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的价值篇1

我国于1995年依据宪法制定和施行了《劳动法》，该法有助于维护劳动制度、调整劳动关系和确保劳动者相应的正当权益，还能促进社会进步和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劳动法》未正确定位劳动法的秩序价值，本文结合我国的真实国情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以增强人们对价值秩序的重视度，并为司法改革提供一定的依据。

一、《劳动法》的秩序价值的目的性

英国于1802年实施了首部劳动法，该法实施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重视，我国颁布劳动法的时间较晚且不完善。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逐渐膨胀，人们过分地寻求自身利益，引发了极端分化现象，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匀等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这种现象需要法律来调整，以适应新型的的社会需要；国家逐步转变自身角色，用强制性的手段干预契约自由和用人市场，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因而，《劳动法》的转变很好地表现出了人们对劳动法秩序价值的重视。

二、我国劳动法的秩序现状

（一）学界缺少理论探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针对劳动法的研究出现了高潮，诸多学者开始质疑劳动法的建设，并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是多数学者多分析该法实施过程发生的问题和一些细则，这些不良现状均制约了劳动法法规及理论的构建。随着学者对劳动法理论的关注逐步增多和实施执行劳动法的过程中的问题不断涌现，学者逐步全方位的细致研究劳动法，且其研究范围也在逐步增加，然而，学者们仍未认真地探究劳动法的秩序价值，且针对劳动法的秩序价值的理论性研究也较少。因而，我们应该理清劳动法的最终取向，以明晰劳动法的真正秩序价值。

（二）实施过程存在不足。在实施劳动法的秩序价值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已有的劳动法并未得到适时改动，原有的劳动法已经很难适应今后经济的发展，这给劳动法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很大空间。劳动法的立法常具有两面性：⑴依据本地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制定对高层立法进行补充和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劳动法；⑵制定可以保障劳动者利益最佳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会架空、取代高层法律，也会阻碍劳动法的统一，严重时会使劳动法规丧失统一标准。劳动法的执行常与行政利益相关联，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间的关系受到行政主体的监督，且行政主体也要依据劳动方法的标准进行监督，劳动者应当遵循国家相应部门的法律法规；然而，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着本地经济发展，即便用人单位损害了内部劳动者的真实利益，在利益驱使下他们也未真正地从执法者角度出发进行严格执法。

三、实现渠道

（一）完善各类独立法。劳动法包含的部门法较多，且具有实际操作性不强、不统一和实施效率低等问题。应依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真实情况总结经验，还要划分该法涉及到的重要区域，然后建立独立性的立法，以此提升劳动法的权威性、可操作性和层次。例如我国《合同法》刚性地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制定要求，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完成了国家的强制性干预；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出现了欠薪问题，多数欠薪问题是企业破产或者恶意拖欠，单纯依据协议中的内容并不能解决欠薪问题，必须运用法律来解决欠薪问题，对于恶意拖欠工作的单位应加大处罚力度，将该种行为添加至刑法中，让法律“解决”欠薪问题。

（二）改善劳动法中存在争议的部分。（1）增强私立救济。私立救济是权利主体施行法律救助的基础，劳动争议初涉司法领域时，应运用私立救济来处理争议，由于涉事两方均自愿制定了以法律为基础的劳动合同，可以有效约束双方，涉事双方通常不懂法、不愿意遵法，行政部门应针对这种现象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建立以权利主体为中心的私立救济，逐步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2 ）规范社会性法律救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如果发生了劳动争议和纠纷，既要运用私利救济，也要运用社会救助，当私立救助已经无法解决时，由社会组织介入调节。例如成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该些部门能够平衡争议双方的差异，然而，设立在企业内部的调解委员会常会受到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约束、牵制，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该些部门的调解职能，因而应适时地采用规范性的社会救助，以保证仲裁委员会可以正确的处理争议、纠纷。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劳动法在极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劳动关系，我们应重视和深入探究劳动法的正确秩序价值，逐步建立完善的劳动立法体制，增强行政人员的执法力度，充分发挥劳动法的制约作用、平衡作用。

劳动法的价值篇2

一、各方利益的博弈

现行《劳动法》制定目的在于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所有制身份，将劳动力推向市场，建立契约型的劳动用工关系和竞争性劳动关系秩序。［1］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劳动关系中，各方展开了博弈之旅。

（一）劳动者——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产生于近代的劳资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不平等的种子，直至劳动契约这样的法定约束产生，劳资关系仍然难以平等。［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发展、人民富裕，必须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视为劳动法保护的第一要义。现今劳资矛盾集中体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期限较短、内容不规范，存在就业歧视和侵犯劳动者人格尊严的现象，劳动争议处理周期长、效率低下等等。［3］尽管现行《劳动法》第一条即确立了“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之首要原则，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却仍远远不够。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关系和对劳动者保护不足的状况是劳动法存在的现实基础。

（二）用工单位——实现单位效益

最大化用工者由于拥有生产资料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要优于靠出卖劳动力的普通劳动者。在我国，用工单位固然本着追求最大化的单位效益在运作，但其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用工单位不可能通过自身的道德约束而克制其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用工单位必然要抱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首要目标而进行事务运作，因此也必然会将作为人力资源的劳动者用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三）国家力量——向劳动者权益倾斜

国家作为公权力介入到这种天生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中以后，抬高为劳动者维权的呼声，压制用工单位的利益诉求，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这一趋势愈见加重。具体体现在劳动法的各项制度设计不但将最原先的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加以扭转，而且过分地向劳动者倾斜，以用工方利益的强制耗损来填补劳动者的利益差距。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导致了新的不平衡，用工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只能慎招、少招劳动者，劳动者的就业几率、就业质量以及职业安全感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形之下，用工者陷入了由法律所设置的困境之中，劳动者的利益也并没有得到改善。

二、劳动法的价值取向

（一）劳资双方利益的倾斜性平衡

董保华先生提出了“倾斜性保护”①的观点，笔者表示赞同。劳动法是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关系的法律，那么只有考量双方的利益诉求，兼顾双方利益之时稍有指向性的倾斜，才能更好地兼顾双方利益。这种关系就如跷跷板的两端，利益悬浮在正好的高度，要双方配合才能都达到一定高度，实现“双赢”。劳动法要建立一个良性的合作机制，必须逐渐形成以合作为本质的劳资关系，用人单位才能充满生命力与进取精神，才能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二）平衡价值的保护伞——各类价值的综合考量

立足于劳动法平衡劳资关系的重要价值，纵观劳动法的立法，仍有许多不可忽略的价值应被视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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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因素，它们也是劳动法平衡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柱。

1.秩序价值

法律首要价值永远体现为维护秩序的稳定，劳动法亦是如此。我国现行劳动法必须立足于国家、社会、资本三者之间，有序协调市场经济。同时，随着工会自治能力的增强，劳动主体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加，理应形成一种以国家监督为准则，工会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形成一种稳定的劳动关系。

2.效率价值

不论是将权利配置给企业还是工人，或者是将权利在企业和工人间作某种程度的“分权”分配，为了追求效率，降低工人相互间的交易费用，都应由工会把一部分权利配置给工人并且代表工人集体进行协商，降低多次单个的交易费用。因此要想实现劳动产出效率的最大化，必须做到部分让权给劳动者，这更有利于双方利益的保护。

3.平等价值

劳动法的价值篇3

劳动过程的第一个通约性，那就是所有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以消耗时间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又存在两种争论：①李嘉图提出用最不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②马克思提出用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

按照李嘉图的方法所得出的商品价值量是一个随机的、不可确定的量，它会随着不同“最不熟练劳动者”的劳动耗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不同“最劣等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方法没有正确解决劳动内涵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问题。

马克思提出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商品价值量，大体解决了劳动内涵量的确定性问题，但没有解决劳动内涵量的稳定性问题。

（一）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优点。

1.简便易行。马克思将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含有的劳动量定义为1，从而避开了复杂的劳动价值计算问题。这种方法只要先确定一个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再根据几个折算法则将其他非标准状态的劳动量折算成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一生产和劳动状态下的劳动量支出情况。这几个折算法则就是：复杂劳动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高劳动强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强度；高劳动熟练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熟练度；恶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折算成加倍的优越劳动条件下的劳动。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体力劳动占较大比例，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容易，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比较也较为容易，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就显得简便易行。

2.定性分析直观明了。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情况；还可用以说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价值，而任何货币与资本只是间接的、“死”的劳动，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的转移。

（二）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缺点

1.定量性较差。采用时间形式度量方法无法建立劳动（价值）量与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复杂度等变量的量化关系。

2.适应性差。采用这种度量方法很难区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很难区分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大小，在对分散的劳动时间、多变的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复杂度的劳动进行度量时，则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

3.不稳定性高。任何一门科学均要求其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价值理论的基本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也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然而，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实际劳动量会随着社会区域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值。例如，某种形式的手工劳动条件在不发达国家属于正常的劳动条件，而在发达国家可能属于恶劣的劳动条件；某一杂技演员所进行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但在杂技之乡可能只算作非熟练劳动；某一脑力劳动在过去属于复杂劳动，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简单劳动。采用时间度量方法与采用货币度量方法一样，只能求出劳动量的相对值，而不能求出其绝对值。因此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内涵之间难以进行相互换算，难以进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从而表现出极大的时空局限性。

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状态属于大机器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机器是主要的生产资料；②劳动方式和劳动条件都基本相似；③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明显；④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定性区分也较为容易；⑤信息劳动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产值上都只占很小的比重。此时，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倒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随着社会向信息时代的发展，这种度量方法越来越暴露其弱点：无法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趋势和社会变量进行定量描述；无法圆满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因此，除了政治经济学，再没有其他社会科学采用这种度量方法。

二、以身体化学变化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人体内发生化学变化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二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者的身体内部会发生一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测量这些化学变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劳动量的耗费情况。

劳动就是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它建立在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组织和系统的生理运动的基础之上，而每一种形式的生物运动都会发生相应的生物化学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化学变化可以越来越充分地、准确地测量出来，从而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格格夫在《论各种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一个人在24小时进程中完成的劳动量，可以由身体化学变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是动力业经发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标”。实践表明，能量代谢率的变化可以近似反映出体力劳动强度的变化情况。

能量代谢量与能量代谢率：人体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量，用Qem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人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率，用EMR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时，即

EMR=Qem/T

(4-1)

机体能量代谢率的计算可参考有关书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进行计算

能量代谢率≈20210×耗氧速度

(4-2)

影响机体能量代谢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动。骨胳肌不仅数量多，而且活动强度变化很大，对机体的能量代谢率的影响显著，剧烈的体力运动可使能量代谢率大幅度提高。

2.环境温度。人体能量代谢率在20～30℃的环境中最为稳定，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由于骨胳肌紧张度逐渐增加，能量代谢率逐渐提高；当环境温度高于30℃时，由于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环等功能加强，能量代谢率也会随之提高。

3.精神活动。脑组织的能量代谢虽然很旺盛，在安静状态下的能量代谢率约占全身的16％，但波动幅度不大，脑力劳动强度的变化对能量代谢率的影响不大。只有当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时，能量代谢率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一身高1.7米、体重50公斤、年龄20岁的男性的能量代谢率与运动量的关系。

劳动或运动时的能量代谢率（焦耳/时）

情：况

躺：卧

开 会

洗 衣   打排球

踢足球

产热量

240

300

8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谢率可近似地反映体力运动的强度，但它不能准确反映脑力运动和生理力运动的强度。

事实上，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所发生的生物化学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脑力劳动时，大脑神经系统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是异常复杂的，没有尖端的测量技术和科学的智能学理论是无法精确测量和计算脑力耗费量的，因此采用身体化学变化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是不现实的。

三、以牺牲安乐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三个可通约性，就是增加了劳动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痛苦，或牺牲了劳动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因此，亚当斯密提出用劳动者在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来衡量其劳动耗费量。

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是一个客观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乐的减少量却是一个主观值。主观值虽然可以反映客观值，但这种反映会受多种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发生一定的偏差，因此劳动者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劳动耗费量。此外，劳动者在许多情况下所进行的劳动并不意味着牺牲了“安乐、自由与幸福”，有些劳动本身包含着快乐。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里，劳动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谋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压抑个性的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明显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这时劳动给劳动者所产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乐减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劳动量的付出情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直接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强度不断下降，劳动复杂度不断上升，劳动与生活越来越相互渗透，劳动所带来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来越少，劳动本身将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这时再以牺牲安乐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来度量劳动量将显得越来越不准确。

四、以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用工资或口粮就可以购买到，因此劳动过程还有第四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量可以用工资或口粮来获取。

配第在研究“在劳动和土地之间发现一种自然的等价关系”时就提出来了用工资或口粮来度量工人的劳动量。斯密也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购买的劳动来决定的，即由工资来决定的。工资的本质在于购买生活资料，用以补偿劳动者的劳动耗费，从而维持劳动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虽然，劳动耗费量与工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是，采用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1)工资是劳动耗费量的市场反映值，而不是客观值，市场反映值围绕客观值上下波动。当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时，工资就要小于劳动耗费量；当劳动力市场的求大于供时，工资就要大于劳动耗费量；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时，工资才可能等于劳动耗费量。即使如此，工资的变化情况还受许多具体的主观和客观偶然因素的影响。

(2)工资收益并不是劳动者的全部实际收入，许多无形的收入如单位福利和社会福利构成工人收入的一部分，许多无形的负担如单位负担或社会负担将降低工资的实际效用，这将使工资与劳动耗费量进一步脱节。

(3)工资以货币为度量单位，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价值含量也是一个可变的量，因此以货币为单位来衡量某一事物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也必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量。

不过，采用支付工资形式来近似地度量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简便性。

五、以消费生活资料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劳动还具有第五个通约性，那就是需要消费相应的生活资料来作为补偿。

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类机体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而这种输出必须是以一定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作补偿源或动力源。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补偿性消费阶段。劳动者在劳动的前、中、后，需要及时地输入一定的生活资料，用以维持和恢复其生理、心理和精神平衡，确保劳动力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基本需要。对于确定的劳动内容，劳动者如果所输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低于一定量，就不能完全补偿其劳动耗费给机体所产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消耗，导致其健康状态的恶化和劳动能力的下降，当健康状态恶化到一定程度时还会导致死亡。这个一定量就称为劳动的完全补偿性消费量，这一阶段就是补偿性消费阶段。

2.发展性消费阶段。在补偿性消费结束后，如果继续输入生活资料，劳动者的消费过程就进入发展性消费阶段。在这一阶段，追加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通过某种方式为机体所吸收或利用，并转化为机体的内部潜能，从而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

3.奢侈性消费阶段（或过量性消费阶段）。劳动者在发展性消费结束后，如果继续输入生活资料，劳动者的消费过程就进入奢侈性消费阶段。在这一阶段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很少被机体所吸收，很少转化为劳动潜能，对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没有多大好处，甚至还有害处。

由此可见，只有在补偿性消费阶段，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耗费量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当然，补偿性消费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耗费量，它还与消费熟练度和劳动熟练度等因素有关。

采用补偿性消费量来度量劳动量具有以下优点：

(1)由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度量单位是能量单位，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的度量单位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不会因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2)用具体的、可感觉到的生活资料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比用抽象的时间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观性。

劳动法的价值篇4

中图分类号：S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6-0036-1

1 现状

家务劳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它的产品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如一次性的饭菜，和无形的劳务产品，如清洁工作、照料孩子等。家务劳动如同社会劳动一样，需要资本的投入和时间的投入，具有备料、选料、加工、制做的生产过程。它所生产出来的有形劳动产品，虽然只是用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是“内销”而无“外销”。但它却是“同劳动者恢复和增强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有直接联系，并进而影响到劳动者在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状况和能力，甚至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下降。”它的最终结果是使人得到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是生命的成长和延续，也是人类进行其他任何活动的基础。家务劳动所生产的无形产品，对于人的生长和发展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其说是体现在物质产品或劳务产品上，不如说是体现在人身上。”家务劳动的服务对象是：长辈、丈夫、孩子。具体工作是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它是直接有利于社会的，不能因为其“非商品性”而否定它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它应当和在物质生产领域和服务领域从事的劳动一样，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并且在“一些时刻”（如离婚时）得到必要的物质回报。

2 历史根源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在这些生产部门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由此产生的男女分工是男子从事社会生产，女子从事家务劳动，这无疑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同时也意味着女性被排斥在主要社会生产部门之外，意味着她们的家务劳动将丧失原来具有的公共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性质。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财富逐渐转归各个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由于男子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最终取代了妇女成为家庭的主宰者，父权制也最终取代了母权制。与此同时随着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对偶婚制也演变为一夫一妻制。“当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个体经济单位，它便从母系氏族公社中分裂出来，男女结合由从妻居逐渐变成从夫居，家长由女性变成男性，子女都生长在父亲的氏族，而且天然的具有继承父亲的合法权利。”家庭中父权或夫权日益加强，母权或妇权则日益衰微，妇女逐步沦为家庭的奴隶和生育的工具。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完全丧失了公共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性质，丧失了以家务劳动换取可见财富支持家庭的可能。

如果说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是女性作用特别是家务劳动作用被忽视的经济基础，那么，价值体系、社会制度等方面上的男尊女卑观念则是女性作用特别是家务劳动作用被忽视的上层建筑因素。从价值观念体系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层层深入，步步为营，营造的“天然”的巨大的、潜在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男尊女卑，必然地对两性的社会角色给予了不同的期待、分工、评价，认为女性应以家庭角色为主，男性应以社会角色为主，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女子应以治家为主，男子应以立业为本，确立了女性社会地位与评价的低下。女性的社会作用、贡献被忽视，被忽略，完全被男性的“光芒”所覆盖。女性在这样一个“大染缸”中，一代复一代，终于“认识”到自己卑贱、无能低下，只配内助，只配辅助，不敢越雷池一步，自我认知、评价同样低下。对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忽视、轻视是其突出的表现

因此肯定家务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承认家务劳动创造价值，为家务劳动正名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具体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正义的必然要求。

3 论述

从历史根源上讲，低估女性的作用，一是由于男尊女卑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支配下对女性作用的忽视、贬低：二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女性无法参与社会大生产，家务分工无以社会化，女性只能以家庭为生活领地，导致作用的降低；三是在男权社会里，为维护其男权统治设置的方方面面社会制度，不平等的男女权利义务分配是其制度性的要求。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这三方面的基础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男女平等已是历史的主旋律，对女性家务劳动的忽略不计已成为时代的不和谐音符。“社会普遍无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更没有从法律上为家务劳动确定合理的价值，使得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变成了被抚养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依附于男性，从而严重损害了妇女的正当权益。”

从法律价值的角度分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应的，一定的权利总是与一定的义务并存，一定的义务总是与一定的权利同在。切实提高女性家庭地位，保障女性婚姻家庭权利，实现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跨越，是法律之公正、正义之所归，也是时代赋予法律的历史使命。可喜的是《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虽然是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的有限的补偿，并由于夫妻财产约定制的不普遍性而形同虚设，但毕竟已有了好的开始！

因此，法律应加强对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法律规范上应加大认可的幅度，应规定只要离婚，只要一方、特别是女方付出较多家务劳动的，在共同财产的平等分割的基础上，应该给予付出者更多的倾斜。

参考文献

[1] 张美蓉,南松,家务劳动价值论[J].转引自汤群英,妇女研究论丛[C].1995,(4).

[2] 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劳动法的价值篇5

一、各方利益的博弈

现行《劳动法》制定目的在于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所有制身份，将劳动力推向市场，建立契约型的劳动用工关系和竞争性劳动关系秩序。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劳动关系中，各方展开了博弈之旅。

（一）劳动者——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产生于近代的劳资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不平等的种子，直至劳动契约这样的法定约束产生，劳资关系仍然难以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发展、人民富裕，必须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视为劳动法保护的第一要义。现今劳资矛盾集中体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期限较短、内容不规范，存在就业歧视和侵犯劳动者人格尊严的现象，劳动争议处理周期长、效率低下等等。尽管现行《劳动法》第一条即确立了“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之首要原则，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却仍远远不够。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关系和对劳动者保护不足的状况是劳动法存在的现实基础。

（二）用工单位——实现单位效益

最大化用工者由于拥有生产资料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要优于靠出卖劳动力的普通劳动者。在我国，用工单位固然本着追求最大化的单位效益在运作，但其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用工单位不可能通过自身的道德约束而克制其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用工单位必然要抱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首要目标而进行事务运作，因此也必然会将作为人力资源的劳动者用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三）国家力量——向劳动者权益倾斜

国家作为公权力介入到这种天生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中以后，抬高为劳动者维权的呼声，压制用工单位的利益诉求，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这一趋势愈见加重。具体体现在劳动法的各项制度设计不但将最原先的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加以扭转，而且过分地向劳动者倾斜，以用工方利益的强制耗损来填补劳动者的利益差距。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导致了新的不平衡，用工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只能慎招、少招劳动者，劳动者的就业几率、就业质量以及职业安全感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形之下，用工者陷入了由法律所设置的困境之中，劳动者的利益也并没有得到改善。

二、劳动法的价值取向

（一）劳资双方利益的倾斜性平衡

董保华先生提出了“倾斜性保护”的观点，笔者表示赞同。劳动法是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关系的法律，那么只有考量双方的利益诉求，兼顾双方利益之时稍有指向性的倾斜，才能更好地兼顾双方利益。这种关系就如跷跷板的两端，利益悬浮在正好的高度，要双方配合才能都达到一定高度，实现“双赢”。劳动法要建立一个良性的合作机制，必须逐渐形成以合作为本质的劳资关系，用人单位才能充满生命力与进取精神，才能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二）平衡价值的保护伞——各类价值的综合考量

立足于劳动法平衡劳资关系的重要价值，纵观劳动法的立法，仍有许多不可忽略的价值应被视为考虑因素，它们也是劳动法平衡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柱。

1.秩序价值。法律首要价值永远体现为维护秩序的稳定，劳动法亦是如此。我国现行劳动法必须立足于国家、社会、资本三者之间，有序协调市场经济。同时，随着工会自治能力的增强，劳动主体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加，理应形成一种以国家监督为准则，工会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形成一种稳定的劳动关系。

2.效率价值。不论是将权利配置给企业还是工人，或者是将权利在企业和工人间作某种程度的“分权”分配，为了追求效率，降低工人相互间的交易费用，都应由工会把一部分权利配置给工人并且代表工人集体进行协商，降低多次单个的交易费用。因此要想实现劳动产出效率的最大化，必须做到部分让权给劳动者，这更有利于双方利益的保护。

3.平等价值。劳动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而两者所产生的关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也表现为一种平等协商、合意表达的契约关系。因此，法律对于劳资双方的利益应该是平等的保护。一方面，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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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双方地位和利益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用工者天然占有生产资料而明显优于劳动者的这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另一方面，从实践来http://看，应该通过意思自治实现平等价值。所以，必须倾听当事人的意见，让市场自动去进行调节，政府则起到维护这种平衡而非“刻意”制造平等的作用。

劳动法的价值篇6

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现了方法论的变革，掌握并运用了科学的经济学方法。马克思曾反复强调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对理解《资本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方法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以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认识事物，揭示反映经济现象之间本质必然联系的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在具体研究中，马克思分别采用了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所说，“劳动价值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概括表现，它强调生产关系在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不理解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所采用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国内外学者批判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观点总体上体现出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有意识的直接否定，并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另一种是无意识的事实上的不理解，这是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做出浅薄或错误批判的重要原因。

一、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否定

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是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抽象方法，而后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现象的现象描述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对立或争论很早就已存在了，特别是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开始就有了比较集中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斯密在经济学方法上的二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密经济学体系的二重性。当斯密使用抽象方法遇到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或矛盾时，他就转向了现象描述的方法。如，由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到购买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认识转变，就是这一思维过程的具体体现。同时，斯密经济学方法的二重性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而言，庸俗经济学接受和推广了斯密的现象描述方法，而李嘉图和马克思则继承与发展了斯密的科学抽象的方法。从对李嘉图的批评开始，庸俗经济学家就没有停止对在政治经济学中采用抽象方法的批评。萨伊就曾批评过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过于抽象，他说:“李嘉图先生，有的时候依据过于一般化的抽象原理来推论—这个指责可能是有根据的。尽管李嘉图的抽象方法相对斯密而言已有很大进步，但仍是不成熟、不彻底的。由于李嘉图往往会跳过一些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推论工资、利润、地租等具体概念，进而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众多批评者中，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抽象方法也提出了异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庞巴维克、伯恩斯坦和熊彼特等。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体系之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方法的错误，他宣称，“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的。”汇在庞巴维克看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没有提供其经济理论的经验证明，而是“以对完全有利于获得其理论的途径的认识而离开这些经验事实的。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基础上的，而且这种抽象不仅抽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抽象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最后“价值就失去了任何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法说明那些实在的、经验上可以确定的概念。布劳格也是马克思抽象方法的反对者。他认为，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彻底的本质论者，但马克思运用本质论却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他不顾各方面的经验事实，简单地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去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现实的。

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劳动价值论脱离了经济现实，或者说劳动价值论“错误”的根源是马克思过度使用了抽象方法。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显然，这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科学的抽象方法要求“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没有忽视或背离经验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充分占有具体材料和全面把握经济现象的前提下，紧紧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矛盾，进行一系列科学的提炼、归纳和概括，从而在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上成功地抽象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和劳动力、利润和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本质抽象的方法，才使马克思越过复杂经济现象的层层迷雾，深人经济现象的本质，探求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在于它不会机械地、不分主次地观察和理解经济现象，而是在研究中将那些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干扰因素排除出去。在研究价值的本质规定的过程中，暂时不考虑货币因素、供求关系和剩余价值，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与庸俗经济学家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方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庸俗经济学家由于不想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以他们就不可能接受或采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而是满足于从经济现象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庸俗经济学家往往迷恋于经济现象之间的直接的、数量的、表面的联系，只是在效用、价格、利润这些表面现象上兜圈子，而不能理解价值、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这些本质因素;只是研究了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研究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很复杂，运用的数学方法很高深，但这都不能掩饰它们实际抽象程度很低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

二、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理解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在寻找价值源泉中所采用的抽象方法的科学性。马克思抽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并将商品的本质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庞巴维克认为:“在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不论是衣的使用，食的使用，或者屋的使用，当然是不相十的，可是一般的使用价值绝对不是不相干的。我国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共同的质。将效用作为价值的源泉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商品的价值源泉不只有劳动一个，而是有多个，相应的就产生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马歇尔的“四要素论”、配克的“商品价值论”等多种关于价值源泉的理论。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也对马克思将价值源泉唯一地归结于劳动提出了异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等。如，有位学者认为，“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采用了科学的抽象方法，才使马克思从商品的实际价格这一表层现象开始，逐步探寻到生产价格、交换价值、价值，并最终将价值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一深层本质。将商品的本质归结于价值，并将价值的源泉唯一地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为本质的抽象内核，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其他一切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根本的特征。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不理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认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所谓的一般使用价值，即与商品自然属性有关的人的心理或生理现象，必将使价值规定失去社会属性和客观衡量标准，因而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曾作过多次批判，深刻指出这种庸俗观点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歪曲成为物与物关系的典型表现，并用表面的经济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资本、土地、劳动，而这些费用又决定于供求。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规定。”马克思对萨伊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以上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理论。

三、对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资本论》的整个叙述结构体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只有通过深人研究抽象出经济现象的本质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要求思维行程要从事物最本质、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规定出发，运用概念、范畴等本质规定在理论上把经济现象在逻辑上和思维中还原和再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确立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本质规定后，又在第三卷将之发展成为对利润和生产价格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因此，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一个从“抽象本质”到“思维具体”的过程。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看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个逻辑发展过程，而只是看到第三卷和第一卷之间形式上的所谓“矛盾”。国外学者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和国内学者关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是国外学者围绕劳动价值争论中最主要、最持久也是影响最广泛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说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和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否是矛盾的。庞巴维克认为，“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像庞巴维克一样，萨缪尔森宣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是“两个可以代替而不可能调和的体系”，而且“价值向价格转化”意味着完全放弃第一卷的价值概念，代之以第三卷的价格概念。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理解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也不了解马克思在论述价值转形过程中所经过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等。事实上，价值转形理论并不会否定价值规律本身，而只是使价值规律在贴近于经济现象这个层面上有了生产价格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虽然转形后的商品生产价格往往会与商品价值不一致，个别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往往会与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一致，但全社会的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也仍然等于总利润。

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也是我国学者围绕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关于商品价值量由哪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最终产生了三种意见:一是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二是由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三是由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事实上，理解了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不应产生所谓存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疑问。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价值量决定的本质规定。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了作为劳动价值论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第三卷所要解决的是利润和生产价格等贴近经济现象的问题，而绝不会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重新作出不同于第一卷的规定。也就是说，价值量的决定作为一种本质抽象的规定，在第一卷中已得到完全解决。所以，两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本身就体现了我国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通过论证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与通过论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两种观点并无本质不同，实际上都体现了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四、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均不理解

劳动法的价值篇7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劳动法的价值篇8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劳动法的价值篇9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作为规范劳动关系的两部重要法律，提出了立法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作为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2]。其中调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包括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从价值观角度看，劳动关系表现为三位一体的价值关系，即劳动者自身的价值关系、用人单位的价值关系，以及二者共同体现的社会价值关系。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对于非劳动者和组织而言，这种价值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和谐的社会价值关系。对于高校而言，与教职员工（劳动者）构建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不仅在于劳动关系价值本身，更重要的在于对受教育者（非劳动者）进行教化并达到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关系所导向的目标。

一、劳动关系的内涵及发展

劳动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主体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的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按实现劳动过程的方式分为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和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两类，前者是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法律规范缔结劳动法律关系后，由用人单位直接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形式；后者是在劳动法律关系缔结后，通过劳务输出或借调等方式由劳动者为其他单位服务实现劳动过程的形式。劳动关系的内涵，通常包括劳动者参加社会劳动的方式、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因参加社会劳动所取得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3]。从这个意义而言，劳动关系既是一种价值关系，又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互为目的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不再是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而是两者直接结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不再作为生产的工具，而是作为生产的目的。劳动关系最直接地联系着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包括国有经济劳动关系、集体经济劳动关系、合作经济劳动关系、股份制企业劳动关系、合资企业劳动关系、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和个体经济中劳动关系七种类型。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以及在一些股份制企业中，已没有实现按劳分配的条件。那里通行的原则，是按照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决定劳动者收入，基本上是一种契约型或雇佣的劳动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有制企业在向“产权明晰”的方向进行改革的同时，劳动关系也向契约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合同[4]。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契约型劳动关系有两种形式，即由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和由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不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所规范，而只由中国民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

从立法上讲，《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把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而《民法通则》把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作为其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三部法律在于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劳动关系，在劳动权和单位责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能够较充分地结合，实现较充分的就业，并使劳动者的收入及社会保障水平与其贡献、绩效相适应，以实现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目标，确保劳动关系的和谐。

从中国目前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看，按照社会和谐的要求来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会面临着两方面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全面推进经济市场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把目前市场经济及其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纳入到“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所指导的和谐劳动关系中去，不仅涉及到政府对承担社会责任和劳动者保护的能力，民主与法治的完善，整个社会对社会公正价值的接受，也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的构建，而且是一场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笔者认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不仅能激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潜在的劳动能量，而且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全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不仅对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有借鉴意义，而且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社会愿景

对高校而言，依照中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关系涉及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共同维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高校根据宪法和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履行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四大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校以培养人才为中心，高校共同体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和核心价值。人才培养贯穿于其他三个职能之中。高校通过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这四个职能，辐射和影响社会思想和物质关系，进而推动和促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

高校作为社会期望和国家赋予的办学机构和价值系统，在办学过程中，涉及人才培养、办学方向、教师态度、学生就业、管理水平和评价考核等诸多关系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逐步实现高校价值目标的最大化。高校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其价值活动所达到的社会愿景来自于高校内外价值系统的相互作用。

在外部方面，社会期望高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智力服务、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和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社会各家庭期望自己的子孙万代能进入更好的高校，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享受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相比，更能立身成人、立事立家，对家庭和社会有更多的贡献。国家希望高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就是希望高校大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内部方面，高校劳动关系处于众多关系中，然而国家法律明确指出，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始终是高校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价值指向，这是高校劳动关系有别于其他劳动关系的典型标志。高校与其劳动者和高等教育的智力及人财物资源充分结合开展一系列育人活动。在高校的整个育人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科技是先导，设施是基础，管理是保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伟大实践中，高校承担着更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的劳动关系更具有促进社会价值关系和国家价值关系和谐的意义。

然而，在高校实际办学过程中，高校并非是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价值系统，高校劳动关系也并非是不受社会影响的独立关系。在众多外部社会关系的强烈作用下，高校劳动关系常常发生变异，疏离自身价值目标的轨道。一方面，社会和国家需要更好的高等教育和相关优秀成果（包括人才、智力成果和科技服务等），而高校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尽全力却无法达到外部期望的目标；另一方面，高校的价值提升需要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社会却无法与高校形成紧密结合、运行良好的成长共同体，高校时常会被社会主流力量边缘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与之相对应，不同社会系统的劳动者不能和高校系统的劳动者形成高度一致的社会共同理想，不能在不同利益角逐中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导致对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认同的多元化，影响和制约着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办学的正确目标指向，影响国家教育方针的有效贯彻和国家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面临的重大现实难题。

三、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

2005年3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政协社科界联组会上向社科界同仁提出了“提炼共同价值观”的任务[5]。虽然这是对社科界的期望和要求，然而这对于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根据前面关于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社会愿景的探讨，笔者认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包括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大方面。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不仅在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价值。其社会价值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是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以高校育人目标为本位，以培养输送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为中心，在充分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充分发挥教职员工潜在的社会价值，实现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成员和谐的劳动关系，形成强有力的由高校劳动关系所维系的价值共同体。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内容，构成了社会生产关系中科技和人文价值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创造一流的科技文化成果、提供优质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是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根本使命。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凝结。它以社会发展为基石（基础），以民族振兴为方向，涉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农林、水利、医疗、卫生、军事、国防、外交等领域。高校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通过众多高校与千百万教职员工的辛勤劳动所体现出来。他们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使大学生成为推动各民族不断前进的优秀分子，成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坚强捍卫者。在民族价值中，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是中华民族价值的特有表现，“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友爱互助、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表达。民族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华炎黄儿女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凝结，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不断超越的精神支柱。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种不断追求与升华的民族价值中达到深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国家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中民族价值的升华。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针，以民族、国家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方向，以民族、国家的命运为命运，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使高校劳动关系价值得以实现从社会价值向民族价值的转变，从民族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变，最终实现高校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型，达到国家教育方针所指向的目标，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国家价值高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普世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的广延化和人本化。它以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为依托，通过高校与教职员工之间独特的劳动关系，将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拓展为物质关系之上的仁爱、责任、关怀、智慧、正义、奉献等精神单元，使之产生更高层次的价值运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层次多元并存的行为价值，但在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方面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根本价值要求[6]。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高校劳动关系的这种普世价值，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大众的生活中，也体现于人类劳动的普遍价值关系中。高校劳动关系作为以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特定对象）的独特生产关系，通过千百万劳动者的不懈努力、真诚奉献，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普世价值广度的统一。

由此可见，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仅关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也关乎社会价值、民族价值，更关乎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它是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者的统一。在众多价值关系中，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立足于社会关系价值，是劳动关系价值深度、高度和广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3] 刘庆唐.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N].人民日报，2007-05-08（15）.

劳动法的价值篇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作为规范劳动关系的两部重要法律，提出了立法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作为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2]。其中调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包括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从价值观角度看，劳动关系表现为三位一体的价值关系，即劳动者自身的价值关系、用人单位的价值关系，以及二者共同体现的社会价值关系。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对于非劳动者和组织而言，这种价值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和谐的社会价值关系。对于高校而言，与教职员工（劳动者）构建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不仅在于劳动关系价值本身，更重要的在于对受教育者（非劳动者）进行教化并达到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关系所导向的目标。

一、劳动关系的内涵及发展

劳动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主体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的关系。狭义的劳动关系按实现劳动过程的方式分为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和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两类，前者是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法律规范缔结劳动法律关系后，由用人单位直接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形式；后者是在劳动法律关系缔结后，通过劳务输出或借调等方式由劳动者为其他单位服务实现劳动过程的形式。劳动关系的内涵，通常包括劳动者参加社会劳动的方式、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因参加社会劳动所取得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3]。从这个意义而言，劳动关系既是一种价值关系，又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互为目的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不再是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而是两者直接结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不再作为生产的工具，而是作为生产的目的。劳动关系最直接地联系着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包括国有经济劳动关系、集体经济劳动关系、合作经济劳动关系、股份制企业劳动关系、合资企业劳动关系、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和个体经济中劳动关系七种类型。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以及在一些股份制企业中，已没有实现按劳分配的条件。那里通行的原则，是按照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决定劳动者收入，基本上是一种契约型或雇佣的劳动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公有制企业在向“产权明晰”的方向进行改革的同时，劳动关系也向契约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合同[4]。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契约型劳动关系有两种形式，即由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和由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劳务合同规范的劳动关系，在法律上不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所规范，而只由中国民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范。

从立法上讲，《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把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而《民法通则》把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作为其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三部法律在于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劳动关系，在劳动权和单位责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能够较充分地结合，实现较充分的就业，并使劳动者的收入及社会保障水平与其贡献、绩效相适应，以实现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目标，确保劳动关系的和谐。

从中国目前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看，按照社会和谐的要求来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会面临着两方面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全面推进经济市场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把目前市场经济及其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纳入到“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所指导的和谐劳动关系中去，不仅涉及到政府对承担社会责任和劳动者保护的能力，民主与法治的完善，整个社会对社会公正价值的接受，也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的构建，而且是一场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笔者认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不仅能激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潜在的劳动能量，而且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全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不仅对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有借鉴意义，而且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社会愿景

对高校而言，依照中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关系涉及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共同维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高校根据宪法和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履行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四大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校以培养人才为中心，高校共同体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和核心价值。人才培养贯穿于其他三个职能之中。高校通过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这四个职能，辐射和影响社会思想和物质关系，进而推动和促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

高校作为社会期望和国家赋予的办学机构和价值系统，在办学过程中，涉及人才培养、办学方向、教师态度、学生就业、管理水平和评价考核等诸多关系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逐步实现高校价值目标的最大化。高校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其价值活动所达到的社会愿景来自于高校内外价值系统的相互作用。

在外部方面，社会期望高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智力服务、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和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社会各家庭期望自己的子孙万代能进入更好的高校，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享受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相比，更能立身成人、立事立家，对家庭和社会有更多的贡献。国家希望高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就是希望高校大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在内部方面，高校劳动关系处于众多关系中，然而国家法律明确指出，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始终是高校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价值指向，这是高校劳动关系有别于其他劳动关系的典型标志。高校与其劳动者和高等教育的智力及人财物资源充分结合开展一系列育人活动。在高校的整个育人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科技是先导，设施是基础，管理是保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伟大实践中，高校承担着更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的劳动关系更具有促进社会价值关系和国家价值关系和谐的意义。

然而，在高校实际办学过程中，高校并非是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价值系统，高校劳动关系也并非是不受社会影响的独立关系。在众多外部社会关系的强烈作用下，高校劳动关系常常发生变异，疏离自身价值目标的轨道。一方面，社会和国家需要更好的高等教育和相关优秀成果（包括人才、智力成果和科技服务等），而高校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尽全力却无法达到外部期望的目标；另一方面，高校的价值提升需要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社会却无法与高校形成紧密结合、运行良好的成长共同体，高校时常会被社会主流力量边缘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与之相对应，不同社会系统的劳动者不能和高校系统的劳动者形成高度一致的社会共同理想，不能在不同利益角逐中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导致对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认同的多元化，影响和制约着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办学的正确目标指向，影响国家教育方针的有效贯彻和国家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面临的重大现实难题。

三、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

2005年3月7日，总书记在政协社科界联组会上向社科界同仁提出了“提炼共同价值观”的任务[5]。虽然这是对社科界的期望和要求，然而这对于构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根据前面关于对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社会愿景的探讨，笔者认为，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构建包括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大方面。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不仅在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价值。其社会价值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是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以高校育人目标为本位，以培养输送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为中心，在充分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充分发挥教职员工潜在的社会价值，实现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成员和谐的劳动关系，形成强有力的由高校劳动关系所维系的价值共同体。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内容，构成了社会生产关系中科技和人文价值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创造一流的科技文化成果、提供优质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是构建和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根本使命。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社会价值的凝结。它以社会发展为基石（基础），以民族振兴为方向，涉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农林、水利、医疗、卫生、军事、国防、外交等领域。高校劳动关系的民族价值通过众多高校与千百万教职员工的辛勤劳动所体现出来。他们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使大学生成为推动各民族不断前进的优秀分子，成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坚强捍卫者。在民族价值中，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是中华民族价值的特有表现，“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友爱互助、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表达。民族价值是数千年来中华炎黄儿女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凝结，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不断超越的精神支柱。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种不断追求与升华的民族价值中达到深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国家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中民族价值的升华。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针，以民族、国家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方向，以民族、国家的命运为命运，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使高校劳动关系价值得以实现从社会价值向民族价值的转变，从民族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变，最终实现高校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向国家价值的转型，达到国家教育方针所指向的目标，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国家价值高度的统一。

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普世价值是高校劳动关系价值的广延化和人本化。它以高校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为依托，通过高校与教职员工之间独特的劳动关系，将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拓展为物质关系之上的仁爱、责任、关怀、智慧、正义、奉献等精神单元，使之产生更高层次的价值运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层次多元并存的行为价值，但在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方面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根本价值要求[6]。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高校劳动关系的这种普世价值，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大众的生活中，也体现于人类劳动的普遍价值关系中。高校劳动关系作为以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特定对象）的独特生产关系，通过千百万劳动者的不懈努力、真诚奉献，从而实现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与普世价值广度的统一。

由此可见，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仅关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也关乎社会价值、民族价值，更关乎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它是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四者的统一。在众多价值关系中，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目标源于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立足于社会关系价值，是劳动关系价值深度、高度和广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

[3]刘庆唐.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N].人民日报，2007-05-08（15）.

劳动法的价值篇11

关键词：劳动价值理论；知识产权；困惑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那么，比尔·盖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天才的比尔·盖茨的财富顶峰时期曾达3000多亿美元那么，盖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简单劳动的倍加?又是多少复杂劳动的倍加?

盖茨财富的获得与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产权保护对盖茨的财富积累起着决定作用。那么，知识产权保护能够获得劳动价值论的支持么?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理由如下：(1)我国立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宪法中亦有明文规定；(2)我国的意识形态及教育机制决定，立法者、执法者都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知识产权领域出现劳动价值理论的困惑，有必要进一步思考。

二、讨论的前提：知识产权活动是一种劳动

知识产权活动必须属于劳动的范畴，否则无法用劳动价值的理论进行考量。

知识产权是人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指的是专利权、商标权、版权(也称著作权)、商业秘密专有权等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

劳动指：“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

比较以上概念，我们可得出创造性的知识产权活动属劳动的结论，这是我们讨论的前提。

三、劳动价值论的诸多困惑

“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的柴薪”，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精辟概括。但问题是：1．为什么要“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的柴薪”?2．谁是天才?3．要添加多少利益的柴薪?“利益的柴薪”是越多越好，还是有副作用需要抑制?我们面临诸多困惑。换一种思路，以劳动价值论来考量，前述问题分别可以换成下列问题：

1．劳动价值理论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么?

2．谁可以参加知识产权成果的价值分配?

3．社会分配给创造者多少才为适度?

四、对知识产权领域劳动价值论的探析

(一)劳动价值理论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活动创造价值，符合劳动价值理论，这是对其予以保护的正当性理论基础，而且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应当从社会获得倍加于简单劳动的承认与保护。首先，价值由活劳动创造，理应由劳动者所有，否则为剥削。其次，知识劳动属于复杂劳动，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而最复杂的劳动就是从事科技发明和创造的脑力劳动。故其社会劳动时间的理论值应当高于非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理论值，创造性劳动成果理应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保护是符合劳动价值理论的，但是，困惑并没有全部冰释。

(二)知识产权成果的价值分配的参加者

按照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价值完全是由劳动者创造，若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等同起来，那么就会得出“谁创造，谁分配”的结论，其他人很难有分配的资格。

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是立法设计，还是司法实践都会面临劳动价值的分配问题。活劳动的实施者以外的人，如创造者、投资者、使用者有没有获取分配的资格?依据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困惑。具体来讲，有两个问题：

1．投资者并未直接参与生产性劳动，资本也不创造价值，如何参与分配、取得收益?

按传统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活劳动的产物，源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要素，于是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结论，“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马克思的价值分析的前提之一是假定劳动以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而这种无偿的前提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除劳动以外，一般是有偿的，故有付出应有回报。在市场条件下，若不允许对财富创造做出贡献的其它要素如资本参加分配，就会形成一个悖论：劳动者通过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取得全部价值，价值的物化形式——商品因在再一次的劳动中无法获得价值分配而无人投入，否则被视为剥削或不适当，社会生产将无法进行。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投资者参与劳动价值分配有其合理性。

2．除了投资者以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参与价值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当时语境下的“劳动者”或说是“工人”主要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沧海桑田，现代社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应有新的解释，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第三产业知识经济的兴起，充分证明了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各种劳动实际上是一个总的社会劳动过程，产品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总体劳动”，包括五种形态：体力型、技能型、知识运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理论创造型。而从事这些工作的都是“工人”，当然有资格参加价值的分配。

另外，根据传统劳动价值理论，物质生产三要素为：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参与劳动创造价值的远不止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生产三要素，而是多要素，如劳动力、经营管理、信息、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等。如前所述，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具有正当性。随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上述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也应参加价值分配。

由此可以推出，投资者、注册商标所有人、委托发明人、相邻权人等等都应参与价值分配，他们并未直接参与物质生产劳动，但他们或提供了生产要素，或对生产要素的改进做出了贡献。作为“总体工人”的一分子，理应从“总体劳动”成果中获得应得的价值分配。

那么，知识产权作为绝对权，在权利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天平应当倾向于谁?

(三)知识产品的公共性，决定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度”知识产品具有公共性，体现着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那么，社会本身有资格参与其价值分配么?在权利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天平应当倾向于哪一方?

劳动法的价值篇12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05―06

一、引言

劳动价值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在国外论坛上，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以及其他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虽反对劳动价值论，但表示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赞赏。有些经济学家主张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代替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然而事实证明，离开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还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甚至使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弄得模糊不清了，使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又产生了偏离。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创新和发展，却在方法上偏离了劳动价值一元论；一是强调坚持而没能有效地进行创新与发展。我们知道，方法论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但许多错误观点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方法论的缺陷，特别是没有正确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如何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应采用什么方法研究，这也是新时期劳动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课题。

二、劳动价值论讨论中各种不同观点及方法论评述

（一）争论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作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有物质劳动创造价值论、广义劳动创造价值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新劳动价值一元论、劳动整体价值论、三元价值论、资源贡献价值论、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效用价值论、广义价值论、利益价值论、均衡价格论、供求决定论等。[1]54－55所有这些不同观点，在方法论上存在许多差异。一个体系完善的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思想方法可以概括为一元与多元之争。

坚持一元论方法者认为要保持原有的逻辑体系，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加以修正，保持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对现实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加以继承和发展。坚持多元论方法者有的对原有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加以变更，形成能解释新时代内容的理论；有的对其理论体系中的某个部分加以说明，指出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从而否定这个理论体系，以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还有的干脆置之不理，根据新的情况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二）在创新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时应当避免以下方法论误区

1．走出相对主义的误区。相对主义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把相对性加以绝对化，必然导致否认在一定界限内质的确定性，把客观事物和规律看作变动不居、不可捉摸的东西。例如有人认为应把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延伸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各种服务劳动中去；还有人认为凡是创造出价值，合乎社会生产目的，不靠国家预算拨款，靠自己赢利取得收入的，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一律是生产性劳动。

2．走出绝对主义的误区。有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虽然重要，但并不创造价值。这显然在解释现实问题时有乏力之感。另外，我们也不能用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去证实和驳倒某一认识的真理性。如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面临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在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并不存在，如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劳动；有些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并不突出，如科技工作和第三产业。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的扩张和缩小，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和知识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扩张和深化。

3．走出折中主义的误区。有人采用了折中主义手法，去抹杀真理和谬误的原则界限。他们认为真理和谬误之所以能相互转化，就是由于真理和谬误是相互包含的，为此谬误也就变成了真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例如，有人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是不正确的，片面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不全面的；提出联合劳动创造价值，即要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实物生产劳动和服务生产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辩证统一在一起，才能创造和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

三、在方法论上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

（一）原创性的含义，劳动价值论是一元论

坚持价值决定一元论的科学依据，就在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而排除其他各种因素。因为这是由商品生产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

价值的实体是劳动，商品价值是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从商品交换的表面现象出发，推导出这个科学论断。他分析指出：不同商品能够按照一定比例相交换，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2]51是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没有搞清楚的。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一元论。他运用科学的抽象法，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包括两部分，即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物化劳动作为活劳动的产物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科学内涵。无论商品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其都是不会改变的。

马克思撇开具体劳动的有用性，同时排除各种非劳动因素之后，把价值实体界定为抽象劳动，并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消耗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只有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由于现实中绝大多数商品交换都要以货币为媒介，买和卖在时空上高度分离，直接观察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似乎看不出价值实体的一元性。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我们知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是从物物交换发展而来的，分析物物交换可以清楚地说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一元性。

（二）以下方法的应用体现了劳动价值一元论

1．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科学抽象法）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8运用抽象力就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形成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这也是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思想的体现。例如，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价值这个东西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概括出来的。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起点，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整体表象”，它是在简单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的复杂的经济范畴。

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知道，研究方法是要解决如何认识对象系统，而叙述方法却要解决如何使已经认识的对象系统再现。“具体―抽象”是正确的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的第一阶段，说它是错误的方法是个误解。另外，“抽象―具体”也是认识过程或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第二阶段。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23－24这一点可说明马克思在“价格的存在和变动”方面作过大量的研究。“具体――抽象”只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作为叙述方法却是错误的。“抽象――具体”是思维复制具体的方法即叙述方法。“具体――抽象――具体”是思维掌握具体的完整方法即研究方法。叙述是以研究为前提的。在研究中，在“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反复，即使在同一系统同一层次中也经历了这种反复。它是在一系列偶然性和曲折性中达到具体的。然而在叙述中，这种偶然性和曲折性则扬弃了，在新的系统或层次上表现为不断上升。在已经完成的理论体系中，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作为一条原则被贯彻的，这一点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理论系统的结构是先验的。实际上，叙述方法把研究过程以扬弃的形态包含在自身中。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地增加规定性，即从商品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剩余价值上升到利润，从利润上升到平均利润，再从平均利润上升到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从价值上升到生产价格，从而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从理论上揭示出来。有人认为马克思在交换价值分析中排除了货币与资本，排除了供给与需求关系，排除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局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在方法论上，显然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同起来了。

同样，有的认为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阐释本质层次的分析，认为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认为市场价格取决于供求是显而易见的，提出供求决定论，可以用许多日常经济生活的例子来证实。而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计量的，市场价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这种论点显然不了解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先论述价值，以后才论述价格，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价值以前，没有进行价格研究。

2．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又加以批判改造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点恩格斯曾作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5]12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命题、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的抽象逻辑不同于李嘉图的抽象逻辑，虽然李嘉图也始终一贯地使用抽象逻辑，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作为分析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由于李嘉图缺乏历史观点，没有真正把握住价值实体，没有集中考察隐藏在商品躯体中的价值实体究竟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并且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其价值表现的形式又如何变化，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变化。在研究经济范畴时，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去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导致在他的分析体系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历史的起点也是逻辑的起点，尽管逻辑对历史的各种复杂情况进行了修正。商品生产和交换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起点，它从逻辑上确定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范畴。商品这个经济细胞，既是资本有机体最一般、最抽象、最基本的要素，又是资本有机体的历史起点，还包含了推动这个有机体发育、生长和死亡的一切内在矛盾的胚芽。因而，我们不能把逻辑起点理解为最简单易懂、最容易确定和在认识史上最先完成的，这是一种误解。应当从它是对象系统的最抽象要素来理解，应当从相对于具体的多样性规定来说最少规定性来理解。唯其因为最抽象，所以往往还是最难理解的。因为货币、资本、利润、地租等都是价值这惟一“实体”的形态变化。在研究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样也应用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因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4]197－198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范畴是对于现实经济关系的概括和反映，而不是一些先验的“假说”，不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和逻辑推论上的。以为只要能够从“逻辑”的角度找出其中的“矛盾”和“破绽”，这一理论就被“”了，而事实上，这本身则是由“经验”和“实践”决定的，而决不是单凭“逻辑”本身就可以加以“证实”或“证伪”的。

3．本质与现象的方法

现象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而本质则是同类现象中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必须澄清有关模糊认识，不能使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的层次上。说具体劳动、物化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就不仅不是深化认识，而是回到现象化、表面化，已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范畴。[7]34如主张价值决定多元论，在研究方法上是把价格范畴看作是本质的东西，颠倒了价值与价格之间的本质与现象关系。“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或“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正是由于被市场经济的表面现象所困扰，因而乱了思路的结果。[6]51为什么说价值是本质范畴，这是由价值的特性和作用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分析的四种价值形式中可以看出，当货币出现以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用货币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格。因此，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就是说商品价格必须符合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每次商品的交换中价格与价值都是完全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以此为由断定价格是本质范畴，决定商品交换中的供求关系。其实，商品价格和价值偏离现象并没有违反价值规律。单位商品价值量决定该商品价格水平，商品价格的涨落，总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而进行的，从不同商品的自身价格涨落来看，总是以自身价值为基础。例如一台洗衣机的价格无论怎样波动，绝不会低于一个洗衣盆的价格，这是因为前者的价值总是高于后者价值的缘故。有些学者把现象的东西当作本质，而把本质的东西当作现象来分析和论证，其原因就出在思维方式上。正如马克思批驳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思维方式时指出：他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92

四、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价值决定只能是一元的，而价值认识可以是多元的。主张价值决定多元论，并不等于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为，价值决定多元论是资产阶级早期庸俗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的现代表现。庸俗价格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效用价值论。主要以英国萨伊等资产阶级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它的效用即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从而形成了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二是供求决定价格论。主要以英国马尔萨斯等经济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无所谓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但他们不能回答当供求一致时，商品的价格由什么决定。三是生产费用论。主要以英国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而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即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因此，也称“生产要素论”或“三位一体公式”，它决定商品的价值，进而决定商品的价格。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理论体系，包括有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价值本质、劳动如何形成价值、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市场价值、价值规律以及价值的消亡等理论。我们应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不能随意缩小其范围和取消某些规定性。例如，跳过必要的理论中介，把价值的生产或形成问题无条件地延伸到价值的实现及分配领域，直接用劳动价值论加以诠释。一些有关的争论应该重视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理论体系，例如有人把劳动价值论片面地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忽视脑力劳动、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在事实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生产中的劳动过程，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即总体劳动，凡与生产产品直接间接有关的劳动，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都是总体劳动中必要的构成部分，都创造价值。[7]32－33如果忽视这一体系，也就不了解他们所研究的某个争议中的问题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其他部分的联系。人们往往只记住其中的一部分论述，忘记其他大部分论述，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这就要误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而，要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整准确地理解，应充分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的过程及内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论战中逐步深化和发展的，应在坚持中求发展。光坚持不发展，是教条主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发表《资本论》时的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固然肯定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限于一百多年前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特定研究任务，其视野还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当今新的发展阶段所凸现高度。科学史表明，真正科学的理论并非是一切原理和论断都永恒适用的理论，而是既具有不变性成分，又具有可变性成分的理论。不变性指的是基本理论的核心或“硬核”，这种最抽象、最本质的“规定”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和理论张力。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的“硬核”，而劳动二重性又是劳动价值论的“硬核”，因而是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分析的基础、本质和出发点。但是其层次的观点和论断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则是劳动价值论的展开和具体化。因而我们不能在思想方法上受到西方流行的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影响，认为科学史和人类发展史只是以前的理论被以后的理论不断取代的历史，而不是科学知识的变化、积累、]进和发展的历史观点，同时还要防止科学史上的虚无主义观点。

参考文献：

[1]冯春安． 国内劳动价值论争鸣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1）：54－56．

[2]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