实践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科学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创业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然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但是，纵观职校现状：在当今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尤其是职校学生，他们聪明活泼，见多识广，但对社会缺乏本质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进取的毅力；他们不愁吃穿，生活优裕，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能力差。这些个性行为上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实践教育难以顺利开展。究其个性行为发展至此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学校本身存在的教育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家庭教育走进误区，将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教育的质量。

所谓社会实践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与关心等内部动机为基轴，在课题学习中不受学科分科的束缚，通过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应用等过程，综合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活动。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既包括：一、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二、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实效的有力保障。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到同一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这根源就在于农村、城市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同。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好，衣食无忧。家长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所有的一切，家里人都会为他安排好，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但往往小皇帝、小公主们沉迷玩乐，不争气，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农村的孩子，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教导他为家庭分担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解决，因此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就保障了农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吃苦耐劳，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此相反，中国的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孩子打扎坚实基础，培养孩子成为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教育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期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创优的前提。事实证明，日本的孩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屡创佳绩，而中国的孩子却表现出独立生存能力差，面对困难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前提，家庭教育做得好，社会实践教育必然屡创佳绩。

基于上述情况，家庭和学校应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使两者能和谐发展呢?

一、家庭教育

(一)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中国人的劳动意识淡漠，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差。生活中有许多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责任，被家长包办代替了，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劳动是孩子应尽的义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每个家庭成员在享有家庭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即使年幼或者未成年，他也是家庭成员，他也应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之一。从另一角度来说，劳动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权利，因为孩子在劳动中学到知识，获得乐趣，因此，父母不要剥夺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大有好处。

(二)注重与孩子的思想、情感交流，鼓励孩子参加实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家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经济上的联系，生活上的依赖，使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极易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和引导，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参与态度，这是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孩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父母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子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帮助孩子总结和提高。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性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教育活动能在父母、子女之间顺利进行。

二、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起主导作用，实践活动在学校教育中不是没有得到开展，而是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不广、影响不深的缺陷。这源于社会支持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够、家庭渴求愿望不够。因此学校在办学思想上应重视社会实践，在活动组织上做到求实创新，做到排除万难，坚定信心，开拓新颖、简单可行的实践方式，才能争取到社会、家庭更多的信任，把培养学生的任务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3

落实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坚持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坚持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坚持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的整体性是指面向全体学生；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是指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主动、和谐地发展；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是指教育不能单靠课堂书本教学，还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针对教育途径的多样性，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接触社会实践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科学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创业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然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但是，纵观职校现状：在当今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尤其是职校学生，他们聪明活泼，见多识广，但对社会缺乏本质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进取的毅力；他们不愁吃穿，生活优裕，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能力差。这些个上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实践教育难以顺利开展。究其个发展至此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学校本身存在的教育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家庭教育走进误区，将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教育的质量。

所谓社会实践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与关心等内部动机为基轴，在课题学习中不受学科分科的束缚，通过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应用等过程，综合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活动。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既包括：一、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二、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实效的有力保障。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到同一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这根源就在于农村、城市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同。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好，衣食无忧。家长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所有的一切，家里人都会为他安排好，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但往往小皇帝、小公主们沉迷玩乐，不争气，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农村的孩子，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教导他为家庭分担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解决，因此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就保障了农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吃苦耐劳，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此相反，中国的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孩子打扎坚实基础，培养孩子成为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教育

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期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创优的前提。事实证明，日本的孩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屡创佳绩，而中国的孩子却表现出独立生存能力差，面对困难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前提，家庭教育做得好，社会实践教育必然屡创佳绩。

基于上述情况，家庭和学校应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使两者能和谐发展呢?

一、家庭教育

(一)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中国人的劳动意识淡漠，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差。生活中有许多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责任，被家长包办代替了，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劳动是孩子应尽的义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每个家庭成员在享有家庭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即使年幼或者未成年，他也是家庭成员，他也应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之一。从另一角度来说，劳动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权利，因为孩子在劳动中学到知识，获得乐趣，因此，父母不要剥夺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大有好处。

(二)注重与孩子的思想、情感交流，鼓励孩子参加实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家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经济上的联系，生活上的依赖，使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极易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和引导，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参与态度，这是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孩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父母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子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帮助孩子总结和提高。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性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教育活动能在父母、子女之间顺利进行。

二、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起主导作用，实践活动在学校教育中不是没有得到开展，而是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不广、影响不深的缺陷。这源于社会支持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够、家庭渴求愿望不够。因此学校在办学思想上应重视社会实践，在活动组织上做到求实创新，做到排除万难，坚定信心，开拓新颖、简单可行的实践方式，才能争取到社会、家庭更多的信任，把培养学生的任务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4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77-03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 万人，为1996 年的3.7 倍，2008 年继续增长到586.72 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 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2.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韩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民的现代化，没有高素质的现代农民，是无法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根据贵州省发展现代农业对农民文化水平的需要，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3.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2009年贵州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为12.9%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35.9%为小学程度，42.6%为初中程度，6%为高中程度，1.8%为中专程度，只有0.8%为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时，农村劳动力文盲率为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2011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7年。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还有很大差距，相差4.63年，这不利于贵州现代农业的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对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影响最明显，当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提高贵州省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措施之一是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所得，并制定相关政策，充分利用其所得加大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促进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许碧.贵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对策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2] 李崇慧，王永平.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基于贵州长顺县凯佐乡调查实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1，（4）：208-211.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4C-0007-03

一、现状扫描及问题归因

高等学府本来是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扬之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学校园中学生的文明素养却遭遇了大幅滑坡，一些不良行为日渐增多，校园中“低头族”和“啃老族”的学生数量日益壮大。据有关调查统计，大学生92%使用智能手机，每人日均紧盯手机屏幕3小时左右，课堂之上的“低头族”也不乏其人；“啃老族”大学毕业生已经扩大或前移到了部分在校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交往圈中请客聚餐消费过高、恋爱成本感情投资居高不下、非理性攀比消费支出惊人等等。网络技术在支撑学子们更便捷获取讯息的同时，也阻断了与他人躬身交流沟通的能力，课堂上的“低头族”们，沉湎于网络的虚拟世界自娱自乐，不尊重教师劳动与付出，折射出目前高校学风建设、思想教育的紧迫性与严峻性；自身没有断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的“啃老族”们，视家庭和亲人的付出为理所应当，挥霍、坐享父母劳动成果而毫无歉意内疚之情，更是将爱劳动与善感恩的传统美德抛在了脑后。“破窗效应”中的部分大学生，集中反映出了劳动观念淡漠，自理能力不足，良好的劳动卫生习惯未形成等诸多问题。

劳动教育，不仅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更是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部分大学生不热爱劳动的种种现象，笔者认为其形成原因是多维度多方面的，既有个体主观原因，也有外在客观因素；既有学校教育的缺失，也有家庭、社会的深度影响；既有生源地城乡区域差异，也有男女性别差别等等。

第一，源自家庭教育方面的深度影响。来自城镇经济宽裕家庭的独生子女以及“官二代”、“富二代”们不爱劳动的现象表现尤为突出，并占有很大比例。这些独生子女在家养尊处优，衣食无忧，有求必应，几乎所有生活事务全由父母亲人包办代劳，家务劳动从不动手承担，父母的辛劳从不关心体恤。而父母的百般宠溺与宽容又时时固化着他们追逐享受的心理定势，使他们劳动能力日渐下降，感恩意识淡薄。

第二，来自社会文化方面的不良熏陶。随着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社会多元文化日益融合，国际化视野中的高校青年学生，正兼收并蓄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与声音。但是在域外强势文化面前，部分大学生过于崇拜西方文明，盲目跟风，流连于洋风洋节洋生活，淡化了中华传统文化血脉，忘却了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能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的朴素道理，许多优良的传统美德被摒弃，个别学生终日沉湎于网络世界、追逐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心安理得。

第三，囿于学校教育方面的教条呆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颁布各项政策，对各类学校的劳动教育进行了宏观指导。应该说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时期，学生的体力劳动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但是在今天改革开放中得到极大发展的高等教育，仍多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训，劳动教育被弱化和边缘化。不仅劳动教育内容空泛，劳动形式和方法也显得呆板乏趣，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与提高。

在这种倒逼机制下，笔者认为，劳动教育不能成为一纸空文，创新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全面提高新世纪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势在必行。

二、消除破窗效应的对策探讨

“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1]在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中应该树立劳动教育生活化的教育理念。生活是劳动教育的源泉。生活源于劳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和生活水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强调“创造的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在生活中才可求到的教育”，[2]生活是教育的活力之源，要发挥教育的作用，就不能离开生活。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能和生活脱节，必须紧密联系生活，以个体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为教育的起点，引导学生从生活中汲取教育的养料。高校重视和创新大学生劳动教育，就是要让劳动教育更加贴近大学生校园日常生活，回归大学生家庭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丰富实践。高校只有实现劳动教育生活化，只有实现劳动教育内容的丰富化、情感化和教育方法的趣味化、多样化，才能真正让大学生们在劳动和感恩中体验感悟到幸福与快乐，才能真正让大学生们懂得劳动创造美好梦想的人生哲理，才能寻找到消除“破窗效应”的根本良策。

第一，补上家庭劳动课。与家风家训相融合，与学生家长相配合，积极引导大学生开展“前植式劳动”，补足补齐成长过程中缺失掉的家庭劳动一课。家风家训等家庭教育是思想性格的塑造场，是人生价值的奠基石。[3]“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新常态下和谐社会大力倡导的家庭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植根于家庭教育的肥沃土壤，才能根深叶茂，生机无限。家风家训等家庭教育不同于课堂教育、职业教育的突出优势是，它靠亲情的力量来拨动心灵琴弦，扣的是人生第一粒纽扣。作家老舍先生认为：“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家风家训等家庭教育对人的亲情影响离不开规劝、褒奖与提醒，但成效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体力行、躬身示范，正所谓“三分靠说，七分靠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家风淳正、相亲相敬、和谐温馨的家教环境成长的人，一定会在耳濡目染、润物无声中增强共同的价值认同，实现优秀道德润泽与传承。有鉴于此，我们在“前植式劳动”教育过程中，具体做法是：精心设计“我的家风家训是什么”主题班会，通过学生在校撰写“家务劳动承诺书”，教育引导大学生爱家庭、爱父母、爱劳动、懂感恩，广泛开展“我帮妈妈做家务”、“我帮爸爸干农活”、“我替父母看亲戚”、“我为爸妈分忧愁”等系列家庭劳动。这是一场体验式的劳动，其劳动的最大实效是让学生深刻感受父母的辛劳、体验家庭的责任和传递亲人间的温情。这种体验式劳动，最大优势在于学生情感上的真情倾注和投入，以感恩父母、回报父母的心态，让独生子女大学生担当起家庭的责任义务，在劳动中学会感恩，学会奉献，懂得珍惜，增进亲情。

第二，抓好学校劳动教育环节。与学生自理能力提升相协调，与学生团队精神培养相契合，积极组织大学生大力开展“即时式劳动”，抓常、抓实、抓细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劳动进行时和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即时式劳动”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与学习生活相关的各类课外实践，包括自理状态下的个体自我服务性劳动与合作状态下的奉献他人集体性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体现为大学生个体涉及衣食住行等生活化的劳动内容与劳动行为，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躬行，遏止并逐步消除依赖父母、依靠同学的心理惯性。其劳动载体是寝室个人内务整理、服装清洗、个人自主学习安排等等。集体性劳动体现为集体协作和团队合作，在劳动合作中增进友谊、加强交流，克服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人格缺失，其劳动载体是教室、寝室劳动值日、校园区域卫生保洁、校内社团活动组织及服务等等。“即时式劳动”是在校大学生接受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时期，是学生能否形成正确劳动观和养成良好劳动习惯的关键一步，作为辅导员必须抓细抓实。

第三，拓展社会实践平台。与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相一致，与学生社会责任担当相契合，组织大学生广泛开展“后延式劳动”，驰而不息地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载体与平台。“后延式劳动”是指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应具备的实践能力与责任担当作准备的综合性实践劳动。诸如“劳动进社区”活动、“手拉手结对子送温暖”活动、“送科技送文化下乡”活动、“植树节”开展的植树活动。“后延式劳动”作为大学生踏入社会之前参与的劳动，对于学生了解社会、适应社会以及奉献社会、担当社会责任做了必要而丰厚的心理、能力与才干储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三、实施劳动教育生活化的启示

第一，高校劳动教育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高尚人格的基本内容，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勤劳勇敢，勤俭持家是本分。高校理应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发挥家风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培育青年学生正确的劳动观提供丰厚的文化营养。

第二，高校必须创新劳动教育载体，丰富劳动教育内容，凝练劳动教育特色。高校应加强学生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重点要解决大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首先做到“内化于心”，然后才能“外化于行”。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劳动，就是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思想上要认识到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能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生命中的一切辉煌，只能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行动上要清晰大学生的职业定位就是普通劳动者，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参加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第三，高校必须把劳动教育纳入完整的教育体系之中。劳动意识与劳动素质的培养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的实施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高校应把劳动教育纳入完整的教育体系之中。在操作层面上要贴近生活、回归家庭、走向社会，采取综合实施策略，从细处着眼、实处入手，才能久久为功。

参考文献：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6

一、幼儿家庭劳动教育

家庭劳动教育是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劳动教育。家长通过言传身教，使子女能够进行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幼儿家庭劳动教育旨在从小培养幼儿正确的劳动观念与劳动意识，这一时期的家庭劳动教育，是幼儿机械地模仿成人的劳动，进行自我服务与管理的游戏性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缺乏目的性，而成人的任务就是要让幼儿明白劳动的意义、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帮助幼儿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念。

二、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劳动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让孩子从小进行劳动锻炼，学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减少对成人的依赖，能够促进孩子独立意识的形成；劳动促进孩子智力发展，动手劳动是孩子发展思维的重要途径，通过基本劳动的训练，促进孩子手脑协调发展，加快孩子脑细胞发育成长；劳动促进孩子身体健康，劳动使孩子养成动手习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够促进孩子大小肌肉的发育和肢体的协调；劳动促进孩子良好品德意志的形成，劳动使孩子学会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和劳动者，从而促进孩子良好个性和道德品质的发展。因此，家庭劳动教育对孩子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三、现实中的幼儿家庭劳动教育

(一)家庭劳动教育效率不高

如今能够坚持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的家长实在是难能可贵，相信他们对孩子进行的这种重要的教育会让他们的孩子成长为优秀的人，但是当前家长们开展的劳动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效率低下。之所以家庭劳动教育收效甚微，一方面是因为家长缺乏耐心，没有持之以恒地将劳动教育长期坚持下来；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接受能力估计错误，要么太难，导致孩子难以学会，要么太简单，引不起孩子兴趣。如此一来，尽管家长教了，教的也不少，但孩子懂的、会做的却不多。

(二)劳动教育方式存在一定误区

家长们普遍缺乏这样的意识：因为生活中处处有劳动，所以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就可以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许多家长认为劳动教育一定要在劳动时才能进行，只有让孩子亲自参加劳动，那时进行的教育才是有效的。其实，对孩子的劳动教育经常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家长只会机械地教授孩子劳动技能，却不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自己或他人的劳动向孩子传达正确的劳动观念。

(三)家长对孩子劳动的反应不够积极

当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了某个任务，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满心期待地希望得到家长的鼓励，可是父母的一声声“看你把衣服弄这么脏，以后不要弄了！”“这都弄些什么，纯粹给我添乱！”等话语严重孩子的自信心，本来孩子能够帮家长做一些事，也做到了尽自己所能能做的，按理来说应该得到表扬和鼓励才是，即使他们做得不够好也应该耐心的提供一些改进的建议，家长们却总是把孩子的劳动视为麻烦的来源。如今生活的快节奏和职场的激烈竞争导致家长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极少，而长期的快速效率的办方式也导致了对和孩子在一起缓慢低效活动的不适应。当孩子在劳动中遇到困难时，家长们为了节省时间总是直接代劳，长此以往，孩子哪还有劳动的兴趣呢？

(四)家长对劳动教育认识不足

人们对劳动的重视程度早已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没有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也未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劳动实践环境，因此才会出现“重智轻劳”的现象：家长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向幼儿表现出对体力劳动者的蔑视，为了驱使幼儿努力学习，甚至将体力劳动者作为反面教材，辛劳一天下班回家时不会让幼儿正确了解自己劳动的意义，反而和幼儿说：“倘若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便和我一样劳累……”，仿佛劳动是非常丢脸而又得不到益处的。

四、思考及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正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社会不应歧视体力劳动者、鄙视体力劳动，广大劳动人民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热爱，正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关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导向有利于树立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尤其社会要创造良好的劳动氛围，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劳动环境，比如多开展公益性劳动，让孩子有作为志愿者参加集体劳动的机会。学校尽量开设专门的劳动教育课程，以弥补社会和家庭劳动教育的缺陷与不足。应该把劳动教育纳入素质教育范畴，即使学校不能开设专门的劳动教育课程，家长在家庭教育中也应该重视劳动教育。

(二)尊重孩子的劳动，积极引导孩子劳动

1.正视孩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

让孩子参加劳动绝对不是添麻烦，劳动是每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孩子自然享有这种权利，家长无权剥夺，孩子必须参与劳动才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当孩子做成一件事时，首先必须给予鼓励和肯定，然后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3-6岁年龄段的孩子内心脆弱，行为易受情绪的影响，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及时的鼓励和帮助对孩子极其重要，这个时候的鼓励和信任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心提高劳动的积极性。

2.不要吝啬时间，多和孩子一起劳动

孩子需要父母陪伴，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很重要，和孩子一起劳动无疑是培养亲自关系的绝佳方法。和孩子一起劳动的过程也是对孩子更深入了解的过程，因为在幼儿园，老师会告诉家长孩子在哪些领域存在什么样的长处与不足，而孩子的某些优缺点需要在劳动中才能得到体现。

3.不要过分溺爱孩子

家长疼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但过分溺爱孩子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尤其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们不能做孩子的奴仆经常让孩子帮忙做一些简单的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给孩子独立做事的机会，孩子的独立意识和坚强意志也就能得到培养。

(三)改善劳动教育的方式方法

家长务必在孩子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和鼓励，直接代劳和不管不顾绝对是不明智的做法；以鼓励和信任来激发孩子的劳动兴趣，因为3-6岁幼儿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及时的鼓励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自信心；要教给孩子正确的劳动技能，引导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放手让孩子参与劳动，总是担心这个那个，孩子就真成了温室里的花朵了；教会孩子在劳动中既要动手也要动脑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灵活多样的方法对提高劳动教育的效率是很有用的。

五、结论

劳动使社会进步，赋予人类聪明和财富，教育孩子从小热爱劳动就是为孩子的人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劳动教育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生存技能，树立良好的意志和品质，还有利于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父母不能永远为孩子遮风挡雨，只有通过适当的劳动教育才能使孩子具备独立生活的自理能力，从长远来看，孩子的劳动教育关系到民族素质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必须正视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家长、老师、幼儿园还是社会，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劳动教育观念，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劳动教育的问题必须得到有效的解决，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培养巩固孩子正确的劳动观念，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教育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5).

[2]张荣钢.当前家庭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D].湖南师范大学,2011.

[3]赵荣辉.劳动教育及其合理性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0.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7

中图分类号：G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7-0007-02

劳技教育是以学生获得积极的劳动体验，形成良好技术素养为基本目标，以操作性学习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作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学生的素质对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现状分析

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上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的绝对数量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比例与日俱增。独生子女家庭日益普遍，一方面大大减轻了父母生活方面的负担，而相应地在子女的培养教育上，可投入更多的精力，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功夫，提供更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全家以孩子为中心，这使得当前有些中学生在行为习惯上存在一些毛病，如：娇气、骄傲、生活自理能力差、独占欲强、不爱劳动等，上述这些缺点，不仅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家庭和学校的因素。

二、调查研究

本次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结合观察、访问和座谈等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是对某校初一3个班的学生和家长进行无记名方式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家庭中学生技术素养的实际情况、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劳技教学在培养学生的技术素养中所起的作用。问卷调查分为自测和他测两种，自测由被测者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他测由被测者的家长填写。

三、研究结果

本次研究结合劳技教学调查学生在家庭中的技术素养情况。自测表调查结果显示：98.3%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完成工艺小制作，1.7%的学生表示不能；在将课堂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22.6%的学生表示能自觉地运用，57.4%的学生表示偶尔能运用，20%的学生不能运用；在课余搞小制作过程中遇到问题能否处理方面，53%的学生表示能，47%的学生偶尔能；在信息意识方面，98.3%的学生能独立地搜集信息，只有1.7%的学生表示不能；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报纸书本、教师、同学朋友、电视媒体等，大部分同学都能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归纳。

他测表调查显示：有57.5%的家长曾与孩子合作做过小制作；在怎样看待孩子制作的工艺品问题上，74.5%的家长鼓励赞扬，13.2%的家长无所谓，7.6%的家长觉得是浪费时间；在帮助孩子搜集相关信息上， 77%的家长给予孩子帮助，33%的家长让孩子自己搜集；在孩子运用所学知识或感兴趣地进行日用品的小维修时，80.2%的家长很支持，9.4%的家长叫孩子不要修了，6.6%的家长觉得这样浪费时间，还有3.8%的家长无所谓。

学是为了用，如果学而不用或学而不会用则是教育的一大悲哀。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学到了知识，却不能或没有意识将之运用到生活中，在遇到问题时，还有近一半的学生只是偶尔能处理，这说明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还有待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有待加强。

四、反思与对策

1.在劳技教育中加强教育

《劳动与技术课程纲要》在课程目标中对孩子的技术素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初步掌握现代生活和现代生产所必备的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终身进行技术学习的能力等。要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劳技教师必须精心组织学习内容，寻找那些对学生终身发展有益、现实生活有用、与现代科技有关的课程资源，并通过一定的加工与改造，使之成为劳动与技术课程的内容。教师必须要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建构体现技术学科特点的教学方法体系，使学生乐于学习，主动探究，从而通过劳动与技术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

不少老师认为：教育孩子在家适当从事家务劳动，是家长的责任，这话非常有道理。但学生的向师性、学校教育在学生心中的权威性，往往是家庭教育代替不了的。关于学生的家务劳动，学校应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家长应主要负责提供机会、指导操作，当然也要寓教于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生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意识不断增强。家庭生活中的购物、整理、洗涤、资料查询、简单的小维修等都是富有劳动与技术教育意义的活动，教师要多要求孩子认真参与，从而培养孩子独立从事简单家务劳动及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

2.在家庭教育中加强教育

家庭教育是教育大厦的基石，是个体发展最自然、最重要的场所。目前，家长评判子女好坏的标准失衡的情况在部分家长中还十分突出，“孩子成绩好”，一“好”遮百丑之类的想法还不少。故家长要更新观念，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孩子技术素养的培养。

在家庭中，家长要多鼓励或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家中简单的日用品，如孩子的玩具、家中的钟、水笼头、小型电器等小维修，鼓励孩子多动手实践，孩子在维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家长要给予帮助，孩子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家长应尽可能地给予方法的指导。

3.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联系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让父母首先懂得教育孩子的基本原理，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质，是教育好孩子的关键。故引导和教育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刻不容缓，正确的教育观，就是使每个家长具有全面而长远的素质教育，特别注意孩子品德和能力的培养。

学校可利用家长学校、教师家访、家长会、家长到校交流等各种形式的指导，使家庭在教育孩子的思想方法和水平上有一定的提高。作为劳技教师，与家长多沟通，引导家长重视孩子技术素养的培养，创造机会多让孩子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应用到生活中来。

目前，教育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发展。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轨，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只有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8

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在公平成为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今天，农村弱势群体却依然面临严峻的不公平。农村弱势群体一出生便被赋予不平等的社会出身和自然天赋，这些差别他们不仅不能加以选择，而且还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生活于贫困中的他们，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缺少向上的动力；经济的贫困，导致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技术层次低下，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社会的低位上；这种职业和地位使得他们更为贫困。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低社会资源的恶性循环是农村弱势群体贫穷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弱势群体的解读

农村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各种资源和机会的不利，而在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劳动者所构成的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农民群体。资源的不利不但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处于劣势，还体现在权利、信息、能力等诸方面存在不足。有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农村弱势群体有8752万人，他们不具备学历教育、职业技能、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年龄等方面的任何优势，与权利、热门行业几乎无缘，他们的基本生活处于温饱线上下，有的甚至生活都难以维持。

“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救济、扶助的工具，而是弱者追求社会公平，争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权利的一个坚强武器。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对社会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贫困差距”现象不满的表现。关注弱势群体，实质上是对社会分化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接受和正视。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

由于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行、不平等，农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2006年暑假，笔者对湖南省15个贫困县的90户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及220名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一）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

1.农村弱势群体家庭教育水平分布

农村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调查发现，有24.61％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有37.8％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只有26％的农户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高中，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1.6％。教育年限只是一个方面，高辍学率更是贫困对个人教育造成的重大影响。调查中发现，有70户家庭的小孩发生过辍学，其中，辍学发生在小学阶段的占16.36％，初中阶段的占54.55％，高中阶段的占23.64％，大专及本科阶段的占5.45％。

教育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收入贫困带来的。问到小孩学费的负担情况时，有22.98％的家庭无能力支付小孩学费，31.17％的家庭只能支付部分学费。在问及小孩辍学的原因时，选择经济困难的有56.86％、学习成绩差的有39.22％、小孩厌学的有23.64％。

2.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教育及培训

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农村经济日益趋向生产过程机械化、农村社会城镇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人力资源知识化的要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的劳动力有11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0％，这其中有2名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13名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30-40岁之间的有26名，40-50岁之间有39人;教育年限在6-9年的占34.10％;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占11.80％;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仅占4.1％。

(2)劳动力培训情况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其就业能力，扩大收入途径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农村弱势群体而言，培训是帮扶其摆脱贫困、实现自救的有效途径。在笔者调查的220名劳动力中，仅有29人参加过培训，占13.2％;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占到了86.8％。

3.农村弱势群体对教育及培训的态度

收入的贫困和机会的缺失，使得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但他们对于教育及培训的态度却非常积极。在问到教育投资的作用时，52.94％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收入，仅有9.41％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不能增加家庭收入，还有37.65％的家庭态度不明朗，选择“不知道”。可见大部分家庭都对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教育的作用是了解的。在培训方面，有89.16％的家庭表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愿意让家庭成员接受培训。农村弱势群体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但是缺乏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经费。

（二）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

许多研究证明，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改变农民的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是农民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弱势群体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效益偏低的农业领域，既使有部分人进入了非农领域，非农收入也并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就业制度、劳动信息、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农村弱势群体本身在非农就业方面的主观障碍——教育及培训。

1.动力非农化水平不高

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领域。在参与调查的劳动力中，有123名劳动力专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56％;有97名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占44％。

2.劳动力非农收入偏低

调查发现，与农业劳动力相比，非农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略高一点，但优势不显著。非农劳动力的收入优势主要体现在3000元以上阶段和1000元以下阶段。非农劳动力有39.78％的人数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农业劳动力仅有10.24％;非农劳动力只有21.51％的人数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农业劳动力有40.97％。但是，年收入水平在1000元以下有21.51％，而3000元以上只有39.78％的非农收入是非常低的。

3.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水平低

教育和培训水平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水平。在参与调查的从事非农职业的97名劳动力中，有31.96％的人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仅有7.22％的人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对于培训，情况则更差，只有18名非农劳动力参加过培训，仅占18.56％，未接受培训的占了81.44％。

贫困地区农村的非农经济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劳动力自身素质来看，能力低下是最根本的原因。农村弱势群体家庭贫困根源在于“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的不断循环。

三、相关思考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帮扶方式也由救济式扶贫一开发式扶贫一转移式扶贫一输血式扶贫发展到了现在的造血式扶贫。然而，笔者认为，要帮扶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现状，根本是自救，关键是教育，而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非农职业培训是重中之重。

（一）自救是根本

农村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素质差、技能低，他们只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社会出身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是如何促进他们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贫穷不是弱者获得怜悯的武器，而应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只有把他们那双伸向救济的手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之手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摆脱贫穷的时候。

（二）教育是关键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9

【中图分类号】 G622

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孩子少，必然有更多的抚养和教育时间，家庭条件也相应宽裕。孩子的一些合理要求，如参观游览、购买玩具、图书等家长一般也会尽量满足，这就使得孩子们见多识广，智力发展较快，自尊心、自信心强。但由于他们是在“独生”的这一特定环境中成长的，因而也容易导致他们变得骄横、任性、孤僻、自私、独立自主能力差，不善于吃苦耐劳等，甚至发展成为家庭中的“小皇帝”， 给新时期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带来全新的挑战。

一、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不能正确对待独生而导致过分溺爱

现代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家长们对孩子包办过多，家长们不仅不让孩子做家务，连自理劳动也由家长包办。盛饭、穿衣、削铅笔、戴红领巾、洗手绢、袜子等等，都由家长代劳。久而久之，孩子把家长当成了拐棍，一步也离不开。结果养成了孩子的依赖性，降低了这一代人的素质，孩子不仅不能成为强者，倒可能会成为一个窝囊废和寄生虫。结果就出现了《中国的“小皇帝”》里所描绘的，儿子在夏令营时住在学校里，父亲半夜爬到儿子床底下守着，怕儿子掉下床来。这种过度保护极不利于孩子的正常发展。孩子的意志力、坚韧性得不到锻炼，自立自理能力较弱。从吃到穿，从里到外，事事替孩子办好。这实际是剥夺了孩子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在逆境中锻炼意志的机会。

（二）因是独生，家庭环境有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

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其幼年期的心理发育，需要一定的条件。失去了一定的客观环境条件，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幼年期的心理发育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孩子在其幼年期的心理正常发育，需要有与其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生活、玩耍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交流，这样才有利于孩子产生童心的共鸣，相互促进，保证身心的健全、健康发育。对此，国内外儿童心理学家都是共同肯定和强调的。因此，独生子女自幼缺少小伙伴，而整天被成年人包围和保护着，这样的生活环境是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的。再则，儿童的独立性和独立生活能力等需要在平常的生活中得到训练和养成。而独生子女自幼就被陷入在多位老人的过度保护之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衣择其佳、饭择其精的生活，样样都能顺利的得到满足，整日与各种高档玩具相伴，因而容易养成独立性差、依赖性强、自幼好逸恶劳、追求享受、不识五谷春秋等弱点和缺陷。

二、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原因

（一）家长教育素质的欠佳是家庭教育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

与非独生子女家庭不同，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不会受到兄弟姐妹的影响，他们接受家庭教育的主要对象就是家长。所以，家长教育素质的欠佳也直接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水准，乃至使家庭教育出现种种失误。

（二）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性是家庭教育失误的根本原因。

独生子女的教育对大多数家长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独生子女家庭的特珠性势必增加了家庭教育失误的可能性。

（三）生活方式的改变 。

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确立，竞争越来越激烈，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了。家庭成员往往是各忙各的；家长们为了生计，忙于充电、赚钱和工作；孩子们忙于学习和各种考试，使一些人的家庭观念淡漠了许多。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感情交流却越来越少，相互理解也更差。

三、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对策

（一）要把孩子看成是家庭中的一个普通成员。疼爱孩子并不完全是给孩子买好吃的、穿的、花多少钱，而是指在家长心目中孩子是在什么地位。如果把孩子放在所有家庭成员之上，家长的所作所为很可能都是骄惯，在这样的地位上，孩子必定产生特殊化的思想。家长要把孩子看成家庭中一个普通的成员，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知道他有责任、有义务为家庭、为他人做点事情，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二）尊重孩子的自然发展规律和选择。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孩子，固然给与他很高的教育投人和热情，也希望他有个好的未来，但是家长应该明确“儿童自然发展观”，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术划，毋宁展个性。”不能把成年人的意愿强加在儿童身上，应该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给孩子自。

（三）家长要把期望合理地传达给孩子。父母的期望只有化为孩子的愿望和兴趣才可能是合理的、有效的。现在孩子都有自己的愿望，做家长的应该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的天性、个性和兴趣、爱好，注重孩子的潜能开发和培养，注重方法的给予和能力的提高，不搞家长制教育。

（四）家长要注意提高自己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家长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素质，要有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意识。家长要给孩子做榜样，特别是爸爸妈妈必须为人师表，用自己的高素质去影响、熏陶和带动子女的进步与发展，在家里建设一种讲学习、求向上、助快乐、促幸福的文化氛围，从而训练、培养孩子具有高智商、高情商的品位，将来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直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五）学校与家庭要密切配合。对孩子的教育活动，场所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因此，家长要和学校密切配合。

（六）建立民主的家庭。家庭中，个体间互相尊重，彼此平等，长辈给予晚辈理性的关爱，晚辈要给予长辈尊重和关心；小孩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空间，遇事互相协商而不是由父母全权决定；孩子作为家庭的组成成员之一，与父母共同经营家庭，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10

很多家长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其实也是教育者的身份，多数家长都认为花钱让孩子上好的学校，教育是老师的事，是学校的事，自己的责任只需要让孩子，吃好，穿暖，物质上一切高标准，从不关心孩子成长中的心理变化，把自己的置身于孩子教育之外，扮演孩子教育的监督者和检查者。这种只重视学校教育，把所有教育责任都推给学校的观念，是对教育含义的片面理解，是主观的、不全面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家庭教育优良传统的国家，早有孔子就主张以家庭伦理为宗旨实施家庭教育，使之转化为社会公德。历史上各类蒙学教材，也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1]从很多成功家教范例看，无不都是坚持德育为本的。如：“百善孝为先”我们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还要尊敬别的老人，爱护幼童，在家庭环境中营造尊老爱幼的家风，这是父母给孩子的第一堂课。要搞好家庭传统美德教育，必须从重视家庭教育开始，要认识到家庭教育在孩子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想要改变孩子，首先要还改变家长，通过班会，茶话会，家长访谈等形式与家长沟通，提高认识，使家庭教育这一短板得以弥补与学校教育共同进步。

二、家庭传统美德教育要与家长的率先垂范相结合

家庭是孩子最早、最先接触的社会，父母的心理品质常常通过各种渠道、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孩子。因此，家长教育子女不仅要言教，更要身教，要率先垂范。古人云：“儿子不孝，孙子来报。”意识是说，做儿子的现在不孝敬老人，将来他的儿子也一定不会孝敬他，这种事在实际生活中屡见不鲜。父母的行为就是孩子的学习榜样。家长对孩子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时，应以身作则、自我实践。如果家长自己艰苦朴素、尊老爱幼、和睦邻里、乐于助人，就会使孩子耳濡目染，其心灵不断体验着这些传统美德，久而久之，便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反之，如果家长自己言行不一、碌碌无为、目无尊长、见利忘义等，就难以使自己是言教有说服力，反而为孩子树立了坏的榜样。家长只有以自身模范的言行去教育孩子，才能激发起孩子对传统美德的美好情感，家长对其进行的传统美德教育也就能够化为孩子的美好道德[2]。

三、家庭传统美德教育要与日常生活有机结合

家庭教育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具有“随机性”。例如：在家务劳动时，或是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或是在走亲访友中、或是在游戏娱乐中，都是对孩子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大好时机。比如：儿童吃饭，碗里的饭往往吃不干净。这时应该及时抓住时机，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3]。”这首诗背给他听，教育孩子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加深他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劳动对孩子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起着很大作用。通过劳动渗透传统美德教育，让孩子认识到劳动是光荣，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将成为人们生活中第一需要。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影响孩子最深，最先的是父母，孩子是模仿起步，孩子从出生就学会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个成长经历父母要言传身教，一言一行为孩子塑造人格品质，有意识的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和行为习惯。

四、传统美德教育要与家庭丰富多彩的活动相结合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形式往往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并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因此，家庭传统美德教育要与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相结合，使孩子喜闻乐见，乐于接受。比如：假期经常带孩子外出旅游，参观富含传统美德内容的名胜古迹；购买有关书籍和孩子一起看等等。教育的艺术不在于单纯地传授知识，而在于给予激励、唤醒、鼓舞。家庭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能使家庭传统美德教育取得更大、更佳、更优的效果。孩子是祖国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要努力做好今天的家庭教育，使中华传统美德在孩子身上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黄可心,王圣祯.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时代教育.2013(21)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11

中图分类号 F24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3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农业生产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到2006年为止，中国有1.2亿“离土离乡”外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以夫妻二人共同外出打工的家庭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2］。农村迁移家庭通常采取在城市定居的方式，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在城市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内，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城市定居的农村迁移家庭不断增加，农村迁移家庭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

本文关注于农村迁移家庭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供给行为，劳动供给是劳动力市场中任何群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按照Heckman［3］的观点，劳动供给的变化可以分为劳动参与（广度）和工作时间（深度）的变化，因而劳动供给行为可以分为劳动参与行为和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市场工资水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市场工资对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程度如何，除市场工资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对农村迁移家庭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就业政策的设计。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开始对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展开广泛的经验研究。1999年，Blundell和MaCurdy［4］通过对大量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后指出，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工作时间工资弹性，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男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典型化事实。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中国学者陆续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经验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方面，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外研究基本一致［5-16］。2005年，郭继强［17］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工作时间选择行为，指出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却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由于市场工资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在决定农村迁移家庭城市工资水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工资和收入对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估算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本文第一部分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二部分论述回归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张世伟等：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1 数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调查数据（CHIP），数据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2个省和直辖市中2 000个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信息，每户包含家庭成员特征和家庭消费支出等方面的信息。在调查的2 000户家庭中，1 522户是夫妻双方同时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家庭，本文的分析关注于这部分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调查数据中个体的全部工作时间分为在城镇工作或就业时间、在家乡从事非农经营活动时间、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在城镇寻找工作时间和因病休假时间。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夫妻中任何一方各项工作时间总和不等于全部工作时间、城镇工作时间大于零而收入等于零或者城镇工作时间等于零而城镇工作收入大于零的家庭，删除了夫妻双方任一方所需信息缺失家庭，最后得到1 292个家庭样本。根据Eissa［18］的观点，本文将劳动参与界定为2002年在城镇有过工作经历，在男性样本中1 285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99.45%；在女性样本中1 034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80.03%，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劳动参与率，主要源于城镇就业是农村家庭迁移的主要目的。

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给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对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影响的统计描述。尽管现实经济中个体的工作时间通常受到其所属行业、单位类型和雇主偏好等需求因素的限制，但Killingsworth［19］认为个体可以通过选择职业和雇主间接地决定工作时间。通过表1给出的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职业性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男性中私营或个体经营所占比例为68.41%，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所占比例为23.11%，女性则分别为71.95%和21.37%，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性质均以私营或个体经营和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为主，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由于非正规就业是目前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的主要就业形式，因而相对于城市正式职工而言，具有较大的自由来选择工作时间，如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体可以根据盈利情况调整经营时间等，因而可以认为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可以连续地做出工作时间的选择决策。

表2给出了参与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间、小时工资、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和标准差）（非劳动收入由家庭城镇年总收入减去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得到；家庭城镇年总收入为家庭成员在城镇中个人打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礼金收入和其他收入之和，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为个体打工收入和经营收入之和）、工作时间与小时工资和工作时间与非劳动收入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年均工作时间均接近3 500个小时，远大于城市职工的年均工作时间，说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工作强度非常大；参与样本中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在统计上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09 2和-0.434 8，工作时间和非劳动收入均呈不显著的负相关性。然而，上述关系仅仅是描述性的，由于个体间存在差异，在实际分析中应该通过回归模型对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因素加以控制，并考虑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与个体属性密切相关。表3给出样本个体属性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发现个体平均年龄35岁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多数为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4年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数未达到初中毕业；迁移劳动力绝大多数身体健康；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时间均较少，分别仅为7.30年和0.7个月；迁移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97人，说明绝大多数家庭有两个孩子，且一半以上的孩子寄养在农村老家；迁移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8 582元，外出前他们外出前年收入的3 379元，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主要动力。当然，平均年最低生活费用10 000元以上说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

2 回归模型设定

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需要对两个方程加以估计：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根据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劳动供给分析以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为出发点，通过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来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中的样本选择偏差。假设个体的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pi*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i是否参与劳动的变量，pi表示个体是否参与劳动（1为参与，0为未参与），yi表示个体i非劳动收入，zi表示可观测的个体属性，由于未参与个体的市场工资不可观测，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不包含市场工资变量，α表示系数，在假定ui~N(0,1)的情况下，个体i劳动参与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Φ(•)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基于Probit模型可以获得系数α的估计值。根据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估计的逆米尔斯比：

其中，wi表示参与个体i小时工资，xwi表示影响个体i市场工资的个体属性，β表示系数。在工资方程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wi~(0,σ2w)。使用工资方程可以对个体市场工资进行预测，并将所有个体预测的市场工资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劳动参与方程（结构式）中（Blundell和Smith［20］认为对所有个体均采用预测的市场工资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

其中，i表示个体i预测的小时工资，γ表示系数。使用逆米尔斯比对工作时间方程进行校正，校正后的工作时间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hi表示个体i工作时间，xhi表示影响个体i工作时间的个体属性，θ表示系数，在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hi~N(0,σ2h)。

在估计出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后，可以估算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劳动参

其中，epw表示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epy表示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pfl表示劳动参与率，表示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分别可以表示为：

其中，ehw表示工作时间工资弹性，ehy表示工作时间收入弹性，表示参与样本工作时间均值。

从样本的统计中发现男性参与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高达99.45%，基本均参与城镇劳动市场，因而只需对男性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同时在对男性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不必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但女性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80.03%，需要对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并且在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按照Mincer方程的基本设定，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选取了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和职业培训时间，其中受教育年限反映了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反映了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工作经验是指个体在城镇就业时间，职业培训指个体在城镇接受培训时间，尽管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和培训时间可能会对个体工资水平产生影响，但在调查的数据集中却无从获得相关的信息，因而在分析中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对迁移个体在城镇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还包含了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的变量。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在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除选取非劳动收入外，还选取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户主、非劳动收入、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年龄反映了劳动参与的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健康资本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反映了城镇以及农村老家家庭情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省份变量反映了不同地区经济环境差异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在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解释变量除选取了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外，还包含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工作经验、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年龄反映了工作时间的生命周期形式；受教育年限、健康和工作经验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户主身份、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反映了家庭情况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解决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21］。解决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基本方法是2SLS估计法，因而需要对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选取恰当的工具变量。选取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是工具变量与内生的解释变量相关而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按照传统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本文首先选择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平方和工作经验平方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其次，考虑到需求因素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会对个体的市场工资产生影响，选取了迁移家庭所在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和职业培训时间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最后，在调查中要求每个个体对外出打工之前所能够赚取的年收入进行了估计，这个收入可能直接与城镇工作的小时工资相关而与城镇工作时间并不相关，因而，将其作为小时工资的另一个可能的工具变量。非劳动收入可能的工具变量选取了配偶打工前能够赚取的年收入、配偶的年龄、教育、工作经验、职业培训时间和相应各变量的平方项。由于这些工具变量均可能与个体的工作时间相关，因而可能并不是恰当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来判断。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是检验工具变量内生性的必要条件，如果过度识别约束检验被拒绝，那么所选取工具变量是内生的，是不恰当的。实际中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选取各种工具变量组合来确定合理的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并不相同，因而某一在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被选做合理工具变量的变量可能作为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就是不恰当的，即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可能是不相同的。

3 回归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女性工资方程、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男性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从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年龄对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源于农村迁移家庭以青壮年为主（表3数据描述显示迁移家庭中女性的平均年龄为34.22岁，且标准差仅为7.10岁），劳动参与并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08 6；与身体不健康的女性相比，健康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341 4；与非户主的女性相比，女性户主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145 6，意味着户主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较大的责任；非劳动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没有影响，说明女性的劳动参与并不具有收入效应；城镇生活人口数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城镇生活人口数每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降低0.023 6，说明迁移家庭中女性仍然承担了城镇生活中的主要家务活动；城镇生活家庭月生活最低费用并没有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可以增加家务活动时间从而替代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增加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农村老家人口数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25 3，说明农村人口生活负担将会促进迁移女性积极地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由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逆米尔斯比进而修正工资方程的估计（在计算逆米尔斯比、预测未参与个体市场工资、估算教育收益率、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时，需去除回归方程中不显著变量。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去除不显著变量的各方程估计结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从女性工资方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工资方程进行样本选择偏差的修正是必要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以及职业培训时间均显著，工资水平随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经验的增加，女性工资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上述结果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已经发挥了明显作用，但3.71%的教育收益率要远小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

由于男性基本均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因而可以应用OLS方法对男性工资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验的增加，男性工资水平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而职业培训时间对男性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同样说明男性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尽管农村迁移家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4.97%，远小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但却大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这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的经验事实存在差异。

根据女性工资方程可以预测样本中所有女性的小时工资，将小时工资（对数）预测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而估算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值。通过比较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和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二者主要差异在于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在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教育对劳

动参与的影响变成了负效应，健康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与简化式相比明显降低，主要源于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市场工资的形式加以体现。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小时工资对数对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边际效应为0.424 5（去掉不显著变量的影响之后，边际效应约为0.431 8）。根据式（7）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为0.539 5。非劳动收入对劳动参与影响不显著，说明女性劳动参与不具有收入弹性。

表5给出了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2SLS估计结果。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反复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和丈夫外出打工前收入作为女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不显著；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的系数为-1 031.4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即工资越低，工作时间越长。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已经有很多经验证据，但多数只存在于低收入群体中。Dessing［22］认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个体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工作时间从事劳动力市场活动从而保证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表1的统计结果说明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主要就业方式为收入较低的临时工或个体经营，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城镇中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社会福利，工资水平越低，维持基本生活的难度越大，因而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非劳动收入的系数为-0.014 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当非劳动收入增加，女性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转而从事家务活动。从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的系数为负并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女性的工作时间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对工作时间没有影响，而工作经验和健康均能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身份会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城镇生活人口数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对工作时间均没有影响，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增加会促使女性工作更多的时间从而获得满足家庭基本生活的费用。

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城市劳动参与率、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职业培训时间和妻子工作经验作为男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系数为-1 356.8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迁移家庭中男性工作时间曲线依然向右下倾斜。非劳动收入对男性工作时间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非劳动收入的变动并不会影响男性的工作时间。从工作时间方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系数为负并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男性的工作时间同样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健康变量对男性工作时间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能够使迁移个体获得更长时间工作的机会从而能够增加收入水平；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四个变量中，只有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对男

性工作时间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费用的提高，会促使男性增加工作时间。根据式（8）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261 3和-0.344 3，男性工作时间不具有收入弹性，而女性工作时间的收入弹性为-0.073 3，工作时间对于非劳动收入的反应要远小于对小时工资的反应。

4 结 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在城市中生活和就业。依据中国微观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71%和4.97%，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这一方面可能源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歧视，另一方面可能源于农村教育质量较低。同时，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男性工作时间将明显增加，主要源于教育有助于工资率的提升。由于农村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受教育质量较低，政府发展农村的教育，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迁移家庭收入的提升。

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女性工作时间方程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身体健康不仅有助于女性的劳动参与，而且有助于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较差，政府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提高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进而有助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和收入的增加。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由于经验的边际贡献大于年龄的边际贡献，说明向城市迁移时相对较年轻的个体在劳动供给方面占有优势，政府应鼓励年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尽早向城市迁移，尽早地融入城市将有助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进而有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升。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约为-0.261 3和-0.073 3，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约为-0.344 3，虽然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均较小，但仍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曲线均向右下倾斜。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暗示着农村迁移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为维持家庭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需要，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得不工作较长的时间。长时间的工作使得迁移劳动力缺少机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又进一步限制了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导致许多农村迁移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同时，女性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为0.539 5，远大于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说明市场工资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进而促进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有序的迁移，不仅有助于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适当提升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为进行个体经营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提供优惠政策，消除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覆盖全部农村迁移人口，促进农村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升，促使农村迁移人口尽快摆脱贫困陷阱，达到农村迁移家庭和城市居民的和谐和融合，进而达到提高中国社会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长赋.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J］. 经济研究, 2006, (12): 4-12. ［Han Changfu. The Trend and Perspectiv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6, (12): 4-12.］

［2］蔡. 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Cai Fang. Pattern and Channel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1.］

［3］Heckman J. What Has Been Learned about Labor Suppl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1): 116-121.

［4］Blundell R, Macurdy T. Labor Supply: A Review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M］// Ashenfelter O, Card D.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ume 3A. Amsterdam: Elsevier, 1999: 1559-1695.

［5］Li Haizheng, Zax J. Labor Supply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4): 795-817.

［6］姚先国, 谭岚. 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 (7): 18-27. ［Yao Xianguo, Tan Lan. An Analysis of Family Income and Labor Supply Decisions of Urban Married Wome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5, (7): 18-27.］

［7］杜凤莲. 家庭结构、儿童看护与女性劳动参与［J］. 世界经济文汇, 2008, (2): 1-12. ［Du Fenglian. Family Structure, Child Care and Female Labor Supply［J］. World Economic Papers, 2008, (2): 1-12.］

［8］张世伟, 周闯. 城市贫困群体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供给效应［J］. 经济评论, 2008, (6): 23-30. ［Zhang Shiwei, Zhou Chuang. Labor Supply Effects of Employ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on Urban Poor Group［J］. Economic Review, 2008, (6): 23-30.］

［9］张世伟, 周闯. 中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J］. 管理世界, 2010, (5): 56-64. ［Zhang Shiwei, Zhou Chuang. Labor Supply Behaviors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in Urba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2010, (5): 56-64.］

［10］张世伟，贾朋.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地区差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1（1）：121-129.［Zhang Shiwei,Jia Peng.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 Residents- Labor Participation Elasticity to Wages［J］.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1,51(1):121-129.］

［11］张世伟，周闯，贾朋.东北地区城镇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研究――基于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的经验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1）:54-63.［Zhang Shiwei,Zhou Chuang,Jia Peng.Joint Household Labor Supply of Northeastern Urban Resident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screte Choice Model of Labor Supply［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2011,(1):54-63.］

［12］张世伟，郭凤鸣.东北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分析［J］.东北亚论坛，2010,19（4）：112-119.［Zhang Shiwei,Guo Fengming.Labor Supply in Northeast Urban Labor Market［J］.Northeast Asia Forum,2010,19(4):112-119.］

［13］张世伟，周闯.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参与弹性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9,(5):39-48.［Zhang Shiwei,Zhou Chuang.Labor Participation Elasticity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J］.World Economic Papers,2009,(5):39-48.］

［14］张世伟，周闯，万相昱.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途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8（4）：98-106.［Zhang Shiwei,Zhou Chuang,Wan Xiangyu.Labor Supply Effects of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An Approach Based on Natural Experiments［J］.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8,48(4):98-106.］

［15］于洪.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归宿与劳动力供给的研究［J］.财经研究，2004,30（4）：50-59.［Yu Hong.Research on Individual Income Tax Incidence and Labor Supply in China［J］.The Stud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4,30(4):50-59.］

［16］余显才.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11):28-40.［Yu Xiancai.A Cas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Income Tax upon Labor Supply［J］.Management World,2006,(11):28-40.］

［17］郭继强. 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5): 16-26. ［Guo Jiqiang. Labor Suppl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Secondary Labor Market［J］.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05, (5): 16-26.］

［18］Eissa N. Taxation and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as a Natural Experiment［R］. NBER Working,1995:5023.

［19］Killingsworth M. Labor Suppl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0］Blundell R, Smith R. Coherency and Estimation in Simultaneous Models with Censored or Qualitative Dependent Variable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4, 64(2): 355-373.

［21］Fortin B, Lacroix G. A Test of the Unitary and Collective Models of Household Labor Supply［J］. 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443): 933-955.

［22］Dessing M, Labor Supply. The Family and Poverty: the Sshaped Labor Supply Curv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2, 49(4): 433-458.

An Analysis of Labor Supply Behaviors of Rural Migrant Households in China’s Cities

ZHANG Shiwei JIA Peng ZHOU Chuang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12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107－04

自从1978年实施全面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以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历程，我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历经传统社会、“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达到经济“起飞”阶段，目前，正在趋向技术成熟和高额大众消费的时代（赵伟，2007）。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正在迎来大众消费时代。但由于工资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导致我国国民财富的分配率（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偏低①，造成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繁荣与社会不富裕并存的尴尬局面。作为强大拉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难以启动，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本文将对合理工资标准的形成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从形式上看，工资是劳动者付出劳动以后，以货币形式得到的劳动报酬。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保护工资条约》中对工资定义为“‘工资’一词系指不论名称或计算方式如何，由一位雇主对一位受雇者，为其已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工作或已提供或将要提供的服务，可以货币结算并由共同协议或国家法律或条例予以确定而凭书面或口头雇用这一定义，一是明确合同支付的报酬或收入。”这一定义，一是确定了工资的支付者和工资的收入者。支付者为雇主，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雇主应统称为用人单位；工资收入者应统称为劳动者或工资劳动者。二是明确了支付工资多少的依据，应是劳动者“已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工作或已提供或将要提供的服务”。三是明确了工资支付的方式，即不论名称或计算方式如何，均应以货币结算并支付报酬或收入。四是明确了工资支付的标准，即应依照由共同协议或国家法律或条例的规定以及书面或口头劳动合同的约定。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者价格的转化形式。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者家庭即赡养老人和养育后代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费用。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的高低取决于：“由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马克思，1867）即工资决定应当考虑：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和替代关系，劳动时间的长短和劳动强度的高低。我们把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工资称为工资率，用w来表示。

所谓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1867）因此，最低工资应当由维持劳动者本人和家庭的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来决定。国际劳工组织制定《1970年确定最低工资公约》和《1970年确定最低工资建议书》中明确提出，在确定最低工资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2）社会总工资水；（3）生活费用及其变动情况；（4）社会保障津贴；（5）其他社会阶层的相应生活标准；（6）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需要、生产率水平、实现并保持高就业率的愿望等。我国《劳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应当综合参考下列因素：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把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最低工资称为最低工资率，用w来表示。

合理工资是指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家庭和企业都愿意接受的工资，是既能使家庭收入实现最大化又能保证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实现的均衡工资。因此，合理工资取决于家庭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及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供给行为和企业的劳动需要行为。从此定义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合理工资应当符合三个条件：符合家庭消费均衡、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市场出清。我们把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合理工资称为合理工资率，用w*来表示。

2.1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家庭作为劳动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其生产和供给劳动的行为是通过家庭的消费活动和培养活动实现的。生产劳动的目标是通过将来劳动的销售以取得最大化的收入来满足家庭全体成员消费。家庭生产劳动的成本主要由劳动者从出生到成为合格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费、教育培养费等。家庭为实现收入的最大化目标时在劳动力的供给上面临如下选择：供给劳动力的质量，即供给智能劳动还是普通劳动；向谁供给劳动，追求较高的收入。设家庭供给劳动为L和L，分别代表智力劳动和普通劳动，劳动力人数为N，w，w分别表示两种劳动的工资率。由于劳动的生产成本由生活费和教育费组成。因此，家庭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

max y=w•L＋w•L（1）

S•T：L＋L＝N

根据收入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dy=w+w=0

即：=-（2）

如果w≥w，家庭会投入更多的教育费，供给智力劳动力；反之，如果w≤w家庭会减少教育投入供给更多的劳动力。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很大的岗位伸缩性，智能劳动者当然可以胜任普通劳动者所做的工作，但普通劳动者却鲜有胜任智能劳动岗位。因此，家庭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不惜成本地对劳动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在w，w已定的情况下，家庭将根据劳动市场的情况决定供给L和L。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假定家庭供给的劳动是同质的劳动。至于智力劳动可以根据其人力资本的大小按一定比例还原为普通劳动。

2.2家庭理想工资的确定

2.2.1劳动力生产成本与最低工资率的确定

家庭作为生产劳动力要素的生产单位，跟一般企业一样，也要考虑劳动力的生产成本与收入的比较。劳动力的生产成本TC主要由劳动力要素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构成及其机会成本构成。我们用C表示家庭生产劳动力要素的生活费，用BL表示劳动力要素的教育费。劳动者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都需要生活费，因此C就是由劳动者一生的生活费构成。我们可以将劳动者一生的时间分为从出生到就业前的成长期T，就业后到退休的工作期T，退休之后的养老期T；相应的各时期的平均每天的生活费用为AC、AC、AC。TC＝365（T•AC＋T•AC＋T•AC）。劳动者在成长期中，其实家庭的选择不仅要付出生儿育女的费用而且还发生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可以用银行的存款利润加适当的通货膨胀来确定。因此，在成长期的生活费用总成本可由下式来确定：

TC=365×AC-1（3）

式中：TC为成长期的生活费用总成本；

AC为平均每天的生活费用；

r为机会成本因子，等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加通货膨胀率。

T为成长期年限，根据劳动者的素质不同成长期也不同，简单劳动力的成长期为16年，大学本科平均为22年，硕士和博士分别为25年和28年。

成长期的生活费用总成本要在未来工作之后每年分摊。有点类似于我们将一笔款项按整存零取方式存入银行，因此可用整存零取的公式确定：

FC=（4）

式中：FC为工作期每年分摊的成长期成本；

T为工作期年限。

工作期的总成本按各期每年的实际发生额由下式确定：

TC＝365•AC（1+p）（5）

养老期的生活费按下列公式确定：

TC＝365•AC（1+p） （6）

式中：TC为养老期的生活费用总成本；

AC为平均每天的生活费用；

p通货膨胀率；

T为养老期年限，全国平均寿命减60（女性减55）。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劳动者每天的生活费成本为

AC＝[FC＋（TC＋TC）÷T] ÷365（7）

教育费由成长期的教育费和工作期的教育费构成。

成长期的教育费（用TB表示）比较复杂，一般讲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较少，但到非义务教育阶段支出则逐年增加。一般讲从出生到入托前教育费少，从入托到6岁费用较高，从6―15岁费用较低，16―18岁是高中三年费用次高，而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费用达到最高。我们分别用B、B、B、B、B、B分别代表0-3，3-6，6-12，12-15，15-18，18-22（或者25、28）阶段的教育，则TB＝B＋B＋B＋B＋B＋B。成长期的教育费需要在工作期进行分摊，其分摊办法跟生活费的分摊办法相似。

FB=（8）

式中：FB为每年分摊的成长期教育费；

TB为成长期教育总费用。

工作期的教育费由日常岗位教训费和学习费构成，我们按平均每年给一个固定的教育培训费确定，设为B。

则劳动者每天的教育费成本为：

AB＝[FB＋B] ÷365

劳动者每天总成本TC＝AC＋AB

家庭作为劳动力要素的生产都也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设家庭的劳动收入等于W，由于L是w的函数，所以W=wL＝wL（w）。家庭利润等于

π＝W－TC＝wL（w）-TC

家庭要求的工资率是大于至少等于劳动的成本。令π＝0，于是

π＝W－TC＝wL（w）-TC＝0

w＝TC÷ L（w），这是家庭的最低工资要求。

2.2.2 家庭消费效用最大化与理想工资率和劳动供给量的确定

家庭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就是家庭的消费过程。家庭消费是十分复杂的，既包括物质的消费也包括精神的消费（我们可以把这种消费看做是家庭消费闲暇），家庭消费需求量取决于家庭的收入、家庭的成员数及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家庭消费行为的目标是家庭消费效用的最大化。设家庭消费效用为U，家庭消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量为X；家庭消费闲暇的消费量为Al，是家庭供给的各个劳动力闲暇消费量l的总和。因此，家庭消费效用显然取决于：（1）家庭收入Y，收入越高消费水平超高，代表着家庭将获得更高的效用；而收入的高低又取决于家庭的劳动收入W和非劳动收入YR，我们假定非劳动收入为常数，因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显然是工资率w和家庭就业人数N的函数。（2）家庭的人数，显然家庭人口越多，每位家庭劳动者需要的养育的人口越多则家庭消费水平越低。我们将家庭人口数A与家庭就业劳动人数N之比称为人均赡养系数，用Us表示。显然赡养系数高低与家庭消费效用的高低呈反比。（3）商品和劳务的价格p，显然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消费效用水平与p呈反比关系。（4）Al的消费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减少，其关系为Al＝Nl＝N（24－L）或者NL＝=N（24－l）。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家庭供给的劳动都具有同质性，于是我们可以构建家庭消费效用函数如下：

U=U（X，Al）（9）

x＝x（p，Y）（10）

Y=f（w，N，Y）=NwL+Y

=Nw（24-l）+Y（11）

代（11）式入（10）式可得

X=X（Nw（24-l）+Y）（12）

U=U（X（Nw（24-l）+Y，p），Al）（13）

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行为可以表述为：

maxU=U（X（Nw（24-l）+Y，p），Nl）s.t ww；pX=Nw（24-l）+Y（14）

根据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s.t ww；pX=Nw（24-l）+Y（15）

解（4）式得：l=24-w=Mu（16）

式中：Mu和Mu分别为商品和闲暇的边际效用。

这里的w就是家庭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理想工资率w。

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主体，在商品市场上卖出商品和劳务，而在要素市场上买入生产要素。企业的利润不但与要素投入量及其生产效率有关，而且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劳动的使用价格有关。对于竞争性企业来讲，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价格是利润最大化问题的外生变量。根据效率工资理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并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一开始有一个“收益递增”区域，即增加的生产率是递增的，其后进入“收益递减”区域，即增加的生产率是递减的。我们把劳动生产效率与工资的这种关系表达为效率函数（苗建军，1996）：

λ=λ（w）（17）

假定企业只有一种劳动力投入，生产函数为Q=Q（E），这里E为有效劳动投入，若企业雇佣L个相同的工人，则E=λ（w）L。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就是在既定产量Q要求下如何确定劳动要素的有效投入量以使利润达到最大的问题。企业的目标是实际利润最大化，即

=pQ（λ（w）L）-wL

由一阶条件，易得：

=pλ′LQ′-L=0=pλQ′-w=0

由此，λ′（w）=pλ（w）Q′（λ（w）L）=w（18）

由（18）式中上式给出的解w称作愿意支付的效率工资w*，当工资为w*，每效率单位成本最小。由下式给出的解L=Q′（w/λ）/λ厂商的劳动力需求。

这一模型的经济学涵义是这样的：当工资低于w*时，若增加工资，厂商从工人的高生产效率中的获利将超过劳动力成本，但当工资高于w*时，若再增加工资，厂商从工人高生产效率中的获得将低于劳动力成本，因此，厂商恰好以效率工资的w*雇佣工人。

4.1产品市场出清条件下的合理工资率

社会总需求（用AD表示）则由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支出G和出口需求X两部分构成。用公式表示就是：AD＝C＋I＋G＋X。

消费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收入是主要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即C＝f（y）。理性的消费者根据一生的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的收入与消费相等。家庭的收入Y包括劳动收入Y和财产收入Y，劳动收入是工资率w的函数，消费者供给劳动的数量也取决于w，因此Y＝w•L（w）。财产收入是利率r的函数。家庭总收入按照国家规定的所得税率t向政府纳税后即为可支配的收入。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a和储蓄倾向s，a＋s＝1。所以，家庭的消费函数是：

C＝a（1-t）（Y＋Y）

＝a（1-t）（Y（r）＋Y（w））

＝a（1-t）（Y（r）＋w•L(w)）（19）

投资需求来自于储蓄S，是收入扣除税收和消费之后的余额，因此：

I＝（1－t）Y－C＝（1－a）（1－t）（Y（r）＋w•L（w））

政府支出来源于居民缴纳的税金是所得税率t和收入的积，即G＝t（Y（r）＋w•L（w））。

社会总供给（用AS表示）由国内企业的总产出AQ和进口的产品构成，AS＝AQ＋M。总产出Q是要素投入量X的函数，因此，总供给函数为，AS＝AQ（X）＋M。企业投入要素的需求取决于要素的价格，要素需求量X是要素价格的函数。如果不考其他要素，而只考虑劳动要素的投入，则总供给函数为AS＝AQ（L（w））＋M。

我们定义一个超额需求函数E为：

E＝AD－AS＝C＋I＋G＋X－[AQ（L（w））＋M]

＝［C＋I＋G－AQ（L（w）］＋（X－M）

＝［a（1-t）（Y（r）＋w•L（w））＋（1－a）（1－t）（Y（r）＋w•L（w））

＋t（Y（r）＋w•L（w））－[AQ（L（w）］＋（X－M）]（20）

当E＜0时，则供过于求；当E＝0时，市场处于均衡；当E＞0时，则供不应求。在市场出清时，E＝0，因此：

E＝［a（1-t）（Y（r）＋w•L（w））＋（1－a）（1－t）（Y（r）＋w•L（w））＋t（Y（r）＋w•L（w））－AQ（L（w）］－（X－M）＝0

整理得：

（1＋2at）（Y（r）＋w•L（w））－AQ（L（w）］－（X－M）＝0

w=（21）

这就是说，从宏观的角度看，社会的合理工资率取决于社会供给市场的商品和劳务和总规模AQ、进出口差额、财产性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a与所得税率t。

4.2劳动市场出清条件的合理工资

在劳动市场上，企业固然有根据劳动者的努力程度确定工资的能力，但同时也要受到劳动者劳动供给和其他竞争者劳动雇佣行为的影响。因此，在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应能确定出合理的工资水平。前面我们分析了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行为和企业的需求行为，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合理工资的确定将由下列方程组

L=pλ（w）Q′（λ（w）L）=ww=Muλ′（w）=L=L（22）

式中L、w分别为劳动的供给量和供给价格

L、w分别为劳动的需求量和需求价格

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劳动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是一致的，这个价格应是合理工资w*；劳动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一致，这个量为均衡量L*。根据（28）式，则w*=pλ（w）Q′（λ（wL*）=Mu。

总之，合理工资率的形成取决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进出口差额、财产性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与政府个人所得税率等多种因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47．

[2]赵伟．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三个视点的判断[J]．社会科学战线，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