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形成发展中有若干重要的阶段性标志。一是五大文化命题，即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并列。进入新世纪，把“先进文化”纳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和谐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大命题。二是三大文化决议，即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三个六中全会的决议，全面提出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系统地阐述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基本方针、主要特征、发展途径、判断标准、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不断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基本问题，无疑是文化发展道路探索中的三个里程碑。

这“五大命题”“三大决议”，勾绘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道路的轮廓。另外，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还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重要建设举措。这些使得文化发展道路落实和定型。总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二、文化道路的战略地位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战略地位，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不把握整体，就不能很好地把握局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很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个宏大范畴，其中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我们逐步形成并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无疑是从文化视角拓展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更加丰富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发展大局，树立文化发展的新观念；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强调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将之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将之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之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继承文化发展的历史成果，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十七届六中全会总结提炼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态。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2

关键词：农村公路； 养护管理；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X734文献标识码： A

一.农村公路建设重要意义

1.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农村公路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近年来，国家投资重点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高等级公路建设上，这是国家经济建设总体布局的必然选择，在国家干线公路骨架趋于完善后，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完善县、乡、村级公路网就成了当务之急，否则，不仅影响路网整体功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但不能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反还会人为加大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农业现代化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加快农村公路建设不仅是农村现实情况所决定的，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2.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能否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要使农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小康，出路在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进程，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农村公路建设对加快农村人流、物流、信息流，优化资源配置，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公路建设本身，因此必须打破常规，超前发展，为农民、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保障农村小康建设的顺利实施。

3.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农民增收的缓慢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问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出行条件差致使城乡间人员、物资交流不畅通，农民行路难，生活质量不高，这不仅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关乎党在农民心中的威望，关乎农村稳定的大局。

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对于改善农村交通条件、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有着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农村公路现状

乳山市地处山东半岛黄金南海岸，位于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中心，辖省级乳山经济开发区和省级银滩旅游度假区、14个镇、1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166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85公里，共601个行政村，户籍人口57.3万。

我国自2003年开始连续多年对农村公路建设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受益于国家政策，按照国家、省、市的部署和要求，乳山市对辖区内的农村道路进行了大规模改造。目前，全市601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村村通油路，农民彻底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历史，亲身感受到村村通油路（水泥路）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到村村通油路（水泥路）带来的经济收入、生活质量方面的提高。目前全市已拥有农村公路总里程1502公里，其中：县道253公里，乡道141公里，村道1108公里，基本上形成了县道为干线、乡道为支线、辐射村道的农村公路网。

2011―2012年，山东省政府又实施了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活动，确定了35个县为首批网化示范县，乳山市位列其中，所有行政村实现主要街道与临近公路连接通达、村与村（包括50户自然村）之间的必要通达、每个行政村硬化1---2条主要街道，全面实现农村公路网络化。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乳山市自2003年实施农村公路改造工程以来，坚持科学规划、分期实施、精心组织、保证质量的原则，农村公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出行，促进了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为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交通支撑。但是，仍存在一些制约农村公路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管养资金有缺口

尽管近几年乳山市不断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管理资金投入力度，但资金缺口仍然较大，特别是2003年以来改造的农村公路，大部分已达到使用年限，路面破损严重，亟需大中修，如果没有国家政策性专项补助资金扶持，仅靠地方财政投入和镇级财政筹措，难度很大，这就给道路的管养工作带来一定资金困难，无法保证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2.建设标准偏低

由于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投入普遍较低，因此，在路面结构设计上只能采用低标准。县道和部分乡道采用18cm水泥稳定土基层+18cm水泥砼路面或18cm水泥稳定土基层+5cm中粒式沥青砼+3cm细粒式沥青砼路面，村道则没有设计基层，直接在土路基上铺筑水泥砼路面，使得道路的承载能力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道路的使用年限，增加了养护管理成本

3.治超难度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的通行车辆不断增加，车辆超载现象普遍存在，使得原本承载能力不高的农村公路不堪重负，加快了道路的破坏速度。目前，乳山市只在G309国道上设立一个专业治超检测站，而农村公路治超还是一项空白，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4.安保工程亟待加强

目前，乳山市农村公路只在县道和部分乡道实施了安保工程，在其危险路段、平交道口、村庄、急转弯等地方安设警示桩3721根，标志牌862面，设置交通标线11921平方米，震荡标线8167平方米，波形梁防撞护栏5600米，爆闪灯11个，广角镜11面，凸透镜1面，安保实施基本齐全。但是，大部分乡道、村道没有安保设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四.应对策略

1.保证管养资金投入

将农村公路管养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农村公路里程的增加、技术标准的提高和地方财政的增长，逐步增加管养资金投入，同时国家、省、市按标准安排专项补助资金，为农村公路建设和管理养护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2.提高设计标准

随着地方财力的增长，不断地提高道路设计标准，从而增强道路的承载能力，延长使用年限，降低管养成本，使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管理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

3.探索治超办法

农村公路车流量大，货车超载严重，超负荷运营已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对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应从本地区道路现状出发，探索适应农村公路发展的治理超载的可行性办法，最大限度地减轻道路损害，保证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4.重视安保工程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3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本质；西方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5004509

一、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困境

现代性（modernity）严格讲是一个西方概念，大体指欧洲自启蒙运动（更早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新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其主要意旨是超越传统社会（封建主义）格局，步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自现代性概念出现以来，一直就是一个意义混杂又难以最终定论的复杂概念，在哲学、政治、社会、文化及审美等领域均对之有所涉及并展开讨论。为此，西方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如政治角度上的民主化、法制化，社会角度上的都市化、阶层流动化（游牧化），文化角度上的宗教世俗化、教育大众化等。因此，要对现代性的概念作出一个全面、准确的厘定，绝非易事甚至也不太可能。鉴于此，本文仅基于行文及主旨的需要，对其中某些突出的、根本的“共性”问题试作简单梳理和概括。这种“共性”，“由现代性概念可以看出，它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人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和政治的现代性。”[1]

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哲学三重视角对现代性的最重要“共性”作出初步概述。从经济视角来看，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极力扩张。无论从西方（尤其是西欧）客观的历史发展，还是从其时代划分来看，西方社会步入所谓现代均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而来的。因此，资本主义成了西方现代性经济上最突出的特征。而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本身又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换言之，某种程度上讲，西方现代性又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当然，这种“工业化的世界”和资本主义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是从经济视角审视的西方现代性之根本特征。从政治视角来看，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确立和践行。现代性发轫之前，欧洲一直处于黑暗的封建时代，王族和教会阶层长期占据社会的权力中心。因此，从政治结构来看，等级、特权、霸权主义占据绝对主流的位置，民主、法制和平等、自由根本无从谈起。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为了突破传统封建主义的牢固堡垒，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成了广为流传和深受社会认同的观念，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封建阶级连同其封建观念被历史淘汰。与此同时，相对于传统的政治专制，法制则成为了保证平等、自由、民主的最有效手段。因此，从政治视角审视西方现代性，民主和法制成为最突出的特征。而从哲学视角来看，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则是价值载体的变革和转换。西方的封建时代，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宗教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作“中世纪”，历时大概1000年左右。而西方世界穿过漫长的“中世纪”步入现代，在哲学价值论的意义上讲，主要就是实现从“神的价值”向“人的价值”过渡和确认的根本变革和范式转换。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张志扬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最大的思想特点就是“神义论”向“人义论”的范式转换[2]（P12）。也就是说，人（主要指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尊严与地位、幸福与情感等，在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认和肯定，人和神、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世俗与神圣之间的位置实现了根本性的调换，这是人和神抗争的结果，也是西方现代性最深刻的思想意蕴。

显然，从西方的现实历史及思想历程来看，现代性的原本初衷是向善而又积极的，它的进步意义也显而易见：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以及其带来的“工业化世界”，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感望和需求；政治上的民主与法制，目的是保障人的主体性及自由的最大限度实现；哲学上的“神义论”向“人义论”的范式转换，目的则是确立人作为“世界之主”的地位和尊严，从而保障人的现世幸福、感望和需求等的合法性。因此，回归到西方现代性的发端处可以发现，它的本意是“向善”、“向好”的，现代性实现的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转折和跨越，是在传统封建主义之弊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之后的一个必然的、进步的结果。同时，某种程度上讲，西方现代性的历程，也是西方现代化对于现代性与现代化两组概念，国内外均有学者对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作出过较为细致的界定，对此本文不参与讨论，但不管怎样区别，学术界均认同两组概念的一个实质联系：那就是现代性与现代化大体上是同步的，它们互为表征，并互为因果，只是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已。具体可参见（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的历程，两者既同步发展又互为因果和互为表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性或现代化在西方的现实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与其初衷相左甚至相反的困境。因为在现实世界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3]（P6）。显然，现代性的阴暗面使其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纵观西方（尤其是欧洲）近代以来的现代性（现代化）历程，这种困境幽灵般时隐时现。对此，西方很多当代思想家和学派给予了大量的论述和分析，至今盛行而又庞杂的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所谓“后现代主义”起初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70年代至今一直盛行，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相对，其目的是颠覆现代以来形成的“传统”、“中心”、“总体性”、“理性主义”等霸权，主张多元化、去中心化等，也有学者（如当代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只不过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一期”相比，后现代主义属“现代性二期”或“未竟的现代性”。本文不卷入此类争论，而只是表明一点：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对其进行强烈的攻击和批判即是明证。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现代性陷入一系列困境。

第一，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导致了普遍的社会危机。西方由中世纪转入现代，由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由手工生产转入工业化大生产，确实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方面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而来的危机也出现了。其一，资本（货币、金钱）成为了世界的新主宰，整个社会不断趋向并不得不屈从于资本逻辑。正如马克思对于犹太人世界的描述和批判的那样：“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一词出自黑格尔，马克思后来借用来描述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两重含义：广义上讲，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上讲，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6页第11条注释）。显然，本引文是指狭义上的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4]（P52）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利己主义、自私自利成了合法的通行证，一切价值都可以通过资本（货币）来衡量。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本性，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豺狼与豺狼的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有时候可能很隐蔽），财富的积聚与优质资源的垄断、社会阶级的迅速分化与斗争等也接踵而至。其二，如果说资本主义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那么工业主义的泛滥则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由于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自然资源消耗加速，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核危机也随时威胁着人类生存的环境等，正如大卫·格里芬所言：“尽管直至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当作赞美之辞或当代的同义词，但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5]（P16）同时，工业化大生产及其带来的高度机械化世界，还导致了人与自身关系的严重异化。人在机器和其他器物化的世界里变成了仆从，心智迟钝、精神匮乏，趋向身心分离的“单一向度”，这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6]（P28）从西方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在封建特权、宗教特权之下逃脱出来的人们，依旧没有摆脱作为“奴隶”的命运，因为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造就了“机器控制人”的新“主奴关系”的尴尬局面。此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伴有自身难以调适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资源配置因此也出现周期性的失调与紊乱。因此，从经济上看，现代性的危机普遍泛滥。

第二，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陷入了极权主义、霸权主义的泥潭。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成功实现了政治革命，从而代替封建主和教会阶层成为社会新的统治阶级。起初，资产阶级由自由竞争而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诉求和实践，确实为西方社会迈向现代文明、实现人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社会的法制化进程也是在这个时代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但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化、法制化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极权主义和霸权主义，西方现代的众多思想家对此进行了精彩的阐述和强烈的批判。马尔库塞以美国发达的工业社会为背景，揭示了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技术合理性”产生的“大众社会”背后可怕的极权主义逻辑，“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6]（P10）。为了达到这种“同一性”，社会统治阶级极力排斥种种异质性的因素，使整个社会系统置于严格的“被管理的世界”之中，如此一来，“在工业社会前一阶段似乎代表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的那些历史力量正在消失”[6]（P9）。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严格的控制下，社会革命的力量也不得不被压制得隐身退去。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特·鲍曼则以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为背景，揭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犹太人遭大量屠杀等事件背后的现代性缘由，现代性之下的现代文明并没有阻止社会压制、大规模非正义战争及屠杀发生，现代性成了这些悲剧发生的根源，悲剧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的体制机制之中。对此，阿伦特总结道：“极权主义形式的成熟的帝国主义是某些因素的混合物，这些因素表现在我们时代所有政治状况和问题中。这些因素是反犹主义、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为扩张而扩张，资本和暴徒的联盟。”[7]很显然，极权主义、霸权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为扩张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只要客观地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机制，就会发现大量的所谓民主均在资本逻辑、金钱大棒的装饰下冠冕堂皇地运作、病态运行。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点，现代性发端时宣扬的政治民主、法制非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实现，反而陷入了与其相反的极权主义、霸权主义泥潭，不能自拔。

第三，哲学上的“人义论”价值预设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思想层面讲，西方现代性就是启蒙运动的发端和演进，启蒙主义某种程度上讲甚至等同于现代性。对于启蒙，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作过著名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8]（P24）也就是说，启蒙就是要树立人的绝对主体性地位，而这种主体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所拥有的理性，从而祛除蒙昧无知，用理性启蒙人们对于自我价值及尊严的重新认识与肯定、建立人类理性的法庭、以理性审视和衡量一切就成了启蒙的核心之义。诚然，这种“人义论”的价值预设与实践，冲开了中世纪一千年的黑暗阴霾，为人重新获得解放与价值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养料。但在现实中，启蒙的演进和发展却上演了一幕极具讽刺意义的“辩证法”，这正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其名篇《启蒙辩证法》开篇中所说的那样：“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9]（P1）这种灾难是什么呢？这就是“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9]（P5）。也就是说，启蒙本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原本是反对和摧毁那些控制人、贬低人的价值的一切“神话”，而现在启蒙本身又成为了贬低人、控制人的新的“神话”。因此，“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9]（P13）。这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启蒙所强调的人的价值仅仅被集中在了人的“理性”属性上，理性被推到了原本已被的“神话”位置上面，统治一切。如此一来，理性的“魅力”被无限扩大化之后，不单人的感性领域价值被贬低和拒斥，同时所有超感性的领域（超出人自身范围的领域）也被挤压得无处逃遁，西方现当代的虚无主义由此应运而生。这正如尼采所言：“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于目的的回答。”[10]（P280）换言之，虚无主义就是一些神圣、高尚价值领域的失效，对于理想世界的追问没有答复甚至根本就不再追问超验领域的理想世界问题了，活着的意义只有当下、只有人本身欲望与需求的满足等，而被无限抬举的理性也仅仅变成了可“为人所用”的“工具”。人生存意义的虚无化，成了启蒙最终“辩证的”归宿，启蒙由最初抬举和肯定人的价值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是西方现代性的现实发展轨迹在哲学思想上的集中表现。

可见，西方现代性对于近代西方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自身无法降解和调适的危机和困境。因此，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或阶段，在“后发者”那里理应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西方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调整和重新建构。

二、中国道路的现代性使命及其探索

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历程相比，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与之相应的明确的“现代性”概念。诚然，如果仅仅以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为模板，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存在完整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历程。因为像西方近代那样，由资产阶级首先发动思想革命、进而是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并最终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完整的体系，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中国现实的发展过程是从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样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最终成功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但并不表明中国不需要现代性（现代化），恰恰相反，中国在种种内外因素的困扰下，面临着比西方实现现代转变更为严峻的复杂问题。“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11]（P77）因而，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现代性）事业面前的最重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对外问题，二是对内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了“中国道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中国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走过的历程所做的一种概括。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概念大体含义等同。具体地说，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狭义上（严格定义）说，中国道路是中国30多年以来成功转型的道路。但是，作为一种成功的模式或者道路，它有自身发展和探索的“史前史”。因此，广义地说，中国道路也应该包括中国近代以来对社会发展所做的探索历程，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形成以前的这段艰难探索的历史也应纳入广义的中国道路概念。本文第二部分所说的中国道路即从广义上讲的。要完成的现代性使命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使命，同时“中国道路”的现代性使命之探索也主要基于这两个重要问题而发端和扩展、延伸。

第一，“救亡与启蒙”之使命与现代性的被动发端与曲折探索。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人意识到现代性（或现代化）的重要性是在一种被动的受压迫状态下发端的。西方世界自16世纪以来就开始了现代性的历程，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西方既具备了征服世界的力量，同时也产生了征服世界的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古老的国门，1840年鸦片战争即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封建特权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了中国近代最为紧迫的任务，而救亡的基本前提是中国具备与西方抗衡的实力（主要是经济与科技力量），很多放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开始强烈意识到，西方的实力源自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西方列强足以称霸的根源。与西方相比，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特权社会的牢笼之中，必须打破封建主义的统治才有可能具备和西方抗衡的实力。与此相匹配，中国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因为只有经过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建立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最终变得强大起来。这是反思中国沦亡深层原因之后，中国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由此，“救亡与启蒙”成为了中国近代被动探索现代性道路上的“变奏曲”。虽然，“救亡”与“启蒙”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社会中并不完全同步，但两者总交错或者偶分偶合地进行着。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试图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与压迫、祛除封建主义的腐朽与软弱，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转向与建构。这期间，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封建帝制，但现代资产阶级政权的建设计划最终落空，中国并没有走上真正的现代性道路；也有中外闻名的新文化运动，虽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真正的现代性文化并没有最终在中国生成；同时，还有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与实践，虽然在20世纪中叶成功实现了“救亡”任务，也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并付诸实践，但现代性（现代化）在中国的全面建设仍充满各种艰辛和变数。也就是说，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端，始于被动压迫，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建国这段时期，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探索，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离全面的现代性（现代化）在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近百年历程中，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或现代性建设尚未具备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救亡也好、启蒙也罢，反帝反封也好、建立新政也罢，均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甚至压迫感，因而对于中国现代性（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性的异同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尚难以形成定论，对于中国现代性应如何合理建构等实践层次的问题就更不会具备清晰的思路。当然，这种情况的生成与中国近代的外部环境与内部问题密切相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之使命与现代性建构的重重波折。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来看，现代性在中国的建设，合适的时机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后。新中国的建立，宣布了外部列强压迫时代的结束，同时，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也预示着内部环境的稳定及新社会的到来。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社会实现现代性（现代化）转向的合适时机和成熟条件已经具备。受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鼓舞，建国之后中国确实坚定了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现代化的信心，这是中国追赶世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要求，也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使命。在新政权建立之初的中国，对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建构是否能够和如何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之类的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当然，这既有苏联的成功经验作为鼓励，也有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作为依据和支撑。在考察了东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差异之后，马克思曾对俄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作出了天才的预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2]（P446）马克思后来为此还专门解释，西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公式。也就是说，东方社会可以跨过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苏联的建设为落后国家建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然而，由于过分依赖和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加上高层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模糊甚至错误认识等方面的复杂因素，中国现代性在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遭遇了重重波折。其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短期的积极作用后，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现代性之经济基础长期处于徘徊不前的低水平层次。其二，急于纯化阶级成分、过激地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路线，导致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失衡，现代性之政治民主、法制等基本要求被肆意践踏。其三，封建帝王将相思想在失衡的政治生态中死灰复燃，现代性之现代思想方式仍难以真正确立，在“造神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等仍无安身立命之所等。如此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建国之后的大概30年时间里（直至“”结束），中国错过了现代性建设的最佳时机，“社会主义建设”之现代性使命未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实践（虽然期间有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中国道路的行进总体上也一度陷入混乱和倒退的颓态。

第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使命与现代性的主动建设。经过早期在现代性建设道路上的探索以及分析并吸取前面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步入了现代性建设的正轨。显然，相对于解放前的“被动期”和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盲目期”，这是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一个“主动期”。这种“主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之建设方向与路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方向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13]（P229）也就是说，中国要进行现代化事业，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的方向不能动摇，这是事实证明了的历史的、必然的选择，别无他途。这是中国建设现代性与西方建设现代性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而在路径上，必须首先解决中国生产力发展这个前提性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了中国前行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基本物质保障。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P37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相矛盾，恰好相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在要求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质疑。有学者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社会主义独有的本质，对此，笔者表示基本认同，因为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现实，资本主义同样具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和需求，这也是人类历史已经证实了的事实。但是，笔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仍具有合法性的意义，因为这一论断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来的。按照常规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理应比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先进性，尤其是社会生产力这一经济基础要明显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坚实。但是，中国的现实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生产力却十分落后，因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了建国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紧迫要求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无法体现自身应有的基本优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是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独有本质”，因为，如果是在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就不会出现中国这种独有的、迫切的要求。。其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备了综合、全面的战略眼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充分认识到：现代化并非单纯的经济（生产力）现代化，更应是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化并非一个经济的“线性”之维，而是一个“立体”之维。因此，“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P208）另外，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的、必要的“内推”手段——改革，邓小平如此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3]（P237）由此可以看到，在经历了现代性建设的“被动”发端期和模糊探索的波折期之后，中国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性建设的迫切使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这种使命绝非单一的生产力发展，也非西方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展，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综合、立体式现展。这是中国对于自身现代性建设的首次清晰而又合理的认识，也是首次正式拉开今天为世人所惊叹、为国人所骄傲的“中国道路”需要注意的是，与本文第二部分前面提到的“中国道路”之广义范畴相比，本文从这里开始所出现的“中国道路”（尤其是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所指的则是其狭义范畴，即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走过的历程所做的一种概括。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概念大体含义等同，具体地说，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当今所指的中国道路，本质上讲是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道路。特此说明。之探索序幕。

以上是中国在认识到与西方社会的差距之后，以谋求发展和强大自己的综合实力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使命，建设现代性的艰难探索和尝试。这期间的大体历程可以概括为各个时期某些流行的主流观念上，正如今天有学者总结的那样：“‘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这五个关键词可以说代表了五大思想观念。这五大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代性历程都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每一大观念的出现，都意味着和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历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使每一大观念成为了中国现代性某一阶段的基本的和基础的观念。”[15]与此对应，虽然中国的现代性历程充满艰难和曲折，但总体上仍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向前发展过程，直至今天所谓“中国道路”的成型和继续向前发展。

三、超越西方现代性：中国道路的本质

时至今日，“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这样的用语，三者的涵义是否完全等同，笔者认为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涵义基本等同，因此可以混用，但应该慎用中国经验来描述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因为严格意义上讲，后两者既包含普遍的规律之维，也包含中国独特的地方性经验，而前者则应仅仅代表中国的地方性经验。具体的分析论证可参见拙作：《中国道路的经验与规律之辨》，《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政界甚至商界热议的话题。而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也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所谓‘中国经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所谓‘中国道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6]。当然，今天中国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功，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和实践的必然结果，这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原因，正如邓小平总结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P3）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功走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结晶，也是中国在具体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摸索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现代性（现代化）发展道路。很显然，这是一条明显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发展的道路，因为首先中国道路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明显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此外，中国的现实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也明显不同于西方。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正在建设或即将建成的社会不是现代性的社会，因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同样是达到了现代化的国家，它们在现代性方面却可以是有所差别，乃至有天壤之别，因为它们可以奉行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从而表现为制度规范上的差别。”[17]（P3637）所以，从理论上讲，中国理应有可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来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至此，回首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与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虽有以上明显的不同之处，但也有共同点：两种道路所指向的目标——实现现代性（现代化）表面上看是一致的，即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显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两者是否都是要实现现代性，而在于两者实现的现代性究竟有哪些真正的不同。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道路具有与西方已经走过的现代性道路本质上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本质。与已经步入发达社会的西方相比，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吸取了中西方发展模式上的经验和教训后形成的中国道路具有自身独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集中表现在中国道路的本质是“超越西方现代性”这点上。

第一，中国道路对西方现代性的逻辑之超越。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思想价值方式等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容架构。按照传统“西方中心论”尤其是“欧洲中心论”的普遍看法，人类从传统步入现代，实现社会的根本转型，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的现代性。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事件之后，这种看法更是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形态、最高阶段。这其中，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他在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现代性（现代化）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后形态，是历史的终结。他宣称：“最后一部有意义的世界普遍史准备20世纪完成，但它不是一个个人创作物，而是一群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内容以二战以来为主，总标题是‘现代化理论’”；“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在历史演变如何直线发展以及是否存在着现代化的替代道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18]（P7778）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现代性（现代化）的道路即便在细枝末节等“操作”问题上可以有所不同，但现代性奔向的终点——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致的，现代性的真正成型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简言之，在某些西方人看来，真正的现代性社会只有一种形态，即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形态（以最为强大的美国为标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建成的现代性，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现代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均必然趋同。诚然，针对这样的现代性“同一化”发展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曾从理论上进行了强烈的驳斥（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二点的引述），但经典作家的这种反击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只能变成了一种仅限于理论的预设。而这种理论窘境的局面得以根本扭转，正是得益于中国道路的成功。虽然时至今天中国仍未全面建成现代性，但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现代性的建成已不再是纯粹的“梦想”和“神话”，这已经基本得到了世人的认同。中国今天取得的现代性（现代化）成绩，完全得益于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并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模式，而这些成分又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道路开辟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为现代性的建设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逻辑超越。

第二，中国道路对西方现代性的事实之超越。应当承认，当前中国离全面现代性仍有一定的距离，这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程度（尤其是地域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等）、现代政治发展程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与程度等）还是现代思想生成程度（尤其是个体独立意识、现代公民核心价值体系等）等方面来看，均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对于中国道路的态度，我们应本着“既不薄古厚今，更不贬内”的基本原则，在看到不足的同时，更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中国在现代性道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绩和进步。其一，从经济发展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至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并且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十分重要的一极，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增长极之一。近年来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出现的所谓“中国”也与此具有直接关联。暂且不论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与西方的实际发展历程相比，后者发展现代经济比中国早了近300年（从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花了近20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仅仅3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经济上的大飞跃，虽然还未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但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历史背景下，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奇迹”。所以说，单从经济发展的成就上看，中国道路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其二，从现代政治建构的情况看，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基本建成了具有地方特色、适合自身的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从历史基础来看，西方的民主、法制社会建成的背景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欧洲启蒙运动，中间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跨度；而中国在今天的民主、法制社会建成之前，经历的历史背景是民主、法制被践踏的“”。今天中国的民主、法制即便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但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制又何尝不危机重重呢？中国的现代政治已经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政治，首先基本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大环境，同时不存在对内极权主义、对外霸权主义的潜在危机。西方的所谓现代政治，首先无法保障社会的稳定大环境，其次还时刻存在着对外霸权主义的威胁。如此看来，中国的现代政治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现代性。其三，从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程度看，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社会的大众基本迈进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园地，哪怕这种发展有时候依赖于客观历史环境的推进而非主观的意愿。较之西方社会，在中国道路成型和发展过程中，尽管并没有直接经历西方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诚然，中国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曾掀起过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但距离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已有50多年之遥。期间，中国经历了对外抗日战争、对内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级斗争、“”等重大事件。客观地说，的启蒙精神并没有完全在中国落地生根，形成一种大众高度认可的、共同的思想意识。，但经过改革开放的客观历史洗礼，基本的商业诚信精神、个体独立意识、社会互惠互利意识等现代思想文化已初步成型，并得到客观上的认可和践行。这对于一个由几千年封建传统脱胎而来、并非经过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启蒙（缺乏科学精神、理性精神、自由民主精神的洗礼）之民族来说，实属罕见。反观西方，科学、理性、自由等精神本来就具有深远的传统和历史渊源，同时又有思想启蒙运动的直接洗礼，才形成它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现代思想文化资源。很显然，从现实的发展程度和历史基础来看，中国道路带来的现代思想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概言之，从事实上讲，中国道路从多个层面均超越了西方现代性。

第三，中国道路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之超越。如前所述，中国道路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目的和西方一样，都是现代性（现代化）。但是，从本质上讲，由于历史及现实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所致，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的当代建设与未来实现，与西方相比具有诸多的不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4]（P163）也就是说，正如革命时期一样，在建设时期（主要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道路必须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开辟，而不能生搬硬套别人走过的某些模式或者经验。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轨道就是邓小平说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前提之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设定了这个前提，“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开始发生根本变革——超越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旧框框。”[19]（P162）中国现代性对于西方现代性之超越，其最根本点在于中国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坚守和实践，因为中国虽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对西方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事实上的超越，逻辑上也开辟了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但西方（尤其是欧洲、北美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已经是建成了的现代性，而中国则是正处在建构途中，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因此，体现中国现代性事业优越性的最根本的立足点，只能在于我们建设事业所坚守和实践的价值原则。西方现代性虽然成就巨大，但是危机重重，主要表现是资本逻辑、人的异化、生态危机、极权主义、霸权主义、启蒙辩证法（人的价值发生颠倒、走向虚无）。其中的很多问题当然很复杂，但是根源还是在于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资本主义的价值框架下建成的。资本主义虽然战胜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空前大发展，完成了现代性的华丽转身，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4]（P45）如此一来，国家、集体、人的关系等背后的逻辑原则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原则，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基本的价值原则，一切危机从根本上讲由此而生。与此相对，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从其真正主动开始之时，就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根本上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就是与利己主义相对的人民大众原则，人民大众的利益和价值在社会中处于首要的位置。现代性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等，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民大众。这个原则在中共十七大得到深刻的阐述，成为当前指引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原则。在中共十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毫无疑问，这宣示中国离全面建成现代性的时代更加接近）的蓝图已经得到清晰的勾画，其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更是得到旗帜鲜明的坚持：十报告中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肯定、人民利益至上的承诺、建设和谐社会的追求、民主法治的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强调等均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因此，中国正在建设和未来将要建成的现代性（这正是中国道路的根本目标），从价值层面来说，全面超越了西方现代性。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的独特的、行之有效的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的目的是建成中国独特的现代性，但中国道路之现代性的使命是在西方现代性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简言之，“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既坚持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想，又灵活地吸收资本主义体系中一切符合现代性规律的理念和措施。”[20]因此，总体上看，中国道路的本质，基于其现代性建构的使命，就是超越西方现代性，这种超越体现在逻辑、事实和价值等多个方面，某种程度上讲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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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4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仅仅把它放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来认识。近代170多年来中华民族对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对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担当，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对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艰辛探索和开拓，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和历史背景中开辟、形成和发展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源流、形成脉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连续性、不可分割性和有机统一性。我们要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探寻救亡图存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中，深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源头;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地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而建立的历史功绩中，深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而倍加珍惜中华民族历经艰辛而最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和有识之士对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的不懈探索、长期奋斗而形成的正确道路和历史选择;是在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功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历史选择。

在近代以来我国17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顺应和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存在一种思潮。这种思潮，不是真正地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真实，而是通过歪曲、贬损、丑化、恶搞历史以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它的危害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忘记、割断、孤立、粉饰自己的历史不行，歪曲、贬损、丑化、恶搞自己的历史也不行。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特别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正当性、政治正当性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重要内容。各个政党、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维护一个政权还是一个政权，都高度重视对政党、国家历史发展的认识和解释。

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现代化与伟大复兴的不懈探索、长期奋斗的历史链条中来认识，就会历史地、深刻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然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却可以追溯到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建立新中国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放到近现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放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实现民族现代化和伟大复兴之路不懈探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尤其是放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中国革命道路、建设和改革道路艰辛开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这一正确道路是历史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完整结合;这一正确道路是党的历史、新中国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结合唯一正确的道路抉择，是建党90多年来、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唯一正确的道路抉择。任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近现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相对立起来的观点、任何把党的历史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相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连续过程，而不是一个断裂、分离和互不相关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到以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深刻教训。

我们必须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曲折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只有从这样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的认识中，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历史脉络与历史源流，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连续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从这样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的认识中，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前赴后继、不懈探寻、一脉相承的历史结论！只有从这样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的认识中，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为什么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是经过长期不懈奋斗而形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才使我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到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实现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走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尽管这些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误，都成为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宝贵经验和必须永远记取的沉痛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准备和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从根本上纠正“”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我国从此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最终得以形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经过9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最终形成的重大实践成果，是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只是其中的不同阶段，它们是互为联系的历史链条，构成一个递进的历史过程。

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世界发展潮流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离不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对完成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的不懈探索，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离不开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从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文明成果，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自产生到发展的世界潮流，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正是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社会主义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运动中，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它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要求，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注重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而对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他还深刻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的时候，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般地说，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统一性，并不必然要求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性。相反，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必然形成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由于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耕地少，发展不平衡，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越南、古巴等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例如，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及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智慧，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社会性质的统一性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人认为，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认为这是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和新中国建立性质一样的，使我国社会发生了本质变化的一次历史性事件。这是一种非常容易模糊人们思想认识的观点，需要做必要的澄清和辩明。

对历史的认识，从来就是与对现实的认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时代”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相互关系如何认识，既是一个对历史的认知问题，也是一个对现实的认知问题。如何认识这样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必然影响现实中人们对我国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性质的认识，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的认识。现实中，凡是把“时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相互否定，就极易造成许多错误、片面的思想认识，要么用“时代”怀疑、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新时期，要么用改革开放新时期否定“时代”，要么怀疑、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么怀疑、反对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要么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我们只有把改革开放新时期看作是与“时代”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进步性的发展关系、递进关系，我们才能深刻认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辩证统一性、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自觉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对我国自184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曾集中概括为“三大历史性转变”：“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纵观这“三大历史性转变”，前两大历史性转变，事实上讲的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历史性转变，即以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标志，我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后一大历史性转变，事实上讲的是在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统一性的基础上实现的历史性转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创举。把这“三大历史性转变”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后，为接着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而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自1840年以来，我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前提、奠定基础。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经过100余年的英勇奋斗，经过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辛探索，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和流血牺牲，终于使中华民族认识到一个为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只有以社会主义引领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力量，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符合中国特点和自身规律的革命道路，才能成功走上完成近代以来我国第一大历史任务的康庄大道。中国革命道路积累、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两者是一脉相承、历史推进的关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3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曲折发展的基础上，为着力完成近代以来我国的第二大历史任务――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30年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曲折的发展历程，虽然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重大的挫折，还有严重的失误，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制度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财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迅速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基本统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开始了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随后又探索出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着手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辉煌的成就”与“惨痛的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化运动”，严重超越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沉痛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从这一最大的国情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避免或少走弯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十年错误，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重大转变，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党开辟、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以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为起点和根基的。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建设，在思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时，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建设核心价值观有效经验，针对铁路运输企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积极探索正确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构建，效果怎样，与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分不开。首先要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对广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广大党员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员教育最基本的是要坚持学习、遵守、实践，要忠诚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党员自身修养，强化党员意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现。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积极实践，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奉献意识、团结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切实提高党员自身素质。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广大党员要提高政治鉴别力，要能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取向，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变。

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领导干部的言行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和导向作用。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处在关键地位，担负着教育人、引导人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怎样的思想道德水平、精神境界，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在工作生活中，铁路企业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的要求为基本准则，向广大人民群众倡导见义勇为、无私奉献、一心为公、奋发向上、为国争光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使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从而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影响和带领人民群众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引领社会风尚。只有这样，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艰巨任务才能真正落到实质。

二、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企业培训教育的重要内容

铁路企业各级党组织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渠道、主阵地，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贯穿到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之中，使其负担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任务。

1　要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各级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加强素质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素质教育中的“素质”，包含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多个方面内容，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素质能够协调起来，共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思想道德素质。各级各类培训教育应把思想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作为教育工作的“统帅”和灵魂，无论改革和开放如何深化和扩大，无论形势发展要求铁路企业的培训教育部门实现怎样的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和管理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的职工培训教育机构，这一基本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是始终不能动摇的。

2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各级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中。作为百年铁路，具有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是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课堂、主渠道、主阵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这一主阵地的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贯穿到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教材内容。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6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25-06

[作者简介]郭秀清（1971—），女，法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上海 200433）

Title： Strengthening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suring Socialist Modern Roa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uthor： Guo Xiuqing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7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great strategic thought of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stressed again the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de concrete strategic plan for strengthening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us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ows into an overall plan for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civilization； socialist nature； China Roa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十报告中，同志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具体战略部署，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也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现代化道路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影响深远，意义巨大。实际上，生态文明并不是一种新的思想和观念，因为按照马克思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内涵或本质的必然要求。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必然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的论断，但其理论却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其中最为明确的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揭示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同时是一个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①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但是人对人的解放，而且包括人对自然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而就为实现人对自然的解放、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基础和条件，因为人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改造自然的，生产方式影响、制约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难以避免，而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关系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无限的剥夺，因此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所以，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也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建设生态文明存在着“制度性”优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反生态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会无尽地剥夺自然，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生态文明。但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实行公有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合理的、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能很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身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属性认识不够深刻，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忽视甚至遗忘了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文明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刻，由此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具有高度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

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越来越深刻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正、公平、和谐等基本价值原则是与生态文明的基本主张相一致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试想，如果没有生态文明的发展，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在一个人与自然高度紧张的社会里，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竞争，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存在，将使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难以实现，而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问题。同样，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②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满足，而且包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的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人在发展过程中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同志说过：“要着眼于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③这些重要的论述实际上都是当代条件下“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生态文明主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这正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甚至可以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将从根本上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也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

生态文明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必须和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和中国当前的历史任务相结合；否则，只是僵化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但在实践中会碰壁，也无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和创新。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④当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加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对未来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的重大意义。

当前，世人惊叹于“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也正是他们谈论“中国道路”的原因所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构成了中国道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得益于中国道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际地位都有飞速的提升。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独一无二，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量名列世界前茅……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中国道路对“发展”这一主题的正确抉择。但在“发展”主题下的现代化道路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继续以较快的速度来实现发展，但按照原先的发展速度和方式，我们的发展还可以持续下去吗？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能如期实现吗？

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期，一些发展中积累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这些问题和矛盾是中国道路继续前进不得不面对的。对这些重大问题应对是否正确、成功、有效，攸关中国道路的未来，攸关中国道路的前途命运。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中国道路继续前进中需要面对的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如果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下还有其可能性、必然性的话，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其矛盾和弊端则越来越明显，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这是因为：首先，从国内来看，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条件本身不利，加上严重的污染和浪费，使得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短缺的强制性制约。其次，从国际社会来看，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走下去，到2040年中国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时，即使按照工业化国家中的低资源环境消耗水平，中国在未来的30年中，将消耗全球5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钢铁等资源，形成全球50%甚至更多的碳排放。①这种结果，不但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自身也难以承受。面对如此严峻的未来，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答案只能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使中国的现代化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从大的发展阶段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水平，要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展”这个主题仍然不能偏离。但要如何实现“发展”，我们却必须给出新的答案。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显然不合时宜，而且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这种以自然资源的投入为主驱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对资源、环境和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高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0%”，是名副其实的“高碳经济”，经济、社会、资源协调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同志也曾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②因此，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不但不能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反而连工业化的成果也会葬送掉。

那么，我们如何发展才能推动中国道路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前进？答案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因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对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生态文明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所谓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③所谓循环发展，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①这些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能显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资源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通过再生、转移、循环、转化等得到再利用，因此，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避免、克服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生态文明建设：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持续发展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比较选择而坚持下来的道路，因此，中国道路不是一条固定化、模式化的道路，它的生机和生命力就在于不断适应时代和历史的要求，适应中国新的历史任务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不断给自身赋予新的内容，以确保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就是在当今资源环境的挑战日益严峻、生态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可持续发展、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问题。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各不相同。要完成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就要根据形势的需要，与时俱进，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容。当前，我们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要使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要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而要完成这些历史重任，就必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②他充分肯定了生态文明在文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要目标和价值追求。因此，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来看，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明确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到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再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深入贯彻这个部署，当代中国必定会得到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所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中国道路内涵的丰富和扩展，这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要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就要求中国道路实现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结合，这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的关键和保证。在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发展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生态效益，粗放型经济带来了高环境损害的代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强制性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接下去的现代化道路如何走，如何使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可持续发展？要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经济生产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环境空间是有限的原则，生产活动要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要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物质产品的生产在原料开采、制造、使用甚至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小，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确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7

一、深刻领会道路自信内涵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和基础

自信就是相信自己，并能持之以恒，其是信念的支撑。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而言，自信是自尊、自强、自立之本。自信的根本体现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自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力量，积极进取，不断夺取新的胜利。道路自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深刻领会道路自信内涵有利于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有利于以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保持中国特色、勇往直前。

十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既坚定道路自信，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一个根本前提、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目标。根本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政治前提。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这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途径。一个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拓展和深化。发展目标既是坚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

二、对坚定道路自信意义的思考与探究

（一）坚定道路自信是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史，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先后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艰难探索，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开创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又进行了艰难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正确的指导方针，但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致使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了“”、“”这些严重的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好走什么样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首先必须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党和人民重新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表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我们道路的自信来源于道路的开辟与道路发展创新的探索历程。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这种信念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其关键就在于强调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2]。

（二）坚定道路自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经历了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其体现了党对社会道路建设的不断认识。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奋斗目标，到十七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目标，再到党的十重申了这个发展目标，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更加全面，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和方向，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整体架构和发展过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不仅表达了我们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坚定与自信，而且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的不断拓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明确的任务，其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把创造人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性与正确性，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展现出民族复兴、人民共同富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大光明前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在胜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展望未来，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成效越是显著，就越有利于这条道路把举国上下的智慧和力量高度凝聚到伟大事业中来，坚定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坚定亿万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

（三）坚定道路自信是避免走老路邪路的指导方向

十报告指出：“我们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这个鲜明提法，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在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我们曾经走过弯路，过去我们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尽管这一体制为我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缺少中国独创性，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实践证明，走了封闭僵化的老路，我们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在当代中国，走老路没有前途，走邪路是死路一条。1989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国家受到重大打击。西方敌对势力希望我们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时至今日，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机遇，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得到世界人们的高度认可和重视。世界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是中国道路造就了中国奇迹[3]。

坚定道路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彰显了充分的自信、深厚的基础以及立足世界的底气。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没有其他路径可以取代。

（四）坚定道路自信是促进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重要途径

十报告提出了全党和人民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开辟、坚持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准确把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改革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保障，从而保障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稳、更远。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1：3.

[2]包心鉴.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N].人民日报，2012-12-07.

[3]郝安.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01-08.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8

作者简介：王铁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国防等制度基本上是学习苏联，但是对于文化建设，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党和国家一直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说：“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指苏联）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①经过1949至1965年十七年的探索，党逐步构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顺利完成了新民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文化新形态、新范式，开创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一、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原因和背景

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是在深入分析苏联文化建设的教训，并总结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选择，有其发展的内外驱动力。

1. 苏联文化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造成文化发展僵化的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盛行，那时的文学团体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②文化专制主义也相当严重，排斥外来文化，将一切来自资本主义的文化包括先进的现代科技文化都予以拒绝，粗涉文化、科学的发展，用行政命令代替制度建设，严重影响了文化发展的活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现，我国在学习苏联的同时，盲目照搬的弊端和苏联自身建设的不足逐渐显现出来。针对苏联不允许发表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状况，指出，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当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该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③。一直负责思想文化工作的部长陆定一也对苏联文化建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苏联的某些经验不一定很好。比如，苏联在学术工作中比较粗暴，他们似乎有一种看法：凡是唯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当然只好送公安部门，这就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苏联常常说文艺落后于现实，但总是赶不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方针不对头，党对文艺干涉过多了。④教条主义的盛行，对思想理论、文艺的粗涉使苏联文化思想“越来越趋于僵化和高度集中，真正造成了一潭死水的局面，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⑤。这些教训与问题使得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更适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这是外部驱动力。

2.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文化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斗争中诞生的，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前，思想文化斗争一直是党反帝反封建的最有力武器。大革命时期，党利用报刊等舆论工具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为革命高潮的到来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创办报纸，编辑通俗读物，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开设学校，宣传党的任务与策略，普及文化知识。⑥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更深刻，要求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⑦，举办了《解放日报》等一批报刊，创作了一批反映根据地生活、革命斗争的新戏剧和文学作品。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指导当时以及后来党进行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可以说，任何情况下，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党的一种内在动力和自觉行为。

这二十多年的文化建设为党在建国后继续开拓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一些成熟的经验。（1）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后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2）党的领导人对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述，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思想；（3）组建了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包括各类学校、管理部门、文艺团体、研究机构等；（4）培养了一支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有了自己的生力军。这些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完善，为党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3.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探索自主道路的自信

作为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文化断裂的“连续性文化典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贯穿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始终，不断融合、发展和丰富。它不仅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还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与资源。正是有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党才有了更加坚定的继承优良传统、探索自主道路的自信和自觉。党一直极其重视传统文化，强调必须继承、挖掘和利用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来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⑧因此，“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⑨。他提出中国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

二、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了对苏联文化建设教训的认识，在继承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⑩，并从文化发展方向、建设原则、建设途径、建设动力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逐渐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创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朝着建设“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目标前行。我们认为，这条道路可以这样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尊重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充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发展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它包括了以下基本内容：

1.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路往哪儿走的问题，即道路的方向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思想意识状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仍充斥着中国社会角落，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如何尽快清除旧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统一和指导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中国的新文化做出论断：“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1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以个人崇拜和政治专断僵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保障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列主义产生于欧洲，经过我们党的宣传、努力，使它具有了中国民族的形式，同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样，马列主义就成了中国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战斗旗帜。”12也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3

为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党和国家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选集》，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习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讲教育，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并配合思想改造运动，清理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宣传推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筑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2.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原则

“双百”方针是我国文化建设最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最能体现出我国文化建设道路的特色，是对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艺创作思想的延续，更是对苏联文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修正。斯大林执政时期，文化建设如同经济建设一样实行统一专制，打击争鸣和批判，禁锢学术民主精神与风气，文化发展陷入单一化模式。这就是所指的我们不能采取的“他们的办法”。

党提出、贯彻和坚持“双百”方针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党探索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复杂过程的一个缩影。在“双百”方针正式提出之前，学术讨论自由、艺术形式多样等思想已经在不同领域实施。1951年4月和1953年8月，就戏曲改革、历史问题研究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原则，作为其工作的指导方针。后来“双百”方针才陆续推广到文化建设各个方面。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4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他分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指出这个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5，他还强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16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代表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阐述了“双百”方针的目的、内容等。6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报告。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17

至此，“双百”方针正式向全社会公布实施。“双百”方针调动了一切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带来了知识界的春天，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涌现，学术风气空前自由。但不久，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到来，“双百”方针一度受挫。20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和国家意识到政策中的偏颇，决定对经济、文化建设进行调整。文化方面相继制定了《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强调继续贯彻实施“双百”方针。1960年7月，周扬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重新强调“双百”方针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促进了文学艺术各个门类全面的多样化的发展，促进了旧传统的革新。”181961年2月7日，中央批转中央文教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要求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鼓励各种学术见解和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发展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双百”方针得以继续实施。

3. 坚持批判地继承和批判地学习相结合的建设方法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助推独立自主道路的形成，党和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地继承与学习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了苏联盲目排外、固步自封的文化建设模式，借鉴其他文化形态中的先进成分，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和革命，创新建设理论和手段，快速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

一是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既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经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党从新民主义时期开始就坚持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强调要在批判与继承中保持新文化的民族性特征。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谈到文化建设时说：“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191955年10月，他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又指出：“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好的我们要保存起来，还要发扬它。要保存和发扬，那就需要有选择、有批判地接受。”20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再次强调要以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加以改造，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他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问题。”211962年4月13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指出要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认真学国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从中吸取前人留下的艺术宝藏和艺术经验。

二是批判地有选择地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外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建立起比较科学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避免走弯路。在这方面，党也吸取了苏联全盘否定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教训，以尊重、开放的态度学习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首先是学习苏联，同时也不排斥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化。对此作过多次论述，较系统地阐明了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目的与方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2，“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23。这就指明了在具体路径上，我国走的是结合文化建设实际需要坚持“洋为中用”、有选择地学的途径，通过学习和借鉴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4. 坚持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认识、把握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彰显文化发展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党对文化建设进行科学、有效领导的前提，也能避免苏联简单粗涉文化建设的弊端，使文化建设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苏联文化建设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由于苏共领导人长期坚持依靠国家机器来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用高度集权的行政方式进行文化建设，“日趋走向单一、教条和僵化，出现了和‘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思想的国有化’、‘文化的单一化’”24，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活力，完全背离了文化发展本身的规律。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由于生产主体、接受主体的认识角度、深度等都存在差异，其内容和形式必然表现出多样化，体裁、题材、形式、风格等缤纷异彩、绚烂多姿。曾对此作过形象的论述：“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25只有尊重这种自然法则，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规律，减少对文化建设不适当的干预，“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6，文化建设才会保持繁荣发展。

对这一法则的坚持可以说贯穿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化建设全过程，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文化建设道路上的反映。等党的领导人对“双百”方针的探索与坚持就是一个鲜明写照。同时，党对文化产品生产规律的尊重也体现了这一法则。1953年9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创作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不能是杂凑的，生吞活剥的艺术形式。因为艺术有思想和形式的统一性，也有形式本身的统一性”27。1959年5月，他在文艺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要强调对立的统一，既要有结合，又要有主导，并提出对文艺创作不能催促，不能下指标，给时限，“精神产品不能用数量来说明质量高低”28。在1961年6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又强调要重视精神产品生产的特点，尊重文艺规律。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使文化建设摆脱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保持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方式和内容。

5. 充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及地位

新中国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它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人民群众又通过新文化建设来表达自己的精神生活。人民大众既是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更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动力之源。只有把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激发出来，让全社会都投入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才能避免出现苏联文化专制下人民群众只有绝对服从、完全丧失创造性的局面，使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通过知识分子显现出来。因此，党和国家重点从抓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来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党一直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9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坚持这一思想，完善了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尊重、体现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首先是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价值，强调他们的重要作用。1954年9月，刘少奇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30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建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31。1956年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是党中央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知识分子的身份、性质，改变了过去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认识，为知识分子全面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障碍。1962年3月，为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专题报告，他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32

其次是帮助和指导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急需的优秀力量。脱胎于旧制度的知识分子，其发展经历决定了他们具有两重性，既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又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旧风气的影响。党和国家对从旧社会“包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转变。1951年9月，在天津北京教师学习会上指出，知识分子应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立场，成为最先进的、为人民、为民族、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力量，而且要加强自身的改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0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3，并进一步阐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是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改造的主要内容是“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34

第三是不断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切实发挥出他们的职能和作用。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35他分析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以及应防止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发挥专长，应该充分了解他们，给他们应得的信任、支持、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1956年2月24日，中央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按照中央部署，我国建立了职称晋升制度、知识界的荣誉制度等，提高了知识分子工资待遇，加快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速度，知识分子住房、办公场地等生活、工作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有了一系列政策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文化创造力得到巨大释放，在文化领域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三、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历史成就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形势下，我国走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在探索中曾多次发生过政策失误，但追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方向不曾改变，并且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文化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迅速改造旧的文化教育体系，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的各种机构、设施和形态。1951年2月，中央下发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文化艺术、学校教育、报纸和广播、书刊出版方面，建立起各级领导机构，拟订党的相关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并监督其实施。1954年1月，中央在对《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的指示中指出，“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同时对民间原有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娱乐形式应广泛地、正确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36，并强调要发展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事业，增加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提高作品和翻译的质量，以满足国家建设事业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根据中央的这些政策，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事业改革，建立和完善了文化管理机构，实现了文化单位的国有化，加强了对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等领域的领导和管理，推行冬学运动、扫盲运动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通过“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运动推出了一批新剧目，理顺了新闻出版业的体制，增加了出版物种类，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经过十七年的建设，我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和范式，生产出了数量丰富的文化产品，改变了旧中国文化贫瘠、单一的落后局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1965年底，艺术表演团体由建国之初的1 000个增长到3 458个，故事片从零到130部，图书出版数由12 153种增长到348 674种，期刊数由295种增长到790种。

2. 开启了中国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源头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经济建设模式“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教条主义严重，“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37，虽然历史贡献巨大，但死搬硬套带来的危害不小。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逐渐提高，如果继续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需要、全社会文化生产力释放之间的矛盾将更突出。因此，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率先进行了道路选择，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主要措施和实施路径等，并进行戏曲改革、电影创作、剧团改制等，推动文化产品多样化、大众化、普及化，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文化生活。但是这条道路却并不顺利。首先就是来自苏联的反对。以“双百”方针为例，1956年正式实施后，陆定一曾经向苏联政府告知此事，苏联非常不感兴趣，还“拿出列宁的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38。还有来自国内知识界的不同声音，如陈其通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质疑“双百”方针忽视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等。这些反对声音都显示了中共在文化建设上的独立自主道路必定会受到重重阻力，实施的困难艰巨。

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仍以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勇气、胆识、魄力推动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前行。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39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是解决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并以文化建设道路为起点，在《论十大关系》中全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开启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整体构思。1964年4月，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已经对社会主义文艺制定出来一条路线，有了大的方针政策，很好地推动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这条道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源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先行。

3. 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理念开始变成政策、制度和理论，指导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首先是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制度，中央成立广播、电影、出版等文教管理部门，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的职责与权限。其次是推进文化事业改革，从具体文化产品范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政策，并在改革实践中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与理论。第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目标、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措施方法等，挖掘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探索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从宏观层面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文化建设制度与理论。

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概念，但这一理论体系框架却在实践中初步形成。1962年4月，中央批转下发《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实际上全面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体系。意见指出，十二年来，文学艺术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更加巩固，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和政策，包括“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提高质量、批判与继承、鼓励创作与正确批评等。文件中提出的政策与理论既包含了对文化建设的宏观指导，也包括一些具体政策，更体现了对文化建设这种精神活动内在规律、价值体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些理论符合文化发展特性，内涵丰富且开放包容，为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留下了继续完善和补充的空间、接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和成熟。

注释：

①②③13141516212223252634：《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第253页，第9页，第116页，第54页，第229页，第279页，第77页，第41页，第83页，第76页，第229页，第225页。

④⑩38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第427页，第430页。

⑤俞思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8年，第109页。

⑥李晓瑜、罗平汉：《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⑧1129：《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第698页，第620页。

⑨：《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9页。

19202728：《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97页，第148页，第135页，第184页。

24倪稼民：《从苏共自身文化建设问题看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30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第16页。

3133：《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第184页。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后，又围绕如何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既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又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兼顾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利益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为我们党带领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鲜明提出和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当代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经验。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又是指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沿着不断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下，整个社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初步奠定的国民经济基础上，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体制不断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29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7％的快速增长，人均GDP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0多美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2006年，我国的GDP超过20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对外贸易总额1760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到20世纪末，我们就已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社会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全面推进，实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政治建设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统一战线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重大进步。在社会建设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不断探索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努力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积极的社会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整个社会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整体推进国内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在国际上，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全方位开展对外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我们坚持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广泛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我们坚持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取长补短、安全上互信合作，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形成了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良好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雄辩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统一。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在现阶段，则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继续建设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衔接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联系与结合，既不断地朝着最高理想前进，又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符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意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宣示了我们党在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问题上的根本主张，表达了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渴望实现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发达民族之林的迫切要求。因此，它集中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和实惠，因而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党心民心、奋力开拓进取的精神纽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来看，它所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又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同时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是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和凝聚起来的精神纽带。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虽然几经风雨，甚至面临过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的严峻考验，但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始终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种客观事实本身已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指引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要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扎实奋斗、不懈奋斗。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10

同志在中国共产党18大报告中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段话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时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立繁荣和强大的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它不仅关系到中国今后十年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决定着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决定着党的命脉。因此，认真理解把握其深刻含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三个自信”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映了我们的选择，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途径的正确性。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证明了我们的道路抉择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这条道路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冲破层层艰难险阻的奋斗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能够使亿万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富民强国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行动指南的科学性。我们党是一个在科学理论孕育中诞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90多年风云变幻中，我们党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考验，坚定马克思的政治信仰，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实践产生的智慧结晶之理论体系，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根本保障的坚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根据中国国情，不断完善健全起来的，其优越性已被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所证明。我们只有坚持并不断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为根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立起繁荣和强大的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基本保障，他们融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最显著的特征。

二、树立“三个自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是对于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中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所谓的“决定性阶段”，是指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言，目前这个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关乎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所以，在这一时期，不允许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有半点闪失。为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和全社会的思想，把全党的认识和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加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的自信，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指南的自信，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之前所提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要求变了。一字之差，含义大不相同，“建设”是过程，“建成”是结果。一字之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再上新台阶。从“建设”到“建成”，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共产党人作出的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对世界的明确昭告。时间紧、任务重，这就必须统一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认识，形成巨大合力，朝着一个目标奋进。而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增强“三信心”就成为必然要求。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和人民经过90多年的奋斗、创造、积累的基本成就，是党和人民形成共识的基础。因此，必须坚定其信念、信心不动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一个是建党一百年的目标，一个是新中国建国一百年的目标，两个目标环环相扣。“三个自信”的提出，必将进一步团结人民，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以更高昂的精神状态，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11

 

关键词：领导干部　诚信　诚信缺失

 

    一、领导千部诚信的特殊意义

    诚信是一个道德概念，是诚实、守信的意思。所谓诚实，就是真实无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所谓守信，就是讲信誉，重信用，守诺言，言行一致，前后一致。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广大劳动人民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准则。在经历过诚信危机以后，我国人民对诚信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深化。人无信不立，国无德不强，诚信是社会赖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要意义，而且具有特殊意义，领导干部诚信建设是我们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社会公共事务，由于他们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各种权力，因此领导干部的诚信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没有广大领导干部的诚信，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诚信。和一般的个体相比，领导干部诚信建设的特殊意义在于:

    1、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而诚信正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社会道德领域，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讲信誉，重信用，守诺言，言行一致。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是辨证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道路曲折，几落几起，事实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不断取得胜利，相反，背离这条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由此可见，对于广大领导干部来说，对诚信的践行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早日实现的大问题。

    2、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需要。诚信和合法性是密切相联的，失信于民，人民群众是不可能自觉接受、认同现存政权的。领导干部诚信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取信于民，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信为政基”是中华民族的古训之一。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洛克从诚信和执政合法性的背离的角度提出，如果按照契约受人民信托的统治集团背信弃义，人民则可以通过革命来将其推翻。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依据之一是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而长期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失信于民，这是最容易丧失的合法性资源。因为在执政后，党群关系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期执政容易使一些人产生轻视群众作用的思想观念，从而出现违背执政诺言，导致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不正常现象。世纪之交，世界上一大批大党老党失去政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成为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长期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也失去政权，尽管这些国家政党失利的原因有许多，并且各有其特殊性，但其中一个重要共同点是党自身出了问题，脱离群众，失信于民，最终失去政权。诚信是为政之本，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是很难为人民所认同的，一个缺乏诚信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为人民群众所信任和自觉接受的。

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意义篇12

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最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条是正确理论的形成，一条是正确道路的开辟。理论带有根本性，理论错了，路线、方针、政策一切皆错。道路带有关键性，道路走对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道路走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受挫折和失败。道路的重要性正如指出的：“我们不仅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理论和道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统一于改造世界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其主要贡献，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在探索初期发表了一些光辉著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重大理论。三是提出“以苏为戒”，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初步形成。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坚持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坚持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这条道路有别于苏联模式，但由于始终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的，没有突破苏联模式，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挫折。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而也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一思想指引下，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核心内容，第一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邓小平奋力开拓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标志：一是实现了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二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中国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三是把这条道路的基本点，以基本路线的形式确立下来，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以保证始终不渝地坚持走这条道路。邓小平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推向21世纪，并在实践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贡献,一是依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做出趋利避害，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的战略决策。这两个重大战略举措，大大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集体领导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贡献：一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观念、跃升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二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为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三是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不失时机地带领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几项重大战略举措，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据这个表述，我们可以从五个层面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是政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奋力开拓的。党的领导是坚持走这条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走上别的道路。

二是制度依托。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首先是社会制度问题，也就是坚持哪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即体制）。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以它为依托，促进中国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发展内涵。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尤为迫切。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线。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我们党通过长期探索，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拓宽和深化，从两个文明建设到三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这个总体布局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