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1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在自觉履行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全区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调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635起，债权及债务纠纷82起，征地拆迁纠纷54起，生产经营纠纷70起，农民负担问题纠纷20起，消费者权益问题纠纷92起，其它纠纷329起等各种民间纠纷1282起。其中达成协议书的有179起，简易和口头调解1026起，调处成功率达96，避免因纠纷而引起的群众性上访16起，没有发生因调处不当而引起的斗殴、自杀及上访事件，为全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

目前全区共有乡（街道）调委会__个，村（社区）调委会__个，市场调委会__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__个，居民楼栋、楼院、相关企业成立的调解小组__多个，有人民调解员、纠纷信息员__人。各街道、乡均按街道调委会——村（社区）调委会——调解小组的形式成立了较完备的人民调解网络，为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和调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力加强社区（村）、调委会的规范化建设

根据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总体要求，上半年我们对社区（村）的人民调解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提出了社区调委会总体建设规范和要求，统一制作了人民调解工作日誌及纠纷登记本，规范了纠纷登记、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书，并对人民调解文书档案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统一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统一了民间纠纷调处要求（即小纠纷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街道）。同时，规定人民调解组织要将调委会组成人员名单、调解原则、纪律、纠纷当事人权利和义务、调解程序上墙公示，接受群众监督。5月份，为配合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我们专门在__街道农科村进行了社区调委会建设规范化试点，统一了社区（村）调委会建设标准，得到了市局和有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三）加大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协调力度，做好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调处工作

上半年，全区范围内多项市、区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企业改制使突发性、群体性矛盾发生呈上升趋势。城市居民对房屋拆迁补偿、农民对征地补偿问题特别敏感，部分农民对为什么要征地不理解或对征地补偿要求过高，引发很多矛盾纠纷。为维护我区的社会稳定，区局、街道、乡积极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协调、指挥工作。一是主动与区、劳动、民政、重点办等部门沟通。及时掌握和了解矛盾纠纷的动态和详情。二是加强了对乡（街）的信息收集工作，及时掌握全区矛盾纠纷动向。三是主动与各有关职能部门和乡（街）的协调，参与矛盾纠纷的调处，实行属地管辖，归口职能部门，由区、街协调共同调处。四是加强对重大突发性的指挥协调力度，指导有关职能部门和街道跟踪负责开展调处工作，并要求把纠纷事件详细情况和调处结果报区综治办和局基层科、办等各主管职能部门。其中__、__街道司法所与有关部门大力协作，成功调处了____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居民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表场。

（四）加强培训工作，建立一支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调解员队伍

为尽快提高人民调解队伍的素质，根据司法部《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培训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5月中旬组织对街道、乡调委会主任、部分委员进行了业务培训，8月份对全区所有社区调委主任、调解专干进行了培训，并且邀请了法院民庭庭*和市局专家来我区授课。绝大部分乡（街道）司法所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组织对辖区内各调委会主任、成员、纠纷信息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全区共有1000余人次参加了区、乡（街）组织的培训。主要学习经济

合同法、婚姻法、民法通则、*沙市有关拆迁补偿例及调解文书的规范化、格式化制作等内容。通过培训，各级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知识、理论水平、调解技巧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做到了依法、依规调解。（五）与公安派出所积极配合，做好各种矛盾纠纷的调处。

联合调解室工作的开展，既缓解了公安机关调处纠纷警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又突出了司法行政的调解职能，在人民群众的影响较好。今年以来全区共受理并调处由派出所移交的各类治安纠纷300余起，调处公民申请的纠纷30余起，调处成功率达97。调解室的成立为我区的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目前，我区______等两所联合办公情况势头较好，其它单位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积极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努力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不仅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刑释解教人员弃旧图新，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遵纪守法公民，而且有利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目前，我区共有五年内刑释解教人员533人（其中刑释191人，解教342人），经过区、乡（街）村（社区）各级安帮组织的共同努力，共有196人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安置，有帮教人员800多人，帮教率达100，有212人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的均按要求落实了责任田土，由于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做得比较好，目前我区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一）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的排查工作。根据市安帮办的工作部署，坚持每月对全区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全面深入的排查，并及时做好有关排查情况的上报工作。通过排查，及时掌握了全区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的第一手准确资料，为今后开展安置帮教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积极开展帮教活动，把安置帮教工作落到实处。对从狱所即将释放回归人员，区安帮办根据狱所提供的信息，及时与有关街道、社区及服刑解教人员亲友取得联系，适时做好帮教安置工作，尽力为他们及家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同时组织各街道司法所*走进狱所开展延伸帮教。特别是针对我区吸毒人员较多情况，主动配合区禁毒委、区综治办、区团委开展对吸毒人员的帮教活动，前往戒毒所召开帮教座谈会，了解吸毒人员的情况，听取吸毒人员的心声，及时进行帮教。同时对一些重点人员，采取了“四位一体”的帮教措施。

（三）加快落实对安置帮教基地和过渡性经济实体的建设。目前，各街道（乡）均成立了1-2个过渡性安置实体或安置点，开创了安置帮教工作的新形式。上半年以来共有3人次在各级安置点或实体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安置。各安帮办还安排专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重新做人，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__*安帮站对刑释解教人员就业优先向该辖区劳动服务站推荐工作，并给予其三次择业的机会。

（四）完善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档案资料管理。根据*政发[20__]5号文件有关精神，区安帮办为全区每名刑释解教人员制作了统一的档案管理袋和街道安帮工作资料。目前全区街道均做到刑释解教人员一人一档，台帐清晰，资料齐全，坚持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帮教。

三、认真贯彻*办发[20__]9号文件精神，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通过近年来的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我区绝大部分司法所在规范化建设上初具雏形，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办案质量进一步提高，各项业务工作开展平衡，在社会上的影响进一步得到扩大，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但是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离距国家、省、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管理体制不顺，司法员兼职过多、频繁调整，办公设施不足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办发[20__]9号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文件下发后，我们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和配合，收编建所相关工作在今年六月底基本完成。区委办、区政府办转发了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等部门，关于加强规范化司法所建设的实施意见。目前，我区13个司法所的管理工作，以全部实行区、街道两级共管，以区为主的管理体制。司法所“人、财、物、事”以区司法局管理为主，工作在街道。每个司法所按3人定编，其中一名政法专项编另二名由各街道内部调剂解决。司法所不与综治办、办、武装部等部门合署办公，司法员专编专用，司法所工作经费有保障，办公场所按每所不低于2间房子的标准予以落实。

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在调整和规范中发展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继续认真贯彻全国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司法部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推动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开展。各司法所积极参与“四五”普法活动，每月乡、街举行一次法律宣传活动。____与法律事务所联合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解放路丰泉古井社区、__社区坚持每月走访辖区单位、居民开展法律服务活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开创了我区法律服务主动为市民服务之先河。东岸乡司法所请社区从事法律工作的老司法、退休的检察官、法官给村民，有关企事业单位每季讲一堂法制课，每月出一次法制宣传栏，向市民发一本《法律法规知识选编》，法律服务工作有声有色。为了搞好今年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的年审注册工作，5月份基层科对全区两所法律服务所和11名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调查摸底，严格把好入口关，年审注册工作经上级有关部门审验全部合格。今年以来，法律工作者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爱岗敬业，没有出现任何违法违纪、违章现象，没有投诉案件，较好地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东岸、求实法律服务所常年为4家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全年办理各种讼诉事务32起，协办公证、调解各种纠纷、法律文书189起，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求实法律服务所指派2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常驻东屯渡派出所调处了大量的民间矛盾纠纷，受到当地居民和有关单位的高度称赞。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2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司法干预；意思自治

一、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突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而2011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见表一）。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涉案标的68.59亿元，同比上升96.61%和250.9%，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该院2011年1月到9月，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同比上升了50%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包括2分）的89件，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占6.44%；5分以上的4件，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占51.84%，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发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上浮）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将风险后移，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存在规制空白，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代理，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3

1、四寨司法所成立于1999年，但一直是有编无人，直至2009年2月才有一名司法助理员。

2、2009年来，四寨司法所在协助镇政府调处矛盾纠纷，指导基层调委会开展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目前四寨司法所有独立办公房、配备了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档案柜、调解座椅、摩托车。

3、现存在的苦难是司法所人员少，且镇党委、政府长期抽调司法所人员做整脏治乱、农业生产工作，导致做好本职司法行政工作的精力不足。

二、人民调解工作

1、四寨司法所辖区内主要纠纷时山林纠纷，典型是四寨镇沙坡村小沙坡村刘凤池等六户与四寨镇拉栗村冗外组张玉珍户争“杨梅树”山林纠纷。该争议山林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由张家管护，且有山林管护证（证上盖有四寨人民公社公章，但无日期），20010年刘凤池拿着一张修改痕迹明显的山林管护证到镇政府要求处理，经过多次处理仍不能调解。

2、2010年四寨镇发生交通事故6起，全部由县交警大队处理。

3、统计表中的其它纠纷主要是人身伤害赔偿、债务、牲畜吃庄稼、错砍山林等侵权性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高发原因是农村地区法制观念不强结婚不登记现象还比较多，加之现在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离婚率呈递增态势。家庭纠纷是农村现在不孝顺、不赡养老人像较多，婆媳关系、妯娌关系部和睦导致家庭纠纷多。

4、现在人民调解经费主要靠县里的以奖代补政策，2011年度，四寨镇共发放以奖代补经费9000元。

三、安置帮教工作

1、现在四寨司法所和派出所协调配合较好，但由于有相当多的人甚至是干部对安置帮教工作不理解、不支持，导致刑释解教人员低保等待遇得不到落实。

3、四寨目前没有收到过接人通知。

4、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家庭不愿接受的原因是，还是社会上歧视刑释解教人员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特别是出于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更是严重。加之有的刑释解教人员家中无人，导致完全推向社会。如四寨镇和平村兴和组罗某，父母双亡，只有一妹业远嫁，所以在外未归。

5、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四寨司法所主要采取上门家访谈心，让村组干部留意其动向等方式帮教。困难是，由于四寨镇经济落后，经济实体少，导致对刑释解教人员需要解决的就业等问题方法不多。

四、社区矫正工作

1、四寨镇社区矫正委员会办公室、四寨镇社区矫正工作站与四寨司法所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现在只与派出所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其它单位还有待加强。

2、全面实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四寨司法所共接收1名社区矫正人员，解除0人。

3、无吸毒社区矫正对象。

4、四寨司法所主要用每月让其不定期到司法所报道，定期对其开展心理矫正、组织其上法制课、参加公益劳动，对其外出严格执行请假审批制度等措施监管。

5、没有无住所、无生活来源的社区矫正对象。

6、四寨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培训6次，在2010年民运会、春季前与其签订自律承诺书。

7、存在的主要困难是人员少、经费不足。建议对司法所人员开展系统的社区矫正工作培训。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施行以来，在提前干预并规制垄断行为，保障市场经济公平有序且充分竞争，维护经济运行基本秩序，塑造市场、消费者、社会三位一体的健康生态经济环境等方面日益凸显现实价值，从整体上评价该司法解释，其在反垄断立法地位上，是继《反垄断法》之后，最高法在反垄断领域又一重要的司法进展，其与《反垄断法》共同构成反垄断体系，进一步夯实了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基础。

一、《反垄断司法解释》出台背景

反垄断法是经济市场公平公正发展秩序的有力保障，也是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被誉为“经济宪法”。它施行以来，法院受理的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呈现涉案领域广泛且不断扩展、诉请赔偿数额稳步上升、原告胜诉率低、涉案类型多样、案件发生地由“北上广”发散性蔓延的特点。由于垄断民事案件多错综复杂、牵连面广、专业性强，对企业影响重大，但其法令原则性较强，操作性规定相对简单，相关司法解释尚留白，这使得进一步完善有关案件在诉讼程序和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不足，保障诉讼公平正义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

二、《反垄断司法解释》内容亮点

（一）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作用范畴

《反垄断法》在什么范围内发挥作用，之前明确度不够。本次《反垄断司法解释》的第一条就明确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范围：第一是侵权诉讼，多由于垄断方的行为使被垄断方受到损失引发的诉讼；二是合同诉讼及其他诉讼，多由于合同的内容或行业协会的章程违反反垄断法引发的诉讼。

（二）垄断民事纠纷的立案要件

《反垄断司法解释》此次规定的受理条件进一步明确化，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也更加流畅，其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加入反垄断独有的特点，融合而成。例如其在条文中直接规定了，在符合前者立案的前提下，存在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的结果，即可提讼，或者在有关认定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的，法院均会受理。

（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反垄断司法解释》以《反垄断法》、《民法》的有关规定及法律精神为法律渊源，在第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条分别就专家证据、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逐一解释细化。《反垄断司法解释》在引入专家证据方面有所突破，明确指引当事人通过专家证人、专家意见的方式辅助勘查案件事实。进一步将证明责任的划分更细致化，更具可操作性，通过分类不同的垄断行为，就当事人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予以分配。这些条例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原告的举证难度，有助于缓解我国目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原告败诉多、举证难、有法难依的困局，在维护垄断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司法环境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1.专家证据

《反垄断司法解释》中对专家证人有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规范，在专业性、人数方面都与其他法律所确立的制度进一步协调相通。随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生效，专家证据这一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专家证人制度在专业性较强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已被认可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日益迈进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更新速度快，反垄断案件就起本身的特殊性，其涉及专业的技术性，对判明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要件的复杂性方面，需要借助专业人士，这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客观基础。

2.举证责任

垄断行为常具有隐蔽性，垄断主体往往综合实力较强，受垄断行为损害的原告无论社会地位还是法律背景均不占优势，在举证质证方面，欠缺主动地位。《反垄断司法解释》首次将“谁主张、谁举证”独占的地位打破，引入了其他举证责任方式等条款，客观上改变了诉讼不平等的现象。在具体法条上，其集中体现在《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其中关于占有公共资源，侵犯公共利益方面，明确了举证责任，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考虑，在司法实践当中实实在在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反垄断司法解释》在举证方面是以实现原被告之间的平衡为目标的，因此，虽然举证天平稍稍倾斜，但并没有完全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仍必须积极诉讼，充分举证。故而，这种倾斜是一定程度上的，而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就《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而言，原告要确保双方存在真实的垄断协议，且能用证据证明。其次，在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原告也需证明存在且有证据充分证明。总之，在证明被告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认定条件上，原告仍要充分参加诉讼，寻找真实、充分的证据。该规定也是对于原被告双方在举证责任方面的制衡，从司法公平公正的角度上来看，显得不可或缺。

（四）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法律责任后果

《反垄断司法解释》对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责任承担问题进行明确。顺承民事侵权的法律责任承担当垄断行为被查明和认定后，法院就可以依法作出判决，让被告承担具体的侵权责任后果。原告也可得到相关赔偿，市场秩序也会得到进一步规范。

三、《反垄断司法解释》重要意义

进一步细化、明确并解释了《反垄断法》，使其操作性更强，原告、被告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均衡，法的公平性原则进一步体现，实现了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基本构想。

四、《反垄断司法解释》尚需解决的问题

（一）对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处置不明确

当民事主体根据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的行政裁决到法院请求民事损害赔偿时，法院如何对待行政机关已经做出的行政裁决或者事实认定，目前未予明确。如果直接接受行政机关的裁决，存在行政调查和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对证据要求不一致的问题。此外，人民法院为审理案件的需要，以何种途径调取行政机关已经掌握的证据材料均未予明确。反垄断民事案件的损害赔偿与行政机关已经做出的行政处罚措施如何协调，后续如何处理均未明确。

（二）反垄断民事案件的损害赔偿如何确定尚不明确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5

5月13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被誉为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应对金融危机、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重大举措。

起草历时8年针对性强

针对当前民事审判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要求在全面做好各项审判工作的同时，对某一时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案件，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对策。特别是对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合同纠纷案件等，要进行细化研究，实行分类指导。

这个司法解释是对合同法实施10年来和合同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遇到的难题的一次集中的梳理和应对。

该司法解释自*年初开始起草，注重解决司法实践中碰到的问题，使司法解释条款确保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总结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经验，吸收以往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的成果，避免了条文抽象、笼统、原则，力求严谨、明确、具体可行。

明确缔约过失责任范围

当前我国法律规定应当办理审批或者登记始生效的合同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合同需要批准或者登记才生效。针对这种情况，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

“在合同成立以后，负有办理批准或者登记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故意不去或者拖延办理批准或者登记手续，致使合同不能生效，往往给另一方合同当事人造成损失，但由于合同未生效，不能按照合同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只能按照缔约过失的规定。此次司法解释将此种情形列为“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该负责人解释说。

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司法解释规定了“情势变更”制度。其主要解决合同订立后显失公平的问题。合同订立的时候是公平的，在合同生效后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一方当事人遭受重大的损害，造成双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按照实际情况履行不了的，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下，审慎、严格地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对此，该负责人解释说，因情势变更而造成合同履行的障碍，一直以来困扰着司法实务部门。金融危机验证了我们当代社会的复杂多变性与不可预见性，引入情势变更原则的价值在于，当合同原有的利益平衡因经济的激烈动荡而导致不公正结果时，施以法律的救济。

此外，司法解释要求严格区分变更的情势与正常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区别，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必须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裁判的个案，要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造成大的冲击。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6

2012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自2012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司法解释共16条，是最高院在反垄断审判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明确了因垄断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管辖、举证责任、民事责任等事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具有重大意义。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因垄断行为引发的侵权及合同纠纷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以及在管辖、举证及民事责任方面均存有争议。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上述争议均作了相应的厘清。尤为重要的是，司法解释明确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有权向法院就该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亦有权在民事诉讼中对垄断行为进行审查，与《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查处以及行政诉讼能够形成制度配合，能够大大增强反垄断效果。

一、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

司法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第一条是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根据第一条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是适格原告。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具体受理条件的规定。根据第二条之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起诉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法院应当受理。这里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主要是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条件。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原告因垄断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受理。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事实上与《反垄断法》形成紧密配合，在反垄断方面将形成制度合力。《反垄断法》主要由反垄断委员会及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负责反垄断，主要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普通公民只能向这些行政机关举报垄断行为，尚无法律途径直接反垄断。而司法解释第二条则赋予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直接起诉垄断组织的权利，且不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这意味着对于垄断行为的监督及治理不再是行政机关的独有权力，相关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也可以直接起诉，这对于我国反垄断将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二、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

司法解释第三、四、五、六条对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合并审理和移送管辖做了明确规定。

1、级别管辖

就级别管辖而言，此类案件原则上由中级法院管辖。这主要考虑到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较高的专业性、复杂性和较大的影响力。由于反垄断民事诉讼刚刚起步，由审判力量相对充足、审判经验相对较多的法院集中管辖，更有利于尽快提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和统一裁判标准。当然，由于部分基层法院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也具备相应的审判能力，能够保证审判质量，因此，从便民角度出发，司法解释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由基层法院管辖。

2、地域管辖

就地域管辖而言，仍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确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因案由不同，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侵权纠纷案件。另一种是依据《合同法》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纠纷案件。案件类型不同，其地域管辖也有所不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权纠纷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合同纠纷案件则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一审管辖法院的，一般应从其约定。在没有协议管辖的情况下，一般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合同履行地应根据合同类型不同具体确定。

3、合并审理与移送管辖

同一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可以合并审理。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是基于节约审判资源的考虑。

就移送管辖而言，有两种情形：首先，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其次，在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7天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先立案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考虑到群体诉讼案件有其共性，合并审理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三、关于举证

《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条分别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专家证据等问题作了解释和细化。

1、举证责任

由于垄断行为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受垄断行为损害的原告在举证能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免证事实等制度，适当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举证责任倒置而言，属于《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垄断企业对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等行为将要承担举证倒置责任。另外，对于公用企业以及具有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原告而言，虽然司法解释适当减轻了其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仍应根据案件不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而言，有以下集中情形：

（1）就前述《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原告虽不需要证明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应证明该协议确实存在。

（2）就滥用市场地位引发民事纠纷案件而言，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不过，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法院可以予以认定。另外，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可以对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法院可以据此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

2、关于专业人员调查及作证

《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这说明，反垄断案件，尤其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需要确定相关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经济专业人士及机构的专业数据确定及事实认定是法院作出法律认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人员的说明对事实的认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垄断民事纠纷的类型和责任

《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和十五条规定，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

这也就是规定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诉讼，通常属于侵权之诉；二是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引起的诉讼。

垄断可以通过如协议、协同一致的行为、行业协会的章程等很多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行业协会的章程违法了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条款，那么行业协会也是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在垄断民事诉讼中，只要原告有证据证明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或者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均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垄断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五、关于诉讼时效

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对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做了明确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依据《民法通则》规定为二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7

为方便比照相关内容对当前期货司法实务中尚待解决的问题加以分析，对期货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进行回顾极有必要。

（一）期货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1. 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期货交易的投机性和风险性都很大，客户参与期货市场交易，在享有其交易所生之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因此而生的不利后果。期货司法解释第11、27条等规定都体现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在公平保护交易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

2. 尊重当事人合法约定的原则。这一原则给广大经纪公司和客户保留了意思自治、合法约定优先的空间，体现了司法解释的先进性。这一原则的确立，保证了期货公司与客户完全可以就容易产生纠纷的业务环节如：强平的条件和通知方式、客户保证金不足时的保留持仓申请、不接受全权委托、技术故障是否免责等问题进行具体约定，当然，其前提条件是“当事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3. 过错与责任相一致原则。期货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期货侵权纠纷和无效的期货交易合同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性质、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过错方承担的民事责任。”。特别是关于交易行为责任、透支交易责任、强行平仓责任、实物交割责任、保证合约履行责任、侵权行为责任的认定与处理等问题均坚持了这一原则。

（二）期货司法解释的创新内容

1.明确了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在地域管辖方面，规定了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权确定，应当遵守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纠纷、侵权纠纷案件的一般规定，同时明确了涉及期货公司的分公司、营业部等分支机构进行交易发生的纠纷，以及实务交割纠纷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认。在级别管辖方面，确定了期货纠纷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原则，同时允许高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确定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期货纠纷案件。

2.明确了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期货司法解释针对期货纠纷的特殊情况，对期货从业人员的行为、期货公司授权非本公司人员从事期货交易的行为以及非期货公司人员以期货公司名义从事期货交易行为等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作出规定。尤其是在第10条，确立了期货居间人的主体资格和法律责任，明确规定“居间人应当独立承担基于居间经纪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

3.明确规定了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标准。期货司法解释就期货业的各行为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及责任承担标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分别从正常交易、透支交易、强行平仓、实物交割、保证合约履行等业务环节中容易出现纠纷的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还细化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其中，在第27、30、48、49、51条对如何认定客户签收客户账单的效力问题、如何认定存在混码交易但已入市交易的责任归属问题、期货交易所的履约保证责任以及期货交易所与期货公司的免责条件等内容都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

4.明确了人民法院保全与执行的对象及条件。对于会员交易资格和交易席位能否采取执行措施、对于保证金能否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对于当事人的持仓合约能否保全或者执行等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在58条至第61条作出了规定。

二、司法实务中期货纠纷案件的特点及诉讼成因分析

（一）期货纠纷案件的特点

由北京、上海等地法院的统计情况分析，期货司法解释实施以来，期货纠纷案件的审理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收案数量层面的分析

期货纠纷案件受案数量明显少于股票、债券类纠纷。同时，调查表明，从期货司法解释实施以来，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期货纠纷案件普遍呈下降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其对规范期货市场交易行为、维护客户合法权益、稳定金融市场秩序起到了推动作用。

2.涉讼案件当事人诉讼地位层面的分析

客户作原告、以期货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占绝对比例，其中自然人客户明显多于机构客户。

3.期货纠纷的交易阶段层面的分析

主要纠纷类型是发生于客户与期货公司之间基于期货经纪合同而产生的违约或违约与侵权竞合的纠纷，因实物交割产生的纠纷较少。

（二）期货案件纠纷成因分析

根据各地法院调查统计的结果来看，引发期货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1.未取得期货经纪资格的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从事期货交易代理业务，因发生亏损而引发诉讼；

2.期货公司未按照客户指令入市交易，或采用混码交易，因发生亏损而引发诉讼；

3.期货公司未经客户授权，擅自交易，或擅自挪用客户保证金引发纠纷；

4.职业操盘手代理客户交易发生亏损引发纠纷；

5.因客户透支交易产生亏损引发纠纷；、

6.期货公司强行平仓引发的纠纷；

7.未经批准组织期货交易引发的纠纷。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譬如期货交易代理纠纷案件案由的表述上，存在性质上属于期货行纪还是期货代理合同之争；客户名实不符情形下，与期货公司产生纠纷，应由谁主张权利的问题；居间人的法律责任问题等。

三、期货司法实务中有待完善的问题

期货司法解释实施一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期货司法解释的颁行不仅统一了各级法院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裁判尺度，而且对规范期货市场的运行和发展、强化期货交易参与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完善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秩序、推进期货市场法制建设、促进期货市场诚信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期货市场运行复杂多变的特点决定了司法实务中尚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也有利于期货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并对之后的期货立法提供借鉴作用。

（一）关于期货电子化交易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

期货交易当前采用电子方式已经相当普遍，在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实务操作中诸如通知的送达、下单的确认、技术事故的法律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涉及到跨跃不同法律领域法律的适用问题，譬如诉讼程序法中的证据规则的运用，民事实体法中的侵权或违约责任的确认以及即将通过的电子签名法的理解与适用等。

关于通知的送达，在电子化交易中，期货公司对远程客户，较多情况下约定以电子形式送达通知。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强行平仓、追加保证金通知等方面。在对客户不利的情况下，客户因自身利益的需要有可能对期货公司的通知采取不配合的态度或方式，这对期货公司的送达和举证带来困难。有观点认为，对此可以把握如下原则：只要期货公司与客户之间有电子送达（如E－MAIL）的约定，而提供电子服务的机构的电子记录能够证明该电子数据文件确已发出，则应认定该送达的法律效力。相应的法律依据，可以参照合同法第16条有关“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实为到达时间；未制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的规定。

对于电子化交易的风险问题，期货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是否可以由当事人的自由约定作为约束依据，相关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此外，有关期货公司主张行情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黑客破坏或者被黑客盗取账号等情况应列为免责条款等问题也有待立法或司法机关给出答案。

（二）关于认定客户对交易结果是否予以确认的原则问题

根据期货司法解释第27、32、33条的相关规定，对于客户对交易结果确认行为以及客户对期货公司发出的追加保证金通知确认行为的认定，是确定期货公司和客户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对此，在审判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四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1.在交易指令下达人签字或者根本无人签字确认的情况，如何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效力？如何适用期货司法解释第27、29条规定的默示确认原则？

客户与期货公司签订的《期货经济合同》中，明确约定授权他人为交易指令下达人，而客户自己为资金调拨人和交易结果确认人。发生纠纷后查明，客户一直未在全部或者部分交易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客户以其从未对交易结果进行过确认，期货公司违规操作给其造成损失为由，要求期货公司赔偿损失或返还保证金。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期货公司的交易结算单上均无客户的签字或盖章，交易结果也未得到客户的认可，授权交易指令下达人的签字不具有确认效力。依照合同约定，应当认定交易结果均未得到客户确认，应由期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依据期货司法解释第29条有关“客户对期货公司的交易结算结果有异议，而未在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或者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出的，视为期货公司或者客户对交易结果以予以确认”的规定，由于客户在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从未对期货公司的交易结算结果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视为客户对交易结果已予以确认，应由客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2.在客户与期货公司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中，未对交易结果的确认权进行明确约定，甚至根本未约定。发生纠纷后查明，交易结算单上的确认栏空白，或者交易结算单上均是授权指令下达人的确认签字。客户以其从未对交易结果进行过确认，期货公司违规操作给其造成损失为由，要求期货公司赔偿损失或返还保证金。对此，期货司法解释未作具体规定。

3.客户对期货公司的追加保证金通知是否予以确认的问题，这也是认定期货公司与客户之间法律责任承担的关键问题。在一些期货纠纷案件中，存在由授权指令下达人而非客户自己签字确认追加保证金的情形，甚至还存在无人签字确认的情形。虽然有的期货公司称其曾以合同约定的其他形式（如电话、传真、互联网等）通知客户，但举证不能或者证据不足，客户对此也不予认可。对此，司法实务中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客户未予确认，适用期货司法解释第32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期货公司对透支交易损失进行赔偿；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为客户默示确认，适用期货司法解释第33条第2款的规定，由客户承担保留持仓期间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穿仓损失。由此，如何把握适用上述条款规定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关于期货经纪公司职员职务行为与其个人行为的区分原则问题

在当前的期货司法实务中，存在将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在本公司经营范围内从事期货交易的行为，按照是否是接受期货公司的指派与客户签订授权委托书以及按照协议去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为标准，认定为职务行为或者个人行为的情况。如果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是接受期货公司的指派与客户签订授权委托书以及按协议去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则认定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由期货公司承担；反之，如果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是客户自己联系或者客户自己认识的人，则认定其行为是个人行为，其行为后果由其个人承担。由于期货司法解释第8条的规定相对原则，有必要对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是否必须接受期货公司的指派从事期货经纪行为进一步给予明确。

（四）关于持仓透支的有关问题

有观点认为，期货司法解释中有关持仓透支交易的规定似乎未能彻底地贯彻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客户作为持仓的主体，其持仓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由此带来的所有结果理应由其承担，其中当然不仅包括利益也还包括风险。一般而言，客户只要认可其持有头寸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则客户理应对该头寸的损益负全责。当客户持仓出现亏损和风险，最关心这一情况且最应该采取措施处理相关情况的理应是客户，因为这关系到客户的权益。如果客户在赢利时平仓，期货公司则依照约定收取手续费；而在其亏损时平仓，期货公司亦只是收取约定的手续费，不存在其它利益。期货司法解释规定由期货公司对相关情况下的亏损承担责任似乎有苛责之嫌，而且相关责任范围的限定也有待进一步明确。以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来判断，应当由客户对其持仓亏损及漏仓损失承担民事责任。

（五）关于期货交易中涉及的居间人的法律责任问题

当前，期货市场中有一批专门从事期货交易的居间人，他们的行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通过为期货公司介绍客户赚取一定的佣金，另一方面客户基于信任往往聘请其为交易指令下达人，代客户全权进行期货交易，其根据与期货公司私下达成的协议从中按交易量赚取佣金。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8

当今社会随着房价和离婚率的同步提高，司法审判过程中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婚姻法、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民事审判实践经验， 制定了《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并于2011 年8月13 日施行。该司法解释是继2001年12月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一）》、2003年12月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二）》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多发性的法律问题出台的第三部司法解释。解释对婚前贷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产、父母婚后给子女买房的性质认定、亲子鉴定等相对集中且争议较大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与此同时，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网友抨击：这部“新婚姻法”旨在保护男性，增加了男性出轨的可能，否定女性的家庭贡献，离婚有可能使女性造成净身出户的悲惨下场。那么该司法解释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有多大，网友口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只有通过调查才能知晓。

一、婚姻法解释（三）的起草背景

据统计，2008 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共计1286437 件，2009 年为1341029 件，2010 年为1374136 件，呈逐年上升趋势。2010 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离婚案件1164521 件，受理抚养、扶养关系纠纷案件50499 件，受理抚育费纠纷案件24020 件，受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24676 件。2011 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 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加之房价居高不下，成为家庭中重要的财产。案件中相对集中地反映出婚前贷款买房、不动产收益、父母婚后给子女买房的性质认定等争议较大的问题，亟需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婚姻法解释三因此应运而生。

二、社会现状对比及分析

（一）卷宗数据特点及产生原因

1.卷宗数据特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太平区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970件，其中婚姻家庭案件468件，占民事案件的48.25%，与前年相比（审结民事案件967件，婚姻家庭案件447件，占民事案件的46.3%）收结案数量及比重均有所上升。其中调解结案287件，撤诉106件，调撤率达83.97%，其中涉及婚姻法解释三的案件53件，用以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12件。上述数据反映离婚案件的两个特点：1、离婚案件收案数量逐年增加。2、各类民商事案件中，离婚案件调解和撤诉率最高。3、婚姻法解释三的适用范围并不广泛，对司法审判影响较小，到目前为止“净身出户”现象为零。此外在阜新市其他法院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并未打破这一类案件的审判现状。

2.卷宗数据产生原因

（1）离婚案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例如：在离婚案件中，在作出判决前进行法庭调解是法定程序，这是离婚案件的重要特点，因此大多案件选择调节或撤诉的方式结案，真正选择法官利用法律规定对其作出判决的毕竟还只是一小部分，所以婚姻法解释三的使用率并不像民众想象的那么高。

（2）离婚案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传统有很大的联系。对于像阜新这样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来说，房价并不想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那么高昂，财产分割问题特别是房产产权纠纷的出现率并不是很高，加之农村婚姻与当地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涉及财产纠纷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实际司法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也充分体现了法律作用的局限性，更说明了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3）法律的有效适用需要一段时间。婚姻法解释三是跨别解释二出台六年之后问世的，在时间上跨度并不算小，再加之，新解释仅仅适用不到一年，时间不够长，作用并不那么明显。

（4）相关法律及其制度的配套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所确立的一项新的离婚救济制度。为配合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正确实施，《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又作了详细规定。新的规定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同时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的配套使用使司法审判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二）卷宗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对比结果原因分析

1.社会争议突出明显，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婚姻法的特殊性。主席曾经说过：“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这也正是此解释出台引起轩然大波的重要原因。但不排除社会上一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理解的不够深入，从而产生错误或者偏激的看法，甚至有个别不法分子试图借助网络宣传不实信息，试图利用舆论的力量夸大事实，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2.个别法条的规定合理性的确存在一定争议，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检验，客观做出合理的评价，对于不利因素因尽量采取其他相配套的辅助措施进行补救。例如：有关房产归属的相关解释规定。

三、预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法院的离婚诉讼率降下来了，全社会的离婚率却上升了，因为男性出轨率上升、重婚率上升了，也因为离婚中最重要的房产问题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二）女方婚前要求房产证加名的人多了，加重了产权登记机关的工作负担，进而加名税产生了，而且越来越高。（三）房价持续上涨，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与此同时，自己购房结婚的女性将会增加，使得供需更加不平衡。（四）想要经济独立做女强人的女性增加了，抱着“傍大款”心思的女性减少了。（五）想有了房子后再结婚的人多了，进而晚婚晚育的剩男剩女增多了，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了，同时胎儿质量也下降了，社会保障制度负担加重了。

四、对司法审判的建议

司法解释的本意在于“根据当事人的需要、财产来源、当事人对相关不动产的贡献，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对所有权归属于一方的房屋作适当处理，保障配偶双方的公平利益”，实现“既要关心男性的利益， 同样应公平承认和保护妇女的利益；既要考虑婚姻当事人的利益，还要考虑到未成年子女及需要赡养的老人”等等全盘考量。在本人看来，这次的《婚姻法解释（三）》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主要缺陷在于还没有充分考虑到某些法条的实际适用问题和实行过程中的困难。也许这些立法的学者最初是想解决目前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子问题”，但是太过于注重物权最后却导致了婚姻法对婚姻、对道德、对人性最起码的关怀。

参考文献：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9

一、关于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的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人对财产享有所有权，法律依法予以保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条也规定，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可在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拆迁人往往具有国家行政强制性，而被拆迁人对其房屋所有权确丧失了平等处分的权利，与拆迁人的关系并非纯粹民事主体的平等关系。比如“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兴建，湖北和四川两省三峡地区的大量城镇居民的房屋需要拆迁。由于一些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不到位，就出现了开发商赚大头，老百姓、拆迁企业吃苦头的不平等状况，从而导致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增多，也给城市拆迁安置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因此，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还应进一步明确以下两点：

（一）要切实保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具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如何体现平等主体？从审判实践来看，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1、细化主体，并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虽然《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拆迁安置双方的主体进行了界定。即作为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但对于具备资质单位的分支机构或接受拆迁人委托的单位或个人能否作为拆迁安置的主体？笔者认为，拆迁安置的一方当事人，对于分支机构或被委托人在得到其单位或委托人的授权并以其主管上级单位和委托人的名义订立拆迁安置协议时，其主体应为适格主体。被委托人、分支机构等以自已的名义订立拆迁安置协议引讼的，其授权人或上级法人应成为诉讼主体。所谓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但对于一些通过继承、赠与、离婚、买卖等方式已享有被拆迁人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能否作为被拆迁人？笔者认为，对于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不宜作缩小解释，应界定为具有房屋产权证的所有人和使用人。2、严格审批，并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对于单纯的商品房开发，由城市建设部门制作统一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后，还需报上级主管部门复核备案才能生效。而对于带有政府行政行为的城市房屋拆迁安置，也应进一步规范措施，充分体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平等的主体关系，从而更好地保护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3、投标透明，并实行自愿的双向选择。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任何开发商均可参与开发投标，实行“阳光”作业。但对投标中的房屋拆迁补偿费和安置费要规定最低限额标准。未达到最低规定限额时，被拆迁人可以不予搬迁。这样硬性规定，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可以平等的双向选择，并根据自愿原则达成拆迁协议。

（二）要稳妥处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拆迁安置合同纠纷。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中，既然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在单纯的开发商品房时就不宜用行政强制方式解决房屋拆迁问题。1、关于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处理。由于拆迁人占比例较多的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实践中这些部门往往以低廉的价格拆迁原居民住宅，对拆迁人的补偿费用往往过低或违犯拆迁合同不进行补偿。对于补偿纠纷的处理，如果拆迁安置合同有约定，应按拆迁安置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一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作价补偿，应按照所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的安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补偿的金额，在补偿时应充分考虑地段的差异。对于不同使用性质的房屋应有不同的补偿标准。拆迁中如何认定房屋的使用性质，笔者认为，应按拆迁房屋实际使用的性质来认定。对于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2、关于拆迁安置产权纠纷处理。根据《条例》第22条规定，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的非住宅房屋，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在处理双方因安置房产权发生纠纷时，合同有约定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合同对新建安置用房没有产权约定的，应按拆迁时的法规处理。对于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按照《条例》的规定可以进行产权调换的应确认产权，即被拆迁人对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享有选择权。对共同所有的房屋，有主张产权调换，有主张作价补偿的，可进行产权调换，对其共有人因共有产权之间的争执，可作为析产案件另案处理。对于拆迁临时建筑物，拆迁人依法应享受有拆迁补偿待遇。对于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能产权调换，只能由拆迁人给予适当货币补偿。3、关于拆迁安置地点、面积纠纷处理。拆迁安置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对于拆迁人在复建房建设过程中，擅自改变安置的面积、地点、楼层等，致使拆迁安置合同无法履行，被拆迁人坚持按拆迁安置合同安置的，应判决拆迁人按合同的约定标准给付被拆迁人。对于合同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的，应予支持。对于合同的地点、面积不明确，易产生歧义的，应按照有利于被拆迁人的原则处理。

二、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问题

2003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就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了解释。该《解释》为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支撑和依据。但是，由于《解释》囿于效力位价的限制，它并不能代替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且有些解释条款与行政法规还相抵触，有些在审判实践中需要解释的又未涉及。比如买受人与出卖人举证责任承担问题，“按揭”合同纠纷的法律属性问题，如何认定房屋的质量问题，在《解释》中都没涉及；又比如对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处理问题，理论界以及审判实践中的认识和作法也不尽一致；还比如出卖人在履约过程中恶意隐瞒规划情况、不能依约交付配套设施的违约责任该如何追究等等。针对以上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

由于《解释》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未作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不好把握。对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条的规定，在商品房买合同卖纠纷中，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规定》第17条作出了列举式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和范围。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收集房产权属证明；另一种是收集缴纳税费等证明材料。除以上两种情形外，其它证据材料原则上由双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当然，在依照《规定》也无法确认举证责任承担时，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分析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我们不妨设想，在法院确定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后，可采取给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开具证据调查令的方式，对律师取证进行规定。比如，在一方当事人不知道对方是否缴纳了房产税费，而自已又没有证据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填写《请求法院签发调查令申请书》，说明不能自行查证的理由，法官审查后，可以签发调查令，其委托律师可到税务部门查证。这样一来，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对税费实行专门机关检查的规定，又可节约法院的人力和物力，体现取证过程中的当事人主义。

（二）关于按揭的法律属性和纠纷处理。

1、按揭合同的法律属性。商品房的担保贷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品房“按揭”。按揭作为一种融资购楼方式，是英美法系中物的担保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本质与大陆法系中的让与担保制度相同，系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商品房的所有权转移于债权人而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在约定的清偿期限内得到清偿的担保形式。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找不到“按揭”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在近几年的商品房买卖特别是各类报刊楼市信息中已得到广泛的引用。我国目前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按揭主要包括现楼按揭和楼花按揭两种。在现楼按揭中，买受人将所购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抵押贷款，当其不履行债务时，银行既可以将该房屋折价、拍卖或变卖，以该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也可以事前与出卖人签订回购条款，当买受人不履行债务时，要求出卖人回购。因此，现楼按揭可归属于不动产抵押。而在楼花按揭中，买受人其实是将其享有的根据购房合同取得房屋的期待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属于权利抵押即准抵押的范畴，与将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基本相同，一旦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权利抵押就会转变为不动产抵押。因此，我国内地的按揭其法律属性仍为抵押，其内涵与英美法系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按揭及大陆法系中的让与制度不同。事先转让财产的所有权是英美法系中按揭的基本特征，也是该制度与抵押、质押的根本区别。

2、按揭纠纷的处理原则。《解释》将商品房按揭贷款统称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并在第23条至第27条较详细规定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时，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按揭贷款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在审理商品房按揭纠纷案件时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合并审理原则。《解释》第25条规定，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二是平等保护原则。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第35条的规定，在按揭银行没有参加买受人与出卖人购房合同纠纷的情形下，如果法院拟判决购房合同无效或解除购房合同时，法院应告知按揭银行参加诉讼，是否参加诉讼，应由按揭银行自行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强行追加其参加诉讼。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应充分保护按揭银行的合法权益。三是权利优先原则。在按揭纠纷案件中，象买受人与抵押权人的权益冲突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比如除按揭银行的抵押权外，买受人所购房屋或楼花有可能还存在二种抵押权：即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人的一般抵押权。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对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实行预备登记制度，以登记时间确定权利成立的时间，并按“成立在先、权利优先”的原则处理。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有关规定，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优于一般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而已交付商品房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的权益应优于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

（三）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1、对欺诈行为的认定。从民法上来说，欺诈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或歪曲事实，使表意人陷入误解，违背真实意思而作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出卖人有恶意违约和欺诈的行为；二是出卖人的欺诈行为与买受人陷入错误及其意思表示有因果关系；三是出卖人有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的故意；四是实施欺诈之人为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对于商品房买卖中欺诈行为的认定，目前学界和司法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欺诈系出卖人主观上故意欺骗买受人，但它是指从某一套商品房的整体而言，而不是指该套商品房的局部瑕疵，也不仅仅是“缺斤短两”的问题。比如《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关于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应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的惩罚性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出卖人实施了某种欺骗行为，这种行为足以揭示出卖人的内心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就构成欺诈。比如除《解释》中规定的五种情形和面积“缩水”外，象在商品房买卖中出现的出卖人恶意隐瞒规划情况，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故意改变规划设计等，均应认定为欺诈。笔者更倾向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若只将《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和第14条第2款作为惩罚性赔偿依据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出卖人的欺诈行为既可以表现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虚假陈述或者误导陈述，也可以表现为重大遗漏或者某部分的不正当陈述，只要出卖人主观上构成故意隐瞒，恶意造假，就应认定为欺诈。

2、对欺诈行为的处理。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消法》第49条所规定的双倍赔偿条款，学理上又称惩罚性赔偿，是借鉴英美法等国家立法，从利益分配上补偿受害消费者，惩罚欺诈经营者，从而恢复市场交易秩序的公平和社会正义，是突破我国传统民法中合同赔偿责任只在于填补损失而不在于惩罚的重大突破。《解释》第8条、第9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出现面积误差后的处理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出卖人仅对其出卖房屋的某一方面作了故意虚假陈述，使得该商品房屋的质量出现部分瑕疵，对该部分的质量瑕疵应如何处理？现主要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若出卖人存在主观恶意，有欺诈行为，因《解释》没有涉及，也只能依照《解释》第13条处理。另一种观点认为，若不是出卖人的主观故意，或纯属违约行为，就应按照《解释》第13条的规定处理；若出卖人的该行为被认定为欺诈，就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不应局限在《解释》第8条、第9条和第14条所规定的范围，象《消法》还确定了其他欺诈行为。如果仅按《解释》规定的条款确认其欺诈范围来进行处理，就会导致买受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再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布实施的《合同法》和《消法》的效力毕竟大于《解释》的效力，既然《消法》已对欺诈的概念作出界定，在《消法》还没有进行修改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就《解释》范围以外的欺诈行为请求惩罚性赔偿，人民法院就应该依照《消法》的规定来裁判。因此，将商品房买卖中所有的欺诈行为都纳入惩罚性赔偿范围，并根据欺诈所造成的损失大小来确定惩罚性赔偿范围，这样更有利于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也有利于有效制裁和遏制欺诈，促进社会诚信制度的确立。

三、关于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买卖的法律问题

我国目前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房屋，由于《解释》只将调整的范围明确限定在商品房买卖行为，而规定对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买卖纠纷不适用，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现今市场上已出现的“二手房”交易，其大部分为集资房、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又如已实现从部分产权向完全产权转变的集资房、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能否进行自由买卖，属不属于《解释》调整的范围？由于没有统一的交易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使得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的“土政策”各行其是，地方化、行政化割据现象较为严重，长期以往，必然诱发“二手房”非法交易市场的泛滥。因此，笔者认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制定物权法，完善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交易法规和解释，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1.尽快出台《物权法》，对用益物权利进行法律定位。根据大陆法系国家成熟的物权立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权制度，我国的集资房、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交易可以界定为新型的用益物处分权，与美国不动产租赁制度中承租人的房屋“租赁使用权”较为相似。承租人对房间有绝对的排他性的控制权利，有即时的土地权益的占有、使用、收益、转租、优先权等。不同的是这种租赁关系建立在租约基础上，而我国的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源于住房分配制度，与一定的身份（如国家公务员）相联系。因此，我国的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的交易权是一种用益物处分权，权能接近于财产所有权，房屋所有人只要在国家政策调整范围内即可对房屋进行交易。

2.尽快出台《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买卖暂行条例》，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虽然国家明文规定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不能自由买卖，但并不是说不能买卖，其交易要受国家政策的调整。比如，需居住一定年限后方可出售，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或者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后才允许出售等。但仅有这些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其交易规则还需具有交易适格的主体和客体范围、交易的基本程序与手续要求、交易的保护和纠纷处理的途径等等。这些规则的设定决定于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交易的立法目的和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所有权性质的界定。

3.尽快出台实施办法和司法解释，取消上市交易的各种限制。根据《物权法》和统一的交易规则，制定具体交易实施办法和配套司法解释，如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买卖的具体手续和程序、交易税费收取问题、与原产权单位产权交割方式、交易的成立与有效性条件、在交易中产生的纠纷如何处理等等。当然，住房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当前条件下，为了激活“二手房”市场，笔者认为，应取消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的各种限制，只要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的房产证实现了从部分产权向完全产权转变，或者房屋所有人与买受人按规定缴纳了相关税费后，就应该允许自由买卖，就应该纳入《解释》的调整范围。

四、关于物业管理的法律问题

（一）物业管理立法的法律问题。

当前，《物业管理法》呼之欲出。但是，物业管理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它涉及许多方面的法律关系，在商品住宅已开始全面进入私人消费时代的今天，必须加以整合和规范。因此，针对我国物业管理的现状和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笔者认为，即将出台的物业管理法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一是要重新确立“物业管理”的主体。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物业是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等。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物业就是反映各类房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的所有权。而物业管理是指物业公司受业主即物业产权人的委托，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物业以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并向业主和单元套房所有权人提供综合服务的行为。物业管理主要包括常规性的公共服务、针对性的专项服务和委托性的特约服务。而物业管理的法律关系是基于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而产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又是由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来签定，由业主或业主委员会授权并提供费用，物业管理公司依照委托对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进行有偿管理服务的书面协议。可是，现行《物业管理条例（草案）》第37条却强制规定了业主委托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物业管理，使得物业公司对房屋所有权人的物业享有法定的管理权，从而剥夺了房屋所有权人对其房地产的管理权。这样一来的法律后果是：房屋所有权人直接修理、维护自已的财产却会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而构成违法。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确立“物业管理”的主体。我们知道，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业主，享有对其房屋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能，他是对自已私有房地产进行自主管理的法定当然主体。物业管理公司并不当然具有物业管理的权利，而必须由业主授权委托其进行物业管理，它与业主之间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平等民事关系。

二是要谨慎考虑“物业管理”立法模式的选择。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无不客观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要求，并为这个时代服务。在物业立法模式的选择上，一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法属行政法规，它调整的是国家物业行政管理机关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行政关系，比如国务院法制办2002年12月向全国公布的《物业管理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是明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未来民法典中，以单编或单章规定物业管理法的内容，即列入民法典之中，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第三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法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制定。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因为从法律类型来看，民事立法调整的是平等民商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民商事组织之间的民商事关系；行政立法调整的是非平等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如果要调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民商事关系，理论上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制订较为妥当，这样提升法律档次后，也便于人民法院法官依“法”断案。

三是要科学设计业主委员会产生的程序以及运作方式。据报载，北京市国土房管局屋字（2001）891号文件规定，不按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的业主不宜作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不宜作为全体产权人的代表；已经担任的，应由管委会停其任职，并经产权大会确认。很明显，该规定是与宪法和民法的固有理念相冲突的，因为业主按时交费和业主享有的业主委员资格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权利义务概念。只要某公民购买了一个小区的商品房，他就是该小区的业主，他就拥有了选举业主委员会和被选举为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权利。至于他能不能当选为业主委员会的委员，应由业主大会决定。同样道理，他的免职也由业主大会投票决定，而与物业公司、政府都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某个政府部门一个文件就可以任意剥夺的。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在立法时就应科学设计业主委员会产生的程序以及运作方式，并及时废止一些与物业管理法相抵触的文件和行政规章。比如，业主委员会可参照公司法中董事会产生的程序产生和运作，代表所有业主与物业公司发生合同关系。业主委员会主任应由占整个物业所有权一定比例的业主推选的代表当任。重大事项由业主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讨论和民主投票决定。

（二）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法律问题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是基于物业管理引起的。审判实践中，物业管理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较常见的物业管理纠纷有：业主欠交物业管理费、业主房屋维修、业主在小区内受到侵害、业主私自搭建、业主财产丢失、公共费用分摊、开发商拒不移交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物业管理承包合同等引起的各类纠纷。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时，要根据不同的物业管理纠纷的表现形式，准确把握其诉讼管辖、诉讼主体、法律适用等法律问题。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10

一、关于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的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人对财产享有所有权，法律依法予以保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条也规定，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可在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拆迁人往往具有国家行政强制性，而被拆迁人对其房屋所有权确丧失了平等处分的权利，与拆迁人的关系并非纯粹民事主体的平等关系。比如“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兴建，湖北和四川两省三峡地区的大量城镇居民的房屋需要拆迁。由于一些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不到位，就出现了开发商赚大头，老百姓、拆迁企业吃苦头的不平等状况，从而导致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增多，也给城市拆迁安置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因此，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还应进一步明确以下两点：

（一）要切实保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具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如何体现平等主体？从审判实践来看，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1、细化主体，并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虽然《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拆迁安置双方的主体进行了界定。即作为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但对于具备资质单位的分支机构或接受拆迁人委托的单位或个人能否作为拆迁安置的主体？笔者认为，拆迁安置的一方当事人，对于分支机构或被委托人在得到其单位或委托人的授权并以其主管上级单位和委托人的名义订立拆迁安置协议时，其主体应为适格主体。被委托人、分支机构等以自已的名义订立拆迁安置协议引讼的，其授权人或上级法人应成为诉讼主体。所谓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但对于一些通过继承、赠与、离婚、买卖等方式已享有被拆迁人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能否作为被拆迁人？笔者认为，对于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不宜作缩小解释，应界定为具有房屋产权证的所有人和使用人。2、严格审批，并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对于单纯的商品房开发，由城市建设部门制作统一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后，还需报上级主管部门复核备案才能生效。而对于带有政府行政行为的城市房屋拆迁安置，也应进一步规范措施，充分体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平等的主体关系，从而更好地保护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3、投标透明，并实行自愿的双向选择。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任何开发商均可参与开发投标，实行“阳光”作业。但对投标中的房屋拆迁补偿费和安置费要规定最低限额标准。未达到最低规定限额时，被拆迁人可以不予搬迁。这样硬性规定，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可以平等的双向选择，并根据自愿原则达成拆迁协议。

（二）要稳妥处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拆迁安置合同纠纷。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中，既然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在单纯的开发商品房时就不宜用行政强制方式解决房屋拆迁问题。1、关于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处理。由于拆迁人占比例较多的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实践中这些部门往往以低廉的价格拆迁原居民住宅，对拆迁人的补偿费用往往过低或违犯拆迁合同不进行补偿。对于补偿纠纷的处理，如果拆迁安置合同有约定，应按拆迁安置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一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作价补偿，应按照所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的安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补偿的金额，在补偿时应充分考虑地段的差异。对于不同使用性质的房屋应有不同的补偿标准。拆迁中如何认定房屋的使用性质，笔者认为，应按拆迁房屋实际使用的性质来认定。对于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2、关于拆迁安置产权纠纷处理。根据《条例》第22条规定，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的非住宅房屋，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在处理双方因安置房产权发生纠纷时，合同有约定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合同对新建安置用房没有产权约定的，应按拆迁时的法规处理。对于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按照《条例》的规定可以进行产权调换的应确认产权，即被拆迁人对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享有选择权。对共同所有的房屋，有主张产权调换，有主张作价补偿的，可进行产权调换，对其共有人因共有产权之间的争执，可作为析产案件另案处理。对于拆迁临时建筑物，拆迁人依法应享受有拆迁补偿待遇。对于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能产权调换，只能由拆迁人给予适当货币补偿。3、关于拆迁安置地点、面积纠纷处理。拆迁安置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对于拆迁人在复建房建设过程中，擅自改变安置的面积、地点、楼层等，致使拆迁安置合同无法履行，被拆迁人坚持按拆迁安置合同安置的，应判决拆迁人按合同的约定标准给付被拆迁人。对于合同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的，应予支持。对于合同的地点、面积不明确，易产生歧义的，应按照有利于被拆迁人的原则处理。

二、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问题

2003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就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了解释。该《解释》为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支撑和依据。但是，由于《解释》囿于效力位价的限制，它并不能代替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且有些解释条款与行政法规还相抵触，有些在审判实践中需要解释的又未涉及。比如买受人与出卖人举证责任承担问题，“按揭”合同纠纷的法律属性问题，如何认定房屋的质量问题，在《解释》中都没涉及；又比如对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处理问题，理论界以及审判实践中的认识和作法也不尽一致；还比如出卖人在履约过程中恶意隐瞒规划情况、不能依约交付配套设施的违约责任该如何追究等等。针对以上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

由于《解释》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未作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不好把握。对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条的规定，在商品房买合同卖纠纷中，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规定》第17条作出了列举式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和范围。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收集房产权属证明；另一种是收集缴纳税费等证明材料。除以上两种情形外，其它证据材料原则上由双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当然，在依照《规定》也无法确认举证责任承担时，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分析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我们不妨设想，在法院确定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后，可采取给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开具证据调查令的方式，对律师取证进行规定。比如，在一方当事人不知道对方是否缴纳了房产税费，而自已又没有证据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填写《请求法院签发调查令申请书》，说明不能自行查证的理由，法官审查后，可以签发调查令，其委托律师可到税务部门查证。这样一来，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对税费实行专门机关检查的规定，又可节约法院的人力和物力，体现取证过程中的当事人主义。

（二）关于按揭的法律属性和纠纷处理。

1、按揭合同的法律属性。商品房的担保贷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品房“按揭”。按揭作为一种融资购楼方式，是英美法系中物的担保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本质与大陆法系中的让与担保制度相同，系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商品房的所有权转移于债权人而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在约定的清偿期限内得到清偿的担保形式。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找不到“按揭”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在近几年的商品房买卖特别是各类报刊楼市信息中已得到广泛的引用。我国目前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按揭主要包括现楼按揭和楼花按揭两种。在现楼按揭中，买受人将所购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抵押贷款，当其不履行债务时，银行既可以将该房屋折价、拍卖或变卖，以该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也可以事前与出卖人签订回购条款，当买受人不履行债务时，要求出卖人回购。因此，现楼按揭可归属于不动产抵押。而在楼花按揭中，买受人其实是将其享有的根据购房合同取得房屋的期待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属于权利抵押即准抵押的范畴，与将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基本相同，一旦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权利抵押就会转变为不动产抵押。因此，我国内地的按揭其法律属性仍为抵押，其内涵与英美法系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按揭及大陆法系中的让与制度不同。事先转让财产的所有权是英美法系中按揭的基本特征，也是该制度与抵押、质押的根本区别。

2、按揭纠纷的处理原则。《解释》将商品房按揭贷款统称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并在第23条至第27条较详细规定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时，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按揭贷款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在审理商品房按揭纠纷案件时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合并审理原则。《解释》第25条规定，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二是平等保护原则。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第35条的规定，在按揭银行没有参加买受人与出卖人购房合同纠纷的情形下，如果法院拟判决购房合同无效或解除购房合同时，法院应告知按揭银行参加诉讼，是否参加诉讼，应由按揭银行自行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强行追加其参加诉讼。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应充分保护按揭银行的合法权益。三是权利优先原则。在按揭纠纷案件中，象买受人与抵押权人的权益冲突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比如除按揭银行的抵押权外，买受人所购房屋或楼花有可能还存在二种抵押权：即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人的一般抵押权。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对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实行预备登记制度，以登记时间确定权利成立的时间，并按“成立在先、权利优先”的原则处理。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有关规定，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优于一般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而已交付商品房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的权益应优于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

（三）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1、对欺诈行为的认定。从民法上来说，欺诈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或歪曲事实，使表意人陷入误解，违背真实意思而作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出卖人有恶意违约和欺诈的行为；二是出卖人的欺诈行为与买受人陷入错误及其意思表示有因果关系；三是出卖人有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的故意；四是实施欺诈之人为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对于商品房买卖中欺诈行为的认定，目前学界和司法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欺诈系出卖人主观上故意欺骗买受人，但它是指从某一套商品房的整体而言，而不是指该套商品房的局部瑕疵，也不仅仅是“缺斤短两”的问题。比如《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关于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应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的惩罚性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出卖人实施了某种欺骗行为，这种行为足以揭示出卖人的内心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就构成欺诈。比如除《解释》中规定的五种情形和面积“缩水”外，象在商品房买卖中出现的出卖人恶意隐瞒规划情况，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故意改变规划设计等，均应认定为欺诈。笔者更倾向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若只将《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和第14条第2款作为惩罚性赔偿依据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出卖人的欺诈行为既可以表现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虚假陈述或者误导陈述，也可以表现为重大遗漏或者某部分的不正当陈述，只要出卖人主观上构成故意隐瞒，恶意造假，就应认定为欺诈。

2、对欺诈行为的处理。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消法》第49条所规定的双倍赔偿条款，学理上又称惩罚性赔偿，是借鉴英美法等国家立法，从利益分配上补偿受害消费者，惩罚欺诈经营者，从而恢复市场交易秩序的公平和社会正义，是突破我国传统民法中合同赔偿责任只在于填补损失而不在于惩罚的重大突破。《解释》第8条、第9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出现面积误差后的处理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出卖人仅对其出卖房屋的某一方面作了故意虚假陈述，使得该商品房屋的质量出现部分瑕疵，对该部分的质量瑕疵应如何处理？现主要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若出卖人存在主观恶意，有欺诈行为，因《解释》没有涉及，也只能依照《解释》第13条处理。另一种观点认为，若不是出卖人的主观故意，或纯属违约行为，就应按照《解释》第13条的规定处理；若出卖人的该行为被认定为欺诈，就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不应局限在《解释》第8条、第9条和第14条所规定的范围，象《消法》还确定了其他欺诈行为。如果仅按《解释》规定的条款确认其欺诈范围来进行处理，就会导致买受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再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布实施的《合同法》和《消法》的效力毕竟大于《解释》的效力，既然《消法》已对欺诈的概念作出界定，在《消法》还没有进行修改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就《解释》范围以外的欺诈行为请求惩罚性赔偿，人民法院就应该依照《消法》的规定来裁判。因此，将商品房买卖中所有的欺诈行为都纳入惩罚性赔偿范围，并根据欺诈所造成的损失大小来确定惩罚性赔偿范围，这样更有利于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也有利于有效制裁和遏制欺诈，促进社会诚信制度的确立。

三、关于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买卖的法律问题

我国目前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房屋，由于《解释》只将调整的范围明确限定在商品房买卖行为，而规定对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买卖纠纷不适用，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现今市场上已出现的“二手房”交易，其大部分为集资房、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又如已实现从部分产权向完全产权转变的集资房、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能否进行自由买卖，属不属于《解释》调整的范围？由于没有统一的交易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使得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的“土政策”各行其是，地方化、行政化割据现象较为严重，长期以往，必然诱发“二手房”非法交易市场的泛滥。因此，笔者认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制定物权法，完善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交易法规和解释，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1.尽快出台《物权法》，对用益物权利进行法律定位。根据大陆法系国家成熟的物权立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权制度，我国的集资房、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交易可以界定为新型的用益物处分权，与美国不动产租赁制度中承租人的房屋“租赁使用权”较为相似。承租人对房间有绝对的排他性的控制权利，有即时的土地权益的占有、使用、收益、转租、优先权等。不同的是这种租赁关系建立在租约基础上，而我国的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源于住房分配制度，与一定的身份（如国家公务员）相联系。因此，我国的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的交易权是一种用益物处分权，权能接近于财产所有权，房屋所有人只要在国家政策调整范围内即可对房屋进行交易。

2.尽快出台《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买卖暂行条例》，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虽然国家明文规定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不能自由买卖，但并不是说不能买卖，其交易要受国家政策的调整。比如，需居住一定年限后方可出售，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或者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后才允许出售等。但仅有这些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其交易规则还需具有交易适格的主体和客体范围、交易的基本程序与手续要求、交易的保护和纠纷处理的途径等等。这些规则的设定决定于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交易的立法目的和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所有权性质的界定。

3.尽快出台实施办法和司法解释，取消上市交易的各种限制。根据《物权法》和统一的交易规则，制定具体交易实施办法和配套司法解释，如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买卖的具体手续和程序、交易税费收取问题、与原产权单位产权交割方式、交易的成立与有效性条件、在交易中产生的纠纷如何处理等等。当然，住房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当前条件下，为了激活“二手房”市场，笔者认为，应取消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的各种限制，只要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的房产证实现了从部分产权向完全产权转变，或者房屋所有人与买受人按规定缴纳了相关税费后，就应该允许自由买卖，就应该纳入《解释》的调整范围。

四、关于物业管理的法律问题

（一）物业管理立法的法律问题。

当前，《物业管理法》呼之欲出。但是，物业管理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它涉及许多方面的法律关系，在商品住宅已开始全面进入私人消费时代的今天，必须加以整合和规范。因此，针对我国物业管理的现状和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笔者认为，即将出台的物业管理法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一是要重新确立“物业管理”的主体。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物业是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等。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物业就是反映各类房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的所有权。而物业管理是指物业公司受业主即物业产权人的委托，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物业以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并向业主和单元套房所有权人提供综合服务的行为。物业管理主要包括常规性的公共服务、针对性的专项服务和委托性的特约服务。而物业管理的法律关系是基于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而产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又是由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来签定，由业主或业主委员会授权并提供费用，物业管理公司依照委托对建筑物及其附属物进行有偿管理服务的书面协议。可是，现行《物业管理条例（草案）》第37条却强制规定了业主委托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物业管理，使得物业公司对房屋所有权人的物业享有法定的管理权，从而剥夺了房屋所有权人对其房地产的管理权。这样一来的法律后果是：房屋所有权人直接修理、维护自已的财产却会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而构成违法。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确立“物业管理”的主体。我们知道，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业主，享有对其房屋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能，他是对自已私有房地产进行自主管理的法定当然主体。物业管理公司并不当然具有物业管理的权利，而必须由业主授权委托其进行物业管理，它与业主之间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平等民事关系。

二是要谨慎考虑“物业管理”立法模式的选择。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无不客观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要求，并为这个时代服务。在物业立法模式的选择上，一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法属行政法规，它调整的是国家物业行政管理机关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行政关系，比如国务院法制办2002年12月向全国公布的《物业管理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是明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未来民法典中，以单编或单章规定物业管理法的内容，即列入民法典之中，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第三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法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制定。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因为从法律类型来看，民事立法调整的是平等民商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民商事组织之间的民商事关系；行政立法调整的是非平等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如果要调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民商事关系，理论上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制订较为妥当，这样提升法律档次后，也便于人民法院法官依“法”断案。

三是要科学设计业主委员会产生的程序以及运作方式。据报载，北京市国土房管局屋字（2001）891号文件规定，不按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的业主不宜作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不宜作为全体产权人的代表；已经担任的，应由管委会停其任职，并经产权大会确认。很明显，该规定是与宪法和民法的固有理念相冲突的，因为业主按时交费和业主享有的业主委员资格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权利义务概念。只要某公民购买了一个小区的商品房，他就是该小区的业主，他就拥有了选举业主委员会和被选举为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权利。至于他能不能当选为业主委员会的委员，应由业主大会决定。同样道理，他的免职也由业主大会投票决定，而与物业公司、政府都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某个政府部门一个文件就可以任意剥夺的。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在立法时就应科学设计业主委员会产生的程序以及运作方式，并及时废止一些与物业管理法相抵触的文件和行政规章。比如，业主委员会可参照公司法中董事会产生的程序产生和运作，代表所有业主与物业公司发生合同关系。业主委员会主任应由占整个物业所有权一定比例的业主推选的代表当任。重大事项由业主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讨论和民主投票决定。

（二）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法律问题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是基于物业管理引起的。审判实践中，物业管理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较常见的物业管理纠纷有：业主欠交物业管理费、业主房屋维修、业主在小区内受到侵害、业主私自搭建、业主财产丢失、公共费用分摊、开发商拒不移交物业管理服务用房、物业管理承包合同等引起的各类纠纷。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时，要根据不同的物业管理纠纷的表现形式，准确把握其诉讼管辖、诉讼主体、法律适用等法律问题。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11

(一)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原文

目前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内容，与原先的内容有较大变化，其原文如下：

当事人就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进步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最初是这样规定的：

“当事人因婚姻登记中的瑕疵问题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经审查不属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的，应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

目前的条文与最初的条文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其最大的进步就是删除“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的内容。这种修改很有必要。

第一、原规定所谓“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实际上并没有 法律 根据，申请行政复议，无法可依。因为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婚姻登记纠纷的权力，相反有限制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和处理此类纠纷的规定。因而，该规定与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等规定相冲突，删除该内容非常正确。

第二、行政诉讼难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至少有如下十个方面的缺陷：

1、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一——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缺乏正当性基础。

2、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二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容易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或诉讼困难。

3、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三——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浪费司法资源

4、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四——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在法律体系上不协调。

5、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五——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

6、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六——行政诉讼时效难以满足婚姻效力纠纷的需要。

7、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七——行政诉讼难以适用身份关系的特殊规则和法理。

8、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八——行政诉讼容易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

9、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九——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

10、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十——行政诉讼容易混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

有关婚姻登记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的主要理由，将另文阐述。

第三、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删除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后，可以为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婚姻登记纠纷预留一个空间，这样更加 科学 合理。

（三）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不足

目前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只是解决了瑕疵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问题，没有解决瑕疵婚姻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解。从司法实践看，对于婚姻登记瑕疵引起的纠纷，当事人要么找不到诉讼机关，要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诉讼难”的现象十分严重，需要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这里仅列举三个案例说明婚姻登记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难以找到有效的途径解决。

【案例1】

1989年5月19岁李女士用姐姐的身份证与吴明（化名）登记结婚，2009年10月23日李女士向金湾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12月16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认为李女士违反了结婚的登记程序，不符合起诉条件，驳回原告的起诉。 李女士不服裁定，在今年1月14日向中级法院提交了民事上诉状。市中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请求并维持原裁定。

【案例2】

1990年3月16月，廖先生与僱女士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双方未生育子女。2006年4月5日，僱女士以外出工作为由离家出走，廖先生经多方寻找，僱女士至今下落不明。廖先生将僱女士诉至法院，要求与僱女士离婚。法庭审理中发现，结婚证上僱女士的年龄改动过。廖先生无法提供僱女士的身份情况，经调婚姻底档亦无法查明僱女士身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廖先生的起诉。

【案例3】

李永梅和杨华伟2000年6月2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29日，杨华伟以双方当事人均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为由，要求撤销婚姻。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则以杨华伟的诉讼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杨华伟的起诉。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案例1】、【案例2】当事人采用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因使用假身份登记结婚，违反登记程序被驳回；【案例3】当事人采用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因超过诉讼时效也被驳回。如此以来，当事人采取民事和行政诉讼途径解决都难以行通。这将会使大量婚姻当事人丧失诉讼救济手段，无法解决婚姻纠纷。

因而，为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规定一条确实可行的诉讼路径，势在必行。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修改“建议条文”

建议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作必要修改和补充，共设三款，其具体内容如下:

当事人因婚姻登记瑕疵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对于不属婚姻法第十条或第十一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得按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处理 。

对于不属法定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提起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

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对结婚登记效力提出异议，主张婚姻不成立或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离婚之诉与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之诉合并审理，先确认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然后处理离婚问题。对于确认婚姻不成立或无效者，则直接处理子女、财产问题。

说明：1、将上述三款分为三条亦可；2、“建议条文”中未涉及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的效力判断（即实体上的认定问题），主要是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为了不影响解释过于延缓出台，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再解决。3、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的诉讼程序问题，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其理论是成熟的，完全可以加以规范。

三、“建议条文”的主要理由

1、“建议条文”第一款是在草案第一条的基础上修改的，主要是增加了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这样更加全面。同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

2、“建议条文”第二款主要是解决不属法定无效婚姻或撤销婚姻情形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解决。

“建议条文”提出适用婚姻关系确认之诉解决，有其充分的 法律 根据和理论根据。首先，婚姻法第八条是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规定，婚姻关系确认之诉有其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确认婚姻关系之诉也是落实该条规定的需要，否则，对于涉及婚姻法第八条的婚姻纠纷就难以解决。其二，在民事诉讼理论上，也有确认之诉。婚姻关系确认之诉在民事诉讼中没有法律障碍。

3、“建议条文”第三款是关于婚姻纠纷的合并审理问题。

为了尽可能在同一诉讼程序中统一解决因同一婚姻而发生的各种婚姻事件，避免或减少因对同一婚姻关系多次提起诉讼而致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长期地、经常地处于不安定状态，婚姻关系案件以一次解决为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一般均规定，对于各种婚姻事件，当事人可以合并提起诉讼，或者在第一审或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为诉之变更、追加或提起反诉。

各种婚姻关系之诉和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主要有三个好处：一是避免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二是避免相互矛盾判决；三是 经济 简便，方便当事人诉讼，节省司法资源，符合当前能动司法理念。

如上述【案例1】，当事人使用姐姐身份证结婚，实际上并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有效。 即使认定假身份证结婚无效，但当事人1989年5月结婚，其婚姻登记无效，双方也存在事实婚姻，法院也应当按离婚处理。因而，法院应当直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将离婚之诉与婚姻效力之诉合并审理。其诉讼路径有两个：一是当事人将确认婚姻成立和有效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如果法院认定假身份证结婚，其婚姻成立和有效，或者认定假身份证结婚婚姻不成立，但事实婚姻成立有效，则直接处理离婚问题；二是当事人可以提起确认登记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事实婚姻成立有效之诉。如果法院认为假身份证结婚，其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应当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先确认登记婚姻不成立或无效，再确认事实婚姻成立有效，处理事实婚姻的离婚问题。即使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均被确认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在民事诉讼中直接处理夫妻财产或子女抚养问题。没有必要驳回当事人起诉，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更没有必要迫使当事人打行政诉讼官司后再来处理事实婚姻的离婚问题。这样只会造成诉累，并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该婚姻登记已经20多年了，远远好超了行政诉讼时效，行政诉讼无法受理。即使行政诉讼违法受理，判决撤销了婚姻登记，当事人的事实婚姻也仍然存在，行政诉讼并不能解决事实婚姻问题，只能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空转”诉讼。

而根据“建议条文”，上述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完全可以合并审理，一次性解决。包括婚姻关系的反诉等，都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一次解决。如原告起诉离婚，被告反诉婚姻不成立或无效，都可以在同一程序中一次性解决，而且应当一次性解决。

四、“建议条文”立法理由小结

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有其充分法律根据和理论基础。

1、在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上，有确认之诉；

2、婚姻法第八条是关于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规定，确认婚姻关系之诉是落实该条的需要。

3、外国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立法。

4、婚姻登记机关和行政诉讼无法有效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民事诉讼是必然选择。

5、我国在审判中已经有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的判例，效果很好。

附适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的判例：

经济纠纷的司法解释篇12

一年来，横山镇司法所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帮助指导下，在与兄弟部门密切配合下，根据本镇实际，巩固提高“五五”普法的宣传成果，做好“五五”普法的考核验收，深入推进本镇的依法治理，积极参与配合大调解机制的运转，妥善化解民间纠纷，落实监督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稳扎稳打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参与镇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中心工作，较好地维护了全镇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一、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全面推进全镇的依法治理工作。根据本镇实际，制定了年度依法治镇工作计划，“五五”普法学习计划，进一步完善了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内容，使群众关心的热门窗口不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办事程序公开和办事结果公开，较好地推进了基层的依法治理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在配合政府各项中心工作开展中，不断丰富法制教育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法律法规宣传，逐步转化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对立情绪。

二、积极化解民间纠纷，确保一方平安。一年来，全镇各级调委会共受理民间纠纷24起，调解24件，调解成功24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本镇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根据上级指示，司法所在认真进行每月矛盾排查的工作的同时，更注重于元旦、春节、五月、十月的矛盾纠纷专向排查工作，经镇村两级调委会共同努力，使一些可能影响大局的群体性纠纷得到逐步平息，使一些即将激化的纠纷得到解决。今年10月下旬，我镇内的丰润针织厂因破产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纠纷,牵涉人数众多，民愤大，司法所和镇调委会依法耐心做群众工作，说服针织厂厂长，拍卖厂里的机械设备首先用于清偿工人的工资，使其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三、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今年来，全镇共有12名刑释人员回归社会，我们都及时落实了帮教小组，建立一人一档。同时镇村两级帮教组织对年以来的名刑释解教人员实施了分类管理，分级走访。及时了解掌握这些特殊人员的思想、就业、生活等情况，妥善解决他们回归社会后的一些具体问题。预防和减少了重新犯罪。

四、稳扎稳打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今年社区矫正工作在全省全面铺开，，司法所共接收了1名矫正对象，及时落实帮教小组，建立一人一档，针对各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矫正方案。认真组织矫正对象参加每周3小时的公益劳动，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每月组织一次集中教育，宣传法律法规，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对矫正对象进行每月一次的集中走访，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生活情况，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