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基础论文篇1

学生入校后先进行3周的军训，然后就接触到“地质学基础”这门课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出现如下情况：对课程学习的目的和作用不明白；课程的内容多，学生缺乏合理有效的学习方法，许多知识掌握不了；由于以上因素影响，学生会有些迷茫，学习积极性不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会导致学生产生负面情绪，影响课程教学和学习效果，甚至造成退学。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加强交流引导。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大一新生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和好奇，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迷茫。不少学生被动地选择了现在的专业，缺乏对专业的了解和兴趣，甚至还带有一丝失落和专业情绪。这时他们需要的是真诚的交流和正确的引导，需要被“领进门”。在交流过程中，他们可以逐渐认识到地理科学专业的内涵和作用，了解自己将来可以做什么，然后确立个人的奋斗目标，并规划和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师生见面交流会是较为有效且可行的引导方式。课程学习之初召开以专业为单位的师生见面交流会，首先向学生总体介绍本专业的培养计划、课程安排、往届学生的学习和就业等情况，然后详细介绍专业课程及授课教师，最后学生与教师交流互动。通过见面会，可以让学生认识地理科学专业，确立奋斗目标，明白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意义，了解各课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更好地学习。另外，“地质学基础”课程讲授时通过举例说明，让学生理解学习该课程的重要性，了解地质学与地貌学、水文学、中国地理、土壤学、生物地理学、地球化学等后继学习内容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是有效方法。

精选授课内容

国家对大学本科教育要求之一是“厚基础”。在进行“地质学基础”课程教学时，应根据地理科学专业特点和学习目的，从地质学课程丰富的内容中精选出主要内容，并着重加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教学，把握主次，突出重点，让学生学习起来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由于地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地球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发展历史和演化规律，因此笔者认为在地理科学专业“地质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应以矿物、岩石、构造运动、地史为主要授课内容，拓展开来即矿物、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板块构造、地质构造、地震、地质年代、地壳历史研究方法、地壳演化简史（表1）。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结合了青海省省情以及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的实际情况实践了这一授课内容，表现为授课条理清晰，学生容易掌握这门课程的框架和主要内容，效果较好。目前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地质学基础”课程课堂教学选用了宋春青等编写的《地质学基础》作为教材[3]。该书特点是内容较为翔实，阅读材料较多，但学生学习时也抱怨阅读量大，抓不住重点，定价太高。考虑到授课内容顺序安排、编者的个人偏好、地质学的发展、学生的个体差异等因素，笔者向学生介绍了教材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并推荐了夏邦栋主编的《普通地质学》，以及陶晓风和吴德超主编的《普通地质学》作为参考教材，推荐了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中译本以及许靖华编著的图书等作为补充，推荐了国内著名的地学期刊编辑部的网站，如《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岩石学报》、《地质论评》、《第四纪研究》等作为学习的延伸。

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进度表是安排课程教学内容和进度的一种表格，它的填写对于教学有一定意义。笔者主张将教学进度表电子化，即制成Excel表格形式，教师填写好后，通过网络发送给相关人员审核、打印并集中签字盖章。这样填写方便，更改容易，省时省力。虽然已经确定了授课的主要内容，也安排了教学进度，但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还会出现重点不突出，过于注重细枝末节的问题。作为年轻教师，精力充沛，责任感强，有实践“传道、授业、解惑”的强烈冲动，试图将自己所学对学生倾囊相授，知识面扩展得太大。另外由于经验缺乏，往往把握不好该讲多少讲多深，出现本该多花时间讲的没有讲透讲明白，而应该少讲的却讲多了。这可能造成学生对重难点的把握和知识点理解的困难，并导致自己面对的是一双双迷茫的眼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向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请教，旁听了多位教师的课程讲授，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揣摩、体会、总结和积累，获得一套较为有效的方法，教学效果大为改观。笔者讲课中按照预先的方案开展，根据学生的反应情况适时调整，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发挥。在讲授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信息传达的技巧性和有效性[4]。多媒体是一项图、文、声、像结合的信息传递技术，是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5]。多媒体对于地质学课程教学的优势在于[6]：图片、动画和录像等使枯燥的地质现象更加生动、形象，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可加深学生对复杂地质现象的理解，提高教学效果；减少教师在课堂上板书和画图的时间，提高课堂时间利用率；改善了教室的空气状况，减少了粉尘对人体的危害。鉴于此，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地质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也采用了多媒体手段，将之前靠板书无法展示的大量图片、影像内容生动呈现在学生眼前。

目前许多课程的教学采用了多媒体手段，但部分教师或过于迷信多媒体，或产生了惰性，或缺乏对多媒体教学的理解和技巧。笔者认为：多媒体在形象展示图片动画的同时，主要起到提纲或展示主要授课内容的作用，幻灯片上不适宜出现大篇幅的文字；授课不是读幻灯片的过程，而是教师将幻灯片上展示的主要内容通过通俗形象的语言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使其被学生接受、理解和掌握；多媒体教学不是授课的唯一手段，授课时除了用幻灯片展示图片和其他内容外，可灵活利用黑板边讲边画来讲授一些基本原理，还可利用实物，如典型的标本教学；课堂授课与作学术报告面对的对象不同，讲授方式也应有区别[4]，不宜快速翻动幻灯片，要对许多重要内容强调和重复，慢下速度来让学生记笔记；可以让学生拷贝多媒体课件，便于学生学习。在教学中发现，部分学生对教材依赖性强，一旦教师授课内容安排与教材不符，就觉得不正常，很不适应。这时要和学生沟通，改变他们对教材的看法，让学生不迷信书本，教材只是一本参考书，并告诉学生将怎样安排课程内容的学习。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也是基本目标之一，即所谓的“授之以渔”，毕竟大学四年不是其学习阶段的全部和终结，而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笔者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首先认真做到预习、听讲和笔记、复习、作业这四个步骤，然后根据个人情况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章，观看相关影视资料来开阔视野；要求学生学习过程中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打牢基础；鼓励学生尽量用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的方法；通过一些综合性较强的地质实例，让学生领会各部分知识间的联系，让学生朝着能力培养和学以致用方向努力。鉴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将来有学生从事中小学教育，笔者通过简单的例子说明很多问题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中小学教师应引导孩子们思想火花的迸发，以此让学生领会更为合适的教育理念。#p#分页标题#e#

重视实践教学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2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界有关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反思已持续多年，它所引起的争鸣和讨论也赢得越来越多的业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这反映出文学理论界对于变革文艺学教材的迫切使命感，这是非常令人欣慰和鼓舞的。

高校文艺学的基础教材是《文学概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门课程的教材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50年代的“仿苏”阶段。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持续强化；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艺学自然基本上照搬的是前苏联模式。于是，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成为当时高校的通行教材。

第二，60年代的“初学”阶段。这个时期，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基本上还是沿用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有益成果，因而分别成为北方和南方高校的主导教材。

第三，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陆续引进，引起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观念的大变革，从而促成《文学概论》教材的重新编写。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董学文与张永刚合著的《文学原理》等先后问世，这些“换代教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一两部权威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校《文学概论》教材建设告别了“仿苏”与“初学”阶段而开始走上自觉创新阶段。其创新性质主要体现于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从而形成文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品格。同时，在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上，这些“换代教材”不同程度地抛弃了对文学的静态解剖，转而把它当作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加以考察，这既增强了教材的系统性，又更接近于对文学基本性质的把握。

到新世纪，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彰显，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若干新的趋势，高校文艺学教材建设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为回应新的挑战，一些业内学者开始反思新世纪文艺学教材建设应如何开启一个打破传统模式、确立新型规范的新生面，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魏家川的《文艺学学科定位与文学理论教改》、李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钱中文的《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等文，都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李春青的“学科自律”原则、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构想引起较大反响和争议。

李春青的“学科自律”原则包含两个要点：“其一，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二，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1]。

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构想也包含两个要点：其一，“在认真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其二，“在介绍这些概念、讲述这些问题时贯穿历史的方法，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与问题……做历史的解释”[2]。

显然，李春青的“原则”和陶东风的“构想”都涉及文艺学教材应有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不难看出，两人在内容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差异：李春青主张文艺学应当研究文学理论中有追问意义的具体问题；而陶东风主张文艺学应当提出中西文论所共同触及的基本问题。但在方法论上，两人的观点则是完全一致的：即李春青所重视的“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换为陶东风的说法，就是要“做历史的解释”。

那么，李春青所谓的“具体问题”和陶东风所谓的“基本问题”究竟指的是什么？它们何以成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众所皆知，8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的各种文艺学基础教材，一般都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看作文艺学的基本问题。李春青认为，这些所谓基本问题都是“来自文学现象之外的伪问题”，不仅“僵化与滞后”，而且“带有某种虚幻性”，“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应当弃之于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外。在他看来，“文学是一种最为变动不居的东西，因为它紧贴着生活，而生活恰恰是一个千姿百态、流动不已的过程”，因此，“文学理论应该研究具体问题而不是凭空建构概念和命题的大厦”。“比如说，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特点问题，却不可以追问什么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问题；可以追问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却不可以追问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性原则的问题；可以追问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异同问题，却不应该纠缠于什么是文学的本质问题。总之应该尽量将问题具体而不是空泛化”[3]。从李春青的举例来看，他所谓的具体问题，当是指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历史分析与梳理。

陶东风对现行文艺学基础教材所作四大范畴的划分也极为不满，认为这个划分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既“遮蔽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具体性与历史差异性”，也“遮蔽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地方性”，即民族具体性或民族差异，因而不能对“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在他看来，“人类的知识必然是地方性的，因为生产这种知识的主体是具体的，生产知识的场所也是具体的。那些所谓的‘普遍性’知识不过是以‘普遍’名义出现的某种地方性知识而已”[4]。按照陶东风的这个说法，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属于地方性的；如此看来，他所谓的“基本问题”和李春青所谓的“具体问题”应当是一回事。不过，从他后来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一书我们看到，他是把“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文学‘再现’”、“文学的语言和意义”、“文学的传统与创新”、“文学与文化”、“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身份认同”等确定为中西文论所共同涉及的基本问题。

不难看出，李春青和陶东风的共同意向，是推动文艺学基础教材面向文学实践、面向学科前沿，这无疑是应当肯定的。的确，新世纪文艺学的基础教材如果不能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实践，不能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就会使教学失去时代感。在这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文艺学基础教材的建设已经做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譬如，这些教材一方面十分注重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及我国新时期文学若干新趋向的研究，来充实、丰富和修正原有理论；另一方面又力求吸收文艺心理学成果来阐释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吸收人本主义、形式主义和现象学文论来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构成和内在意蕴，吸收文学解释学和文学接受理论来说明欣赏和批评的主体性，等等。但必须看到，文艺学基础教材在贴近文学实践和体现前沿性的同时，不能丧失作为基础理论的性质。

笔者认为，具体与普遍、前沿与基础是文艺学基础教材《文学概论》中必须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因为《文学概论》毕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讲授文学的元理论，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从研究大量具体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新的文学实践和前沿理论成果可以补充、完善或更新某些基本原理，但不能替代基本原理。从这个观点来看，李春青要求文艺学基础教材对具体文学现象加以历史分析与梳理，这无疑背离了其作为文学元理论的性质。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把西方古代“诗学”、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作文艺学基础教材的基本问题，这实际上是把《文学概论》与《古代文论》、《西方文论》、《20世纪西方文论》、《文化研究》等课程合而为一了。既然如此，李春青和陶东风为何不干脆取消《文学概论》课程呢？看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文学的元理论、并且承认《文学概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只是他们不认可现行《文学概论》教材对于基本问题的提炼，认为这些所谓基本问题都带有“虚幻性”，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

其实，李春青和陶东风的这个认定是缺乏学理依据的。诚如李春青所言，文学的本质、功能和规律等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但它们完全可以、也应当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否则便不会有关于“文学”的理论了。

至于探讨文学的本质、功能和规律等问题是否就是“本质主义”思维？这其实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何谓“本质主义”？按照陶东风的解释：“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质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5]。

这里，陶东风对本质主义思维方法之形而上学性质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但他的顾虑毕竟属于无“的”放“矢”。纵观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个编著者宣称自己对于文学本质的言说是绝对真理；相反，强调文学本质的历史性，反对形而上学地追寻文学绝对本质的观点始终不绝如缕，几成共识。

可见，我们不能因为赞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于本质主义文论的解构性批判便说文学无本质，从而放弃对文学本质的研究，甚至认为文学就是文化，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学性，导致文学取消论。对于作为文学元理论的《文学概论》教材来说，更不能回避关于文学基本性质的言说，尽管这种言说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历史的真理性。但又必须对文学基本性质做出历史性的阐释，而不能仅仅以文学理论史的历史分析与梳理来代替文学理论本身。如此看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基本要义，便是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的理论视域中，构筑起富于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构成论和文学接受论。

参考文献：

[1][3] 李春青. 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J]. 文艺争鸣，2001(3)：43-44.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6）06-0022-03

一、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要性

职业中学以学习技术为主要目的，更加重视专业实操课程。对于珠宝专业，不同方向所学习的技能有所不同，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无论哪个方向，单纯的实操带给学生的只是技术上的提升，无法将学生培养成有文化、有内涵、有技术、有能力的珠宝综合人才。单纯地学习珠宝加工，也许能做出精美的首饰，却无法领会宝石与造型的魅力，就无法使首饰注入灵魂；单纯地设计珠宝，却不知设计的原理与意义，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创作；单纯地销售珠宝，却不知宝石的性质与文化内涵，就无法将宝石的美好传递给顾客。所以，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也为了培养全面的珠宝人才，使珠宝专业的学生站得高，看得远，中职学生一定要重视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

二、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

珠宝专业不同方向涉及的内容各有侧重点，培养的学生能力各不相同，所开展的基础理论课程也要随着大的方向而变化。新课程体系要求职业中学课程清晰化与效率化。传统的“一锅端”课程模式与教学模式不适应人才的重点培养，课程设计无理论依据，课程开展混乱，无法实现综合素质人才与精英人才的共同培养。所以，在新课程体系下，针对珠宝专业不同方向进行基础理论课程合理设置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珠宝专业不同方向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进行归纳（见表1）。

（一）珠宝加工方向

1.基础培养

基础培养要针对贵金属知识及操作理论展开基础知识教学。开设《贵金属材料与性质》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掌握首饰加工行业贵金属（金银铂等）的性质，更好地理解首饰加工原理；开设《贵金属首饰制作》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掌握工具类型、操作方法及原理，为珠宝加工实操学习奠定基础。

2.能力培养

能力培养主要围绕宝石学知识方面的学习，《宝玉石概论》《首饰欣赏》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珠宝加工行业镶嵌宝石种类，从而更好地进行加工步骤设计，并结合宝石性质，针对不同款式首饰进行合理加工。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综合素质能力还要重视学生未来的发展与提升，所以需增加设计方面的课程。《首饰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可以锻炼学生基本首饰设计能力，有助于首饰加工时对图纸的分析，甚至进行独立的设计及加工。

（二）珠宝设计方向

1.基础培养

绘画基础能力的培养可开设《首饰构造》《绘画基础》类课程，培养学生基础绘画能力，以此为基础才可进一步进行专业宝石的绘制与学习。

计算机基础能力的培养可开展《Photoshop》理论学习及《计算机理论基础》学习，这将为珠宝CAD、Rhino等珠宝电脑设计的学习奠定基础，补充学生电脑操作理论方面的知识。

2.能力培养

能力培养可开展宝玉石方知识面的学习，《宝玉石概论》《首饰欣赏》这类课程使珠宝设计方向学生了解更多宝玉石特征，从珠宝自身特征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综合素质的培养可开设《设计学理论知识》教学，使学生掌握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和设计规范等，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地对设计行业进行了解与扩展。

（三）珠宝营销方向

1.基础培养

珠宝销售基础培养可开设《珠宝首饰营销》理论的学习，使学生对销售原理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分析未来职业生涯所遇见的销售情景。

2.能力培养

珠宝首饰营销要针对市场需求开设《宝石学概论》《首饰欣赏》《贵金属材料与性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旨在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掌握不同宝石知识及首饰行业知识。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开设《品牌珠宝》《营销学》等课程，可以提升学生销售理论知识及对不同首饰行业的综合了解。

（四）珠宝鉴定方向

1.基础培养

珠宝鉴定方向的基础理论课程可开设《宝石学概论》《首饰欣赏》《贵金属材料与性质》等课程，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宝石学知识，了解宝石的各种性质及特征，为鉴定宝石做好理论基础。

2.能力培养

珠宝鉴定能力培养可开设《宝石鉴定仪器》类课程，使学生在进行实际操作前，学会宝石仪器的使用原理与步骤，做到规范操作的前期准备。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开设《钻石及钻石分级》《翡翠学》《中国玉石文化》《人工宝石》类的课程，有利于学生拓展珠宝鉴定视野，用文化知识武装自己。

三、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同”中存“异”

新课程体系要求课程设计要不断创新与变化。所以，即使同一门课程，针对不同方向，也要做到“静”中求“动”。由于珠宝学科的特殊性与综合性，不同方向会学习同一基础理论课程。以《首饰欣赏》这门基础理论课为例，进行新的课程内容设计。

首饰欣赏主要讲述的是中外古代首饰、现代首饰及民族首饰特征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以理论为基础的课程。针对珠宝专业不同方向，应在课程内容上进行不同的侧重。

对于首饰加工方向，要以不同时期尤其是中国古代首饰造型为重点进行讲解，同时要将古代传统工艺如花丝、烧蓝、点翠、金银错、鎏金等工艺进行文化灌输，旨在培养一批优秀的珠宝技工人才，更好地传承中华古代首饰工艺。

对于首饰设计方向，要以不同时期与不同民族首饰所用图形、花纹、颜色、造型等为重点进行讲解，激发学生设计灵感，感受不同时期与民族的首饰风格与对美的体现方式。

对于首饰营销与鉴定方向，要以首饰所用宝石材质及造型的文化内涵与寓意为重点进行讲解，扩充学生文化体系，使学生在未来销售过程中，更好地表达珠宝首饰的意义。

四、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相互融合

珠宝专业虽然有不同方向，但各个方向间又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要求，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主要目的。所以，珠宝专业各学科间也会有不同的交集。例如，作为珠宝加工方向的学生，如果真正要学会创作作品，首先要学会设计作品、表达作品。所以，学会设计也是一名优秀的珠宝加工人才必备的技能；珠宝营销人员，也要学会珠宝鉴定，鉴别宝石真假质量好坏，评估价钱是否合理，才能使顾客更加信服自己，所以，珠宝鉴定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力。就珠宝专业不同方向的关系，用以下图形（图1）进行说明。

五、增加基础理论课程的“生机”

对于中职学生来讲，其文化学习能力薄弱，课堂理论知识往往引不起其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所以，针对珠宝专业的特征与特色，可以在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

1.课前准备

珠宝专业属于一种边缘学科，包含的内容多。历史学、地理学、矿床学、材料学、营销学，甚至是金融、社会学等方面，都会与珠宝专业有关。所以，教师的课程“生机”来源于丰富的学识，这就要求课程老师要不断学习，涉猎更多领域，用丰富的知识与见闻吸引学生，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兴趣。

同时，针对珠宝专业的特殊性，增加图片与视频的搜集与展示，通过现代教学设备进行教学设计，使课程内容丰富多彩。

2.课堂教学

为了消除理论教学的枯燥性，一定要在理论课程教学中采用更多的方法，如“行为导向法”“情境教学法”等，运用现代教学方法使课堂变的“生动活泼”。

3.课程与职业相结合

在进行理论教学的过程中，灌输学生正确的理论，多从未来职业角度展开理论学习，培养学生职业素质与能力。学生认识到学习文化知识与未来职业的关系，内心就会主动充满“生机”。

4.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

现代社会，“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学生更容易接受一些新鲜的体教学验。教师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将一些涉及珠宝专业知识链接给学生，从而达到课上与课下学习的“有机”结合。

六、结语

新课程体系下，中职学校珠宝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改革与设计要结合不同学校实际情况，不同方向进行合理设计。做到“求同存异，重在特色”的基础理论课程研究开发。实践证明，采用新课程体系，对于珠宝专业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对学生理论知识水平起到提升作用，为精湛技术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可以开拓学生视野，对培养全面的珠宝人才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泽民.现代职业教育[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7.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4

0 前言

我国对档案学的研究历经50多年，其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为分析档案与档案管理的规律，是档案学生存发展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档案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虽然已成为档案工作历时长、体系健全的国家，但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及反思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1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1.1 档案学基础理论内容丰富

1978年以来，我国档案学相关研究者利用依照国家恢复处理档案领域的规定要求，研究分析档案学相关原理准则、档案全宗、档案学特点、档案人才培养、档案管理制度、档案发展对外等问题。此时出现了很多知名档案学理论研究著作，对档案学特征、地位、出现和发展、档案规律等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之后的10年中，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和扩大范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涉及到档案分析法、档案学和不同学科的联系、相关法律、档案性质等，尤其此阶段流入了很多先进国家档案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宗理论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内容愈加丰富。

1990年开始，社会市场经济进步突飞猛进，基础理论和商品信息发生关联，且出现了对档案商品性质及价值的分歧，研究者有的提出档案有商品性质，而有的提出档案自身无商品性质，经过开发才具备这一性质。这一时期更加注重档案信息开发利用、档案工作规律、档案领域发展、档案馆建设等方面。

1.2 档案学基础理论深入发展

1980年我国对档案学理论研究集中于问题自身。而自1990年开始，档案学研究发展了知识管理、电子商务、公共管理、电子政务等方面，重点分析涵盖信息知识内容、电子档案含义及影响、相关部门提出的档案工作思想、政府信用档案管理理论等等。

1.3 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实践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重视和实践结合。很多知名作品中都重点分析了基础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且很多选此题展开消深入分析并立项。选题中如对公共档案馆和实践结合、家庭档案服务和实践结合、档案和社区管理结合等，全部体现了基础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

1.4 研究方法丰富繁多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需要利用相关方法展开，且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方法的影响。1980年之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较少，主要有观察法、调研法、定性法等等。而后，方法逐渐更新和丰富，增加了定量法、统计法、系统论法等。通过这些方法，学者和研究专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

2.1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2.1.1 缺乏对档案学基础理论深层次的分析

即使目前社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内容较为丰富且研究成果繁多，档案学基础理论却仍旧缺乏深层面的分析，几乎存在于表面分析。如档案学文件生命周期论，其最早出现是在20世纪40年代，到了1980年左右逐渐发展完善，但是于20世纪60年代时曾三引出档案自然形成原理，即使生命周期论主要针对文件进行分析，但是自然形成理论则而针对档案进行的分析，两者阐述的观念和观念几乎相同。可是相关专家学者并未对这两个概念理论加以深入分析，并未自理论向整体全方位地明确说明档案自然形成和对档案工作实际要求和限制的影响。

2.1.2 创新性研究成果匮乏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部分本土创新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可观，和先进国家的理论比较，作用和意义较小，对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的作用不够明显。所以，我国档案学目前存在的特色理论分析仍旧需要改善和深入，应强化对档案学特色间联系的研究，以显著体现出档案学的特点和符合发展需求。

2.1.3 方法移植现象存在

当今社会让不同学科的专家沟通更具便利性，档案学同样移植了不同领域的基础理论，如经济理论、价值理论等等。即使此种移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创新档案学研究，却仍旧发挥出了消极作用。很多专家把与档案学性质和原则不相关的理论移植来，让档案学理论、规律愈加繁琐，阻碍档案学进步。理论跨越通常涵盖了方法改变，档案学基础理论分析一定要避免轻视方法论改革。在吸取原有研究方法的同时，应加强对方法的创新和更新，既可以为原创方法，还能够使其他有关领域或他国研究方法。

2.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建议

2.2.1 加强档案学与有关领域的结合

随着社会进步，不同领域间概念和范围愈加不清晰，交叉学科数量逐渐增多。和档案学有关的如情报学、电子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等，都为档案学扩大范围的研究带来帮助。不同领域间的关联让档案学专家能够吸取其他领域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将其改变一定形式和内容融入到档案学基础理论中，以增加和提高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让档案学更科学有效地与不同学科结合，避免其孤立出现的问题发生，提出在学术领域的地位。

2.2.2 强化研究者原创意识

缺乏理论创新，必然会阻碍档案学发展。档案学基础理论如果要实现深入发展进步，则需要冲破限制，不停擦红心，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档案学理论为自平时应用和操作过程中总结而来。所以，档案学基础理论应和社会发展和用户需求相使用，创新模式方面，相关专家和研究者应加强对我国自身特色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视，联系目前社会档案管理现实状况，推动原创档案基础浏览的发展，提高我国档案工作实力。

2.2.3 加快档案学基础理论和世界接轨的步伐

档案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的为档案学自身性质、规律等，其有宏观的指导作用，不受地点和区域的限制。开发和融合作为目前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即使世界不同区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有一定的不同，却仍旧应加强对共同点的研究和重视。档案学相关研究者应站在世界范围内，以宏观大体的眼光，陆续展开与不同国家理论的对比，积极引进其他国家优秀的理论部门，健全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3 结论

档案学基础理论是档案学发展的基本组成部门，缺少基础理论的档案学是无法进步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优异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丰富、创新、借鉴、开放、融合，才能健全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提高我国档案学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5

（一）优化课程体系

增加人文科学板块，特别是有利于跨学科和人文综合素质提升的课程针对体育教育专业应用性和技能型的特点，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强化综合素质培养；在通识教育中适当增加师范院校体育专业人文学科特别是大学语文、体育美学和艺术欣赏类的人文科学课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二）进一步明确教师教育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

实现与基础教育的无缝对接以面向基础教育改革、适应新时期需要的体育师资为目标，构建了融学科性、专业性、实践性和人文性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术科之外的人文教育，构建“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并进，师范教育与专业技能相融，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一体，自主学习与社会实践并举”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特别要强化与基础教育新课改关联的选修课，聘请一线优秀教师到学校为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和专项培训；加大实习改革力度，适当延长实习时间，使人才培养和基础教育实行无缝对接。

（三）全面推进体育专业教育中的通识教育

在专业教学中渗透科学和人文精神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地方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除了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所具有的共性外，也体现出特殊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如不太重视文化课学习，学习自主性和自觉性较差，对专业的认识和理解过于狭窄等。由于课时的限制，指令性的教学课程过多，通过增设课程强化综合素质培养的余地不大。改革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不合理的知识结构，关注跨学科综合素质的培养，最好的路径和方法就是在专业课（包括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教学中渗透人文学科教育，达到提升综合素质的目的。

1．推进体育专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教学改革教育理论上应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地方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来说，一定程度地淡化“专业”意识，避免对“专”的误解，我们培养目的不是专项运动员，而是基础教育体育师资。实际上，对基础教育而言，学校并不需要单一的“专项”体育师资，而需要相对“博”，学科知识和专项上的“博”和“通”。其实，对基础教育体育教师而言，需要篮球专项的老师上其他球类或田径课程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针对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应强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教学改革，要加大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改革，注重在专业课（基础理论和术科）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和素质的培养，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目的。体育、体育教育和体育科学与社会特别是科技、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体育教育专业应注意通过本学科的最新发展使学科教育和当今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体育专业学科基础理论中体育人文社会学本身就是最好的人文教育课，体育学科基础理论运动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等属自然科学，有大量的科学原理和实验，既有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崇尚真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又有人体结构、运动生理所包含的美学原理；体育实践教学如术科技能和体育竞赛，更是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综合体现，多方面展示体育精神、体育道德以及审美教育的价值理念，成为体育教育中科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专业教育中推进科学和人文精神并举的教学改革，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达到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质为宗旨通识教育的目的。

2．强化体育专业教育中精神意志、心理素质的培养，增强体育教育中的健康教育专业技能教育在体育教育专业教学中占用的时间最多，不能简单地把专业技能理解为术科教育，应把术科教育和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强身健体、健美心灵、提高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结合起来。专项教育中动作的要领固然重要，但精神意志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也不容忽视。体育术科除了动作的要领，还有潜能的挖掘、个体极限的发挥、战术战略的运用，这既体现了综合智力的运用，也是精神意志和心理素质的比拼，也包含了如何管理和协作关系、使团队力量实现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管理科学的学问。术科教学和体育竞技的规则和规范，又是思想道德和精神意志最好的教材。术科教学和专业技能培训应注意挖掘和渗透这样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让公平公正、尊重规则、尊重对手、超越自我、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渗透于专业教育中，培养和丰富未来体育师资的综合素质，提高师德水平。现代教育认为，心理健康和意志力的培养不亚于智力的开发，都是决定人生成败的关键因素。现代意义上的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疾病，还应包括心理的健康。因为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会有健全人格。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指向健康，健康的生活观念和心态，体现为意志力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体育是培养意志力和增强心理修复能力最好和最有效的方式，体育专业教育应渗透这样的健康教育理念，使之成为专业教育的有机组成。

3．增强体育专业教育中的美育教育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体育和美有着不解之缘，多方面展示了人体的形式美和人的精神美，成为人们审美体验的对象。体育的强身健体、健美身心、提高人的精神气魄和审美教育对人的精神陶冶、美化心灵、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处。体育，既是具像化的人体美，又有抽象化的精神美，是审美教育不可多得的形象化的教材。体育专业教育中，人体解剖和运动生理学，术科教育中的艺术体操等都包含着丰富的审美教育素材。体育专业教育中的美育教育，就是在这些专业理论和术科教学中强化审美教育，启发和引导学生发现体育和体育科学所包含的美，以及体育美的丰富表现形态如形式美、运动美、精神美、社会美，“使学生在学习本学科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同时，认知美，感受美，体验美，化抽象的理论为审美鉴赏，培养学生对人体美、运动美和体育美的鉴赏力，达到基础理论学习和审美情趣培养相统一的目的”。影响和提高大学生心灵境界，达到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6

我国当前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是整个社会进步、经济水平提高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基础教育如何在新课程改革下成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各级人才的共同基础教育，本文借助复杂理论的视角探讨作为复杂系统的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以促进这个系统的和谐发展。

一、复杂理论视野中基础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系统

近三十年来兴起的复杂理论是随着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而深入的。基于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1937年提出“一般系统论”等简单系统研究之上，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自组织理论、普利高津(i.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h.haken)的协同学，以及艾根(m.eigen)的超循环论则是对简单巨系统的复杂性的研究。复杂理论从化学、物理和生物领域中的研究表明每一个自我组织的、自我调整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并且具有自发性、无秩序性以及活跃性，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的平衡的能力。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育系统中基础教育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培养性质以及培养方向。基础教育作为人的终身教育的序曲，具有尽可能为学生成长输送全面而不是单一营养的重任。

（二） 教育的多主体性

教育的实施者和接受者都是具有生命的个体。从教育传授的主体来看，教师在教育中有主体性地位；从受教育者将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角度看，学生同样具有主体性地位。社会对基础教育资源的整合也具有支配地位的主体性，以协调解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功能分配的矛盾。

（三）基础教育成果的涌现性

基础教育培养的是明天的国家主人，因此其成功实施会为社会各行业输入高质量的血液，带动社会整体发展。

（四）基础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教育是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制约下发展的。社会的推进需要高素质人才决定了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优质生源的必然性，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胜任各种岗位的劳动力以及合格公民又要求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性。任何一个历史条件下的基础教育都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复杂科学视野中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书写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高考指挥棒下的基础教育形象越来越无法担当起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使命，这次新课程改革无疑是必要的，新课程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离课程改革方向的现象：有的老师为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一堂课下来完全由学生自己主持，而学生在接受知识过程中对知识的感知方面无疑是需要老师引导的，完全放弃教师在引导学生接受知识过程中的引导角色是错误的做法；有的老师认为传统教学中的知识大部分是死记硬背的无用的知识，借课改之际，将“死记硬背”需要积累的知识抛至一旁，以“生动”的技能学习替代，这样做的后果是肆意割断了学科知识积累的传统，用经验的总结替代知识文明早期的积累，使学生丧失了自主从先人经验积累的历史中借鉴学习的机会；还有的老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上，为了获得“民主型”“友人型”老师的美誉，在实施“尊重个性发展”教育时过于“ 宽容”，没有对处于成长期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监督帮助，从客观上放任其德行的败坏等等。

为什么在课程改革中会出现这一系列偏离课程改革方向的现象？在复杂理论视角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好理解当前课改中出现的这种不清楚课改实质胡乱盲从改革的现象。由于人类科学的不断进步、文明的不断积累、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复杂系统里冲突和无序往往比和谐和有序更容易产生，人类为了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已有的文明成果进行合理的取舍，教育在此承担的就是承接有序促成和谐的重任；而盲人摸象搞不清楚全局，手痛医手，脚痛医脚，今天素质挂旗明天技能吹号，这些在基础教育课改中出现的盲从偏执的现象恰恰是不清楚基础教育基础性实质的表现；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基础教育下的培养对象自身充满着发展的不确定性、可塑性、未知性，受教育者在基础教育和家庭、社会、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刺激下才有了形形的发展道路；因此明确了基础教育基础性定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才能有的放矢。

一部西方科技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的历史。我们的基础教育要在越来越复杂的历史任务中打好接受更重大任务的准备的基础，则更要弄清楚基础教育自身的定位。

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的需要就是办教育的方向。当今的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顺利驶向小康社会的航标，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正与强势的西方文明冲突融合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教育如果不冷静思考教育的实质问题，仅凭借改革的热情是发展不好我们的教育的，以至于延误发展的大好时机。

中国社会需要人才，我们需要专门技能的人才，需要综合素质的人才，我们还需要有着不拘一格的偏才。我们追求一个人的和谐发展，必须给予基础教育这个复杂体系自身充足施展的空间，而盲目让基础教育在各种教育目标导向下疲于奔命，是不是已经到了令我们不得不反思的地步：摆脱应试教育，便可以质疑一切竞技体制？提倡研究性学习，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抛至一边？为了追赶西方科技的强盛，难道恨不得让所有的中国小孩从小不学人文只搞发明创造？

人的和谐发展依靠身心的健康发展做后盾，只有获得全面的基础教育，其在未来生活中才更具备迎接挑战的实力。人的发展问题也是复杂系统的发展问题，人可以胜任很多本人最初无法想象的职业，一个人能在复杂的境遇中获得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偶然的机遇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发展轨迹，开始新的从无序到有序的征程。比如，同一片树叶从同一高度两次落入平静湖面的同一位置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位差，系统里所有因素导致了两次落入同一位置的不同效果。全面的基础教育让孩子们在社会化进程的开端，有更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未来人生中无数意想不到却可能改变其一生的选择。

三、基础教育的定位

孙喜亭教授在《基础教育的基础何在?》一文中认为基础教育基础性定位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教育──奠定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基础教育时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发展青少年的体质，奠定一个人的健康的身体是基础教育基础性的标志之一，也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任务之一。

体质好的指标体现在：“在体格方面，生长、发育指数都很正常，体型健美，整体和各部分指数和谐，走、站、坐的姿态端正”；“在体能方面，表现为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等均达到应有指标，并与体能相关的表现在运动器官的活动能力：走、跑、跳、攀登、爬、投、掷等都得到了应有的发展”；“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不仅是外在的指数，而且是反映内在的身体各部分各器官的质量”；“健康的身体不仅体格发育健全，体能良好，而且应具有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还应具有“并非体质的标志，但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性(如不吸烟、不饮酒等)和锻炼身体的习惯”。

（二）“基础教育──奠定好公民品德素养的基础”

如何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合格公民，基础教育承担着在新历史时期教化国民的使命。中国几千年的自然封建经济体制使得国民没有形成作为国家主人的意识传统，现今处于中华民族崛起的大好时机，又面临着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之时，国民素质如何应对。孙先生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育人为本；育人大计，塑造民族精神为本。基础教育的基础，就在于培养自强不息的青春活力，就在于培养厚德载物大地一样的宽厚底蕴。有了这样的‘根底’铺垫，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他们都是不可战胜的”。

（三）“基础教育──奠定好专门建设人才的基础”

从教育史的发展来看，现代教育的产生是将自然科学纳入学校教育课程的意义来讲的。高等教育中工科学系为社会进步输送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促进和激发作用有历史的传统。现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优质生源既无法割裂历史传承，也体现着当前的需要。因此，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避免高考指挥棒的负面影响时，也要正确对待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合理化联系。

（四）“基础教育──奠定好未来从事劳动的基础”

一个人的职业的选择是多样的，既受个人的兴趣爱好支配，也是社会因素共同制约的后果。基础教育结束后的孩子将走向各种各样的劳动岗位，“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在最大的限度内，以最基础的知识丰富学生的头脑。在基础教育课程建构上，切不可轻易地断言某门学科无用，而简单地否定一门学科。”

（五）“基础教育──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和轴心”

孙先生认为基础教育必须以基础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中心组成它的课程体系，一味地照搬美国的“素质教育”强调能力是片面的，殊不知美国已经在进行自身基础教育缺乏知识的反思了。他认为“所谓基础知识，首先是让学生学好语文、数学、外语等，掌握文字工具，掌握读、写、算的基本能力，进而再学好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数、理、化、生、史、地、文等）”。

总之，从复杂理论视角审视基础教育有重要的意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只有围绕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施展才不会偏离改革目标，并在不断完善中摸索出适合国情的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0．

[2]欧阳营之.复杂系统理论基础[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美]沃尔德罗普.陈玲译.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三联书店，1997．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7

时代催生出高速发展的高职教育，职业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得以前所未有的凸显，但职业教育如何保证培养高质量、适应时展需求的人才，是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任务。而职业教育为此进行的教学改革，却出现了让大家惊诧的结果：缩减甚至取消文化基础课，全力推行专业课。这不得不使我们对未来中国前途的担忧。

1 高职教育文化基础课教学的现状

1.1职业教育办学理念轻视

高职院校为了强化自身的职业性，从办学理念上轻视文化基础课，强化专业课。时代迅猛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很多高职院校在夹缝中生存，为了保证生源，学校就以最新最热门专业来吸引学生，为了留住学生，学校不惜代价缩减文化基础课，甚至一刀切除文化基础课，以此来保证专业课的学时，殊不知这样做违反了人才培养规律，影响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高职教育的教育质量，不利于高职教育长远发展。

1.2文化基础课与专业课设置不合理

在课程设置上自成体系，井水不犯河水，文化基础课和专业课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有的内容互相重复，有的衔接不紧密，没有为后续课程起到先导的作用。理论与实践分离，没有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学生无法认识到基础课的功能，不知学以致用，甚至认为学习文化基础课是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导致很多学生在文化基础课上开小差，甚至逃课。

1.3文化课与学生的实际脱节

学生对文化基础课普遍不感兴趣，甚至惧怕文化基础课，其原因：一是进职业学校的学生文化基础比较差，对文化基础课学习有惧怕心理，如很多学生中学阶段数学基础很差，高职学习时就特别排斥数学，还有很多学生中学阶段最怕写作，高职课程中安排的应用写作课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大负担；二是文化基础课的内容职业教育特色不明显，有些知识陈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1.4文化基础课的教学方法呆板

文化基础课以课堂纯理论教授为主，联系实际少，学生找不到兴奋点。通过实地调查，很多文化基础课老师在讲授课程时依照的是普高的教法，甚至是中学的教法，没有考虑到高职院校学生基础差、无兴趣、对文化基础课的作用认识不够的特点。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以纯理论为主，联系实际不够，枯燥无味，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动力。

2 高职教育文化基础课教学改革的对策

高职教育中存在的轻视文化基础课的倾向已严重影响到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长远发展，影响学生进入社会的生活前景和职业前景，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有效的文化基础课的改革。

2.1 正确认识文化基础课的地位

高职教育出现文化基础课不受重视的现状主要源于对其重要作用认识不够。据实地调查，不少高职院校办学的目的不是真正为教育、为学生，而是营利，这样一来，学校在整个课程安排的时候为了迎合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尽量多的安排专业课，而把文化基础课搁置一边，因很多家长认为花钱来高职院校学习是学专业学技能的，不是学那些“无用的”、“浪费时间的”课程。对于这样错误的认识，相关领导不是进行有力的反驳，反而顺水推舟。殊不知，文化基础课对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综合素质以及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和审美情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文化基础课也为专业课和学生学习职业技能打好基础。高职生的基础比较差，无法主动认识到文化基础课的地位，这需要办学者，学校主管部门进行大力宣传，这不仅是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也有利于高职教育有更旺盛的生命力，更是为了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

2.2 正确处理好文化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关系

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进入高职院校主要任务就是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无论是学校领导层还是教学一线专业教师或是学生都把专业课至于最高的地位，自然就忽略了文化基础课。认为学习文化基础课会耽误学专业课，浪费学生的学习时间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学好文化基础课，会让学生有更豁达的胸襟来面对自己面临的一切困难，能让学生有更宽广的知识理解专业技能，因此，职业教育不能仅限于狭窄的专业技能培训，应根据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实际需要，开设选修和必修课程，从治学理念上重视文化基础的教育，克服重专业课轻文化课的心理，处理好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的相互关系，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2.3加强文化基础课教学的改革

加强自身教学的改革，是摆脱目前状况的重要途径。首先，教学中应针对高职生这个特殊群体，把文化基础课与专业课灵活结合。如在给营销专业的学生讲授《应用写作》中的：“调查报告”时，可先让学生认识到他们在进行产品等的宣传和推广时不是随心所欲、漫无目的，而应做一定范围内的调查、研究，以此导入课程，让学生认识到调查的重要性，意识到这是与他们专业密切相关的，从而积极学习调查报告的写作。其次，要加强教育教学方法与方式的改革，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中除了要突出和强化实用性外，还要积极探索多种教学形式，如课堂教学可以设计小组讨论、分角色表演、课外调查、课堂演示等。采用的教学案例要贴近现实、贴近学生，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热情。另外，选用符合学生实际的教材，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大胆地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2.4将文化基础课与校园文化相结合

当前各高职院校都着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实证明学生很乐意参与各类校园活动。其实文化基础课与开展校园文化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某种程度上是殊途同归的，但为什么学生对此感兴趣的程度却有如此差异呢？如学生不太喜欢在课堂学习“演讲稿”、“求职信”等的写作，但却对校园举办的相关活动却很感兴趣，参加各类演讲比赛，参加校园模拟招聘会等。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文化基础课教学时，应结合该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课堂外的实践，甚至直接指导学生如何更有效地参加相关活动，这样学生将更加积极地投入文化基础课的学习。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8

一、会计基础理论概念及特点

会计基础理论概念

会计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类。第一则是对会计科学和会计学科的研究。会计科学形成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对于工业产业带动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对世界范围内对经济财务支出的预算和决算都更加严格，为此，会计学作为研究财务活动和成本预算、决算的一门科学而诞生。会计学科则主要是通过讲述会计基础学和会计电算化等专业的课程为会计科学做出的准备工作[1]。

会计基础理论特点

客观性。会计基础理论通过对客观存在与会计科学相关的各项事物的阐述，进而揭示会计事物的发展过程本质和规律。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会计部门的相关决策提出宝贵意见[2]。

相对稳定性。会计科学和会计学科的稳定发展是将会计基础理论应用到会计实践工作的必要条件。由于会计基础理论是在会计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完善的，因此对于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会计客观环境，会计的基础理论也是相对稳定的。

系统性。会计基础理论作为会计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改善国家经济环境和细化财政部门的财政预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对于会计基础理论形成的各个环节和细节，其完整性和系统性都是不可缺少的[3]。

二、会计基础理论发展完善后的内容与功能

2011年7月4日颁布的《“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中高度指出，需要把包括会计科学在内的相关科学提升到战略发展的高度中来。可以看出，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对于指导各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4]。

（一）会计基础理论内容

一般性基础理论。一般性会计基础理论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会计基础理论。主要包含了会计系统、本质对象和职能等相关方面的理论知识。通过完善会计基础理论中的各项环节使会计基础理论更加具备系统性，从而更好地应用到不同的社会对象中，使得社会生产的各项职能都有所提高，通过相互配合和促进来加强会计基础理论对生产领域和科学的指导作用。

管理基础理论。会计基础理论在发挥其竞技作用的同时，对政府及社会各个生产企业和部门的财政管理又具有较强的管理作用。这使得会计的管理基础理论在会计基础理论的行程中具备了重要的地位。会计管理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了财务的管理、经营理论和会计监督体系理论以及对成本的和利润的运用理论[5]。

（二）会计基础理论功能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社会生产领域高度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对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议程。下文重点阐述了在会计基础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要功能。

认知功能。随着会计科学不断应用深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计基础理论对于企业发现自身财政状况、提出完备的财政政策和完善自身的经济体制都具有较大的认知作用。通过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学习，企业可以认识自身经济体制内部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通过定期对自身相关经济事务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分析，从而较高的提高其经济效益。

基础功能。会计学作为当代社会的一门重要科学对生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各项环节都具有较大的作用。而会计基础理论作为会计科学的基础，可以高效地指导会计学的研究、建设和发展。会计科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和完善来进行。通过深化会计基础理论使会计科学工作由抽象化专为具体化，有效地促进会计工作的展开和会计科学的发展。

预见功能。可以通过将会计基础理论应用到会计科学的具体实践工作中来发现和指导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预见和指导作用，这体现了会计基础理论的预见功能。应用会计基础理论对一定时期内企业经济效益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发展的良好措施，对企也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好的预见和指导作用。

三、会计基础理论发展完善的措施

解放思想。目前我国会计工作的重点仍局限在相关会计人员只对自己单位或部门的预算、核算和决算中，往往对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没有一个全局的考量。这严重阻碍了会计基础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指导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决策人员和相关会计工作人员需要解放思想，把完善和发展会计基础理论思想提升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这在完善会计基础理论的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坚持创新。对于已形成的会计基础理论在完善的同时还需要挖掘和完善自己身的创新能力，坚持创新理念，使现有的会计基础理论不断融入新的血液来促进和指导社会各个学科的发展。

加强财务管理团队的素质基础。有关部门需要结合目前会计财务管理工作的时效特征进行必要的理念宣传活动布置，争取将会计相关监督和服务创新功效发展到极致状态根据目前会计职员的专业技能训练标准分析，其在计算机智能控制技术和部门预算、纳税申报等流程中必须稳固良好的疏通、协调角色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定期举办会计基础知识的讲座会谈和内部业务实践活动，必要时可以布置机制范围内部的人员素质竞赛项目，尽量提升职员的专业素养品位，拓宽其在实际应用问题上的处理能力范围。

强化内部审计监督部门的控制实效地位。财政监管以及相关审计单位必须主动贯彻本职务范围内部的基础思想指导工作，广泛应用不定期抽查手段对必要部门的会计核算业务和经济处理不合规则的问题进行排查，并实现全面优质化改良。这样能够科学疏导整个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能效，进一步稳固财经纪律，保证主体部门资金的合理应用潜力。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9

该学科群项目依托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合作单位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教育学院）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一期建设项目历时三年（2006-2008年），已于2009年顺利通过北京市教委组织的专家组的验收，初步整合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基础教育学科力量和研究队伍，探索灵活多样的合作机制，搭建较好的合作平台（基地），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中小学优秀教师和专家型校长，形成了较强的教育合力，为北京市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为巩固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成果，继续充分整合北京地区高校资源，推进学科群建设在科学研究、学科发展、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市教委于2009年决定，继续开展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实施学科群二期建设（2010-2012年）。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项目二期建设依托单位仍为首都师范大学，项目合作单位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北京市教育学会，试图进一步扩大学科队伍和资源整合的范围，更深层地探索合作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学科群的作用。

在本学科群二期建设伊始，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需要，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和新的城市定位。学科群建设及时敏锐地把握这一发展动向，积极顺应首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定位，确立了以建设与世界城市相适应的首都基础教育为发展目标，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宽视野、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谋划和推动首都基础教育的发展，适时更新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理念，指导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项目二期建设以“和谐共生”为组织建设理念，以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就影响和制约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为整体提升北京市基础教育的质量服务。为实现整体提升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这一目标，学科群各合作单位精诚合作，通过实施年度项目的方式，共同探索。项目年度实施方案为：第一年（2010.1—2010.12）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理论研究”，第二年（2011.1—2011.12）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运行机制研究”，第三年（2012.1—2012.12）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基本经验与深化发展研究”。

为此，本学科群围绕首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重新整合，凝聚和组建了四个研究方向和团队，即基础教育政策与质量监控、教师教育与合作共同体、校长专业发展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实践表明，凝聚各团队的优势力量，将更加有利于顺利开展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有利于促进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的解决。

二、2010年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建设项目的实施

2010年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之年度建设项目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理论研究”。本年度项目针对北京市基础教育发展的客观实际，寻找制约和束缚其质量提升的核心问题，对之开展深入的理论探讨和论证，探寻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发展路径与实践策略，从而为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二期的项目建设打好理论基础。学科群四个研究方向各自在本领域内完成旨在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为学科群项目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建设奠定基础。

（一）基础教育政策与质量监控方向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既是北京市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为确保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加强研究，推进相关政策的制定、贯彻与执行，包括实施科学和有效的质量监控。在研究中，我们将公共性理论作为基础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认为公共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性质，教育公共性是建构基础教育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通过教师培训制度、校长培训制度、教育教学评价制度等，有效推进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对北京市高质量、高水平地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

（二）教师教育与合作共同体建设方向

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通过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中小学、大学与区域合作共同体建设，探索能够有效支持教师教育实践的教师发展理论，培养教师的专业素养，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这种在教师教育领域、以合作共同体建设形式推进大学服务社会，推动学校改进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设与探索，为首都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社会效益和学术影响。在首都基础教育发展面临走向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坚持在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领域，全面地以理论推进实践，提升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态势，有效推进首都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的现代化建设。

（三）校长专业发展研究方向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关键。首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需要更多的优秀校长。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校长，让校长成为教育家，是当前首都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探索优秀中小学校长的标准和成长规律。校长专业发展研究项目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案例研究法，以多学科视角，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探讨不同类型优秀校长的成长轨迹，总结优秀校长成长的类型、个性特点、机制、成长周期及其规律性等问题。其理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增强选拔和培养优秀校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更多校长的自我发展提供“原型”启发，为校长培训工作提供具有建设性价值的案例；对培养中国“教育家”，实现“教育家办学”，具有建设性意义。

（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方向

课程改革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从社会关注、社会制约和内外互动等多个角度分析和梳理课程改革实施过程，既是课程改革研究中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也是继续深化课程改革对理论研究的新呼唤。而从外部性理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理论出发审视新课程，是对过于单纯从内部开展研究的一种形式上的超越。在研究中，我们强调教育研究回归学校教育，从学生发展的真实体验中分析新课程的教育本质，赋予课程改革以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活力。同时，我们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开展研究，并努力将其转化到实践中，直接服务于首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三、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建

设前瞻：为建设适应世界城市需要的首都基础教育而努力

为建设适应世界城市需要的首都基础教育，在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项目的未来建设中，项目组将以服务走向世界城市的首都基础教育为基本目标，推动首都基础教育在教育发展理念、教育发展战略、人才培养规格、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全面积极的应对，做出新的调整，为把首都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而努力。

（一）培养一流创新型人才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和创新高地，争夺世界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和国际科技舞台上的话语权，已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因而，知识的创新、生产与传播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分别催生了几座世界城市，即伦敦、纽约和东京。首都北京能否抓住新的科技革命的重大历史机遇，抢占新的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乃是北京能否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跻身世界城市之列的关键所在。

因此，首都北京必须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优化、素质一流、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确立支撑世界城市建设的人才竞争优势，努力把首都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这必然要求首都教育为世界城市的建设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此，首都教育必须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明确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转变基础教育教学方式，改革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高度重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批判、反思的习惯，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二）实施国际化的教育发展战略

作为国际城市高端形态的世界城市，是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北京应放眼世界，扩大开放，不断加强和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力争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成为国际活动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与国际旅游目的地，使世界城市北京发展成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城市。

为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首都教育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深化实施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首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提升首都教育在世界教育中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

因此，在首都教育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充分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促进学校之间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吸引外国留学生来京求学，推广国际汉语教育，加强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国际化；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使首都北京在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乃至成为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与标准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成为教育全球化、国际化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三）切实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

世界城市，是世界人才之都，是世界人才与世界精英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密度很大、人口迁移与流动频繁的城市。换句话说，世界城市，既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大量流动人口、移民和弱势群体生存的场所，他们共同构成了世界城市的居民，和谐共生，相依共存。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城市正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并存并不断走向融合的城市，具有多元性特征和极大的包容性。

世界城市的人口与文化特征决定了首都北京应积极接纳和发展多元文化，尊重多元文化差异、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别，倡导多元化生存方式，为世界城市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为各级各类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为此，首都教育更应从世界城市发展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和包容的心态，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尤其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保障外来移民、流动人口子女与残障儿童乃至难民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得以实现。正如2004年3月伦敦市长在其发表的《给的比借的更多：伦敦的难民儿童》中所认识到的那样，“难民儿童是伦敦发展重要的一分子，与其他年轻的伦敦人一样，他们是伦敦未来的一部分，是多元的、可持续的世界级城市的一部分”[2]。首都北京的基础教育只有以人为本，为每个儿童提供平等受教育条件和机会，实施多元化的教育方式，满足世界城市居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才能为世界城市的多元化发展与和谐共生的文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保障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出“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基础教育赖以发展的基础，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作为地方高校，由于受地域、环境、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其他高校而言，财政投入少，综合实力差，区域优势不强，而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相对于其他文、理科专业而言，又属于特殊专业，因此更应该面对现实，积极推进，顺应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

一、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与基础美术教育对接缺乏实效

“为基础教育服务”是国家对师范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高等师范学校的美术教育应该为基础教育输送符合素质教育需要的合格教师。教师应做到“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才能够达到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在全国普通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试点开始之前，基础阶段美术教育课程改革就已经进行得热火朝天，但承担基础教育阶段美术师资培养的“工作母机”——高师美术教育课程岿然不动，依然故我。长期以来受“美院”办学模式影响太大，“美术专业课程+教育学基础课程=高师美术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积弊太深。虽然部分高校在做一些积极的尝试，但由于缺少参照，没有方向感，故成效不大。

（二）课程设置合理性欠缺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原司长杨贵仁所作的《推进高师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教师》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是课程设置过于强调美术学科本位，门类过多，强调单科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课程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渗透和整合，课程结构比例失调。二是重技能，轻理论；重技能小课，轻技能大课；重单科领域的高、精、尖，轻专业知识技能的均衡性和通用性。三是重美术专业学术水平，轻教育学科理论和教育实践以及综合人文素质的养成。四是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口传心授、机械训练、灌输式和一言堂现象。”

（三）教育思想观念较陈旧

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的教师质量还不能完全适应教学要求。大部分教师来源于专业美术院校，虽有较强的专业技能，但对师范性缺乏认识，不了解教育实际，对学生不能给予师范性的积极诱导。美术教师普遍不关心教育领域的发展形势，仍根深蒂固地延续陈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导致目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师范教育培养目标尚有距离。

二、建构适应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学校美术教育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备初步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美术教师和社会美术教育工作者。”针对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要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性，提高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第一是应该突出美术课程的综合性、人文性，强调师范性，整合传统课程，增加教育类课程，加大教育实践课程的课时量；第二要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强调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第三是淡化专业技能的强度，注重与生活的联系；第四是要注重知识的整合性，强调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一）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的基本原则

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要以《课程指导方案》和《教学指导纲要》为依据，结合学校所在地域的特点和办学特色设计本校的培养方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笔者认为，设计《培养方案》的基本原则有4点：1.坚持学生成人与成才培养相统一的原则。2.坚持基本要求与个性成长相统一的原则。3.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教学原则，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统一的原则。4.坚持专业性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原则。

（二）课程体系的结构设计

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课程框架。设计时要妥善处理好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必修与选修等关系，加大课程整合力度，优化课程结构。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应该强化“宽基础、重实践”，在全面发展能力素质的基础上，强调本专业最核心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学习与训练；强调突出实践育人，注重第二课堂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等。湖南理工学院美术学院结合美术学学科专业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地方区域的特点和学院的办学特色，制定了具备自身办学特色和优势的培养方案。将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划分为三大模块：通识教育平台、学科基础及专业理论平台、实践创新平台。第一平台即通识教育平台包括公共基础课程模块和人文科技素质课程模块；第二平台包括学科基础课程模块和专业课程模块；第三平台即实践创新平台分为模块进行细化：见习实习、实验实训、论文设计、学科考赛、科技创新、社会实践、职业技能、其他活动。

（三）课程体系的学时分配

《课程指导方案》规定了“本专业总学时数为2600—2800学时，公共课程学时数为720学时，专业课程学时数约为1900—2100学时”。《教学指导纲要》规定的12门专业必修课程共1060学时，约占专业课程的50%，确保其应有的学时和学分，保证师范生美术和教育的基本素养。地方高校还可以精心设计和安排剩余的约450学时的选修课程和实践性环节，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体现自己的办学特色。学院在通识教育平台设置了707课时，学科基础及专业课程平台设置了1600课时，学科基础课程分绘画基础、设计基础、工艺基础、理论基础四个模块，专业课程分教育理论、美术表现、设计制作、人文拓展四个模块。（转第页）

（接第页）而在最具特色的实践创新平台，设置的模块共有实践课程41周，针对基础教育美术教师应具备的师范技能，学院将实践教学贯穿于四年学习的全过程。

（四）课程体系的评价标准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对课程教学进行有效、科学、系统评价，学院建立一个“知识、能力和素质”相结合的开放式评价体系。它涵盖了基本知识和理论、实践能力和师范技能水平、创新思维与方法、综合素质评价等内容。这一评价体系是建立在大学教育的一般性规律和本质与美术教育的特殊性规律和本质相统一的基础上的。这一评价体系由单一评价、集体评价、社会评价和综合评价四类组成。单一评价，指在美术理论课的闭卷理论性考试中实行的、由任课教师依据标准答案对学生考试进行的评价。集体评价，指在美术专业技能性训练课程中实行的、由多名教师对学生作业或考试进行的评价。社会评价，是指对学生参加展览、申报专利、参与课题、发表文章或作品等诸多校外获奖成果的认定。综合评价，由单一评价、集体评价和校外评价相结合进行总评，最终形成学生基本的学业成绩。

（五）课程体系的质量监控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功推进，凭借的是教学过程各个环节的规范实施。因此，健全美术学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充分发挥监控功能，对于确保教学质量具有关键作用。质量监控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系统监控、类型监控、环节监控。1.纵向监控。纵向监控是指以学校常规教学管理文件为依托，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的监控。它包含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资料、教学效果反馈等实行的监控，由校、院系、教研室三级共同督查实施。2.模块监控。模块监控是指根据专业特点划分课程类型模块，美术学专业分理论讲授课程、技法训练课程、外出实践课程、专业实习课程等，制定系列教学管理文件，实行监控，它主要由院系督查实施。3.环节监控。环节监控指的是根据专业特点，对教学环节所作特殊规定的监控。例如，技法课中对理论讲授部分课时比例和教师作画示范的规定、外出写生课程对教师作品和学生作品进行展示的规定等。它主要是由院系和教研室共同督查实施。

美术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不断深化的基础教育改革对美术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新的要求，我国教师教育在教育观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也就积极推动着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自身的调整、变革与发展。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观念在逐步增强，但还处在尝试新的教育理念的过程当中，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才能为地方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洪琪，阳鲁平.构建开放式教学体系，培养实用性创新人才[N].文艺报，2006—12—30.

[2]王大根.高校美术教师教育要为基础教育服务[C].全国普通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试点学校工作会议交流论文.

[3]廖文科.在全国普通高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试点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Z].2010.6.10.

[4]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S].2005.

[5]教育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S].2004.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11

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对立统一体，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于民族基础教育的受教者来说，进入学校就需接受三重社会文化价值的规范，即少数民族自身系统中孕育的社会文化价值规范，中华文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规范，与时俱进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规范。因此，民族基础教育在发挥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学校、教师和学生三者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多元文化条件下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问题。民族基础教育要让学生树立不同文化相互尊重、包容并蓄、取长补短和交流融合的理念。个体个性化功能。民族基础教育可以发挥个体个性化功能。首先是学生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发展。主体性主要包括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基础教育要促使学生通过自身与客观自然文化环境发生实践关系。在这一关系过程中，学生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其次是学生的独特性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发展。所谓独特性，就是学生在个体心理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民族基础教育在发挥个体时要尊重差异，而不是以主流文化群体的标准价值观去压制和扼杀这些差异。最后是学生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要想得到传承和发展，就必须让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得到发展。

(二)民族教育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民族基础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指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教育等方式培育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意识，增强其对国家主流意识的认同感，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目标。同时，民族基础教育也具有培育少数民族学生追求民主、科学、平等的价值理念，推进我国民主化的进程。经济功能。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内地和沿海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民族基础教育应发挥教育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这一功能，培育学生立志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远大理想。文化功能。教育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传承文化是教育的重要目标。民族基础教育发挥着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功能、文化解读的功能、文化批判与选择的功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功能。

二、民族基础教育功能发挥中存在的瓶颈问题

民族基础教育对提高民族地区的整体素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民族发展的智力支持。近年来，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入学率提高、教师结构改善、升学率上升等。然而，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仍然存在双语教学、学生学习困难和成绩较差等问题。

(一)发展资金不足

我国高度重视民族基础教育工作，加大了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力度。从1955年开始，我国政府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设立“民族地区机动金”等专项资金，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大幅度地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预备费比例等，以此推动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政府通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增加资金投入数量，改善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状况，逐渐缩小民族自治地区同发达地区的差距。然而，由于诸多因素，民族地区发展的资金缺口仍旧很大，其“造血”功能也严重不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金阳县就是资金不足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义教工程”和“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等扶持政策。在此背景下，四川金阳的教育投入得到加强，乡镇的中心校在教室等建设上有较大改观。但由于学生分散，校点较多，部分农村小学的校舍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土木结构房屋，危房大量存在并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可见，虽然国家投入的资金起到缓解作用，但资金不足仍旧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师资素质偏低

师资素质是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是影响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民族地区存在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等问题，很多高校毕业生不愿到民族地区任教，有的即使去了，不久也会离开，导致民族地区“代课教师”队伍庞大、师资结构极不合理、师资队伍素质偏低等。近年来，虽然有一些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断补充到民族地区教师队伍中，使教师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但原有的老教师总体学历比较低，有的虽然通过自学考试、函授培训、“三沟通”培训等大规模的学历补偿教育和在职培训，教师学历得到了提升，但多数教师由于“功利”的驱使，往往以取得学历为目的，学教不配套，学历含金量低，实际教育教学能力水平和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同步提高。大部分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思想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方法落后，对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方法知之甚少，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民族地区教师整体素质偏低，使得民族地区学生不能充分享受优质教育，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不利于我国教育均衡发展。

(三)教育文化理念单一

多元文化教育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当时的民权运动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50多年的发展，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现已成为世界民族教育的一种潮流。教育文化理念对提升民族自觉意识、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截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民族地区大多还处在原始公社制、奴隶制以及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落后经济形态同时并存的状态，思想观念守旧，文化与教育水平极其落后。英国多元文化教育专家詹姆斯•林奇(JamesLynch)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就是在多民族社会中，为满足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方面的需要进行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其目的是帮助所有不同文化的民族群体学会如何在多元文化生活中积极和谐地生活，保持群体间教育成就的均衡，以及在考虑各民族差异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尊重和宽容。”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信息闭塞、观念落后，农村地区尤其明显，外界的先进文化很难对其产生实际影响，再加上民族地区学生的启蒙教育基本都是在父母的影响下完成的，父辈们传统的思维特点与守旧生活方式对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导致少数民族农村学生存在文化基础较差、创新意识薄弱、跨文化适应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给民族基础教育发展带来了诸多障碍。

三、民族基础教育功能的优化路径

学校教育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产物，自学校教育出现后，学校教育的功能便客观地存在着。然而，这一功能被人们意识并被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要经历漫长的历程。理论必然对应于实践，是实践的抽象和概括，科学化的理论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要提高实践的理性程度并最终指导实践。

(一)增加物质的投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增加物质的投入是民族基础教育功能实现的物质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使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物质投入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在校舍建设、教学设备、教师待遇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内陆沿海地区对比，差距还相当明显，存在着严重的区域投入结构和教育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问题，以及注重基础设施硬件投入、忽视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为此，政府应优化财政投入，建立民族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财政投入的公平与效益。

(二)加大师资培训的力度

师资队伍的开发与培训是民族基础教育功能实现的核心要素。在硬件达到最低标准后，民族基础教育要想完美地发挥它的功能，必然离不开软件指标的同步或超前发展。在学校教育中，软件指标包括师资、制度、课程等内容。教育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是人类自身解放自己的活动。在教育系统中，影响民族基础教育功能实现的最直接因素是师资，即教师人力资本开发。据有关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民族基础教育在师资建设上存在许多问题。如，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教学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成为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教师人力资本开发就是围绕人这一核心要素来谈师资的建设问题。教师人力资本开发的首要问题是提高民族基础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在解决了教师的生存需求后，亟须解决的是如何让他们成为符合民族基础教育发展要求的教师。一般而言，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一定的教育理论素养、坚实的学科基础知识。但面对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从事民族基础教育事业的教师还应具备多元文化的认知与沟通能力。所谓多元文化的认知与沟通能力就是教师具备多元文化理念，有尊重不同文化的态度，并且能够在少数民族文化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如民族教育学界研究的双语教学，就需要多元文化的能力。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所采用的师资培训方法大多为就地培训，这不失为一种提高现有教师质量的好办法。近几年，部分师范大学正在实施的顶岗实习也是一种解决民族基础教育师资的有效办法。免费师范生和大学生直接补充到民族基础教育教学的一线，在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同时有效改善了民族基础教育师资的结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各异，问题的解决需要经过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当教师人力资本得到合理开发、配置和有效利用，必然有利于民族基础教育功能的发挥。

地质学基础论文篇12

一、背景及意义

提高公民素质是使我国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有效手段。人才培养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关键、是基础。而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的奠基工程。

进入新世纪，不少国家(地区)赋予了公民素质教育新的内涵，更加重视公民素质的提高。例如，欧盟提出的苏哥拉底(Socrates)计划，旨在强化“欧洲域”意识(European Dimension)、培养积极的世界公民；在日本，公民教育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则为选修课程，其目标在于“培育学生作为公民所需的知识和基本素质”。在国内，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公民教育的欠缺正在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尽管是显然的、公认的事实，但本研究的侧重点不是进行理论的思辨，而是进行实证的调查以及数据的分析处理，并进行初步数学模型的建构。根据所查阅的文献，国内外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公民素质的现状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教育杂志《Phi Delta Kappa》一项持续33年的调查显示：学校的核心使命在于培养年轻人公民素质的信念，没有随时间变化而动摇；“袁克敏等人围绕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对影响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剖析；何向东等人关于西部公民人文素质的现状调查证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正相关性。”

然而，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尚缺少用实证调查的方式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所起作用的研究。至少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研究。本研究的概念界定及问卷设计具有独特性、新颖性；调查涉及面广、样本大；数据的类型多，分析处理难度很大。本研究对于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工具研究教育问题是大胆的尝试，对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是有益的探索，也为研究其他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基本概念的阐释

(一)公民素质

公民素质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具备的一种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它具有稳定性，代表着个人的品格特征。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时代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关于公民素质的构成，有多种划分方式。比如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本研究采用五分法，将公民素质划分为五个维度：思想品德素质(以下简称“思品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下简称“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以下简称“劳技素质”)。进行这样划分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比较全面，各种素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第二，认同度较高，各种素质的具体内容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对公民素质的理解，又较好地结合了时展所赋予公民素质新的含义；第三，比较科学，指标体系明确，条目较清晰，便于维度的再划分，便于进行科学测量与评价。

(二)显示度

就目前所查阅的文献，在教育学领域，较少涉及显示度的概念，对显示度的认识也尚无定论。本研究将“显示度”界定为“作用或者重要性的显现程度”，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是指基础教育对于公民素质提高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显示程度以及社会对其了解认同的程度。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刻画显示度：一是从影响因素的角度，除遗传因素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皆有影响，通过对几个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二是从影响时间(教育年限)的角度，探讨公民所受基础教育的程度与公民素质高低之间的关系；三是从影响范围(五个维度)的角度，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个维度的影响情况。

三、研究假设、思路、方法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育人活动，同时也是完善个体的素质结构、提高个体综合素质的活动。为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所受基础教育年限越多，人的素质越高。

本研究以现状调查为基础，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定量分析基础教育与公民素质提高的相关性，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影响和作用，所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12.0。

四、问卷的编制以及调查样本分析

(一)问卷的编制

问卷的编制以前文所定义的公民素质结构为基础，划分为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以分量表的形式出现。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内容的著名量表基础上，根据理论构架和实践要求自行编制题目。问卷先后共进行两次试测，分别在重庆市的两个公共场所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对象共362名，通过试测，剔除题意不明、有歧义且不能满足相关心理测量学指标的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Liket5点记分：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可能没有、3表示说不清、4表示可能有、5表示肯定有。最后确立了包含31个题目的正式问卷，经信度检验，其克伦巴赫α系数=0.852，这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高。在内容效度方面，我们邀请心理学、教育学专家对问卷题目所反映的行为样本的代表性进行判断，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在结构效度方面，绝大部分分量表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符合量表编制的一致性与异质性的要求。

(二)问卷的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集中于2007年6-7月，由专门的调查人员，在重庆市选择了颇有代表性的酉阳县、忠县、巴南区、北碚区四地进行，发放调查问卷1832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811份。巴南区属于主城区，北碚区属于主城区，也是城乡结合地区，忠县处于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酉阳县处于贫困的偏远农村山区且是少数民族自治县。

经统计，样本的具体情况如下：从年龄上划分，5～6岁占2.6％，7～17岁占32.2％，18～24岁占13.8％，25～34岁占15.7％，35～44岁占16.2％，45～59岁占14.9％，60岁以上占4.6％；从文化程度上划分，学前占3.7％，小学占11.1％，初中占36.5％，高中占32.4％，大学占14.5％，研究生占1.8％；从职业划分上，学生占34.8％，工人占12.7％，农民占11.0％，干部占8.1％，教师占8.8％，医务工作者占7.5％，商业人员占8.0％，个体户经营者占6.1％，其他占3.0％。

因此，从总体上说，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充分体现了区域、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诸多方面的代表性，过程符合随机抽样的要求，结构较为合理，反映了重庆市公民的基本状况。

五、数据的分析及研究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数据处理分析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其中第一、二部分内容是第三部分内容的前提与逻辑基础，第三部分内容是前两部分内容的推演与深化。

(一)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分析及结论

根据调查数据，对公民素质与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家庭、学校、社会、遗传及其他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5、0.638、0.316、0.114、0.090，且它们与公民素质均成正相关并达到显著水平。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学校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最大，由此说明影响公民素质的首要因素是学校教育，亦即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结论一：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分析及结论

1．不同学历的公民素质得分总体描述

由表2可以看出，公民的综合素质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从学前到小学，综合素质均值增长率为92.47％，从小学到初中增长率为17.68％，从初中到高中增长率为10.19％，从高中到大学增长率为2.53％，从大学到研究生增长率为1.14％。以受过大学教育的对象为参照，基础教育阶段的贡献率58.93％，这充分说明基础教育阶段对公民素质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由上分析看出，学校教育对提升公民素质有着积极意义，随着公民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公民素质基本上都呈现较稳步增长的态势。

结论二：所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直接影响公民素质的高低。

2．不同学历公民总体素质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检验不同学历公民素质的差异。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表明，各个层次学历之间的综合素质得分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1.729，P=0.015)。

为了明确哪些层次之间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作了组间的两两比较，见表4。

表3表明，不同学历层次的公民综合素质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表4表明，学前与其他学历层次的公民之间在综合素质存在显著差异，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公民素质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之间综合素质的差异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明显的；高等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虽也有帮助，但作用不再明显。因此可得到基础教育阶段是其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结论三：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

(三)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初步模型的构建及结论

前文分析表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有显著作用，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为了进一步定量刻画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构建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初步数学模型，在(一) (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作了较深入的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1．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线性关系分析

为更进一步明确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的关系，我们根据有效问卷的数据，以“教育年限”为自变量、“公民综合素质得分”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回归方程如下：y=9.543+0.835x，其中y为公民综合素质得分，x为教育年限(各种学历对应的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16年，研究生19年)。

为了验证该方程式是否具备统计意义，我们对该等式进行了回归模型的有效性检验。表5、表6为方差分析与模型综述结果。 我们知道，当回归系数显著性概率值小于0.05时。回归式具有统计意义。在本次检验中，表5中的F=60.696.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表6的模型综述表明，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为R=0.878，说明二者(综合素质和教育年限)关系密切；R2=0.771，说明变量x可以解释变量y的77.1％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与公民综合素质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表示：y=9.543+0.835x。这说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影响表现为直接的正相关。

结论四：所受基础教育的年限与公民素质呈正相关关系。

2．公民综合素质与五种素质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了解五种素质对公民综合素质的影响程度。

以五种素质得分均值为自变量，以综合素质总分均值为因变量，应用全回归法，结果见表7、表8。

首先对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由表7得知F=147.275，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随后得出回归方程为：y=1.740x1+1.747x2+1 236x3+1.017x4+1.097x5+1.718(系数的大小表明对总分影响程度的大小)。其中，总分为v，法律素质为x1，文化素质为x2，劳技素质x3，健康素质为x4，思品素质为x5，可见，对综合素质影响比较大的是法律素质、文化素质两项，比较低的是健康素质、思品素质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