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合集12篇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1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徐朗（1990-），男，湖北荆州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汪传旭（1967-），男，安徽安庆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73157，7140312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16BXLP0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现。为了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并实施能源节约和降低碳排放计划，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并逐步建立政府对绿色企业补贴制度[1-3]。企业在进行减排研发活动中承担了成本和风险，但往往无法享有研发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面对消费者使用习惯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过现有市场机制实现快速推广。从横向维度来看，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是提高减排能力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研发行为存在外部性，竞争对手可能由于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而受益，从而造成研发投入失灵；从纵向维度来看，政府将低碳化作为一种鞭策企业改进环境绩效的策略，研发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确定性，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往往提高了社会总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减排研发投入在无政府补贴下，会大大削弱企业减排研发的积极性。近年来，为了引导消费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关补贴、减免措施，如发改委、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动实施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那么，选择何种补贴策略才能保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政策以促进企业减排研发，并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技术外溢和产品差异情况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上述问题的回答，将对实现全面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政府实施各种环境补贴策略以及制造商进行减排决策提供参考。
针对技术溢出效应下的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数根据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献分析双寡头决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应下研究了企业研发策略，分析了企业在不同的研发方式下，吸收能力对企业R&D决策行为的影响。Veldman等[6]从研发投入出发，引入市场竞争因素，用动态博弈方法分别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得到企业利润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业竞争情况，构建两阶段研发合作动态模型，并比较不同合作机制的效果，发现在溢出率较大时合作研发能够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杨仕辉和魏守道[8]基于产品存在差异化竞争，建立了三阶段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优企业研发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会总福利。Qiu等[9]比较了企业先进行完全竞争的过程R&D活动后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两阶段博弈中当产品市场分别为价格和产量竞争时博弈的均衡解。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大多主要集中于双寡头市场下双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其决策的影响程度。
目前，企I减排及政府补贴策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投资行为的影响，并通过算例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条件下，技术投资水平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特征和政府补贴率。Ben和Georges[11]假设寡头市场上企业进行产量竞争，但通过从事研发活动来控制污染排放，并将企业的研发努力分为原始研发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发努力，发现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手段来实现社会总福利达到最优水平。宋之杰和孙其龙[12]在碳税和碳限额机制下，讨论了双寡头制造商的最优碳排放量和定价策略，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权和碳税限制下，研究政府对减排投入的最优补贴问题，并比较分析采取补贴和鼓励合作两种技术政策后企业的研发水平和社会福利。Ana等[14]构建了寡头制造商与政府组成的博弈系统，研究企业在碳税和碳补贴机制下的决策行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过财税政策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简言之，企业在减排研发投入决策和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现有的研究文献仅将政府补贴策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进行讨论，且仅考虑生产产量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的影响，缺乏综合因素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系统地考虑了产品差异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等因素对双寡头制造商市场竞争的影响，假设两制造商对减排进行投入存在技术相互溢出，建立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在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条件下，通过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并分析了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市场上存在双寡头制造商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减排研发投入博弈问题。假设博弈双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体，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决策。具体地：第一阶段，进行减排研发投入，随之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第二阶段，两制造商对产量进行决策。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制造商，且生产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的产量，μ1、μ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减排偏好的影响。由于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品是差异的，故假设σ∈0，1为产品差异性。当σ0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相互不影响的；而当σ1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替代的。可以发现，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Uq1，q2是关于两制造商各自产量的函数，所以通过一阶偏导条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数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设双寡头制造商通过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以提升产品质量，刺激消费者市场需求。同时，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与双寡头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是相关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ρ∈0，1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当ρ0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没有相关性的，当ρ1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具有完全互补性；ε表示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偏好系数的影响程度。
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在迎合消费者碳偏好的同时，也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效用函数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发水平下对降低生产碳减排做出的贡献[16]。所以，环境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且θ>0。
三、无补贴下双寡头制造商决策
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市场行为是完全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过子博弈逆向归纳法求解。针对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决策，按照逆序归纳法的步骤求解，即第一阶段企业确定最优减排研发投入，以使得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第二阶段企业进行古诺竞争选择最优产量，最终得到双寡头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双寡头产量竞争
第二阶段博弈过程中，双寡头制造商在既定减排研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古诺竞争确定最优产量qi，以实现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收益函数分别表示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双寡头研发竞争
第一阶段，两制造商以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由式（5），分别对两制造商利润函数求减排研发投入的一阶偏导条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两制造商是信息对称的，可以发现当μ1=μ2=μ时，两制造商利润函数关于减排研发投入的二阶偏导存在2πiI2i
假设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减排研发投入所造成的环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均随着技术溢出率ρ增强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增大。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大于自身利润，有利于制造商提高产量、增加减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润，这也充分说明溢出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引理2：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产品差异性σ增强而减小②。
由引理2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减少。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小于自身利润，造成竞争逐渐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减少产量、降低减排投入，从而保证自身收益，这也充分说明产品差异越强越不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四、政府对制造商的补贴策略
在现有的双寡头制造商三阶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虑通过政府行为调控市场，往往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均衡并非是最优的，市场易产生局部“失灵”状态，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财税手段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对政府部门而言，由于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自身利润的增加，再加上环境效益的高风险性，会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发投入行为。政府对研发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现是对制造商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政府主要有两种选择：投入补贴和产量补贴。
（一）政府对制造商投入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投入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研发投入进行直接补贴，刺激制造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社会总福利。在投入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按照s的比率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ISi=11-s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ISi=11-s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投入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减排投入补贴，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会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s求一阶条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碳减排产量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产量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生产数量进行补贴，鼓励制造商增加产量，提高社会总福利。在产量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双寡头制造商的单位产品价格按照每件g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 g0（12）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QSi=1+g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QSi=1+g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产量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量补贴，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 1+σ
SymbolQC@ 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 1=22-3ρ+g，
SymbolQC@ 2=-1+gρ，
SymbolQC@ 3=-1+ρ。由社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g求一阶条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对投入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降低，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增加；政府第产量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增加，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发现，政府基于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优补贴率，技术溢出率和产品替代性是决定的关键性因素。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对消费者的偏好提高，这时政府应降低补贴率；随着产品替代性的增强，两制造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往往会选择减少研发投入，这时政府应提高补贴率。政府通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补贴，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引导市场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
通过对无政府补贴模型（NS）、投入补贴模型（IS）和产量补贴模型（QS）的均衡解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qIS>qNS、qQS>qNS；（2）投入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与无政府补贴情况相同，而产量补贴策略下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低于无政府补贴和投入补贴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πIS>πNS、πQS>πNS；（5）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下两制造商作为利益主体，其决策目标往往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而这又与社会福利目标相违背。而两制造商进行减排投入的社会福利远远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润，再加上投入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府会通过补贴策略支持制造商进行研发投入行为。对制造商而言，获得补贴是为了平衡研发投入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对政府而言，进行补贴是为了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论是投入补贴还是产量补贴，都能有效地使两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润。同时，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合理制定政府补贴率，选择更为有效的补贴方式，在保证制造商利润的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市场减排研发投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算例分析
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为算例分析的工具，对加拿大境内的通用和福特两家汽车制造商进行调查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来求解不同补贴模式下的两汽车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决策变量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最优补贴率随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情况。根据调查发现，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偏好的比例大约为总数的1/3以上，且经过减排技术改进后的汽车排放所减少的COx、NOx约为1/20左右。鉴于此，假设ε=3、θ=005。具体分析主要集中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双寡头制造商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为研究参数变化对决策的影响，根据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程度分为高、中、低不同情况进行比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进行分析。
（一）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产量和价格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产量、产品价格，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无政府补贴策略下，产品差异性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和产品价格成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使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减少产量降低价格。而技术溢出率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成正相关关系，与产品价格保持不相关。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使得其他制造商减排投入对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对产品价格无直接影响。（2）当产品差异性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和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当技术溢出率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不变；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降低。同时，当产品差异性较弱技术溢出率较强时，投入补贴的产量低于产量补贴的产量；但产量补贴的单位产品价格始终低于投入补贴的价格。这是因为，政府进行投入补贴策略时，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其积极性；而政府进行产量补贴策略时，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产产量。虽然不同的政府补贴策略对制造商都能带来好处，但产量补贴策略是对制造商生产行为的补贴策略，并未对制造商减排投入产生明显效果，而投入补贴是对制造商研发行为的补贴策略，主要将补贴转移到环境效用中。
（二）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补贴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及社会总福利，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无论政府对制造商的减排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润并提高社会总福利。但是，产量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总低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同时，当技术外溢率和产品差异性均较小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高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这是因为，政府对产量补贴仅仅是改善制造商生产活动的补贴，不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减排投入力度，甚至会出现制造商隐利提高，降低其减排研发的积极性。（2）在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变化下，社会总福利的变化与制造商利润的变化趋势相似。因此，无论何种决策情况下，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依然是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时，当技术外溢率较强产品差异性较弱，亦或是技术外溢率较弱产品差异性较强时，投入补贴策略相较于产量补贴策略更有效。这是因为，在强调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产量补贴往往是次优策略，实际上相当于将消费者剩余通过产量补贴再分配给了生产者，从而导致局部资源错配。
对制造商进行产量补贴时，政府的补贴支出相对于减排投入补贴往往更多，同时还会造成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导致企业得到更多的隐藏福利。
（三）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如图1所示。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大，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次之，无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低。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增加，而减排研发投入作为社会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补贴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弥补，保证社会总福利实现最大化，从而反过来更加刺激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两制造商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减排研发投入并没有起到显著提高自身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过其他财税手段调整市场，对双寡头制造商进行，引导带动更多的减排研发投入。
（四）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如图2所示。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也就是说，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于产量补贴策略。这是因为，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两制造商都很难利用“搭便车”现象提高自身利润，而市场竞争程度很激烈，政府通过产量补贴能够更为直接地刺激两制造商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两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
（五）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如图3和图4所示。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最优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的变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补贴策略下，无论产品差异性如何变化均衡补贴率与投入溢出率呈正相关，随着投入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而当技术溢出率较低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当技术溢出率较高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正相关。在产量补贴策略下，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即随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先减少后增加；而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而降低。
六、结论
本文基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构建三阶段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优生产产量和减排投入以及政府最优补贴率，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对比三种补贴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差异。算例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论政府采取减排研发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策略，在短期内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从而增加制造商利润以及社会总福利。所以，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通过对双寡头制造商制定切实可行的补贴策略，推动减排研发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性关系，而与产品差异性不确定；产量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关系，在技术溢出率较小或较大时补贴率较高，而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差异化产品市场竞争中，政府应加强对减排研发投入的保护。
第三，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强于产量补贴策略。
后续研究可以关注以下问题：第一，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的决策问题，分析政府应选择何种补贴方式；第二，基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研究供应链的研发投入决策，分析供应链系统如何影响政府补贴策略。
注释：
①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技术溢出率ρ的一阶偏导，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是技术溢出率的单调递增函数，随着ρ的增强而逐渐增加。证毕。
②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产品差异性σ的一阶偏导，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证明：对不同补贴策略下的政府最优投入补贴率和产量补贴率，分别求碳减排对θ和ε的一阶偏导，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据假设条件可知，s*θ0、s*ε>0、g*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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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2
教研工作是我国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建立教研制度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教研员的主要任务是教材教法的指导。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育观念在发生变化，教师教的行为在变化，学生学的方式在变化，教学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总之，教研观念、理论、手段以及人才成长的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教研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近期，党和国家为推动教育与新时代同行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对新时代的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加需要教研人员不断追求教育改革的新愿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把育人目标具体化，强调课程育人，突出立德树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直击社会、家长关注的教育热点和敏感点。“双减”政策，对教育的挑战和影响意义非凡。作为基层教研管理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时掌握党和国家对教育改革的新愿景、新引领，研究赋能，为学校、教师提供教研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
一、“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存在的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多次颁发有关政策文件，对教育发展、育人方针、办学质量等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规划。新时代教育对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面临着转型升级，教研工作面临新的供给问题。
（一）教学研究的导向性不足
根据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教研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研人员要遵循教育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深化本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以更高品质助力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就“双减”政策来看，从宏观上，这是一项关乎人民福祉、关于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性举措。因此，教学研究需要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基于生命成长规律，打通学科育人的主渠道，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横向融通、课内外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二）教学研究的系统性薄弱
“双减”政策更加强化学校的主阵地，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因此，高质量的育人应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注重达成的结果、实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优化等系统科学的研究。注重整体学科质量体系、新型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因此，教研工作要系统突出全面的育人研究。一是更加关注学生如何学习。从以往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研究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以及学习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创设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学习环境。二是更加关注各学科课程的育人价值。落实好各学科课程是完成全面育人的关键，要引导教师基于学科的本质特点、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课程内容模块或主题进行相应的课程开发或教学方式改革。三是更加关注教育教学全过程研究，要在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程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指导学校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要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三）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度欠缺
“双减”实际上是检验和修炼学校教育的内功，更是对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的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教研注重基于事实和数据，立足数据的精准分析，立足学情的精准定位，带动研究的准确定位，聚焦教育教学核心地带，精准发力，助力学校和区域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再发展。因此，从教研的方式来看，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基于个体经验走向基于实证的研究，证据支持教研，用项目组织教研，运用数据、案例、经验三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研究。二是从粗放教研走向精准研究，服务实践需求，服务学生发展。面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采取主题教研、问题教研、“订单”教研等多种形式，坚持问题导向，以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问题的解决为主攻方向，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微创新。三是从零散教研走向系统研究，加强教学诊断力、理论支撑力、行动改进力，深化对教育教学改革规律的认识，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育人方式、突出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统筹性。
二、“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方向分析
“双减”政策下，需要思考教研如何面对问题，实现教研转型，提供科学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双减”政策文本中，“减”出现24处，同时“加”也出现24处。经过细致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在“不可为”背后，提供给了学校、老师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策略，其“可为”之处正是教研着力的方向。面对“双减”政策，教研供给不仅需要引导教师在头脑中拉起“警戒线”，对于文件中的禁忌做到不越边界、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更要从“可为”中读到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路径。文件中，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切，同时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教研管理人员，应该采取更加稳慎而又积极的思维方式，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客观分析、科学调整，从研究的视角引领教学管理，做好“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双减”政策的扎实落地。
三、“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教研供给对策
（一）增强系统观念，探索平衡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的综合配方
具体而言，“双减”对深化课堂改革、倒逼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市中区教研工作为例，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不就事论事，研究力求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解决学生作业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与作业管理等要素直接相关，还与课堂学习效率等密切相关，最终指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1.基于学生成长的“一点三线”“一点”即小学低年级零起点教学，区域内所有小学均已开设入学适应性课程，形成优秀适应性课程教学案例50余项。区域制定了一年级语文、数学学科教师实施指导建议，低年级教学紧扣兴趣和习惯，突出课堂“六有”特质：教学设计要有情有趣，策略实施要有道有法，目标达成要有效有意义。学校编写《零起点入学指导手册》“学生篇”与“家长篇”，注重与家长的沟通、引导，保持教育的一致性。零起点教学的导向让教师尊重规律、科学启蒙，让教育行为落地更理智、更科学。“三线”是在教学过程中，坚守减负红线、成长绿线、质量底线。市中区教研室坚持科学完整的质量标准、健康正确的人才标准，建立起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并行的常态调研机制，实施科学多元的绿色质量评价，形成“诊断、分析、反馈、改进”的质量提升机制。大量借鉴国家质量监测方向和做法，内容既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能力，还包括学习状态、学习体验、学业负担等基本要素，积极运用基于大数据的评价结果，引导教师用科学、理性和人文的方式达成教学的高质量。质量的提升，是在共同的质量观下，教学常规、教师、学生诸多要素对于目标支持的过程。“一点三线”，不是简单、机械的累加，而是如同立体交互的有机体，始终引领、规范着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发挥着综合统筹的作用，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2.以学生立场来研究课堂从“双减”政策来看，学生自主的时间、空间被最大化地释放。教师必须立足学生学习的视角，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品质。既关注学习的共性规律，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分析，以“学生立场”来研究教学，帮助学生形成主动学习的新样态。（1）探究“真实学”的要义。教学研究中要努力从片面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系统探究“学生的学”。结合小学生学习特点，在以往课堂研究基础上，重点强化了三个维度，即愿学、会学、学会。愿学指向动机与感受，是否帮助学生对课堂和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感受。会学指向理解与联系，是否指导学生将新知识与他们已经掌握的内容联系起来，对新信息进行组织。学会指向生成与应用，是否能够有意义地运用知识，通过问题解决、实验探究、系统分析等路径，培养关键能力和达成核心素养。（2）拓宽“真实学”的路径。一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基于课程标准，聚焦“启发式、个别化、自主性”三个关键词，加大问题导向式、“教—学—评”目标一致性等教学方式的研究，以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二是针对以往知识为结果的课堂，大量刷题的现象，提出以恰当的生活拓展为外延，鼓励教师创设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项目式学习，释放学生的思维力、研究力，学习力，让学习真实发生。三是善于捕捉不同差异学生的认知动向，开展精准学习支持和学习辅导，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确保每一个学生享受在学习之路上的自我升级。（3）设计“强课提质”路线图。研究中，学科组设计专项的观测量表和记录表，分析课堂问题、学生表现，围绕观察与数据展开评课、教研，建构从教到学的自主学习新生态、新手段、新方法。区域教研管理过程中，紧扣课堂主阵地，开展基于学习的诊断和会诊，突出三条路线：各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基于学科教学的学情会商，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学校要健全教学工作例会制度，校长至少两周召开一次教学工作例会，课堂学生学习效果随堂监测达标率达到80%以上；区域内每学期开展一次所有学校领导干部的听评课和参加教研活动情况展评活动，促进学校及时分析探讨教学工作形势和任务，以此引领每所学校实现强课提质。
（二）强化问题导向，重审作业功能，促进品质提升
“作业”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以往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与管理。现在从学生学习角度重新审视作业功能会发现，作业是从有教师指导的课堂教学，过渡到没有教师指导的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依靠自身的能力去理解、内化和掌握学习内容的过程，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过程。1.强化作业的管理机制区教研室从把握功能、严控总量、提高质量、强化管理等方面持之以恒的整体性推进，打出富有针对性与操作性的“组合拳”。以学校作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相继出台了《市中区中小学作业管理意见》《市中区中小学学科作业管理规范》。探索和构建了“学科研发+年级统筹”提质控量的管理模式。学科教研组关注作业的质量研究，研究一周作业清单，做到统一进度、统一内容，统一形式。年级责任人关注作业的数量控制，整体协调，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筹，形成符合班级实际的每日课时作业清单。“控量”是要切实减掉低效的、过重的学生负担；“提质”是为充分发挥作业功能，使作业练习更精准服务于学生的学习。2.提升作业研究的品质通过“四步走”研究模式，实现作业设计与教学设计同步。第一步，教师初备，将作业设计融入教师的个人备课，每课备课之后，要有针对教学目标的作业初步设计。第二步，教研集备，利用好每周的学科集体备课时间，对作业进行专题研讨。学科教研时，立足梳理教材体系，研磨教学目标，精准优化作业质量。第三步，实践微调，各班级根据授课时反映出的学情状况，组内微教研适当改进、作业微调整，力求更加切合学生需求。第四步，统筹反思，汇总学生作业问题，力求更加精准地导向新的教学策略，实现教、学、作、评的一致性。3.优化作业结构在“双减”政策下，减去的是机械重复，效能上要体现“三多”，即多应用、多探究、多分层。通过周末学科拓展作业、每日劳动实践活动清单、假期探究实践作业等方式，链接学生的生活，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聚焦关键环节，探讨过程评价力求多元可视
必要的考试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义务教育学校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功能。认真学习落实《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关系。“双减”后，政策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书面纸笔考试，义务教育三年级以上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减少考试次数，怎么知道学生到底学会没学会？1.探讨低年级“闯关”实践评价在低年级期末监测评价改革中，聚焦学生的生活经验，探索情景式、开放式的多元评价方式，初步形成对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动态考察。2.加强学习过程评价完善学习过程评价，鼓励实践性评价，重点通过开展课堂观测、随堂练习、实验操作、课后作业等方式，开展学生学习情况的即时性评价，通过定期交流、主题演讲、成果展示、学生述评等方式开展阶段性评价。3.全面提升教师命题能力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命题，通过对命题方向、评价标准、评价形式、评价手段、反馈方式等研究，培训和指导教师从以知识为本、结果为本的评价，走向核心素养的评价，突出真实情境与问题导向，关注学生的深度思维，使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得以表现，从而更加趋向于科学。
四、结语
新的形势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升教研品质，实现教研的科学供给。面对“双减”，我们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致力于探寻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树立大教研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益导向,在育人价值研究、课堂教学变革、学习方式改变、区域整体实践等方面，不断提升教研品质。
参考文献：
[1]余慧娟.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J].人民教育，2021，(22)：12-15.
[2]吕玉刚.做优做强学校教育，全面提高落实“双减”工作水平[J].人民教育，2021，(24)：12-14.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3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12-04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十二五”规划也已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立为基本方略。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最为关键的环节，政策执行不力或不完全，都将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败。政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应更多地追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地方政府把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传递给企业的过程，而企业作为利益主体，他的个体理性追求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政府和企业各自作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应该加以重视。
一、地方政府与企业博弈关系产生的必然性
（一）政策执行中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博弈双方之所以产生博弈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博弈中拥有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委托人”。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关系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其排污状况和所排放污染物的危害等方面的信息的了解要比地方政府全面很多，但企业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这些信息隐瞒甚或篡改，不公示所排放废物的信息、不按照安全的标准进行生产，提供虚假的排放物种类信息。因此，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是有信息劣势的委托人，而企业则处于人的地位。在节能减排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政企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理性的企业可能会利用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就会有发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风险。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关系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于资源的分配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类似于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隶属关系。由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控制能力很强，企业对于地方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一般都会迅速做出市场反应，采取行动配合地方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化很大，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政企关系正在向着契约化和交易化的方向发展。现在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企业的利益倾向，否则，交易就无法实现，政策目标也不能完成。
（三）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中价值目标的不一致
在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考虑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企业所关注的是企业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提供地方政府和企业各自所需要的信息，博弈双方的战略选择的调整也会对对方的利益支付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都会通过各自所拥有的信息资源，选择最适合自身的策略组合，所以形成了双方的博弈关系。
（四）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力方面的缺陷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不足也是导致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发生博弈的原因之一。由于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地方政府的各级管理部门缺乏相应的政策执行技能和理论方法的指导，导致企业有机会逃避政府监督。并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以“GDP”为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各部门在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时可能发生凝聚力不强，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偏差的可能。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分析
（一）一般模型假设
在对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博弈模型进行讨论之前，根据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定位和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对该模型作出如下假设：
第一，地方政府可以对有效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企业进行奖励，例如降低税收或对企业发放补贴，也可以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予以罚款。地方政府获取信息，对企业进行检查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第二，企业的策略集为冒着政府罚款的危险直接排污，或者忠实地执行政策并获得地方政府的奖励。另外，企业的排污行为被地方政府查到的影响除了经济损失之外，还有其社会形象和品牌的受损，这也会对其利益造成伤害；第三，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是衡量企业是否有效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唯一标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检查企业的排污状况，来决定对企业实施惩罚或是给予奖励；第四，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集分别为：在上述的条件设定下，地方政府的策略集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策略集是：执行政策或不执行政策。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关系分析
1、博弈模型建立
设a表示企业执行政策，给环境带来收益；a′表示企业执行政策，企业所能获得的收益；b代表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所需付出的成本；b′代表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所付出成本；c表示企业排污对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失；d代表企业不执行政策时，地方政府检查后对企业给予罚款导致企业所承受的损失。根据相应的得益，可以得出相应的博弈矩阵如图1所示。
2、博弈模型分析
我们首先考虑信息完全的情况，信息完全包括两种设定：第一，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于采取每一种策略后所产生的利益完全了解；第二，每一方拥有的所有策略选择对方都完全清楚。信息完全的假设可以把一些复杂的情况剔除，将博弈双方的选择精确化，便于得出有效的结论。
第一，当d-b
a’-b’>0时，利益矩阵如图2所示。
从图2的利益矩阵可以得出，这种情况下的博弈纯策略均衡是：地方政府不查，企业执行政策。
-d
a′-b′
第二，当d-b>-c时，此时无法直接得出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选择，通过划线法分析后，相应的得益矩阵如下：
a′-b′>0时，此时博弈的均衡策略选择是：地方政府不查，企业执行政策。
a′-b′
-d
通过分析，这种情况下没有纯策略。设地方政府检查的概率为q1，不检查的概率为q2；企业选择执行政策概率为p1，不执行政策的概率为p2。此时，企业选择执行政策和不执行政策的概率p1、p2，一定要让地方政府检查或不检查的利益支付相等，同样，地方政府检查和不查的概率q1、q2，也要使企业执行政策和不执行政策的利益支付相等。可以得出：
p1（a-b）+P2（d-b）=p1a-p2c
q1（a′-b′）+q2（a′-b′）=-q1d
p1+P2=1，q1+q2=1
通过以上分析计算，可以得出企业执行政策的概率p1=1-b/（d+c），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概率为q1=（b′-a′）/d。当Эq1/Эb′=1/d>0，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所付出的成本越大，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概率也越大。此时，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检查的成本较大，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检查的几率较小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很有可能为省掉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成本而污染环境。而地方政府出于利益的最大化的考虑，将会有更大的几率选择检查这种策略。当Эq1/Эa′=-1/d0，Эq1/Эd=-1/d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博弈模型中，当地方政府对不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企业的处罚加大时，短时间内企业的排污行为会减少，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但时间一长却只能使执法人员增加不检查概率，对排污企业偷排偷放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而当地方政府的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技术落后，检查成本过高的话，企业选择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几率也会变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提高检测技术上作出努力。所以，从长期来看，只有让企业在执行政策后得到的收益加大才是避免污染事故的主要措施。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企业执行政策的主动积极性。
以上讨论的是基于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对彼此的策略空间以及策略选择的收益都完全了解的环境，可是在现实中的政策执行中完全信息的情况几乎是不会出现的。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生产技术和排放状况不能完全了解，而地方政府有效检查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能力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有多高，这也是企业无法掌控的。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可能为了自身小集体的某种利益，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对企业的超标排放不作为。企业也可能出于地方政府不会检查的侥幸，偷排偷放。所以，在信息不完全的环境下，可能出现下面几种情况：第一，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惩罚偏低，d不够高，甚至比企业治理污染所付出成本还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无视政府的处罚污染环境，而没有执行政策的动力。第二，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治污成本不了解，给予的奖励不高，企业执行政策所获得的奖励不足以弥补其所消耗的成本。如果企业执行政策只会增加自身的成本负担外，企业当然不可能主动进行节能减排。第三，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成本过高，检查威胁不置信。地方政府的检查和罚款对企业来说，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是促使企业执行政策的一个有力保障。但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成本过高，a′-b′
三、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力的路径
（一）建立以绿色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比较单一，一般来说都是把GDP当做主要的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方式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快速发展，漠视生态建设，甚至不惜以生态遭受破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时，可能会忽视质量的提高而只考虑GDP数据的增长，从而出现执行偏差，因此就产生了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不协调、难循环等经济发展的缺点。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执行出发，虽然整顿或关闭那些对当地经济做出较大贡献，但却污染严重的企业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必然会有损失，降低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但却可以让地方政府节省投入环境治理、环境保护中的成本，有效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质量。
因此，单一的GDP评价指标对于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无法做出有效的判断，因而地方政府缺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动力。所以，首先必须要对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作出调整，建立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绿色GDP”综合评价体系，力求将资源利用率、环境保护效果、人居环境指数等因素引进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使地方政府可以有动力来关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其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发挥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在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作用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流通过程。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是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条件，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或沟通渠道受阻，都将严重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首先，政府要创建环境信息网络，建立绿色服务中心，加强对绿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与公众的有效沟通。其次，地方政府应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建立信息反馈机制，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及时了解企业动态，打破信息沟通和反馈的壁垒，降低群众与政府部门沟通的门槛。强化企业“声誉”市场，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实现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最后，提高公民的政策参与度，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新闻媒体拥有非强制性的监督功能并代表着广大的舆论，他们对企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报道以及对生态环境热点问题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快信息公开的进程，也便于及时反映与表达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应根据企业排污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状况和可能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其告知企业和受影响的群众，并制定执行“谁污染谁负责”的惩处机制，加强群众环保意识和保护自身利益意识，发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企业进行监督。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4
环境税是以市场为基础
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人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处境生态可持续活动的税收。这样的政策是政府在治理环境控制污染时，对指挥管制式手段的补充。通常情况下，可以尝试减少其他税收（如对人类劳动和可再生资源征税），征收环境税，来维持整体税收比例降低其他税收。即是绿色税收向环境税的税收转移。除环境税以外，还有另外两种主要的环境政策：直接管制和补贴政策。和其他环境政策相比(例如定额，配比，产品禁令)，税收和其他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方法的优点是高效率。
环境税效应的分析——双重红利效应
根据环境经济的研究，绿色税收的双重红利效应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 庇古效应：这种效果使用经济诱因减少污染者生产污染物，知道边际外部成本等于污染税率。这是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标。
2.收入效应：征收自环境税的收入可以被用来减少例如收入税和社会福利税等扭曲税种的低效率同时增加收入。
只要收入效应存在，那么双重红利效应就存在，不管征收新环境税的成本是不是正的。但是在2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开始质疑收入效应是否存在。bovenberg和de Mooij在1994年认为环境税加重了税收扭曲。parry1995年提出相互依存影响，强调环境税替代劳动税所产生的收入不足以抵消环境税扭曲税种的影响。oates1995年认为没有考虑到提高生产者成本所产生的负面效应。parry和oates1998年双重红利效应并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环境税的扭曲效应大于减少的劳动税。parry1999年总结出税收互动效应，认为征收环境税会增加相关产业产品成本，进而导致高物价，降低收入，减少劳动供给。 因此，当税收相互效应大于收入循环产生的收益时福利降低。
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指的是环境税在产生高的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能带来高就业率。在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和长期固定薪金的情况下，劳工税会导致劳动费用的减少进而增加就业。在工资谈判模型中，随着税收从工人向失业人员转移，就业增加的可能性增加，当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时，增加实际工资，而失业率高于其自然失业率时，实际工资下降。一般均衡模型微观经济理论入手，分析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将环境税严格的作为就业的影响因素，即诱导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促进相关税的收回。
然而，越来越多的分析和模型研究结果对双红利假说产生疑问，环境税能否同时改善环境质量和增加税收制度效率？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产者会提高税收产品的价格，而环境政策会和劳工税结合，照成市场扭曲，从而产生消极的福利影响，称为税收互动效应。第二，环境税的收入补充了边际税率减少产生的税收收入的减少，从而减少了税收的市场扭曲，产生了积极的福利影响。因为这项收入循环没有强大到足以弥补税收的互动影响，因此环境税通常加剧而不是减少税务系统的总效率成本。
尽管双重红利效应仍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欧洲国家例如荷兰，芬兰，挪威，瑞典等在20年代初期采用绿色税收减少了污染或者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并且减少社会福利税负担或其他扭曲收入，以期促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红利效应。因此，绿色税收的改革，特别是结合财政措施的改革，会对工业结构，经济增长，雇佣，税收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
OECD 国家环境税制的特点
1975年，buchanan和tullock对环境保护的公共收费做出了分析。他们比较了CAC（控制和命令方法）方法下环境收费的政治可行性。这种方法直接要求排放着均匀减少排放量。他们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基于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将污染权完全由污染者转移到政府，因为污染者减少了污染之后还是要付费。相比之下，CAC 方法保留了污染者一定排放污染的权利。因此如果税收款项不予返还，那么排污者总是会支持CAC 方法。如果税收收入分配一部分给排污者，那么将会支持税收方法。尽管芬兰和荷兰豁免任何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税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税率是十分温和的（分别是38.8FMK和5.16GLD每吨二氧化碳）。因此价格只有小范围的上升。欧洲现行的二氧化碳计划牺牲效率,以减少反对派。效率和政治可行性之间的权衡一直存在并且无法克服。Buchanan和Tullock在1975年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经济学家将惩罚性税收和税收返还联系起来，补偿因环境税收而产生潜在资本损失，那么税收将比单方面或多方面的税收政策更为成功。因此双向的税收补贴可以促进环保收费的效率提高。
环境税收改革方向
根据以上分析和bor在2010年的研究，提出六种方案用于完善环境税的方法。
方法一：没有补充政策的环境税
方法二：利用环境税收入来减少所得税
方法三： 利用环境税收入来减少企业所得税
方法四：环境税收入一半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另一半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
方法五： 三分之一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三分之一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三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交通
方法六： 四分之一环境税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四分之一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四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交通；四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建设。
由于环境税恶化了交易环境，减少了国内需求，增大了产品成本。因此环境税对GDP 的影响是负的。根据bor在2010年对台湾能源税分析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对集中方法对环境的影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方法一中单一使用环境税，会对GDP、工资和就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年复一年的通胀。
由于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会促进投资和消费，因此利用环境税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法会抵消税收对于GDP的影响，甚至促进GDP增长。由于碳税和一系列环境税的存在，企业的能源消耗降低，进而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换而言之，在第一和第二中方法中，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均存在。当利用环境税收入对公共交通和公共研发投资只有第一重红利，减少环境污，降低能源消耗能够实现。然而，成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超过所得税减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因此这个两种情况下，第二重红利不存在。
从工业企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制造业企业的产出效果或者替代关系，环境税会对污染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产生抑制作用。但是考虑到企业所得税，负担污染/资源密集型企业让就可以享受前面所讲述的低税收负担所带来的好处，低税收负担不会使得污染、资源密集型企业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
在所有方法中，减少个人所得税的方法会产生最多的双重红利效果，次之仅仅减少企业所得税，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再次之。征收环境税会对资源密集型企业的产出产生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成本的上升在全球石油价格上涨，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逆转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是必经之路。相关决策部门要考虑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进而减少资源密集型企业的税收负担，产生双重红利，实现环境税的目标，提升社会福利，并且在经济平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获得平衡，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结
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进行税收补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存在。可以预见在不抑制经济的情况下，环境税在我国有可行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仅定性分析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在中国的应用，未来研究还可以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5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008-04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问题愈受关注。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对各种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研究和验证，但是人类需要开始共同努力以减缓气候变化趋势。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减排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发达国家转移低碳环境友好技术(Low-carbon Environmentally-sound Technology，EST)给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后者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可以延缓全球变暖趋势。EST是有利于减少碳的排放，能减缓或消除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EST具有局部实施而全球受益性，即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该技术，全球各国均可享受到该技术所产生的环境效益。EST国际转移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将促进EST国际转移作为重要的内容，“巴厘岛路线图”中也明确了“发达国家将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众多国家对EST特性的不了解等原因，目前该类技术国际转移仍处于困境中。本文将对此类技术转移尝试建立起博弈模型，分析重要影响因素并探讨相关促进政策。
1 博弈模型的建立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满足两个基本假设：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②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EST技术转移行为不满足上述两个假设：①主要参与人数量非常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②基于转移客体(技术)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因而，对于EST转移过程中的理性有限参与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博弈论成为了最佳方法之一。
1.1建立完整概念模型
定义如下EST国际转移主要参与人：①技术受让国、转让国分别定义为该国所有个人、法人、合法组织的集合，具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所有公民；②政府定义为所有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政权机构，负责制订政策、管理国家；③公民定义为所有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集合；④企业定义为直接转让或者受让技术的组织。根据各参与方关系建立完整概念模型如图1。
1.2建立完整博弈模型
基于技术转移双方均为自由决策，没有联盟的特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转移EST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模型中假定条件如下：①所有参与人都是理性人，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②同一国的公民与政府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互相博弈；③技术转让国和技术受让国就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进行直接博弈；④技术转让企业和技术受让企业之间就技术转移(转让和受让)进行直接博弈；⑤企业决策过程中不受公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基于公民对其政策支持率大小的考虑，会接受公民诉求的影响，并将采取措施对企业间的技术转移进行支持或者不支持，满足公民的需求。
政府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企业行为制订政策，其态度为{支持，不支持}中的一种；公民针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作出回应，为{拥护，不闻不问，反对中的一种；企业采取的行动为{转移，不转移}中的一种。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的政府进行宏观博弈，转让双方企业进行微观博弈，均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见图2。
1.3国家之间宏观博弈分析
宏观博弈即政府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就是转让双方政府，分别采取支持或者不支持技术转移的行动。转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受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宏观经济收益和公民支持率，并付出补贴费用。
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分析出：①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因为在受让国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收益大于不支持转移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在受让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收益大于其不支持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②因为转让国政府总会采取支持态度，那EST转移是否成功开展，仅仅取决于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后者若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宏观收益，但是得付出补贴费用；后者若不支持，将仅仅获得低公民支持率；③因此，博弈均衡将可能在(支持，支持)和(支持，不支持)中产生，具体是哪个结果，取决于受让国政府的收益1(=高公民支持率+宏观收益-补贴费用)和收益2(=低公民支持率)之间的比较。
作为技术受让方的发展中国家中，如公民的环保意识相对低一些，当政府采取一项支持EST引进的政策，带来的公民支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付出的补贴费用较多的时候，如果技术引进带来的宏观收益也不足以抵消补贴费用，政府将宁愿不出台支持政策，结果形成了技术转让方政府支持转让、受让方政府实际上不支持引进而技术转移最终不发生的局面。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转移方面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企业转移该类技术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后者却没有很大兴趣引进。
但是如果出现如下情形，将可以出现(支持，支持)的结果，并最终促成环境友好技术的转移：①技术引进国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引进国政府在出台支持环境友好技术转移政策时能获得较高的公民支持率；②被转移的技术本身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扩散性，技术被引进后，经过引进方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带来较大的技术扩散成果和宏观经济收益；③在支持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受让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资金大幅度增加。
1.4企业之间微观博弈分析
微观博弈即企业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是双方企业，分别采取转移或者不转移技术的行动。参
与方的支付函数是在技术转移项目中获得微观经济收益，其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转让国企业用i表示，受让国企业用j表示。
从表2可以分析出，只有在uj>=0且ui>：0的情况下，才出现(转让，引进)的均衡结果；其余情况下，出现(不转让，不引进)的结果。一般情况下，ui和uj有如下表达：
ui(P)=P-(ci+ci)-S(ri)・s'-ti-Gi(1)
uj(P)=B(rj)-(cj+cj)-P-tj+Dj(2)
其中，c为交易价格，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转让成本，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转让成本，s(ri)・s'为技术转让而减少的出口销售额s(ri)与销售利润率s'的乘积，t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G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管制费用；B(rj)为受让方获得的增量收益，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受让成本，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受让成本，乃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Dj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补贴资助。
因此，对于某个拟定交易价格P，只有ui(P)≥0且uj，(P)≥0，才会出现纳什均衡结果(转移，引进)。
2 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企业间EST国际转移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①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等；②国家层面的国家税收、管制费用、补贴资金水平等；③国际社会层面的环境项目补贴水平等。另外，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政策成为了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状态和社会实际情况，对上述因素变动影响技术转移均衡状态的情形进行分析：
(1)随着时间延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变暖”意识都将增强，各国公民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率将增大，发达国家政府对技术输出的管制费用将减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技术引进的补贴资金将增加，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转移的成本降低，技术交易量会增大。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效果将增强。
(2)发达国家作为技术转让方，对本国企业输出技术减少税收、取消管制费用，能大大促进企业降低转让报价，提高交易成功、转让顺利的机会。
(3)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受让方，对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进行项目贴息、专项补贴等财政支持，或者减少税收，也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引进报价，提高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产业化的机会。
(4)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引进企业提供的补贴资金能促进交易成功的机会，但补贴比例较小时，效果不明显，如果集中力量支持重点项目或者重点企业，效果将更显著。
(5)国际社会的支持资金，对促进技术转移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效果要强于支持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6)企业作为利益实体，进行涉及EST技术相关项目投资决策时，考虑到公众“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意识水平将对其未来环境友好产品的市场容量、销售价格甚至获得利润的影响，可适度调低预期此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要求。
(7)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影响着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如公众认同程度高，将大力支持有利于技术转移政策，而反对不利政策。
(8)由国际社会提供，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自筹资金，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教育培训、媒体宣传，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6
一、引言
国家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主要依靠其“高储蓄”、“高投资”等重要发展战略，并以此增长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综合水平。虽然得到一定改革成效，但也令经济陷入了相对失衡的经济困境。国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持续性发展的严峻挑战，令消费水平在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故国家财政管理部门应高度重视该问题，应通过制定有利政策加以实施，旨意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而扩大居民对消费的需求。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通过设定计量模型主要运用连续变化、双重差分的原理，该模型具体为：
其中i表示地域；t则代表时间；αi未观察地区的效应，用以控制地区的固定效应；δi代表为观察时间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全国农村区域在消费标准上存在的潜在时间变异；εu代表随机干扰因素；RCR代表农村地区的消费率；Ruraltax代表人均税费的实际减免额。同时，文章主要针对人均税费的实际减免额其对农村地区居民的整体消费影响展开分析。X代表影响消费率的潜在控制性变量，要想确保被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由于居民的整体收入严重影响着自身的消费指标，在计量模型中将人均净收入视为解释变量，且上式为简单的计量模型，把人均净收入的变量加入模型中，主要是控制潜在因素导致的均衡效应。
（二）若选择其他影响农村消费的变量时，应有相对科学的理论、实证等作为基础性支撑。在模型方程中也控制了农业支出的相对比例，充分反馈国家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切实力度等。
二、 估计方法
在税费改革的政策实施中，对全国农村在不同时期落实了该政策。由于执行力度不同，致使农村的税费改革出现了连续变化的现象。为此，本次抽查估计涉及了连续型的变量，因而将其分成处理组、对照组，进而分析两组税费改革对农村的消费观影响情况。选用连续型、双重差的方法和普通双重差的方法存在本质性区别，但有类似的估计思想，其区别具体为综合税费改革产生连续的变化实况，能有效规避其认为设定某些因素去区别处理组、对照组潜在误设及偏差等。因此，针对模型的设定需能够控制住农村消费的固定效应，包括时间与地域以及地域变量。
三、 基本估计结果分析
由于未抽查的地区有可能对该本次估计结果产生干扰，要想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分析不受该隐含因素的影响，应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模型去估计整个农村的消费标准。首先运用连续型、双重差分的模型基本估计出了2000年至2006年全年段的税费改革情况，即减免农业的税收标准能对农村消费水平的影响实况。其中下表体现了实际估计结果，（1）中在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呈现一元的回归结果。估计显示：税费减免的变量具有较高系数，并有相同的数据观察结果。针对定量展开分析，税费在逐级减免一元的前提下，其消费率增长接近0.1个百分点，该影响系数在很大程度上展现税费改革的均衡性，病有可能影响着农村居民去实现投资，间接影响和其减免税收前夕国家收入。为了精准估计其税费改革的影响，应直接采用增加其税收以后的收入对农村整体消费进行深入性影响。在（4）、（5）、（6）中，选用2000年税费的减免率将其作为权衡税费减免的标准指标，同时运用多维度分析税费改革对其居民消费的影响。若有效控制了所有变量并将估计的系数视为实现定量分析的重要参考，从中发现人均税费降低一个百分点后，其农村消费水平增长率提升了0.02左右个百分点，另外，提升的收入总水平相对消费率无较大切实影响。
四、 税务改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效果持续性分析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7
一政府预算管理概述
政府预算是政府为了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按照政治程序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个财政年度）对所需资源和可用资源所做出的并经权利机关审查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收支计划。政府预算管理是围绕政府预算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决算及绩效评价等预算管理过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而政府预算制度是公共财政模式直接意义上的体现与存在方式。政府预算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起着关键作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博弈分析
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核与批准过程，是公民与政府委托代理合约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所进行的不断互相协调的过程。从行为层面讲，政府预算的编制和实施过程，既是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实施的过程，又是政府预算相关利益各方“讨价还价”的利益协调过程。政府预算的过程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互相博弈的过程，政府预算的结果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互相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一）博弈双方的情况
根据博弈理论，在完全信息下的静态预算博弈中，“预算审批者”和“预算申请者”都完全了解博弈中各种情况的得益，并且双方同时各自独立地做出决策。另外，在预算博弈中，局中双方可以支配的总资源是一定的。因此，一方的可支配资源增加意味着另一方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双方的利益是始终不可能一致的。这是一个混合策略的博弈，其特点是“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是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他们之间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在预算申请过程中，博弈局中人对于双方的收益和行为并不完全了解，此时的博弈信息是不完美的。同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并且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策略选择不是同时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即由预算申请者先提出申请，然后由预算审批者进行审批。因此，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申请者与预算审批者之间是一种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二）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申请者”在上报其预算数字时，存在高报和实报两种选择，这即“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高报，实报)。“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至少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收益:一是“预算申请者”获得的资源数量大于实际需要的资源数量，或使预算的产出量小于可能的产出量；二是争取资金成功后的成就感(包括心理满足感等)。当然，高报的成功也要付出代价，主要是申报信息成本包括对申报材料的包装(因为“预算审批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申报材料要经得起推敲)需要大量的信息包装成本付出(主要是信息采集、处理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同时，为了顺利通过审批，必要的人际关系要建立或加深，这需要物质成本(如贿赂送礼等等)。
（三）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是(削减，同意)。削减了“预算申请者”的预算数，意味着“预算审批者”实际可利用资源的增加,同时也获得了运用权力的心理快感以及“预算申请者”的尊重(尽管可能只是表面的)，这是“预算审批者”的收益。使收益受到影响的因素包括具体“预算审批者”专业判断的失误以及“预算申请者”的活动干扰。“预算审批者”审批的成本包括为对“预算申请者”的申报信息进行甄别而花费的信息辨析成本(人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以及可能的工作失误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上级的批评和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不适感等).
（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根据博弈的有关理论，用博弈树图1来表示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图1 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预算博弈树图
如图所示，预算申请者仍然存在(高报、实报)两种策略选择，而且其能够凭借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明确自己的行动。但是预算审批者此时却无法得知预算申请者的策略以及行为，因此，他只能先判断自己处于信息集(图中的椭圆形)的节点1或节点2，然后再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为策略。同理，根据双方的收益函数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设:预算者高申请报预算的收益为R，其高报预算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发现后预算申请者应支付的罚金为，发现后为减轻处罚的支出(例如贿金或者是与上一级申请者合谋而分割出去的收益，也可以称之为合谋支出)为C，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E，这里，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R，，，(假定R和是独立变量)。则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预算申请者的选择:
(l)给定。若>0，即。此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正值，高报预算行为在经济上是值得的，则预算申请者就有了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这时预算申请者不一定选择高报预算，其是否选择高报预算，取决于预算申请者的经济伦理道德状况。若<0，即。此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负值，这时若再无其它因素的影响，高报预算的行为在经济上是不值得的，因为不存在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但这时预算申请者不一定选择实报预算。其是否选择高报还取决于另一因素:①若预算申请者没有向上一级审批者贿赂、说情以减轻处罚或者是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这时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行为则是完全不经济的，不会选择高报预算；②若预算申请者在高报预算行为被上一级审批者发现后，存在具有减轻处罚或者是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预算申请者是否选择高报还要看为减轻处罚的支出和高报行为被发现后所发生的损失之间的关系。若，则预算申请者不会选择高报预算，因为这时高报预算的行为是完全不经济的；若即为减轻处罚的支出小于高报预算行为被发现后所发生的损失，则预算执行者就具有了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这时预算申请者的决策环境就和>0时一样了。
(2)给定。，；，。这时预算申请者的决策过程和在给定时一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预算申请者只有在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时，或虽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但事后预算申请者通过上一级审批者有合谋的可能且合谋支出时才有高报预算的内在经济激励。因此，在和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或在和一定的情况下，提高预算审批者对高报预算削减的概率将是降低或消除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内在经济激励的有效对策(当然也可以同时提高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和查获的概率())。同时，有效地堵塞或减少预算申请者与上一级审批者合谋的途径也会大大减少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减少企业预算管理中高报预算行为的发生。
由于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风险趋向类型不同，所以在动态预算博弈中达到的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也就是说，该均衡有无穷多个解。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都试图去猜透对方的策略行为但却总是徒劳，其中，预算申请者可以凭借其代理人的优势地位，相对比较从容地进行策略选择，事实上预算申请者一般都会做出高报这样的选择，这是由逆向选择而引发的道德风险。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第一，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预算的概率是，委托人实施削减预算的概率是。预算申请者是否选择高报预算取决于其是否能顺利获得高报预算收益；第二，在决策过程中，预算申请者的经济伦理道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企业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抑制高报预算有重要作用；第三，在高报预算收益为负的情况下，预算申请者仍然有可能选择高报预算，究其原因主要是预算申请者可以通过贿赂减少惩罚或者与上一级审批者达成合谋，共同寻租。只要这部分支出小于高报预算失败的损失，即，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预算仍然是划算的。因此，加强监督，减少代理人之间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高报预算行为的发生;最后，本文分析发现，监督的强度、惩罚的力度以及适当的激励机制是影响高报预算收益函数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思路探索
（一）加强政府预算管理的总体思路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的了解政府预算管理中博弈问题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原因，我们可以根据原因分析，提出建立和完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相关措施。因此，依据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提出从总体思路上完善政府预算管理的理论思路。
1 减少高报预算收益
减少高报预算受益，即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受益。这样，预算申请者觉得无利可图，自然会丧失高报预算的动力。如果预算管理者在考评和激励环节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收益，将会大大减少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的博弈行为。所以总得来说，制度上的漏洞是导致政府预算各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主要原因，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应该完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消灭博弈产生的土壤，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博弈行为。
2 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
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示为，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后，预期收益函数呈减小趋势。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风险加大，这无疑加大了高报预算的难度。同时预算申请者的收益也将变少，甚至有可能为负，降低了预算博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3 加大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
同样的道理，根据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达式，可知，加大高报预算的惩罚力度，会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这样得到的结果和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的效果是一样的。预算申请者将充分地考虑自己付出的努力能不能得到回报，三思而后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放弃无利可图的预算博弈活动。
（二）治理政府预算管理的具体措施
制度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所以企业应该完善预算博弈制度。而博弈的参与者只能在制度允许的前提下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选择，这样博弈才能按既有的轨道运行并达到均衡。综合以上的分析，对预算博弈行为的治理提出如下几条对策建议。
1 完善预算博弈规则
制度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博弈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促进作用。博弈局中人只能在制度允许的框架下做出对已最有利的策略选择，这样，博弈才能按既有的轨道运行并达到均衡。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既然博弈局中人都是理性人，那么就不能排除有局中人突破现有规则限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
2 建立健全预算全过程绩效监督机制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的要求看，进行预算绩效监督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此，建议尽快创造条件，建立政府预算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流程绩效监督。此外，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国的预算绩效监督也应具有特殊性，一是不能将监督的重心放在绩效指标
的层面，而是应该将权力运行的监督作为预算绩效监督的切入点，否则预算绩效监督有可能会最终流于形式；二是应强化预算绩效监督过程中的问责机制，没有问责就不会有制约，不会有责任压力，所以，预算绩效监督一定要先明确责任，给问责策略，反之则正好相反。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预算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引起的申请人和审批人之间的代理人—委托人结构性矛盾，可以合理运用激励理论加以调整。重点是加强对申请人诚信行为的鼓励以及对其非诚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正向效应，努力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引导诚信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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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国强，郭玉莲.部门预算博弈分析与启示[J].财会月刊（综合）,2007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8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 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9
2实证分析结果与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7－2011年的季度数据，利用三个利润指标：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以及净资产收益率（ROE），通过分析这三个指标与CPI之间的相关性来说明物价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其中CPI采用2007－2011年的食品行业CPI季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经济统计局官网（表1），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数据来自23家企业2007－2011年的季度报表［13］。相关公式为：1．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2．净资产收益率（ROE）：ROE＝报告期净利润／报告期末净资产。食品行业CPI在2007年四个季度是一路上扬的，直到2008年第二个季度金融危机爆发后，CPI开始一直下降。到2009年末，随着金融危机的慢慢消退CPI才开始有所回升，在2010年和2011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以双汇集团为例，企业2007－2011年的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与2007－2011年的食品行业CPI季度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存在着利润与CPI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双汇集团的利润与CPI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双汇集团在2007－2011年间，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三个指标与CPI的相关性结果见表2由表可见，CPI与双汇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8707、CPI与双汇集团营业利润的相关系数为0．55698、CPI与双汇集团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58334。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CPI与双汇集团的利润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3CPI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总资产约100多亿元，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其规模宏大，是大型企业，CPI与此类企业有着显著相关性由此可说明，CPI对大型食品企业的影响比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程度更高。究其原因，在物价变动期间，大型企业由于规模庞大，在短期内很难根据物价变动做出实时反应与调整，灵敏性低。同时又因为规模较大，物价变动对此产生的影响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利润等方面。然而中小型企业则恰好相反，因为其规模小，在物价变动的时候企业能灵活地根据自身需要及时进行调整，灵敏性高，从而保留利润空间。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分析，大型知名企业比中小型企业具有更重大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形象对这些大型企业较于中小型企业也更为重要，因此在物价变动期间，由于企业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维持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大型企业反而更不能轻易的根据物价变动调整企业产品价格等，从而也不利于企业在物价变动期间维持良好且稳定的利润。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10
一、引言
众所周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几乎呈现出明显的双顺差格局。双顺差的格局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大量资源的输出，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政策的削弱。而2010年，我国国际收支交易呈现恢复性增长，全年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为5.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36%；更意味着双顺差格局使得中国经济更加陷入这一窘境。
中国长期规模巨大的双顺差已经使得国内的投资和资源配置严重扭曲，经济结构日益分裂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大孤岛。本文从双顺差所呈现的现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国内经济的利弊影响，分析双顺差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双刃剑角色。同时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如何克服现有的困境，希望能够找到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调整现有的畸形机制，从而改善现有的不利贸易条件，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健康长远的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对于国际收支顺差，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应该是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曼。托马斯·曼认为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差额论。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外贸要“少买多卖”，使货币流入多于支出。这一系列理论构成了早期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理论依据。
对于双顺差问题的研究，一般是集中于国内的学者著作。
余永定认为我国的双顺差主要是源于外商的直接投资被央行的货币回笼，增加外汇储备，没有直接用于购买外国的商品，这就造成了双顺差与外汇储备增加并存的局面。卢峰认为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内的自由流动所引起的产业专业促使了中国出现双顺差的格局。汤玉刚认为长时期的FDI的优惠体制所造成的企业待遇上的差异是形成双顺差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很大程度上赞同余永定的调整外贸政策的提议。覃东海根据FDI的四种不同分类方式，将我国的双顺差归结结构性问题。哈继铭则认为双顺差是由于过多的储蓄造成的。
相对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对于双顺差的研究缺乏辩证性的思维。本文基于以上分析，将从正负两个层面对双顺差进行定量分析。
三、双顺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双顺差的正面影响
（1）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双顺差所造成的大量外汇流入需要央行的基础货币进行回笼。人民币供给的增加又会使得投资的不断扩大，推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与产出的增加。无论是就业的增加还是产出的增加都会使得人们的名义或实际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会带动人们的消费需求，最后消费也被带动起来，这样三驾马车以此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的乘数原理，
Y=C+I+G+X-M
可以得出Y={c/{1-c（1-t）+m}}*X 可以看出经常项目的顺差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乘数效应，每单位的商品出口可以为国民收入带来{c/{1-c（1-t）+m}}*X的增幅。同理，由FDI所做引起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为国民收入带来的乘数可以表示为{1-c（1-t）+m}，每单位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可以为国民收入带来{1-c（1-t）+m}*I的增幅。
（2）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
通过双顺差的现状分析，我们得出了双顺差的增加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正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迫切愿望。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购买战略物资，引进技术设备。外汇储备的增加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这种外向型的经济体提供了很大保障。
2.双顺差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1）贸易争端不断
经常项目账户的顺差，尤其是商品贸易的巨额顺差，是中国商品生产上比较优势的体现。但也和过于推崇出口的贸易体制、多样化的出口鼓励政策相关。在2009年成功占据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以后，巨额的贸易顺差势必找来更多的摩擦。毕竟经常账户的顺差是以中国的某些贸易伙伴的逆差为代价的。中国商品贸易出口在全球的快速增长势必会威胁他某些国家的利益，加剧全球出口行业的竞争，势必会带来金融危机下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打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快速萎缩，各国企业都面临着争夺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许多国家为扶持、保护本国产业，防范自己国际市场的萎缩，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纷纷出台。同时，在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中国”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调查。
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成为全球75%反补贴调查与40%反倾销调查对象。已经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最多的经济体，遭受的贸易壁垒案件超过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之多。
后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出了手段更加多样化、技术壁垒成为主要手段、羊群效应明显、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的特点。中国的遭受的贸易摩擦损失将会越来越重。
（2）内部经济失衡加剧
双顺差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也维持或加剧了国内的原本失衡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就存在这高储蓄、低消费、高投资的弊病。国民经济的增长过度依靠投资与储蓄，而作为驱动经济稳定器的消费去日渐萎缩。
高投资、多出口的模式推动了双顺差的产生、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在这种不合理的模式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使“唯GDP”论的政府长期忽视消费的重要性。回顾各地政府的发展计划，很多量化的招商引资规模、出口规模、投资规模数不胜数，但真正扯到消费的数字却是少之又少。同时，双顺差所造成国际收支失衡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刺激了投资规模的膨胀，价格的上升，消费的相对萎缩。可见在高储蓄、低投资模式下催生的双顺差又进一步的维系或加深了这种畸形模式。
（3）压缩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
双顺差产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内外有别的超国民待遇，为了吸引外商的进入，我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优惠政策。自80年代以来，为了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资本、吸收管理经验，政府不断量化招商引资指标，给予外资以尽可能的优惠政策。但这些导向性的政策在吸引FDI大量来华的同时，却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挤出效应”，其“溢出负效应”应该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4）热钱涌入
以逐利为目的的热钱自2000年开始便大规模的流入中国，而双顺差下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人民币高达25%以上的升值更是坚定了热钱流入中国的信心。自2000年至2010年，热钱平均流入250亿美元，约占外汇储备的9%。
追逐短期利润的国际游资大量来华，一方面是觊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更大程度上是攻击中国的股市与楼市。人民币升值不是热钱进入的目的，而只是直接导火索。无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国内信贷机构不够发达，资产市场仍有大量的盈利机会。大量的游资一方面可以坐等人民币升值之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投资于处于发展不完全的资本市场，推动资本价格上升，获取高额回报。但大量的热钱涌入资本市场推动价格不断上涨，诱使国内企业增加向这些企业的资本投入，形成类似于80年代日本的“经济泡沫”。
（5）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
受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最多只能实现两个的理论，我国要想实现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在现行结汇制度的前提下必须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回笼外汇。根据下图也可以看出伴随着伴随着1994年以来的双顺差我国的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2008年的增幅达到17%之多，2009更是有27个百分点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增长。
货币独立性的丧失，基础货币的增加使得我国经济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而当这部分增发的货币投入商品市场以后将会带来持续的通胀。
四、总结以及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双顺差的负面效应已经愈发凸现出来。如何抑制双顺差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经济效率低下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道难题。根据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我们要确定不同工具的指派对象，并且尽可能的协调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因此，针对双顺差造成的内外失衡，我们需要多种政策进行搭配：①通过财政刺激扩大内需，继续深化收入体制的改革，“提低、扩中、限高”。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扩大中等收入者得数量，提高低收入者得水平将有利于推动国内需求的增长；②要通过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当前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提醒“要充分估计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避免政策叠加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③改变现行的融资渠道单一与行政干涉过于浓厚的现状，将有利于促进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④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减少“外向型”企业对“内向型”企业的生存挤压，更有利于中国自主品牌的产生与发展，早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进行转轨，减少贸易摩擦；⑤取消对各地政府对FDI的引资限制，出台相应措施制止将FDI引入的多少作为政绩的参考标准，制止一些污染高、能耗高、趋同性强的FDI来华投资，提高政策门槛；⑥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面对美元的不停贬值，我国外汇储备将要面对越来越惨重的损失。未来的管理方向应该是如何减少损失程度，减轻贬值带来的福利流失。中国应当增持欧元、日元、黄金的储备比例，以多元化的投资减少外汇风险；借鉴新加坡、挪威等国的经验，建立储备管理公司，将外汇储备投资于收益更高的海外股权或债券。这些举措都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的风险，推动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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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11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解放区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战略反攻；刘邓大军等反攻方向；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及意义。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和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概括的能力。（2）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对战争进程的分析、归纳和概括能力。
（3）通过解放战争中敌我力量变化的教学，培养学生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教育学生认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4.学生指导方面：
（1）通过对解放区的的教学，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运动，使学生掌握概括、归纳的方法。
（2）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本节图表，培养学生分析图表得出正确历史结论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
（1）的是重点。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审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要使学生认识：解放区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是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可靠保证。
（2）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本节重点。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同时，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政治上十分孤立，后方不稳；而解放区基本完成，政权巩固，人民支授解放战争，因此决战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展开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发展基本线索，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解放区的与解放战争进程的关系是本节难点。解放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广大农民是否能够真正调动起来，投身于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是关系解放区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工农联盟能否巩固以及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有效地保证了的进行，保卫了的成果。要引导学生体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体会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的作用，从而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课堂教学设计
师：抗战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国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人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板书第三节课题）
一、解放区的
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他们迫切希望获得土地。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学们请回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我党制定土地政策的依据是什么？
师：（引导学生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任务去分析）
生：（回忆并回答）
师：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因为反封建军阀的需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在十年国共对峙时期，因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革命任务要“打倒地主阶段”，采取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此改变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行同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基本相同的土地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了的方向、方法并在总路线中明确了依靠力量，团结对象和革命的目的，请同学们看书第102页（引导学生思考、掌握具体内容）
师：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地土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中，中国共产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
双减政策可行性分析篇12
自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成效显著，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缩小[1]。然而，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增大。现有研究结论大都认同，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会给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2-4]。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各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普遍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态势。表1为中国部分东中西部地区代表性省市的城乡收入比。
由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的增幅和绝对值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如重庆的城乡收入比由2000年的3.32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03，贵州的城乡收入比由3.73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59，甘肃的城乡收入比由3.44最高增长至2007年的4.30，增幅均超过了0.7；而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几乎没有城乡收入比超过4的省、市、自治区，城乡收入比达到最大时的增幅也普遍低于0.4。
2007年6月，重庆市与成都市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均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为全国的深化改革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在被确定为统筹城乡试验区之后，重庆市政府于2007年9月通过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制定了两大目标：（1）到2012年和2020年，将重庆的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8.3%提高到55%和70%的水平；（2）到2012年和2020年，将城乡人均收入比从2007年的3.59降低到3.15和2.5。总体目的是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性。
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7%，城乡收入比为3.11。在目前阶段而言，重庆市较好地实现了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结果是否能够归因于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如果能，统筹城乡政策就能够为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一项有力的政策工具。因此，对该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即是本文的主要工作。
关于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采用构建统筹城乡测度指标体系的方法，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统筹城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所采用的计量方法限制，他们的研究仅识别了统筹城乡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两者在统计上的依赖关系，无法进行因果关系讨论以排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处必须指出，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研究中所讨论的Granger因果关系讨论是基于预测角度，而非变量间真实因果关系的讨论。
二、宏观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概述
现有文献认为有很多因素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减小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受到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影响[7-8]，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发展至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中倒U型曲线的右端[9]所致。
借助重庆市和成都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实验事实，一些学者尝试采用诸如双倍差分法等近年较为流行的政策评价方法，量化评估统筹城乡这一政策试验对于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成效。目前，业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统筹城乡改革政策评估的文献都是基于省级数据的，例如余静文[10]利用合成控制法从资源错配的角度分析了城乡统筹改革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实证结论认为统筹城乡政策通过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夏波[11]使用双倍差分法，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量化评估了城乡收入受统筹城?l政策的影响，基于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了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如余静文[10]的研究相悖，也给这一问题的解答带来了争议。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的结果，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统筹城乡政策是否显著缩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进行了应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研究。
在数据方面，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个改进是采用区县级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区县级数据建模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因为城市资源丰富，能够提供更合适的工作、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容易形成集聚经济，进而带来专业化分工。专业化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产出增加，工资也有增加的可能性。集聚经济和专业化的过程又促使更多的资源如资本和劳动力等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极化也在所难免了。现有文献采用省级行政区数据的做法，只能在省级行政区维度下从总量的角度讨论城乡收入差距，此类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实际上是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因此，为了考察省级行政区的内部差异性，本研究采用了区县级数据。
在计量方法方面，为了量化评估统筹城乡政策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净影响，本研究采用国内外政策研究中较为前沿的双倍差分法，选择重庆市各区县作为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以相对重庆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长三角的浙江省各区县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模型中引入了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相关控制变量，运用两个地区2004-2013年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集对重庆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研究统筹城乡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贫困带来的影响。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合理选择是运用双倍差分法得出合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初我们在进行样本选择时，设想将以重庆市与成都市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和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经济区中最有代表性的长三角经济区进行对比分析。但是，一方面，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各年度《上海统计年鉴》及其他相关数据来源均无法获得上海市各区县的统计数据，同时，《江苏统计年鉴》虽然提供有各区县的各年度数据，但是由于缺乏对应的GDP指数，甚至也没有可替代使用的各区县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无法对各变量进行价格调整以计算实际增长率，因此仅能选择浙江省各区县作为控制组。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处理组的样本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和成都市（不是四川省的各区县，只是成都市），我们注意到重庆市与成都市的区县行政等级不对等，不能简单将其混在一起进行分析。并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成都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与重庆市有着显著差异，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成都市的城乡收入比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且数值上与浙江省相近，城乡收入两极分化的矛盾并不突出。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目的应是侧重于通过城乡统筹以促进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庆市存在亟待解决的城乡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重庆市为处理组来研究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本研究最终决定仅使用重庆市与浙江省的区县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为验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可比性，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所使用区县级数据的样本期为2004-2013年，可用于验证的在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区县级可比数据的年限太短（仅有三期），因此我们以省级数据来观察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具有可比性，即考察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对于本研究的情况，一种可行的判断方法是通过作时间趋势图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是否平行，如果二者大致平行，则可增强对平行趋势假定的支持。因此本文通过观测2000-2006年度重庆市和浙江省整体的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对两个省市的可比性进行了说明，从图1中浙江省和重庆市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浙江省和重庆市的城乡收入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比于浙江省，2006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出现明显增幅，因此以浙江省作为控制组检验重庆市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效是合理的。
三、双倍差分法与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一）双倍差分法
双倍差分法最早见于Ashenfelter和Card[12]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外文献中多应用于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量化评估，例如Card和Krueger[13]，Petrick和Zier[14]，黄玲文和姚洋[15]，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程令国和张晔[16]等均采用双倍差分法对最低工资政策、公共农业政策、国有企业改制、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等相关政策的绩效进行了量化评估。
双倍差分法将研究对象按是否实施了政策实验分为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和控制组（control group），在研究中设定实施了政策实验的处理组在t时刻实施了该政策实验，而控制组在该时刻没有实施类似的政策实验，然后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该项政策实施前后经济行为的变化情况。和控制组样本相比，如果处理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后的变化明显较大，则表明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确实是显著的。
在考察处理组样本的政策实施效果时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设置两个虚拟变量du和dt来度量这一效果。其中，虚拟变量du区分了处理组与控制组两组样本，处理组样本的du取值为1，控制组样本的du取值为0；虚拟变量dt区分了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政策实施前各样本的dt取值为0，政策实施后各样本的dt取值为1。
（二）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经过详细的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尚无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统筹城乡政策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的研究，部分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的讨论见于少量相关文献。例如，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在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中给出了相关控制变量的较为详尽的阐释，文中主要论述了FDI、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关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铭和陈钊[7]的研究认为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较大影响，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的先进金融理念以及产品概念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金融的发展。
综合现有研究观点，本研究认为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图2所示）。
1.投资深化
统筹城乡政策所带来的政策优势，极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重庆地区的投资较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之前得到了大幅增加。
投资对缩减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作用，理论上主要还是从扩大投资规模以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早期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如AK模型）认为投资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的增长可以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实证研究文献中，王任飞和王进杰[17]利用协整理论讨论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出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的结论。杜凤莲和孙婧芳[18]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计算了FGT贫困指数，同时对影响贫困变动因素进行了分解，计算了贫困弹性和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率，研究结果证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确有成效。
2.金融发展
随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重庆地区的出口情况得到显著改善，贸易软环境的建设已取得些许成效。
软环境对地区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贸易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往来和经济的繁荣，还有技术、管理上的交流学习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升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贸易交流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金融产品理念和经营模式，如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为重庆带来的世界先进的产品与服务竞争；同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和他们在金融和证券业方面的交流必将大幅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推进整个金融业的繁荣。
与投资相似，金融发展对减少贫困和?s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上主要也是先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然后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
3.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推进
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政府对重庆地区整个工业行业的投资力度，使工业产值在GDP中占有更大比重，优化了重庆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升级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产业间的交流，使各产业在互相学习中共同进步，而这些必然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进而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工业化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变也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杨志海等[19]利用中国1 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建立
结合本文第三部分有关统筹城乡政策对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同时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资本要素投入、政府支出和城镇化率等，为了能更科学地评价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重要的相关控制变量。因此，本部分对模型式（1）进行扩充，最终采用如下模型对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其中：cit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乡收入比。X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它包含如下几个控制变量。
（1）资本存量，本研究采用重庆直辖市和浙江省各区县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值（lncapitalk）来衡量资本要素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2）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_gdp），用于控制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信贷量占GDP比重（loan_gdp），为了控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金融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导致该地区信贷量的增长，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信贷量占GDP比重这一变量，该指标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
（4）出口占GDP的比重（exp_gdp），用于衡量对外贸易水平，研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5）城镇化率（urban），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为了控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率的指标。
（6）产业结构（in_str），使用工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该指标逐步向工业或者服务业侧重是否会对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对本研究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7）交通客运量（tran），本研究使用年客运量来衡量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水平。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本研究在模型中使用时间虚拟变量dt（2007及以后的年份等于1，以前为0）区分统筹城乡政策实施前后的样本，使用地区虚拟变量du（对处理组样本，即重庆的区县，取值为1；对控制组，即浙江的区县，取值为0）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二者乘积du×dt的系数即是双倍差分法所评价的干预效应的结果β3。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变量数据来自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选用2004-2013年重庆市4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处理组，使用浙江省9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面板数据作为控制组。
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区划调整。由于2011年重庆市调整了部分行政区划，撤销万盛区和綦江县，设立綦江区；撤销双桥区和大足县，设立大足区。因此《重庆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双桥区和万盛区2011年以后相应指标的数据。为了让本研究所构造的数据集是平衡面板数据集，我们对被撤裁掉的区县数据进行了估算，具体来说，本研究按照2010年万盛区和綦江县在各项指标中各自所占比例，估算合并后的綦江区中万盛区和綦江县2011年以后的各项指标数据。同理，可从合并后的大足区中估算出双桥区和大足县的各项指标数据。
关于县级行政区的资本存量估算问题。各类文献和相关统计资料都没有提供分区县的资本存量数据，如《重庆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我们必须对这一关键变量进行估算。本研究依照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对重庆及浙江各区县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一般永续盘存法的计算方法是选定一个基期，并估计基期的资本存量，之后的资本存量通过简化后的永续盘存方法估计。
其中K代表资本存量，i代表第i个区县，t代表第t年，I代表第i个区县第t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δ代表经济折旧率。
通过分析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发现，重庆市和浙江省各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体上都保持均衡增长，因此本研究参考汪锋等[20]的做法，假设各县级行政区在起始年份有基本相同的资本产出率，然后通过2004年各个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总投资额比例确定各个区县初始资本存量占全市（省）初始资本存量的比例来估算各县级行政区的初始资本存量。对于重庆市和浙江省基期的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本文直接引用单豪杰[21]对浙江省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和康继军等[22]对于重庆市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并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比例的平均值估算各区县的基期资本存量数据。
对于公式（6）中的折旧率δ，我们依据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给出的每年的折旧额，用各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省总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作为各区县折旧额占全省折旧额的比例，估算出各区县每年折旧额，以此得出各区县各年度的折旧率。
估算出两组样本各区县基期资本存量、各年度折旧率后，根据式（6）进行后续资本存量的计算，并用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计算出的各年度资本存量调整至基期价格水平，得到重?c市和浙江省各区县2004-2013年资本存量K的数据。
（三）研究结果及经济意义解释
考虑到参数的内生性，本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式（5）进行参数估计，为保证GMM估计的一致性，本文进行了模型的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Sargan检验chi2（32）=33，伴随概率p为1.000，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通过了Sargan检验；Arellano-bond的AR（1）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062，Arellano-bond的AR（2）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544，表明模型中不存在残差项的二阶自相关，差分残差项服从AR（1），通过了自相关检验。
此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很好地刻画了实施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规律。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经济变量的惯性，存在惯性是宏观经济变量的特点，一阶自回归项L1的系数显著为正，结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表2中，最重要的是体现统筹城乡政策实施效果的du×dt的系数。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它实际上是双倍差分估计量，衡量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净效应，该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2007年前后，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大于没有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具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实施前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比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说明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确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检验统筹城乡政策对相关控制变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各个控制变量按年度计算增长率并进行两次差分，得到了差分结果以及双倍差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最后一列的双倍差分结果反映了统筹城乡政策对重庆市这些变量的影响，与浙江省相比，统筹城乡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的相关控制变量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其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城镇化指标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的作用最为明显，对资本存量、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交通客运量的作用次之。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下面对表2中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进行简要解释。
资本存量（lncapitalk）系数为负并在方程中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gov_gdp）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该结果反映了目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结论从政府支出的金额总量和支出的投向两方面得以体现。在金额总量方面，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说明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体现出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必然趋势；在政府支出投向方面，图3描述了2004-2013年重庆市政府支出投向各个行业的平均比例，由图可见政府支出更多地投向了公共科学文化、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而这些产业较多集中于主要城区，仅有较小部分用于支持农林水利的发展，对城市的投入力度明显大于农村，难免会增加城乡的不平等性。
出口总额占GDP比重（exp_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和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出口贸易目前多集中于较发达地区，主要拉动的是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例如毛其淋[23]使用中国1995-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虽然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出口贸易，表面上看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该因为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受到限制，总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是有益的。
城镇化指标（urb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果也验证了之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例如，陆铭和陈钊[7]发现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李江涛、张杨勋和罗连化[24]选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支持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衡量产业结构（Industry Structure）的工业产值和总产值的比值（in_str），其系数估计结果显示，逐渐偏重于工业的产业结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一直是重庆的支柱产业，许多国内外知名的汽车、摩托车和钢铁企业选择在重庆落户，因此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转型十分值得关注。如图4所示，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后，重庆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向工业偏重， 2004-2012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004年的45%增加至56%。这一转变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毕竟统筹城乡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必将推动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交通客运量（tr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重庆地区的减贫也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和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如康继军等[25]在其研究中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高颖和李善同[26]用CGE理论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贫困的可能渠道，研究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大幅降低转移成本和大量增加农村在城市中的转移劳动力，在减贫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李文[27]利用匹配方法，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对相对贫困地区人群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道路交通的建设对于不同的农户群体所带来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道路交通的建设给贫穷农户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
最后，用以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指标（loan_gdp），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不显著。此结果不支持本文变量设定部分的假设，即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进而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缩减贫困并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模型（5）的实证结果表明，用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并未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也符合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现状，关于该问题的解答学者们远未达成共识。由此可见，金融发展有其特殊性、排他性和门槛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
五、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利用双倍差分法，对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的实施确实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使得重庆地区城乡收入比相对于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速度快于未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重庆地区统筹城乡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实现的。然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政府支出、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等，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因素未能有效地缩小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方面的改进应该是统筹城乡政策实施的下一步目标，于是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农林牧渔与水利等的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具有递减性，政府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应当权衡资金投向农村地区建设农林水利的效益是否高于投向城市的某些产业，从而适当增加对农村建设的支出，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城市产业投资过剩产生的扩散效应与涓滴效应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
第二，政府应继续维持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虽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了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进出口贸易的日益活跃，明显改善了地区投资软环境，而软环境衡量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许是存在类似于倒U曲线的关系，随着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开放，必将全面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农村进步，并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