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1

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是推动城乡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途径。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第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学习科学发展观有五个统筹，首先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首先要统筹好城乡发展问题，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二，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对农村来讲，就是使农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我国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在农村，如果农村很乱，那怎么能和谐？所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城乡差距扩大问题，解决农村矛盾问题，实际上是整个和谐社会非常重要的基础。现在，中央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重点放在农村，同时还要保障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村民生、维护社会公平，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自然农村就稳定和谐了。

第三，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完善经济体制的要求。现在国家被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差别比较大的区域，实际上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市场，主要问题就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土地流转、资本流动、就业转移、人才交流、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交流还不是很充分。所有的农村资源都是单一向城市流动，形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这对农村发展非常不利。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破除城乡分割体制，加快形成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机制，才能完善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第四，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所谓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使全中国13亿人口都能够享受到好处。现在，城市里的小康已经实现了，而农村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最困难的或者是最重点的地方都在农村，农村是经济发展最有潜力的地方。

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措施

第一，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关系着广大农民的幸福安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到2009年底，全国已经有了9238个县级医疗机构，全国大约有2400多个县市级单位（不包括城区），每一个县级单位有近4个医疗机构。还有3.8万家乡镇卫生医院，63.3万个村的卫生室。而且，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现在，全国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是8.33亿人，94%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下一步还应继续巩固和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报销标准。另外，要尽快全面完成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规划，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范围。

第二，加大文化设施投入力度，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主导建好三级设施。县（市）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功能互补、联建共享”的原则，完善重大文体设施体系，建设好图书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馆、青少年宫、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乡、镇要把建好乡镇文化站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积极组建集图书阅览、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健身、青少年校外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站，大力推进县镇两级图书馆图书流通互动、通借通还，实现资源共享。在村一级，根据行政村规模日益扩大的实际，因村制宜建设一批方便群众就近参与活动的分散的文化设施，如“三点一室”、全民健身路径等，努力构筑15分钟文体活动圈。

第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筹资，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虽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在部分地区试点，但由于覆盖面太窄，难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因此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要完善农村救助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强化地方政府职责，足额落实资金，合理掌握标准，切实做到应保尽保。解决好农村居民最低保障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困难问题，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策，确保供养水平达到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完善农村受灾群众救助制度。落实好军烈属和伤残病退伍军人等优抚政策。同时要大力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加大农村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第四，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加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到城里打工是全世界的规律，英国在100年之前，美国在100年之前，还有其他各国都有这样的过程。只有把农民转移出来，城镇化才能加快实现，工业化也能加快完成。可问题是，来城里打工的这些人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待遇跟城里人是两张皮的话，那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中央提出要善待农民工，要求农民工在进城以后，在子女上学、保险、保障方面跟城里人享受同样的待遇。

总之，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谋划、统筹安排，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消除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使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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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保平，梁炜.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态势、模式和路径选择［J］.财经科学， 2008，（10）.

［4］ 柳思维，晏国祥，唐红涛.国外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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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2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4-0028-04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大战略，其目标指向为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城乡一元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内容指向为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路径指向为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及农业工业化。地方本科高校植根于所属区域经济，其融入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既有利于地方本科高校的专业链对接区域经济的产业链，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达切性，有利于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也是高校本身行使社会服务职能的客观要求。由此可见，地方高校与所属区域经济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和现实意义，在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互补性和互惠性。实施校地互动战略，是地方本科高校参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具有重大意义。

一、校地互动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涉及社会经济、医疗卫生、生态环境、文化教育、空间景观等方面，校地互动的内容具有广泛性。有学者研究指出校地互动是指高等学校与学校所在区域或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相关社会组织（如行业系统、企业、科研院所、地方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通过一定形式整合各自掌握的资源优势，并生成新的资源优势，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进校地相互合作、共生共赢和科学发展[1]。由此可以看出，校地互动具有四个要素：一是合作的对象，校地互动作为主体之一的高校，其“互动”对象可以是地方政府，也可以是行业系统、社会企业、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说明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区域需求具有广泛的相关度，为校地互动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合作领域和范围是高校所能涉及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职能，就城乡一体化这个特定范畴来讲，主要包括亲农型人才培养，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培训，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规划、社区管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支撑、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领域。三是合作的途径为“整合各自掌握的资源优势， 并生成新的资源优势”，如专业与产业对接工程，高校发挥专业优势，社会发挥产业优势，共同推动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企业的技术更新等，如人才共育工程、高校开放办学社会积极参与，既可以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又可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人才短缺的现实需求问题。四是合作目标，高校通过校地互动战略能够有效融入、助推城乡一体化进程，并在合作中实现办学内涵的深化、办学实力的增强、高校职能的落实，最终促进合作方有机整合，“共生共赢、科学发展”，这是校地互动的价值基础。

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校地互动的意义

（一）有利于发挥高校人才培养优势，助推地方人才战略的实施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人居环境、政策、生活水平差异较大，人力资源向大城市集聚。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本科高校校地互动在优化地方人力资源结构上有两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一是契合区域经济社会需求，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地方高等院校是所在区域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来源。高校应调整和规划好办学定位，围绕地方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定符合高校自身定位的人才培养方向，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具体来说，高校要认清自身合理的服务半径，主动结合服务区域的经济特点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常熟理工学院围绕苏州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主动将专业群对接产业链，设置了与地方产业发展吻合的电梯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技术等专业和专业方向，并大力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受到地方企业和社会的欢迎，毕业生供不应求。二是开展农民培训，推进农民市民化。人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中小城市优秀人力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地方本科高校应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大力开展农民教育与培训，引导农民从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转变，即适应从分散居住向集中居住的生活习惯、交往方式、城镇文明的转变，变“被动城镇化”为“主动城镇化”；引导农民以农业耕种为主向工业、服务业等就业方式的转变，即适应不同就业方式对劳动力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提升农民的科技、信息和服务水平。

（二）有利于发挥高校科技优势，驱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地方高校以其知识创新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推动地方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提高地方经济发展实力； 地方以其创新所获得的物质资料和经济资源“反哺”地方高校，推动高校知识创新，再度传递给区域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动发展系统，实现高校与地方互动共生与和谐发展[2]。城乡一体化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农业工业化，涉及农业产业的信息化、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可以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促进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提升创新能力；可以培育涉农类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和现代信息技术产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可以引领农业从传统耕种向产业化、生态化和集约化转型，驱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三）有利于发挥高校人才集聚优势，促进区域文化战略的提升

高校是社会文明的发射源，高校文化具有引领社会文化的功能。美国学者克拉克指出，“大学作为我们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3]。地方本科高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理应以自身文明引领社会文明，以自身文化影响社会文化，以自身努力促进农村文化的提升发展，既是自身文化优势发挥，也是文化自觉、文化担当的一种表现。通过校地互动战略，高校文化可以吸纳和融入地方元素，丰富自身大学文化，而且高校还可以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协助地方挖掘、整理和保护区域文化，特别是打造城乡融合、文明互助的城镇文化，激发地方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繁荣。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校地互动的现实困境

（一）观念制约

校地互动战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高校与区域经济所属政府及其相关组织形成了合作意识和观念。在我国，由于高等教育发展具有自身的阶段和特点，在校地互动等相关领域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还存在不少观念上的问题，如有的地方政府认为高校只是所辖区域一种特殊形态的“下属单位”，所谓校地合作是高校理所当然地服务区域发展，认为合作只是走形式、走过场，不予重视，这是一种表现；还有一种思维，表现为急功近利，政府追求效果，马上要影响，企业追求效益，马上要成果，高校追求实惠，马上要资金，政府高高在上，企业急急忙忙，高校不紧不慢，合作不在一个节奏，不能同频共振，形成不了真正的“互动”，很难取得实效。

（二）制度制约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构建了以合作紧密、内容广泛、稳定持久、应用性强等为特点的“企业孵化器”、“科技工业园区”等校地互动合作模式；在德国，形成了以目标的稳定性、过程的持久性、效率的极大化、务实性非常强为特点的“双元制教育”“顾问合作制”等教育模式。在我国，从国家层面来看，虽大力提倡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社会、各类机构共同开展科技攻关和创新，也推出了协同创新的“2011计划”，但缺乏系统的文件、政策对校地互动进行支持或扶持，特别是鼓励高校投入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和要求还相对较少；另一方面，高校和政府的校地互动战略还需合作方根据各自资源优势和合作诉求进行顶层设计，形成相关制度，对校地互动的内容、要求、保障机制等予以固化。

（三）机制制约

我国高校开展校地互动战略于内于外尚未建立一定的运行机制，如地方政府鼓励支持企业、下属单位等主动对接高校的定期沟通制度，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的推进制度，政府支持校地互动的资金、政策扶持制度，合作单位的准入制度，没有资质和信用的单位定期清退制度等；高校本身也没有建立相关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来落实校地合作的内容，如成立专门的部门领导和推动校地合作，建立考核、激励和评价机制，在教师科研、职称晋升、收入分配等方面予以政策引导。正因为缺乏校内和校外的运行机制，才出现了校地合作推进缓慢、合作氛围冷清的局面。

（四）权力制约

当下，高校的办学自比较有限，在经费来源、人才引进、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诸多方面都要受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制约，对办学所在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无法及时应答。如面对区域经济的新要求、市场的新需求、产业的新发展，高校无法及时应对，有时只能主动放弃，与机会擦肩而过，有时只能打“球”，效果大打折扣，影响与合作对象的互动成效。

（五）能力制约

高等教育资源较为封闭，辐射带动周边地区能力较差。一是科研转化能力低。高校科研成果主要以论文、专利等形式呈现，成果转化利用率低，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技术更新、管理创新的能力较低。二是人才培养适切性低。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人才培养质量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三是资源有效利用率低。高校资源有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科技发展能力低，本科院校有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但是就高校现有资源对社会开放程度较低，高校周边区域未能最优化的配置、利用现有资源，造成高校资源的隐性闲置。

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校地互动的对策建议

（一）准确定位，明晰校地互动的结合点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校地互动，有着特定的范畴与特殊的意义，要紧紧扣住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这三个目标来设计、规划和推进校地互动战略。对于地方本科高校来讲，要准确进行自身定位，明晰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哪些需要做，哪些可以做。具体来讲，一是要明确高校服务地方的办学定位，要树立立足区域发展、依托区域发展、服务区域发展、支持区域发展的理念，发挥传统的学科和专业优势，明晰服务面向，争取有所作为。二是要实现特色发展，根据地方产业结构、经济社会需求、文化发展诉求的实际情况，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上发挥高校优势，打造新的增长极，有效融入地方产业发展，助推城乡一体化进程。如济南大学搭建了“政府领导、学校为主、企业参与、共同发展”的平台，使济南大学成为济南市高层次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先进文化孕育和传播的重要基地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

（二）政策支持，聚焦校地互动的着力点

当前地方高等教育在开展校地互动战略时还需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的政策支持。在学校外部，一方面主要争取地方高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争取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特别是在专业设置、师资引进、职称评审、招生计划上给予充分自，便于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对外服务上能够与社会有效对接，在面对地方产业发展新动向、新要求时能够有效响应。另一方面，要争取校地互动对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鼓励地方企业、行业、政府部门与高校广泛合作，协同创新。高校内部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等，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引导高校师生自觉服务城乡一体化。

（三）健全机制，把握校地互动的关键点

健全的机制是保证校地互动落实的关键因素。高校与互动对象要建立沟通协调制度，共同规划合作前景、协商合作内容、定期研讨合作事项；要建立管理组织，确定工作职责，配备工作人员，专门推动合作事宜；可以尝试项目管理制度，以项目的形式开展合作；建立经费筹措和投入机制，可以从企业、政府、行业争取一些经费支持，高校也可以投入一部分对重点合作项目、重点合作内容，保障合作顺利开展；要建立考核、评价和激励制度，对合作的项目、人员进行业绩考核，并在职称晋升、成果认定、收入分配等方面予以倾斜。如常熟理工学院与常熟市政府共建汽车工程学院，常熟市政府投资800万元作为经费支持，建立由双方领导担任组长的理事会，领导合作共建工作，每年召开至少两次工作推进会，研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工作，取得了实效。

（四）建立平台，找准校地互动的切入点

工作平台是校地互动的有效载体，有助于合作项目的快速落地、迅速推进。一是合作共建校企联合创新平台。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科技创新是核心问题。企业与高校共建科学研究平台，既有利于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也可以帮助高校研究成果与市场对接，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和企业的资金优势。此外，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分布在农村的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亟需高校的科技支持，以帮助中小企业改变管理、经营和生产方式，提升工作效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孵化园，增强区域新兴企业的竞争力，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为城乡一体化提供持续动力。二是合作共建教育培训平台。校地共建教育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校企合作，帮助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优质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发挥高校教学资源优势、人才集聚优势，开展各类学历与非学历教育，针对企业、行业、政府部门及其附属组织人才提升需求，开展各类教育与培训，不断优化所在区域的人力资源。三是合作共建公共服务平台。城乡基础设置的差异一直是城乡一体化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良好的、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既是本科院校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高等院校所在区域发展的积极目标。校地合作共建公共服务平台，即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最大程度发挥资源利用效率，也可以减少重复投资，避免资源浪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如徐州市政府将创业园建在徐州工程学院，驻马店市政府将驻马店电视台、图书馆、体育馆建在黄淮学院，丰富了高校办学资源，也避免了重复投资。

参 考 文 献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3

（一）基础金融机构服务实现全覆盖

近年来云南省加快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农村金融基础服务机构全覆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惠农支付服务业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为农民提供了“成本低廉、安全、高效、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截至2013年4月末，全省惠农支付服务点数量达到11720个，服务惠及129个县的1235个乡10485个村，越来越多农户“足不出村”就可得到方便、有效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了偏远贫困地区长期存在的存款难、贷款难、结算难等问题，服务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取得了成效。农村地区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接入自身行内系统3073个，接入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1977个，覆盖面分别达945％和6081％。农村支付结算渠道进一步通畅，全省惠农支付服务点累计清算交易4128万笔、金额1526亿元，查询交易45028万笔。同时，云南农村地区非现金结算工具不断增加。截至2012年末，全省农村地区639个邮政储蓄网点和2231个农村信用社网点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业务，在14个州市建成了57个“刷卡无障碍示范街（区）”，全省农村地区共发放银行卡2817万张，农村非现金结算创新进程不断加快，非现金支付量增长278％。

（二）涉农贷款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截至2013年4月，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512963亿元，比年初新增30133亿元，增速高于全省人民币贷款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截止2012年12月末，云南省农村信用存贷款规模跃居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居西部农村信用社第二位，涉农贷款余额163564亿元。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云南省涉农贷款投向有所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田基本建设贷款同比少增，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科技、制造、流通等环节贷款及传统农林牧渔业贷款同比多增。2012年第三季度末，和年初相比，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贷款增加了3768亿元，农产品加工贷款增加了2592亿元，农业生产资料制造贷款增加4186亿元，农业科技贷款增加41亿元。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比年初增加1149亿元，同比少增754亿元，农田基本建设贷款比年初减少305亿元，同比少增5268亿元。

（三）新型金融机构稳步发展

近年来，云南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银监会2006年12月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2007年3月，首批村镇银行在国内6个首批试点省诞生，这是为振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创新举措。村镇银行最大优势是属于一级独立法人，具有决策迅速、产品灵活的特点。从当下来看，在农村市场，村镇银行是大中银行的有益补充，也是小微企业融资的又一根救命稻草。从2008年云南省首批村镇银行在云南玉溪和文山开张以来，现已发展村镇银行36家。至2013年4月，云南省已发展小额贷款公司498家，农村人均持卡达到069张。实现了“五个从无到有”，即村镇银行从无到有、覆盖全省16个州市，地方法人保险机构从无到有，“三权三证”抵押贷款从无到有、贷款余额近170亿元，小额贷款公司从无到有，覆盖全省127个县市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从无到有、涉农保险业务成为仅次于车险、企财险的第三大财产险种。

（四）金融服务改革创新持续推进

林权抵押贷款发展壮大。云南是林业大省，森林资源丰富，全省林业用地面积025亿hm2，居全国第2位。为将丰富的林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06年，云南省率先在全国开展了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截至2012年末，全省林权抵押贷款余额已连续3年居全国首位，实现“三权三证”创新发展。2012年，云南省在昆明市晋宁县、昆明市东川区、红河州开远市、文山州富宁县、保山市隆阳区、曲靖市富源县等6县（市、区）启动了以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房“三权”抵押融资为重点的“三农”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点。各试点县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以“三权三证”抵押贷款为突破口的“三农”金融服务创新。截至2013年4月，以上县（市、区）的“三权三证”抵（质）押贷款规模超过17亿元，成为云南省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大亮点。云南省加快“三农”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实现了“四个全国第一”，即林权抵押贷款余额第一，森林政策性火灾保险面积第一，首创经济林木（果）权抵押贷款，率先推出“惠农支付服务”业务。

二、云南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云南省农村金融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历程，但因为多种因素影响，农村金融目前仍是云南金融改革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扭曲配置

农业和农村发展急需资金，但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产生了抽血机制，使得金融支持农业乏力。由于金融机构的体制缺陷造成了农村金融资源的体制性逆向流动，如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县域的分支机构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从农村吸收的资金更多地投向回报高的产业和地区。农村金融资源从基层金融机构向上级金融机构集中，基层金融机构支农服务水平不高，对重点农户和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不到位。信贷资金由农业领域撤出转入非农产业领域，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抵押难，担保难，分散风险的机制不健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越来越严重，融资难度也越来越大且资金外流严重，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甚至出现了“金融服务真空”。这些问题源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还是一个服务于城市工业化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旧战略［3］。

（二）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多样性与金融供给

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现代农业、现代农民和现代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农村金融需求由过去的零散型向规模化转变，农业生产要素构成也由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由此带来了单笔信贷需求金额的增加和贷款期限的延长，而农村金融的供求结构还未能完全跟上这种变化。目前在云南一些农村地区，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离县域农村地区，政策性银行机构职能难以发挥，合作金融弱小，难以满足多种资金需求，邮政储蓄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存贷比总体较低，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有限，服务三农的能力受制约。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企业信贷需求一般在30～50万元，规模大的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万元，而农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储蓄银行提供的农户小额农贷一般在10万元以下，只能满足购买化肥等农用物资和从事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这种信贷模式严重滞后于现代特色农业的发展。

（三）涉农贷款结构单一与城乡统筹发展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云南省涉农贷款虽然在各项贷款中占有较大比重，但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农林牧渔生产、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方面，而对农业产生长远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出口所需资金支持不够。而且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经营上贷款期限设置过短，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化项目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量较大，贷款周期一般都较长，涉农贷款短期限与农村经济发展周期变化情况不相适应，给广大农村企业和农户生产经营融资造成困难。同时，涉农贷款主要局限于解决传统农业生产资金需求，对于农户多种生产经营贷款需求、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消费贷款，参与机构少，发放数量小。

（四）新型金融机构快速发展面临诸多难题

云南省原计划2009—2011年3年内成立130家村镇银行，但截至2013年4月，全省仅成立村镇银行36家。如果监管部门希望要大范围、批量化开设村镇银行，仍需寄望大型银行。但成立一家村镇银行的实际成本较高，大银行积极性并不高。短期内，要快速扩充新型金融机构的数量，难度较大。同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时间短，社会认知度低，也制约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如村镇银行是银监会批准设立的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一，但因业务品种单一，网点少，可信度低，吸储难，导致在贷款投放上捉襟见肘。与村镇银行相比，资金互助社人数更少，服务范围更窄，存款总量偏小，业务规模受到限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独立法人，贷款流程短，吸储难但放贷容易，导致存贷比居高不下，金融风险较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金融业务许可证，但不具备现代化银行结算功能，不能发行个人银联卡，结算渠道不畅，影响了各项业务的开展。这些问题都限制了新型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

三、助推城乡统筹发展，构建云南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议

（一）创新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完善农村金融组织

要解决云南农村金融“贫血”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努力走出一条可持续、可复制、多层次、多样化、普惠型的云南农村金融发展新路子，创新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主渠道机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由于在农村地区分支机构极少，无法将金融服务有效覆盖至全部农村地区，客观上不具备成为农村金融主渠道的条件，县级以下区域仍需依靠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现金融服务传导。2013年7月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民营银行设立在法律和政策上已无阻碍。建议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建设成金融支农的主渠道，进一步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并在条件许可的地区组建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低端市场充分发挥其支农作用和全方位金融服务直通车功能。此外，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旧村改造、现代物流、商贸服务项目需要融资时优先考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以增强其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和化解历史问题的能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应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满足多样化的农村金融需要。

（二）构建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伴随着农村金融需求的巨大演变，必然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改善民生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对金融服务提出需求。需要通过构建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解决金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一是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地区征信、担保、保险等制度体系建设，延伸现代支付清算网络在农村的辐射范围，促进金融要素合理流动、配置。二是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有选择地支持县域城镇化项目，并鼓励它们优先选择具有可持续性收益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低碳循环经济及农业现代化项目。三是在农村地区实现普惠式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增加网点设置，不断提高农民享受现代金融服务层次，使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金融服务［4］。

（三）提高涉农贷款投放效率，真正满足“三农”需求

在涉农贷款投放中，应注重细分市场，结合云南省农业发展规划和现状，充分利用区域差别化信贷政策，针对不同行业和地区“三农”发展的不同特点和需求，以加快农业产业化为核心，重点支持农村企业、高原特色农业、农用物资生产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积极支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优质企业到农村地区落户；积极支持云南农业、林业、畜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橡胶制品业、肥料制造及化肥批发等重点行业；继续保持对化肥生产、烟草制造、制糖等行业的国内知名企业的信贷支持，有效保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云南省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加大对部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拓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现代农庄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金融服务。利用好小企业信贷产品对涉农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信贷绿色通道。扩大林权抵押和林业贷款规模，支持“三农”服务产品创新。

（四）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创新

针对农村不同层次的需求者，创新不同的农村金融产品，更好地满足各类农村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经营大户、普通农户等的融资需求。全面推进以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三权三证”抵押融资为重点的农村金融改革，积极探索以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为抵押的金融支农信贷产品。引进和推广成熟的小额贷款模式，探索开展信用农户授信与银行卡授信相结合的小额信贷产品，创新银保合作信贷产品。针对农业产业化，探索“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专业市场＋农户”等新型信贷方式，并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抵押物范围，以创新农村金融服务［5］。引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挥网点优势，在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创设简易便民服务产品，为农民提供安全快捷的结算服务；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其后发优势，进一步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在资本市场、保险市场鼓励开发农村金融产品。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4

    (一)基础金融机构服务实现全覆盖

    近年来云南省加快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农村金融基础服务机构全覆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惠农支付服务业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为农民提供了“成本低廉、安全、高效、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截至2013年4月末,全省惠农支付服务点数量达到11720个,服务惠及129个县的1235个乡10485个村,越来越多农户“足不出村”就可得到方便、有效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了偏远贫困地区长期存在的存款难、贷款难、结算难等问题,服务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取得了成效。农村地区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接入自身行内系统3073个,接入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1977个,覆盖面分别达945%和6081%。农村支付结算渠道进一步通畅,全省惠农支付服务点累计清算交易4128万笔、金额1526亿元,查询交易45028万笔。同时,云南农村地区非现金结算工具不断增加。截至2012年末,全省农村地区639个邮政储蓄网点和2231个农村信用社网点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业务,在14个州市建成了57个“刷卡无障碍示范街(区)”,全省农村地区共发放银行卡2817万张,农村非现金结算创新进程不断加快,非现金支付量增长278%。

    (二)涉农贷款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截至2013年4月,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512963亿元,比年初新增30133亿元,增速高于全省人民币贷款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截止2012年12月末,云南省农村信用存贷款规模跃居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居西部农村信用社第二位,涉农贷款余额163564亿元。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云南省涉农贷款投向有所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田基本建设贷款同比少增,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科技、制造、流通等环节贷款及传统农林牧渔业贷款同比多增。2012年第三季度末,和年初相比,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贷款增加了3768亿元,农产品加工贷款增加了2592亿元,农业生产资料制造贷款增加4186亿元,农业科技贷款增加41亿元。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比年初增加1149亿元,同比少增754亿元,农田基本建设贷款比年初减少305亿元,同比少增5268亿元。

    (三)新型金融机构稳步发展

    近年来,云南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银监会2006年12月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2007年3月,首批村镇银行在国内6个首批试点省诞生,这是为振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创新举措。村镇银行最大优势是属于一级独立法人,具有决策迅速、产品灵活的特点。从当下来看,在农村市场,村镇银行是大中银行的有益补充,也是小微企业融资的又一根救命稻草。从2008年云南省首批村镇银行在云南玉溪和文山开张以来,现已发展村镇银行36家。至2013年4月,云南省已发展小额贷款公司498家,农村人均持卡达到069张。实现了“五个从无到有”,即村镇银行从无到有、覆盖全省16个州市,地方法人保险机构从无到有,“三权三证”抵押贷款从无到有、贷款余额近170亿元,小额贷款公司从无到有,覆盖全省127个县市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从无到有、涉农保险业务成为仅次于车险、企财险的第三大财产险种。

    (四)金融服务改革创新持续推进

    林权抵押贷款发展壮大。云南是林业大省,森林资源丰富,全省林业用地面积025亿hm2,居全国第2位。为将丰富的林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06年,云南省率先在全国开展了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截至2012年末,全省林权抵押贷款余额已连续3年居全国首位,实现“三权三证”创新发展。2012年,云南省在昆明市晋宁县、昆明市东川区、红河州开远市、文山州富宁县、保山市隆阳区、曲靖市富源县等6县(市、区)启动了以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房“三权”抵押融资为重点的“三农”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点。各试点县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以“三权三证”抵押贷款为突破口的“三农”金融服务创新。截至2013年4月,以上县(市、区)的“三权三证”抵(质)押贷款规模超过17亿元,成为云南省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大亮点。云南省加快“三农”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实现了“四个全国第一”,即林权抵押贷款余额第一,森林政策性火灾保险面积第一,首创经济林木(果)权抵押贷款,率先推出“惠农支付服务”业务。

    二、云南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云南省农村金融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历程,但因为多种因素影响,农村金融目前仍是云南金融改革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扭曲配置

    农业和农村发展急需资金,但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产生了抽血机制,使得金融支持农业乏力。由于金融机构的体制缺陷造成了农村金融资源的体制性逆向流动,如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县域的分支机构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从农村吸收的资金更多地投向回报高的产业和地区。农村金融资源从基层金融机构向上级金融机构集中,基层金融机构支农服务水平不高,对重点农户和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不到位。信贷资金由农业领域撤出转入非农产业领域,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抵押难,担保难,分散风险的机制不健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越来越严重,融资难度也越来越大且资金外流严重,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甚至出现了“金融服务真空”。这些问题源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还是一个服务于城市工业化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旧战略[3]。

    (二)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多样性与金融供给

    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现代农业、现代农民和现代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农村金融需求由过去的零散型向规模化转变,农业生产要素构成也由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由此带来了单笔信贷需求金额的增加和贷款期限的延长,而农村金融的供求结构还未能完全跟上这种变化。目前在云南一些农村地区,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离县域农村地区,政策性银行机构职能难以发挥,合作金融弱小,难以满足多种资金需求,邮政储蓄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存贷比总体较低,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有限,服务三农的能力受制约。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企业信贷需求一般在30~50万元,规模大的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万元,而农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储蓄银行提供的农户小额农贷一般在10万元以下,只能满足购买化肥等农用物资和从事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这种信贷模式严重滞后于现代特色农业的发展。

    (三)涉农贷款结构单一与城乡统筹发展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云南省涉农贷款虽然在各项贷款中占有较大比重,但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农林牧渔生产、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方面,而对农业产生长远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出口所需资金支持不够。而且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经营上贷款期限设置过短,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化项目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量较大,贷款周期一般都较长,涉农贷款短期限与农村经济发展周期变化情况不相适应,给广大农村企业和农户生产经营融资造成困难。同时,涉农贷款主要局限于解决传统农业生产资金需求,对于农户多种生产经营贷款需求、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消费贷款,参与机构少,发放数量小。

    (四)新型金融机构快速发展面临诸多难题

    云南省原计划2009—2011年3年内成立130家村镇银行,但截至2013年4月,全省仅成立村镇银行36家。如果监管部门希望要大范围、批量化开设村镇银行,仍需寄望大型银行。但成立一家村镇银行的实际成本较高,大银行积极性并不高。短期内,要快速扩充新型金融机构的数量,难度较大。同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时间短,社会认知度低,也制约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如村镇银行是银监会批准设立的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一,但因业务品种单一,网点少,可信度低,吸储难,导致在贷款投放上捉襟见肘。与村镇银行相比,资金互助社人数更少,服务范围更窄,存款总量偏小,业务规模受到限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独立法人,贷款流程短,吸储难但放贷容易,导致存贷比居高不下,金融风险较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金融业务许可证,但不具备现代化银行结算功能,不能发行个人银联卡,结算渠道不畅,影响了各项业务的开展。这些问题都限制了新型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70-04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部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但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也面临许多问题。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试结合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的主要思想，探讨推进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

1.城乡融合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就城乡统筹问题在某一著作中作过专门集中而系统性的论述，其城乡统筹思想的火花散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论住宅问题》《资本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1]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首先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概念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渊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立足当时城乡发展的状况，批判地吸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关于城乡关系和发展的观点，在肯定了城市的出现、城乡功能分离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进步性的基础上，天才地提出自己的城乡融合的思想。他们认为，城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僵硬的、一成不变的，未来社会绝不会固化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城乡平等与协调，即城乡融合。所谓城乡融合，就是“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2]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本体论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不是某些产业之间的融合，也不是社会某些领域之间的融合，而是指社会整体各子系统之间优势互补、协调统一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态势，是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3]

2.城乡融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影响全局的环节。只要“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4]157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5]57

马克思的总体思路是：“古代社会浑然一体、无城乡之间差别——私有制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加深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抗——废除私有制后，城乡之间由对立转为差别；随着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人类逐步消灭这种差别，从而使城乡成为兼容两者之优势而又避免两者之缺陷的新的社会统一体。马克思关于城乡‘同一——对立——融合’的历史辩证法，既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目标的价值追求，也符合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之所以城乡会重新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实现融合，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是农业发展和乡村摆脱愚昧落后状态的需要；其次是大工业发展和解决“城市病”的实际需要；再次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3.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走向城乡融合的基础前提。城乡二元分离和对立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够高：“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7]消灭城乡对立，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不断进步才能实现。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将为旧的分工的消灭、私有制的废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城乡关系也必将逐步由对立走向融合。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制度根源：“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5]57阶级的存在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外部分人的劳动和财富的剥削和占有，也就是主要生活在城市的剥削阶级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对大多数乡村的劳动者进行剥削和占有，使得城市越来越中心化，而农村则不断地边缘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城乡融合的社会条件。“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4]423只有消灭私有制，农村社会生产力才能获得根本解放，城乡间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才能获得根本改变，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

消除城乡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必须走过一段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8]

二、目前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1.体制弊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以其独有的特质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地位区别逐步凸显，城市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乡村文化则显得单一落后，封闭僵化。这种文化差异学者称之为“城乡文化距离”。

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城市——工业、乡村——农业”的导向模式得以施行，国家通过工农剪刀差剥夺乡村，造成乡村发展缓慢，生产水平落后。加之农产品购销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一系列城乡二元制度的实施，更是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反差，加固了城乡壁垒，强化了城乡文化距离，形成了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这种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特征在于：城市文化带着傲慢和偏见看待乡村文化，一些城里人往往带着高高在上的心态看待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城乡之间无法实现文化上平等的角力和对话。

2.观念障碍。城市经济的相对发达和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也决定了城乡人们思想观念的差距。有些市民阶层抱着天然的优越心理，对乡村文化的尊重不够，将乡村文化等同于贫穷、落后和愚昧，有意无意扭曲丑化乡村文化。而农民则有一种自然的自卑情结，在观念上对文化的重视程度比市民阶层低，认为文化活动是城里人的事，农民忙着干农活或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文化活动。这些思想观念，人为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划出了界限，成为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无形障碍。

在城乡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观念障碍还反映在地方各级领导和基层文化干部身上。他们作为城乡文化建设的主要实施者，存在着重视城市文化建设、轻视农村文化建设；重视农村经济建设，轻视农村文化建设的观念，缺乏统筹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思想。有的地方搞形式主义，农村文化建设无非就是放放电影、唱唱大戏，对关系到农民切身需求的科学培训、技术指导很少关心。有的地方搞形象工程，只注重文化设施建设，不重视文化设施的利用和管理，文化设施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门面性工程。这些问题都严重地制约了城乡文化事业的发展。

3.经济根源。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又是制约其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消费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和经济收入决定的。只有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用于吃穿等生活消费占收入比例会相应减少，而精神文化生活投入会相应增加。改革开放的发展尚没有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再加上农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较城市居民更强烈，所以，农民用于消费精神文化的支出偏少。

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由于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个人和企业很难自觉或被说服去投资农村文化事业，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村文化建设的开展仍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投入不足，用于农村文化事业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城市，据估算，“农村文化投入占全国文化事业费比重约为1/4，但农村人口却是城市人口的近1.5倍。”[9]由于农村文化事业经费不足，导致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开展文化活动也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农民接受文化的机会和渠道有限，从而也影响到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深入发展。

4.制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加大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文化工作整体呈现全面推进的良好态势。然而，相比而言，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诸多指导乏力的症状，农村的文化改革远远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乡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严重失衡。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文化管理体制落后陈旧。现有的农村文化管理模式是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至今依然保留着比较浓厚的“计划”的特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方式和内容由政府垄断，农民基本被排除在供给决策之外。“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品强制性供给制度所接受的是政府完全理性的既定预设，确信政府机构及官员比农民更加了解农民自身的需求，能够更好地代表农民实现其利益”，“无视农民在乡村文化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人为地造就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的集体缺席”。[10]陈旧的文化管理模式只会导致农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满意，农民的文化权益也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5.人力因素。马克思说“主体是人”，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是在实践中后天生成的本质力量，文化就是人的这种本质力量的确认，文化只能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主体。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但是当代农民离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增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难度，也为各种反文化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小农意识的狭隘经验性、落后保守性、自我封闭性、个人迷信性等特点，也直接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羁绊和掣肘。

文化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决定着城乡文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目前大部分基层文化干部年龄偏大，知识老化，专业化水平低，而且专兼职并存，更缺少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由于待遇低、地位低等问题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的稳定。很多农村文化人才，要么转移到城市发展，要么转行去做其他工作，农村文化传统大多也是后继无人。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更不愿深入农村基层发展。没有了文化人才，也就没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没有了基层文化形式的创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很难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三、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对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其城乡融合理论对我们在当代境遇下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1.坚持社会整体发展的视野，认识和构建城乡文化一体化。城乡融合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整体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城乡融合是多方面的，即指的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的融合。因此，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也应该坚持社会整体发展观，必须从社会整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的战略高度全方位地认识和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一方面，要切实解决好农村文化建设中“重经济、轻文化”的问题。和谐的农村文化建设，就是要正确把握新农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坚持农村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重，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中。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城乡联系、优势互补视角对文化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城乡文化一体化，不是农村文化城市化，更不是城市文化农村化，而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扬弃的过程，即双方互相吸引先进健康的因素、摒弃落后因素的互动演进的过程。所以，要坚持城乡并重、城乡互动、共建共荣的总体原则，统一部署、规划城乡文化发展战略，促进城乡文化的整体协调、优势互补发展。

2.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以城带乡，拓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也是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首先，要树立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和谐共存的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观点把城市文化取代农村文化作为最终目标与终极模式……然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理念却对传统的城乡文化模式提出了新挑战，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关照下的城乡文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它强调了城乡文化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11]城乡文化各有其特点的建设主体，它们分别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需要，突出不同的特色，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彼此的差异互补性，认识到两者是和谐共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其次，坚持“以城带乡，以城促乡”，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的主体作用，鼓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面向农村提供网点服务、流动服务；推动媒体办好农村版块，切实提高传播内容的针对性、质量性、有效性；积极引导机关、团体、市民等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加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的长效性、制度化建设；组织专业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开展群众性文化培训辅导，引导农民自办文化，增强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加强对城市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他们也成为城乡文化互动中的有力桥梁。

3.发展农村经济，加大投入，协调城乡文化设施建设。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富的物质要求，还可以形成充足的储备，一方面为消灭城乡对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12]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居民从孤立的、愚昧无知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才能使城乡人口都充分获得体力和精神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所以，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首要的前提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村的精神文化消费，逐步缩小城乡文化差距。

要高度重视、统筹规划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和支持。一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各地坚持“政府主导、量力而行、统筹规划”的原则，把农村文化建设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关心农民群众文化活动的实际需求，逐步加大农村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监督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建立严格的考核体制，制定奖罚措施，确保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落到实处。二是走社会办文化的路子。充分借助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投资、个人捐助和民间集资等形式参与文化建设。可以采用政策导向、社会荣誉、物质奖励等手段，创设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宽松社会环境，坚持政府带动和社会推动同步，协调城乡文化设施建设。

4.培养高素质农民，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农村文化消费需要经济支撑，但是更需要高素质的农民为基础。农民素质提高了，他们自身才会从心里真正形成对文化精神消费的诉求，才会真正发挥自己的文化主体功能。一是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使农民具有文化知识基础和智力基础。二是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三是培养其思想政治素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农民明辨是非的能力。

培养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建设好一支稳定的基层文化队伍，是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关键。要积极引导鼓励城市文化人才向农村有序转移，鼓励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努力做到“作者深下去、作品活起来”；特别是要选拔优秀大学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要打破传统用人观念，大胆发现、使用青年文化人才，为基层文化建设储备人才；要加大城乡文化干部和群众文艺骨干的培训力度，提高文化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思想素质；要面向农村，培养农民文艺骨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夯实农村文化人才的群众基础；要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支持基层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5.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今天，无论是大众媒体的宣传，还是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也都过分宣扬以现代化、城市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而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实现，同样需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才能真正地促进文化繁荣发展。这也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农村文化的地位。农村文化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农村文化是传统文化延续的主要空间，传统文化发展的成熟程度一定意义上也是由农村文化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因此，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发与利用民间文化资源，既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长远需要，也是实现城乡文化互动交流的有效途径。要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出发点，挖掘农村优秀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源；要对文化资源进行筛选分类，从内容上、形式上赋予时代特色，给农村文化资源提供亮相的舞台；要积极开发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文化项目，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开拓农村文化进城的渠道，“走出去”和“引进来”相互结合，真正实现城乡文化的互动与交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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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莉.城乡一体化中农民文化权益保障问题探析[J].农村经济，2011，（6）.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6

2.有助于推动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量化研究。目前，城乡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量化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和解析，有利于采取有效对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为此，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但大多是从数量上进行绝对值差异的比较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种系统的、直接展示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指标体系。从国内已有的相关指标体系研究来看，如农村全面小康指标、城乡一体化指标、城乡关联指标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了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问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鉴于此，本书作者以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为观测点，初步拟定一套反映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研究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差异的现状，深入探讨造成差距的各种因素，推动在其研究过程中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3.有助于推动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入。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要求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宏观高度，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之中与城市发展进行统一规划，改变“重工轻农”的城市偏向。统筹城乡发展是政府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其宗旨和目标是使城乡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基础上来实现。目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其现实意义的认识上，研究城市问题时不再局限于城市，研究农村问题时也会考虑到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为中国实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客观要求和客观背景，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措施。对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城乡的经济差距上，包括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生活条件差距等方面。的确，这些差距很大，但是，更不能忽视非经济差距，如就业权、环境权、公共设施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所以，要从消除城乡公共物品的差距入手，消除城乡之间在户籍、劳动就业、迁徙、义务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最终消除经济上的差距。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公共物品供给涉及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是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由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造成的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二元化格局，理论界的学者从各个侧面进行了研究，有的从统筹二元财政结构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的从统筹二元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对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和城乡生活质量差距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对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状的描述和政策的把握上。显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作者以“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均衡化”为基本命题，因为公共物品涉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有关民生的重要问题，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均衡化”更含有普遍、人人享有、公平、协调、和谐之意，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宗旨就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均衡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公共物品，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研究，能够推动国内理论界对于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4.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城市和农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农村两者关系上的集中体现。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系统中去考虑，不能厚此薄彼、偏顾一方，以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用这种思路研究城乡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就跳出了传统的就农村论农村、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限，而站在国民经济全局的角度研究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这也正是作者的立意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以政策性应用研究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关系成为理论界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领域，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展开讨论，如城乡关系不协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城乡关系转型与城市化发展，如何通过消除城乡分离与对立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城乡关系需要哪些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供给，等等。这些只从宏观上进行的研究对于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显然有些不够深入。本书作者以公共物品供给为切入点，从微观视角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演进规律，认为按照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要求，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机制要实现不同层次的创新，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校正严重失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构建全新的城乡公共物品均衡供给的战略框架，使中国城乡关系真正趋向协调。

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是以城乡关系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科学考察为基础的，包含着城乡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全面融合的丰富内容。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未来社会将实现城乡融合，而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本书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中求解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给转型目标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目标，并对其可行性及特征进行展望，试图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目标模式中有所作为，从而深化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

因此，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立论依据，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对城乡二元公共物品供给进行研究，是一个集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于一体的问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性问题，它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农村，也关乎国家的整体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7

[摘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城乡建设与发展实践，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推进了我国城乡关系深入发展，进而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是“三论一体”的有机整体，科学地回答了城乡关系如何发展，城乡关系为何发展，以及如何推动城乡关系深入发展等重要问题。一是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论，主要展现城乡关系由“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揭示城乡融合实现的必然性；二是城乡关系演进的动力论，主要揭示生产力、社会分工等在推动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城乡融合实现的方法论，主要探讨城乡融合实现的基本条件，提出实现城乡融合的策略和措施。[1]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城乡建设与发展实践，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创新发展；同时，又坚持运用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导新实践、化解新矛盾、解决新问题，促使我国城乡发展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探索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断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理论创新

城乡融合是共产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特征，实现城乡融合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城乡关系都渐进地向前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和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如何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有什么规律可以遵循？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党一直努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探寻答案，在回答的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创新。

1.深化对城乡矛盾非对抗性的认识

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矛盾论》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矛盾的非对抗性。他指出：“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列宁也曾指出：“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换而言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尖锐的城乡对立，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仍以城乡不同分工、城乡要素配置、城乡发展差距、城乡面貌差别等形式而存在。正是这种非对抗性的城乡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不断向着健康、协调、和谐的方向发展。

2.深化对城乡关系发展内涵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城乡关系发展内涵的认识。建国初期，主要侧重于以城市和工业为重心推动城乡建设，从政治、经济等领域推动城乡关系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主要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在深化城乡改革中不断推进城乡关系发展；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深化了对城乡关系发展内涵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系列战略举措，进一步拓展了对城乡关系的认识视角，丰富了城乡关系的发展内涵。

3.深化对城乡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

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解放和发展城乡生产力，消除城乡差别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关系发展会有不同的具体目标，但这些都是由根本目标所决定，并最终朝着根本目标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可见，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就是当前解放和发展城乡生产力、消除城乡差别和两极分化的现实目标；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就是当前推动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现实目标。

4.深化对城乡改革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改革在促进工农、城乡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在城乡发展改革上做出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促进了城乡建设和城乡关系发展。邓小平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改革深入了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不断改变着城乡关系的发展面貌。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明确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作为城乡改革的重要举措。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城乡改革必将在城乡关系发展中产生更加深入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开创城乡关系发展的新局面。

5.深化对工农城乡互动关系的认识

在推动城乡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关系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15年4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党果断采取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着力推进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推动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动态平衡、协同发展。

（二）实践创新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城乡关系，要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法，这些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去探索，需要用实践来回答，更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通过推进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业生产“集体化”、促进重工业和轻工业共同发展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改变着城市和农村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着城乡关系发生深刻的历史变化。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根据新的发展形势，深入推进了城乡发展领域的改革与实践：一是贯彻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取消了农业税并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全面部署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并在重庆、成都等地开展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实践经验；三是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在“四化同步”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努力探索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法与途径，深入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实践创新。

1.大力发展和壮大乡镇企业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财政支持、政策倾斜和立法保障，大力推进了乡镇企业发展。经过30余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农民转移就业的主渠道，成为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可以说，通过推进乡镇企业发展，成功探索了一条社会主义农村工业化道路。

2.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党推出了废止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改革农村土地政策、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政策制度，采取了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强化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引进农业技术人才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逐步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

3.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浦东等地改革试点，到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从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改革，到逐步形成系统化战略思路和战略举措，我国新型城镇化走过了从大胆探索到逐步成熟的过程。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49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市数量达到658个，建制镇数量超过20000个。城市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通过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有效地探索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4.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

我国城市和农村长期以来分割发展，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为改变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我们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并推进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健全对“三农”的投入机制，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房产权改革，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让农村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二是将城市和农村作为整体看待，推动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保险市场体制建设，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配置，努力消除劳动力就业壁垒，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三是逐步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推进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体制建设。通过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建设，有效促进了“三农”发展，推动了农民增收，缩小了城乡差距，增强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8

在由工业、城市和消费文化所主宰的社会行动逻辑中，人们选择离开世代居住的乡土，奔向城市，奔向异乡。自然、农业和故土，逐渐被固化为野蛮的、不开化的，而工业和城市生活成为理性、科学和文明的象征。

然而，事实上，在这样一种社会行动模式中，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和工业都被严重地扭曲了，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与大地母亲的有机联系。作为文明象征的城市在不断膨胀，逐渐显露出似乎更为野蛮的、无法驾驭的破坏性。人们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在城市生活中被中断，由此陷入废气、废水和废物的包围中。交通拥堵、无法有效应对的城市垃圾以及似乎无法驱散的雾霾，越来越成为城市文明无解的难题。而逐渐被遗忘的传统村落也在不断地没落和消亡。

“理性的铁笼”

或许正是经济全球化的某种社会和文化效应，今天即便是偏远凋敝的乡村也可能是某种抽象哲学的受害者。这种哲学就是近现代的意识哲学或理性主义。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借助于理性，我们可以完全把握世界，包括社会的真理。借助于真理性的、客观性的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就可以创造崭新的工业体系和技术文明。因此，所谓现代的就是科学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力量似乎就在于摆脱自然的制约。这种主体性哲学却最后锻造出“理性的铁笼”，造成对真实的人的自由的桎梏。

以现代城市为载体的经济体系和商业文明，成为迥异于传统乡土文明的一种崭新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体验。但是，消费主义的眩晕和个体主义的任性，使沉溺于商品和消费符号中的人们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站立在大地之上的，忘记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忘记了他们对土地应该有的亲情般的联系和呵护的责任。在城市商业体系中，土地作为房地产这种产业的要素，不过就是一堆货币符号，是一种支出，因而也有了被特定的人独占的理由。成长于城市和工业体系中的现代技术，终结了自然的有机循环，因此，也制造出现代技术本身无法控制的恶果。

社会治理的乡土之路

乡土是一种文化记忆，在当代社会治理中，乡土也是一种情怀和责任。回归乡土，是当代社会治理的富有建设性的重要维度。

首先，乡土文化和乡土记忆，根源于农业文化和农村文化。农村的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整体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积淀了宝贵的乡土文化。费孝通先生曾经在诠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特性时说，从基层来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是社会的基层。对于乡下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乡土艺术、乡土观念，在今天来看，仍然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当然，今天谈乡土，并不只是对传统乡村文化、乡土文化的一种简单的坚守，更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而是意味着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乡村没落和逐渐凋敝的严酷事实，在社会的整体建构中，要克服单向的城市化和绝对的工业主义的片面性，要高度重视乡村治理现代化在整体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根本地位。

农村为整个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战略的纵深，乡村的自然景观和生态有着重要的审美意义，乡村的人文脉络和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伦理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在整体的社会治理中，要以合理的手段和方法，引导人才、智力资源、技术和资金有序地向乡村流动，在社会政策和资源的安排中，切实做到城乡统筹、城乡均等。这是社会治理、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9

（一）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作为整个分工的社会化产物

城乡对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极度不发达，人们主要是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更多时候是靠耕作为生，这个阶段尚未产生城市。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后，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离，“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 随着社会分工日益深化，此时城市应运而生，开始了城乡分离甚至是对立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阐述城乡差别的，他们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服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观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农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

（二）城乡对立产生诸多弊端，但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

城市和乡村的出现和对立同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城市工业发展迅速，把农民从土地中大量地分离出来，但农民在成为城市工人之后并没有能享受城市的资源。城乡对立使得人口拥挤、房屋密集、垃圾遍布，空气污染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道“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并且由于庞大的城市居民群体衣食住行所消耗掉的巨额消费，使得土地不堪重负，农村的土地变得日益贫瘠，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也不断遭受破坏。除此之外，城市成为了文化活动的中心，乡村文化出现了断裂，恩格斯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并且城乡分离所造成的城乡文化的断裂又发过来加剧了城乡差别扩大的程度。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并不总是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历史意义，认为城乡对立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和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城乡分离又反过来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方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

（三）城乡融合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并揭示了城乡协调与融合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当时，米尔伯格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针对这一种错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他认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由此可见，废除私有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首要条件，而这一条件，必须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农村经济组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城乡对立根源及造成的深刻影响后，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阐述了城乡融合所需的条件，即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农村经济组织条件。物质条件是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和协调安排；“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社会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如前面所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农村经济组织条件是指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合作社组合成大规模经济。总之，城乡融合要以废除私有制作为前提，当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农村经济组织条件达到一定程度后，城乡关系就会从对立走向融合。

其次，强调农业现代化和技术化。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最重要的条件是，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并且实现所有社会个人对工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恩格斯指出：“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强调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之间的联合，提出使城市工人作为乡村农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马恩在其所设想的未来先进国家里认为必须要“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要成立产业军，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要废除小块土地所有制，因为现代科学技术要广泛地运用于农业中，必须要大规模的耕种土地。总之，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市场竞争。因此，要消除城乡对立，就必须重视农业的现代化。

最后，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实现城乡融合，并不是要达到城市和乡村之间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而是要消灭城乡对立所带来的农村愚昧和孤立的分散状态。由于城市是现代工业、商业和贸易的中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启迪了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和发展者对城乡关系的探索，包括了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二、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列宁在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和乡村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结合苏俄自身的实际，形成了一套具有历史性指导意义的城乡关系思想。列宁的主要城乡关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点。

（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在社会分工不明显的阶段，城乡分离问题尚未突出；而在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阶段则会导致城市和乡村的彻底分离。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尚不明显，农村的手工业者往往同时又是农业生产者。而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由于在私有制的催化下，工业和农业逐渐分离成了两大独立的部门，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

（二）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吸引农民离开农业流向工业，离开农村流向城市

在俄国，由于农业生产者受到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而工业工人的境况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向农业，甚至还流露出鄙视 ‘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哥萨克’，‘种地人’。”并且流向工业和城市的农民一般都是非常优秀的劳动者，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抢走了农村中的优秀劳动力，更加剧了农村的愚昧和贫乏。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消灭城乡对立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创造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相接近和为农业提供现代科学手段等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逐渐打破了旧俄国农业劳动者过去同整个外界隔绝的状态，乡村和外界的联系条件更加便利了，城市和乡村之间逐渐有了融合的趋势。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更具体阐述了三个使农业工人与工业工人相接近的条件，他说：“大机器工业在破坏宗法关系与小资产阶级关系时，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使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工业中的雇佣工人相接近的条件：第一，大机器工业把最初在非农业中心所形成的工商业生活方式带到乡村中去；第二，大机器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雇佣农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巨大市场；第三，大机器工业把机器应用于农业时，把具有最高生活水平的有技术的工业工人带到乡村。”

（四）俄国资本主义不能消灭城乡对立，预测城乡融合是未来趋势并提出实现途径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10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1-0048-04

在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可见，现阶段加快推进城乡统筹进程是党和政府的历史使命，是民生改善的重大工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现阶段城乡统筹的优化路径选择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统筹城乡的步伐更应该加紧。如成都市的经济在受到金融危机和大地震灾害双重挫伤下，依然保持较快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和资源的倾斜；另一方面也是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采取了优化发展路径。这对四川省其他地区以及全国各地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一)破除壁垒――城乡统筹的前提条件

城乡统筹的前提条件是破除发展的思想壁垒和行政壁垒。我国长期城乡经济体制的二元性及两类劳动者群体的划分决定了社会意识的二元性，社会意识的城乡二元分割就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破除的思想壁垒。统一城乡户籍制度主要是淡化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并不一定是加快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而是应该致力于放宽户口落户政策，降低户口迁移条件，使人口合理流动，让农民在离开农村后，有充分条件在城市展开其工业化生存。这其中的流动和工作生存是具有自由性的，而不存在社会对农民发展权的剥夺。错误的二元分割意识导致了政府政策和行动的二元性，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的矛盾加剧。在思想壁垒被攻破的前提下，政府政策导向的行政壁垒自然会被攻破。我们要明确，统筹城乡，并不是要消灭乡，而是要达到城乡联动，统筹部署，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均衡，城乡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发展。

(二)园地制宜――城乡统筹的必然选择

因地制宜，注重自主创新。统筹城乡发展要注意因地适宜，可能发展条件相似的地方可以采取相似的发展模式，但一般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发展模式。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体制条件等的差异，发达的城市、相对落后的郊区、绝对贫困的山区城乡统筹的方法应该因地而异；同一城市的农村发展应该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的方针。比如成都市锦江区的“五朵金花”能采取就地市民化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且“五朵金花”各有发展的侧重点，但是更远郊的农村城镇化就应该从本地“地情”出发。离市区近的农村可以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更快速步人城市化的正轨，但更远郊或者相对贫困的山区就应该着力于发展规模化的农业种植，着力点在于加快机械化农作物种植，一方面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更重要的是使农民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增长点。

(三)梯度推进――城乡统筹的关键之举

发展要典型带动、循序渐进、梯度推进。不存在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法。目前成都市与周边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火热加速推进，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远郊或者山区的农村城镇化还在刚启动或未启动阶段，这一方面表明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循序渐进、梯度推进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能坚定落后农村进行城镇化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政府应该作出具体梯度推进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战略，发挥大城市带动效应和辐射效应，完善大城市的“教”与小城市“学”的过程，实现梯度推进、重点突破、中心辐射和全面铺开的良好结合。远郊和相对更落后的山区的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是难点，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只有全国农村大规模的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真正达到以城乡一体化战略来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四)深挖特色――城乡统筹的根本途径

深挖特色资源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路径选择。特色资源是优势，是竞争力，是城乡发展的生命力。特色资源一方面能彰显地区发展优势，另一方面能凝聚地区发展力量。在统筹城乡过程中，农村各方面建设必须跟上，农村的生产能力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要实现现代化，农业资源要合理利用，特色要充分挖掘，形成竞争优势。比如成都市锦江区的“东篱菊园”突出的多种类和菊园的大规模，形成了“环境、人文、菊韵、花海”交融的特色发展方式，凸显“四位一体”的发展要求，达到了城与乡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的一体化发展。深挖特色的过程能有效避免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推土机”、“一刀切”，从而按一个模式、一个标准进行，把城乡一体化搞得千庄一面、千村一式的情况发生。

(五)耕地保护――城乡统筹的有力保障

耕地是农业发展的生命线，是农民发展的保障。城乡统筹过程中，必须注重对耕地的保护，保证粮食安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各地应该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出耕地保护底线，为全国守住18亿亩耕地作出应有的贡献。城乡统筹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农民数量减少、农民身份转换的过程。在征地动迁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耕地的减少，这就需要作出一些具体措施来保证耕地底线的“不动摇”，平衡恢复耕地的面积。保护耕地最紧要的是保护基本农田，坚决做到管好地，用好地，造好地。江西省坚决做到“四不”值得学习和借鉴：一是总量不减少。二是用途不改变。三是质量不降低。四是政府责任不含糊。这些政策充分有效地保护了耕地和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另外要加快农村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种植，把农村的小片耕地改造成利于规模化耕种的粮食产区，这有利于提高耕种效率和粮食产量。

城乡统筹的过程是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合力推进、选择优化路径的过程，这其中需要政府决策层面的突破，需要全社会合力推进，需要农民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摸索推进过程中会有曲折，但是只要措施得当、落实有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全国城乡统筹的大浪潮必将到来。

二、现阶段城乡统筹的基本经验

“着力点在城，着眼点在乡”，现阶段统筹城乡改革按照这样的核心发展思路取得了很大成效。尤其是成都和重庆这样的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自实行城乡一体化改革以来，城乡发展的成果是

有目共睹的。一方面，城市经济圈的拓展需要依托大量的土地来承载，而农村宅基地的复垦、置换恰恰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用地保障；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提供了就业、社保、医保、居住、教育等全方位的保障，继而为土地更大范围内的流转提供了条件，相应的城市资源要素在政策的引导下大量配置农村，带动农村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一)城市中心主义向城市协调主义的积极转变

城乡一体发展，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变城市中心主义为城乡协调主义。这其中包括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农村综合体制方面的转变。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基本上采取的是城乡分治政策，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在制度设计上，构筑了“重城轻乡”的二元结构，并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现阶段统一城乡规划，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就业、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体制，加快形成城乡公共事业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城乡资源的均衡配置，这有利于破除以往城市中心主义发展壁垒，促进“城”与“乡”产业融合，经济互助，要素流动，生活交融，能有效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更上一个台阶。城乡协调主义在目标上，注重城市带动农村；在实践上，突破以乡促城；在关系处理上，着力于城乡均衡发展。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有效区分发展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揭示了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城乡一体的社会发展方向，最终形成城乡互动共进、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二)赋予农民发展权，提升农民发展地位

农民是城乡统筹实践的最大主体群，农民是否获得发展权，关系到城乡统筹能否顺利进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格局，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发展权利和国民待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城市偏向决策机制形成的背后是我国农民权利的弱化，是农民利益集团的缺失，城乡统筹将着力于解决这一难题。城乡统筹的进程，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农民权益日益增强的过程，是农民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是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形成的过程。笔者预测，随着城乡统筹发展进程日益推进，一个新兴的介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中间阶层――“镇民”(“乡民”)将可能出现。他们不同于“农民工”这个群体，农民工只是在城市务工，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身份还是农民。但“镇民”(“乡民”)具有不同于农民工的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他们是城镇、市区里社区中的居住者，他们将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发展权利和国民待遇，城乡统筹过程实现了他们权利的“归位”；二是他们当中有现代农业的生产者，有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工人，一部分人靠规模化的农业种植为生，一部分人靠发展工业为生；三是他们享有租金、薪金、股金和保障金四部分组成的现代收入。城乡统筹的过程必将赋予农民更好的途径正常表达发展诉求，必将提升农民发展地位，形成统筹兼顾城乡利益的均衡决策机制，城乡真正的一体化才能实现。

(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市场有序运作

城乡统筹，政府是主导力量。不管是政策的选择和安排，还是体制的创新和机制的确立过程，政府的主导起关键作用。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要有总体部署，但是要有轻重缓急，有推进的先后顺序。政府的角色和定位，决定了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市在统筹城乡的过程中，采取政府主导、行政推动的行动方式，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方面，城乡统筹是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政府在引导中也应该顺应本地“地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相应调整政策，实现职能转变，力求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政府功能结构经历扬弃、重组、优化以及载体创新等过程，正是其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城乡统筹形成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确保效率优先的同时，通过政府统筹行为取向，调节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城乡利益关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政府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城乡统筹初期，政府主导，做到“弹钢琴”式管理，努力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各类社会条件。城乡统筹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应该做到调控有紧有松，做到“牵牛要牵牛鼻子”，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为城乡协调发展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给市场足够的自由运作空间，让城乡统筹有序有效进行。

(四)“三个集中”和“三个底线”的交融渗透

“三个集中”和“三个底线”的交融渗透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有益经验。在社会学家看来，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区域发展模式指的是在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的具体发展道路。前面我们谈到，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发展模式，发展的总方向应该一致，但具体发展道路应各有特点。成都市主要是推进“三个集中”：一是工业向园区集中，二是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三是农民向城镇集中，构成了成都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具体实践路线。这是城乡统筹在宏观政策层面的引导。另外一个作为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推进“三个底线”不突破：一是三千万亩耕地底线不突破，二是城镇化过程不能产生贫民窟的底线，三是土地流转过程不能出现私有化土地的底线。这是城乡统筹过程更具体更微观的政策导向。综观城乡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的过程必须力保“三个底线”不突破。“农民”和“土地”是城乡统筹过程最核心的要素，也是最需要保护的要素。“三个集中”指明了这些要素流动的方向；“三个底线”指明了对这两个核心要素的保护措施和保护目标。力争做到“三个集中”和“三个底线”的交融渗透，在城乡统筹过程中，我们应取各方政策之精华，形成大的发展方向，加速全国城乡统筹格局的形成。

三、现阶段城乡统筹的逻辑结论

顺应我国现代化的趋势，城乡统筹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实践路径正在逐步优化，实践的经验正在逐步积累，实践的意义正日益凸显。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志刚在“统筹城乡发展成都论坛”上曾讲到：“成都城乡统筹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安徽小岗村的意义。成都摸索出的成功经验，我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安徽小岗村的意义。”可见，现阶段城乡统筹意义之重大。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对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一化二”，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走城乡一体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目标，也是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强调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J。统筹城乡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符合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现状，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农村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管理手段现代化有机结合的实现过程，城乡统筹一体化是城市与农村人的结合、物的结合、管理手段和体制结合、科技合作的一体化实现过程。可见，城乡一体化进程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现阶段党和政府采取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各地具体实情的。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黄守宏在“统筹城乡发展成都论坛”上曾说到：“从成都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发展的光明前景；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未来；可以看到中国实现统筹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希望。”因此，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理论的深刻认识，也是适应社会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二)统筹城乡，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发展的重心在农业，发展的着力点在农民，发展的广阔空间在农村。本世纪初期到中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是必须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统筹城乡正是一步关键之策。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将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转移到扩大内需上来的，而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最大对象群体就是数量最多的农民，启动农村消费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要消费，就要有消费的条件，要有经济基础，统筹城乡发展的立足点就是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就顺应了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走向。从目前政策实施来看，城乡统筹能有效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构筑新型城乡发展模式，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效改善生态环境，缩小贫富差距，必将推进和谐社会的构成。

综上所述，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即城市化发展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出现向郊区辐射资源和优化产业的“逆城市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即农村有聚集城市资源的空间和大量劳动力等，有加快经济发展的冲力。因此，加快城乡发展对接和经济互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化路径，也是发展的逻辑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11

社区建设与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如何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与服务，如何引导城乡社区的健康和谐发展，实现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是当前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要求“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06年3月1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要求“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6年9月22日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决定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探索和试点工作。2007年3月29日，民政部印发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民政部决定从全国有条件的县(市、区)中确定一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用1-2年时间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活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进一步作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一重要部署。同时《决定》还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制度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方面，报告也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2008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党和政府不仅颁发了相关政策，还通过各种措施积极推动社区建设的实施，民政部也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将城乡社区建设作为各项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政部确定了251个县(市、区)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如武汉市全面推进以“致富门路清晰、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保障建立、社会和谐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区建设；长沙市在开福区、浏阳市、临澧县等积极开展社区建设实践。这些地区的社区建设实践和取得的积极成果论证了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和均等化的合理性，并为建设城乡一体化社区提供了经验。

一、社区服务均等化的背景

很长一段时间，社区建设的重点在城市，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视及投入严重不足。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内部趋力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凸显出来，在城乡二元格局的背景下，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与社区服务均等化也越发重要，因此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和社区服务均等化成为越来越受人关注的重大研究课题。

1.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与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统筹城乡发展，跳出了以往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发展思路，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大环境中统筹考虑。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统筹分配城乡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与社区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社区作为城乡的基本单位，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衡量其是否真正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

2.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社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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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产业划分，既有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村，也有以农业传统产业为主的农村；就集体经济发达程度而言，既有村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又有集体经济较差甚至没有集体经济的农村；就产业形式而言，既有农业、牧业、渔业等传统产业农村，又有工业、商业和旅游业等现代产业农村。同时城市社区最重要的功能是城市居民生活休闲的场所，而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其不仅是农民生活的共同体，还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地域，农村社区不仅承担生活服务功能，还承担经济组织和经济服务的功能。

.城乡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存在很大差距。我国社区建设一直以城市社区建设为主，农村社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社区建设始于世纪年代初，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单位制的解体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直到年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同时城市经济比较发达，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的各项改革也向更高层次迈进。但相对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由于起步晚，存在资金缺乏、领导认识不到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落后、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农民的参与度低、农村文化建设不足等问题。随着传统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减弱，基层组织建设滞后，农村的养老、助孤、济困、扶幼、助残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生活环境仍旧脏、乱、差。

城乡社区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和社区服务的均等化有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建设一个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城乡，因此建设一体化、均等化的城乡社区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举措。

二、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的意义

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把握发展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主要从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来促进城乡社区建设。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与均等化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社会基层工作，它通过对城乡社区自治、城乡社区管理、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发展，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义。

城乡社区建设是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社区建设活动，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城乡社区服务的均等化。城乡社区建设要本着全面性与重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长远性与近期性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推动，稳步推进，探索适合城市和乡村社区发展实际，具有指导意义的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实现途径，为我国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和均等化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与政策支持。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其中“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分别属于社区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建设、组织建设的内容，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几年一些地方也围绕着新农村建设，依托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整合农村基层资源，完善农村基层服务设施，增强农村社区服务功能，深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拓展农村基层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为积极探索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篇12

《阳泉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研究》课题研究从2008年3月份开始，由山西省城市经济学会负责撰写报告，到目前已完成。该课题报告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在对城乡发展理念的源起及理论发展脉络作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概述了阳泉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成效，探索了其基本经验，分析了阳泉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有利条件、面临问题和困难，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个课题报告主要有城乡发展理念与探索的回顾、阳泉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战略与实践、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对策建议、将阳泉市列为山西省及我国中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的建议四部分内容，字数约2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