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

商业信用是企业售销商品时延期或提前收取货款而提供给客户或占用客户的资金，是企业十分重要的短期融资来源。任何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多是以生产和销售产品为主，所以商业信用的占用与被占用与销售产品十分相关；随着各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资金可在资本市场中创造价值，企业会更加重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就更加关注商业信用对于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从这一个层面上来说，企业对商业信用的运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资产和负债的资本结构调整决策。从企业的融资方式来分，包括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企业对于商业信用的使用是大多数企业进行经营性融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也属于外源融资。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根据自身经营资金需求灵活地调整商业信用，商业信用作为企业重要的经营性融资来源，其在企业间的分布必然会有较深层次的规律和原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Fisman and Raturi（2004）及Van Horen（2005）提出的商业信用竞争性假说认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动力是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而将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竞争手段在企业中进行运用显得更为明显。商业信用买方市场理论认为，那些融资无约束的企业仍然通过商业信用融资来获得供应商的流动性（Fabbri and Menichini，2010）。这两种理论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结论却有相同之处：即竞争压力大的企业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将自身的融资利益让渡给客户。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商业信用的利用数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利用商业信用推动其经营性融资的能力，也可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在行业中的议价能力。Summers and Wilson（1999）通过对英国655家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了绝大多数企业都会把商业信用作为一种便宜的融资资源来利用。即当企业具有市场地位，并且其供应商的市场地位不高，议价能力较弱时，企业就会利用延长付款和预收对方货款等方式要求供应商为其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Fisman and Raturi（2004）和Van Horen（2005）认为竞争能够促进商业信用提供的主要原因是竞争使得企业具有了不同的市场地位，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施加威胁来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商业信用。另外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即使不提供高商业信用也不会失去客户，这是因为其客户重新建立新的供应商或者客户的成本会更高。当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地位时，会向供应商要求通过商业信用购买产品以最大化企业作为消费者的剩余，此时，即使供应商具有融资约束，他们也会为市场地位较高的客户提供商业信用。更新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更深层次的问题，Giannetti et al.（2011）研究发现买卖双方的市场地位对商业信用条款有重要影响，市场地位高的买方将获得更为优惠的条款，同时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供应商会为提前付款提供更优惠的折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与市场地位正相关。

数据与方法

（一） 样本

本文以2008-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集中筛选的是市场地位高的电力与能源公司，在后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这类研究对象时，选择资产值在自然对数为20以上资产总额的电力与能源公司，资产总额在取对数之后不及的样本予以剔除。经过以上筛选本研究的样本数量为220家上市公司，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CSMAR数据库，所用统计软件为SPSS18.0。

（二）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借鉴Van Horen（2007）的基本模型形式，提出回归模型：

Credit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CRED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用了是净商业信用融资NTC、应付账款AP和应收账款AR。其计算公式是：净商业信用NTC的计算公式，净商业信用（NTC）=[（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总资产。该指标表达的经济含义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通过商业信用获得的资金净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应付账款AP是企业所有应付款项，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也与企业总资产额作相对值。应收账款AR就是企业年度未计提了减值之后的应收账款的净值，以当年企业的总资产标准化而得。

企业市场地位MP是本文的解释的变量，关于市场地位的确认，大致有如下几种方法：通过对企业进行调查问卷的方式，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Van Horen，2005；Van Horen，2007），通过衡量企业向单一或少数大客户的销售情况，来判断企业的市场地位（Fabbri and Klapper， 2008）。本文采用的是营业总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MP值来确定。

本文选定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其他一些参数。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盈利能力EBIT定义为利润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企业的流动性LIQ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企业持有的流动资产数额直接影响提供商业信用的成本（Bougheas et al.，2009），CFO定义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资产在经营过程中的变现能力。由上述检验假设分解成三个回归模型：

NC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1）

AP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2）

A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3）

（三）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整个研究样本为220家电力能源公司，发现净商业信用与总资产的比率的平均值为10.0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中的电力能源公司都是占用别的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的。另外以营业总收入与总资产比率确定的MP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0.35、0.2；以总资产自然对数确定的SIZE值的均值为22.8，标准差为1.4；EBIT能过描述性统计确定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0.01和0.08；LIQ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0.2和0.1；CFO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是0.01和0.05。

实证结果分析

先用第一个模型进行市场地位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影响的回归进行分析：

NC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以企业的净商业信用NTC作为因变量，净商业信用（NTC）=[（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总资产。用以衡量扣除企业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付账款等被客户占用的资金外，企业获得的净商业信用的数额。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的有效研究样本为220家公司，决定系数R方为0.135，模型解释力较好（见表2）。从回归分析的系数来看，MP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从描述性统计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样本中的电力与能源公司商业信用的平均值为正值10.07%，说明，电力与能源公司是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少，即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更多。随着企业市场地位的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强的公司将更有实力减少自有资金被占用。

控制变量SIZE、EBIT和LIQ的系数显著为负相关，并且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另外的一个控制变量CFO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些控制变量的明显显著更好的检测了市场地位MP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CREDIT的净商业信用融资NTC的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说明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越少，即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越多。MODEL1有效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在第二个模型的回归分析检测如下：

AP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MODEL2的因变量是AP，Fabbri and Menichini（2010）、Giannetti等（2010）、Huang and Shi（2011）的研究商业信用时均直接采用应付账款AP，本研究中AP采用的是AP是企业所有应付款项，其中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也与企业总资产额作相对值。

我们发现在此模型的回归分析当中，市场地位的解释变量MP依然显著正相关，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地位高的公司，占用商业合作伙伴的商业信用。市场地位强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更多的通过赊购或者预收款的方式来占用合作伙伴的资金。控制变量SIZE和EBIT的系数显著为负相关，并且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另外的二个控制变量LIQ和CFO也在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与因变量成正相关。这些控制变量更好的检测了市场地位MP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CREDIT的应付账款AP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了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即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越少，或者说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越多。MODEL2也较好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在第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如下：

A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MODEL3的因变量是AR，在本文的研究中应收账款AR就是企业年度未计提了减值之后的应收账款的净值，以当年企业的总资产标准化而得。

在此模型的回归分析中，市场地位的解释变量MP依然显著相关，却是负相关，MP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应收账款比例要低于市场地位低的企业。这体现出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应收账款的质量较高，或者说市场地位高的企业的应收账款的坏账较少，账龄较短，这与之前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对下游企业施加有效威胁（如停止供货，终止合作等）来确保货款及时收回。控制变量SIZE、CFO、EBIT和LIQ的系数呈显著相关性，并且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中SIZE和LIQ是在1%的水平下呈正相关，另外的二个控制变量CFO和EBIT是在1%的水平下负相关。这些控制变量的明显显著更好的检测了市场地位MP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CREDIT的应收账款的AR负相关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即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越少，或者说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越多。MODEL3也较好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1.陆正飞，杨德明.商业信用： 替代性融资，还是买方市场？ [J].管理世界，2011.4

2.余明桂，潘红波.金融发展、商业信用与产品市场竞争[J].管理世界，2010.8

3.Fisman，R.，and Raturi，M. Does Competition Encourage Credit Provision？ Evidence from African Trade Credit Relationship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6：345～352 2004

4.Giannetti，M.，Burkart，M.，and Ellingsen，T. What You Sell is What You Lend？ Explaining Trade Credit Contracts.[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4（4）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2

一、企业融资结构及其衡量指标

融资结构是企业各项资金来源的比例及其关系,包括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股权结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的股本、准股本和债务资金。负债结构按照借贷时间的长短划分为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股权结构指公司总股本中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比例。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等以及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法人股、流通股和外资股等。融资结构还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前者是企业运行过程中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主要由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折旧组成;后者是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向其他经济主体筹集的资金,包括股本融资、准股本融资和债务融资。融资结构常用如下衡量指标:(1)内源融资率(IF):(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固定资产折旧)/总资产;(2)外源融资率(EF):(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总资产;(3)股权融资率(SF):(股本+资本公积)/总资产;(4)债权融资率(DF):(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总资产;(5)总资产对数(lnTA):ln(总资产)。

二、企业经营业绩及其衡量指标

企业经营业绩最终的和最综合的表现是净利润(或亏损)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在分析融资结构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时,大多用量化指标体系来衡量一段时期内的经营业绩。常用的相对数指标有:(1)净资产收益率(ROE)。反映股东权益获取投资报酬的高低。(2)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企业利用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指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3)每股收益(EPS)。这是股份公司的年利润平摊到每股股份上的利润数量,是投资者判断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依据。(4)基础盈利能力(BEP)。该指标反映企业自然盈利能力,排除了税务和财务杠杆的影响。(5)主营业务收益率(CPM)。它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水平。(6)托宾Q值。这是用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代表公司的业绩。另外,还有采用市场价值增量(MVA)和经济价值增量(EVA)来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企业经营业绩指标体系是各分项指标的综合,它们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共同反映着企业经营业绩的状况。

三、融资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关系

国外关于融资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的研究,最著名的是1958年美国财务管理学家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金融学家米勒(Miller)的“MM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无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在有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利用负债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而其后有研究发现,未来经营业绩不稳定的公司借款可能性较小,而权益证券将会降低公司财务杠杆,因此股权融资成为这些公司的首选。这就说明,权益融资将与经营业绩下跌相关。还有学者从所有者和公司管理者的分离导致了冲突的角度分析,认为外部融资伴随经营业绩而变化,同债务融资相比,权益融资的负相关程度更高。还有一些研究则认为,融资结构与绩效关系两者相关关系不明显或者不同表征指标的结论不同。

国内学者对企业融资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理论,利用企业公开的财务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其研究领域一是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构成的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二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对融资结构的统计描述及其决定因素的分析上。有人分析股市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两者负相关的结论;有人以净资产收益率、托宾Q值为企业绩效变量,研究表明,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则存在一个最优负债区间,托宾Q值随企业负债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还有学者认为,对国有企业而言,融资结构与业绩之间不存在一个稳定互动的关系;不同业绩指标与融资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同,如获利能力对资本结构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资产规模、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四、几点看法

笔者认为,国内理论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的原因可能是:

1.影响融资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影响经营绩效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而且它们互相影响,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2.企业融资结构不仅反映了资本的选择方式,而且还体现了资本背后的产权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某种利益配置格局。比如,过度分散的股权会增加成本,而负债却可以通过减少人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有效地控制经理人的投机行为,降低成本。因此,股权集中与负债的增加都会影响经营绩效。3.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是融资结构变化引起治理结构变化,进而引起企业行为目标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引起企业财务成本变化,在这样一个信息和管理的传导链条当中难免会因为中间环节而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和管理效率的下降,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朗。4.模型和数据的问题。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融资结构和业绩数据进行处理,但这种方法只能测算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却无法确定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5.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和经营业绩的提高是政府主导行为的产物,各类所有制结构的企业治理结构的构建及行业因素的不同,对经营绩效的变化不具有反馈作用。6.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融资结构和经营业绩在不同行业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差异较大;这两类指标常常会受到企业的违规操作而失真等。

还有的研究则认为,不同行业企业的融资结构和经营业绩关系有所不同,如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公司主要业绩具有负的影响。

参考文献: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3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却面临着越来越紧的金融约束，其突出表现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

我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因此那些规模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中小企业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且，民营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不仅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竞争力。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因此，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指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金融交易是基于“信息”的交易。本文将从信息的角度来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规模不经济

金融机构经营一笔贷款业务要支付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当一笔贷款的额度较小时，其分摊的固定成本相对较大，金融机构从中获利就小。中小企业的贷款具有金额小、笔数多等特点，这就决定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对其授信业务的交易成本较高。据调查，中小企业贷款的频率是大企业的5倍，而户均贷款数量仅为大企业的0.5%，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是大企业的5-8倍，即使按现行规定商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多可以上浮30%，银行的综合成本仍然很高。因此，从成本――收益来看，部分或全部放弃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也是符合国有商业银行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的。融资的规模不经济来源于融资时的固定交易成本，而这些固定交易成本主要是为了保证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性而进行审查、公证和监督的费用。

民营中小企业的信息披露问题

当前，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信用低下，法制不健全，政府政策缺乏长期一致性，因此民营中小企业的外部环境不稳定。民营中小企业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冒着风险顽强地成长壮大，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国有经济体制之外，很难利用现有的制度安排获取企业所必需的资源，因此，民营中小企业往往会通过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如戴红帽子、假合资、与国有企业联营等等。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产权模糊，资产归属不明确，有的甚至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但又不能通过法律程序合法化。

许多中小民营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没有正式的会计核算制度，瞒报收入，甚至走私制假谋取暴利。因此，对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某些信息的披露可能意味着经营风险的增加。因为其它利益相关者就会利用这些信息。如民营中小企业的产品、经营信息，一旦被竞争对手所掌握，其产品就有可能被假冒或利用，企业会遭到强烈的攻击与报复。有时，甚至企业的信息披露，会造成民营企业主自身安全的风险，在当前状况下，我国民众没有培养起尊重产权的观念，“财不外露”是民营企业主规避风险的一个较优策略（不可否认，一些民营企业主存在资本“原罪”问题）。这就是中小企业不愿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虚假、报表账册不全、一厂多套报表等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

抵押和担保手段的无效性

由于银企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银行一般都要求抵押和担保。抵押和担保存在两种情况。有能力提供抵押品和担保的民营中小企业，不愿意提供。一部分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等原因不能提供抵押品和担保。

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主要基于两类信息，“硬”信息和“软信息”。“硬”信息主要是一种数码式（成文式）（condified knowledge）信息，通常表示为计算数字、书面或口头报告的信息，主要是有关企业经营方面的信息，如会计信息、资本运营、技术创新与产品开放、管理控制、产权分配、投资决策、市场营销、生产情况、利润分配、机构设置、人事变动、税收缴纳等方面的信息。而“软”信息主要是意会信息（tacit），意会信息主要是指无法通过简单加总的数码式信息获得的，只能在有限的局部域通过关系合同或特定经历得到的信息，如企业家的素质、品格和可靠程度，企业家的关系网等。

在国外，银行是可以获得中小企业的“硬”信息的，但获得“软”信息较难。在我国，由于民营中小企业存在的信息披露问题，银行连准确的“硬”信息获得都比较难，更不用提“软”信息了。因此，解决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在于银行如何获得民营中小企业的“硬”信息和“软”信息，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信息披露问题。在国外，解决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主要采用的是关系型贷款。下一节，本文将介绍关系型贷款并分析其能否解决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

关系型贷款

融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保持距离型融资（arm's-length financing），一种是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 financing）。关系型融资是一种初始融资者被预期在一系列法庭无法证实的事件状态下提供额外融资，而初始融资者预期到未来租金也愿意提供额外资金的融资方式。

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是关系型融资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这类贷款的发放是基于通过长期和多种渠道的接触所积累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相关信息做出。信息的内容包括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企业的社会信誉和个人品行。信息的来源有三个方面：平时办理企业的存款、结算和咨询业务而附带取得；企业的利害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顾客）；企业所在的社区、社团。

关系贷款有三个主要的特征：关系贷款取决于企业、业主以及地方社团多维度密切联系累积的软信息，这种软信息经常是软数据（soft data），很难量化，检验和进行银行组织的层级传递；贷款高级职员与企业、业主以及地方社团的重要关系，是这种软信息的主要载体，很难与银行其它个体共享；因为这种关系软信息的依附性，从而在贷款高级职员与银行管理者之间产生了问题。对企业近距离监控，可重新谈判以及隐含的长期合同协议。

关系型贷款的优势主要基于以下四点：对银行而言，企业的财务问题能够在早期发现和解决，避免了陷入成本高昂的破产程序。对中小企业而言，不仅可以解决初次融资的问题，还可解决再融资问题，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了资金保证。便利借贷双方的信息交换，在关系贷款下，企业会向融资者（银行）披露比在其他贷款方式下更多的信息，比如私有信息，这些信息借款人不愿散布到金融市场中去，因为这会使竞争对手收益，而银行从基于充当长久的主要贷款人角色而有投资于借款人信息生产的角度衡量，不会散布这些信息。

在关系型贷款技术下，银行倾向于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关系，从而有着共同的长期利益。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小企业有动力向银行披露更多的信息，而银行基于充当长久的主要贷款人角色，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而不会透露这些信息。同时通过长期地合作关系，银行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逐渐增强，由此减少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改善了中小企业贷款的可得性和贷款条件。因此，当前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关系型贷款技术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中小企业融资款难，其本质是金融市场中的市场失效，具有准市场交易特征的关系型贷款，实际上正是银行和企业为克服这种市场失效而共同构建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关系型贷款上，小银行具有“小银行优势”（small bank Advantage）。这是由大银行和小银行的特点决定的。大银行的特点是组织机构庞大，专业人才多，网络分布广，在收集和处理公开信息上有优势。但同时，大银行的科层组织明显，管理的层次较长，即链条长，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很难在其组织链条上传递。同时，由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分布在地方，但是，大银行的分支也很难获得中小企业的“软信息”；有以下两个原因：经理人员经常调换，使得其对企业的了解程度较差；及时这些地方分支机构的经经理人员能够了解地方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他们也很难向其上级机构传递中小企业的经营信息，因为中小企业缺乏经营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信息不具有“公开性”。因此，从关系型贷款的角度看，中小银行可谓是中小企业的最佳的融资伙伴。

政策建议

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已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最佳方式。但是，适应中小企业需求的金融中介必然是内生于中小企业的经济环境自身。美国的关系型贷款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大量的社区银行（在美国，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有小型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储货协会和信用社等）。社区银行是完全内生于中小企业的经济环境的。

鉴于在对中小企业贷款上的小银行优势，要从根源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民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

引导和推进民间金融组织转化为规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在我国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温州），民间金融一直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以半公开、半地下的方式运行着，这是一种市场选择的结果，民间金融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完全内生于民营中小企业的经济环境。因此，能够获得民营中小企业的“硬信息”和“软信息”，从而给予关系型贷款。实际上，当前，在我国，民间金融扮演着“社区银行”的角色。

县域银行分支机构的股份制改革。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在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将这些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进行改革，使之能够产生与社区银行相似的功能，将有效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引入当地民间资本，并由民间资本的出资方担任经理。由于经理是本地人，因此，对当地的企业、企业家、社区都有所了解。由于银行经理不再是上级任命的，因此，经理将不再仅追求短期利益。银行的股东常常与运作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的监督成本以及不良行为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银行经理也是出资方，因此，这将避免了“道德风险”。避免了中小企业主向银行经理“寻租”现象的发生。

鼓励银行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关系。严格执行关于企业结算银行的限制性规则，制止企业多头开户的现象。

利率市场化。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价格”。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目前，大部分已经获得贷款的民营中小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出好多的实际利率。因此，利率市场化，不会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造成多大的影响，反而会使银行有更大的动力去甄别民营中小企业，给予关系贷款，从而获得高回报。

参考资料：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4

该书在应用创新方面有几个突出特点:通过构建企业融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就不同产权制度安排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产权制度的不合理是导致我国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最大障碍,明晰并切实保障融资双方产权成为缓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途径”的结论;以我国转型经济为背景,基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和资本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民营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优化资本结构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绩效”的观点;通过构建银行合作模型,就大银行和小银行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融资的合作效应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通过大银行和小银行的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并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思路;以经济转型为背景,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分析了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机制,探寻了民营企业资本结构优化难的症结所在。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5

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是当代财政金融支农的重要使命。财政支农的研究最早源于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2]，他明确指出资本最应该投入农业以获得更大的价值和财富；之后，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强调农业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力高于工业，其他产业的进步均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因此，国家财政应该对农业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金融支农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金融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Munnel[3]、Evans和Karrs[4]、Thompson等[5]、Chang等[6]先后探讨了政府通过金融手段扶持农业发展的运作机理，并几乎一致地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和金融支农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柱，是促进中国“三农”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何广文等[7]、冉光和[8]、王定祥和谭进鹏[1]等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财政金融支农体制的陈旧落后、金融资源的过度非农化配置，正是制约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王定祥[9]、罗必良[10]等提出，以创新的方式实现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优化组合，且从改革财政支农体系、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等方面来推进农村财政金融服务创新。在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方面，温涛[11]、孙文基[12]、陈晓华[13]提出要提高财政金融支农的效果，必须将二者有机整合起来，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使财政资金有效支持农业的发展；韩占兵[14]通过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财政金融支农协同配合效率严重偏低，提出应该建立财政资金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协同支农的框架，其中重点是合理配置各类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以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发展。随着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深入推进，财政和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增加。黄祖辉和俞宁[15]、楼栋和孔祥智[16]、周应恒等[17]通过对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分析，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财政和金融服务协同的层次要求也不同，例如发展较快的地区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需求程度也就越高，而在落后地区更多依赖财政支持。

綜上文献表明，尽管不少国内外学者涉及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研究，但是缺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的整体研究，也没有探寻两者间的协同关系；对二者的协同性探索缺乏通过调查数据和数学模型来进行剖析，系统性和严谨性的实证研究不足。本文将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财政金融服务的协同性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财政金融服务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理论分析

（一）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性的内涵界定

所谓协同，可以从多角度加以理解。例如，如果是财政与金融服务两种行为的协同，就是指财政金融支农功能的分工匹配和风险共担；如果是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就是指财政金融服务供给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需求相适应、相均衡。显然在本文中，这两种情形都包涵。而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阶段，财政金融服务之间的协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支持农业投资中的分工与决策协同。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根据自身性质的不同而分工不同，作为对农业弱质性和公益性的积极回应，具有公共属性的财政服务主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公益性质和准公益性质的部分如农业经营基础设施、市场平台、农业技术、信息化体系等进行支持；而在公共成本被财政服务覆盖之后，农业的盈利性开始显现，具有逐利属性的金融服务则主要对经营性的部分进行支持。财政和金融的协同首先需要二者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共同决策，分工完成属于两者的“份内之事”，真正体现出财政的公共公益性质和金融的商业性质。只有通过财政先行投入，承担非经营性部分的成本，再辅之以政策性金融资本支持，最终引导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资本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方能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长期良性发展。

其二，在金融风险分担中的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金融支持风险，核心是信贷风险。如果仅由金融机构来承担，金融机构财务必将不可持续。这就需要建立财政+银行+担保+保险等多元主体共担风险的机制。在金融服务方面，除了银行需要通过抵押物等加强信贷风险防范与管理外，还需要积極引入担保机制、农业保险机制、贷款保险机制，将信贷风险分散后由各担保、保险机构承担。在财政服务方面，也需要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风险补偿基金、财政贴息基金，补贴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风险损失，支持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发展。

（二）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的实现机理

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关系实现过程，实际上是财政和金融部门主动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对资本投资和金融风险分担两个方面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协同分工和协作供给，从而满足直接构建者的资本需求和信贷机构分担信贷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总结成如图1所示。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与财政金融服务协同的需求来自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供给来自于金融机构。而在金融服务供给中，金融机构对财政服务的提供又会产生协同性需求。金融机构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由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不足、资本投资还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农业要素最佳重组结构还处于探索阶段，农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周期长，加上农业固有的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使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服务时，不仅需要自身进行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方面的创新，也在农业投资性金融服务及其风险分担方面产生了对财政协同服务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农业投资性需求除了来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外，还来自金融机构，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公共性、公益性、基础性投资客观需要财政介入，而金融机构对此形成的需求本质上也是为了降低金融投资的风险。为了激发信贷机构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更多的信贷融资服务，就需要增加财政金融服务供给，以满足信贷机构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需求。

从图1看，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农业投资性支出，就需要区分财政性投资和金融性投资。通过财政投资创新先期满足公益性、公共性、基础性农业投资需求，然后再由信贷金融机构通过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工具，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者提供信贷支持，从而与财政服务形成有先有后、合理分工支持的格局，可以大幅度降低信贷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提高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和水平。而对于信贷机构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产生的信贷风险分担需求，就需要财政通过建立风险损失补偿基金、农业产业基金、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工具，向信贷机构提供风险补偿，也需要金融创新担保融资模式，积极发展农业保险，通过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的积极介入，以分担银行较大的信贷风险。

三、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测度

（一）理论模型

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协同关系，最直观的结果表现在宏观效率的评价方面。从充分条件看，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关系协同度越高，则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越高；从必要条件看，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的提高一定需要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有效协同。因此，通过宏观效率的考察可以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协同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是所有农业生产与经营要素协同作用的客观结果，其中至少包含三重因素：一是要素的投入量；二是要素使用效率，或技术进步水平；三是管理效率。虽然这三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互相作用，但在理论上三者之间的界限仍然可以大致划分。因此，从协同作用的角度看，通过管理效率的评价可以较客观地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水平。

根据上述基本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基于系统论与协同论的观点建立理论模型。如图2表明，财政金融服务体系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宏、微观两个方面作用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形成了一个环境与条件的支撑体系；技术与要素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投入体系。农业生产与经营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微观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农业产出的物质成果，而且体现为农业收入的价值成果。从市场经济运行本质看，物质成果是用以满足社会消费者食物需求的基本内容，但对于生产者而言，它们不过是价值成果的客观载体，以及获取农业经营利润的物质载体。因此，通常情形下，农业经营过程主导了农业生产过程，它对农业生产起着规划与控制作用。由于在现实中，尤其在中国，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仍存在脱节现象，将二者并列于一起，反映了本研究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二）测度方法

本文将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协同度测算，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系协同程度。从哈肯[18]在自组织理论中对协同的定义看，协同的关键在于作用方向的趋同性。因此，研究中采用“协调函数”进行测度是常用方法，它实际上是将协同理论进行定量化的研究工具，根据高旺盛[19]的算法，总共可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确定功效系数。根据协同理论，系统相变点通常要由快驰变量和慢驰变量来确定，而决定系统稳定性（有序性）的关键在于慢驰变量（即序参量）的状况。为此，协同函數的使用前提在于功效函数EC（EfficacyCoefficient）的确定。功效函数EC通常被界定为序参量对系统有序性的贡献，一般介于0和1之间。即当最满意时，功效EC=1；当最不满意时，功效EC=0。功效系数的表达式如式（1）和式（2）。

式（1）是具有正功效的功效系数，式（2）是具有负功效的功效系数。其中，Vji表示序参量，αji和βji分别表示系统稳定性的上下临界值，即上界和下界，且βji≤Xji≤αji。

第二步，计算协调水平。协调水平的计算可以基于功效系数，通过计算序参量对总体稳定性的变异程度的控制来实现，基本模型如式（3）。

其中，HC表示协同水平，S表示序参量对稳定均值的变异程度，EC（V-）表示功效系数均值。n、k、m分别表示功效系数个数、子系统个数和子系统中功效系数个数。

在式（3）中，一般结论表现于，HC应该介于0和1之间，即HC=1时，系统完全协同，而HC=0时，系统完全不协同。但实际情形是，计算结果可能处于区间[0，1]之外，该模型中则将这些情形分别收敛成0和1，从而不能对这些序参量的变异程度进行反映。为此，本研究认为，应当将这部分序参量考虑在研究区间中，这时可以将式（3）修正为式（4）。

式（4）中，DHC表示序参量对系统均值的变异程度。

从理论上看，DHC越小，则系统协同水平越高。相反，DHC越大，系统协同水平越低。一般情形下，当DHC处于区间[0，1]时，系统进入较为有效的协调区间，否则均为非协调，只是变异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将采用式（4）进行测度。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1.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农业经营生态系统。根据王定祥和谭进鹏的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被划分为农业组织体系（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体系）、农业商品体系（即农业商品化处理主体体系）、农业市场体系（即农业营销主体体系）、农业服务体系（即农业服务主体体系）、农业监管体系五个部分。但从实证角度，直接进行相关检验存在大量困难，并且全国整体年度数据很难获取。为此，本文将上述五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从一般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关系并用总体农业数据进行近似考察。其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将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关系看成一个系统，现将这个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即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系统，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系统。在两个子系统中，分别关注三类指标，即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带来的农业产出效果、农业投资效果以及农业主体的民生效果。显然，将三类指标同时放进协同体系，可避免单一指标测度上的失真，从而可更好地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程度的实况。

从操作层面，四级指标均用增长率来进行衡量，以避免绝对数值的差异化影响。每一个子系统，或三级指标都分别对应两个四级指标，以从不同侧面衡量整个系统协同程度。同时，在表中对各指标的功效进行了主观评判，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对现实的基本判断，我们将各指标界定为正功效。

2.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200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在金融方面，由于2005—2010年数据难以获得，且直接三农信贷数据不完整，因此，对2010年以前的相关数据按2010年数据进行处理。另外，财政服务部分出现个别畸异值，在研究中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均值化处理。

（四）合意率与拒绝率的设定

合意率αji和拒绝率βji作为系统稳定性的上下临界值，在本研究中的设定作如下处理：以2005—2014年的均值作为合意率αji的取值，当功效系数为负时，用最小值作为拒绝率βji的取值；当功效系数为正时，用0作为拒绝率βji的取值。据此，相当的取值分布如表2。

（五）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前述协同水平的测度方法，研究中采用计算所得的变异系数进行倒推，从而确定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整体协同水平。

相关变异系数分布如图3所示，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变异水平非常高，大都处于大于1的水平，最大正偏离值出现在2014年，达2.213，最大负偏离值出现在2006年，达到-5.76，只有2008年和2009年处于相对合理的协同区间，其变异系数分别为0.7和0.59。从趋势上看，自2009年以来，偏离水平处于不断递增的趋势。以上数据表明，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长期处于不协同状态，而且这一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由于整个系统由两个子系统即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系统、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系统组成，因此，对整个系统的变异趋势把握需要考察上述两个子系统的变异状况，以分析它们对总系统的影响。为此，在总系统变异趋势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财政服务、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变异趋势，如图4和图5。

图4和图5表明，影响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主要板块反映在财政服务方面，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的变异趋势大致与总趋势一致，而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的变异趋势在2005—2011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且都处于协同区，这可能与这期间的数据缺失有关。但2011年以后体现出加速变异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正是导致总系统变异值近年来出现不断递增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即近年来，在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财政服务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较大的相关性；相反，金融服务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所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政服务作用的发挥，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不协同性程度要远大于财政服务。这种测度结果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现实融资约束高度吻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缺乏传统的融资抵押物，拥有的农业资产不具有抵押融资功能，同时，部分农产品供给过剩，导致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益下降，加剧了银行惜贷现象，也缺乏向资本市场融资的必要条件，从而使金融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变异性。

四、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不协同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当前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总体上是不协同的，更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与财政分工支农关系不明确

一是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太多。国家长期执行“城市化、工业化”导向的发展战略，财政资金大部分被投入到城市和工业化建设领域，而用在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却很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政府逐渐加大了农业财政投入。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完全打破，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即使现在加大投入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要求。二是国家在农业支持体系中没有明确财政与金融的分工投资边界。在当前的财政补贴中，财政对基础农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财政补贴如经济林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补贴、特色效益农业的财政补贴均属于政府不必要的补贴，应当属于金融支持的领域。如果金融与财政支持边界不清楚，农业投资者就会对政府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而不是从自身投资、金融融资和加强经营管理的角度去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现代农业投融资政策的协调性欠缺

一是先导性政策与后续性政策不协调。中国幅员面积广阔，气候、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生物适应性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为了避免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过度同质化竞争，就需要农业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做好农业区位功能规划，制定农业投资引导目录，并出台相应的土地供应、土地流转和抵押融资政策，然后配合财政金融政策共同吸引现代农业投资者。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农业产业规划、农业区域功能规划和土地政策调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使得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必要的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困难，并存在粮食作物品种发展趋同现象，导致农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部分粮食生产供给过剩，库存积压，同时国内粮价还远高于国际粮价，而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供不应求。二是财政与金融支农政策配合不协调。财政支农政策及服务力度大，但金融支农政策及服务力度小，财政资金主要靠政府主导，目标具有综合性，金融资金主要靠市场机制主导，目标具有单一性，导致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资金之间协调不畅。同时，农村金融抑制与农村金融财政化并存，由于缺乏有效的信贷抵押物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村金融有效需求和供给均被压制，“金融脱农”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被政府干预，向现代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强制放贷，使金融资金部分承担了财政职能。

（三）财政与金融共担农业融资风险的机制不健全

在目前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为了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传统抵押品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5年国家在重庆等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政策试点基础上推出了农地经营权和农房抵押的融资政策，并在全国部分省市进行试点。但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政策试点效果不如预期，主要原因是农村产权资产存在产权界定缺位、价值评估难、抵押率低、价值处置与变现十分困难等问题，导致金融机构面临的抵押融资风险十分巨大。为了分担融资风险，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财政建立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政策，但由于一些地方财力拮据，导致财政风险补偿基金到位率低，从而影响了财政与金融在融资风险中的协同共担。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6

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73-03

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背景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financial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是我国为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贷款而对口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财政部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各提供了100亿元资本金,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5700亿元的再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固定利率为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为对价,收购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1.4万亿元金融资产。

按照当时的设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为十年,截至2009年,存续期已经到期。在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目标考核责任制的任务,主要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及有关国企改革脱困之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何去何从,一直都在讨论。2004年,财政部推出的《资产管理公司目标考核责任制方案》破除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当初暂定10年的期限,并赋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三个“允许”: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升值潜力大的不良资产进行投资;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商业化委托资产处置业务;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商业化收购、经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这三个“允许”中出现了两个“商业化”,超出了2000年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从事的纯粹政策性业务范围,意味着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商业化转型。

自2006年以来,国务院陆续批准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入股控股证券、信托、租赁、担保、基金、保险等公司。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纷纷借助这些平台公司,开展相应的商业化业务。2007年1月,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提出要“适时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使之成为以市场运作为基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发展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2008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联合《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提出“具备条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加快向有业务特色、运作规范的商业性金融企业转型”。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金融营销环境是指对金融营销及经营成果有着潜在影响的各种内外部因素或力量的总和,它是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也是金融机构开展营销活动的基本条件。任何金融机构都不是独立存在于经济社会中,周围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属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系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进行商业化转型,实行金融服务营销,首先必须清楚自己所面临的营销环境。

(一)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环境。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质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受国家政治环境影响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当前对金融机构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规范调整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为主,具有连续性和强制性调控的特点;而方针政策以调整具有波动性、易变性的经济利益关系为主,具有周期性调控的特点。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国家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前,我国金融立法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抑止了金融机构的营销活动。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开展商业化营销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范政策法律风险。

2.经济环境。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处于下滑通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都不景气。200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没有见底,外贸对经济的贡献力量在不断下降,内部需求不足无法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亦刚刚起步,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企业生存、发展、并购重组等都处于难以预测的状态中。2009年各级政府要求金融机构与企业共渡难关,在企业最为艰难的时候能支持其解困,银行信贷规模放宽,仅2009年上半年新增信贷规模创纪录地达到7.43万亿元,超额完成了预计全年才能达到的目标。在此环境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信托、租赁等高成本资金的出路存在着一定压力。

3.社会环境。市场经济在我国还很年轻,虽然市场经济的成果已经显现,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进行营销服务时,需要清楚以下事实:一是我国大部分居民历来的储蓄习惯,而对投资知之甚少,甚至是不信任的态度;二是现有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不强,没有形成理性的投资风格;三是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快车道,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加上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国民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4.技术环境。技术环境也是金融机构外部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21世纪,技术进步的步伐日趋加快,技术的生命周期日趋缩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技术的变更与进步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企业的竞争优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市场上其他专业性金融机构相比,在新产品的开发方面,在分销策略、价格策略方面,都难以与其相媲美。当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具有某些后发优势,比如传统业务和产品几乎不需要开发,初始投入成本低,对于传统业务和产品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不需要在一些毫无前景的产品和业务上进行无谓的投入等等。

(二)行业环境分析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具有如下优势: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财政部的背景,且注册资本100亿元,有较雄厚的资金实力与“中”字头的品牌效力;二是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各省会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有较广泛的营销网络;三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信托、租赁、证券、担保、保险等多个专业准入许可证,能够为客户提供“量体裁衣”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且融资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贷款、投资、入股等方式介入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四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多年从事资产处置工作,培养了一批熟悉各行各业的投行人才并积累了广泛的社会资源。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行业竞争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处的劣势:一是与商业银行相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缺少其强大的营业(营销)网络,丰富、稳定的客户资源,商业银行开展居民储蓄、企业存款给其带来了低资金成本运作优势;二是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虽业务品种多,但由于刚刚起步,产品开发在专业性与深入性上往往缺乏竞争力。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市场营销策略

(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

惠普的创始人之一大卫•派卡德(David Packard)说过:“营销的重要性远不止于仅仅将其单独留给营销部门去做。”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全体员工都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承诺的价值,满足和取悦于客户,营销才会是有效的,营销的关键首先在于拥有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因此,研制出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是做好营销的基础。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与大客户合作比喻为“菜单式营销,处方式服务”。 [1]营销时介绍自己、了解对方,服务时针对需求对症下药,每次与客户接洽尽量做到事先收集资料、分析情况、了解需求,事后归纳重点、制定预案、设计交易、满足服务。平台公司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大客户服务的重要载体,开发大客户资源也能为平台公司带来新的业务机会,因此,遇到问题要及时与平台公司沟通,争取得到平台公司的支持,尽可能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以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保证,也是成功地开展金融营销活动的关键。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既与技术创新有关,也与金融市场体制创新有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借助各种平台公司,不断从产品的长度、宽度、深度和关联度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活动,最后优化组合旗下所有的金融产品,引领市场走向。

(二)实施品牌营销,扩大资产管理公司社会影响力

品牌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符号,它包含了产品、消费者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总和。品牌即是这三种关系属性在一定时期商业整合与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统一的符号化的关系模式,并为关系三者创造和带来价值的一种商业行为。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正处在商业化转型初期,虽然它是国字号金融机构,在过去十年的不良资产处理过程中,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并产生信任感,但是社会上对其商业化业务却不够了解。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自己的企业识别系统(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将企业的经营理念与精神文化,运用整体传达系统传达给企业周边的关系者,使这些关系者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和价值观,如对自己的徽标、字体、颜色都进行统一规范。同时应当优化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可以广泛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进行适时宣传,也可以借助个别事件进行专题宣传,如公司领导人积极参加各种重要的经济金融会议并争取发言,接受媒体访问,及时报道公司的业务动态、与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等等,让社会了解公司,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为市场营销提供背景支持。

(三)确定目标市场,实行差异化服务营销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市场是投资银行领域,这样有利于避免我国金融市场过度的竞争和资源的浪费,而且还拓展了我国投资银行的发展空间,但是投资银行业务众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须突出自己的优势和强项,只有很好地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出来,集中力量于自己领先的领域,才能成为该领域消费者心目中的最佳选择。所以明确目标市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意义非凡。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把大客户作为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实力强,规模大、效益好的大客户资源往往具有综合开发的潜能,具有拉动相关业务的引擎功能,具有资金需求大、技术含量高、风险可控性强、运作成本低、经济效益好等特点。[2]把大客户作为自己的营销对象,比较适合投资银行集团公司的运作模式,有利于综合优势提高自身素质,符合“中”字头公司地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从建立、维护、培育、开发四个阶段来优化大客户管理制度,加强与大客户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发大客户资源,提高项目捕捉的准确性和项目实施的有效性,进而追求项目运作的成功性。

(四)积极发展与银行、中介机构的互利合作关系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不存在同质竞争,却能弥补银行服务的功能短板,是受银行及其客户欢迎的。各大银行具有强大的机构网络和广泛的客户资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抓住当前有利的时机,放弃靠感情谋合作的传统方式,代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感情关系为辅助的合作方式,加强与有其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和沟通。在目前阶段,应该将银行逐步发展成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强大的合作伙伴和最可靠的营销渠道,努力探讨合作机会,不断产生合作成果,努力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中介机构(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中介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可以弥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接触客户的广度、深度上的不足,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依靠这些中介机构的“居间”营销来发展业务、开拓市场。从长期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通过中介机构得到更多稳定的客户和更大的市场,这样的做法符合市场规律,真正互惠双赢的合作,才能实现长久的利益。

(五)培养优秀的营销人员,倡导全员营销理念

只有实施全员营销策略,并辅之以“项目经理制”、“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首先,员工要学习和掌握业务营销技巧。只有熟练掌握营销技巧,才能不断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按照业务种类的要求,与客户进行充分的沟通,从而提高业务的成功率。同时,员工必须积极、主动学习和掌握新业务知识和技巧,只有自己熟练掌握了公司的业务,才能顺利地向客户销售投资、信托、租赁、证券等业务产品,在销售过程中,营销人员也要不断学习、吸收,融会贯通,碰到具体案例时要能为客户设计出合适的交易结构。

其次,营销人员要加强市场调研,找准目标市场。可以通过走访当地的行业协会,参加相关的行业座谈会,了解各行业的发展方向与动态,洞悉各行业的市场风险。解决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问题。同时要强化市场意识,对于市场机会,应及时捕捉、积极跟进,抓住一切可能的市场机会。对于非市场机会,营销人员应该提高辨别能力,学会放弃,避免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第三,发挥好领导者的营销能力。领导班子在社会关系上,接触的层次更高、宽度更广,在业务知识和谈判技巧上,应该更加熟悉和富有经验,在问题决策上,应该更加及时和果断,他们在营销中的作用和实际效果是一般员工无法比拟的。因此单位领导应作为所在单位的首席营销官,开辟的业务资源应该成为所在单位业务收入的主渠道,在大行业、大客户和优质客户以及厂商业务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长久稳定的业务关系。

(六)重视以点带面式营销,积极做好后续跟进工作

一是市场开发首先应当集中力量,在一个地区重点突破一个客户、一个项目,然后发挥点的示范效应,以点带面,迅速打开市场,有条件的可以在当地做一些有社会效应的项目,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力。二是同一行业里不同的企业,客户的需求有相似性,项目也往往有相似性,在一个行业成功开发一个客户、一个项目,可以加深对这一行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去开发同行业的客户,需要的成本往往较低,与客户建立的关系也相对容易。三是做到单项突破,后续跟进。公司的业务是以多元化金融服务为发展方向的,这必然要求办事处在目前综合营销公司各平台的产品,对于能够结合的产品,在前期向客户营销时,可以有针对性的提供一种产品,在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后,再营销其他的产品,采取产品营销的“纵队模式”,在目前产品发展不平衡,营销人员技能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有效。[3]■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7

（一）投入期 民营企业在投入期，生产规模小，产品品种少，生产成本高，盈利水平低。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以及营销费用，为打开市场，企业往往采取放宽信用政策导致应收账款金额大，使得企业净现金流量往往为负值。企业一般没有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又由于企业的巨大经营风险及有限的可供抵押资产，使得企业很难获得债务资本，因此资金来源一般是低风险的权益资本。

（二）成长期 在成长期，企业经济实力增强，产品研发成功，销售量也剧增。然而资金短缺仍然是企业的最大难题，主要表现在：销售量的快速增长，企业的净现金流量好转，经营风险降低，但为了保持这种发展趋势，企业需要扩大再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销售量成正相关的应收账款金额也会增加，使得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大，增加了融资难度。但与投入期相比，融资难度降低，企业可以通过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

（三）成熟期在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规模增大，组织结构完整，管理规范，产品已经被大多数消费者接受，销售量稳定，企业的现金流入增加，流出减少，企业利润和现金流量逐渐上升。这时企业融资相比成长期，融资难度进一步降低，融资渠道也相对较多，可以采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等多种渠道进行融资。

（四）衰退期在民营企业衰退期，企业的利润开始降低，净现金流量减小，市场开始萎缩。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均增大，企业融资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企业需要研发新产品，或者进行战略性的资产重组，寻找兼并与被兼并的机会，获得重生。

综上，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对资金的需求不同，可能采取的融资方式也不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评价企业各生命周期融资方式的效率，给出相应的融资策略。

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民营企业动态融资策略实证分析

（一）民营企业生命周期的确定 要确定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关键是合理确定划分阶段的依据，对于研究数百家企业的大样本而言，不可能每个企业都深入调查确定其所属阶段，因此本文从数据搜集的可行性角度考虑，由于处于投入期的民营企业规模小，达不到上市的要求，故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将企业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这种方法的原理是：计算企业近五年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r，若r≥15%，则企业出于成长期，若0≤r＜15%，则企业处于成熟期，若r＜0，则企业处于衰退期。

（二）指标设计及分析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指标设计。民营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融资策略，而不同的融资策略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例，如果企业采用债务融资，则其负债比率会提高，资产负债率也会相应提高；而如果企业采用股权融资，则其所有者权益比例会提高，资产负债率则会降低。因此，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采取的融资策略，而融资策略的好坏关键是看融资成本、风险以及带来的收益，一般认为，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所有者权益的获利能力就越强，对债务人的保障程度也越高。该指标考虑了融资费用、融资成本、融资风险和收益等因素，并且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相一致，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因此，本文仅采取该指标衡量企业融资方式的好坏，该指标值越高，则融资策略越好，反之则越差。

第二，样本选取及模型建立。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是上交所和证交所上市的140家民营企业，剔除数据异常12家，剔除*ST股2家，剩余126家企业，采用2004年至2008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两类数据。以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为自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为因变量，构造一元回归模型如下：

?驻ROEi=?姿?驻Ui+?滋

其中：?驻ROEi表示第i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驻Ui表示第i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姿、?滋分别为系数。

第三，实证结果。本文采用spss10.0软件对数据在行回归分析，通过对成长阶段的民营企业数据回归处理后，得到回归系数如表1所示，其中，相关系数（R）＝0.713；t检验的t值＝7.404，P＝0.000＜0.005；常数项＝-0.381、回归系数＝0.437，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与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得到线性模型为?驻ROE=0.437?驻Ui-0.381；通过对成熟阶段的民营企业数据回归处理后，得到回归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相关系数（R）＝0.640；t检验的t值＝4.412、P＝0.000＜0.005；常数项＝-0.229、回归系数＝0.362；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行，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得到线性模型为：?驻ROE=0.362?驻Ui-0.229；通过对衰退阶段的民营企业数据回归处理后，得到回归系数如表3所示。其中，相关系数（R）＝-0.231；t检验的t值＝-1.485、P＝0.146＞0.005；可以看出相关系数接近与-1，没有通过t检验，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之间负相关不显著。

实证结果显示，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即体现了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在融资方式上，一般债务融资要优于股权融资；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系数均高于处于成熟期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系数，即民营企业在成长期阶段采用债务融资的效果要优于在成熟期采用债务融资的效果。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民营企业融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要优于股权融资。因此，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上，建议按照生命周期阶段来融资，在其投入期时，采用股权融资，因为采用股权融资不需要到期还本付息，财务风险小；在其成长期和成熟期，优先使用内源融资，因为这部分融资几乎没有融资成本，然后使用债务融资，最后使用股权融资；在其衰退期，本文没有给出融资策略。

本文仅是对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方式做出评价，没有考虑其他融资方式；没有深入研究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种融资方式下的具体融资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8

一、国际贸易融资的概念及其风险

国际贸易融资在银行业务中占其日常经营业务的60%左右。其中，针对国际贸易企业的贷款与融资是银行贷款业务的核心部分。国内传统的国际贸易融资方式包括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出口贴现、开证授信、信托收据、提货担保、福费廷以及国际保理等。随着融资市场以及相应衍生产品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贸易信贷的风险也日益提高。此外，金融机构以及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管理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因而导致了诸多风险。目前，就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不良贷款余额在其国际贸易融资总余额中的占比而言，欧洲商业银行一般都控制在2％以内，而国内商业银行的这一数据则远远高于欧美同业，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和融资品种的增加，国际贸易融资的存量和增量风险不容乐观。以往在银行中普遍运用的各种方法都是基于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分析上建立的，而这些财务报表往往是专门给企业外部的、反映以往经营情况的资料。其可靠性与时效性都局限了传统分析方法作为信贷偿还能力评估工具在实践中的应用。本文借鉴德国商业银行中采用的、着眼于融资企业融资计划体系的分析方法，探讨如何从企业的内部经营分析入手，着眼于企业未来发展，对企业将来的偿还能力进行客观评估。

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与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条件

（一）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

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来自于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内部制度与管理方面的缺陷等。就外部环境而言，风险的影响因素分布在国际商品贸易、物流流通以及融资等各个环节，而银行目前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评估方法，例如内部评级方法、财务分析法、机构或专家评估法等，并利用现代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合一”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数据挖掘和风险量化分析，并建立起了内部的风险监管体系。然而，国际贸易企业的融资偿还能力及风险取决于企业未来的经营成果，银行内部监管体系应该着眼于融资企业的未来业务发展和成果，而企业的融资计划体系可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因此，对企业的融资计划体系分析可作为融资风险管理中决策的主要依据。

（二）运用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

只要具备相关的必要信息与数据，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评估方法操作简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对外的、或提供的各类报表、财务分析以及经营报告等均为对外的“公共信息”，不足以作为分析企业经营真实情况的可信数据。只有企业“对内”报告或发展计划所包含的数据才反映企业未来发展的真实信息，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分析数据。银行信贷人员应该着眼于企业的内部信息，本着“全面、客观、真实与清晰”的原则，对相关内部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而企业的融资发展计划包含一系列企业内部的经营计划，恰恰反映了企业内部的未来经营情况，适合上述原则。而要实现这一评估目的，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可靠、高效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加工体系。在互联网金融时代或者大数据金融时代，银行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数据应用将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随着商业银行数据分析能力提升，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评估，为银行业务发展、市场营销、资产负债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2.合理、有效的分析工具与依据。银行数据采集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化，在众多的企业内外部经营信息中，企业融资计划涉及企业未来发展的各个方面。根据德国大众银行（VolksbankAG）编制的、基于企业融资计划的评估方法，融资企业提交的被评估的融资计划主要包括：企业经营流动性计划、资本需求计划、长期贷款计划、动态资金平衡表、资金偿还计划表、以及未来盈亏核算表等六个方面的经营数据。总之，与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市场状况等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成为风险分析的主要对象，据此信息对授信企业进行预测性的评估。3.专业、可靠的评估人员以及高效的组织机构。尽管每一个银行的组织架构不仅相同，但是，涉及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一般都包括三个层级，即主管经理，全面负责风险控制；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负责融资风险的管理；融资信贷员负责具体的信贷业务风险。

三、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主要方法

（一）融资计划的可靠性

基于对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因素考虑，现代的信贷管理体系越来越重视分析融资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融资计划数据的真实与可掌握性以及融资计划的可检验性是该评估方法得以实现的主要保证。因此，德国的银行或者贷款机构一般要求融资者提供融资计划，或要求中小企业或者不具备制定该融资计划能力的企业通过会计事务所等咨询机构制定该计划。甚至许多德国银行为融资客户提供这么的专业咨询与服务，帮助客户制定相应的、客观的融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融资计划毕竟是着眼于未来的预测，计划制定者的主观判断以及乐观倾向在所难免。因此，在数据采集与分析中或许存在有意或者无意的人为因素影响，比如，对盈利预期的人为放大，对成本因素的估计不足等，都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使得评估的可靠性大受影响。因此，可检验性意味着该融资计划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实际，相应的逻辑分析立足于客观实际，将那些与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置于这样一个可信的评估体系中，并进行实际-理论对比。克服主观局限性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将对未来预测的评估与实际数据进行动态的比对，在评估过程中不断地跟踪与采集实际信息，与计划预期进修对比，以检验理论评估结果的可靠性。2016年第12期下旬刊（总第646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2，2016（CumulativetyNO.646）例如，将涉及到融资计划的相关实际经营情况与融资预期计划达到的相关经营情况作为“实际”与“理论”进行比对，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融资计划中可能相对薄弱的一些环节或者问题，对这些薄弱环节或者问题进行评估，最终发现影响融资计划目标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客观地评价融资计划本身的可靠性。

（二）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内容

1.企业融资计划体系的构成。融资计划是企业的经营计划之一，反映了企业在未来特定时期内计划的资金流动和资金偿还情况。因此，根据德国商业银行的标准，融资计划是一个体系，包含了前文提到的、围绕着融资而制定的、若干企业经营的计划。其中，企业首先需要制定资本需求计划和融资计划；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动态平衡表，以反映资金平衡表、资本结构与融资结构；同期的资金偿还计划以及资金偿还能力可反映企业的资金偿还情况以及资金流动性；最后，通过对未来的盈亏平衡表的制定，计算出企业未来的经营收入与资金流入情况，以及扩展的现金流情况。企业融资计划除了其自身体系以外，还与其它经营计划有着密切联系，按照资金的流向，一般可以分为资金流入类的经营计划，如营销收入计划；以及资金流出类的经营计划，如投资计划、采购计划、以及人力资源计划等。根据“全面，客观”的原则，在制定和分析融资计划时候，实际是面对企业的内部计划体系，涉及到生产、销售、资源配置、内部发展等诸多领域，可以说，银行要针对融资企业的一系列相关计划进行分析。同时，还需要考虑经营信息的时效，据此对企业未来的经营效益和偿还能力进行评估。

2.融资计划体系分析是一个系统的分析。①融资计划是该体系分析的核心。如上所述，融资计划体系分析是银行融资风险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对企业融资计划本身的分析则是这一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核心和基础，融资计划反映了企业资金需求与融资情况等两个核心部分。按照德国商业银行的标准，融资计划应该涵盖全部的资金需求情况，包括长期与短期的投资与资金占用及其成本。这一资金需求情况与来自经营收入的资金流入情况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对于融资企业的偿还能力评估非常重要。其中，长期资本需求、融资结构以及资产结构的变化都是分析的重点。②动态的资金平衡表是重要的补充。动态的资金平衡表反映所融资金使用和来源的变化。借助对动态自己平衡表的分析，银行可以在融资期结束时明了资产、资本以及融资的比例结构。因此，该表的数据将反映在融资计划表中，并将把融资与经营各个时期的相关数据归纳总结，形成“动态”的计划平衡表。这样，平衡表两边均反映了未来的运营资产和融资来源的变化，因而非常适合对设备融资以及资金流动性的评估。③资金偿还计划表。该部分计划表将归纳融资期内（通常12个月）资金来源部分所有的长期与短期借贷，包括利息以及偿还期。值得注意的是，估测未来的运营净收入和运营成本比较困难，企业内外部环境均对未来的预测产生影响。客观的预测对于制定合理的偿还计划至关重要。其中，还包括还本付息计划表。④还本付息计划表。作为汇款计划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该表反映项目借款偿还期内借款支用、还本付息和可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来源情况，用以计算借款偿还期指标，进行清偿能力分析。按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归还建设投资借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项目投产后的折旧、摊销费和未分配利润等。⑤未来盈亏核算表。借助盈亏核算表，将对未来企业运营的现金流量进行分析。在计划表中，首先对最近的三个核算季度的企业盈亏进行统计，并按照相应的比例，对未来的营业净收入进行预测，并将未来发生的企业内外部的各项相关成本，如原材料采购、人力成本、折旧以及市场波动等等，进行归纳统计，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的资金需求。

3.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注意事项。以上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各主要部分反映了融资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占用与来源的变化情况，对于德国商业银行而言，融资计划体系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针对融资企业经营信息与资信情况的收集过程，这个过程是信贷人员主导的、动态的调研与分析过程。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尽管融资体系的分析着眼于未来企业的运营。但是，对于贷款银行和融资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风险依旧存在。因此，银行还需要进行其它方面的资信调查。银行业界普遍还针对融资企业开展管理能力调查和市场调查，从经营者的能力角度以及业务的市场前景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以及还款能力进行综合评估。②由于是信贷人员主导的、着眼于未来的还款能力评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为的影响因素。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无意识的行为，人为的预测总是会有有产生过于乐观的判断，因而使得评估结果有失公允。因此，信息与数据的采集过程与标准应该尽量客观与科学，尽量减少人为的主观臆断。③即使在德国，中小企业内部较少制定或者使用融资计划体系。对于贷款银行的评估要求，中小企业只能通过会计事务所或者银行的信贷评估机构的帮助完成该体系，这无疑是一笔不小成本。

四、结语

国际贸易企业的融资风险主要归因于未来还款能力的不确定性，而造成不确定性的原因普遍存在于企业内外部的经营环境中，而企业的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立足于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且着眼于企业未来的资金占用与来源的发展变化，因而被视为较为适合的融资偿还能力评估的有效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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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齐东伟，徐子奇.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防范策略[N/OL].金融时报，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9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5.007

1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迫切性分析

几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不光是在数量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质量方面也有所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相比，其资金及信贷需求较旺盛。并且要求低成本、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2009年后，我国金融机构基本实现了基础覆盖，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各种金融服务办理比较滞后，农业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村信用社、各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使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致了农村经营主体信贷难度增大，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绝大多数为小规模企业，其抵抗风险能力比较低，面对金融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资金难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难以抵抗市场的变化。综上所述，互联网精神与金融行业的创新融合值得深入研究，进而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互网金融因其方便快捷、门槛低等优势更能够有效当前的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信贷融资难等困难。

2保定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生产成本降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促进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保定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稳健增长，并形成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大户，增大了自身的辐射带动作用。据统计，保定地区已累计兴办家庭农场8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达到9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规范运行、稳步提高中逐渐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截至目前，保定市新建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多达1500余家，成员总数更是多达27.38万人。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壮大。同时，市政府积极引导工商资本和民营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整个保定地区已有各类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农业加工企业174家，新注册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近70家。现代农业园区颇具规模，农业产业园区已经达到20多个，乡镇园区200个。近几年间，保定市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能力逐步增强。经营主体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合作形式日益多样，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产业模式。

3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农业经营主体自身行为不规范

互联网金融支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作模式起步较晚，相比较传统模式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无法形成科学的管理系统；商业信用比较低，存在着欺诈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规模小、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正确利用互联网金融，导致了融资难等情况；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管理存在问题，没有建立规范的财务体系和管理体制，更倾向于向传统的金融机构寻求金融支持，并没有合理运用这种新型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透明度低，金融机构对其认可度比较低，导致其贷款难，筹资难，发展收到了限制。

3.2金融机构没有切实发挥作用

随着农业转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需求量越来越大，但农村经济水平较低，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欠缺，融资受到阻碍，形成了经营主体融资难，信贷问题依然突出的局面。同时，相关金融机构对于农村经营主体的贷款门槛设置过高，一般经营主体难以达到要求，农业贷款途径少，难度大，资金来源受限。阻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进一步发展。

3.3政府支持效果不明显

政府出台的相关措施尚未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当前互联网金融诈骗行为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这一问题显示出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的运行过程监管不力，需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农村经营主体对互联网金融的需求。

3.4信用体系尚未健全

近些年来，我国的信用评价系统尚未形成，在农村信用评级上尚无统一标准，信用评级结果难以反映被评对象真实的偿债能力和信用情况，在金融交易的实际过程中，线上线下交易存在信用业务交叉的现象，经营主体信用评级不被金融机构普遍认可，影响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进行，导致涉农企业贷款难度加大。

4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建议

4.1加强经营主体内部制度建设

大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于起步和建设阶段，其核心竞争力也没有较大优势，经营规模小、内部管理粗放、组织文化程度低、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整体运营机制也不够成熟，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重要地位，不利于实现市场化、规模化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起与互联网金融相适应的管理机制首先要加强经营主体内部自身建设以提高自身整体实力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动力和支持保障。就互联网融资体系而言，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尽快建立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充分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求，使企业向组织化、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转变，逐步建立起现代管理制度，做好配合互联网融资的基础性工作。

4.2支持互联网融资软件的开发

当下正处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传统的融资交易软件难以满足当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需求。保定市农村占地面积较广，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为促进互联网金融技术对农业的有效支持，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必须营造安全可靠的互联网环境，加大技术投入，健全法律法规，依法有序创新，严明监管标准，完善信用体系、担保体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定市政府应当制定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政策，改善基础环境，加大资金投入，组建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专职履行监管职责，加强互联网融资信用系统建设。为融资软件的研发创造良好的环境。

4.3“产业链”与“大数据”相结合

金融机构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为其提供金融支持，例如原材料供应商、与经营主体相关联的水电供应处、劳务公司、加工厂、批发商等等。为解决农户信息不对称情况，通过“信用推荐+大数据防控+生产经营数据”的模式进行筛选，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比较顾虑的欺诈风险评析、整体信用评估、资产信贷风险等问题。通过筛选后，当地金融机构（银行）再次实行贷前调查，对符合准入标准的单位发放适度贷款。贷款发放后，主要通过云端“大数据”的合作模式，解决银行与农户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将有效为农户的产业化提供一种低成本、批量化、系统化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监控管理方案。切实提高融资风险的可控性，同时农户及相关产业链的贷款成本也能降低，实现多方共赢。

4.4“金融机构、经营主体、互联网”合作模式

在保定市的农业产业领域内，大多数经营主体之间经常进行合作，其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互相担保，为彼此争取了信贷支持，这对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a成本、贷款成本产生了较大影响。三方合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金融机构（银行）“为谁提供贷款服务”、“服务对象资信状况”经营主体“如何获得更便利的金融支持”“如何扩宽销售渠道”等问题。通过大数据平台，结合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信息数据平台，选择关键性指标，帮助金融机构找到信用良好、生产状况稳定的客户，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方面的困难。

4.5加快构建农村信用体系

“信用”对于现代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不仅在交易市场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在融资市场上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搭建良好的信用监督管理体系，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成为建设企业间融资市场的重中之重。以保定市为例，首先应当构建全市（含所有区县）统一的农户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通过该信用信息库就可随时核查借贷双方的信用记录，做到风险的长效监控；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推动信用市场的建设，坚持法制化、系统化、市场化的原则，促进农户与金融支持机构的联系，不断培育信用文化；相关机构可通过定期评选“保定市守信经营主体”，给予减免税收、技术支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对于失信的个体或企业，可采取限制发展、取消其互联网融资资格并将其列入黑名单，封杀其日后任何形式的贷款活动等惩罚措施。除以上措施外，最核心的一点，即农业经营主体自身更应该提高经营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长期培养良好的诚信意识和融资意识，解放思想，不循规蹈矩。

4.6完善互联网相关法律体系建设

保定市有关部门必须对范围内农户的网络信贷进行有效的监管。要提高对网络信贷和信用融资等互联网金融的管理，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完善政策支持互联网金融支持体系。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展，市政府应给予政策扶持，把握严谨监管力度的同时鼓励创新融资。对于参与实体交易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监管要求按照线下金融机构的体制来进行，严格按照银行理财产品的管理办法进行监管。建立高效、权威的网上财务信息认证体系。及时掌握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信息；掌握和监管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动态。严格监督，确保互联网金融不出现违法集资等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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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0

在改革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但这种金融安排只适用于处在初创时期的民营经济。当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追求技术进步与资本密集的阶段后,则需要新的金融安排的支持。1996年以来中国信贷萎缩与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表明,在国有经济面临重组困境从而难以为经济增长贡献更多份额的情况下,确立适用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就显得特别必要。本文试图从国有企业的资本困境入手描述民营经济面临的金融困境,旨在从最初始的层次切入,说明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性质。作为渐进改革的一种内生现象,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金融补贴)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资本化(张杰,1998a)。为了维持国有企业对金融支持的刚性依赖,国有银行便不得不持续处于追求信贷的“事后效益”的状态(平新乔,1998)。结果,使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等因素所牵扯而失去周转增值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就自然不但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找到获得金融支持的机会,反而成为一种其进入行为被竭力限制的因素。

事实上,国有金融支持很难与预算硬约束的民营经济建立联系,它原本就是由预算软约束的国有经济内生出来的。在软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国有金融与国有企业的金融沟通依赖于国家自上而下建立的纵向信用联系。而就民营经济而言,其金融支持则需要通过一种横向的信用联系来实现。从这种意义上看,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显然,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不能指望通过在国有金融制度与民营企业之间建立某种直接联系来解除。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软的预算约束因素便会被引入。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在确立外源融资制度的同时不损害民营经济的内源融资机制。应当明确的是,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本身并不意味着其内源融资机制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这种内源融资机制已不能满足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民营经济已难以依靠内源融资“单打独斗”,而需要外源融资机制的接应。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外源融资制度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的内源融资机制呢?这是本文要着力回答的核心问题。理论上讲,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本身的外源融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尽管内生的制度总是要与现存的正式制度安排发生利益冲突。

由此表明,国有银行的分权化或市场化改革,以及理论界一度呼声甚高的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努力,对改善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条件的作用是有限的。而那些通过让民营经济进入股票市场来缓解金融困境的政策主张则更会产生误导效应。剩下的问题便是民营经济的金融需求了,而这个问题则更为根本。现实情况正好表明,民营经济的投资倾向十分低落,许多民营企业的经理不愿意把企业做大,主要是担心做大以后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既然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何谈金融需求?当然,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融资制度层面的问题,但它对融资制度本身却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二、“体制内”金融支持与民营经济的筹资困境

既有的改革表明,在国有企业产出占比与就业份额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产出增长事关渐进改革的前程。但国有企业产出的持续增长需要国家财政的持续投入,而事实恰好表明,在国家财政能力迅速下降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又不可能兑现。正是基于此,以1985年“拨改贷”为标志,在国有企业的产出与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之间确立了一种刚性依赖关系。这样,国有企业乃至整体改革进程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银行信贷支持的能力与国有银行的稳定。当然,国有银行的稳定与信贷支持能力又取决于居民储蓄的增长和居民对国有银行的信任。这种宏观经济组合直接塑造了国有企业的特殊资本结构并导致了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日益严重的资本困境。

其困境的要害可简单概括为:国有银行替代国家财政(所有权的代表)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国有企业事实上把国有银行的信贷视作国家的所有权注资。这种特殊的信贷性注资并不单纯如杜瓦特波特和马士金(DewatripontandMaskin,1989)所描述的那样,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事后的有效”,而是由于国有银行的信贷已经构成国有企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对此,信贷者在事先是确知的。在事先预知的情形下,不良的信贷行为仍然不可避免,则完全是由于存在一个集中的国有金融体制或者国有银行制度。由此不难进一步推断,即便是诚如福雷和海尔威格(FuleyandHellwig,1975)所指出的,每一家银行都假定自己是最后一个贷款供给者,则同样不会使其给企业贷款的行为谨慎起来,贷款条件也不会更为严格。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本身是一种注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追求的目标并非是单一的利润或经济收益,而是宏观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信誉等等。应当看到,国有企业的特殊资本结构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改革角色与金融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

既然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蜕变成为注资,那就意味着国有银行在决定资金去向与数量方面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以及渐进改革对金融资源的需求,或者说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既然如此,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便出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即资产是被事先给定的,国有银行所做的工作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是可以选择的,而事实上则别无选择。因为,国有银行不可能从国家财政那里得到多少所有权资本,股权融资受到国有银行产权结构以及所履行的政策性业务的制约,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只能获取有限资金且成本甚高,相比之下,事实上只有居民的储蓄存款可资利用了。这种负债情形必然会导致国有银行之间的储蓄竞争。饶有意味的是,当国有银行的资产被给定,而负债又是别无选择的时候,任何形式的负债一旦进入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便会超越国有银行自身的资本结构,而成为由外在于国有银行的机制来负责的因素了,因为单个国有银行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而一旦由作为委托人的国家来承担最后责任,则对国有银行来说,居民储蓄就蜕变成为一个免费资本;在储蓄竞争中,哪家银行吸收的储蓄越多,便意味着获得更多的免费资本。由此不难推断,国家的进一步选择必然是,对于居民储蓄这块“蛋糕”,既然它对国有银行(事实上是国家)来说是刚性的,那就有必要保证国有银行来切取其中的一个固定部分。这样,在存款市场上,就需要由国家出面在制度上确立和维护一个垄断的或者集权性的金融体制(国有银行体制),而排斥非国有的或者竞争性的金融因素对存款市场的进入。而事实上,在国有银行先入为主且其分支机构迅速扩展的前提下,即便国家不在制度上对非国有金融机构施加限制与“歧视”,这些金融机构也无力与国有银行竞争存款(张杰,1998a)。值得指出的是,真正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而后者在渐进改革过程中是不可能具备的。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具有地方政府背景且产权相对模糊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可以大量出现并一度取得迅速发展。但是,它们最终也面临着与国有银行类似的问题与困境。渐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性金融机构近似地等同于乡镇企业,这种金融机构因其所具有的特殊产权结构注定要走与乡镇企业相同的兴衰之路。

这种地方性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为地方政府所偏好的项目筹资并提供信贷的,它们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并不会导出合理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这样,很显然,国有银行在获取大量居民储蓄之后将主要部分用于维持国有企业的特殊资本结构,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则将其支配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地方政府所偏好的企业与项目,而惟独民营企业一直没有相对应的金融支持机制。客观地讲,国有银行体制及其金融支持对渐进改革本身的贡献十分巨大,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也功不可没。但这两类金融机构都无一例外地逐步陷入各自所倾力支持的实质经济的资本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都普遍较好,产权结构也较为完善,资本结构因依托于内源融资机制也较为完备,为什么国有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却很难与它们建立普遍的金融联系,以至于形成一方面大量的资金贷不出去,另一方面许多好的项目却融不到资的尴尬局面呢?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一时很难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中分辨哪些是好的,而哪些是坏的,因为企业(尤其是经营不善的企业)本身都具有隐瞒自身真实信息的偏好。从理论上讲,在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根本因素是银行对客户对象的风险评级或认识。如果银行缺乏对企业客户风险的足够信息,从而不能作出适宜的风险评级,也就不会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贺力平,1999)。

对国有银行来说,民营企业几乎完全是新客户,社会上也没有独立的资信评估机构及其服务可资利用,因此对它们的信贷行为必定是谨慎的。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向国有银行争取贷款(出高价)的民营企业很有可能是劣质企业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贷款项目。因为在国有银行不愿向民营企业贷款的信息公布之后,好的民营企业和好的项目不会继续纠缠国有银行,因为对它们来说,等待和纠缠的机会成本过高,不如寻找其他的筹资渠道。相比之下,只有那些不好的项目才舍得花功夫继续向国有银行“公关”。进一步地,国有银行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因为给民营企业发放贷款而承担额外的风险。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若把钱贷给民营企业,如发生坏账,则要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张维迎,1999;樊纲,1999)。国有银行之所以宁愿把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还因为钱闲置在账上是体制原因,风险损失由国家承担;把钱贷出去,万一还不了,风险损失及其相关责任则由自己兜着。民营企业除了无法从金融中介机构那里得到信贷支持外,它们在证券市场上的筹资行动也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刚性信贷联系导致了大量的不良债权,金融风险也迅速积累。国家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出面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以期给国有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筹资渠道,从而把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性金融支持转换为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性金融支持,民营经济自然被排斥于证券市场筹资的行列之外。而事实上,民营企业因具有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成本而对股票筹资望而却步。在中国,只有像国有企业那样的资本结构才会激励企业去争取上市机会,因为它们的成本可以外部化。而对民营企业来说,成本则只能由自己内部消化。因此,即便证券市场对民营企业敞开大门,真正的民营企业也是难以进入的,只有那些具有特殊背景和特殊资本结构的所谓民营企业才会大量进入。

三、两种信用联系与民营经济的改革地位

在中国,经过长期的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纵向的社会信用联系,它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存在与运作的社会基础。基于此,整个社会的信用因素被牵系于一种以国家为中轴的框架之中,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机制来组织。不难想象,这种信用联系需要某种集权体制或者国家权威的外在约束力维持。而国家之所以要出面维护这种信用联系,则是为了追求符合其效用函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控制。客观地说,这种纵向信用联系是已有渐进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它使国有银行依托于国家信誉而大规模地吸引储蓄,并让这些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换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改革条件下的社会稳定。但是,仅从金融角度看,纵向信用联系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一方面,居民储蓄必须保持一个较高且相对稳定的增长率,这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垄断的金融体制,通过它把居民储蓄配置给国有企业,这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要国有银行账面上的居民储蓄能够持续增长,则纵向信用联系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纵向信用联系的维系本身也有限度,那就是国家对由这种信用联系所内生的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和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的最大承受能力。纵向信用联系在改革中的确立依靠的是高储蓄与高投资,而当这种高投资达到一定程度,边际效益变成零或者负数时,麻烦就来了(许小年,1999)。或者说,当国有银行的信贷从对渐进改革的支持效应转变为对进一步改革的抑制效应时,维持纵向信用联系的成本将上升,其对渐进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到了尽头。这里存在一个政策困境:若继续维持纵向信用联系,则会伴随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国家承受能力有限,因为这种信用联系实际上是由国家信誉维系着的;若以暂时中断这种信用联系来遏制不良债权的继续积累,则又会马上出现信贷萎缩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其要害在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几乎全部支持与激励因素都牵系和依赖于这种纵向信用联系。平新乔(1998)的一项计量分析结果证明,银行对于未完成的投资工程的再贷款具有显著的事后有效性。事实上,这种事后有效性正是纵向信用联系的实质所在。

1985年“拨改贷”以后,由于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国有银行必须面对一系列慢项目,这就意味着从此国有银行被完全纳入纵向信用联系。从理论上讲,银行只是针对快项目的,慢项目应由财政负责①,但如前述,在中国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强金融、弱财政”格局,由此使得银行必须介入慢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慢项目便不一定是低效率的项目,只不过从银行的资金性质而言,它是低效率而已。正是基于此,国有银行给投资项目的再贷款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事后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有银行对慢项目的金融支持,就不会有改革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改善。问题是,这种总体上的事后有效性在国有银行的账面上却体现为不良债权的积累。更进一步地,国有银行角色的错置(针对大量慢项目)导致了一种特殊的项目选择博弈。在此过程中,快项目反而会被淘汰出局。而当大量慢项目充斥整个宏观经济时,国有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就会迅速增加。国家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强制中断慢项目或对慢项目的支持机制(主要是信贷)实施严格控制,但这样做的结果则只是慢项目的减少,而不会同时增加快项目。由于经济增长与就业水平依赖于慢项目的存在与运作,因此慢项目的中断便会立即引发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与社会就业压力的上升。这就是国家一直在进行治理整顿,但问题总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原因。问题最终要归结到快项目的产生与扩展上面,但这又需要同时确立一种横向的信用联系。从理论上讲,如果银行将资产投放于快项目,则无须对项目实施监督,因为快项目可以被设定为好项目,它是注定要盈利的。如果银行把资产投放于慢项目,为了追求事后有效性,就有必要对项目实施监督,而且慢项目的收益率取决于监督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一般都需要银行支付很高的监督成本。而对于绝大多数项目来说,当监督成本过高时,银行(事实上是国家)就会放弃监督,这笔贷款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良贷款。相比之下,在横向信用联系存在的场合,由于银行的资产一般都由快项目组合而成,因此具有最低的监督成本。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业大都处在纵向信用联系之中,一时难以内生出快项目,因此,确立横向信用联系的主要依托是一直被纵向信用联系排斥的民营经济。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尽快让民营经济步入正常增长途径,便成为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关键步骤。从总体上讲,纵向信用联系对渐进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已经耗尽,横向信用联系的能量尚未得到很好发掘,由此决定了民营经济在进一步改革中的地位与作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民营经济产出已占较大份额的情况下,横向信用联系的确立就显得刻不容缓。种种迹象表明,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已在想方设法与政府建立某种联系。很显然,民营企业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具有挤进纵向信用联系的偏好。如果等到大部分民营企业都通过寻租方式挤进纵向信用联系,那么,建立横向信用联系的可能性就要大大降低,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无疑会成倍增加。进一步地,1998年中国民营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达42%左右,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但固定资产投资只占百分之十几;同期国有部门投资增长28%,而非国有部门(包括民营企业)投资只增长4%。民营经济投资情绪低落,这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缺乏完善的横向信用联系与相应的权益保障机制,人们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正常的收益,那就只有借助市场以外的其他方式了,这是问题的关键。1997年以来,中国的总体投资状况不佳,一方面是因为纵向信用联系中断,使得国有经济可能获得的信贷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横向信用联系残缺,使民营经济缺乏投资激励。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国家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减少创租机会,从而逐步让民营经济远离纵向信用联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确立国家的产权保护角色,以便从根本上激励民营经济的投资热情。而从理论上讲,纵向信用联系的增长潜能消耗殆尽,也会促使国家内生出保护产权以推动民营经济投资的需要。一旦民营经济的边际投资倾向上升,对金融的需求也会伴随增加。若这样,在金融机构和民营经济之间才会逐渐建立起广泛的金融联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不损害民营经济内源融资格局的前提下引入外源融资机制。

四、民营经济的融资次序与策略选择

理论上讲,企业的融资次序应是先内源融资,也就是使用留利,只有在留利不够时,才向银行借款,或在市场上发行债券,最后的选择是发行股票(张维迎,1999)。西方企业的资本结构大致出自上述融资次序。在1966—1970年间,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四国的留利融资在资本结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9•4%、51•4%、63•1%和65%,就连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日本也达40%。1970—1985年间西德与英国的融资结构更能说明问题,其内部留利融资占比分别为67•1%和74•2%,债务融资(银行贷款和债券)为21•1%和23•7%,股权融资则分别仅占2•1%和4•9%(崔之元,1993)。为什么会如此呢?那是由于一方面内部留利融资无须支付利息,另一方面不存在信息问题。只有当信息成本相对于资金短缺给企业收益造成的机会成本变小时,企业才会谋求其他的融资方式。依据以上讨论,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相对于国有企业似乎显得更为合理。在改革过程中,民营经济的产出增长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据调查统计,在民营企业(私有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继承家业、劳动积累以及合伙集资即所谓内源融资的比重占65•2%,而银行与信用社贷款等外源融资仅占10•7%(张其仔,1997)。这种状况虽然局限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这又出人意料地给民营经济奠定了一个能够适应进一步改革与市场环境的资本结构的合理基础。来自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金融支持的不可得,事实上强化了体制外企业的内源融资加民间信贷支持的资本结构,这有利于遏制体制外金融依赖现象的出现(张杰,1999)。

可以说,政府因素的有限干预与债务融资的迟缓进入,对民营经济是一种潜在优势。不难想象,如果民营企业很早就与政府发生联系,以及与国有银行牵扯过深,则也会内生出大量模糊产权(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一些民营企业发生了产权蜕变)。因此,至少从资本结构来讲,民营企业具有后发优势。也正因如此,在市场环境仍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维护民营经济的内源融资机制,并激励其投资倾向。其中最为迫切和关键的是,国家要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确立和履行产权保护承诺,以此为基础,逐步取消与缓解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强加的各种交易成本与市场障碍。与此同时,需要尽力避免民营企业与现有的国有银行发生广泛联系,以防民营企业资本结构向国有企业的趋同。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因为在乡镇企业中已经普遍出现了这种现象,资本结构趋同是乡镇企业产生效率下降与增长乏力的基本原因。

从这种意义上讲,那种以为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提供信贷的主要障碍只是囿于所有者关系,从而主张国家应打破这种界限,鼓励国有银行向民营经济(包括其他类型的中小企业)贷款的思路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确保其内源融资机制的前提下,发育内生性的横向信用联系,也就是让民营经济通过内部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与组合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基于这种逻辑,鼓励民营经济自身出资组建金融中介机构便势在必行。道理很简单,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必须是内生于这种经济自身的。由于这种金融中介机构是由民营企业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导出来的,因此不会损害其内源融资机制,从而也就很难导致像国有企业那样的刚性依赖。理论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发生融资困难的原因是国家对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基层小金融机构进行了清理与整顿,因为民营经济增长所需资金主要是由这些机构提供的。事实上,国家清理掉的大部分金融机构是派生于国有体制的外生性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不会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多少正面的金融支持。与此相关联的是,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中小银行也于解除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无补。姑且抛开上述的外生性问题不谈,仅中小银行本身最容易受信息成本与监督成本制约这一点就使其很难给民营经济提供大量的信贷支持。那种认为小的民营企业需要小的金融机构来配合的设想只是一种机械的搭配而已。

世界银行(1989)的研究表明,在过去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因此,更为切实可行的策略是,国家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与引导。内生性的金融机构一开始可能具有非正规制度安排的性质,从表面上看,有时表现得杂乱而无序。但其内在的机制则是最为有序的,因为民营企业本身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由此导出的这种制度安排包含着相互的约束。相比之下,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纵向信用联系从外表看整齐划一,或者表现得十分有序,但由于存在严重的外部性,因此事实上却是无序的。显然,鼓励(至少不抑制)内生性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是使民营经济走出金融困境的一种长远策略。如果说在改革一开始,国家对内生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施加严格限制,那是因为当时国有经济产出的占比在70%—80%之间,国有经济的增长直接关系到渐进改革的前途;而国有经济因其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亟需金融支持;这种金融支持又需要国有银行通过垄断的方式集中大量金融资源(尤其是居民储蓄)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内生性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从而保持信贷市场的垄断性是渐进改革的需要(张杰,1998b)。

可是到后来,国有经济产出占比迅速下降,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产出占比大幅度上升,后者承担的渐进改革责任比前者更重,在这时,国家仍然限制内生性金融机构的生长与进入,那就有问题了。话又说回来,在渐进改革中,国家作为一种拥有自身效用函数的利益主体,总是希望把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牵系到自己可以控制的链条之上,并且,当民营经济对改革的贡献度上升时,又试图在纵向信用联系的框架中兼顾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比如,国家就曾经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同时把曾经向民营经济提供信贷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的非国有金融机构纳入其能控制的限度之内。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国家存在一种两难因境:若继续通过集中的国有金融体制给国有经济提供信贷,其效率注定是十分低下的,金融风险的积累已不堪其负,但社会稳定与就业压力又使国家一时难以作出退出选择。可以说,在改革进入到伤筋动骨的阶段以后,各种利益矛盾与社会压力都会附着到纵向信用联系的链条之上,而贯穿这一链条的关键要素便是国家信誉。一旦国家退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社会信任结构的解体。因此,在横向信用联系一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迅速而全面地退出纵向信用联系。

国家事实上也意识到发展民营经济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民营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符合国家的效用函数。但基于上述原因,国家对纵向信用联系的退出也只能是边际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由此也决定了在国家效用函数中存在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安排的一种权衡。或者说,在某个时期,国家需要寻求上述两种金融安排进入与退出的均衡点,以求兼顾国有经济稳定与民营经济增长双重目标。进一步地,如果纵向信用联系一下子解体了,横向信用联系的建立也会失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更何况,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的强有力又一时离不开纵向信用联系。因此,横向信用联系的建立不仅是边际性的,而且还具有反复性与曲折性,或许还要经历几次国家的治理整顿,但最终这种边际性的变革必然要扩展和加总为横向信用联系。

五、结语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1

一、引言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民生产总值、外贸、就业，以及税收的贡献具有突出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民营企业的贡献大约占了三分之一；在江浙一带，甚至占四分之三。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今年以来，广东和温州等地部分劳动密集工业区的中小民营企业出现了关停和倒闭的情况，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仅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要么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一条又一条“猛料”狂风骤雨般袭击着浙江，搅动着中国的资本市场，每一起事件，都指向了民间借贷链条的断裂，融资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所以，在信贷规模压缩的情况下，融资难成为当前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型微型民营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之一，如何破解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成为焦点问题。

二、民营企业融资现状

（一）直接融资渠道堵塞

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且现行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都并不是面向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的。

（1）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较为单一，限制了民营企业直接融资。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要求推出适于民营企业特征的、具有不同上市标准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我国逐步确立的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场外转让市场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框架尚不健全。股票市场目前还是以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为主，创业板市场不够成熟，难以有效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

（2）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设立的股票市场是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其制度设计是面向国有企业的，并没有将民营企业考虑在内。这就从根本上导致民营企业被排斥在上市的大门之外。一些运行效率低的国有企业能够在证券市场不断“圈钱”，而一些经营绩效较好，产权结构也较为完整的民营企业却无法在证券市场融资。可见，我国证券市场并未有效发挥发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

2004年设立的中小企业板市场，虽然为成长型的中小民营企业上市带来机遇，解决了部分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但仍难以让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通过中小企业板圆创业之梦。原因在于，中小企业板高成长性的市场定位，使之不可能为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时，为控制和防范风险，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的资格更为严格；加上上市评估的高昂费用支出，使该板块市场的融资成本偏高。

（3）与股票融资相比，我国债券市场总体规模相对较小。且债券发行人以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主，公司债券比重明显偏低。在理论上分析，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具有成本优势。但由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功能定位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直接制约了民营企业通过债券进行融资，我国企业债券发行目前仍由大企业主导。2011年8月15日发改委印发通知《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要求改进民营企业投资战略新兴产业的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开展新型贷款抵押和担保方式。

（二）银行贷款结构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1）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服务体系与目前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不适应。我国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体系内生于国有经济，以国有经济为服务对象。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产品看，品种单一，且大都是为了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很难适应具有贷款频率高、数量少、时间紧等融资特点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信贷产品的价格本应根据贷款成本、风险以及市场需求状况来决定，而我国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仍然缓慢，商业银行没有贷款定价自，不能因发放高成本贷款而相应收取较高费用或提高利率。而民营企业的信贷风险大，贷款额度小，使商业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监督成本、审批成本等贷款成本增加，贷款定价自的缺失使其收益降低，阻碍了商业银行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大型商业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发前者的逆向选择行为。实际上，银行与任何企业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但在中国信贷市场上，国家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跟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以及由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性质给其带来的隐性国家信用，极大弱化了其在信贷融资时的信息不对称风险。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没有国家这个强大的信用支持后盾，且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使其信息透明度较低且社会公信度不佳。在社会信用制度建立滞后的情况下，金融部门无法对企业的信用做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这些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引发融资者道德风险，从而使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做出有违融资者意愿的逆向选择行为，民营企业无法获得贷款。

（2）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等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小，很难满足广大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虽然截止2011年12月，我国已有遍及城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的网点、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0家城市商业银行、65家农村商业银行、71家外资银行等，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但他们的资产总量在规模上依旧无法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比，不能动摇具有规模优势和信用优势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我国的金融行业还是个管制行业，有比较多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体制，行政性质比较明显，并且具有垄断性。真正由市场自发生成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这导致了合法信贷的稀缺性和垄断性，银行掌握了议价权，使其对民营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力度有限。

（三）其他融资渠道缺少有效引导

其他融资渠道中，对民营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有风险投资和民间金融。

（1）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也是由专业化人才管理下的投资中介向特别具有潜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的过程。是一种更适合于传统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只是刚刚起步，规模偏小，投资主体单一，组织形式不合理，投资效益不高，推出机制不健全。使其对高科技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效果还未体现出来。

（2）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比较而言的，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合会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财富逐步积累、而正规金融又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时的必然产物。它在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缓解农村金融资源匮乏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民间借贷具有手续简便、资金充沛、放贷效率较高的优势，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当地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满足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以及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正规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存在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1）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上的民间金融使其自身存在较高的风险性。2）民间金融对政府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削弱货币政策效果。3）民间金融的“地下性”，使一些民营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因此，需要对民间金融进行引导和规范，对其消极作用和风险加以控制。

三、解除困境的对策

（一）放松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与引导

一方面政府要尽快研究出台一些支持建立民营金融体系的政策法规，如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降低注册资本金要求、简化审批程序等；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退出对金融资源的支配和调用，并努力维护民间金融机构独立的产权结构和经营管理的自，以防止对民营金融的侵占和剥夺。

（二）建立与民营金融体系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对民营金融体系的管制，应贯彻开放与监管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不能因为怕风险而严格限制民营金融机构的活动；另一方面，要积极完善相应的监管法规和制度，促使民营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商业银行应不断改善内控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在此基础上简化审批环节，开发信贷品种，提高服务水平，以满足民营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

（三）拓宽民营企业融资的渠道，改善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

应逐步放宽中小民营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和出口创汇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的条件，积极探索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此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民营企业，引进外资、省外资金、民间资金。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要把民营企业纳入服务支持的重点范围，适当调整信贷结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出口创汇型企业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同时，也要促使企业转变观念，开展多种形式的融资活动，充分利用新型金融工具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开展新型贷款抵押和担保方式试点等，改进对民营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项目的融资服务。

（四）主动引导民间借贷向规范化金融的转变，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经营行为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2

关键词 ：企业；负债融资；过度投资；非效率投资；决策行为；关系；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建设发展以及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导致企业的投资行为以及数量规模等也呈现出不断增加扩大的变化趋势，对于企业的运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导致企业投资建设中“投资过热”现象发生，不仅造成了企业资源的浪费，影响企业运营发展中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建设发展与进步提升。尤其是企业运营发展的现金盈余比较充足的情况，企业管理阶层的过度投资冲动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更加明显，对于企业产生的不利作用和影响也就更为突出。针对这种情况，根据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企业在负债运营状态下，对于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发展中的非效率投资现象发生率，成为企业运营发展中研究和关注重点。下文将在对于企业负债融资以及过度投资的相关理论研究分析基础上，通过实例论证，对于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以促进企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突破提升。

一、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相关理论的研究分析

1.企业过度投资理论分析

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其投资行为与企业经营发展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与企业的融资情况以及经营风险、经营发展的绩效等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企业的投资主要是指企业为了获取未来时期内更多的现金流的一种资金支出行为，它对于推动企业的发展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结合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投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行为都能够为企业运营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企业的各种投资行为中还存在一种非效率投资行为，主要表现为企业投资过度或者是投资不足两种情况，它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就有着不利的作用和影响，是企业运营发展中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企业过度投资的概念最早是在上世纪70 年代中期提出的，认为企业运营发展中投资净现值为零并且减少企业价值的项目就是过度投资，随之国内外的研究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对于企业过度投资进行不同的研究分析。比如，有学者认为企业的过度投资是企业将拥有大量现金流的资金投资在NPV<0 的项目中的一种投资行为，还有一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企业的过度投资是企业为了扩大规模将资金投入到陌生领域中或者是将资金投入在和企业主营业务无关的领域中的一种投资行为等，出现了各种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研究。此外，在对于企业过度投资的度量中，国内外研究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认为对于企业过度投资的度量主要是通过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性质类型的识别，在将企业投资行为定性化基础上，以投资现金流敏感检验实现企业投资行为的度量，或者是通过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性质与程度的衡量，直接进行企业非效率投资数值的估算，在实现企业非效率投资量化的基础上，对于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量化，实际上就是通过预期投资模型实现的过度投资度量方式。

此外，结合企业经营发展中过度投资的实际情况，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企业法人以及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出现冲突是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它主要是企业运营发展中法人以及管理层之间利益的矛盾性；其次，企业法人与企业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再次，企业运营发展中信息的不对称也会造成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它主要是指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所获取的信息之间存在不对称性；最后，融资约束理论也是造成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融资约束理论认为企业投资过程中的融资主要以内部融资为主，而企业内部融资不会受到市场监督，因此容易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发生，同时内部融资能够减少企业现金股利的支出，有利于增加企业自由现金流，因此也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

2.自由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是指企业在满足内部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后的剩余现金流量。企业运营发展中，法人与管理阶层的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企业运营发展中产生巨大现金流的情况下，管理者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资金用于再投资以扩大企业的经营生产规模，因此，就会造成企业过度投资情况发生，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影响企业生产运营价值的扩大提升。

结合目前对于企业自有现金流量的研究，进行其度量实现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在将自由现金流量定义成企业可分配的现金流量情况下，通过企业折旧前的营业性利润与企业税收总额、长短期负债利息总额、企业优先股股利以及企业普通股股利之间的差值，实现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度量计算；或者是通过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企业资本支出的差值，再加上企业资本支出和其他支出中的随意支出，以实现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度量计算；再次，在进行企业自由现金流流量的度量中，在满足企业的预期投资支出和维持性资产投资支出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也就是说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是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在减去企业维持性投资与适度投资所需现金后的剩余现金部分。

3.企业负债融资理论研究

在企业的经营发展中，企业的负债融资主要是指企业通过银行或者是非银行机构进行贷款或者是发行债券等方式，实现企业资金的融入，以满足企业日常生产与经营活动的一种行为。一般情况下，企业负债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或者是企业债券、租赁融资、商业信用等债务形式进行企业融资，它是企业融资生产与经营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企业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积极的约束作用。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企业负债运营本身的性质作用和影响，对于企业的融资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在企业不能够按时进行本金偿还的情况下，负债运营会给企业带来相应的破产风险，因此，就会对于企业的管理者以及企业法人造成一定的制约作用，进而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也会起到一定的监督和约束，避免企业过度投资的发生。另一方面，企业在负债运营状态下，对于企业法人以及管理阶层的代理成本也会造成相应的减少，因此，在企业管理阶层进行过度投资时，企业负债本金以及利息的支付能够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而对于管理阶层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约束，避免企业过度投资发生。

二、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

1.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研究的条件设计

在进行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研究中，其研究设计主要包含研究条件的设定以及计算方法与计算模型的建立，然后通过选择样本进行实例计算与验证后，就可以对其关系进行验证确定。

首先，在进行研究条件设计中，结合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中涉及因素与相互关系，需要进行企业自由现金流和过度投资之间以及企业负债和过度投资行为之间、企业负债期限结构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化进行设定，以便于研究开展和分析实施。结合我国企业运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上市公司运营生产中的过度投资最为明显，因此，以我国的民营公司为例，首先，在进行企业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变化的设定中，假设我国民营公司中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并且其过度投资的程度是随着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增加而呈现严重趋势；其次，在进行企业负债情况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关系变化的设定中，假设负债运营对于我国民营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最后，在进行企业负债期限结构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关系变化的设定中，假设企业短期负债以及长期负债对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约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短期负债对于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突出。

2.变量的计算度量

在上述假设条件中主要存在有对于企业过度投资以及自由现金流量两个变量的计算度量。其中，在进行企业过度投资的度量中结合上述两种企业过度投资度量方式，其度量计算公式如下（1）所示。在下列计算公式（1）中，IT表示的是其企业的总投资，它是由企业的维持性投资IM以及企业新增项目投资IN 两部分组成，而企业的新增项目投资又是由企业的适度投资和非效率投资两部分组成，其中，IS表示的是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部分。

IT=IM+IN

IN=Ia+Ig （1）

在进行企业过度投资度量中，通过上述公式（1）对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部分进行计算，其结果大于0 时则说明企业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计算结果小于0 则表示企业的投资不足，因此，进行企业过度投资的度量计算，关键是对于企业的适度投资IO进行确定，如下公式（2）所示，即为企业适度投资的函数计算公式。在该公式中，Vgo,t-1是由企业前一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以及总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托宾Q值、市净率通过因子分析构造企业成长得分函数，根据下列公式（2）即可求出企业的适度投资结果，最终实现企业过度投资的量化计算。

Ia=α+βVgo,t-1+ε （2）

其次，在进行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度量计算中，可以通过下列公式（3）进行计算度量，在下列公式中，IM 表示的是企业的维持性投资支出，IO 表示的是企业的最优投资，而Ocf表示的是企业当年经营现金净流量。

Fcf=Ocf-IM-Ia （3）

3.研究模型的设计建立

根据上文中对于企业负债经营和过度投资研究条件的设计以及相关理论计算的分析，在实现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分析研究中，还需要建立以下模型，以进行研究分析。

Iεi,j=α+β1Fcfij+β2Sizei,j-1+β3Ggri,i-1+β4Year+ε （a）

Iεi,j=α+β1Fcfij+β2D*Fcfi,j+β3Sizei,j-1+β4Ggri,i-1+β5Year+ε （b）

Iεi,j=α+β1Fcfij+β2Dri,j+β3Sizei,j-1+β4Ggri,i-1+β5Year+ε（c）

Iεi,j=α+β1Fcfij+β2SDri,j-1+β3LDri,i-1+β4Sizei,i-1+β5Sizei , i-1+β6Year+ε（d） （4）

在上述模型公式中，其中公式（a）和公式（b）能够进行企业自由现金流和过度投资相关性的计算验证，而公式（c）能够从企业负债运营情况对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进行计算验证，公式（d）则能够从企业的负债期限结构上对于企业短期负债或者是长期负债的过度投资作用影响验证分析。在上述的研究分析模型计算公式中，ISi,t表示所选取样本企业的过度投资情况，也就是i企业t年的过度投资数额，而Fcfi,t以及D*Fcfi,t: Fcfi,t则表示i企业t年的自由现金流量，其中，D 是一个虚拟变量，在Fcf大于0 的情况下，D为1，此外，D为0。在上述建立的模型计算公式中，Dri,t 以及SDri,t、LDri,t 分别表示i企业t年的资产负债率以及短期、长期负债率。

4.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验证分析结合上述所建立的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研究分析模型，在进行实际计算与验证分析中，可以通过选取相应的样本模型，结合样本数据通过上述模型公式，实现其关系的计算验证。

本文选取某一时期我国某地区的民营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分析样本，从便于计算验证角度出发，在各种因素条件的分析假设下，最终确定4 家民营公司的样本观测值，应用EXCEL和spss软件对于获取样本以及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利用上述计算公式与分析模型，对于选取样本的自由现金流和过度投资变量进行计算分析，最终得出如下表1 所示的样本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相关变量统计表。

在完成对于样本企业的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主变量计算统计后，根据上述所建立的模型公式（4）对于模型企业的过度投资和企业自由现金流、企业过度投资与负债融资之间的假定关系进行回归验证。经验证分析可得，我国某一时期某地区的民营公司自由现金流和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随着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增加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而企业的负债融资能够对于企业过度投资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短期负债对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

三、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研究分析的建议

根据上述对于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验证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负债运营能够对于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和约束作用，因此，在我国的企业运营管理中，应注意通过对于我国企业债权市场的有效完善，在企业的运营发展中充分发挥负债运营的约束作用，以促进企业的运营发展与管理进步。但是，在通过对于企业负债运营约束作用的发挥应用中，还应注意结合上述对于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分析研究，通过适当的提升企业负债比例中的长期负债比例，同时通过对于企业负债运营法律体系的完善，建立相关的企业债务偿还保障制度，积极发展企业运营发展中的债券市场等方法措施，在企业运营发展中充分发挥负债运营的作用机制，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约束抑制，以促进企业投资的合理化，推动企业健康、持续的运营发展。其中，进行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拓宽企业负债融资的渠道，进而推动我国企业负债融资结构的协调发展，减少对于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同时还有利于企业负债融资约束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管理约束有着积极作用和意义。

四、结束语

总之，进行企业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和分析，有利于在企业运营发展中对于两者关系进行正确把握理解，并应用到企业投资约束与管理中，促进企业的健康以及持续运营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和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星，彭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