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

2、食物：从多素少荤到荤素搭配和营养餐结合的搭配；

3、住：从简陋的土房板、房棚户区到居民楼和砖混结构；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2

改革开放绝非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那样简单，那只是属于第二次浪潮的经验。这个层面的经验对于象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太大借鉴意义。事实上，改革开放还有超越第二次浪潮的那一面，即关于变革本身的人类经验。

托夫勒早就预言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不存在以后下一步会是什么：“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者的手里。”前沿理念表明，未来方向将是发展“智慧星球”（Smart Planet，Smart在中文中就是“灵”―聪明与灵活）。

灵活（Smart）是第三次浪潮的神髓所在。信息化就是Smart化，电脑网络是实现Smart的数字神经系统，信息是Smart的血液，知识创新是Smart的表现。与Smart相反的，是第二次浪潮的坚固（Solid）。现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包括前苏联和华尔街投行。人类下一步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与Solid相反的经验。这正是改革开放所能提供的。

改革开放不仅“搞活”了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以灵活为特点的文明体系。

通过灵活来适应变革，在改革开放的经验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与变革本身制度化。

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后现代性在思想方式上的体现

实事求是，按字面的意思，是指从实际的事物中求得规律，它强调的重心在实事。前现代的特点，是脱离求是，去实事，人们称之为经验主义；现代性的特点，是脱离实事，去求是，人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后现代的特点，是寓求是于实事之中，特别强调求是不可离开实事，所以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许多人都把实事求是误会为经验主义，把后现代思维混同于前现代思维，把中国人想象成非洲原始人，这可是大错特错。中国人的思维不是实事，而是实事求是。后现代强调具体事物对于抽象事物的价值优先性，存在对于本质的价值优先性；但它又不象前现代那样，否定抽象事物和本质。这是改革开放中，中国人与众不同的根本的思想方法。

反观前苏联和新保守主义左右时的美国，是典型的僵化的现代性思维。为了所谓“政治正确”，总是一条路走到黑，而不管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种脱离“实事”的“求是”，把理性绝对化，走了现代性的极端。

后现代主义打破这种工业化思维的口号是胡塞尔提出的“回到事物本身”，他强调不存在抽象的普遍真理，一切本质，必须放回到它的具体存在中去。“回到事物本身”翻译成古汉语，就相当于“求是实事”―要求是，先实事。转换成英语思维，就是Context（语境、上下文）的方法。比如，国情就是一种Context。任何一个词（主义），都得放在这个“上下文”里，讲求意义与环境的匹配。信息化不同于工业化的根本之处，就是求解意义在每一处的不同，把它一对一地实现出来。

实事求是并不是在信息化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却暗合了信息化的精神。中国搞工业化之所以比别人快，除了其它原因外，较早挣脱了苏式僵化思维、美式僵化思维，比苏美更加灵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后现代思想方式的意义在于，它解决了真理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是变革时代的适者生存之道，是一种源于传统又达于未来的中国式的生存智慧。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后现代性在行为方式上的体现

改革，其实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解构与建构。三十年改革开放，解构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建构起“碎片化”的民营市场经济。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碎片化理性实践（而非人们误解的碎片化实践）。碎片化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是指群众分散地发挥首创精神而形成的诸多“伟大创造”，它起着解构和创新的作用；理性在这里是指对实践的及时总结和积累（相当于共同知识的演进生成），形成共同意志（实践理性）。这两个方面，就象实事与求是缺一不可一样，共同构成摸着石头过河的完整内涵。

在后现代主义实践观中，摸着石头过河被形容为“先开枪，后瞄准”。先开枪（喻碎片化实践），不等于不瞄准（喻理性），但强调的是，实践理性不是康德那种先验的纯粹理性，而是在实践中积累生成的共同知识，是事后总结的。先发展，后规范，就是“先开枪，后瞄准”的一种政策实践。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

在未来实践，特别是信息化实践中，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没有先例可循的事情，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克服长官意志和官本位的瞎指挥，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变的本身不变，是改革开放后现代性在制度方式上的体现

现代性主张将制度最优化，使之不再变迁；后现代性解构最优制度，将其变为演进生成的制度。如果说现代性制度将不变本身制度化，认为最优规则是不变的；后现代制度则主张将变本身（或“变的本身不变”本身）制度化。也就是说，把改革本身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改革不动摇，就相当于说变的本身不变是对改革的制度化。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3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 分权 地方政府竞争

中国三十年来的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缔造了“增长奇迹”。而正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展开围绕GDP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张军、周黎安，2008）。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分权让利的改革战略，这就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也包括向国有企业的分权。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竞争，从而保证了中国在体制改革并不到位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厘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部逻辑必须了解具有中国特殊的地方政府竞争，而这应该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

不同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改革之前的央地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并融入一些前苏联体制因素，建立起了单一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权力属于中央，地方的权力需要中央政府授权，服从中央的指令，并接受中央的监督。中央直接任命、调换和升迁地方官员来操控地方政治，并通过财政权控制地方经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弊端逐渐暴露，国家开始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1958年开始，中央进行了第一次权利下放，将大量的企业管理权、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劳动管理权、财税权下放到地方。但是在“大跃进”和“赶超英美”的背景下，由于权力下放过快过大，导致中央财力大大受损，也破坏了中央必要的统一性。于是中央不得不重新集权，收回了下放到地方的权力。

中央的第二次分权始于1970年，当时出于两个目的：实现出于军事考虑的地方自给自足和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高增长目标。这次权利下放，追求地方经济自成体系，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调控，又造成了地区分割、重复建设、管理混乱，于是权力又再一次集中。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放权—收权”的恶性循环之中，放权随意性较大，没有法律根据，全属中央政府为解决集权体制的弊端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在这一时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比如大跃进时期的虚报粮食产量；各地纷纷学大寨，争当南泥湾等（刘亚平，2007）。但这一时期的政治取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并不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地方政府的独立经济利益尚未被合法化之前，地方政府即使对某种稀缺资源有需求，也只能通过隐蔽的、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渠道来表达。这种体现为“政治内幕”，更加隐蔽的竞争渠道难以为人们所直接感知。但是这种竞争主要是争夺中央资源分配的竞争，竞争结果全凭中央政府的裁决，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仅仅扮演执行中央政府指令的工具角色，并没有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有效的激励因素。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分权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而展开，中央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如从1980年到 1984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的财政收入分成体制，1985 年的利改税改革，1987年的“财政大包干”。1980年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1983年启动了金融系统的分权改革。由于缺乏规范性的放权让利，衍生出地方政府非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和盲目，也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1994年开始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改革，产生了分税制和加强中央银行作用，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明确划分税种，在一定程度上从制度上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适度收紧了中央权力，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传统的“活/乱”循环模式因没有随着“一放就活”格局的重新出现而被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以往的“条条”为主转变为“块块”为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逐渐从改革之前的争夺中央资源的“奔向顶层的竞争”转向了发展本地经济的“扑向底层的竞争”。

改革前后的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

央地关系的变迁主要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以及这些权力的分配能否在制度上固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放权程度甚至比改革开放之后还大些，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更为激励。因为改革前各地方政府均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工具，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同质性个体必然表现出比异质性个体更加激烈的竞争（洛伦茨，2000）。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地方政府统御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地区差异化较大，其竞争激励程度反而会降低。但是，改革前后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不是存不存在和激不激烈的问题，而是“为了什么而竞争”的问题。只有始于改革开放的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分权才真正激励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展开竞争，就像张军和周黎安（2008）所描述的“为了增长而竞争”。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下，地方政府是纯粹的行政人，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争夺有限稀缺资源的“分蛋糕”式的向上的分配性竞争，而不是“做大蛋糕”的向下的生产性竞争。最终结果就是总量一定的中央资源分配到了某个地方，而社会资源总量和国家总财富没有明显变化。

改革之后的分权能够实现“增长奇迹”的原因在于其与改革之前的分权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所引致的激励差异：第一，改革前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中央的政治压力，而非来自本身所辖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压力。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改革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成为了地区经济的统御者，于是才有了发展辖区经济的意愿和竞争动力。第二，改革前的分权没有涉及政企关系，因为企业都是政府附属物。改革之后开始注重对企业放权，激励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而且也激励了地方政府对下放企业的扶持。第三，改革之后的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权和财政收入分享权，使得地方投入的资源能够有效的增值促进社会总福利增长，能够克服中央政府对改革的政治约束，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第四，市场化取向的分权化改革允许地方政府进行经济试点，创造了高度灵活、适应性很强的制度基础，促进改革的制度创新。 第五，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动是一元的，政治为纲。改革之后，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体制下，以GDP为最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决定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均直接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第六，改革之后的对外开放导致国际资源大量流入，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可以争夺的内容，地方政府竞争也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才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分权改革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其实不然，分权改革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分权化的大国治理结构并非中国独有，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化程度更高，甚至跟中国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的分权化程度也比中国高，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分权化治理就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分权治理的另一面：集权治理。与联邦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特征是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政治集权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和监督，能够通过等级制将中央政府的目标和决策逐级发包给地方政府，交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和实现。正是因为中央政府手中掌握有政治市场的稀缺资源——政治分配权和控制权，地方政府才为了争夺之而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标尺就是经济绩效。当各级地方政府都为了经济增长而努力时，全国的经济自然而然获得了高速的增长，可以说这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一种客观结果。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也存在竞争，但是它们不会像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在中央政府的“增长共识”之下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竞争，这也恰恰体现了我国集权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较短的变革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不恰当的政治和经济分权往往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不仅不能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掠夺之手”，而且还助长了地方私利的膨胀和地方保护主义。

制度变迁的解释

地方政府竞争是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主要与中央政府的集权和分权以及分权的形式和内容有关。而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紧密联系，即经济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产权制度、企业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改革，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摆脱了“死乱”循环，引发了追求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竞争，维持了三十年的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源于原有制度安排的不平衡，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中央政府的每次集权和分权都是出于改变当时困境，追求潜在利润的制度创新，也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随之变化。改革之前的混乱制度变迁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弊端使得价格机制扭曲、偏好模糊，新的获利机会短暂而微弱。改革之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价格机制和显示偏好完善，制度变迁呈现良性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契约关系平稳，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4

 

中国三十年来的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缔造了“增长奇迹”。而正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展开围绕gdp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张军、周黎安，2008）。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分权让利的改革战略，这就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也包括向国有企业的分权。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竞争，从而保证了中国在体制改革并不到位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厘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部逻辑必须了解具有中国特殊的地方政府竞争，而这应该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 

不同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改革之前的央地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并融入一些前苏联体制因素，建立起了单一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权力属于中央，地方的权力需要中央政府授权，服从中央的指令，并接受中央的监督。中央直接任命、调换和升迁地方官员来操控地方政治，并通过财政权控制地方经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弊端逐渐暴露，国家开始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1958年开始，中央进行了第一次权利下放，将大量的企业管理权、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劳动管理权、财税权下放到地方。但是在“大跃进”和“赶超英美”的背景下，由于权力下放过快过大，导致中央财力大大受损，也破坏了中央必要的统一性。于是中央不得不重新集权，收回了下放到地方的权力。 

中央的第二次分权始于1970年，当时出于两个目的：实现出于军事考虑的地方自给自足和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高增长目标。这次权利下放，追求地方经济自成体系，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调控，又造成了地区分割、重复建设、管理混乱，于是权力又再一次集中。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放权—收权”的恶性循环之中，放权随意性较大，没有法律根据，全属中央政府为解决集权体制的弊端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在这一时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比如大跃进时期的虚报粮食产量；各地纷纷学大寨，争当南泥湾等（刘亚平，2007）。但这一时期的政治取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并不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地方政府的独立经济利益尚未被合法化之前，地方政府即使对某种稀缺资源有需求，也只能通过隐蔽的、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渠道来表达。这种体现为“政治内幕”，更加隐蔽的竞争渠道难以为人们所直接感知。但是这种竞争主要是争夺中央资源分配的竞争，竞争结果全凭中央政府的裁决，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仅仅扮演执行中央政府指令的工具角色，并没有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有效的激励因素。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分权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而展开，中央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如从1980年到 1984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的财政收入分成体制，1985 年的利改税改革，1987年的“财政大包干”。1980年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1983年启动了金融系统的分权改革。由于缺乏规范性的放权让利，衍生出地方政府非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和盲目，也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1994年开始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改革，产生了分税制和加强中央银行作用，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明确划分税种，在一定程度上从制度上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适度收紧了中央权力，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传统的“活/乱”循环模式因没有随着“一放就活”格局的重新出现而被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以往的“条条”为主转变为“块块”为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逐渐从改革之前的争夺中央资源的“奔向顶层的竞争”转向了发展本地经济的“扑向底层的竞争”。 

改革前后的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 

央地关系的变迁主要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以及这些权力的分配能否在制度上固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放权程度甚至比改革开放之后还大些，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更为激励。因为改革前各地方政府均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工具，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同质性个体必然表现出比异质性个体更加激烈的竞争（洛伦茨，2000）。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地方政府统御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地区差异化较大，其竞争激励程度反而会降低。但是，改革前后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不是存不存在和激不激烈的问题，而是“为了什么而竞争”的问题。只有始于改革开放的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分权才真正激励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展开竞争,就像张军和周黎安（2008）所描述的“为了增长而竞争”。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下，地方政府是纯粹的行政人，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争夺有限稀缺资源的“分蛋糕”式的向上的分配性竞争，而不是“做大蛋糕”的向下的生产性竞争。最终结果就是总量一定的中央资源分配到了某个地方，而社会资源总量和国家总财富没有明显变化。 

改革之后的分权能够实现“增长奇迹”的原因在于其与改革之前的分权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所引致的激励差异：第一，改革前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中央的政治压力，而非来自本身所辖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压力。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改革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成为了地区经济的统御者，于是才有了发展辖区经济的意愿和竞争动力。第二，改革前的分权没有涉及政企关系，因为企业都是政府附属物。改革之后开始注重对企业放权，激励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而且也激励了地方政府对下放企业的扶持。第三，改革之后的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权和财政收入分享权，使得地方投入的资源能够有效的增值促进社会总福利增长，能够克服中央政府对改革的政治约束，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第四，市场化取向的分权化改革允许地方政府进行经济试点，创造了高度灵活、适应性很强的制度基础，促进改革的制度创新。

第五，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动是一元的，政治为纲。改革之后，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体制下，以gdp为最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决定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均直接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第六，改革之后的对外开放导致国际资源大量流入，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可以争夺的内容，地方政府竞争也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才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分权改革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其实不然，分权改革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分权化的大国治理结构并非中国独有，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化程度更高，甚至跟中国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的分权化程度也比中国高，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分权化治理就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分权治理的另一面：集权治理。与联邦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特征是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政治集权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和监督，能够通过等级制将中央政府的目标和决策逐级发包给地方政府，交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和实现。正是因为中央政府手中掌握有政治市场的稀缺资源——政治分配权和控制权，地方政府才为了争夺之而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标尺就是经济绩效。当各级地方政府都为了经济增长而努力时，全国的经济自然而然获得了高速的增长，可以说这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一种客观结果。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也存在竞争，但是它们不会像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在中央政府的“增长共识”之下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竞争，这也恰恰体现了我国集权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较短的变革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不恰当的政治和经济分权往往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不仅不能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掠夺之手”，而且还助长了地方私利的膨胀和地方保护主义。 

制度变迁的解释 

地方政府竞争是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主要与中央政府的集权和分权以及分权的形式和内容有关。而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紧密联系，即经济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产权制度、企业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改革，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摆脱了“死乱”循环，引发了追求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竞争，维持了三十年的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源于原有制度安排的不平衡，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中央政府的每次集权和分权都是出于改变当时困境，追求潜在利润的制度创新，也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随之变化。改革之前的混乱制度变迁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弊端使得价格机制扭曲、偏好模糊，新的获利机会短暂而微弱。改革之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价格机制和显示偏好完善，制度变迁呈现良性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契约关系平稳，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5

1898年6月，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预示着“亚洲觉醒”的到来。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近39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面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场伟大的变革，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为改革，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也有显著差别。比较两者的成败可以从客观环境、主观领导权、战略选择和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备的规律性因素，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客观现实的差异性

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产生的，比较而言，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大局趋于稳定，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两者的客观现实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不尽相同。

从客观条件来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清朝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已经历200余年，即便没有外敌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没落。其次，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戊戌變法前，清王朝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元气大伤。随着甲午战败，民怨四起，国内动荡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甲午战争后，大量的割地与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总之，戊戌变法前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变法很难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地恢复。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而勇敢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戊戌变法相比，改革开放处于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改革开放发生时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30年，正处在一个国家政权的上升期。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外交范围的挑衅，但敌对势力的侵略和强占已不复存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等关系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为改革扫清了所有外患障碍。可以说，良好的客观环境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领导权的稳定性

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权的不稳定造成的。一方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实权。以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们把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然而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受到了中央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的阻挠。与戊戌变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共产党的稳健领导基础上。首先是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领导集体，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行改革，中国将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其次，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发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最后，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威望甚高，对社会下层的可控性也更强。改革开放时新中国刚成立三十年，虽经历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信赖度很高，人民群众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力必将走向复兴。

由此可见，要在一个大国推进改革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没有一个坚强的致力于改革的领导集体，就无法设想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变革。

三、战略选择的系统性

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势必涉及多个层面。

戊戌变法颁布的指令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多个方面，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关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当时变法的推动者并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只是一味地在政权顶层推行变法，变法的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会中间得到广泛实施。随着变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触犯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当权者的镇压。

然而改革开放，中共在改革之初并无特别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实践中确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78年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到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随着改革的深入，从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到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布局改革，从1979年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正式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稳步前进。这样，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战略就逐渐形成。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得出：改革需要执政党和领袖对本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选择一个改革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实施下去，这样才能达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统的执行，这样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综上所述，以比较的观点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因素，诸如：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尽可能将改革控制在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之中；稳定的领导权是推行改革成功的有效保证，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稳定领导与自下而上群众参与进行有机结合；系统性的战略选择是对改革的整体把握，改革的战略选择应该具备一个明确的中心并得到系统的执行；所以必须做到在争取和累积社会共识基础上进行改革等等。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找到答案，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纵观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必将延续下去，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越来越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中国改革开放30年》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体制变革使得财政体制的变动更为剧烈。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有人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是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变化,表1(见下页)显示了在这30年中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财政收入绝对数除1979年和1980年略有下降外都有增加,财政支出绝对数也除了1980年和1981年略有减少外都以不同速度增长。与1978年相比,2007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加了45.76倍和44.62倍。从财政收支增长率来看,有的年份增长快,有的年份增长慢,而且在1994年前后几年波动较大,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如果与GDP增长率变化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在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率基本大于GDP增长率,而在1994年之前是有的年份GDP增长率大于财政规模变化率,有的年份小于财政规模的变化率。

    作为衡量财政规模的另一种更好的指标——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的变化则是另一种情形。图1和图2显示了改革开放30年国家财力的变动情况,FI/GDP和FE/GDP曲线都呈U型变化,并且以改革开放的第17年(1994年)为转折点,在1994年以前有下降趋势,而在1994年后又有上升倾向。1978年以来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百分比表示的国家财力呈明显下降趋势,1978年为10.18%,而在1995年下降到10.18%的最低点,在以后几年又有回升趋势,2007年达到了20.80%。与此相对应的全国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百分比在1987年为30.50%,在1996年达到最低点11.11%,2007年又回升到20.09%。

    二、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化的原因分析

    1.对财政收支绝对数增长的解释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这30年中GDP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1987年GDP为3 642.2亿元,而2007年是246 619.0亿元,是改革第一年的67.7倍。在财源扩大的基础上,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其次,价格变动也是引起财政收入增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方面,随着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财政收入会同比例地增长,表现为财政收入的虚增;另一方面,我国采用了累进税制,“档次爬升”效应使得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此外,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也会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方面的研究,以“瓦格纳法则”最为着名,之后,又有皮考克和怀斯曼的梯度渐进增长论和马斯格雷夫与罗斯托则的经济发展阶段。此外,还有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分析的,如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假说和选举权扩大增长论等。以上各种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不断增长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能解释全部原因。

    2.财政预算收支占GDP比重U型变化的解释

    从1978年开始,在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让利—放权—分权—非对称性分权”的改革路径。改革开放之前,国民收入分配实行统收统支体制,根据当时实践总结出的“2、3、4”比例关系①,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普遍较高。在改革开局之年,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仍未改变,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达30.78%。为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我国政府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步伐,多次对企业放权让利,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时向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运行状况不佳,微观效益不理想,政府逐年加大放权让利的力度,以激励企业行为。这使得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呈直线下降的趋势。同时,为扩大部门财务自主权,把一些本应纳入国家预算内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交给各个部门,实行自收自支,形成了大量的预算外管理资金,虽调动了各部门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积极性,但造成了预算外资金挤占预算内收入,肢解了财政预算,也使得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下滑。因此,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虽逐年递增,但其增行速度显然不及GDP的增长速度。1994年,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税收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财政预算收入体系,有效地阻止了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的势头。1996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税收作为预算收入的主体,要解释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从税收体制和预算体制两方面入手:(1)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是以增值税为主体,而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有密切联系,由于工业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税收收入也显着高于GDP的速度增长,从而财政收入也开始快于GDP增速;(2)通过预算体制进行分析。从预算编制阶段来看,在安排税收收入计划指标时往往低估,从而在一开始就预留了一定的“超收”空间;从预算执行阶段来看,由于1994年税制设计时的基本思路是“宽打窄用”,名义税负设置过高,因此随着近年来税收实际征收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税负持续接近名义税负,导致税收收入的高增长;从预算审批阶段看,现行预算法对“超收”的规定比较模糊,“超收”收入的决策与动用基本上在行政体系内完成,未纳入人大的审批范围。因此从预算收支扩张来看,预算内收入持续高增长,产生大量“超收”收入的根本原因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和不健全的预算管理体制。结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历程来看,1995年国家逐步实行“费改税”试点工作和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1996年又进一步强化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将一批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和基金转化税收征收,纳入预算内管理;1997年政府将13项基金和附加纳入预算内管理,减缓了预算外资金对规模的增长;199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完善,经济秩序逐渐好转,同时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增速比GDP增速快,造成了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的U型变化。

    同样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由于“低工资、高就业”等政策,需要对国有企业和工人进行大量财政补贴,财政预算支出占GDP比重相当高,在1978年仍为30.5%。为改变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调整政府职能和分配格局,激发经济活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财政支出规模也逐年下降。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真正启动了改革的历程。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对财政收支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不断减少对经济干预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一阶段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在经济体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之后,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增长,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满足公共需要;另一方面,政治决策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有决定性作用,不合理的决策机制扩大了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存在着政府预算中的“公地悲剧”。因此,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又逐渐回升。这一过程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三、结论

    改革开放30来,我国财政预算规模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财政收支绝对规模逐年增长,而占GDP比重则大致呈U变化。我国财政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化深刻地体现出了改革的过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征。经济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同时其他因素对财政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源于改革实践。因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是不现实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而要加以控制也是不太合理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个重要推动力量是片面的,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同时也导致了国家财力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

    [2]胡书东.公共财政改革与财政的两个比重变化[EB/ON].http://www.ccer.edu.cn/cn/

    [3]闫坤.对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8-04-21.

    [4]夏祖军.我国财政增收的来龙去脉[N].中国财经报,2007-12-22.

    [5]马海涛,肖鹏.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2):1-6.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7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38－0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体制变革使得财政体制的变动更为剧烈。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有人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是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变化，表1（见下页）显示了在这30年中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财政收入绝对数除1979年和1980年略有下降外都有增加，财政支出绝对数也除了1980年和1981年略有减少外都以不同速度增长。与1978年相比，2007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加了45.76倍和44.62倍。从财政收支增长率来看，有的年份增长快，有的年份增长慢，而且在1994年前后几年波动较大，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如果与GDP增长率变化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在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率基本大于GDP增长率，而在1994年之前是有的年份GDP增长率大于财政规模变化率，有的年份小于财政规模的变化率。

作为衡量财政规模的另一种更好的指标――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的变化则是另一种情形。图1和图2显示了改革开放30年国家财力的变动情况,FI/GDP和FE/GDP曲线都呈U型变化，并且以改革开放的第17年（1994年）为转折点,在1994年以前有下降趋势,而在1994年后又有上升倾向。1978年以来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百分比表示的国家财力呈明显下降趋势，1978年为10.18%，而在1995年下降到10.18%的最低点，在以后几年又有回升趋势,2007年达到了20.80%。与此相对应的全国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百分比在1987年为30.50%，在1996年达到最低点11.11%，2007年又回升到20.09%。

二、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化的原因分析

1.对财政收支绝对数增长的解释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这30年中GDP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1987年GDP为3 642.2亿元，而2007年是246 619.0亿元，是改革第一年的67.7倍。在财源扩大的基础上，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其次，价格变动也是引起财政收入增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方面，随着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财政收入会同比例地增长，表现为财政收入的虚增；另一方面，我国采用了累进税制，“档次爬升”效应使得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此外，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也会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方面的研究，以“瓦格纳法则”最为著名，之后，又有皮考克和怀斯曼的梯度渐进增长论和马斯格雷夫与罗斯托则的经济发展阶段。此外，还有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分析的，如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假说和选举权扩大增长论等。以上各种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不断增长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能解释全部原因。

2.财政预算收支占GDP比重U型变化的解释

从1978年开始，在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让利―放权―分权―非对称性分权”的改革路径。改革开放之前，国民收入分配实行统收统支体制，根据当时实践总结出的“2、3、4”比例关系①，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普遍较高。在改革开局之年，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仍未改变，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达30.78%。为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我国政府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步伐，多次对企业放权让利，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时向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运行状况不佳，微观效益不理想，政府逐年加大放权让利的力度，以激励企业行为。这使得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呈直线下降的趋势。同时，为扩大部门财务自，把一些本应纳入国家预算内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交给各个部门，实行自收自支，形成了大量的预算外管理资金，虽调动了各部门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积极性，但造成了预算外资金挤占预算内收入，肢解了财政预算，也使得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下滑。因此，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虽逐年递增，但其增行速度显然不及GDP的增长速度。1994年，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税收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财政预算收入体系，有效地阻止了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的势头。1996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税收作为预算收入的主体，要解释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从税收体制和预算体制两方面入手：（1）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是以增值税为主体，而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有密切联系，由于工业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税收收入也显著高于GDP的速度增长，从而财政收入也开始快于GDP增速；（2）通过预算体制进行分析。从预算编制阶段来看，在安排税收收入计划指标时往往低估，从而在一开始就预留了一定的“超收”空间；从预算执行阶段来看，由于1994年税制设计时的基本思路是“宽打窄用”，名义税负设置过高，因此随着近年来税收实际征收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税负持续接近名义税负，导致税收收入的高增长；从预算审批阶段看，现行预算法对“超收”的规定比较模糊，“超收”收入的决策与动用基本上在行政体系内完成，未纳入人大的审批范围。因此从预算收支扩张来看，预算内收入持续高增长，产生大量“超收”收入的根本原因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和不健全的预算管理体制。结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历程来看，1995年国家逐步实行“费改税”试点工作和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1996年又进一步强化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将一批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和基金转化税收征收，纳入预算内管理；1997年政府将13项基金和附加纳入预算内管理，减缓了预算外资金对规模的增长；199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完善，经济秩序逐渐好转，同时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增速比GDP增速快，造成了财政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的U型变化。

同样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由于“低工资、高就业”等政策，需要对国有企业和工人进行大量财政补贴，财政预算支出占GDP比重相当高，在1978年仍为30.5%。为改变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调整政府职能和分配格局，激发经济活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财政支出规模也逐年下降。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真正启动了改革的历程。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对财政收支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不断减少对经济干预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一阶段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在经济体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之后，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增长，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满足公共需要；另一方面，政治决策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有决定性作用，不合理的决策机制扩大了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存在着政府预算中的“公地悲剧”。因此，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又逐渐回升。这一过程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三、结论

改革开放30来，我国财政预算规模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财政收支绝对规模逐年增长，而占GDP比重则大致呈U变化。我国财政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化深刻地体现出了改革的过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征。经济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同时其他因素对财政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源于改革实践。因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是不现实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而要加以控制也是不太合理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个重要推动力量是片面的，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同时也导致了国家财力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

[2]胡书东.公共财政改革与财政的两个比重变化[EB/ON].省略er.省略/cn/

[3]闫坤.对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8-04-21.

[4]夏祖军.我国财政增收的来龙去脉[N].中国财经报，2007-12-22.

[5]马海涛，肖鹏.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2）：1-6.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8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贯彻党的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中国重温历史，展望未来的特别之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

回顾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带来的成就，中国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便是最有说服力的答卷，其中每个家庭所经历的改变更是其中的缩影。它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让后人不断从中汲取智慧，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四十年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作为一个80后，是看着黑白电视长大的一代人。那时候有电视的都没几户人家，我记得那时我家有个14寸的黑白电视机，家里每天都围满了人。《黑猫警长》，《舒克与贝塔》对于80后的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幸福了。想想如今的变化那真是天翻地覆。生活中各个方面都能深刻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进步和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值得自豪，但绝对不是自满的理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我们实施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重生态文明，着力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同时处理医疗问题、居住问题等，全面保障人民生活。其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风廉政建设刻不容缓。只有解决好这些矛盾与问题，才能使我们的发展更全面，更公平，更充分，才能不忘初心，继往开来，让社会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历经40周年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世瞩目，举世公认。这种“变”，不但是令世人瞠目的经济腾飞奇迹，是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的吐故纳新之变，更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脱胎换骨之变。

这种“变”，对中国而言，无远弗届，事无巨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惊叹于这“弹指一挥间”，竟能容纳如此众多的“变”。

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拥有前仆后继众多改革者的中国，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物质财富。而对一个曾把祖宗之法看得重逾泰山的民族来说，四十年的改革，确实是奇迹中的奇迹。和王安石变法之类士大夫的“书斋革新”不同，当代中国改革拥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共识，既有自下而上由草根阶层发起的“小岗破冰”，也有顶层设计智慧推动的“深圳兴涛”、“浦江逐浪”——由执政党领导，在没有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情形下，中国改革加速度地走向深入，结出硕果，同时改革具有普惠性特征，最广大的国民创造并分享着改革成果，这在世界改革史上堪称前所未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关键一招，需要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需要满足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充分激发释放基层群众、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的创新活力，我们才会有继续催生奇迹的“四十年”。中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有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不移，才能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改革开放这40年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性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20xx年新年贺词中讲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还是建设者。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改革开放历经40周年心得体会

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9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001-04

15年前的春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1992年1月18日开始,利用35天时间,南下巡视了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一路上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经中央整理以[1992]2号文件下发全党学习贯彻｡15年来,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15周年之际,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重新学习当年的南巡讲话,感到倍加亲切,对当今的改革开放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改革28年的历史回顾

我国改革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发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走过28个年头,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斐然｡回首历史,可圈可点｡

1. 28年改革开放历经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至1984年,是农村改革引发城市国企改革的阶段｡这个阶段中的改革做了四件大事,也是改革的四个亮点｡第一件事是真理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实现了拨乱反正｡第二件事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这是农村改革的第一大举措,打破了的旧体制,在全国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党用了短短四年时间,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第三件事是农村兴办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务工,解决了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安置,扩大了就业,走出了以工致富的一条新路,在农村培养和催生一大批企业家｡第四件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揭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是农村的改革引发推动了城市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引发了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

第二阶段是1985年到1992年,是探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我们国家放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阶段我国的改革有三大举措,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金融体制改革实行拨改贷｡第二件事是利改税的改革｡实行利改税之后,把利润改成税收,解决税利并轨问题,进一步理顺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第三件事是苏联解体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从1989年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到1991年9月份,苏联红旗落地,国家解体｡这个历史悲剧带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动荡,世界格局由两极冷战变成美国的单边主义,大家都在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一次大的争论｡小平同志到深圳､广州､上海的南巡讲话中,讲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最后,中央统一了思想,发了一号文件,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使我国改革从十字路口上又清醒地走出来,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1992年秋天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十四大报告正式确认我们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震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改革举措｡

第三阶段是1993年到2002年,是完善市场机制的阶段｡用新机制和新体制引导中国向前发展,这个阶段有五件大事值得圈点｡第一件事是放开物价,实行统配价格与非统配价格并轨,这是大胆的改革举措｡第二件事是汇率并轨,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内部官方牌价是1∶5.7,黑市爆涨到1∶10,国务院把官方牌价一次性并轨到1∶8.72,人民币一次贬值33%,造成当年我国的外贸由逆差变成了顺差,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第三件事是实行分税制,国税和地税分开,保证了中央财政的收入渠道,有了稳定的收入增幅｡第四件事是加入WTO,用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规范中国的市场机制,用外力拉动中国的改革｡第五件事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它是产权多元化的过程,这个举措使国有企业改革有了一个重大突破｡

第四阶段是2002年到现在,是探索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相统一的阶段｡我国东有拉美经济的警示,西有的冲击,面对这种局面,我国必须一方面大胆推进市场改革不动摇,一方面要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和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

2. 28年改革的“四大功绩”

中国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邓小平总设计师的理论勇气和改革胆魄,得益于2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收获和变化｡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8年的改革功不可没,28年改革的成果可总结为“四大成就”:

一是市场经济引进多元化竞争,竞争引发动力,带来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由卖方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这是改革开放28年的第一大功绩｡在计划经济年代,老百姓买东西凭票排队,这是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大特色,发票排队是短缺经济的象征｡有了市场经济的魔力和魅力,我们才实现了买方市场,进入了过剩经济｡这在计划经济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经济高速增长｡有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1%左右,1994年GDP年增长率达到14.6%,创历史最高,2006年GDP总量达20.9万亿元,年增长率是10.7%,又创新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增,排在世界第四位,人均GDP是1 702美元,排在世界第110位｡我国GDP是总量大､人均低｡这次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注重人均GDP的增长｡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已经出现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四个板块互动,一是东部提速,沿海特区开展二次创业(包括四省二市);二是西北大开发,包括11个省区;三是东北振兴,三省二盟(内蒙);四是中部崛起,以武汉和郑州为轴线,包括6个省份｡这样板区互动,板块叠加,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全面高速增长｡我们党运筹帷幄,驾驭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板块互动这样一个发展格局,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三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以民为本,民以生活为本,看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看人民生活水准的变化｡尽管现在分配不公,有大量弱势群体,但总体上看,我们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后期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2005年有关数据统计,乡镇的人均收入达到2 300元人民币,城市的人均收入达到6 700元人民币,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相比,翻了21.5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变化增长也在15倍以上｡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差距,纵向回头看,人人都满足高兴;横向看,穷人心里不平衡;总体上看,大家都不愿意回到“吃大饼子”时代,不愿意回到极左的年代,改革开放没有退路｡

四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在提升｡我国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内外因相结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协调高速发展｡同时,我国的外贸量在增加,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好位次｡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世界排名第一,到2006年末将达到1万亿美元｡原排名第一是日本,第二是中国,第三是香港,第四是台湾,现在中国已跃居第一位｡二是引进外资量在世界排名第二｡2005年我国引进外资是76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第二大引资国｡三是外贸进出口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三,成为第三大贸易国,排在美国､日本之后｡2006年我国出口9 700亿美元,进口7 900亿美元,加在一起将近1.7万亿美元｡四是我国GDP的总量在世界排名第四｡2006年2.5万亿美元｡第一是美国16万亿美元,第二是日本4.9万亿美元,第三是德国2.5万亿美元｡美元和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指数1∶2.5,如果按这个指数计算,我国GDP总量早已经超过了日本,真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为此,所有的国际会议都不能不谈中国｡有人称为“中国奇迹”,有人称为“中国威胁”,但不管怎么说,是中国改革的大环境带来了中国的巨大变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功不可没｡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28年改革开放群众受益了,大家都拥护｡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始于,成于邓小平｡

二､改革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理性地总结分析28年的改革开放,有成绩也有问题,深化改革中面临诸多的体制和结构性矛盾｡具体可归纳为“四个滞后”: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重新审视2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发现企业先进入了市场,政府还在留恋计划经济,有好多人喊着市场经济的调子,手里握着计划经济的权力,走行政审批的路子｡现在政府职能设计仍存在着“四偏三位”,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是改革滞后的典型表现｡一是机构偏大｡大机关､大政府,吃皇粮的人太多,行政成本太高,办事层次多､效率低｡二是职能偏宽｡从企业到经济到社会,政府什么都管,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三是对微观经济干预偏重,对企业插手太多,管得太死｡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宏观调控,微观经济应该由市场来调节｡四是行政审批色彩偏重,造成大政府､小企业､小社会,而西方国家是大企业､大社会､小政府｡由于政府职能设计有问题,从而造成“三位”:一是相对于微观经济的越位｡对于微观经济,企业家可以按照市场价值规律信号自己调节,解决投资和配置资源问题,用不着政府天天研究投资开发项目问题｡二是相对于公共财政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缺位｡在市场经济分工的条件下,政府工作重点是办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我们恰恰没有做到位｡三是相对于政企不分的错位｡企业替政府办社会,政府天天研究管制企业,这是一种职能错位｡政府要从微观经济中撤出来,集中精力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公共产品,它的基石是公共财政的支撑｡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设计政府职能,从微观经济中撤出来,重点转向调节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上来,这又是一次党和政府工作重点的新转移｡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物权,是所有制,是个人对财产的占有权和收益权,由于姓“公”和姓“私”的争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说农村土地实行联产承包20年了,改革的功劳很大,但现在弊端也出来了｡其弊端就是农村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很难实现机械化,小农户与大市场难以对接,农村改革面临第二步深入的问题,生产关系需要有大的突破｡把给农民的承包权变成产权,真正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产权不解决何谈现代农业｡再如林业,现要伊春搞林权试点改革工作,国家正在积极推广｡农业应做到耕者有其田,林业也应做到山者有其林｡孟子讲“人无恒产,则无恒心”,不无道理｡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最成功的是国有职工的房产改革｡在过去,国企和机关的家属房都是公家建的,产权也是公家的,分给职工住,房子漏了坏了全找公家修,维修费一年需要负担很多资金,形成了国企和机关的包袱｡房改把房子卖给职工,职工凑着钱､排着队去交钱,目的就是为了拿到房证,将其变为私产｡这样企业从此一次性甩掉了包袱,既富了职工,又活了企业,何乐而不为!所以,现在要打破垄断,资源要进一步市场化,明晰产权问题｡中国《物权法》的制定历时13年,创中国立法之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了八次,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今年3月通过了物权法｡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没有法律保障,产权主体则无法确定，这一微观主体难以真正壮大和发展｡产权制度的改革､物权的保护,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产权基础和法律保障｡

第三,我国的配套改革滞后｡农村的联产承包改革单兵突进,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唱独角戏,配套改革跟得慢,比如说金融体制改革,中小企业如何解决融资难问题,财政制度改革怎样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问题,税制改革怎么来调节分配,解决社会公平,增加中央财政收入问题,社会保障体制如何推进和完善等问题｡这四大制度改革的跟进速度慢,相对滞后,使得国企改革尚未取得最终的突破,使农村的改革需要第二次飞跃｡我们要跳出国企研究国企,跳出三农研究三农,呼唤着配套改革的到位｡如果金融､财政､税收､社保四大体制改革不能跟进,中国市场经济难以有更深入的发展,其他改革可能就此而止,难以深化｡

第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滞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九五”期间提出来的,现在到“十一五”期间,十年时间过去了,现在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强调这个问题,目的是解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要由速度型变成质量型,由外延型变成内涵型,由粗放型变成集约型｡我们还在政府配置资源,政府主导改革,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旧胎记,很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级政府要展现政绩,就必须拉资金上项目,显现政绩等待提拔,结果大面积重复建设,投资效果不好,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所以,这种干部管理体制不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难以到位｡为此,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力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环境问题｡

现在看,我们“四个滞后”是28年改革留下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我们今后要改革突破的四个体制｡实践证明,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改难度越大,越改成本越高,真可谓改到深处是体制,改到难处是产权,改到硬处是结构,改到痛处是利益,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攻克难点,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1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要清醒地认识当前的改革形势,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做深化改革的促进派｡

1.三次改革大争论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我国改革28年历经三次大的争论,可以说,改革是在争论中走过来的｡这种争论是长期反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武装头脑,就会拨开迷雾认清方向,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

第一次争论是1982年到1984年,解决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争论的主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自此,我们历经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配为辅等几个量变阶段,到党的十四大最后确定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

第二次争论是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改革受苏联的震荡,出现中国改革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正了航向,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做了结论,全党集中精力致力于经济转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

第三次争论是2005年6月份到2006年1月份,大概历经了八个月的时间,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主题是中国28年中国改革开放怎么看,中国出现了不和谐､不公平应该由谁负责｡现在弱势群体增多､三农问题加重､分配不公､社会缺乏稳定的因素等不和谐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在给“不和谐”病因确诊的时候出现了两派代表,一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为首的,是一种穷人经济学视角的反思改革派,认为中国出现诸多不和谐是因为改革改出了问题,中国的改革需要反思和调整,认为中国改革背离中国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实际上是一种向“右”转,走回头路的倾向｡另一派是改革的推进派,以北京大学教授吴敬琏､张维迎为代表,他们提出中国出现的不和谐和不公平问题不能记在改革的账上,而恰恰是改革没有到位产生的后果,中国只能加快改革,才能突破这个瓶颈,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由于我国的垄断行业太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经济发展环境不宽松､体制性平台没有搭起来,最终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而非中国改急了､改过了｡北京召开“两会”,总书记一锤定音,支持了第二派｡在“两会”上海团的讨论中,胡总书记做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指出:中国改革的大方向不能动摇,必须继续推进｡国务院总理在新闻会上也指出:中国目前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不改革没有出路,倒退是不行的｡胡总书记和温总理的讲话为这次硝烟四起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定下了调子,指明了方向:中国改革只能继续推进,别无选择｡

2.中国与前苏联改革的比较与分析

中国和苏联都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后来都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路径和方式不一样,其中有三大特征和区别:

区别一:中国的改革是渐变性的,由量变到质变,苏联的改革是“一夜到位”的突变,休克疗法,全部实行私有化,震荡大,损失大,最后导致卢布大贬值,国家大解体,改变了世界冷战大格局｡

区别二: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政府设计改革,控制了局面,保持了稳定和繁荣,防止了社会动荡｡但此举有利也有弊,弊是改革改到政府头上就改不动了,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政府职能转变很难｡

区别三:中国的改革是分层次循序渐进的改革,先是农村土地实行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引发城市国企改革,沿海带内地,先富带后富,这些都是小平同志亲自设计的改革路径,由点到面,分层推进｡这种改革循序渐进,保持稳定,很有成效｡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0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遭遇了不少挫折。“文革”结束时,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这种状况距离社会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与此同时,我国周边的东亚“四小龙”已经开始实现经济起飞,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那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认真反思,我们党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毅然决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GDP由3645亿增长到47.21万亿,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作为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超大经济体,保持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从1978到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21810元,实际增长9.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6977元,实际增长9.6倍;农村贫困人口大大减少。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兴利除弊中自我完善和发展。30多年来,我们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充满活力,国际地位显着提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我们党当初没有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在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严重危机。

    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一定基础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这个基础和条件就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积累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环境极度恶劣。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53—1978 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6.5%,这也是个不低的发展速度。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挫败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起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安全环境。这一时期我们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儿童入学率从解放前的20%增至1976年的97.1%,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处于最高水平,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归结为亦步亦趋地效仿“苏联模式”,从而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除对资本家的改造和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政策外,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更是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比如,毛泽东同志多次号召全党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我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这些打破极端僵化的苏联计划体制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鉴于苏共的腐化蜕变,我们党特别强调社会平等和党的纯洁性,尽管存在种种偏差,但客观上看,这种扁平化的、不存在强大“分利集团”的社会结构减少了后来改革开放的阻力。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也发生了种种“左”的偏差,包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尽管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段历史时期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然,这些挫折和失误也为后来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客观上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即极“左”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促使全党全国同心同德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把这些错误实践本身,同老一辈革命家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同扞卫社会平等和正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动机区分开来。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两者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1

一、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探索中也有挫折。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经济制度上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加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自身难以克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弊端,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国民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此时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兴起,世界各国抓住机会,经济迅速崛起。面对困境和压力,邓小平指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新时期,找到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更加清晰而宽广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继承和发展了在中国第一次革命中形成的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改革开放实践上迈出的一个个重大步伐。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制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党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行动纲领。在坚持改革开放中开辟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要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手段,需坚持不断的实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没有尽头。

二、改革开放是建设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宝

1、改革开放推动我们面向现代化

改革开放要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化。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成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建设、从计划到市场、从贫困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轫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改革是体制演进的方式,改革也是制度生存的方式。开放是体制变迁的历史发展,开放也是制度创新的时代选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发展,是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需要放开搞活,开放即放开,放开即解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改革开放推动我们面向世界

改革开放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改革开放是解决一系列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的法宝,必须面向世界,在全球化的开放的国际背景下,运用改革的办法,主动的解决国内问题。改革开放是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后得出的重要结论。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一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增加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它一方面使国际之间的竞争转到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从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成为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国际上站得住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争取一个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条件。二是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改革开放变得更为迫切。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关联性空前强化,使得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要求我们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必须坚持走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一个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将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以及兼顾本国和国际社会利益来实现发展,赢得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并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3、改革开放推动我们面向未来

改革开放要立足当今,面向未来。社会主义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尤其是发展解决生产力的矛盾,但这个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总体和谐下的局部矛盾,只能用改革的而非革命的手段来协调和理顺一切关系。改革开放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法宝。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是旧的体制,任务是对僵化的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代之以充满活力的新体制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革是通过体制革命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决定了体制革命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坚持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开放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改革各种具体体制;改革开放不但不是抛弃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4、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宝

改革开放是应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应对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赢得主动,抓住机遇的根本法宝。在“”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支持并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使全党从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既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处在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形成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系统理论,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建设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宝。提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判断,其深刻意义在于指明新世纪新阶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方向。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也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说到底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三、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1、改革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改革中不断前进的社会,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的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还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使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还强调“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 从扫除发展生产力障碍、体制的重新构建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深刻性和广泛性改变来说,改革是有深度的革命性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快速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中国注入极大的生机活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涵盖了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社会全方位的改革,为社会主义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促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现代化,同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加快发展,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的展开了,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2、开放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外在动力

邓小平在思考和指导改革的同时, 也非常关注对外开放。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列宁对外开放思想, 鲜明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早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邓小平就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3、改革开放面临时代压力亦是发展趋势

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的时代特征和趋势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压力。

新时期对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凸现时期,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民主法制不够健全,社会制度不够成熟。

同志深刻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8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

【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5-136,129-130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6,78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136,242,266,370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5―136,129―13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篇12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一、叫卖文化的内涵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 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二、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插进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三、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商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四、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对商业发展的影响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五、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未来走向预测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者：重庆市永川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永川调查队，永川区人民政府官网 ，2016